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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张宏杰历史作品集（共4册）

作者：张宏杰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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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中国国民性演变史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读书去精读：jingdo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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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0-07-01

ISBN：97875538091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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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自序 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

第一编 正面 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第一章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第二章 用笨人，做笨事：湘军的制胜之道

第三章 “病人”曾国藩

第四章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第五章 曾国藩的私人生活

第二编 左侧面 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

第六章 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第七章 “不要钱”的“大帅”

第八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第三编 右侧面 迷信和天命

第九章 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第十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跋 成圣又如何

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扛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吗？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辞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分明的人，能够放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谄笑处处作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从此弥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是说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胡适批评他们：“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以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以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页边，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就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辞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写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平处，不在隆处，在污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至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自序

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

一

听说我要写曾国藩，许多朋友都不赞成。

说满大街都是写曾的书。那意思是，这个人被写得太滥了，你不怕写不出新意吗？

其实从许多角度来讲，曾国藩几乎是一个没有被书写和挖掘过的人物。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虽然铺天盖地，百分之九十却是“成功学”一类，什么“曾国藩发迹史”“成功绝学”“做官与做人”……“成功”虽然没有什么不好，无乃太单调乎？

剩下那百分之十大部分也只从政治、军事或者思想这类宏大的角度去“提炼”曾国藩，一样不免有枯燥乏味处。

而我想做的，是用细节构建一个立体的曾国藩。

二

和大多数人一样，最初接触曾国藩时，他不过就是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一方面总在思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写了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

如果朝代久远，曾国藩也必将被时间风干成丑陋的木乃伊，和那些供在“名人堂”中的塑像一模一样。好在他离我们还算近，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从一本《曾国藩家书》开始，《曾国藩日记》、《曾氏三代家书》，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能静居日记》几年间陆陆续续进入了我的书架和电脑。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曾国藩的皮肤慢慢恢复了弹性。我发现，细节中的曾国藩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老人家很少洗澡，经常几个月才洗一次脚。

他老人家在做穷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时多收一点“份子”，他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随别人的份子随得很多，“分资较周到”。可是事后想起自己还要做“圣人”，又对自己的小算盘“批判”不止。

他老人家在做总督的时候，用下属单位进贡的钱，给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用这个小金库的钱公款吃喝、送红包。但是到离任的时候，对小金库中剩下的钱，一文也不染指。

他老人家在打仗的时候，一遇到左右为难之时，就翻开《易经》，自己算卦。

他老人家曾经十分迷信风水，甚至嘱咐自己的弟弟要好好研究风水之学。不过到了晚年，他又改信“天命”，对风水置之不问。

……

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

三

当然，“细节”不仅仅“好玩”。通过“细节”，我们可以完成两个维度的“穿越”：一是对曾国藩内心的“穿越”，另一个是对晚清社会的“穿越”。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通过曾国藩，我们更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这本书缘起于二〇〇七年，那一年我开始系统阅读《曾国藩日记》。在阅读过程中经常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因此产生了通过梳理这些琐碎而分散的资料，给曾国藩一生算算账的念头。沿着这个念头，我找到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这里面汇集了大量的曾国藩亲笔，内容林林总总，拉拉杂杂，有书信、杂记、日记、对部下的“职务鉴定”、给别人相面的结论等等。其中有一个账本，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窥见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在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更可以直接体察到清代京官薪酬体系对官员行为的多方面影响。

通过观察曾国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库”，如何拒绝和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如何面对户部报销时索要的八万两“部费”，我们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这种观察常常可以澄清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比如所谓“陋规”，它的产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尽入私囊。事实上，它是晚清财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也不会在遭遇大灾，军粮都缓征的情况下，坚持收自己那份“陋规”。可以说，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清代财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机构运作过程的一个特殊断面。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可以说是学习和研究晚清政治社会史的过程。

四

选择在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2011年）之际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几年来，我阅读他越深，对他的敬意越重。

因为这种敬意，二〇〇八年春天，我从长沙转了六次车，去了一趟湖南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

“富厚堂”院子很大，不见其他游人。一场微雨刚过，静翳清爽。虽然曾国藩生前没能亲眼见到这座建筑，但在兄弟和儿子的主持下，建筑中处处透着鲜明的“曾氏风格”：房屋举架很高，线条刚硬。墙的外面用青砖，内墙则是清一色的土砖。既轩昂厚重，又质朴简单。里面陈设简单，除了几张雕花大床外，家具多是农家风味。因为没有管理人员，可以随便在曾纪泽坐过的椅子上坐坐，静静地欣赏墙上他的手泽。

这座宅院的一大特点是后面圈进了半座山坡。沿着土夯高大院墙拾级而上，在后山上走了一圈，雨后的树木清香袭人，不知名的鸟儿叫声清脆。这种清幽，曾国藩朝思暮想，却没能享受到。虽然疲惫至极，但是多次的退休请求始终没有得到慈禧的同意，只能“鞠躬尽瘁”，客死他乡。

虽然“故居”名不副实，但我在这里确实感受到了曾国藩的气息。

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熟悉我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和我以前的作品写法上有很大不同。它少了许多感觉和议论，多了大量的资料和引注。我想做的，是尽量用第一手材料构建这个人，在细节中呈现这个人和那个时代。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二〇〇九年春天，明月同学不辞辛苦地带我去厦门大学图书馆查阅《湘乡曾氏文献》。当然，那位中年女图书管理员服务态度之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曾经到上海师范大学，向王澧华先生当面请教。他的《曾国藩诗文系年》一书在曾国藩研究中至今仍然相当重要。我还曾坐火车卧铺远赴鸭绿江边，面对江对岸白云缭绕的青山，在自由研究者刘忆江先生“江边庄园”和他讨论曾国藩的种种细节。他的《曾国藩评传》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国藩传记之一。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葛剑雄教授。他“突破常规”，充分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同意我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给予了宝贵的指导。这使我依靠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条件，集中精力完成了“左侧面”部分，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先“套种”出这样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注释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特别是应编辑的要求，为节省版面起见，在不影响普通读者阅读的情况下，引用岳麓版《曾国藩全集》的大多数引文时删掉了具体页码的注释。因为时间仓促和体裁原因，也有个别引文没能加注或没能准确加注，特别是“正面”部分。因为最初是给一本较为通俗的刊物写的，因而这种情况更多，只能敬请原文作者和读者原谅。按照我原来的设想，这本书还应该包括《曾国藩的心理特征》《曾国藩的亲情与友情》《曾国藩与湖南气质》等几个部分。由于时间原因，看来只能等几年以后再出这本书的续集了。

第一编

正面 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第一章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的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1]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即一八五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即一八三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即一八五〇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即一八五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即一八五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2]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辱。

一、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二、“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3] 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咍。

…………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十月初四，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期。岁以内，终当蝉蜕，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 [4] 也就是说，本想回家奉养父母，但是欠债太多，筹不到路费。不过不久之后，总会克服困难，返回家乡。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曾国藩像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5] 。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 [6] 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后来对刘蓉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输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7]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态：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当中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当中，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中国的事，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

三、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一｜

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和这个官僚体系战斗的决心，坚定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事实证明，他太过天真了。咸丰皇帝并没有这个魄力。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8]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他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闲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咸丰皇帝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嘻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

｜二｜

那么，“为京师权贵所唾骂”又是怎么回事呢？

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9]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三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命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作罪犯抓来，与琦善一同审讯。这明显是违反大清律的。然而对这个建议，满朝无人反对。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 [10]

就是说，琦善虽然权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办他的罪行，则自然应该以罪犯待之。举报他的那几个司员官位虽低，现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像罪犯一样抓来当堂对质？如果举报者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况且皇帝只命会审琦善，并没有命令兼审其司员。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那必须先请旨。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另一个“大名大位”者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折奏请从严议处”。 [11] 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尚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为可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地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四、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一｜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的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

咸丰二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陷落。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因此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 [12] 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鉴（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 [13]

｜二｜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14]

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曾国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的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

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块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些钱了事。

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的圣旨为假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

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又这样进行解释：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 [15]

就是说，二三十年以来，官场形成一种黑白不辨、不痛不痒的含混作风。偶尔有人批评这种作风，则大家相与议论，说他不懂事，好显摆自己。我昔年做六部官员时，对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办理团练，又遇到几个有实权的人，不许我触及他们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再谦逊退让，则一事无成。而且这么多年来，心里也憋着一股火，于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么多。

他又说：“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三｜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对国家的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的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的、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说过：“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的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让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曾国藩自己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开启他们的天良。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确实也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黠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16]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

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

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更是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

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曾国藩向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

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

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和曾国藩气味不投。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等着要看曾国藩的笑话。绿营兵见状，胆子更大，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

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射圃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所以被绿营兵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夺门而逃，几步跑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绿营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装不知。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绿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规矩了。

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鲍起豹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过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

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地拥着这几人而去。

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

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

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 [17]

｜四｜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能寐。

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的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诉一番！

然而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瞧不起我，我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五｜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确实是赤手空拳。

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

一是无办公场所。

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状态，这块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而不是“统辖”。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

三是还没有经验。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实际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环节要从头学起。

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官员们不齿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焘、郭崑焘、刘蓉、左宗棠，也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竟没有一人愿意前来帮他。

当然，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

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然而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动。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

｜六｜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

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没有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认真思考绿营兵种种弊端之原因，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选朴实山农。比如“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比如实行厚饷和长夫制度。这些创新，都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制定军事原则难，具体的筹备工作更难，曾国藩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断失败，不断犯错。我们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创建水师的。

有水师就要有战船，曾国藩找来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

曾国藩开始想造木排御敌。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则利于仰攻，不利于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纸上谈兵，造好木排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当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

既然无人会造，曾国藩就自己设计。湖南湖北赛龙舟风气很盛，于是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氏战船”。曾国藩自己说：“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蟀之足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

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来，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曾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 [18] 两位军官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介绍了外地舰船的大体模样，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试验。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 [19] 字字不虚。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七｜

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

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只想出了一个办法：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处劝捐筹饷。

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八月到咸丰四年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得钱不多，招怨不少。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

甚至因为劝捐，他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精于小事疏于大计的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着交部议处”。

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八｜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

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的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他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这样重大的捷报还是头一次。皇帝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顶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20] “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五、曾国藩的江西之困

｜一｜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湘潭大胜之后仅仅九天，他在长沙给弟弟们所写的信中沮丧地说：“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十六日又说：“余近来因肝气太躁，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

也就是说，湘军筹饷上的困难一如既往。曾国藩仍然经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

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在地方官员眼里却被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军事离不开民事，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敢于撄皇帝之逆麟。这次才知道此人本领大，以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即南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二｜

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曾国藩在奏折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罗泽南克复广信以后，臣本欲调之折回饶州、都昌，以便与水师会攻湖口。陈启迈则调之防景德镇，又调之保护省城，臣均已曲从之矣。旋又调之西剿义宁，臣方复函允从，而陈启迈忽有调往湖口之信；臣又复函允从，陈启迈忽有仍调往义宁之信。” [21]

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要对商人抽税，地方官员马上也抽，强分一杯羹。曾国藩要任用一个地方上的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对敢于接近曾国藩的绅士打击报复。盖有曾国藩关防的捐输执照，不被地方官员承认，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又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说他“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等等，极尽污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挤垮曾国藩之势。曾国藩在江西的数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自己说在江西“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连与曾国藩积怨很深的王鑫，也不无同情地说：“涤帅遭际若是，直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

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痛骂毒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忆这段经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员出山带兵，本是基于对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对他如此提防，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长年寸心如焚。“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累之所以一沈（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一向对曾国藩多所讥评的王闿运，在编写《湘军志》时，也在日记中对曾国藩深表同情：“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22]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三｜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曾国藩在奏折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如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州县之手？”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官员，而“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

他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 [23]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而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一个个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都有违臣道。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忠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次他们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他在给郭崑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仍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太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垂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碴儿吆喝，一年当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24]

被酷热击中的荷叶镇，夜半仍然如同处于火炉中。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 [25] “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不得相见一为倾吐”。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渐渐的，曾国藩静下心来了。

曾国藩反思到，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 [26] 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

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 [27] 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极！”

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 [28]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 [29]

温甫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经过反复回忆，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四｜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30] 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他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

到了长沙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销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好友们的误解。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沈（沉）毅愤发……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

然而这套儒道溶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第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说：“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批评挖苦他道：“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听命，与皇帝节节辩论，回答道：“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葨不前之罪。”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只好让步抚慰，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朕独知！”

在皇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此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经手未完事件，拟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起程日期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

第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他以前对战争中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 [31] 。

｜五｜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道道，有大员被他的气场震慑，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京城一些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32]

曾国藩晚年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李秀成自述原稿

当然，最能表现曾国藩的“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的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种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使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迫不及待地违反了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具，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这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的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一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六｜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其内心操守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小事件，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是恭亲王奕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的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也就是说，醇亲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一向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峻拒之意显然。

奕譞不甘罢休，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而是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

醇亲王奕

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至荷。 [33]

又一次给了奕譞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除了对奕譞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凛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后，醇亲王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刚子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比，其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的。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七｜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34]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为最大功劳，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的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遭遇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梁启超说：

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宗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35]

[1]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2]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二日。

[3]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道光二十九年，致陈源兖书，第59页。

[4]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73页。

[5] 《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9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复黄淳熙，第431页。

[7]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92页。

[8] 《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元年，复胡大任。

[9]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10] 《曾国藩年谱》，第19页。

[11] 《曾国藩年谱》，第20页。

[12] 《曾国藩全集·书信》，复欧阳兆熊，第134页。

[13] 《曾国藩年谱》。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复欧阳兆熊，第134页。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复龙启瑞，第414页。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与张亮基，第208页。

[17] 王闿运：《湘军志》。

[18] 《曾国藩年谱》，第38页。

[19] 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20]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六月十六日，谕纪泽、纪鸿。

[21]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470页。

[22]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

[24] 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25]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五月初五。

[2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与骆秉章，第268页。

[27] 《曾国藩全集·书信》，转引自《复骆秉章》，第456页。

[2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与刘蓉，第487页。

[29]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七年即一八五七年，第833页。

[30]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

[31] 《曾国藩全集·奏稿》。

[32] 《能静居日记》。

[33] 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同清廷间的十次深刻政治危机》。

[34] 《能静居日记》。

[35]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第二章

用笨人，做笨事：湘军的制胜之道

一、“选士人，领山农”

｜一｜

咸丰三年，曾国藩决心创建湘军。

用什么样的人来组建这支军队呢？

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选士人，领山农”。

今天，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但是，曾国藩的选人原则恰恰相反。

曾国藩选择湘军将领，专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有经验的绿营军官。在可以考证的湘军一百七十九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一百零四名。这些人大多是乡间的秀才和举人。

按理说，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连武举考试，都重点比试体力和武艺。同时，军事是一项专门技术，无法纸上谈兵，自然以有实际经验者为宝贵。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择从没上过战场、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

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摇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让信仰出战斗力，让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在坚定的信仰之下，一个人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不光是政治上的敌人、军事上的敌人，更是文化上的敌人。他所进行的，是一场文化保卫战。只有号召起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投身于这项事业中，湘军才有可能成功。

如果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他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

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此人是一位奇人，身世之悲苦、运数之奇，只有今天韩剧的主角可以相比。他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籍课徒自给” [1] ，而且命运极惨。他成年之前，母亲与三个兄长就先后饥病而死，他十九岁就开始教书挣钱养家，刚欲尽尽孝心，竭力供他读书的祖父和嫂子也病死了。二十九岁那年，他更是遭遇了生命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那年，他又一次从县城考秀才回来，徒步赶路，半夜才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妻子的哭声。原来因为大旱无粮，他的三个儿子都饿死了。“十年之间，迭遭期功之丧十有一。至二十九岁，而长子、次子、三子连殇。” [2] 他参加了七次科举考试，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到四十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战争，他肯定会以一个老秀才之身老死牗下，默默无闻。

罗泽南

但是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么穷苦，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成了曾国藩的一名嫡系部下。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还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他“每战必先，忠勇冠时” [3] ，在他带领下，湘军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 [4] 。从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是因为他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时分毫不差。有人问他制胜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 [5] 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 [6] ，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

罗泽南带兵的方式也极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塾师故技，“朝出鏖兵，暮归讲道” [7] ，每天白天打仗，晚上就把部下招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 [8] 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 [9] 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10]

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他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 [11]

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 [12]

湘军之所以有超强的战斗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理学信徒为军官，成就了一支有灵魂的队伍。

｜二｜

当然，用读书人做军官，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读书人容易夸夸其谈，眼高手低，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此曾国藩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用，在“士人”之中，他还有一条十二个字的标准，哪十二个字呢？

“有操守，没官气，多条理，少大言。”

有操守，是指有信仰，有原则；没官气，就是没有官僚习气，质朴；多条理，就是头脑清楚，做事有条有理；少大言，就是不吹牛，说话实在。

曾国藩之所以“选士人”，而不用绿营军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非常反感“官气”。

什么叫“官气”呢？就是旧体制内的习气，比如做事讲资格、讲程序、讲表面文章而不求实际。曾国藩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 [13]

官气较多的人，就喜欢讲资格，摆架子，说话不出格，循规蹈矩。这样的人，自然魄力不足，没有朝气和创造力，遇事但由下人经手，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不辞辛苦，亲自去实际体察一番。乡气多的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懂官场规矩，好逞能，好出新花样，做事不知道瞻前顾后，照顾别人，因此做事容易引起物议。但是曾国藩宁愿用有“乡气”之人，而不用有“官气”之人。没有官场经历的人，失之在没经验，但优点是敢于创新。旧的官场习气如同传染病一样，一旦传染上，就很难根治了。

因此曾国藩乐于选用低级士人，即秀才或者举人，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过官场经历。

在没有官气的读书人中，曾国藩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宁选笨的，不选聪明的。

我们今天用人，往往会愿意选择反应快、头脑灵活的人。曾国藩却愿意用看起来比较笨拙的、心眼实的人。他说：“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是因为其军官“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心眼太多，办事不实在。所以“湘勇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坚决不找心眼多的人。 [14]

一般人选择人才，都愿意选口才好的，但是曾国藩选将领，却喜用“不善说话”之人。为什么呢？他说：“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 [15] 就是说这些会说话的人，到关键时候，不见得靠得住。

罗泽南的接班人，另一位湘军名将李续宾，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说话”的“笨人”典型。

李续宾也是一个乡下读书人，贡生出身。曾国藩说他的外表“抠衣恂恂”。什么叫抠衣恂恂呢？就是双手拱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弯着腰，一副非常恭谨老实的书生形象。李续宾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口才不好，不爱说话，但是理学修养极深。他的弟弟李续宜后来谈起他们兄弟的治军原则时说：“治兵，只实做程、朱主敬存诚工夫，终日静默，不妄言，不妄动，抱定孔子临事不惧、好谋而成二语作主脑，其临阵则全是以静待动，谋定后发，虑胜后战。” [16]

曾国藩在《李忠武公神道碑铭》中说：“公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士卒归心，远近慕悦。”又说：“行类大愚（拙之至，故类大愚），乃动鬼神。” [17]

就是说，他非常不爱说话，人多的时候，他在那儿坐一天，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他这个人非常实在，遇到敌人，他让别人打好打的地方，他自己打不好打的地方。遇到分粮饷的时候，他给别人好的，自己要差的。所以大家都非常佩服他。所以曾国藩总结他的做人风格，说他是大智若愚，他的诚恳能够感动鬼神。

｜三｜

军官用笨人，士兵更是用笨人。曾国藩“选士人”的下一句，是“领山农”。

什么叫“领山农”呢？

绿营兵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兵源不好。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因为，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 [18]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 [19] 因为他怕这些绿营兵把绿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20] 。

征兵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这是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21]

所以，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绿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濠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 [22]

就是说，湘军军人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完成。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四｜

曾国藩在处理湘军内部关系的时候，也是两个字——“拙诚”。

在不少人心中，曾国藩这个人往往是“权谋”的代名词，认为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甚至老奸巨猾的人。谈到领导力的时候，大多数人也会把领导力和权力混为一谈，甚至认为领导艺术就是权术，就是手腕。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的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个才是他领导力的源泉。

一个集团领导者的个人风格，往往决定整个集体的风气。如果领导者习惯用权术，整个团队肯定会充满权谋斗争，巨大的精力会浪费在勾心斗角当中。要想不出现这样的局面，领导者就要跳出权谋思维，采取“拙诚”思维。

曾国藩对待下属，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用权术。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23] ，要对同事、下属推心置腹。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老家写信给弟弟曾国荃，反思自己以前当官的方式，他说：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 [24]

就是说，我原本是一个老实人，没什么太多的心机。但是以前因为在官场上混，也学了些权术，结果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心术学坏了，另一方面，咱们笨人，用这些权术用得不如别人好，往往会让人看出来，只让人笑话，有损无益。

所以他接下来说：

近月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25]

就是说，我这几个月在家里反省，决定以后一辈子就老老实实做事，还我老实人的本色。所以你在外边，也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这一路，要是习惯了用机巧，那就会一天比一天堕落，人品也就败坏了。纵使别人都对你使心眼，你也要坚持假装不知道，一直以笨拙、真诚来回应他，时间长了，他也不好意思和你耍心眼了。如果你也和他钩心斗角，两个人进入恶性循环，那事情只能会越来越坏，对谁都不好。

所以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湘军中形成了说真话、办实事的风气。曾国藩在集团内部，说话往往是很直接的：“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 [26]

平时多说些正道、实话，不怕说得多，时间长了，大家自然知道你是为大家好。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但是不能把恶意攻击别人当成直率，特别是不能在背后谈论别人的短处。

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的时候，对这点不太习惯。李鸿章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痞子气”，谎话张口就来。曾国藩大营有一个规矩，每天大家都要很早就起床，和曾国藩一起吃早饭。李鸿章是一个爱睡懒觉的人，很不适应。所以他刚到曾国藩大营，就谎称自己头疼，起不了床，不和别人一起吃早饭。

中年李鸿章

曾国藩一听非常生气，知道他在耍滑装病，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必待幕僚到齐乃食。” [27] 你不来，大家都不吃。

李鸿章只好仓促穿好衣服，踉踉跄跄跑来吃早饭。这顿饭吃得气氛很紧张。曾国藩平时吃饭，经常和大家谈话，讲些道理，说些笑话，这顿饭却一言不发。

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28]

吃完了，曾国藩一放筷子，对李鸿章说，少荃（这是李鸿章的字），我这里最看重的是一个“诚”字，所以谁也不要说谎。你不想吃早饭，也不要说你生病了。

李鸿章听了，从此再也不敢偷懒，终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在曾国藩面前，他再也不敢轻易说谎了。

这是曾国藩处理内部关系的办法，即以“拙诚”为本。

曾国藩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

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率不和贻误事机。臣等一军……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29]

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二、“结硬寨，打呆仗”

｜一｜

曾国藩用人用笨人，打仗也打笨仗。

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

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张德坚撰写的《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盖盗亦有道也” [30] 。太平军“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颇有纪律，诡计百出” [31] 。

确实，太平军在与清军的作战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度力”，“灵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太平军在作战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裹胁大量民众为兵源，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让敌人目眩神迷。太平军每占一地，常习惯将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打仗的时候，他们经常把大量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所以初次和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失利，就是这个原因：

与此贼战有两难御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弥谷，动辄二万三四万不等，季洪岳州之败，梧冈樟树之挫，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伺暇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抚州诸战是也。二者皆难于拒御。 [32]

那么，曾国藩以什么战法对付太平军呢？

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作“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 [33]

这种打仗风格，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笨”。

怎么个笨法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结硬寨”。

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趋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 [34] 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四小时行军，走三十里，然后就不走了。接下来干什么呢？再花四小时挖沟修墙。

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么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沿着这个沟再筑起两道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两米，深要近三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子墙半之，墙厚六尺”，营墙也是两层，外面的一层高两米多，宽两米，里面的一道尺寸减半。 [35]

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

这种做法确实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的事。这样，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主要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挖土方，行起军来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三十里。

湘军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的时候，湘军没有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在岳州，湘军的营盘曾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所以曾国藩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

咸丰九年，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巧，见湘军每天做的不过是挖沟、砌墙、站墙子这一套，很不以为然，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 [36]

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

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问题，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不先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然后再出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了他的套路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

毛泽东引用了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37]

曾国藩的作战思想正是这样。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38] 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 [39]

两个人打仗，在那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做主，而不要做客，要善于变客为主。

｜二｜

正是因为这种“主客”思维，导致湘军攻城的办法也很特别。他们采取“挖沟法”围城，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市活活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困死、饿死。

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 [40] 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石木。坚城之下，如果强攻，守城者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攻城的时候，背后还往往会受到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就会导致攻城失败。

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挖沟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援军的攻击。这样，湘军在城墙下两道长壕间就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

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攻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待，就从主变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运用的都是这个战法。

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但问题是时间成本很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因此，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计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往往等到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大效与？ [41]

天下为什么大乱？因为聪明人太多了，相互欺诈。湘军最后成功，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拙，一个是诚。

[1] 朱孔彰撰，向新阳、朱美士标点：《湘军史料丛刊·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70页。

[2] 钱基博：《湘学丛编·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2012年，第16页。

[3]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59页。

[4]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5页。

[5] 朱汉民：《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8页。

[6]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73页。

[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45页。

[8]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1915年，第164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9] 《异辞录》第一卷，第23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1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498页。

[11]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101页。

[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664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616页。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57页。

[16]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京华印书局铅印本，1926年，第18页。转引自王继平主编：《曾国藩研究》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5页。

[1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41~342页。

[18] 《曾国藩全集·批牍》，第32页。

[1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349页。

[20]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06页。

[21]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61页。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436~437页。

[23]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502页。

[2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3页。

[2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3页。

[26]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671页。

[27]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28]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29]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365页。

[30] 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31]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五，见《东溟文集》。转引自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170页。

[3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00页。

[33]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201~213页。

[34]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165页。

[35]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页。

[36]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转引自葛荣晋：《葛荣晋文集》第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3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6页。

[3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402页。

[40]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6页。

[4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73页。

第三章

“病人”曾国藩

一、天生身体素质不佳

｜一｜

曾国藩天资之平庸，不仅体现在智商上，他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他经常叹息自己“禀赋不厚”，“受质本薄”，“志亢而力不副” [1] ，“志欲强而气血不能副” [2] 。也就是说，上天给他的身体底子太薄，他志向虽然远大，却没有足够的体力相配合。

这方面证据很多。

一般二十五岁到三十九岁之间被称为人的壮年，有研究表明，三十五岁时一个人各方面综合能力会达到顶峰。然而，还没到三十五岁，曾国藩就已经出现了早衰的征兆。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九岁的曾国藩进入翰林院正式为官。翰林工作非常清闲，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养望。然而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三十岁的曾国藩却在日记中记载：“是日微觉耳鸣”。二十三日日记又记：“自十八、九以来，人疲乏不清醒，耳微鸣。”而此数天里曾国藩并没有从事什么高强度的工作。到了第二年，他的耳鸣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剧。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道光二十二年，他却在家书中说：“总以耳鸣为苦。”如果不是耳鸣严重，他不会对家里提起。

同样是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还发现自己稍一用脑，就感觉头昏疲劳。这一年五月十八日，曾国藩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说：“男身体如常，……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 [3]

三十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他就感觉异常疲劳。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十多句话，就会觉得“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

常言三十而立，此时的曾国藩应该正当精力最盛之时，却经常耳鸣、气短、疲劳，曾国藩自己也表示“不解何故”。才三十一岁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叹息，说自己“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良可恨也” [4] ，精神容易感觉疲乏，就像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这实在是太可恨了。

曾国藩身体底子薄的表现还有经常生重病。他在三十岁、三十三岁和三十六岁时，得了三次大病，其中前两次都很严重，差点死掉。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底，曾国藩得了一场重病。病状是体温忽冷忽热，身体虚弱至极，最严重时连续十七天完全无法进食、无法下床，一个多月无法走路。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

……（七月）廿二日，人大困……口渴无似，舌胎一日数变……

自廿一日起至初八，共十七天，除药水外，一无饮食。初九日，能下床，倩人抱持。十一日，吃饭。以后数日，每日由床抱至胡床上，冥坐终日，每餐食饭碗许，而半步不能移动。十五日，始用山药一碗咽饭，不用油盐。十八日，开晕，吃猪腰子，每日一对。廿一日以后，添吃肺、肚、心等。十八日后暂（渐）次学步，颇能行走一两步。以后倩人扶持，每日走几步。廿四、五日以后，渐能走矣。 [5]

这场大病，幸亏“用药不差”，加上同乡欧阳小岑精心护理，曾国藩才逃过一劫。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曾国藩在赴四川主考途中又大病一场。他从河北出发时就已经染病，到陕西时病况更为严重。时任陕西巡抚的李星沅热心为曾国藩延医治疗，回程之时，曾国藩作“西征一首呈李石梧前辈”，详述自己的患病经过：

疟疫难指名，热寒互嬗谢。粒食经旬辞，况能问燔炙？

带月方首涂，参横未云罢。颠簸笋舆中，磋磨破腰胯。

奴子苍黄询，庸医再三诧。猛然肆造攻，云当一战霸。

恶莠虽已锄，良苗亦失稼。隔旦嘻其疲，无复平生咤。

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 [6]

这次生病与道光十九年的大病有些相似，两次都在盛夏发病，都是体温忽冷忽热、十多天完全无法进食。在路上所找的“庸医”下药太猛，在消除症状的同时，也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导致他“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又一次病倒，以至于不得不搬到报国寺养病。他赋诗说：

去年肺热苦吟呻，今年耳聋百不闻。 [7]

曾国藩因此叹息说：

吾生卅六未全老，蒲柳已与西风邻。 [8]

也就是说，我现在才三十六岁，正是壮年，但是已经形同蒲柳，快被西风吹断了。

这些还仅仅是曾国藩身体出现问题的开始。

｜二｜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曾国藩效仿倭仁等人，开始以记日课为标志，全方位“学做圣人”，试图“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十二月初七日，他又在日记中给自己规定了“日课十二条”，工作量陡然增大。同时每天自起床起到睡觉止，精神一直高度紧绷，以防止自己出现什么不符合圣人规范的言行。

曾国藩对自己攻伐不休的结果是压力过大，精神过于紧张，用功两个月后，身体撑不住了。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开头就记载：“早起吐血数口。”

以今天的医学知识分析，吐血的原因有多种。除去肺部疾病外，也可能是胃溃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精神压力过大容易导致胃部疾病，这是今天的常识。然而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不少古典小说中都有“吐血而亡”的情节。

曾国藩也非常惊惶，接下来在日记中如此分析了一番：

不能静养，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一至于此；再不保养，是将限入大不孝矣！将尽之膏，岂可速之以风？萌蘖之木，岂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况我之气血素亏者乎！今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 [9]

可见曾国藩认为自己的身体此时已经很危险，形同“将尽之膏”，如果再不好好保养，可能“限入大不孝”，也就是先父母而去了。他认为以后应该从节制欲望、调节饮食、减少思虑三方面来保养身体。

随后几天，他尽力从精神上自我调节，“自十日失惊之后，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

然而，到了十六日，他竟然出现了脑血管疾病的前兆。正月十六日日记所说：

倦极，心神恍惚，若不自持……陪客，坐不安席，若舌比平时较短者，屈伸转旋俱不适。黄茀卿约饮，竞不能去，不知身体何以亏乏若此。 [10]

感觉舌头比平时短，说话不灵，这已经是脑血管有问题的证明。多年后曾国藩中风之初的症状与此非常相似。而此时曾国藩才不过三十二岁。

曾国藩致曾国荃家书，谈及自己的病情

曾国藩本来希望通过“猛火熬”，“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灰心。他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地经受磨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七天、舌头说话不灵后第二天，他给诸弟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

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11]

我天生身体素质差，经常耳鸣，容易疲倦。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想到这里，就非常灰心。以后如果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还清家里的旧债，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这辈子识了几个字，知道了一点道理，就可以了，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是因为身体不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千万千万！

二、劳累过度又添疾病

｜一｜

当然，这只是情绪陷入最低谷时的自哀自怜之辞。曾国藩其实并没有从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从未回头。他一如既往地刻苦自励，果决坚毅，奋勇自拔，仍然每天把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满，从不放弃对自己任何一个行动或念头的监督。这样持续地对自己“猛火熬”了几年的结果，是耳鸣疲倦之病未去，其他疾病又接踵而来。

三十五岁起（道光二十五年六月起），他得了一种困扰终生、给他带来无尽痛苦的疾病：皮肤病。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

男在京平顺，惟身上热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约有大指头大一颗，通身约有七八十颗，鼻子两旁有而不成堆，余皆成堆。脱白皮痂，发里及颈上约二十余颗，两胁及胸腹约五十余，现以治癣之法治之。有效与否，尚不敢必。 [12]

十几天后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写得更为详细。

余在京身体如常。前日之病，近来请医生姜姓（名士冠）细看，云是肺胃两家之热发于皮毛，现在自头上颈上以至腹下，无处无之，其大者如钱，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涂之，则转红紫色，爬破亦无水。不喜着衣盖被，盖燥象也。 [13]

他身上开始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奇痒异常，抓烂作痛。

曾国藩的皮肤病很有名，因此还引出很多传说，比如说他是“巨蟒转世”等等。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曾国藩的皮肤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神经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我们看一下外科学对此病状的描述：“本病多累及中青年。”“多对称广泛分布于头皮、躯干、四肢。开始常先局部奇痒，搔抓后出现针头至米粒大小的多角形扁平丘疹，淡红、淡褐色或正常肤色，质地较为坚实而有光泽，表面可覆有糠秕状菲薄鳞屑，久之皮损逐渐融合成片，皮肤增厚，皮脊突起，皮沟加深，形似苔藓……自觉阵发性瘙痒，常于局部刺激、精神烦躁时加剧，夜间明显……本病病程慢性，常年不愈或反复发作，一般为夏重冬轻。” [14] “病人因病情反复发作、长期不愈、阵发性瘙痒、夜间加重而有烦躁、焦虑、失眠等表现。” [15]

综合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的描述，他的症状与此高度吻合。当然，曾国藩的病症与“银屑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银屑病的典型表现是“境界清楚、形状大小不一的红斑，周围有炎性红晕。稍有浸润增厚。表面覆盖多层银白色鳞屑。鳞屑易于刮脱，刮净后淡红发亮的半透明薄膜，刮破薄膜可见小出血点。皮损好发于头部、骶部和四肢伸侧面”。

不论是神经性皮炎还是银屑病，情绪紧张、精神焦虑及过度劳累都是重要的引发原因。按医疗手册，医生在诊断难愈的皮肤病时，应该“详细询问病人是否有过精神紧张、性情急躁、思虑过度、忧郁、劳累、失眠等神经精神因素。” [16]

曾国藩并没有此类皮肤病的家族病史，之所以患病，应与他数年严厉自我管理导致的精神长期紧张有关。曾国藩确实在发病前经历了长期的“精神紧张、思虑过度”，而在得病后也是越焦劳越容易复发。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他在写给叔父母的信中说，只要用脑稍为过度，皮肤病就会被引发：

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癣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 [17]

后来他还回忆说：

余患病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 [18]

以平庸的身体资质试图成为圣人，付出的身体上的代价就是如此。

这种病严重影响形象：头面部长满皮癣，无法觐见皇帝，甚至无法见上官。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与诸弟书中说：

身体虽平安，而癣疥之疾未愈，头上面上颈上并斑驳陆离，恐不便于陛见，故情愿不考差。 [19]

皮肤病常常使他终夜难眠，因为发作严重之时，奇痒难挨，需要彻夜爬搔。咸丰五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在与诸弟书中说：“癣疾日甚，身无完肤，夜不成寐。” [20] 日记中也常有“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之类的记载。皮肤病发作严重之时，曾国藩什么事也做不了。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致陈源兖的信中描述皮肤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时说：“今岁以来，颓散万状，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叶。盖治癣之药无一不痛，而身无完肤，触目生愁，遂因是忼愒而不顾耳。” [21]

这类皮肤病的另一个特点是反复发作，难以治愈。

曾国藩在致陈源兖的信中曾担心地说：

历问世之病癣者，罕能拔本塞源，惧其遂与我终始也。 [22]

一语成谶。曾国藩的皮肤病确实百般医治无效。为了治疗这种顽疾，曾国藩想尽了办法。一开始中医大夫告诉他，这可能和祖坟没有打扫干净有关，要家里人去扫坟。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致信父母：

医……又云：“恐家中祖茔上有不洁处，虽不宜挑动，亦不可不打扫。” [23]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家书说，他请了一个医生，此人不光是大夫，身上还有“法术”：

侄身上热毒，近日头面大减。请一陈医生，每早吃丸药一钱，而小有法术。 [24]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曾国藩致诸弟书，说他以前擦过铜绿膏，现在用石灰水擦患处：

我身癣疾，春间略发而不甚为害。有人说方，将石灰澄清水用水调桐油揸之，则白皮立去，如前年揸铜绿膏。 [25]

这些治疗偶尔暂时有效，但过后不久肯定又复发。道光二十六年三月，曾国藩对诸弟说，他正在试用膏药治疗：

三月初有直隶张姓医生，言最善治癣，贴膏药于癣上，三日一换，贴三次，即可拔出脓水，贴七次，即痊愈矣。初十日，令于左胁试贴一处，果有效验。 [26]

但事后证明此次效验并未持续多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曾国藩致父母说：

男癣病虽发，不甚狠，近用蒋医方朝夕治之。 [27]

虽然想尽办法，寻遍名医，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特别是战争期间，每当战事不利，他身上便“癣痒异常，手不停爬”，以至于搔得浑身出血而仍不止痒。“左腿已爬搔糜烂，皮热作疼。”有时双腿血肉淋漓，“两脚皆烂”。 [28]

我们在家书、日记中随处可见曾国藩在皮肤病折磨下的呻吟。比如咸丰五年四月二十日家书：

余在营平安，惟癣疾未愈，精神不足，诸事未能一一照管。 [29]

咸丰八年七月廿一日家书：

癣疾久未愈，心血亦亏，甚颇焦急也。 [30]

咸丰十一年五月廿五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甚至叹息说：“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 [31]

事实上，在家书中他并不愿过多提及疾病的痛苦，在日记中记载得则较多。我们仅看同治元年初的几天：

三更睡，癣痒，竟夕爬搔，不能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 [32]

癣痒殊甚，三更后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 [33]

睡后，左腿爬破，痛甚，彻夜不甚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三日） [34]

睡后，彻夜不能成寐，而癣不甚痒。（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日） [35]

日来癣痒异常，遍身若有芒刺者然，数夜不能成寐。（同治元年正月初六日） [36]

睡后，三更癣痒殊甚，四更乃得甘寝。（同治元年正月初七日） [37]

｜二｜

曾国藩与精神因素有关的疾病还有失眠。 [38]

咸丰七年，曾国藩丁忧家居，因为伸手要官被皇帝解除兵权。他遭遇人生最大的挫折，抑郁难解，心情极差，开始持续失眠。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回忆说：

咸丰七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 [39]

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日内心绪少佳，夜不成寐。” [40] “兄身体如常，惟中怀郁郁，恒不甚舒鬯，夜间多不成寐。” [41] 咸丰八年正月十日致郭崑焘的信中说：

仆恪守礼庐，诸托安善，惟心血积亏，夜罕佳眠，或通夕不寐。 [42]

他后来谈到失眠的原因，认为是抑郁和焦躁导致：“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 [43]

从那之后，这一症状也跟随了他一生。在从咸丰七年到同治十一年，十六年间，失眠对曾国藩来说是家常便饭。即使成眠，每天也不过能睡三四个小时。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晚年每天大抵都是在二更三点，也就是晚上十点多上床。 [44] 这在今天看来睡得不算晚。但是他往往都是三更后才能成寐，就是十一点之后才睡着，而四更末或者五更，也就是两点多或者三点就醒了。在这个过程中还经常“屡睡屡醒”“醒来多次”，因此每天睡眠时间不过三四个小时，睡眠质量也不高。我们打开曾国藩晚年的日记，“不甚成寐”“稍能成寐”“颇不成寐”等语，比比皆是。他悲叹说：“余多年不获美睡。” [45] 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二更三点睡，尚能成寐，五更二点醒，近日无此美睡。” [46] 也就是说，从十点多睡到近四点钟，睡了五个多小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睡眠时间并不足，在他却已经是难得的“美睡”了。

｜三｜

因为劳累过度导致的疾病还有眼疾。

中国传统社会习惯早睡早起，比如乾隆皇帝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已经起床了。但是早起的前提是早睡。乾隆皇帝睡得也早，晚上八点就已经上床，这样每天可以睡七八个小时。

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是晚睡早起，习惯于在晚上读书治事。这一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因为曾家出身小农，从父亲曾麟书开始就形成了白天耕作、晚上读书的传统。

曾国藩将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白天诸事纷扰，上灯之后，万物俱寂，正是他专心读书写作、审阅文件的最好时光。

传统时代没有现代照明设备，灯光昏暗，极耗目力。曾国藩为博得一第，苦读二十三年，点了翰林之后，仍然每日刻苦用功。结果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他三十二岁时，曾国藩就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最早提到自己的眼睛问题：“申初到家，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 [47] 也就是出现视物模糊的现象。

因此才三十六岁，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后来他在给郭崑焘的信中说：“自丁未年（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三十六岁）已用增光镜。” [48] 虽然目力不佳，但是曾国藩繁重的事务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眼睛，特别是他从军之后，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文件，因此目疾不可避免地日益恶化。到了四十六岁，花镜已经不起作用了。“则虽有镜而无甚裨益。或看书作字，雾里采花，濛濛无似，何其惫也。” [49]

到了晚年，曾国藩仍然坚持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他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十点多上床，除去吃饭时间，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六个小时，导致眼睛经常疼痛、发涩，严重时只有暂时停止工作，闭目保养。比如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九日，他在日记中叹惜说：“每日寅正即起，至傍夕将及八个时辰，真觉日长如年。而目光眵涩，不耐久视，不敢多看书，稍多则干枯作疼。本日自申至戌，竟不看书。” [50]

数十年透支目力，终于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工作过于繁重，六十虚岁的曾国藩一目突然失明，“右目倏已无光，左目亦复昏蒙” [51] 。他在日记中说：

眼蒙殊甚。令纪泽视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茫无所见矣。纪泽言瞳人尚好，可望复明，恐未必然，因闭目不敢治事。 [52]

右眼珠已经变色，而且毫无光感。剩下的一只左眼，看东西也模模糊糊。按今天的标准，曾国藩此时已经可以算作盲人了。对一个脑力工作者来说，脑力和目力是最重要的两项能力，失去任何一项，余生都将极为痛苦。因此一目失明对曾国藩精神打击甚大。他不光因“不能治事”而痛苦，更担心剩下的一只眼睛也随之失明，让他彻底陷入漫长的黑暗中。为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他想尽一切办法，或者以“墨晶镜”挡风避光，或以“中空积水”的玛瑙中的水滴眼，或者请气功师发功，或者反省自己的精神修养，认为这是“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 [53] 。然而无论如何，他的右目皆不能复明，左目也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幸运的是，曾国藩只活了六十二岁，如果再多活几年，他可能真的会陷入双目失明的苦境之中。

｜四｜

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身上的病一样样增多。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身陷各种新的疾病当中。

他血压高，经常眩晕，“余患眩晕之症，……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 [54] ，“余眩晕尚未全愈，每到枕之时、起床之际辄晕昏，久之始定” [55] 。

他经常腰痛，“左腰有寒气作痛” [56] ，“此二日内腰疼异常” [57] ，“腰疼畏寒，夜不成寐” [58] ，“腰疼旬余” [59] 。

他得过疝气。他在家书中说：“余新患疝气疾，右肾偏坠，肿痛殊甚。” [60]

他脾胃不好，经常胀肚、腹泻、腹痛。“腹痛，次早作泄。近日腹泄，几及半月。” [61] “余近尚有腹泄之疾，每日一二次不等，幸不甚剧。” [62] “余自二十一日重发眩晕，二十四日以后泄泻不止，二十六日呕吐。……余之病目为本，眩晕次之，呕泻又次之。” [63] [64] [65]

他经常牙痛。“牙痛殊甚，不能治事。”“是日牙痛数次。”

此外他还多汗，“余身体尚好，惟出汗甚多，三年前虽酷暑而不出汗，今胸口汗珠累累，而肺气日弱” [66] ，“畏热殊甚，汗出如雨” [67] 。腿软，“两脚无力，登降犹须扶掖” [68] ，“腿软之症，想系衰年常态，不复施治” [69] ，“余胃口尚好，惟两腿酸软未愈，上下皆需人扶掖。昨日拜折起跪亦需人扶” [70] 。脚肿，“余脚上浮肿，肥而且硬” [71] 。咳嗽，“因咳嗽，勉强静坐数息，果有效验，可停一二刻不咳” [72] 。脚烂，“又有左脚已烂不能着靴之苦” [73] ……

他自己感叹“几全身皆病矣”。操劳加重了他的早衰。咸丰八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

夜，倦甚，精神委顿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挹，不无闷损。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 [74]

说自己早衰，说自己年未五十，精神已然极为“委顿”。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四十八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七十多岁的人：

是日大雨，竟日不息。写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惫之状，如七十许人。盖受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读书学道，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是日未看书习字。 [75]

曾国藩非常羡慕那些身体好、精力充沛的人。同治六年的一天，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日记中感叹道：“竹如年七十五而精神强固，娓娓不倦，余则疲乏甚矣。” [76]

三、尚强力勤与养生克己

｜一｜

普通人如果身患曾国藩这样的多种疾病，不要说难于建功立业，能够维持正常生活都已经很不容易。然而曾国藩却带着这些疾病，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业。

因此，曾国藩的一生，是典型的“船小载重”，或者说“小马拉大车”的一生。别人的一生，发挥了天赋潜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曾国藩的一生，把上天赋予的潜力发挥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

曾国藩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强”字。

曾国藩是一个尚雄强的人，他一生以好汉自居，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曾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 [77]

所谓“强”，就是“以志帅气”，“勉强”自己。一个人疲惫不振，是“气”弱。因此应该以“志”也就是意志力来统帅自己，强令自己。他告诉曾国荃，人的一生不应该顺着自己的本性来，随波逐流，而应该逆着来，这样才能增长才干，成就事业。“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 [78]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在这个世上立定脚跟，能依靠的只有“自强”二字。他说：“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79] 同治三年四月，曾国藩曾集古人成语作一联以自箴：“强勉行道，庄敬自强。”

因此曾国藩一生，每天都在战斗，每时都在战斗。他不光在与敌人战斗，更是在与自己战斗。与自己战斗的方法，就是“困知勉行”。他说，“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 [80] ，“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 [81] 。他在劝诫浅语十六条中引用了这样三句话：

《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82]

他一生从不服输，遇到困难，总是打起全部精神，挺将过去，他说：“打得通的，才是好汉。”咸丰九年十月他曾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83] 其意乃在发愤图强。可以说，支撑曾国藩一生奋斗的，正是这种“自强”精神。

王聿均在《从日记书札中探讨曾国藩之内心世界与自强思想》一文中说：

曾氏所历者，并非循序渐进，平静无波，其内心时见和谐清明之象，时有矛盾挣扎之状；时而刚毅坚忍，时而消沉颓唐；时而旷达恬淡，时而急功好名。进退之徘徊，天人之交战，动机之相激，忧乐之交迭，此起彼伏，无时或息。从其日记中可以征之。此亦曾国藩之所以为曾国藩欤！

｜二｜

除了“强”字，支撑着曾国藩带着病体工作的另一个字是“勤”字。

曾国藩一生反感懒散的生活态度。他认为人之大恶不过是意志消沉、苟且偷生、不求上进，生活上随便潦草，工作上马虎懒散。他说：“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84] 又说，“人败，离不得个‘逸’字” [85]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86] 。

曾国藩非常推崇“勤”字。他说：“勤则百弊皆除。” [87] “勤则寿，逸则夭。” [88] “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89]

他说，古往今来，那些圣贤伟人，没有一个不勤劳的：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90]

曾国藩认为，身体衰弱不是懒散的理由。相反，操劳工作正是战胜衰疲、振作精神的最好办法。他对弟弟说，即使体弱，也不应该懒散。“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 [91] “精神愈用则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阻。” [92] “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93]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曾国藩日记可以发现，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尽可能地工作。平时白天处理公务，接见各方面人员；入夜还要阅公文，写奏折。即使是在出差路上、轿中船上，他也从不浪费时间，或者看书，或者默诵，或者思考。

曾国藩在论为官之道时，说为官者当有五勤：“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 [94] 他自己正是这样贯彻这个勤字的。

曾国藩认为，勤奋工作，不负上天赋予的这一天，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检省一日之言行，“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 [95] 。他说的“君子有三乐”，有一乐就是“勤劳而后憩息”。 [96]

勤劳一生的结果，除了办成无数大事外，曾国藩还留下一部《曾国藩全集》。湖南岳麓书社2012年修订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有三十一巨册，一千六百万字。这还只是曾国藩保存下来的文字，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不少散佚。比如湖口水战曾氏坐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 [97] 。从郭嵩焘的日记中还可以得知，曾国藩还有《茶余偶谈》《礼记章句校评》等著作未整理刊出，因此我们可以估计，曾氏一生创作的文字当在两千万字以上。这样算来，以首尾三十三年计，曾国藩每年写作六十万字左右。仅以全集中的家书而论，曾氏家书自道光二十年始至同治十年止，三十二年间现存一千四百五十九封家书，约一百一十万字，平均每年写了七十三封家书，其中最多的一年是咸丰十一年，写了至少二百三十五封。足证曾氏之勤非常人可比。

上天赋予曾国藩的智力和体力，本来只够他完成一生事业的十分之一。他却通过“勉强”，把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逼到了极限，越过了极限，每天承担着超过普通人十倍的工作量，发挥出超过上天赋予的十倍能力。逼迫着他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承认曾国藩是一个英雄。

｜三｜

在严重的疾病面前，“强”和“勤”二字是进取。除此之外，曾国藩也有退守的一面，那就是讲求养生之道。为应对身体状况，曾国藩经常总结经验教训，为强身健体想尽了各种办法。

经过漫长的实践，曾国藩总结出养生八字诀：

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 [98]

所谓“惩忿”，就是不要经常动怒。他说：“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99] 所谓“窒欲”，就是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即知节啬也”。曾国藩说，体质强壮者就好比富人，偶尔浪费一点无妨。但是像他这样的体弱多病者就如同穷人，只有一点点身体底子，必须省着花，一点也不能浪费。

“少食”，就是饭无过饱。而“多动”，就是加强运动。这无疑是非常符合现代健康理念的。怎么加强运动呢？在传统时代，并不流行跑步或器械等健身方法。曾国藩的主要方式是饭后散步，他每天要求自己饭后走三千步。

这八个字如果再浓缩为四个字，就叫作“君逸臣劳”。“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 [100] 什么叫君逸臣劳呢？“省思虑，除烦恼，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 [101] “君逸”就是养心，“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要清心寡欲，胸怀宽广。也就是“惩忿、室欲”，或者说是“静”之道。“臣劳”就是身体四肢要经常锻炼，才能筋骨常健，保持健康，这是“动”之道。

曾国藩晚年经常与弟弟们在家书中探讨讲求养生之法：

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起早之人，无不寿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102]

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103]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学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 [104]

归纳起来，他认为养生需要做到以下数事：一是早起，二是眠食有定时，三是学射有定时，四是每饭后行三千步，五是临睡洗足。这几件事，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也不失为颇可借鉴。这几件事，曾国藩晚年长期坚持，得到实益。他写道：“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余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105]

养身的一个重要入手点是养心。曾国藩的身体症况很多是精神因素导致的，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在日记当中说：“近日之失，由于心弦太紧，无舒和之意。以后作人，当得一松字意味。”

为了能放松自己，减轻精神压力，他曾多次尝试过静坐：“每日静坐时许，以资调摄。”但是他发现对别人好用的办法对他效果不佳。“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心，并摄身不少动摇而不能。”

他认为身体的症状反映出的是心灵修养的不足。他说：“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因此他经常阅读玩味道家著作，以无为思想自解。他在给部下的信中说：“年来骨肉哀戚之事，层见迭出。以精力匮乏，亦遂强自排解，涣然若托于庄周刘伶之徒者。”他还经常通过吟诵玩味文学作品来放松心情，特别是爱读陆游、苏轼、陶潜等人的诗。“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他在日记中记载，范仲淹年谱的一段文字对他触动很大：“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106]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

讲求保养，对曾国藩的身体颓势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却不能治本。因为他的承担过于艰巨，工作量无法减轻。

消耗曾国藩生命能量最巨的当然是太平天国战争。这一漫长的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 [107] 。刘体信（声木）《苌楚斋随笔》中则引用他父亲、淮军名将刘秉璋的话说：“先文庄公尝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粤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

平定捻军更让他的身体大大恶化。他在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日记中说：“次早展视四体，两臂、两腿、腰脊，瘦去一半，膝以下更甚。” [108] 而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更是严重打击了他。再回两江之后，曾国藩感觉实在是太疲劳了。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全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

他在日记中说：

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 [109]

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曾作《自箴韵语》，全文是：

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道穷。

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

资质之陋，众所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

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 [110]

虽然感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虽然已经油尽灯枯，病入膏肓，但曾国藩仍然保持着勤奋的习惯，尽管他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很差，但他还是坚持每天除处理公事外，都要读一点书。有时眼睛实在不行，就闭目默诵一段古书。如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是除夕之夜，他在晚上还要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正月初一，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自《公冶长》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

同治十年下半年起，曾国藩感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仅看七月前几天的日记：

七月一日，他说：

疲乏之至，不能治一事，非仅畏暑，亦衰颓甚矣。 [111]

七月二日：

暑气稍却，温《史记·卫霍传》，疲乏之甚，目若一无所睹者然。 [112]

七月三日：

疲乏殊甚，屡次在洋床上，屡次小睡。 [113]

七月四日：

思作文而不果，屡在洋床小睡。……拟作文而不能下笔，在室中徘徊或小睡，困倦若不能自支者。……脾土不旺，食物辄欲作呕，中气不足，坐立均觉不宁。 [114]

八月初九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 [115] 。但是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八月十三日出发，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大阅兵。他自金陵出发，经扬州、清江浦、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上海、吴淞口，将治下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的末尾，曾国藩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和检查制造局。

这次长途旅行让他非常疲惫。回到南京后第六天，他“梦中小解，竟湿被褥”，自己感叹“老年衰弱乃至此极”！

到了十一月，曾国藩身体更差。十一月三日，甚至因腹泻拉在了裤子上，“急起大解，而裤已先污矣” [116] 。然而他仍然每日照常工作，从不休息。

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生命不止，填海不息。他把自己逼到了极限，也让自己的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

｜二｜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麟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江太夫人得的是急性脑溢血。

同治十年十二月十日，曾国藩出现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时，曾国藩右脚一度麻木。“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近日手掌皴皮粗涩，面尤憔悴，盖血虚已极，全不腴润矣。” [117]

进入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危症再现，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钱子密来一谈。语次，余右脚麻木不仁，旋即发颤，若抽掣动风者，良久乃止。” [118]

二十六日，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

“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之戈什哈（卫士）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动风者。然等候良久，而苏赓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余先归。到署后，与纪泽说话，又许久说不出，似将动风抽掣者。” [119]

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死引起的。用中医的说法，这是中风之前兆，或者“小中风”。如果有今日的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这样的病情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曾国藩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患的是危症。正月二十三日，小中风发作，曾国藩本来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曾国藩的女儿说：

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 [120]

但是曾国藩对死亡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省三的人，然后阅《通鉴》二百二十卷。傍夕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莱一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

二十六日，曾国藩的病再次严重发作，幕僚们劝他请病假，他坚持不请。曾国藩的女儿说：

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 [121]

次日夜，曾国藩与长子纪泽“略言身世事”，显然有交代后事的意味。

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

正月二十九日，即去世之前第五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余字。他在这天日记的最后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122]

二月初一日，去世前第四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123]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第三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二月初三日，去世的前一天。早晨起床后请人来看病。早饭后清理文件，阅读《理学宗传》。下了两局围棋后，又阅《理学宗传》。午饭后批阅本日文件，然后见客一次。小睡后核科房批稿簿。此时又有手颤心摇之象。晚上接着阅读《理学宗传》中张子一章。二更四点睡。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

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室内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公（即其长子曾纪泽）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

惠敏公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抬）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作者注：晚七至九时）也。 [124]

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

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

吾师今年六十有二，岁寿未期耋。生平禀赋之强，尽以用之国家民生。 [125]

何璟则说：

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死入生。迨事机大定之后，语僚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盖其精力为已瘁矣。 [126]

[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31页。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64页。

[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页。

[4]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41页。

[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4页。

[6]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页。

[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52页。

[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52页。

[9]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47页。

[10]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49页。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9页。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04页。

[1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05页。

[14] 喻友军、刘毅主编：《外科护理学》第2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15] 喻友军、刘毅主编：《外科护理学》第2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16] 喻友军、刘毅主编：《外科护理学》第2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506页。

[17]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52页。

[18]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532页。

[19]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15页。

[2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70页。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1页。

[2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1页。

[2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01页。

[2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07页。

[2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30页。

[2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15页。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28页。

[28]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78页。

[29]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63页。

[3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61页。

[3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5页。

[32]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248页。

[3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248页。

[34]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249页。

[35]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249页。

[36]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250页。

[37]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250页。

[38] 曾国藩在励行修身之初，因为精神压力过大，从不失眠的他在日记中开始出现失眠的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开始以日课法修身，结果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三年一月初七日，日记中皆记载失眠。不过这是偶尔失眠，并没有持续下去。

[39] 欧阳兆熊、金安清撰，谢兴尧点校：《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4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2页。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4页。

[4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588页。

[4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38~339页。

[44] 过去一夜分五更，一更约两个小时（因冬夏昼夜长度不同，所以每更时长并不固定）。一更又分五点。因此一点大约二十四分钟。这样算来，二更三点，大约是十点十二分。

[45]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248页。

[4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368页。

[47]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52页。

[4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590页。

[4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590页。

[50]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31页。

[51]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481页。

[52]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302页。

[53]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32页。

[54]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21页。

[5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23页。

[5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57页。

[57]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455页。

[58]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458页。

[5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456页。

[60]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54页。

[6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72页。

[6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51页。

[6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531页。

[64]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361页。

[65]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25页。

[6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48页。

[67]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41页。

[68]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33页。

[6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36页。

[70]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38~539页。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64页。

[72]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446页。

[73]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96页。

[74]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29页。

[7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31页。

[7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379页。

[77]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15页。

[7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3~324页。

[7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28页。

[80]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406页。

[81]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729页。

[82]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9页。

[83]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32页。

[8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26页。

[8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38页。

[8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25页。

[87]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68页。

[88]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48页。

[8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48页。

[90]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46~547页。

[9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0页。

[9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40页。

[9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0页。

[94]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7页。

[9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25页。

[96]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71页。

[97]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56页。

[98]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24页。

[99]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90页。

[100]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23页。

[101]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24页。

[10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76页。

[103]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429页。

[104]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574页。

[105]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429页。

[106]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313页。

[107]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577~578页。

[10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320页。

[109]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18页。

[110]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89页。

[111]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52页。

[112]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53页。

[113]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53页。

[114]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53页。

[115]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63页。

[116]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496页。

[117]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506页。

[118]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530页。

[119]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531页。

[120]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244页。

[121]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244页。

[122]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532页。

[123] 《曾国藩全集·日记四》，第532页。

[124] 曾宝荪、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244页。

[12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1485页。

[12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荣哀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78页。

第四章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一、三十岁前是庸人

｜一｜

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地处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自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二〇〇八年四月，我去探访这个地方，发现它到现在似乎也不怎么需要与外界打交道，班车次数极少。我从韶山出发，居然辗转颠簸了整整一天，换了五次车（包括摩的），才到达这里。在晚清时代，这里的闭塞程度更可想而知。在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之前，几百年间，这里连个秀才也没出过。不但“无以学业发明者”，也没有出现过大富大贵之族，可以说是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角落。

传统时代，农民们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兀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鸡变凤凰，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大户。

虽然跃过了龙门，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在白杨坪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 [1] 进京为官以前，曾国藩耳目所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争口气。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兴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

｜二｜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结束在家“把戏”，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的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在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七月十日记载，早饭后，张书斋、曾心斋两位朋友先后到他家来聊天。送走他们后，他写了十行字，又出门“拜客数家”。然后又赴宴，与七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饭后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天所有的“成绩”就是十行字。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说话又多戏谑……

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

心浮不能读书……

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

读书悠忽……

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

醒早，沾恋……

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在离家到京任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2]

曾国藩日记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待人接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 [3] 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愿，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漫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词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

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并且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二、“脱胎换骨”

｜一｜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中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净。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

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近年得了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亦可学而至也，程亦可学而至也。

三十岁前曾国藩的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他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此毅然立志自新：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二｜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道家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则认为人皆有佛性，通过自修，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圣人理想，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经典说，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缥缈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确实，儒家的“圣人状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后的“高峰体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而马斯洛也说，当一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时，也会体验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马斯洛给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间，而儒学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构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圣人理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圣人学说”也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心理武器。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儒家学说所设定的自我完善目标如此高远和超越，几乎不可操作。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

｜三｜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韧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的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4]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

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

｜四｜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曾国藩在日记中制定的日课

这个方法当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理学家们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当时京师著名的理学家蒙古正红旗人倭仁就以日课认真严肃闻名。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仁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起，曾国藩开始学着倭仁开始日课。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

曾国藩早期日记，上有倭仁批注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

上一节我们提到，青年曾国藩身上有三大缺点：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养不佳；与人交往虚伪不实，容易言不由衷。他的自我改造，当然首先就从这三端入手。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奕”。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但是，一个人想一下子改掉久已养成的生活习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曾国藩为人交游广阔，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虽然立下志向，也难免有因为交游影响学习的事发生。比如当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早起读完《易经》，出门拜客，又到杜兰溪家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参加完婚礼后，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于是又顺便到何家庆生，饭后又在何子敬的热情挽留下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下午没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进行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实可以不去，但还是去了。这就说明自己立志不坚，行动不能斩钉截铁。“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决心“戒之”。

及至十一月初九，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曾国藩在日记中曾经深入分析过自己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交游往来。他发现，有一些社交活动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则是可去可不去。问题就出在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他多半都参加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因为想建立“为人周到”“好交好为”的名声，也就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另一个，则是因为自己性好热闹，在家里坐不住。

分析之后，他下决心缩小社交圈子，改变在朋友中的形象，以节约社交时间用于学习和自修。但因为以前交游太广，不可能一下子切断许多社会关系，所以必须采取渐进方式：“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

征逐之习可渐改，意气之过则须立克。曾国藩修身之始，另一个着力点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气。

和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待人天真，秉性拙直。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输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曾国藩既然以“圣人”自期，也不自觉地以圣人标准要求朋友，经常说话过于直接，不留余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与朋友发生冲突。这个缺点，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道光二十二年日记：“岱云……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分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陈岱云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他与郑小珊打架一事而发。郑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乡，同为京官，年长曾国藩近十岁。他精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与此与曾国藩往来十分密切，因为一件小事，郑小珊对曾国藩口出“慢言”。曾国藩与这样一个同乡而兼前辈口角起来，破口大骂，并且用语极脏，这无论如何都有应反省之处。

儒学要求一个人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首先从自己身上找根源。十月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条分缕析地自省：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今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愿，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儒家说改过要勇，更要速。反省到了这一点，曾国藩马上上门认错。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他也是高度警惕，时时自我监督，一犯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

有一次他到陈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箧，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当天晚上他这样批评自己：“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作子矣。日内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

另一次，他在日记中这样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欢语，不由衷。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餂，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

日记中关于这样的反省实在比比皆是。

至于戒“色”，他也确实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就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艺灯燃，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损失了许多做人的乐趣。

｜五｜

读曾国藩的这些日记，想必读者都会觉得过于苛刻、琐碎、拘泥。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每分每秒都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处于战斗状态，未免活得太“事儿”了，太板了，太累了吧！这种自我完善之法，确实有点可怕。

然而，除掉那“过犹不及”的部分，这种修身方式，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康熙皇帝说，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朱熹也说：“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

做事也是这样。做至大至艰之事，开头一定要提起全力，有股冲劲，“猛火”痛烧一段，否则绝难成功。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人从昏怠状态中挣扎出来，就如同青年人赖床一样，开头最容易反复。最好的办法不是在一边轻声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开被子，在他脸上泼上一盆凉水。

朱熹对这点体会极深。他对弟子说：

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济得甚事！ [5]

曾国藩对朱熹这句话极为赞同。人要成长，必须有一个吃大苦的过程。忽忽悠悠、舒舒服服是永远完不成脱胎换骨的。写日课修身，就是曾国藩一生的“猛火煮”阶段。

通过写日课，曾国藩练就了过人的“研几”功夫，并受用终身。

几，就是“细节”，研几，就是严肃郑重地对待细节。“知”与“行”孰重孰轻，历来争论不断。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力是否真的能担当起他的认识。只有从细节抓起，在细节中贯彻自己的认识，才叫“实行”。“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话，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实上，只有从细节抓起，才叫真正的“实行”。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为从太多细节上轻松愉快地滑过去，到了“大节”之处，也就没有了斩钉截铁的力量。

而曾国藩正是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

｜六｜

在曾国藩的修身经验中，还有一条值得后人借鉴的是借助外力来监督自己。

归根结底，人是被决定物。所以从根本上说，外力远远大于内力。连如此信奉内心力量的曾国藩都屡屡说，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

一个人，自制力再强，也肯定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人监督着自己，战斗力可能就大不相同。这正如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生长在根根笔直的竹林中，为了与他们争夺阳光，自然也会长得笔直。这就是“夹持”的功效。

所以，曾国藩的第二个入手处是“师友夹持”。

进京之初，曾国藩住在城外，他的朋友“竹如（吴廷栋）必要予搬进城住”，曾国藩欣然同意。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内有许多益友，可以“夹持”他成长。“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为了得到夹持，曾国藩还将自己的日记送给朋友们阅读评点，以此交流修身的心得体会。“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现存的曾国藩日记上，还赫然有当时朋友们的批语。这些话当然大多是鼓励、劝谏之言。比如倭仁的批语：

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曾国藩看到批复后，为之悚然汗出，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

在此后的漫长一生里，写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一直是曾国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即使戎马倥偬中，他仍日记不辍，并且抄成副本，定期寄回家中，让自己的兄弟、儿子们阅看。

｜七｜

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

曾国藩的烟龄很长。湘中草烟的味道既恼又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三十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两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

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发誓戒烟：“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殛之！”

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把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可谓相当准确。

但是就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到快一个月头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差定矣！”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

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

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难。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宝慈说：

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恭陈圣德疏的冒不测之威，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 [6]

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

｜八｜

曾国藩在立志自新之始，是相当急于求成的。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他“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虽然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仆仆于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彻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当年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仁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

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然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藻。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如前一章所述，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两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至于妄言、名心，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八：“果然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如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未正诗成。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十一月初九：“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二十七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二十九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坚韧和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

因此，自我完善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曾国藩体悟到，所有人都是在失败挫折中不断修正，不断成长的，圣人也不例外：“从来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

领悟了这些道理，曾国藩不再急于求成，也渐渐修正了自己的圣人观。他体悟到，天下没有毫无瑕疵、绝不犯错的超人。孔子自己都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也就是说，大节不错就很好了，小节谁也难免会有出入的。孔子高徒颜回也被尊为圣人，因为他是孔门子弟中唯一一个做到了“三个月不违仁”的人。也就是说，连续三个月，坚持了高度自制，不犯错误。他说：圣人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缺点。“‘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

曾国藩知道了，“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叶茂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熬”，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温火煮”，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同样，许多优点也不是通过一句誓言、一段苦练，就能在自己身上扎根，只有长时间的坚持，才能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

曾国藩后来曾以培养“恕”德，来说明如何通过坚韧不屈的努力，将一项外在的美德变成自己内在的品性。他说，人的本性是争强好胜，不愿意宽恕体谅别人：“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但是只有善于恕人，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顺遂的人际环境。所以即使不愿意，也要耐着性子强迫自己这样做。“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

“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一开始是勉强自己去做，天长日久，就变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

｜九｜

普通人自我完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停顿和倒退。我们往往努力一段时间，就精疲力竭，废然放弃。过了许久，始能积起心理能量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多次，进步始终不多。而曾国藩则终生坚持毫不退步。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他读书有愚公精神，强调“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一点一滴地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其实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看，曾国藩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很不科学的。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见异思迁。这是因为本我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逃避痛苦、紧张，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如果对这种本能因势利导，则可以事倍功半。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说：“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变的心情，即使在一天内，也不见得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因此，他读书是随自己的兴趣，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马克思也是这样。他钻研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久而疲劳时，便演算起数学题，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诗歌，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打开，轮流阅读。由于各种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读这一类书使这一部位的大脑皮层劳累了，而换读另一本书时，这一部分大脑皮层就获得了休息。这样轮换使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就减少了大脑的劳累。

曾国藩却不懂这个道理。正如同打仗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读书行事，也以呆而硬闻名。翻开他的日记，经常会看到他数月只读一种书，而且每天读的数量都一样。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譬若掘井。以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不仅读书如此，做其他事，他也以恒字为最高准则。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固定的日程，在家书中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到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这样求恒，当然是极为痛苦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熬不下去，怎么办？

曾国藩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当极倦怠疲乏之时，曾国藩都要调动起“刚猛”精神与自己的本我“血战”：“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

这样当然极苦。然而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为一代之伟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十｜

曾国藩认为，磨炼自己要有如鸡孵蛋般的耐心和韧性。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

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从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请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咸丰九年，四十八岁的他写信给儿子说：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他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

日内因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十月初一：

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顷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直到逝世前四天的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他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话：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报！

六十二岁的他那自责之意，与他三十一岁立志做圣人时的心情，仍然一模一样。这就叫作“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在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曾国藩最后一天日记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1]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2]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588页。

[3] 另一位畏友邵懿辰也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

[4] 袁振国：《性格与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5]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中华书局，1986年。

[6] 《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430页。

第五章

曾国藩的私人生活

一、曾国藩是否得过梅毒

曾国藩是否得过性病，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争论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这一争论起自于他在家书中的“自供”。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告诉曾国荃：“余于道光二十五、六、七、八等年遍身癣毒……疑为杨梅疮而医之，终无寸效。” [1] “杨梅疮”即“梅毒”，是当时一种常见的性病。

八月十九日信中他又一次提到：

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 [2]

之所以在给弟弟的信中提到这些内容，是因为曾国荃当时得了“湿毒”，皮肤溃烂，曾国藩这是在和他探讨病情。

曾国藩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浑身瘙痒，皮屑脱落，终生未愈。这个病起自道光二十五年。当时京中大夫怀疑他得的是杨梅疮。曾国藩当时也半信半疑，积极配合治疗，每日服槐花一碗。

以槐花治梅毒，符合中医药理。《景岳全书》载：“治杨梅疮、棉花疮毒及下疳，初感或毒盛经久难愈者，槐花蕊（拣净，不必炒），每食前清酒吞下三钱许，早中晚每日三服。如不能饮酒，滚水盐汤俱可送下。” [3] 这些记载被一些作者解读为他年轻时放荡不检的证据。比如唐浩明先生说：“倘若曾氏没有过寻花问柳的狎邪之行，医者诊断为杨梅疮，他必然会愤怒而绝不肯吃治梅毒之药。但他居然吃了，表示他心中亦有怀疑。如此说来，他一定有过越轨的行为，故而拿不准而接受医者的治疗。” [4] 对此我有不同意见，因为中医认为梅毒不必一定通过性渠道传播。中医认为，梅毒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接触，另一种是间接接触：“总不出气化、精化二因。但气化传染者轻，精化欲染者重。气化者，或遇生此疮之人，鼻闻其气，或误食不洁之物，或登圊受梅毒不洁之气，脾肺受毒，故先从上部见之，皮肤作痒，筋骨微疼，其形小而且干也。精化者，由交媾不洁，精泄时，毒气乘肝肾之虚而人于里，此为欲染，先从下部见之，筋骨多痛，或小水涩淋，疮形大而且坚。气化者毒在表，未经入里，稍有萌动，宜急服透骨搜风散；元气实者，杨梅一剂散汗之。精化者毒在里，深伏骨髓，未透肌肤，宜服九龙丹，通利大小二便，以泻骨中之毒，甚者二服，降下毒物，以土深压之。” [5]

也就是说，间接传染者，或者是遇到患有梅毒之人，通过空气吸入梅毒病菌，或者是吃到染有梅毒病菌的食物，或者是如厕时沾染了他人留下的梅毒病菌。这就是气化，其毒在表，也就是主要表现在皮肤上，症状不重。

当时如果大夫向曾国藩解释，他是因气化而染上此症，他想必也不至于无法接受。另外，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的本意是说，在京时大夫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因为他按照治梅毒的方法治了很久，“终无寸效”，后来他就不再以治梅毒之法治之。这证明他得的不是梅毒。

曾国藩出身朴实农家，家风谨严，在京之时致力理学，更是谨言慎行。早年曾国华在京“坏行”（应是嫖娼），成为震动全体曾家人的大事件。晚年，弟弟曾国潢来南京看望他时，曾有“狎邪之游”，曾国藩在日记中表示“心实忧之”。可见曾国藩并非胡林翼那样的风流放达之人，他因为越轨行为而染梅毒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曾国藩下笔向来谨慎，到了晚年，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家书很可能传世。如果真的因狎邪之行染过梅毒，恐怕他也不会公然在家书中和弟弟讨论。

二、曾国藩为什么纳妾

｜一｜

很多人对理学家曾国藩娶妾不太理解。

其实纳妾在传统时代上层社会中是常见之事。晚清湖南的理学名臣多有纳妾者，比如做到云贵总督的理学名臣贺长龄，有妾七房，另一位做到两江总督的名臣陶澍，也娶妾多人。曾国藩的朋友胡林翼因无子嗣，连纳多妾。郭嵩焘也有两个妾，其中一个妾还曾随他出使伦敦，觐见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湘军名将也大多纳妾，连以道学家著名的罗泽南也有一个妾。有人统计，咸同时期湘军将帅没有纳妾的，唯有刘长佑（字印渠，官至总督）一人：“咸同将帅旁无妾媵者，惟新宁刘武慎公长佑印渠一人。” [6] 古人纳妾，有两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一个是为了子嗣。比如大儒顾炎武五十八岁时，因膝下无子，仍纳一妾。 [7]

另一个，则是为了方便照顾自己生活。高官晚年，如果家人不能在身边服侍，娶一妾室照顾自己的生活，也是常见之事。

左宗棠早年娶妾是因为第一个原因。 [8] 到了七十四岁之时，他在福州纳了一妾，则是因为第二个原因。

其时左宗棠孤身一人在福州为官，夫人子女无人陪侍在身边，又浑身多病：“食少事烦，赢瘦不堪，手腕颤摇，心神傍徨，头晕眼花，浑身痛痒，时常咯血，气喘腰痛。” [9] 左宗棠的大女儿心疼他无人照顾，没有体己人服侍，于是在民间买了一个才十八岁的年轻女子，为老父更衣洗脚之用。左宗棠娶妾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去世了。这个姓章的妾室随着左家人回到长沙，一直住在司马桥宅中，阖家称呼她为“姥姥”。 [10]

｜二｜

曾国藩娶妾，原因和左宗棠晚年一样。

湘乡曾氏家族家风历来严峻，并无纳妾之习。所以当年老六曾国华要讨小时，全家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以为然。曾国藩又是理学家，以制欲为主要习练方式，兼已经生育子女多人，所以年轻时从来没有过纳妾的想法。曾国藩从咸丰二年离家办团练，直到咸丰十一年十月，九年间，除中间回家一次外，都是一人独处，虽然正处壮年，身边也从未有婢妾。

直到过了五十一岁，老境已侵、精力日衰的时候，他反而要娶一妾。原因很明确，那一年他皮肤病严重发作，为了给自己抓痒用。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五年起，就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娶妾前后，正是大为皮肤病所苦的时候。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他在日记当中写道：“睡后，竟夕疮痒，不能成寐。近日眼蒙殊甚，皆因屡夜不得佳眠，而看书作字颇费目力耳。” [11] 九月初四日：“睡后，疮痒殊甚，手不停爬，至以为苦。” [12]

十四日：“近来夜睡，常常不能成寐。往年每日大便一次，近或二、三日一次，且甚干涩，殆阴亏之故耶？” [13]

这一年他在家书中也常提到此事。咸丰十一年五月四日，致澄弟信中说：“余身体尚好，惟遍身生疮，奇痒异常。” [14]

五月二十日致澄弟信中又说：“余遍身生疮，奇痒异常，与道光二十六七年生癣景况相似，极以为苦。公事多废搁不办，即应奏之事亦多稽延。” [15]

七月二十日致沅弟信里还说：“余癣痒殊剧，至以为苦。” [16]

十月十四日他在给澄弟的信中开始谈到打算买一个妾代为搔痒的事：“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婢，现置船上居住，余意尚未定。大约此是积年痼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爬搔所能愈也。” [17]

爬搔虽不能治愈，毕竟可以减去一些痛苦。遍体都痒，处处需搔，真的要叫别人来代替的话，买一个女仆不如买妾。这样看来，曾氏置妾，情有可原。

虽然起因是代为爬痒，但是毕竟是纳妾，他对外表还是有所要求的。他在四天后的日记中写道：“前季弟代余买一婢，在座船之傍，因往一看视，体貌颇重厚，特近痴肥。” [18] 因嫌太胖，曾国藩没有接纳这名姓詹的女子。

后来，部下韩正国在湖北为他选了一个，“貌尚庄重”，曾国藩看了比较满意，于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接入府中。曾国藩当日日记中说：

前季弟买一詹姓女子，初十日在船一见，未有成议。旋韩正国在外访一陈姓女子，湖北人，订纳为余妾，约本日接入公馆。申刻接入。貌尚庄重。 [19]

娶妾一事，对他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当天日记接下来的部分仍显得相当淡定：

习字一纸。中饭后，陈妾入室行礼。旋清理文件甚多。……夜清理文件，写零字颇多，写扇一柄。 [20]

陈氏妾的到来一开始对他的病状似乎有所缓解。我们读他此后连续几天的日记，曾国藩有几天睡得比较好。比如第二天，“二更三点睡，稍能成寐。近日常彻夜不寐，本夜犹心气凝定耳” [21] 。第三天，“二更三点睡，稍得成寐” [22] 。第四天，“二更三点睡，略能成寐” [23] 。

都能在二更后入睡。看来有人在身边替他搔痒，确乎让他减少了一些痛苦。

但是几天之后，又开始睡眠不佳，而且疮痒大作：十一日初七，“下身痒甚，愁恼之至。睡后，尤奇痒异常，几至通夕不能成寐” [24] 。

初八日，“因遍身作痒，不耐治事” [25] 。

在轻了几天之后，十二日，“遍身奇痒，深以为苦，较之道光二十五、六年初起癣疾之时，其苦似倍” [26] 。

可见抓痒也于事无补。十一月十四日，他在给曾国荃曾国潢的信中说：

余身体平安，惟疮癣之痒迄不能愈，娶妾之后亦无增减。陈氏妾入室已二十日，尚属安静大方，但不能有裨于吾之病耳。 [27]

｜三｜

曾国藩娶妾，在家族内部应该是公开的。这一时期曾国藩的家书，写给曾国潢的信中有五次提及陈氏妾之事（其中一封信同致曾国潢、曾国荃二人），内容涉及陈氏后来的病情、丧事的处理、对陈氏的评价等。

就在娶妾当天，他日记中还提到给夫人写了一封信，至于内容是否是通报此事，则未见记载。

一个多月后，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说：

……疮癣并未少减，每当痛痒极苦之时，常思与尔母子相见。因贼氛环逼，不敢遽接家眷……如贼焰少衰，安庆无虞，则接尔母带纪鸿来此一行。 [28]

可见曾国藩曾计划接夫人到身边，让妻妾共同生活。曾国藩此信，也许有安慰夫人之意。不过第二年一则战况紧急，二则欧阳夫人患咳嗽，此计划并未实施。

同治元年十月，曾国藩致信纪泽说：

欲尔再来营中省视，父子团聚一次……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 [29]

后来曾纪泽于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行，而陈氏妾则五月一日去世，两人未能见面。

曾氏置妾虽没有遭到家人的反对，却招来了一些论者的指责，指责他置的不是时候。

原来陈氏妾是在十月二十四日这天入府的，此时距咸丰帝七月十七日驾崩，满打满算，也只九十七天。清代的规矩，帝、后去世，百日内不奏乐，不演戏，文武百官不剃发、不办婚嫁等事。娶妾属于婚嫁类，当然在禁止之列。

我们从曾国藩日记的记载来看，他对咸丰皇帝的忌期是很注意的。比如十七日：“自闻大行皇帝之丧，至今始剃头。” [30] 因为已满二十七日了。这一年十月十一日他的生日，“因国制未满百日，谢绝诸客” [31] 。然而他偏偏在百日之内娶妾，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四｜

娶妾之后，曾国藩对陈氏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说此女能“谨守规矩”：

谨守规矩，不苟言笑。内室有前院后院，后院曾到过数次，前院则终未一至，足迹至厅堂帘前为止。 [32]

纳妾二十天后他写信告诉弟弟：“陈氏妾入室已二十日，尚属安静大方。” [33]

不过此女可能在入曾府前就已经患了肺结核之类的疾病，入府第二年初她便开始吐血，一年半后就去世了，年仅二十四岁，在曾国藩的生命中成了匆匆过客。

陈氏病重之时，她的父母前去照顾，曾国藩发现陈母“贪而且很（狠）” [34] 。陈氏去世后，他对曾国潢说过这样一段话：“此女性情尚属平和，惟其母贪而且很（狠）。因女病常住此间，若渐染母教太久，亦必变成很（狠）性，殆非吾家之福。今女既物故，母之技亦无所施矣。” [35] 以常理来推断，曾国藩说陈母“贪狠”，应该是在经济方面索求太多，曾国藩显然难以满足她。

陈妾五月初一日去世，曾国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道：

四更五点闻号哭之声，则陈氏妾病革，其母痛哭。余起入内室省视，遂已沦逝，时五月初一日寅刻也。妾自辛酉十月入门，至是十九阅月矣。谨守规矩，不苟言笑。内室有前院后院，后院曾到过数次，前院则终未一至，足迹至厅堂帘前为止。自壬戌正月初三吐血后，常咳嗽不止，余早知其不久于世矣。料理各事，遂不复就寝。妾生以庚子十二月初四日辰刻，至是年二十四。 [36]

陈妾去世之后三个多月，即八月十九日，曾纪鸿奉母起行，由老家赴安庆与曾国藩团聚。

｜五｜

曾国藩于同治八年二月接任直隶总督后，也就是五十九虚岁之时，尚有买妾之议。是年三月初三日谕曾纪泽家书：

今进退不克自由，而精力日衰，自度此生断不能偿夙愿。日困簿书之中，萧然寡欢，思在此买一妾服侍起居，而闻京城及天津女子性情多半乖戾，尔可备银三百两交黄军门家，请渠为我买一妾。或在金陵，或在扬州、苏州购买皆可。事若速成，则眷口北上即可带来。若缓缓买成，则请昌岐派一武弁用可靠之老妈附轮舟送至天津。言明系六十老人买妾，余死即行遣嫁。观东坡朝云诗序，言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则未死而遣妾，亦古来老人之常事。尔对昌岐言，但取性情和柔、心窍不甚蠢者，他无所择也。 [37]

之所以写此信，是因他北上之时，“欧阳太夫人患喘咳甚剧，故暂居宁署”。不久又“右目失明，步履亦艰” [38] ，不能照顾曾国藩的生活。

为什么交给黄军门家呢？因为黄翼升（字昌岐湖南长沙人，时官长江水师提督，俗称提督为军门）的夫人是欧阳夫人的义女：“黄提督翼升之夫人坚欲奉太夫人为义母。” [39] 由义女代义母为义父买妾，顺理成章。

同治十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黄昌岐才为他觅妥一妾。不想此时曾国藩感觉自己身体太弱，可能不久于人世，又不想收纳此女了。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国潢、国荃二弟的家书中，曾国藩说：

善长（即玉二）带一婢女来，云将为余置簉，系昌岐所办，而吾弟亦赞成之者。吾以精力太衰，理不久于人世，不欲误人子女，故未收纳，不久即当倩媒另行择配。 [40]

曾国荃于九月十三日复书，仍然大力怂恿：

《湖南文征》序文，读之者无不钦企，……即文章以觇精神之强旺，耄耋期颐，乃兄固有之寿，倘得少阴以扶助老阳之气，益觉恬适有余味矣。昌岐、善长二人所买之婢，弟未曾看过，亦未能出力赞襄，今因来函道及，觉两层皆无不可施行也。弟妇去年曾将其婢女纳为弟之侧室，弟比未允，今年秋冬，竟不能不挽回其初意，以就弟妇之意。此固无关于一生之大者，随其心之所安而已。 [41]

他引自己将纳婢为辞，认为此事“无关于一生之大者，随其心之所安而已” [42] 。

但是曾国藩最终没有纳娶。事实证明曾国藩是明智的，几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

｜六｜

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赵超构先生在一九九〇年写过一篇短文，叫《曾国藩纳妾》，其中的观点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

他说：

据近人笔记，曾国藩纳妾的事情记在日记里的有好几条。有一条日记说：“季弟代余买一婢，在座船之旁，因往一看视，体貌颇重厚，特近痴肥。”据此可见，纳妾就是人口买卖。曾国藩作为买主，像买牲畜一样去看货色，拣肥挑瘦，掂斤播两，好比那介绍人口买卖的牙婆。 [43]

如果说这番评价虽然刻薄，但是也不算完全没有道理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评价就不太符合事实了：

……前一个詹姓女子因为“特近痴肥”，没有看中。这个陈姓女子是被看中了。可惜，这个“陈氏妾”没有福气，跟这位道学家同居不久，就郁郁吐血而死了。吃人的礼教，吃人的道学家！ [44]

如果多读读其他资料，就会知道此妾之去世的直接原因是生病，而不是被曾国藩用礼教“吃掉”的。

接下来，赵先生又选择了一则更能丑化曾国藩的传说：

其间也有喜剧。有笔记说，曾国藩讨了小老婆，他的大老婆“欧阳夫人闻之，亟自湘乡来，将至，文正（曾国藩）亟遣姬（小老婆）自后门去”。这是极富戏剧性的醋海风波，使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琏二爷私娶尤二姐，被凤姐发现时的那个尴尬相。这位新任的两江总督，一向板着脸孔讲“仁义道德”训人的，一变而为“妻管炎”之徒，真是“有玷官箴”，成何体统！ [45]

赵先生所引的材料出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然而这显然是一则靠不住的传说，所以黄濬引用完后在下一段已经加以辨正。如果对曾氏史料多些了解，就会知道这样的小说情节在曾国藩的家庭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赵先生最后总结，并且揭示他写这篇短文的目的说：

蒋介石“总统”曾说，曾国藩是“一代伟人”。伟人纳妾，不足为病。但是曝光一下，破除迷信，也是有好处的。特别是近年颇有人向青年们提倡曾文正公家书的那一套鬼话的时候。 [46]

曾国藩家书中如果有什么“鬼话”，曾国藩如果有什么“罪孽”，当然应该充分揭露鞭挞，但前提应该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

[1]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163页。

[2]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164页。

[3] 周德生、陈新宇总主编，张志国、曹臣主编：《传统中医药精华读本·〈要药分剂〉释义》，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567页。

[4]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6页。

[5] 吴谦著，赵晓鱼整理：《医宗金鉴临证心法丛书·外科心法要诀》，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年，第352页。

[6] 李肖聃：《近代湘人笔记丛刊·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75页。

[7] 不过后来他立侄为嗣，就把妾打发走了。

[8] 他的侍婢（妾）张氏给他生了不少儿子。

[9] 转引自左景伊：《左宗棠传》，长春出版社，1994年，第476页。

[10] 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回忆说：“我少年时看到的姥姥，是一位和蔼的老人，面容清癯，身体瘦弱……约60岁。她住在‘湘山旧望’北大门内侧的一所小独院内，领了一个女孩子带养……长斋拜佛，只在喜庆节日，到祖母房间来坐坐。”后老太太于1947年去世，终年80岁。

[11]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52页。

[12]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59页。

[13]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62页。

[14]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714页。

[15]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729页。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760页。

[17]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793页。

[18]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73页。

[19]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77页。

[20]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77页。

[21]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78页。

[22]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78页。

[23]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78页。

[24]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81页。

[25]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81页。

[26]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83页。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798页。

[28]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03页。

[29]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84页。

[30]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63页。

[31]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73页。

[32]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887页。

[33]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798页。

[34]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982页。

[35]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982页。

[36]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63页。

[37]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54~1355页。

[38] 曾纪芬：《曾宝荪回忆录》附录《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6页。

[39]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五），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

[40]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411页。

[41] 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五），岳麓书社，2008年，第343~344页。

[42] 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五），岳麓书社，2008年，第344页。

[43] 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6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44] 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6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45] 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6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46] 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6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第二编

左侧面 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

第六章

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一、一中进士，身价百倍

“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这个题目，换句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再换句更通俗的话，就是他这辈子挣了多少钱，是怎么挣的，又是怎么花的。

可以说，曾国藩的研究到现今为止已经很全面了。但是，只有一个领域现在还是空白，那就是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这里面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这些钱又花到了哪些方面？他有没有按照官场潜规则给别人送过礼？是怎么送的？他身后留下了多少遗产？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

要讲清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先要了解当官之前，曾国藩家里，是个什么收入水平。

曾国藩是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道光十八年，也就是二十七周岁时中了进士，步入清朝公务员队伍。在进入公务员队伍前，曾国藩家是穷是富？

以前我们上学工作经常需要填一些表，其中有一栏叫“家庭出身”或者叫“成分”。如果在清朝也要填成分的话，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就是小地主。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亩田地，家里人口有多少？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再加上他，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晚清时代中国的人均田地在两三亩左右，曾国藩家的人均土地，是平均数的四倍多。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相距不远，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和斯诺说过，他家里当初有四口人，有二十二亩地，人均五亩多，就可算成富农。以此标准判断，曾国藩家成分被定为小地主当无疑义。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成天大鱼大肉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下酒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下地种菜，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形成了勤奋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曾国藩当官以前，曾家是湖南乡下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生活并不宽裕。所以后来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花销，对老曾家都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到北京参考会试，没考上。第二年又一次上京，家中就拿不出路费了。“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就是说，和亲戚朋友好不容易借到三十二串铜钱，上了路，到北京时，花得只剩三吊了。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里头，很少有比曾国藩更穷的了。

那么，曾国藩家是什么时候由穷变富的呢？当然是从曾国藩中进士开始。道光十八年春，北京传来喜讯，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了进士，随后又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就是俗话说的点了翰林。从捷报传到曾国藩老家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排场立马就变了。大批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曾家宅院，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开始坐轿子了。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是天天大鱼大肉，但是请客时已经能上“海菜”就是高级宴席了。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那么曾家的经济情况为什么能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呢？是曾国藩获得了大笔工资收入吗？那倒不是。

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翰林院庶吉士两年之内是没有工资的。所以曾家经济翻身，不是靠的曾国藩的工资。

那靠的是什么呢？是曾国藩的进士身份。一个人一旦成了进士，在当时人看来，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说是范进在未中举前，家里穷得借碗米都借不到。他的老丈人胡屠户，非常看不起他，成天对他骂骂咧咧。但是中了举人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胡屠户再也不敢跟范进耀武扬威了，在范进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原来范进连穷朋友都没有几个，一中举人，城里的张乡绅马上坐了轿来拜访。一看范进家太穷，马上把自己一座大院子借给范进住。自那之后，紧接着又有许多人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干脆投身为仆，给他做仆役。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全了。

曾国藩家里的情况和范进家非常相似。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那要是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不过能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衙役。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曾麟书心里那是非常得意。

那么虽然没什么工资收入，但是曾国藩成了进士，却使老曾家有了几条收入渠道：第一是接受馈赠，收受贺礼；第二是借钱，大家都乐意借钱给他家。第三，则是作为绅士调解民间的纠纷，也可以获得报酬。

先讲第一条。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衣锦还乡，在老家待了一年。这一年他没闲着。干什么呢？到湖南各地去拜客，通过收人家的贺礼，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有人可能奇怪，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那是当然。清代的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一般来说，要一二百两。这笔钱国家不给你报销。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这一说。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甚至连官服都得你自己买。既然身为帝国官员，自然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服装，直至体面的仆人。所以在北京当官，花销十分大。特别是刚到北京的时候，需要租房子，买官服，你得带上起码上千两白银进京。所以在清代，甚至有人中进士后因为家中没钱，就没法进京当官。比如戊戌变法时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这是多大的一个好事儿，就因为家境贫困，拿不出钱，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别人接济他，才勉强做了京官。所以曾国藩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资”，而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为什么拜客能筹到钱呢？因为新科进士主动登门拜访，那么一般人家都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得送上几两银子做贺礼。一家送几两，走的人家多了，积少成多，就有钱了。

所以从道光十八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到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老家一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花了一百九十八天，用来拜客。也就是说，回家这一年，他十分之七的时间都用于拜客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临走时都会给一笔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岳父送给他大钱就是十二贯零八百文，相当于八两白银。

除了拜自己的亲戚朋友之外，曾国藩最重要的拜访对象是各地的官员。为什么？因为官员都有钱。说不好听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送曾国藩钱。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

除了亲戚、朋友、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一类对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湘乡人在其他县里所开店铺，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当铺、纸行、布店还是杂货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就是赤裸裸地敛财了。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多多少少都给点钱，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因为在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曾国藩拜客，拜得非常辛苦。他一共出去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县，一路风餐露宿，足迹遍布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多个县州。我在地图上画出他的拜访路线，一段一段往起加，算出他二百天之内，跑了一千五百公里左右，也就是三千里左右，简直是个迷你版的长征了。他一共拜了多少家呢？将近两千家人家。简直像一个化缘的和尚一家一家去收钱，真是不容易。那么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收入还是不错的。在曾国藩留下的账本中，每一笔收入都有详细记载。我一笔笔加起来，细细算了笔账，最后的结果是，折算成白银，收入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需要介绍一点，就是清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很高的。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的大侠到了饭店吃过饭，经常一扔就是三五十两白银，这就反映出编剧对清代币值不太了解。事实上，清代的一两白银能买将近一百斤大米，这些大米今天至少值二百元人民币。所以可以大致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钱。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合今天人民币二十九万元，堪称是一笔巨款了。

曾国藩亲笔记的拜客收入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多少钱？五六十文，就是五六十个大钱。鸭蛋一个二文，就是两个大钱。黄瓜每斤二文，葱每斤五文。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多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六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这笔钱不是小数。

但是有了这些钱，到北京当官可能仍然不够用。所以曾国藩还曾经主动向他人借钱，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载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向他人借钱，这是他筹资的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渠道，就是“干预地方公事”。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当官之后，在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要求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结交官府，不要干预地方公事。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他自己就干预过好几回地方公事。

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这块地的旧佃户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里去告状。他当时就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和官府关系很密切。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那年五月份，曾氏家族和别的家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令“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曾国藩勃然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也就是写了封信，去骂宋县令。

曾国藩如此干预公事，是不是可以称得上土豪劣绅？那倒不是。

绅士在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接到民间普通纠纷的案子，通常不会开堂审案。一看民间这种小打小闹的事儿，通常会让当事人去找绅士们调解。学者黄宗智研究认为，在告到县官的这类小案子当中，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通过绅士调解解决的。所以曾国藩的此些举动在当时很常见。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张仲礼先生说，做调解工作，是许多乡绅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大致估计，曾国藩调解这类案子，每次可获得几十两银子。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的经济情况与以前当然就大大不同了。在以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但是中进士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列了这样一个清单，里面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棉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可见他的衣服已经很讲究了。他出门时也有了排场，日记中记载“仆一人，肩舆八人”，就是八抬大轿，还有一个随身的仆人。这个排场经常引得路边农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原来那些和曾国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邻居现在对“曾大老爷”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变。曾国藩日记记载，有一次他回家之后，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么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也就可想而知了。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普通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庸庸碌碌的官员而已。

二、翰林曾国藩的“窘”生活

为了进京当官，曾国藩四处拜客打秋风借钱，甚至不惜“包揽词讼”帮人打官司来赚钱。通过这些，他一共获得了两千多两的收入。那么，他进京之后，生活水平如何呢？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国藩到达北京，被授以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很顺，三年时间就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检讨升任到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很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

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穷到什么程度。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到姥姥家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就是说你将来做了地方官，我一定去找你，给你生火做饭，也吃两天饱饭。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大舅依然没有房住，二舅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这说明曾国藩是真穷而不是假穷。

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此外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那么京官们一年要花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多。所以做京官确实是一件极为赔钱的买卖。因此我们也更明白，为什么曾国藩要那么不辞辛苦地拜客，甚至连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代有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了曾国藩的支出情况。

先来看住。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租下了绳匠胡同的一处房子，共十八间，每月房租十三两三钱。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

曾国藩的账本

再来看社交应酬。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湘乡曾氏文献》中曾国藩自己对道光二十一年随份子的钱有详细记载，比如什么春节实行AA制的团拜，他分摊了两千文；某位朋友的祖母去世，他随了一千文；过年过节给上级和老师送节礼二两银子之类，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总计一百一十两。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晚年在家书中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合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

道光二十一年这一年，曾国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为这是他进京的第二年，他大量购置衣服是上一年刚入都时的事。不过这一年他仍然买了尖靴、袍料、皮靴、小毛冬帽等衣物，共花掉了二十八两银子。

除此之外，身为文人，文化消费自然不少。比如这一年的曾国藩记载买《斯文精萃》《子史精华》《经世文编》等书，花了四十二两。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数年之间生养了几个儿女，人口日繁，仆妇日增，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曾国藩记载，这一年生活日用，花掉了一百七十七两九钱七分。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总计共花费四百五十八两一钱九分。而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三百三十三两五钱四分。那么，这么巨大的赤字怎么弥补呢？一般来讲，有三种方式。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三是利用手中权力，谋一点灰色收入。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场中混，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

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的账本中，曾国藩记载这类收入共有九笔，平均每笔十两多一些，共计九十七两。

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约两千多两。除去进京路费花去数百两外，尚有大量积余。然而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了大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从曾国藩这个个例看，清代的“低薪制”表面上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因为穷，许多京官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他们一般是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比如另一位京官李慈铭，虽然级别和曾国藩差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可比曾国藩滋润多了。他娶了三个妾，还成天沉溺于“酒食征逐”，“游逛郊外名寺，笺召歌郎行乐”，冶游宴饮听戏每年都要花掉大笔银子。他的钱从哪儿来呢？原来他特别善于和地方官交际，替地方官在北京办了不少事，获得了大笔报酬。

那么，曾国藩有没有像李慈铭那样获得过灰色收入呢？曾国藩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做圣人”，金钱观有了重大变化。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三十岁这年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难道曾国藩的京官生活就永远这么清贫吗？也不是。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曾经发过一笔横财。

因为皇帝们也知道京官很穷，所以偶尔给他们提供点改善生活的机会，什么机会？就是派往各地，做乡试的主考官，到各地选取举人。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往往高达数千两。这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大家都拼命想得到这个差事。因为想当主考的人太多，所以后来朝廷就通过考试来选拔。谁考试成绩出众，谁就去外地当主考。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试”。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他在家信中说：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掉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二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为了这次能考上主考，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补补自己的身子。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红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所以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

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四川之行，各笔收入，曾国藩都一条条记在账里。现存账本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

就是说，四川省财政给他补贴了二千四百两。除此之外，各位官员还以个人名义，都送他一些银子。比如四川总督给了他一百两，四川布政使和几位道员也都是一人一百两。这些加在一起，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曾国藩亲笔记在四川主考任上所获收入

除了银子，还有各种礼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他在家信中说：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待步。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事实上，在混乱的统治财政中，各层级的科举考试过程中都有一些没有加载国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晚清时期各省的学政每次监考，可以得到数额不等的“棚规”，其来源是考生所凑的用来贿赂考官的“份子”。这种“棚规”后来演变成定例，居然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咸丰二年，因为母亲去世，曾国藩回到老家，结束了十三年的京官生活。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从曾国藩书信中判断，一直到同治三年，也就是离开北京十二年之后，曾国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钱还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到这时曾国藩已经做了五年两江总督了。可见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有能力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第七章

“不要钱”的“大帅”

一、最清廉的统帅

除了做过十二年京官，曾国藩还多年带兵打仗。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做的最主要的事是镇压太平天国，具体地说，他创建湘军，（从咸丰二年底到同治三年）和太平天国打了近十二年的仗，最终挽救大清王朝于危亡之际。那么，带兵打仗期间，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如何呢？

曾国藩的湘军大帅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是从咸丰二年底到咸丰十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止，也就是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时期。为方便起见，我将这一时期称为“湘军时期”。第二阶段，则是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以两江总督身份带兵时期。

咸丰二年腊月十七，离过年只有十三天了，从北京回到湖南乡下老家正在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却在这个时候告别了老家，匆匆赶往省城长沙。原来，几天前，咸丰皇帝给曾国藩下了一道上谕。因为太平军席卷了两湖地区，咸丰皇帝特别着急，命令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出山帮助湖南官员兴办“团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训练“民兵”。曾国藩从此墨绖从戎，从一位文官变成一位武官。

在京官时期，曾国藩曾经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不过作为一个穷京官说这个话，其实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京官就是想发财也没什么机会。然而，从带兵打仗开始，这个誓言可就真正要受到考验了，因为在晚清时代，带兵是最容易发财的途径。换句话说，晚清军队非常腐败。

那么晚清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

这也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

我们前面讲过，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

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块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处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长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必然就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我们说，军队的“薄俸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薄俸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

吃了什么大亏呢？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清代中前期，军队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国家正规军已经打不了仗了。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他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在自己写的游记（叫《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人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砰，大炮响了一声，炮弹根本没飞出去，就落在大炮旁边。参领放下旗子，表示射击很成功。”

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和欧洲的炮兵根本没法相比，中国人打炮和欧洲人只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大炮发出的响声是一样的，其他方面都不一样。”

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比试什么呢，比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唯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道光三十年，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周天爵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和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了。（“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他写道：

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他说，这些士兵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人，另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现状很了解。他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所以，到了长沙之后，曾国藩就向咸丰皇帝汇报说，我按您的命令，来训练民兵，不过我这支民兵，可不光是要保护乡里，我希望他们发挥比正规军还要大的作用。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我们前面说了，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帅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因此，很多湘军军官光靠工资都发了财。比如湘军中很有名的名将李续宾，带兵六年，积攒了几万两白银。

曾国藩是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仅以统帅一万人这个级别的军官收入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也可达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比做侍郎时的五六百两，增长了八倍左右。要是这样算，他带兵十一年半，他的合法工资收入就可达六万多两。更何况曾国藩在湘军财政上，实行“一支笔”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说他对湘军的所有收入都有绝对的支配权。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没有国家拨款，军费基本上都由曾国藩自筹，那么怎么花当然也都由曾国藩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三年镇压完太平军，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近三千万两，如果想贪污点，搞个一二百万，实在是太轻松的事了。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赚的钱比以前多了许多倍，但是曾国藩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离家将近两年后的咸丰四年底，寄了多少呢？一百五十两。咸丰五年一年，我们查资料，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他又往家寄了一百两。我大致算了一下，曾国藩带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平均一百两。而他在做京官的后期，每年寄回家的，我们以前说过，是二百两，就是说，从军之后少了一半。

为什么收入高了寄回家的银子反而少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曾国藩出山打仗时发过“不要钱”的誓言。刚刚出山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曾国藩曾经给湖南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就是说，他一定要在金钱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率。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往家里头大笔寄钱，叫人家对他指指点点。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才出战斗力，所以他对军队中的廉政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对军官们反复提醒说：士兵们对一个军官服不服气，有两点，一是打仗时你敢不敢冲在前面，二就是看你在钱上头，干不干净。只有你本身不贪污，士兵才服你，打仗时才听你的指挥。（“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有以服弁勇之心。”）

因为曾国藩很注重廉政，所以湘军的风气和当时的正规军完全不同。咸丰十一年，有一个叫赵烈文的文人，来到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后来这个人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日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

湘军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每天黎明就起床，士兵都光着脚穿草鞋，军中没有一个人吸鸦片。

他又说：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异：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湘军攻克武昌图

也就是说，咸丰八年，赵烈文曾经到清朝正规军建立的江南大营去过一次，他发现那里的风气，与湘军这里完全不同。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这儿呢，来了客人，根本没有饭，只能到城里的饭店去买饭，客人往往等不及就走了。正规军那里，军官和随从亲兵们都穿得很漂亮、很讲究。这儿呢，军官们一个个都穿得像农民似的。

所以赵烈文看到这些之后，非常感动，说曾国藩“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让人感动得要流泪。

所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是湘军和国家正规军比起来，其实是远比正规军省钱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九万多正规军来镇压太平军，两年多的时间，就花掉了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军饷，还没取得胜利。而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止，苦战近十二年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湘军人数最后发展到十二万人，那么十二年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也仅花了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是很节约的，湘军的军费利用效率比正规军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曾国藩做军官时不往家里寄钱的两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教育子女的考虑。

咸丰五年，曾国藩给弟弟曾国潢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就是说，子孙后代，有没有钱，都有定数。有的人，你不留什么私产，他一样能吃饭。有的人，你给他多少钱，他都给你败光了。我人生阅历几十年，对这个看得很透了。

这段话背后，隐藏着曾国藩独特的金钱观：曾国藩认为，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有一次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对他说，人生一世，不要给子孙们留什么遗产：“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不光不要给他们留金钱，也别留什么字画古玩之类。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才有奋斗精神，富人家的孩子往往不争气，因为富人家的孩子有依靠、有指望。我不争气，钱也够我花了。所以曾国藩说，大富之家，不利于一个人良好成长。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就是说，富人家的孩子，如果从小艰苦朴素，懂得约束自己，将来才可能成大器。如果从小锦衣玉食，肯定没大出息。所以他说他决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就是说，我这个孩子将来要是有出息，我没有遗产，他也能生活得不错。要是没出息，我给他留太多钱，反而是帮他造孽。多留一文钱，他就会多造一孽。

所以，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银子，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家庭教育这个角度考虑，担心败坏了家风。

那么曾国藩带兵那么多年，积攒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儿了呢？

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了。咸丰七年曾国藩回老家时曾给曾国荃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

也就是说，他在江苏有一笔一万五千两的收入，本来是可以归个人支配的，他交到省财政，补充军饷了。

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

还是在老家期间，他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要求他把军队中多余的钱用来救济士绅百姓。因为战火所到之处，百姓流离失所，他说你遇到生活不下去的穷人，就给他们些银子。给的时候，还不要留名。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这更说明他把大量的钱财都用来施舍他人了。宁可把钱捐掉，也不寄回家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实在非常少见。

高薪政策，使除了曾国藩之外的湘军将领都发家致富了。人们说：“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一当上中级军官，家里就开始造房子了。征战十多年之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就是说有十万两家产的人可达一百人之多。特别是攻下天京城之后，大批湘军将领带着金银财宝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也就是一年内新落成的官宅达十余家之多。湘乡县的变化更大。湘乡籍将领章合才，回家后在白田一带置了六千多亩良田，又在田间建成两座大庄园。另一位将领陈湜回家的时候，运了好几十船金银财物，所以人称“陈百万”。

然而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始终保持着清贫。咸丰八年，因为曾家四兄弟当中有人已经发财致富了，曾国藩就要求家里分家。这年年底分完家后，曾国藩分到了一座叫“黄金堂”的小宅院，此外还有五十五亩地。曾国藩表示很满意。一座小宅院和五十五亩地，这就是带兵打仗多年后他在湖南乡下的全部财产。曾国藩确实做到了自己誓言的不要钱不怕死。

那么，曾家四兄弟当中，是谁发财致富了呢？又富到什么程度呢？

二、曾国荃到底赚了多少钱

上面我们讲到，曾国藩带兵之后，往家寄的钱很少。不过湘乡曾氏在咸丰八年之后，却迅速富裕起来。富裕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住房水平的变化。

在曾国藩带兵打仗以前，曾家只有两座住房，一座就是嘉庆年间建于荷叶白杨坪的老屋，曾国藩出生在这里。它原本只是一座普通的湖南乡下宅院，在曾国藩做官之后呢，投资进行过两次改建，改建之后，变成了一座三进四横的中等规模的住宅，曾国藩的父亲给它命名叫白玉堂。另一座则是位于荷叶乡良江村的黄金堂，这是在曾国藩做京官时候建成的，但规模不大，还不及改建后的白玉堂大。所以在曾国藩带兵打仗以前，从住宅上看，老曾家不过就是湖南乡下一个很普通的地主家庭。

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就不一样了。这一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荷叶的大坪村开始建设一座庞大的宅第，叫“大夫第”。这座宅第不但和老曾家原有的白玉堂、黄金堂比起来，是一座豪宅。甚至在整个湖南省，规模也是数一数二。它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光天井就有二十四个。整个建筑分成三大部分，一字排开，绵延将近一公里长。远处看去，这座“大夫第”殿阁重重，犹如王宫帝府。有些湖南老乡“讥之……以为似庙宇”。就是说曾国荃哪是建了一座房子，分明是盖了个大庙。除了规模宏大之外，这个“大夫第”用料也十分讲究。通体都是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建成，石料全部是花岗岩，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居然都是用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凿成，耗资之大可想而知。

除了曾国荃的这座“大夫第”之外，咸丰八年之后，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许多宅第，比如曾国潢所修的“修善堂”和“万宜堂”。这些宅第，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后来被人总称为曾氏“十堂”。湘乡曾氏的宅第，此时完全是大地主的规模了。

曾国藩亲笔家书，致曾国荃

那么，老曾家怎么突然暴富起来了呢？盖这些房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些主要是曾国荃的贡献。

曾国藩一共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荃，四弟曾国葆。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第九，所以人们后来都叫他曾老九。在几个弟弟中，他最聪明能干，因此从小就被曾国藩器重，曾国藩曾经有一句诗，叫“屈指老沅真白眉”，就是说，在我的几个弟弟当中，你将来肯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不过曾国荃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考了很多回，只考了一个优贡，比秀才高那么一点而已。所以后来他转而弃文从武，跟着曾国藩带兵打仗。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块带兵的料，凭借军功，很快就获得了一品顶戴，后来一直做到总督的高位。

不过曾国荃的性格和曾国藩可完全不同。曾国藩性格很内向，谨慎而持重；曾国荃却非常外向，胆子大性子急，做事大手大脚。曾国藩在金钱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曾国荃却很贪财。他第一次带兵，就发了点小财，弄到了几百两银子的外快，事后他写信给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这封信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就是说我这次投笔从戎，所作所为，确实称不是上廉洁。这说明曾国荃手脚一开始就不那么干净。那么对曾国荃这种作风，曾国藩很不高兴，当时就把曾国荃批评了一顿，要求他要向自己学习，分外的钱，一文也不能要。所以在咸丰八年之前，曾国荃不得不处处约束自己，没能发什么大财。

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曾国藩对弟弟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

这个变化的原因，说起来有点长。

我们以前说过，曾国藩出山创建湘军的时候，正在家里给母亲守孝。所以他不是以现任的官员身份，而是以在籍侍郎，也就是离任的副部长的身份带兵的。现官不如现管，你一个副部长，在北京部里可能说话算数，但是在湖南地方上，说话就不算数了。所以湖南地方官员在练兵的事上，不怎么配合曾国藩。再加上曾国藩这个人呢，作风清廉，一尘不染，为人强硬这种做法在官场上与别人格格不入。晚清官场很腐败，别人办点事都收钱，你曾国藩不收钱。别人处理一件事得三个月，你三天就处理完了，这不是显得别人不好吗？所以官场上大家都讨厌他。带兵打仗要招人，要花钱，可是地方官们既不给他人，也不给他钱，曾国藩处处碰钉子。所以曾国藩和皇帝要求，你得给我一个总督或者巡抚的职务，我才能带好这个兵。但是咸丰皇帝这个人心眼很小，对曾国藩这样的汉族将领很不信任，说什么也不给他督抚之职，搞得曾国藩非常郁闷。恰好咸丰七年年初，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曾国藩借这个机会，扔下军队回到乡下老家守孝去了，并且和皇帝摊了牌，你要是不给我个总督或者巡抚当当，我就不干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是所有正规军对太平军都没办法，只有湘军能顶得住。所以曾国藩以为皇帝能答应他的要求。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曾国藩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些年，白干了。

所以在老家守孝的曾国藩，心情非常恶劣。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为什么和官场、和皇帝的关系都处得这么差，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经过深入反省，他发现自己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也不光是其他官员品质太坏。他自己的个性、脾气也有很多缺陷。他在官场上，原则性太强，说话太冲，办事太直，不按潜规则办事，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经过痛苦反思，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这片土地上的潜规则不是一两个人能扫荡的。要想做成大事，你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光同尘，与大家同流合污。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你才能团结所有能团结的人，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和你一起做事。

所以经过一年多在家守孝，曾国藩发生了很大变化。咸丰八年，因为军事上吃紧，咸丰皇帝不得不又一次命令曾国藩出山，这一次，官场上的人发现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对人更客气了，更有礼貌了，做事也开始注意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了。遵守潜规则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对部下们在金钱上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了。他反省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就是说我以前做事，不随便提拔人，也不敢放手花钱，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追随他。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部下在金钱方面的要求比以前宽松了很多。他说：“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就是说，现在带兵的人，都难免有点发财的想法。对别人弄些钱，我不再管了，但是我自己还是一文钱也不装入私囊。

曾国藩这种对金钱态度上的变化，也反映到自己家庭里，那就是对曾国荃的约束，也比以前宽松多了。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在家里给在军队中的曾国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这些人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等于放开了曾国荃身上的缰绳，让他在发财致富之路上一路向前驰骋。所以曾国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当时军队打仗有一个惯例，就是攻下一个城市，是要放手抢上一阵战利品的。过去，曾国藩对于这种做法一直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对这个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荃就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发了财。在曾国藩写了这封信后几个月，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荃攻克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吉安府。仗刚打完，曾国荃就派人往家里送了一笔银子。这笔钱，显然就是战利品。第一次弄到这么多钱的曾国荃还有些不好意思，怕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责备他，专门给曾国潢写了封信，封中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就是说，我这几年啊，攒了些银子，送到家里，供家里花用吧！我这种做法，实在是辜负了咱们大哥平时对我的教诲。二哥你就别责备我了！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什么：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

二竿之数，就是两千两。就是说，这次一共送回家两千三百两白银。两千两家里公用，三百两给自己的妻子。此外还有衣服、布料什么的。

曾国荃在信中还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就是说搬银子时，自己家人搬，别让别人知道。可见，曾国荃头一次往家里运这么多战利品，自己心里还有点害怕。

开了吉安这个头之后，曾国荃以后就轻车熟路了。以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等数座名城，每攻下一座城市，他都要回家一次。正如曾纪芬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每回一次家，他都要买些田产，扩大一下家业。不过事实上，每一次曾国荃运回家中的财产，远没有大家传说的那样多，也不过就是几千两白银，处于整个湘军将领中的平均水平。曾国荃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过分，这一点我下面还要再讲。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后。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曾国荃在天京是不是发过一笔大财。有一种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也就是说，曾国荃这一战，收获上千万两白银，除了给上级送点外，都送回自己老家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经过分析比较史料，我认为，这种说法绝对是大大地夸张了。曾国荃在天京城破后，并没有捞多少钱。

确实，同治三年，曾国荃经过多年艰苦的攻城战，终于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夺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

“天京”是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人们传说城中金银如山，财货似海。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士们都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发财机会，大家都想最后再发一笔横财。所以在先头部队把天京城城墙炸开一道口子后，湘军士兵不听号令，争先恐后杀进城里，奔着金银财宝去了。史料记载：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

就是说，连曾国荃的亲兵卫队都不听指挥了。曾国荃想让他们六成人进城杀敌，四成留下来看守大本营。结果，城墙一破，所有人都跑进城里去了。

曾国荃对部下的心理状态心知肚明。他清楚，大家如此争先恐后，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发财。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约束措施，因为曾国荃这个人以护犊子闻名。湘军多年来，欠士兵的军饷非常多，曾国荃想通过这种方式，对部下进行点弥补。曾国藩此时已经派他的幕僚赵烈文到曾国荃这里指导军务。赵烈文一看这个情况啊，劝曾国荃管管士兵，不要让他们抢得太狠，曾国荃居然发了脾气。

赵烈文说：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就是说，他劝曾国荃进城维持纪律，曾国荃冲他发了火。他再劝，曾国荃干脆不理他了。

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曾国荃部下的每个无名小卒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房子里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来，用船一船船运回湖南。时人记载说：“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就是说，城门太挤，人们就从城墙上往外吊木料、家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万只大船，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驶向湖南。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磁货尽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的大量财富，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老饕”之名。中国人爱传小道消息，而且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像今天的巨峰葡萄那样大，而且还会放光。“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获一翡翠西瓜，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就是说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裂开一道缝，里面黑子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无价之宝。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都靠不住。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传说中。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财宝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人们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一个“翡翠西瓜”。这个西瓜，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所以这类传说，我们可以置之一边不理。我们要探究的是，曾国荃在这次天京大劫掠中，到底收获多少财产，他是不是通过这次抢劫暴富的呢？

我的结论是，天京之劫虽然很惨烈，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财产。

让我们先来看曾国藩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判断，日记中记载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这样一段：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

就是说，在天京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

按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

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就是说曾国荃同治三年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三万两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做了六年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五千四百两，那么六年收入就三万二千四百两。而他这次回家所置家业，也不过三万两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

当然，可能还有对史料比较熟悉的读者会说，曾国荃后来的家产达到一百万，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确实，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数年可致千万也。花农兄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这说明曾国荃的家产最终达到了六千亩地，加上三处房屋。按当时物价算，不到一百万两。不过这是他最终的财富，并不是从天京抢的。在带兵六年之后，曾国荃后来再次出山，当过数任巡抚，还做过七年的两江总督。清代的总督，每年光陋规收入就有十多万两，所以他做巡抚总督期间，正常收入也会有一百多万。能捞的人，甚至能弄个千百万。所以我们说他这一百万家产完全能说清来源，我们不能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

除了以上证据，《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已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也就是说，曾国荃任湖北巡抚，一到湖北，就弹劾总督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寻找各种材料弹劾曾国荃，也没说过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曾国荃贪污的传说之不实。

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财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那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为什么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一是以前曾国荃部下在安庆等地抢劫，知道的只是当地人和湘军内部。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湘军抢回战利品，从南京运输回湖南，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长江上下各省的人都看见了。而且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访。湘军的抢劫行径，一下子上达“天听”，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曾国荃做事太张扬了。赵烈文说，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派专人花八百两银子跑到北京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攻下天京后，人们都说：“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朝廷因此对他很不满意，迫使他不得不辞职回家。

以上就是曾国藩及其家族在他任总督以前的经济情况。那么，后来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总督一职。当了总督之后，曾国藩的收入水平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第八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一、总督的“养廉银”与“陋规”

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像

曾国藩人生最后十二年，一直在做总督。

曾国藩创立湘军以来，办事事事不顺，就是因为皇帝不给他一个总督的职位。那么到了咸丰十年初，太平军再破正规军建立的江南大营，咸丰皇帝一看，依靠正规军剿灭太平天国彻底不可能了，只好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从那时起，到同治十一年去世，曾国藩一直当着总督，一共做了十二年总督。其中近十年时间在做两江总督，有两年在做直隶总督。

曾国藩没当总督之前，地方官都不听他的，在地方上指挥谁也指挥不动，到处受气。一当上总督，马上就不一样了。所有官员马上对他露出了笑脸，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为什么？因为在清代政治体制中，总督就是皇帝在地方上的直接代理人，他总揽地方上所有大权，节制辖区内一切文武官员。地方其他官员升沉荣辱，全在总督和巡抚的一句话。所以总督的权力，实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么，两江总督具体都管哪些地方呢？

两江总督是天下唯一一个管了三个省的总督。“两江”原指明代的“江南省”和“江西省”。清代时候，因为“江南省”太大，把它分成两块，一个是今天的江苏省，另一个是今天的安徽省，所以，两江地区包了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面积十分广大，经济又十分发达，地位十分险要。因此，用今天的官职来比较，两江总督可以相当于三个省的省委书记加上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两江总督关防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名义薪俸，或者叫法定工资，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工资表上的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一百五十五两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三元。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按今天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是多少钱呢？二千五百一十元，和清代的几乎一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可以基本不动。因为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雍正知道这一百多两根本不够总督们花，特批一笔银子，你们拿了这个后就别再贪污了，所以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多少呢？一万八千两，折合人民币，那就是三百多万元。这项收入，比曾国藩做侍郎时期的五百多两的收入，至少翻了三十倍。

但这其实还只是总督收入中的小头。真正的大头，是灰色收入，也就是各级下属的进贡，按当时的叫法，叫陋规。按照著名学者张仲礼的研究结果，总督一级平均每年的灰色收入是十八万两，也就是三千六百万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了。

收入如此之高，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了呢？

确实发生了变化。只不过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差了。

首先曾国藩的衣服远远不如在北京时穿得好了。

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一个破瓦盆。

窦兰泉侍御来，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的严苛。清代官员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把家人接到官衙里生活。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和女婿接到了安庆。

如前所述，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五十五亩田地。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分了家之后，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这五十五亩田生活。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变得贫窘了。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

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

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花十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

无仆人，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只有自力更生：“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

两江总督府平面图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然后再纺纱或绩麻。中饭后，做针线活儿。晚上，则做鞋子。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应该说，和曾国藩一起生活很痛苦。身为总督眷属，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标准，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势必让他们在社会上显得寒酸落伍，造成他们在社交及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不便。我们可以想象，曾国家的妻子儿女们对这位丈夫和父亲一定腹诽不止。然而，除了偷偷报怨，拿这位天下最刚强又最顽固的老人，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早在做京官时期，曾国藩就“议定”每个女儿的嫁妆是二百两白银。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四，曾国藩写信给曾国潢说，大女儿婚事在即，虽然当了总督，但他还要坚持在北京讲好的嫁妆数目：

嫁女之资，每一分奁贰百两，余多年在京议定，今不能增也。

咸同时期，物价上涨很快，社会风习变化迅速，二百两银子在咸丰十一年其实已经不够用。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曾纪纯出嫁时，这个数目更是脱离实际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办婚事时曾国荃正好赋闲待在荷叶老家。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大哥只给二百两陪嫁银，“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打开箱奁亲自验看后才相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送了四百两银子给嫂子欧阳夫人，打发了第四女的婚事。

那么，日子过得这么苦，曾国藩的收入，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这就有点说来话长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有很大不同。在现代财政制度下，公务员通常享有优厚的福利待遇。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虽然工资水平可能不是很高，但会享有公房、公车、差旅等大量补助，甚至还可以公款吃喝。但是在清代，省级大吏不但没有这些补助，反而还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极为不合理的支出负担。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给一位总督的支出大致算笔账，看看他一年要在哪些方面花钱。

第一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

总督的工资，养活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家子人。曾国藩个人生活虽然十分俭朴，但是由于家里人口越来越多，几十口子全靠他一个人养活，这些开支也不是一个小数。这是第一项，这项开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

第二项开支今天的读者可能就不太好理解了：曾国藩还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

作为地方上的一把手、一号首长，曾国藩身边当然要有一个庞大的办公班子。清代总督衙门中，总督需要供养相当庞大的班子，他们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总督的办公、保卫、出行、勤杂等事务。不过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书长下至普通科员皆是国家公务员，薪金由国家负担。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官员，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他们的工资，则由督抚自行解决。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这种状况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清代，却是国家定制。这种设计，和京官的薄俸制一样，也是因为皇帝偷懒，不愿意详细考虑总督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把这个摊子推给总督自己解决。皇帝省了事儿，却使总督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这些编外人员工资可不低。就以幕友或者叫师爷为例，他们每个人，年收入至少一千两。你请上十个八个幕友，一年就得支出一万两。此外那几十上百个书吏家丁，加一起也要将近一万两银子的工资。所以仅工作人员工资这项，曾国藩一年就得支出两万多两。

除了这项不合理支出外，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办理一些公务，还要自己花钱。

比如，总督每年都要对绿营兵进行检阅，以保持军队战斗力。既然检阅，就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但是这些钱，清代财政体系中忘了规定从哪儿出，那就得总督自己出。另外还有一个特别不合理的，就是皇帝与总督的通信费，要由总督自己出。那时候皇帝和总督们之间，要频繁地递送奏折，下达谕旨，因为是机密文件，所以要派一个精干的队伍，专门运送，一年要好几千两银子。这个钱，皇帝不管，总督自己出。

所以这些项加在一起，一位总督一年要花多少钱呢？两江总督事情比较多，公务繁重，一年要花六万两左右。

我们前面说了，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多少？一万八千两。也就是说，有四万多两的差额。这四万多两从哪儿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靠种地吃饭，总督们只能靠权力来换取收入。这四万两的差额，催生了“陋规”，也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的“进贡”。

从“陋规”这个“陋”字上，可以看出世人对这项收入的道德判断。人们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陋规”完全是贪腐的产物，并且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陋规”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上级官员办公经费不够，不得不向下级收陋规。

那么陋规都有哪些内容呢？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江西巡抚白潢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的五项陋规：一是节礼，下属官员过年过节送的钱，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这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以部门名义送的钱，而所谓“礼”，则是官员们以个人身份送的。

那么，这些“规”和“礼”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先来看看“规”。“规”的来源，用今天的话说是各部门的“乱收费”，过去则叫“耗羡”或者“加征”。

清代州官和县官拥有直接收税权。因为没有严格的监督体系，他们在向百姓征收税款时，通常都要比国家规定的多收一些。多收的这些，就要给上司分点肥。比如各州县本来应该收一万两银子，但是他们乱收费，收了两万两。多出这一万两，他们自己贪污了五千两，剩下那五千两，得送给包括总督在内的上级官员，这就叫“钱粮平头银”。

那么除了州县官有直接收税权外，还有些权力部门有大笔的收入。比如海关和税关会收到大量税款。他们也一样，本来应该收一万，巧立名目收上两万，其中有五千，送给上级，就叫“关规”。粮道衙门交漕粮时多收些，叫“漕规”。盐道衙门向盐商乱收费，叫“盐规”。总而言之，只要是有油水的部门，都得给上级分点肥。你要不这样，上级就会把你这些油水给砍了。所以有的地方还有一项奇怪的收入，叫“香规”，这是什么呢？大伙儿到泰山和武当山这些名山进香，这些地方的庙里就生意特别红火，收了很多香火钱，收得多了，和尚就要分给县令一点，县令再给上级送一点。这就叫“香规”。

以上我们说的是“规”。

至于“礼”，就是官员们过年过节时给上级送的礼。清代官场的基层官员需要向上级致送的礼金名目繁多，以至于他要建立一本专门的账簿来进行统计。他们一年至少要送五种礼。

一是“见面礼”。上司刚刚到任，下属要前往参拜，要送“见面礼”。

二是“节礼”，也就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即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时，下属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礼的。

三是“贺礼”，就是上司家红白喜事及生日时送的礼金，比如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都要送礼。

四是“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提拔而送的礼，也就是买官的钱。

五是与“上任礼”相对应的“离任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

这些规和礼，加到一起，就是所谓的“陋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和礼都形成了固定的数额，成了一种变相的财政制度。每位官员都得收，你不收就没钱办公。连著名清官林则徐也公开收受“陋规”。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陕西发生重大灾荒，地方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的军粮都停征了，然而陕西粮道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这一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那么林这一年所得“陋规”多少？张集馨说，计“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他这个粮道衙门一年要送给林则徐一万两白银。

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林则徐的“陋规”都会旱涝保收。我们很难想象林则徐会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这一事例只能解释成，离开了这笔“陋规”，林则徐个人生活以及巡抚衙门的日常运转就无法继续。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陋规”其实是维持地方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固定收入。

从这个角度来看，陋规这个事完全可以理解。不过，由于清代没有财政审查制度，收多少陋规，完全由官员的良心做主。而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陋规”就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比如两江总督，本来一年收四万陋规就够花了，但是一届比一届收得多，最后收到了十八万两。那么四万两用来办公，多出那十四万两，就落入私囊了。

二、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这样呢？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非常痛恨，他认为，大清天下之所以问题重重，民怨四起，根子就在于吏治不清。所以他说，只有从治理贪污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清朝的问题。不过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如今他成了总督，终于可以对官场风气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了。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对每位官员，包括曾国藩来说都是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不到一个月后，曾国藩要从大本营前往祁门。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途中曾国藩要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各码头。湘军官兵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眼睛都盼绿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上下也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因为清代官场上，对这个迎送排场非常讲究，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边界迎接，是不是要出城迎接，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说法。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时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晚清官员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说自己的从政岁月，“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了。因为地方上来往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搞得他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他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对于这种风气，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

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

这封信，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

然而官场的潜规则是，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宣布禁令，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不遵守这些禁令，这才叫“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获得总督职务，军官们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所以曾国藩到达横坝头时，他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还放起了鞭炮。

曾国藩十分不悦，立刻再次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说你们要是这样搞，我可要处分你们了。下属们这才确信，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次要求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摆什么仪式。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

成为地方大吏后，曾国藩还遇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我们前面提到，官员们见上级，都要送见面礼。

曾国藩给下属发下一条指令，不收官场上例行的“见面礼”。这一个指令，就相当于少收入了几万两白银。

不过身在官场，你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你一点不收，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派人把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以前曾国藩一个人住，到哪儿都对付一下就行。现在一大家子来了，就得简单装修一下房间，布置点家具。庐州知府唐景皋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这个，是官场的惯例，因为庐州知府就驻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驻在省城的官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本为是不打算按照这个规矩执行。但是东西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一片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他写信给唐知府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七领草席。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位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大包礼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一看笑了，说你打开我看看是什么。鲍超打开来，曾国藩细细看了一遍，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绣花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知道曾国藩脾气，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大包东西回去了。

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原来容闳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有时候，属下给他送礼，他也会全盘收下，然后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比如同治元年他的幕僚莫友芝送了他一部书，叫《元和郡县志》，曾国藩很喜欢这本书，就收下了，收下后回赠给莫友芝一部《通鉴》。

曾国藩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每天都在门外排成行。因为他拒收礼物，慢慢形成习惯，很少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了。幕僚赵烈文到曾国藩这里，看到曾国藩的菜里没有鸡也没有鱼，就问他，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

曾国藩回答：“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

也就是说，过去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食物，被曾国藩拒绝。渐渐曾国藩之不收礼成了风气，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想喝点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

赵烈文一听，笑着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就是说，大清二百年来，只有你这一个总督衙门能做到这样。

以上我们说的是曾国藩如何处理礼品的问题。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一个入手点，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

工作准则的第一条，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原文翻译成白话就是：

不准凌辱州县官员。对人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我经常见到督抚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倨傲之色、严厉之声，这种作风实可痛恨。你们见到州县官员时，不可稍涉傲慢。

第二条是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

不准向有关衙门荐举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由于势之所在，其他人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概不准荐人入军队或者州县衙门。

门子不过是总督身边的低级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对清代衙门的内部结构进行一些了解。门子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中国式权力的运用之妙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充分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一个门子如果充分发挥其“能量”，也能办成很多事。为什么呢？因为“门房”是专门看管衙门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所以一个精明的门子可以拥有以下权力：

一、他可以决定来访客人能不能见到官员。

客人来拜访官员，首先要由门子进行通报。由于求见的人太多，门子拥有代官员挡驾之权，这项权力自然有操纵空间，让谁见不让谁见，门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了算。因此门子“合法收入”的第一项是门包，想见长官的人先得给门子一笔钱，才有可能进这个门。

第二，门子掌握着官府内部的许多情报。官员心情怎么样？家里来了什么客人？和人聊了些什么？甚至今天官员对某件事做了什么批复？这些门子都能打听到。因此那些想找官员办事的，就必须笼络门子。那些精明的门子很知道怎么把自己掌握的“内部信息”换成好处。清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县里，有个人每个月固定向门子付三万文钱，就是大约二十两银子，条件是让这个门子把他经手的所有机密文件都先给他看一遍。这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大量政策信息。这是第二点，门子掌握的信息可以换钱。

三、有人要给官员送礼，也必须经过门子这一关口。所谓雁过拔毛，要想让你的礼品能到长官面前，你先得给门房一份谢礼。《红楼梦》第六十回中，柳五儿的舅舅给贾家当门房，官员们给贾家送礼，都要给门房一份，因此他们经常有“外财”可发。广东官员给贾家送了两小篓子茯苓霜，就得先拿一篓作为门礼。

所以门子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门包因此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有的时候，督抚们的礼金可免，门子们的门包却不可免。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向皇帝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金四万两，送的时候要给门子送门礼四千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四万两革掉了，但家人门礼四千两仍然得照旧收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总督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要和关键。因此，如何选用和管理这些人，对地方官来讲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进行要求。

那么通过禁止迎送仪式、拒收礼品、约束工作人员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为官场带来一阵新风。但是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因为除此之外，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所有作为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

第一项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曾国藩到苏州阅兵。我们从他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苏州这几天都忙了些什么：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日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馀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第二项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

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就是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三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

同治九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袆）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左右的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袆。

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程仪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恢复举行。朝廷派来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我们说过，曾国藩做京官时，曾经到四川主持过一次乡试，收获颇丰。所以这一次，他也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在惯例许可范围内，尽量多送主考一些银子。考试结束后，曾国藩送了两名主考每人三千两银子。

除了“炭敬”“程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别敬”。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时才会发生。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进京见慈禧。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已经盼他多年了。离京之时，他送了多少别敬？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江苏、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的京官一共一万四千两银子，他认为这仍然不算多。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

折弁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竟不复部核议，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缘仲关说部中书吏，余与李相前后军饷三千馀万，拟花部费银八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部议，而许缘仲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但八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才一万八千多两。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到一起，起码得三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包括一万四千两别敬，曾国藩共花费了两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在信中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陋规”，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馀金”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中。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二万）。”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信中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馀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以上我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与私，分得很清楚。

三、曾国藩的遗产

我们以前讲过，清代总督每年平均会收十八万两陋规。那么如果曾国藩真收了这么多，除去官场应酬之外，他每年会节余十五万两。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大清帝国内最重要的总督位置上一共做了十二年。那么就是说，曾国藩的身后遗产可能高达一百八十万两白银。

那么曾国藩真的积攒了这么多钱吗？显然没有。

同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他到那时为止所有的积蓄，一共一万八千两。

这笔钱就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养老钱：“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就是说，他打算将来退休回家后就靠这笔钱养老。他认为这个数目肯定够花了。

本来应该有一百八十万两，实际上只有一万八千两。差了一百倍。那么，曾国藩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第一，是他拒绝了很多灰色收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他不收下属官员送给他的见面礼。

第二，各衙门送的陋规，他大部分都拒绝了。一年只收三万两。

第三条，就是陋规收入如果有节余，他不会纳入私囊。同治七年，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他在“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剩余的银子共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他带到北京花掉了两万。剩下的一万，怎么办呢？在曾国藩时代，官员们通常的做法是把小金库中节余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他写了封信给曾纪泽说：此笔款项，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要想办法捐掉，捐钱的时候，还一定不要留名。曾国藩曾经说过：“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就是说，别人都愿意享有大名，我不愿意。而且我还特别不愿意享有清官之名，不愿意别人叫我清官。

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的想法很简单，你名声太大，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和指摘，不利于自己踏踏实实做大事。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曾国藩像每个地方大吏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有什么积累了。

虽然一生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位极人臣，但是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其实是很落寞的。虽然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志，并为此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突然发现，自己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

自诩为“好汉”的曾国藩在晚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有一次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就是说，我那次去北京见皇帝，发现京城许多地方泉水都枯竭了，连御河都断流了。这是不好的征兆。现在，朝中没有正人君子，用人行政一片混乱，看来这个王朝，挺不了几天了。我真想早点死，不想活着看到王朝灭亡。

他还在家书中对弟弟曾国潢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

也就是说，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很想直接躺到棺材里去，人死了就能心安理得地好好休息了，那样还比活着更快乐些。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绝望，是因为对大清王朝的现状深为失望。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期盼的这个长夜快乐之期终于到来了。这一天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公事后，由孩子陪着，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身子向一旁一歪。原来是突发脑出血。在旁边陪他散步的曾纪泽忙问：“纳履未安耶？”就是说，是鞋没穿好吗？曾国藩说：“吾觉足麻也”。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曾国藩“渐不能行，即以抽搐”。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花厅。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坐了三刻之后，就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两江总督府西花园

前面我们说过，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曾国藩早有打算。他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八千两养廉银，除了养老之外，还打算用来办丧事。然而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被事实证明并不充裕。

曾国藩生前很早就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曾国藩只留下一万多两，如果动用这笔款项，曾家其他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曾国藩的遗嘱。曾国荃说，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至少要一万两才能办下来，所以，“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之类，似亦可以酌受”。

曾国藩长子曾纪泽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李鸿章带了两千两白银南下奔丧，曾纪泽坚决不要。连李鸿章的都不要，别人的更不能要了。曾国藩的丧事，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两银子。可以说曾国藩生平积蓄，基本上都花在了丧事上。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没留下遗产。

这正好符合了曾国藩的心愿。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他晚年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一生的信条是不留金钱给子孙。当初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搬回家中，就是因为这一点。

曾国藩一生，只留下了两项财产。一项，是那座被命名为“富厚堂”的宅第。

我们来到今天的荷叶镇，会看到一座规模很大的乡间侯府，匾额上写着“富厚堂”三个大字，这座大院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由三正六横组成，看起来很是气派。

曾国藩不是一直不同意家中大兴土木、“造房起屋”吗，这座侯府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讲到曾国藩的第二项遗产，那就是书籍。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曾国藩愿意把书作为遗产，传给子孙后代。他多次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因为书籍属于精神财富，它对子孙后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养老。所以命曾纪泽在湖南老家修理一处老房子，以备告老回家后定居。他要求曾纪泽节俭行事，尽量低调：“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就是说，门上匾额不能写上侯府什么的，只写宫太保第四个字就可以了，不要太高调。

曾纪泽当然表示要遵从曾国藩的意愿了。不过他又汇报说，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曾国藩的本意是花上几百两银子，修修老房子就好，不料同治六年房子修好后，曾纪泽向他汇报，说一共花了七千串铜钱，也就是大约五千两白银。曾国藩一听，远远超出他的计划，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具体办理此事的曾国潢，说：

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就是说，修个旧房子怎么能花到七千串？就是盖新房子也花不了这么多啊。我一辈子立誓不靠做官发财，认为当了官就回家广买田地建大房屋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不料我自己却就做了这样的事，报应啊！

接到曾国藩的信后，曾纪泽吓坏了，曾国潢倒不着急。他知道怎么解释才能令曾国藩满意。他回信给曾国藩说，这个房子花钱如此之多，主要都花到那个藏书楼上了，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价已占千馀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

就是说，这个书房造得很坚固，因为地基比较软，所以用石头砌了一丈深的基础，这就花了一千串。而通体用青砖，木材都用的杉木，这也花了很多钱。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处处都可节俭，只有藏书舍得花钱。所以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用的，曾国藩的气就会消了。确实，今天我们参观曾国藩这座故居中的藏书楼，会发现它的设计和建造确乎有别于宅内的其他建筑。虽然贵为侯府，但是富厚堂中的大部分建筑或外包青砖，内用土坯，或者前脸用青砖，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财主还俭省。只有这座藏书楼舍得血本，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为柱，为的是防白蚁；一至三楼通体用青砖，都修有专用上下书籍的通道。二楼四周有外走廊，可以晒书；书室辟在三楼。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可避免藏书霉变。和宅内其他建筑比起来，这座藏书楼确乎别具匠心，花费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经曾国潢这样一番解释，曾国藩也不再批评了。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一座“豪华建筑”。事实上，它后来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远不及苏浙的“天一阁”等有名，但规模则比它们还要大。里面藏书达到三十万卷，其中不乏珍本。可惜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在曾国藩身后，这些藏书及文件中最珍贵的部分，被曾宝荪、曾约农带去了台湾，现在寄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富厚堂”其他的当时认为比较珍贵的藏书，共计两百多担，一九五〇年冬被湖南省文管会运往长沙封存，侥幸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存在湖南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至于其他大部分，几十万卷当时认为没什么价值的藏书，在经历“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之后，都不知去向了。这些书在解放后被认为是废物，“土改”的时候，村民发现这些废物还有点用处，他们把曾家线装书的上下空白的部分裁掉，订成小本子，用来记账，其他的都扔掉了。今天我们到藏书楼上，看到架上还零星躺着线装书，其实这是些影印件或是从附近村民家收来的旧书，只是摆摆样子，曾家原来的藏书，一本也没有了。

这是曾国藩的遗产情况。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生活一直很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其实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却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据曾氏后人讲：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那就是富翁了。当时社会上因盐票发家的太多了。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为一介贫民，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富翁，后来身家多达四千五百万两。

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谁也不许买盐票。按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号，买上一二百张盐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违法。一张赚两万元，一二百张就是大约两百万到四百万两。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实事求是。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蓄包容之人。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第三编

右侧面 迷信和天命

第九章

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一、从信风水到信天命

｜一｜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1]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2]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3]

｜二｜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

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

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托梦。

曾国藩长子曾桢第夭折后，欧阳夫人梦见一个老太太，自称是曾家九世祖孟学公的夫人屈氏，诉说她的坟墓多年无人打扫。曾国藩夫妇因此认为这是导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曾国藩于是将屈氏之墓迁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还相信扶乩。

曾国藩像

咸丰八年四月，曾国藩乡居期间，家里请人扶了一次乩，预测曾家家运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预言说不久曾家将遭大难。半年后，六弟曾国华果然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晚年经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4] 。

他禳过灾。

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因各营患病者太多，且乡间居民亦病，斋醮三日，禳灾祈福。余亦诣坛拈香。 [5]

他信关公。

湘军攻下天京不久，曾国藩一边忙着为诸将请功，一边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请皇帝给关帝庙赐以匾额。据他折中所说，天京之役的军功章中有关老爷的一半。原来，曾国荃率部攻城之际，天气酷热，人不能堪，太平军趁势对攻城的湘军“屡掷火桶”，采用火攻。曾国荃乃向关公求雨，而据说关公亦欣然出手，扫去暑热，帮助湘军成此大功。曾国藩在《奏请钦颁金陵及湘乡县关帝庙匾额折》详述其过程说：

本年六月初间，（曾国荃）督率诸军在龙膊子开挖地道，修筑炮垒，逼城猛攻。时值酷暑，烈日如焚，城贼屡掷火桶，几欲延烧。国荃因肉薄攻城，恐致贻误，乃望空长跪，虔祷关圣大帝速降雨泽，以代贼谋，十二日果得大雨一次，而数里之外亦皆无寸。特别是登城之日，酷热尤甚，国荃祷祝如前，并默许奏请钦颁金陵及湘乡县关帝庙匾额。午时火发之后，有阴云自钟山覆日而来，凉风习习，拥护兵勇登城，得以竟此全功。……恳请御颁匾额，以答神庥。 [6]

他还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幼子纪鸿得了痘症，一时病势颇为凶险。曾国藩心为之悬悬，“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纪鸿病愈后，曾国藩在日记中总结原因，将功劳一分为二，归之于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

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佑助，一则刘叟之老练精慎。 [7]

他于四月初八日亲作祭文送痘神，还给“痘娘娘”扎了状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纸伞、纸旗十把，燃爆竹十余万。过后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水无病灾”。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庙完工，他不仅亲至庙内拈香礼拜，还特地为此庙撰联一对：“善果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香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至于祈雨敬神之类的清代地方官员公务范围内的正常举动，在他的年谱中更是多见。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连日步出祷雨”。“十九日，公（指曾）诣灵谷寺取水。廿日，大雨。公筹银四千两，修复灵谷神祠。” [8]

｜三｜

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 [9] 。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的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 [10] 。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察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 [11] 。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的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12]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言余现所居棉花六条胡同房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 [13] 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 [14] ，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荡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衷，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任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四｜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他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何如” [15] ？

但是性格强硬的祖父固执已见，毫不动摇。对风水本不那么在意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服膺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说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16]

也就是说，风水吉凶之说，是“地理”；而孙子听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地理”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作为程朱信徒，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何况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惹他生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喜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 [17] 祖父痊愈了，困扰曾国藩多时的病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这种好运仍然持续：家里添了三个男丁，九弟曾国荃也进了学成了秀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本人升任实职侍郎。

以前虽然听惯了风水发家的故事，但曾国藩对风水之说一直“存而不论”。但这次“亲身经历”，却让他确信风水对家运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对此事总结出了两点：第一，很显然，祖母葬地风水上佳，因此曾家家运才如此顺风顺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18]

虽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万万不可更动。他嘱咐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19]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又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欲仍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藏，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不知可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断不可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20]

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仓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水师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虽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但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先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还是没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郁闷地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21]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离开家乡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嘱咐弟弟们再接再厉，甚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必将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心学习，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22]

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笃信非常了。

｜五｜

有人认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此热衷风水，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

与早期儒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信众。儒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要求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第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之不足为已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们当然也很高明，不过中世纪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现代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 [23]

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识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气，只通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古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祀（獭喜欢将鱼排列在岸上，古人以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格出来。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无力解释而又强作解人，理学最后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理论。而这“气类相感”的理论，和风水理论又恰好合拍。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譬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24]

人死了，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失前，是可以感应到子孙的祭祀的：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观，与朱子大致类似。

风水的原理，似乎很复杂，又似乎很简单。既然人死后“灵气”并不会马上消灭，那么必然会存在于空中某处。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25] 可以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处，并能福荫子孙。

朱熹就是这样解释风水的。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精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宋孝宗死后，朱熹被宁宗赵扩召请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张举全国术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因为皇帝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计。他说：

……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 [26]

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众多派别对风水因此一直争论不断。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人只需体认内心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必惧怕和祈助什么外在的神异。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品格。张载就对风水之说嗤之以鼻：“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 [27] 程颐也认为，葬地只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可以了：“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 [28] 想通过风水发家兴运，乃“后代阴阳家流”的“诡异之说”。然而，毕竟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风水之说虽然发轫甚早，却是在宋代以后得以盛行，这主要得益于朱熹提供的“理论支持”。

｜六｜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形象并不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 [29] 只不过“研究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天圆地方、四根柱子支着大地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在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之中。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斗争”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30]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英夷”强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迷信”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子的世界观轻而易举地征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曾国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理论。他说过，“我平日最不信风水”，接下来还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理论。 [31]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谈论怎么样改善家中阳宅风水：

老秧田背后三角丘是竹山湾至我家大路，男（曾国藩）曾对四弟言及，要将路改于墈下，在檀山嘴那边架一小桥，由豆土排上横穿过来。其三角丘则多栽竹树，上接新塘墈大枫树，下接檀山嘴大藤包里，甚为完紧，我家之气更聚。望堂上大人细思。 [32]

这种安排依据的就是朱熹“藏风聚气”的阳宅风水原理。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认为附近彭姓山地内有一处吉壤，想买下来作为曾氏家族墓地。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表达意见：

前叔父信言知广彭姓山内有地有干田十亩。男思好地峰回气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树木，盖气之所积，自然丰润。若硗田童山（山无草木曰童），气本不聚，鲜有佳城，如庙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断无吉穴矣。大抵凡至一处，觉得气势团聚山水环抱者，乃可以寻地，否则不免误认也。知广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干田十亩之说，故进此说。 [33]

这番言论所依据的是朱熹的“山环水抱”说。

传统时代的“风水先生”是分层次的，许多士大夫都基于“义理”，对风水深有研究，比如，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以及他在为父亲寻找葬地时请的新宁知县许久霞等人。在京城时，他之所以相信帮他看房子的王继贤，是因为王氏学有本源，能以朱子之理解释风水，“言之成理”。所以曾国藩实际上是将风水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朱子风水理论指导下的“学术风水”。另一类则是以那些不学无术的“地仙”为代表的“愚昧风水”。他是相信前者而鄙视后者的。乡间那些专以踏看坟地为生的风水先生，多数是半文盲，画虎不成，言语鄙陋。对他们，曾国藩和他祖父一样，是看不起的。通过这样的分类，曾国藩将自己的相信风水和祖父的不信地仙调和统一起来。曾国藩的妻弟欧阳凌云对风水极感兴趣，学会了为人看地，甚至打算以此为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写信给弟弟们，嘱咐他们劝阻凌云：“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 [34]

｜七｜

曾国藩因祖母之丧对“风水说”产生的笃信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就在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湘军在三河战役中遭遇惨败。悍将李续宾部被全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失踪于乱军之中。事后曾国藩极力搜寻，只找回一具无头之尸。

这是几十年来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惨祸。极重手足之情的曾国藩悲痛欲绝。在接到曾国华失踪之信的当日“万感交集，彻夜不寐”。此后一连多日“心绪极恶” [35] ，“悲恸填膺，减食数日” [36] ，甚至“不能办一事” [37] 。

离家以后，曾国藩一直因为父母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得到曾国华的死讯后，他的第一判断这是风水所致。曾国华生前曾力主为父母改葬，因此曾国藩马上写信到家里，要求尽快实施改葬：

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38]

按理说这件事足以使曾国藩死心塌地迷信风水。但是静下心来，曾国藩想起这一年四月他还家居湘乡时发生的一件怪事。

当时曾国藩闲居家中，终日无事，听说曾国荃家人请人来扶乩，也步行赶去凑热闹：“闻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视之。”

扶乩和算卦一样，是旧时人们卜问吉凶的常用方式。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称神灵附体，拿着一支笔，根据人们的提问，在沙盘上画字，据说画出的字句就是神灵的指示。

当时湘军刚刚攻下九江，军机颇顺，曾国藩原以为可以顺流东下，迅速消灭太平天国。不料扶乩的结果却十分不吉利。

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间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

“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

扶乩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败”字。曾国藩大惊，以为刚刚取得九江大胜，怎么会出来一个“败”字？乩又判说，这个“败”字与九江之胜有关。曾国藩问，九江初克，运气正好，“败”字何指？乩又判说，这个“败”字不但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家运。

曾家人“又问仙何人何职位今欲何往”？也就是问降下这一预言的这是哪路神仙？“仙自称名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时官都司，死于咸丰年固始之难。现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过云云。”仙人自称叫彭某某，是何南固始人，生前是咸丰年间的一个都司，死于战乱，刚被上天任命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过湖南，所以下来降言。

当时曾国藩听了之后，虽然“凛然神悚”，然终不解其故，也就只好将神仙的预言置于半信半疑之间。

直到曾国华丧后，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败”字何指：

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

多年之后，和赵烈文谈起此事，曾国藩还认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其效验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 [39]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风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讼不已，对“天”及“天命”的崇拜却是儒家毫无争议的世界观基础。早自殷周时代，人们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孔子却信天命。他三番五次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伦语·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伦语·尧曰》）

所谓“命由前定”，天之崇高伟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二、不可动摇。神仙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数，人力的巧计营求对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风水”与“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从头回顾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出家运中的这样一个规律，即咸丰年之后，每当大得意之后，必有大失意相随：

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 [40]

也就是说，道光年间，曾氏家运一直蒸蒸日上，而自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规律变为大喜与大悲交错：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亲之丧。他刚攻克武汉田家镇，湘军声望达于顶峰，紧接着就遇到水师大败。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进展顺利，不料父亲突然去世。今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声名大振，不料马上遇到了六弟之祸。

曾国藩由此认定，祖母葬后家中出现的诸种吉祥，不过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得意后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当初自己所信的那样大吉大利，何以家中会屡次出现横逆之事？六弟之丧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则即使在其后移动父母坟茔，也必无济于事。一个人的穷通死生，怎么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决定和改变？如果那样，上天岂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岂不是太不严肃了？

事隔多年后，他在日记里说：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睪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甫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 [41]

“天命”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八｜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论。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朱熹说，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是禀气而生。因此，人的命运，也完全是由所禀之气决定的。“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 [42] 。以孔子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禀之气十分清明，所以做得圣人，但禀得的气又很低很薄，所以生来地位不高，终生也没有做太大的官。至于他的学生颜回禀的气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学家之外，历代名人热衷谈命的还有不少。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中国人对命运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43]

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向上的意志无可奈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44]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45] “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46] 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青年时代曾国藩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然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47] 。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副精力用于进德、修业。所以曾国藩此时的命运观，还是为他的个人奋斗观服务的。

初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凭借超人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一度顾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48] 。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49] 。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50]

咸丰七年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见信于皇帝，奋斗数载，功劳至大，却被投闲置散，自然心不能平。曾国藩原本功名心极重、进取心极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炽于常人。郁愤至极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 [51] 。

命运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极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作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他再一次翻阅历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运给了他无数的感慨。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命运的不平并不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历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声；或瑰材而蒙诟；或佳恶同、时同、位同，而显晦迥别；或覃思孤诣而终古无人省录。彼各有幸有不幸，于来者何与？” [52] 也就是说，有的人庸碌无才，却获得美名。有的人才华横溢，却受尽屈辱。有的人，一辈子苦心钻研，学有所成，最终成果却被世界埋没。有些人，素质、能力、时代、地位都差不多，但一生命运却迥不相同。

而揆诸自身，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进士也落榜两次，可谓命运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际，他怎么也料想不到从二十八岁起，自己的命运又变得出奇地顺利。

二十八岁那年，他终于考中了进士，不过，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来没什么希望进入翰林院。据说是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朝考成绩却出奇地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已经是梦想不到之事了。谁又能知道，他在此后的京官生涯中，仅仅靠动动笔头，写写文章，就十年七迁，从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他第二个想不到。

当年的同学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数。和自己的朋友比起来，自己也算不上多么杰出。仕途成绩如此出色，难道仅仅是自己的主观奋斗，而没有上天的安排吗？

离开北京后，他又遇到了第三个想不到：在太平军攻入湖南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说承平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对命运的主宰力量感受并不强烈的话，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却往往使人成为命运的信奉者。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势如破竹，忽而陷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的。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 [53]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着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54]

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执着于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 [55]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曾国藩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加固了他的天命观。

｜九｜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56]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唯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灭裂：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更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57]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 [58] 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 [59]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十｜

随着阅历加深和年龄增长，曾国藩谈论天命的语气越来越肯定，或者说，他对天命越来越迷信。

他开始相信人不能胜天。同治五年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 [60]

他早前认为，对于建功立业来说，“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说，人事与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后来又认为对于事功来说，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百分之三十。他说：

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 [61]

以身边的例子为言，当太平军兴起之初，其他清军将领，比如向荣、张国梁等人，“岂不切齿图功，思得当以报国”，也一心要灭了太平天国，但因为“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那时太平天国势力正张，“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而湘军后来取胜，与太平天国内乱及后期施政混乱直接相关。“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騃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既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

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说：

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62]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他以“运气”总结之：“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 [63] 。

这其中固有谦辞，也有灼见。

｜十一｜

如果说，直到三七开时为止，曾国藩对命运的总结都不无正面意义。然而，晚年曾国藩对命运的迷信却超越了合理界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他甚至认为，人就是一个“运气口袋”，一切皆是运气为之。“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 [64] 一个人一生寿命、健康、穷富、贵贱，乃至赌博的输赢、科举的成败、军事的成败，基本都是由命运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胜，会试之高第，在一时虽若可喜，实则值时命之偶然。”“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65]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 [66]

他迷信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提出“不信书、信命运”这个“离经叛道”的结论。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一生三变》中说：

（曾国藩）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不信书，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后天的努力奋斗可以改变既定的命运。信命运，代表他认为命运是决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万世”，则说明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结论，不再更改。

如果我们因为曾国藩的这些话语而嘲笑曾国藩愚昧落后，无疑是不当的。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胜天，是主观能动性。但是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蚍蜉撼树而已。人与天，主观与客观，当然是后者强大于前者，正如同主人强大于宠物狗，科学家强大于他制造的机器人，宇宙强大于一个原子。再顽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任何强人，最后都会发出天命难知的感慨。

这一悲怆的宣告，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从自己的亲人身上，他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他的几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悲惨。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放荡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二女纪耀之婿陈远济幼时十分聪明，长大后却平庸懈怠，了无生气，纪耀郁郁寡欢，终生未育。三女纪琛之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曾氏目睹伤心不堪。四女纪纯之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却又体质羸弱，二十一岁便病死，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阅历越深，他越动摇了青年时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信念。他因此认定上天在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类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说，讥笑那些“朝耕而（图）暮获，一施而（望）十报”之人 [67] 。

而国家的现状，更让他伤心。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自诩为“好汉”，“平生倔强”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68]

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老年常多悔惧”，“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救无术，日暮途穷”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69]

｜十二｜

虽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国藩一生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咸丰九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70]

也就是说，虽然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告诉别人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从来不向世人揭开命运难违的悲惨真相，否则，生命这场游戏，就彻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虽然深知天命不可违，还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垂范后世。

咸丰十年，在给幼弟曾贞干的信中，他承认弟弟所悟是对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时他又提醒到：

“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 [71]

“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是皈依了天命说之后曾国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说，以天命说来排解心中的迷惑愤懑，以天人感应说来激励自己继续奋斗。

鉴于这种考虑，曾国藩从不在众人面前谈论天命，即使私下谈论，也总不出亲信僚属的小圈子，并且多在事后。他愈是感到“天命难违”，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甚至达到极端的程度。“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72]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73] 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 [74] 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疝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导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也不偷懒。

他的幕僚赵烈文记载的一幕，见证了他督两江时的辛苦劳悴：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涤师来久谈。迩得微恙，神气殊乏，会客来请主考入闱茶宴仪节，絮絮不已。余云，（小事不必亲躬），师曰，吾非专此而习久已成风气，细大不捐，亦无可托之人耳。（赵烈文又劝），师曰，吾以夙死为乐。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 [75]

他督直隶，“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虽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 [76] ，他却开足马力，拼尽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积案三万多件。此外治河赈灾，惩贪奖廉，都多有成效。

｜十三｜

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而风水鬼神报应之说也并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风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风水而得富贵的事实。因为这毕竟是从理学“气本论”原理推论出来的结论，何况还有他另一次“亲身体验”作为证明。

那是发生在祁门县的事。安徽祁门清初中过举人，后来一位江西籍的县令将县城改建在山脚下，从此一百多年没有人中过举。曾国藩驻军祁门时，以县城局促，并无“形胜”，因拆毁城墙。竣工后曾国藩写了四句话：“拆去西北城，岁岁出科名。东南留一节，富贵永不歇。”说来奇怪，此后仅甲子科（一八六四年）乡试，祁门县就考中了三个举人，丁卯科（一八六七年）又考中了二人。曾国藩由此更加认为，风水之说绝非无稽之谈。 [77]

因此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同捻军交战屡遭惨败后，曾国藩推测，这也许是由鄂抚衙门不吉利造成的，敦劝曾国荃移贡院。 [78]

但更多时候他更坚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风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换句话说，风水实际上也是天命。好的风水往往都是得自无意之间，上天注定。有意营求，是难于获得明显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说”和朱子的“风水说”被他用这种方式统一了起来。他说：

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

他举例说：

吾新友中，如长塘葛氏阮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

究其原因，他认为是既然有意求富贵，则“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 [79] 。

所以他后来虽仍未放弃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经不再固执于追求富贵功名的念头，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遗体免受水冲蚁啮等祸，使先人之灵魂能安宁适意而已：“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 [80] “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续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 [81]

对风水说的不以为意，从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体现出来。早年曾国藩虽然说过祖母葬地大吉，万不可动，但后来终于迁到了大界新安冲，与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82]

｜十四｜

同时他还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别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体验”，更让他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为阵亡的曾国华写铭旌，忽然闻到一股强烈的檀香味，而询问身边人，并无人焚香：

昨日为季弟写铭旌，自外入室，闻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诚敬。及至写毕一问，并无人焚香者，殊为可异。 [83]

过了半个月，他在家书中又一次谈起此事，认为这证明“神异之不虚”：

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预料九江一军之必败，厥后果有三何之变。及昨二十九日写铭旌时，异香满室，余所亲见亲闻，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也。 [84]

因此，晚年他继续用鬼神说来解释一些生活现象。他与曾国潢都死了孙子，他认为这是有损阴德的结果：

接沅弟信，知纪渠侄之子元十于六月初四日殇亡，殊为感怆。……念澄弟昔年于骨肉根本之地，尽心尽力，而两年连殇二孙，殊不可解。闻弟近年好帮官司，好罚人出钱，好送人关班房，岂有损于阴德耶！抑闻侄妇有不敬其姑之处，神示之儆耶！ [85]

他仍然参与一些“迷信”活动。同治六年，江苏大旱，曾国藩迎神于密室，焚香祈祷，下雨之后复出重金还愿。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经常登上内宅的上房，向天拜祷。

然而，在做这些事时，他的心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希望“有求必应”，他不过是祭神如神在，尽其责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种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罗列库中，在需要时随手拈来。因为皈依了“天命”，曾国藩对于“功名富贵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一概归之于命，不再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时候，他对“迷信”之说已经不再那么尊重。在许多事情上，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当金陵久攻不下，军营疫疾流行，曾国葆染病身死时，曾国潢在给他的信中说曾国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担心曾国荃的命运，要求曾国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说沅弟明年断不可打仗亲自出队，话语颇不吉利。九娣妇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谕沅弟来身边办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说，想兄亦以谓然。因九娣妇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86]

曾国藩得信，甚为恼火，在信尾亲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无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亲身督队，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87]

咸丰八年之后，他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的批评开始增多。咸丰十年，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在家经常做道场后，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88]

由此可见，到这一时期，曾国藩对风水活动已经以批评为主了。曾国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并约为家训：

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医药也，地仙也，僧巫也”。 [89]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确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 [90]

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91]

｜十五｜

既然相信灵魂暂时不灭，曾国藩对自己未来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考虑。

曾国藩的老朋友冯树堂自认为精通相地之法，在曾国藩去世前一年曾赴南京与曾会面，见曾精气大衰，预感其不久于人世，自告奋勇要求为曾氏选择葬地，曾国藩欣然同意。

回到湖南后，冯树堂四处跋山涉水，经过千挑万选，为他相得湘乡东台山一地。东台山乃湘乡风景名胜地，“东台起凤”乃湘乡八景之一。它“南连华盖，下瞰涟水”，从风水角度来看，确属极佳。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冯树堂还约了另一个精通风水的朋友，也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一同相看了一回，得出结论是“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 [92] 。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他还精心撰写了《东台山地图说》一册，详细阐明此地的种种优异之处，寄给曾国藩阅看。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这个选择。详细阅读了《东台山地图说》后，曾国藩发现此地是当地公会所在，按八卦的说法，又恰值县治的巽方，据说这个方向“关（一地之）文风”，早已为众人所瞩目。如果葬在这里，也许可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别的家族人才继起。

故曾国藩在给冯树堂的复信中说：

此地既为公会所在，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或窃有遗议。

他又解释自己寻找葬地的原则说：

鄙人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谲计巧取而得，苛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 [93]

这一选择，反映了曾国藩晚年信条：

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

二、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一｜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94] 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升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95]

｜二｜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一、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96]

清政府对他盖棺论定，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 [97] 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二、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98]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一八六三年九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99]

这是文字记载中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曾国藩所记为下属相面结果：鼻歪，心术不正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〇，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 [100] 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

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随手举出几例：

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101]

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发可爱。 [102]

廖世霖……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头发、眉毛有浊气。 [103]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 [104]

周惠堂……充水营营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105]

…………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

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106]

｜三｜

相面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之时，在中国贵族之中已经十分流行。《左传·文公元年》载：

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也就是说，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内史叔服会看相，便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叔服对公孙敖说：

谷可以祭祀供养你，难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颔丰满，其后代必定兴于鲁国。

而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尉缭讲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是历史上更广为人知的相面实例。

春秋以降，相术大兴，历代著名的相人专家层出不穷，比如，汉朝时的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的袁天罡，宋朝时的陈抟，明朝时的袁珙、袁忠彻。各类相书更是汗牛充栋，像《麻衣相书》《五行相书》《柳庄神相全篇》《平镜宝库》《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面摊遍及城乡，相面术成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术。在晚清政治高层人物中，以相术择人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胡林翼在向曾国藩竭力推荐李鸿章时，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显示他肯定会飞黄腾达：

少荃可治淮上之师，并带去营哨官也。……少荃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胆耳！ [107]

胡林翼还给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冯卓怀相过面，结果评价很低，说他“唇不掩齿，非期颐之难致，即谗谤之易集” [108] 。冯卓怀就是曾国藩早年日记中常提到的好友冯树堂，此人与曾国藩定交多年，关系深密，最后还是因种种原因终生未得大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边的人，也经常给曾相面。王闿运相面的结论是：

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 [109]

而薛福成给曾国藩相面后得出另一种结论：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者。”余所觌当代巨公，无其匹也。……惟眉发稍低，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 [110]

除了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晚清另一些重臣也对相术很有研究，比如荣禄，在《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记载过荣禄和他的一次谈话，内容是谈论肃顺的相貌。荣禄说：

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长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 [111]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研习相人之术的。阅读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他的相术知识主要来源于历代相术名著。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四页纸，是他的相学“札记”，记载了一系列相人原则。比如，面“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头如山者贵重”（谓头不乱动）；“腰长过人者贵重”；“视上者傲，视下者诐，侧头旁视者则奸”；“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指甲坚者心计定”；“行路稳重者贵”。

对照《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等著名相书，“札记”所云，大体相合。这说明这本札记是曾国藩的学习笔记，他的相术确实“学有本源”。

《月波洞中记》卷上说：“眼中有神者，贵；无神者，不贵。”《照胆经》卷上则说：“凡瞻视无力者，不可与立事。”

曾国藩日记中记人相貌，重点也在观察眼睛有无“精光”或“神光”，如：“目有精光，三道分明”；“眼黄有神光”；“目有精光数道”；“眼有清光”；“眼无神光”。

《照胆经》卷上说：“睛屡转移者，多奸诈。”曾国藩也通过眼睛判断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靠得住。他的评语中常见这样的结论：“目不妄动，为可靠”；“眼圆而动，不甚可靠”；“目精光而动，……不甚可靠”。

传统相书次重鼻子，认为“鼻为中岳，五行属土，……须要端正耸直”；“鼻梁不正，中年受困”；“鼻头斜曲，寿命亦促”。（《相理衡真》卷四）至于嘴则以方者为贵：“若口不方者不贵。”（《月波洞中记》卷上）“口如一撮，孤独贫贱。”（《玉管照神局》卷中）曾国藩对这些论断也奉为圭臬，日记中屡见“鼻梁直”；“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鼻歪，不可恃”“口方鼻正”“方口好”“口小，不可恃”“鼻正眉疏”等记载。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注意观察对象的腰身及身段，如：“腰身正”“腰挺拔”“身段稳称”。这也依据传统相术对人物腰身的判断标准：“腰者为腹之山，……直而厚者富贵，细而薄者贫贱。”（《太清神鉴》卷五）“男儿腰细，难主福财。”（《神相全编》卷六） [112]

｜四｜

容貌与性格的关系，历来是人们争论不已的话题。由表及里，是人类观察世界的本能方式。挑选苹果时，我们总会先看看苹果个头大不大，颜色好不好：有经验的人能从外表看出这个苹果好不好吃。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初识者“相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嘴唇薄的人能言善辩，嘴唇太厚的人愚笨迟钝。方下巴者性格刚毅，满脸横肉通常表明这个人性格蛮横……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通常认为比较有效的经验之谈，很少得到科学方法的支持。

西方骨相学曾经风行一时，甚至被警察当成识别坏人的依据。这种“学说”将高颧骨、窄鼻梁、招风耳、头发浓而汗毛淡的面相界定为“罪犯型”。然而后来科学家在美国测定了一万三千名罪犯的骨相特征，否定了骨相学的说法。也有人把不同的面相特征（高额、浓眉、薄唇等）与不同的性格特征（聪明、敦厚、奸诈等）相配，共配成二百多个项目；然后随机抽取大量调查对象，逐一测定，结果发现其相关系数很低。 [113]

虽然，中国相法被传得神乎其神，但相面技术之中有无科学成分实在令人怀疑。在世相人心的复杂莫测面前，历代相术大师苦心揣摩的相法许多时候看起来过于简单明了。我们翻阅传统相书，其中荒唐可笑、机械僵化、穿凿附会之处比比皆是。比如，袁天罡的称骨测命法，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换算成骨头重量，求其和，说据此就可以查出一个人的命运，其荒谬当然不值一提。

但是，传统相术确有部分合理内容。因为除了相五官外，它还有“相精神”的传统。相书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刘劭在《人物志》中把人的举止概括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项内容，称为“九征”，并说一个人的内心决定了他的外在气质神态：

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昂昂。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 [114]

除了对“相五官”做过研究外，曾国藩对于“相精神”“相气质”“相行动”更是非常注重的。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是日，意城为我抄陈希夷《心相篇》，因熟玩数过。 [115]

《心相篇》是宋初术士陈抟的名作。它也是主张从人的行动细节中去推测其性格的：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消沮闭藏，必是奸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转眼无情，贫寒夭促；时谈念旧，富贵期颐。重富欺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能裕后光前。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难成……

这里面既有“因果报应”的老生常谈，也有大量日常生活积累的宝贵经验，曾国藩自己也有一些相似的结论。比如，咸丰八年他再出之前，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116]

这与《心相篇》可谓异曲同工，精神相通。

在日记中，曾国藩还结合自己多年相人之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看相方法—“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

“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这都是曾国藩注重从精神气质角度去相人的明证。

咸丰九年三月初八的日记中，他又一次总结相人经验：

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遯。 [117]

“长”是体格魁梧；“黄”是指肤色健康；“昂”是精神奕奕器宇轩昂。“稳”是立得稳，走得稳，坐得稳；“紧”是指其人精神集中，顾虑周到；“称”是均衡性好，为人处世，分寸感好，这六项是“六美”。而村头村脑，昏沉庸暗，懒惰粘滞，是谓“村、昏、屯”。“动”是指心无主宰，浮躁好动；“忿”是不问是非，动辄发怒；“遯”是逃避责任，委过他人，是所谓“六恶”。这又一次说明曾国藩识人，重点不只在形状，更在神情。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曾国藩相术的有效性，主要来自于对精神气概的判断而非具体的五官相貌。

｜五｜

除了风水、相面外，曾国藩另一项频繁进行的“迷信”活动是算卦。

曾国藩请人算过卦。

咸丰八年十一月，因为深陷战争的九弟曾国荃“久无来信”，曾国藩“不胜悬悬”，于十一月十四日，“请李笏生占牙牌数，似尚平安” [118] 。

另一次记载是关于军事决策：

请陈雪楼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辞；筮余军是否南渡，得“解”之“师”；筮次青之应否赴浙，得“兑”之“复”。 [119]

他自己也会算卦。

每当军事进退两难之际，他常用算卦来推测吉凶。是否派兵，是否移营，全局利钝，都是他卜测的范围。

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履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审定全局确有定计。 [120]

早起郁郁，若无主者，又占二卦。 [121]

自占一卦，问江北有兵来南岸否。遇“坎”之“观”，见者以为佳。 [122]

夜占卦问左军利钝，卦象不吉，焦灼之至。 [123]

因卦象不吉而焦灼之至，可见他对算卦确实是十分相信的。我们这些崇拜曾国藩的后人，可能很少想到，在曾国藩的军事策略背后，居然隐约晃动着“封建迷信”的影子。事实上，在曾国藩幕府中，一度专门养着些占卜之士，以至于在他刚刚升任总督，征求朋友幕僚如何施政之建议时，汪梅村建议他“屏术数星卜之士” [124] 。

｜六｜

从文字记载来看，曾国藩算卦，纯用周易之理。比如，与太平军作战正紧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念金陵、宁国两处危急，焦灼不可言状。因占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涣；宁国卦，遇屯之益。” [125] 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占得一卦，再求得一相关的变卦。前者称“遇卦”（即本卦），后者称“之卦”（即变卦）。曾国藩为金陵局面占的卦“遇否之涣”，就是先占得否卦（遇卦），再得涣卦（之卦）。

曾国藩算卦，是他读《易》的副产品。

读《易》本是理学家的本行。理学的宇宙理论，就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之上。世界的本源问题，是任何一个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实言谈并没有给企图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启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易经》给了他们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程子和朱子等理学大家通过注《易》，建立起了理学的宇宙原理，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因此《易》可以说是理学体系的奠基石。

作为一个理学家，曾国藩一生对《易经》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考《曾国藩日记》，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读《易经》。这五次分别是：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也就是三十岁和三十一岁。

咸丰十一年正月到二月。五十岁。

同治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五十五岁。

同治九年十月。五十九岁。

同治十年二月到三月。六十岁。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易》的喜爱，终其一生，至老弥笃。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不但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学会了算卦。

曾国藩的卦算得准不准，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他乐此不疲的事实判断，他对此中消息确有吟味。

应该说，《易经》占卦，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点哲学启示在。《易经》认为，宇宙是个相互感应的大系统，系统内的每一事物都与全体相通。世相虽然繁杂，但多不碍感应，体不碍互通。因此《易经》认为，世事并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就是“道”）。这一规律，虽然混沌难明，但人竭尽全力，还是能探讨得一点消息。

三、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得到了什么

｜一｜

虽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对“怪力乱神”感兴趣。因为风云变幻、旦夕祸福的生存环境使中国人特别希望解读未来和变数。而当时人文的智慧成果却对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读力。

在传统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荒谬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非理性的气氛弥漫在大部分经典之中，几乎所有学说中都有着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荒诞无稽的五行学说，是中国上古各派哲学的共同理论依据，也是古代医学、科技的理论基础，更是神秘主义者修仙、预测的共同依据。可以说，中国古典智慧都是游离在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谬误、世俗与神秘中间。比如，中医理论就停留在玄学医学和神学医学之间，连五脏六腑的位置都未判别清楚。《黄帝内经》说：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这是用传统政治中的君、臣、父、子这样的伦理关系比附内脏系统。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将军，胆是参谋……所以舌乃心之灵苗。

中医开方用药，也充满玄想色彩，讲究君、臣、佐、使，一个药方里，某种药是君主，某种药是大臣将佐，某种药是领路的使者，整个药方就是一支作战部队，浩浩荡荡向病灶杀去，好不威风。

这简直是行为艺术了。

其实，儒家学说何尝不是如此。董仲舒这样论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副天数”，也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暖清，人有好恶；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应。

如果单看理论体系，中医和儒学，与相面和算卦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对于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并不重要。中国式智慧真正的宝贵之处在于荒诞的体系架构下大量的与这个架构也许没什么关系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只是一个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东西。中国式学问的妙处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圣者的许多话，听起来空谷足音，无根无傍，玄而又玄。也许突然某一天，与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共鸣，使你醍醐灌顶。

｜二｜

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将曾国藩的“迷信”归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动，反映出其思维的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但同时，在曾国藩与中国神秘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国藩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基本精神却千篇一律。而曾国藩要面对的世界却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他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他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对于这些，仅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曾国藩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一切可能的精神依傍。他以最广阔的胸怀、最勤苦的态度去对待古人留下的智慧。所以他身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阔性。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126] 。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127] 。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曾国藩是浑厚、开阔、无所不包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提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兴趣，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与经史子集比起来，神秘文化中的营养成分少得可怜。但凡事都愿亲身尝试一遍的曾国藩仍然要榨取一下，才能放心。

｜三｜

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并提炼智慧，与其说曾国藩从《易经》、从相术中学到了知识，不如说他读《易》、读相法、读风水过程中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偶有所印证而已。《易经》、相法之类对曾国藩来说，只不过是些钩子，用来系挂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说，曾国藩从《易经》中学到了“盈虚消息之理”，读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读出了谦虚谨慎，读出了自强不息，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借《易经》中这些经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经验系统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还是曾国藩自己总结得好：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不可解之间。 [128]

神秘文化当然不会给曾国藩驱灾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从正面来看，神秘文化应该给了他如下启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的动静结合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乐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1]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第917页。

[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84页。

[3] 《曾氏三代家书·前言》，第6页。

[4]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1914页。

[5]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314页。

[6]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4392、4393页。

[7]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六年三月廿八日，第1367页。

[8]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25页。

[9] 这时期的日记中常有对官场升沉极为系心的记录。比如因为大考成绩迟迟不公布，他“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丑极”。（《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165页）有因闻放差之信，“心中有得失之念，胶葛萦扰，几不克自持”（《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170页）。

[10] 曾国藩曾特作《傲奴诗》一首以纪其事，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2页。

[11]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第258页。

[12]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第54页。

[13]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第94页。

[14]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第95页。

[15]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正月十七日，与祖父书，第139页。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日，第142页。

[17]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第150页。

[18]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第184页。

[19]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澄沅季书，第150页。

[20]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澄沅季书，第150页。

[21]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与沅弟书，第393页。

[22]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八月初十日，与澄沅季书，第413页。

[23] 《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24] 《朱子全书·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25] 晋代郭璞《葬书》。

[26] 《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四库从刊初编刻本，第230页。

[27] 张载撰，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经学理窟·丧纪》，中华书局，1978年。

[28] 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23页。

[29]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5页。

[30]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第186页。

[31]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与诸弟书，第184页。

[32]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禀父母，第161页。

[33]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禀父母，第167页。同信中还说：“祖母葬后，家中尚属平安，其地或尚可用。如他处买地，不必专买丈尺。若附近田亩在三四百千内者，京中尽可寄回。京中欠帐已过千金，然张罗尚为活动，从不窘迫，堂上大人尽可放心。”

[34]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诸弟，第68页。

[35]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三日，第323页。

[3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101页。

[37]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第323页。

[38]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与诸弟书，第443页。

[39]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五日。

[40]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致诸弟，第449页。

[41]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第1663页。

[42] 《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3、210页。

[43] 《曾国藩全集·诗文》，《劝学篇示直隶士子》，第443页。

[44]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致诸弟，第94页。

[45]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致诸弟，第94页。

[46]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第39页。

[47] 《曾国藩全集·家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诸弟，第92页。

[48]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致沅弟，第1317页。

[49] 《曾国藩全集·批牍》，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批铭字营刘军门铭传，第401页。

[50]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二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第1037页。

[51]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致沅弟，第388页。

[52] 《曾国藩全集·诗文》，《邓湘皋先生墓表》，第271页。

[53] 《曾国藩全集·诗文》，《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第168页。

[54]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第739页。

[55]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第739页。

[56]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三日，致沅弟，第679页。

[57]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沅弟，第1016页。

[58]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五日。

[59]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三年八月初五日，致沅弟，第1159页。

[60]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致沅弟，第1285页。

[61]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第1706页。

[62] 《曾国藩全集·诗文》，《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第292页。

[63] 《曾国藩全集·书信》，复田雨三，第6808页。

[64]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三日。

[65]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页。

[66]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页。

[67] 《曾国藩全集·诗文》，《圣哲画像记》，第251页。

[68]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69]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十年三月十六日，第1844页。

[70]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四日，第433页。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弟季弟，第559页。

[72]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第814页。

[73]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六月廿七日，第515页。

[74]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致沅弟，第962页。

[75]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廿七日。

[76]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谕纪泽，第1353页。

[77]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十四日。

[78] 《能静居日记》。

[79]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十日，第445页。

[80]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与诸弟书，第458页。

[81]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九年二月初三日，与诸弟书，第462页。

[82] 罗绍志、田树德：《曾国藩家世》，江西人民出版社，第53页。

[83]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一日，致沅弟，第911页。

[84] 《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沅弟，第917页。

[85]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七年六月廿四日，第1525页。

[86] 《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110页。

[87] 《曾氏三代家书》，第6页。

[88]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与澄弟书，第623页。

[89]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与诸弟书，第658页。

[90]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第623页。

[91]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第624页。

[92] 《曾国荃全集·家书》，岳麓书社，2006年，第370页。

[93] 《曾国藩全集·书信》，同治十年十月二十日，复冯卓怀，第7557页。

[94] 《曾国藩年谱》，第9页。

[95] 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卷六《曾文正知人》，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第160页。

[96] 《曾国藩年谱·附二》，第95页。

[97] 《曾国藩年谱·附二》，第71页。

[98] 《清史稿·卷四百五·列传一九二·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7页。

[99]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100] 《湘乡曾氏文献》，2176~2344页。

[101]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附记，第297页。

[102]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月廿一日附记，第317页。

[103]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月廿二日附记，第318页。

[104]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月廿一日附记，第318页。

[105]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月廿四日附记，第319页。

[106] 《春在堂随笔》卷一，江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107] 胡林翼撰，《胡文忠公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卷七三，第26页。

[108] 咸丰九年七月廿八日致曾国藩。

[109] 《湘绮楼日记》，（一八七八年）二月廿七日。转引自谭伯牛：《曾国藩的相术》，《齐鲁晚报》2008年2月21日第28版。

[110] （清）薜福成：《庸庵笔记》，卷二，《谈相》。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页。

[111] 《梦蕉亭杂记》，卷一，转引自张荣明：《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112] 以上六段引文部分均转引自张荣明：《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此六段叙述中对张荣明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多所参考。

[113] 王硕邢远翔：《做自己的医生》，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年。

[114] （魏）刘邵著，刘昞注，树人编译：《中国古代相人术：诠释《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115]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九月廿三日，第303页。

[116]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三月至四月，第241页。

[117]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九年三月初八，第367页。

[118]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第326页。

[119]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廿八日，第496页。

[120]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第347页。

[121]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九年正月初九日，第347页。

[122]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第552页。

[123]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第552页。

[124] 《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廿九日，第497页。

[125]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元年闰八月廿七日，第795页。

[126] 《曾国藩年谱》，第16页。

[127] 《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辛亥七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11页。

[128] 《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七年四月廿九日，第1497页。

第十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一、智商不过中等

｜一｜

曾国藩的智商不过中等。

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风。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曾国藩的几个兄弟，虽然也都十年寒窗，却没有一个达到举人的功名。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较之他同时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 [1] 。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浓吟数时不能了。”

这并不完全是谦辞。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蹉跌，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许多小动作。赵烈文评价李鸿章：“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计之工，细入毫芒。” [2] 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层次，实非常人可比。

二、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非同一般的精明

｜一｜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并不矛盾。

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知道自己这辈子靠读书发达无望，遂“发愤教督诸子”，对长子曾国藩更是毫不松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曾国藩回忆说：

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笨父亲教笨儿子，真是够难为他们的。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3] 。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

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

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他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但湘军绝少野战。曾国藩说：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4]

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蹉跌，正是得力于此。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二｜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董仲舒说“人副天数”，就是说，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证据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视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应。因此，上天打雷就是发怒，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 [5]

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王充说：天没有思想，因为天没有眼睛，没有嘴——“以天无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王充说，我们摸不到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地没嘴没眼睛，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老婆没嘴没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 [6] 。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7]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六月廿九日日记说：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他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降等、减少，在这里是等级的意思），贤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几倍），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8]

也就是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弊；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弊。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的。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三｜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曾国藩全集

理学家多有学术洁癖。他们多以诸子之学为邪僻之说，不屑一顾。比如，曾国藩的好朋友罗泽南就坚决排斥佛老及诸子之学，认为管晏之学“卑陋”，杨墨之学“淫邪”，都不利于世道人心，必灭之而后快。

曾国藩却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推崇诸子皆豪杰之士，去孔子并不甚远。“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曾国藩爱看地图，研究地理。《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曾国藩教子女看地球仪

可以说，除了佛家外，曾国藩对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书籍都有涉猎研究。事实上，对于佛家，他也并非没有兴趣。他曾经多次向赵烈文讨教佛理，只是因为兵火连天之中静不下心，没有深入下去。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环境中汲取了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这位终生没有出过湘乡县的乡下老人确实也有一些来自泥土的不凡见解。他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至嘱至嘱。”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

翻开曾国藩家书，引用湖南乡下俗语以及家乡邻里故事处处可见。“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产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矣。”可见农村生活经验构成了曾国藩智慧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提取有用的成分，其中也包括中国神秘文化。

｜四｜

曾国藩身体禀赋极为一般，特别是眼睛。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他留下的文字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眼疾给他带来的困扰：“目光昏花”“濛濛无似”“目光犹苦涩”“目光昏花作疼，难于久视”。

为了治眼睛，他尝试过几乎所有方法。他吃过无数中药而不见效，后来又亲自研究中医理论，得出“大抵胸多抑郁，……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的结论，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由这个理论出发，他得出了以“平和”二字相勖，治目先治心的治疗思路，结果也无大效。

他从三十六岁时开始使用西洋“增光镜”（老花镜），后来也没有了效果：“近则虽有镜而无甚裨益。”

后来朋友毛煦初送他一幅“墨晶镜”，让他遮在眼上，挡风避光，以求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也不见效。

许仙屏又送他一块“中空积水”的玛瑙，让用金刚钻打开，取出其中积水，滴在眼中。

他按别人建议，自己每天早起后将两掌磨擦发热，沾上舌尖的唾液在眼睑上擦八十一下。这些方法都毫无效用。

为了治眼睛，他甚至还试过气功。一个叫马昌明的军官说自己擅长气功，可以用道家内功给他治好眼睛。于是从同治九年八月起，曾国藩天天请他来，“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于吾身五脏云云”。每天对坐发功四十五分钟。结果是请这个气功师治了二十一天，“而目光毫无效验”。于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尝试。

在这之后，曾国藩说：“惟目疾难治，近世亦无精于眼科者，不如不治为上策。”

虽然曾国藩的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他在谈到人才时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这“四到”的说法与他“十八条挺经”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负责”的总精神是一致的。

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中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五｜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他这样对儿子曾纪泽说：

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

但同时，又是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他举例说，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书，大多是骗人的。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他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说：

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拙极钝之事，“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

他怀疑《史记》中一些战例的真实性：

儒者纪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而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决之而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

因此他告诉别人，读《史记》《汉书》不可太拘泥当真：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

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谈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悟出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可信：“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如是矣。”

他认为，司马迁所载尚不足凭，则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记载的战争，更是文人之见，不足为信：

《二十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

湘军平江营中有个名叫吴士迈的营官，摘录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编辑成册，打算以此作为治军的根据。曾国藩知道后，立即致函该军统领李元度：“军事是板质实之事”，“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还有一个名叫吴希颜的谋士，建议曾国藩“以古兵书考核将才，分派正副文武营官”。曾国藩认为“皆书生之见”，并在批复中指出：

读书之与用兵，判然两途。古来名将如前汉之韩信、曹参，后汉之皇甫嵩、朱儁，未闻其著书。近世戚继光能著书，而战功又甚平平。孙武之不能自践其言，则老苏已讥之矣。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曾氏谦谨为人的风格冲突，实际上，他敢于如此放言高论，实在是因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们远。

｜六｜

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同时，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中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9] 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却不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 [10]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11] 。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识短” [12] 。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只需讲“羁縻”。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适用于中国人的信条，一定也适于外国人。他说：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钱穆的话说得很中肯：

（曾国藩）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也。

｜七｜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并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1] 曾国藩日记中说：“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3] 《曾国藩全集·日记》，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二日，第76页。

[4] 《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致沅弟，第348页。

[5] 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天副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6]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7]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8] 《曾国藩全集·书信》，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答刘蓉。

[9] 《曾国藩全集·书信》，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复郭嵩焘，第6073页。

[10] 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类钞》第三册。

[11]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

[1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

跋

成圣又如何

刘瑜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落伍）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直译，在盒子外面思考，意即跳出思维局限，进行创造性思维）。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去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版权信息

书名：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20-07-01

ISBN：9787553813226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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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第一章 朱元璋：注定失败的铁血反腐

第一节 最痛恨贪官的皇帝

第二节 严密的监管体系

第三节 严酷的反腐运动

第四节 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

第五节 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

第二章 海瑞：一个清官的孤独抗争

第一节 “笔架先生”的另类精神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夹攻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第四节 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

第五节 千载留名“骂皇帝疏”

第六节 全面施展政治理想

第七节 痛苦的赋闲

第八节 异端，还是“神”？

第三章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畸形制度

第一节 天性善良的皇帝

第二节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第三节 黄宗羲定律

第四章 雍正：古代反腐的成功案例

第一节 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第二节 洞悉下情的天子

第三节 养廉银改革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第三节 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

第四节 皇帝带头腐败

第五节 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第七节 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

第八节 极具弹性的贪污罪名

第九节 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

第六章 嘉庆：反腐的下滑曲线

第一节 一百分的接班人

第二节 诛和珅初显身手

第三节 面对腐败该何去何从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第五节 全面守成

第六节 从伟大到尴尬

第七章 和珅：清代第一贪官

第一节 怀才误此身

第二节 大理财家

第三节 一个巨贪的诞生

第八章 官场：晚清官员的妥协与坚守

第一节 “不妄取一钱”的林则徐

第二节 “不要钱”的统帅曾国藩

第三节 不为钱所“累”的李鸿章

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

第五节 “赤贫”刘光第和“巨富”那桐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一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1] ，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2]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3]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 [4] ，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 [5] ，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6]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 [7] ，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 [8] ，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 [9] 。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不受权力控制的私营工商业乃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10] ；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11] ；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 [12] ；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权力来分配。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而汉景帝上台，便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见《汉书·佞幸传》）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将沈万三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朝不保夕。事实是，洪武一朝，朱元璋为了消灭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借洪武朝“四大案”，任意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梦兰琐笔》），三吴地区因此“豪民巨族，刬削殆尽”（《匏翁家藏集》），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均被清洗一空。因此王子今说，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13] 中国传统社会可谓是“权力万能”。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规定一切。

因为权力笼罩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却十分投入。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认为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则可赢利无数。后来他果然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童万人，食洛阳十万户。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14] 而经商者往往“富不过三代”，因为面临着财产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剥夺的巨大风险，他们往往将钱财用于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

权力支配一切，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二

关于权力的性质和权力滥用的危害，西方思想家有过许多经典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这一思想被后世的学者们继承并发扬光大。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是传播得最远的一个，他认为权力具有天然的腐败倾向，即“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观点与阿克顿如出一辙，他认为权力是毒品，“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启蒙运动以来，“权力腐败论”深入人心，最终演变成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的政治学的基本公理。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受到的约束却极小。

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在权力运用上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虽然历朝历代都为了规范君权、约束臣权进行了很多制度设计，但是“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原则，使这些精心设计的权力防范机制很容易在实践中失去效用。这突出表现在历代监督机制的虚化上。

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在依赖官僚系统的同时，如何有效监督这个系统，是历代帝王一直在竭力思考的问题，所以中国古代监察机制的严密程度在很长历史时期之内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监察机制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套机制的特点：

一是系统独立，垂直管理，直属皇帝领导。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构和官员的制约。早在汉代，汉武帝就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之为“十三州部”，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一州监察，刺史与地方长官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后来历代监察官员也都自成体系，监察首长通常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二是监察官员位卑权重，以小制大。汉朝时，十三州刺史的官秩不过六百石，与县令相当，但却可监督秩二千石的郡守。明代也是这样，明代监察官的品秩很低，给事中和御史均为七品左右的小官。就是这样的小官，都被赋予了重权，“谏官虽卑，与辅臣等”。 [15] 另《元城语录》曾有记载：“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就是说，地位低，所以进取心强；而权力大，则能有效监督大员。赵翼也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 [16] 高级官吏既得利益太多，所以遇事顾虑重重，愿意息事宁人；小官则急于求进，锐意敢为，不会像高官那样老油条。

三是建立多重监察网络，多种监察方式并用。汉代起，就设有中央和地方两层监察网络。明代朱元璋确定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权力机关，执行对中央包括六部官吏的监察。在地方上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所辖各道，并且可以监督中央的都察院。定期从中央派出御史巡察各道，称为“巡按御史”。另外，各省行政长官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官员同样具有监察责任。这样就形成了多重的、相互制约的监察网络。

虽然历代帝王在监察体制建设上殚精竭虑，但是总体来说，历代王朝的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特别是到了王朝中后期，基本都失去了作用。

比如有清一代的所有贪污大案的案发，或者是由政治因素主导，或者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发，但朝廷的监察制度，在几乎所有大案中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康熙年间轰动一时的尚书齐世武、布政使觉罗伍实等多名大员的集体贪污案，是由两位官员的妻子到京城控告，才引发社会轰动，并得到皇帝关注的。“原任陕西宁州知州大计参革姚弘烈妻孙氏叩阍，控告原任甘肃布政使觉罗伍实、庆阳府知府陈弘道等勒索银两一案。又原任庆阳府知府陈弘道妻王氏叩阍，控告四川陕西总督殷泰等徇庇知州姚弘烈，将氏夫严刑拷讯一案” [17] ，平时从不抛头露面的官员夫人亲自告御状，出了如此轰动性的新闻，此案才得以查办。

雍正时期侍郎伊都立贪污军粮的案发，则更有戏剧性。曾任山西巡抚的伊都立，因罪被革职发往战场效力，负责采买军粮。他与下属范毓馪共同贪污军粮款项，伊都立贪污白银20 000余两，范毓馪亦贪污白银数千两。范毓馪将银两分装于军粮袋子和衣物行李当中，行军当中行李破损，银两不停掉出，后来随行的军人不断捡到银锭。“捡元宝”的新闻在军中传开，这才引起多方关注，二人方遭到查办。

清代最大一起贪污案的查办，也是因为偶然因素。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甘肃本是穷乡僻壤，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乾隆由此生疑，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清代历史上最大一起贪污案——“甘肃冒赈案”由此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他以捐监赈灾为由，伙同其他官员共同贪污数百万两白银。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 450人捐了监生，收银15 094 750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 915 600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长期未暴露，反映出清代监察机制形同虚设的状况。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姓名、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亶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三

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失灵状况，是因为传统监察机制通常都有以下不可克服的弊端：

第一，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不能监督皇权。

一般来讲，传统监察制度的设计是为了监督官权而设的，它不但不是为了监督皇权，反而是为了强化皇权。虽然历代都有诤谏制度，但是否纳谏，则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品格甚至心情。谏官一片好心，但是谏言如果不合圣意，轻则遭贬，重则丧命。比如永乐年间刑科给事中陈谔，“尝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 [18] 下场非常悲惨。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虽然历代都有法律，有“祖制”，但是法律和制度其实都必须服从皇帝的个人意志。皇帝很容易绕开制度，更改法律，法外施情，以情代法。比如明代成化、嘉靖皇帝喜欢方术，很多术士只凭一纸符箓，便可官运亨通。明武宗个性顽劣，多少大臣进谏也约束不了他的荒唐行为。所以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时代，国家的精神面貌往往由皇帝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来决定。腐败的程度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勤勉状况。比如乾隆早期，因为皇帝励精图治，厉行惩贪，所以腐败程度低；但是到了乾隆晚期，皇帝意志懈怠，贪图享受，收受贡品，贪腐也随之在整个官场蔓延。历史上一个王朝到了中后期，皇帝往往会放松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监察系统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古代皇权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让渡，所以传统社会不可能对皇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事实上，除了皇权，古代王朝往往还有其他监管禁区。比如清代，虽然从制度上说监察官员可以举报任何不法事务，但是事实上极少有言官敢于弹劾满族的王公贵族，八旗事务也一向被言官视为言论的“禁区”。

第二，中国君主专制下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它排除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排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非常有限。

因为皇权不可分割的特性，所以官员无论分工如何，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代表。他们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彼此之间并无根本冲突，都是既得利益群体和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即使反腐也是周期性的、局部的，受到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而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力阶梯上面的人可以轻易压倒下面的人。所以监察官员打“大老虎”，随时可能被其反噬。

所以传统时代监察官员弹劾权臣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态。明代权臣严嵩得势之时，曾经多次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但言官证据确凿的弹劾并不能撼动严氏分毫，言官本身却或被夺官，或被下狱。虽然最后由于御史邹应龙等的参劾，严嵩被勒令致仕，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帝眷已潜移” [19] 。再比如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得宠之时，“颇营贿赂，权倾一时” [20] ，监察官员无人敢言。后来明珠失宠，御史郭琇才得以借机扳倒他。乾隆晚年，并不是没有耿直的言官举报和珅及其家人，只是他们的举报完全产生不了作用。及至嘉庆亲政，要除掉和珅，才授意言官举报。

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是在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史丘橓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 [21] 也就是说，言官弹劾掉的，都是在官场上没有根基的、没有关系网庇护的小官。

清代历朝皇帝都屡屡指责言官怠政溺职，比如顺治皇帝曾经批评都察院：“而近来各官弹章，其中多有摭拾塞责，将他人已经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 [22] 就是说，言官们只愿意在已经被打倒的“大老虎”身上踩上几脚，不敢自己去挑战“大老虎”。康熙亲政之后，屡次指责“迩来科道绝无奏章” [23] ，“近时言官条奏参劾，章疏寥寥，虽间有入告，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 [24] ，到了晚年也曾评论科道官员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言官有为人而言者，有受贿陈奏者，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此等条奏，朕无不知。” [25] 监察官员们有为了帮朋友弹劾对手的，有受贿后弹劾官员的，有为了报私仇而弹劾他人的，可出于公心的却很少。乾隆中后期，各省大案频发，但很少是由言官揭露的。乾隆对此非常气恼，经常责问言官为什么无人奏及。要这科道有何用？但是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清代，科道官并没有因皇帝的痛责而有所改变。

传统时代监察系统通常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自己人通常不会找自己人的麻烦。比如明代监察官员们互相包庇，形成潜规则，称之为“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 [26] 。虽然分属不同的监察系统，但是从来不会自相残杀，“凡官自科中升出者，自方面至于侍郎，纵有过恶，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纠弹” [27] ，即凡是出身自监察系统，以后虽然转任其他，也从不会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

第三，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很容易“猫鼠一窝”，在窃取“天家”利益的时候，结成同盟。

传统官权不受皇权以外的力量制约，特别是不受民众的制约，因此权力可以很容易寻租。监察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所以他们会轻易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们讨价还价的资本。比如在权臣张居正秉政时，“谏官言事必先请” [28] 。又如“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烜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 [29] 充当权贵的鹰犬。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监察系统往往也会高度腐败。

明代言官的权力非常大，但明朝中后期，言官系统的腐败已经特别严重。

明代言官系统的腐败，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监察官员陷于党派、地域之争，为所在派别效力，大肆攻击敌对派系。“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 [30] 因为他们有风闻奏事的权力，所以在党派斗争中摇旗呐喊，甚至冲锋陷阵，手段就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第二，言官群体因为手中握有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所以公然索贿、买官卖官形成风气。明代后期，社会上给科道监察官员们起了个外号，叫“抹布”，他们为了别人的“干净”，完全不顾自己是否“污秽”。崇祯初年，谏官杨枝起对进京考察的地方官员公开索贿，声称如果不给，他就将在考评之中将对方评为下下等。面对这种恐吓，地方官员无人选择举报，因为他们知道举报也没有任何作用，只好连夜出门借钱行贿。

明代监察御史权力更重，他们代天子巡狩，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31] 之权，致使“按临之日，百事俱废，多方逢迎” [32] ，从而形成明代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台使之害”。崇祯年间，十三道御史巡察地方，地方官甚至要在门前跪迎。梁廷栋曾做过这样一个估算，“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33] 。

监察系统腐败的结果是这个系统完全失去作用。崇祯年间的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经完全流于形式，徇私情、通关节，结果全是“称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明朝中后期监察系统的腐败与王朝灭亡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 [34]

这种监察官员的腐败，在清代也同样存在。比如晚清康有为变法期间，多次“买都老爷上折子”，也就是花钱让言官按自己的意志上言皇帝。梁启超在致康广仁、徐勤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

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 [35]

四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乾称：“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 [36] 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同时，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 185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1007年），已达10 000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1053年），更增加到20 000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0 000余人。这是指官员，至于吏的数量更是惊人，宋真宗一次就裁汰冗吏190 000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5480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 000员。世宗嘉靖朝时，刘体乾上疏指出：“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 [37] 至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文官24 683员，武官100 000员。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第一个原因，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看，官僚机构本身是一个垄断组织，它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少竞争机制；同时，公共物品的估价存在着困难，政府管理活动的输入、输出都是不可观察的。基于这些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减员增效改革，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愈裁愈多，大多数减员改革都失败了。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投瓦砾”。 [38] 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诏捕后行二人，杖脊配沙门岛” [39] ，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裁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强化。每一次集权强化，就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断延伸，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

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表现出两个方向：

一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比如朱元璋强化“里甲制度”。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民间组织、民间自治不断被打压，所有事务都要由官僚体系来把持，所以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

二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比如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不断增设机构、分化事权，“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 [40] 。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而到了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互不隶属。州县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而现在得应付四个顶头上司和其相对应的衙门。

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这一因素有关。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后，皇权也会相应萎缩。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最终导致“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百姓遭受搜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它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陋规”这一腐败产物长期无法铲除。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要把各种办公经费全部列入政府预算，政府也相应地提高税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为代表，都迷恋“轻赋薄税”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肯下功夫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设计。只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进行了“养廉银”改革。其实清代的绝大多数“陋规”，都可以用正式的税收来取代，让这些收费晒在阳光下，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实际支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统治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只能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

[1] 转引自单演义：《庄子天下篇荟释》，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第221页。

[2]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一）》卷一八，《梁书》一八，列传第八，《敬翔传》，中华书局，2000，第168页。

[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19页。

[4]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诗律蒙告》，《亭林文集·郡县论一》，刘永翔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7页。

[5] 邓牧：《伯牙琴（附补遗）》，《君道》，中华书局，1985，第3页。

[6]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39页。

[7] 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1页。

[8] 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2页。

[9] 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2页。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第一册），卷一六《汉纪八》，邬国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69页。

[11]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二八《资产部》，转引自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第146页。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附考异）》（第二册），卷一〇一《晋纪二三》，邬国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095页。

[13] 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7页。

[1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卷八，高流水校点，中华书局，2007，第262页。

[15] 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七九，列传第六七，《邹智传》，中华书局，2000，第3165页。

[16]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六《监司官非刺史》，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445页。

[17] 《巡抚鄂奇、布政使阿米达、觉罗伍实贪污案判决书谕》（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转引自牛创平、牛冀青编著：《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36页。

[18] 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六二，列传第五〇，《陈谔传》，中华书局，2000，第2924页。

[19] 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二一〇，列传第九八，《邹应龙传》，中华书局，2000，第3709页。

[20]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二七〇，列传第五七，《郭琇传》，中华书局，1998，第2576页。

[21]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丘橓传》，中华书局，2000，第3960页。

[22]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356页。

[23] 《康熙起居注》（第四册），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68页。

[24]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五四，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045页。

[25]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五七，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第2106页。

[26] 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卷二五《六科》，王剑英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第395页。

[27] 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卷二五《六科》，王剑英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第395—396页。

[28]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五，列传第一〇三，《陈吾德传》，中华书局，2000，第3790页。

[29]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五，列传第一〇三，《汪文辉传》，第3792页。

[30]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三〇，列传第一一八，《汪若霖传》，第4023页。

[31] 张廷玉等：《明史（二）》卷七三，志第四九，《职官二》，中华书局，2000，第1180页。

[32] 管志道：《直陈紧切重大机务疏》，转引自王晓天：《中国监察制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76页。

[33]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五七，列传第一四五，《梁廷栋传》，中华书局，2000，第4432页。

[3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史·明初吏治》，曹光甫校点，凤凰出版社，2008，第509页。

[35] 叶德辉：《觉迷要录》，录四，第21页。

[36]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四，列传第一〇二，《刘体乾传》，中华书局，2000，第3775页。

[37]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一四，列传第一〇二，《刘体乾传》，中华书局，2000，第3775页。

[38]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沙汰三司吏》，邓广铭、张希清校点，中华书局，1989，第198页。

[39]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沙汰三司吏》，邓广铭、张希清校点，中华书局，1989，第198页。

[40] 毕沅：《续资治通鉴》（第二册），卷八一，宋纪八一，岳麓书社，1992，第2页。

第一章

朱元璋：注定失败的铁血反腐

第一节

最痛恨贪官的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阶段，反腐的“铁血”远超其他历史时期。

那就是朱元璋时代。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实施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1] 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

那么，朱元璋反腐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与中国历史其他时期比较，朱元璋时代是贪腐现象较少的时期，但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标准，他的反腐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朱元璋多次表示，官员队伍的治理整顿成效并不显著：“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 [2] 我们看朱元璋从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1388—1398年）所颁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让朱元璋不满的官场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 [3] “凌虐良善，贪图贿赂” [4] “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 [5] “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6] 。

抛开朱元璋自己的苛刻标准不提，客观地说，朱元璋的铁血反腐短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从长期历史效果看，朱元璋的反腐却是失败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苦的皇帝。他出生于元末一个佃农之家，出生之时，家里穷得连一块裹身体的布都没有。十六岁时家乡遭遇的一场灾荒，夺去了他家里大部分成员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孤儿。在经历了短暂的僧人生活后，他流浪江湖，乞讨多年。这种特殊的出身对他的政治理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都最终来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着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在农民起义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每一次起义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都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地主阶级。据宋洪迈《容斋随笔》说，唐末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而元末陈友谅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得官员皆活煮之。

起身垅亩的朱元璋对元代官吏的贪残有着深切的体会，并深为痛恨。因为统治技术的粗疏，元代官场贪腐极为严重，处处离不开钱。按照《草木子》的记载，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逢年过节要给“追节钱”，过生日要给“生日钱”，管个事要给“常例钱”，往来迎送要给“人情钱”，发个传票、拘票要给“赍发钱”，打官司要给“公事钱”，甚至无事也白要钱，叫“撒花钱”。上级官员到下级地方来检查公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秤银，争多论少，简直是在做买卖。底层百姓平时见不到官员，偶尔地方官下乡，却都是来搜刮的。所以，朱元璋一见到衙门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齿。

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终生对官僚阶层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他一方面对官僚体系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怀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体系，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待遇上时，便尤为明显。

可以说，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他制定的俸禄水平比元代还要低，对普通官员以施行“薄俸”为主，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

从唐朝开始，官员俸禄中最稳定的一项收入都是职田。所谓“职田”，就是国家分配给在任官员的官田，以田地的产出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分收入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可以保证官员最起码的生活水准。但是朱元璋却毅然废除了实行数百年的职田制度，这是因为他要把天下官田留着赏赐给自己的子孙。

裁掉职田一项，明代官员俸禄中只剩下“俸米”，也就是粮食这一项，其标准照前代也大大降低。明代正一品年俸是1044石；正二品732石；正三品420石；正四品288石；正五品192石；正六品120石；正七品90石；正八品78石；正九品66石。

与汉代相比，西汉时丞相岁食万石，俸钱月六万。如果不考虑汉代与明代度量衡变化，仅从字面上看，至明时正一品官岁俸千石，仅及汉制万石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汉代官员俸禄远高于明代则殆无疑义。

不仅如此，朱元璋甚至舍不得给退休官员开工资，“国初的致仕者居然没有俸禄，赐半俸终身就算是优礼了” [7] 。

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唐宋两代，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明代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的坐牢，该流放的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 [8]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的那一块切到了尽量小。朱元璋的做法显然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他希望这些孔孟之徒能“见义忘利”，吃着孔孟的精神食粮忘我地为他工作。其实，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并不算太少，因为比起农民来，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更何况，精细的朱元璋认为，做官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直接物质收获，还会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报偿。朱元璋这样教育广大官员：如果你们清廉为官，虽然收入不是特别丰富，但“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焉” [9] ，毕竟可以无忧无虑地生存下去。另外，还能“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立名于天地间，千万年不朽” [10] 。所以，他觉得他对官员们还算是够意思。

但实际上，在明代低薪制下，一些官员依靠俸禄是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的。比如明初官员陈观，在陕以廉谨著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 [11] ；吏部尚书刘崧，“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 [12] ；永乐时的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秦纮当官四十余年，“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籍其家，无所得”。 [13]

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不过，朱元璋对这个人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史载：

在帝前率意陈得失，尝操南音。帝顾喜其质直，呼为“老实罗”而不名。间幸其舍，负郭穷巷，复仁方垩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贤士岂宜居此。”遂赐第城中。 [14]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史·重惩贪吏》，曹光甫校点，凤凰出版社，2008，第512页。

[2] 《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3] 黄彰健编著：《明清史研究丛稿》卷二《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第275页。

[4] 黄彰健编著：《明清史研究丛稿》卷二《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第271页。

[5] 黄彰健编著：《明清史研究丛稿》卷二《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第270页。

[6] 黄彰健编著：《明清史研究丛稿》卷二《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第269页。

[7]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第62页。

[8] 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三《除名当差》，怀效锋、李鸣校点，法律出版社，1999，第36页。

[9] 《御制大诰·谕官之任第五》。

[10] 《御制大诰·谕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

[11] 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七，列传第二五，《钱宰传》，中华书局，2000，第2629页。

[12] 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七，列传第二五，《刘崧传》，中华书局，2000，第2630页。

[13] 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七八，列传第六六，《秦纮传》，中华书局，2000，第3157页。

[14] 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七，列传第二五，《罗复仁传》。

第二节

严密的监管体系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就要加强对马匹的监管和鞭策。朱元璋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思维却非常缜密，这在他的反腐、防腐措施中也能体现出来。

朱元璋特别重视监察系统的建设，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监察系统。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确定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负责对中央包括六部的监察。

六部之内，朱元璋设置了六科给事中，负责六部内部的廉政工作，相当于六部的“纪委”。朱元璋规定，六科给事中级别虽低，但有事可直接上奏皇帝，只对皇帝负责，只由都察院监督。

在地方上，朱元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所辖各道，并且可以监督中央的都察院的官员。他还定期从中央派出御史巡察各道，称为“巡按御史”。另外，各省行政长官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官员同样具有监察责任。

这样，大明王朝在中央就形成了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相互监督制约的三重监察网络；在地方则形成了监察御史、巡按御史和地方长官构成的三重立体反贪网络。古代监察系统在明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规定了“风闻奏事”制度。明代监察官员职权很大，特别是拥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就是说，他们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而不用负任何责任，被举报者则需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朱元璋时代还是著名的特务政治时代，这些特务的任务之一就是专门监视在京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一一向上奏闻。朱元璋特别爱听官员们的花边新闻，所以大小官员们的生活琐事，无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除了严密的监察体系，朱元璋还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繁密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官员们的行为，令他们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列出地方官工作职责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结案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重轻，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 [1] 。如此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官员身旁严密监视着他们。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各部、司、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都制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这种管理可以说是非常精细化了。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不许官员们下乡。曾经的农民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的官员，都是去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2] 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察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下乡，百姓见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师，由他亲自处死。

这些极为严密的反腐规章和对官员们的限制性规定，有些甚至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比如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凡因公差，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除随身衣仗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不在乘驿马之条）其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 [3] 他希望设置这些规章制度，可以使百官“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4] 。对于官员犯的一般性错误，朱元璋处罚并不算太严厉，很少刑戮，但是事涉贪污，则决不放过。他说：“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 [5]

[1] 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九《吏部八·关给须知》。

[2]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顾思校点，中华书局，1981，第29页。

[3] 《大明律》卷一七《兵律五·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怀效锋校点，辽沈书社，1990，第130页。

[4]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顾思校点，中华书局，1981，第29页。

[5]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第47页。

第三节

严酷的反腐运动

按理说，制度如此严密，手段如此严厉，洪武朝的官员应该个个都老老实实，卖命工作。但是事实不然，官场腐败居然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滋生开来。

在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它的威力如此惊人，登上大宝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子底下迅速蔓延开来：诸多王公贵族的亲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势，横暴乡里，欺压百姓，人命案不断发生；刑部尚书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印钞局大使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残害他们，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四处驱赶牲口作乱……

官员如此，地主们同样也不老实。两浙的中小地主们，勾结官府，多年来用包荒、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把农业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甚至他们还把自己的田产转寄到长工名下，叫“铁脚诡寄”。这种欺骗一层层上报，乡骗县，县骗府，州府骗中央，一直骗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诡寄”。

各种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1368—1385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面对这种形势，一向强调以“严”治国的朱元璋怎么能不勃然大怒。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绝迹了。如果贪污一块钱也给他抓起来，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就算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一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1] 。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毫不姑息，务期净尽。《大诰》规定，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七》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旨，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1371—1385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洪武四年（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人数达七八万之多。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按朱元璋的规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其数目必须与户部掌握的数字完全吻合才能通过。如有分毫差错，整个账目就要全部重新编写。各省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几百里，为了减少麻烦，各地官员都带上已经盖好大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账册被驳回时，在京城就地重新编写。

这种情况当然算是违规，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危害性。因为账册上盖的地方政府大印，都是“骑缝印”，就是每页纸上只有半个印章，这种空白纸张，并不能用来伪造其他公文。各地官员年年都这么办，已经成了习惯。

谁料，这一约定俗成的做法居然给天下官员带来了塌天大祸。洪武十五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偶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认为这是天下官员在蔑视他的规定，勃然大怒，因此小小一事兴起大狱，自户部尚书周肃以下，各省与此事有关的官员，全部掉了脑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空印案”杀掉了数万人。

另一个惊天大案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右侍郎郭桓等勾结地方官“侵盗官粮”，也就是把国家的税粮偷偷占为己有。朱元璋派人调查，发现情况属实，郭桓以及其他官员共侵吞了官粮七百万石。这一案导致礼部尚书赵瑁和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都掉了脑袋，各省因牵连被杀的官员和富户，又有几万人。（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2] ）

除此之外，他还对文臣进行过大规模的集中清洗，洪武十九年（1386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罪妄言者”，声势都极浩大。

除了这些大案，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杀起文官来，真是随心所欲，逸兴遄飞，挥洒尽性。他一时不高兴，可能几百上千人就掉了脑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们的地狱。

不光是针对文官，朱元璋的反腐确实做到了“无禁区”，不管多近的皇亲国戚，只要事涉贪腐，他都不会放过。

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私据元丞相脱脱的大宅第，犹嫌不足，还役使士卒修大长公主府并“僭用故元宫中物” [3] 。朱元璋于是撤了他的职务，将他调回京师，后来他死于回京的途中。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收受贿赂，强行释放被番禺知县道同关押的犯罪土豪和亲戚。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下令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一起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家奴个个倚仗权势，骄横暴虐，最终被一个小吏告发。朱元璋闻讯怒不可遏，“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 [4] ，并写了一通敕书，慰问那个不避权贵的小吏。

朱元璋反腐，标准极高，连官员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御制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些赃物：圆领衣服一件、纱巾一条、靴子两双、袜子一双、书四本……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虽然从即位不久就开始如此严厉地惩贪，但直到洪武十八年，在朱元璋看来，贪污势头还是不减。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1] 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114页。

[2] 张廷玉等：《明史（二）》卷九四，志第七〇，《刑法二》，中华书局，2000，第1550页。

[3] 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〇，列传第一八，《华云龙传》，中华书局，2000，第2537页。

[4] 何孟春：《馀冬录》卷十《政治》，刘晓林、彭昊、赵勖、蔡莹校点，岳麓书社，2012，第103页。

第四节

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

面对屡禁不绝的贪腐行为，朱元璋对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他认为，他的官僚体系，基本上全烂掉了。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往往是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 [1] 他的“秘书”刘三吾代他作的《御制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自己则亲口说：“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 [2] 对于官员如此争先恐后奔赴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复思考，也没发现自己的措施有丝毫不对的地方。他屡屡说，“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法已定，其法已良” [3] 。因此，他把原因归结于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其不才臣民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呜呼！其贪心勃然而起，迷其真性，造恶如此，虽欲自求生路，亦也不能。” [4] 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唉，可恨那贪心勃然而起，迷乱了本性，做出这些恶事，虽然自求生路，又怎么可得！

算来算去，他还是把账算到了别人头上，他认为“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 [5] ，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 [6] ，他们长期被奸顽之人所引诱，一切善恶立场都开始动摇，为非之心不改，表面顺从，内心则异。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以经书专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临事之际，私胜公微，以致愆深旷海，罪重巍山。” [7] 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其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官员大面积贪污腐化，“终化不省”。

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大诰》——这一与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并列的千古奇书，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这本皇帝亲自撰写的《大诰》，简单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着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亲自写作，所以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唯以说教和吓唬为能事。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讲了他如何惩办一起伪钞案：

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甚。惟句容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决无复犯者，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者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

《御制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得意扬扬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

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他在《御制大诰·论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临刑赴法，才方神魂苍惶，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官员们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为。

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御制大诰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朱元璋村主任式的思维方式实在过于混乱，他的大脑里，道德和法律从来分不清楚。请问，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他大手一挥，慷慨地赋予了草根阶层监督、评议各级官僚的权力，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中就这样号召百姓们：

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不信任，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中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在《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若靠有司辩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告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在乡村中生活的人，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1] 《御制大诰续编·婚娶第八十六》。

[2] 《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

[3] 《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4] 《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5] 《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

[6] 《御制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7] 《御制大诰·序》。

第五节

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

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一个村主任式的设想：“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辩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 [1] “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2]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协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越到晚年，朱元璋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了主旋律。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的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层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 [3] 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于是朱元璋火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 [4] 。他们有的因为被罚款而导致家中被罚了个精光，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去搬石块就会被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壮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通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在《御制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惟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恃凌辱乡里者，罪亦不赦。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岂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对官员下手，老百姓从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这一天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5]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1368—1386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黥刺、剕、劓、阉割为奴、锡蛇游、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迫令自杀、枭首、凌迟、免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本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 [6] ，“多不乐仕进” [7] 。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严德珉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朝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一天只有一餐吃带肉的菜，抚民有方，担任济宁知府三年，官吏不奸，户口增数倍，还大兴教化，老百姓歌颂他是“我民父母”。这样一个人，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杀死。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刚直有才学，任职期间，荆、襄卫所军队掳掠妇女，官吏都不敢过问，他找到卫所军官，叫他们把掳掠的妇女全部释放；安陆有冤狱，他冒着触怒御史台的风险，上书为之平反。这样一位刚直的好官，也因“空印案”的牵连而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在朱元璋看来是无所谓的。

虽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愿景终于没有出现。在朱元璋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随便做什么都会遭受责罚，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 [8] ，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 [9] 。“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10] 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群众运动”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乡里“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亭宇与职掌败隳”。 [11]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12]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但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屣的现实。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死后，《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明末时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王朝之一”的身份被列入史册。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运动式、单一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或处刑不当，或枉施刑罚的问题。面对贪腐，朱元璋过于迷信暴力。他在反腐问题上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认为用刀剑可以创造出一个绝无贪污的世界，可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1] 《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

[2] 《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3] 《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4] 《御制大诰三编·违诰纵恶第六》。

[5] 《御制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

[6] 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九，列传第二七，《叶伯巨传》，中华书局，2000，第2652页。

[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史·明初文人多不仕》，曹光甫校点，凤凰出版社，2008，第497页。

[8] 叶伯巨：《万言书》，转引自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444页。

[9] 《御制大诰·序》。

[10] 《御制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

[11] 王毓铨：《申明亭》，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1997年修订本，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第913页。

[12] 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八，列传第二六，《杨靖传》，中华书局，2000，第2637页。

第二章

海瑞：一个清官的孤独抗争

第一节

“笔架先生”的另类精神

四十五岁上，鬓角发白的县学教谕海瑞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对许多官场中人来说，得算仕途困顿，然而对海瑞来说，却是破格提拔。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三十七岁中举，四十一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内就升为县令，实在让许多人羡慕。

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破格的举动往往意味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则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自从“笔架先生”的名声传开之后，全省官员都知道了这个脾气有点古怪的正八品小官。

那是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察工作，在南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学官署接见学官。两名副手在海瑞带领下进入大厅，一见到视学，一左一右急趋上前，抢步跪倒，叩头拜见。海瑞夹在二人中间，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视学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笔架！”

两跪夹一站，可不是活脱脱一副山字笔架的模样。视学觉得海瑞是有意轻慢自己，拂袖而去，连准备好的饭也没吃。海瑞认为视学缺乏正气，不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开国之时，国家就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此体现师道尊严。百年之后，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级，无所不为，跪迎上官早已相习成风，所以海瑞的这一站就站得惊世骇俗。一下子，“海笔架”的名声在官场上传开了。

“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道员、学宪、按院先后前来视察，海瑞皆揖而不跪。人们想起了国家规定，倒也无话可说。这些高级官员的涵养当然非视学可比。他们不但不和海瑞置气，反倒称赞海瑞恪守礼法，堪为士范。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成了寻常，一旦遵守国家规定，倒反了常，这怎么得了！一番叹息过后，不少人倒对海瑞有了好感。“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任事，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县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摆设，学官们大都敷衍了事，学生们冒名顶替、逃学旷课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后，天天盯在学校里，订出教约十六条，甄别学生年龄、身份，狠抓学校纪律，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都称海瑞为“海阎王”，学校纪律确实大有好转。属下出现了这样的“模范官员”，对每个封疆大吏来说都是件脸上有光的事，于是“巡按监司交章荐之”，特立独行带来的声誉资本化成了现实的收获，海瑞获得了这意外的升迁。

事实证明，虽然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已经整体腐化，但是，官僚集团还是希望并且需要“清官”的。虽然大家都在腐化中捞到了好处，然而如果这个社会最终因腐化而崩溃，大家岂不连身家性命都不保，再多好处又有什么用？而且，刻苦自砺，赢得“直声”，积累一定的声誉资本，也是仕途起步时的一种做法。随着“历练”增加，人们相信这样的人最终都会融入官场大秩序中去，而且可能比别人混得更“明白”。海瑞的上司无疑也希望海瑞早日历练成熟，在仕途上取得更大成绩，早日回报自己的提拔。

可谁也没想到，“笔架先生”却要把这种“另类”贯彻仕途生涯的始终。

琼山海氏是海南望族大户，据说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祖上由广东从军迁海南，居琼山，祖上多科甲之人。海瑞的祖父曾做过福建松溪县知县。不过史载海瑞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 [1] ，应该是个性很强的家庭叛逆者，不务正业，致使家道中落。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全部家庭重任都落到了海瑞母亲，年仅二十八岁的谢氏头上。

孤儿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别是那些早年丧父的人，母亲们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对他们严加管教，因此，这样经历的人都比较早熟，富于毅力，遵守规矩。由于母亲的日夜灌输，他们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强烈，异常孝顺。王莽、王安石、蒋介石、胡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胡适为例，他四岁丧父，自述母亲“虽则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 [2] 。“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对我说我惟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 [3] 胡适一旦稍稍贪玩，母亲立刻是一顿痛打，打了之后，又是一顿痛哭，哭自己命运的悲惨，守寡的艰难，让屁股疼痛的胡适脸上发烧。在母亲的教诲期望下，胡适小小年纪就成了“老夫子”，终日苦学，五岁就得了“糜先生”的绰号。长大以后，他终生克己，并且极为孝顺，以致为母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海瑞的经历也如出一辙，只是他的性格较之一般孤儿尤为刚强固执，甚至不无刚愎色彩，这就要进一步从他母亲身上找原因了。海太夫人的严守妇道、刻苦度日，是非常有名的。她“先后苦针裁，营衣食，节费资，督瑞学” [4] ，直到海瑞入仕多年之后，还是每天从早忙到晚，不稍歇息。她本是个严厉无生趣的人，加以青年守寡，心态难免有些失常，视独生儿子如生命，“母念父嗣如线，爱臣尤笃” [5] 。海瑞都三四十岁了，还是和母亲同住一个房间，“母之待臣，虽年当强壮，日夕相依，不殊襁褓” [6] 。

可以想见谢氏对海瑞要求之严厉。海瑞刚刚懂事，粗识文字的母亲就教他读《孝经》《尚书》《中庸》，“日夜与公偕寝处，口授《孝经》、《学》、《庸》诸书” [7] 。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海瑞的童年被剥夺了。谢氏不许他和别的小孩子一起玩游戏，“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 [8] 。

谢氏把死去的丈夫当成反面教材，反复教育海瑞长大了不能像他父亲那样不务正业、叛逆流荡，而务要刻苦勤学，做一个正人君子。

海瑞的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又强化了这些倾向。

在学校里，海瑞是个遵守规矩的模范学生。在《规士文》中，他追忆自己当学生时的情景：我做小秀才时，见年纪比我大的同学要十分恭敬，不敢在旁高声言笑，不敢在班乱序先行。路逢长者，让道一旁；同席年高，叨陪末座。从来没有越礼的时候。

如此谦恭有礼，并非仅仅是他家教良好，更主要的是一种道德自觉。青年海瑞真诚地折服于儒学揭示的皇皇盛美的天理人道，并且在一举一动中尽力遵循。

儒学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诱惑力的远景理想。对社会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臻于大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

传统社会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发誓“必为圣贤”，然而大部分人都半途而废。他们阳奉阴违，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进行欲望走私，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乡愿”。只有少数有特殊禀赋的人，才能以超常的心力来做这条约的牺牲品。

还是一个天真少年的时候，海瑞就在这份条约上郑重签了自己的名字，发誓坚守终生。在倔强单纯的他看来，“内圣外王”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道路已经为圣人所指明，你所要做的只是实践。当然，在自我砥砺的路上，你会遇到许多诱惑和挑战，然而应对这些，只需要一样品质：毅力。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磨炼自己的毅力。在作文《严师教戒》中，他这样拷问自己：将来入仕之后，你有信心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吗？能坚持住自己的操守吗？会不会出现言行不一？会不会做有愧于心的事？见了高官大人，能保持自尊吗？见了别人鲜衣骏马，能不起羡慕之心吗？“小有得则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达，不能无竞心乎？” [9] 生下来时，是清清白白的，死的那一天，能保证自己的一尘不染吗？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清白，怎么对得起祖宗天地？

他从自己的一举一动一个念头抓起，要求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偏离圣人的教导。他言必信，行必果，在学校里，常与同辈辩明学术，严课功修，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大家都称他为“道学先生”。

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刚峰。他希望自己能像海边的岩石一样，在日夜不息的世俗大潮前坚定不移。

天下士人读的都是圣贤之书，为什么读出了那么多乡愿小人？每位帝王都尊崇圣人之道，为什么却少有政治清明的时候？海瑞真的很奇怪，难道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只要不折不扣地践行圣人之道，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圣人已经把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交到了读书人手中，人们却弃如敝屣！满世界都是昏昏终日的、不幸的愚人！一想到这一点，海瑞就心绪难平。学生海瑞发下宏誓大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接续圣人的火把，再次照亮这个世界！

这个誓愿其实应该很容易达到，秘诀只在于坚持。

[1] 明谊修、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第四册），卷四〇《与乡诸先生书》，李琳校点，海南出版社，2006，第1783页。

[2] 胡适：《胡适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第6页。

[3] 胡适：《胡适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第6页。

[4] 明谊修、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第四册），卷四〇《与乡诸先生书》，李琳校点，海南出版社，2006，第1783页。

[5]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乞终养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33页。

[6]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乞终养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33页。

[7]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34—35页。

[8] 朱国祯：《涌幢小品》（下册），卷二〇《海忠介实际》，王根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00页。

[9]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严师教戒》，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4页。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夹攻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中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被授予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清水衙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他升任浙江淳安知县，这样他就有了地方实权，成了一地的父母官。

明代的县官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这一职位处于上层社会与基层社会的夹缝地带，事务繁杂，应酬众多，想做到左右逢源，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技巧。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做县令的痛苦：“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1] 在上司面前像奴仆，接待路过的官员时如同妓女，管理钱粮像个账房先生，对待百姓则像保人媒婆。这种痛苦在其他信件中同样有所记载：“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 [2] “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3] 以海瑞那宁折不弯的性格，知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适合他的职务。

如此辛苦，还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去做，是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好处。地方官是最容易致富的职位，因为他们有直接税收权。明代有一个政治术语，叫“守令之害”，也就是说，知府县令这类的地方官，通常都是地方一害。明代政治家赵南星对皇帝描述守令之害时说：“臣伏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 [4] 高攀龙则说，几乎每一任地方官都是携满民脂民膏与百姓的咒骂而离去：“矻矻然朝夕之所望，与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过多得金钱。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装已可耀妻儿，了无悔憾。而民之视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驱出其里，亟须臾以为快。” [5] 因为好处巨大，所以明代早期进士们以分到各县当县令为耻辱，晚明时大家却趋之若鹜，“而三甲进士绾墨绶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羡” [6] 。

在奔赴淳安的路上，海瑞又一次背诵了自己做学生时写的《严师教戒》，现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诱惑分明地摆在了自己面前：

入府县而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财帛世界，无能矻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 [7]

联想到那么多同学、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后却无一不变成贪污纳贿的贪官，他不觉悚然而惊。淳安县衙的官椅，将成为拷问他灵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经受这严峻的考验呢？

虽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朝的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国家俸禄吃饭的，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

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

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洪武朝之后，官员俸给实行“折色”，也就是因为仓米不足，折成其他东西发给。折来折去，越发越少。最高正一品年俸折为221.5两白银，一个知县年俸仅折为27.49两白银。即便加上所有补贴，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5两，折换成现在币值，1000元左右。用1000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

然而，再看看各种“陋规”，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师爷把淳安县政府成员的“常例”收入列出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其中在县令一项下是这样写的：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作为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清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住卖盐每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催甲每里银一两。样漆一百斤。俸米每石折银一两。柴薪每一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8]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份“常例”清单中的“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因为无法知道基数，所以无法计算结果。综算其余小项，大约可得白银2665~2723两。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3000两，如果按1两值200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现值60万元。国家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这笔收入还是一位奉公守法的知县的“合法”收入，尚未考虑其他人情往来。通常知县刚上任之际，会有一笔“迎接银”，知县离任之时会有一笔“送别银”。这两笔收入每笔也大约2000两。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以及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海瑞就说：“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 [9] 明代规定外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考核结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级官员向上主动献纳“常例钱”就渐渐成了官场惯例，每到考成之年，地方官员都公然贿赂请托。地方官场也要送礼。海瑞说：“旧例，就三年里甲中科派一里一两，三八共二百四十两。中取七十二两馈本府，十二两馈府首领，六两馈府吏府上。” [10] 就是说地方官员在京察之年必须“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而知县在参谒知府时又必须送钱。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初明令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来两百年，这些“常例”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全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的。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1]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丘长孺》，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8页。

[2]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杨安福》，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3页。

[3]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沈广乘》，第242页。

[4] 赵南星：《申明宪职疏》，转引自丁守和主编：《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674页。

[5]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送陈二尹序》，转引自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第255页。

[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卷二二《邑令轻重》，杨万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85页。

[7]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严师教戒》，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3—704页。

[8]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8—279页。

[9]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

[10]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除了知县，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县丞主簿是“夏绢银八十两。夏样绢四匹。农桑样绢二匹。农桑绢银五两。秋粮长银一十两。……” [1] 收入大体是县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里长供给并店钱人情纱绢书帕” [2] 等项。

除了官员，县政府里还有一种角色，叫“书吏”。传统时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对应设有“六房”。大体而言，县里的六房相当于今天各地县政府下属的“局”或者“科”。“书吏”也就是县政府的普通办公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连他们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和举人们并无任何专业知识，很多公事都交给书吏和衙役去处理。这些人是县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也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每天都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没干几年就要调走，但是他们却长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靠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就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 [3] ，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

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上。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

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塌，礼崩乐坏，物欲横流，人们在末世气息中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欲望。

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作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 [4] 他感叹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他的心意了！

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光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原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道、乡原调停行之。乡原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原。” [5] 那些特立独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还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危害更大。

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世界昏天暗日，几乎不见一丝光亮，海瑞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激动，他要成为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这情景恰好是为英雄搭建好的舞台，他喜欢这种悲壮慷慨的感觉。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到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而在海瑞看来，却是天经地义。如果全世界都默认“常例”的存在，那只能说明全世界都错了。错了就要改过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没上任之前，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笔架先生”的名声传播到了全县，大家已经对这位新县令的怪脾气有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这简直是疯狂，是政治自杀，是天方夜谭！人们估计，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说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阴阳官、医官、六房吏等大小官吏的各类“常例钱”。“他如户房钱粮册，工清军匠册，刑审录，礼寺观兵、乡兵、民壮等册，皆有上房旧例。今尽革去。” [6]

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愣头青的笑话：看他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养活家口，拿什么招待过往官吏，拿什么孝敬上司……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又该如何收场。

“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133.3平方米）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扛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入仕之后，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线头。每天烧饭用柴，都是老仆到山上打来的。有一天，海瑞发现老仆打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仆叫来讯问。老仆不敢隐瞒，只好交代说是街上有人巴结他，替他打好了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给了送柴人五十枚铜钱作为柴价，之后关上院门就把老仆打了一顿。

淳安县的县丞主簿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都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

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两银子拿去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他招待住宿都按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危途，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

“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省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连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这么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 [7]

全会场哄堂大笑。

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

一方面是官俸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却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来获取行政费用，以支撑政府运转，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于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

在这种制度下，官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明代的著名清官轩輗“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 [8] ；秦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这种窘状，清官传上比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就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化，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化人、转化人。

可这两种办法都运用不当，效果不佳。历代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无以复加，最终因腐败而亡国。

几千年来，历代王朝总是被腐败击倒。虽然有无数的明君贤相、大儒哲人，可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办法来治理腐败。纵使付出了惨重代价，人们依然执迷不悟。

在这样一个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答案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用自然的方式去思考的能力，只能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1]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9—280页。

[2]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80页。

[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八月丙子。

[4]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客位告辞》，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5页。

[5]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六《论·乡原乱德》，第732页。

[6]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7—278页。

[7] 贾葆蘅：《嘉靖王朝》（下册），华夏出版社，2009，第502页。

[8] 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五八，列传第四六，《轩輗传》，中华书局，2000，第2876页。

第四节

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

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1]

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来发放现在的俸禄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

朱元璋的严苛和海瑞的不苟正是来源于一个文化母体。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义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到触目惊心。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但起码不会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着一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一种考验、一种磨炼，当作“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

不做清官都难如此，县令中的“清官”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即海瑞任淳安县令的第三年，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台长官，是最高反腐机构的领导人，所到之处，接待的规格很高。况且鄢氏平时即好排场，讲究享受，因此，各地官员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功夫。连吃喝带“土特产”，一个县没有千把银子下不来。鄢氏所到之处，“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 [2] ，“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 [3] 。

鄢氏将过境淳安的消息传来，师爷愁眉紧锁。府员、道员到来，你公事公办还则罢了，这一次来的可是“部级干部”，并且是都御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个小小县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却不信那个邪，面对师爷的劝告，他不耐烦地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 [4] 即使充军杀头，我也不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

他告诉师爷不必发愁，且看本县如何处置！

他的“处置”就是给鄢氏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发来的公文，通知说您将巡视我县。您在公文里说您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各地接待上要简朴，不可铺张浪费，以节省国家钱财。可是我听您所到过的县报告说，您所到之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 [5] ，与您在通知中所说的大相径庭。是不是各县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把您的要求当成虚文了呢？

接到了这封信，鄢氏连淳安所属的严州都没有进，绕道而去。严州知府大发雷霆，把海瑞叫到州上拍案大骂了一顿：“你多大一个破官，还反了你了！”知府骂不停口，海瑞“惟敛容长跽，无一语辩” [6] 。

严州知府终于受不了了，浙江官员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他们联起手来，要把海瑞弄走。然而海瑞居官行政，处处以太祖祖制为依据，不逾规矩一步，挑他毛病还真不容易。这难不倒官场中人。罢不了你的官，我还升不了你的官吗？府道官员联合建议，像海瑞这样道德高尚的清官，应该晋升到中央去任职。

“清官”容易受同僚排挤打击，另一方面也容易受到上层的注目，进而得到重用。

海瑞的清廉，中央高层时有耳闻。既然浙江官员也认为海瑞应该升官，那么就提拔他一下吧，也能反映出干部选拔中的公正清廉。然而，到中央任职不大合适，既然地方官做得好，还是留在地方做贡献吧。于是三年知县任满，吏部预备提升海瑞任浙江嘉兴府通判。

这一下，弄巧成拙的浙江官员紧急动员，找到了受到海瑞羞辱的鄢懋卿，买通了御史袁淳，网罗罪名弹劾海瑞。经过一番紧张的官场运作，海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一纸调令调出了浙江，转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苦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历来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然而，海瑞毫无怨言。到了兴国，他下车伊始，就雷厉风行地针对当地大户隐瞒土地严重的状况，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国家税赋。清丈土地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豪强大户千方百计阻挠，暗地里又用尽手段，买通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以致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就在海瑞到兴国一年零八个月，土地清丈还没有完成之际，吏部又下来一纸调令，海瑞因“工作出色”，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级别为正六品。很显然，是地方上的乡绅通过地方势力，买通了省里、京里，终于把海瑞清除出去了。

其实和历史上其他大部分清官比起来，海瑞的命运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被排挤、被打击、被冷落，是明代清官共同的命运。明代初年潍州知州吴履是一个著名清官，维护地方百姓利益不遗余力，当时“山东兵常以牛羊代秋税” [7] ，造成百姓负担极重。只有他顶住压力，不以牛羊代税，结果“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陕西，他县民多破家，潍民独完” [8] 。善政如此，百姓视之如父母，但是知州因此也就成了他仕途的顶点，最终在知州任上“乞骸骨归” [9] 。永乐时的浙江钱塘知县叶宗人，号称“钱塘一叶清” [10] ，他的生活是“厨中惟银鱼腊一裹” [11] ，在官场上算是一个异类，结果是“以知县卒于任” [12] 。东平知州李湘，“常禄外一无所取，训诫吏民若家人然” [13] ，结果也是一直升不上去，“卒于知府任上” [14] 。正德年间，山东武定知州唐侃，遇到太监到各地勒索钱财，“诸内奄迫胁所过州县吏，索金钱” [15] ，他让人抬了一具空棺材，放到大堂上，告诉太监“吾办一死，金钱不可得也” [16] ，结果真把太监给吓跑了。就是这样一个有风骨的官员，最后也不过做到刑部主事而已。

所以海瑞被排挤的结果居然是屡屡升官，也是历代清官中的异数了。

[1]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三《序·赠赵三山德政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500页。

[2]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三〇八，列传第一九六，《奸臣·鄢懋卿传》，中华书局，2000，第5306页。

[3]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三〇八，列传第一九六，《奸臣·鄢懋卿传》，中华书局，2000，第5306页。

[4]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0页。

[5]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禀帖·禀鄢都院揭帖》，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35页。

[6]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0页。

[7]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吴履传》，中华书局，2000，第4805页。

[8]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吴履传》，中华书局，2000，第4805页。

[9]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吴履传》，中华书局，2000，第4805页。

[10]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叶宗人传》，第4810页。

[11]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叶宗人传》，第4810页。

[12] 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第147页。

[13]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李湘传》，第4815页。

[14] 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第147页。

[15]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唐侃传》，第4820页。

[16] 张廷玉等：《明史（六）》卷二八一，列传第一六九，《循吏·唐侃传》，第4820页。

第五节

千载留名“骂皇帝疏”

吏部把海瑞安排到中央，也是认为海瑞这样的人虽然方正，却少变通，更适合在条条上工作，而不适于块块。户部云南司主事主要职掌的是各地的财政税收监管工作，实际上不过是签签公文，专业性较强，和其他部门发生关系较少，相对安静。这一回，海瑞应该能够安分工作了吧。

没想到，在这个“相对安静”的岗位上，海瑞却闯了个塌天大祸。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任户部主事一年后，海瑞上了那道使他留名千载的“骂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嘉靖皇帝可以算作一个典型的“昏君”。他个性很强，行事荒唐且固执己见，从不与大臣妥协。他酷爱方术，为了炼出长生不老药，竟然摧残宫女，以获原料。宫女们走投无路，联合起来趁他睡着之时，企图用丝带勒死他，然而慌张中丝带被打成死结，嘉靖大难不死，是为明史上有名的“宫婢之变”。然而，他并没有从此事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从此干脆搬出皇宫，不再上朝，专心修炼。大臣们起初也曾拼死相争，然而争不过这位“性刚”的皇帝。要知道，这位皇帝即位之初曾一怒之下廷杖一百八十人，其中十七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在多人被罢官免职，甚至被处以重刑之后，非议皇帝的声音消失了，“无敢言时政者” [1] 。更多的大臣投皇帝所好，向皇帝献祥瑞，给皇帝写作法用的青词。朝廷上弥漫着一股请仙设坛的香烟味道。

然而，海瑞进京了，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注定要被打破。他做地方官时，天高皇帝远，无缘关心朝廷之事。而现在，来到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关于皇帝无道、朝政日非的桩桩件件呈现在他面前。他的道德观、责任感使他无法保持沉默。海瑞只承认天理，不承认形势。皇帝“性刚”，他的“性”更刚。皇帝无道，臣子直言，这对海瑞来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

当然，海瑞并非不懂世事之人。他完全知道这封奏疏的后果，那可不仅仅是丢官罢职，而很有可能是杀身之祸。纵然自己甘于舍生取义，堂上还有八十岁的老母，膝下尚且空虚。作为海家的单传之子，无后之罪尤大。

这应该说是海瑞入京一年后才递上这道奏疏的原因。关于海瑞的这一段彷徨和犹豫，从来没有史学家提及。可以想见，这一次定然是海瑞一生中，天理人欲“交战胸中”最激烈、最残酷、最旷日持久的一次。通观海瑞一生，性格火暴易冲动的他，还没有哪一次抉择进行得这样艰难。

海瑞的京官做得实在是不容易。首先每天的工作大都是虚应故事，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坐在办事堂上，大部分时间白白浪费。回想起来，他还是留恋在县里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日子。再一个，他和同僚们也处不来。这些人都是些混日子的高手，一杯清茶泡上，他们就开始扯闲话，东西南北，天上地下，聊个昏天黑地。海瑞从来插不上话，总是在一边落落寡合。其实他打心眼里讨厌这些人。办事的时候，他们是油滑惯了的，顺水推舟送人情，该办不办吃拿要，而海瑞则坚持必须按国家规定来。所以，许多环节到海瑞这里就卡住了。渐渐地，海瑞就变得非常孤立。

正是在做京官的日子里，海瑞对国家的政治状况有了整体性的了解。这个国家已经整体腐烂掉了，官场没有一角清静之地。在他看来，问题的根子出在皇帝，解决的办法也自然在皇帝。皇帝为天下之本，是天下之表率，“一人正，天下无不正”。

历来人们谈到海瑞上疏，总是津津乐道于海瑞直言皇帝无道这一段，“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屡屡被人引用，而很少有人注意奏折最后一段里面的话：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2]

如果不读这一段，就不能读懂海瑞，也不能读懂嘉靖皇帝对海瑞的优柔态度。在这一段里，海瑞向嘉靖帝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天下的治与不治，只在圣人之道有没有得到贯彻。人的精神决定一切，天下治乱，只在皇帝一念之间。只要皇帝一振作起来，按圣人之言去处理每一件事，那么天下很快就会变成传说中的大同盛世，百姓很快就会安居乐业，皇帝也自然成为尧舜那样的伟大帝王。

这个神话，支撑着海瑞一生，也支撑着中华民族度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所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至明清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而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然而，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始终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或许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乱、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

彼时整个中国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明朝就是中国所有朝代中，理学被张扬得最盛大的朝代。这一朝的士人，对圣人之学最为专注，钻研最为认真，大臣的儒学素养最高，不怕死的忠臣一个接一个出现。仅骂过皇帝的，就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然而，明朝又是历代王朝中，最为腐朽“渔烂”的一个。

海瑞就是所有偏执者中最偏执的一个。这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得烂漫，天真得透明，天真得让人无法不感动。嘉靖皇帝之所以不杀海瑞，就是因为他从这些文字中看到了海瑞的真诚，看到了海瑞高举着的一颗拳拳之心。海瑞写此疏，并不是为了泄愤，也不是为了沽名，他是实实在在地为了皇帝，为了天下。他骂得激烈，是因为他爱得深沉。海瑞所言，其实在皇帝看来，也完全符合圣人之道，气势滔滔，不容辩驳。所以，皇帝的反应才这样矛盾：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 [3]

嘉靖皇帝把海瑞关进监狱里，却一直下不了决心杀掉他。

[1]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海瑞传》，中华书局，2000，第3955页。

[2]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海瑞传》，中华书局，2000，第3957页。

[3]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海瑞传》，中华书局，2000，第3957页。

第六节

全面施展政治理想

《海瑞传》中，最富戏剧性的描写无过于下一段了：

海瑞在狱中等死。一日，牢子给他送来了一席丰盛的酒席。他以为明日要行刑了，遂开怀大嚼，神态自若。吃完了，牢子问他：“知道为什么送先生酒席吗？”海瑞说：“想让我当饱死鬼吧。”牢子说：“错了，皇帝今天驾崩了，先生您要出狱了，而且早晚得受大用！”海瑞闻听，“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1]

第一次读《海瑞传》，至此处深觉不可理解。以海瑞六品之微，可能连皇帝天颜都没见过，哪里来的这样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哭昏在地？

当时只觉得海瑞矫情做作。

然而，随着对中国古代士人心理了解的加深，我“理解”了海瑞。君为政本，从伦理上讲，君臣重于父子。旧时代的士人对皇帝，真有一种如夫如父的感觉。忠君观念的进一步演化，变成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恋君情结。“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其心理真像失恋的状态。而孟子则认为，恋君是人的一种本能，“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孟子·万章上》）。人小的时候，爱自己的父母；长大了则爱女人；而入仕之后，就会爱君主；如果君主没有注意到自己，就会因单相思而受煎熬，是所谓“热中”。海瑞怒皇帝的无道是真实的，哀皇帝的崩逝也是真实的。在海瑞眼里，皇帝就是他的“天”、他的主人、他生活的目标、他无条件尽忠的对象、他的希望所在。不管皇帝如何对待臣子，从伦理上讲，都是恩典，臣子唯有欢喜承受，不应有丝毫怨言。皇帝去世，于他，就是儿子失去了父亲，大马失去了主人，怎么能不有恸于心？忠君观念的不断内化，在海瑞心里达到了高度情愫化的境界，以致超越了理智的范围，喷发为感情的激流。这种感情，和文天祥见童君赵㬎，和儿童见父母泪流不止，出自同一源头。

以海瑞的天真单纯，他爱君之深，应该不亚于孔孟。他也许从来没有爱过女人，但他深爱着皇帝，对皇帝的单相思不能自已。这是举世绝无仅有的“恋爱”。自己“热恋”的对象死了，怎能不痛哭达旦，伤心欲绝？正是这一哭，哭出了海瑞的忠臣本色，哭出了海瑞的真诚和单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登基。每一任新皇帝上台，王朝总会有一段短暂的振作期。皇帝早就听说了海瑞的大名，对这个骨鲠之臣倾慕已久。在即位的当天，他就释放了海瑞。不久，在内阁首辅徐阶的推荐下，又一年三迁，升为大理寺左丞。海瑞遇到了政治生涯上最温暖的一个春天。

度过了狱中十月，复出的海瑞已经今非昔比。他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的海瑞，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让人嘲笑的“海笔架”。他一骂成名，举国皆知，从一个部门里默默无闻的古怪小官僚，变成了代表社会正义的楷模。在狱中的时候，就有官员不顾生命危险为他鸣冤，嘉靖皇帝一去世，重用海瑞的呼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已经把海瑞当成这个黑暗乱世中唯一的光亮，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谁都无法不正视这个政治现实：海瑞已经成了一面旗帜、一种象征，成了全国政治中清流力量的总代表。

隆庆三年（1569年），在徐阶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位高权重的应天巡抚，登上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应天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辖地包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等十余府，“仕官之渊薮也……赋甲天下” [2] ，朝廷里的许多高级官员家乡都是这里，包括首辅徐阶。由于吏治不清，贪污的风气最盛，积累的问题也最多。徐阶希望海瑞能够凭其一身正气，杀杀此地的歪风，收拾一下混乱的局面，为新一任朝廷班子创造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虽然五十六岁须发斑白，虽然受过多次挫折，“海青天”的楞楞风骨没有丝毫改变，“刚峰”一如其刚。接到任命，他立刻轻车简从，迅速赴任。

海瑞的单车尚未出京，应天地区已经人心骚然。官员、乡绅、士子、平民，有兴奋者，有盼望者，有失望者，有恐惧者。不论如何，人们都意识到，这个人的到来，一定会引起应天地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那些对海瑞行政作风早有耳闻的人纷纷提前行动，“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 [3] 那些贪名卓著的人干脆辞官而去，免得受到新任巡抚的惩处；豪门大户，把自己的红漆大门刷上了黑漆；应天监管皇室织造事务的太监，原来坐八抬大轿，现在也改坐了四人抬的小轿。

贪污者闻风而逃可以理解，不过，海瑞的到来关大门和轿子什么事呢？

在专制社会，百姓如何穿衣戴帽都必须由专制者来做主。在海瑞眼里，在明朝读书人眼里，大门、轿子，包括衣服、宅第并非小事，而是关乎“贵贱”的大节。明朝开国之初，就用相当大的精力制定了全国人民的房舍衣冠制度，规定十分详尽。具体到几品官可用红漆大门、几品官可坐八抬大轿，在明太祖的诏令里规定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时间过去两百年，社会富庶，纪纲废弛，人们把这些烦琐的规定几乎忘了。然而，海瑞的到来，却让大家悚然惊醒，自己原来是生活在错误和悖逆之中。

每个人都知道，海瑞的行政方针非常简单，那就是——按太祖的规矩办。当初见长官揖而不跪是为此，取消一切“常例”是为此，拒不接待鄢懋卿也是为此。还没有到应天，他就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执政方针为“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变旧” [4] 。就是说，要全面恢复旧法，坚决不向人的惰性妥协。只要严格按祖宗的规定去办，则“天下无不定，万事无不理”。

坐在南下的小车上，海瑞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没想到在有生之年，他终于遇到了明主，遇到了贤相，终于成了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且所辖是全国最重要的一个地区。他在乎的倒不是官位的升迁，而是终于有了全面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空间。他平生所学所思，终于可以充分体现在政治当中，他变天下风俗，致黄帝尧舜的梦想真的有可能实现。他怎么能不激动！

他决心竭尽全力，排除任何艰难险阻，把应天治理得海晏河清，给全天下官员做个榜样。如果应天治理好了，那么，必然会影响全国其他地方，各地都会借鉴他的经验，那样，整个天下大治，岂不指日可待了吗？在他看来，做到这些，其实只需要一个字，就是“刚”。虽然还没有踏上应天地面，但凭多年的遭遇和经验，他知道，他遇到的将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然而，他对自己的“刚”有充分的信心。

在他看来，现在天下之所以这样千疮百孔，正是少了一个“刚”字。“我朝诸公稍陟高位，便是全然模棱养望，因因循循，度日保官。” [5] “今天下事靡靡不立，病坐当事人因循苟且，日挨一日。” [6] 只有守住“刚”字诀，“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则一定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毅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真理已经昭示。

海瑞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时间过去两百年，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明初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海瑞的原则就是对新规则一律“更张”，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海瑞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脆败。

隆庆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海瑞单车入巡抚官署，当天就颁布了《督抚条约》三十五款，详细规定了应天府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详细琐碎、严格刻板与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如出一辙。这三十五款条约的要点为：

巡抚出巡，禁止各地迎送，禁止装修招待房舍；

明确规定各级官员见巡抚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禁止大吃大喝，制定饮食标准。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银二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可供应鹅及酒；

禁止百姓穿奇装异服；

禁非礼之费、禁请托、禁给过往官员送礼、禁过往官员拢取更夫、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

…………

林林总总，三十五禁。其他大员上任之后，也会定一些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但多数是用来做样子的。独海瑞的规定，写到纸上，就等于已经实行了。一纸下达，整个应天地区的政治风气为之一变。各级官员的用车、住房都按规定重新安排，接待费用大大降低，大吃大喝风顿时刹住。行政经费大幅压缩，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一时间，百姓称颂“海青天”之声不绝于耳。

海瑞就任后的第二个举动，是兴修水利工程，解决吴淞江、白茆塘多年的水患问题。和现在一样，进行工程建设的最大难题在于资金来源。申请上去了，朝廷迟迟不批复；批复了，拨款又极为有限。这也是这项工程每年都有人倡议，却从来没有开工的原因。海瑞一趟趟跑中央，跑各部，跑邻近地区，要立项、要政策、要支援，东挪西借，终于弥补了资金缺口。海瑞带领下属，整天泡在工地上，有问题现场解决。

海瑞终不愧是海瑞。一个开始时人人持怀疑态度的大工程，在他的“钉子精神”下竟然迅速成功，效益非常明显，清浚出来的土地安置了十三万灾民。消息上达，朝廷特予以表彰。原来那些准备看海瑞热闹的人也不得不服气了。

前两把火烧得漂漂亮亮，接下来海瑞就要动手处理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王朝末叶，土地兼并问题必然成为社会的毒瘤，并最终置王朝于死地。可以说，这一问题关系着大明朝的生死存亡。具体到应天地区，由于官员可以免除赋税，一人中举入仕，就会有许多人“投献土地”，加之巧取豪夺，土地兼并现象更为严重。富者田地动辄数万亩，而约有一半的农民没有土地，流徙各地，生活极为困苦。

土地，可以说是一切问题的终点，是个死结。然而，任何问题在海瑞那里都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在明朝开国初年，就已经存在土地投献现象。太祖规定“诸人不得于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土” [7] ，“事发到官，全家抄没” [8] 。海瑞虽然没有生杀权，但是他可以按规定要求富户退田。

海瑞发布公告，勒令富户退回贫民投献的田地，以使流民有生息之所。公告说：“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 [9] 并且要“令民各自实田，凡侵夺及受献者还原主”。 [10]

公告中涉及“阁老尚书”四字，是海瑞政治生涯的一大关键，不可不解释几句。明朝，由于废除丞相制，人们一般尊称内阁成员及各部尚书为“相”，又称内阁首辅为“阁老”。海瑞公告中的“阁老”，指的就是他政治上的恩人徐阶。

原来，就在把海瑞派出任巡抚不久，徐阶就在中央高级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退休，回到了江南老家，成为海瑞管辖下的一名乡绅。斗争的胜利者高拱，继任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廷大权。

仕途中人最重提拔之恩，最重编织关系网。按官场逻辑判断，徐阶对海瑞恩重如山，海瑞对徐阶应该唯命是从才是。可是海瑞是个从来不按官场规则出牌的另类选手，他从来不承认什么“人之常情”“理之必然”，什么潜规则、不成文法。他只认圣人的教条。他觉得徐阶当初提拔他，是为国选材，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私恩。所以，既然在他的治下，他就必然一视同仁。别人退田，你徐阶也得退，而且要带头退。所以海瑞在公告里特意加了一句“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就是为了打消那些指望徐阶为他们出头的观望派的希望。

海瑞觉得徐阶出身词林，为国家重臣，应该有着高度的政治修养，应该能理解他的做法。

然而徐阶不能理解。

公告发到之日，徐阶大吃一惊。自认为对海瑞有相当了解的徐阶没想到这个结果。海瑞竟然是“白眼狼”，不但不念旧恩，反而先拿他开刀。虽然性格耿介吧，虽然清廉脱俗吧，有恩当报这个道理还不懂吗？到现在，徐阶才知道自己看错了人。

生气归生气，然而徐阶是何等人物？他知道海瑞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高拱。勒令富户退田，这样大的举动，海瑞是不可能做主的，必须得高拱批准。以高拱的世事洞明，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举动必然失败。因为你禁止大吃大喝，禁止楼堂馆所，这些都行得通，有阻力也好排除。但土地是人的命根子，想在这上面动刀，简直是痴人说梦！涉及人们的根本利益，被逼到绝路上的人们迸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应天大户在朝中都有根子，举朝反对，这种力量迟早会使退田令失败。既然事实如此清楚，高拱为什么还要批准推行呢？原来应天一地，他徐阶田地最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高拱此举，就是要借海瑞之手，收拾他徐阶，让他在退休之后也逃不过这个巨大的难堪。高拱这个算盘打得实在是太精了。如果海瑞念旧情，放徐阶一马，人们攀附徐阶，退田令必然失败，徐阶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众议的目标；如果海瑞对徐阶动了真格的，那么昔日徐阁老现在就得忍受切肤之痛，损失大半田产。而且，退田令最终会在应天激起巨大的反对力量，足以把海瑞掀翻。这样，也就顺带收拾了这个难以对付的政治麻烦——海瑞。因为毕竟海瑞当初是徐阶提起来的，不是他高拱的人。

好阴毒的一箭双雕之计！不过他徐阶是不会上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之计，只有咬牙割肉，退掉一部分田地，使风头不要集中到自己这里，让别人去出头反对海瑞。

于是，与众豪强大户的期望相反，徐阶并没有抵制海瑞，而是主动退出了全部地产的十分之一，一万两千两百亩。

消息一出，全区震动。谁也没想到海瑞有这样大的威力，也没想到徐阁老这样软弱。一万多亩地呀，徐家多少年的世代积累，一朝被海瑞砍下。这下，许多原本指望徐阁老为他们出头的人没了指望，而贫民受此消息鼓舞，纷纷到衙门要求退田。海瑞的巡抚衙门一开，状纸动盈千纸，一时之间，整个应天地面天翻地覆，各地都有大户开始退田。看来，海瑞拿徐阶开刀开对了，第三把火开了个好头。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启动了退田程序后，海瑞仍然不买徐阁老的账。他公然下文，要徐阁老至少退掉“过半”的地，就是说最少得退掉六万亩土地。

本以为只为了敲山震虎，谁也没想到海瑞会走出这一步，包括徐阶。谁也没想到海瑞会这样得寸进尺，这样说到做到，这样不留后路。所有人都惊呆了，看事态怎么样发展。

[1]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海瑞传》，中华书局，2000，第3957页。

[2]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抚吴》，收入海瑞：《海瑞集》（上册），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49页。

[3]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海瑞传》，中华书局，2000，第3958页。

[4]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督抚条约》，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396页。

[5]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乞治党邪言官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45页。

[6]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书简·复李石麓阁老》，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62—663页。

[7] 《大明律》附录《大明令》第三六，怀效锋校点，辽沈书社，1990，第241页。

[8] 《御制大诰·诡寄田粮第三十九》。

[9] 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督抚条约》，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400页。

[10] 海瑞：《海瑞集》（上册），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抚吴》，第54页。

第七节

痛苦的赋闲

清醒了之后，徐阶托人告诉海瑞：让他再退地，没有可能了。他这才知道海瑞的难缠，所有的政治智慧、政治规则到海瑞这儿都不管用了，看来只有一个办法：硬着头皮顶住，看海瑞还真能拿了他去坐大牢吗？

海瑞也自有海瑞的做法。他给徐阶写了一封信，用他一贯的做法，做徐阶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觉得别人觉悟低可以理解，你一个做过高级干部并且位居首辅的人怎么会没有觉悟呢？圣人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相信我开导不了你，唤醒不了你的良知：“昔人改父之政，七屋之金须臾而散。公以父改子，无所不可。” [1] 并且多次去徐阶家，当面做他的工作。按海瑞的逻辑，他觉得这是在救徐阶，从根本上说，是为徐阶好。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了这件事：

存翁（徐阶）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 [2]

海瑞说，他的做法是为徐阶做长远打算。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如果这样积累田产，败坏道德，徐阶迟早会吃更大的苦头。

然而，徐阶这回是“花岗岩脑袋”，不为所动了。他知道再退下去，一生的积累就会付之东流。徐阶此时，也实在是很狼狈了。在海瑞的支持下，那些要求退田的贫民成天围着徐阶的宅第游行示威，大声呼号，弄得徐阶简直痛不欲生：“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徐阶）之第，前后左右，日不下千余人。徐人计无所出，第取自泥粪贮积于厅，见拥入者，辄泼污之。” [3] 贫民千人要拥入徐家算账，徐阶无法，只好担了几担粪放在大厅里，见人进来，就往他们身上泼。谁能想到，昔日的首辅今天居然只好出此下策！

没有办法，徐阶只好放下架子请和了。

不过，他并不是向海瑞请和。他知道海瑞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他向当朝首辅高拱发出了降表，表示了自己的悔意，表示在政治斗争中彻底认输，表示以后不再纠集势力谋求东山再起。

高拱笑了。他的目的圆满达到了，而且达到得这样漂亮。既然对手败得这样惨，他也就大度起来。他幡然一变脸，对徐阶笑脸相迎，给徐氏回了一封信，表示前嫌尽释，希望徐氏今后多捧他的场。然后，他又轻轻暗示，他也觉得海瑞做得太过分了，不过他作为当朝首辅，没法直接出手。在海瑞修吴淞河后，他的政治声望达到了顶点。朝廷上一片称颂之声。然而，在退田令开始后，官场静下来了，赞扬海瑞的声音消失了，不少人已经蠢蠢欲动，想要扳倒海瑞，只是摸不准高拱的心思，不敢贸然动手。

徐氏对这些政治暗语当然一读就懂。得了高拱指示，他立刻利用自己的故旧，找御史奏了海瑞一本。高拱在奏本上拟了“同意”二字。海瑞被取消巡抚衔，调任南京总督粮储。于是，海瑞最风光的一段政治生涯就这么干脆利索地结束了！

海瑞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他正兴致勃勃地推行他的宏大计划，“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 [4] ，正调动全部精力，和应天府的豪绅大户们作战时，没想到，后面射来的一支冷箭，轻轻地取走了他的政治生命，粉碎了他的全部政治梦想。

海瑞不知道，像他这样不明白游戏规则的人，只会被高明的玩家当作一枚冲锋陷阵的特殊棋子，发挥完作用之后，被抛弃是必然的命运。

海瑞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他开始是震惊，然后是迷惘，最后是愤怒。至刚者不屈，海瑞不会容忍任何对他名誉性的安排，于是他提笔给皇帝写了一封辞职信：“臣曾说过当今天下诸臣全犯了因循苟且之病。皇上虽然有锐然求治之心，群臣却绝无毅然任事之念。互相掣肘，互相排挤，还动不动就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国家才败坏如此。” [5]

一旦提起笔，海瑞胸中的愤怒、委屈、埋怨就忍不住喷发出来，辞职信变成了政论书。

在这封海瑞平生第二有名的信中，海瑞第一次向皇帝陈述了他的政治理想：

臣尚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 [6]

这样的话，只有海瑞才说得出来。欲以一人之力，挡住天下滔滔既倒之狂澜；把自己作为标准，使全社会人向自己看齐，以挽回社会道德的败坏。这是何等的“狂妄”！然而，这两句话却是解读海瑞一生为人行事的关键。没有这样“狂妄”的理想做支撑，无法想象海瑞能忍受住常人无法忍受的压力，特立独行到现在。

然而，这个理想是扑火的飞蛾的理想，只有单纯的海瑞终生不悟。

虽然辞职而去，海瑞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的政治措施没有一点错误，不可更改。他说：“臣再有一言，臣在任上的所作所为，都是倾听百姓的呼声，恪守祖宗成法，万不可改。” [7]

他再一次把愤怒指向了群臣，举朝官员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是他潜意识中一直存在的意念，今天他直抒胸臆：“请皇帝鞭策全体大臣，不得像以前那样应付差事，必须仰体皇上求治之心，认真办事。凡事就怕认真，只有认真才能救今日之弊。九分之真，一分放过，就不是认真！更何况半真半假！” [8]

奏折的最后一段，再一次典型地体现了海瑞的风格：“如果大臣们认为我说的是错的，那这个大臣必然是庸臣！诗经说：‘勿听妇人之言。’如今，全朝廷的大小臣工都是妇人，他们的话，皇上不听可也！如果这样，国家大幸，愚臣我大幸！” [9]

痛快淋漓地骂完了全朝大臣，海瑞挂冠而去。他对朋友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从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别是一种人物矣。” [10] 事实证明，海瑞是古今所有清官中颇有个性的一个。他敢公然辱骂所有朝臣，而朝廷虽然震怒，一时之间却无法处置海瑞，只是在批文中淡淡地说：“该臣今乃词称请归，意甚怏愤。且固执偏见，是己非人，殊失大臣之体。但本官已奉钦依，照旧候用，无容别议。” [11]

被称为“妇人”的朝臣们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此时与海瑞辩论已无益。

做了九个月巡抚的海瑞买舟南下，飘然回到了老家海南。因挂冠时的潇洒决绝，人们以为他从此可能要从道学家变成林下人物，归隐于老庄门下了。

然而海瑞却没有进入海南的椰林。儒家教育早已经把他定型，注定他跳不出这个藩篱。他在老家买了一所小小院落，在院里开荒，堂前种树，图书满室，堂上却挂上“忠孝”二字大匾，遇人则讲道学，讲如何破荣辱关，破生死关。遇到地方官来访，则喋喋不休，讲民间疾苦，问解决办法。从海瑞家出来，人们不得不说，此老风骨，一毫未变。

对海瑞来说，读书修身就是为了入世济民。闲居在家，看上去潇洒自在，其实海瑞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仕途是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如果不能为世所用，那么他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归隐田里，他其实还是日日期待着有复出的那一天。况且，朝廷批准他辞职的圣旨中有云“已奉钦依，照旧候用”，如果一遇挫折，就愤然辞世独立，独善其身，那不是圣人之徒的做法。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突然中风去世，十岁的神宗继位，朝中政局风云突变，高拱在政治斗争中被张居正掀翻。明朝最有能力的大臣之一张居正继任为首辅。

闲居两年的海瑞以为自己的另一个政治春天要来到了。因为这个张居正是翰林出身，饱学之士，学问相当精醇，与自己有着推行圣人之学的共同志向。况且，海瑞辞职后，时任阁臣的张居正还写来一封信，对海瑞表示同情：

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 [12]

信写得很真诚，也很聪明。身为内阁成员，他却不能为海瑞说上什么话，真是惭愧呀！为什么身为内阁成员却没有发言权呢？那自然是因为高拱的跋扈。所以，矛盾在于高拱，与他张居正无干。

那么，这次张居正上台了，应该起用他海瑞了吧。海瑞日日等待着北京的消息。

迟迟没有动静。

向来趋左的言官们坐不住了，他们上疏，要求起用海瑞。张居正在疏上批道：

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明神宗实录》卷九）

海瑞的品质无可怀疑，然而办事不能通达。这样的人只能享受名誉上的尊重，不能任为实职。

虽然同为圣人之徒，张居正为人行事却与海瑞大有不同。张居正既能侃侃而谈圣人之言，又精通中国社会表面秩序下的真正规则，并且运用精熟。他没有徐阶的天真，认为海瑞能够为他的班子建立政绩；也没有高拱的阴险，想用海瑞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能用海瑞。

直到这时，海瑞才知道自己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原来，他虽然忠诚骨鲠，时时刻刻遵守圣人之道，可是却只能“坐镇雅俗”，做个政治摆设。原因就在于他不肯“通方”，不肯做“乡愿”，不肯向这个世界妥协。

有生以来，海瑞第一次产生了怀疑：错了的到底是世界还是他？

海瑞的陋舍来人越来越少，他经常终日闭门，靠一卷书打发整日的时光。除此之外，他找不到任何快乐。他没有儿子，不能享受课子的天伦之乐。他没有业余爱好，对琴棋书画都没有兴趣。“山水诸癖一无所好” [13] ，海南的美景对他像不存在一样。日复一日，海瑞真的老了，皱纹爬满了他的瘦脸，胡须根根白得透明。

失望、愤懑渐渐积满了胸膛。看来自己的一生，只能这样过去了。曾经有过的梦想，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点可笑。为什么一生的奋斗、刻苦，不惜生命来践履圣人之学，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呢？海瑞有时也会想起这个问题，但是他永远想不明白。

应该是自己努力得还不够吧！那么，唯一的办法是继续深研性理。然而，年老体衰，智力日减，看来，今生得正果的希望越来越小。进入晚年的海瑞，日渐沉入浓重的灰色之中。

[1]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书简·复徐存斋阁老》，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64页。

[2]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书简·复李石麓阁老》，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63页。

[3]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转引自章宪法：《明朝大博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第120页。

[4]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书简·再启阁部高中玄诸公》，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30页。

[5] “臣尝谓今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虽有锐然望治之心，群臣绝无毅然当事之念，互为掣肘，互为排挤，而又动自诿曰：‘时势则然，哲人通变。’人无奋志，治功不兴，国俗民风，日就颓敝。”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告养病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41页。

[6] “臣尝谓今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虽有锐然望治之心，群臣绝无毅然当事之念，互为掣肘，互为排挤，而又动自诿曰：‘时势则然，哲人通变。’人无奋志，治功不兴，国俗民风，日就颓敝。”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告养病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41页。

[7] “臣再有一言焉：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告养病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42页。

[8] “仍敕阁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虚应故事，不得如前挨日待迁，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负平生学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认真，九分之真，一分放假，不谓之真，况半真半假者乎？”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告养病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42页。

[9] “阁部臣如不以臣言为然，自以徇人为是，是庸臣也，……诗云：‘勿听妇人之言。’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之可也。宗社幸甚，愚臣幸甚。”“仍敕阁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虚应故事，不得如前挨日待迁，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负平生学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认真，九分之真，一分放假，不谓之真，况半真半假者乎？”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一《奏疏·告养病疏》，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42页。

[10]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书简·复吴悟斋操江都院其二》，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61页。

[11]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八《掌诠题稿》，转引自缪振鹏：《明朝三帝秘录》（上册），作家出版社，2007，第62页。

[12] 张居正：《答应天巡抚海刚峰》。

[13] 《丘海合集·海忠介公传》，收入海瑞：《海瑞集》（上册），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13页。

第八节

异端，还是“神”？

不知不觉，一转眼，时间已经过去十六年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已去世。人亡政息，在台上永远正确的张居正现在处处犯错误了。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十日，亲政的万历皇帝下旨：“起佥都御史海瑞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三月，又“升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

这一年，海瑞已经七十二岁了。孔子七十而无逾矩，他的忠实学生海瑞是否也因为一生的挫折和十几年的反思而变得聪明了呢？是否像朝廷所期望的那样“平气虚心，正直而济以中和刚方，而文以礼乐，务广包荒之度，毋狃意见之偏” [1] ，而“将来建立必有胜于今日” [2] 呢？

人们期待着海瑞的再次亮相。

诏书一下，海瑞即刻打点衣物，准备启程。有人劝他要拿拿架子，朝廷让他委屈了这么多年，怎么能一召即起呢？起码得推辞一两次。海瑞不以为然：“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区区虚袭奚取焉。” [3] 遂起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了十八年，海瑞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政治春天。

还是海瑞一贯的风格，“自琼台至蚬冈，家仆皆徒步。有一小僮，亦只携附前舆，不与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小船寂寂过，多无知者” [4] 。

然而，毕竟久经风霜摧折，七十二岁的海瑞，确实少了一份十八年前的自信。海瑞的心里，既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欣喜，又有“即从巴峡穿巫峡”的急切，也有政治风云留下的重重阴影。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人情世态，见知于一时，焉保有终于后日？汉魏桓谓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 [5]

似乎少了一份明朗，多了一些沧桑。

说是这么说，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时的激愤之语。一旦做起事来，海瑞的风格仍是控制不住的火爆。

海瑞上任后，立刻收到百姓反映五城兵马司到处敲诈勒索、强行摊派的控告。所谓“五城兵马司”，乃是南京城内的治安队，是腐败的高发地带。海瑞决心拿这里开刀。他发布告示说：“五城兵马司官吏，如狼之贪，如虎之猛，敲诈百姓的膏血，用来迎合上官，自己贪污。各街巷的人，如果被五城兵马司侵扰，可以放胆到我这里来告，本官定为你们做主！做老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有冤不告，冤何时止？”

一纸告示下达，朝廷明白了，海瑞还是那个海瑞，丝毫未变。“海青天”依然像以前那样强硬如钢，岁月不但没有使他的性格里增加一点弹性，反而老而弥坚，老而弥辣。

海瑞还是没有弄明白官场里的利益规则，他不知道他动了五城兵马司，就等于动了南京兵部，就等于动了整个南京的官僚网。虽然五城兵马司仅为六品衙门，却是可以通天的重要部门。他以为自己以“副部级”侍郎之威，一个号令就可以解决问题，实在是太天真了。

不仅如此，不久之后，海瑞又上疏皇帝，对朝廷吏治表示极大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为非如此，官场风气无法好转。

理所当然，海瑞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椅子还没有坐热，一纸调令下达，“升右侍郎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又一次明升实降。原来，“南京为养望地，官号吏隐。右都虽长御史，称独坐，然于诸御史无所短长，取相引为尊重，他吏治民事无相关者。稍积望岁月，且迁北矣。即京中人从来未知右都御史为谁氏，况其行事乎！” [6]

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表示对太祖的尊重，在南京设了一系列官职，然而大多有官却无职无权。右都御史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名位虽高，实际上什么事也管不了。年轻的万历皇帝在召来海瑞不久就后悔自己年轻没经验，犯了个错误。他现在终于明白张居正为什么不起用海瑞了。

也许是人老了，海瑞终于感觉到了灰心的滋味。失望和绝望是不同的，在人生末路上，绝望就意味着对自己一生努力的否定。他终于发现他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他给梁云龙的信中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 [7]

一生的雄心壮志终于消泯，他现在可以基本判定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这一生，他吃了常人所不能吃的苦，承受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放弃了人生的诸多乐趣。他把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压榨成了一块顽石，却没有做成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反而被洪水轻易地从一个角落冲到了另一个角落。

他一道又一道上辞呈，希望尽快摆脱污浊的官场。皇帝却一次又一次拒绝。皇帝欣赏海瑞的品格，佩服海瑞的勇气，赞美海瑞的清廉。他可不想承担放逐清官的骂名。有这样一个将来可以留名千古的清官在自己的时代，是朝廷的光荣，也是他这个皇帝的光荣。

既然不能求去，海瑞只好做起他的右都御史。只要做了，他就不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学不会敷衍了事，学不会做表面文章。本来，“右都御史”只是名义上的尊称，习惯上，在南京御史台并不管实事，与众御史其实“无所短长”。整个南京御史台甚至都不怎么上班，右都御史更是经常经月不见一面。

然而，海瑞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御史的职责就是纪律监督，自然应该做百官的表率。这一点上，南京御史和北京御史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纪律，要求所有御史都得上班。

海瑞每天早早就到御史衙门，谁上班迟到了，立刻罚俸。御史们其实没有公事可办，也得一天天在堂上坐着。

南京御史纪律松弛惯了，违法乱纪是寻常之事。海瑞一旦发现，定然严惩不贷。御史陈海楼的家人到市场上用官员红票买米，只付给一半价钱，这其实是南京官场的惯例。海瑞得知后，将其家人责打三十大板，并且戴上大枷，放在衙门口示众。有一位御史生日之时，在家大摆宴席，请了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海瑞找出太祖定下的规矩，“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毫不留情地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

其实海瑞也知道没有必要做得这样严厉，这样苛刻。他或许也知道这样会招来人们的反感、厌恶、痛恨。

南京的御史们不堪其苦。虽然弹劾海瑞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举动，他们也不得不为之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御史房寰弹劾海瑞：“莅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皇帝批复：“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三）

皇帝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原来，“清官”们是不适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的。但是他们适于“镇雅俗、励颓风”，也就是说，做一块官场的门面，用来装点朝廷，用来让大家学习其精神。

精神可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

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厕所窗台上的一盆塑料花。

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端、视为魔鬼的同时，在民间，海瑞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是传奇式的大英雄。

张萱《疑耀》卷二《司马文正海忠介》载：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进入南京那天，老百姓都涌到街上，“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老百姓每天到海瑞宅第求见海瑞的络绎不绝。有的百姓进来后，并无事相求，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愿一见海爷颜貌耳”。

南京市流传着许多关于海瑞的传说。有一天大家都传说北京押解来一个“木妖神”。原来，有一天皇帝在御花园，此妖神作祟，皇帝举诸大臣名来压这个妖神，妖神皆不惧。唯云送南京海某处，则无声。今解来矣。

林林总总的传说不一而足，在海瑞上下班的路上，每天都会有人专门等候，希望能在海瑞掀起轿帘的时候看一眼他的真容。“海瑞”这两个字，已经成了一种符咒，被用来诅咒一世的贪官。在南京市井，甚至有一种专门以“海瑞惩贪”为题材的评书，听者如堵。

海瑞已经成了一个偶像，正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的海瑞，却已经心如死灰。他憎恨这个荒谬的世界。

海瑞终于死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四日，海瑞病故于南京。

“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钱犹扣回” [8] ，兵部送的柴火多了一些，他如数退回。

“病不药”，拒医而死，“无一语及身后事” [9] ，不但没有大臣们例有的遗疏，甚至连一句遗言也不留。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无话可说。

像每个清官的身后一样，史书照例要花些笔墨描写一下他身后的清贫，“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 [10] 。

有更详细的记载说：“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紬、葛各一。” [11] 消息传出，整个大明官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麻烦制造者”终于消失了，人们不必再绷紧神经。海瑞终于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神龛。各种典礼隆重举行，海瑞的尸体被涂上一层又一层金粉，制成金光灿灿的木乃伊。在忙忙碌碌中，大家有一种欢庆的意味。

皇帝听闻，也为他辍朝悼伤，遣吏部左侍郎沈鲤谕祭。

祭词之溢美，无以复加：

惟尔高标绝俗，直道褆身。视斯民由己饥寒，耻厥辟不为尧舜。矢孤忠而叩阙，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揽辔励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废，乃浃岁而三迁。岩石具瞻，卓尔旧京之望；素丝无染，褒然先进之风。……若金在冶，虽百炼之愈坚；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 [12]

礼部议谥，请赐“忠介”，赠“太子少保”。

谕江浙地方为海瑞建专祠，春秋享祀。在海瑞的家乡，琼州府城小北阂外建专祠，与宋苏文忠公、明丘文庄公，称“三公祠”。

无数官员在海瑞祠写下了一篇篇纪念文章，把所有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给了海瑞：

公之秉节，素丝羔羊。岁寒松柏，烈日秋霜。公之丰仪，野鹤昂藏。明珠南海，翡翠越裳。……位禄名寿，公俱克全。千秋不朽，含笑九泉……（《南京同官公祭海公碑》）

慷慨片言，世争传其谏草，崎岖百死，天亦监其精忠。……既升华于九列，旋建节于三吴。矢志霜清，每为民而任怨，几先介石，亦因毁而得名……（《赠官赐谥制碑》）

[1]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六《题都给事中光懋论巡抚海瑞疏》，转引自赵世明：《高拱与隆庆政治》，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第200页。

[2]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六《题都给事中光懋论巡抚海瑞疏》，转引自赵世明：《高拱与隆庆政治》，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第200页。

[3]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5页。

[4]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5页。

[5] 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书简·复汪渠瀛广东巡按》，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89—690页。

[6]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留宪》，收入海瑞：《海瑞集》（上册），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4页。

[7]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8]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9]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10] 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海瑞传》，中华书局，2000，第3958页。

[11] 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12]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留宪》，收入海瑞：《海瑞集》（上册），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9页。

第三章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畸形制度

第一节

天性善良的皇帝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和郭嵩焘的日记当中，都有梦到圣祖的记载。曾国藩还说“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 [1] ，并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弟弟和子侄的必读书目。这一方面说明在国势陵夷之际，晚清朝臣潜意识当中是何等盼望再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挽救国家危局；另一方面也可见康熙皇帝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不同于其他清代帝王的独特地位。

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受到后世臣民的景仰呢？因为他除了有治国雄才，还有很突出的人格魅力。

康熙也许是中国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并列。他天性善良，很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有人情味。

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惯例宴请大臣。“大宴群臣”，这个场面从字面上看起来很欢乐，实际上气氛往往是一片肃杀，因为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当然都战战兢兢，生怕失仪，饭吃得没滋没味。临到开席，康熙考虑到这一点，决定自己不参加此次宴会，并发下指示，要求大臣们不必拘束，都要多喝一点：“今日宴集诸臣，本当在朕前赐宴，因人众，恐恩泽未能周遍，故不亲莅。诸臣可畅饮极欢，毋拘谈笑，以副朕意。” [2] 结果当天大臣们果然都喝醉了，“酒酣无不沾醉” [3] 。

也许是因为高高在上感觉孤独，康熙很喜欢主动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曾邀请大臣们到中南海垂钓，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钓到的鱼带回家，让孩子老婆尝尝鲜，“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 [4]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在外巡行的时候，专门请随行的大臣们到他的行宫里面参观游览，嘱咐他们随意遍观，勿拘形迹，甚至还做起了导游，遇名胜处，亲自指示，诸臣得一一见所未见。

后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两个字也许是“宽仁”。是的，康熙胸怀仁厚，他常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他期望能与臣下建立起一种类似朋友家人的亲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拥戴，使天下臣民“遐迩上下，倾心归慕” [5] ，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

康熙的宽仁与他的孙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时，虽然也标榜“为政宽仁”，但是他的“宽仁”，很多时候是模仿出来的，强矫出来的。在骨子里，乾隆是一个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宽仁”，除了策略考虑，更基于他的天性。康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晚年他见到大臣请求退休的疏章，经常非常不舍，“未尝不为流涕”。我们今天读康熙史料，也经常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散发的浓浓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温泉疗养，还再三叮嘱他要注意的种种细节：“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 [6] 在其他的朱批中，康熙也不断告诫他各种忌讳：“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 [7] “但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 [8] 其言之谆谆，诚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仅限于对待大臣，也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态度当中。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气炎热，康熙特意发布指示，要求改善狱中犯人的待遇：

……惟有罪之人拘系囹圄，常被枷锁。当兹盛暑，恐致疾疫，轸念及此，不胜恻然。应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郁暑。其九门锁禁人犯，毋论奉旨带锁，亦皆酌减锁条。至一应枷号人犯，限期未满者，暂行释放，俟暑退后，仍照限补枷。 [9]

这些材料读来，都很让人感动。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却不怎么成功。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14），岳麓书社，2011，第215页。

[2]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801页。

[3]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801页。

[4] 蒋良骐：《东华录》卷一二，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第199页。

[5] 张英：《张英全书》（下册），附录《南书房记注》，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七日，江小角、杨怀志校点，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第371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第18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第18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第19—20页。

[9] 《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27—128页。

第二节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康熙一朝在反腐惩贪方面的第一个错误是力度不够。

和所有明君一样，康熙皇帝当然痛恨贪污腐败，也进行过多次吏治整顿。但是康熙整顿吏治有两个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运动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二是惩治贪腐的力度太弱。

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期间，曾经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运动。第一次是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79—1687年）。

清代的腐败，并非起自中期以后。事实上，腐败是传统王朝终生携带的、无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时，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早在顺治年间，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贪污成习”，以至“百姓失所”。所以当时有大臣上疏说：“方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康熙登基后，地方腐败较顺治时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员盘剥百姓过甚，导致民众大批逃亡，“朘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 [1] 。亲政之后不久，康熙曾经批评当时的吏治情形说：“贪官污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贿赂公行，道府庇而不举，督抚知而不奏，吏治益坏，盗贼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抚纳贿徇情所致。” [2]

但是亲政之后的十多年里，康熙一直忙于熟悉政务，以及处理平定三藩等紧急事务，没能腾出手来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北京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 [3] 。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乾清宫等核心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传统时代，地震一般都被视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认真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为政得失，认为现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乃于本月二十八日巳时，地忽大震，变出非常。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 [4]

到了这一年，康熙已经亲政十二年了，虽然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惩贪，但是对吏治他已经关注很久，各地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早已令他触目惊心。到了这一年，平定三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不再是头号政治任务，所以他借着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惩贪倡廉”运动。

他首先出重手惩处贪官。山西官场官风不正，巡抚穆尔赛“名声不佳”，康熙早有耳闻。派人前往调查，访得此人贪污入己的实据，处以“斩监候”。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 [5] ，想尽办法捞钱，“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 [6] ，被康熙处以“绞监候”。广东巡抚金俊侵吞尚之信罚没入官的家产，此外还侵吞兵饷，被康熙直接处以极刑。

在厉行惩贪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奖廉”。康熙认为，在整顿吏治这件事上，奖励和惩罚一样重要，“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 [7] 。所以他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表扬其为“清官第一”，其后又擢用“居官清廉”的小于成龙为直隶巡抚，重用汤斌为江苏巡抚，希望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来带动官场风气的好转。

这个阶段是康熙一生整顿吏治力度最大的时期。不过和后来的雍正、乾隆时期比起来，康熙一生所杀的贪官寥寥无几，震慑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他还没有把这种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保持下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感觉官场贪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就不动声色地停止了这项运动。

为什么康熙皇帝没有将反腐进行到底呢？这与他的政治哲学有关。

康熙皇帝一生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中正和平”四个字。对这四个字，康熙曾经做过这样的阐释：“于人于事贵能中正和平，能合乎中，即是合理。得中，则诸德悉备矣。” [8]

所谓“中正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凡事都讲个度。体现在对官员上，就是惩罚整顿适可而止，“不为已甚”。

康熙讲求“中正和平”之道，既是他研习理学的心得，也是他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战乱初息，他效仿汉初，奉行“中正和平”“与民休息以爱养百姓”，以此培养国家元气自然是正确的，大清王朝因此也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局面。但是他在吏治问题上也采取“和平”之道，显然是错误的。康熙熟读中国历史，他相信腐败是这片土地上一种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病症，任何朝代都只能“带病生存”，所以他对腐败没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换句话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理念 [9] ，导致了他反腐的不彻底。

同时，康熙反腐提前收手，也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名”的皇帝，他一心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的千古明君，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他讲究“君使臣当以礼”，非常注意维护官员体面。他曾经说：“朕于大臣官员务留颜面，若不然，则诸臣其何能堪耶？” [10]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曾经专门下诏，阐述自己以“宽仁”治国的理念，表示要“期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 [11] ，说他对大小诸臣“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咎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 [12] 。有这个原则做基调，他的反腐只能是“适可而止”。

不彻底的吏治整顿，注定收效短暂。康熙皇帝不知道，清代文臣的群体性格已经与唐太宗的时代大大不同。在这次惩贪运动结束仅仅十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一路经过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发现这些地方的百姓生活非常艰难，也听到了地方上关于官府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的大量传闻，这让他深为触动。他完全没想到，腐败现象在基层政府已经发展得如此普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十六日，即征讨噶尔丹凯旋的第二天，他就发下谕旨说：“顷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交纳钱粮，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至于山西，特一小省，闻科派竟至百万，民何以堪！” [13] 他说，究其原因，一是“大小官吏不能子爱小民，更恣横索遂” [14] ；二是各地官员以办理军需为名，“借端私征，重收火耗” [15] ；三是督抚、布政使等官“不仰体朝廷恤民至意，纠察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因而笔帖式及衙门人役无所忌惮，擅作奸弊” [16] 。

看来贪腐确实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了。康熙下定决心，要以打噶尔丹战役的勇气来彻底整顿一次吏治。他说：“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 [17]

说到做到，康熙确实立刻开始了一场治吏“战争”。当月他就下令逮捕“服官污浊朘削小民” [18] 以致激起蒲州民变的山西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并下谕宣称“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警” [19]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又派刑部尚书傅腊塔、左都御史张鹏翮亲往陕西，审理因当地官员“侵蚀贫民”导致的财政亏空案。

但是，康熙掀起的第二次反腐风暴，雷声大雨点小，这两个大案的最终处理结果，都远较民众的期望为轻。虽然当初宣称要对贪官加以诛戮，但是最后康熙还是宣布山西官员温保、甘度已经革职，从宽免死；陕西的“侵蚀亏空案”，最后涉案总督吴赫、巡抚党爱等大员也仅被处以革职、降级处分。

运动之所以进行得虎头蛇尾，是因为掀起这次反腐运动的时候，康熙皇帝已经年过四十，已经过了创业期，进入守成期。人到中年，性格和观念往往更趋保守和宽容。康熙的统治思路由早年的积极进取，变成了“不生事”“不更革”，所以这次运动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就基本停止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整顿过吏治。

在康、雍、乾三帝当中，康熙皇帝的惩贪力度是最弱的。康熙晚年官场风气大坏与此直接相关。

康熙皇帝在反腐方面的第二个错误是默许“陋规”的存在。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因为清代沿袭明代，采取低薪制，所以官员们的正式收入根本不足生活之用。当时的御使赵璟曾经上疏指出，朝廷发放的工资，仅够基本生活费用的六分之一：

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俸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 [20]

所以地方官就拼命搜括百姓，方式主要是私下多收“火耗”。

什么叫“火耗”呢？“耗”的本义是损耗。地方政府向朝廷运送税粮的路上，会有一些损耗，比如可能会被老鼠或者鸟类吃掉一部分，因此要和老百姓多收点粮作为弥补，叫作“鼠鸟耗”。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就叫“火耗”。听起来地方官向老百姓征收“鼠鸟耗”和“火耗”，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比例大约应该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说，收一百斤粮食，多收一两斤，以备补充自然损耗。然而，康熙年间，官员收的“火耗”，可不是区区这个数字。清代开国之后，“火耗”等就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也就是说，有的地方火耗率竟然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征了一百斤粮食，竟然有二三十斤被鸟和老鼠吃掉了，或者说，收了一百两银子，有二三十两银子在熔铸时消失了，这未免也太不合理。实际原因却是官员们的大量开支无处寻找来源，就只好以“火耗”“鼠鸟耗”等为借口，不断加收。

所以“火耗”实际上就是附加税。

清代规定，只有州县基层政府才有直接征收“钱粮”，也就是“农业税”的权力。不过清代同样规定“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可以提高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朝廷之所以出台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盘剥百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严格的规定，对实际执行者来说都不是难题。国家不让多收税，他们可多收“费”，就是附加税。

收了“火耗”，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康熙皇帝深知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也知道“陋规”因何而起。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陋规”，官员根本无法生活。“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 [21] “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 [22]

但是康熙没有勇气彻底改革财政制度，提高官员工资，所以他做了一个在历代皇帝中都常见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官员们偷偷去搞灰色收入。所以康熙皇帝私下里对大臣们“交底”，认为“规礼”是官员们的“应得之物”，他对官员“一意从宽不察察于细故也” [23] 。比如他在直隶总督赵弘燮关于“陋规”的密折里曾这样批到：“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24]

康熙晚年，浙江巡抚朱轼在密折中说工资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因此要求“浙税二道正项之外，余银八千余两。皇上如将此项赐臣以养家口，臣必尽职料理地方” [25] ，这实际上是自辟“养廉”。康熙皇帝不但一口同意，而且还加以鼓励。他批道：“似此等事，奏得最是。” [26]

[1]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4）》卷二五，康熙七年五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422页。

[2] 彭孙贻、杨士聪：《客舍偶闻·玉堂荟记》，于德源校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第41页。

[3] 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灾祥》，来新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9页。

[4] 转引自于善浦著，张玉洁编：《清东陵拾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252页。

[5]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903页。

[6]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903页。

[7]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二，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828页。

[8]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五十年六月初五日，岳麓书社，2000，第1179页。

[9]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10] 《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62页。

[11]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1页。

[12]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1页。

[13]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第2054—2055页。

[14] 《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15] 《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16] 《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17]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056页。

[18]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第2054页。

[19]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第2054页。

[20]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4）》卷二六，康熙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444页。

[21] 《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61页。

[22] 《康熙起居注》（第四册），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3页。

[23] 《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61—162页。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直隶总督赵弘燮奏为病已稍愈拟送章文鐄回京供职折》（康熙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档案出版社，1985，第739页。

[25] 《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446页。

[26] 《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446页。

第三节

黄宗羲定律

康熙默许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阅读中国历史的一个心得。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又会偷偷滋生，因为“揩国家的油”是官员群体改不掉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确实，中国历史上每次国家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因为出现新的税费而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说，“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 [1] ，“若将火耗明定额数，人无忌惮，愈至滥取” [2] 。也就是说，如果明定“火耗”标准，官员不但收起“火耗”来会更肆无忌惮，而且在标准之外还要多收。

康熙认为，既然“揩油”是官员群体的本性，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少“揩”一点而已。但是完全不给他们“揩油”的空间，是不可能的。其实仔细探讨起来，这种“陋规”思维并不止存在于官场，甚至遍及全社会。民国时人记载，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底子钱”。小康之家给仆佣的工资很低，因为他们明知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上一笔。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维，与市井细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构，如出一辙。

所以晚年面对官场贪风，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默许官员们一定程度上索取“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或者至少在“揩油”时保持一定的“度”。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还是把问题轻轻推到“良心”二字之上。应取与不应取，只有一线之隔，如何保持这一线之防，全在人心之“正”与“不正”了。

康熙晚年，实际奉行的是“难得糊涂”政策。越到晚年，康熙对大臣们是越宽容。对于贪污腐败，康熙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户部发生“内仓亏空草豆案”，经查审，户部尚书希福纳等64名堂司官受贿银数达二十万两之多，可谓集体受贿大案，按律俱应革职拿问。但康熙最终决定只将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补，免予议处。

但是一个人可以糊涂于一时，一个朝代却不可以糊涂于永久。到康熙末年，因为皇帝的有意放纵，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整个王朝的行政秩序已经无法回到有序运行的轨道。地方治理严重混乱，遇到灾荒，朝廷所发的赈济，皆被地方官吏苟且侵渔，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各地司法腐败极为普遍，为了索诈钱财，各州县衙役们甚至竟以案件为生。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水利工程，到了晚年也基本废弛失效，因为水利资金及工程材料被官员们层层截扣，所修水利工程完全是敷衍了事，致使“闸河之宽深丈尺，不能仍照旧制，而蓄水湖之围坝，俱成平地” [3] 。甚至有的官员故意毁坏河堤，制造水患，“绝不顾一方百姓之田墓庐舍尽付漂没而有冤莫告” [4] ，目的仅仅是为了侵吞修补款项。

官场腐败的代价必然是民生的凋敝。康熙晚年，百姓生计日益困乏，破产流亡现象日益严重。每逢荒年，“老弱幼稚者，半为尪瘠；少壮强勇者，乞食他乡” [5] 。连北京这个“首善之都”，遇到荒年也是“辇毂之下聚数十万游手游食之徒，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 [6] 。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始增加，康熙后期接连爆发了福建的陈五显起义、河北的亢珽起义及台湾的朱一贵起义，都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面对这样的乱局，年老的康熙帝除了发出“承平日久，人心懈怠”“朕心深为失望”的叹息，别无所能。如果没有一个能力非凡的继任者大力整顿，大清很可能在不久之后走上覆亡之路。

幸运的是，大清王朝遇到了雍正这样的“另类皇帝”。

[1]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6）》卷七九，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611页。

[2] 《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73页。

[3] 见《朱批谕旨》（40），第13页。

[4] 见《朱批谕旨》（40），第13页。

[5] 李发甲：《账济齐饥疏》，转引自《澄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2003，第21页。

[6] 《皇清奏议》卷二四，周祚显：《驱游惰以归本业疏》。

第四章

雍正：古代反腐的成功案例

第一节

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突然驾崩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夺得了皇位。

满朝上下，对这匹皇位竞争赛中的黑马都缺乏了解。各地官员，都不知道这位新皇帝会烧什么样的“三把火”。

在动荡中即位的雍正，面临着重重危机。除了皇族的怀疑、兄弟们的不服、天下人的窃窃私语，他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老皇帝康熙晚年的宽纵之下，大清王朝已经乱象重重，再不治理整顿，早晚要出大事。

雍正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看得很清楚。康熙晚年，买官卖官已成常态，甚至连皇子们都纷纷身陷贪腐之中。比如皇九子允禟曾经收受觉罗满丕三十万两白银，为他谋得了湖广总督一职。觉罗满丕上任之后，大肆贪污，导致他的辖地“督、抚、布、按七人，贪庸一辙” [1] ，也就是说七位地方高官全部贪腐，湖广吏治一塌糊涂。朝中大臣也大肆结党营私，大学士明珠把持内阁，随心指挥，各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如有缺额，无不辗转贩卖，“当时士夫趋者如市，四方货赂辐辏私邸，珍异之积拟于天府” [2] 。另一权臣索额图也是广树党羽，大肆贪赃，其家之富，“通国莫及”。

雍正帝即位之初，他对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级封疆大吏的总体判断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 [3] 。在这些地方大员的带领下，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共同对付中央的监督和检查，导致中央政策在各地都得不到执行，“火耗”加派呈恶性发展。“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 [4]

雍正皇帝的个性与其父康熙截然相反。一提起雍正，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严苛”“险刻”“抄家皇帝”等词语。确实，康熙皇帝崇尚“宽仁”，对臣下不法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却是出了名的“精明严刻”，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他不能容忍他所看到的任何贪渎行为，必将犯官严惩而后快。雍正皇帝也并不回避自己的“苛刻”之名，甚至以此为荣。他曾经说“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清世宗实录》卷四六），“精明严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云精明，则所惩治者必当其罪，安得又有严刻之诮乎？” [5]

康熙皇帝好名，喜欢在百官面前“买好”。雍正却不屑于此。他公开表示绝不会谨让退缩，“以取庸主之名”。他深刻认识到，正是父亲喜欢“宽大之名”，才导致“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因此即位后，他不惮以严酷手段，诛除异己，厉行整顿。他公开说，他不怕死后身负骂名：“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 [6]

康熙中年以后，追求稳定，在地方上好用“安静不生事”的庸官、巧宦。雍正却最为反感这种“好好先生”，他说：“柔善沽誉以为平和安静，此风乃国家之大害，实奸诈小人之存心，非忠良大器之行事。” [7] “夫为大臣者，……谓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以博宽厚之名，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浅，且摘发奸弊，惩一儆百，乃整饬官方之要道，岂得谓之多事？岂得谓之苛刻？岂得谓之琐碎？” [8] 如果官员一味当“好好先生”，宽纵玩法之人以沽名钓誉，难免诸务废弛，贻害国家。所以雍正爱起用那些积极有为，甚至是刚猛严苛的官员。

可见这对父子，在性格作风上，几乎处处针锋相对，完全不同。

[1] 见《朱批谕旨》（2），第25页。

[2] 印鸾章编著：《清鉴纲目》卷五，邓球柏、钟楚楚标点，岳麓书社，1987，第211页。

[3] 见《朱批谕旨》（13），第44页。

[4] 《皇清奏议》卷二三，李发甲：《澄清吏治疏》。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七册，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76页。

[6] 见雍正：《大义觉迷录》。

[7]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七册，上谕内阁），雍正六年二月，第206页。

第二节

洞悉下情的天子

雍正登基之后，曾经把自己和康熙做了一个比较，说自己事事不及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之处比其父高明。确实，康熙八岁即位，深居九重。虽然天亶聪明，然自古天子所居的都是极易受人蒙蔽的地位，没几个人敢对皇帝说真话。正如戴逸先生所说：“新皇帝……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 [1] 为什么会这样呢？雍正皇帝曾经现身说法，说这是因为大家在皇帝面前说话，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陈其弊” [2] ，就连他自己都没对老皇帝说过几句真话，“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欢，又有不便陈言之处。以朕为皇考之爱子尚不能言，则皇考果何从而知之乎？” [3]

中国历史上，除了开国之君，那些能大有作为的君主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曾经深入民间社会，对社会实情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比如创造了汉代“汉宣中兴”的汉宣帝，小时候曾经进过监狱，十七岁才被霍光从民间迎入宫中，深知当时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明孝宗的童年也非常不幸，生下后差点被皇后溺死，幸被好心人藏起，吃百家饭长大，所以他即位后才能励精图治，有针对性地施政，创造了明代的“弘治中兴”。

雍正皇帝也是这样。他曾经居于藩邸四十余年，在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中饱经风波之险，对天下利病、世事人心有着深入的认识。他说：“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之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清世宗实录》卷四九）

因为洞悉下情，所以雍正施政比康熙更现实、更理性。清代帝王原本一贯强调务实，比如皇太极就认为，凡事莫贵于务实。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雍正皇帝对列祖列宗的这方面经验总结得最深刻到位，他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雍正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比康熙更能实事求是，而不为教条所拘。

这样的性格特点，决定了康熙留下的问题，在雍正手里能得到解决。面对这些严重的问题，雍正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勇气。这个峻急严厉的皇帝没有遵循“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调整康熙晚年的政策，在短短的十三年间，相继推出创建军机处、确立秘折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废除贱民制度等林林总总的重大改革措施。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养廉银”和“火耗”归公改革。

一般来讲，新皇帝登基，为了争取臣下的支持，都会首先广施恩泽。特别是雍正在动荡中即位，面临着皇族的集体挑战，他上台后应该先给官僚阶层一笔大大的好处才对。

然而，雍正却不屑于此。帝位认同的危机，丝毫没有影响雍正果断整顿吏治。清代惯例，新帝登基，都会颁发《登基恩诏》，豁免官员在前朝的罪责。但是雍正一上台，却破例将内阁草拟的“恩诏”当中关于豁免亏空的条例删除。雍正皇帝即位后明确指出，整顿吏治是他面临的第一要务：“古今为政之道多端，究其根本，未有不以吏治为先。” [4] 这是因为官场腐败比盗贼为害更大：“命案、盗案，其害不过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帑殃民者，在一县则害被于一县，在一府则害被于一府，岂止杀人及盗之比。” [5] 因此，他即位不久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吏治整顿运动。

雍正决定以解决亏空问题为切入点，理顺大清财政体制。对于造成严重亏空的官员，雍正对他们先罢官后索赔，要他们自掏腰包赔补。自己还不起的，家人和亲戚代还；畏罪自杀的，人死债不除，仍由其家属亲戚代赔。很多官员因此丢官罢职，甚至进了监狱；在很多地方，贪渎无能的官员被大批撤换。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上奏，通省府厅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以上者已寥寥无几。雍正也因此获得了“抄家皇帝”的“美名”。

当然，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雍正也比以前更为深入地了解了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他意识到，官员们的贪污与收入过低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康熙初年御史赵璟所说，“俸禄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 [6] 。雍正也认为，官员薪俸过低是一个客观现实。他要求的只是清廉，而并不是让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诸凡总期尔合于公慎而已，朕未有令尔等地方大吏至于困苦之心。”“未有枵腹从事之理，但不欺隐，于分外贪取，即为可嘉耳。” [7] 因此反腐要真正取得成效，就要解决官员的收入问题。否则，手段多么强硬，只能起作用于一时，不可能长久：“若图稳之好听，……又不管其养资，但泛言不许扰害地方百姓，恐众属员未必诚服。” [8]

随着对大清财政体制的深入了解，雍正形成了“养廉银改革”的思路。他决定给地方官员发放养廉银，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官员们“均得养家之银，又可杜绝礼物之耗费而安分守己。若非极端不肖者，必不会冒死而动私派于民、挪移钱粮之心” [9] ，这样可以极大程度上改善吏治。

雍正皇帝按各级官员的官职高低、事务繁简，给全国地方官制定了不同的养廉银标准。一般来说，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察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养廉银数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 [10]

[1] 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30页。

[2] 转引自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578页。

[3] 转引自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578页。

[4] 转引自黄婴、辛雁、方放：《中国历代的改革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第158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三册，无年月谕旨），《论内外文武官员严治侵欺挪移之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84页。

[6] 蒋良骐：《东华录》卷九，康熙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第152页。

[7] 见《朱批谕旨》（17），第5、12页。

[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9]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6）》卷八〇，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689页。

[10] 见陈光焱：《清代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启示》，《地方财政研究》2009年第3期，第77页。

第三节

养廉银改革

地方官员收入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钱从哪来呢？

雍正的做法是把“火耗”征收，也就是附加税的征收公开化、规范化，由州县政府漫无边际的私下征收改为省政府统一公开征收，不直接进入地方官腰包，收来的“火耗”取一部分作为各级地方官的养廉银。

这个做法一开始受到很多中央官员的反对，认为这样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但是雍正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会增加百姓负担，相反还会降低百姓负担。因为收入不足，大部分官员势必会搜括百姓，而且由于缺乏监管，他们会比实际需要捞得更多。所以“火耗”私下征收已经实际存在很久，养廉银改革只是使它由隐性变成显性，而且得到了国家公开监管，有利于限制“火耗”的恶性发展。确实，“火耗”归公，由省政府公开进行征收，收到的钱进不了地方官的私囊，与地方的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因此各地的“火耗”征收率普遍降低。改革之后，山西省的火耗率由原来的30%~40%，降到了20%；河南省由原来的80%降到了13%；山东省由原来的80%降到了18%。这样一下子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局面，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 [1]

事实证明，雍正皇帝的养廉银改革是成功的。

如果不增加官员的收入，结果自然是清官吃不饱饭，贪官贪婪无忌。雍正朝以前，地方官员大部分人虽然名义上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极高，而且国家无法监管，实际上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和“窃贼”，生活在罪恶感之中。“以下养上”的财政格局，也让官场上不得不官官相护。

养廉银改革使财政资金由省级政府支配，规范用途，拨给下级，划清了公私的界限，明确了资金使用的程序。养廉银改革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也让地方官员的收入显性化、透明化、制度化。地方官可以凭光明正大的收入生活，而不再靠贪污受贿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改革之后，下级没有必要也没有财力向上行贿，上级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监管下级。这就打破了长期形成的“下养上”的局面，增强了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

更重要的是，在养廉银改革之后，雍正就可以正式禁止“陋规”。雍正认为，厚给养廉，就是要让官员“从容不窘”，则自然不贪。“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官员的合法收入已经可以满足需要，收受规礼自然就少了最重要的借口。在此基础上，雍正皇帝开始禁革“陋规”。他明令禁革一切节礼：“在地方官薪水之资自不可缺，但于属员之手接受节礼陋规，则断乎不可。目今各省内或有尚未分给养廉之员，著各省督抚悉心商酌办理奏闻。宁可以州县应出之项解至藩库，从公发给，而不可使其自相授受，废公议而徇私交，留礼仪交际之名而长贪婪贿赂之弊也。倘再有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清世宗实录》卷七一）

雍正严厉警告各级官吏，在实施养廉银改革后，“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 [2] 。雍正心狠面冷，说到做到，下手无情。“贪倡之徒莫不望风革面”，就此洗手。所以从当时地方官的汇报看，禁革“陋规”确实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比如年希尧就任广东巡抚后，概行拒收下属例行节礼；广西巡抚孔毓珣上任伊始，也将衙门节礼“尽行不收”；广西布政使刘艇琛对各属所上节礼也“分毫不敢收受”。

雍正皇帝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清世宗实录》卷九一）养廉银改革使雍正年间至乾隆中期的半个世纪里，大清王朝贪污大案明显减少，吏治面貌大为改观。雍正十三年（1735年）六月，雍正皇帝在去世前三个月，对“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改革十多年来的实施情况做了一番总结。他说：“山西巡抚诺岷始请提解耗羡之法，……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此中利益，乃内外之所共知共见者。”（《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七）

对于雍正的养廉银改革，历来评价都比较高。比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目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 [3]

近代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对清朝的养廉银改革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养廉银制度实施以后，“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 [4] 。

“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1] 见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165页。

[2]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7）》卷八三，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3页。

[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古文十弊》，文物出版社，1985，第19页。

[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商务印书馆，2017，第609页。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成功的帝王之一。从纵向对比，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时代；从横向对比，乾隆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这些数据来支撑：第一，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用大多数人认可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第二，乾隆时期的疆域广阔，人口数量激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千米，大约是今天960万平方千米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的第二大疆域，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的是，清朝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只有少数几个节点突破了一亿。而由于前面有康熙、雍正两代的统治，乾隆继位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1亿4000万；到乾隆退位的时候，则突破了3亿的大关。也就是说，乾隆让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一直是统治者统治成绩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点，出现在乾隆时期。推动这个盛世顶点出现的诸多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乾隆前期的惩贪抓得非常有力度。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了解得并不充分。

提起清代惩贪最坚决的皇帝，大家通常认为是雍正。其实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亲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乾隆皇帝是清代惩贪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也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这个断语也许与许多人的印象不符。不错，乾隆皇帝风流儒雅，情商极高，极会做人。为政之初，又曾一度宣称要效法皇祖“宽仁为治”。当初的“宽仁”时期，还真是阳光灿烂，曾经让大清王朝所有官员都如沐春风。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虽然他曾经那么讨厌其父的性格，但雍正身上的苛刻、敏感、残忍、阴狠，其实一丝不少地储存在了他的骨子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统治政策由宽转严，大臣们发现，其风霜之严酷，远甚于雍正。

乾隆一朝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乾隆朝发生的“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部级”以下官员被砍头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一案中，自封疆大吏至县令一级，就有近六十人被处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杀掉了二十多人。

终乾隆一生，可以说他的统治前期，惩贪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防微杜渐。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础，乾隆即位之时，官场风纪较好，但是乾隆并不满足。他为人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小吃小喝不处理，最后就会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送“土宜”，即以“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他说：“而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送又不可少，层累递及，督抚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已不赀矣。”（《清高宗实录》卷三二）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现象，乾隆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酬酢宴会的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委派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借端要结，甚且赔累” [1] ，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察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 [2] 。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仍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致滋弊窦” [3] 。

第二，惩贪立法从严。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严厉于雍正朝，主要体现在弥补亏空的措施上。乾隆以前，大臣侵蚀国库，通常可因赔补上窟窿而免死。因为雍正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乾隆对侵蚀爱新觉罗家产者恨之入骨。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他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即判处斩首，绝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索受贿赂的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之严厉者，除朱元璋外，乾隆可排第二名。

除了在立法上做到的这两点，乾隆在执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

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止如此，开泰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彼（鄂弥达）往查南省（今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则全不阅看……”（《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一）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第二，执法从严，绝不姑息。

高级官员如果犯了其他过错，也许可以原谅，但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绝不轻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以云南产金为由，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十四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十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恒文其人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关系，一直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宠爱。皇帝认为恒文历任封疆大吏，受恩最重，不应当如此，但因事涉贪污指控，还是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审查结果证明此事属实，虽然案情轻微，但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五十六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三千多两白银案发，案发后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俟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认为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三千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大臣们居然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六）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的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秦蕙田、明善、刘纶等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借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为官相护之锢习，朕必力革而后已。”（《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六）

皇帝与贪腐势不两立的决心灼然可见。

第三，不避皇亲国戚。

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操守不佳，就任不久，就大肆贪腐，总计收受商人所缴银两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于心颇为不忍，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4] ，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惩贪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赀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 [5] 《清史稿》亦有论曰：“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曹松林以《清实录》和《清史稿》为据，统计所得：乾隆朝官员本人犯贪赃罪者有尚书和侍郎5人，皆降职或革职；将军4人，皆处斩；总督5人被处死，6人降职或革职；巡抚10人被处决，7人革职或降职；布政使8人被处死，另1人革职；按察使2人被处决，学政2人判死刑（其中1人下落不明）；参赞大臣1人、办事大臣1人、盐政2人被处决；道府州县官犯赃者太多，无法统计。 [6] 有统计资料表明，整个乾隆朝较重大的弹劾案共计4600余件，其中涉贪案就有589件，占全部弹劾案的12%。 [7]

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盛世之巅，这一点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认。章学诚则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大权在握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算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尹壮图也评价乾隆前期的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 [8] 。因为执政能力强，乾隆一朝能够以10亿亩（66.7万平方千米）上下的耕地养活占世界30%左右的世界人口，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所以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9]

[1]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2] 《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条例》，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63页。

[3] 转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第44页。

[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三九，列传第一二六，《子高朴》，中华书局，1998，第2845页。

[5]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入相奇缘》，丁凤麟、张道贵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6] 见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 期，第59页。

[7] 见李治亭主编：《清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84页。

[8] 《奏为整饬吏治革除陋规敬陈管见折》，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51页。

[9] 《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版。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气象不复当年。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1]

相较于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止于皮相，中国官员表达得更为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 [2] 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 [3] 就是说，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场就渐渐烂掉了，你给那些大员送上一万两白银，他们就如同收了一篮水果那样不当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爱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4] 这些人在官场上被排挤、被嘲笑，最后要么被逐出官场，要么同化于贪腐风气当中。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首要原因是乾隆皇帝老了，懈怠了。

早年的乾隆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刻（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了。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面前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 [5]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固定模式般的起居：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6]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才“始云齐集”。乾隆皇帝经常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东翻西找，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训斥群臣：“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曾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六）“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

有一次，乾隆天刚亮就起来批阅奏章。批阅完毕之后，忽然想起几天前曾叫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人选，于是派太监通知大臣们前来汇报推荐情况。这时已是辰巳时刻（早上八九点钟），皇帝在宫中等了好久，大臣们一个未到。六部在紫禁城外，各部尚书迟迟不到还有借口，而内阁大学士们就在紫禁城内办公，怎么来得这么慢？一问太监，原来几位大学士查郎阿、陈世倌、史贻直这个时辰还没上班呢！乾隆大为光火，降旨说：“可见向来所奏每日入署办事，粉饰之虚辞耳！尔等身为大臣，当以早朝勤政进规于朕，方无忝责难于君之道。而先自偷安，有是理乎？”（《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九）大臣们只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然而，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 [7]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特别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 [8] “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9]

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的精力渐渐衰退。年轻时期，乾隆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的奏议里勾籍出全部资料，他的大脑如同强力机器，把这些庞杂的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年轻之时，如果军务紧急，他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钟看刚刚送到的情报，从不疲倦。而晚年，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头脑就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不论怎么以意志去强催强唤，都调动不起精神。

因此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乾隆中前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在壮岁之时，往往雄心万丈，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早年峻烈无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他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认为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也”（《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一）。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营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清仁宗实录》卷三七）

老年乾隆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他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壮年时代的乾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词，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恩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嬉，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 [10]

[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10、4891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九《外集二·上执政论时务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328页。

[4]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守令篇》，转引自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2011，第79页。

[5] 见赵翼、姚元之：《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李解民校点，中华书局，1997，第6—7页。

[6] 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92页。

[7] 《戏语》，见《清高宗御制诗》。

[8] 《少寐》，见《清高宗御制诗》。

[9] 《钦定大清会典》卷二九九。

[1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92页。

第三节

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

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认为，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汉书·董仲舒传》）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古代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这一点，西方人也深有体会。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认为，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末，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1]

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是皇权的延伸，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社会可能只剩10%；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乃积习相沿，并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八）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脱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 [2] 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迟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 [3] 。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六）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压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揪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稽查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借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累月，并不勒限严催。”（《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清高宗实际》卷六二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实录》卷六七〇）。

如果说专制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1]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127页。

[2] 《乾隆吏科题本》卷一〇〇。

[3] 《署湖广总督舒常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第四节

皇帝带头腐败

乾隆晚年朝政腐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乾隆皇帝开始带头腐败。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六十六岁的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这个“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云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意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内务府奏底档》，看看皇帝在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黄金锭60个，净重592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有贡缎袍50端、贡缎套50端、宁紬袍50端、宁紬褂50端、杭绫100端、汴绫100端、貂皮100张、乌云豹皮1000张、银鼠皮1000张。

二月二十七日，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意儿，有洋磁小刀36把、海龙帽沿50副、象牙火镰包36个。

贡缎、宁紬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皮1000张，银鼠皮1000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下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

总之，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无法全抄，以下择有特点的再抄一些：

三月初八日，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100柄、鼻烟壶100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20个、套蓝表式鼻烟壶20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20个、锦地洋花鼻烟壶20个、套蓝福寿带钩20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20个、掐丝珐琅带钩20个、松绿拱花带钩20个、掐丝珐琅扳指儿20个、啿达尔汉扳指儿20个、洋彩竹黄扳指儿20个、花斑石扳指儿20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两广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50盘、蜜蜡斋戒牌50面、子儿皮钉花扳指儿套50个、象牙扳指儿50个。

四月初九日，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30件、大红呢雨褂30件、葡萄青呢雨褂30件、程乡茧30件。

…………

皇帝这一趟出行，可谓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扳指儿、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第五节

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大臣都乐此不疲。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清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治理水平最高，皇帝整体上自我约束能力最强，也比较节俭的朝代。比如许多人都到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去玩过，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清代的皇陵，整体上，都比明代的规模要小，没有明代的气派。再比如，明代太监的数量，一度达到十万人之多，而清代呢，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千人左右。

因此清代国家的收入和皇帝个人的收入，从顺治初年开始，就是严格分开的。顺治初年，清王朝设立了一个机构——内务府。这个机构是服务于皇帝个人生活的，相当于皇室的大管家。国家的收入入国库，由户部，也就是财政部来管。而皇帝个人的收入，归内务府来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工资，收入来源固定化了。

那么清代皇帝的个人收入，都从哪里来呢？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第一，皇帝在各地有皇庄，这些皇家庄园每年出产的东西，是皇帝的主要收入。清代的皇庄主要设在北京附近和东北地区，相当于清代皇家的“特供农场”，生产优质无公害的猪羊鸡鸭、瓜果梨桃和大量蔬菜，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费。第二，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第三，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因此，大清帝国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一般来说，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经营水平也有限，不管国家税收如何迅速增长，皇帝个人的收入却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满足其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收受贡品。奢侈品的消费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没有钱大量购买；二是体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场上与商人讨价还价购买奢侈品，显然不妥。更何况，喜爱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则中的头等禁忌，不可为民众所周知。所以官员们进贡与否、进贡多少、贡品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 [1] 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第一，晚境顺遂，高枕无忧。刺激政治家励精图治的，无外乎两个因素：首先是对手的存在，其次是雄心的催逼。经过一生经营，到了晚年，乾隆已经消灭了所有威胁和对手，皇位之安，稳如磐石。

站在成功之巅，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成功者的自豪、自得与成功后的茫然、失落一并油然而生。他可以做的事，似乎只剩下栏杆拍遍，悠然自赏了。气可鼓而不可泄，进取之心一旦衰退，享乐的欲望就会涌上心头。

更何况人生已经接近尾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这个时刻，抓紧时间犒赏一下自己，报答一下数十年来的辛苦艰劳，似乎也不为过。

第二，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有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大富之家成长起来的人，往往逃不脱对于奢侈品的迷恋。雍正皇帝在史上以俭朴著称，但杨启樵先生的《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一书则有力证明了他实际上物欲极强，私生活相当奢侈豪华。乾隆皇帝在这一点上青出于蓝。至今还没能成为亿万富翁的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大富大贵中人对奢侈品的狂热痴迷。其实奢侈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代表一种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奢侈品所展现的不只是昂贵，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惊喜和极致，因为它们代表了人类创造物质的最高境界。事实上，这种爱好完全类似于毒品，因其没有止境而让人越陷越深。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乾隆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苛刻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既已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2] 。

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

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于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整个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楠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3]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下属不惜任何代价收买。” [4]

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乾隆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事实上，乾隆皇帝的诸多历史第一中，还可以加上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中年时期，乾隆物质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场之大、要求之细致全面，均远过于有清前代帝王。不过此时他进取心尚炽，对物欲仍有节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称讲究，尚不能说奢侈。

人到晚年，优点往往前进一步，突破分寸，转化成缺点。乾隆的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步入晚年之后，皇帝无心进取，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被迅速突破。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民人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放纵，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15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11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9次。其中伍拉纳11次进贡的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 [5] 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篝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 [6] ，好不气派。

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此语不为无见。

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品价值过限，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需；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会带来恶果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两，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意，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皇帝在贪婪欣喜之余却浑然不觉。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勒令下属帮贡所得，“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 [7] 。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 [8] 。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福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嘉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卤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洋锦缎二十匹、洋花绒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帕一百方、洋绣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檀镶玻璃衣镜一对、紫檀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凤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东洋漆炕桌一对、东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宫扇一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蜜蜡鼻烟壶二匣、洋金银线二百支、珐琅手盆九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9]

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 [10] 。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四尺的珊瑚树三株，都是李侍尧私藏的进贡后被还回的物件。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日，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如此？所贡的东西都闲置在圆明园库，也没什么用处，只等数年之后烂坏而已。真成了大笑话。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月，国泰即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11]

官员们对于追求物质享受，可谓心思用尽，花样百出。著名贪官王亶望，在任浙江巡抚时，喜吃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巡抚）食时，若传言燋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腴处，刲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其食鸭也，必食填鸭。填鸭者，饲鸭不使鸭动，法以绍兴酒坛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颈伸于坛外，用脂和饭饲之，留孔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王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熬汤，煮腐以献之” [12] 。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的严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 [13]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157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 [14] 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斛，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亶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正在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1]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

[2]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9）》卷一一八，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3900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第100号，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4]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7页。

[5] 朴趾源：《热河日记·山庄杂记·万国进贡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512页。

[6] 朴趾源：《热河日记·山庄杂记·万国进贡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513页。

[7]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七日。

[8] 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啸亭杂录·卷四·李昭信相公》，冬青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3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第104号，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1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701页。

[11] 见陈连营：《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兴起》，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第294页。

[12] 徐珂：《清稗类钞·豪侈类·王亶望骄奢淫佚》。

[1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九《外集二·再上韩城相公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329页。

[14]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七日。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意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 [1] 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但是清代实行低薪制，一品官员年俸也不过一百多两。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几百几千两不足以警戒其心，于是决定法外加罚，罚掉官员的养廉银，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

和珅大权在握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动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当然就更多了。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

当然，也有更多的官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以致商人拖欠甚多” [2] ，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合，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西宁不得不出卖家中不动产来交纳此项银两，事后还要因为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更戴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惶悚激切之至，谨呈。” [3]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3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384 000两，下面是《密记档》中的几笔记载：全德奏交苏州织造任内应赔罚料银并关税短少银共28 772两；三宝奏交自行议罪银共110 000两；巴延三奏交自行议罪银80 000两；征瑞奏交国栋名下入官银50 000两；西宁奏交自行议罪银80 000两；李质颖奏交自行议罪银140 000两，又关税短少银30 000余两，共银170 000余两；和珅代奏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等议交银50 000两；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议罪银80 000两；征瑞奏交范清济自行议交银80 000两…… [4]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这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戒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事实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罚钱了事。正如尹壮图所说：“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 [5]

就像对于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地搜刮。有的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而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贪污受贿”来获取议罪银所需银两。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要交三万两议罪银，向他求助。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交给弟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交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1] 见赖惠敏：《清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

[2] 《密记档》，见《文献丛编》（第25辑）。

[3] 《密记档》，见《文献丛编》（第25辑）。

[4] 《密记档》，见《文献丛编》（第25辑）。

[5]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二二，列传第一〇九，《尹壮图传》，中华书局，1998，第2776页。

第七节

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

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形势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暴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威宁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九万两之多。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第二，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官员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素质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而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大多数都陷入腐败的泥潭，然而他们的腐败比起京中权要，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第三，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金钱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规定，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很难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彼时，“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亶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灾民，灾民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其次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非常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捐粮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再次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亶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亶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么多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皇帝才恍然大悟。腐败到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总理级别，这个国家水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政府运作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罪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56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将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等56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第八节

极具弹性的贪污罪名

乾隆在他统治的中后期虽然逐渐“宽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但是也并非无所作为。

除了“甘肃冒赈案”，乾隆中后期还处理了很多其他大案，有人总结为“乾隆后期六大案”。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的“新疆捏报粮价案”，新疆乌鲁木齐各州县很多官员在收购粮食时大规模捏报粮价，侵吞国帑。小麦一石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州县却上报每石一两八九钱，多出的钱就进了官员的腰包。乾隆皇帝因为此案，将地方官员湖图里、索诺木策凌、窝什浑、德平、伍彩雯、王喆等处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属员，亏空近二百万两。乾隆查明后，将二人判决“斩监候”，前后两任山东按察使也因失察，都被降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并纵容家人滋事，乾隆命人查办，判决“斩监候”，其家人处绞。

…………

虽然办了数次大案，然而这些案件的震慑效果却远不如前期。一边不断查处大案，一边官场上的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乾隆虽诛杀不少高官，但收效甚微，“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 [1]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财政制度。在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原有的财政收支平衡已经被打破，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所以不改革财政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乾隆晚年惩贪失败还有许多个人因素。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型执法。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反复宣称“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 [2] ，这传达出的信息是，他对贪腐零容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庇护亲信。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

李侍尧是乾隆年间的名臣，他聪明能干，深受乾隆欣赏。因为“见知高宗（乾隆）”，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十多岁即升为代理广州将军，从一品。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能力强。《清史稿》载：“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也就是说李侍尧身材瘦小，貌不出众，但精敏过人，过目不忘。接见僚属，谈不上几句，便可以洞悉这个人的才干优劣。平日拥几高坐，历数治下各州县肥瘠利害，间或抖搂出那里的地方官一两件阴私事，仿佛他亲眼所见，属员莫不屏息聆听，大气也不敢出。

乾隆甚至在李侍尧得罪后仍然称赞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把他与阿桂并称为当朝“最能办事之人”，可见对他是多么欣赏。 [3]

李侍尧另一个特点，则是善于讨乾隆欢心，具体说，是精于办贡。乾隆曾说过，臣下中，李侍尧和山东巡抚国泰所办贡品最优。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李侍尧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任热河副都统起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贡次数有档可查的一百二十多次，一年之中进贡次数最多时达九次，由此可见乾隆和他的“私交”非同寻常。

乾隆四十五年，有人举报任云贵总督、大学士的李侍尧贪赃受贿，借办贡品之名勒索下属。乾隆对于贪污之案一直非常重视，立命和珅赴云南查办。和珅查办此案并没费很大气力，因为案情很简单。李侍尧到任之后，大肆索贿，下属官员知道他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从便有祸患，便纷纷送银，约计三万一千两。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乾隆按惯例把这个案子交给“九卿会议”，让他们讨论一个处理方案。大家讨论后认为：“李侍尧身为总督，不思洁己奉公，于所属内营私网利，任意贪婪，……查从前鄂善、恒文、良卿等俱因贪墨败露，比照监候，从重正法。李侍尧历任封疆，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沐恩最重，乃败检丧心，婪赃至盈千累万，较鄂善等受恩更优，婪赃更甚，自应速正典章，以彰国宪。相应请旨，将李侍尧即行正法，以为大臣负恩贪婪者戒。” [4]

是啊，乾隆六年（1741年），九门提督鄂善受贿一千两，乾隆挥泪从宽赐令鄂善自尽；乾隆中期的云贵总督恒文为了向乾隆进贡金手炉克扣下属，也被“赐令自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贵州巡抚良卿被告发勒索下属朝珠、玉瓶、马匹等物，乾隆命不必押赴京师，即在省城贵阳当众正法。鄂善受贿不过一千两，恒文、良卿和李侍尧同是在云贵督抚任上犯的事，但情节较之李侍尧都轻得多，这样看李侍尧一案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

但是乾隆却不想杀了李侍尧。乾隆心知肚明，李侍尧受贿索贿，有一个主要的动机是给他办贡品。而且他又是这么喜欢、这么欣赏这个少见的“能臣”，他内心有一万个饶他一命的理由。可惜，这些理由都说不出口。而且，九卿大学士已经把道理说得那么充分了，这可怎么办呢？

乾隆想来想去，脑筋急转弯，他另辟蹊径，决定以“广听众议”为由，将李侍尧一案发交封疆大吏，也就是天下各省督抚，让他们各抒己见。乾隆知道，这些地方大吏和李侍尧地位背景相同，对李更抱着一分“同情之理解”。

乾隆的这道谕旨写得婉转周折，开头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先表明了皇帝对李的欣赏。接下来，乾隆批评李侍尧贪黩营私，婪索下属，盈千累万的罪款，语气严厉，让人感觉到皇上并无偏袒之心。最后让各地督抚对李侍尧一案表态，“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清高宗实录》卷一一〇六）

安徽巡抚闵鹗元反复推敲谕旨语气，明白了乾隆的意思。他回复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六）

看了闵鹗元的折子，乾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以这道折子为借口，“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己甚之事”（《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六），宣布暂缓处决李侍尧。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六年撒拉尔回人起事，乾隆即把李侍尧从刑部大牢里放出来，“赏给三品顶戴，并赏戴花翎”（《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八），令其赴甘肃总办军务。不久，又命李侍尧领“陕甘总督事”。李侍尧获罪不过一年时间，又重获总督一职。乾隆四十七年，李又因办理甘肃贪污大案得力，乾隆加其“太子太保”衔。后来他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以疾卒，谥“恭毅”，死后备极哀荣。

李侍尧一案，高宗怜才宥罪，执法不平，人所共见。这相当于明确告诉天下臣工，是否贪腐是第二位的，能否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乾隆对和珅的任用又何尝不是如此？乾隆皇帝晚年，难道对和珅那样明目张胆的贪污一无所知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用得舒服、用得顺手，而且和珅还是他的儿女亲家，多捞些钱，也是给了自己的女婿，所以有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朝中不乏对和珅的举报，他就是不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都认识到，在乾隆朝贪污罪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罪名，如果你处理好了和皇帝的关系，并没那么可怕。

从乾隆的一生来看，他执法更是存在时宽时严的特点。

刚刚上任的时候，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

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有更多的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予以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贷，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查奏给还”（《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一百多名。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乾隆之所以如此宽大，是因为他认为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突然变脸，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乾隆皇帝心情极差，以丧期剃头为由杀掉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其他因小故被惩处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 [5] 从乾隆十三年的这场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彬彬有礼”的面纱撕去了。这是因为乾隆发现他的“宽大之政”让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出现了好几起触目惊心的贪污案件。于是他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河亏空案发，乾隆令官员们一年之内要把全部亏空补上。一年之后，没有补上亏空的陈克睿等多人一律处死。这还不算完事，其未完银在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数年之后，又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惩贪手段之严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如前所述，到了乾隆晚年，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他又一次恢复到“宽大”。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乾隆也懒得整顿，“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清高宗实录》卷八七〇），无数贪官逃过了法网。

这样忽宽忽严，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宽严相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这样做客观上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

[1]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入相奇缘》，丁凤麟、张道贵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2] 《清朝通志》卷七八《刑法略》。

[3] 见崔旭编著：《清宫秘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第210页。

[4] 华尔嘉：《清代贪污受贿大案》，群众出版社，2007，第209页。

[5] 高阳：《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第25页。

第九节

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

乾隆晚年贪污屡治不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晚年的他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心理定式。

乾隆皇帝晚年，官场纪律败坏，大案层出不穷。但是乾隆皇帝本人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沉迷于一件很好玩的事。什么事呢？就是搞“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什么叫“皇帝吉尼斯排行榜”？就是乾隆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进行各项指标的比较，来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稀说》。在这篇文章中，乾隆说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活到七十岁的皇帝一共才六个人——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而跟他相比，这六个人统治上都有缺陷，都不完美。比如宋高宗是偏安之帝，唐玄宗晚年闹了安史之乱，是吧？所以只有他乾隆的统治完美无缺。因此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中，他的综合排名可以稳居第一。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皇帝又宣布，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什么纪录呢？这一年他得了第一个玄孙，这说明乾隆已经五代同堂，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代同堂的皇帝。

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又宣布，他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在活过七十岁的七位皇帝当中，他的在位时间最长，达到五十年。所以他又写了一首诗：“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 [1]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八十大寿，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时间的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说：“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2]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3] 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其中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武功赫赫，挺了不起。不过这元世祖仍然不如我，因为我乾隆五世同堂，他没做到。

所以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的七十大寿、七十五大寿和八十大寿。这三次整生日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次比一次热闹。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骄傲自大，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直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一道奏折，才对乾隆的自信造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那是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的一道折子。尹壮图是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升为内阁学士。他上了一道奏折，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导致各地普遍出现财政亏空，应该废止。

读了这道奏折，乾隆非常生气。现在大清正当全盛之世，怎么可能出现普遍亏空呢？乾隆在奏折上又批道：“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4] 也就是说，你尹壮图说的这些，到底是道听途说，还是有什么真凭实据，你要说清楚。

第二天，乾隆就收到了尹壮图的回复。这道奏折更令乾隆生气。尹壮图在覆奏当中说，自己之所以上这个折子，事出有因。前一段时间，他回了一趟云南老家，一往一返几千里。经他一路了解，现在全国各省确实都有财政亏空，而且他发现，如今的大清官场，从上到下，已经腐烂透了：“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也就是说，我这一路上接触到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在跟我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不过，作为一个京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在地方上一一调查取证。并且“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就是说，人家行贿受贿，我也不在现场，没法一一指出实据。（《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

不过尹壮图说，如果皇上您不相信我的话，那么您可以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我一起去各地密查一番，马上水落石出。

看到这里，乾隆气得浑身发抖。他在一旁批了一句话：“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 [5] 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堂堂大清盛世之中，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情绪激动的乾隆当天就下达了长篇谕旨，说他绝不相信尹壮图的话，因为自己统治五十五年来，“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我五十五年来勤政爱民，尽心竭力，老百姓都特别拥护我，不可能有人昧着天良埋怨我。

乾隆皇帝决定，就按着尹壮图所说的那样，派人去查仓库。他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等省，盘查仓库。乾隆要公开和尹壮图打一个赌，要看看大清天下的仓库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乾隆皇帝自降身份，和尹壮图公开打这个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而实在是因为尹壮图的奏折关系到如何判断大清帝国的政治形势，如何评价乾隆五十五年以来的统治成绩这样根本性的问题。

按理说，“王亶望案”这样严重的案子发生在眼前，应该足以惊醒皇帝的盛世迷梦。事实是皇帝仍然浑然不觉。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式：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江山是铁打不破的。虽然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皇帝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既经发现和处理，就证明已经解决。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位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位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6]

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人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掌握了重权，反而糊涂。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乾隆对尹壮图这个“负面报道”，才如此意外，如此愤怒。

擂台已经摆下了，但是，乾隆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极盛之世”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暗访一下，看看那些仓库里到底有没有存银存粮，一下子就查出来了。尹壮图也是这样建议的。

然而乾隆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乾隆皇帝明确拒绝了尹壮图“密查”的要求，理由是什么呢？是“无此政体”，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先例。不但不允许密查，乾隆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派快马提前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乾隆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他虽然不愿意听到批评，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当今天下难保有一两个省真的存在仓库亏空。如果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查出亏空，他的面子往哪里放！乾隆皇帝和尹壮图的分歧点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乾隆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尹壮图却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因此，乾隆才拒绝尹壮图“密往查访”。

所以，尹壮图还没有出发，这个赌局事实上胜负已定。但是，擂台已经摆上了，皇帝命令已经下了，形式还是不得不走。于是第二天，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

在如此“明察”之下，结果可想而知。地方官员好几天前就接到了通知，做了充分的准备，“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个个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核对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皆相符。

再不知趣的人到这个时候也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乾隆晚年朝廷上唯一的老实人尹壮图终于也学会了说谎。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检查过程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圣旨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判断是彻底错误的。当今天下府库充实，政治清明，形势大好。他恳请立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尹壮图的汇报终于满足了乾隆的期望。乾隆皇帝宣布大获全胜。一场史无前例的君臣赌局，就这样落幕了。乾隆晚年一次正视现实、解决问题的机会也这样失去了。本来，如果乾隆能够虚心一点，那么尹壮图的奏折就可以替他揭开大清盛世的漂亮外衣，让他看到败絮其中的实质。不幸的是，晚年的乾隆已经自大到失去了最基本的反思能力的程度。

回顾乾隆的一生，从早年的明智到晚年的颟顸，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回过头来想，乾隆这个人，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36—1780年），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也仍然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批阅大量奏折，应该说，这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历史上其他皇帝是很难做到的。乾隆在登上皇位后四十五年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四五十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到老年了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只能说明，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1] 《元旦试笔》，见《清高宗御制诗》。

[2] 《乾清宫家宴得句》，见《清高宗御制诗》。

[3] 《安坐斋中偶尔成咏》，见《清高宗御制诗》。

[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二二，列传第一〇九，《尹壮图传》，中华书局，1998，第2776页。

[5]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二二，列传第一〇九，《尹壮图传》，中华书局，1998，第2776页。

[6] 张剑荆：《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7，第264—265页。

第六章

嘉庆：反腐的下滑曲线

第一节

一百分的接班人

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清宫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上午九时，八十六岁的老皇帝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殿前广场上，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随着乾隆把手中那枚方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早在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因为乾隆皇帝多年一直没有立储。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巡视东北，回来途中，走到锦县（今辽宁省凌海市）的时候，有一个叫金从善的秀才跑到御路边上给皇帝上书。上书说什么呢？请求乾隆皇帝立太子。

原来，这一年乾隆皇帝已经六十八岁，年近七旬，在古代，这已经是高寿了。可是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的接班人是谁。所以金从善替天下人着急，说自古以来，储位问题都是关乎天下安危的重大问题，可是从来没听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安排。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天下可怎么办呢？于是上了这样一道上书。

收到上书，乾隆非常生气，因为接班人问题岂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讨论的？于是他将金从善以“狂诞悖逆”的罪名斩决了。

杀掉了金从善，乾隆感觉有必要和天下万民解释一下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想法，于是他下达了一道上谕，说这个问题我早已经有所安排。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我就已经秘密立储。不过此事我只告诉了几个军机大臣，没有向天下公布，所以天下人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这道谕旨一下，关于谁是继承人的猜想在民间进行得更热烈了。乾隆此举相当于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他的这些儿子当中，谁是下一个皇帝。

那么，这个谜怎么猜呢？说难则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乾隆一生，许多方面都创了历史第一，不过在皇子数量上，他可不是第一。他的祖父康熙共有过三十五子二十女，而乾隆一生共育有二十七个子女。其中十七男十女，另有五子五女早殇，因此长大成人的是十七人。这个数量在清代排名第二。

不过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十七个儿子中，已经死去了十个，只剩下七个。七个人里头，十二阿哥因为生母是那拉皇后，也就是被乾隆废掉的皇后，因此根本没资格列为皇储人选。四阿哥和六阿哥被乾隆过继给别的亲王为后代了，因此也没机会立为皇储。皇帝真的要决定立储大事，就只能在八、十一、十五和十七阿哥这四个人中做一抉择。

八阿哥永璇年龄最长，他文才不错，但是为人轻躁，做事颠倒，所以希望不大。

十一子永瑆更具文艺天分，他的诗文精洁，尤工书法，在清代与铁保、翁方纲、刘墉并称“四大家”，但是这个人武功不行。乾隆皇帝对接班人要求文武双全，他很讨厌满洲贵族当中那些沾染汉族文化人习气的人。所以永瑆希望也不大。

至于十七阿哥永璘，恐怕是兄弟几个中最不成器的。这个老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年纪稍长，就常常溜出宫禁，一身便服去外城狭路曲巷寻花问柳，所以他根本没戏。

因此希望最大的，只有十五阿哥永琰。

永琰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也就是1760年，乾隆五十岁那一年。他的生母魏氏，是汉军出身，系内务府包衣，身份并不高贵。但这个孩子有其他几个皇子不及的优点，以“勤学”闻名。学习起来异常用功，数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而且他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朝野之间，绝少关于他的负面传闻。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者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在禁中，声誉颇多”。 [1] 和其他三个皇子比起来，皇十五子永琰不是最聪明的一个，却是缺点最少的一个。

所以年过花甲的乾隆最终选择了他。乾隆三十八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亲书密旨，秘立十四岁的永琰为储。

秘立之后，乾隆当然一直在观察这个孩子，看他能不能担当大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孩子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在乾隆心中，他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乾隆皇帝满意的有四点：

首先，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自制力强，富有恒心和毅力。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其次，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富有同情心，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但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四，从外表看，他也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我们看画像，永琰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肤白晳，五官端正，骨肉均停，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脸和圆脸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隆重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

在传位的这一年，嘉庆三十七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让乾隆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孩子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过，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统治了六十年之后，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让他基本满意的接班人，乾隆认为自己这一生已经称得上完美了。

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给打一百分的。

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乾隆本来十分担心。因为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外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至错失，岂非国家之大庆” [2] 。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他来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3]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对于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态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 [4] 《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仁宗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40、4881页。

[2] 于敏中等：《国朝宫史·续编》卷七《典礼一·盛典一》。

[3] 《新正乐寿堂》，见《清高宗御制诗》。

[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918、4916页。

第二节

诛和珅初显身手

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不料，初二日，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几篇例行公事的圣旨，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四日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荡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初五日，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疏，举报和珅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日，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日，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珅自尽。

一切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权变，在新皇帝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康熙爷当初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却只动了动小指头。古往今来，完成得这样干脆、迅速、漂亮的权力战役，并不多见。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其实，嘉庆皇帝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嘉庆与和珅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如意，也不仅仅是忌妒和珅手中拥有的朝珠比皇帝还多。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

确实，乾隆皇帝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谋有断，在康熙雍正两朝余烈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盛。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放松警惕。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来越豪奢，吏治越来越宽纵，为腐败的滋长提供了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大清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腐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扬扬地举办传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当太上皇这三年，乾隆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然而，太上皇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原来，上至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参与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特别是和珅，精力充沛、欲望无限的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张开着鼻孔，嗅着从权力缝隙中传过来的任何一丝利益的味道。他利用太上皇的宠信，不停地“弄权舞弊”，大肆聚敛钱财。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大大加重了官场贪风。

虽然取消了“嘴巴”的功能，但是嘉庆的眼睛和大脑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工作。乾隆皇帝后期的昏聩之举，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由于身份特殊，他只能眼看着和珅等人大肆贪污，眼看着政局一点点腐烂，眼看着大清王朝这驾马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越来越快地奔驰，却不能发一言，采取任何行动。焦虑之火，三年之中，几乎把他的五脏六腑烤成了炭灰。父亲刚刚咽气，他就十万火急地冲向“驾驶台”，拉动了“刹车手柄”。

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着。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层层脧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却又价值高昂，名义上是官员贡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民何以堪”。（《清仁宗实录》卷三七）从今而后，谁再贡献，不但不收，反而还要严惩。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他命令各地方官，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了。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嘉庆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实质性的举动还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 [1] 在皇帝的鼓励之下，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 [2] 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指陈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让他对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珅的根本目标是遏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掌权时的大部分高官被撤换。“1799年（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 [3]

借诛和珅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一大批贪官受到严惩：

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漕运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胡齐崙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皇帝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他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白莲教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惩腐败，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纳入私囊。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食，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嘉庆皇帝整顿军事，首先从治理贪污开始。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据人举报，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唱戏。嘉庆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贪污不法的亲信也被从重治罪。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朝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重大转变。在太上皇的指挥下，官兵的作战方法是一味追击，往往陷于被动。皇帝则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还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只惩首义者，其他人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 [4] 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初政，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他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拜祭祖陵，向乾隆皇帝汇报这一消息。

回顾历史，正是在平定三藩后，圣祖康熙励精图治，把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江山经营得井井有条，开启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那么平定白莲教之后，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消灭白莲教不过是他登基之后的第一个任务，他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1]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卷五。

[2]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论》，中华书局，1998，第2907页。

[3]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23页。

[4]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五二。

第三节

面对腐败该何去何从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嘉庆七年（1802年）秋，嘉庆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了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

“敬天法祖”是清代的最高政治原则，从即位那天起，嘉庆皇帝在每一个政务细节中都注意继承先祖们的传统。他相信，只有把爱新觉罗家族与众不同的雄武强毅的特点保持下去，大清王朝才不会陷入汉族王朝帝王们“一蟹不如一蟹”的规律。因此，在镇压白莲教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看到的情景就越让嘉庆皇帝震惊。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们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时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 [1] 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嘉庆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着父皇行围的路线，中规中矩地带领一万骑兵，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几只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百计。可是他辛辛苦苦寻找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口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张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皇帝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嘉庆第二天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无数让嘉庆皇帝惊讶的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圆明园起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早前曾在内务府做过厨子，后来失业了，生活穷困潦倒。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精神也有点不正常，时常喝酒，在院里歌唱哭笑。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这一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的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仔细审视之下，嘉庆皇帝发现，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大清王朝躯体上的一个疮口，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而乾隆中后期，腐败早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 [2] 。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吏员都成为权力寻租者，小官巨腐现象明显；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书吏，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布政使（主管一省财政的主官）以下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官长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

除了腐败，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前面说过，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亿4000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已突破了3亿的大关，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达到了3亿6000万。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数以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其次，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的。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虽然康熙规定不加赋，雍正规定“火耗”归公，不得多收。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收“火耗”，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 [3] ，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4] 。

[1] 《承德府志》卷首三，诏谕第十六，嘉庆九年七月。

[2]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23页。

[3]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非常焦急。他坚持厉行惩贪，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1802—1805年），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自上而下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他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官员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而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嘉庆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嘉庆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嘉庆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嘉庆这次东巡，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可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仍需要耗银二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实在是太难了。

为什么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呢？因为在他看来，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他要向祖先寻求政治智慧。要做好一个“守成”之君，他必须进一步“法祖”。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敬观弓钺，垂训谆谆。莅清宁宫，遍抚旧迹，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他认为，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所有问题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以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嘉庆皇帝的这一思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的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十八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是推动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这是因为独特的性格。漫长的接班生涯，塑造了嘉庆过于谨慎的性格。从十四岁那年被秘立为储君，到三十七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三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自始至终在表面上他都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的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嘉庆肯定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弘、李贤，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但也同样问题多多。祖父雍正皇帝那辈，不正是因为争储而兄弟阋墙，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辈里，因为这个太子之位，也已经有两个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为年龄居长，又不够聪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为“图谋大位”“幸灾乐祸”，于是便忧惧过度，在二十三岁时一病身亡。虽然一句话吓死了大儿子，乾隆也心有内疚，但是他严防皇子皇孙觊觎权力的决心并不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非常喜爱的皇长孙绵德与一京官互送礼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绵德的王爵，罚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皇帝不断地通过强硬的举动向所有人证明，任何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都是自取灭亡。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火气磨去，把性格中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能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己制欲，他只能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来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数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1]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 [2] 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对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世界上所有现象，都已经被圣人解释了。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顺利成长为一部“正确格言”的词典，什么“亲贤臣，远小人”，什么“成由勤俭败由奢”，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一动不如一静”，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如“守成继圣皇，功德瞻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 [3] 如“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待瞻豳洛地，大业缅经营。” [4]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七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虽然他亲政之后接触到的事实和他头脑中的经验是那么不同，他却已经丧失了重新思考的能力。刻板的儒学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会按着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早已经处于抑制状态，直觉能力和想象力已经大大衰退，已经没有可能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心灵洁净，如明镜一般地反映现实。

作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成为伟大帝王所需的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而在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困难很大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由于方法不当，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

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康熙帝遗诏》有云：“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惟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清世宗实录》卷二八）。

当嘉庆“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于是嘉庆开始不断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进士，也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才子。早在乾隆时期，他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通过成亲王给皇帝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建议书。在建议书中，洪亮吉批评了朝政的方方面面，认为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5] 。此时的大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嘉庆皇帝的初政看起来很有成效，其实改革力度太小，根本达不到扭转颓风的作用，“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原因在于“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 [6]

洪亮吉批评说，嘉庆皇帝的新政，手段过于“仁柔”。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7]

他批评皇帝“处事太缓”，拨乱反正速度过慢。自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八年之中，权臣营私蒙蔽皇上，造成的错误和冤案数不胜数。这些冤案，千百万中连一两件能够上达天听都做不到。即便侥幸上达皇帝，也未必能够立刻处理。有的案子，即使皇帝亲自处理，也没有结果，比如江南洋盗一案，以圣天子赫然独断，决心平反，结果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皇帝亲自要平反一案尚且如此，则此外沉冤之人更从何而能自雪？

他指出，当今天下人才消磨已尽，朝中几乎没有一个肯负责任的大臣。数十年来，大臣们都以遇事模棱两可为处世之法，以处理问题不得罪人为好办法，以钻营为升官的唯一途径，以苟且图安为当官之道。按这个办法做官，结果都非常成功，所以大臣们以此衣钵相承，此风遂牢结而不可解。京中各部的大臣本事不多，还总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各省督抚之中，贤者不过是能不做坏事，不贤的则成天营私。没有人考虑国计民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应付目前，保住官位。如果偶有人想要改革，大家就会认为他没事找事。

他批评皇上虽然抓了和珅，但是对和珅时期的方针路线、政治运行习惯，并没有下气力去纠正。十余年来，和珅破坏国家成例，扶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皇帝登基之后，没有进行认真清理。到底现在国家政策，哪些是国家成法，哪些是和珅所改，朝中各部门的官员，哪些是正常途径升上来的，哪些属于和珅的私人势力，居然一直没有认真甄别过。这样大的事都不抓，你皇帝成天在抓什么？

因为朝中风气不正，整个国家风气也不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 [8] 依他所见，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和珅卑躬屈膝；有大学士、七卿之长，年纪比和珅大一倍，求着拜为和珅的门生，求着成为和珅的亲信；朝中重臣，居然去结交和珅的仆人，与仆人称兄道弟。如此这般，天下风气能好吗？

最关键的是，吏治仍然没有起色。十余年以来，总督、巡抚、藩司、臬司中贪欺害政之人，比比皆是。虽然皇上亲政以来，处理多人，比如“李奉翰已自毙，郑元璹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 [9] 。

但洪亮吉还是指出了陋规横行的情况：“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 [10]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大惩贪力度：要将全国各省贪污的督抚全部换掉，将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那些暴露出问题的将军都抓起来按律处理；要向雍正皇帝那样大力兴革，对财政体制进行深入改革。

内心深处，嘉庆皇帝也许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他当然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在嘉庆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可观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要改革一系列祖制旧法。这封建议书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已经接近于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洪亮吉在递交这个建议书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这在皇帝看来，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传统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建议书，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政治宣言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嘉庆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 [11] ，从洪亮吉上书中的措辞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1] 转引自张之铸、向斯：《清代皇帝读书生活》，华艺出版社，2007，第222页。

[2] 于敏中等：《国朝宫史·续编》卷六《训谕六·皇上谕旨》。

[3] 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抚顺城元韵》。（嘉庆继位后，改“永琰”为“颙琰”。）

[4] 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启跸往盛京之作元韵》。

[5]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6]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7]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8]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9]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10]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11]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第五节

全面守成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嘉庆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嘉庆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者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有歉也。”

嘉庆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 [1] 。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使人性重新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清仁宗实录》卷一三九）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 [2] 。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 [3] 。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4] 。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

教育式的反腐，效果并不昭彰，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已深入骨髓。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的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吏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 [5]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对于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关于“陋规”改革，不但洪亮吉提过，另一位大臣尹壮图也提出来过。他建议嘉庆效法雍正，大力兴革，派重臣往各省与督抚对“陋规”项目逐一清查，以乾隆三十年（1765年）为限，旧有者多少，以后增加者多少，定为标准，续增科派者全部革除。

但嘉庆不同意尹壮图的主张，理由是：第一，从表面看，这个建议似乎是让“陋规”合法化，很容易引起社会的非议，所以嘉庆批示，“陋规”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向他奏明，不应该送给他来处理；第二，“陋规”系积习相沿，由来已久，只可将来慢慢整顿，不可概行革除，以免引起纷扰。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俭朴……”（《清仁宗实录》卷一七二）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地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被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认为，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两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他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身为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1]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正月。

[2]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传第一二七，《王杰传》，中华书局，1998，第2849页。

[3]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〇，列传第一二七，《董诰传》，第2850页。

[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四一，列传第一二八，《戴衢亨传》，第2852页。

[5]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481、505页。

第六节

从伟大到尴尬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和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他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有会骑马的。所以，新政不久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建议书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们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进行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处，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说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将他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呢？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嘉庆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五十二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尚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1] 。

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行政评价很好，例如“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御极以后，锐意图治，早朝晏罢，屏退奸党，升庸名流，惩于和珅，权不下移”，又如“正月亲政以后，总揽权纲，振刷风俗，发号施令，多有可观” [2] 。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越到后来，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旻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嘉庆在行宫中看罢皇子旻宁草成的汇报，泪流满面，一夜不眠。邪教教徒攻入皇宫之内，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承平年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嘉庆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永远记载下去，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己诏》。

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们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再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遇变罪己诏》最后八个字是：“笔随泪洒，通谕知之！”（见《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此后数月间，他的诏书中一再出现抱怨、悲叹、感慨之词。他为此作了许多诗，《有感五首》有句云：“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深感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在《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中感慨地说：“为君难，至朕尤难！”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门、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至，目不暇接……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堂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搏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鞫问，但此事仍然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却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嘉庆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皇贵胄们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了重要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们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结束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嘉庆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要有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嘉庆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嘉庆大吃一惊，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冷，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凡事“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礼亲王昭梿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皇帝早起恭阅康熙朝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的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他回来后把和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嘉庆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过几天辞行，嘉庆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样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3]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史书给出的词语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是作为一个失败者被载入史册的。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却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们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代皇帝们丢掉了祖先们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值此之时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当它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80，第5060页。

[2]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80，第4953、4990、5001页。

[3] 《孔府档案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2，第23—24页。

第七章

和珅：清代第一贪官

第一节

怀才误此身

乾隆朝的历史中，有一个人非常关键：和珅。可以说，他是乾隆王朝从极盛到衰落的最直接的推手。

从表面上看，乾隆发现和珅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乾隆出巡山东。在传统时代，交通不便，皇帝出巡其实也是挺没意思的，没有今天国家元首的专车、专机之类，在御轿里没法看书、看报、看电视，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乾隆一边走着，一边就把大轿的侧帘拉开。往外一看，在旁边骑着马随行的侍卫里，有一张新面孔，二十多岁，白皙清秀，长得挺漂亮，骑在马上，风度翩翩。乾隆就跟他聊起天来了。问他，你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侍卫回答他，我二十六岁了，钮祜禄氏，名字叫和珅，进宫当差已经三年了，今年刚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头一次陪您出差。

这个年轻人回答完，乾隆对他感兴趣了。不是他回答的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这个年轻人的神情态度让乾隆很注意。一般来说，普通人第一次跟皇帝说话，肯定都会紧张得要命，有的人干脆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可是这个钮祜禄氏和珅，回答皇帝时，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一点也不紧张、不慌乱。乾隆开始对他感兴趣了，又问他，读过书吗？和珅说自己十八岁那年曾参加过一回乡试，没能中举。

乾隆问道：“能背汝文乎？”就是问他当年的卷子，还能不能记得几句。和珅于是“随行随背，矫捷异常” [1] ，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乾隆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就像是《红楼梦》中王熙凤初见丫鬟小红的场景一样。乾隆于是就让人查一下，这个和珅是什么出身和背景。一查，这个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也算世家出身，他父亲常保做过福建都统，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所以从小他在一个贵族学校，当时叫“咸安宫学”，就是皇帝专门给八旗官员后代办的学校里读书。不过常保去世比较早，所以家道中落，家里一度很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和珅通过自己亲戚的关系，托人进宫当了侍卫，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乾隆一看，和珅家世清白，背景良好，很满意，就试着派他给自己办了几件事。比如，这次出巡山东，与地方官员接洽、安排食宿、采买物品，都由和珅负责。结果几件事办下来，乾隆发现，这个和珅不一般，善解人意，周到细致。乾隆大喜过望。

到这一年年底，也就是乾隆与和珅第一次见面后三个月，乾隆任命和珅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这可不简单。和珅原来是三等侍卫，从五品，仅仅三个月就变成了御前一等侍卫，而且还兼副都统。这是一个很大的官。我们刚说了，和珅的父亲常保做过福建都统，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那么，副都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军区副司令，是正三品的官员。从从五品到正三品，和珅一下子就连升六级。

这还没算完。第二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二十七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副总理。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就是内务府的最高长官，成了皇帝的大管家。

所以和珅的升迁，已经不能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只能说是坐火箭上来的。在中国古代史上，升迁如此之快的，实在是绝无仅有。

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够如此受乾隆的赏识，一年之内连升十级呢？

这个，在野史上有许多说法。有的说，因为和珅跟乾隆的一个已经死去的妃子长得特别像，乾隆非常宠爱那个妃子，妃子死后对她念念不忘，结果遇到和珅，就把他当成了那个妃子转世，宠爱不已。言外之意，就是和珅成了乾隆的好“基友”。

还有的说，是因为和珅投乾隆所好，上学的时候就苦练书法，专门效仿乾隆的笔体，字写得跟乾隆一模一样，所以得到乾隆的欢心。

以上这些野史传说，应该说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不着边际。

如果我们从政治心理学分析，“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

乾隆晚年有什么特殊心理呢？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的问题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矛盾。我们说过，乾隆政治的第一信条是大权独揽，这个权绝不能给别人夺去。尽管乾隆晚年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给朝中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之类的重臣。因为他深知这些人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社会关系太广。一旦你把大权交给某个人，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所以为了保证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大权独揽，乾隆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应该具备这些条件：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才华出众、办事利落，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而和珅，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知道，和珅在乾隆死后，被嘉庆皇帝抓起来，赐了自尽。就在死前头三天，和珅在监狱里回顾自己的平生，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寒星伴着冷月，地下，我孤零零地被关在监狱里。看着这样凄凉的景象，回忆自己的一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才华，害了我。

应该说“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和珅对自己的开脱。和珅这个人，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他有三点让乾隆不得不用他。

首先，他知识素养很好。我们说过，和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是当时最好的一座贵族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清《文献通考》说：“雍正七年，设立咸安宫学，俊秀学童可以学习者选九十名，令其读书。其教习着翰林院于翰林内选九人。”就是说，这是雍正皇帝亲自下令设立的学校，规模非常小，学生只有九十人。老师呢，非常厉害，都是翰林，九个人。一个翰林带十个学生，你说这质量能差吗？所以能考进这个学校，从某个侧面证明和珅的天资是非常出众的。建立咸安宫学的目的是给朝廷培养高级政治人才，所以课程设置很合理，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在这个学校里，和珅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比别人都刻苦。为什么呢？我们说过，和珅的父亲虽然做过都统，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家道中落，一度很贫寒。所以他知道，只有把书读好，他才可能出人头地。因此他是学生中最努力的。毕业的时候，他精通了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不但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这些完全符合乾隆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给乾隆做一个出色的贴身秘书，替他处理各种文案事务。后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朝派兵镇压了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在这个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给乾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乾隆皇帝特意赐诗和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 [3] 就是说，和珅作为我的秘书，处理文件出了大力，特别是他精通满语，所以处理起军事文件十分迅速。

“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特别是涉及军事机密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兼通满汉，而且对事情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只有和珅一人了。

所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另一场战争，平定廓尔喀战争后，乾隆又下旨奖励和珅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外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4] 就是说，去年用兵的时候，我下的指示，有的是汉文，有的是满文。而颁给达赖喇嘛等地方首领的诏书，用的是藏文和蒙古文。汉、满、藏、蒙这四种文字都精通的人，实在太难找了。只有和珅一个人四种兼通，所以帮我把这些事办得都很好。

所以说，和珅是有真才实学的，不是光靠钻营功夫上去的。

以上，我们说的是和珅的智商，符合乾隆的需要。这是第一点。除了智商，和珅的情商还特别突出。和珅这个人，性格很活泛，全面发展，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所以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是诗写得非常好。

当时的大诗人袁枚曾经这样夸和珅：“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落雁，健笔李摩云。” [5] 就是说他文武双全，特别是诗歌写得好，这样和乾隆能够唱和。

更让乾隆感觉舒服的，是和珅特别善于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记载，和珅“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 [6] 。就是说，他身上没有知识分子那种书呆子气，性格外向活泼，还特别爱开玩笑。

第三，就是和珅办事干练，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比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污案，他办得非常好，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迅速地查出了李侍尧的罪证，把他定了罪，又没有涉及其他任何人，保持了当地稳定。这种处理方法非常符合乾隆的心意。

所以和珅这个人很不简单。我们现在一提到他，就只说他是大贪官。事实上，和珅也做过很多正面的事，比如在乾隆后期，他参与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也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评论和珅，说他在谈判中“保持了他的尊严身份”，说他“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7] 。

所以历史上一些野史把和珅描述成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应该说是不合情理的。和珅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点深度的。和珅后来被赐死那天，是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和珅见到皇帝赐的白练之后，一点也没紧张，索要一支毛笔，在上面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8]

就是说，五十年的生命，如一场梦幻，如今，我就要告别这万丈红尘了。以后当太阳照在河水上的时候，那河上升起的雾霭，就是我的化身。

你看，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

以上介绍的是和珅经国理政的才能。仅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老皇帝乾隆离不开他了，更何况除此之外，和珅还有另一项天赋，那就是理财。

[1] 陈焯：《归云室见闻杂记》，转引自朱诚如主编，周远廉分卷主编：《清朝通史·乾隆朝》（下册），紫禁城出版社，2002，第646页。

[2] 和珅：《嘉乐堂诗集·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转引自纪连海：《和珅：二号人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第283页。

[3] 《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六，天章六，《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4] 《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六，天章六，《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

[5]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五《笞和希斋大司空》。

[6] 《秦鬟楼谈录》，转引自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第33页。

[7]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62、363页。

[8] 转引自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第21页。

第二节

大理财家

我们说过，乾隆晚年面临的两个矛盾之一，就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乾隆皇帝晚年越来越感觉钱不够花。因为越到晚年，乾隆就越沉醉于奢侈的生活，可是内务府能提供的钱很有限，所以越到晚年，乾隆越感觉手头紧，钱不够花，需要一个理财专家。因为他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想破坏既定的财政制度，给老百姓留下什么话柄。

而和珅恰恰就是一个理财的天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大理财家。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甚至耻于谈钱，但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

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不这样，他知道要让现金流动起来，现金流动起来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因此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对现金更感兴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忙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 [1] 。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他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置办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都远远高于地租。可以说在当时，只要是赚钱效益高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北京的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归偿” [2]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档案《内务府来文》中也有记载，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这种经营天赋迅速得到了体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内务府经常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相看。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财富。所以乾隆把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大臣、内务府大臣。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和珅的正面品质。如此正面，为什么他最后还一败涂地呢？这是因为和珅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操守、没有原则的人。如果说他的一生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现实的享受，要做最大的官，要享受最好的生活。这是他的追求。他身上没有传统士大夫那种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请命的精神，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主义追求。

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和珅这个人自幼对钱比较看重。我们说过，和珅早年丧父，十岁的时候，父亲常保就在福建都统的任上去世了。父亲一去世，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所以《清史稿》说和珅“少贫”，就是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这样，和珅小小年纪，就充分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所以走上仕途之后，对钱看得也比一般人要重。

除了和珅自身的人性弱点，他做官不讲操守，这还与乾隆皇帝本身的统治政策有关。我们说过，乾隆中期，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乾隆刻意制造了许多冤案，限制当时人们的思想，防止人们乱说乱动。结果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一时收到彻底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的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可以说，乾隆打断了当时官员和士人的脊骨。他告诉大臣们，你们不要追求什么人格独立、什么个人尊严，你们只需要给我做好奴才，对我百依百顺就行了。所以从乾隆中期起，乾隆朝的大臣就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没有操守，越来越没有骨气。和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此，和珅的所作所为，从不考虑大清王朝的长远发展，只顾满足皇帝的眼前需要，有很多措施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议罪银”的制度化，这是和珅制造财富的一个出奇手段，是他的一个天才发明，但也是加快清王朝毁灭的一个加速器。正是和珅力荐的“议罪银”，最终催生出乾隆朝一桩又一桩的惊天大案。

当然，乾隆晚年也仍然不断惩贪，“议罪银”催生出来许多大案，他一个接一个地处理。就在乾隆认为他已经把贪官一个又一个挖干净了的同时，一个清代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却在他身边迅速地成长起来。这个贪官贪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王亶望之流，和他一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这个人就是和珅。

[1] 转引自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第172页。

[2]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

第三节

一个巨贪的诞生

应该说，和珅的大肆贪污，乾隆一开始是毫无察觉的。一方面是因为和珅贪污手法十分隐蔽，欺骗乾隆皇帝的本领非常高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乾隆皇帝确实是过于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英明，一定能把和珅这样一个没根没派的人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他哪里想到，事实上，是和珅把他乾隆皇帝控制在了掌心。一方面，和珅利用乾隆的信任大肆以权谋私；另一方面，他又把乾隆哄得团团转，对他所有建议，几乎无不言听计从。后来，乾隆应该有所察觉，但是他的判断是和珅沾染灰色收入并没有特别过格。而且那时他和和珅已经是儿女亲家，所以就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那么，和珅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乾隆朝最大的贪官的？有记载说和珅家产有八九亿两，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讲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总理大臣。

接下来，他仍然在继续蹿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充《四库全书》正总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和皇帝成了亲家，乾隆皇帝把自己最喜欢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珅当上了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晋文华殿大学士。这样，他就达到了文臣的最高品级。后来，因为几次镇压起义有功，他还被授为公爵。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贵族品级“公、侯、伯、子、男”中，“公”是最高的。亲王和郡王，那必须是皇族才能当，所以“公”是一个非皇族的人能封的最高爵位了。后来晚清的曾国藩，替清王朝立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相当于再造清室，也才封了个侯爵。可见乾隆对和珅是多么够意思。

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和珅家也从清朝一个普通人家，迅速蹿升为全国首富之家。历史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后，和珅的家里就变成了一个市场。什么市场呢？权钱交易的黑市。史书记载：“和珅当国，一时朝士趋之若鹜，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惟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 [1] “补子”是官服，就是说，和珅每天上朝的时候，从他家到皇宫，道路两边站满了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是来找他办事的。买官卖官，成了和珅发财的主要途径之一。档案中记载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当时买官的价码。“两淮盐政”是一个肥缺，为了保住这个肥缺，徵瑞在嘉庆三年（1798年）和珅的妻子去世的时候，给和珅送了二十万两白银作为吊礼，档案记载：“彼时和珅意存见少，伊欲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 [2] 就是说，和珅认为你才随二十万两的份子，太少。你这样的情况，至少应该随我四十万两，所以没收他的。仅仅是为了保官，而不是升官，就需要四十万两。

在这种情况下，和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二皇帝”，也成了清代历史上第一大贪官。

关于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和珅贪污了八九亿两。比如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和珅“籍没家产，所得，凡值八百兆有奇”，就是说，有八个多亿。当然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晚清学者丁国钧就在《荷香馆琐言》中说仅“有数可稽者”，就达到一百个亿。

按常理推断，这是不可能的。据著名经济学家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清代乾隆年间白银的总流通量是多少？是三亿六千万两。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用来当货币的白银才三亿六千万两。和珅一家的钱，怎么可能比全国的货币总流通量还多出三倍甚至是三十倍呢？和珅确实是清史上第一大贪官，不过贪污的数量没有这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认为数量应该是一两千万两，而不是八九亿两那么多。

那么，几个亿的离谱说法是从哪来的呢？主要是源自一份流传甚广的野史，叫《和珅犯罪全案档》。许多非专业的清史爱好者认为，这个“全案档”是研究和珅家庭财富的正史依据，也是第一手材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全案档”来头很大，它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保管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其资料基本上都来自清宫旧藏。所以从这个存放地看，似乎是一个很权威的资料。

但实际上，这份档案，任何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只稍微一细看就会发现，它绝不可能是官方正式档案。为什么呢？因为它破绽百出，内容非常杂乱，既包括嘉庆皇帝的上谕，也包括和珅小妾的诗文，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烩。这份档案字体粗陋，许多用词和称谓非常不专业，比如其中管抄家的官员叫什么“八王爷”“十一王爷”等，在清代政府的公文中，称呼亲王、郡王，要叫封爵的全称，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些民间称呼的。而且这个档案当中，凡是遇“宁”字，都缺了一笔，就是没有下面的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根本不是嘉庆朝查办和珅时所写的原始档案，而是到了道光年间才出现的一份野史资料。因为道光皇帝名字叫“旻宁”，遇“宁”字少写一笔，说明是在避道光皇帝的讳，所以说它是直至道光年间才出现的野史。

因为是野史，所以这份资料里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说和珅家里有多少黄金呢？按今天的单位，两百多吨。要知道，乾隆年间全国的黄金年产量，也不超过十吨。一个人家里藏了全国二十年的黄金总产量，这可能吗？再比如，这份资料说，抄和珅家的时候，抄出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二两。二两重的珍珠，得有鸡蛋那么大吧？你问任何一个从事珠宝行业的人，都会告诉你，珍珠长这样大是不可能的。所谓“七分为珠，八分为宝”，一般直径为11毫米的珍珠已经很难得了，根本不可能长到二两重。

所以从这些特征看，这份《和珅犯罪全案档》只是一份民间传抄的野史大杂烩。那么有人问了，它怎么会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重要的地方呢？很有可能是道光年间，某个好事的太监从外面民间抄来这本野史，大家传看，就留在了宫中，所以后来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

所以，专门研究和珅问题的清史专家冯佐哲先生，经过多年研究，综合《清实录》《清史稿》，以及其他正史、档案的资料记载，结论是：和珅家的现金、土地、房产，总价值当在一两千万两之间。当然，所藏古玩、字画没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无法准确估价。

因此我们介绍乾隆一朝所创的诸多历史纪录里，到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乾隆朝的大贪官数量，以及这些官员所贪污的钱财数量，也创了清代的历史之最。

[1] 徐珂：《清稗类钞·讥讽类·补子胡同》

[2]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九六《徵瑞传》。

第八章

官场：晚清官员的妥协与坚守

第一节

“不妄取一钱”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时一位英国军官说：“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的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 [1]

林则徐入仕之初，就发誓要做一个清官，“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 [2] ，因此他为官首重防微杜渐。道光十年（1830年），他赴湖北任布政使，事先发出传牌，昭告沿路守土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传牌声明：“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给发，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己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 [3]

林则徐在居官过程之中，针对当时官场贪风陋习，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有效的矫治措施。他出行习惯轻车简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 [4]

他对属下的官吏随从要求十分严格。对于随身跟丁兵弁人等，“不许擅离左右”，“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 [5] 。每到一地，即贴出关防告示，昭告士民，自己“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 [6] 。声明“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关说，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实，定加重赏”。 [7]

为了防止贪污舞弊，林则徐还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他在湖北布政使任内，针对捐官、银两假捏等弊病，制定防范办法，“捐监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层层稽核。除印发实收仍照例另换部照外，先于收卯之后，填榜示知”。 [8] 如有假捏等情，在层层稽核下，很容易水落石出。

林则徐在人情礼仪方面的要求亦很严格。道光四年（1824年）林母去世，同乡挚友梁章钜时任江苏淮海道，知道林则徐家境不裕，拟倡率同僚送厚赙，林则徐得知后立刻写信婉拒。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张集馨记载，“同人馈赠概行辞却” [9] 。

因此林则徐所到之处，大抵乡评极好，被公认为是一个好官。冯桂芬追述江苏百姓对林则徐的怀念时说：“虽乡曲妇孺，莫不慨然思夫子当日事，至形诸谣谚，益信德泽之入人心者深也。”“今距公去数十年，心歌腹咏，如公在时。” [10]

但是，林则徐并不是“一清如水”的“标准意义上的清官”，他也收“陋规”。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陕西发生重大灾荒，地方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的军粮都停征了，然而时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在回忆录《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这一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那么林则徐这一年所得“陋规”有多少呢？张集馨说，计白银“每季一千三百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两。

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林则徐的“陋规”都会旱涝保收。我们很难想象林则徐为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但因为财政体制的实际状况所限，他在各地也不得不遵从官场惯例，在一定程度内收受“陋规”，以为办公之用。也正是因此，他的养廉银才能寄回家中，在身后留下了一定规模的遗产。

关于林则徐的遗产，曾国藩有一个说法，他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每柱田宅价在内，公存银一万，为祀田，刻集之费在外）。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11] 道光二十六年，包世臣在《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中曾说过，“南方银一两皆以二千为准，北方闻更增于此”，所以按曾国藩的说法，大致以二千文兑换一两计算，则林则徐的遗产总数为一万九千两。在当时的省级大员中，这个遗产数额是很少的。

道光二十七年，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曾写过一份分产书，把老家的田宅家产均分给三个儿子。分产书说：“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二十三所，……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自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各值银一万两有另，……再目下无现银可分，将来如有分时，亦照三股均匀，书籍衣物并皆准此可也。” [12] 由这个分家文书看，此时林则徐的家产，除了留作归田养老用的两座房屋及现银，还有三万余两，因此总计林则徐的遗产当在四万两左右，是曾国藩所说数量的一倍。不过这种遗产规模在当时督抚大吏中，仍然属于特别清廉之列，所以其遗产之薄才可能成为一时之新闻，广为流传，到曾国藩耳中时，以讹传讹成了不足两万两。

所以，林则徐也是中国传统官员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代表了虽然清廉，但是也会在“习俗”认可的范围之内谨慎地收取“应得的”灰色收入的一类官员。像这样的官员在晚清还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比如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郭嵩焘早年为官，志节颇高。咸丰九年（1859年）他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关税情形，所到之处大小官员接待隆重，郭嵩焘却“不住公馆，不受饮食” [13] ，更不受礼，一时为官场所侧目。然而同治二年至同治五年（1863—1866年），他署理了三年广东巡抚，罢官回籍之时，所带行李船只达六十只之多，可见收获之丰。他并不以此为愧，反而很坦率，“身为督抚，岁支养廉良亦不薄，何嫌何疑，而畏人訾议？一身服食起居，而多怀顾忌” [14] ，身为督抚，只要靠养廉银就可以积累丰厚家产，这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至于与曾国藩关系颇近的另一位巡抚沈葆桢，据郭嵩焘所说，回乡之时也带了四万两白银：“沈幼丹江抚归装四万金，而以卖字为生。” [15]

在晚清官场贪墨成风的大背景下，那些志在经世致用、力图有所作为的能员，比如湘系中的很多人物，都采取了这种“知足知止”的居官姿态。

当然，在天下滔滔中，总会有个别刻骨清廉之员，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晚清自我要求最严的地方大吏应该是罗遵殿了。咸丰九年他任浙江巡抚，“到官，痛吏习浮竞，乃严举劾，察营伍”，后以“城陷，仰药死，妻女同殉” [16] 。胡林翼说他“外任二十六年，身后止薄田四十亩，土屋十余间，其清廉亦足为数十年来疆吏之冠” [17] 。《清史稿·罗遵殿传》亦载：“遵殿任外吏二十年，廉介绝俗，家仅土屋数椽，胡林翼集赙，乃克归丧。”曾国藩称他为当世第一清官：“罗淡村中丞，以乙未进士历官直隶、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无一钱，旧屋数椽，极为狭陋。闻前后仅寄银三百两到家，其夫人终身未着皮袄，真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18] 其可敬之处，正在于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确实凤毛麟角。

[1] 宾汉著，寿纪瑜、齐思和译：《英军在华作战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46页。

[2] 林则徐：《林则徐诗集》，《答陈恭甫前辈（寿祺）》，郑丽生校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第125页。

[3]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16页。

[4]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46页。

[5]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50、46页。

[6]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50页。

[7]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17页。

[8] 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第17页。

[9]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杜春和、张秀清整理，中华书局，1981，第85页。

[10]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上林督部师书》；卷三《林文忠公祠记》。

[1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20），岳麓书社，2011，第447页。

[12] 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第637—638页。

[13]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集部三·文集》（15），岳麓书社，2018，第761页。

[14]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集部一·书信》（13），岳麓书社，2018，第169页。

[15]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集部一·书信》（13），岳麓书社，2018，第169页。

[16] 赵尔巽等：《清史稿（四）》卷三九六，列传第一八二，《罗遵殿传》，中华书局，1998，第3023、3024页。

[17] 胡林翼：《胡林翼集·奏疏》（第一册），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岳麓书社，2008，第654页。

[18]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17），岳麓书社，2011，第41页。

第二节

“不要钱”的统帅曾国藩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一生做的最主要的事是镇压太平天国，具体地说，就是他创建湘军，从咸丰二年年底到同治三年（1852—1864年），和太平军打了近十二年的仗，最终挽救大清王朝于危亡之际。

咸丰二年（1852年）腊月十七，离过年只有十三天了，从北京回到湖南乡下老家正在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却在这个时候告别了老家，匆匆赶往省城长沙。原来，几天前，咸丰皇帝给曾国藩下了一道上谕。因为太平军席卷了两湖地区，咸丰皇帝特别着急，命令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出山，帮助湖南官员兴办“团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训练“民兵”。曾国藩从此弃文从戎，从一位文官变成一位武官。

在京官时期，曾国藩曾经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不过，作为一个穷京官说这个话，其实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京官就是想发财也没什么机会。然而，从带兵打仗开始，这个誓言可就真正要受到考验了，因为在晚清时代，带兵是最容易发财的途径。换句话说，晚清军队非常腐败。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现状很了解。他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所以，到了长沙之后，曾国藩就向咸丰皇帝汇报说，我按您的命令来训练民兵，不过我这支民兵，可不光是要保护乡里，我希望他们发挥比正规军还要大的作用。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因为他认为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帅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军官的六倍左右。因此，很多湘军军官光靠工资都发了财。比如湘军中的名将李续宾，带兵六年，积攒了几万两白银。

曾国藩是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仅以统帅一万人这个级别的军官收入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也可达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比做侍郎时的五六百两增长了八倍左右。要是这样算，他带兵十一年半，他的合法工资收入就可达六万多两。更何况曾国藩在湘军财政上，实行“一支笔”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说，他对湘军的所有收入都有绝对的支配权。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没有国家拨款，军费基本上都由曾国藩自筹，那么怎么花当然也都由曾国藩一个人说了算。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三年（1853—1864年）镇压完太平军，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近三千万两，如果想贪污点，搞个一二百万两，实在是太轻松的事了。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赚的钱比以前多了许多倍，但是曾国藩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离家将近两年后的咸丰四年（1854年）年底，寄了多少呢？一百五十两。咸丰五年（1855年），我们查资料，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1856年）他又往家寄了一百两。大致算一下，曾国藩带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平均一百两。而他在做京官的后期，每年寄回家的银两是二百两，就是说，从军之后寄回家的钱少了一半。

为什么收入高了寄回家的银子反而少了呢？

第一个原因，曾国藩出山打仗时发过“不要钱”的誓言。刚刚出山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曾国藩曾经给湖南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1] 就是说，他一定要在金钱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率。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往家里头大笔寄钱，叫人家对他指指点点。

第二个原因，曾国藩深知廉洁才出战斗力，所以他对军队中的廉政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对军官们反复提醒，士兵们对一个军官服不服气，有两点，一是打仗时你敢不敢冲在前面，二就是看你在钱上头干不干净。只有你本身不贪污，士兵才服你，打仗时才听你的指挥。原话是“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有以服弁勇之心” [2] 。

因为曾国藩很注重廉政，所以湘军的风气和当时的正规军完全不同。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一个叫赵烈文的文人来到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后来这个人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日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湘军：“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 [3]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每天黎明就起床，士兵都光着脚穿草鞋，军中没有一个人吸鸦片。

他又说：“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官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认。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4]

也就是说，咸丰八年（1858年），赵烈文曾经到清朝正规军建立的江南大营去过一次，他发现那里的风气与湘军这里完全不同。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这儿呢，来了客人，根本没有饭，只能到城里的饭店去买饭，客人往往等不及就走了。正规军那里，军官和随从亲兵们都穿得很漂亮、很讲究；这儿呢，军官们一个个都穿得像农民似的。

所以赵烈文看到这些之后非常感动，说曾国藩“忠清坚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5] ，让人感动得要流泪。

虽然采用高薪政策，但是湘军和国家正规军比起来，其实是远比正规军省钱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1850—1853年）春，清廷用九万多正规军来镇压太平军，两年多的时间，就花掉了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军饷，还没取得胜利。而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1853—1864年）止，苦战近十二年，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湘军人数最后发展到十二万人。那么十二年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也仅花了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是很节约的，湘军的军费利用效率比正规军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曾国藩做军官时不往家里寄钱的两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教育子女的考虑。

咸丰五年，曾国藩给弟弟曾国潢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倍蓰什佰，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6] 就是说，子孙后代有没有钱，都有定数。有的人，你不留什么私产，他一样能吃饭；有的人，你给他多少钱，他都给你败光了。我人生阅历几十年，对这个看得很透了。

这段话背后，隐藏着曾国藩独特的金钱观：曾国藩认为，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有一次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对他说，人生一世，不要给子孙们留什么遗产：“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 [7] 不光不要给他们留金钱，也别留什么字画、古玩之类。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才有奋斗精神。富人家的孩子往往不争气，因为富人家的孩子有依靠、有指望，即便不争气，他们也不会缺钱花。所以曾国藩认为大富之家，不利于一个人良好成长。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8] 就是说，富人家的孩子，如果从小艰苦朴素，懂得约束自己，将来才可能成大器。如果从小锦衣玉食，肯定没大出息。所以他说他决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9] 。就是说，我这个孩子将来要是有出息，我没有遗产，他也能生活得不错；要是没出息，我给他留太多钱，反而是帮他造孽。多留一文钱，他就会多造一孽。

所以，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银子，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家庭教育这个角度考虑，他担心奢侈的生活会败坏家风。

那么曾国藩带兵那么多年，积攒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儿了呢？

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了。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回老家时曾给弟弟曾国荃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 [10] 也就是说，他在江苏有一笔一万五千两的收入，本来是可以归个人支配的，但他交到省财政，补充军饷了。

第二则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

还是在老家期间，他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要求他把军队中多余的钱用来救济士绅百姓。因为战火所到之处，百姓流离失所，他说你遇到生活不下去的穷人，就给他们些银子，给的时候还不要留名。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 [11] ，这更说明他把大量的钱财都用来施舍他人了。宁可把钱捐掉，也不寄回家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实在非常少见。

高薪政策，使除了曾国藩之外的湘军将领都发家致富了。人们说“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 [12] ，一当上中级军官，家里就开始造房子了。征战十多年之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 [13] ，就是说有十万两家产的人可达一百人之多。特别是攻下天京城（今南京）之后，大批湘军将领带着金银财宝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十三家之多，也就是一年内新落成的官宅达十余家之多。湘乡县（今湖南省湘乡市）的变化更大。湘乡籍将领章合才，回家后在白田一带置了六千多亩良田，又在田间建成两座大庄园。另一位将领陈湜回家的时候，运了好几十船金银财物，所以人称“陈百万”。

然而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始终保持着清贫。咸丰八年（1858年），因为曾家四兄弟当中有人已经发财致富了，曾国藩就要求家里分家。这年年底分完家后，曾国藩分到了一座叫“黄金堂”的小宅院，此外还有五十五亩地。曾国藩表示很满意。一座小宅院和五十五亩地，这就是带兵打仗多年后他在湖南乡下的全部财产。曾国藩确实实现了自己“不要钱、不怕死”的誓言。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2），岳麓书社，2011，第101页。

[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批牍》（13），岳麓书社，2011，第125页。

[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一册），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丙午，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344页。

[4]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一册），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壬午，第369—370页。

[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一册），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丙午，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345页。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20），岳麓书社，2011，第278—279页。

[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17），岳麓书社，2011，第39页。

[8]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21），岳麓书社，2011，第27页。

[9]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20），岳麓书社，2011，第164页。

[10]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20），岳麓书社，2011，第320页。

[1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20），岳麓书社，2011，第331页。

[1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二册），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八日辛未，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904—905页。

[13] 王闿运：《湘军志·筹饷篇第十六》，岳麓书社，1983，第166页。

第三节

不为钱所“累”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名臣中算得上一个“巨富”。

关于李鸿章家产的数量，有多种说法。

在洋务运动中和李鸿章共事过的容闳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 [1] 。这是对他的遗产数额最高的估计：四千万两白银。

第二种估计是一千万两左右。比如清末的费行简在他所著的《近代名人小传》中说：“（李鸿章）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

第三种估计是“数百万”。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李鸿章的遗产没有数千万那么多：“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2]

那么，李鸿章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呢？

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三年后，他的直系子孙进行了分家，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遗产分配“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一、庄田十二块、坟田一块、堰堤一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四处，另加省城安庆房产十四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经方经管。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一处，留作祭祀葬于该处之李鸿章的两妾及经方发妻开销之用。由经方经管。

三、合肥县庄田两处，为经述之祭田（他葬在其中一处），由经述之子国杰经管。

四、合肥县田产两处、庄田三处、坟地一处，留与经迈为其殁后之祭田及墓地，由经迈本人经管。

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拓皋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祠堂之外，其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国杰经管。

六、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年后，若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岁入逾二万石，除上述开销外，所有盈余部分由三位继承人平分，本规定永不变更。

七、合肥县东乡李文安（李鸿章之父）之墓地及祭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或出售。

八、上海一栋价值四万五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出售，其中二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开销，其余两万五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房屋应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

九、江苏扬州府一当铺之收入用于省城江宁（南京）李鸿章祠堂之开销。

十、分别位于江宁、扬州的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十一、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国杰作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经迈作宅邸。 [3]

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李鸿章遗产最直接的资料。这份分家“合同”内容虽然比较详细，但是它只涉及一部分不动产，并未提及金银票据等动产，所以依靠它还无法准确估计李鸿章遗产的总值。 [4] 但这份“合同”仍然提供了大量的有效信息。

我们先来看田产。据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说，李鸿章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 [5] 从李鸿章分家“合同”中第五、第六两条的情况看，李鸿章在合肥、巢县、六安、霍山等地的田产每年的收入大约有两万石左右。如此推算，加上他的原配夫人、两个小妾、儿子李经述等人的祭田收入，与“五万石”之数大体应能相符。由此倒推，李鸿章一支在安徽的田产大约有六万亩。 [6] 当时安徽东乡地价为每亩74银圆， [7] 按照这个价格，则这六万亩土地价值为444万银圆，以白银衡量则值324.12万两。 [8]

再来看房产，这也是李鸿章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家六兄弟在家乡均建有“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的庄园宅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陵大学地政学院曾对李翰章、李鸿章兄弟的田园邸第进行过一次调查，他们描述说：“合肥东乡之李相府，西乡周、刘、唐、张之‘圩子’至今犹在，吾人旅行其间，所有封建规模历历在目。盖当日显宦地主，煊赫一时，仗势恃财，广置田亩，所筑邸第极其宏伟堂皇。查李相府及周、刘、唐、张之圩子，每个邸第所占面积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邸第外园先凿壕沟，内筑高墙如围寨，佃户环居于内，四周并辟花圃菜圃，广阔整齐，园圃内层又凿内壕沟，而紧接于主人居住之宅第。宅第大抵分两大部分，每部分设三大门，内进各自三大堂。闻西乡最小之张圩子，曾住五百余人，其他可想见矣。圩子内有碉堡、炮台、内花园、外花园、藏书楼、秘密走廊等设备。所住佃户，或兼卫士，或兼炮手，或兼轿夫，或兼其他徭役，完全为佃奴性质。” [9]

除了合肥，李鸿章在外地也拥有多处房产。比如前文所引分家“合同”当中，提到他在上海有“一栋价值四万五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在南京、扬州、安庆的多处房产，以及在扬州还有当铺一座。

安徽芜湖也是李氏家族房产的集中地。芜湖水运便利，地理条件优越，1877年秋，在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在芜湖米市的建设过程中，李鸿章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家族在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带领下，抓住这个机会，在芜湖大量投资置业，在芜湖拥有了大量房产。“李府兴建房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李府自用的，有公馆、钦差府等深宅大院，走马楼房；有大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柳春园等楼台亭阁，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一种是出租的市面房屋和住宅楼房，收取房租、地租。” [10] 可以概括地说，在当时芜湖的老市区，“包括沿河南路、长街、二街、三街、渡春路、新芜路、中山路、吉和街、华盛街等地区的地皮房屋，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属李府所有”。 [11] 当然，这些房产有些是李鸿章身后所置，但是在他生前，规模也已不会太小。

除了以上这些，李鸿章家书中也提到了一些其他住房的情况。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鸿章曾考虑出售干鱼胡同的房子，要价两万，没能成交：“有人议购干鱼胡同世宅，索二万余金，未成。” [12]

另一封信中，李鸿章提到李家在上海兴建的一所住宅，并且对房屋设计方案做出指示，要求建筑费用控制在两万多两：“沪地房图嫌过昂，汝往沪时斟酌另绘。除正房楼底外，零碎房间要稍多，大约二万数千金可矣。” [13]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一支的房产广布于合肥、安庆、扬州、桐城、芜湖、北京、上海等地。这些房产当然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唯其具体数额无法估计。

除了不动产，李鸿章家族的动产也为数不菲。李鸿章家书中有一条记载涉及“股息”，“昨闻有北归之志，自因七家湾小口不利（指孙殇），前属并归试馆又不愿。北方穷乡，焉得有合式房屋可购，且股息在南，取携不便，家用何出” [14] 。

这封家书显示，住在老家的李鸿章家人，主要收入之一是“股息”。

除了这条第一手资料，关于李鸿章动产收入的第二手资料很多，不过都是概而言之，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比如清末费行简所著《近代名人小传》所说：“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有数百万金之产业，用以作为证据的就是“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李鸿章与晚清吏治》一文中则揭示，盛宣怀在光绪三年（1877年）以轮船招商局名义购买旗昌公司时，企图另立公司，并请李鸿章参股。 [15]

综合以上关于动产和不动产的资料，我们发现对李鸿章遗产的估计，弹性空间很大，从一千万乃至数千万皆有可能。不过，李鸿章家产富厚逾常，至少有一千万之数，在晚清名臣“曾胡左李”当中名列第一，这一点应该毫无异议。

不仅如此，在四大名臣中，李鸿章的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

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经营了一辈子洋务的李鸿章名誉扫地，被撤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调进京城做了“伴食宰相”，他每日闲居贤良寺，无所事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过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的生活：“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这样的“赋闲”日子，在吴永的叙述中显得清闲而朴素，而据李鸿章家书提供的信息，即使这样的“简朴”生活，每年也要花掉一万多两银子。

李鸿章在家书中说：“吾年衰耄，当终老京师，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时形竭蹶，不复能顾家事。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 [16]

也就是说，估计在北京每年要花一万多两银子，所以不能给家里寄多少钱。这次家里修房子，只能给六千两。

吴永所说的李鸿章每天喝一碗鸡汁，据梁启超《李鸿章传》所说，那是两只鸡熬成的。“铁水”和“铁酒”，是用人参、黄芩等药材配制的补品。而且李鸿章追求健康生活，每天都要做例行体检，“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17] 。可见他的生活在晚清这个时代环境中，是相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李鸿章的老师，另一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与李鸿章相比，相当之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见到堂堂两江总督所穿“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18] ，就是说曾国藩穿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而且帽子和鞋子都非常旧了。他还在日记当中记载了曾国藩的卧室是多么简陋：“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簟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19]

在曾氏往来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家人经常给曾国藩寄些食物，不过内容多是茶叶、小菜之类，价值不高。而李鸿章给家人寄赠的食品可就昂贵得多了。比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致女儿李经璹的信中说：“附寄燕窝十二合，聊供早餐。” [20] 燕窝一寄就是十二盒。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致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昨又寄到鱼翅百斤，照收。” [21] 同年另一封信又说：“两次寄到板鸭百四十只，未免稍多，其味尚美。” [22]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在致李经方的信中提到，“十月朔日通永镇专弁送到蟹二千只，多而且旨，此次仅坏千一百只” [23] 。

鱼翅一寄就是一百斤，板鸭一寄就是一百四十只，又专门派人长途运送“多而且旨”的螃蟹两千只，这种生活水平，自然是曾国藩家族难望项背的。

曾国藩任京官时期，有时也会从京中购买一些名贵补品寄回老家，以孝敬堂上老人，不过内容多是人参、鹿茸之类的常见之物。而李鸿章孝亲之物的档次也较此为高。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寄给家兄李瀚章“碧螺春茶六瓶，海虾三百对，呈堂上用” [24] 。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在致李瀚章的信中说，今年的燕窝是专门托香港商人从东南亚购得，而茶叶则是苏州人、道员潘其钤在其家乡附近选定茶园，每年专门为他特供的，价格很低，但品质难得：“敝处年例购呈母亲上白燕窝、碧螺春新茶等项。燕窝系托香港商户由暹罗觅购者，内地无此好货；碧螺春系潘道其钤家中附近山产，每年为我选定，价廉品精。兹各寄上十斤，望转呈慈亲收用。” [25]

这种生活水平，放到今天也罕有人能及。

和曾国藩凡事谨慎低调，处处强调撙节不同，李鸿章则对这类生活“小节”从不以为意。曾国藩嫁女，规定陪嫁不得超过二百两白银。而李鸿章孙女出嫁，他一送就是一千两：“二孙女喜期闻在冬间，拟给奁资一千两，将由义胜源汇交张媳代存。” [26]

李氏家族的生活花费很大，另一个原因是家族有事，总是习惯大操大办。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李鸿章五十岁生日，躬逢其盛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描述其总督衙门内“烛爆如山，黼绣成队”，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参与其事的有上千人，以至赵烈文不禁叹息：“噫！繁盛至此极矣。” [27]

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在京津两地同时给老母亲操办寿席：“此间哄动一时，京外送礼称祝者络绎于道，因设寿堂于两江会馆。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津署亦设堂开筵，令方儿代为谢客，共花费四千金。而人情过重，除珍异之物璧却外，寿屏五十架、联二十余幛、三百余轴，如意仅收百枝，计所费亦不赀矣。” [28]

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两江会馆和天津北洋公署两处设宴，席面是“烧烤全席”，摆了两百桌，花掉四千两白银。收的礼品当中，仅如意就有一百柄。当时高官大吏中，能做到这样地步的并不多见。

不光是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如此，比如这封信中显示的信息：“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李昭庆次子）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 [29] 可见李氏族中办事，大抵都习惯于铺张喧闹、炫耀乡邻，作风与其师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曾氏家族完全不同。

那么，李鸿章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是何处呢？

应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在朝廷上、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曾国藩建立湘军选择人才时，首重道德品质，“选士人领山农” [30] ，以忠诚相尚。李鸿章则在初建淮军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人以利聚，鸟为食来，他认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 [31] ，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 [32] 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战争中通过劫掠所收获的，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 [33]

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并说“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 [34] 。

在李鸿章的姑息纵容下，淮军将领多发了大财，李鸿章本人亦成为表率：“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仅舒城一县就有军功地主300人以上。……李鸿章及其淮系头目，发战争之财，获取大量收入，并以购买土地传之子孙视为稳固的投资方法，于是合肥土地率为大地主所垄断，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 [35]

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战争。

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并非丝毫不讲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击吏治腐败，对官僚只顾搜括，不顾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 [36] 。他在督抚任上也曾大力整顿吏治，参革劣员。特别是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淮军钱银所”现银八百多万两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 [37]

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还有着另一面。

李鸿章为人喜欢排场，讲究气派，对官风官纪之细枝末节一向不那么重视：“对下级官员的逢迎，李鸿章也会安之若素。根据清朝规定，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的，准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过二里之外。……但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皆远出二十五至四十里处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邻封地面驻候。……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 [38]

以权谋私、利益交换、安插私人等官场上常见的勾当，李鸿章信手拈来，一生没少做。“李鸿章也曾多设机构，安插闲人。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以直隶升科地亩为名，于省城及各州县创设清赋总局分局，其实此为藩司应办之事，多此机构，如御史所奏，‘无非位置闲员’‘不独糜费，且恐需索贻害’，次年被撤销。” [39]

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出访欧洲的时候，他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40]

也就是说，他访问欧洲的时候，最喜欢问人家挣多少钱。随员提醒他，老外很忌讳这个，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参观英国一个大型企业，问企业主，你管这么大一摊事，一年收入多少？厂长说，只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鸿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着厂长的钻戒说，那这么贵重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显然，他认为这是“陋规”所得。

由此判断，李鸿章按官场惯例，收受下属“陋规”，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贪名由来有自。清代督抚年均“陋规”收入十八万两，李鸿章封疆数十年，收入数百万两不出意外。

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这是他办洋务之始。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创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这些企业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国有企业，类同封建衙门，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严，损失无人负责，所以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钻。“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结果是“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 [41] 。李鸿章所用之员，很多也名誉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务人才盛宣怀就经常被人诟病。盛氏在购买旗昌公司时，被王先谦、刘坤一参劾受贿，李鸿章对盛宣怀多方保护才使其过关。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尽靠山的义务，是因为这些人从经济上会对他进行回报。光绪三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旗昌在账外还有房产三十间、洋房十七所，约值五十万两。盛宣怀即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几个靠得住的内部人另立一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问李鸿章“师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办。 [42] 李鸿章是否同意，在档案中未见记载。不过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不少的股份，并无疑问。再看下《近代名人小传》中的记载：“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相当可观。

李鸿章出身并不显贵。他出生之际，李家尚属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鸿章曾经在家书中说，祖父每到过年时就会被债主围困，时间长了，甚至为亲友所厌：“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 [43] 李鸿章十五岁时，父亲李文安才中进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终，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后来成为合肥首富，李鸿章的贡献当然是第一位的。

李鸿章做官第一目的当然不是要发财，但是他为官不以操守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自然导致大量财富沿着权力管道汇入其门。这在晚清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中，应该具有一定典型性。

[1] 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憔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71页。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10页。

[3] 见宋路霞：《细说李鸿章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0—101页。

[4] 见上书，第101页。

[5] 见上书，第98—99页。

[6] 见上书，第99页。

[7] 见上书，第104—105页。

[8] 见宋路霞：《细说李鸿章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4页。

[9] 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转引自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59页。

[10] 许知为：《李鸿章家族在芜湖的经商活动》，载《工商史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35页。

[11] 见赵焰：《野狐禅》，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第203页。

[1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07页。

[13]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59页。

[14]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2页。

[15] 见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1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92页。

[17]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09页。

[1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一册），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丙午，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344页。

[19]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二册），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甲寅，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657页。

[20]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7页。

[21]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84页。

[2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02页。

[23]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47页。

[24]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63页。

[2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3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332页。

[2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36页。

[27]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三册），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己丑，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1471页。

[2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3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42页。

[29]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七》（3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28页。

[30] 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水陆营制篇》，朱纯校点，岳麓书社，1983，第337页。

[31]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32页。

[32]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第223页。

[33]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第一册），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37页。

[34]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李文忠滥用乡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8页。

[35] 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59页。

[3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二》（3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442页。

[37] 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光绪三十年甲辰。

[38] 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8页。

[39] 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40]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10页。

[4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557页。

[42] 见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43] 李鸿章：《李鸿章家书》，翁飞、董丛林编注，黄山书社，1996，第6页。

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

同样出身湘军集团，同样位高权重，同样晚年参与洋务的左宗棠，居官风格与李鸿章截然不同，却与曾国藩不谋而合。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举人出身。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又入曾国藩幕。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升闽浙总督。太平天国平定后，封一等恪靖伯。后历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故于福州，赠“太傅”，谥“文襄”。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在出山入幕之初，就曾立誓“不以一钱自污”。在辅佐数任湖南巡抚的过程中，左宗棠掌握着巨大财源，“抚幕八年，筹兵筹饷，办厘减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 [1] 。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之后，他的薪饷更为优厚，但是他坚持每年只寄二百两回家。

同治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解释原因：“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澹泊为妙，不在多钱也。” [2]

军中收入所余，他都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等事业。左宗棠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家信中说：“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 [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左宗棠独特的家庭教育理念。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初四，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 [4] 。这也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曾左二人都从自身成长经验中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他们都主张不给家里寄过多银钱。

治理地方期间，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从不收属下的贵重礼品，只收价值菲薄之物。胡雪岩从上海给远在甘肃的左宗棠寄送金座珊瑚顶、人参等贵重礼物，左宗棠只留下了一些食物，其余物品全部退回，并且回赠了一些甘肃的土产。 [5]

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左宗棠非常重视对下属的廉政教育。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十八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 [6]

左宗棠还不厌其烦地在对属员的批答中进行训谕，比如他在批复临潼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知县伊令“允桢禀接印视事情形由”的批札中说：“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 [7]

这些批语，从用语到文风，与曾国藩的批牍都高度相似。

和曾国藩一样，做地方大员期间，左宗棠也没忘了对自己的家人严格要求。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他说：“吾家积代寒素，至吾身而上膺国家重寄，忝窃至此，尝用为惧。一则先世艰苦太甚，吾虽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尝有先世所不逮者，惧累叶余庆将自吾而止也。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袴之习将自此而开也。” [8]

他要求儿子在官属中不可摆少爷排场：“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 [9]

左宗棠不愿“营田宅以为子孙计”，因为儿子没经自己同意改建房屋而痛责孝威：“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见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料等费，又须六百余两。孝宽竟不禀命，妄自举动，托言尔伯父所命。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据称欲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义，但不知孝宽果能一日仰承亲训，默体亲心否。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10]

正因为不想“遗子孙以银钱”，所以左宗棠在督抚生涯中，廉俸所余大都“随手散去”，捐给了地方慈善或者其他公用开支。同治八年（1869年），湘阴水灾，左宗棠捐银一万两，“今岁湖南水灾过重，灾异叠见，吾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庄散米散药情景如昨，彼时吾以寒生为此，人以为义可也；……养廉岁得二万两，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谨谢之” [11] 。光绪三年（1877年），陕甘等地大旱，左宗棠带头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刘典去世，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拿出六千两薪俸，为刘典治丧并接济他的家人：“至其身后一切费用，……共六千两，均由我廉项划给，不动公款，恐累克翁清德。” [12]

这类资助记录，在左宗棠家书中随手皆是，不妨再录几条：

“丁果臣先生两次书来，并寄示《秩老易学》《篁村遗事》，意欲索三百金为刻书之赀。此老志节甚高，读书有得，不尚声称，不求荣利，实亦当时所仅见。到老穷窘可念，当划廉银畀之。” [13]

“下第公车多苦寒之士，又值道途不靖，车马难雇，思之恻然。吾当三次不第时，策蹇归来，尚值清平无事之际，而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至今每一忆及，如在目前。……再以千金交儿分赠同乡寒士为归途川费，或搭轮船，或俟秋间车马价贱再作归计，均听其便。” [14]

“贺仲肃居官清洁，身后萧条，应致赙二百两交其世兄，并问慈谿交代清楚否。” [15]

“周文荆来营，询其在长沙开小碓行，失本欠债至二三百千，而所分家产仅田一石数斗，子女又多，无以为生。此子老实可怜，具其先世谨厚有余，应有以恤之。大约除此间给盘川外，应由家中付银百两与之。” [16]

“吾同年唐慈陔讳萱庆，身后两子俱故，不知有孙否，可详询以告。又有同年金季亭讳有成，家贫而持介节。寒饿所迫，遂以早殒，数子亦相继亡。闻袁克卿说，其家仅剩一寡媳、一孤孙，不能存活，竟至流为乞丐，可伤之至。……由家中取银百两恤其孤寡。……切切。” [17]

左宗棠任总督多年，遗产只有两万五千两。在家书当中，左宗棠这样谈及自己身后的分家计划：“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每分不得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 [18]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为人治学均深受倔强自强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经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学风影响。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 [19] 。受这种学风熏陶的曾、左身上皆有一种胸怀天下、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大气。左宗棠虽然屡试不第，但并不以个人境遇为忧，而是时时为将来有功于天下做准备：“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20] 曾国藩也认为，立志之时，不必谋及个人利益：“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 [21] 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这两个人身上都有理学家气质，所以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质条件为念，精神专注于大事。

和李鸿章一样，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务运动。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创建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同治十一年，他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光绪六年（1880年），他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此外，他还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情况，多次托人在上海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运到甘肃，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可以说，洋务运动中，他和李鸿章一样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但是我们找不到他参股其中以谋私利的记载。同样，曾国藩督两江时，如果想发财，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过批盐票一项，就可以成为巨富。然而他却严格要求家人不得领取盐票。

与之相比，李鸿章身上的“江淮气质”则与“湖湘性格”颇有不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处皖北地区，川原平旷，为南北要冲，历代大的战乱多涉及此地，“安危治乱，与时升降”。地方上土匪横行，社会治安条件极差，所以民众尚武，“民情好斗”。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说：“独滨淮郡邑，当南北之交，风气慓急，其俗好挟轻死，侠刃报仇，承平时已然。”曾官居淮北知县多年的查揆曾感慨：“安徽省介江淮间，其俗之悍戾狠斗，凤阳、颍州、泗州为尤甚……” [22]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明规则常常不起作用，潜规则才是支配社会的真正力量。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受底层文化影响比较大，性格崇尚豪迈，做事不拘一格，行动以实用主义为指针。福尔索姆在《李鸿章的气质、性格与事业》中说：“他极端实际和讲求实效，脚踏实地，……在会谈中，他总是不拘礼仪，不让它阻碍达成友好协议，并能以令人惊异的明晰见解，一下抓住问题的核心。……在李鸿章看来，与想象中的邪恶斗争是无益的。人们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实做去。’” [23]

李鸿章特别讲哥们儿义气。“李一生中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具有传奇色彩。……当朋友身处逆境时，也必须忠于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李非常确信这一点，以至愿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风险去这样做。在曾国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鸿章辞离了曾国藩的幕府，这与其说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说是维护忠于朋友的原则。” [24]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酷爱虚荣、喜听奉承、善打痞子腔，这都是底层文化性格的表现。在物质享受上，李鸿章也非常现实，没有理学家那种以物质享受为敌的行为倾向。

因此在居官操守及吏治方针上，曾、左二人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而与李鸿章存在巨大反差。

当然，虽然都是清官，左宗棠和曾国藩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曾、左虽然性格都很刚强，但是其“刚”亦有区别：左宗棠性情张扬外露、办事凌厉果断，曾国藩则内刚外柔、做事低调。

曾国藩虽然骨子里是一个清官，但是却不想居清官之名。他资助很多慈善事业，都是只做不说，深恐为人所知。而左宗棠性格凌厉直接，乐于显扬自己的清廉之名。郭嵩焘说左宗棠在军中，日以“吾无一钱”为言 [25] ，唯恐自己的清节不为人所知。曾、左二人都拒绝下属送自己贵重礼物，曾国藩通常是通过自己的门子家人代为拒绝，左宗棠却高调地发布公告，以“通饬”的方式，要求“文武印委员弁删除庆贺礼节勤思职守”，“照得新疆军务未竣，本大臣爵阁部堂驻节肃州，启处不遑，所有关内外文武及营局各员，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即谓长属分义攸关，宜随时通候以表虔恭之意，禀启将意亦无不可，断不准擅离职守来辕进谒，致旷职守。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各文武印委均应勤思职业，毋得非分相干，自取咎戾。懔之！” [26]

曾国藩虽然在家书中反复教育儿子要俭朴自持，却从来没有提及要将这些家书传之后世。左宗棠则特意嘱咐自己的儿子将家书装订成册，以流传后人：“吾本寒生，骤致通显，四十年前艰苦窘迫之状今犹往来胸中。……自今以后均得从俭，不得援照尔兄嫂往事为例。此纸可装订成册，以示后人。” [27]

曾国藩中年变法之后，对官场的潜规则采取部分妥协的策略，因此他晚年居官也时有“灰色”之举。比如曾国荃经常举荐亲友到两江总督衙门谋差事，曾国藩多数都给予了妥善安排。而左宗棠则一生基本保持了清峻凌厉的做官风格，操守之严，到老弗懈。在西北主政之时，有不少家乡的亲朋前去投靠，希望谋个饭碗或前程，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左宗棠峻拒，所获不过是一份回乡的川资。仅在肃州一地，左宗棠就为这些人支付了高达四千多两的路费。左宗棠写信给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 [28] 。他的夫人去世前曾请其给予湖南柳庄家中的门丁何三以勇丁粮饷，他认为何三是家人，非勇丁，而从自己的年俸中拨银付给：“何三在家看门久，老实，而晚景不好。在闽时尔母曾说过给与一名勇价，吾亦诺之。惟念勇之口粮不可给家人，是以久未给，予亦且忘之。今寄信若农观察，请其划拨二百十两零六钱交尔给何三，以了此项，盖四年勇费之数也。” [29]

所以曾国藩一生未以“清”名著，而左宗棠却成为一些传说逸事中的主角。比如这一则：

“当左宗棠抵达北京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不适合他那率直脾性的世界。还没进城，他就遇见了腐化堕落的实例。腐败已经吞噬了朝廷，使认真管理国家事务的企图一败涂地。他碰到了一个惯例：所有任期结束奉召进京的高官，都要在城门口交纳一笔银子。那些刚从油水特厚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官员，有时要交纳十万两之多。左宗棠来到京城门口，门房要他交纳四万两，被他拒绝了。他说，皇帝召他进京，他就来了，如果进入国都面见皇上要交钱，那就应该由朝廷埋单。至于他，一个铜板也不会掏。他在城门外等了五天，直到事情有了转机，但他未掏腰包。” [30]

可以说，在左宗棠身上，更鲜明地、风格化地体现了湖南人的“霸蛮”、较真或者说“骡子”精神，而曾国藩则更大气含元，藏而不露，以浑为用。二人官风一墨一黄，体现了传统清官的两种不同类型。

当然，虽以“孤介”闻名，但是左宗棠亦并非不通人情世故、毫无弹性之人。

上文引左宗棠家书“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的下文是：“宁波海关，有巡抚平余银八千两，历任皆照例收受，我以今日何需乎此款，本可裁，以其为陋规也，但裁之之后，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约，则必不敷用矣，岂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窘境乎？因遂受之，仍以转送赈局。书告尔等，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31]

可见他对于官场上的规矩并非全盘摒拒，特别是在涉及个人感情之时，他的处理也会很到位，比如他以宝鼎馈潘祖荫，就是一个证明。

咸丰九年（1859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其时他在骆秉章幕府，恃骆氏的信任，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终被人以“劣幕”之名上奏朝廷。咸丰皇帝发下谕旨，命逮捕左氏，若其果真有不法情事，可立即就地正法。左宗棠的好朋友郭嵩焘求助于大理寺少卿潘祖荫，潘祖荫遂上了《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极言左氏之才，在折子末尾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这样的话。因为众人不遗余力地营救，左氏转危为安，咸丰皇帝亦因此对左宗棠这个人极为注意，不久他就被授以四品京堂候补，成为曾国藩的助手。

左宗棠对潘氏的夸誉救助一直念念不忘，封疆之后，每年都送以千两“炭敬”。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得到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将它送给了当时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敬谢安慰之意。这件古董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闻名全世界的“大盂鼎”。

关于此事的原委，在左宗棠的书信中可以考见。大盂鼎乃康王时贵族盂所做的祭器，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为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所得，袁转献左宗棠。这尊稀世珍宝，因为器形巨大、造型完美，极为引人瞩目。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金石收藏大家，遂将大盂鼎拓片寄给潘氏，言明相赠之意。不过潘祖荫见到拓片后，对其真伪产生了怀疑。事见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答袁筱坞书：“《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疑为不类，亦因其后互有出入，而神锋微露隽异，……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殊器不可令其勿传，致之八喜斋当称得所，尊意云何？” [32]

从信中可见，潘祖荫对大盂鼎的真伪持疑，左宗棠坚信这是“宝物”，决定将大盂鼎留在关中书院，以候后人鉴别。

第二年，潘祖荫经过细考，确定这是举世之珍宝，致信左宗棠，请他从速送到都中。事见同治十三年（1874年）答袁筱坞书：“伯寅侍郎书来，亟盼盂鼎之至。前函敬托代为照料，辇致都中，计已承筹措及之。” [33]

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日陈介祺（簠斋）致潘祖荫的一封信中，可以判断大概这年年底此鼎终归潘氏所有：“得十月惠书四缄，……盂鼎既云年内可至，刻想已纳尊斋。” [34]

[1] 襟霞阁主编：《清十大名人家书·左宗棠家书》，宋效永校点，岳麓书社，1999，第165页。

[2]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50页。

[3] 襟霞阁主编：《清十大名人家书·左宗棠家书》，宋效永校点，岳麓书社，1999，第168页。

[4]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17），岳麓书社，2011，第39页。

[5] 见张耀中：《左宗棠整饬吏治》，《唐都学刊》1995年第1期，第31页。

[6] 见鲍永军：《汪辉祖的幕学思想》，《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32页。

[7]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50页。

[8]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83页。

[9]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99页。

[10]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43页。

[11]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27页。

[12]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85页。

[13]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55页。

[14]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18页。

[15]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94页。

[16]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94页。

[17]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94—195页。

[18]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73页。

[19]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第348页。

[20]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419页。

[2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20），岳麓书社，2011，第182页。

[22] 查揆：《筼谷诗文钞》，收入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29页。

[23] 福尔索姆：《李鸿章的气质、性格与事业》，周乾译，翁飞校，《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第31页。

[24] 福尔索姆：《李鸿章的气质、性格与事业》，周乾译，翁飞校，《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第33页。

[25]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集部一·书信》（13），岳麓书社，2018，第169页。

[26]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545页。

[27]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80—181页。

[28]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613页。

[29]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42页。

[30] W.L.贝尔斯：《左宗棠传》，王纪卿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第246页。

[31] 襟霞阁主编：《清十大名人家书·左宗棠家书》，宋效永校点，岳麓书社，1999，第168—169页。

[32]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354—355页。

[33]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402页。

[34] 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卷一《致潘祖荫书》，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二日，陈继揆整理，齐鲁书社，1991，第42页。

第五节

“赤贫”刘光第和“巨富”那桐

如果要数清代历史上最穷的京官，刘光第应该可以上榜。

我们知道刘光第，一般都是因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因为参与百日维新被杀害于菜市口，同时他也有诗名，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但是对于他的经济状况，很少有人注意。

刘光第是四川人，光绪九年（1883年）高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时年不过二十五岁，在当时可谓少年得志。但是奇怪的是，中了进士之后，他却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太穷，他拿不出到北京当官的本钱。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是中进士五年后，他获得了亲戚一笔资助，才能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做了十年京官，在京官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刘光第才因参与戊戌变法达到仕途的顶点：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但是这段辉煌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到了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他就因变法失败被杀害。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穷得一塌糊涂。一般京官都住城里，上下班方便，他却住在郊外。因为他付不起城内的高昂房租，所以他在北京南西门外找到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当中有几间旧房，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住了下来。当然，史书说得很客气，说他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不愿意在北京城里呼吸污浊的空气：“君恶京师尘嚣，于南西门外僦废圃，有茅屋数间，篱落环焉，躬耕课子。二三友人过访，则沽白酒，煮芋麦饷客。” [1]

刘光第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清代京官的收入当中，有一项实物补贴叫“禄米”，就是大米。但是大部分时候，京官领到手的禄米都质量低劣，根本无法食用。因为管理粮仓的官员往往会把好米私下贩卖掉，然后把劣米偷运进仓充数。在发放禄米时，粮仓官员会“先将霉烂之米充放”，虽“间有好米，亦多掺和灰土” [2] 。因此一品大员能领到些好米，中下级官员领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好几年的陈化老米，且“老米多不能食” [3] 。一般人都领出来低价卖掉，买的人用作牲畜饲料。只有刘光第一家领到之后，是自己吃掉的。刘光第在书信中说，“幸兄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幸兄宅中大小人口均能打粗，或时买包谷、小米面及番薯贴米而食” [4] 。因为一直处于艰难之中，所以刘家中的大人小孩子都很能吃苦。

一家人穿的也十分破旧。刘光第唯一一件体面衣服，一穿就是十年，“一布袍服十年不易。……笔墨书卷外无长物” [5] ，“除着礼服外，平日周身衣履无一丝罗” [6] 。其夫人则“帐被贫窭” [7] ，被子蚊帐千疮百孔，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位官员夫人，而像是一位城市贫民。他的几个儿女则更是“敝衣破裤，若乞人子” [8] ，像是要饭花子。

因为住在城外，所以刘光第的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又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 [9] 。每天步行十公里，倒是非常锻炼身体。

刘光第避居城外，除了无力支付城内高昂房租，还有一个原因，这样可以避免频繁的应酬往来，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少随点份子。别人家都是三天两头请客吃饭，只有他们一家人很少出门交游。他夫人在北京待了十一年，没出过一次门：“寻常宴会酒食，亦多不至。其夫人自入都至归，凡十一年，未尝一出门与乡人眷属答拜。宅中惟一老仆守门，凡炊爨洒扫，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其境遇困苦，为人所不堪，君处之怡然。” [10]

综合以上情况，刘光第的生活比北京普通市民强不了太多，自然应该被归为京官中最贫困的一类。他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穷困，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微。晚清太平天国战争兴起，为了弥补军费不足，朝廷不得不卖官筹钱，结果官多职少，所以刘光第到京之后，一直以候补的身份工作。按清代官制，刘光第正途候补的京官，只有正俸，他所任主事为六品官，国家正俸为六十两，除此还有六十斛禄米。但是因为财政困难，正俸又经常被打折扣发放，刘光第在家书中曾说自己“俸银五十余两”。除此之外，晚清捐官兴起后，官员每年给老乡做保人，每年可以获印结银收入约一百五十两，加上五十两俸银，刘光第每年全部收入为二百两左右。但是在北京拖家带口生活，一个官员每年至少需要六百两，所以正常情况下，他每年的赤字要在四百两左右。

第二个原因是刘光第出身非常贫寒。京官生活水平如何，与家庭背景有关。有些收入低微的京官在北京也能过上安定优越的生活，是其家族在背后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比如翁同龢状元及第后官授翰林院修撰，每年工资收入不过一百多两，但是他的生活从来没有遇到什么窘迫，因为翁氏一族在北京仕宦多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时任体仁阁大学士，家资丰厚。

而刘光第则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读《刘光第集》，他的祖父冬天连棉袄都穿不起，成天赖在邻居家的铁炉边不肯走，熏得脸面漆黑，亲戚来了都不认识，“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则竟日负邻家铁炉坐不去。面目黧黑，亲故至不可辨识”。 [11] 到了他父亲一代，家境也没什么好转，全家两三个月才能吃一次肉，一次不过几两，“家经变故多，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 [12] 。

刘光第被钦点刑部主事后，因家境贫寒不能支持京官生活的浩大费用，没有进京。后来，他的一位族叔，自贡盐场绅商刘举臣，主动提出每年资助他银钱二百两。富顺县令陈锡鬯一度“亦年助百两” [13] 。这样，刘光第才在母丧服阕后进京为官。因为自己花费全靠他人捐助，欠着巨额人情债，刘光第自然能省即省，不敢大手大脚。

刘光第其实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不怎么掩饰自己对仕途的热衷，到北京之后，很想快快升官。盖因他之读书，是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出来的，母亲甚至“卖屋而买书” [14] ，以供他读书。所以全家人发达之愿望，皆在他一身。

到刑部上班后，他工作十分勤奋。一般人一个月到衙门上二十天班，就已经算非常勤奋的了，他每个月出勤可达二十八九天。《年谱简编》载：“销假就职后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 [15] 在致刘举臣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勤奋：“惟本司人数太少，主稿等均劝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 [16] 如此勤敏，大家都说他过不了几年就能升官，“同乡皆言，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 [17] 大家如此鼓励，他对自己的仕途也很有信心，认为像自己这样拼命做官，不难飞黄腾达。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他在家信中说：“故就兄一人一身而论，尽可无虑，十数年间，一帆风顺，便可出头。” [18]

虽然如此说，事实是十年之间，他却始终在候补主事一职上不能迁转。一方面原因是晚清仕途过于拥挤，另一方面则是刘光第的个性并不适合混迹官场。

刘光第从小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个性强硬方刚，能吃寻常人不能吃之苦。《年谱简编》记载，有一次他走在路上被疯狗咬伤，怕感染病毒，他硬是从附近人家借了把菜刀，活生生把伤口周边的肉都挖下来了：“常步行富泸间，为瘈犬所伤。从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乡人围观骇叹。” [19] 此举断非寻常人所能为，可见其性格之强。

刘光第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内向、孤介。对于社交活动，刘光第既不擅长，也不感兴趣。除了必不可少的礼仪，比如师门的三节两寿之礼，平日“少交游，避酬应” [20] 。偶尔应酬，也多独坐“寡相谐” [21] ，坐在那儿不和别人交流。胡思敬说他“恂谨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 [22] 他当了十年官，连同乡都没认全。他这样做，原因当然主要是对官场上的喧嚣浮华十分看不惯，也不愿意对高官做谄媚之态。刘光第也说自己“冷僻犹昔” [23] ，“在人稠中”他“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以致“众皆木石视之” [24] 。这样的性格，自然影响他在官场中广结机缘，导致迟迟不能升迁。

刘光第的收入中缺少外官“馈赠”等灰色收入，这是因为入仕不久，他就立志要做清官名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也就是进京为官的第二年，他就在家信中说，自己要效仿康熙朝的名臣魏象枢，有了亲戚的资助，就不收什么灰色收入，而是力图保持清廉之节：“昔康熙时魏敏果公（名象枢）为一代名臣，俗所称保荐十大清官者也。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其戚即应酬之，后来竟成名臣。（有人接济，免致打饥荒，坏人品，此亦魏公之福也。）” [25]

因为立志要做名臣，刘光第十分爱惜羽毛，其清峻程度远过于曾国藩。步入官场之初，刘光第也一度和光同尘，接受过一些馈赠。后来，随着做清官名臣的人生设计日益清晰，他开始拒绝被大多数官员都视为正常的馈赠，“兄……不受炭别敬（方写此信时，有某藩司送来别敬，兄以向不收礼，璧还之）” [26] 。甚至连好朋友的帮助他也不要，因为他不想沾染任何灰色收入。有一个好朋友发了笔小财，得到三四千两白银，想帮他一把，也被他拒绝：“京中今年结费太坏，用颇不敷。抡三已补员外，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平时颇知兄，常欲分润，露于言句，不知兄不敢受也。”甚至有人看他成天穿着破旧衣服，想给他两件衣服，他也不要：“赵寅臣欲出京时，欲以纱麻等袍褂相送，因兄所穿近敝故也，兄亦婉而却之而已。” [27] 这样他就失去了“他人馈赠”这一京官颇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及至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他的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

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不管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 [28]

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入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 [29]

如此做官之法，使得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每年要赔五百两。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他们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谱，贪者数不止此）；……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 [30]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夫人带一女仆亲自干：“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 [31] 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盖去夏大雨后，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通京俱从新裱糊，匠人忙极）。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惟是顶棚未裱好时，客厅诸事，俱颇潦草。” [32]

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一般人苦熬、苦做京官，一是期望能在级别上快些升上去，二是期望能外放到外地做地方官，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涨。资助刘光第的族叔也是这样期望的。可惜，因为参与维新变法，刘光第没有迎来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那一天就断送了性命，他的族叔也没能收回投资。在他变法失败后被捕之时，连执行抓捕任务的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33]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虽然明清两代京官通常都很穷，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京官都生活在困窘当中。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己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银库官员、各榷关税务官员等。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满人，这是因为清代的“首崇满洲”的民族政策。王志明说：“中央机关的满缺最多，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1785年朝官中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分别是2751、253、142、558名，其中户部和工部的某些机要部门如银库、缎匹库、火药局等，全为满缺所独占。可见要津和中央机关为满人所控制，牢固了满人的统治权。” [34] 这类满族京官自然活得特别滋润。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晚清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论其政绩，只来看一看他的经济生活。

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于读书，并且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当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从青年时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是奢华的。

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这是一座豪华宅邸，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二十五亩之多，房屋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而闻名京师。 [35]

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比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他共有十九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在家晚饮，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同和楼晚饭，赴九九园之约……名目繁多，经常子初、子正才归。 [36] 除了日常锦衣玉食，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活动。……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 [37]

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 [38] 。

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有喜事，他出份子二百两白银 [39]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升为“正部级”后，到各处拜谢老师，送给荣禄银一千两，其他送崇绮等十一人，从四十两至一百两不等 [40]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庆亲王女儿结婚，他送“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绍酒二坛、茶叶百斤、羊烛百斤、喜分百金” [41] ；日记中经常可见他借钱给别人，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伦贝子借去一千两京松银。 [42]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来自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

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就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 [43] 。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甚至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的空间。光绪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会典》馆提调官，事毕将工程用剩下的六万两白银交还朝廷，得到慈禧太后的专旨表彰，说他“奉公洁己，办事认真” [44] 。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说明这六万两如果想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时官场之惯例。

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 [45] 。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1885—1893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光绪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婪无厌”，“亦是著名大贪污者” [46] ，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 [47] 。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是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在日记中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 [48]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 [49]

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派充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 [50] 这也是著名的肥缺。

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辏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 [51] 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所获收入。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除去以上两个因素，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这也许与他长年在北档房、户部工作不无关系。……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办事经常习惯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一次随两宫赴东陵谒陵，来回十余天，回来他曾算了一笔账，‘此次一役除户部应领津贴银四十两，尚须赔数十金’” [52] 。如此，那桐的资产积聚相当迅速。

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 [53]

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的性格所致。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务，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从《那桐日记》看，他每年春节登门拜年往还的数字相当惊人。光绪十六年，那桐三十四岁，身为中级京官，当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他登门所拜的人家约计260家，第二年春节期间，拜年约330余家。官至一品后，前往各府拜会的数量略有减少，但来访的客人却明显增加。成为重臣的1904—1911年，那家每年过年更是门庭若市。这自然也预示着他灰色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广：除去附加效应不提，最直观的收获是每个登门者所携的节礼。《那桐日记》中记载的“持贽”者中，所持最高的为“千金”。 [54]

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那桐因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看《那桐日记》的九十万言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饮宴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频繁举办各种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1890—1925年间，那家的娱乐活动多得不可胜计。如果外出听戏（包括入宫听戏）、看花灯……出游不计算在内的话，那桐及家人最钟爱的文娱活动是堂会，内容包括‘什不闲’‘八角鼓’‘大鼓书’‘说书’‘影戏’（含皮影、幻灯）、洋傀儡戏（木偶戏）和京剧。‘双处评书’‘抓髻赵什不闲’‘子弟什不闲’‘马老什不闲’‘马老八角鼓’，多是那家固定邀请的演员，甚至成为门客。日记里常提到这些演员的名字，有时还进行评论和比较。什不闲很受那家老少的欢迎，隔三差五就会被请到那家来娱乐一番。……家庭祝寿，友朋拜寿多以演戏为乐，甚至把京剧当成‘贺礼’相互送来送去。1903年，那桐的二女儿19岁生日，‘在新西花厅唱安庆高腔戏一天，伦贝子、诚玉如、三祝、小川、彭子嘉、陶杏南送昆戏六出，来客甚多，午正开戏，子初散’。” [55] “对这些活动，那桐总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偶尔才会感慨两句‘忙累’‘倦极’。” [56] “几乎未间断记日记的晚清到民国的35年里，那桐绝少出现失望、烦躁、不安、不如意、心灰意懒等负面情绪。相反，倒是兴奋、昂扬、兴味盎然、兴致勃勃、心满意足表现得淋漓尽致。” [57]

综上所述，那桐是京官中优裕派的典型。清代优待满族的特殊政策，内务府出身的背景和屡署肥缺，使他拥有了雄厚的家底。而善于理财投资的天赋和开朗圆滑的个性，推动他在动荡的政治大背景下敛财投资，成为京城巨富，其生活水平是曾国藩等普通汉族京官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的。

[1] 高楷：《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40页。

[2]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八年十二月。

[3]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京官俸银及其他收入》，张国宁校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101页。

[4] 高楷：《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15、280页。

[5] 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43页。

[6] 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48页。

[7] 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高楷：《刘光第传》，第440页。

[8] 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子长安圹铭》，第70页。

[9] 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年谱简编》，第451页。

[10] 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高楷：《刘光第传》，第439页。

[11]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先大父家传》，中华书局，1986，第35—36页。

[12] 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先妣述略》，第44页。

[13]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刘光第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86，第451页。

[14] 《刘光第集》编辑组：《先妣述略》，第44页。

[15]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年谱简编》，第451页。

[16] 《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193页。

[17] 《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196页。

[18] 《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17页。

[19]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刘光第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86，第450页。

[20]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刘光第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86，第452页。

[21] 《刘光第集》编辑组，《上张安圃师书》，第291页。

[22] 《刘光第集》编辑组，胡思敬：《刘光第传》，第443页。

[23] 《刘光第集》编辑组，《上张安圃师书》，第291页。

[24] 邹元标：《答方凤轩民部书》，见上书《都门偶学记》，第175页。

[25]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中华书局，1986，第200页。

[26] 《刘光第集》编辑组，《京师与厚弟书》，第287页。

[27] 《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33页。

[28] 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36页。

[29] 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高楷：《刘光第传》，第439页。

[30] 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京师与厚弟书》，第287页。

[31] 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07页。

[3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中华书局，1986，第247页。

[33]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年谱简编》，第457页。

[34] 王志明：《雍正朝官僚人事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16页。

[35] 见贾珺：《台榭富丽水石含趣——记清末京城名园那家花园》，《中国园林》2002年第4期，第71、73页。

[36] 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03—206页。

[37]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4页。

[38]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3页。

[39] 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07页。

[40] 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300页。

[41] 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324页。

[42] 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81页。

[43]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第1079—1080页。

[44]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327页。

[45]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俗语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配六部》，张国宁校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84页。

[46]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第75页。

[47] 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第1080页。

[48]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52页。

[49]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93页。

[5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第1080、1082页。

[51] 见万依：《供宫廷及税官染指的“崇文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29页。

[52]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6—127页。

[53] 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卷九《市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28页。

[54] 见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2页。

[55]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124页。

[56]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3页。

[57] 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2页。此段直接引文以外部分也主要参考了此文。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国民性演变史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53813011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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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自序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一章 爱罗先珂和李鸿章

第二章 国民性会变吗？

第三章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第四章 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第五章 贵族精神的遗失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与阳光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五章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第十八章 胡适的渐进式改造路径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后记

自序

前几日，我乘公共汽车去农村。农村青壮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车上来的多是走亲访友的蹒跚老人。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他们蜷进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她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谁上下车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巍巍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人过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似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

我想起了作家关仁山讲过的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电视上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歹徒，两天之内，仅凭手里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长途客车上，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全车乘客，包括其中一个女孩的亲哥哥，都一言不发。

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顺民性格”？

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但是，这仅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远比改变一个头脑容易。请问，我们那些坐奥迪、用笔记本电脑的官员，他们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轿的官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饲料、每天晚上在电视前兴高采烈地看《康熙王朝》的农民父兄，在政府和权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有什么不同吗？

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世界诸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缴纳高昂的学费，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国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因此，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一章

爱罗先珂和李鸿章

一

说到中国国民性，我们还要从欧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见面讲起。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的一个外交使团成功抵达中国，使团的目的是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使团的团长叫马嘎尔尼。这个人是英国资深的外交家，二十多岁时就曾经作为特使，被英国国王派往俄罗斯进行重要谈判，在舌战中一举成名，此后飞黄腾达，做过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他走遍了大半个世界，这一年五十六岁，本来已经打算退休了。英国国王给他提供了很多有吸引力的官职，让他随便选择，他都拒绝了。他这一生该见的都见过了，该做的都做过了，心满意足，已经没有什么遗憾。

但是一听说国王要派他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立刻同意了。原来他是一个“中国迷”。

中国迷？是的，那个时代欧洲有许多中国迷，也就是向往和崇拜中国的人。那个时代欧洲不仅有中国迷，还有中国热：一股向往中国的热潮。

明代后期，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之后，所闻所见让他们感觉非常震撼。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幅员这么辽阔，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发达。当时欧洲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中国却是个统一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一种文明。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对中国大加赞赏，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善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马嘎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一辈子最向往的事就是去中国。能到中国去，对他来讲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出使中国时，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

（转引自《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多次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有机会梦想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1792年秋天，马嘎尔尼率领一支由三艘军舰和七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由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出发前往中国。经过九个月的艰难行驶，他们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见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

但是一到中国，英国人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吃惊。他们发现中国和他们想象的如隔天渊。他们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剧变。

欧洲人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传说，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皇帝被认为是臣民之父……总督被认为是一省之父，知州为一州之父，他们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样，用同样的权威、关心和慈爱来主持工作。”统治者是“充满了仁慈”的，老百姓则是诚实而礼貌的。莱布尼茨说，中国老百姓“服从长上，尊敬老人……中国（即使） 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然而亲临其境的英国人却发现，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英国人发现，中国政府的统治充满“暴虐、压迫和不公”，而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则是“畏惧、欺瞒和忤逆”。

英国人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交往，就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暴力。到达浙江沿海后，英国人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他们登陆定海，对当地总兵提出了这个请求。总兵对英国人极其热情，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他们似乎比先来的人都更能胜任这项工作，却又早都不再下海，而是经商有成，无意再重操旧业。他们跪着恳求免除这趟劳役，但是毫无成效。皇帝的谕旨是不得违抗的。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走出了中世纪的英国人信奉的是“权力源于人民”“人格独立与平等”“法律至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他们发现中国的信条则与此相反：“权力源于皇帝”“官员至上”“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更震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如传说中的高。

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英国人却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出现了很大的扭曲，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中国政府派了一些人上船来伺候英国人。那些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英国人说：“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当然，更让英国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冷酷无情。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说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不会看到这种现象，只有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同胞没有感情。

英国人分析说，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的成员们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罗的话说得相当深刻：就现政权（清廷） 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 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巴罗说，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事实上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在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民性”这个词儿。

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礼貌、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蛮夷。那个时候，不是别人妖魔化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妖魔化别人。确实，我们的老祖宗看世界，充满了种族主义和文化歧视。他们认为别的民族都是粗野的、落后的，甚至半人半兽的，还没有进化成完全的人。你看中国给周围民族起的名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旁。比如“蛮夷”的“蛮”字，下边就是“虫”。中国人描述起这些蛮夷的性格来，则是充满了猎奇和夸大，“戎夷性贪”“夷性蠢野”“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无父无君”“不知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何物”，等等。中国人对西洋人的歧视最为严重，因为他们碧眼赤发的外貌与中国人相差最大。直到义和团时代，中国底层民众还在一个揭帖中这样评论洋人：“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

而那时的周围世界，对中国也是毕恭毕敬，充满了崇拜和羡慕。在马嘎尔尼访华前，只有几个欧洲人在与中国人的短暂接触中，发出过零星的批评声音。比如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1748年出版的畅销书《环球旅行记》。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最鼎盛的康乾盛世之中，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残缺不全，比如“动物的胃都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在安森看来，中国人的这些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在《环球旅行记》中说中国人的特点是不诚实，他说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国人的不诚实行为，他也担保中国的官员同样是不诚实的。安森的部下对中国也有类似的记录和见解，其中以理查德·沃尔特的记载流传最广。他描述了澳门官员的拖拉作风，“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对商船队和随行人员进行敲诈和欺骗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举例说：一次我们从中国人手中买了许多鸡鸭，但没过多久就死了大半。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中毒，但检查的结果却是为了增加重量而在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是中国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商船队离开时许多中国船跟在后面，捡拾起船队扔下的许多动物尸体以便再次发财，因为“中国人从不反对吃任何自行死亡的动物食品”。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

不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多感性描述而缺乏系统分析，加之这些书发行量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对世界的中国观并没有起到什么改变作用。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像戳破一层窗户纸一样轻易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英使团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马嘎尔尼写下的大量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

这是西方讨论中国人国民性这个话题的开始。西方人的中国观念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多年来他们崇拜害怕的居然是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声扫地的时候了！’批判贬低中国是一种报复。对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痛心疾首、恼羞成怒的欧洲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了。在马嘎尔尼使团来访四十多年后，英国人就发动了鸦片战争，轻松地打垮了中国。这让西方人对中国更加轻蔑。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在鸦片战争后成批涌入并深入中国。这些西方人看到的中国城市每一个都那么肮脏污秽，看到的中国人大部分文化落后，表情麻木呆滞。他们写了大量游记，来记载他们的所见所闻。在这些游记里，中国是一个由辫子、小脚和鸦片组成的黑暗世界：“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这种中国形象发展的顶峰，出现在1896年李鸿章以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的身份出使俄国，参观莫斯科盲童学校那一刻。后来成为鲁迅好友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此时正是盲校中的一个小学生，他听说有中国大官前来，特意跑到前列，与李鸿章握了手，然后蹲下身来，摸了摸李鸿章的脚，把李鸿章搞得莫名其妙。爱罗先珂后来回忆说，在那时俄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男人都穿着裙袍，套着小木鞋，因此都长着畸形的小脚。这个形象是如此离奇，所以他早就盼着能有一天亲自检验一下。除此之外，爱罗先珂时代俄国人头脑中的中国男人形象还包括“拖着滑稽的辫子，爱钱，只知道谋自己的利益，喜欢看酷刑，多妻，重男轻女，对女儿冷漠无情，喜欢吃虱子，用黑猫当早餐……”

真不知道李鸿章当时如果了解了这个男童的动机，会有何感想。

鸦片战争后，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许多人因此得到了“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一方面是由于中西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他们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局部很有见地，但整体上却无法避免过于夸大中国人的弱点的倾向。在他们眼里，中国人身上优点有限，缺点无穷，比如“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在所有的“中国人国民性专家”里，最有名的是传教士明恩溥。他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曾经深入中国腹地，和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从达官贵人到街头的乞丐和苦力，都打过交道，还学会了多种中国方言，写下了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这本书一出版，就被认作是对中国人性格的“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成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必读书。他认为，中国人如同戴着镣铐的犯人，在专制的统治下变得“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他和中国人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从此之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基本变成了负面，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大改观。而“国民性”三个字，不久之后也进入汉语。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章杂志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道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不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语，殆无疑义。

第二章

国民性会变吗？

一

记得读到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当时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强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粤之） 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候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颀而长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诗经·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也就是说他鬈发多须。同样，《诗经·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侵华日军对中国人的驯服也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看过《南京！南京！》的人，一定记住中国人在枪弹面前的英勇不屈。但是导演并没有以日本人的视角来表达过这样的感觉。《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收有日本军人的回忆。有一个日本兵十分惊讶于数千中国士兵驯服而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说，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日本指挥部在处死中国俘虏时曾经日夜提心吊胆，因为日本人经常以一二百人的小分队来屠杀上千上万的俘虏。日本人担心数千俘虏一旦暴动，即使手无寸铁，也会将行刑的两个日本中队杀得一人不留。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二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的珍视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读《春秋》《战国策》和读清代《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这些“侠义小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侠义小说已经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观念的宣传品。侠义精神受到专制伦常观念的深刻侵蚀，礼教尊卑鲜明地取代了自尊独立。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三

说过了侠，我们再来看看儒。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在后世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话。

秦汉以降，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恶毒办法，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历朝历代，都有人选择以“隐士”这个高洁的姿态终老一生。

及至朱元璋时代，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另一种高傲，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个性的空间。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们更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历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们成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却首次提出，一个大臣不应该追求成为名臣，因为过于坚守道德原则，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因此清代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四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有个猎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来作为献给少女的礼物。一个少女对他动情，他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猎人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围裙，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又多么自然健康！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认为性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需要遮遮掩掩的事，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诗经·鄘风·柏舟》中则说：“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说是一个女子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父母不同意，她大声呼号：“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说你们不体谅我的心愿，我死也要和他在一起！这种表达，多么直率大胆！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后，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以诗写得像唐或者像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以拾前人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激情和冲动，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五

宋代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 ）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和一个变质罐头的差别，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的差别：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已奄奄一息。

今天的中国也许仍有人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第三章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一

对于贵族精神，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名“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 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 攻击伤员） ，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 ，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 列时，本方不能进攻） ”，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二

不仅那时的战争规范今人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韎韦（红色皮革） 之跗注（绑腿） ，君子也。识见不穀（国君自称） 而趋，无乃伤乎？”

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左传》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现在穿着） 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作揖） 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他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毛主席那句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三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四

同泓水之战一样，春秋时代还有许多故事，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感觉是那么难以理喻，或者那么可笑。其实，这些故事在西方贵族时代，都能找到类似的翻版。

比如在当年“批孔”大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是多么害人，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教条。

其实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先秦社会礼仪无处不在，从穿衣戴帽到在宴会上怎么与客人交谈，每一个细节都有繁缛的要求。今天的读者如果翻阅《周礼》之类的先秦典籍，也许感觉这些记载过于烦琐古板。这也是贵族社会的共同特点。中世纪法兰西贵族以言谈举止的彬彬有礼闻名。法兰西贵族从小也要经过严格的礼仪训练。国王在宫廷女仆面前都要脱帽致敬，公爵们走过凡尔赛宫庭院，由于不断地行礼，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礼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贵族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严和风度。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贵族风度。

另外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一定感觉更奇怪。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上文提到的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御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命令驭手掉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

这个故事反映了贵族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因此晋国的将军在战争中遇到楚国的君主，也要行礼致敬。春秋小霸郑庄公有一次大胆地挑战周王室，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还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不过，在周王逃跑之时，郑军并没有追击。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就是说，我与周王作战，是迫不得已，怎么敢再凌辱天子！当天晚上，郑庄公专门派了使者去探周王，并且问候他的左右近臣。

欧洲政治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可就是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另一次战争邲之战中的一个画面。那场战争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军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就是说，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有明显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所以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五

多年思想政治课教育的结果是，“贵族”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它意味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和抱残守缺的价值观。其实，贵族们固然有保守、特权的一面，也有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贵族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勇敢。俄罗斯贵族有为国献身的光荣传统，几乎每个贵族都会把孩子送去当兵，沙皇也经常亲征。《战争与和平》中，贵族安德烈将要走上战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他的父亲老公爵对他的嘱咐是：“记住，安德烈，你要是战死了，我会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是我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安德烈最终因在战场上负伤而死。

这种情景在先秦其实随处可见。和西方封建社会一样，中国上古的贵族都是武士，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翻开《左传》《国语》，我们发现那些贵族个个都能上阵打仗，就连春秋末期的孔夫子，也长于武道，精通射御之术。

春秋时代，整个贵族阶级都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乐。秦国在选择国君时，首要条件就是勇敢：“择勇猛者立之。”楚康王即位五年而无战事，认为是自己的莫大失职。在整部《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历史学家雷海宗认为，一般来说，春秋时的人们大多毫无畏死的心理，他们认为死在战场上是最好的死法。

贵族精神的第二条是重视荣誉，敢于承担。毕达哥拉斯说，贵族的生活是荣誉的，而奴隶的生活是牟利的。确实，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自认为血统是高贵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贱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国人往往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有好处时先上，有危险时先逃。其实，权力也意味着责任。打个比方，西方航海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一艘船沉没时，船长必须最后一个逃生。贵族在上古社会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长。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键时候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献出生命。

公元前541年的时候，在郑国的虢地，各诸侯国召开盟会。这个大会叫“弭兵大会”。“弭”就是停止的意思，弭兵大会，就是停战大会，停止战争，呼吁和平，号召各国和平相处。

但是这个大会正在进行中时，鲁国的大夫季武子就出兵征讨莒国。消息传来，出席大会的楚国代表主张杀掉鲁国的代表叔孙豹泄愤。晋国的大臣乐桓子赶紧去通知叔孙豹，表示要帮他做做工作，免于大难。

不料叔孙豹听到消息后，却拒绝了乐桓子的好意。为什么呢？叔孙豹说：“我来参加诸侯大会，就是为了保卫社稷。我如果避免了大难，各国必然要派兵联合讨伐鲁国。这不是给鲁国带来了灾祸吗？如果他们在这个大会上把我杀了，那也相当于惩罚了鲁国，鲁国就不会遭遇大兵压境之险。所以我宁愿死在这里。”

这就叫承担精神。这件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和《国语·鲁语下》。

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君主齐庄公。事后崔杼找来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却回答说：“按照事实写历史，这是太史的职责。”遂在竹简上直书：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

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乃兄之职，新太史在记载这一段时，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可是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几位太史都被杀了，大义凛然，“执简以往”，准备续写史书，走到半路，听说已经直载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执着，这么硬骨头。

在死亡面前的尽责不苟和从容不迫，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没有选择逃亡，而是走进了船长室。设计师先生对女主人公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脑海里：“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然后他也选择了与他的船待在一起。这就是贵族精神在资本主义早期的遗存：尽责任，敢相当，在关键时候勇敢地迎向死亡。

看过《泰坦尼克号》，相信人们对当年“泰坦尼克号”在沉没过程中，甲板上的乐队一直坚持演奏这一幕印象深刻。在黑夜寒风中，忘我地演奏的乐手的形象，就是贵族精神的最佳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更永恒。

六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越穷越革命，越穷越高尚。其实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贵族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有很大的优越性。财富和地位让贵族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尊严，完善自己的风度，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代一代的贵族教育，在贵族这个阶层培养起一系列比其他阶层更为突出的品质。

贵族精神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性的成长和发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就像酿酒，需要一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所谓培养贵族需要三代，一般来说，第一代贵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发味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洗掉的。从第二代贵族开始，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开始形成与第一代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和价值观。从第三代开始，贵族们追求物质利益和开拓家族基业的激情开始淡化，贵族精神内化到他们的骨子里，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和风度。

因此，贵族文化想要产生和传递下去，首要条件是稳定性。

贵族家族的分家方式保证了其稳定性。贵族们分家采用长子继承制，即由长子承袭所有家产，别的孩子没份。这是因为贵族的爵位是没法分的，父亲是公爵，不可能十个儿子个个是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给一个儿子。有了爵位，就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和财产，所以贵族家的土地不能像老百姓家那样，一分十份，一人一份。儿子们都要争，怎么办？那就法定下来，只给长子。所以就形成了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这种稳定性是贵族精神产生的容器。只有贵族阶层能提供代代相传的、不间断的、高质量的贵族教育。春秋时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课程。礼乐指礼仪和音乐歌舞。射御指军事技能，因为春秋时代战争以车战为主，驾车、射箭的技术是武士所必备。书数是指书法和算术。从“六艺”的内容看，它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既训练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也陶冶人的内在精神情操。这种贵族教育设计是相当均衡而合理的。而在欧洲，贵族的孩子在十岁左右就会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级的贵族家中充当仆童，接受礼仪教育，观摩骑士比武和训练。

稳定的、优裕的、超越了功利追求的生活条件，使贵族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贵的生活，它是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体’的，是因为它达到了这一程度——由于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经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内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进程不再受到制约”。（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据说欧洲贵族家庭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在不必为衣食甚至功名烦忧的前提下，贵族们开始追求更高境界的东西，在这种追求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诗人叶芝认为，只有贵族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因为贵族阶级不再贪图财富而且深明礼仪，所以他们才能使艺术家有闲暇来从事创作，使公众有文化修养来欣赏艺术。

第四章

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一

当然，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会使一个社会失去活力。春秋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是因为列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远比西周时代的空气更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大一统运转良好，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堪称“盛世”。然而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礼制严重束缚住了，除了一个周公，西周前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血缘联系越来越淡漠，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动荡期。在这个动荡时期内，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多极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说用脚投票的自由。孔子见七十二君，就是说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个国家。由此造成社会控制的松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松动的禁锢，人的精神首次获得空前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时，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周既不纲，权利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见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而随着严格等级秩序的破坏，贵族精神逸出了上层社会的樊篱，流布到社会各个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草根活力和创造力结合起来，激活了整个社会的能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期。

首先从贵族精神中汲取营养并推陈出新的是士人阶层。春秋时期，夏商周时代留下来的典籍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时代的“士文化”，可以说是贵族文化的一种延续。事实上，百家争鸣之中，那些起自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惊人智慧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们接续的、依赖的精神资源是旧有的贵族文化。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当然，士人们在贵族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出许多崭新的内容。士人们的心灵冲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锁，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一个个活得顶天立地。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自主的欢欣和自由的快乐，也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们坚持以自我的价值判断为标准，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许多人宁愿舍弃富贵，也要追求人格的独立。比如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齐国於陵仲子“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

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除了士人阶层，其他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独立这些词是不属于贵族之外的其他群体的。到了春秋战国，那些在底层社会的人才终于不再受制于身份的限制，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领为资本，主宰自己的命运。

春秋时晋国的栾氏家族，依仗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与国家作对，相国范宣子为此事极度烦恼。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主动向范宣子请缨，说我可以替你杀了督戎，但条件是你要给我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马上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且对斐豹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就是说，我当着太阳发誓，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记载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在随后的决斗中，斐豹杀掉了督戎，为自己赢得了自由。

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奴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斐豹敢于和堂堂一国之相来面对面谈判，向他的主人开出交换条件，凭的是他的能力。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被解放的奴隶，斐豹身上体现了早期中国底层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而范宣子也为这个奴隶的气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条件，还向他起誓遵守。这说明那个时代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是识时务和通达。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侠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贵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对手赵襄子除掉智伯，为了泄愤，又把他的头颅做成溲器。豫让十分生气，他为了给故主报仇，混进赵府做仆人，想趁机杀掉赵襄子，结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赵襄子得知了豫让为主复仇的动机，感于他的忠义之心，居然把他给放了。

然而豫让仍不死心，于是拿漆涂在身上，使自己身上长满了恶疮，又生吞木炭，让声音变得嘶哑。用自残的方式，化装易形，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伏剑而死。

很多人对豫让的举动不解。因为豫让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在临死之前，有人问豫让：“你当初不为范家、中行家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非要为他报仇？”

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对我并不礼遇，而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一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豫让认为，自己不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而如果你承认我的人格与你平等，对我以礼相待，那么我愿意为你这份尊重献出生命。归根结底，豫让所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在这个时代，平民阶层首次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等级和身份意识牵着鼻子走。

有这种人格追求为基础，春秋时代的侠客们把中国侠文化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基本特征做了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尊严，是侠客们的眼珠。

侠义精神是贵族精神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义与名的珍视，对忠和信的珍视。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叫赵宣子，他是晋国的大臣。刚好那时候晋灵公在位，晋灵公年纪不大，还小，很不听话，赵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讳地劝他的君主。结果晋灵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杀手麑（一个很有力气的人） 刺杀。麑在凌晨到了赵宣子的家里。结果翻墙一看，赵宣子居室内灯火通明。赵宣子起得太早，已经把整个朝服穿得整整齐齐，正襟危坐，在闭目养神。他这种仪容、威仪，麑一看非常感动，他认为这个赵宣子在无人见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时候也都一定是非常认真地办理国事。这样的人绝对是国家的栋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杀他。杀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为是晋灵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没有做，他就不信（没守信用） ，所以麑当场就对着那棵槐树撞头自尽。

读这些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春秋时代的主要创造力出现在底层贵族，也就是士人阶层。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但社会仍然发展迅速，大型都市接连出现，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在大竞争、大动荡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书写了政治大变革、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的辉煌景象。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那是中国漫长文化史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人拥有不逊于甚至超过其他民族的思维强度、力度、穿透力、创造力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人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个人都可能对中国历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贡献。”

第五章

贵族精神的遗失

一

绚丽多彩的春秋战国时代，被一个叫嬴政的人挥剑斩断了。

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长城，而在于他建立了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是天底下最自私的制度。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

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西方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秦始皇以前，贵族的权力地位来自血统，而不是现任国王的恩赐。因此国王并不能随意侵犯贵族的权利，更不能随便动贵族们的封地。贵族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甚至可以与国王分庭抗礼，对最高权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梁启超说，贵族政治是宪政民主政治的最好基础：“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贵族政治，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贵族之对于平民，固少数也；其对于君主，则多数也。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当之权利，于是国宪之根本即以粗立。后此平民亦能以之为型，以之为楯，以彼之裁抑君主之术，还裁抑之，而求得相当之权利，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盖亦有由矣。”

但是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度之后，贵族阶层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皇帝制度标志着一种全新统治方式的诞生：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对各国贵族大加杀戮，没杀的也大部分流放或者迁徙。秦国原有的贵族，在皇帝制度建立之后，也几乎没有了特权，也和其他阶层一样沦为皇帝的奴仆。皇帝制度下，整个国家内没有任何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对皇权进行有效制约。皇帝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一切利益都依靠皇帝的恩赐，一切权利都变得没有保障。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一统。只有在皇帝制度之下，才真正做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却是自由、开放、多元的。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现在他没别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自由，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利。

至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当然地位更为恶化。一个国家的国王过于残暴，国民可以选择向别的国家逃亡。因此国君们都不得不多多少少自我克制一些。而现在，全天下的人没地方可逃了。他们只能听任秦始皇一个人作威作福。

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秦始皇是靠军队、靠征服取得成功的，所以他相信暴力和恐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用长城和大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囚禁猎物的大监狱，依靠枪杆子和严刑峻法，把所有猎物都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在这个过程中他只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人民是有思想的。于是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全力取消民众的思想自由，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所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二

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中国文化特别是上层贵族文化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毁灭性打击。

没有了贵族文化是什么结果呢？俄国小说《沦落的人们》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总结了贵族精神消失的后果，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自从贵族开始饿死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人了……只剩下些商人……商人是什么？……商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暂时披着人皮罢了。他粗野，他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没有祖国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比五戈比铜币更高的东西……他们不但是贵族的敌人，也是所有高尚的人的敌人，他们贪求无厌，不会把生活装点得美丽些。”

换句话说，没有了贵族，一个社会也就没有了精神旗帜，失去了超越性，也失去了精致和优雅。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优雅、高贵无处容身，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主义、贫困文化和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 尔斯·威尔伯语） 贫穷使人的行为被现实利益完全控制，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风度，不再有超越性。贫困文化进一步沉沦，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为了一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日本人渡边秀方这样评价中国人：“中国人有什么事都专讲实利与自利的性质，所以商业方面，是很拿手的。商业上所必要的宽大的忍耐的性质，是充分所有着。中国人别样事情都是很迟钝，唯商业方面则非常机敏可敬……他们只要能得钱，体面、主义、意见那些麻里麻烦的事都一概不讲的。”

在秦始皇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贫困文化或者说底层文化日益取代贵族文化。秦代末期的楚汉之争，就是底层文化战胜贵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结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并且把底层气质注入最高政治当中。

汉高祖刘邦是一个起自底层的流氓。刘邦从小没读过书，也看不起读书人，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他没有名也没有字，兄弟四人中他行三，所以人家叫他季，就是“刘老三”的意思。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年近四十，还没成家立业，只不过在朋友帮助下混到了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亭长主要职掌“逐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乡派出所所长。这个位置倒十分适合刘邦的流氓脾气。

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公元前206年，楚汉交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当了俘虏。项羽在军前架起烧锅，把刘邦的父亲放在案板上，要挟刘邦说，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锅。谁知刘邦居然嬉皮笑脸地说，当年咱俩曾结拜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们儿既然打算把咱爸烹了，可别忘了给兄弟我留碗肉汤。项羽见刘邦一副流氓腔，没有半点办法，只好拉倒。

项羽祖先是战国时代的贵族，他身上残留着贵族的高贵和高傲，是一个个性分明的伟丈夫。楚汉战争当中，一次两军对垒，刘邦手下一个神射手叫楼烦，连射死楚军三员大将。项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自己站出来了。“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就是说，楼烦想射项羽，项羽往那儿一站，眼睛一瞪，大吼一声，楼烦吓得屁滚尿流，跑进军营当中再也不敢出来了。

乌江之战的结果更说明了项羽身上难以化解的贵族精神。乌江之战，项羽本有机会逃亡，因为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营救项羽。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和随扈亲兵全都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追杀的汉军短兵相接。这无疑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项羽受伤十多处，最终不支，自刎身亡。项羽以战死这种方式，维护了他最后的尊严。如果放弃战斗，举手投降，那就不是项羽了。

项羽死得很光荣，然而这个光荣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斗争的结果，是贵族精神失败了。贵族太好面子，太讲规则，而流氓则更厚黑。在一个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后者当然更有竞争力。项羽的死，象征着贵族精神的失败。满嘴粗话的地痞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从那时候起，中国式竞争就变成了比谁更痞，谁更赖，谁的脸皮更厚，谁更残忍不在乎。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

一

秦王朝的自私和残暴太赤裸裸了。皇帝制度这个新型政治怪物在诞生之初毕竟不够完美。秦始皇父子的政治风格过于率真，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完全无视人民的力量，终于如泥足巨人一般瞬间轰然倒塌。

秦始皇被钉上了耻辱柱，但是他发明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统治者的一致坚决拥护，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不过，秦代的瞬间崩盘毕竟给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反面样板。汉代帝王从秦始皇身上得到了两个教训。一个是吸食天下膏血不能太急，容易噎死，要细水长流，细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贪欲不能直接昭之于众，必须加上一重伪装。刘邦提倡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就是等蛋糕做大再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学说作为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同造屋一样，秦始皇浇筑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的制度基础，而汉代的最大发明是抓意识形态建设，抓软实力建设。就好比对房屋进行了装修，使强硬的专制制度更有弹性和欺骗性。实质上，汉王朝就是升级版的秦王朝，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汉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喜欢严刑峻法，打击敢言之臣，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专用王道，肯定翻车。”（“孝元皇帝，宣帝太 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 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 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 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

二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诛身”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诛心”。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在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儒家大学者董仲舒建议说，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觉没有主心骨儿。他郑重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政治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千余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先秦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不惧，潇洒绝尘。

而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先秦士人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独尊儒术”，许多儒家大学者成了汉代的高官。匡衡、张禹、翟方进、公孙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说，因为学术地位高当上了宰相。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精明而滑头。一举一动，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比如公孙弘，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凭着这张“文凭”当上了公务员。入朝之前，他摆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架势，动不动就批评几句朝政，由此获得了知名度。进入官场以后，却很快“成熟”起来，以“曲学阿世”而闻名。每次召开御前会议，他都顺着皇帝心思，附和皇帝的决定，不肯坚持原则。有时候，几个同僚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他马上就背叛同事，讨好皇帝。（“每朝会议，开陈 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 约以顺上旨。”） 因为这样两面三刀出卖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净净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三

当然，这只是汉代知识界风貌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独尊儒术只是一个模糊的口号，更为明确、精致、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的技术，比如科举制，还没有发明出来。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因此，汉代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重名誉。

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的高自杀率。许多官员获罪被关进监狱后，都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小吏之辱。

西汉的盖宽饶个性刚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宽饶一听，拔出佩刀，在北阙之下，自刭而死，一时震动朝野。（“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汉元帝时的著名经学家萧望之想打击外戚势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了，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说，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于是横下心来，将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张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在车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后的体面……

汉代甚至还出现过“决斗”之风。西汉末年的周党，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的“复仇之义”，激起胸中往事，便辍学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很有风度，让乡佐先动手。决斗的结果是白面书生打不过身强力壮的乡佐，流血过多，昏倒在地。乡佐服其勇气，雇车把他迎回自己家中，亲自伺候，直到他苏醒。（“周党……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发党徭道，尝 众中辱党父，党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 克日交刃。乡佐多从兵往，使乡佐先拔刀，然后与相击。党为其所伤，困 顿。乡佐服其义勇，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 这一故事听起来更像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清代学者赵翼因此评价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

东汉的读书人还开了中国历史上“学潮”之先河。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朝政极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为人刚直，公元153年，他因为反抗宦官，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刘陶愤然拍案而起，率领数千名太学生“闹学潮”，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书。头一次遇到学潮，皇帝一时摸不到头脑，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诬陷皇甫规，又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规。

东汉末期的“党人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东汉宦官兴起了两次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反对派，也就是“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将“党人”的领袖李膺“禁锢终身”。但这并没有吓倒读书人，李膺被罢后，威信更高，被士人列为当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打击。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员，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虽然政治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汉代知识分子那种“杀身以成仁”的气节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汉代士人虽然在思想领域没有什么创造和开拓，却用鲜血和生命为自己筑起了流传万世的纪念碑。徐复观说：“东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史中能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贫富贵贱安危于不顾，绳绳相继，在政治极端黑暗中，做出各种不屈抗争的节义、名节之士。”

不过，汉代知识分子反复抗争最后归于失败的遭遇也告诉了后代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权力斗争，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权力而不是理想。这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十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在两次党锢之祸后，其他朝代极少再出现汉代那样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行动。

四

汉代的专制之网还远没有后世那样严密。汉王朝一方面提供了数百年的和平时期，使人性不至于在极端残酷中迅速恶化；另一方面，汉代统治技术的粗糙，给社会各阶层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间。生活在汉代的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朴单纯。

汉代仍然尚武。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面。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腰带十围”。这都是美男子的样板。女性美的一个要件也是身材高挑丰满，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多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

后世议论汉武帝时，常有人批评他穷兵黩武。然而击败匈奴，毕竟是中国对外战争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战争的规律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只有汉朝军队能让在欧亚大陆威名赫赫的匈奴闻风丧胆。在汉武帝的大胆任用下，二十多岁的天才将军霍去病率领汉人，出陇西，过焉支，越祁连，绝大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犁庭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腹地数千里，兵锋抵达今天中亚的贝加尔湖。当匈奴浑邪王率十万部在降与遁之间犹豫不决时，是霍去病单骑驰入对方阵中，厉声命令浑邪王杀掉主张逃走者，以惊人的胆量慑服了浑邪王，保证了整个部落顺利归降，这种气概在后世很难复制。

汉朝军队的强大战斗力，是建立在汉代人的尚武精神之上的。汉代贵族社会经常举行比武。贵族们正式的体育活动是扛鼎比赛，相当于今天的举重比赛。汉武帝在宫中专门设立了鼎官，以判定殿前举鼎比赛的成绩。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刘胥，都以力能扛鼎留载史册。

汉代画像砖石上，角力、比武是常见的内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画像上经常出现人与老虎、野猪等猛兽搏斗的场景，这些画面不是想象，而是现实生活的忠实记录，其惊险程度在今天看来还令人惊心动魄。汉代著名士人中，司马相如、田畴、崔琰都以善于击剑而闻名，王充则经常练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则曾经在兽圈中用刀杀死过野猪。

汉人率直、粗朴，在男女关系上相当通达，汉代墓葬当中男女裸体恩爱图像屡见不鲜。在汉代，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上，画着一位插笄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而坐，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就是汉代宴饮男女“杂坐”的情境。汉代妇女改嫁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张负的孙女前后改嫁了六次，汉景帝的皇后王氏曾经离异并与前夫育有一女，曹操在遗嘱中还特别嘱咐他的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 ，这些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会跳舞。高晓松说：“在我曾游历过的数十国及本国数十民族里，汉族在能歌善舞这一单项可排名倒数第一。”阿城也说：“中国汉族很久很久以前就不会跳舞了，普遍是看人家跳舞。”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是非常能歌善舞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吃饭时酒酣耳热后经常离席，跳上一段。直到汉代，载歌载舞仍然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汉代宴会上，经常“以舞相属”。也就是说，吃高兴了，主人先起来跳上一段儿，跳罢，一位客人站起来接着跳，然后第二位客人再上场继续跳，如此循环一圈，才算尽兴。汉景帝年间，诸王来朝，和皇帝一起吃饭，边吃边跳舞。长沙定王刘发的舞姿很奇怪，他“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景帝大笑，遂给他增加了封地面积。（《汉书·景十三王传·长沙定王 刘发》注引应劭曰）

星移斗转，汉代人的精神气质大部分在今天被称为“汉人”的后代身上已经不能复识，但是汉砖画像中记录的汉人风貌至今仍能触动人心。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一

不仅汉代人刚劲慷慨，事实上，从汉代到唐代，中国人身上一直保持着尚武、通达、开放的雄性气质。

这种精神面貌是由社会结构背景决定的：从汉代到唐代，中国是“士族社会”，这种社会与先秦贵族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秦始皇结束了贵族社会，虽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王朝，但是强大的历史惯性决定汉代还不能一步跨入平民社会。

秦始皇的制度设计，是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以方便皇权从社会上毫无障碍和最大限度地汲取膏血。因此，秦始皇全力打击贵族、打击大户，建立平民社会。他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老百姓家里只要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就必须分家，以此使富家大族迅速原子化。他不再任用贵族当官，而是训练大批“技术型官员”，并且将其任免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他的目的很简单：要扫平皇权与底层社会之间的一切障碍，把皇权扩张到每一个细胞，每个人都平等地成为皇帝的奴隶。

然而，贵族社会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皇权的扩张有其必然的规律，即使是再恐怖的癌细胞，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蔓延到全身。秦始皇背离传统的高速急转弯，终于导致秦朝的翻车。汉代以后的历朝皇帝吸取秦代经验，不得不从法家激进主义立场上，从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先秦社会传统。

“贵族社会”借尸还魂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汉代发明的“荐举制”。所谓“荐举制”，也就是由地方官推荐地方上的人才来当官。在无法进行大规模考试的背景下，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自然首先会在自己更熟悉的上层社会，甚至是同僚朋友之家寻找发现人才。因此王符在《潜夫论·交际篇》中说，东汉末年“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也就是说，推荐人才，总是以名门大族为先。仲长统也说：“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说明当时选拔官员先看其门第，已经形成一种惯例。底层社会的人才，除非特别杰出，声名远扬，否则很难进入地方官的视野。因此“荐举制”的结果必然造成官位基本被上层社会垄断。

所以，尽管汉代特别是西汉不乏布衣之士以儒学入仕的个案，但是高级官员大多数都出身世家大族。《汉书》《后汉书》及主要汉碑中现在所能找到的两汉“孝廉”（就是被地方官推荐的人） 之中，能确定其出身的一共一百八十四人，其中出身于官员贵族之家的一百二十八人，出身于地方豪强大地主之家的十一人，两者相加，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到三国时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后，士族子弟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世仕州郡”，几乎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制度。直到唐朝中期，士族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张泽咸说：“杨坚代周，只打击了北周统治者宇文氏家族，对于关中士族以及齐、陈境内的河北、山东与江南的士族很少创伤。著名头等大族崔、卢、李、郑、王等姓在隋代仍是声势显赫。”因此唐代门阀观念依然盛行，比如李世民就有着浓厚的“门阀”情结，他即位之后，曾命高士廉修订《氏族志》，重新排列士族等级。虽然隋代就发明了科举制，但科举直到宋代才成为最主要的选官方式。唐代二百八十九年间，进士及第年平均只有二十二名。唐代士族仍然在社会上具有排他性、世袭性的优势，依然“官有世胄，谱有世官”。

因此，从汉到唐，中国社会兼具“平民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双重面貌：一方面，中国是专制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从体制上来讲，官位都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贵族继承；但另一方面，“荐举制”导致在皇帝和平民之间，又恢复了一个类似贵族的稳定而强大的“士族”阶层。“门第”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标准，虽然高级官位不再世袭，但却由上层社会垄断。因此，从汉代到唐代，中国社会可以称为“半贵族社会”或者“士族社会”。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层社会中的人才除非极为突出，否则无法跻身上层社会。下层文化因此也就无法侵蚀到社会上层，类似于贵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就在这种上下隔离的半封闭状态中发育成熟。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贵族传统在郡县官僚制的外壳下一定程度上悄悄复苏。

二

对于“世袭”，我们一直持批判态度。其实在科举制成熟以前，这种世袭也有其必然性。

在科举制兴起以前，底层社会的教育很不普及，教育资源基本上都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提供完整、良好的教育。曾经有大臣问魏孝文帝，为什么选官时那么重视门第，孝文帝回答说：“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也就是说，“君子之门”子弟即使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才能，但是长期受家族的教育和熏陶，通经史、习礼仪、熟悉典章制度，当起官来更有优势。

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士族社会中选拔人才，靠的主要不是官员政客的权力交易，而是家族声望。一个家族的文化积累和门风传统，是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标准。比如“（魏元） 帝欲以（荀） 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旧望清重，此人又忠勤显著，这两点决定他应该被委以重任。

个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础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文化积累和文化名望的竞争。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许多门第之家绵延百世，背后支撑的是学术的力量：“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确实，从汉末到东晋初年，那些单纯凭权力和财富而能世代延续的大姓门第不多。经历动荡而留存下来的家族，基本都是凭名望服众的士族。许多教育传统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传，根深叶茂。比如颍川钟氏从汉代的钟繇到唐朝中叶五百年间，世系不断，几乎每代都有官宦。

这种情况导致世家大族对教育无不极其重视，为保持自己的文化优势无不殚精竭虑。士族为了传承家族精神，制定了林林总总的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素范，家长辞世，也往往留有遗言、遗令、遗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颜氏家训》一书，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经典。王伊同在《五朝门第》中说：“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见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积淀和教育水平，确实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拟的。新起的家族门风教养与旧门也就是历史久远的家族相比一目了然。《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东晋时，谢奕、谢安的弟弟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虽然谢氏在东晋已经是一流高门，但因门第晚出，仍然会被旧门阮氏公然蔑视。人们对门第的重视和对暴发户的蔑视，无非就是因为其文化根基、家风和教养的不同。

因此，士族社会中，上层文化可以以家族为堡垒，一脉相承，越积累越深厚越精微，传递数代之后，上层文化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呈现出贵族文化的特质。在中唐以前，以荣誉感为核心的上层文化一直是士族社会的主流文化，整个社会保持着强烈的文雅特质。而文化世家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比如东汉的那些著名宰相与东晋的王谢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当中，绝大多数仍然是出身士族。

这是“魏晋风流”产生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背景。

三

在整个士族社会阶段，魏晋的精神风貌最为特殊。魏晋士人的精神风骨，在从秦朝到晚清两千年间，独一无二，空前绝后。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召，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后，紧接着就是司马氏建立西晋王朝，新王朝立足未稳，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永嘉之后，北方陷入十六国割据，江左出现了东晋政权。淝水之战之后，南北对峙局面正式形成。其后则是南朝、北朝政权的不断更迭。

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徵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抑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权力，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罢黜天子，以至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 族们） 犹昂然以门地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政治权威的崩溃，意味着儒学也不再是唯一价值体系，士人们的头脑挣脱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樊篱，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这是继春秋之后第二个价值失范、礼坏乐崩的时代。“布衣横议于下……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典论·论文》） 魏晋士人对庄子和佛学的兴趣头一次超过了儒家经典，由此导致了玄学的兴起。

哲学是非功利的产物。在西方，哲学是贵族们的专利，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生活的压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晋时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于类似的环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着一种时髦的活动，叫作“清谈”。其形式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人们挑选一个清幽安静的场所，比如园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铺开棋子方褥，靠着斑丝隐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 多） 娓娓而谈。他们激烈地辩论人究竟该怎样活才算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如何协调个体和社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数日不休。

因此，魏晋时代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觉醒，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集中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对死亡的思索和哀伤。像曹氏父子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这种对彼岸世界的思考，是修齐治平时代士人无暇也无意顾及的。

魏晋士人思考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也不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伦理教条的注解，而是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竹林七贤”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这个文人群体优游于山林之间，以纵酒谈玄、放任洒脱著称。他们人品各异，观点有别，人生际遇更不相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人活着应该不受“名教”的约束，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他们主“我”重“情”，特别强调一个“真”字。因此，才出现了种种后人不解的行为。

和“竹林七贤”一样，魏晋士人普遍以“真”为美，珍视真本色、真性情。《晋书》上说：王羲之少年时代，就很有个性。郗虞卿听说大族王氏家中，几个孩子都英俊不凡，就命媒人到王家选婿。其他几个孩子都竭力修饰自己以待客，只有王羲之袒着肚子躺在东床上，神色自若地吃着胡饼。媒人回去告以此情此景，虞卿说：“这个吃胡饼的人才真是好女婿啊。”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

魏晋时代画坛巨匠顾恺之身上“魏晋风度”更为典型。此人喜好清谈，“好矜夸、好谐谑”（好吹牛，好开玩笑） ，“率直通脱”，史称他言谈举止，“痴黔各半”。也就是说，有时很机巧，一语道破天机，有时又很难解，让人莫名其妙。他被时人称作“三绝”（画绝、才绝、痴 绝） 。他年少轻狂，曾经袋里无钱，却在瓦棺寺写捐百万，最后靠画维摩诘一躯，赢得看画人一捐逾百万。这种传奇式的故事，在春秋之后实在不可多得。

四

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气绝佳。在今浙江省绍兴市西南十三公里的兰亭，四十一名峨冠博带的文人，正列坐在清澈的兰溪之畔，纵酒欢会。他们把一种叫作羽觞的轻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顺流而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众人诗兴大发，很快得诗三十五首。席中五十岁的王羲之更是逸兴遄飞，他命人取出特制的鼠须笔和蚕茧纸，借着酒意，即席挥毫，为众人写下了一篇诗序。

座中诸人可能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将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连王羲之也没有意识到，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已经在他微醉之时不经意间诞生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衰落时代，却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无比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与中国书法一样，中国绘画、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都出现了突破性发展。顾恺之、陆探微等在中国绘画史上划时代的大家纷纷涌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山水田园诗，诞生了陶潜、谢灵运、谢朓等大诗人。在音乐领域，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直指内心的千古绝唱。

自由洒脱的玄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复制的传奇。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衰落的时代，却是中国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井喷时期”。在这漫长而动荡的近四百年中，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现出缤纷绚丽、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它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是由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都诞生于时代的撞击之中。因为乱世往往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在思想文化方面提供了多元生机。因此，在士族社会中，最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不属于汉代，不属于盛唐，而独独属于魏晋南北朝这个纷纭复杂、号角声不断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春秋战国，催生了先秦诸子，催生了百家争鸣；第二个大动荡时代魏晋南北朝，则催生了中华文明和艺术质的突变，为以后隋唐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与阳光

一

如果你穿越回大唐的长安，你会惊讶于唐代妇女的服饰。

传统的中国女装像粽子，把手和脸之外的所有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似乎春光稍泄天就会塌下来。但是在盛唐的长安，居然出现了西方妇女那样袒胸露乳的“时装”。这种服装领子开得很低，不着内衣，胸乳半露于外。为了充分突出细腻的肌肤，裙子往往以轻纱为质地，露肩裸背，行步之间，春光四射。唐诗中这样描写这种风韵：“粉胸半掩凝晴雪”（方干《赠美人》） ；“雪胸鸾镜里”（温庭筠《女冠子》） 。

唐代女人的“自由度”不光表现在服装的惊世骇俗上。唐代人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离婚改嫁在唐代是家常便饭，丈夫固然可以“休妻”，妻子不高兴了也可以“离家出走”。因为再嫁不难，人们一嫁再嫁，也不以为耻。就以公主为例吧，唐肃宗以前唐代前期几位皇帝的公主中，再嫁者达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则有三人。

在唐人那里，性还没有变成需要遮遮掩掩的罪过，文人们甚至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比如白行简的《天地交欢阴阳大乐赋》。唐代人在性上比较随便，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大历年间的民女晁采，与邻家男孩文茂“自由恋爱”，“乘间欢合”。晁母得知之后，居然说：“才子佳人，自应有此。”遂把晁采嫁给了文茂。所谓节烈观念在唐代虽然也有人提倡，但实践者不多，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 000人，而唐代只有51人。

唐代上层社会，对性更是持宽容甚至放纵的态度。文人狎妓是公开的时尚，李白这样无职无官之人固然可以“千金骏马换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白居易这样的“高级领导”也公然养妓。后世宋人读到这些，惊异之余，不胜感叹：“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后世所谓“脏唐臭汉”，指的就是唐代上层社会的淫乱之风。确实，唐代的王公贵族们在这方面是有点离谱了。武则天公开养“面首”就不说了，唐中宗的韦后先后与武三思、杨均、马秦客等人私通，为史所明载；唐肃宗的女儿郜国公主在丈夫早卒之后恣情纵欲，阅人无数，“秽声流闻”；唐顺宗的女儿襄阳公主下嫁张克礼后，性情“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如姑”。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了房玄龄的小儿子房遗爱，婚后这公主嫌一个老公不够玩，还跑到外面找和尚和道士。为了补偿，她找了两个美女供老公享用，夫妻之间“各行其是”，生活倒也相当“和谐”。

这些床笫秽闻其实反映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妇女解放”的年代。在其他朝代，女人们“笑不得露齿”“行不得动裙”“站不得依门”“出门不得露面”。而唐代的女人不但可以在上元节、端午节、七夕节出来游玩，平时也可以自由参加种种娱乐活动，如《开元天宝遗事·探春》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人的女权意识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不但出现了上官婉儿、韦后、太平公主等一系列弄权的宫廷女性，更产生了唯一的女皇帝。这种宽松的环境使唐代女人性格独立而刚强。《隋唐嘉话》记载，任瑰的妻子柳氏是著名的妒妇，甚至连皇帝的账都不买。唐太宗赐给任瑰两名宫女做小妾，柳氏说什么也不同意。唐太宗听说，不相信天下有敢违抗圣旨的女人，遂召柳氏入宫，说如果你还不从命，就赐你毒酒自尽。柳氏居然昂然不屈，说死就死，没什么大不了。唐太宗命宫女拿来一杯醋，谎称毒酒，柳氏竟一饮而尽。搞得唐太宗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命任瑰在别的地方再盖一处住宅安置两名宫女。“吃醋”这个词就是因此诞生的。当然，刚烈表现并不全是妒妇，而更多的是侠女。阅读唐代小说，你会发现其中女性大多侠气逼人。比如打抱不平的荆十三娘，为民除害的李诞女，以及夜奔李靖的红拂。她们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报恩复仇矢志不渝，或身怀绝技铲除邪恶，个个刚猛豪侠，与其他朝代中国人喜欢的女性形象大异其趣。

唐代之所以如此被今天的中国人推崇，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现代气质”。与“妇女解放”类似，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具有“体育精神”的朝代。中国皇帝多不喜欢运动，独唐代除外。马球是唐代的“皇家运动”。唐代贵族马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甚至在金城公主出嫁西藏这一外事活动中，还出现了“马球外交”。据记载，“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代宫廷球队举行的马球对抗赛。球赛最终结果，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秀为一方的唐代球队获胜。特别是后来登上皇位的李隆基在这场比赛中发挥十分出色，“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献诗。”后来直到花甲高龄，唐玄宗仍打球不辍，同羽林军将士在骊山脚下的球场上驱马争夺。唐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更盛，唐僖宗李儇甚至曾经说过：“若开马球进士选，我当为状元。”他在逃亡期间，也不忘身带马球。

二

唐代的种种与众不同，都源于这个朝代的宽松、自由。而这种宽松自由，又是因为数千年汉族文化中那优质、健康、成熟的部分，和北方少数民族天真、刚劲、开阔的气质的偶然结合，催生了独一无二的自然、丰盛、灿烂。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也是中国历史不可超越的顶峰。那是中国人最自信、最放松、最自由的如同鲜花着锦的一段时光，不但绝后，而且空前。

唐代皇帝是胡人。李氏家族父系到底是不是汉人迄无定论，但是母系是胡人则毫无疑问。陈寅恪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渊的生母为鲜卑人，他有十九个女儿，女婿近半数为少数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唐高宗李治的生母也都是鲜卑人。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汉族，几代连续杂交混血，也使得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而唐高宗李治，最多只有八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从隋炀帝烝父妃、唐太宗纳弟媳、唐高宗以父亲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以儿媳杨玉环为贵妃等种种事看，他们的风俗习惯的确带有浓重的“胡风”“胡气”。

少数民族做皇帝，唐代并非空前绝后。但是唐代与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数民族血统是隐蔽的。盖古人观念之中，父亲提供了全部的遗传基因，母亲只提供了血液营养而已。所以在社会心理上，唐代帝王从来没有被当作少数民族看待。这是隋唐与元朝和清朝至关重要的区别。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与清代皇帝那样，对汉民族及汉文化抱着恐惧提防心理，同时又拥有根植于少数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们博大开阔的胸怀与视野。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

这种“胡气”使唐初诸帝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态。唐太宗宣称，他没有民族歧视心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唐代公主和亲于史可据者有二十三次，且并不视为屈辱之事。唐代对异族人的任用，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前朝后代几无可比拟者。据统计，唐代少数民族宰相即有二十四人，分别来自十五个民族。将军、节度使多不胜数，以至《唐书》专立《诸夷蕃将传》。

唐代前期帝王大都自信大度。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者，当数唐太宗。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感情，自信而又能信任他人。唐代高层政治中，充满了人情味儿。性格豪放的唐代帝王对体制上的贵贱尊卑原本不那么在意。臣下偶尔失仪，在其他朝代多被严谴，在唐代却往往不被当回事儿。以开元盛世时“班秩”为例，“在朝百僚，多不整肃”，“或纵观敕旨，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远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哗，或行立怠惰，承宽既久，积习如常。不增祗惧之容，实紊矜庄之典”。上朝之时，有人在那儿读公文，有的聊天，有的还作文章，更有人站没站样，靠没靠样。这样的情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出现。

唐宣宗时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

宣宗宴罢，见百官与卫士拜舞，遗下果实食物，上怪之。咸曰：“归献父母，及遗小儿女。”上敕大官：今后大宴，文武官给食分与父母，别给果子与儿女，所食余者听以手帕裹归。遂为故事。

就是说，唐宣宗请百官吃饭，饭后百官行礼之时，不少人怀里都滚出水果点心。皇帝很奇怪，百官纷纷说，这是回去给爸妈和孩子们尝尝的。皇帝于是下令，今后大宴，专门给百官的父母儿女准备些点心和水果带回去，着为定例。

把一桩朝拜失仪事件变成了一件流传史册的美谈逸事，这只有在唐代能够发生。

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唐代皇帝也往往能够注意尊重他人，而尽量不偏袒自己的骨肉。《因话录》卷一载：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而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就是说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做了驸马。有一天，和公主吵起架来，郭暧骂道：“你觉得你老爸是皇帝就了不起吗？那是我老爸不愿意做才让你老爸做的。”公主哭着回宫向皇帝告状。代宗皇帝说：“你还小不懂事，郭暧说的是老实话，如果郭子仪要当皇帝那皇帝早就是他的了。”说完也哭了，不过还是让公主回家了。郭子仪知道这件事后，就把郭暧捆绑起来，亲自带到皇帝面前发落。皇帝安慰郭子仪说：“常言说得好，‘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两口在家里吵架，你就装作听不见就行了。”赏赐了郭子仪一些物品，让他回去了。郭子仪回到家里，打了郭暧几十杖了事。

这种事在其他朝代，实在不可想象。

因为君臣上下森严关系的淡化，双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乱”之忌。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们的作品一样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论倜傥”，或“诡激啸傲”，或“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

天宝初，李白奉诏入京既不诚惶诚恐，也无受宠若惊之态，他“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都“不觉无万乘之尊”。

初唐的时候，有一个叫员半千的人，考中了进士，却没有官做，于是给武则天直接写信，信中说：“臣……于今立身，未蒙一任……陛下何惜阶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抑扬辞翰？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一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

那意思是，我要向你推荐我自己。你不了解我，我有一个办法让你能够了解我。你招三五千天下才子，和我一起考试，考六种文体。如果有一个人的成绩排在我的前面，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向天下才子谢罪。

这封信放到别的朝代，作者早被杀头了。在唐代，他不但没有被杀头，后来还做了奉阁舍人，专门起草诏书，参与国家大政方针。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点是宽大通脱，文网也非常宽疏。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对于那些只知“顺从”“顺旨”之人他严加斥责：“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说你这个人从来都唯唯诺诺，没有独立见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统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三教并行，信仰自由，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以示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唐高祖、高宗、德宗时代，都曾经召集过儒师、沙门、道士进行讲论诘难。三教并行，自由竞争，终唐一代持续不绝。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普遍的自由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高适也才能公然在诗中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册的杜甫诗中都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这样写：“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非儒薄孔，非圣薄尊，在唐代人眼中习以为常，并不视为大逆不道。

所以唐代言无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你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南宋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他罗列一长串例证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

“宫禁嬖昵”这样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复极言”，那么对“当时事”的抨击的无可顾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唐人对时政的讥讽、揭露，间或有碍作者仕途，却从没有人被指为“污蔑、攻击”而遭到贬杀。白居易创作乐府诗“规讽时事，流入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他的《长恨歌》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诉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还作诗纪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三

这种宽松的环境，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学士画家书法家，个个个性十足，举止率性。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文人的喜怒哀乐，倾泻而出，毫无滞碍。他们勇于标新立异，作品风格迥异，流派纷呈。后人评价唐诗“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

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开放性。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外邦远洋人有日本晁衡、新罗崔致远、大食李彦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因此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和融合，它以博大的胸襟如“长鲸吸百川”般地吸收外域文化，从其他文化中采撷英华。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杂技、魔术，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拥而入。唐朝敦煌壁画中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霓裳羽衣舞》，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胡食”“胡服”也随着具有胡汉混杂血统的隋唐皇室的入主中原而风靡朝野，为隋唐中原文化注入了刚强热烈的生命活力。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

第一节

文弱的宋朝

一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帷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写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凡是唐代的事物，无一不博大恢宏，健硕丰盛。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韦炯墓壁画中那肥硕的女子和强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双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飞扬的骏马，无不体现出唐人强烈的自信和力量。而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晋祠的侍女像，艺术评论家说它的特点是“流畅、秀丽，特别是在刻画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这尊侍女像一样，宋代雕塑体形普遍变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们均以小巧细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胜。

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这几种热烈、奔放、大气的意象正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别是牡丹，因为其热烈奔放、艳压百芳的强劲感官冲击力和至强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为唐代的国花。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气，宋瓷精致。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

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唐朝文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李白“十五学剑术”，“一射两虎穿”；岑参“近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他们下马能饮酒，上马能杀人：“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李白《白马篇》） 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宋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诗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

二

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后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

篡弑和兵变是五代十国的主旋律，每个政治人物的辉煌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欧阳修有过一个统计：“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也就是说，五十三年间，换了五个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杀的皇帝有八个，其中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甚至三四岁就死于非命。

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梁太祖朱温、闽主王延钧、赵王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等人都是死于儿子（或养子） 之手。兄弟相残更是司空见惯：梁太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到后梁灭亡时，八个儿子（养子） 一个不剩。五代十三帝中，除唐庄宗、周世宗留了几个子嗣外，其余十二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斩草除根。

枪杆子决定一切的世界，实在太让人绝望了。费尽心机得来的荣华，转眼又成泡影。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同归悲惨结局。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头子来进行竞争。

三

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

开国不久，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赵匡胤把禁卫军的最高统帅权一分为三，变成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称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帅”三足鼎立，谁也无法独立掌握禁军。

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就是说，这“三帅”平时可以训练和指挥禁军，但是没有权力调动禁军。调动权归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没有枢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别想调动一兵一卒，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

赵匡胤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他把武将排除在最高权力中心之外，朝廷大事，武官没有什么发言权。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武将晋升中比文官凭空多设了许多等级：“（武将） 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王栐《燕翼诒谋录》） 因此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宋史·曹彬传》记载，即使是曹彬这样位居枢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地命车夫驶入旁街小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四

除了给武将戴上枷锁，赵匡胤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970年） ，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

赵匡胤的子孙们十分重视祖宗的这条“祖制”。淳化二年（991 年） 、天禧五年（1021年） 、景佑二年（1035年） 、庆历八年（1048 年） 、嘉祐七年（1062年） 、宣和六年（1124年） 、宣和七年（1125 年） ，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禁止的地域范围从首都扩展到了全国，武器种类则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又叫畲刀、博刀、拨刀） 来开荒种田。天圣八年（1030年） ，宋仁宗却下诏禁止老百姓再使用这种刀：“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诏重申此令，并规定，不但使用者有罪，连造刀的人都要严惩：“广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锻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论。”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以至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宋会要辑稿·刑法》载天圣五年（1027年） 诏曰：“神社枪旗等严行铃辖，如有违犯，内头首取敕裁，及许陈告。”宣和六年，朝廷又一次强调，带刃的家伙，一概不许使用。朝廷建议说，在祭祀活动中需要仪仗的时候，可以用木头做成兵器形状，贴上锡纸冒充一下。被史书中的刀光剑影吓破了胆的宋代皇帝对武器的提防，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五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设“三司”来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在地方上，他同样也大行其“分权”和“制衡”之术，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许三年。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他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来监督知州。他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爱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能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六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有人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 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时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诂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堕，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

七

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

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象的原因。

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象组合。分析这四种意象，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情操；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的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朱建 军语） 。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携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弥漫着对人生的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崔颢语） ，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八

亡国灭种的威胁，是理学兴起的直接原因。

在死亡面前，宋代士人不自觉地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开始到超越生死的佛教禅宗之中去寻找精神力量。外在的环境是如此动荡不安，他们只能依靠内心的强大去适用锚定自己的命运。在宋朝以前，中国人并不压制自己的欲望，活得健康而自然。而从宋代开始，不会骑马的士人们不能比赛疆场杀贼，只能比赛谁更能“杀心中贼”，也就是谁更能“克人欲，存天理”：他们必须磨砺自己的意志力，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逆境面前都能生存下去。

心理学家朱建军说，理学的兴起，其实是基于一种心理误区：“宋代中国人没有了自信，因此他们靠守节来获取安全感。在他内心中隐隐约约以为，只要他用强意志力谨守一些细微的行为准则，灾难好像就不会降临于他。这迷信的想法使他尽心竭力地坚守一些也许本来是很无谓的行为准则。”这种心理误区使中国知识分子从宋代开始都染上了“强迫性人格”，都成了完美主义者。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标准非常高而不切实际，要求自己必须成为“圣人”，不允许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理安全。这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背景。

男人们缺乏自信，妇女的命运因此遭遇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宋代男人在女人面前严重缺乏安全感，文弱的宋代男人怕女人比他们健康，怕她们红杏出墙，怕她们去寻找比自己性能力更强的男人。因此从宋代开始，男人开始了处女嗜好，三寸金莲普及，男人致力于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样用礼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来，要她们三从四德、站不倚门，要她们性格怯弱，弱不禁风。因此唐代女装以宽大为尚，而宋代则以窄小为美。窄瘦贴身、交领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装。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宋代男人宣称，女性的贞节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如果女人们不守贞节，那么国家的道德就会崩溃，会招致亡国灭种的危机。一个女人在买肉的时候，被屠夫碰了一下胳膊，她就得毅然砍断这只胳膊，因为它被男人碰过了，是“不洁”的。这就是理学家宣称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缺少安全感的人，都善于推卸责任”。宋代男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亡国灭种的责任转嫁到了女人身上，通过盯着女性守贞洁，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通过贬低和侮辱失节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愉快。”（朱建军语） 梅兰竹菊这四个节操的象征物，也越来越多地被男人用作女性的名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第二节

平民社会的崛起

一

当然，“文弱”只是大宋王朝的一个方面。在文弱化、内向化的同时，宋代社会较之唐代，也出现了许多巨大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还有另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国人经常抱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事实是确实贵族“有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场立功，一个人很难突破玻璃天花板，从底层社会爬到上层社会。直至唐朝，门阀观念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而到了宋代，这一切变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宋代谚 语） 。下层社会中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在短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层，“骤得富贵”。

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氏族略》） 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

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标志着门阀士族制度的瓦解。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隋唐为了保证当朝权贵和高官子弟的特权而创立了门荫制度，就是说高官和贵族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都可以根据他们父祖的身份，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阶。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基本上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公家”。（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因此宋代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说，宋代政府是一个权力开放型的政府，每个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过笔头子为自己博取一个官位。

在唐代称一时名宰者的二十三人，绝大多数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赵普等四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三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六十四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欢象征贵族的牡丹，而是欣赏起代表平民的朴实的枣花。王溥的《咏牡丹》诗，词句浅白而寓意鲜明：“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历史学家大多承认，从唐到宋，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其重要程度，可以与从战国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孙国栋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

平民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独尊。到了宋代，政治权力全归天子所有，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因为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赵匡胤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以进一步强化皇权。北宋皇权之重导致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后掌权的情况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二

如果在中国历史上选择一个朝代穿越回去生活，那我们显然应该明智地选择宋朝，而不是名声更为显赫的唐朝。

唐代的长安和宋代的汴梁，生活的方便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的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的。不光是长安被一圈高大的城墙环绕，长安城内还分成了一百多个封闭的小城：唐代实行里坊制，城里被划成一百多个里坊，每个一里以上见方的街区都用高大的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一个小城，只在四方开四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因此如果你穿越回唐代，骑马走在长安大街上，如同李白那样，“车傍侧挂一壶酒”，“醉坐雕鞍歌《落梅》”时，你实际上只能看到一堵堵高大的坊墙，看不到什么灯红酒绿、万户千家。这就是所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为了便于管理，使“逋亡奸伪无所容足”。

当然，这不是唐代的独创，而是继承。里或坊至迟汉代即已出现，汉长安城中就有一百六十个“闾里”。现存有关里坊具体制度的记载，最早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魏书·世 宗纪》） ，目的是“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虽然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是确实有利于国家控制治安。

基于同样的理由，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的城市之内只有两个市场：国家批准的东西二市。和里坊一样，这两个市场周围同样由四米厚的高墙环绕，四向开四门。所以在唐代生活是很不方便的。炒个菜炒到一半，发现没酱油了，你没有选择，只能到东西两市去买。我们随便选一个地点，比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的丰安坊十字街附近，那么距离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沿十字街从丰安坊西门进入大街，走过五条横街后左转入延康坊和光德坊之间的街道，从西市的东南门进入，要走上整整六里地，来回就是十二里。

而且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才开市。每天中午时分，两市各击鼓三百下，各家店铺开始营业。而太阳落山前七刻，两市敲锣三百下，店铺必须关门，顾客必须回家。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为什么太阳已经很高，还在市场外面待着不进市场呢？因为还没到中午，没有开门。

当然，这也不是唐代的独创。汉代长安城市内的交易就必须在东西市内进行，且设有“司市”。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还实行夜禁，也就是宵禁制度。今天的宵禁制度一般在战争状态、全国紧急状态或者戒严时期使用。而在唐代，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黄昏，街鼓响起，每个里坊的四门都要关起，禁止人们出入。“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长安各条大街上人声绝迹，直到第二天黎明，坊门才可打开。夜禁期间，城中禁军整夜在城内巡逻，捉拿违犯夜禁的人。要是天已经晚了你还没赶回家怎么办呢？只能随便找个犄角旮旯蹲一宿。如《太平广记》中有一段描写：“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只能跑到桥下面睡一夜。唐传奇《任氏传》写男主角郑生天将晓时辞别任氏后，“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夜禁制度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周礼》中即已有记载。《周礼·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专门负责夜禁事宜。

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由唐到宋，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控制显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颁布诏令废除夜禁，《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北宋末期的东京，夜市繁盛。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里坊制也名存实亡。宋代虽然仍有坊的名称，但已没有坊墙，坊只是一个管理单位而已。后世的牌坊是里坊制的一种遗迹，代表原来的坊门。

宋代城镇里面基本可以随处开设商铺，商店多沿街道水道自然设置，铺面向着大街，因此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街，小商贩也可在各处沿门叫卖，城市景观较以前大变。《清明上河图》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正如这些现象所显示的，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由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不自由的社会，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会转变。

三

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

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苏平仲文集序》） “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有宋一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民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于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因此宋代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穿越回宋代，你可以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博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从秦汉到唐宋，中国文明一直在进行自我调适，特别是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飞跃式的进步：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唐宋变革”。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 编》） 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科 学技术史》） 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远远超越了唐代。唐朝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四

当然，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是统治者的开明。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说：“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在平民社会，君主的个人价值取向，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影响更为直接。

虽然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脑筋动到极致，但是赵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事实上，“开明专制者”这个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审时度势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历代皇帝当中除唐太宗外无人能及。

在抑武的同时，宋代大力崇文。既然不靠武将，那么就必须依靠文臣。虽然对文臣不忘防范，但是与对武将的恐惧和厌恶比起来，赵匡胤对文人们的提防心却小得多。在与宰相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赵匡胤曾这样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宋人在怀念赵匡胤时，最常提到的是他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宋太宗进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帝王与大臣的一条不成文约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经总结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 宋代文人则说：“待士大夫有礼，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贵耳集》卷二） 在经历了百年武人的摧残和压制后，到了宋代，士人们终于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有一次，名臣程颢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说，现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见也”。程颢一听大不高兴，当场指责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您怎么敢这么轻视天下读书人？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书》卷七） 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学问时，则明确承认：“朕学问岂敢望士大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 十四年三月癸酉） 这既说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说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态。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过这样几个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宋史》卷 二八二《李沆传》）

北宋名臣韩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时，曾经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 俨然以皇帝的恩人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在场的大臣，居然都不认为这是跋扈之举。

在这种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就是遇到重大问题，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然手握全权，并不乾纲独断。所谓“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却扫编》 卷中） 有的决策，朝廷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 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 宁四年七月丁酉）

五

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显。北宋士大夫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在权力体系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使得士大夫群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这种责任意识的真实写照。王禹偁诗云：“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对酒吟》） 在国步艰厄之时，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病 起书怀》） 他们对国家和民族，也确实尽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这一保障和“与皇帝共天下”的责任感，宋代大臣的胆子都相当大，在皇帝面前敢于直言。建隆元年（960年） 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一位官员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急忙跑出来接见，却发现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兴，说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急事，却害得我停止弹雀跑出来一趟。那位官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勃然大怒，顺手抄起一家伙什儿砸在大臣嘴上，打落两颗牙齿。那位大臣拾起牙齿，装入怀中。赵匡胤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你还想告我吗？大臣不急不忙地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赵匡胤一听马上冷静下来，立即换了副笑脸，给这位大臣赔了不是，并且赐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时期，进谏之风更炽，有一个小小的县尉竟然上疏，说皇帝的后妃太多了，应该减少点。皇帝听了，感觉自己很委屈，他对大臣说：“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就是说，加上扫地的做饭的，我后宫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减少，人手就不够用了。地方小官，对宫内情况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处理此官，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时，因为国家救灾不力，田锡曾这样批评皇帝：“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孤负百姓也。”宋真宗并不以为冒犯，反而听取他的建议。漳州通判王迈更为离谱，居然敢对着宋理宗破口大骂他老爹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话说到这个上，即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脑袋，在宋朝却安然无恙。王伯大则干脆直接骂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论居然也没有受到严厉处理。宋高宗时，更有监察御史方庭实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这种“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种政治传统。

六

宋代皇帝的理性，还表现在舆论管制的宽松上。

宋代的读书人言论自由度很大，可以随便批评时政。比如郓州“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没事聚在一起批评官府、谈论政治是郓州读书人的最大爱好，有人甚至敢于当面给官员起外号。

宋真宗时，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

也就是说，有一个叫王行的读书人，在路上指着宰相大骂：“老百姓都过不下去了，你还领这么高工资，你好意思吗？”拿着书本朝王旦砸去，正好打到脑袋上。宰相的左右人等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却说，他说得有道理，把他放了。

宋仁宗时，四川有一个老秀才怎么也考不中进士，一着急居然献诗给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也就是鼓吹知府分裂割据，起兵造反。成都知府立刻将其逮捕上报，宋仁宗看来却只是哈哈大笑：“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既然你那么想当官，就给你个官当当吧。结果这位老秀才到任不足一年，“便惭恧而死”。

宋代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文艺界经常上演讽刺现实的剧目。比如“参军戏”就专门讽刺“龌龊无能”“昏不任驱策”的庸官，以及“诛求刻剥，猥迹万状”的贪官。朝廷对此没有限制，既然老百姓爱看，就可以随便演。甚至宫廷内专门给皇帝演出的戏班也编了不少讽刺现实、拿宰相开涮的小品。王安石变法之时，著名的小品演员丁仙编了小品，专门讽刺王安石的新法：“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刚强暴烈的王安石十分生气，“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结果宋神宗偷偷命人把丁仙送进自己弟弟的王府保护起来。宋高宗时，有人编了一个讽刺秦桧走后门让儿子成状元的节目，“四坐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秦桧也无可奈何。宋徽宗看戏时，戏子在戏中公然批评朝廷政策乖张，“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宋代人还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宋代是印刷术迅速发展的时期。明人胡应麟曾言：“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只要有财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书籍。宋代还出现了报纸，专门报道朝中政治消息。最重要的是官办的报纸：“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此外还有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南宋时，小报已经成了最迅速的消息来源：“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也就是说，小报登的是谁谁谁被召入宫中，谁谁谁被罢了官。朝中公文还没下发，小报就已经先登出来了。当然，有一些消息缺乏准确性，“其说或然或不然”。由此可见宋代也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小报因为需要量大，发展极快，甚至有了自己的传播系统和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大赚其钱，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

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

七

如上所述，宋代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人性化治理的高峰。有宋一代的政治，对人的自由、尊严更为重视，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宋代人享有的各项基本人权，是此前此后许多时期无法比拟的。宋代人权发展最重要的标志是奴隶制的基本废除。

虽说中国很早就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是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使用奴隶或称奴婢现象。上层社会大量使奴唤婢，而且奴婢的社会地位十分悲惨。即使在号为政治非常开明的盛唐，法律也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疏议·名例 律》） 就是说，奴婢与牲畜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唐律疏议·户婚律》） ，生死掌握在主人手里。

宋代虽然也沿用“奴婢”一词，但宋代的“奴婢”和以前朝代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阿姨”或者“司机”。他们不是主人家的私产，而是自由民。宋代法律规定，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期限和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就解除了，双方地位完全平等。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代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不得超过十年：“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

因此在宋代，雇主不能像以前的朝代那样随便处罚奴婢。《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二年（1005） ，“驸马都尉石保吉不时请对，言仆人张居简掌私财，有所侵盗，愿赐重责。上曰：‘自有常典，岂可以卿故法外加刑？’”也就是说，因为仆人偷了他的钱，驸马石保吉大怒，向皇帝请旨，想要在法律规定之外，从重处罚。这样一点小事都要请示皇帝，而且皇帝还拒绝了他“法外加刑”的请求，宋代的政治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出于对人命、人权的尊重，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是极为严厉的：“略（强卖） 人之法，最为严重。”《宋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重处：“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各减卖者罪一等；展转知情而买，各与初买者同；虽买时不知，买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论。”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这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重视，要超过几百年后的今天。《历史研究》的作者，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

第一节

天翻地覆

一

中国人原本是世界上最骄傲的民族。他们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最光荣的种群。中国领导世界，中国统治四夷，中国人高高在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思维定式。中国人在乐于“教化”那些“非我族类”的同时，也不免轻之贱之，认为他们是不完全的人类，甚至半人半兽之身。所谓“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许慎《说文解字》卷四）。 在嘲笑和侮辱这些民族时，中国人从来都不加掩饰。

在汉族人看来，这种安排是天经地义的。宋儒陆九渊说：“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陆九渊集·大学春秋讲义》） 也就是说，中国高贵，四夷卑贱，这是上天的安排，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得了天地中和之气。宋人石介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同样是说，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居天地之中，而其他国家居天地之偏，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

然而，1276年，中国人的世界颠倒了：大宋王朝被掀翻，蒙古骑兵的铁蹄一直踏上了海南岛。“夷狄”成了整个中国的统治者。

二

那时的蒙古人是汉民族遇到的最善于使用暴力的少数民族，“屠城”是他们最广为人知的战争手段。“凡抗拒他的帝王、君主、城镇长官，成吉思汗统统予以消灭……毫不夸张说，原有十万人口的地方，所余的活人不足一百。”（《世界征服者史》）

虽然蒙古人在东亚进行的屠城要少于中亚和欧洲，但中国史书上关于“屠城”的记载仍然比比皆是：

1213年攻密州，屠之。1216年攻广宁，除工匠优伶外，悉坑之。1219年，屠绛州。“肃州城破，有旨尽屠之。唐兀人昔里钤部请入城救其家族，于是幸免者仅一百零六户。”（《元史》卷一二二） ……1229年窝阔台继位后，屠城渐少。但据说伯颜攻宋时仍然屠城二百。

可以想象，在蒙古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人口损失是何等惊人。

蒙古军长驱直入两河山东时，“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

“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鞑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

蒙古攻灭金朝之后，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发现金国境内的人口比战争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川在宋代曾繁盛一时，人口近两千万。蒙古大兵过后，仅剩八十万……

事实上，汉民族能继续存在，是一桩幸运事。与汉民族的征服不一样的是，蒙古人的征服并不宣传什么“替天行道”“吊民伐罪”。草原民族从不掩饰他们征服的目的，他们一直视汉人为猎物。征服了汉地之后，蒙古贵族们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打算把汉人统统杀光，把广大中国变为一片牧场，事实上，他们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幸亏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百般解说，说留着汉人以用来剥削他们比杀掉他们有利百倍，才使汉人免遭灭族。

三

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说过：“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五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都大面积地被消灭。上文所提到的常州之战，“知州姚訔，通判陈照，都统王安节、刘师勇，力战固守”，巴延反复派人劝降，“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在全部守军战死之后，“巴延命尽屠其民”。那些给守军提供了支持的平民百姓皆被屠杀，全城仅七人伏桥坎得免。

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和后来精明的满族人不同，粗豪的蒙古人以赤裸裸的征服者心态来对待汉人。他们的手段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难以想象的屈辱不由分说地倾倒到活下来的中国人头上：蒙古人将全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北方汉族） 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族） 居于最底层。四等人之间的待遇当然是不同的：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而“汉儿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蒙古王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赵天麟语） 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王公功臣。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汉人们每二十家被编成一个“甲”，由北方派来的蒙古人做“甲主”控制，这个蒙古“甲主”的吃穿花用，要由这二十家共同负担。许多甲主为所欲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汉人活得如同囚犯和奴隶，甚至生活起居都要由蒙古人控制。晚上一更三点之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早上五更三点：“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元典章》卷 五十七）

不仅是几十家共用一把菜刀，汉人还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乘马，也不许用马来拉车，甚至不许用马耕地。还有一项十分奇怪的规定：禁止汉人买卖竹子。原因是竹子可用于弓箭。

对蒙古人来说，汉人和南人存在的理由是给蒙古贵族提供劳力、粮食和酒。在蒙古统治者眼中，汉人与牲口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民族歧视粗暴地践踏了汉族人的心灵。“整个汉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失落了自我，失去了立足之地；在有着辉煌历史的故土被打入监狱，汉民族和它的心理皆受到巨大伤害。”这种屈辱对汉人的心理打击是空前而致命的。蒙古入侵中原之初，汉人曾发出“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呼号。

从地主到贫民，全体中国人都生活在不公之中：元帝国的特征之一是官员数量特别多，人浮于事。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因此政府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蒙古官员断案判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因为他们都是目不识丁的贵族，“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吏员有了权，就拼命敲诈勒索，遇到讼事，“事事不为断决。至于两词屈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

旧有的纲纪、伦常、道德标准都被打碎了，金钱主宰一切。那些富商大贾，上与权豪贵要勾结，下则买通关节衙吏，颠倒黑白，为所欲为。民众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会风气持续恶化。元代杂剧中，泼皮无赖、贪官酷吏、权豪势要、地痞流氓成了主要角色，手足相残、妯娌成仇、杀夫夺产、嫁祸亲人、嫌贫悔亲，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成了大部分元代杂剧的主要情节。

四

在这样一个屈辱、不公、没有希望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心理由失衡直到扭曲，人们由被动苟活，渐渐演变成主动的流氓化生存。

流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侠文化。侠以武犯禁，冲破了社会规范之后，侠士分成了两途。一途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另一类则变成了流氓、纵横家和食客，他们在各个权势中心奔走流动，鸡鸣狗盗，唯利是图，什么都敢做，所谓“日暮而途远，故倒行逆施”。侠与流氓的共同点是都蔑视社会规范，纵横于王法之外。不同点则是一个有精神追求，一个没道德底线。至于生存方式，侠客单纯以暴力为生，流氓在暴力之外，更愿意用欺诈、恫吓等所有成本更低的手段。

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流氓这个阶层也不断发展变化。早期的流氓身上还残留着几分侠义基因，比如三国时代那个以除三害闻名的周处，年轻时凶暴强悍，争强好斗，被乡人认为是地方三害之首，后来因一念之变，又成为除暴安良的英雄。

事实上，汉代的流氓并不畏权力。他们敢于袭击官吏，甚至介入上层政治斗争：“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也就是说，长安城中的流氓少年们专替别人刺杀官吏，他们以三色泥丸为分工，摸到红丸的负责杀武官，摸到黑丸的负责杀文官，摸到白丸的负责治丧事。到了薄暮时分，他们就纷纷出动，劫掠行人，死伤不绝。这分明是介于强盗和流氓之间。

唐代流氓，亦如唐代其他事物一样，作风鲜明，明火执仗：“或危帽散衣，击大球，尸官道，车马不敢前。”戴着高帽，散着衫袍，在街上或击球或横卧，行人车马不敢上前。他们大多绣着“文身”招摇过市：“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其中有一唤张干者，在左膊刺上“生不怕京兆尹”，在右膊刺上“死不畏阎罗王”。

随着宋代市民社会的兴起，流氓阶层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市井之中的重要角色。不过，从宋代开始，随着专制统治的细密化，流氓阶层的集体性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很少再公然挑战国家权力，而是越来越倾向以欺诈手段生存。流氓文化中的豪气率性越来越少，流氓们变得越来越肮脏和油滑。在宋代，流氓的奸骗、讹诈、乞赖、放刁等各种巧取行为激增。史籍中有大量关于宋代流氓欺诈花样的记载：

“浩穰之区，人物盛夥，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若阛阓之地，则有剪脱衣囊环佩者，谓之‘觅贴儿’。其他穿窬胠箧，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条）

元代则是社会整体流氓化的起步期，元代流氓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流氓进入了官场。越来越多的汉人走不了正路就走邪路。既然无法抗争，他们就选择了攀附。按照规定，汉人和南人不能充任怯薛（禁卫军） ，但因为怯薛享有种种特权，汉人千方百计钻营其间：一些人“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歹”。“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贾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迹宫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攀附巴结） 投入，以图升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

有些汉人假冒成蒙古、色目人，来猎取一官半职。他们起蒙古、色目名字，效仿蒙古、色目人生活习惯。元时有人说：“精铨选之本，在于严族属之分；以尊吾国人……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属邻于近似，而均视蒙古，乘坚驱良，并列通显。盖我国人天性浑厚，不自标榜，愚恐数百年之后，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复别异矣。”也就是说，元代政治本来是以严格的种族区分为原则的。但北方的女真人和汉人却经常冒充色目人，更有许多北方部族也被视为蒙古人，得以混入上流社会。如果这样下去，数百年之后，就分不清真蒙古人和假蒙古人了。

汉人冒充蒙古人充当达鲁花赤（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 的现象，成了元朝政治中一个难以处理的痼疾。元代统治者三令五申，严禁和革罢汉人、南人、女真、契丹人充达鲁花赤者，反复多次，也没什么明显效果。那些冒充怯薛、达鲁花赤的汉人，大多是市井无赖，本身素质低下，一旦当官，则明目张胆，颠倒黑白，不顾廉耻，拼命捞钱，官场风气更加腐败。

元代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流氓阶层与专制权力高度结合，变成了专制权力的打手和工具。能当上官的绝顶聪明之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攀附于官员和权贵，为他们所驱使，替他们办事，于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土豪恶棍阶层。在他们之下，则是以捞点残渣剩饭为生的充当打手的无赖流氓。《元典章》说：“一等骤富豪霸之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骗其家货，夺占妻女，甚则伤害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非理害民，纵其奸恶……”就是说，那些最有权势的大户，家里都养着当过官吏或者做过军人的帮闲，还有泼皮凶顽之人。这些人专门以强凌弱，骗人家财，夺人妻女，做尽坏事。

元代权豪势要驱使流氓为非作歹的记录比比皆是。“至元二十年（1283年） 十一月二十日，中书省奏：哈剌章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儿女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就是说，权贵们以流氓打手为帮手，放高利贷，到期还不上，就将人家的媳妇儿女面上刺字，充作奴婢。“红贴粮者，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 始行。初，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朝廷本来制定了周济贫民的政策，结果这些粮食都被豪强流氓们用歪门邪道弄走了。“诸豪横辄诬平人为盗，捕其夫妇男女，于私家拷讯监禁，非理陵虐者……”他们诬良为盗，私设公堂，严刑逼供，恣意凌虐。因此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元代的泼皮无赖是如此之多，以至元朝皇帝不得不专门命人研究对泼皮无赖横行的处理意见。

如果颠倒的统治只持续二三十年，人们还可以恢复旧有的记忆和风气。然而元朝统治持续了九十多年，整整三代人的时间。培养贵族需要三代，培养流氓也只需要三代。三代过去后，中国人整体上流氓化了，这就为有明一代之成为流氓朝代奠定了基础。

五

中国文明发展到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徐子方在《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中说：“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不仅在元代，即使这以后的明清两朝，尽管还有不少作家作品产生，但诗歌、散文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远地丧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戏曲一下子由过去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世俗地位而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上层文化遭遇彻底破坏的时代。在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即使在目不识丁的武人统治时代，将军们也都承认文字是需要敬畏的。而马背上的异族根本不能了解汉文化的价值。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是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世祖） 忽必烈篡江南后，一应渐习，僭行大宋制度……终非其本心。故辫发囚首，地坐无别，逆心恶行，灭裂礼法，卒不能改也。”

蒙古统治者能理解的是工匠、大夫甚至算卦先生的重要性。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汗在屠城时，无一例外地要求保存工匠们的生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要求保证读书人的性命。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大量的文化典籍已经毁于战火，那些名臣儒士也被残杀大半。在元朝建立后，出于对汉族文化的畏惧心理，统治者切断了汉族士大夫的人生前途，政府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主官（达鲁花赤） 必须由蒙古人充任。科举制一度被取消，部分恢复后也形同虚设，有元一代，由科举入仕者一共也不过千余人，当了官也不过是政治摆设。汉族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历史上头一次从“四民之首”跌落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

汉族精致高雅的上层文化对蒙古人没有吸引力。来到汉地之后，蒙古人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只能是汉人的俗文化。最能吸引蒙古人的是戏台，即使是在汉语不纯熟的时候，蒙古人也能大致看懂戏的内容，更何况以后文人们刻意逢迎蒙古人的喜好，编写了许多适合他们口味的作品。因此，戏曲业在元代获得空前的繁荣，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元朝这一民族文化交融广泛展开的大背景下，蒙古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其审美观势必对作为俗文学的元杂剧产生影响……元杂剧的审美趣味是汉族下层人民和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审美趣味的有机结合，以酣畅、本色、拙野为主要审美特征。”成为“老九”之后的读书人只能与戏子娼妓等打成一片，成为戏曲创作的主力，以此换碗饭吃。因此，元曲成为元代文化最辉煌的成就。

宋代底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交融是健康可喜的，它并不是一种文化革命式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而是相互吸取，相互激发。而元代却是俗文化压倒雅文化的时代。扎拉嘎说：“在元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从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变，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俗文化包含着人性解放等许多平民社会的健康要求，有它清新、自然的一面，但是也传承了底层文化的大量负面因素。我们仅以产生于元代的《水浒传》为例。底层文化对暴力有一种病态崇拜，《水浒传》那些好汉中有许多人热衷于过度使用暴力。在梁山泊好汉中，被誉为“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强的一个”的李逵，在劫法场的过程中，“火杂杂地抡起大斧”，只顾砍看热闹的百姓。从城内直杀到江边，血溅满身，兀自不休。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结果“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在这部书里却被当成英雄行为刻意渲染。

梁山好汉们从不掩饰他们对财富的向往。因为对底层人来说，生存、温饱、发财永远是他们最迫切的欲求。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连整部《水浒传》中最为正面的人物之一鲁智深，在桃花山不辞而别时也没有忘记把金银酒器踏扁了裹在包袱里顺走。这种行为在上层文化中是不被认同的，但对最底层的人来说，却天经地义。

梁山好汉们的义气，在今天看来，其实不过是一种帮派意识。这种义气所施的范围只是自己的兄弟。只要是兄弟，干什么都是对的。戴宗在江州做狱吏，欺压犯人，逼勒财物，作威作福；张青孙二娘开人肉包子铺，专取过往客商性命。这在任何主流文化中都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在《水浒传》中，却被称为是好汉的作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后来上了梁山。

水浒英雄们的妇女观更令人绝望。《水浒传》中提到某人喜爱习武，肯定要附上一句“不爱女色”。如晁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体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水浒传》中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连女英雄扈三娘也被指婚。拥有海棠容貌的她被许配给矮小丑陋又好色的王英，她的反应是“低首伏心，了无一语”，木然处之，这种描写显然反映了底层民众对女性的要求。

通俗文学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对整个民族素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水浒传》一出现便拥有了大量读者，上自皇帝，下至贩夫走卒都不乏“水浒迷”，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影响最大的俗文学作品之一。正如鲁迅所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他们的价值观念、是非判断，都受到从小接触的俗文学、俗文化的强力塑造。因此，俗文学取代雅文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人国民性演变史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第二节

承上启下

一

宋朝和明朝相隔仅八十九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宣传他要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然而这两个紧邻朝代事后却被证明处于中国汉人王朝发展史上的两个极端：一个登上了文明的顶峰，一个则沉沦到野蛮的谷底。

按照我们大部分人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进化”的，至少是“螺旋式上升”的。然而对比明代和宋代的历史，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

如前所述，宋代中国基本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改为雇佣制。然而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野蛮的奴隶制再度盛行。

明代的罪犯可以被官府发卖为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四妾孙雪娥和仆人私奔被捉，就被“当官发卖”为奴。后来被周家花了八两银子买到家里，成为“烧火做饭”的使女。明代主人可以像财产一样，把奴婢随意送人或出卖。比如苗员外就把自家的两个歌童送给了西门庆。西门庆家里的春梅原来是花“十六两银子买的”，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叫薛嫂仍以十六两银子卖出去。明代主人可以随意打骂、体罚奴婢，而奴婢却不得反抗，《金瓶梅》中奴婢被虐待的情节出现多次，潘金莲尤其精于此道。

抛开小说，考诸史实，明代奴隶制复活的记载更是随处可见。明律规定，官吏犯有“十恶”，不分首从，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男性均处以死刑，十五岁以下以及女性均籍没为奴。朱元璋兴胡、蓝之狱，连坐族诛功臣及其亲属四万余人，其妻女大都罚没为奴。比做普通奴隶更可悲的是做性奴。朱棣诛杀建文帝余党，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被株连九族、十族。女性家属大多籍没为性奴，发入教坊。《国朝典故》记载：“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方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著狗吃了，钦此。”《南京法司记》记载：“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妻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转营奸宿。”清章学诚评论说：“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断崖式的文明倒退呢？很显然，这是元代承上启下的结果。

按蒙古军制，战争俘掠的人口，多为军人私有财产。因此有大量平民在元代征服战争中被掳为奴隶。翻开元史，这类记载在史籍中到处可以见到。比如镇海攻西北诸国，俘生口万计。塔思攻金，俘生口数万。杨大渊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阿术入南郡，“俘生口五万”。刘整“钞略沿江诸郡”，“俘人民八万”。阿里海牙在长江沿岸俘虏十万，等等。

元太祖十年，木华黎初次攻取东京路（治今辽宁辽阳市） 时，该地有“户十万八千”，到了宪宗二年，此地入籍户数仅三千多人，只占原有户数的百分之三。除了死亡逃离等因素，更主要的是大部分民户都变成蒙古勋贵的“私属”了。

因此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大面积复活而且极为兴盛的时代。元代奴婢数量极大，“元代奴婢之数已不可确考，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少于百万户”。“隐占佃客未纳入户部版籍者，其数约当于奴婢，亦在百万户左右。”

除了战争中的掳掠以外，元代奴隶还有很多其他来源。比如犯罪者可被罚为奴隶。蒙古人偷盗他人牲畜，被抓后可以用自己的女儿或者“驱人”顶替。欠高利贷还不上也可以被罚为奴隶。至元二十年，中书省奏折说，有势力者放利钱，借款人还不上，就将其妻子儿女拖走，在脸上强行刺字做奴婢：“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元代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所以一遇水早灾害，卖身为奴的现象极为普遍。武宗至大元年，“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籍。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元史·武宗纪》）

元代主奴关系的法定性质是十分明确的，驱奴“与财物同”，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元代初期规定，“奴有罪者，主得专杀”（《元史·列传第十二》），就是随便打杀。后来又规定，“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元史·刑法志》）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格杀勿论。主人有过或犯罪，奴婢如果跑到官府去告发，则被视为犯上：“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者。”（《元史·列传第五十一》）

元代奴隶是世袭的。《南村辍耕录》卷十七载：“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儿。”“家生孩儿”到了清代，叫法演变成了红楼梦中的“家生子”。元代“诸良家女愿与人奴为婚者，即为奴婢”（《元史·刑法 志》） 。就是说，良家女子要是爱上了奴隶，愿意和他结婚，那完全可以，但是前提是你从此也就变成了奴隶，子子孙孙世代为奴。

这些原则都被明代继承下来，明代主人也可以随意虐杀奴婢。比如《金瓶梅》中描写男仆周义“盗了些金银细软”逃走，被主人的兄弟周宣抓住，“拿到前厅，不备分说，打了四十大棍，即时打死”，也没被追究。明代奴婢同样“世袭”，明代社会存在大量的家生奴婢，畜养奴婢之家，将婢女配与男仆者不少，而他们的子孙亦为主家的奴婢。《明律》规定：奴婢不能控告主人，奴婢不能随意结婚。因此明代奴隶现象复活，基本上是继承了元代的政治遗产。

二

从汉代到宋代，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一直在进行着自我调整，逐渐形成了皇帝与高级官员共治天下的观念。汉代就已经有了与文臣共治天下的思想萌芽。“汉宣有言，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魏晋时代，强大的士族力量更是对皇权形成巨大的约束。唐代的封驳制度正是在门阀传统下形成的。唐制规定，皇帝下发诏敕，必须首先经过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有失宜之处，可以封还不发，有错误者则由给事中驳正。

宋代是君主集权制发展的高峰。但是与此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姚大力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而到了元代，这种“张力”却遭到破坏，元代君臣关系出现了重大倒退。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会基本上还处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谓的“奴隶制时代”。草原贵族，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在黄金家族面前，地位都是奴隶而已。成吉思汗把手下功绩最著的几名战将称为“四马”和“四狗”，说他们是“我的能干的、尽心竭力的奴仆，是我的神箭手，我的快马，我的手上的伶俐的鸟儿，我的拴到马鞍上的猎狗”（《史集》） 。而蒙古贵族们对待大汗，也完全如同奴隶伺候主人一样，认为自己与草原上的“孛斡勒”（蒙语含义是“会说话的工具”） 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还以此为荣。所以到了元朝，那些朝廷上的高官显贵，都以自己出身于皇帝的“老奴婢根脚”自豪，说自己因此才“不比别个的有”。元仁宗在加封答剌罕的圣旨中也特意说：“他是老奴婢根脚有，台里在意行来。”这一点和后来清代满洲官员把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视为特权是一个心理动因。

大蒙古国大汗无论对贵族还是对奴隶，拥有同样的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大蒙古国人对此也视为天经地义，习以为常，但是外来的观察者却通常会感到惊讶不已。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记载说：“鞑靼人比世界上任何别的人更服从他们的主人，他们对主人们表现极大的尊敬，并且不对他们说一点谎话”；“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他给予他们什么命令，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管这命令是要他们去作战、去生或去死，他们都绝对服从，没有一个字的反对。即使他要求他们的未婚的女儿或姐妹，他们也把她奉献给他，不出一句怨言”。时代稍晚一些的波斯人志费尼也评价大蒙古国臣民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的身上取走金子”。

元朝建立之后，这种草原上的森严的主奴关系自然就转化为朝廷上的君臣关系。“当皇帝宣布了他的决定之后，任何人要对任何事情提出任何意见，是不可能的，也是风俗所不许可的。”元朝皇帝有时会将贵族径自称为奴婢，而大臣们在主人面前也公然自称奴婢。正如郑思肖所说：“诸酋称虏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识‘臣’，唯称曰‘䚟奴婢’。‘䚟’者至微至贱之谓。”

我们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南宋降将范文虎在至元十七年廷奏中自称“奴婢”：

伯安歹、李占哥招收已前做罪过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汉儿诸色人等圣旨有来。如今出来底也有，不出来底多有。乞降圣旨，委付奴婢并李拔都儿再行招收，尽数出来底一般。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五月，御史台蒙古官员们在给新即位的成宗皇帝的上奏中称自己为“歹奴婢每”：

如今皇帝新即位，歹奴婢每比之在前更索向前用心出气力。

至正四年（1364年），御史台首席大夫伯撒里改任太保，原御史台第二大夫也先帖木儿递补为首席大夫。他上奏谦让云：

奴婢年幼事上，不省得上位可怜见着，自从台里第二大夫名分委付的其间，“自己不能”的意思奏么道，想着有来。

这种叫法一直保持到元末。元末权臣脱脱第一次辞相位后赴甘州侍亲，父亲马札儿台死后他回到京师。召对之际，他称顺帝“郎主”，说：“郎主使奴婢侍亲，今日幸亲终服阙，故来尔。”（《庚申外史》）

在君臣地位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元王朝对以前中原王朝已经发展出来的那些制衡君权的有效制度自然不可能加以采用，元代没有恢复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不设谏官，重要政策多用蒙古文直接发出，不必经由中书省。因此元代成为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的朝代。

这一趋势被明代继承下来，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不但没有恢复唐宋制度中那些对君权的约束因素，甚至还进一步直接废掉宰相和相权，仅保留“内朝”御用秘书班子，这与元朝“家臣治国”的习俗出自一体。明代皇帝多恣意妄为，非常任性，处处流露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也与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一脉相承。

唐宋两朝对大臣基本不用污辱性刑罚，宋代更是“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孔氏杂说》） 。而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统治者，头脑中并没有“刑不上大夫”的儒家教条，在蒙古人眼中，不论官职大小，无非“皇帝之怯怜口”，因此元代宫廷中有随意鞭打大臣的习俗。元代皇帝可以下令在朝堂上公然对大臣行“批颊”之罚。有人评论说：“受虏爵人，甲可挞乙，乙可挞丙，以次相制，至为伪丞相亦然。挞毕，仍坐同治事，例不为辱。”（《郑思肖集·大义略叙》） 吴晗则说，在蒙古人统治下，“朝官一有过错，一顿棍子板子鞭子，挨不了被打死，侥幸活着照样做官”。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任兵部郎中时，就因为上班迟到，被断事官拉去受笞。

这种制度到了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明代“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廷杖作为明代的“国粹”和法外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刑法志》） ，从明初一直打到明末亡国，形成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三

从汉到宋，中国政治制度的另一大进步是解决了藩王之患。从刘邦、汉武开始，历代皇帝为了解决分封制对政治稳定的威胁，想尽了办法。付出了“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等巨大代价之后，终于在制度上取得了有效成就。唐朝“自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閤，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到了宋朝，更进一步，“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人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则不袭也”。北宋中期甚至出现“宗姓儿无一王”的局面。因此唐宋两朝没有出现藩王之乱。

但是到了明朝，这一政治演进成果得而复失。朱元璋对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决策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有明一代出现多次藩王造反，造成巨大政治动荡。

朱元璋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导致明帝国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做法其实也深受元代影响。元代“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元典章》） 。成吉思汗建国后，将大蒙古国这份庞大的家产在家族内部进行了分配并世代承袭。诸王的草原分封实体又称为“兀鲁思”（汉译“人众”或“国 家”） ，他们对兀鲁思属民有绝对支配权，可以在兀鲁思领地内将属民再行分封给自己的子弟。

元代还实行对亲贵厚赐制度。蒙古大汗以厚赐换取亲人们对自己的支持。其中最慷慨的要数窝阔台，他每次军事征伐所得，或者是十路课税收入，只要遇到忽里台开会，就下令打开国库，让宗王贵族尽情领取，无甚限制。元朝“宗王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亲之义者，亦优且渥”（《元史·诸王表》） ，“有分地人民赐与之厚，有车服官府符信封谥之贵，有使命往来之礼，有奉命征讨之事，有训敕防闲之禁”（《经世大典》） 。宗亲贵族的特权地位远高于唐宋。这些都被朱元璋无意识地继承下来。

除此之外，元朝从制度上对明朝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所在多有。比如元代实行怯薛宿卫并组成“内朝”，协助皇帝实施最高决策并处理机务。明代也存在宦官组成的“内朝”，对朝政影响极大。元代怯薛近侍与大汗之间，本质上是草原贵族君主与那可儿（伴当）的主从隶属关系。而明代万历皇帝也直称太监冯保为“大伴”，意即“大伴当”。明代宦官内部“各家私臣”和层层奴化的秩序，也明显受到元宫廷怯薛组织内的“门户奴隶”主尊奴卑及“重台”、“人奴之奴”等习俗的影响。

四

唐宋时期中国已经形成“农民脱离贵族或国家的束缚”的趋势。宋代以前，中国很长时期内实行土地国有，国家实行均田制，对人的身份做出明确规定和限制。而到了宋代，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经出现很大松动，宋代均田制被废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成为私有财产。佃户与地主是契约关系，佃户可以自由更换地主，任意徙居。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少有的现象。因此宋代城市之繁荣，全国乃至国际贸易的发达，社会财富的增加，都是以前不可比拟的。

而元代统治的另一大特色是将被征服的百姓强制分成不同户籍。蒙古早期国家是单一的游牧制，随着军事征服不断扩大，为了便于管理，他们把被征服民族按职业划分类型，并且要求世袭罔替。如种田的称为民户，充军役的称为军户，充站役的称为站户，煮盐的称为盐户或灶户，充工匠的称匠户。其他还有打捕鹰房、也里可温（景教徒） 、和尚（僧人） 、先生（道士） 、答失蛮（穆斯林） 、儒户、医户等分类，“各务本业”，“各有定籍”，按照职业户计名色为官府提供劳役。

全民服役，无疑意味着百姓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再度恶化。因此何兹全说：“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元代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变局。……蒙古人……把人身隶属关系和奴役制普遍地披在汉人社会上面。他们把全社会的人民都看作皇帝、贵族吃粮当差的被役使的人户。”萧启庆说，元代的户籍制度“妨碍各阶层的自然流动与发展”，是“一股逆流”。

虽然朱元璋赶走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他却全面继承了蒙古的户口世袭制。他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否则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六指还是残疾。

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说：

“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也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一

提到明代的国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个字就是“流氓气”。

明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呈现出“流氓”面貌。

首先是皇帝们。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氓，这是尽人皆知之事。朱元璋最喜欢的肖子朱棣，表面上慷慨仁慈，处处以唐太宗为法，骨子里其实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正史记载，当大臣汇报说他的政敌的女儿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 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时，朱棣哈哈大笑，说道：“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爱读书，不认识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百余名流氓做义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

他的继承者明世宗则是性变态，公开命大臣们进献春药，有时一天临幸多达数十人。他派人到民间强抢了一千零八十个八岁至十四岁的幼女，来炼制“元性纯红丹”。为了采得足够的炼丹原料，他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许多人因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而死……

我们再来看王公贵族。朱元璋的儿子们大半都有流氓性格。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威逼民间女子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一百五十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送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许多蠢事不必说了，到了头发花白的年纪，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尽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喜欢使棒弄刀，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亲手斫击。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光衣服，看人家的窘样子，以为笑乐”。（吴晗《朱元 璋传》）

到明代中后期，朱氏后人这种流氓气愈演愈烈。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有一次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代王朱桂的后代也绍承家风。他的孙子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明代其他勋戚贵族大半都在地方上胡作非为。贵族阶层流行的发财方式是收养大批黑社会成员，把持行市，霸占渡口，强行收税。翊国公郭勋即以黑吃黑而闻名史册。甚至于孔圣人的后代，历代衍圣公中，也出现了很多流氓成性的人物，比如孔弘绪贪淫暴虐，奸淫乐妇四十余人，还无故勒杀一人……

二

看了以上数例，你也许会说皇帝王公们荒淫贪婪，历代皆然，明代不过是特别突出罢了。那么以下现象，则是历朝历代很少出现的风景，那就是连官员阶层、和尚道士以及知识分子，也呈现出流氓化面貌。

我们先来看官员。

明代正统以后，从朝廷首辅到普通官员，争相向皇帝献房中术以邀宠，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道奇景。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各种房事秘方、炮制各式房中药的风气流行于官场之中。甚至一代名将胡宗宪因贪污被指控后，也不得不“献秘术十四，帝大悦”。（《明史》卷 二百五《胡宗宪传》）

中国历史上虽然屡有太监之祸，但士大夫们总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尊严，不至于在太监面前卑躬屈膝。但在魏忠贤时期，很多三甲出身的资深文臣，都甘心拜倒在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脚下。进士翰林出身的顾秉谦以内阁首脑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首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干儿子。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更有高明的办法，他因为有一个婢女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魏忠贤“阉党”成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饱读四书五经，这些人居然都各有诨号，其形式如同一个黑社会团体：“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再来看僧道集团。明代的和尚道士们结交衙门、吃酒赌钱、靠诈骗为生，形成了一股风气。有打油诗说：“三件僧家亦是常，赌钱吃酒养婆娘。近来交结衙门熟，篾片行中又惯强。”嘉靖年间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长生之术为名，骗取皇帝的无数金银，师徒之间因为分赃等原因相互揭发，甚至杀死对方的家人。（《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传》，同卷 《段朝用传》） 龙虎山张真人张元吉，经常强夺民间妇女，榨取百姓财物。一有小愤，张真人就“指以伪造符录，棰之至死”，前后杀死四十余人……

明代士人的无赖化更是普遍。管志道评论说，秀才们“一呼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稍拂其意，则攘臂奋袂，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而贤者却为不肖者所累矣”。所谓“蓝袍大王”，是因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讼癖”，而所讼者均无中生有，只不过是敲诈钱财而已。秀才们“尊访行为父母，结衙蠹为前辈”，结为一体，“终年以讼为疗贫之药”。秀才们流氓化倾向如此严重，以致明代一则笑话说，凡市井之人相争斗，则曰，我雇秀才打汝！（以上参考陈宝良《中国流氓史》）

至于底层政权，其流氓化程度当然更深。明代小说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门庆，就是底层社会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虽然不过是破落商人之后，又“不甚读书”，但因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开：“只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他通过行贿，买通当朝太师蔡京，就轻而易举地由一介流氓变成金吾副千户。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体办事人员也大多是流氓。基层衙门吏胥的流氓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专靠吃衙门饭谋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禅真逸史》第二十一回：“何老妪有一兄弟姓曾名仙，是本县罢吏，也是个熝不烂的闲汉，他有三件事，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张好口，能言善辩；第二件，一副呆胆，不怕生死；第三件，两只铁腿，不惧竹片、衙门，人取他一个浑名，叫做‘曾三绝’。”

三

明代社会流氓化的根子，当然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

流氓这一生存方式虽然令人不齿，然而一旦出现，即在社会中迅速蔓延，盖因它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它的身段异常柔软油滑。因为敢于泼胆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慑力非常强大。因为肮脏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动退避，将生存空间让给它。它又因为狡诈机变，时刻可以披上“义气、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变色龙一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流氓这个物种出现之后，很快就获得了生存优势。流氓手段成为追逐权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后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者之外，几乎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流氓气：

汉高祖早年就是一个小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 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镠“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

而朱元璋则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贫，又做过游方和尚，在社会上游荡过三年。晚年他曾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1959年，毛泽东 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 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三年的流浪生活毁灭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他的生命哲学。在个人奋斗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现出他的流氓意识。

还从来没有哪个王朝，在开国之初的制度设计中，将自己的自私表现得如此不加遮掩。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里，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可以由他任意处置。朱元璋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及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

朱元璋继承了元朝的户口世袭制后，又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簿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你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他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这就杜绝了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可能。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不过在唐宋两代，科举制毕竟还发挥了许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将科举变成了一种灾难。他规定应试者只能写八股文，“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因此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则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

四

朱元璋治国措施的第二个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觊觎他的权力。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朱元璋屡兴大狱，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几万户豪门大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其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

相对于富户，那些开国元勋的威胁当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他精心策划了数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比较高、权力比较大的人。他们之所以头颅落地，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才智对朱元璋的家业稳固构成威胁。他杀人不眨眼，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为了巩固权力，他对什么人都下得了手，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被杀时已经七十七岁，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被杀。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后来就一律说他们“串通”“谋反”。

五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国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大搞特务治国。因为出身卑贱又防范心重，朱元璋对治下的臣民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对臣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关注。为了满足这种病态心理，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类似秘密警察的特务组织——“锦衣卫”，用他们来监视全国臣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锦衣卫“检校”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查范围内，人人惧怕，朱元璋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朱元璋生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因此特别喜欢侦查臣下的私生活。“（宋濂） 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张像，第二天朱元璋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

朱元璋的子孙们更继承太祖遗风，将国家恐怖主义推展到极致。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对锦衣卫一家独大还不放心，又设了“东厂”来与锦衣卫互相监督，后来又有“西厂”“内行厂”等陆续成立，以特务监视特务，让特务相互竞争。明朝皇帝治国，大都不把法律当回事，也就是说对自己建立的“明规则”并不尊重，而是随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黑社会式的治理方式。为了满足皇帝们的窥探心理，特务们刺探的范围无所不包，甚至一些张家长李家短、柴米油盐之类的俗事也要汇报给皇上，在宫中当作笑话流传。皇帝甚至派特务假冒仆役到大臣身边充当卧底，有时长达十几年之久。明末许多笔记小说都记载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员，身边有个多年随侍的仆人，极受信任。一日，这仆人突然来辞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东厂的探子，多年来一直负责监视主人的一切行动，由于主人长期以来行为端正，东厂当局认为无须再加以监视，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务。主人得知这些情况，吓出了一身冷汗。

中国历代王朝的运转，总要套上一件文质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们撕掉了这层外衣，赤裸裸表现出对他人的防范和贱视。从某个角度来说，明朝是一个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规则运转的流氓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六

以流氓手段治国，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点是流氓与权力的高度结合。明代的特务机关所用的人都是从各个角落搜罗来的流氓。因为皇帝对他们的高度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秘密警察特权几乎不受限制，因此他们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权，把办案当成发财捷径，为非作歹，敲诈百姓。他们经常无中生有，凭空陷害那些富户，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贿赂，就将富户抓起来罗织罪名。有时有些素质特别低下的特务干脆直接闯到富裕人家索要钱物，要是不给，就立刻把户主拷打一番，然后将其全家甚至邻居家掳掠一空。也就是说，明代特务机关简直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强盗组织。这样的组织对于流氓恶棍当然极具吸引力，于是“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聚集在厂卫的周围。

流氓们的大量涌入使这些特务机关呈现出明显的黑社会面貌。明代东厂、西厂、锦衣卫内部，广泛地使用黑话“切口”：他们把到各处打听臣民隐私、搜集情报称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线索，特务因此要给地痞流氓一定报酬，这叫“买起数”。特务寻找无人之处私设审讯室审讯叫作“打桩”，用酷刑勒索钱财，叫作“干酢酒”或是“搬罾儿”，暗地里害人性命叫“壁挺”……

除了在特务组织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临时事务中为了最大效率地榨取社会财物，也允许太监们任用流氓。比如万历皇帝通过太监网罗地方黑恶势力，充当税监，指使他们用流氓手段搜刮百姓。这些“税监”在各地到处“暴力执法”，收取“保护费”，而万历皇帝则成了这个黑社会组织的“老大”和保护伞。

七

贡斯当叙述专制权力如何摧残社会道德时说道：“（专横的权力） 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德·彼夫说，在受到瘟疫袭击的城镇中，道德会出现突然的堕落：垂死的人掠夺垂死的人。专横权力对道德的影响，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受难伙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

明代特殊的制度设计和统治作风对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通过强硬而残暴的政策，朱元璋把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放大到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他的强横残暴，使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软化，他将社会个体的自主性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从明代开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样长得更加茂盛。

虽然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用骇人听闻的严刑峻法压制住了官僚系统的腐败倾向，但一旦这种超常的高压消失，腐败必然报复性反弹，因为官僚体系已经丧失了道德支撑。用学者王毅的话说，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的日益堕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场中成为主流文化，具有了“国家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买官、党同伐异、欺诈算计、营私舞弊，已经成了整部国家机器体内最为热衷的兴奋点，行贿受贿成了官僚机器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人们对官员贪污并不痛恨，只要你真的能为别人办事。嘉靖时两广提督殷正茂“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但举朝上下竟然都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虽然“收钱”，但是也“办事”：“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殷） 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高） 拱为善用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传》）

随着社会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中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层百姓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只要舍得敢于并善于用金钱去砸，一切事都可以办成。流氓文化已经侵入晚明社会的空气和水，谁都离不开它。“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大多数都是在明代流行开来的。

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明代人以善于制造假银子闻名。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登峰造极。据史料记载，明代人在白银内添加或包藏铅、汞、铜、铁等金属；细丝制假，有“以手摇动而成丝”“以铁锥画丝”“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丝”“以湿纸吸以成丝”等方法；调节剂有硝、白信石（砒霜） 、盐、硼砂等材料；制作有倾煎、炒、煮、洗、擦、烧、嵌、焊、铗、鋾等工艺。至于造出的假银名称更数不胜数了：银锭有摇丝、画丝、吹丝、吸丝、茶花、鼎银、吊铜、铁碎鏪、包销银、钞仔银、漂白鏪，等等；饼银也有九成饼、八成饼、七成饼、六成饼、梅白饼、盐烧饼、白盐烧、三铗饼、车壳、倒茅饼，等等，《杜骗新书》作者张应俞说“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伪银”的为害之烈。《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就有这样的记载：“京城内外，有造诸色伪银以绐人者，贫民被绐，往往窘忿致死。”《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所收录的户部奏疏中更具体谈到当时北京“伪银盛行”的严重情形：“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如近年为甚。盖昔之假银不辨，今则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多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然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也。”

卖假药在明代社会上也十分普遍。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中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辨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

当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还是伪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华说：“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

明中叶之后，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所谓“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穷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赝作者”。

…………

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人刚开始与中国人接触的时候，惊讶于中国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在拉栖第梦（即拉哥尼亚） ，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二十世纪初，少年胡适到上海求学。在新式学堂中，他的历史课本是美国著名作家霍桑著的《世界通史》。他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只有后面的两页介绍中国，而这两页中，关于中国人的习俗，霍桑是这样写的：“中国人都是骗子，嗜于行骗……”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一

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一次屈辱，一段尴尬。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而中国却历经五代十国北南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五十四年，中国北方就换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条。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他们都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尽管皇帝轮流做，毕竟以前坐在皇位上的都是汉人。可是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中国人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是浑身腥膻的异族。蒙古人的百年统治已经让汉人吃尽了苦头，可是他们还是没法团结起来，抵挡住另一支野蛮民族的南下。

二

在蒙古人北逃之后二百七十六年，又一支异族的军队征服了全中国。

已经有了异族统治经历的汉人知道怎么样面对另一次南下的异族。他们熟练地跪在新统治者的马前，举起“顺民”的牌子。他们发现，这些征服者们留着奇怪的发式：头发剃光，只留后脑铜钱大的一小片儿，梳成一根小辫儿。他们给这种发型起了个外号，叫“金钱鼠尾”式。在装出忠顺表情的同时，他们对这种古怪的发式暗笑。

然而，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占领北京的第二天，满族人就发布了“剃发令”，要求汉人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也梳成“金钱鼠尾”。

汉族人毫不意外地发现满族人和蒙古族一样残酷。满族人允许汉族人有一种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头”与“头发”之间选择一样，“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为了使这道命令贯彻下去，他们不惜动用在以前征服过程中很少使用的“屠城”手段。江阴、昆山、嘉定等均被“屠城”，其中嘉定三进三屠。

在进入北京的第九天，他们又下令，汉人必须搬出北京城，给新主子腾地方。“限期既迫，妇孺惊惶，扶老携幼，无可栖止，惨不忍言。”（《皇朝掌故汇编》） 进京这年年底，他们又开始大量圈地，汉人无缘无故被从土地上赶走，从土地的主人变成满族人的奴隶。如果他们敢于不甘奴役而逃跑，便依“逃人法”治罪，第一次鞭一百，第二次则斩首……

和蒙古族一样，从白山黑水入关的这个民族身上有太多落后民族的原始和野蛮性。

三

不过满族和蒙古族之间也有巨大的不同。汉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蒙古人不学习汉语，不穿汉族服装，甚至不娶汉族女子。元代诸帝，除最末二帝外，汉语水平都非常差。贵族之中，懂得汉文的，也是凤毛麟角。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做官，写“七”字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而连续两个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为“太子”，还有一个皇帝把本来应该封为“皇太后”的母亲硬要封为“太皇太后”，都引来汉人的讪笑。

事实证明，在治理汉地的过程中，汉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统治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草原本位和“蒙古旧制”，不能摆脱游牧贵族的行政传统。元帝国治理技术过于粗放，注定这个帝国享年不永。

而满族人则精明太多了。满族皇帝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他们知道这是成功统治汉地的基础。他们孜孜不倦地阅读汉文史书。他们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

清代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是对中国历史积累大梳理大总结的时代。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清代皇帝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进了专制制度的严密、严酷。由于他们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由于他们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完美主义的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满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

四

熟读汉文史书的清代皇帝们总结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威胁皇权的势力无非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皇族。因为身上流的都是开国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论上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点导致了历代王朝无休止的内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残，成了几乎每个王朝都会演出的血腥剧目。

第二类是后妃和外戚。因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亲，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

第三类是太监。这些原本地位卑贱的不幸者，由于与决策核心层太过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权力。

第四是权臣。皇帝是生殖竞争的结果，有机会成为冲锋冠军、制造了皇长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遗传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颗。但是那些经过层层斗争上来的大臣，却个个是人中龙凤，不好摆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历史时机，他们常常可以成为假皇帝，甚至夺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当然就是农民起义和敌国外患了。这些往往是导致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

在清代皇帝的智力接力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空前成功的解决。

在清代早期，皇族内部发生过很多权力斗争，以雍正兄弟相残为登峰造极。从乾隆时代起，皇帝彻底改变了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乾嘉道三朝，无宗室王公进入军机处者，直到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较好地处理了后妃与外戚的关系，既让他们坐享尊荣，又成功地根绝了他们的干政企图，外戚后妃之祸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

清代总结历代太监之祸的经验，管理太监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积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了“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太监一旦犯错，绝不宽假。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监，乾隆还将御前太监全都改姓为“秦”“赵”“高”。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清代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真正威胁，即使是晚清的李莲英、安德海，与以前的权监相比，其权势也不可同日而语。

在强化君权、防范权臣方面，清代有许多政治创新。第一条是密折制度。清代以前，大臣们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开的，皇帝的批复也是公布于天下。清代却规定，中高级官员可以给皇帝上密折，并且在密折中可以汇报其他官员的行为。这一制度，把天下主要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特务，各级官员被这道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了手脚，畏于别人的监督，只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个政治创造，就是军机处制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实行的是继承自明代的内阁制度。大学士的权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权，固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相对君权来讲，仍然是极大的牵制力量。雍正七年（1729年） ，清廷设立了军机处。有关战争的一切事务，不再经过内阁先行审阅，也不经过议政王公大臣们讨论，而直接由皇帝自己处理，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及至乾隆时期，军机处权力较以前大大扩展。军机大臣灵活任用，随进随退，实际上不过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给皇帝跑腿打杂，手中不握有任何制度性权力。

出于千方百计防范权臣的需要，甚至连儒学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于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寻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内阁成员都周密小心，不图虚名，谨慎小心，缄默持重；坚持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成为一个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边，他们是襄赞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边，他们也会是一个避祸有术的“态臣”。

除此之外，对导致历代亡国的农民起义，清代皇帝应对也非常成功。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他们千方百计防止老百姓联合，严厉打击民间宗教，镇压任何聚众事件。清朝甚至不准汉族人异姓结拜，还曾“禁天下书院”，以杜绝东林遗风。乾隆朝规定，严禁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乾隆十三年（1748年） ，苏州米商囤粮抬价，一介布衣顾尧年和平到官府请愿，请求官员控制粮价，保证贫民能活下去。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他特意“自缚双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秉承乾隆的旨意，不许对主动提出权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寸步的官府，竟然把顾尧年逮捕入狱。苏州百姓群情激愤，一起来到官府要求释放顾氏，官府却大加镇压，连续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报到乾隆，奏折中的“聚众”二字令乾隆大为警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顾尧年等人因此被苏州官员杖毙于大堂之上。

在思想文化领域，清氏皇帝更是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韩非子说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统治者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有“软实力”。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乾隆皇帝又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最酷烈的乾隆朝，是一个异常恐怖的时期。在风声鹤唳之下，每个家庭都进行自我检查，刨地三尺，消灭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后，内外臣工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于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陛辞时，交代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钱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的反应。梁诗正一见富勒浑，就大谈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一切字迹最关紧要……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压政策下臣民的心态。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康乾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因此，才出现了本书开头，英国人来到中国所见到的那幅精神图景。

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

尧舜禹时期无疑是中国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禅让制”一直被当成“原始民主”的一个证据。事实上，“禅让制”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或者说是专制的一种“变态”。和希腊文明比起来，中国文明在发育过程中存在“先天不足”。

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

第一节

寻根溯源

《尚书》中的专制精神

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丑恶都归罪于秦始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世对春秋战国过于美好的想象。秦始皇之前的漫长中国历史绝不是“不致影响大局”的。事实上，我们一再赞美的百家争鸣，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孵化器。或者说，秦帝国的一统天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乃至后世历代帝王不断强化君主专制，这一系列恶性演进，都依赖于百家争鸣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可能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猛烈下陷的开始。

不过，正如我们不能把专制主义的起源归因于秦始皇一样，我们也无法把它的“创造权”授予争鸣百家中的孔子、老子、韩非子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无论儒家、法家还是老庄，作为相当成熟的思想流派，在春秋战国之前显然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生长发育时期。比如，在儒教的圣人谱系里，孔子是排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居第八位。孔子很明确地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复古而已。（《论语·述而》：“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很显然，要追寻专制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春秋以前的一两千年幽暗模糊的时光，以寻找诞育诸子百家的思想子宫。

让我们首先翻开一本古籍，名叫《尚书》。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它记载的，是夏商周三代许多著名君主的“领导讲话”“会议记录”“政治通告”。耐着性子破解这些古奥晦涩的句子，你很快会发现，独断专行的专制精神已经遍布它的每一页。

读过初中历史课本的人都会知道，盘庚是中国商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率领商朝人民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 。由于此地利于商民族的发展，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光荣的复兴。应该说，盘庚是一个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好领导。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造福于民的英雄人物，实行其英明领导的手段却不是耐心说服，而是暴力威胁。我们读读他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发布的动员大家搬迁的《盘庚》中的几个片断：

盘庚计划迁都，臣民们都不愿意。于是他召集众人，训话说：“你们大家前来！我得告诉你们，让你们消灭私心，不得傲慢不服，不得只顾安乐而不顾我的命令！（“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 傲从康。’”）

“我的威严就像火一样猛烈，只不过我没有显露出来，所以你们才敢这样放肆！乱叫乱嚷，制造危险言论，我不知道你们在争什么！（“予若 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迁都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人敢行奸作乱，不听我命，我就要割掉他的鼻子，灭绝他的后代，不让他的孽种在我的新都繁殖下去！”（“呜呼！今予告汝……不易乃有不吉不迪，颠越 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在中华民族最初的一批历史文献中，专制表情已经显露无遗。通过这篇会议记录，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参加会议的部众俯首帖耳、屏息静气的样子，也可以想见文字背后盘庚大王那圆睁的眼睛和怒张的鼻孔。很显然，这种动辄举起鞭子暴力威胁的统治作风不是从此时开始的，商朝君主们久已习惯了威严赫赫、独断专行。其实，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夏启就发布过类似的训令。夏启与扈氏大战于甘之野，向全军上下发布总动员令，其中就说：“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 书·甘誓》） 意思就是说，那些战争中不卖命的人，不但本人要被处决，连他的妻儿老小都要被处死。成汤讨伐夏桀时，也发布了类似的动员令，说：“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 凡是不听命令的人，都要被举家杀掉，决不宽赦。从这些血淋淋的命令推断，普通臣民沦为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沉默的大多数”，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

让我们从希腊文献中寻找一篇相似的记载进行一下对比阅读，看看上古时代这两个地方的政治气氛有什么区别。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间，希腊发生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史诗《伊利昂纪》记载了战争发生前希腊联军的一次会议。和盘庚的迁都动员会议一样，在那次会议上，著名的阿伽门农王也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虽然史诗不是历史，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荷马绘声绘色的描写为我们传达了上古希腊人的精神风貌。他描写会议开始时会场上的自由散漫情景说：“……于是那个会场成了一片喧哗了。当他们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们底下的大地都呻吟起来，而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是那九个传令官的叫喊声，他们直着喉咙叫大家不要吵闹，注意听着王爷们发言。好容易，大家都在那些长条凳上找到了座位，而且都安静下来停止闲谈了，阿伽门农王就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一根杖……对阿耳戈斯的队伍演讲。”

古代希腊人的会议显然不像商代的政治会议那样纪律严明。受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民主作风的影响，希腊人在会场上没大没小，随便粗率。领导不那么威风凛凛，部下也不那么驯顺老实。阿伽门农王的讲话也不像盘庚那样充满霸气，而是使用商量的口吻：“我的英勇的朋友们和达那俄斯的战士们，我必须对你们宣布，那克洛诺斯的伟大儿子宙斯给了我一下惨重的打击了……九个不幸的年头已经过去。我们的船舶木料腐烂了，索具也坏了。我们的妻子和小孩坐在家里等待着我们。而我们到这里来进行的这桩任务始终是毫无成就。所以，现在大家都看我的样儿吧。我的主意是，大家上了船，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国去！那个街道广阔的特洛亚城永远不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请注意，他说的是“我的主意是”，而不是“我的命令是”。

两份或许不甚精确的记载，仍能鲜明地反映出三千多年前的中国与希腊社会在权力结构、国民性格、社会生活氛围上的巨大差异。可以说，在夏启建立国家的时候，“原始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的遗留就已经所剩无几。

可疑的“禅让制”

在每一个民族的古老传说中，人类社会都是每况愈下。据说，人类最初来到地球上时，处于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春天永在，大地遍布鲜花，河里流着蜜和奶。由于人类的自作自受，世界逐渐堕落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最后是贪婪和暴虐横行的黑铁时代。

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遗迹中，我们没有找到专制主义的发源地。如此遥远的历史上游就已经被专制毒素污染得一片乌黑，这不禁让人汗颜并绝望：难道我们这个民族一降临到地球上，体内就携带着专制基因吗？别急，再往上翻一两页史书，我们就会生出希望，因为我们来到了尧舜禹时代。

尧舜禹时期无疑就是中国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几千年来，中国人无数次地缅怀、回想、向往那个灿烂的时代。据说，那个时候是“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团结互助，社会充满温暖。

更让我们骄傲的，是那个时候的“禅让制”。据说，尧年老时，自动让位给德才兼备的舜；舜统治了一段时间后，又把权力转交给深受人民爱戴的禹。《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舜刚刚二十岁的时候，就以“孝顺”闻于天下。他三十那年，尧询问天下有无可用者，“四岳”都推荐舜，尧曰可。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其在家庭内的表现，让九个儿子与舜朝夕相处，以观察其在社会上的行动。舜表现良好，治家有方，两个妻子在他的带领下都很有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和他处得很好……于是尧就让舜领导百官，效果不错……尧于是认识到舜之足以授天下。尧年老了，就使舜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舜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

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虽然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我们几千年来仍对这一短暂的记忆感到温暖。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它被定义为恩格斯所说的“原始民主制”，或者说叫“军事民主制”，“即部落联盟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从这个定义出发，历史学家们推定尧舜禹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是“部落联盟”，“四岳”推荐的过程被考证为“联盟议事会”。于是，中国历史被成功地归纳入“五阶段论”中。根据这些记载，人们宣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储存着丰富的“民主”营养。

然而，如果抛开历史教科书直接进入原始史料的比较阅读，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就像蝙蝠不能被归为鸟类一样，中国的“禅让制”与“原始民主制”完全是两个概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原始民主制”，什么是“部落联盟”，什么是“联盟议事会”。

在相当于中国黄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的古希腊土地上，生存着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民众大会（Agora） 。这个会议由全体男人参加，决定是否战争，以及推选战争领袖等重大事务。联盟的日常事务，由长老议事会（Bouli） 决定。这个会议由各氏族派出长老组成。联盟的首领叫“巴西琉斯”（Basileus） ，即军事首领。有人把巴西琉斯翻译成“王”，其实他与后来出现的王（King） 还不同，他不是一国之主，只是部落的军事首领。战时统率军队作战是他的主要权力。（顾准 《希腊城邦制度》）

这种原始民主制被恩格斯称为“军事民主制”，并且一度被认为是早期人类发展中必经的阶段。比如塔西陀时代的日耳曼人就处于这个阶段。

不过，只要多翻翻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军事民主制”与中国的“禅让式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的部落联盟各部落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涉及全联盟的大事，要各部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拥有否决权。第二，巴西琉斯一般由各部落选举产生，轮流担任，他的地位与其他部落首领是平等的。他无权随意决定其他人的生死，无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如果不称职，也可以被长老们罢免。他可以说服别人，而不能强迫别人。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制”时说，人们之所以听从“王”或酋帅，“倒并非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有说服的作用。如果人们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的叹息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而中国式“原始民主”与此大不相同。首先，中国的部落联合体中，部落地位并不平等，存在着一个高于其他部落的统治部落。统治部落首领凌驾于其他首领之上，权力巨大。从古典文献的描述来看，尧舜禹三“帝”的地位高高在上，甚至可以对参加联合会议的其他首领生杀予夺。《舜典》说：“（舜）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祟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而禹的权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仅仅因为召开部落会议时，一个部落首领迟到，就一怒之下把他杀掉。“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 这在西方部落联盟中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在中国古史记载中，从来没有任何类似西方的“民众大会”这类“议会性质的会议”的记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选举”“表决”或者与其意义相近的字样。中国部落联合体的“酋长会议”的议事程序也与西方不同。从《尚书·尧典》的记载来看，虽然各部落都有发言权，但决议并不需要各部落一致通过，而是由最高首领一言而决。

阅读《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尧选择舜做接班人的过程中，部落首领们，也就是“四岳”，起的是推荐作用，而不是决策作用。他们的推荐在尧点头“曰可”之后，才能生效，否则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尧的政府班子中，担任的是顾问、咨询的角色，而并非“议会议员”的角色。尧“从善如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又对舜进行了独立考察。尧的考察方式也是典型东方式的：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了模范青年舜，利用丈人对姑爷的便利条件对他进行观察。在经过二十年的考察之后，尧认为这个姑爷孝顺懂事，可当大业，一言而定其为接班人，把班交给了他，自己在幕后传帮带了八年，直到尧死，舜才掌握实权。从这个过程看，“禅让”不能称为是“民主制度”，而仅仅是一种“民主作风”。任何对政治概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制度”和“作风”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民主制度”是一种规范人、大于人的硬性制度；而“民主作风”则是专制统治者偶尔表现出来的“善于纳谏”“虚怀若谷”或者“平易近人”的作风，它的本质是专制统治的一种变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禅让制”只能称为一种改良的“世袭”，一种“开明专制”。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定，这种基于统治者自我克制而形成的优良政治传统只是昙花一现，在进行了两次后，马上让位给了父死子继的夏代“家天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么，为什么同时代的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部落联盟，而尧舜禹时代的部落联合体却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部落联合体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职业军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一亮相，摆出的第一个pose就是战争，为后世子孙建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传统。

翻开《史记》，我们读到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黄大战”。司马迁说，自从神农发明了农业之后，人们走出蒙昧。不过，由于天下没有共主，“诸侯相侵伐”，各部落相互征战，天下一片大乱。那时实力最强大的两个部落，是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为了争夺霸权，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大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战败，俯首称臣，遂与黄帝组成炎黄部落联合。

炎黄部落联合到一起后，实力更加强大，就开始征讨其他不服者。黄帝发现南方的九黎族桀骜不驯，于是联合炎帝，共同征服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这场战争发生在涿鹿之野。相传这场恶仗规模巨大，惨烈异常，以至“流血百里”“血流飘杵”，最后杀得“九隅无遗”。

纵观黄帝的一生，就是战斗和征服的一生。只要发现有不服从自己的部落，黄帝就要领兵征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一辈子都是处于领兵打仗之中。在两次大胜之后，黄帝又先后征服了东方的太皞、西方的少昊、北方的颛顼，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通过枪杆子确立了自己最高领袖的地位。“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后，黄帝仍然保持着军人的警惕，“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师为营卫”，身边总是带着巨大的扈从部队，以保卫自己的安全。（《史记·五 帝本纪》）

战争的结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灭，更多的部落则选择臣服。通过战争，黄帝把原来各自为政、混战累世的众部落联合成了一个以黄帝部落为首的部落联合体。中华民族的雏形由此形成。

除了炎帝和黄帝征杀一世外，后来以“禅让”树立自己文质彬彬形象的尧舜，其实也是在战争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由于这一系列军事功勋，使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舜则除了治水之功，更以征服“苗”族而服众。

战争中产生的权力必然是专制的。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在战争之后，失败者向胜利者臣服，并被并入胜利者为主体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胜利者和失败者享有的权利自然是不同的，不可能建立起平等的“联盟”关系。

投票产生的希腊式政权

与中国通过征服产生的部落联合体不同的是，希腊的部落联盟诞生过程没有暴力介入，而是自愿联合的结果。

与黄帝时代大致同时的早期希腊，生活着许多穿着兽皮衣，以渔猎和原始农业为生的原始部落。摩尔根说：“凡属有亲属关系和领土毗邻的部落，极其自然地会有一种结成联盟以便于互相保卫的倾向。这种组织起初只是一种同盟，经过实际经验认识到联合起来的优越性以后，就会逐渐凝结为一个联合的整体。”（摩尔根《古代社会》） 为了抵御海上入侵者，几个相邻部落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成了部落联盟，在战时协同作战，在和平时期协商处理各部族的关系。

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联盟，部落之间的彼此关系必然是平等的、民主的，因为一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任何一个部落都可以选择退出。部落联盟的权力运作，也不需要暴力作为后盾。通过现存的历史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希腊部落联盟的运作模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属于民众大会。民众大会一般在需要解决重大问题如战争、媾和、迁徙或推举首领、裁决纠纷时才召开。部落首领或任何长老都可召集民众大会。嗓音洪亮的使者将人们召集到一起，并负责维持秩序。开会时将权杖交给发言者。在伊萨卡民众大会上，一个首先发言的贵族询问会议是什么内容时提到三点：是哪位有什么要求吗（即私人要求裁决的事务） ？是敌军入侵吗？是有什么公共事务要解决吗？（《奥德修纪》） 长老在会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批评执政者被视为他的“权利”。听众用叫喊、嘲笑、跺脚等方式“投票”。（《伊利昂记》）

日常事务由长老议事会处理。在长老议事会中，议事规则是一个部落一票，各部落完全平等。

巴西琉斯的标准形象是“英雄”而不是“国王”。他的权力基础不是法定的制度，而是个人的智慧、勇敢、力量，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属下的忠诚。关于巴西琉斯的地位，史诗的记载似乎有着难以弥合的矛盾。一方面，巴西琉斯地位显赫，权势很大。成为巴西琉斯“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会得到很多财富，受到很高的尊敬”。（《奥德修纪》） 但在另一方面，巴西琉斯与普通人民间的距离还不太大。他们没有任职报酬，他和他的家属还要参加劳动。

部落联盟的产生，为希腊民族奠定了“投票产生权力”的良好传统，使希腊民族在婴幼儿时期就学会了与人平等相处、协商和妥协。他们认识到，通过民主的权力运作方式，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和更多的精神自由。这使他们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恶性权力运作方式产生了天然的免疫力，对希腊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的原始民主成了人类民主制度的最初源泉。随着历史的发展，天然的原始民主基因不断成长发育。在后来的岁月中，雅典的“王”，也就是“巴西琉斯”，演变成了“执政官”，“长老议事会”演变成了“议院”，“民众大会”演变成了直接选举制。“原始民主”演变成了“奴隶主之间的民主”，后来又扩大成为“所有雅典公民的民主”。可以说，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民主制度，都没有脱离部落联盟时代的原始希腊人建立的基本模式。

第二节

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蒙昧时代

为什么希腊人走到一起能够平等协商，而我们的祖先则只能像大猩猩一样彼此厮杀？难道是上帝在制造中国人和希腊人时使用了不同材料吗？

这样的猜测无疑是荒谬的，作为宇宙共主，上帝不会如此不公平。虽然中国人的自恋程度不亚于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的以色列人，但是在创世之初，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什么独一无二的特殊品性。事实上，人类学家可以确证，在遥远的母系社会，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氏族内部的关系都是民主的。直到跨入父系社会之初，人类还没有发明专制技术。专制与民主的分歧，出现在父系社会晚期。

在遥远的母系社会，由于地广人稀，资源无限，那时的人们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在一个老祖母的带领下，三五十人组成一个氏族。白天外出采摘或者狩猎，黄昏时则回到住地，共同烧煮食物。吃过饭，大家讲述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或者围绕在长者身边，听她讲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在苍老的声音中沉沉睡去。

“民主”这个东西，虽然在后世变得那么高尚、昂贵、危险、遥不可及，被判定为地球上某些特定区域的人不配或者暂时不配享受，其实一开始它并不那么神奇。猿进化成人之后，茹毛饮血的不识字的原始人一直把“民主”作为处理集体内部关系的天然形式。母系时代人际关系相当简单，没有发展出后世那些复杂的礼仪禁忌。这情形，正如同《吕氏春秋》所说：太古时候，没有君主。人们群聚而居，只认识自己的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没有复杂亲戚关系的讲究，没有上下长幼的分别，不知道进退揖让的礼节。（“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你的”和“我的”，不懂得什么叫自私、压迫、不平等，更不懂得什么叫欺骗、占有、巧取豪夺。每个人都很自然地把自己找到的食物和别人共享。一旦遇到什么大事，大家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择善而从。没有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也没有谁刻意想证明自己比他人高明。甚至男人们之间也没有动物式的竞争和决斗，因为母系社会女人的怀抱是向所有男人敞开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这种情形说：“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者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者彼此疏远。”（《全球通史》）

第一个专制细胞

在历史的放大镜下细细寻找，在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交接点上，我们终于发现了第一个发生基因突变的细胞。

专制总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父子关系的诞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我表叔有点懦弱。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对领导、对同事、对邻居甚至对商店售货员总是点头哈腰，满面笑容。可是一进家门，他的表情马上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一见到他的儿子、我的表弟，他脸上的温度立刻下降二十度。他和别人说话很“唐僧”，然而对我的表弟，却总是惜字如金。一不顺眼，甚至伸手就打，抬脚就踹。

唯一的原因就是，那是他的儿子。在传统中国，“家长”两个字不但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等级、权力和距离。所以在《红楼梦》中，贾政从来不会和贾宝玉好好说话。

我曾经劝过表叔。我说，父子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我表叔听了睁大眼睛，说，他是我做（方言， 读“揍”，制造的意思） 出来的，你让他和我平等？

不要小看我表叔这句话。这是父权文化的理论起源。

在母系社会，“父亲”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女人们的居所里轮流住着不同的男人，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事实上，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生殖的奥秘，总以为是自己的老祖母当初吞吃了一个红果，或者踩了巨兽的一个脚印，才导致家族的诞生。原始的图腾崇拜说明了人类对生命起源的困惑。秦始皇家族的起源传说，就是一个典型：据说女修织布的时候，一只黑色的鸟在她的窗外产下了一只卵。女修好奇地吃掉了这个卵，遂生子大业，成为秦人的祖先。

随着农业的出现，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结实的臂膀和小腿被证明比女人更适合开荒辟地，带来收获。处于支配地位的男人不再满足于和别人共享一个女人，他们把女人们当成自己的私有物，不许他人染指。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使人类弄明白了男人在生殖中的作用，使孩子的父系血缘头一次得到了确认。这一发现使男人们骄傲万分，一知半解的人类很自然地以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理解男人和女人在生育中的作用。男人是决定性的，是种子。女人不过是水分和养料。所以，男人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知识总是导致罪恶，正如同伊甸园中的智慧果一样，基于这一理论，“父亲”诞生了。

在这种幼稚的伦理逻辑之上，人类进入了“父权制”社会。在两性之中，男人无疑更为狭隘、自私、残暴。在母系社会的传说中，女娲同时造出了男人和女人。而在父系社会的传说中，女人却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在母系社会，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男人与孩子们的关系都是模糊的和不固定的，因此男人的专横和攻击冲动无所附着。而进入父系社会后，女人和孩子都明确地归属于某一个男子，这导致家庭氛围出现了明显变化。男人是家庭绝对的主宰，女人和孩子都成了他的附属物。他的专横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他体力上占优，也就是说，他的专横气质由他的暴力资本做后盾。第二，他用自己强健的肩膀提供了家庭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来源：他养活了他们。第三，也就是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新生命。每一个男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造物主。因此，他与家庭的其他成员是不平等的。

不平等必然导致专制。进入父系社会后，那些原本天生地养的孩子们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威：“父亲”。《说文解字》中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就是说，“父”这个字，不仅仅表示一种血缘关系，更昭示着权力。在中国的早期家族之中，父亲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坊记》）。 对于家中的其他成员，他拥有完全的权力。历史学家说：“父权相对母权有根本意义的不同。母权制下，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母系家长仅有分配食物权，而所有成员的食物都是相同的。而父系家长对妻子、子女及家族内的非自由人拥有生杀之权。父系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为了保证子女出自一定的父亲，他们要求女子的贞操。一旦女子越轨，男子即使打死妻子，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女子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李玉洁《中国早期国家性质——中国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研究》） 在发掘甘肃秦魏家墓地时，考古学家们发现，在父系社会初期的十六座男女合葬墓中，男人们都是仰身正卧在墓穴正中，而女人则是侧身屈膝，伏附于男子之一旁。在中国龙山时代遗址中，经常可以看到杀人奠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建筑房屋时，杀一个人放到地基里，以保佑房屋建筑顺利吉祥。令人吃惊的是被杀者常常是这个家庭的亲生儿子。考古学家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孩子过多，人口压力过大所导致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表明，在那个时代，孩子被认为是家长的所有物，如同牛马一样，可以任意处置。既然连生命都属于他，自然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徐良高《中国民 族文化源新探》）

应该说，父权制曾经是世界历史范围内一个普遍的现象。希腊早期社会认为“父亲”是家庭的核心，只有他才能代表整个家庭。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父权制的发展和中国一样登峰造极。父亲不但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把他们当成财产一样抵押和出卖。

父权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专制权力。它具备专制权力的几乎一切特征：单向性、绝对性、残暴性。

弑父与杀子

从专制诞生的那一刻，对专制的反抗就随之而来。

在希腊神话中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他在命运的捉弄下，杀掉了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这个故事因为弗洛伊德释读为父子冲突的经典隐喻而闻名。除此之外，“弑父”的神话其实还有许多。在希腊神话中，神界多次发生父子冲突，神界的统治权正是通过父子间的剧烈冲突而不断易手：老一辈的神王生下儿子后对他们百般提防，乌拉诺斯甚至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克洛诺斯干脆把子女吞入腹中。而侥幸不死的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坚决地对抗父亲，并最终把他推翻，取代他的权威。正是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希腊神族完成了一代代的传承。叛逆者并不因为反叛父亲而被舆论斥为邪恶，反而往往因为敢于反叛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魅力。神的统治也通过这种连续的叛逆行径而日趋完美。（郑德青《中、希神话的比较及其所体 现民族精神》）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父权诞生之后，希腊的儿子们就不断地反抗父亲：离家出走甚至拔刃相向。希腊神话中屡屡出现的代际间互相杀戮，说明了这种反抗的血腥性。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他认为，在文明时代的曙光期，部落中的“原始父亲”在性方面对其儿子们进行控制和压抑。当儿子们触犯禁忌时，他们就遭到放逐的惩罚。被放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原始父亲”。联合起来的儿子们不再重蹈覆辙，而是以一种民主形式的“兄弟联盟”取代“原始父亲”的权威，从而导致了新的文明统治形式的产生。

这种对文明的解释方式更多地信赖直觉和灵感。不过，“弑父精神”确实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们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而完成代际断裂，使社会永葆创造力和活力。

而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故事。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杀子”的传说。据说，舜很有才干，为人称道，却招致了他的父亲瞽叟的妒恨，无缘无故经常毒打他。面对残暴的父亲，舜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忍受；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他品德高尚，就准备重用他。这更使瞽叟嫉妒得发疯，他联合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象，一再谋杀舜。舜依然谨守孝道，知道他们要杀他，依然乖乖听任摆布，毫不反抗，只是在上天的帮助下才逃脱了死亡。因为这种“百忍成家”的精神，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今天读起来相当变态的传说，在1911年以前，一直被作为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大灾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基于人类本性，我们可以想象，在父权诞生之初，中国的儿子们自然也曾对父亲进行了无畏的挑战。但不幸的是，这些挑战无一例外全部都失败。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中，那些犯上作乱的神灵无一例外都被描绘成邪恶者，比如铜头铁额的蚩尤和人首蛇身的共工，他们的最终命运都是被严厉镇压。传统的中国人认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任何挑战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悖逆”是最大的罪恶。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缓解代际紧张的方式是要求下一代无条件地“顺从”，抹杀下一代的个性，使他们全面认同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古老的传统得以继继绳绳，万世不变。正是在中国儿子们的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下，中国式父权获得迅速扩张，成长为笼罩整个社会的专制权力。

一个是肯定冲突，一个是强调和谐。对待父亲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中西两大文化的分野。

大陆与海洋

那么，是什么使得希腊的孩子们胆大包天、犯上作乱，而使中国的儿子们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呢？

这最初的原因，还真得到上帝那去找。因为他把这两个民族，放置在了不同的陆地上。或者说，在创造地球时，他的手不经意间一抹一碰，造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和爱琴海岸天然的地理差别。

中国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天然适于农耕。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并非现在这样贫瘠荒凉，而是森林与草原相间，气候湿润温和，犀牛和大象漫步其间。更为优越的是，黄土结构疏松，使得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黄土的垂直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具有良好的自肥能力。这两大特点决定了黄河中下游成了养育我们远祖的无比丰满的乳房。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在那些肥沃的河谷地带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凭石刀木斧，就可以获得远高于同时期地球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产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个窝棚演变成了村庄，一个村庄演变成了村庄群。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这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是少见的。

考古学家在陕西发现了一个距离今天近七千年的村落遗址——姜寨。他们发现，这个村子里有一百座左右的房子，这些房子分成五片，都围绕着村子中间一个巨大的广场而建，房门都开向广场。这说明，这个村子由一个先祖分下来的五个大家庭组成。每个大家庭由建在一起的二十座左右的房子组成。这五个大家庭又组成了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家族。中间的广场，就是家族集会和祭祀先祖的地方。

房屋围绕着一个圆心，房门都朝着中心方向，无疑会使村庄中的相当一部分房屋采光不好。这种建筑布局说明了原始村庄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全族的团结，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放弃生活的舒适。从他们拥有共同的仓库和共同墓地这一事实推断，这个村庄的生活方式是高度集体主义的。他们在族长的指挥下共同劳动，共同祭祀，收获的粮食放进公仓。特别能说明这个原始村庄集体大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事实是，在他们的公共墓地里，没有夫妻合葬墓，每个人都是单独地按辈分的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死亡的先后顺序埋在墓地里。也就是说，个体小家庭显然没有独立性。

姜寨古村庄体现着典型的中国精神：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血缘网络使一百多个小家庭被紧密地编织成了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大家族。在这个村子里，一切由辈分最高的男性家长说了算。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全村人的生活整齐划一，个人的自由在集体需要下被压制到很低的水平。（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 成果——姜寨评述》）

定居农业把人们牢牢束缚在血缘网中。人们世世代代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终生是庞大家族的一分子，永远没有机会脱离。家族是人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父亲是永恒的权威，他的力量远远大于儿子。即使在年老体衰之后，他仍然比年轻人更受人尊重。因为在定居农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上一代的毫不走样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被一再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记得历次洪水的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那些对老年人的不敬会立刻受到惩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定居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人容易产生惰性和依赖性，产生对习惯和传统的屈从。正像黑格尔所说：“大江流域上的种族，因为它的天边永远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们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边的依赖性里边。”（《历史哲学》）

正因如此，从一开始，中国社会就是“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一切社会资源都被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生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父亲权威的强大，使中国式的儿子根本没有机会反抗。只要父亲在世，儿子就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和财产。“父母在，不敢言老”“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由此才出现了“老莱子七十娱亲”的尴尬故事：老莱子很孝顺，已经七十高龄了，在父母面前还身穿五色彩衣，装作小孩玩耍，让父母开心。有一次拿茶水上堂，不小心跌倒了，怕父母担心，就趴在地上学小孩子哭叫不起来。

而早期希腊人的生活却没有中国人那样单纯稳定。

以希腊地图看，希腊半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开放性。除了北部外，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线极长，天然良港密布，海上又多岛屿，成为天然的航标，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如果有机会到希腊去旅游，你会马上发现希腊地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陆交通不便，土地十分贫瘠。希腊境内多山，山脉把半岛分割成几乎相互隔绝的几个部分，平原不足五分之一。即使在如此稀少的平原上，地上也到处是露出的岩石，地里有很多石块、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夏季炎热少雨，大部分河流干涸，不适宜农业生产，以至于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诞生雅典文化的阿提卡地区，土壤尤其贫瘠单薄，出产的食物只有橄榄、葡萄、大麦和少许小麦。

一切文明皆是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产物。“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所以，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汪兵《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 事实正是如此。希腊的地理环境使人们很难单纯凭借农业谋生。由于很多地方粮食不能自给，要用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来向其他地方交换，这使得贸易一开始就在希腊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由于陆上交通不便，希腊的贸易基本上依赖于大海。“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在希腊早期的每一个部落中，都有相当多的人从事贸易或者做海盗；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每个人，一生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大海有亲密接触。海上贸易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勇气，也形成了人们“渺渺无限的观念”，形成世界是开放的、变动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权威主义人格的培养。

无论是做海盗还是进行为时数月的远航贸易，都不是老年人的体力所能承受的。充满危险的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那些在海上飘荡多年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不但带回了浪漫的传说、惊险的故事，更带来了令人眼红的巨大财富。这令更多的小伙子宁愿丧命于大海的怀抱中，也不想老死田园。俄底修斯说：“我善于作战，但田园劳动我就不高兴，我也不喜欢那养儿育女的家庭生活，可是多桨的大船却永远使我醉心……我留在家中仅仅一个月，享受儿女、发妻、家财的幸福，但我的内心，不教我安静，驱使我到埃及去远行……”（斯威布《希腊神话和传说》） 一旦长到成年，希腊的父亲们就不得不收敛他们的专横，因为他们的儿子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早晨不声不吭地离家出走，直到多年后才携带着财富和妻子重新出现。希腊社会不是尚老社会。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的更多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在希腊雕塑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青春、健美人体的歌颂。

希腊早期社会的父权，其强度和范围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般来讲，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十七、十八周岁） 即完全摆脱父亲的控制，在通过由父亲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从家庭到酋邦

自从“父亲”诞生后，中国和希腊就开始正式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在中国，父权呈现压倒性优势，它不断扩张，从父亲、祖父演变成族长、酋长直至国王。血缘群体也不断扩大，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酋邦，直至国家。

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事需要更多的人团结协作，比如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或者其他公共建筑，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父系社会的血缘关系有利于人类组织的迅速扩大，有亲缘关系的村寨很自然地联合成为部落，在联合过程中，中央集权所需要的纵向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由“祖父—父亲—儿子”这种天然血缘关系提供了出来。人们自然而然地推举辈分最高的长老做部落的首领，并按长幼亲疏，确定彼此的尊卑关系。于是，血缘网络编织起来的人类群体从一个村庄扩大成了部落。女性服从男性，晚辈服从长辈，弟弟服从哥哥这个天然的组织原则给刚刚诞生的部落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使早期部落能够有力地抵御洪水、兴修水利、进行战争，保证了部族的繁衍发展。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一方面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育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另一方面也使人口问题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比世界其他地方要早很多。据人口学家考证，在公元2年，也就是汉朝的时候，黄河中下游五省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四十二点八人每平方公里。这一人口密度看起来不太起眼，然而，意大利是在1700年，法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则是在1750年后，才达到了这一密度。事实上，有史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领先于世界大部分地区。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确切人口密度，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此地的人口增长率一开始就遥遥领先世界。考古学家在发掘黄河中下游一带文化遗迹时，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在六千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早期村庄的规模已经显著增大，原来互不接触的各个文化起源地，随着文化圈的不断扩大，已经开始剧烈碰撞，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出现的。据估计，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期间，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增长了三到四倍。

中国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中国西北部是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它们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墙文化”。

与中国的总体环境相似，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于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向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没有出海口，也没有任人迁徙的新的“流着蜜和奶的土地”。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从而导致“墙文化”中的竞争通常是内向的、互相消耗式的。

黄河中下游各个部落在相互碰撞前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生活，交往很少，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强烈排外心理。在人口的压力下，对土地、水源、财富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导致早期中国部落像争食的野兽一样，展开战争。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地方，都要激烈而持久。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因为逃到不适农耕之地，就相当于选择了灭亡。形势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各个原始部落交战起来，都是全力以赴，不给对方留活路。那些被征服和掠夺的部落、方国往往“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

从黄帝到夏禹的国家形成时期，中华大地干戈四起，出现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战争时期。从史前的仰韶时代到邦国林立的龙山时代，战争连绵不绝，规模宏大，天下一片混乱。这就是《史记》开篇所说的“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阅读《史记》等记载，我们往往会惊异于那时战争的频繁。考古学家们发现，在这一时期，先民墓地中无头墓、无尸墓、身首分离墓以及身带刀伤箭伤的尸体大量出现。大量的防御性城池遗址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激烈的生存竞争不断地推动着部落朝着自我膨胀和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就是战争直接催生出来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部落人口的多少，在战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亲族部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导致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决定部落战斗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部落的管理水平。众所周知，战争需要纪律，需要统一指挥，集中权力，绝对服从。而东方式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毁灭性战争更需要残酷的纪律。只有建立起军事等级制的赏罚分明的部落，战斗力才能强大，于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部落内部的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等级制不断强化，部落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密，部落成员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日益强烈，“牺牲”与“服从”成为整个部落推崇的品质，“一切行动听指挥”成了全部落的纲领性口号。部落首领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力，那些临阵脱逃者甚至可以被他处死。夏启发布于甘之野和夏桀发布于鸣条之野的血腥的动员令正说明了这一点。而连续不断的胜利又一次次地强化首领的权力和权威，给了那些领袖以巨大的“克里斯玛”魅力，使人们更乐于跪拜在他脚下，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服从他的权威。部落内部残余的平等关系被彻底毁坏，部落首领很快脱离其他部落成员，成为高高在上、对自己的部属可以生杀予夺的专制领袖。

随着部落规模越来越大，祖先崇拜也愈演愈烈地发展起来，因为它是部落凝聚力的基础。血缘关系是部落内部人们保持相互信任和亲近感的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部落人口的不断增长，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强化祖先崇拜，就成了把全部落人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唯一手段。各个部落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兴建起规模巨大的祭祀祖先的宗庙建筑。祖先崇拜不但为部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而且还为部落内部的伦理等级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解释。它教育全部落的人，部落首领的权力来自祖先的赐予，因此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抗拒的。它教育全部落的人，晚辈要永远服从长辈，女人要永远服从男人，伦理规范丝毫不容挑战。

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纷纷转化为“邦族”。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血缘联合体，有史学家称之为“酋邦”。考古学家发现，邦族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巨大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一个防御性的中心城镇，“君主”或者说“酋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这些酋邦规模巨大，人口数万、数十万，控制的土地往往达数万平方公里。邦族完全是按血缘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君主”是这个部族先祖的嫡系后代，部落里的其他人都是“邦人”，血缘上与“君主”都是同一个宗族。与“君主”血缘关系近的人，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处于社会下层。和平时期，他们共同劳动，以自己收获的物产奉养“君主”，祭祀祖先。战争时期，每一个男人都成为战士，在“君主”的带领下全族出战。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部落组织都属于这种社会类型。

不同的希腊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原始部落间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和龃龉，但却没有最终演变成中国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诸侯相侵伐”的连绵不绝、规模巨大的统一战争。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一方面使希腊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同时期，人口压力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崎岖的山路也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希腊早期历史上部落间大规模的兼并和征服战争很少。面对人口压力、物资贫乏，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而不是向山岭那边土地同样贫瘠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绝望。失败的一方也会逃往海外，矛盾和冲突随着一方的退却结束，所以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专制关系。“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更大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开放的生存空间，使希腊人天然产生出世界多元化的观念，他们的性格中多了一份通达，少了一份偏执；多了一份从容，少了一份焦虑。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彼此妥协，各退一步，换位思考，是达成和平共处的途径。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后来希腊早期国家也是诞生在部落的自愿联合基础之上。史学家把雅典国家的形成描述成“合作运动”。在传说中，是一个叫提秀斯的聪明人创建了国家。据说，提秀斯认识到，如果把阿提卡的各部落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雅典国家，将有利于每一个人。于是他就开始行动了。他并不像黄帝那样运用武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事业，而是一村一家地去访问和劝说，使他的计划得到同意。他宣布将给他们一种可以保障自由的宪法。他说，“（我自己） 在战时是你们的领袖，在平时则是法律的维护者，除此以外一切权利都与公民平等。”（斯威布《希腊神 话和传说》） 仅仅通过一张嘴，没有任何暴力做后盾，提秀斯就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说，雅典的产生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这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第三节

王的出现

从酋邦到国家

人类社会中的专制基因，就如同人体内的癌细胞。癌细胞的生命力比普通细胞要强几十倍。它的意志不可阻挡，一旦在人体内形成气候，就会疯狂地自我复制，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阻碍，不完成对生命的完全控制，不把生命彻底破坏就决不罢休。专制基因也是这样，它一旦在人类社会起源，就会顽强地向周围渗透，试图把专制精神扩散到整个人类社会。

在控制了部落之后，专制基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冲破部落这一限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兼并战争。事实上，推动兼并战争大规模进行的心理动力之一正是专制心态。怀有专制心态的个人和组织是拒绝平等的，他们认为，天下的事物只有分出上下大小来，才能相安，平等是混乱和不稳定的根源。对于所有酋邦来说，战争是带来和平的唯一手段。只有通过较量实力，定出等级次序，建立了征服—臣服关系，两个部落之间才能实现关系的稳定。

在邦族的不断混战、联合、兼并中，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合体滚雪球式地不断扩大。它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归附的早晚或效忠的程度为分层标准，把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内的不同部落统一为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联合体。

不过，虽然兼并与联合是专制冲动造成的，但是兼并与联合的结果，却在部落联合体间首次制造出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在部落联合体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发明后世的分封制度和官僚系统，统治技术还相当粗糙幼稚，不足以把最高统治者的专制意图有力地贯彻下去。统治部落对其他部落的控制是不成熟、不稳定、不严密的，大部分时候仅仅建立在其他部落名义上的臣服之上。因此联合体的权力结构非常脆弱，经常发生动荡。在黄帝之后，还出现过多次其他部落的首领与黄帝部落的继承人“争为帝”的记载，比如共工与颛顼，就曾经多次与黄帝及黄帝后人展开大战。

一个部落即使力量再强，相对于其他所有部落的总和，毕竟也是弱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联合体的团结，黄帝不得不给予“四岳”等其他部落首领以一定发言权。为了维护统治部落不稳固的权力优势，统治部落首领的选择必须慎而又慎，才能服众。因为一旦众部落不服，联合体就会分崩离析。因此部落间相互制衡的结果是，中国政治史出现了唯一最接近民主的阶段：禅让制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治结构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专制程度是最低的。不过，这种“禅让民主”，是专制政治建立的过程中必要的退却和前奏，而不可能是“民主制度”的温床。一旦统治者的统治技术成熟起来，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之路，后世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尧舜禹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大一统政治结构日趋稳定，对部落联合体首领的约束因素也越来越弱化。统治部落自然而然产生了“化家为国”，把在部落内部的专制统治扩大到整个天下的冲动。

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大禹通过禅让登上权力之巅的时候，他领导的仍然是由于治水等需要联合在一起的部落联合体，“四岳”“十二牧”组成的部族会议仍然如尧舜时代一样发挥着作用。不过，由于前无古人的“拯民于水火之中”的巨大治水功劳，禹的威望是尧舜所不能比拟的。各个部族都对他感激涕零，既崇拜他的功绩，也被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道德力量所征服。

而在治水之后，他又成功地领导部落联合体，彻底战胜了一直与中原部族为敌的三苗部落，获得了更大的权威。通过大规模战争，他在联合体之内建立了更严格、更有效的纪律与集权。在禹的统治后期，他已经在部落联合体内建立起了相当高的专制权威。《左传》记载：大禹在征服各部之后，“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就是说，他命各地首领到涂山来朝拜他，并且要携带方物，以示服从。《史记·夏本纪》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也就是说，在大禹之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制度，各地部落须向联盟中央交纳什一之税，以供治水及军事之用。而财政、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强人禹之手。通过这种方式，禹聚敛了大量财富，他的部落很快成了诸部落中军事和财富实力最强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禹产生传位于子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十分清楚权力能给人带来什么。不过，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冒破坏禅让制之罪名，他采取的手段很巧妙，那就是大力培植自己的儿子启的势力。《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也就是说，大禹当初虽然推荐益为接班人，却任命启为官员。到了老年，大禹认为启的势力还不足以名正言顺地统治天下，于是传给了益。不过，由于多年经营和培植，“势重尽在启也”，启马上就联合众人攻打益，夺取了权力。因此，天下人说禹名义上传位于益，实际上却令自己的儿子启取代之。

破坏禅让制当然会引起部落联合体的分裂。西方的有扈氏（位于陕西 省户县） 马上起兵反对。有扈氏一叛变，启马上进行镇压。他召集的是自己部族人组成的军队。在向全军发布总动员令时，他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说一切不为战争卖命冲杀的人，不仅本人要被处死，而且他的妻妇和孩子都要一同被处死。而卖命的人，则可以被“赏于祖”，在祖先神位面前获得赏赐，以表彰他对夏族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夏启夺取最高权力，主要依靠的就是宗族的力量。他的君权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从族权演变而来的。从夏代国家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国家的产生，是一个直接化国为家的过程。

从此，权力由天下公器而成为一族之私有，启也就由一族之族长而成为全国之元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民主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性中的自私与恶最终战胜了公平和正义，从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人们把权力当成私有物，传给自己的后代，同时建立起高大的城墙来保护自己通过军事剥削而获得的财货。

不过，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家天下，中国历史上首个国家——夏朝的专制主义统治是十分软弱和幼稚的。这是因为专制技术的发育需要一个过程。在夏代，各部落对中央政权的出现并不习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也缺乏经验。它没有发明分封制度，无法实现对其他部落的直接控制。因此夏代虽然已经是国家，但是仍然保留了部落联合体的诸多特征：夏的天下共主地位主要是名义上的，它只对夏族部落的地域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他部落只要承认夏政权的正统性，并向中央政权定期缴纳贡物，就可以基本不受干涉地进行自我管理。因此，夏王朝和尧舜禹时代最根本的区别只在于帝系的传递由选贤立能变成了父死子继而已。夏代中央政权所依靠的主要是自己原来部落的支持，一直不甚强大，甚至建立不久，启的儿子太康就被后羿赶下了王位，经过数代混乱，直到少康之时才复国。经此一变，夏代的国王对天下“万国”的统治更是只剩下名义上的意义。

夏代传十六帝而亡。继承夏代的商代中央政权更为强大。这是因为夏朝建立过程中，启只灭掉了一个有扈氏。而商灭夏的过程中，却消灭了更多的国家：商的枪杆子更有威力。《孟子》说：“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在攻灭夏王的过程中，商先后灭掉了葛、韦、顾、昆吾等许多国家。

在朝代更替之际，专制技术往往会有飞跃式的进步，从而帮助专制基因更彻底地实现其意图。夏商周三代都没有发明官僚系统，国王的统治是直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他的亲人们按血缘远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力，并世袭这些权力。国王居住在祖庙之侧，全国大事，由他召集近支贵族讨论解决，或者通过在祖先面前占卜解决。日常事务则由国王的叔伯兄弟协助。商王朝与夏王朝统治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它找到了更有效地依靠血缘力量的途径。在征夏的过程中征灭了十一邦国之后，商王把自己的兄弟叔伯分封到这些国家，从而使商王族直接控制的地区比夏王族大大扩展，在其他邦国叛变的时候，它能够有力地调动自己的王族力量，迅速攻灭之。同时，商王还利用自己分封的亲人对异姓地方诸国进行监督，从而使商代的统治较夏代有力而稳定。分封制是血缘统治的有力扩展，商王创立的分封制的等级名称显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公”“侯”“伯”“子”“男”，都起源于亲属的称谓。

西周是先秦时代中国文明的最高峰。这个起源于西部的小国在成功地推翻了商代的统治后，深刻总结了有史以来的统治经验，创造了系统化、体制化的分封制。商代虽然发明了分封，但商王所封的同姓诸国只占商代三千多封国中的少数。而周王朝建立之时，乘自己兵威天下之际，把黄河中下游主要的邦国故地全部分封给了周王族的近支亲人，形成了周王族对天下各地牢不可破的直接统治。《荀子·儒效》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就是说，在西周建立之时，天下主要的七十一个邦国中，周王族拥有的多达五十三个。周王的近支叔伯子侄，只要智力正常的，都成了显赫的诸侯。

周王朝建立系统的分封制，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确保周王族对天下的统治千秋万代。这在“封建”二字的起源上表现得很清楚：“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也就是说，把亲人们分封到各地，是为了护卫周王。富辰对周襄王说得好：“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左 传·僖公二十四年》） 也就是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旦有外族入侵，还得靠自己的亲人。所以要把亲人分封出去。

因为建立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西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家长制因素。也就是说，天子对诸侯的权力关系主要是单向的、绝对的、不可以讨价还价的。保证周天子权力的相对集中和绝对正统地位，是这一制度建立之初的核心考虑。通过分封，西周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父权直接扩展到全天下。

周天子对受封的诸侯享有绝对的权威。西周分封制的理论前提是土地王有制，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天下土地的产权，根据宗法原则，都属于周王族的族长，也就是周王一人。诸侯仅仅是因为与族长的血缘关系而获得的土地，因此，“授民”“授疆土”的权力牢牢地把握在周王手中，诸侯的权力完全来自周王的赐予，没有任何条件与周王讨价还价。

通过分封，西周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周王通过“朝聘”“征伐”“会盟”等形式严格控制着诸侯。周王规定，诸侯必须定期朝见天子，亲自去叫“朝”，派大夫去叫“聘”。一般而言，“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若不能按期朝聘，“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池，三不朝则六师移之”。除了定期朝聘以外，诸侯还要为天子服劳役服兵役，天子随时征调要随时应征，不得有误。

更为重要的是，周王还可以处罚甚至征伐那些不听话的诸侯。如果诸侯不服从周王的命令，就会受到惩罚。或削地或贬爵，甚至“毁其家”“灭其国”。《国语·鲁语上》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也就是说，诸侯如有大罪，周王则以甲兵讨伐；小罪，则在市朝处死，或者用钻笮、鞭扑等轻刑处之。这并不是理论上的规定，而是实际的法律。《竹书纪年》载：“（夷王） 三年致诸侯，翦齐哀公昴。”就是说，周夷王三年的时候，夷王召集诸侯大会，当众杀死了齐哀公。由此可见，周王凭借自己族长的地位，对诸侯要杀即杀。可以说，周王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时代所许可的专制的顶峰。

通过系统化的分封制，周朝使中国早期政治实现了空前的稳定。依托分封制，专制体制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充分、最深入的实现。在皇帝制度出现前，西周社会就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严密控制，实现了国王对所有臣民有效的高度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成为孔子等人怀念不已的尽善尽美的历史时期。

王

经常有人把西周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相提并论。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误读”。这两种“封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西周的封建制是直接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却不依赖血缘关系。事实上，欧洲领主与封臣的关系主要是军事领袖与他的战友、下属的关系，分封按照军功大小而不是血缘关系的远近。欧洲的封建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西欧的封建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来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所以这种关系是双向的，相对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

正如同阿拉贡贵族的誓言所体现出来的那样，汉语里的“王”和英语里的“王”也有本质区别。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十二世纪末，一位学者把国王与贵族的这种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主公与臣属之间应该有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除敬重之外，封臣对主公应尽的臣服并不比主公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也就是说，国王与其他贵族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钱乘 旦《英国王权的发展及文化与社会内涵》）

而汉语中的“王”则远比英语威严煊赫。在甲骨文直至金文中，“王”是一个象形字，象征“斧钺之形”。而“斧钺”则是杀戮的象征，它对外代表军事征服，对内代表刑罚。事实上，直到周代，王宫里最重要的陈设物还是斧钺，《仪礼·觐礼》中就说：“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在上古国王贵族的大墓中，玉钺作为权力的象征，是不可缺少的陪葬品。“王”字的出现，证明王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韩非子》直截了当地说：“王者，能攻人者也。”

通过斧钺这个形象，“王”字又与“父”字建立了微妙的联系。“父”乃“斧”之初字，“斧”最初曾是父权的象征。通过斧钺之形，王权与父权接通了。事实上，“王”这个字在诞生不久就被用于尊崇先祖。“父之考为王父。加王者尊也。”

为了给权力的暴力内核穿上一层华贵的外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不把自己的地位与上天联系起来。夏启发布讨伐令时，就打着上天的幌子，他说：“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就是说，有扈氏不遵天命，反抗王权，上天命我剿灭他们，我今天要代天行罚。商汤攻灭夏桀的时候，也宣称是遵循天命而为：“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我敢于犯上作乱，而是因为夏王多罪，上天命我杀掉他。

到了周朝，国王们终于建立了和上天的血缘联系，周王径直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并且是长子（元子） 。《周书·召告》：“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周人之王认为受着上帝的特殊保护，受命于天，因而才打败了殷人，君临天下。

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这不仅仅是虚荣心作怪，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政治的现实需要。通过这种形式，王实现了对一切权力的垄断：不仅是世俗权力，而且包括神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 公十三年》） 把自己打扮成天子，垄断与上天交流的权力，是王控制天下人精神的重要手段：唯一可以令中国天子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专制者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

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集体当中。从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国家，随着集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个人被维系集体的血缘绳索捆绑得越来越紧。到西周时期，这种控制达到了顶峰。

西周社会是一个完全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社会，在分封制的组织下，西周社会就是一个大宗族套小宗族的连环套组织。每个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在宗族之内，祖先的嫡系长子世袭“宗子”之位，《礼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宗子是全体族人敬奉的对象，在家族之中，他就如同皇帝在帝国之中，或者国王在王国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说一不二的权力。正是因此，在铜器铭文中他干脆被尊称为“宗君”。

“宗君”的权力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种：一是有权主持祭祀。祭祀祖先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只有身为嫡长的宗子才能主祭，正如同只有“天子”才能祭天一样。第二，有权掌管本宗的财产。在西周社会，宗族内部是实行“血缘共产主义”的。每一个宗族都是土地公有，公有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井田制”。同宗兄弟“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仪礼·丧服》） ，就是说，宗族之内财产公有，谁家有富余，就缴公，谁家不够用，就从公家领取。负责收其有余，资其不足，以通有无的，正是宗子。《礼记·内则》说：旁系子孙“虽然贵富，不敢以贵富之态进入宗子之家。虽然拥有众多车徒，也要舍之于门外，以寡约之态进门。子弟拥有上好的衣服、裘衾、车马，则必贡献最好的部分给族长，而后才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可见宗族成员中有的人即使实际上比宗子更为富有，但是他们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过宗子。这导致了富有特色的聚敛方式，即“先贵而后富”：越是嫡长，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所以，宗族社会中的上层人物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必然倾向于强化宗法制度，获得更多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机会。这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第三，宗子对宗族成员有惩罚权甚至生杀之权。《左传·成公三年》记载，在邲之战中被楚军俘虏的晋国贵族知，被释归国前对楚共王说自己回国后如被晋君处死，死了也光荣，如得到晋君的赦免，而由自己的父亲荀首“以戮于宗”，死了也很光荣。这说明宗子有权处死宗族成员。《左传·定公十三年》载，晋国贵族赵孟有一次与其小宗邯郸午发生矛盾，于是“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可见那个时候，大宗宗子一怒，确可对小宗之人要召就召，要杀就杀。

可以说，在三代以前，中国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历史学家说：“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长的家族。”家族中的一切事情，都由家长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都只有唯唯听命的份。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描述春秋以前的家族中家长的作用时说：“他作乱的时候领着整族作乱，他和另一个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他出走的时候，或者领着整族出走，他失败的时候，或者累得整族被灭。”

宗族的稳定，是以抹杀个体的自主性和个性、强化宗族整体的虚幻性、导致宗族首领的全面独裁为代价的。随着集体不断扩大，与集体生活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就越来越严格。集体大于个人，集体重于个人，集体先于个人的观念被不断培养壮大，最终导致了个人的彻底消亡。在宗族社会内，个人的权利、义务、命运，都由自己全族的命运所决定，个人隐没于全族之内，无独立的人格、人权可言。（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 探》） 秦代中国虽然大规模打击宗族组织以提高国家控制力，可只在短期收到成效。到汉唐时期，宗族势力又强劲恢复，政府也乐于把宗族作为控制和稳定社会的一个工具，从而使宗族制度一直持续下来，对中国文化中的重人伦、重团体而轻个人、轻自由的特征产生了深刻影响。

孝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需要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家长制的本质是“不平等”，它管理的窍门是破坏人群的平等关系，区分出人的长幼尊卑，以此来建立秩序。在两性之间，它明确男大于女；在两代之间，它明确长辈大于晚辈；在同辈之间，它也强行规定，兄长大于弟弟，后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前者。父权家长制不能容忍“平等”。家长制思维认为，平等是秩序的最大威胁。当家长制权力结构高度成熟时，“孝顺”理念就被创造出来了。

“孝”的全部理论依据，是父亲创造了新的生命。

这是中国人全部伦理思考的起源。《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幸福都是父亲赐予的。父亲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一生下来就欠下了感情上的巨额债务。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原罪”。事实上，这个“原罪”是永远无法赎清的。因为我们没法像哪吒那样剔肉还母，剔骨还父，然后再以平等之身对父亲“讲经说法”。所以，我们和父亲之间，永远是不平等的。所以，“孝始，身不属己；孝终，身不为己”。《礼记》说：“父母在不敢有其身。”

偿还这个“原罪”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在父亲生时，听从他的支配，永远不违逆他。另一个是在他死后，对他进行供奉，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能够温饱。

随着部落内部集权程度不断提高，部落和家族内部的伦理规范也日益严密地发育起来，在这种伦理规范中，尊者、长者永远处于主导地位，卑者、幼者永远处于服从地位。小宗要绝对服从大宗，晚辈要绝对服从长辈。尊长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晚辈、幼者则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论述中国式伦理的严密时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事事欲论曲直。”戴震也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为了维系这种伦理原则，周人创造了系统成熟的礼乐制度。古人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从大型活动到日常起居，莫不讲究礼仪。《礼记·坊记》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曲礼》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乐制度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某一等级的人，才能享用这一等级的礼乐。一切社会关系，都不能逃脱礼法的控制。就乐而言，等级的内容包含有对乐舞名目、乐器品种和数量、乐工人数等等的绝对限定，超出规格就是严重违法。比如所谓“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这是一种寓教于乐的专制教育，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使人们达到分别贵贱、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社会和谐的目的。考察西周两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多有因异族入侵而造成的政治危机，却鲜有王朝卿士大夫犯上作乱之举，可以说礼法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祖先崇拜

随着以“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日益高扬，祖先崇拜在这一时期愈演愈烈。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西周时期的人类遗址的演变，表现出两大特点。一个是村寨和城镇的中心都是祭祀用的广场或者祠庙，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普通居民的民居没有多大变化，而中心的公共建筑却越来越宏伟，越来越巨大，也越来越精美。一开始是广场，后来是面积大于普通民居的大型建筑，再后来是有夯土地基的高台建筑，并且间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壮阔，到了夏代，终于演变成了高九尺的天子之堂。而普通民居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西周时期，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千年，却还是那么卑污狭小四处漏风，“与这些高大夯土台基上的巍峨建筑相对照的是狭小、昏暗、进步不大的居民建筑”。

夏商周三代，宗庙都位于国都的中心。兴建都城时，宗庙是第一位的考虑。或者换句话说，建都，首先是为了祭祀祖先的需要。《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从考古发现看，三代之时，宗庙确实是都城中最中心、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的建筑，甚至在王宫之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祖先崇拜的规模越来越盛大，礼仪越来越繁复，也越来越劳民伤财。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上古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玉文化，都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在安阳殷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但是这些铜器明显是礼器和兵器，并且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事实上，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被穷极物力制造出来，并不是为了欣赏或者实用，而是为了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作为礼器。老百姓平时用的，还都是简陋的石斧、石刀、石锹等。盖因铜器贵重，只有在最重要、最神圣的场合才可使用。那些巨大的青铜鼎，用来盛放献给祖先的牛和羊，而那些精美的觚和爵，则是祭祀典礼上盛酒的器具。古墓中大量出土的玉琮、玉璧，都是祭祀活动上的道具，只有父系最高家长才能使用。

希腊的反方向运动

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希腊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的过程。最终，血缘不再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破坏希腊社会血缘纽带的第一个因素是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贫富差距。

关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经济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破坏了氏族内部的平等关系，导致了部族成员的分裂、出走，从而割断了血缘的纽带。居民之间打破了血缘关系而按着地域和阶级重新进行组合。富有阶级为了压制和剥削贫困阶级，创建了国家。

正如上文所证明的，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在氏族时代，人死后都是葬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之中。在西方，随着贫富差距的出现，血缘关系被破坏，人们不再埋进公共墓地，而是按财富多少决定自己埋在哪里，这就出现了穷人墓地和富人墓地的分区。与之相反，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和等级高低，不但没有破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反而加强和扩大了这种血缘联系。直到西周时代，人们死后都是按老规矩葬在部族的公共墓地中。虽然随葬品的多少出现了明显差异，但墓穴的排列仍完全按死者的血缘远近、辈分、长幼及死亡先后，而不按贫富程度。在这些墓地发掘中基本上见不到夫妻并葬墓，人们都是打破家庭关系单独埋葬，这说明在部族中，家庭没有独立性，人们是完全属于宗族的。墓葬中体现出的贫富差距与血缘关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嫡长和其近支随葬品多而且精美，而远支小支辈分低的支系，往往是贫困阶层的主要构成者，随葬品少而简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先贵而后富”的原则：一个人在部族中的地位，完全是由他与祖先的血缘远近而定，而与他个人的贫富无关。

希腊并非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希腊社会很早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原来居住在一起的同一氏族成员们开始分裂，富人们不再承认自己的穷亲戚，甚至因为他们欠债过多而把他们罚做自己的奴隶。随着两极分化越来越剧烈，整个社会分成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层。由于贫富差距扩大，雅典地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激化，盗窃、抢劫、穷人起义层出不穷。原来建立在氏族之上的原始民主制因为氏族的解体不再有效，氏族也没法再控制自己原来的成员，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不过，原始民主的基本形式如长老议事会等社会组织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参加者由原来的长老变成了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富人们。长老议事会因此也就演变成了富人们把持的“贵族会议”。虽然原来的氏族民主变成了贵族寡头们的政治，但是这种政治还是遗留着浓厚的民主基因：贵族们在一起议事时，仍然遵守民主规则。虽然他们和平民之间地位不再平等，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所有的富人，即拥有一定财产之上的人之间的地位仍然是平等的。他们通过投票形式，选举出执政官来轮流执政。由于原来建立在氏族之上的习惯法已经不起作用了，于是，他们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法律。因此，雅典国家的建立，是由部落联盟和平演变来的，是立法性的，而不是暴力性的。希腊人认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法律，以维护所有成员的利益，协调成员间的矛盾。

破坏希腊人血缘纽带的第二个因素，是多利安人的入侵。公元前1050年左右，希腊北方的多利安人大规模入侵希腊内陆。它使得大批希腊人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去建立殖民地，从而大大动摇了希腊社会的血缘基础。

海洋在希腊文明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汤因比说，希腊的海外殖民对希腊文明的生长起到了决定性的刺激作用：“如果说……新地方比旧地方具有更大刺激力量的话，那么我们还发现，凡是在新旧两地之间隔了一段海洋的，刺激力就更大。这种远洋殖民的特别刺激性，在公元前1000年—500年的地中海历史上看得更为清楚。”

为什么如此呢？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给出了原因。他说：“跨海迁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个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确实，因为跨海迁徙的风险显然比陆上要大，条件也更为苛刻，只有那些最强壮、最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身体条件差的老人和孩子在漫长的航海过程中只能是累赘，并且经不住海上的风浪，因此他们选择的是留在原地，那些年轻的、志同道合的人相约在一起上路了。这样，血缘的纽带就松弛了。

汤因比说：“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正是因此，他认为，如果说迁徙会对一个民族形成新的刺激，促进其文明生长的话，那么海上殖民的刺激性较之陆上更大。

正是跨海迁徙，导致了希腊社会从以血缘为基础，转向了以契约为基础。这是人类社会一个质的变化。他说：“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另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的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

历史学家们确信，多利安人的入侵导致的海外移民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在多利安人入侵结束之后很久，已经独立的希腊人在城邦人口过剩的压力下，仍然长期地继续着他们变得轻车熟路的海外殖民活动。例如，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的铁拉岛大旱，七年无雨，居民被迫抽签从两兄弟中选出一人到今天北非利比亚的昔勒尼去殖民。在几百年的时间之内，爱琴海附近甚至更远一些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许多希腊移民的城邦。

这种海外殖民大大动摇了希腊社会的原有基础，促进了希腊人个人主义的觉醒。脱离了家族控制的自由人聚集到一起，每个人都不再有特权，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独立身份。人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发展起来了。人们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可逆的，人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在新的海外殖民地，人们不再以氏族为划分，而是以财产为划分。氏族退化成了贵族标榜自己血统高贵的符号。“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 这些因财富而有势力的贵族意识到有必要共同约定一个大家遵守的条约，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有必要选举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在这个逻辑基础上，海外城邦的“贵族民主制”产生了。

促使希腊人之间的关系从血缘向契约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在文明之初，希腊的商业就很发达。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殖民的兴起，海上贸易越来越成为希腊经济的命脉。殖民地用船将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以葡萄树和橄榄树种植为主的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贸易对制造业的促进也很大，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更远的内地，如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挖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是前所未有的。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使人们远离血缘关系对人的控制。“商品生活和贸易首先要求人们有广泛的个人自由，摆脱了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人身依附，同时，贸易的流动性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所需的长期定居的稳定性。其次，商品生产和贸易最基本原则是公平交易，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最后，商品生产和贸易同个人的财产私有制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工商业社会所必需的。财产的私有破坏了血缘组织存在的经济基础。”（徐 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被从氏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希腊人迅速焕发出难以想象的生机与活力。挣脱了血族脐带的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与美。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祖先和鬼神，不再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那些暴虐的统治者，不再把自己的个性隐藏在集体主义的统一步伐之下。他们享受现世，享受人生，享受自己的活力、创造带来的乐趣。在希腊，诞生了其他地方没有的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个人的体力成就的崇尚，对个人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对个体英雄的崇拜。人们对传统的一切不再迷信，“旧的基石经过检验，其中多被推翻。否定的精神在国土上广泛传布”。该时代被学者定义为启蒙时代（Aufklarung） 。在这里，“新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会鼓舞个人主义的滋长。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求解脱，而不依赖旧的传统”。

早在三千年前，希腊人和中国人已经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种群，在社会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两大文明以后相反的历史流向。

第四节

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早熟与停滞

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世界最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农业文明的超前发展，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原始社会后期就达到了欧洲中世纪时的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因为人口压力展开大规模战争的地区，早在黄帝时代，中国就实现了初步的统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分封制的国家，比西欧早两千多年建立了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并且发展出一整套精美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和最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明之初，中国处处领先人类一步。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又是世界上发展最慢的国家。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以姜寨古村为代表的父系大村庄出现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过是姜寨古村的扩大而已。直到明清时期，闽西一带客家人修建的巨大土楼，其结构形式仍然完全秉承姜寨古村的精神，毫不走样。这些土楼多为圆形，规模巨大，由上百间房间组成，可以容纳数百人，向心而居。中间立有祠堂。住在一座楼中的人一般都是由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大家族，五世、六世同楼，数百人有地同耕、有饭同吃，每次吃饭都像是大摆筵宴，每天早上出去下田都像大队人马开拔，很有点家族共产主义的意思。到了过年过节，全家族人集体祭祖，数百人行礼如仪，气势十分宏大。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土楼家族往往拥有上千亩土地，算成大地主是绰绰有余了。可问题是土楼里的人生活水平大体平均，往人头上一分，就又都成了贫农，据说在土改时曾经给革命同志们出了不少难题。在这些客家村落中，直到1949年前，血缘原则仍然是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种近乎停滞的超低速发展，使得在全球视角下，中国成为最独特的国家：世界几大古文明，都已经在发展变化中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几千年里完整无损。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社会几乎没有质的发展变化，成为一个“活化石”型的社会。

杜赫德在《中华帝国通志》中用惊讶的口吻说：“……四千多年间，它（中国） 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

麦都思则指出了这种数千年不变的可怕：“语言与习俗千年不变，人民的才能与精神，还跟父系氏族时代差不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早熟的社会。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血缘社会、祖先崇拜、大一统的专制精神，起源于原始社会早期，及至西周时代牢牢确立。中国社会的成熟与定型之早，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

可是，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在中国文化的发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进化的不彻底性”。在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出“进化受阻现象”：在意识形态上，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没能进入到“一神崇拜”阶段；在经济形式上，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没能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在社会结构上，停留在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一盘散沙阶段，没能进入到社会分化和有效自我组织阶段；在人的素质上，停留在没有充分自我实现的“类人孩”阶段，没能达到有着充分自我意识的现代人阶段；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停留在直观思维、直线思维阶段，没能进入抽象思维、实证主义思维阶段，无法创造理论体系；在世界观上，我们这个民族停留在实用主义阶段，一切为了现世，一切为了生存，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彼岸信仰、理论思维、自由探索精神、扩张冒险精神。

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并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所以，在1840年打开国门之后，那些西方人惊讶地发现，那个传说中的文明古国，原来竟然是一个半开化、半野蛮的民族，保留着和非洲部落相类似的惊人落后的习惯：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恐惧……

中国与非洲

血缘纽带、祖先崇拜和专制精神是人类早期社会共同的特征，从欧洲到亚洲都是如此。不过，欧洲在氏族制度解体时，就已经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于与人类建立了契约的上帝这个新的精神支柱，而中国却一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与如今南部非洲或者大洋洲的一些落后部落有许多相似之处：

祖先崇拜是传统中国社会和今天南部非洲许多部族共同的基本意识形态。C.邵耶说：“非洲所有各个部落群体都有向祖先奉献祭品的习惯。”现存于黑非洲的祖先崇拜，其“理论依据”和“现实表现”与传统中国惊人一致。李保平在《论非洲黑人的祖先崇拜》一文中说，这些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或者奴隶社会早期的非洲黑人“尽管对祖先灵魂的居住地看法不尽相同，但黑人各族普遍认为，祖先的灵魂始终陪伴着生者，干预着尘世间的事情”。“与家族、部落共同体有关的每件事，如后代的健康和繁衍，祖先都感兴趣。祖先看管着家园，佑助着家族、部族成员，直接关心过问家庭和财产方面的—切事情；他们保佑着后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丁昌盛、福禄长寿。”

“祖先还能帮助本族人民赢得战争，因此战斗之前，要祭奠祖先，以求得到祖先的保佑。祖先可以托梦给人。祖先也可以降祸以惩罚后人。当祖先发怒时，人们必须设法抚慰使祖先的精灵安息。比如，用饮料、家禽或牲畜等进行祭奠。直到今天，非洲人还在互相叮嘱，不要忽略对祖先的祭奠。因为得不到祭奠的人在阴间是靠别人施舍过活的穷人。如果祖先的坟墓多年失修，那么不肖子孙就要内心愧疚，反映了各族黑人意识中对祖先敬爱与畏惧交织。”

相信每个中国人读了这段介绍，都会理解今天非洲黑人对祖先的那种虔信。其实，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农民对祖先灵魂的看法与非洲黑人仍然毫无二致。每年节日，他们都绝不会忘记上坟，给祖先寄去纸钱。他们一边烧纸，会一边念叨：“爸、妈，给你们送钱来了，你们在阴间保佑你们的儿子和孙子们日子过得平平安安、旺旺香香的。”如果梦到死者，他们多会认为这是祖先因为缺钱或者在阴间境遇不好而“托梦”，立刻到坟上去烧纸，或者找“算卦”“看相”“跳神”的巫师“破解”。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中国式专制”闻名于世外，“非洲专制主义”也广为人知。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积累起来的专制文明，其基本精神与今天非洲、大洋洲等处于奴隶社会的部落居然一脉相通。

秦国创立的君主专制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技术性飞跃，在出现之初，这个制度以残暴和严刑峻法而闻名。而非洲的祖鲁国家在其建立初期，也表现出同秦国一样突出的特点，即频繁和过分地采用暴力手段，以此确立和扩大统治者的权威。哈斯说：“祖鲁国家一经形成，随之而来的发展表现为：在最早的两个统治者的操纵下，大批地残杀民众和四处制造恐怖。民众只要有一点犯罪嫌疑，就要被公开处死，并且其罪行经常是随意加上的。”

商鞅等改革家的伟大发明其实并不是多么高明的智力成果，祖鲁国王穆盘德的理论和中国法家学者异曲而同工，他“曾断然对纳塔尔地方事务长官阿费勒勒·雪卜斯冬君主宣称：‘对祖鲁人唯一的统治办法就是杀。’”这个国王很明白暴力的必要性：“穆盘德的统治也说明了暴力威胁同暴力的有限使用相结合是如何成为其统治地位长期稳定的有效的因素的。”

在形式上，中国的皇帝专制制度与非洲、大洋洲一些奴隶制小国也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人中，对酋长和高等级的人的尊敬和畏惧被夸张到神秘的地步。塞尔维斯描写道：“最高等级阿里依是如此神圣，以至他用过的任何东西都成为禁忌的对象，而他触摸过的任何食物对低等级的人来说是有致命的毒性的。在有些波利尼西亚岛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最高酋长几乎完全保持不动。他出行坐轿、沐浴和进食由一个侍从服侍，而在西波利尼西亚他甚至不许当众说话——由一个酋长发言人（通常是他的弟弟） 来代表他发言。还有一个常见的习俗是最高酋长使用一套对平民禁用的古典语汇来发言。”（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这种半人半神的状态，与中国的皇帝何等相似！当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中国人眼里，皇帝就和“神”一样：他在十六人抬的大轿中如同神一样降临，在场数千人都一起行三跪九叩礼。皇帝不和别人直接说话，也不直接与别人接触：当英国公使要与皇帝交谈时，他要先通过翻译把要说的话讲给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再跪到皇帝面前，向皇帝转达。皇帝要向贡使说话，同样如此。当贡使要把英国国王的信交到皇帝手中的时候，要经过这样的程序：他要先把信交到礼部尚书手中，礼部尚书到皇帝面前，叩头，把信放到垫子上，太监取过信，再放到皇帝面前……

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归根结底，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鸡就具有强烈的专制性格。任意的几只鸡关在一起，一开始会乱作一团，彼此啄食，直到形成稳定的暴力传递制度。最强壮暴虐的鸡可以随意地啄所有的鸡，第二强壮的除了被一只鸡来啄，可以啄剩下的所有的鸡，这么一级一级下去，直到最后一只，它被所有的鸡啄而不敢啄别人。

大猩猩的组织方式也是如此。几只陌生的大猩猩遇到一起，首先要做的事是“明上下，辨尊卑”。通过暴力角斗来确定彼此位置，直到决出一个最强横、最野蛮、最狡猾的猩猩王，“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

相比起专制，在较大的集体内建立起的民主无疑是更高级更复杂的组织方式。摩尔根说，在原始社会，能够建立民主制度，通常是这个民族拥有较高智力和优秀才能的证明，比如北美的易洛魁人。他说：“无论哪一种人组成了联盟，这件事本身即可证明他们具有高度的智力。易洛魁人部落能够完成这项事业，足证他们有着优秀的才能。而且，联盟既是美洲土著所达到的最高组织阶段，所以，只可能指望在最聪明的部落中才会有这种组织。”

挣不脱的血缘链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是从血缘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而中国文化一直没有突破这个关口。直到1911年以前，每个中国人都不过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中的一滴水珠，是家族传宗接代链上的一个链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自主权。被束缚在家庭和家族网络里的传统中国人，根本没有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进化成“现代人”。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法独立地“为自己而活”。如果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发达了，就必须“提携”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亲人像拔土豆一样一个一个从农村拔出来，是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六亲不认”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道德贬语。当然，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从血缘社会发展到了“熟人社会”。过去的“爱有等差”“亲亲尊尊”原则演变成了“有熟人好办事”规则。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在血缘纽带彻底瓦解了的城市里，人们千方百计构建种种“拟血缘”的关系网，以取代原先依赖其中的血缘网。人们认老乡，攀亲戚，找校友，找同学，定期聚会，“联络感情”，为的不过是办事方便。

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群体利益至上”观念的形成。对集体主义的偏好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当中：在中文里，凡是包含“私”字的词汇几乎无一例外是贬义的，比如自私、私心、徇私舞弊、私通、私欲、私奔、私愤……一切与“私人”有关的似乎都是不正当的、邪恶的、见不得人的。相反，一切与“公”有关的词汇则都是褒义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公开、公平、公正、公理、公愤……一旦与“公”字为邻，一切就都变得光明正大、大义凛然、压倒一切了。比如一个愤怒吧，“私愤”只能偷偷地、挟带私货式地“泄”掉，而“公愤”则可以用高音喇叭义正词严地喊喝出来。

确实，有史以来，我们充分发挥了集体主义的巨大威力，办成了治理黄河、修建长城、开凿大运河等无数大事，也催生了大禹、苏武、文天祥等无数舍身为国、为大家不顾小家的英雄模范。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热爱集体主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歌唱“人多力量大”，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倡“一切行动听指挥”，相信“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

然而，与此同时，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也给民族心理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于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侵夺个人权利，而实质上，这些巨大的名义，往往是一家一姓利益的伪装色。这种极端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擅长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来压制个人主义的发展，用“天道”“民族”“家族”“家庭”这样的大帽子来压制个人欲望和价值，提倡克制、牺牲、顺从、守旧等顺民品质，消灭个性、独立思考、主体意识的发育空间。几千年来，过于强大的集体主义把中国人压制在细胞状态，使其不能发展成完全的、有尊严的、充分实现自己的人，而只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臣民、家庭的一个部件、国家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血缘链上的一个环节。这也就造成了黑格尔所说的“缺乏荣誉感、缺乏自尊”的奴隶人格。

通过对中国上古文明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转型的难度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其实，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秦始皇发明的。统一中国，他起的也不是决定性作用。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被大大夸张了。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下陷的开始。

第一节

强悍的男人

一

公元前221年，三十九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面前竹简上的两个字“泰皇”，思维良久，举起笔，圈去“泰”字，在后面加上一个“帝”字，在旁边注道：“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虽然嬴政后来被以暴君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这一发明却被后来者珍爱不已。从公元前221年至宣统三年（1909年） 的两千多年，数百名中国统治者袭用秦始皇发明的这个称号称呼自己。

这个称号确实与众不同。它的本质特征是“无以复加”。“皇”字，取自“三皇”，即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帝”的本义亦是神祇的名称，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合称“五帝”。这两个字本都不属于凡间。除此而外，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也是最为盛大、崇高、辉煌：“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应劭《汉官仪》）

在秦始皇以前，再狂妄的人间君主也顶多僭用一个“帝”字，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把“皇”“帝”叠加起来使用。虽然仔细推敲，这种用法稍有同义反复之嫌，但确乎达到了给人以饱餍感、窒息感的极致性效果。不可能在汉字中创造出比它更加尊贵的词汇了。嬴政不愧是“万世帝王之祖”，他随手摘撷的这两个字，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后世万代所有人从名号上超越他的一切可能。

二

对中国人来说，“秦始皇”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不但因为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更因为他是“千古一帝”。

说陌生，是因为除了“残暴”二字之外，人们对他所知其实不多。在大部分人的脑海里，他更像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摸的、有血有肉的人。确实，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似乎离正常的人性人情太远：他专横强大，挥动巨剑，指挥铁血秦军在十年之内席卷宇内，完成了前无古人的统一大业；他冷血残暴，以鞭子和屠刀统治天下，把天下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和刑场；他穷奢极欲，把全国百姓征发一空，日夜不停为他修建模仿天宫和宇宙的宫殿与坟墓，终因暴虐无度轻易断送了秦王朝的江山；他狂妄贪婪，一心寻找能让他长生的仙药，当听说海中有巨鱼阻碍了他的求仙之路，遂亲自出海射杀之……

这个人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正常人，或者说他的举止更接近上古时代共工、颛顼等半人半神的传说意味，而没有多少后世俗人的烟火气息。

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些后现代色彩浓郁的行为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有关，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严重夸大。中国的统一被归为他个人的功绩，皇帝制度也被当成了这个无所畏惧、异想天开的天才人物的“天才发明”。

前几天，一位电视人和我聊天时说：“中国人打秦始皇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站起来过。要是没有秦始皇，中国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多次了。应该说，他的话代表了今天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看法：秦始皇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没有秦始皇，也许中国不会统一，就会像欧洲那样，在持续的动荡不安中演变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或者说，如果没有秦始皇，至少不会发明皇帝制度，也就不会有“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的两千年黑暗统治，中国历史的面貌因而也会迥然不同。似乎是秦始皇只手改变了中国历史之河的流向，使中华民族从生机勃勃改道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似乎上帝本来许给我们这个民族一个美好的未来，被这个“性悍勇，豺声，少恩而虎狼心”的男人的冷酷自私破坏了。学术界也公认秦始皇是专制主义的始祖。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议，截断众流，定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时算起……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始皇以前当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统一，才出现了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响大局。”（李慎之《中国文化 传统与现代化》）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三

确实，“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才华是举世公认的。亲政之后，经过了七年的准备，嬴政于始皇十七年挥师东下。十七年，他灭了韩；十九年，他攻克赵国首都邯郸；二十一年，歼灭燕军主力；二十四年，灭亡楚国；二十五年，扫除燕赵残余；二十六年，齐国不战而降。东周五百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秦始皇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彻底终结。整个过程如同一场干净利落的拳击赛，秦始皇一击猛过一击，没出过一手缓招；秦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没有给对手以任何喘息机会。

无论你喜不喜欢秦始皇，都应该会同意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坚强的人，骨子里有着超人的强悍。

按理说，这有点不符合中国政治的规律。中国历代王朝的帝王，大抵是一蟹不如一蟹，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不出真正的男子汉。秦国传到嬴政，已经五百余年，数十代过去了。作为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天潢贵胄，能拥有如此坚韧强硬的性格，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异数。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曾说：“我们读历史时，都赞叹战国之时，刘邦项羽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动荡的时代催生伟大的人物。狄更斯的那段名言用来描述战国时代十分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务，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双城 记》） 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的边界线每天都在变动，烽火接连出现在各国的天空，处处充满危机和阴谋，每个人都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在天下大棋局中，每个国家都绞尽脑汁，全力以赴，因为一着不慎，就可能亡国灭族。而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和危险都空前多的年代，如果不竭力奋斗，很可能会一步之间，从天堂堕入地狱。

作为吕不韦的一个惊天大策划的产物，嬴政一出生，就嗅到了阴谋和烽火的味道。其时他的父亲异人正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抵押于赵国。虽然一出生就是天潢贵胄，嬴政的命运却和父亲一样，很长时间内命悬一线。那个时代，亲情对铁血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砝码，秦昭襄王在做出政治决断时根本不考虑做人质的亲孙子的安危。在嬴政出生之时，秦赵两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史称长平之战。这场恶战历时三年，赵国主将赵括被击毙，四十五万赵军被消灭，赵国不得不割地求和。嬴政刚刚一岁，秦国以赵国不履行割地之约为由，再次大举伐赵，被赵军击退。嬴政三岁那年，形势更加紧张：秦军再次卷土重来，赵国国都邯郸岌岌可危。赵王恼羞成怒，决定不顾一切，杀掉异人以泄心头之恨。

作为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嬴政还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如此张皇失措。经过吕不韦一番紧张活动，异人终于逃出了邯郸，回到了秦国。然而嬴政和他的母亲却不得不藏匿到外祖父家。秦军对邯郸的大围困，造成了邯郸城的大饥荒。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嬴政的发育状况不佳，以致“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都是生理上的残缺。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小嬴政和母亲数年之中不得不隐姓埋名，在赵国密探的搜索下生活得如同惊弓之鸟。周围的邻居都十分蔑视这个嫁给秦国人而今又被秦国人抛弃了的女人，并把战争带来的痛苦归罪于这对母子，投给他们的目光，除了鄙夷，就是仇恨。

苦难从来都是大人物的奶汁。生命早期的这段经历，给了嬴政一生以决定性的影响。从一方面看，身处敌国的嬴政命运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被赵人抓去处死；从另一方面看，作为秦国继承人的长子，他的身份又无比尊贵，有朝一日还有可能独掌大权。王孙地位与囚徒身份合二而一，使得嬴政自小既自卑又自傲。身处绝境中的他很小就领略了人性的黑暗、人情的真伪，明白了只有异常坚强的人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冷酷世界成功生存下去。

果然，在挺过了寒冬般的童年之后，嬴政的命运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九岁成为王储，十二岁登上王位，二十一岁亲政。无数大事突然撞入了这个不爱说话的男孩子的生命中。特殊的经历使秦始皇过早地成为政治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秦国宫廷中充满血腥的气氛培养了他冷静、冷血、冷酷的性格。在正式握住权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一个天资超群、性格强毅、头脑清楚的不世出的英主。

在无限夸大秦始皇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历史学家们又常常无情抹杀秦始皇性格和能力中光辉的一面。在大部分读者眼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他刚狠暴戾、野蛮冲动、深刻猜忌、冷血无情、咄咄逼人。《史记》中的一段话千百年来不断被人引用：“始皇之为人，刚戾自用。兼并天下之后，志得意满，以为自古及今，无人可比。他治理天下，专门倚用狱吏，只有狱吏得到他的信任。虽然设置了七十名博士，只是做做样子，备而不用。丞相以下诸大臣，都是唯唯承命，一切都决策于上。皇帝喜欢用严刑峻法来杀人立威，天下人于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而已，不敢尽忠竭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 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 尽忠。”） 《史记》中的另一个小故事也经常被人提起：始皇帝临幸梁山宫，向山下一望，见丞相李斯车骑太众，甚为不满。太监把此事告诉李斯，李斯惶恐不已。下一次皇帝出行，李斯大幅度地减少了随从，皇帝见而大怒，说，一定是有人给李斯传递消息！于是审问亲从，无人承认，遂把当日在身边服侍的众人一起杀掉。这些记载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秦始皇是一个没有人情味儿的野蛮动物，自始至终，他都是用鞭子和刀剑在统治他的臣民，用权术和阴谋制御大臣。秦王朝的君臣关系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算计的基础之上，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没有一丝人情味儿。

其实，只要认真读一遍《秦始皇本纪》，我们就会发现，秦始皇时代，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秦始皇用人的眼光、气度和手段，只有唐太宗可比，而远过于汉唐宋明其他君主。

首先，从君臣关系的稳定性和亲密性上来说，秦始皇高人一筹。兔死狗烹被认为是专制政治下不可改变的政治规律，而这个规律并非秦始皇创立。在统一全国、马放南山之后，秦始皇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甚至也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玩什么“杯酒释兵权”的花招。他对那些功臣宿将，继续任以腹心。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杀戮的重臣是吕不韦。除此之外，秦始皇对其他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著名将相，都善始善终，关系相当融洽亲密。秦始皇与李斯君臣三十年，有始有终，最为典型。李斯诸女皆嫁始皇诸子，诸子皆尚公主。秦始皇对李斯用人不疑，李斯也鞠躬尽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也不过如此。“能使才智过人而又心术不正的李斯尽忠竭智数十年，且功勋卓著，可见始皇帝驾驭大臣的能力非同寻常。”比一比汉武帝如何走马灯式地换相，如何不断诛杀宰辅公卿，就可以明白秦始皇的过人之处。在历代王朝中，秦始皇时代政治核心层的稳定性可以说是最高的。（张分田《秦始皇传》）

其次，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胆识和手段都非同寻常。秦始皇用人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他与人相处，能屈能伸，有时候可以表现出相当浓的人情味儿。为了争取到尉缭，秦始皇不惜以帝王之尊，“与之亢礼”，“衣服食饮与之同”。（《史记·秦始皇本纪》） 虽然尉缭对秦始皇的为人屡有微词，始皇帝也充耳不闻，继续大力笼络，其用人的胸襟气魄，远远超出一般庸主。郑国是敌国奸细，潜入秦国被发现后，秦始皇不但没有诛杀，反而予以重用，让他主持完成了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荆轲刺秦时的助手高渐离在荆轲失败后流亡民间，秦始皇爱惜他的音乐才华，“重赦之”，命他为宫廷乐师。如果不是高渐离再次刺杀秦始皇，始皇帝是不会杀他的。秦始皇还能知错就改，从不文过饰非。在发出逐客令后，经李斯提醒，他能立即收回成命，并且因此对李斯另眼相看，予以重用。

秦始皇用人的最大特点是能放手。他用人不疑，只考察结果，不干预过程，给手下的那些将军以极大自主权。他将二十万大军交于李信，将六十万大军交于王翦，将三十万大军交于蒙恬，并没有设置各种限制他们权力的障碍，也不干预他们的作战过程。李信年轻气盛，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为楚所败。但秦始皇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是继续信任他，使他与王贲一起攻燕，让他有机会立下俘虏燕王的功绩。

除了用人能力之外，秦始皇的自制能力同样突出。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工作狂，只以工作为乐，“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不批阅完一百二十斤竹简绝不休息。他自律极严，为人行政处处守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事皆决于法”。（《史 记·秦始皇本纪》） 他坚持有功才能封爵的商鞅原则，就连自己的皇子皇孙也不例外，直到临终时，仍然“无诏封诸子”。与严待自己亲人一样，他也极少任情越法，任意处理下民。章太炎针对这一点说：“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正是因为“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所以秦始皇才能高速、高效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并且开创了一系列惊人的治绩。

四

即使如此，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夸大了。

秦始皇公认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统一了中国。毛主席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不过，如果因此把统一中国的功绩全部或者主要记到他的头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的统一运动既不是出自秦始皇的意志，也不是由他亲手启动。在整个中国统一运动中，秦始皇个人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是决定性的。

秦始皇的另一大功绩或者说罪过是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君尊臣卑”，竭尽全力扩张君主权势，压制其他社会成员权利，把所有权力归于君主一人之手，丝毫不与别人分享。这并非基于秦始皇的设想，而是春秋战国以来绝大部分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其实，除发明了“皇帝”二字，以及“更民为黔首”，规定“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等文字细节上的贡献外，秦始皇对于皇帝思想或者说皇帝制度再无任何思想性的建设。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贯彻了前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的政治设计而已。

君主专制制度的具体措施比如郡县制、保甲连坐制、思想控制，都是由商鞅等战国时代的伟大改革家奠定的，秦始皇不过坐享其成，在统一全国之后，把这些制度由秦国一国推向天下，并没有进行什么制度上的创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秦始皇暴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赋敛无度”“徭役繁重”。可是，仔细阅读历史，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秦始皇改革秦国赋役制度的证据。连绵的战争必须耗费巨额资源。重征厚敛本是秦国甚至是战国时期大部分国家的一贯政策。秦始皇继位后，完全继承了秦国历代君主定下的税收政策，没有进行政策性的改变。

甚至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商鞅时期就开创的先例。商鞅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量”。公元前344年颁布的“商鞅方升”就是这次改革的实物证据。

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者而非思想者。

第二节

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

一

秦始皇在中国统一运动中起的作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在秦始皇出生之时，中国的统一运动已经进行了数百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奔走呼号，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实现天下的大一统。

在现代人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这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社会仍然发展迅速，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

可是，很多时候，身处历史当中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翻遍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却很难见到当时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赞语。相反，触目皆是哀叹、抱怨和诅咒。在老子眼里，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昏乱”“杀人”“甲兵”“盗贼”“食税”“民饥”的末世。他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 而到了春秋时代，连礼都不见了，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孔子同样为礼坏乐崩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可容忍的混乱时代。庄子的社会批判更为犀利，他说，这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所谓仁义道德知识智慧，都是大盗们用来盗取天下的工具。孟子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非常担忧，在他的笔下，春秋战国时代是一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悲惨画面。

公元前593年，齐国和晋国的两位位高权重的大臣——晏子和叔向在一次宴会上相遇，他们在席间对天下形势掩涕太息，十分绝望：

叔向问：“齐国形势怎么样？”

晏子叹了口气说：“一派末世景象啊！国库里粮食堆积如山，都腐烂了，可是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齐国的国家大权不久就要旁落于大臣陈氏之手了。现在，齐国的国君掌握不了权力，陈氏说一不二。老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都被他们横征暴敛去了，只剩下三分之一勉强度日。社会上犯罪的人太多，被砍掉双脚的罪犯到处都是，现在，鞋价不断下跌，假肢却供不应求！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叔向听了，频频点头，说：“是啊，我们晋国虽然大权没有旁落，可一样是末世之象。社会上穷人越来越多，饥馑满目，可是贵族们却竞相奢侈，贪得无厌。军队没有战斗力，百姓对国家没有信心，国家一有命令，人们避如寇仇。”（《左传·昭公三年》）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哲人智者们如此失望呢？

二

最让人不安的，是社会失去了秩序。

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率军攻伐嗜酒好色、暴虐无道的殷商纣王。纣王兵败自焚而死，武王代有天下，开启了周朝的皇祚。

周王把天下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让他们代代世袭，建立起了完备的分封制，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局面。诸侯在国内，也同样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人。这样，就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的局面。从上到下，建立起了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实现了周王从上到下贯彻自己意志的权力传递链条。

分封制是完全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因此西周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所谓宗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一个人的高低贵贱，完全由先天血统决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由血缘的亲疏远近来衡量。为了维系血缘伦理原则，周人创造了系统成熟的礼乐制度。古人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煌煌盛美的礼仪体系，令孔子追慕不已，一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西周初期，王朝纪律严明，统治有效，君君臣臣，纲纪整饬。由于秩序安定，周初社会曾经出现过全盛景象。《诗经·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就是描绘仓廪丰实、妇孺欢欣的情形。《史记·周本纪》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就是史学家盛赞的成康之治。

然而，虽然制度完备、礼乐大兴，西周盛世却并没能像周王朝的开创者设想的那样一直持续下去。从第四代天子周昭王开始，西周就由盛转衰。各大诸侯国逐渐尾大不掉，朝拜的频率越来越少，进奉的财物也越来越少。中央政权的权威一再衰落，周天子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各诸侯国越来越习惯各行其是。

终于，到了周幽王时代，周王朝衰弱到如此程度：周王不能有效地召集他的诸侯们帮助他抵抗异族入侵，以致在公元前771年，周王领地被犬戎攻灭，周平王不得不将都城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阳，宣告了西周灭亡，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迁都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尴尬了，它的地盘大大缩水，入不敷出，穷困潦倒。各诸侯国也更不把周王放到眼里，许多国家干脆不再进贡。周天子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没有办法，他只好厚着脸皮，派出使者到周围各国去化缘。史书记载，周桓王、周顷王曾先后派人向鲁国“求赙（丧葬费） ”“告饥”“求车”“求金”。这些本应由诸侯国对王室“礼贡”，而现在却由周王室出面去苦苦哀求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眼看着天子如此落魄，诸侯们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元前714年，“宋公不王”，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713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不理会周王的命令。到了周桓王时代，为了一件小事，郑国公然与周王室大打出手。周桓王与郑国在河南长葛大战，结果桓王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战斗中，周桓王的肩头中了郑国大夫的一箭，灰溜溜负伤而逃。（《左传》）

这一事件，彻底丢光了周王室最后一点威信。从此之后，王室的话再没有人听。

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当然就失效了。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规定和裁决，被管理的各国横向间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方式，缺乏协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相互你争我夺，大打出手。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位，亡国五十二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史家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中，大小战争二百二十二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周王室有记载的一百七十余国，大部分都被几个强大的封国吞并。原来尊尊亲亲的井然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各国国君和权臣根本不遵守神圣的礼仪制度，僭越礼法，滥用封号，尊卑上下一片混乱，甚至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仪仗，让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伴随着礼坏乐崩而来的，是道德水平的大滑坡。

在春秋战国时代，英雄们以武力征伐来代替德治，以强权取代仁义，子弑父、臣弑君的越轨行为已成为普通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时代，随着旧道德、旧秩序的解体，人们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为了获得一己之利而不顾一切，作为人的社会，几乎丧失殆尽。与充满质朴天真的《尚书》《诗经》不同，《左传》和《战国策》则充斥着诡诈、阴谋和罪恶。甚至把《左传》与《战国策》做一对比，我们仍然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春秋时期，外交家们折冲樽俎的武器往往是《诗》《书》，一篇大义凛然的礼义说辞足以遏止千乘雄师，但到了《战国策》中则一变而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为了权力，人们可以付出一切。齐桓公对易牙说：“你做的饭太好吃了，只是还没有吃过你做的蒸婴儿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为了富贵，人们不再有任何原则和标准。苏秦先向秦王献上一霸天下的计策，未被接纳，立即掉头转向，去说服其他六国合纵灭秦。

在外部战争连绵的同时，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也空前激化。自西周后期开始，井田制就开始动摇。老百姓不肯尽力耕种公田，而是致力于自己的自留地，公田上野草丛生，“维莠骄骄”“维莠桀桀”。（《诗经》） “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蓺”（《国 语》） ，一派破败景象。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土地国有的破坏，越来越多的土地兼并到少数人手里，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剧烈。一方面是普通百姓越来越陷入贫困化，另一方面，新兴贵族和原有的封君却竞相掀起奢侈之风，起义作乱不绝，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三

春秋战国漫长的混乱，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从西周灭亡那一天起，中国人迫切地呼唤，希望出现一个新的、更有力的权威，来取代周王朝，以恢复天下秩序，让人民重新安居乐业。

因此，中国的统一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的设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意志的结果。翻翻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派学者一致憧憬的政治目标。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思想活跃、智慧奔放、学说林立、英雄辈出。后世的知识分子每每把春秋战国时代比作西方的希腊时代。春秋时代和希腊时代确实有着那么多不约而同的相似之处。在这几百年中，中国大地和爱琴海岸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青春期：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现在希腊半岛上时，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为代表的思想巨人们也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在东方的土地上，每一个名字都惊天动地，流芳千古。他们争相著述，互相辩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绚烂夺目的思想井喷。他们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中国人视为永恒的经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不过，虽然先秦学派一直在相互攻讦，但在“国不堪贰”（《左 传》） 这一点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各家各派一致向往的政治局面。他们把视力所及的中国大地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致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是不正常的、不能容忍的、让人心神不宁的，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 上》） 面对“天下恶乎定（天下怎么才能实现稳定） ”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即统一是唯一的方法。（《孟子·梁惠王上》）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墨 子·尚同》）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 三十九章）

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韩非子·扬 权》） 法家不但最有说服力地说明了统一的必要，还提供了强有力的统一手段：严刑峻法的军国主义。

其实，关于统一还是分裂，一元化还是多元化，并不是所有文化都持同一个态度。公元前十二世纪，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多利安人入侵希腊，迈锡尼文化土崩瓦解，希腊版图分裂成无数小小碎块，逐步发展成林立的城邦，在数世纪中一直动荡不安。这种形势和春秋战国十分相似。不过，希腊人对“统一”从来没有热衷过。为了抵御共同的敌人，在希腊的历史上出现过微弱的联合呼声，也出现过“汉萨同盟”之类的联合体，不过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统一却从未使他们动心。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时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划一”，“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这正是希腊人反对政治统一的根本原因。

古希腊人从不推崇一元化，相反，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多元化的价值。中国人说“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人和人之间必须分出你大我小来，才能建立秩序。而古希腊人偏要出两个太阳给我们看。比如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在雅典，政权结构更为复杂，九名执政官轮流执政。他们之间是横向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统属的纵向关系。他们习惯于使权力关系保持着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不稳定平衡。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专制的出现。

崇尚一元化与多元化，从上古时期就已经成为东西文明的本质区别。

四

正是在这个民族集体意志的驱动下，春秋以降，诸国之间开始了长达五百余年的不间断战争。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力量，吞并别的国家，以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其中，秦国的表现最为优异。

西周的衰落，正是秦国的起点。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独质朴的秦人积极勤王，“战甚力，有功”（《史记·秦本 纪》） ，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被感激涕零的周王封为诸侯。秦国作为一个国家由此正式出现。

不过，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三百年。因此，一开始，秦国一直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秦国。不过，这个国家的历代君主大都有着其他国君罕有的强悍气质和进取心。因为被人瞧不起，秦孝公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 历史短，文化浅，礼制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只凭血缘，只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笑话，四处招揽人才，大胆起用出身卑贱的百里奚等人，大幅度改革内政外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秦穆公时代，它东服强晋，饮马黄河，又挥师西向，称霸戎狄，开拓疆土，秦穆公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让原来瞧不起秦国的列国大跌眼镜。到了秦孝公时代，更是因为商鞅变法而使秦国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一举成为天下第一大国。秦国坚持连横政策，灭巴蜀，取汉中，大幅度地扩张了国势。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时代，秦国在争霸战争中屡战屡胜，蚕食邻国，不断扩张，使相邻四国丧失了独立抗秦的实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历代秦国君主已经为他最后完成统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到他登基之际，秦国的国力已经超过其他各国之和，三晋已经势如累卵，楚、齐也处于战略守势。在秦始皇亲政之前的始皇六年，东方各国勉强拼凑的最后一次合纵攻秦，被秦国轻易粉碎，合纵彻底瓦解。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就已经估计出秦国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天下：“当如今日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孔从子》卷中） 而在秦国君臣看来，取天下已如探囊取物。李斯对秦始皇分析形势说：“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史记·李斯列传》）

事实上，不但是强国之势继承自祖先，秦始皇的统一战略也完全是遵守祖宗传下来的老方针：致力连横，破坏合纵，远交近攻，孤立对手。他继承祖先的一贯做法，大量起用间谍，用重金收买敌国大臣，实行反间之计，破坏了各国的联合。他充分利用齐国目光短浅，意在苟安，重点拉拢，使之无心合纵，保持中立，终于造成了“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的局面，实现了对对手的各个击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只是秦国统一运动众多接力队员中的一个，是“六世之余烈”的继承者，比别人幸运的是轮到他撞线。

可以说，在秦始皇出现的这个历史时段，只要继任的君主才具中上，性格平衡，继续执行秦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而不出现重大差错，那么就会理所当然地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点”。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登上秦国王位，只要他能力不是太差，寿命不是太短，也会完成统一任务，只不过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

退一步说，即使登上秦国王位的是一位荒淫无道之君，把秦国列祖列宗的基业败坏殆尽，使秦国由盛转衰，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不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因为每个国家全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一统天下，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只不过可能会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第三节

专制构想的执行者

一

人们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发明者。而事实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势，宣告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失败。虽然在孔子眼里，西周社会尽善尽美，但是作为专制精神的载体，分封制有它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

首先，分封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在天子与诸侯血缘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亲属间的亲近感把天下万国联合为一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血缘纽带的维系作用就越来越弱。当各地诸侯实力增长起来后，就很容易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第二，分封制形成的天子对天下的控制是层层分权的间接控制。这样，和欧洲封建时代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夫崔杼要谋害自己的国君。他用计把国君骗到自己家里，然后命自己的家臣们去杀掉国君。按理说，齐君是齐国的最高领袖，崔杼的家臣一样是齐君的臣属，他们怎么敢动手弑君？齐君对他们大声呵斥，要求他们放了他。可是他们不但动手杀了他，杀之前还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崔杼是您的大夫，归您直接领导，您有命令应该对他下，而不应该对我们下。我们作为崔杼的家臣，只能听从他一个人，‘不知二命’。”这个故事，典型地揭示了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周天子的权力受到地方权力的层层阻隔，无法直接抵达社会基层。各地百姓，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也就是宗族长唯命是从，对上一层领主则感情上淡漠了一层。在效忠对象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们只会选择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与上级领主对抗。因此，虽然周王朝建立之初，经历了一段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礼乐大兴的辉煌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解体。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结束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势高权重、大权独揽、直接控制天下的中央权威，以威势统御天下。他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累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 他们认为，在政治设计上，必须吸取西周衰落的教训，竭力推崇君主，树立君主权威，尊君而卑臣，使本大而末小，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在新的政治结构里，天子必须把最高权力握于自己一个人手中，绝不能授予臣下，否则就会导致祸乱。“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论。他们痛恨当世被各自的权臣把持国政的各国君主不够黑心，不够野蛮，不够霸气，没有侵略性，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焦急地给这些君主出主意，告诉他们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肠，克服妇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剑，重建纪律和秩序，制服自己的臣民，这样才有制服天下的可能。

墨子说，天子必须是人间极贵、极富、极智的人。在人间，他必须成为最高的绝对权威，由“贵且智”的人去治理“贱且愚”的普通百姓，在人群中建立绝对严明的秩序，不得丝毫僭越，这样天下才能大定。“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 同》） 也就是说，天子，是国中的圣人。他发令于百姓说：“听到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事，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天下人都要颂扬；天子认为错的，天下人都要批判。改正你们错误的言行，学习天子正确的行为。”如果这样，天下就不会乱了。所以，天下怎么样才能大治？天子统一了天下的思想，天下就大治了。

法家对这一点的阐述最明晰。

《管子》的《明法》开篇就说：“所谓治国之道，一言以蔽之，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一言以蔽之，大臣以术邀权。所以一定要高尊君主，压制臣下，这样才能以势御国。”

马王堆出土的《伊尹·九主》中则说：“专授，失道之君也。”就是说，把权柄授给臣下的，是失道之君。

《成法》中说：“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这个“一”，既指一个思想，更指不可分割的一个最高权力。《九主》篇在如此之早就指出朋党的危害：“主之臣成党于下，与主分权，是故臣获邦之半，主亦获其半，则……危。”

《韩非子》则指出：“明君高高在上，什么都不做，臣下就吓得战战兢兢。明君治国之道，是使大臣们不得不竭力贡献他们的智慧，君主依此做出决断，所以君主不乏智力资源。能干的人不得不全力为国，君主依此重用他们，所以君主才不乏治国之能。有功，则归功于君主，有过，则归过于大臣们，这样君主才会永远保持美名。”

余英时对韩非子这段话有一段精彩点评。他说：“‘尊君卑臣’论发展到韩非才真正鞭辟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论发展到韩非才圆满成熟，化腐朽为神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就是后世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尊卑之分还能过于此吗？……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只要肯听‘明君’的话，规规矩矩地‘考虑’‘守职’，他们的知识、才能便都变成了‘明君’的知识、才能，‘富贵’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识相，自高自大，兴风作浪，乱提意见，妄发议论。那么，不要忘了，‘明君’还有镇压的力量在后面。（世智，力可以胜之。） ”

其实，后来真正在专制之世发挥着不断的教育作用的是后世儒家从孔子“君君臣臣”一句中总结出的尊君理论：“人主应该立于生杀万人之位，与上天共持宇宙变化之势。”“君主永远不应该有恶名，大臣永远不应在声誉上盖过君主。功绩善行，都应该归于君主，所有错误，都应该归于臣下。这样，大家才会对君主永远敬服。”“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

而在中国人竭尽全力抬高君主的权威的时候，希腊人却在思考怎么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公元前431年，即墨子的青年时代，伯里克利做了《论雅典之所以伟大》的演讲，从中我们可以领略那个时代希腊人对民主政治的自觉程度：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这个政体叫作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希腊的分权制传统历史悠久。古希腊的执政官不仅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而且权力也受到各种民主议事机构的制约。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神分给了每一个希腊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才能。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成熟，希腊人对民主与专制的优缺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大约在秦始皇出生前一百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权力与智慧如果能集中在一个统治者的身上，当然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是很罕见或者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人总是自私的。所以必须用法律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由此得出结论：除非法律高于统治者，不然国家便不能安定，所以，应该以法治代替人治。

大约与孟子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发挥了柏拉图晚年的政治思想。他说，法治优于人治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实行人治，不论是由一个人还是少数人统治，必然会产生终身制甚至世袭制。他列举斯巴达的王位世袭制和克里特的贵族终身制经常引起纷争的例子，认为这是很危险的。第二，一个人或少数人无论怎样聪明贤良，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可能没有什么能力，但当他们集合为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却可能超过那少数人。第三，个人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容易任用亲信，特别是涉及权力的问题。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不但不肯放弃，还会从别人的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必须有法律对他实行限制和监督。第四，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因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所执掌的权力乃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委托而来的权威。第五，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统治者，而不应该是只被别人统治的奴隶。但要让人人同时都是统治者在事实上不可能，只有轮流统治，便要采取选举甚至抽签的办法让人人都有执政的机会。

二

穷奢极欲是秦始皇，事实上也是以后历代君主的主要罪状之一。《汉书》说，“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大奢，奉终大厚”。

人们大多只知道秦始皇穷尽天下民力修建阿房宫，岂不知除此之外，他还建了梁山宫、曲台宫、长乐宫、兰池宫、宜春宫、望夷宫、南宫、北宫、兴乐宫、林光宫……据说，（秦始皇在）关中建宫殿计三百座，在关外建宫殿计四百余。还在东海上朐界中立巨石，作为秦帝国的东门。（见 《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此手笔，确实为后世大部分君主所不及。他一举一动，一出行一巡游，耗费金钱如同泥沙，挥霍民力毫不心疼。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天潢贵胄形成的大手大脚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有“皇帝思想”的理论依据在背后支撑。

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荀子就坚决建议，君主必须享有各种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宣称，做帝王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在《王霸》一篇中，他这样渲染君主应该享有的权力：“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

意思就是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就是要穿最美的衣服，吃最好的佳肴，拥有最多的金钱，听最动听的音乐，住最好的房屋，娶最多最美的妻妾……一句话，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归他享受。他统治天下所有的人，就如同指使子孙一样，而天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管他。他还享有最美好的声名，建立最辉煌的人生功业。

为什么要这样呢？荀子说，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一句话，人的本性是恶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释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然陷于纷争混乱之中。因此，必须用礼仪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区分高下贵贱，规定出每人按自己的名分可以获得不同的享受。因为天子居于极端，所以他的欲望必须得到毫无限制的尽情的满足，而其他的社会成员都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同程度地抑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把社会区分成不同的等级，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

中国政治的信条是：不平等导致稳定。古希腊政治的信条是：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三

在很多人眼中，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

然而，如果通读一遍诸子之书，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同列国相争必然导致天下一统一样，其实百家争鸣的必然结局正是思想专制。

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光芒的顶礼膜拜，从近代开始，越来越庄重盛大。在网上阅读历史类的帖子时，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文字：“看关于春秋战国的书，总是禁不住心驰神往，热血沸腾，那真是一个需要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国学大师陈寅恪一辈子苦苦追求的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不是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在中国存在了吗？”“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先哲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希腊罗马差。以春秋战国时先哲的思想为基础，那样或许现在的中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实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虽然学术自由催生了诸子百家，但是几乎所有先秦学派都没有思想宽容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巩固的政治统一必须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

墨子认为，“一人一义”即每个人一个思想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使社会没有秩序，“若禽兽然”。因此，统一天下的秘诀就是“一同天下之义”，统一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

老子的主张更阴柔，也更毒辣。他不需要统一人民的思想，他需要的是让人民没有思想。他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太聪明了，那么社会风气就会变坏。最高明的统治方法，是禁止人民思考。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却要消灭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满足于吃饭睡觉和生殖，不想其他事情，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老子提供了主张，却没有提供具体操作方法。这个缺陷，由法家弥补了。韩非子提出了文化专制的具体方案：“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明智的统治者，应该取消文字书简，只保留法律；不许人民记忆古老的格言，只许他们向官员们学习现行国家政策。

那么提倡仁政的儒家是不是会有不同的主张呢？他们同样令人失望。孔子说，天下有道的标志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正是听了大儒董仲舒的进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就是说，从社会到思想都要统一，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今不同的思想同时流行，人们各持己见，意见不统一，不利于国家的大一统。他一脸媚相地对皇帝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

这些全中国最深刻、最有智慧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实在令人恐惧和汗颜。我们发现，后世的专制君主不过践行了他们主张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们的思想精华得到后世帝王更彻底的贯彻，那么中国人民的精神灾难恐怕要数倍于以后的真实历史。

如果比较一下同时代的希腊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源头上，是多么先天不足。

希腊人崇尚个性，崇尚自由。他们也深刻认识到，只有尊重和容忍他人的自由和个性，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和个性。所以，他们具有高度自觉的宽容精神。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所著的《论雅典之所以伟大》中说，“我们提倡的是我们所倾心的自由，涉及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的邻居想走他自己的路，我们决不会对他产生怨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内主权的分割，对它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并以此自豪。

中国的诸子百家往往都自以为是真理的化身，以为自己的理论已经解释了宇宙间的一切问题，他们唯我独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竭尽全力要吃掉对方，用自己的主张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建立一个思想专制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清一色局面。在辩论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专制倾向，相互攻击，并且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墨子在攻击儒家的“足以丧天下者四政”时，把儒家的厚葬、重乐也包括其中，未免过于夸大其词（见《墨子·公孟》），而对孔子重视人的教育、人的修养等思想精华，却“唯恐闻其美也”。杨朱贵我，墨程贵兼，双方也是相互攻讦，水火难容。至于孟子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则更是从攻其一点发展到谩骂了，实在缺乏学术研究的宽容和客观的风度。

而希腊的哲学家大都保持着伟大的谦逊。当别人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懂得最多的人的时候，他却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解释这句话说：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知识，其实并没有知识，而我却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正是在这点上，可以说我比他们更有智慧。

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认识到理性能够突破人的狭隘和愚昧，认识到反思能够促使人修正错误，不断向完美前进，这正是西方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四节

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一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约一百年，就由商鞅变法奠定了。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孔子的方案是全面复古，让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条局面。这种逆向操作显然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梦想，所以，虽然他跑遍各国，“干七十余君”，却仍然“莫能用”。

老子的方案更为荒诞。他希望“绝圣弃智”，放弃所有的文明成果，返归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重新过起蒙昧的生活。这个方案更缺乏可操作性。

更多的人想到用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大动荡打破了人们对祖先、鬼神、传统的迷信。法家改革派应运而生。他们针对西周大一统专制的缺点，提出了最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二

我对韩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高三语文课本中那一篇《五蠹》，观念新颖、语言泼辣、逻辑严谨，一下子就征服了十七岁的我。韩非子的思想显得那样“现代”和“进步”：上古、中古、今世，世界不断变化，政治自然需要改革。“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从此，韩非子就以一个思想大胆、开阔、有力的思想家形象印入我的脑海。

而在此之前，初中历史课本就已经奠定了我对商鞅的敬仰之情。还记得教学辅导书中规定的学习商鞅变法的目的：“学习改革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崇高的品格，增强对社会的历史责任感；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我的最初印象里，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改革家，都是一群忧国忧民、为民请命、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的“民族脊梁”。正是他们的大胆举动，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是啊，即使是现在重翻战国改革的史料，一股排山倒海、横扫一切的气势仍然扑面而来。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改革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李悝在魏国，赵烈侯在赵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接连兴起改革大潮。各国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内政外交。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引领风骚的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一部战国史就是争与变的历史。“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样痛快爽直的语言一破有史以来中国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训的迂腐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改革者张扬自我的作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为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增添了许多亮色。应该说，战国时期的改革大潮催生出许多“现代因素”。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家的“另一面”渐渐显露，让我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得不重新判断。

三

虽然相隔遥远，声息不通，中国和希腊这两大文明的早期历史脉动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同步性。正如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一样，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希腊和中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改革时代。在管仲、李悝、赵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时，在遥远的古希腊，梭伦、克里斯提尼、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也传递着改革的接力棒。这两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促使两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两大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影响却是完全相反的。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处于内战的边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希腊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于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所把持，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农民们不断沦为赤贫，成为奴隶。旧有道德规范失效，人欲横流，公平正义受到毫不留情的践踏。

那个时候，希腊社会实行债务奴隶制。一旦农民们还不起债，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还给债主，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债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变卖为奴。一位夸张的历史记录者说：“所有的平民都欠了富人的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共同推举梭伦作为雅典的执政官，希望这个素称聪明能干的人能把雅典引出危机。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大步登上讲坛，高声宣读起一条影响后世至深至远的法令：“解负令”。梭伦宣布，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恢复公民身份；所有债契全部废除，“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欣喜若狂，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所笼罩。那些贵族地主和富商虽然面露不满，但是他们也明智地认识到，这是解决雅典国家所面临危机、防止国家分裂和陷入混乱的唯一办法。以后的历史表明，梭伦的这个果断、严厉的改革措施不但拯救了危机中的雅典，也为雅典今后的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向民主、稳定、繁荣的大道。在梭伦改革后，大批奴隶获得了解放，雅典公民不再担心自己会因为贫穷而失去人身权利，希腊政治文明获得了飞跃式成长。

梭伦改革也是人类史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他认为，把一个公民降为奴隶，是野蛮的和不人道的。指导梭伦改革的原则是“公正”与“平等”。他说：“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历史学家评论说：“（梭伦改 革） 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做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四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高三丈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张贴在秦国各地的商鞅律法中，引人注目的有如下一条：“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意思就是说，做生意赔了本、欠了钱的商人，或者因不努力耕种土地而破产的农民，都要被罚做奴隶。在商鞅的爵位制改革中，也明确规定什么爵位可以役使多少名奴隶。

在统治手段上，儒家学派主张用西周的礼治，即血亲伦理原则来约束社会。法家学派却认为，在人欲横流的时代，礼治的力量已经不可依靠。他们从人的劣根性出发，提出严刑峻法的统治思路。他们认为人性本恶，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商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轻罪重罚”，通过严刑峻法来恐吓控制人民。他所制定的法律异常严苛残酷，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越来越多的平民沦为奴隶，并且永世不得翻身。秦国的农田、工地上，到处布满了衣衫褴褛的奴隶的身影。从新出土的秦简所载的法律条文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买卖奴隶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普通人家，有的也拥有一到两个奴隶。关于夏商周三代是否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三代之时，奴隶劳动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过，受商鞅变法的影响，秦代和以后的汉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的情况后，提出了这段历史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梭伦和商鞅对待“平民”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解放，另一个是囚禁；一个是从野蛮上升为文明，另一个是从文明下降为野蛮；一个是通过让步来换得社会和解，另一个是通过血淋淋的专制来提高国家控制力。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早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完全被扯掉了，人们公然而且坦然地奴役着原本和自己平等的人。《商君书·错法》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是那样理直气壮。

五

除了“公民权利”之外，两大改革的另外一些基本内容，也是背道而驰。

希腊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精神是“抑商”。本来，春秋战国之时，商业已经获得空前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如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就是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的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 家》） 许多商人富甲海内，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令国君也不得不折节下之。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贡就是这样一个成就非凡的大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但是商鞅对商人却深恶痛绝。商鞅认为，农业才是生产财富的根本，商人只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商鞅对那些弃农经商的人给予重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鞅甚至还要求“壹山泽”，由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

六

任何一场改革的核心内容都是打击旧势力。商鞅和梭伦两大改革的唯一共同点在于都严厉地打击了旧贵族制度。不过，他们打击的手法迥然不同。

“解负令”只是一个救急的治标之策。希腊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贵族们垄断了政治权力，贵族会议拥有无上权威，议员的产生都以门第为准。贵族们因此得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平民的利益。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必须赋予平民以参政权。

梭伦根据年均收入，而不是出身，把人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年收入五百麦斗；第二等级，年收入三百麦斗；第三等级，年收入二百麦斗；第四等级，年收入在二百麦斗以下。他规定，四个等级的人都有选举权，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不过他们的政治权利是不平等的：第一、二等级的人，可担任高级官职；第三等级的人，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

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毕竟消灭了血缘和门第差别，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穷人参政铺平了道路，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在梭伦改革奠定的基础上，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继续扩大平民的权利，最终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除此之外，梭伦还多方面保护平民的利益。他对于平民打井、挖渠、植树乃至放蜂的权利都做了规定，以防止贵族依仗权势欺压平民。他还建立了申诉法庭，使贵族欺压平民时，后者有处申诉，从而保护了平民的经济利益。

法家的改革思路同样是反对血缘和门第。

在商鞅开始改革的时候，秦国社会仍然笼罩在浓厚的宗法制氛围之中，贵族爵位世袭不变，血缘决定了一个人终生的穷富贵贱。这种制度使得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唯以榨取民脂民膏为务。

在法家学派看来，西周王朝赖以建立的血缘宗族制度，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缺陷，不适应列国征战的竞争时代。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血缘纽带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松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长期的有效控制。西周的灭亡已经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使统治者只能依靠血缘亲疏来决定权力任命，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来增加国家的竞争力。生下来就可以获得爵位俸禄，也使贵族们不思进取。而底层社会进身无门，严重压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

因此，法家学派提出了两大强化君主集权的措施：

一个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他们主张，不再把国土分封给国君的直系血亲，作为他们世世代代不变的封地，而是由国君派出官员直接管理。这些官员由国君任命，可以随时更换。这就杜绝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尴尬局面，国君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

公元前356年，商鞅废除了世袭制，也就是“世卿世禄制”。他“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也就是说，把大部分领土分成三十一个县，由秦王直接任命县令，以此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世袭贵族权力。由此“百县之治一形”，政治一元化基本奠定。

第二是废除世卿世禄的铁饭碗终身制。他们主张，要把爵位作为鼓励人们为国家出力卖命的手段，而不是成为自己的血亲寄生的资本。

商鞅规定，那些凭出身和血统获得的爵位一律作废，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商鞅把社会地位晋升的大门向所有人打开，宣布只要为国家立了军功的人，不论出身贵贱，都能受封为贵族。

商鞅的这一改革，一举摧破了有史以来一直支配中国社会的血缘原则，确定了“爵位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晋升标准，对中国这样一个血亲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的等级制度具有相当的流动性，那些世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首次有机会出将入相，与原来的贵族平起平坐，大面积地调动了社会活力。从这点上说，商鞅的社会思想与梭伦有着一致的一面。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我们发现，“梭伦式的平等”和“商鞅式的平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梭伦的改革方案中，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是财产。而追逐财富，是每个经济人的本能。也就是说，梭伦改革是承认和解放人的自然属性的。而商鞅的标准，则是一个人对国家目标或者说对“集体”的贡献度。因此，梭伦的改革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是个人本位的。而商鞅的改革是从集体主义出发，是国家本位的。和重农抑商一样，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给人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为了把人们的谋生、晋升途径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达到“利出一孔”。当严刑峻法阻塞了人们获得社会晋升甚至谋生的其他途径后，百姓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走到国家为他们安排的道路，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 的恩赐，这就使民众变成国家的工具和玩物，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正如商鞅所表达的：“农耕，是人们视以为辛苦的活。战争，是人们害怕的事。要让人们从事辛苦的农耕，参加危险的战争，必须靠‘计算’。必须使老百姓只有种地，才能得到利益，其他的谋生手段一律禁止。使老百姓只有靠勇敢作战才得获得功名，其他晋升方式一律取消。”这样才会出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对“正常”的人来说十分反常的现象。

七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六国之中率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秦始皇又凭借他的雄才大略，成功地把这一制度推向全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西周封建宗法制社会比起来，秦王朝具有以下特点：

一、君权突破一切限制，达到极峰。

在秦国君主专制出现以前，历代王权都受到多方面的制约。首先是神权的制约。直到春秋时代，祭祀和打仗仍然是并列的两件头等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各国兴兵打仗等一切大事，仍然要在祖宗神位前占卜后才能进行。作为天子，“天”对国王的限制是通过各种方式实实在在表现出来的。其次，世袭贵族对王权有极大的影响力。周代的三公与卿士在政治中举足轻重，他们不仅可以向周王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可以在周王一意孤行时废黜他另立新王。第三是族人对王权的制约与影响。周代有“朝国人”的制度，国有大事，可以向族人来广泛征求意见。《周礼》提到，“国家发生大事，应该聚集万民于王宫之前”，“一则在国家危难之时征求应对之策，二则在迁都之时征询国民意见，三则在国君继承人出现争端时由国民做出决定”。这一记载并不仅仅是官样文章，最明显的事例是，周厉王在位时，专横霸道，不听国人劝谏，于是国人“流王于彘”，毫不客气地对国王进行废黜。

而秦始皇手中的权力则突破了这一切限制。在他之前，那些天王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对自己的祖先和尊长还是毕恭毕敬的，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于血缘顺序。他在祭祖时，要自称“孝王某”；对先王的长辈，要自称“予小子”；对族人后辈，自称“寡人”，意即“寡德之人”。

而在尊君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认为这些谦逊的字眼都不利于君主权威的树立，所以秦始皇把这些字眼一扫而光，以没有任何谦意的“朕”自称，并且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使用。皇帝的服饰、乘舆、居所，一切一切，都是独特的，远远超越于他人的，任何人不得仿效。甚至连皇帝行走的道路都是专用的，未经皇帝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上面行走或者穿越。

在皇帝制度下，神权对秦始皇失去了约束力。因为痛恨周室权威太弱，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过度强调要尊崇天子的威势，从理论上把“天子”推到了云霄之中，推到了仅次于“皇天上帝”的地位，不但远高于凡人，甚至高于普通的神灵。“皇帝”本身就是一个神的称号。所以，秦始皇才敢于模仿天宫的形象来建造宫殿，敢于亲手射杀海中巨鱼。秦始皇渡湘江遇大风，他大发雷霆，将湘山之树一伐而光，并涂以囚衣之赭色，以示对水神的惩罚。在皇帝制度下，除了上天之外的一切神灵都是在皇帝之下的。秦始皇也祭祀皇天后土、山川鬼神，不过他祭祀的目的，只是要求它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秦始皇也占卜以预知凶吉，只是他的占卜只是参考，而不是决定。皇帝可以相信鬼神甚至宗教，但是鬼神宗教都必须是皇权的附庸，而不能凌而上之。

自从商鞅变法改革了“世卿世禄制”后，秦国的贵族就失去了对王权的影响力，他们完全仰仗皇帝的鼻息。至于百姓，早已不再是国君的族人，连他们的称呼都变成了“黔首”，他们已经变成了任皇帝摆布与驱使的牲口，不用谈任何政治权利了。（于琨奇《秦始皇评传》）

二、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增强。

商鞅变法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宗法制度。在秦以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一定程度的宗族自治，宗族一般规模很大，自治程度很高，宗族内部的小事小情几乎都由族长说了算。这种社会结构显然不利于君权的扩张。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社会组织有能力与政府抗衡。所以，商鞅变法中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摧破旧的宗法组织，分化宗族势力，使专制皇权穿透家族直接控制个人。

除了废除“世卿世禄制”外，商鞅打击宗族势力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强制分家”。宗法制鼓励大家族，鼓励用亲情原则处理一切社会事务。而商鞅却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老百姓家里有两个以上男人而不分家的，农业税加倍。商鞅还规定“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即父子兄弟不得居于一室之内。

强制分家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破坏宗法组织，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的原子状，使个人面对专制政权时毫无反抗能力。为了彻底破坏以“亲亲”“孝亲”“子为父隐”为标志的宗法原则和宗法观念，秦国大力鼓励“告亲”，即亲戚间相互揭发。秦律还大力维护“私人财产权”，出现了关于“子盗父母”“父盗子”“假父（义父） 盗假子”的条文，并公然称：奴婢偷盗主人的父母，不算偷了主人；丈夫犯法，妻子若告发他，妻子的财产可以不予没收；而若是妻有罪，丈夫告发，则妻子的财产可用于奖励丈夫。即一家之内父母子女妻可有各自独立的个人财产。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的世风：“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併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相稽。”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犹有过之！（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当然，变成一盘散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国家能有效地组织控制这些散沙。商鞅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纠察，保甲连坐制由此开始。商鞅通过“什伍”编户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叫他们互相监视。这个组织不是以宗法为基础，而是以国家的编制为基础。如果某一组织中有违犯法令的事，这一组织的人就要不分亲疏，不管同族同宗的关系，互相告发；如不告发，全体治罪。

秦国改革把个人从宗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乍看上去，确实比较“现代”，商鞅新法施行十年，确实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秦国一片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但这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是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国家） 的膨胀所致。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三、资源汲取能力大大增强。

在分封制下，社会的资源汲取是层层向上集中的，层层向上，就意味着层层截留。而秦国改革之后，实现了国家对个人的直接控制，也就意味着国家可以直接动员和汲取个人，从而使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增强，从此以后，秦国的战车就驶上了征服列国、统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秦将王翦征楚，率众六十万，“空国中之甲士”。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能供给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么多的兵员，可以想象秦国的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强。在秦统一天下之后，专制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风更是大大发扬。“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着实惊人，2000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使40万人，南戍五岭50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一说共用） 70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当然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所能实现的。”

通过战国改革和秦始皇的实践，中国专制权力终于达到了垄断一切、决定一切的所有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局面。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恶果，专制权力诞生的第一天，就显示出了它巨大的副作用。

在统一天下后，在如此巨大的权力的腐蚀下，秦始皇身上的一系列优点都不可避免地转化成缺点：他的自信变成了自大。他的成功在于他敢于决断，气魄过人。他勇于进取，敢为人所未为，敢做历史第一人，厚今薄古，不惮变革。他留下的巨大工程，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可以空前绝后，无人能比。然而，统一之后，他却“以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断夸耀自己的“圣”与“功”。喜欢听颂歌，不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他的性情刚烈变成了骄横跋扈，明察秋毫变成了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了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了滥施淫威。他以为驱使天下甚易，使民无度，进取之心、功名之心过炽，连续兴大工，举大事，终于劳民无度，超过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如此巨大的专制权力，必须有身负异禀的人才会有效使用。如果放到一个无能之人手中，马上就会成为灾祸。就像一件威力极大的武器，只有熟悉它的人才能用来保护自己，交到不会用的小孩子手里，只会伤到自己。虽然秦始皇执政后期连续犯了几个大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他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不论如何昏聩，仍能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然而，一旦权力交到了花花公子胡亥之手，马上就变成了灾难。登上皇位之后，胡亥马上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胡作非为。他挥起屠刀，屠戮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然后又杀掉了蒙恬、李斯等前朝重臣。除去了一切威胁之后，二世开始学习其父，大肆享乐，“复作阿房宫……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因为压迫过重，各地纷纷起义。大臣进谏说：“请停止阿房宫工程。”秦二世反驳说：“凡贵有天下之人，就是要肆意极欲。作为天下之主，我只要严刑峻法，使天下人不敢非为，就可以控制局势了。”于是将进谏之人全部治罪。

经过紧锣密鼓的一通瞎折腾，胡亥轻易地使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使天下民不堪命，最终丢掉天下，毁家灭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父亲发明的这顶沉重的皇冠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戴得起的。

八

为什么时代相当的两大改革会出现如此迥然的差异？为什么在希腊解放人的同时，中国却在更深地奴役人？

这是因为，希腊的改革是由普通民众推动，而中国的改革，却是由君主主导的。

希腊的平民们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敢于反抗不公平的命运和不平等的制度。在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有力的集体，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描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

在梭伦改革的前夜，整个雅典国家充斥着不安的气息，那些沦为和即将沦为奴隶的平民们在酝酿着起义。人们预感到一个流血和杀戮的时代就要到来。普鲁塔克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

鲜血的味道吓倒了旧贵族，使他们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梭伦的调节，交出了手中的世袭权力。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内战的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大部分家庭也要家破人亡。

梭伦改革之后的历次改革中，平民始终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平等一步步扩大，民主权利一点点扩展，最终达到了所有公民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目标。希腊的平民不是乌合之众，他们善于自我组织，善于和掌权者讨价还价，善于运用威胁和妥协，迎来了自己的全面解放。希腊的平民也不是懦弱之徒，为了自由和自尊，他们甘愿流洒鲜血，他们不会被一两次暴力镇压吓破胆，从此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希腊的改革运动中，确实有许多杰出人物为社会的进步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永远值得后人尊重。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改革中，我们完全听不到平民的声音，也见不到平民的身影。这些改革，都是那些千方百计讨好君主的文臣策士提出来的。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从君主的一己利益出发，为了实现君主权力的最大扩张。因此，这些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粗暴侵犯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在这些改革的过程中，各国社会也出现过剧烈的动荡，平民百姓也有过大面积的反抗，不过他们的反抗方式只有奔走逃亡，没有任何一次有组织、有目标的反抗活动。相反，倒是那些利益受冲击的旧贵族的反抗更有力量、更有章法。

是希腊人天性勇敢，中国人天性懦弱吗？显然不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力量背后依赖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文明之初，希腊社会就是一个个人社会。在改革开始前，希腊早已经是一个私有化程度很深的社会。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非常弱，普通人的自我意识、个人意识、独立意识非常明确，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人的联合体，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而直到战国时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宗族公有制之中，每个人都作为血缘链上一个不可解脱的环节而存在。“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每个人都是依靠天子的恩赐才有衣食来源，在普通平民的意识里，他们“吃国家的，喝国家的”，因此必须“听国家的”，个人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可以说，到战国时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已经“进化”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九

只需要把历史的视界稍稍拉开一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专制思想的实践者，他担不起专制主义发明者的荣誉，顶多算是创造了一个“实用新型”。套用某些人爱用的句式，秦始皇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不出现秦始皇，也会出现赵始皇、齐始皇、韩始皇。秦始皇是由决定他、影响他、左右他的中国文化塑造成的。秦始皇是历史下的蛋，而不是历史是秦始皇下的蛋。秦始皇恰好站在了历史转折处，而不是他制造了历史的转折。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从鲁迅、柏杨到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孤诣，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百年国民性改造史，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第十五章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一

中国精英们痛切感受到国民性问题，是在戊戌变法之后。

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败的原因。

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武器不行。花巨资购买了最新式军舰，结果在甲午海战中仍然一败涂地。痛定思痛，精英们认为关键是政治制度，于是又发起戊戌变法，结果百日而败。精英们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国民性”不行：没有好的国民，无法建立新制度。就好比没有坚固的地基，建不起参天大厦。

梁启超回顾戊戌变法期间，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号于庙堂之上，举国却如梦如睡，鲜有应者。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之后，数万万民众也仍然昏昏如睡，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场变法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敢情整个变法不过是他们几个人唱了一出独角戏。这种情形，用麦孟华的话说，就是“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没有民众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无法进行；没有合适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根发芽。因此，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救国理念：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1902年前后，梁启超以“新民说”为题，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痛陈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此兴起。

当然，“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梁启超创造，而是晚清以来闯入中国与沉睡千年的中国人迎面相撞的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而梁启超的总结无疑比老外们系统得多。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政治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

走向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明哲保身、自私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只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在韩国等其他后发国家，对国民性的讨论一度也非常热烈，韩国人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劲、最没希望的民族，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国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二

那么，怎么改造国民性呢？

梁启超的思路是，通过“自高而低”的“国民运动”，唤醒沉睡着的民众。只要每个中国人都“一朝悔悟”，培养起公德意识、国家意识、尚武精神，成为“新民”，自然就可以建立新制度：“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就是由像他这样的已经“醒过来”的精英们，通过办报纸、办学校、写小说、写剧本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梁启超尤其推崇小说等艺术作品震动人心的力量，他极力鼓动知识分子们去写小说写剧本，用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进行启蒙：“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先更新国民性，后更新制度”的这个次序，听起来很有道理：国家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自我更新”了，那么整个国家不也就脱胎换骨了吗？从整体上改变整个国家很难，但是从微观去改变一个人，就容易多了。梁启超认为这是改造中国的不二法门。他说：“今日之中国，实不宜轻言政治运动，须从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上筑一基础，而次乃及于政治。”就是说，一定要通过文化运动提高了中国人的素质后，再来谈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

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每个人心都“正”了，这个国也就“治”了。这是一种乍一看很正确，细一想很谬误的逻辑。很不幸，在国民性改造史中，这个富有特色的伪逻辑成了主线。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一

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尝试着写过几篇政治小说，但都不太成功。梁启超的性格特点是不甘寂寞、兴趣多变，在提出“新民说”这个命题后不久，他的个人兴趣又转到一系列政治活动上。唤醒民众这件事，被他搁到了一边。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从某些方面看，鲁迅是一个“抄袭者”，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总结，几乎是完全“照抄”梁启超。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显然袭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鲁迅所写的“铁屋子”，也与梁启超描写的“暗室”异曲同工：“彼昔时之民贼……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哄然坏其门，入其堂……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至于鲁迅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想做奴隶而不得”、愚昧退缩等，更是早见于梁启超的言论当中。

这不是鲁迅的特例，而是梁启超之后历代国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当全面，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关于国民性的评论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围。甚至柏杨的酱缸论，也可以说是源于梁启超的这句话：“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二

不过，时间毕竟过去了一代，民国初年中国世界化的深度和广度都与晚清大大不同。鲁迅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有一个重大发展，那就是“文化决裂论”。

梁启超也注意到了国民性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国民性改造，需要中国文化的更新换代。不过，因为成长背景的关系，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厚的感情，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成分，可以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设计中的“变革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决裂论者。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启超一代更为深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认识得也更为深刻。呼吸过外面新鲜空气之后，这些留学生普遍认为阴暗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落后两千年，现在已经完全过时、腐败，无法继续利用。钱玄同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怨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来自可怕的“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过滤性病毒”：“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们宣称，只有彻底毁灭这种文化，中国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陈独秀的话最为典型，他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两剂药方，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德、赛） 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毁灭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要拯救中国，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旧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所以陈独秀“涕泣陈词”，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奋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鲁迅的主张更具体，那就是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钱玄同的主张比鲁迅更激进，除了“应烧毁中国书籍”之外，他还要取消中国旧戏。钱玄同说，“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除汉文”的主张：“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由他们这一代人打破铁屋，放进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排走屋内几千年的陈腐毒气，那么，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身上自然就不会有因为旧文化导致的劣根性，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路。

三

不过，除了文化选择这个方向上更进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并没有怎么突破梁启超的藩篱。与梁启超一样，他们也认为没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这与中华民国初期制度建设的失败这一事实密切相关。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两千年帝制的结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途中，成千上万的群众列队欢呼，“共和万岁”之声震动天地。鸦片战争以来经受了太多失败和屈辱的中国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将很快使古老中国结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国就读的年仅十九岁的宋庆龄听到民国成立的消息，立即写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赞：“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这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

然而，现实很快粉碎了人们的美梦。从外国引进的这种先进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固有社会传统似乎格格不入。虽然国号一直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国号之下的政治运行与“共和”二字相去太远。经历了洪宪复辟危机、猪仔议员丑闻、连年军阀混战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人普遍素质之间的巨大不适应性。特别是曹锟贿选事件，更让人们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在旧土壤上建立的艰难。梁启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设新制度”的话，在此时似乎显出了先见之明。

鲁迅的心理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新中国”满怀憧憬。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彻底失望了。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从此，鲁迅成了一个彻底的“国民性决定论”者。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他知识精英结论也与鲁迅大致相同。杨昌济说：“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陈独秀则说：“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适的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出自鲁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那么，怎么“立人”呢？鲁迅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说，先进行人的现代化，而后才能谈到制度的现代化。

从梁启超到鲁迅，时间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四

只要人人迎来新我，就会迎来新的社会。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他们办杂志，办学校，写小说，椎心泣血，宣传、呼号，以期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其中鲁迅的呼声最为锐利而洪亮。

鲁迅认为，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是挽救国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艺创作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与此相比都无足轻重。所以1922年得知胡适在创办《努力周报》打算论政时，鲁迅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们的谈话说：“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

整整二十年间，鲁迅心无旁骛，艰苦卓绝，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国民性改造”这一伟大的人类灵魂改造工程。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用投枪、匕首、大刀，冲锋战、壕堑战、迂回战，持之以恒地揭露、总结、批判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点”。一篇《阿Q正传》，对普通民众来说，其作用大于十篇《新民说》。鲁迅用他洋溢的才华和独特的文笔，将国民性问题赤裸裸地挑在笔尖，伸到每一位读者眼前，让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可以说，“国民性”这三个字，是经鲁迅的传播，才成为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词汇的。他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思路贯彻到了最彻底的程度，其深与广无与伦比，影响也非常巨大。

然而，鲁迅等人的艰苦努力，效果并不明显。非但进步不大，从鲁迅的文字来看，国民性的某些方面还有越来越坏的趋势。最有力的证明，是二十年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评责骂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痛切，也越来越无奈。鲁迅原本信奉进化论，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他认为，虽然中国文化有原罪，但是随着他们这一代扛住黑暗的闸门，放进西方文化的新空气，那么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长起来，“血液里的昏乱”就会一代代迅速减少。然而，岁月无情流去，鲁迅眼中的青年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断沦陷。1925年，鲁迅就对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1927年广东革命阵营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动。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从此之后，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越来越低。1933年他说：“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说：“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这一事实让鲁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后发现，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轰毁”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闷，鲁迅在晚年放弃了“国民性决定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苏联建国的成功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说，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在晚年鲁迅心中，苏联成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麦加”，那里存着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译苏俄文学，他开始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

从居高临下地唤醒民众，到奉民众为推动历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众进行革命；从绝对排斥政治斗争，反对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须用“火与剑”进行激烈的政治变革，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鲁迅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向社会大声宣告了通过“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的失败。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一

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在“五四”以前，胡适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与鲁迅等人几乎完全一致。胡适早年在国民性问题上也深受梁启超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说》。”所以青年时代他谈到国民性时，其语调与梁启超、鲁迅并无二致。他说：“无论帝制也罢，共和也罢，没有这个必须的先决条件，都不能救中国。”

然而，胡适很快意识到“国民性决定论”存在重大问题：先训练好国民性，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驾照，然后才允许触碰汽车。问题是，如果不先上车，怎么能学会开车呢？从晚清开始，执政者就一再以“没驾照”为由，拒绝民众登上民主政治这辆新式汽车：慈禧以民智未开为由拖延立宪，袁世凯以民心思旧为由恢复帝制，吴佩孚更说，因为民众“组织未备，锻炼未成”，所以中国只能沿用老路，继续独裁。随着对制度与国民性问题思考的深入，胡适的思路发生了转折。他开始由“国民性决定论”转向“制度先行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国民性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相反，只有先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才可能训练出合格的新国民。

胡适认为，民主制度具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为民主政治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启蒙和教育的过程。这种启蒙和教育，比单纯的宣传更有效。就好比跳进水里学习，比坐在岸上读游泳手册有效得多；坐上汽车操作，也比背下整本《汽车结构与原理》有用得多。胡适说，“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他还说：“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

这一思路转变，显然与他长期的欧美生活经验这一基础是分不开的。胡适回忆他对美国政治运作的感受时说：“我在1912和1916两年，曾去参观美国的选举。我到了投票场，讨得了选举票的‘样张’，见了上面的许多姓名和种种党徽，我几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样票去问在场的选民，请他们教我。”胡适故意选了几个看起来“素质不高”的人：“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胡适说：“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调的美国选民，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的多。”

因此胡适称民主为一种“幼稚园政治”，说民主政治“没有多大玄妙”，不过是如同学下棋一样，教人们遵守民主规则：“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须遵守‘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规矩一样。”因此，民主政治并不见得要把每个人都训练合格后开始：“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

针对那些倾向专制的独夫民贼拿“国民性”为借口拖延中国的民主进程，胡适说，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够”，拒绝实行民主，那么民主永远不会到来：“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练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练’民治的唯一法子！”“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那些坚持“国民性先行论”者的主要依据，是选举舞弊等民国政治乱象。他们认为，民国初年政治制度运作不良，是国民性造成的。对此胡适的解读大不相同。胡适认为，新型政治制度在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一开始运转不顺利，几乎是必然的事：近代民主政治在西方有着两千年的成长史，它是一架复杂精细的政治机器，这架新机器与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需要长时期的磨合与改造，才能正常运行。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的选举时代，中国人手中从来没有握过选票，如果中国人一下子就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精髓，轻车熟路地运转起议会政治，反倒是不正常的。那就好比一个不会水的人，第一次跳进河里，就能游起自由泳，这完全是妄想。因此，问题不在于国民性，而在于时间不够，经验不够。

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这一丑闻令全国哗然，胡适也愤怒地称当时政治为“猪仔政治”。但与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选举制度。胡适说，在民主政治之初出现贿选之类的问题是正常的，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遇挫折，马上就宣布此路不通，仓促另寻新路。胡适举日本民主进程的例子说：“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有选举权者不过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但积四十年之经验，竟做到男子普遍选举了。我们的第一次国会比日本的议会不过迟二十一年，但是昙花一现之后，我们的聪明人就宣告议会政治是不值得再试的了。”他坚信制度框架存在总比没有好。他说：“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有人卖票，说明民选这一票还有用。比起这张票一文不值，毕竟还是进步。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许注定要从卖票甚至打架开始，关键是一定要迈开这一步，然后再一步步地进行改良：“选票制的改革，从公开的变为秘密的，从记名的变为无记名的，便可以除去许多关于选举的罪恶。今日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去寻下手的方法。”针对曹锟之类的贿选，胡适认为是复选制带出来的弊病，他因此主张有限制的直选。他又针对直选中选民册的伪造与虚报，以自己家乡为例，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对策。

二

胡适的新思路显然与鲁迅完全相反。鲁迅一直把国民性的成因归结为“遗传的定理”，也就是说，有毒的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而胡适认为，国民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文化。人性有无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趋向不同的发展。恶的制度塑造恶的国民性。用胡适研究者邵建的话来说：“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就是要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胡适和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差别。

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需要每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更新，改掉自己身上的“卑怯”“瞒骗”和“诈伪”，因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激烈的道德批判。胡适则认为，只进行道德批判，不追究道德背后的东西，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到“国民性改造”这个大锅里一锅煮，是达不到效果的。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不能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问题。“什么‘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来。因为好的制度最大功用，就是能约束人性中的恶：“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胡克尔说过：“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做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美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胡适和鲁迅思路的分歧，是单向决定论和双向决定论的区别。与从梁启超到鲁迅的个人决定社会的单向决定论不同，胡适认为个人和社会是双向影响的，社会对个人的塑造和影响是主要的。他在那篇名为《不朽》的代表作中，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在其他文章中胡适也提出，“个人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我’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因此胡适反对鲁迅“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认为“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是错误的，不改造社会，单独改造国民性是不可能的。制度变化是前提：“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社会“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

第十八章

胡适的渐进式改造路径

一

胡适和鲁迅的两种不同主张，决定了中国国民性改造的两条不同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通过制度“渐进改良”之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思想改造”之路。

1949年以前，胡适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人物。他引领一时之风云，不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开风气之先，在政治运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局面形成的基础，是胡适的政治思想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因为与胡适同样有着长期的西方社会生活经验，对西方的政治文明有着切身的体会，孙中山也得出了与胡适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要用制度来训练国民。胡适认为，宪政“必须从幼稚园下手”，一步步地加以学习实践。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期，即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时期。孙中山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民众学习民主，就如同幼儿学步一样，需要保姆的把持。他把革命党比喻成“新民”的保姆：“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

1917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总结革命经验与教训，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制度建设三步走的构想，也就是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中国逐步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第一步是军政时期，要通过暴力革命从军阀手中取得政权。第二步是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以促进民权发达。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第三时期，也就是宪政时期。

为培养国民参政能力，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专门撰写了《民权初步》，举凡国民集会、选举、社团章程、议事日程及议政议事的具体要求、步骤、方法等都做了详细说明和规定。孙中山乐观地认为，只要有“良师益友”也就是革命党的耐心引导，程度幼稚的中国国民很快会成熟起来：“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有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

孙中山的这一社会改造思路与胡适的“制度先行论”一定程度上相当合拍。这就决定了胡适其后成为国民党的“诤友”，成为推动国民党在渐进宪政之路上前行的主要文化力量，以至于死后，胡适被国民党奉为“文化圣人”。不过，在胡适与国民党相遇之初，双方却是“不打不相识”，爆发过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1926年，蒋介石挥师北伐，开始统一中国的步伐。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至少在表面上，蒋介石统一了中国，完成了孙中山规划的第一步：军政时期。1928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不久就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

对国民党战胜北洋军阀，胡适等人是欢欣鼓舞的。但是，1929年国民党通过的这个《训政纲领》，却让他们大跌眼镜。《训政纲领》没有多少推进民主建设的实质内容，却开宗明义地强调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原则。1931年，蒋介石更以《训政纲领》为核心，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约法中规定，国家大权统揽在国民党手中，而党权又集于蒋介石一人之手。这样一来，蒋介石所谓的“训政”，就沦为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胡适等民主派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蒋介石这个只有日本短暂留学经历的中专生身上有着太过浓烈的传统专制气息。由他来主导的训政，很难走上“宪政”之路。因此，胡适在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与同人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新月》生存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胡适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之风，宣传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正如这篇发刊词所宣布的那样，通过发表政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国民党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批评。

在国民党成为中国主人不久后的1929年，胡适就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身上的陈旧气味。他说，连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都推行白话文教育，而国民党当国之后，发公文居然还用文言文。对于国民党的言论控制，胡适批评起来更是不客气：“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在思想言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国民党宣布要在全国实行“一个主义”后不久，胡适就发表文章，不留情面地批判国民党的思想独裁。胡适尖锐地指出：“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

除了批评国民党政权外，胡适还多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胡适举蒋介石本人的例子说明国民党如何侵犯人权：“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批评蒋介石把个人置于法律之上。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写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也就是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者，其实都不懂什么叫民主共和，都需要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这些“雷人”言论之激烈，在近代以来某些历史时期，足以被抓进监狱。有人说鲁迅不敢直接批评蒋介石，而胡适敢，这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些言论自然也引起了大权在握的国民党的强烈反应。国民党内一时群情激愤，尤其一些中下层党员，更是激动地纷纷呈请“缉办”胡适。他们利用舆论优势，把“反革命”“反党”“反动”“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种种帽子铺天盖地地扣到胡适头上，掀起一股围剿胡适的大潮。国民政府也饬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并迫使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仓皇离开上海。曹聚仁认为“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

不过，国民党没有对胡适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毕竟国民党的终极政治目标和胡适的政治理想是在同一个大方向上。所以虽然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上海，但胡适发现，他的一些批评，对国民党的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要求国民党“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这篇文章1929年5月发表，结果国民党6月间公布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即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适的建议。所以胡适在6月19日的日记中说国民党此举“与我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有关”。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这篇文章1929年底发表，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改用了白话文。用沈寂的话说，“这个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举动，无疑也是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作出的反应”。

国民党的“纳谏”令胡适感到了希望。虽然有着强烈的独裁倾向，但蒋介石毕竟明白世界大势。掌控了南京政府后，他吸纳翁文灏、钱昌照等一批知识分子“入阁”，还答应“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些举动使胡适认为国民党有走上真正宪政的可能。因此，胡适也决定在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来谋求政治改良。在胡适看来，国民党政权虽是一件并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没有更合手的工具。若以暴力摧毁这件“工具”，国家民族就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他说：“暴力革命带来的，必然是暴力专制政府。”

二

国民党这个工具确实不太好用。中国社会转型过于剧烈这一背景使国民党迅速暴露出它身上的保守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西方文化了解越深的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越合理。然而不幸的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越重的人，越有机会掌握改造中国的权力。“半新半旧”型人物蒋介石身上有着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深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民主宪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深厚的旧文化影响，经常本能地在各个细节中表现出强烈的独裁主义倾向。

蒋介石文化水平不高，仅相当于中专水平。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一生服膺王阳明心学，因此相信“精神第一论”。他认为，“精神可以创造物质，亦可以补充物质之不足，且掌握物质者精神，运用物质者亦精神，物质但附丽于精神之一偏耳”。

出于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的原因，蒋介石对民主、人权理念理解不深。孙中山思想的优长之处在于他充分吸收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蒋介石却将孙中山哲学思想解释成“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政治与伦理哲学之正统思想”，“是续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中国的正统思想”。

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蒋介石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认同孙中山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最终还政于民，将民众训练成现代公民的总体思路；另一方面，他却迷恋专制、集权手段，本能地喜欢统一思想、整齐划一、用政治力量控制一切。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改造时，他创造性地发明了“运动改造法”，即强制性地掀起政治运动来改造国民性。

和大转型时期每一个政治家一样，蒋介石对国民性问题也十分重视。蒋介石也对中国国民性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他的批评集中在中国人“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一盘散沙、自私自利、苟且偷安、缺乏尚武精神等方面。他痛切地说：“百年以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重重压制之下，国民道德的堕落，民族自信的丧失，已到了极点。”他痛斥国民性中的落后部分：“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为冷血动物。唉，我们国家衰弱，民族凋敝，至此已极，可耻已极了。”中国人“不仅是学问道德差，就是言语行动态度上，也配不上给外人看”，“也可以说是不配做现在世界上的人，不能算一个现在世界上的人”。

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认为改造国民心理是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建立新国家，首先要训练出“新国民”：“现在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衰弱危殆到这个地步”，“不是武力不够”，“是一般国民不能‘明礼义，知廉耻’，做成一个真正的‘人’。外国人欺侮中国，就是欺侮我们一般中国人不知努力做‘人’！如果我们能教好一般国民，个个都能做成功‘人’，外国人一定不敢再来欺侮，任何外来强大的敌人，我们都不必怕，都可以抵抗他！”

虽然具有两面性，但在具体的改造路径上，蒋介石却轻制度建设，重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原因很简单：制度建设见效慢，道德教育、政治运动则可以立竿见影。所以，他首创以搞运动的方式，揠苗助长地改造国民性。具体地说，就是发起“新生活运动”，开创了近代以来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的先河。

蒋介石认为，一个国家国民性弱点具体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由一般人基本生活的样法可以很明白的表现！也只有从一般人的基本生活实况，才可以看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真精神！”他总结中国人生活习惯的第一个缺点是“污秽”，什么东西都肮脏不堪；第二是散漫，一切的行动都是随随便便，毫无纪律；第三是“懒惰”，尤其是不知道遵守时间；第四是“颓唐”，精神萎靡，体格羸弱。蒋介石说，这种生活是要不得的“鬼生活”。

蒋介石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所以欲完成革命，非改革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可。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希望用从上到下的政治力量，来刷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蒋介石手订了《新生活运动纲要》与《新生活须知》，对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林林总总烦琐详细的规定，比如关于吃饭，蒋介石就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食贵定时，莫恣口服。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要用土产，利用外溢。遇酒勿酗，食量有节；饮嚼无声，坐比正席；饭屑骨刺，毋使狼藉。宴客聚餐，相让举筷。注意微菌，生冷宜戒。鸦片屏绝，纸烟勿吸。耻养于人，自食其力。”这仅仅是冗长的纲要的一小节。除此之外，规矩遍布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升降国旗要敬礼，唱党国歌要起立，要遵守时间、爱惜公物、尊老爱幼，不随地吐痰便溺，不骂人打人……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不厌其详”。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显示了蒋介石在改造中国问题上的急切心理。新生活运动“欲以最简单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劣根性，以求适合于‘礼义廉耻’”，“培养从前所未有而近代国民所必须有之德性”。中国传统型政治领袖在政治操作中通常都有一种基于“精神决定物质”理论的浪漫主义气质。正如柯伟林教授所说：“蒋介石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里贯彻一种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气质，其特点是主观的，道德力量被视为优越于客观的物质力量。”蒋介石“试图用兵刃和斧头塑造中国的新人”，他希望通过这场运动确立“兵营式秩序”，使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整齐划一，成为符合他设计的“标准人”。

这种以“群众运动”来“运动群众”的方式注定要失败。从表面上看，新生活运动立竿见影，取得了一定成效。各地纷纷汇报，运动开始不久，人民生活习惯立见改变。比如绥远省汇报推行工作开始一周后，由指导员傅作义率同全体干事及推行股职员，于某周日乘马视察全市，“街市游人甚多，车马络绎不绝，但秩序极为整齐，街市亦颇清洁”。湖北省“武阳汉三处，以前放浪于通衢，以及服装怪异者，行将除尽”，住户以及公共场所“污秽之地，亦日见减少”。湖南“长沙市上如禁烟，禁牌赌，禁止行路吸烟，禁止空车在街上游行，取缔市招及不洁食物，整理墙壁广告，清洁街道，行路靠左等均已见相当成效”。

但事实上，新生活运动中形式主义十分严重，雨过地皮湿，效果十分有限。大部分政府人员对待运动敷衍了事，上面催一催，下面动一动。他们虚应故事，汇报文章写得十分漂亮，实际工作却没做多少。因此，运动收效甚微。正如时人指出：“用外力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改正，不但不能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而且往往会得到与原意相背的结果。”“即使收到相当的效果，那种效果也是暂时的。”这从冯玉祥的记述中就可见一斑。冯玉祥说：“其实，新生活运动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运动不准打牌，蒋介石左右的大小官员是打麻将，推牌九，押宝。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这一点可以得到佐证。南昌新生活运动有“妇女不得袒胸露背、裸露大腿”等规定，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太太把擦了粉的大腿和涂了蔻丹的足趾显露在外，坐在藤轿上招摇过市，经常为群众所见，宪兵警察只能视而不见。

三

对新生活运动，胡适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发表文章预测，官僚主义将使这场运动沦为一场演出，只能增长国民的虚伪性：“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他说，生活习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要干的正事，是先改善人民的生活，要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先让人民衣食足了之后再说：“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新生活运动”操作过程显示，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蒋介石思维深处有着强烈的专制倾向。体制的约束和胡适等在野力量持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使他的专制倾向无法发展到极端。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政治实践感的人，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国家推进新型民主政治的艰难和曲折，因此他非常注意抓住机会，和蒋介石进行“有打有拉”的斗争：每当蒋介石表现出专制集权、思想钳制的倾向时，他就不留情面地大力批判，毫不客气；而当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而进行一点民主建设时，胡适也会及时发表一系列政论，提供具体建议。这些政论很多都产生了切实的政治影响。除了公开发表政论外，胡适也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对他们的言行或直言指责，或委婉劝谏，并总是正面提出应该如何的意见。他的意见也经常被不同程度地采纳。1934年4月，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批评蒋介石规定全国刊物不能用西方年号一事，要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沈寂先生研究，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五天之后，蒋介石通过媒体向社会解释，所谓要求“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事，是蒋以手令要求“行营政训工作人员”，只针对呈送的公文，不想“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在日记中对此事评论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沈寂说：“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

胡适虽然积极介入政治运动，但是绝不“入阁”当官。他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在野态度，多次拒绝当局的从政邀请。他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在民国知识分子中，他是坚守“民主宪政”理念最持之以恒的一个。丁文江、蒋廷黻等知识分子一度大力鼓吹“新式独裁”，认为中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开明专制”，胡适则从来没有过这种动摇，他坚信民主政治是中国通往未来的唯一大道。1947年，胡适仍然坚定地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

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压力下，中国艰难地、一点一滴地朝着胡适等人设想的方向前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宣布进入“宪政时期”的声音刚刚落地，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还政于民”胎死腹中。抗战胜利后，大规模的内战就全面爆发，国民党败走台湾，胡适的几十年努力告一段落。

不过，离开大陆后，胡适还是坚持他在大陆时期的一贯做法，继续对国民党的批评。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七十岁生日之前，希望社会各界给自己“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胡适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告诫蒋介石要信任下属，凡事不要管得太多太死，要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胡适在1958年4月8日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台湾可以更有效地批评国民党。

在与蒋介石较量的一生中，胡适坚持说负责任的话，说公正的话，说理性的话，他基本做到了进退有据，不卑不亢。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一

在“五四”时代短暂地并肩战斗之后，鲁迅与胡适迅速成为陌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鲁迅与胡适在政治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风格。

胡适总是坚持用真名，以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新月》在今日舆论界所贡献者，唯在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我们对于发表言论，完全负法律上的责任。”胡适一直坚持以学理为依据，理性地谈论中国政治问题。他发表了一篇篇标准的“政论”，从正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提出批评，提出种种建议。

鲁迅则向来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他不断地变换笔名，从反面出击，抨击国民党统治。他的批评总是以嘲讽为基调，抓住要害，一针见血，但从不提出正面建议。部分原因是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修养，无法从正面发表系统的政治意见。

胡适认为改造国民性需要多管齐下，因此并不反对鲁迅的思想启蒙。因此，胡适高度评价鲁迅的文艺启蒙工作。但鲁迅却认为，胡适的思路是“治标不治本”，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因此鲁迅对胡适的政治活动开始是嗤之以鼻，接着进行冷嘲，后来则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适点名批评蒋介石时，提到了安徽大学校长，这个校长，就是著名的刘文典。所谓语言上的挺撞，是刘文典在会议上不称蒋介石为主席，并当面指着蒋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

胡适冒着巨大的风险，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说话，今天看来，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而鲁迅却抓住胡文中“挺撞了蒋主席”一句，在《二心集》中轻巧而犀利地刺了胡适一句：“刘文典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显然是指胡适曾称溥仪为皇上，暗示胡适骨头软。

胡适一生致力于制度改良，要从内部推动，逐步落实宪法。最悲观时，他借鹦鹉救火的故事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对胡适的这番话，鲁迅的反应是写了两句旧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二

胡适数十年思路明确，持之以恒，渐进努力。而鲁迅的思路却经历了巨大变化。鲁迅在以笔为刀批判国民性二十年后，突然改弦易辙，迅速左转，毅然投向了苏式革命，希望按苏俄模式，用“火与剑”来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火与剑”的改革最快。他说：“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的变化看起来突然，其实内在的理路一贯，那就是“彻底解决”的思维倾向。

在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心态是“急切”。鸦片战争中，中国这个人类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难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个中国精英都不服气。他们寻找着种种“速成”的复兴方法，他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鲤鱼打挺的方式，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雪耻。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最能打动光绪的一句话是，只需要三年，他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这样一个乐观的构想，是何等地满足了光绪皇帝建功立业的雄心，光绪欣然听从，与康有为共同开始了一场鲁莽的激进改革。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消中国人的“速成论”。1906年9月16日，清朝宣布立宪，期盼立宪多年的中国人以为，这一下所有问题都可以彻底解决了。宣布立宪的上谕公布之后，当日的《申报》这样记述了中国人的喜悦：“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召开各式庆祝会。举国上下的欢腾似乎告诉人们，只要一纸上谕，立宪即告完成。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并没有任何理由。

在建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也一度以为，有了这个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再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易如反掌：“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则一直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为西方侵略和异族统治，认为只要终结这两种原因，中国人恢复固有美德，则很短时间内，中国就会恢复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统治，又有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国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弹的照耀下，中国十几年就可以超英赶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种最便捷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救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五四”之后，种种西方思潮一股脑地涌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终极真理”。李大钊的话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事实证明，以简明果断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一切现象的马列主义，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迅速左转。

鲁迅告别了“国民性决定论”，但并没有改变一元化“彻底解决”的思想倾向，因此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近，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国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用马列主义理论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经济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自然也包括国民性问题。

然而胡适并不认同这种“根本解决”的思路。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十分罕见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倾向的人。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人类永远不能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包医百病，根本解决”。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共同体，它的问题是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也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希望引进一个什么主义，一下子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他说：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懒汉”现象，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改良社会，只能从具体问题入手，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齐下，“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

胡适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机之下，在中国人的急于求成的心态之下，胡适这种平和、沉稳、理性的言论风格，远没有鲁迅式的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的言说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来，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当中国处于整体性危机的时代，人们渴望着对问题作整体性的解决。”“自由主义式的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够适合当时许多人的心态。”胡适的思路后来被排斥于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三

梁启超—鲁迅的“以思想革命塑造新人，在新人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思路，到了新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批判中国国民性最尖锐、最痛切的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他的朋友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奴隶性：“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青年毛泽东也曾激烈批判中国社会缺乏组织性：“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呢？”青年毛泽东国民性批判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中国人崇尚“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而羞于运动，“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变其好恶之心”。从国民性角度看，毛泽东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改造成为新人。

至于改造国民性的方法，毛泽东的思路发生过和鲁迅相类似的转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一度认为，只有“大气量人”，即掌握了“大本大元”、终极真理的“大哲学革命家”来“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使国人“开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改造国民性，并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而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路自然就升级为“以马列主义来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相信，掌握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人就可以在全国推广普及马列主义真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将占领无产阶级大众的头脑，旧思想、旧习惯将随革命的洗礼而烟消云散，人们获得彻底解放，国民性问题也随之而解决。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这样热烈地憧憬中国的美好未来：“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四

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在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上。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相信，思想观念是决定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会的前提。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人们心中。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决定大部分中国人的本性还是自私自利的。虽然完成了公有制改造，但旧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本能地去损公肥私、占集体便宜，导致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只有改造了观念，去掉了私心，人们才能一心为公，才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路径。

因此，在生产关系公有化之后，毛泽东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上。这种新人，从基本要求说，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高的层次说，则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毛泽东没有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题过词，没有给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正好符合他心目中所希望创造的新人的标准：平凡岗位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为了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间，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六十八次。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几乎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的全部内容。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或者说思想改造的内容。比如“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说：“‘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封建政治文化中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中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运动式改造推向了顶峰。

五

除了“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以整体方式解决困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之时，毛泽东曾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正如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一样，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鲁迅主张“《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据张昆弟日记，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号召将唐宋以后的文章全部焚毁：“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诗文集，焚诸一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消除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毛泽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上。和梁启超、鲁迅一样，毛泽东非常看重文艺宣传对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革命中，他烧掉了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可以说，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

六

“文化大革命”未能达到目标，这一事实对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摧毁传统的“除旧布新”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将传统资源转化利用的“推陈出新”过程。或者说，文化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换。

胡适是以主张全盘西化闻名的。他说：“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指毁灭中国旧有的一切。他说，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凡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盘西化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末，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开篇即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他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科学与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据学，就是非常科学的学术方法。中国先哲提出的“实事求是”，也是不会过时的思维原则。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来品”，它们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国这棵文化大树上。因此，挽救中国的文化基础，是要以现代人的观念，来“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中国获得新生。在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氛围中，胡适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国故”，这反映出胡适思想与众不同的深度。孙中山也曾多次说，必须去掉中国大地上的“陈土”。不过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忠孝仁义是极为宝贵的资源，恢复这些品质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

国民性问题，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下去。

后记

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1973年5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龇牙咧嘴。

按理说，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应该有足够的机敏、智慧和无所谓，去绕开那些坚硬的、不可改变的巨石，顺流而下奔向藏污纳垢万物丛生的大海。可我却一遍遍地径直扑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话语。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说一种本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的现世幸福。这种低效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有父母遗传给我的拙直，还有环境提供给我的文化基因，让我在某些时候总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抱怨历史使我读了那么多鲁迅，因为我发现鲁迅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义倾向、唯意志论倾向，给青春期的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难以彻底修正。欢迎鲁迅的坚贞“粉丝”对我的这一段话大加挞伐，因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问题转化成了鲁迅的问题。然而，鲁迅开启了我对国民性的持续关注，这显然无人可以代替。

很多时候，一个人一生的思考，都是为了解开少年时代埋下的疑问。这些年来，我的兴趣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历史，国民性是我阅读历史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但我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甚至相对于我的另一类历史作品，关于国民性的言说显然更粗糙一些。第二，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从专著到论文。但是因为体裁的关系，没有加以注解。我只能在这里大致罗列一下一些主要的参考资料并表示感谢：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也是我不懈地向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述，比如《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徐良高的《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这本书是我阅读的关于中国上古文化的入门著作；王毅关于“明代流氓文化”这个话题的部分论著，如《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周宁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一系列内容丰富而又好读的著作。此外还有周金华的论文《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成因》，孙云的《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文化考察》，蔡礼彬的《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景红艳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士文化人格之变迁》，张艳萍的《试论春秋尚武之风》，刘厚琴的《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葛承雍的《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唐丽娟的《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黄凯愉的《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与文人画的兴起》，江冰的《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邹治慧的《元代文人的心路历程》，高树林的《元朝时期的河北人口初探》，王恩全的《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牛建强的《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林家有的《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栗建新的《蒋介石国民性思想述评》，周建超的《建国后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述评》……在写作的过程中，读过的资料不下百种，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未能提到的作者谨致歉意。

版权信息

书名：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01

ISBN：9787218106083-01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章诒和序（原版序言）

丁东序（原版序言）

历史的惯性：朱元璋

龙爪上的泥土

初生鳞甲

练就帝王心

龙椅上的农民

一、均平天下

二、构建乌托邦

三、结网的蜘蛛

四、思维格式化

甲、禁止奇装异服

乙、化民成俗

丙、学《大诰》运动

权力的奥秘：朱棣

偏执症患者：海瑞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魏忠贤

在劫难逃：张献忠

无处收留：吴三桂

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原版后记）

章诒和序

（原版序言）

去冬，在台北读到一本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研究的对象，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无一不是人们熟悉且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从“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发，以史料为依据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深入探究。一路读来，令人震惊——原来这些思想人物不仅是普通的人，而且还是相当卑琐的角色。比如卢梭一面鼓吹儿童教育，一面却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作者的立意显然不是恶意丑化先贤，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叙述继续探究下去——自“知识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教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即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务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其甚者，乃是在学院也日益模拟企业的情况下，大家忙着找题目领补助，忙着旅行演讲和上电视作秀。”（南方朔《从污名化里找回利齿》）是的，当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超越了狭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客体，从而引导读者深入反思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方向。在震撼中获得启示，在启示中产生联想：我们这里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本类似的书？

今春在北京，我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张宏杰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他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还是个偏执症患者。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凡属重要人物的表现大都以史料为依据，绝非“戏说”。最近，他的历史随笔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即将出版。这“七张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清官海瑞、太监魏忠贤、造反者张献忠、叛臣吴三桂和忠臣郑成功。七个人，七个侧面。这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我想，这样的组合就很有意味，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于北京守愚斋

丁东序

（原版序言）

张宏杰居葫芦岛，我住北京，两地不过四小时的车程。然而，我们首次见面，居然是在大洋对岸的异国。

那是2004年的初冬，我到美国东海岸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提前两天来到大学城普林斯顿，准备和一对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伉俪同行。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一个剃光头戴眼镜的年轻人，主人介绍，是参加同一会议的张宏杰，辽宁人，学者，作家。女主人特别补充，历史随笔写得很棒。

我在国内知识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如今被称为作家、学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张宏杰水准如何。

我们都是第一次访美，对这片大陆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承蒙主人好意，驱车带我们一起游览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学府，已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我们一起参观了爬满常春藤的开放式校园，浏览了罗列各洲艺术珍品的校美术馆，拜访了爱因斯坦工作过的那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高级研究所。印象最深的是，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们在爱因斯坦经常散步的这片横七竖八躺着自然死亡的巨树的森林里徜徉。那天正逢美国大选揭晓，布什胜了克里，这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张宏杰话语不多，只言片语却颇有主见。后来，在学者伉俪家的餐厅，我们又屡屡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史，这个小伙子对历史的思考又一次给我留下印象。他对“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在反思批判之余，能抱有同情之理解，这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见到的。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结伴游纽约，游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经去韩国旅游了一次，写了一本《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在中韩两国同时出版。这次来美国，他有一个想法，想在美国打几天工，体验一下在美华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后再写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他还真找了一位在美国的远房亲戚帮助联系，但由于他打算待在美国的时间太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此事，我感到这个年轻人写作的勤奋。

回国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历史随笔《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此书文笔生动流畅，时有思想闪光。掩卷时，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受到那对学者夫妇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和宏杰，格外惺惺相惜。我对宏杰，也因这本书顿起相识恨晚之感。

后来，宏杰来北京，我们又见过几面，并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该刊的编辑说，刊物排印时，印刷厂的普通职工都被张宏杰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诉他，整本刊物就数张宏杰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学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张宏杰的文笔更有亲和力。刊物印出后，被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执行主编冯克力看到，他马上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打电话，问：张宏杰在哪里，怎么联系？这件小事，又一次证明了张宏杰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张宏杰告诉我，他又完成了几篇关于明代人物的文章，想单独编一本书，问我找哪个出版社比较好。张宏杰打算把他的新书命名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书中，他描绘了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的七个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清官海瑞、太监魏忠贤、造反者张献忠、叛臣吴三桂和忠臣郑成功。这七个人的画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轮廓。我把他的选题介绍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瑞琳女士。刘瑞琳是一位既有眼光又讲效率的编辑，看过稿子，当即表示欣赏。张宏杰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的出版物也有上佳印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虽学的是历史，当时却热心于读小说。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学专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对一些僵硬教条的解释和附会。想看有趣的书，只好到专业以外去寻找。而当时的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期，对我当然更具吸引力。后来，偶然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兴味盎然。但马上又想，其作品之所以能写得如此妙趣横生、汪洋恣肆，是由于黄仁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我们这边的学者囿于统一的思维模式，只会用同一种教训人的腔调面对读者，例外者凤毛麟角。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史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束缚，恢复了反思历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了吴思等一批非学院派的史坛高手。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把历史写活，不是司马迁等古代大师的专利，也不是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的专利，身居中国大陆的当代学者，也可以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

张宏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到今天为止，他的本职还是建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写作方式完全是业余的。他研究历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出于兴趣。未在中国的大学接受史学专业训练，倒成了他的优势。我在历史课上被灌输了满脑子格式化了的教条，他却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与古人对话，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吸收中外史学的思想成果，但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礼膜拜，独尊一术。西哲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说到底是今人对过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张宏杰的长项，也不是他着力的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去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他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眼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史学的当代性，我觉得还有一层意味，就是从历史中读出现实。温故而知新，这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来，古人和今人的区别，远远小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你可以感觉古代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影子，也可以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亲身体会了太多的甘苦炎凉，更容易看懂历史上的进退兴亡。这种研究历史的现实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读者的心理距离。

这里不妨从张宏杰的书中试举几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红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而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家家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迹似于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这种文化惰性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

宏杰说，数年前，史学家戴逸教授读了他的作品，曾表示愿意做他的博导，收他做关门弟子。但他惮于学习外语要付出无谓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及时呼应。近年来，随着对历史探索的深入，这种在银行系统进行业余写作的生活方式终于使他感觉到了限制。他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考虑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学院的入门资格，或许能够方便于今后的研究。

我把他的著作向两位具有博导资格的朋友推荐，他们都对宏杰的才华颇为赏识，表示愿意帮助他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术界。然而，不知是由于怕学外语，还是惧怕学院式的工作方式给他的写作带来局限，他至今没有下定决心。不管张宏杰最终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愿他能获得一个更自由更如意的平台，写出更好的作品。

2005年8月底

历史的惯性：朱元璋

龙爪上的泥土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出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灭南宋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这孩子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就自生自长起来了。什么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宣扬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连同战乱和灾祸，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的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三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K·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的枷锁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与外国人描写的毫无二致：“农民的贫困和无知，使人惊讶……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延安日记》）

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患每个儿童都患的蛔虫病和皮肤病，却并没有耽误他长成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他找个土堆一坐，让孩子们跪成一排排，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谁叩头叩得不认真，他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在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即朱元璋的母亲）常谓仁祖（即朱元璋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即朱元璋）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务。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第二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点看，底层文化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交换一下罢了，并没有增加货物总量，却像变魔术一样地获得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都让他们想不通。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业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他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甚至有的“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四周又没有险要可守，从地理位置上讲，绝非建都之所。然而洪武二年，朱元璋却坚持定凤阳为中都。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他也毫不动摇。农民们在生活细节上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力求坚固气派。同样，为了经营中都，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用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甚至整条大街都用白玉石铺成。由于催工过紧，劳役太重，工匠们不堪忍受，他们在皇宫建筑里埋下木头小人，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把数万工匠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因此不得不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会变成大明王朝最为雄伟气派的都城。

初生鳞甲

一

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朱重八还不满十六周岁，正处在懵懵懂懂的青春前期。这时的他，却已过早品尝到了命运的苦涩和严峻。

今天仍以洪水和污染闻名的淮河，几千年来不断地给两岸带来灾难。不过，至正三年（1343年）和至正四年，发生在淮河两岸的不是洪水，而是干旱。俗话说“羊马年好种田”，然而，至正三年这个羊年却一夏无雨，粮食减产一半。转年，元至正四年开年，又是数月不雨。

本来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顿饭时又少放了。从草木返青开始，人们就四出剜野菜，剥树皮，搀在粥里吃。两碗野菜稀粥吃进肚里，一泡尿又都撒光了。

上天显然是存心和人们过不去了。就在人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的时候，瘟疫又来了。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人很快虚脱，一般挺不过三五天就死了。一开始人们还没有在意，当每个村子边上都添上几座新坟的时候，恐慌才笼罩了整个凤阳。人们明白，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锁上院门，开始逃难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辈子难，如今已六十四岁，须发皆白，身躯佝偻，实在逃不动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饱过的老人，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习惯于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为攻击对象。老汉全身高烧，嗓子红肿，躺在床上绝望地呻吟。请大夫，对这户人家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烧上两炷香，然后，就是听着老汉的呻吟，等着他死去。

四月初六，五四终于结束了他的所有苦难，撒手去了。然而，对于朱家来说，这却只是灾难的开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重八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声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去世。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是大哥的长子。最后，四月二十二，五十九岁的老母陈氏终于给这个名单画上了句号。

十六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六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精神打击不言而喻。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重八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二

从朱重八记事起，老朱家就不停地搬家。朱五四六十四岁的人生中搬过七次家，从江苏再到安徽，却也没有找到一块能养活一家人的土地。如今，他被土地榨干了一切，大地却没有准备他的葬身之处。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家里只剩了重八和二哥。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狠起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以为主佃关系多年，他不至于忍心让佃户暴尸荒野吧。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刘德的胞兄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巴掌大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准备像父祖当年那样，分头去逃难。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生命比一只蚂蚁还脆弱，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许永世不能相见了。想到这里，兄弟俩抱头痛哭。多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这样回忆当年的惨景：

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挪着小脚，过来安慰兄弟俩。大娘说，二哥一个人出去还行，重八年龄太小，怎能一个人出门！不如到村头皇觉寺里当个和尚吧！

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藤上的瓜，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自己也是穷得揭不开锅，汪大娘还是掏出压在箱底的钱，替重八买了香烛礼品，让儿子小三儿陪重八到了庙里。

三

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三年流浪生活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语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基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的一生轨迹的重要性，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对他的影响。

朱重八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重八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寺院生活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当朱重八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钵，走出皇觉寺破败的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重八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锁置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当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断了缆绳的一艘小船，任何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四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地把门又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重八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前往安徽阜阳。一路爬山涉川，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在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有好几次，他差点命丧虎狼之口。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一起设局骗人。在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有几次，他还做过更为恶劣的行径：抢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甚至掘过坟、盗过墓。

朱重八游荡三年，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百相。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复杂，因此，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来讲，这个世界真是险恶重重。仅就骗子来说吧，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末的文献暂不论，《武林旧事》所载宋朝市民社会的发展可参照：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赌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弹压，必得精悍钩距、长于才术者乃可。”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世相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朱元璋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说：其“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朱重八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朱重八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流浪生活就是踩在刀锋上前进。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抓住了就是生存，抓不住就是死亡。江湖奖励勇敢和果断，淘汰懦弱和被动。随着一次次与死亡擦肩，主动冒险精神成了朱重八性格的一部分。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人。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不得不长出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寒冷中长大的人必然生长铁石的心。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五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应天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品位不错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却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这是一件极端得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峻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史书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乎意料的结论。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鏐‘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者说是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朝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令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麟甲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剪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历朝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为生，就像朱重八一样。

一旦披上麟甲，他们就注定会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社会其他阶层的头脑和视野很容易被几亩地几本书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却得天独厚，长期混迹江湖，给了他们精明的头脑，使他们更容易参透中国社会的秘密。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由于在正常社会里没有身份和地位，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闯红灯或者绕红灯。项羽用刘邦的老父亲胁迫刘邦投降，刘邦却说：“你我曾经结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杀你的父亲，那么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给我吧！”项羽无论如何想不到刘邦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自以为一定会起作用的威胁只好作废。这就是流氓战胜贵族的典型例子。

长期的风霜雨雪练就了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意志力、野蛮性，这些在乱世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能杀人不眨眼，能壮士断腕。以求全生。书生们也许同样精明，但是他们的禀赋柔弱，没有摧锋折刃的胆量，因此只能做这些绿林豪杰的助手和谋士，跟在他们身边吃一点残渣剩饭。历朝开国帝王虽然利用士人，但大都瞧不起士人。所以，刘邦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忍不住要恶作剧，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

有了头脑、脸皮和铁石心肠，他们已经初步具备在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里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赐予的机会，他们当然会惊天动地，青史留名。

练就帝王心

一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他说：“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由于后代皇帝“驭下过宽”，不能自己独揽大权，才不幸失去天下。元朝被推翻后，他说“元祖宗功德在人”，把元祖牌位列入历朝帝王庙，世世祭祀。这并不仅是为重建纲常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他来说，报大元生养之恩，尽前朝良民之责任，乃是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造反”。在结束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后，虽然已经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黯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待就是三年，他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吹法螺。《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朱元璋一生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登基后，从他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说明在三年和尚生涯中，他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艺，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年头上，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十一，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等五人起兵于定远，试图与元一争天下。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刃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郭子兴等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起义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附近。他们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作“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住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起义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给他捎来的音讯。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如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并没有欣然往赴。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这时，命运给了他又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一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第一卦问：应该去当兵还是继续当和尚？答案是应该当兵。那么，当红巾好还是当官军好？答案是当红巾。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差。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朱元璋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哪有什么好东西）？”登基即位后，这固然是为维护皇朝统治而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朱元璋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

二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年轻和尚，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起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郭子兴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脑在紧张地运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郭子兴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注定朱元璋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

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郭子兴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交给他几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这个年轻人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朱元璋都身先士卒，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朱元璋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他有些事，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出乎他的意料，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他对朱如此激赏，以至不久，他就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与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不久，又由小队长升为镇抚。大家改口称他为“朱公子”，有生以来，他开始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见的前途。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菩萨指给他的道路是正确的。军人生涯固然风险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参加义军，很难想象，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质，会如此迅速地出人头地，在社会阶层上获得令人炫目的晋升。

朱元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人生活。朱元璋甚至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是一名军人。

三

这个“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的农村青年，很快让人们领教了他的精明和老辣。成为“朱公子”之后，朱元璋不断四出征伐，一路飞黄腾达，很快升任总兵官。

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朱元璋看到濠州的红巾军首领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没有远大计划，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乃向郭子兴要求，带领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南下路上，朱元璋的流氓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没几天，有人来报，说张家堡的这支人马又变了卦。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招降成功。

除了招降成建制的武装，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约三万人。

不久，郭子兴去世，朱元璋成为义军队伍实际上的领袖，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五年的战争风云，催使他的权术日趋精熟，心机日益深重，推动他绕过一个个危机，向权力的顶峰迂回前进。

他善于“以术驭人”。至正十五年，郭子兴部攻和州，郭子兴以朱元璋为前敌总指挥。然而，郭子兴手下的其他总兵官却对朱元璋不服不忿。原因当然是他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总兵官集体议事时，朱元璋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树立了一个“以术驭人”的典型例子。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边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边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坑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右边的位置给他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逐步树立起来了。

他善于故作姿态、故作宽大，来收拢人心。韩林儿“大宋皇帝”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大帐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对待自己欣赏的俘虏，朱元璋有时甚至宽大到没有原则的地步。猛将朱亮祖被俘后，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徐达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的本性相当狭隘敏感，他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而完全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必要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高明的演员。

为了寻找生存空隙，朱元璋经常朝三暮四，虚与委蛇。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主要是在与周围的汉人武装自相残杀，他不肯为抗元大业做多少贡献，在抗元战争的最关键时刻，他看到形势对义军不利，竟然两次派人送重礼给元军，准备投降元朝，夹击义军。元政府大喜，授他以“行省平章”的高官。幸亏此时义军势力又起，朱元璋这才打消了投降的念头。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还保持着骑墙态度，并不与元军交恶，给自己留有余地，万一元运复兴，他又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

至于忘恩负义、斩草除根，这些中国权谋家惯用的伎俩，他也运用得十分出色。在北面，全靠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他才能从容在南方发展。因此，他也一直奉韩林儿的“正朔”，上表称臣。当他实力壮大，韩林儿对他无用之后，他派人用船到北方去接韩林儿，说要迎他来坐天下。船到江心，却被他派人凿沉。从此之后，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经是韩林儿的臣下，连当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为曾经用了韩林儿的年号，一律捶毁，文字史料，更是消灭得一干二净。

四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朱元璋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集庆（今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具体又各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适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朱元璋不但展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展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的能力。

在毛泽东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因一念之转，这个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这一军事传奇的产生，离不开朱元璋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超群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为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战场上，需要的正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

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西方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里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朱元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五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论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独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

虽然历朝农民起义者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个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忍，然而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得靠抢阶级兄弟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浮动。”（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这个人，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他所图的，是帝国大业，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所以，独自带兵之始，他就十分注意军纪。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喜不自胜。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网罗密布的地方。百姓们会逃离野蛮的军队，而归顺到不乱杀人的武装之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参阅《皇朝本纪》）他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后来，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取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这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渡江之后，朱元璋更加重视军纪建设。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作为补偿，他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以后成为定制，从此军人百姓，两相安静。

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在攻下许多城池之后，朱元璋都释放罪犯，减轻刑罚，宣布小罪可以免于处罚。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朱元璋十分擅长搞政治攻心。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岂料据有天下，普世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严苛残忍，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六

与普通武夫不同的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士人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士人格格不入，十分反感士人的酸腐柔弱。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他尊重这些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在军中朱元璋专门养了几个秀才，得隙就向他们学习读书认字。

许多在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军“不嗜杀人”，对他很有好感。从这一迹象上，他们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又得知朱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在空闲时间他由浅入深，学习读书作文。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语文上，确实有些天才。至正十五年（1355年），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粗犷豪朴之气，扑面而来。在后来，他的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其中也颇有可读之彝。清初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对知识分子的成功招徕使他建立起了元末群雄中最雄厚了智力资源库。刘基、宋濂、朱升等一时名士尽入囊中，使朱元璋的战略水平大大提升，这是他最终问鼎的另一个关键。

刘基

七

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

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的。他很少冲动冒险，也不追求侥幸。起兵之初，其他豪杰信奉流寇主义，喜欢流动作战，经常是攻下一城，饱掠一番即扬长而去，征杀数年也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而朱元璋与众不同，攻下一地后就张官设吏，进行根据地建设，巩固一块后，再徐徐向四周扩展。所以，在群雄之中，他露头角最晚，势力发展却最为迅速。

朱元璋为人耐性极佳，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史称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殊不知这也是朱元璋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朱元璋从来不务虚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说过：“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不事虚诞。”（《明太祖实录》）郭子兴死后，他被韩林儿政权仅任命为郭子兴部的三把手，他也不急于正名，而安于实际上的一把手、名义上的三把手这个地位。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身，却依然委身韩林儿政权之下，直到确有把握才脱离。他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早就有人劝他称帝，他迟迟不同意。

朱元璋是反元力量中称王称帝最晚的一个，但也是唯一笑到了最后的一个。

八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即使如此，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胚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练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练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其所必需的高温和高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战场是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烽烟和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乱了方寸。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每犯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漫长的军事生涯使朱元璋原本温度就相当低的心达到了零度状态。他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能排除一切情绪干扰，在最复杂的情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

战争，把朱元璋那本来已十分精明的头脑锻炼得更加精确。

在战争中，一个统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太多了。天气、地理、后勤、敌情、我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战争需要一个人的思维迅速、周密、严谨，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战争需要军人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一台超高性能的计算机，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

战争，把朱元璋本来就已经谨小慎微的个性修正得更加严谨。在战场上，他变成了一只极具耐性的狼，不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绝不贸然出击。在巨大利害的压迫下他能寂然不动，长久地忍耐，一旦机会来临，则“动如雷霆”，一举摧垮敌人。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的绝境中，这块铁里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钢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并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受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指挥他的手和嘴，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不义命令。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的。

九

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先生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待人接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明太祖朱元璋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

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灼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于享受“与人奋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

洪武初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取得天下之后，这些人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无用了。相反，他们拥有的权力，对朱元璋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朱元璋本是心胸狭窄之人，对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在其视野里，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形成了对手。

在军事上，抢占先机，趁人不备，打闪袭战，往往能大获全胜。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灼于未形”，在功臣们还没明白过来时，就大批把他们杀掉，消除尚不明显的隐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突然宣布宰相胡惟庸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侯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六岁，作为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满门被杀。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一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

军事思维是功利化的思维，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在权谋化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他不尊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战时，他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他却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因此，他屡屡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邻国，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天下未定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江西袁州（今宜春）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开朝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帝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国初事迹》）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应天（今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锦衣卫印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与开朝后规定的林林总总的法条一样，朱的军纪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有一段时间，朱元璋在军中禁酒，喝一口即是死罪。大将胡大海领兵在外围攻绍兴之时，他的儿子胡三舍和两个朋友上街喝酒，被朱元璋抓了个现行。身边随从诸将都为三舍求情，说胡大海在绍兴战事正紧，此时杀了他儿子怕影响胡作战。朱元璋不为所动，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说罢，拔出刀来，一刀把三舍的头砍了下来。

开朝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义子、亲侄朱文正官至大都督在镇守江西期间，骄侈荒淫，强奸民女。朱元璋在马皇后劝说下才免他一死，罢官置之凤阳，守护先人坟墓，后来因为逃跑，即被朱元璋赐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开朝后的治政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发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马皇后

龙椅上的农民

一、均平天下

（一）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军也一路奏凯，天下大势已经板上钉钉。朱元璋这才定下心来搞登基大典。古礼三推三让，他不耐烦搞那套劳什子，只一让便答应了。发布诏书，报告上天说：“唯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唯上天赐我英贤之才为辅，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

没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个龙椅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祭天，祭地，祭什么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甚至还有城隍。饮福、受胙、送神，林林总总。在这些令人疲惫的环节中，有一个典礼让朱元璋真的动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为皇帝皇后。父亲朱五四被尊为仁祖淳皇帝，母亲陈二娘被尊为淳皇后。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的悲惨命运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家中散发着酸味儿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二）

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朱元璋是何时背叛了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会龙颜大怒。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一天也没有忘记早年的艰辛，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在诏书中，他屡屡说自己是“农夫”：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他多次对大臣们讲，农民的生活多么艰苦，教育他们要关心、爱护农民：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中，最劳苦的是农民。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很少得到休息。风调雨顺之年，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正如清人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他绝无声色之好，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点朱氏家业，从登基到去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他的节俭，在历朝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皇帝的生活用具，按规定应该用黄金制造，他指示一律用黄铜代替。他不喜饮酒，每日早膳，只用蔬菜。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三）

为了判断朱元璋到底有没有背叛农民阶级，我们必须首先判明什么是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

我们不能想象，那些追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怀抱着红军式的革命理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他们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权威。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地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会要有“尊卑上下”，绝对赞成上面赐给他们严明的纪律。他们认为，这样社会才能“四海升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第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除了害怕天灾之外，最害怕无非三种人：一种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一种是豪强大户以强凌弱，一种是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农民们衷心期望在这个社会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换句话说，农民们期望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以使“人人辛苦力田，个个尽忠守职，男重贤良，女务贞洁”。

在朱元璋之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农民们的全部梦想。即使是那些经历了农民起义烈火洗礼的开国帝王，也不过是在开国之初能做到几年轻徭薄赋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天即与地主和官僚沆瀣一气，联起手来鱼肉最底层的广大人民。

（四）

看来是天下穷苦人的祈盼，且得天道循环，向安徽凤阳县赵府村生下太祖洪武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据后来乡亲们回忆，也曾红光烛天（不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前，可没人回忆起来过）。这个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率领二十四员猛将，打下十五个行省。这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明，建都应天，十六朝皇帝班头，三百年开基帝主。这朝天子与历朝帝王不同之处，端在于他出身纯正。所以他能与农民心连心，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针对第一个诱因，他以历朝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二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把帝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做着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发展生产，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苶，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己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五）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他和哥哥到刘德家去跪求施舍一块葬身之地，被刘德赶出家门的屈辱。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画中的一样，脑满肠肥，面冷心黑。

而坐在龙椅上，用帝王的眼睛看下去，地主阶级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但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一则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二则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了一道诏书：“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洪武五年，他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分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近乎是一种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庞大的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均平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开朝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府应天，使应天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百万的巨型城市。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的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应天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充公。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搂草打兔子——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不下千家”。此举“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朝人说，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击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已经被清洗一空，几乎一个也没剩下。明人吴宽说江南“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景灭，荡然无存”。明人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地区的大户，“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当然，这种说法近年遭到怀疑，有学者研究证明，朱皇帝的清洗并没有那么彻底，也有极少数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来。如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这样的幸存者毕竟是太少了。

（六）

西谚有云：“穷人的房子风可进，雨可进，未经允许国王不可进。”

在同时代的欧洲社会，像朱元璋这样大规模地强制性搬迁，这样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是不可想象的。

我上学时读世界史，书上说欧洲的国王们很穷，要打仗要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借得多了还不起，就被商人们控制，不得不听商人的话，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结果资本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日本也是这样，到明治维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领主的财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民谣。）我读了之后大惑不解：怎么君主还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的直属附庸的封地享有契约规定的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内共处，要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他们较量武力，比赛智谋，来进行颇似大猩猩群中争夺首领的惨烈斗争，用朱元璋的习惯语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最后，唯一的一个胜利者穿着血迹斑斑的征衣，踩着失败者的头颅登上王位，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生杀予夺，即：“遂扫平群雄，使百姓息于田野。”而其他活下来的竞争失败者和那些胆怯的旁观者，于是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从此成为王者统治下的顺民，即：“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成为天下人民的“主人”。学者林沄曾对“王”字的起源做过专门研究，发现“王”字本是斧钺之形，是杀伐的象征。而“臣”字的本义是奴隶。它的字形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臣，像屈服之形也。”伪孔安国《传》讲：“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唐人孔颖达疏《礼记》也说：“臣，谓征伐所获民虏也。”

因此，同样是分封制度，中国的封建与西方的封建并不是一回事。两周时代的分封关系不是在大小贵族之间经过博弈产生的，而是作为最后的战胜者的王，以帝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资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授”下去以后，“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相互制约关系。

因为权力的取得是沾满鲜血的，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他统治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来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上古时代，史载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但许多人留恋故土，盘庚声色俱厉地说：“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移民、修长城，也没听说征求过百姓的意见。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惊叹不已，说欧洲任何一个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权。

所以，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帝国的最高权力，便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帝国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

（七）

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终生对官僚阶层保持着底层视角。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最终都源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其实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

一方面怀抱对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怀疑，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体系，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待遇上。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一方面，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五万石，是最高官员的数十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另一方面，朱元璋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官僚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口。

除了低薪制，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唐宋两朝，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和今天的“降级撤职”作为一种惩罚一样，明朝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坐牢，该流放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清人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排除在外了。一个前贫民对官僚阶级的下意识里的报复欲望，朱元璋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八）

唯有对于农民，朱元璋是关怀备至的。坐在皇位上，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清楚地看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

因为自耕民恰好处在历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没有“余粟”“余智”“余力”的状况下，只要他们都能吃得上饭，并且没有渠道自我组织起来，就对帝国构不成丝毫威胁。况且，驯服的小农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所以，朱元璋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这样，基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体积大小都差不多，不会相互侵凌，也不会相互融合。在皇权面前，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对皇权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通过打击地主，他已经把大的土块基本上碾成碎沙。不过，这盘沙子在整个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还不均匀。

明朝初年，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因为连年战乱，许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在位期间共移民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在中国史、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移民组织得很成功。他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官员组织护送，并且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以使他们到了新地区后能迅速扎下根来，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点。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的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作解手。

原来，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谁搬谁不搬，搬多远，搬到哪儿，都由政府官员一手划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百姓一点发言权和知情权也没有。纵然从长远看，移民造福于民，然而中国老百姓历来安土重迁，要说服他们背井离乡谈何容易。以山西人为例，无论是迁往安徽还是山东，多则四五千里，少则也有千余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其艰难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山西历来比较富裕，所以百姓并不愿意搬迁。朱元璋仅有的动员手段就是顶在后脑上的枪刀，有时甚至是欺骗手段。河南偃师县《滑氏溯源》一文谈道：“人们传说山西迁民，唯不迁洪洞，所以人们都纷纷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骤然行文，独迁洪洞……”

通常是迁民令一下，各地官员就纷纷下乡，把各地百姓整编成一百一十家为一里的队伍，统一到某处集合，点名，发给身份证明。然后，由官兵押着，一队队出发，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这些移民出发前集合点名的地方，是移民听候官员发号施令的所在，时间久远，就被移民的后代们传说成了自己的故乡。移民们一队队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拉着家里的坛坛罐罐，洒泪告别送行的父老乡亲。无论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骂声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抛下因生病或者饥寒交迫而倒下者的尸体。

不管过程怎么样，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布局大手笔地改变了，大大改变了分布不均的现象。许多无地少地的民众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可以在此基础上，建设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小农生活。因此，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当然，也有几处地方的移民后来证明是败笔。比如，开朝后不久，朱元璋即又从江南富裕之地迁了二十万人到凤阳。本来，朱元璋是想把凤阳建成中都，与应天并为天下首都，所以才移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个建都计划几年之后因为“厌胜事件”取消了，移民却不许再回家乡。这些来自江南富庶之乡的移民只分到了为数不多的贫瘠土地，加以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这些移民很快吃光了家底，成了贫民。由于皇帝不许他们搬回江南，他们只好利用冬天农闲季节，开了路条，扶老携幼，成群结队，一路要着饭，回到江南老家，投亲靠友吃几顿饱饭，上上坟，扫扫墓，第二年春天二三月间再回到凤阳。这些一路要饭的人，随身携带些乐器，沿途唱着花鼓戏，把他们的悲惨遭遇传播到了四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二、构建乌托邦

（一）

经过剥夺地主和移民，明初社会终于趋向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洪武三十年（1397年）户部统计：帝国土地占有数超过七顷的大户，仅有一万四千两百四十一户，而当时帝国户数为九百四十九万又七百一十三户，较大的地主仅占全体户数的千分之十五。帝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农。

学者黄仁宇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朱元璋成功打造了乌托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朱元璋开始努力构建他的理想社会。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码标志。朱元璋投入了极大精力来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

为了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硬性命令，要求帝国统一执行：“凡农民家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员要亲自督察，如果不种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

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因为这种方式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个性，最方便于专制统治者的操作。根据天下形势，他在深宫天心默运，拟定措施，发布命令于天下。由于生性苛细，朱元璋的经济指令往往详细刻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比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他命工部行文，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他规定，每一百户农民要共同种二亩秧，并且详细给出了种植方式：每一百户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种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

这样刻板详细的命令要在全国统一执行，谈何容易。不过，朱元璋并不担心，因为就像他的强制移民一样，朱元璋的经济政策也是以帝国暴力作为执行力的后盾。敢不执行者，往往遭受破家灭门的惩罚：“栽种过数目，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

开朝初期，朱元璋用这种高度计划和强迫命令的手段，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几年时间，帝国的桑、麻、木棉产量就翻了几番，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他规定了很低的农业税率，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不几年间，粮食生产也恢复起来，大面积消灭了赤贫人口，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

然而，这种粗糙的计划经济方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以中国地方之大，许多地方不适合种桑、麻、木棉，但是皇帝命令一下，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如果不种，惩罚性的课税必不可少。极南诸省如福建气候、土地条件不适宜植棉栽桑，可是仍然得上交绢布、棉布。再如中部河南，地罕种桑，“太祖皇帝时要求老百姓种桑，是为了劝百姓勤劳过日子，但却演变成了一种税收……这个地方不种桑，不织布，每年却还得交绢布税。”（《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永春县志》亦载：“国初最重农桑之政，令天下府州县提调官用心劝谕农民，趁时种植，计地栽桑，计桑科绢，府州县俱有定额。然地各有宜，两浙宜桑，山东、河南等处宜木棉，如永春则宜麻苎，当随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种桑，递年输绢，取办于通县丁粮。”

理想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早年的卑微出身，使朱元璋深深体会到流离失所者的艰辛和痛苦。即位之后，他多次对臣下说：“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

一有灾荒，朱元璋就心神不安，灾荒的记忆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说：“朕经常想起寒微之时，不断遭遇兵荒饥馑，经常靠野菜度日。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他开仓济民，毫不吝啬。他规定：“凡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不报告的，不许老百姓来申诉，我将对官员处以极刑。”因为瞒报灾情及赈灾不力，他杀了不少官员。他平时对下属极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请示而后行，唯规定救济灾民可以先行动后汇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月，他命户部通令举国郡县：“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各地发生水旱灾害，查勘属实，全部蠲免税粮。没有灾情的年头，也会挑一些贫穷地区，减免农业税。整个洪武年间，赈灾所赐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

除了这些应急措施，他还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回想起父亲生病无钱救治的惨景，他发布命令，令各地设立“惠民药局”，凡军民有病而无钱医治者，给医药治疗。因为自己做过流浪者，他对无家可归者的疾苦深有体会，他命各地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这些福利设施帮助人民解决了在旧朝代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使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显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农民帝王本色。这些靠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构，可惜在朱去世后立刻有名无实，失去作用。

（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之梦，而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的历史尤其源远流长。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乌托邦之梦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思想之强烈与连贯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规划设计帝国人民的生活是专制君主应有的权利，《周礼》反复说：“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每一代伟大的政治家，面对刀剑征服来的天下，都有一种要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冲动。他们把自己当成天才的艺术家，殚精竭虑在这片被他删成白纸的土地上进行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然而由于这种创作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这种冲动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着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

朱元璋自然也不能免俗。底层社会的生活背景使得他的乌托邦情结较之其他开国帝王更为强烈。朱元璋深知，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看上去平静安详，却异常脆弱。一有天灾人祸，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往往破产，朱元璋一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有了权力可以造一切”，现在，朱元璋希望能把自己手中巨大的权力和农民的淳朴、善良和互助意识结合起来，使农民们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人人过上勤奋耕织，生活有余的日子。“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明初才子解缙曾经给他提供了一份乡村乌托邦的完美图画。在《献太平十策》中，解缙根据《周礼》的记载提出，以每两百家编为一“里”，住在一起。每“里”在村子当中建一个乡村会所，推选年高有德的老人坐在会所里，管理大家庭的事务。会所两边设立学校，八岁以上的儿童都在这里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及礼、乐、射、御、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等儒家经典。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学校学习道德和礼仪。学校后面设妇女活动室，妇女们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

这幅蓝图过于完美，几乎与《太阳城》一样浪漫动人。朱元璋当然不会这么书生气，他的乌托邦蓝图远比解缙现实。

在朱元璋的理想社会里，帝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应该在皇帝的指挥下整齐划一。朱元璋登基以后，建立了宣谕制度，皇帝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应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们上工都是听队长的统一号令。每天清晨，当村头大树上吊着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时，全村的劳动力从各家各户里走出来，在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劳动。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人民公社的发明。六百年前，为了督促人民生产，朱元璋就已经想出了这个非同凡响的主意。“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皆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命令乡里之间，互助互济。他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丧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我一直怀疑，今天让人头痛不已的“随礼风”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天，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得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朱元璋思想中的乌托邦因素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此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这一超前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没有下文。

（三）

20世纪中期，中国人民在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潮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方面，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真理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深处与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某种天然的精神共鸣。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名言，使得儒家被认定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的代表。其实不仅仅是儒家，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意识。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公平”价值理想有着强烈的精神共振。直到后来，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大同书》、孙中山“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所以，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很容易赢得中国人的认同。

社会主义社会强调政令统一，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和一元化。而这种偏好，同样是中国诸派思想家所共有的。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的政策。今皇帝统一天下，宜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于一尊。”

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黄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请问怎么能才使百姓都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回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纪。’”

那个提倡兼爱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国人对大同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大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帝国公有，一夫一妻授田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帝国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帝国贷款，年息为所得的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后，雍正皇帝也曾试图恢复井田。雍正二年（1724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公田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私田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浪漫的复古幻想没能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都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所以，当20世纪之初，当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之时，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终于因“不合于中国人民心理”而被拒绝。而社会主义则因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同质性，吸引了中国的许多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最终在中国的土壤上深深地扎下根来。

三、结网的蜘蛛

（一）

古人对“治天下”有过多种比喻，如“治国如治病”，“治大国若烹小鲜”，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需要治政者因时而异，因势而动。

朱元璋对治政的理解却与古人不同。他偏爱用“建房子”“盖大厦”来比喻治理帝国：“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又说，“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

朱元璋希望能够像盖房子一样，构建起一个千秋万世、永不毁灭的固态帝国。这个帝国能抵御时光的摧毁，永远庇佑他的子孙后代和天下万民。

（二）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秦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住下来想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地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可见其享乐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丁点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

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变成了一种偏执，成了“予一人”。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国社会还在沿着元朝末年的惯性继续动荡着，到处充满混乱、矛盾和冲突，如同混沌、巨大、无序旋转着的星河。这让他感觉眩晕和害怕。在他看来，混乱意味着藏污纳垢，意味着重重危机，意味着形势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混乱就如同混浊的湖水一样，生存着无数不安定的基因。一旦温度适合，这些基因就会迅速长成动乱。

即位的第二天，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五，朱元璋就对身边的大臣说：“创业难，守成更难。”甚至因为忧惧而失眠，“我回顾创业之艰难，现在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即位第三天，他又谆谆告诫大臣们，要高度注意一切危险的苗头：“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来之不易，也是因为以血得来的家业一旦失去，必然也要以血来偿。

朱元璋习惯事必躬亲。他喜欢把事情处理得清清爽爽，一目了然。有一点不妥，他也会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这种素质其实最适合当一个村长，给他一个百十户人的村子，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会深入每家每户，掌握每只家畜的膘情。我们可以想象朱村长背着手，威严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仔细观察每一株庄稼的长势。村民们见了他，远远地就向他行礼，打招呼。他微微点点头，走到他们身边，长篇大论地教导他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告诉他们尊老爱幼，热爱朝廷。

不幸的是，命运慷慨地把整个天下交给了他。对于朱元璋来说，中国社会过于庞大，过于复杂了。对于骑惯了驴马的朱元璋来说，巨大的中国如同没有见过的一头恐龙，他骑在上面，虽然紧紧地握住了缰绳，还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他怕乱，怕社会的自由演进，怕任何一颗社会原子逃离他的控制。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删繁就简，由动态变为静态，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于是，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朝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朱元璋颁发的圣旨

（三）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朱元璋采用“草格子固沙法”，用一道道诏令来固化社会。

大明王朝继承发展了元朝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你是军人，则子孙世世为军，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没有可能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必须以缝纫为生，不管你是否六指或者残疾。

为了摸清中华大村的家底，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帝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执政机器所清楚掌握。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朱元璋下诏说：“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令》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人口统计登记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密、科学的组织，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当时的通信、交通、统计技术条件下，进行精确的人口登记多么艰难。不过，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他在洪武初年发布的命令说：“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还不明白了哩……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这些军人去各州县里，下到地里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们写得真不真。经核查属实的便是好百姓，不属实的便拿来做军。如果有官吏敢隐藏户口的，将那官吏处斩。百姓们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来做军。钦此。”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宣布了中国户籍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的军队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造册。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这样规模浩大的人口登记，每十年重新进行一次。朱元璋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明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

下面就是明朝一份户口本上的内容：

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荣一，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产业：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月×日

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鱼鳞册制度，即帝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举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附土地图）

朱元璋在应天玄武湖的湖心岛上专门建造了两个大库，把帝国各地的户口证、土地证副本都送交到这里，他亲自查看。作为大家长，他对自己的家底，一眼看到了底，才放了心。

鱼鳞图册

（四）

帝国人民都植物化，这毕竟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的狂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

如果大明王朝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上面写明你的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朱元璋规定，帝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持有此证。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五）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作为一个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对游手好闲之徒却一直缺乏好感。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厌恶。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还是挨年这歇来（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朱元璋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子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除了对“歪歪搭搭”的二流子的厌恶外，朱元璋更从政治高度清晰地看到游民们的危害性。历朝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首倡，这些游手好闲的人都是些不安分之徒，是一群流动的火种，是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控制游民，实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朱元璋颁布重重法令，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说：“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示！”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帝国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帝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对帝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里甲制的严密程度大大超越历朝。大明王朝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务农的，每天从炕头到地头，天天出来进去，邻里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就好掌握了。”“做工匠的，邻里们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证，掌握他到哪儿去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待的时间可以长些，在附近做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掌握这些情况。”“经商的，有做大买卖的，有做小买卖的，有走得远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儿去都有通行证可以检验，回来的期限就不必严格限定了。不过邻里也要勤打听点，如果一年到头也没有个信，两年还没回来，邻里就要到这个人家里去问问缘故。”（《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之所以要如此严密地掌握邻里情况，是为了一发现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汇报给官府。“一里之中，如果发现了强盗小偷，逃出军队的人，逃归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规矩胡乱生事的人，里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来送到官府里去。如果不这样办，严惩不贷。”

严密的里甲制度如同一个个牢笼，使天下人约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大明王朝颠倒了人和土地的关系，人成了土地的附属物。流浪儿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朱元璋出现。

（六）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盖有明一代，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每个部每个司每个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像牵线木偶一样，精确地按着他预先设定的轨道运行。

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他严禁官员们公余出去潇洒，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不得再当官”。对官员们限制性规定的琐碎苛刻，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他规定，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凡因公出差，按级别可以坐官马公车、用官驼等者，除了随身的衣物外，携带的私人物品不得超过十斤。违者，超过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下为止。坐船的可以多带些，但也不得超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下为止。家人随从者，都不许坐公车。如果谁贪小便宜，求官员帮他带私物的，这个人与官员同罪，所寄之物没收。”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个今天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规定：不许官员们下乡。农民的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来的官员，都是来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我在民间时，亲身体验到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察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坐轿下乡，百姓见了，就可以一拥而上，捉了送到京师，由皇帝亲自处死。

这条规定把官员捆在了官府里，与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发现他们被置身于千万条高压线之间，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法网。在朱元璋的精细化管理之下，官员们的行为主动性、施政自由度被压缩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七）

朱元璋精细编织蛛网，当然是为了网住所有臣民，以供皇族享用。然而，他织网织得太顺手，一不小心，他不仅把平民、官员网了进去，甚至把子孙皇族也网住了。

黑格尔认为，朱元璋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帝国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查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他们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

这就是专制政体的弱点，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朱元璋当然意识到了他创造的这一体制的弱点。他时时刻刻担心他的后代们胡作非为，导致他设计的帝国机器的运转陷入混乱。如果那样，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朱元璋不仅仅要决定他生时的帝国面貌，他还要预先设定好他死后每个接班人的行动轨迹。

他花了整整六年时间，七次删改，用曹雪芹多写半部《红楼梦》的心血，写了一部叫作《皇明祖训》的书，专门献给他的子孙们。

在序中，他这样告诫他的后代们：“你们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世故。而我幼而孤贫，长大了又值兵乱，二十四岁就当兵，头三年是小兵，后来一步步上升，这个过程中我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年，终于一统天下。所以，人情世故，人之情伪，我深有研究。”“群雄都是天下最强悍诡诈的人物，最难制御，我已经都制服了。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变得越来越奸猾，最难统治，我也已经治得服服帖帖了。未开朝前，我就开始制定统御天下的法律规章，十多年间，不断修改，务期详尽，现在已经都出台了。颁布之后，效果不错。现在，我又写作这《皇明祖训》，作为我们家的家法。我把草稿贴在西厢房里，每天早上晚上阅读、修改，以求万无一失，首尾六年时间，大改了七回，这才定下，真不容易啊！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做皇帝就好做啦！凡我子孙，都要严格服从我的这个详细规定，不许自作聪明，违反我这个成法。一个字也不许改！如果你们果然听话，那么咱们老朱家的天下一定会千秋万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也不许改”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内容。

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烦琐，让人难以想象。

《皇明祖训》

治国行政的大原则就不详细介绍了，仅仅引用几个小细节，来看看朱元璋为后代考虑得周密到了什么程度：

开宗名义第一章是安全第一：“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时，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如不出，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作为仁慈的父祖，连子孙后代如何吃饭，哪顿饭多吃哪顿饭少吃，他都计划得周周详详：“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午后，不许吃得太饱！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条限制。”

其他各章也有诸多注意事项。比如，如果宫内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着。请大夫时，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人，太监三人，老妇二人，陪医生一起进宫。如果这些人不陪，只叫老妇陪着进宫，则很容易发生危险之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官员都要斩首，太监、大夫、老妇都要凌迟处死。

甚至，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

看了这些规定，你会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了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孙多么享福，出生时几乎不用携带大脑。三百多年里，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来运转，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几乎没给后任皇帝留下任何权力运用上的自由。没有紧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对于亲王们来说，这种幸福更是难以忍受。因为不断有亲王作乱，后代皇帝继承太祖精神，不断强化对亲王的规定，使明朝中后期的亲王，几乎变成了囚犯。这些原本被认为帝国内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亲王只许安坐享福，不许从事任何事业。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他们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见面。《明史·诸王传》赞语：

（有明诸藩）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八）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其他古老文明都被历史的云谲波诡一遍遍涂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冲刷，而基本格局丝毫不改。

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中国文明生命力强大，继继绳绳，与天咸休。在西方人看来，却是极其悲惨和可怕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状态。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

像朱元璋这样牢笼天下，无疑不符合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它却符合皇帝一个人的利益。孟德斯鸠说，专制制度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相容的”。

“产权”决定治理方式。对于天下人民、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的帝国来说，选择哪种治理方式只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感觉。如果一种治理方式只方便皇帝一个人，对其他社会成员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也是合算的。相反，如果多给人民一些个性发展的空间，增进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却可能造成皇帝统治的一点点不方便，那么对皇帝来说，也是不合算的。

所以，历朝皇帝都乐于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来成就自己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损害其他人的方便，成就自己一个人的方便。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英人穆勒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生气勃勃。这一过程还加强着那条把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个过程将一个民族也变得大大地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其成员。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反之，压抑人的个性，使个人消失在人群之中，这种社会埋下了专制的因子。在那里，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僵化状态充满了恐惧。在部分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的停滞绝对不是什么光荣和成熟，而是一种极端的罪恶和丑陋。在他们的语言里，厌恶之态溢于言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英人比万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我认为我们的危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独裁。”（引自《历史研究》）

（九）

当然，天国的朱元璋绝对不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和爱心的老爷爷。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野蛮、荒谬、不可理喻。

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天下百姓享有的一切，包括阳光雨露，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所有者，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听起来奇怪吗？其实，这个道理中国人理解起来应该一点也不奇怪。有一次回到农村，在餐桌上亲戚们谈到当地兴建水库，需要大规模移民。我说，国家无权说移民就移民。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大伯不高兴了。他说：“你吃国家的，喝国家的，还能不听国家的？”

我大伯的观点和朱元璋高度一致。

洪武初年，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这两个人怀念故国，不愿在新朝为官，遂斩去左手大指。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师，在皇宫里亲自对他们二人讲了一通道理，说明不为他服务是极端错误的。

朱元璋的这篇讲话，详细地记载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奇文共赏，可看出朱元璋的逻辑。

朱元璋问夏伯启：什么叫再生父母？没等夏伯启回答，他就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起来：“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全性命，全在于人君。何谓再生父母？人遇大难将死之时，被人救下，救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他的再生父母。”

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他告诉夏伯启，自己就是夏伯启的再生父母，因为是他把夏伯启从元末的战乱中拯救出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如今你们叔侄二人安然生活，不忧凌暴，家里财产不怕被人抢走，你靠的是什么？”夏伯启俯首默然。“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抢，靠的是君主啊！是君主给你提供了社会治安！君主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朱元璋自己说，一席话讲得夏伯启心悦诚服，以至于他被判处死刑时也毫无怨言，反而感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幸福。“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听了这些话，夏伯启无以言对，默默受死。

在朱元璋看来，因为自己掌握的暴力震慑了其他的暴力，使天下获得了安宁，所以他就是天下人的救世主，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为了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宣讲，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反驳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说：“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总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愚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所以，他对百姓们不感激自己颇为不满。在《大诰·民知福不报》中愤愤地说：“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却对我不知报答，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

所以，他对天下人行凶作恶时那么理直气壮。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十）

和如今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他认为这样做，促进了百姓们的幸福。

朱元璋的结论与今天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从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帝国人民的幸福观。他是怎样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其幸福观？

朱元璋亲自写作的《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载：淮安卫指挥储钦受贿被朱元璋严惩。朱说：“看来今日他们这样遭贬呵，何不当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着，却不快活么道！他却务要这般撒泼做呵，不知他们心里果然是如何？”

同书《监工卖囚第二十六》载：千户郭成贪财，放了罪犯，“却将一个千户的名分弌坏了，有这等薄福的小人”。

在《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乐莫大焉。”

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在朱元璋眼里，其实他已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为了抓社会治安殚精竭虑？

所在，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朱元璋制造出来的不但不是什么“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明朝及清初的史学家则这样颂之：“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明朝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问范文程等：“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

明孝陵今存一碑，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只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基本上也是其政治思维的产物。

治隆唐宋碑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泽东赞成的很少，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巩固政权之所需。

四、思维格式化

甲、禁止奇装异服

（一）

朱元璋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就像吴晗那部文笔生动的《朱元璋传》所写的那样：“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做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拣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行行，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这种游戏是朱元璋儿童时代最大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那时朱元璋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一切会梦想成真，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吸纳进意识深处。在幻想中，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在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当真的做了皇帝时，朱元璋强横泼辣的举措证明，他确实是按照一个放牛娃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官僚体制、政治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有些朝代，皇帝还受到明确的制度上的制约。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扣留皇帝手诏三日不传达，皇帝也无可奈何。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在朱元璋手里，皇权突破了层层限制，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皇权的触角如同传说中巨章那恐怖的腕足一样，伸入到民间社会的每一个偏僻角落，甚至每一个百姓的大脑内部。

（二）

基于皇权无限的逻辑，洪武政府是典型的“全智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朱元璋和他的臣下不仅仅要实现“镇压之权”（林彪对“政权”的解释），还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为老百姓规定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从帝国各地调集专家学者到应天，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了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天下每一阶层的人制定生活准则。朱元璋带领群臣发愤工作，用了数年时间，制定出了包括《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在以后他漫长的统治时期内，又进行了无数次的修订。

朱元璋的工作成果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一是规定了帝国百姓如何穿衣戴帽。

朱元璋对上自天子、亲王，下至普通百姓的衣服样式，都做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从颜色、花纹、料子，到衣袖的长度、开衩的高度，几乎无所不包。一一罗列几乎不可能，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

他规定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用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

洪武三年（1370年），他规定老百姓不许戴“四带巾”，代之“四方平定巾”。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规定，农民只能使用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贾则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农民家里有一人做生意的，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进一步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非农民则绝对不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民间有人违禁，做靴子时绣上了花纹，皇帝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唯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

洪武末年，为了体现皇帝对读书人的特别关照，朱元璋特别开恩，允许读书人在天热时戴遮阳帽。然而洪武之后，读书人倚恃皇恩，得寸进尺，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终于引起了朱元璋后代们的勃然大怒。万历皇帝专门下诏，禁读书人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二是规定了帝国各级人士的居住面积。

皇帝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可以住七间、九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即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普通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或饰彩色。

三是规定了一些生活细节。

比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公侯级、一品、二品级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其中最有意思的规定，是对妇女们发型的严格要求。洪武五年（1372年），皇帝下令，民间没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钗”，而丫鬟们“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丫鬟“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三）

阅读朱元璋的这些规定，今天的读者不能不感到可笑。然而，那时在朱元璋看来，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甚至可以说，这是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广大而残破的帝国。战争初息，满目疮痍，“十室九虚”，“民困食尽”。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让朱元璋心忧。所谓“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经济不迅速恢复。最令他忧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乱，这是他从蒙古人手中继承的最大一笔不良资产。

从草原上征杀过来的蒙古人，没能精确掌握汉人那一套经千年积淀而成的精致深刻的治心术。朱元璋认为，这是元朝倾覆的重要原因：“元氏昏乱，纪纲不立……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他说，“胡元……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

在朱元璋看来，明初社会，纪纲不立、思想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奇装异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他总结历史说：“过去，伟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礼仪制度，用来辨贵贱、明国威，让人们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与公卿无异，这还了得！贵贱没有区别，此元之所以失败也！”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审美问题，但仔细一想，却大谬不然。因为通过衣服、皮靴等，也可以看到“乱民”与“顺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把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来抓。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发型怎样，管你的袖子多长，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为了让你从小事做起，习惯于屈从不合理的现实。所以，他才会像一个中学校长一样，对此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详加考究。

《左传》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的作用是把帝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一个阶梯结构，凸显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只有这样，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等级制度特别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尤其是经济权力必须绝对屈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敌国，如果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间小房子，不许穿绸穿纱。如果商人阶层想要获得人们的尊敬，必须花钱买官，起码也要买一个闲职，比如什么“登仕郎”，才有可能按级别享受一定的特权。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实现大明王朝的“礼法之所治也”。

乙、化民成俗

（一）

除了奇装异服问题，大明王朝建立初期，还有太多的社会现象令朱元璋忧心忡忡。

十多年的乱世对人的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天下大乱之际，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残忍，这是经过一次次生死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的必备品质，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天下风移俗变”，汉人身上沦丧已久的野性初步觉醒，民风渐趋强悍。这是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驯化人的精神远比控制人的身体重要。开国之前，朱元璋就曾经对臣下阐述过“正人心”的重要性：“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他用精妙的比喻，满怀信心地说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骄暴，不守王法，并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统一民众的思想，则剽悍者可以变得善柔，骄暴者可以变得循帖。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马，如果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

因此，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开朝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个关乎政权存亡的重要位置。为此，调动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二）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帝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全村百姓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用于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为了发挥两亭的作用，朱元璋规定，每里要推选出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来管理其事，曰“耆民”。老人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主要是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令》《教民榜文》，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感戴皇恩，不敢犯法。

教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说宣谕。

早在数百年前，朱元璋就已发明了类似今天流动宣传车的教化手段。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应该选派一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清晨时分行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百姓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人民道德水平。正如一部方志中所说：“洪武初年，皇上亲制谕俗‘六谕’，令老人执木铎，于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将明之时，朗诵于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气清明之际，忽闻此语，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坚其善行，圣王爱人之心至无已也。”意思是说，每天五更天天还没亮时，恰是天气清明人心清醒的时候，老百姓在梦醒之际忽然听到这些教诲，自然会如当头一棒，猛然醒悟，良心发现，洗去非心，坚决向善。

“六谕”的内容与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十分相似。在流动宣传的同时，“六谕”被制作成卧碑，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

朱元璋主导下的化民成俗工作，在今天看来，相当富于前瞻性和现代性。和以前历朝皇帝们软弱无力的教化方式比起来，他的化民成俗举措更加突出了经常化、制度化。“申明亭教化”在城乡各地开展得广泛、深入、扎实，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据教育活动开展后各地官员们的汇报，这一活动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窃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而经过教育后，大大减少了。相反，讨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修路修桥做善事的，在各村蔚然成风。各地城乡环境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大明王朝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这些汇报的真实性如何，无法考证。

（三）

用今天的眼光看，朱元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针对这些说法，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可以发出许多置疑，比如：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谁有资格制定道德的标准？谁有权力强迫别人实行他规定的道德规范？

而朱元璋“教育人民”的资格则更为可疑。开朝前，朱元璋曾经忘恩负义掩杀小明王；开朝后，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铁的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质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而在当日，由朱元璋来教育人民，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国有”的，也就是被战争的胜利者所有。被谁“化”，朝什么方向“化”，“化”成什么样，老百姓没有权利过问，就像牲畜没有权利选择它的饲料一样。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流氓还是强盗，一旦取得天下，成为天下人民之主，就证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顾”，有驭天下之“德”，他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掌握了主宰天下人思想的权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什么岁数，只要做了领导，辈分和学问马上见长，立刻变得比百姓成熟、正确和耐腐蚀。而老百姓不论多大岁数，在心智上都是长不大的儿童。中国的经典里说，官员对百姓，负有三种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即人群中的头羊；“作之亲”，则是百姓的父母；“作之师”，则说明领导人还要负责做民众的老师，引导人民向善。

（四）

为了更好地“化民成俗”，朱元璋还大力兴办教育。历朝帝王中，他是对义务教育投资最慷慨的一个。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在帝国广泛兴建学校：“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开朝之初，朱元璋政权的行政效率十分突出。一声令下，帝国各府、州、县纷纷行动起来。政策当然是一刀切，府级学校，学生定额为四十人，州级三十人，县级二十人。洪武八年（1375年），他又令天下建立社学，即乡村小学和社区小学。

在前现代化帝国，从京师一级，国立学校历府、州、县一直延伸到乡村一级，覆盖面如此广，数量如此众多，全世界罕见其匹。帝王的精神教育由皇宫发出，即可直达乡野田间每家每户。正如《明史》所说，由此，“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虽然秉性吝啬，在教育上，朱元璋从来不惮花钱。建校舍，请老师，已经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而学生的待遇，又创历朝之冠。府、州、县各级学生，都可以享受帝国补贴，每人给米六斗，额外还有鱼肉供应。京师的监生待遇更好，一旦考上太学，帝国包发校服，包供食宿。结了婚的，还可以带家眷入学。家眷们的生活供应，由马皇后亲自负责。皇帝对学生们的关怀体贴，可以说无微不至。学生们离家日久，朱元璋发给他们新衣服一套，路费钞五锭，让他们回家看望父母。过春节、元宵，朱元璋还专门给学生们发过节补助金。

至于每乡每里的社学，虽然无法提供如此丰厚的食宿，但也不收学杂费。朱元璋规定，由基层干部根据老百姓家的自然状况，尽可能地动员适龄学童上学。

（五）

虽然待遇如此之好，不过，如果有机会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洪武时代，我还是劝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义务教育。因为你进了国立学校，也许不能活着出来。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学规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看看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各级学校的功课，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内容是《御制大诰》（即皇帝语录）、《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还有四书五经和《说苑》。皇帝规定：监生每日写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个月作文六篇。

功课似乎不重，可校规倒是有点怕人。校规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规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须穿校服，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夜里饮酒之类。然而，也有些规定有点奇怪：

一、不许结社，什么文学社、诗会之类一律严格取缔。

二、不许议论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

三、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

这些规定，一旦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

最奇怪的一条是这个规定：

“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许建言。”就是说，天下百姓，别人谁都可以对帝国大政方针发表意见，只有学生不许！目的当然是杜绝学生参与政治的可能。

看来，朱元璋虽然身处中世纪，却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预见到学生与激进政治心态的天然联系。

然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不同意见似乎就不可避免。由于校规过严，在第一任国监祭酒宋讷任内，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赵麟对校长的残忍非常不满，出了一张匿名墙报（没头帖子），表达对校长的意见。这件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给皇帝，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命把查出来的犯罪人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国子监视察，想起这件事，还余怒未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

“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悬赵麟头颅的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才被撤去。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烦琐，“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为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出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在朱的严厉政策下，学生们按他的标准，顺利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这种成批量生产出来的格式化人才，看上去大抵是呆头呆脑，神情木然，“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至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自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此实自食其果也！

（六）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因此，中国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其中的荒谬，一眼就可以看出。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就可以“小葱拌豆腐”似的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历来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帝国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朝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改造自我，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朱元璋思想教育万能的美好梦想，也不可避免地被现实所打破。“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历朝行政制度的弱点造成的。虽然以严刑峻法为后盾，朱元璋的“化民成俗”所取得的成果却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而府州县各级学校，也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当然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教育制度”也很快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会运动一样，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现种种弊端。其表现是地方官玩忽职守，亭宇不修，善恶不书，剥克老人如贱役；后来虽有忠于职守的知县，如嘉靖年间淳安县知县海瑞、隆庆万历之际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等曾晓谕老人，复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也不过如昙花一现，过后便人亡政息，终无补救。

丙、学《大诰》运动

（一）

近代以来，大众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世界正在迅速发展，中国也同样日新月异。

可如果仔细考察，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出多少真正前无古人的事。虽然时代的面目已经发生了巨变，西服领带取代了旧式袍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钢筋水泥大厦取代了古老民居，我们头颅中所装的软件却只进行了部分升级，而没有替换。请问，豪华车里的部分官员跑官、买官、贪污腐败的方式，和他们坐八抬大桥的前辈们，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吗？我们那些施用化肥、操作着脱粒机的农民父兄，在权势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汉时代的“黔首”，有什么不同吗？

许多我们自以为的伟大发明，实际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对古人无意识的重复。举两个小小的例子：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前几年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创造，早在清代，皇帝们就已经发明了发到各家各户的“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数目，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和朱元璋时代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的六谕卧碑“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从思路、内容到形式都何其相似乃尔！

再比如那个被我们称为“史无前例”，甚至被全世界公认为“新鲜事物”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朱元璋晚年“学《大诰》运动”的升级版而已。

（二）

所谓“学《大诰》运动”，即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从动机上说，这一运动和“文革”有着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文革”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毛泽东“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贪污腐化并不是王朝中后期才有的现象。由于强大的贪渎文化的影响，历代王朝官僚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一刻，腐败现象即如影随形。如谓不信，我们可以看看政治纪律空前严明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情况。随着官僚体系的建立，新中国不过开国数年，特权现象、贪污腐败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回忆到，五十年代，作为新华社记者的他一回到农村老家，立刻有人前来“喊冤告状”。在老乡们的叙述里，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

“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戴煌说这样的基层干部在当时绝不是个别现象：“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

《杨尚昆日记》中的记载证实了戴煌的话。四清运动中，青海省领导王昭对下去调查的杨汇报说，青海县级干部543名，其中有经济问题的占49%。

我们可以想象刚刚从延安“共产主义净土”中走出来没有多久的毛泽东的震惊程度。早在“进城”前，毛泽东就曾向广大干部预告过“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威力，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轻易中弹。毛泽东激愤地说：“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一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一些坏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 1964年夏天，毛泽东评估当时干部队伍的腐败状况时说：“在基层有三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最恨的就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对他来讲，官僚主义不可容忍的”。他把官僚们解读为一个特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严重预估不无关系。

朱元璋学“大诰”运动的构想正是基于明王朝建立初期腐败的迅速蔓延。

（三）

虽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扭转社会风气，大明天下却没有出现河清海晏的尧舜之治，相反，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官僚体系的完善，腐败很快就滋生起来。

在专制制度下，腐败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常态。它的威力是如此惊人，登上大宝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开来：刑部尚书（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的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百分之四十五，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皇帝和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

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贪污一块钱也抓起来枪毙，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连街道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四）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朱元璋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事实上，几千年来，贪污及灰色收入一直是官员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我们要知道，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朱元璋却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提高官员的待遇。他从道德高度出发，理直气壮地认为官员们都是用孔孟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长期的军人生涯使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相信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因此，面对如此强大的腐败传统，朱元璋还是坚持着对惩贪工作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然而，皇命也不能剥夺官员们糊口的权利，况且朱元璋一个人毕竟监督不过来普天下所有官员。随着朱元璋惩贪力度的不断加强，用“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之类标准衡量出的贪污“案件”暴露得越来越多，在朱元璋眼里，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无人不贪”的程度。

朱元璋越来越对整个官僚队伍感到失望。从洪武十八年开始，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做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他又说：（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多矣。”

对于官员如此闵不畏死，甘蹈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代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说，经过一百年的元朝统治，“天下风移俗变”，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积地贪污腐化，“终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过来）”。

（五）

既然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前代的“精神污染”，朱元璋认为归根结底的办法还是进行思想教育。他相信，“自古及今，无有不可变之俗，无有不可化之民。”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化民成俗”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的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之所以要把活动覆盖到全民，一是因为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层出不穷，与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相距太远；二是因为百姓素质提高，自然可以带动官员素质的提升。他下定决心，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触及官民灵魂深处，使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以此来消灭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为此，他亲自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简要捷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类似现在的廉政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啰里啰唆老生常谈的说教。由于是朱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员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在《大诰武臣》中，他讲了自己如何以奇特的方式处置一名违法的武官：

有一个受了冤屈的人，进京控告指挥李源。平阳的梅镇抚，受李

源的委托，在半路上拦住这个人，不让他去告。事发，我判把这个梅镇抚阉割了，发与李源家为奴。

他在《大诰三编· 递送潘富第十八》里得意扬扬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以此警戒天下百姓安分守法，不得违抗他的圣旨：

皂隶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余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他在另一章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以此警戒官员们抽身退步，另其不敢再胡作非为：

临刑赴法，才方神魂仓皇，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

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大诰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朱元璋从来也没有能够把道德和法律分清楚，因此，他的圣命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请问，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就是这样一套混乱杂芜的文件汇编，成了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精神财富。

朱元璋称这本书是臣民之“至宝”。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十九年，又重申：“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行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终洪武年间，《大浩》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成为“文革”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

朱元璋命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明太祖实录》）大明王朝初年，曾经一度出现过亿万人民学《大诰》的壮观景象，从朝廷高官到偏僻的乡野，人手一册《大诰》，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念念有词。

“文革”时学“红宝书”要摆在一切工作首位，全国层层开所谓讲用会。孩子老人，都能背出老三篇中的若干内容。而朱元璋亦规定，“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文革”时在路口设检查站，不会背语录不许去赶集。朱元璋则声明，他的臣民不会《大诰》则罪加一等。颁行《大诰武臣》时，他严令：“各官家都与一本”，并要求“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并称：“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

（六）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至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在《大诰》另一章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我高居九重之上，难以清晰地观察帝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顽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诰初编》中这样号召百姓们：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括百姓财钱的，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来上告，有凭有据，惩办罪犯，更换好官，抚育人民。同时，从省级到县级的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者，准许境内百姓来京汇报，我给他们奖励。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大诰初编·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写道：今后各级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这些廉能官吏被坏人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我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初编·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

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七）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却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在面对他们时，面孔总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乡村生活中人的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不但置官员于百姓的监督之下，还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在《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的老人的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八）

对于这场全帝国范围内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抱以极大的希望。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谈到他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成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峻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他也不可能避免。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强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能力再把那个强大而盲目的“本我”压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来越为“本我”所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与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在高处不胜寒的权力之巅，曾经最精明的智者变成了最缺乏现实感的狂人。

（九）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贪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贪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扬扬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乍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

在《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恃，凌辱乡里者，罪亦不赦。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捆绑捉拿官员，这有中国以来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帮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图，格前非心，一同辅助耆老赵罕辰等四十四名，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帮缚起行。去县四十里，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呜呼愚哉！孰父母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赧焉。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

县里的主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科级实权干部，平日在地方上怎么耀武扬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群众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怜样：这个科级干部，是我从十四岁读书考学辛苦换来的，乡亲父老可怜可怜我吧，不要让我断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见民求官，怎想还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被颠倒过去的世界终于又颠倒回来了！

（十）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不幸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制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朱元璋都是无所顾惜的。

（十一）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曾针对君主专制制度与腐败的关系说：“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虽然惩贪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最终也没有出现。

在朱元璋的时代，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他们“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发火。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认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谈及《大诰》前两编施行情况时说道：“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朱元璋感叹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不才臣民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

观察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榜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元璋的目标没有实现，让他不满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朱元璋一再悲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在一定程度上朱元璋曾承认了自己通过恐怖和教化方式净化臣民思想的失败。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再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说：“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知所趋避又有年矣。然而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如今我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从而使《大诰》部分条目和《大明律》一样，成为永久性的法律。他希望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

《大明律》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屣的现实。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弘治朝的大臣陆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律条文说执《大诰》者减罪一等，可是现在百姓连见都没见过《大诰》，何谈讲读！”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通过他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恶涛，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载入史册。

权力的奥秘：朱棣

一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肖”，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皇帝这个职业一直使朱元璋感觉有点别扭：譬如穿了别人的衣服，有的地方长，有的地方短。如果按自己的直觉，他会毫不犹豫地立老四为太子。但是，皇帝职业守则说，必须传位于嫡长子。据说，天理注定如此，又说，这是无数代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这些说法的来头之大让他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想法，可现实却一再让他犹豫。本来，有许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说就留了形迹。朱元璋自成年后，几乎从未和人说过心里话。可惜太子朱标悟性太差。就在他一次次下手屠戮功臣时，太子却傻乎乎地一再要求他慈悲为怀，逼得他只好破戒。他屏退众人，拿了一根棘条扔在地上，叫太子去捡。太子面有难色，然而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只好挑明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刺摘了给你，岂不是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杀了他们，你才能当这个家！”没想到太子直通通地回答：“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因他残暴，才把大家都想象坏了。气得朱元璋当时就抄了把椅子，向太子头上砸去。算太子命大，没有砸中，抱头逃走。朱元璋却气得犯了失眠之症，一连半个月没睡好觉。辗转难眠时，他越来越觉得，在二十六个儿子当中，老四最像自己。他相信不用废话半句，老四就会全明白他的意思。只有老四有做大事业的悟性、能力和欲望，老大和他一比，简直就是木头一块。可是圣人规定，皇位只能传给老大。真他妈的狗屁圣人！

明成祖朱棣

二

做大事业者的禀赋之一是敢于说谎，并且敢于一千遍地重复下去，以使之成为真理。从少年时代起，朱棣就不断对外宣称，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宫闱禁事，外人知道的很少。其实马皇后终生不育，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嫡子。只不过马皇后特别喜欢小孩子，视朱棣兄弟如己出却是真的。这个谎言意味深长，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血缘是最有力的理由，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几十年之后，他起兵篡位时，这个谎言使他理直气壮。在起兵宣言中，他自称：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

在攻入应天之后，他在发布的诏书中甚至把朱元璋都省略了：

朕为高皇后嫡子。

这种强调生母的做法实在少见。当然，在说谎的同时并不妨碍他把实惠送给自己真正的生母。在登基之后，朱棣为了证明自己的嫡子地位，报答高皇后的生养之恩，耗巨资修建了大报恩寺，但是，寺内正殿中供奉的却是他的生母贡妃。只是此殿经常封闭，外人难得一见。这种撒起谎来毫无挂碍两不耽误的风度，正是豪杰的特征。从这一点看，朱棣就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

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却没有丝毫纨绔气。出生之时，朱元璋正忙着和陈友谅打仗，战争是他的胎教。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的味道长大。朱元璋称帝之后，不愿儿子们居深宫之中，成为不明世事之人。他打发几个儿子回到老家凤阳，住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民间生活给了朱棣极大的教益，“民间细事，无不究知”。经历可以相似，悟性却难相同。在诸兄弟中，只有他最后脱颖而出，原因不能不归结为天分。农田里浑身泥巴的水牛和农民、身边官员们脸上的谄笑和背后的阴谋、兄弟间的争斗和拉拢、从应天传来的政治新闻……这一切，让他参悟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真实。多年苦读的经典和这些真实，这样近，又这样远。忠诚和背叛、真实与谎言、欲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这一切是那样纠结不清千头万绪，然而细心领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了然。从很小时候起，朱棣就明白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来装饰自己，用最坏的打算来揣测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父皇因为一个并不完整的借口开始制造胡惟庸案，株连三万余人，诸多功臣被杀。消息传来，兄弟们大多不明所以，私下里偷偷议论父皇是不是糊涂了。朱棣在心中暗笑：真是余子皆碌碌，天下英雄，唯父皇与我也！历史上哪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不是斩草除根，仁柔只能导致失败。你看，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大宋之后，已经完全成了一条死狗，处处小心谨慎，宋太宗也甘冒留下千秋骂名的危险，毅然毒杀了他。而古来第一明君唐太宗做得更加彻底，这个无时不以仁义自命的皇帝在玄武门之变后，毫不手软地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千古以来，谁又敢多加指责！历史一再证明，只有不对别人寄予希望的人最终才能成功。只不过，父皇做得形迹太露了。如果是他，相信能处理得更巧妙一些。

三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三月，朱棣率着护卫五千七百七十人浩浩荡荡离开京师，前往北平（今北京）就藩。这一年，他二十一岁。江南三月，正是一年中最水气最柔媚的季节。而越过淮河，越往北走，大地越荒凉。寒风如刀，让骑兵们一再苦起脸。然而，朱棣却越走越心潮澎湃。他喜欢这苍凉的北地，喜欢北地的坦荡大器。这片土地的气质恰如他的气质。更何况，燕山背后，就是强大的蒙古骑兵狼一样的眼睛，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一阵阵兴奋。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尚武的血液，燃烧得他心脏不得安宁。

知子莫如父。还是孩童之时，朱元璋就已经开始注意这个老四。在分封之时，他把老四分到分量最重的燕地；在娶亲之时，他赐命老四娶了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长女。朱元璋从来没有在语言上表示过对老四的器重，然而，朱棣却时时感觉到了父亲对自己特殊的欣赏。然而正是这份欣赏，让朱棣更加谨慎。做伟人的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太懦弱了不被器重，太强悍了则遭疑忌。特殊的关注也就意味着格外的风险。一事不谨，就有可能失去父亲的信任，而失去父亲的信任，则意味着灾难的降临。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器重是有理由的。朱元璋儿子虽然众多，争气的寥寥无几。也许是遗传的原因吧，他们大多流氓气重，举止荒唐，在封国之内沉溺酒色，残害百姓，羞辱官员，破坏法度，不一而足，而“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他严格遵守父皇的规定，权力范围之外的事绝不插手，而分内的事做得井井有条。

数年之间，有几件事让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朱元璋六十八岁生日那年，诸王为庆贺万寿，绞尽脑汁，搜罗天下宝物孝敬皇帝。独朱棣的寿礼非同寻常，送来几株嘉禾。所谓嘉禾，乃庄稼结穗之异常大者，古来以为祥瑞。以此为礼，既符合朱元璋讨厌奢华的个性，又迎合他重农悯民的一贯主张。果然进上之后，“太祖大喜，为诗一章赐之”。朱棣准确地搔到了皇帝的痒处。洪武二十年（1387年），名将蓝玉征蒙古纳哈出回师，为了巴结燕王，将俘获的一匹名马送进了王府。万没想到，燕王不但没有收下这匹马，反而将他训斥了一顿：“将军俘得名马，理当先送朝廷。送到我这里，非尊重君父之礼。”弄得蓝玉当时一个大红脸，几乎下不来台。蓝玉那时权势显赫，位列武臣之首，诸王都畏他三分，而燕王却独敢当面训斥，不能不说朱棣胆识过人。别看这些功臣现在风光无限，其实父皇对他们是时刻提防，与他们结交只会使父皇产生疑忌。他知道这件事传到应天，一定会在父亲那里为自己加分。果然，六年之后，蓝玉因“谋反”被杀，列侯以下被株连消灭者一万余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棣年及而立。朱元璋觉得可以让他独当一面了，遂下令命他和晋王朱棡联手出师，征讨蒙古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朱棣飞速行军，冒大雪，深入不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住了蒙军，然后恩威并施，派人劝降已插翅难逃的乃儿不花，兵不血刃，俘获“乃儿不花及其名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无算，橐驼数千”。而此时，晋王却还没有找到敌人的踪影。消息传来，朱元璋喜出望外，老四的军事才能让他也深为震惊。他不能不再一次考虑自己的江山将来要传给谁。

四

中国人是最有命运感的民族。他们万事听从权威，而权威的产生，则采取听天由命的方式。在家里呢，做父亲的就是天然的权威。“天无二日，家无二主。”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极。一个帝国呢，则皇帝是天然的权威，皇帝死了，是他的嫡长子，不管这个嫡长子是否缺心眼儿或者缺德。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然而，这种弱智的方法其源有自。盖因专制社会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人民的主动性和活力。嫡长子继承制即为抑制皇族内部的活力而设。所以，许多人的命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确定。

比如朱棣，虽然他的智商、素质和能力远超过其他兄弟，然而，由于出生顺序的决定，他的雄心注定今生只能被囚禁在北平一府方圆数百里的范围之内。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帝肯定会对诸王严加限制，到那时，他恐怕只能在数万平方米的燕王府中发号施令，管理管理几百名仆人，打理打理王府的花园了。命运曾经向他露出过笑脸。那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太子朱标未及接班就撒手人寰，此时朱棣三十三岁。朱元璋曾经提出过立燕王，然而，立刻被那些熟读经史的儒臣一口否决。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下，朱元璋最终选择了太子的次子，十六岁的朱允炆。朱元璋犹豫不决的这几十天，也是朱棣有生以来最难熬的几十天，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朱棣发现了自己对皇位其实是那样的渴望。醇酒、妇人根本牢笼不住他的精力，世界万物中，只有权力才让他心醉神迷。让他安安静静做一个藩王，真如同把一匹千里马一辈子囚禁在马厩里。可是，机会却终于与他擦肩而过。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后，老皇帝就开始了雷厉风行的行动。他举起屠刀，寻找借口，加快屠杀功臣的步伐，把有能力的“元功宿将”基本上都清扫一空。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皇帝机关算尽，还是忽略了自己的儿子们。他对诸王没有丝毫防范，反而希望他们成为巩固皇孙权力的屏障。老皇帝最终还是失败在违背了自己的信条，对他人寄予了希望，虽然这“他人”是他的亲骨肉。既然有了空子，朱棣就要利用。从这时起，他加紧步伐，招揽人才，同时对自己的部下迭加厚恩，以备关键的时候能为其所用。

五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十日凌晨三时，帝国人民多年等待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炆登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朱允炆都是帝国最理想的接班人：从外表看，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从天赋看，聪明伶俐，智力过人；从学识看，勤奋好学，熟读经典；再论最重要的品质——品德，朱允炆更是出类拔萃。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殆非虚夸。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太子身上长了个疖子，痛得睡不着觉。太孙侍候在旁，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些，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太子去世后，太孙悲痛至极，居丧期间，事事遵古礼，形销骨立。朱元璋非常心疼，劝他道：“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太孙这才吃了一点粥。而在此前，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朱元璋临终前，太孙日夜侍候在侧，衣不解带，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这些事传出去，满朝大臣无不太息感叹。至于说到能力，也没有可挑剔之处。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就命令太孙跟在身边，练习政务，日常奏章由他处理，太孙少年老成，处理结果一般都比较周到。特别是朱元璋处事苛刻，而太孙常济以宽大，群臣无不暗暗高兴，期盼太孙早点接班。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是大丧，表面上一片悲痛，实际上满朝文武内心都松了一口气。老皇帝的残暴终于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乐观。有那么几个人，在满朝太平气象中嗅到了危机的味道。在专制体制中，新帝登基，头等大事是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现在，开国武臣已经被皇祖杀光，能够对帝位构成威胁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诸叔父亲王。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是相互猜忌。诸王和皇帝之间彼此心怀疑虑，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估量对方。这是由中国式的政治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皇帝怀疑诸王垂涎帝位，而诸王则担心皇帝消灭自己。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本来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意图，然而，却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势。新君是一个书生，可是二十一史熟读之后，对历史上的权谋智略多有领会。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上。不约而同，新君的心腹谋臣也都想到了这一点。建文帝即位伊始，两位文臣齐泰和黄子澄就秘密上书，建议皇帝削藩。而诸藩之中，最为危险的，显然就是燕王朱棣。

六

六百年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自以为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地削藩，其实正说明他没有读懂历史。他即位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没有哪个亲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动向他发起挑战。因此，他完全有时间和空间，用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诸王之间的紧张状态化解于无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鉴汉武帝的推恩令，让诸王的权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诸王的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们一个空头帽子。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显违背了朱元璋的遗嘱，在道义上处于被动。

而更致命的错误尚不在此。即使主动削藩不够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诸王中，最大的威胁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其他诸王，则平时作恶多端，名声很坏。建文君臣商议多次，决定先拿其他诸王开刀，并且把这个策略命名为“先除枝叶，再除根本”。因此，从即位后第三个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削了周、湘、齐、代、岷五王，废去爵位，贬为庶人。并且每削一人，就公布他们的罪状，以安天下。一年之内，就连废了五个亲王，建文帝看上去还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边防紧张为名，把燕王护卫中的精锐调到塞外驻守。又派了两名亲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务。看起来小皇帝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布置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了半天，却没有触动燕王的根本，反而就把自己的意图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朱棣静观小皇帝的种种表演。百般举动，虽然眼花缭乱，却越发显示出优柔寡断和底气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动作，朱棣就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静制动，让小皇帝越来越尴尬。建文帝的两大谋臣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齐泰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进士，应天府乡试第一，黄子澄则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的探花。君臣三人经纶满腹，遂自认为通阴阳之道，怀管葛之术，有定国安邦之才略。然而，事实上他们毕竟是一群书生。其实，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认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意］马基雅维里语）像他们这样面不够厚心不够黑，绝不是成大器的气象。

七

这一年，朱棣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巅峰时段。脑力和经验结合得恰到好处，时刻等待着什么大事去宣泄蓄满身躯的力量。燕王和小皇帝在气质上截然相反。朱棣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说话高腔大嗓，快人快语，雷厉风行。说上三句话，就打一个哈哈，经常说个粗口，讲个笑话，更让人感觉毫无架子。他十分注意维护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燕兵的军饷水平在帝国最高。部下有事求到他，不管事情大小，只要不太违反原则，他都会痛痛快快地给办了。想要升官的，他积极帮着找路子；没法用官位报答的，他赏赐起财物来手笔很大。体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

燕王喜欢微服私访。有一次，一个小税务衙门的衙役在市场上强行要“借”小贩的羊肉，小贩不肯，衙役把小贩打得满头是血。恰好燕王微服路过，见此情形，一时火起，一剑把衙役劈了。平时在路上遇到乞丐，燕王一定要停下脚来，让身边人扔下几个钱。还有一次，燕王遇到一对从山东逃难来的父女，老父病倒在路边，没钱看病，女儿在一边哀哭。燕王当时眼圈就红了，当即叫人把父女俩送进王府，命王府太医亲自调治，后来又发给盘缠送父女俩回了山东。

在北平府，关于燕王疾恶如仇、为民除害、惜老怜贫的逸事不一而足，流传很广。燕王在自己的统辖地面，深得人心。凡是在北平待过的地方官和军将，大部分都被燕王收入羽翼之下。

所以，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五凌晨，当朱棣率领他的八百名亲兵起来对抗建文帝的时候，他底气十足。从表面上看，那一刻的形势确实千钧一发，惊险万状。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北平四周的要塞都已经由朝廷委任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余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只有府内八百名亲兵。然而，朱棣却不这样看。十多万人之中，他真正的敌人不过建文帝派来的那么几个人而已。只要把建文帝那几个亲信除掉，他相信他的老部下们还会云集到他的麾下。人情大于法，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他多年豢养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要比朝廷的一纸诏书有力得多。果然，在他用计除掉建文帝派来的几位大臣之后，他的旧部很快就纷纷倒戈，北平城内的朝廷命官纷纷投降，建文帝费尽心机的调遣布置成了一场空。

八

一旦跨上马背，朱棣立刻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战栗从身体最深处升起。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一踏上战场，就好像优秀的演员走上舞台，马上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万虑皆消，满脑子只剩下了对于种种军事信息的分析、判断、计算、运筹。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极大愉快的智力活动。只有在战争中，在巨大的危险笼罩下，在瞬息万变的形势的刺激中，他的智力、判断力、勇气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战争是他最大的享受。

八月十二，满朝唯一一个逃过朱元璋大屠杀的老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作为硕果仅存的百战元勋，耿炳文已经六十五岁，经验丰富，老谋深算。而燕王所部不过十万人，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明。然而，朱棣却底气十足，率兵南下迎敌，并且趁南军立足未稳，打了一场闪电战，消灭了南军先头部队一万人。紧接着，燕军以少击多，在河北真定城外与南军展开大战，一举斩首三万余级，吓得耿炳文把剩下的部队撤回真定城内，坚守不敢出。虽然身经百战，耿炳文还没有见过战斗力这样强的军队。

燕军的战斗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燕军都是北人，且与蒙古铁骑周旋多年，习于战争。而南军多年没有经过战争，初上战场，自然心虚气弱。二是燕王对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发布公告，反复阐述自己起兵的正义性。这一点是他和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朱棣绝对不承认自己的目的是篡逆。在中国，做事一定要在真实的意图外包上一层光明正大的道德外衣。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奉天靖难”，即帮着皇帝讨伐奸臣。其实这已经是汉朝人玩过的老把戏了，所谓“清君侧”是也。然而，朱棣拿过来用时脸不红心不跳。占领舆论高地，这道手续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这不但是给自己找遮羞布，也是为自己的部下和将来准备投奔自己的人制造理由。起兵之后，他召集将士，举行誓师大会，他激昂慷慨地宣布，其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帝国至亲”：

受封以来，唯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即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紧接着，他又给建文帝上了一道表文，宣布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离间皇帝和诸王，意在颠覆政府，谋取大明天下，所以他不得已起兵讨之，望皇帝批准。起兵不久，他再一次发布长篇文告，详细列举建文君臣的错误和自己的正当，计有如下种种：一、老皇帝去世时病因不明，入殓仓促，让人生疑。二、新皇帝即位不久就修改皇宫布局，“拆毁宫殿，掘地五尺”，此为“拆毁祖业”，明显有违“三年无改”之义。三、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复知有朝廷也”，并且此人曾“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在不断发布的文告里，他把自己打扮成坚决维护太祖高皇帝的大忠大义之人，把敌人丑化成罪恶滔天。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能成功的，反反复复地灌输，使燕军非但没有叛逆之军的负罪感，反而理直气壮，把自己当成了维护天下道统的正义之师。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朱棣平素以“义气王爷”自居，特别重感情，深得部下爱戴。关于燕王关心普通小兵的事不胜枚举，每个士兵都能说上一两件。在这次“靖难”战争中，就有许多让人难忘的事迹。一次，燕王见到一个病卒在路边呻吟，遂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卒骑。随从们说：殿下是万金之躯，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兵随便骑自己的马呢？燕王动情地说道：

人命与马，孰轻重？人病不能行，不载之，是弃之矣。吾岂贵马而贱人哉！且彼从吾，尽力而病，吾乃不恤之，岂为人父母之道！

消息传出，大家无不感动，纷纷表示要为燕王血战到底。还有一次，燕军在野外露营，严寒让人们无法入睡。随从们好不容易找来几个废弃的马鞍子，点起一堆火，让燕王取暖。远处的士兵看到火光，纷纷跑来取暖，及至看到燕王才停下脚步。卫士们上前厉声赶大家走，燕王却大声说：“这些都是壮士，勿止之！我身穿两件皮衣还冷呢，何况他们！我恨不能让所有的士兵都来我身边取暖啊！”士兵们听了，许多人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燕军每次往往血战到底，战斗力非常强大，少有降者。而对于投降过来的敌军，燕王严令不虐待，更严禁杀俘，往往是进行宣传教育之后，愿意留的留下，愿意走的给路费。燕王仁慈之声，不久就遍闻遐迩。

九

回顾整个“靖难之役”，朱棣成功的迅速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毕竟建文帝是名正言顺的天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八百人起兵，以一隅对抗帝国。然而，短短三年时间，天翻地覆，拥有正义、名分、帝国财力和军事资源的建文帝败给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这真让人大惑不解。其实，这也是理之必然。

确实，从表面上看，朱棣发动叛乱，大逆不道至极，人人得而诛之。然而，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益做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朱棣和建文帝之间的争夺，既不是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只是统治集团顶层的内部争斗。谁胜谁败，并不影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大臣们都明白得很，反正天下是老朱家的，只要主子姓朱就行。至于普通老百姓，连你姓不姓朱他们都不关心，谁有实力他们就做谁的顺民，只要有碗饭吃就会称呼你万岁。所以，从一开始，没有多少南军将领肯为老朱家的内争拼命。特别是燕王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更没有多少人认真抵抗，更多的人最注意的是观察风向，随时准备倒向更有力的一方。燕王进攻彰德，守将赵清起初不肯投降，对燕王说，你进入京师后，只要给我个二指长的小字条，我就会乖乖地赶过去，对你唯命是从，只是现在还不敢降。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

明眼人很快就看出，燕王的胜算更大一些。对比一下燕王和建文帝的谋士集团，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燕王不太喜欢士人，而注意招揽一些奇人异士，所以身边的谋臣多是些和尚术士，看上去不伦不类，实际上这些人集中了来自民间的智慧，比起建文帝那些高居庙堂的书生谋臣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小皇帝及其谋臣，虽然都是满腹经纶，其实多端寡要，多谋寡断。建文帝把削燕大事交给齐泰、黄子澄去办，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复古改制中来，成天废寝忘食地与方孝孺商量，如何按《周官》改定官制，减轻刑罚，以仁义治国，还津津有味地讨论如何实行井田。这些书呆子真是愚蠢得可爱。战争之初，朱棣还摆出一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架势。他的想法是由北到南，一步步地征服天下。然而，在山东他遇到了建文帝手下最有能力的两员大将铁铉和盛庸的顽强抵抗，厮杀数月，损失惨重，不能前进一步。此时，朱棣突然产生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想法：为什么非要在山东一地和南军周旋？如果绕过山东，直取应天，坐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天下不就传檄而定了吗？这个想法一现，朱棣立刻从失败中重新兴奋起来。他重整大军，取道山东与河南的交界处南下，连破东阿、汶上，一路势如破竹。过徐州，经临淮，燕军的策略是绝不打攻坚之战，能攻则攻，攻不下则绕着走。很快，兵临应天城下。

方孝孺

方孝孺书法

十

这一年是建文帝登基的第四年。他原以为自己做了明帝国这艘超级巨舰的船长，可以把这艘船开到他想去的地方。没想到，这广袤的大海竟然与圣人们留下的航海手册上描写的完全不同，云谲波诡，暗流滚滚，不久就把他卷入漩涡中间，天旋地转，手忙脚乱。等回过神来，船已到鬼门关外。他实在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本来一开始是那样美好。即位四年来，他勤劳不懈，一举一动，都遵循圣人之言，诸项措施，都本着先贤美意。他减轻天下赋税，取消严刑峻法而代之以宽大。他重用儒臣，试行井田制，全面建设儒家的理想社会。没想到四年努力换来的是穷途末路。他弄不懂他的臣民。君臣大义是人伦之首，为什么那么多武将毫不犹豫地背叛他去投靠燕王？为什么他被困在京城，天下郡县竟无一人前来勤王？

就在一片胡思乱想之中，应天城一片混乱，杀声四起，燕兵已经包围了皇宫。燕王入城，立刻派人去保护关在牢中的周、齐二王。周王一见燕王，扑上前，抱头痛哭：“奸恶屠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燕王的回答，显示了兄弟俩境界上的不同：“此非我之力，乃皇父皇母在天之灵保佑的结果！”听了这样高明的回答，谁还能怀疑燕王不是天生的帝王之才？朱棣并没有急着赶到皇宫，而是派人前去围困。他希望在他到来前，皇宫里能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结果，既让人满意又有些遗憾。士兵们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建文帝，只是在灰烬中找到了一具尸体，不过面目全非，看上去更像女尸。不管怎么样，朱棣当机立断，“决定”这具尸体就是建文帝。他长叹一口气，沉痛地说道：“小子无知，果然如此糊涂耶？我来此是为了辅佐你向善，你怎么做出这样愚蠢的选择！”

十一

虽然是初登大宝，朱棣却从容不迫。他像一位高明的驭手，坐在高高的驭座上，熟练地操纵着手里的缰绳和鞭子。缰绳是利益，鞭子则是暴力。燕王的有恩必报、有功必赏是闻名已久的。而成了永乐皇帝后，更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朱棣赏赐起功臣来，手笔之大，令人瞠目。那些原本是王府中的亲兵首领，地位卑微的小军官，现在都成了帝国的新贵，封公封侯，蹿升到贵族阶层中的顶层。原来的护卫千户朱能封为成国公，小小的指挥佥事张玉被追封为荣国公，两人俱“三世赠王”，这是一个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封赏。封侯封伯者各有十余人。这些人的子孙也享有特权。朝廷原规定，功臣子孙袭职，必须经过考试武艺。皇帝发布了一个饱含感情的告谕说：“朕见到参加考试的功臣子弟，不觉怆然。举义之初，他们的父兄忍饥冒寒，艰苦百战，不幸为国捐躯。今观其子弟皆稚弱，未必熟悉武艺。如果因此而绝其俸禄，何以自存！可令其先袭职，长成后再考试。”这类很有人情味的做法，有力地加深了他与他扶植起来的新贵的感情。朱棣知道，这是他统治的重要基础。

朱棣的有恩必报并不限于那些用得着的人。卑微之辈，他也铭记不忘。他专门下旨，表扬那些在战争中出过力的普通百姓。在北平、保定等地协助燕军守城的妇女，有的运砖运石，有的运水浇城，在守城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朱棣分级给予赏赐。例如，“保定运砖石妇女，每名赏钞一百贯，绢一匹，棉花三斤”。连一个小小的船工，朱棣也念念不忘。渡江之时，为他开船的船工是周小二，仅仅为他服务了不到一个时辰，然而他特命“擢上海县民周小二为巡检，赐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蠲其徭赋三年”。

朱棣深知，他这些带有戏剧性的做法有宣传效果。它们将借助趣闻逸事的形式，迅速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街巷，树立皇帝“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义气形象。必须让广大人民知道，效忠于皇帝必然得到好处，这是一条绝不能动摇的原则，它关系到一个君主统治的稳定性。

对于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遗臣，他也表现出极为宽宏的气度，一律既往不咎。朱棣很清楚“食其禄，任其事”的道理。为了安抚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宫中收藏的千余封奏章一把火烧掉，以表示绝不追究他们反对自己的责任。此举让人大为感动。大部分建文遗臣都很快转变立场，成了永乐帝的鼎力之臣。皇帝利用一切手段，传达“只要站在我这一边，必然前途光明”的重要信息。政治家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道德素质，而在于立场。对那些坚决站在他这一边的人，他如太阳般温暖；而对那些坚决反对他的人，他则比野兽还要凶残。

十二

当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时候，整个明帝国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按照这个社会竭尽全力弘扬的理念，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羞恶廉耻之心。“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现在，一个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愿做篡位者的顺民，无疑是一种屈辱，甚至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于普通老百姓，摆脱这种尴尬很容易，只需要骂一句娘就足够了。说实在的，礼义廉耻更多的是属于大人先生们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然而对于士人，这个问题则生死攸关。对于他们来讲，存在的意义，就是贯彻纲常。为一个篡位者服务，无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杀。因此，朱棣的上台，当然要引起全帝国读书人“利义交战于心中”。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地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于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当然，永远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了保持价值观的完整。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由于没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态相当洒脱。在朝廷之上，他对永乐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铁铉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

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词，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朱棣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不过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后人李清《南渡录》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十三

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不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不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使别人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当局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拊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基雅维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正如马氏所说，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我们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十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第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了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正像马基雅维里所说：“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晋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从永乐元年（1403年），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士人的极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他们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十五

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的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的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残酷的酷吏，作为自己的鹰犬，替自己杀人。“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马基雅维里的这句名言被朱棣运用得出神入化。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赐，都成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们除掉一些潜在的政敌和自己看不惯的大臣，却不落痕迹。每当这些酷吏树敌太多作恶太甚之时，他再毫不犹豫地除之，也算是“为民除害”。上述最为朱棣卖命的酷吏，除郑赐是忧惧而死外，另两人都是被朱棣杀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梅殷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他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对此一直嫉恨于心。永乐三年（1405年）冬的一天，梅殷入朝时，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挤下笪桥（桥名，在南京应天府城内三山门今水西门东北）溺死了。妹妹宁国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闹，朱棣命人严查，遂把故意挤撞驸马的两名锦衣卫军官抓起来要处死。两名军官没想到，为朱棣卖命最后竟然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吵大闹，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梅殷，亲自致哀。满朝大臣和朱棣默契于心，然而大家均行礼如仪，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国政治的又一出经典小品。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特务们，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帝国上下各个阶层，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

朱棣的天下，由此安如磐石。

十六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帝王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声像一杆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名君。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创立引人注目的功业，一半是由于他豪雄阔大的天性，一半是由于显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诸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永乐的行动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他热衷于制造天朝强盛万国来朝的热闹氛围。耗巨资下西洋，用商业利益招徕七个东南亚国王来中国朝觐。他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几次并没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在勉强维持二十二年后，明帝国不得不再次恢复了安南的独立。

明代紫禁城

然而，除了对荣誉的渴求，朱棣的种种铺张举动还有另一层动机。马基雅维里又一次与朱棣不谋而合。他在“君主应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宗明义地说道：“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让人永志不忘，“惊人之举出声望”。马基雅维里说：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结果则又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此一行动和下一行动之间不留一点空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能被利用来反对他”。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数十年的经营为他的一次次大手笔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才华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进行得有声有色。当然，除了制造阴谋和战争，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国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至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朱棣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萎靡不振的孙子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只有像朱棣这样，把东方社会，把东方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琢磨得通透的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并且姿态潇洒。

郑和下西洋海船复原图

偏执症患者：海瑞

一

四十五岁上，鬓角发白的县学教谕海瑞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对许多官场中人来说，得算仕途困顿，然而对于海瑞来说，却是破格提拔。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三十五岁中举，四十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能在四年之内就升为县令，已经让许多人羡慕。

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和现在一样，另类的举动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眼球的集中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自从“笔架先生”的名声传开之后，全省官员都知道了这个脾气有点古怪的正八品小官。

海瑞

那是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察工作，在南平县学官署接见学官。两名副手在海瑞带领下进入大厅，一见到视学，一左一右急趋上前，叩头拜见。海瑞夹在二人中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视学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笔架！”

两跪，夹一站，可不是活脱脱一副山字笔架的模样。视学觉得海瑞是有意轻慢自己，拂袖而去。海瑞认为视学缺乏正气，不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开国之时，帝国就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百年之后，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级，无所不为，跪迎上官早已相习成风。所以，海瑞的这一站就站得惊世骇俗。一下子，“海笔架”的名声在官场上传开了。

“笔架先生”的名声越传越大。道员、学宪、按院先后前来视察，海瑞皆揖而不跪，人们想起了帝国规定，倒也无话可说。这些高级官员的涵养当然非视学可比。他们不但不和海瑞怄气，反倒称赞海瑞恪守礼法，堪为士范。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成了寻常，一旦遵守帝国规定，倒反了常，这怎么得了！一番叹息过后，不少人倒对海瑞有了好感。“另类”行为为他赢得了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任事，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绩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县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摆设，学官们大都敷衍了事，学生们冒名顶替、逃学旷课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后，天天钉在学校里，订出教约十六条，甄别学生年龄、身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狠抓学校纪律，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都称海瑞为“海阎王”，纪律确实大有好转。属下出现了这样的“模范官员”，对每个封疆大吏来说都是件脸上有光的事，于是“巡按监司交章荐之”，海瑞获得了这意外的升迁。

事实证明，虽然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已经整体腐化，但是，官僚集团还是希望并且需要“清官”。虽然大家都在腐化中捞到了好处，然而如果这个社会最终因腐化而崩溃，大家岂不连身家性命都不保，再多好处又有什么用？

而且，刻苦自砺，赢得“直声”，积累一定的声誉资本，也是仕途起步时的一种做法。随着历练增加，人们相信这样的人最终都会融入官场大秩序中去，而且可能比别人混得更“明白”。海瑞的上司无疑也希望海瑞早日历练成熟，在仕途上取得更大成绩，早日回报自己的提拔。

谁也没想到，“海笔架先生”要把这种“另类精神”贯彻到仕途生涯的始终。

海瑞书法

二

琼山海氏是海南望族大户，历来以诗礼传家。史载，海瑞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应是个性很强的家庭叛逆，不务正业，致使家道中落。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全部家庭重任都落到了海瑞母亲，年仅二十八岁的谢氏头上。

孤儿的性格往往是相似的，特别是那些早年丧父的人，母亲们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其严加管教。由于母亲的日夜灌输，他们的道德感比常人要强烈，异常孝顺。王莽、王安石、蒋介石、胡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胡适为例，他四岁丧父，自述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对我说我唯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一旦稍稍贪玩，立刻是一顿痛打，打了之后，又是一场痛哭，哭自己命运的悲惨，守寡的艰难，让屁股疼痛的胡适脸上发烧。在母亲的教诲期望下，胡适小小年纪就成了老夫子，终日苦学。长大以后，终生克己，并且极为孝顺，甚至为母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海瑞的经历如出一辙。只是他的性格较之一般孤儿，尤为刚强固执，甚至不无刚愎色彩，这就要进一步从他母亲身上找原因了。浪子的妻子往往是节妇。海太夫人的严守妇道，刻苦度日，是非常有名的。她“先后苦针裁，营衣食，节费资，督瑞学”，直到海瑞入仕多年之后，还是每天从早忙到晚，不稍歇息。她本是个严厉无生趣的人，加以青年守寡，心态难免有些失常，视儿子如生命，海瑞都三四十岁了，还是和母亲同住一个房间。海瑞在《乞终养疏》中说：“母之待臣，虽年当强壮，日夕相依，不殊襁褓。”

可以想见，谢氏对海瑞要求之严厉。海瑞刚刚懂事，粗识文字的母亲就教他读《孝经》《尚书》《中庸》，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海瑞的童年被取消了。谢氏不许他和别的小孩子一起玩游戏，“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谢氏把死去的丈夫当成反面教材，反复教育海瑞，长大了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叛逆流荡，而务要刻苦勤学，做一个正人君子。

孝经图

海瑞的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融入了血液之中。而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又强化了这些倾向。

在学校里，海瑞是个遵守规矩的模范学生。在《规士文》中，他追忆自己当学生时的情景：“我做小秀才时，见年纪比我大的同学十分恭敬，不敢在旁高声言笑，不敢在班乱序先行。路逢长者，让道一旁；同席年高，叨陪末座。从来没有越礼的时候。”

如此谦恭有礼，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家教良好，更主要的，是一种道德自觉。青年海瑞真诚地折服于儒学揭示的煌煌盛美的天理人道，并且在一举一动中尽力遵循。

儒学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诱惑力的远景理想。对社会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臻于大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

当然，在自我砥砺的路上，你会遇到许多诱惑和挑战，然而，应对这些，只需要一样品质：毅力。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磨炼自己的毅力。在作文《严师教戒》中，他这样拷问自己：将来入仕之后，自己有信心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吗？能坚持住自己的操守吗？会不会出现言行不一？会不会做有愧于心的事？见了高官大人，能保持自尊吗？见了别人鲜衣骏马，能不起羡慕之心吗？“小有得则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达，不能无竞心乎？”生下来时，是清清白白的，死的那一天，能保证自己一尘不染吗？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清白，怎么对得起祖宗天地？

他从自己的一举一动一个念头抓起，要求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偏离圣人的教导。他言必信，行必果，在学校里，就得了“圣人”的称号。

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刚峰”。他希望自己能像海边的岩石一样，在日夜不息的世俗大潮前坚定不移。

天下士人读的都是圣贤之书，为什么读出了那么多乡愿小人？每位帝王都尊崇圣人之道，为什么政治却很少有清明的时候？海瑞真的很奇怪，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只要不折不扣地践行圣人之道，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圣人已经把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交到了读书人手中，人们却弃如敝屣！满世界都是昏昏终日的不幸的愚人！一想到这一点，海瑞就心绪难平。学生海瑞发下宏誓大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接续圣人的火把，再次照亮这一世界！

这个誓愿其实应该很容易达到，秘诀只在于坚持。然而，这一点为什么只有他海瑞知道呢？

三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新任知县海瑞由福建抵达浙江淳安。在奔赴淳安的路上，他又一次背诵了自己做学生时写的《严师教戒》。现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诱惑分明地摆在了自己面前：

入府县而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财帛世界，无能矻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

联想到那么多同窗、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后却无一不变成贪污纳贿的赃官，他不觉悚然而惊。淳安县衙的官椅，将成为拷问他灵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经受这严峻的考验呢？虽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王朝的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帝国俸禄吃饭，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史称，明朝“官俸最薄”。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帝国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一千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然而，再看看各种陋规，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师爷把淳安县政府成员的常例收入列出来看，其中在县令一项下是这样写的：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作为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引每一百引收银一钱，共计五十两……催甲每里银一两。柴薪……每一百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即使不算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诸项收入加起来，每年也约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现值二十万，是工资收入的近二十倍。而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数目应该更为惊人，最低限也在一千两。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两千两，折合人民币现值四十万元，帝国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这些支出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之初明令禁止的。然而，太祖去世以来近二百年，这些常例陋规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帝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的。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

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心了！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风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世俗群然称僻性，称太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称贤士大夫善处事者，或不免乡愿之为。乡愿去大奸恶不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愿。”那些特立独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为害更大。

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做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其中，就包括这低薪制。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海瑞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全世界都默认常例存在，那只能说明全世界都错了。错了就要改过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上任之前，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笔架先生”的名声传播到了全县，大家对这位新县令的怪脾气有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这简直是疯狂，是政治自杀，是天方夜谭！人们估计，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说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

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愣头青的笑话：看他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养活家口，拿什么招待过往官吏，拿什么孝敬上司？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怎么收场？

“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扛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入仕之后，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线头。每天烧饭用柴，都是老仆到山上打来的。有一天，海瑞发现老仆打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仆叫来讯问。老仆不敢隐瞒，只好交代说是街上有人巴结他，替他打好了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给了他五十个铜钱作柴价，回头关上院门把老仆打了一顿。

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

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银子地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招待住宿都是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畏途，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

“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我昨个儿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全会场哄堂大笑。

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

四

把海瑞变成“海怪物”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崇拜的太祖朱元璋。

明朝初年，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居官简朴，为人老实，人称“老实罗”。一天，朱元璋忽然动了念头，要调查“老实罗”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到罗家私访。罗家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房子，“老实罗”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来，着了慌，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老大过意不去，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烂房子！”即刻赏给了城里的一所大邸宅。（吴晗《朱元璋传》）

其实，使“好秀才”不得不住这样烂房子的人正是朱元璋自己。开国初年，正是他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

之所以规定低薪制，一是因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二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明朝的著名清官轩 “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在清官的传上，这种窘状比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贪污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朝对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转化人。

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无济于事。历朝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登峰造极。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也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几乎帝国每个县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举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朱元璋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下，明帝国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十九年里，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在大屠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他先后树立了王升、王兴宗、陶垕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典型，对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并且编了《彰善榜》《圣政记》等宣传材料，广为宣传他们的事迹。严惩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效果如何呢？虽然一时之间贪官似乎大为减少，然而，力度稍稍减弱，贪污又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其实痴迷不醒的，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办法来治理腐败，没有人考虑过制度的合理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

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可以说，上有朱元璋这样愚昧的专制者，下有海瑞这样甘于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国社会滔滔不止的贪黩文化。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作为现在的俸禄标准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在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无处立足。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清官”现象，其实是贪黩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官与贪官相辅相成，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是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但起码不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海瑞任淳安县令之后，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台长官，相当于中央纪检委书记，所到之处，接待的规格本来就很高。况且鄢氏平时即好排场，因此，各地官员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功夫。连吃喝带“土特产”，一个县没有千把银子下不来。鄢氏所到之处，“监司郡邑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携妾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仪从煌赫，道路倾骇”。

鄢氏将过境淳安的消息传来，师爷愁眉紧锁。府员、道员到来你公事公办还则罢了，这一次来的可是部级干部，并且是都御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个小小县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却不信那个邪，面对师爷的劝告，他不耐烦地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即使充军杀头，也不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

他告诉师爷，不必发愁，且看本县如何处置！

他的“处置”就是给鄢部长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发来的公文，知道您将巡视我县。您在公文里说您“素性简朴，不喜承迎”，要各地接待上要简朴，不可铺张浪费，以节省帝国钱财。可是我听您到过的县报告说您所到之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与您在通知中所说的大相径庭。是不是各县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把您的要求当成虚文了呢？

接到了这封信，鄢氏连淳安所属的严州都没有进，绕道而去。严州知府大发雷霆，把海瑞叫到州上拍案大骂了一顿：“你多大一个破官，还反了你了！”知府詈不停口。海瑞唯敛容长跽，无一语辩。

严州知府终于受不了了，浙江官员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他们联起手来，要把海瑞弄走。然而海瑞居官行政，处处以太祖祖制为依据，不逾规矩一步，挑他毛病还真不容易。

这难不倒官场中人。罢不了你的官，我还升不了你的官吗？府道官员联合建议，像海瑞这样的道德高尚的清官，应该晋升到中央去任职。

海瑞的清廉，北京高层时有耳闻。既然浙江省官员也认为海瑞应该升官，那么就提拔他一下吧，也反映出干部选拔中的公正清廉。然而，到北京任职不大合适，既然地方官做得好，还是留在地方做贡献吧。于是三年知县任满，吏部预备提升海瑞任浙江嘉兴府通判。

这一下，弄巧成拙的浙江省官员紧急动员，找到了受海瑞羞辱的鄢懋卿，买通了御史袁淳，网罗罪名弹劾海瑞。经过一番紧张的官场运作，海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一纸调令调出了浙江，转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苦”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历来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然而，海瑞毫无怨言。到了兴国，下车伊始，他就雷厉风行地针对当地大户隐瞒土地严重的状况，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帝国赋税。清丈土地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豪强大户千方百计阻挠，暗地里又用尽手段，买通工作人员，弄虚作假，致使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就在海瑞到兴国一年零八个月，土地清理还没有完成之际，吏部又下来一纸调令，海瑞因“工作出色”，升为户部主事，级别为正六品。很显然，是地方上的乡绅通过地方势力，买通了省里京里，终于把海瑞清除出去了。吏部也认为海瑞这样的人虽然方正，却少变通，看来更适合在条条上工作，而不适于块块。户部主事主要的职掌是各地的财政税收监管工作，实际上不过是签签公文，专业性较强，和其他部门发生关系较少，相对安静。这一回，海瑞应该能够安分工作了吧。

没想到，在这个“相对安静”的岗位上，海瑞却闯了个塌天大祸。

六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任户部主事一年后，海瑞上了那道使他留名千载的“骂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嘉靖皇帝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他个性很强，行事荒唐且固执己见，从不与大臣妥协。他酷爱方术，为了炼出长生不老药，竟然摧残宫女，以获原料。宫女们走投无路，趁他睡着之时，企图用丝带勒死他，然而慌张中丝带打成死结，嘉靖得以大难不死，此为明史上有名的“宫婢之变”。然而，他并没有从此事中汲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干脆搬出皇宫，不再上朝，专心修炼。大臣们起初也曾拼死相争，然而争不过这位“性刚”的皇帝。要知道，这位皇帝即位之初曾一怒之下廷杖一百八十人，其中十七人被活活打死。在多人被罢官免职甚至处以重刑之后，非议皇帝的声音消失了，“无敢言时政者”。更多的大臣投皇帝所好，向皇帝献祥瑞，写给皇帝作法用的青词，朝廷中弥漫着一股请仙设坛的香烟味道。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

然而，海瑞进京了，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注定要被打破。他做地方官时，天高皇帝远，无缘关心朝廷之事。而现在，来到了帝国的政治中心，关于皇帝无道、朝政日非的桩桩件件呈现在他面前。他的道德观、责任感使他无法保持沉默。海瑞只认天理，不认形势。皇帝“性刚”，他的“性”更刚。皇帝无道，臣子直言，这对海瑞来说，就像左右手各有五指那样简单。

当然，海瑞并非不懂世事之人。他完全知道这封奏疏的后果，那可不仅仅是丢官罢职，很有可能是杀身之祸。纵然自己甘于舍生取义，堂上还有八十岁的老母，膝下尚且空虚，作为海家的单传之子，无后之罪尤大。

这应该说是海瑞入京一年后才递上这道奏疏的原因。关于海瑞的这一段彷徨犹豫，从来没有史家提及。然而，可以想见，这定然是海瑞一生中“天理人欲”“交战胸中”最激烈、最残酷、最旷日持久的一次。通观海瑞一生，性格火暴易于冲动的他还没有哪一次抉择进行得这样艰难。

海瑞的京官做得实在是不容易。首先是每天的工作大都是虚应故事，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坐在办事堂上，大部分时间白白浪费。回想起来，他还是留恋在县里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日子。再一个，他和同僚们也处不来。这些人都是些混日子的高手，一杯清茶泡上，他们就开始扯闲话，东西南北，天上地下。海瑞从来插不上话，总是在一边落落寡合。其实他是打心眼儿里讨厌这些人。办事的时候，他们是油滑惯了，顺水推舟送人情，该办不办吃要拿，而海瑞则坚持必须按规定来。所以，许多环节到海瑞这里就卡住了。渐渐地，海瑞就变得非常孤立。

正是在做京官的日子里，海瑞对帝国的政治状况有了整体性的了解。这个帝国已经整体腐烂掉了。在他看来，问题的根子出在皇帝，解决的办法也自然在皇帝。皇帝为天下之本，是天下之表率。“一人正，天下无不正。”

历来谈到海瑞上书，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海瑞直言皇帝无道一段，“嘉靖者，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屡屡被人引用，而很少有人注意奏折最后一段里面的话：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如果不读这一段，就不能读懂海瑞，也不能读懂嘉靖皇帝对海瑞的优柔态度。在这一段里，海瑞向嘉靖帝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人的精神决定一切，天下治乱，只在皇帝一念之间。只要皇帝一振作起来，按圣人之言去处理每一件事，那么天下很快就会变成传说中的大同盛世，百姓很快就会安居乐业，皇帝也自然成为尧舜那样的伟大帝王。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海瑞一生，也支撑着中华民族度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海瑞这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得烂漫，天真得透明，天真得让人无法不感动。嘉靖皇帝之所以不杀海瑞，就是因为从这些文字中看到了海瑞的真诚，看到了海瑞高举着的一颗拳拳之心。海瑞写此疏，并不是为了泄愤，也不是为了沽名，他是实实在在地为了皇帝为了天下。他骂得激烈，是因为他爱得深沉。海瑞所言，其实在皇帝看来，也是完全符合圣人之道，气势滔滔，不容辩驳。所以，皇帝的反应才这样矛盾：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童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

嘉靖把海瑞关进监狱里，却一直下不了决心杀掉。

七

《明史·海瑞传》中，最富戏剧性的描写无过于下一段了：

海瑞在狱中等死。一日，牢子给他送来了一席丰盛的酒席。他以为明日要行刑了，遂开怀大嚼，神态自若。吃完了，牢子问他：“知道为什么送先生酒席吗？”海瑞说：“想让我当饱死鬼吧。”牢子说：“错了，皇帝今天驾崩了，先生您要出狱了，而且早晚得大用！”海瑞闻听，“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第一次读《海瑞传》至此处，深觉不可理解，以海瑞六品之微，可能连皇帝天颜都没见过，哪里来这样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哭昏在地？当时只觉得海瑞矫情做作。

然而，随着对中国士人心理了解的加深，我“理解”了海瑞。君为政本，从伦理上讲，君臣重于父子。旧时代的士人对皇帝，真有一种如夫如父的感觉。忠君观念的进一步演化，变成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恋君情结。“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其心理真像失恋的状态。而孟子则认为恋君是人的一种本能：“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人小的时候，爱自己的父母；长大了，则爱女人；而入仕之后，就会爱君主，如果君主没有注意到自己，就会因单相思而受煎熬，是所谓“热中”。海瑞怒皇帝的无道是真实的，哀皇帝的崩逝也是真实的。在海瑞心里，皇帝就是他的“天”，他的主人，他生活的目标，他无条件尽忠的对象，他的希望所在。不管皇帝如何对待臣子，从伦理上讲，都是恩典，臣子唯有欢喜承受，不应有丝毫怨言。忠君观念由于不断内化，在海瑞心里达到了高度情愫化的境界，以至超越了理智的范围，喷涌为感情的激流。皇帝去世，于他，就是儿子失去了父亲，立马失去了主人，怎么能不有恸于心？

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隆庆皇帝朱载垕登基。每一任新皇帝上台，王朝总会有一段短暂的振作期。皇帝早就听说了海瑞的大名，对这个骨鲠之臣倾慕已久。在即位的当天，就释放了海瑞。不久，在内阁首辅徐阶的推荐下，又一年三迁，升为大理寺左丞。海瑞遇到了政治生涯上最温暖的一个春天。

度过了狱中十月，复出的海瑞已经今非昔比。他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的海瑞，已经不复是当年那个让人嘲笑的“海笔架”。他一骂成名，举国皆知，从一个部门里默默无闻的古怪小官僚变成了代表社会正义的楷模。在狱中的时候，就有官员不顾生命危险为他鸣冤，嘉靖皇帝一去世，重用海瑞的呼声日高。人们已经把海瑞当成了这个黑暗乱世中唯一的光亮，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谁都无法不正视这个政治现实：海瑞已经成了一面旗帜，一种象征，成了帝国政治清流力量的总代表。

隆庆三年（1569年），在徐阶的推荐下，海瑞被任命为位高权重的应天巡抚，登上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应天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辖地包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等十余府，“赋甲天下”，“仕宦之渊薮也”，朝廷里的许多高级官员的家乡都是这里，包括首辅徐阶。由于吏治不清，贪污的风气最盛，积累的问题也最多。徐阶希望海瑞能够凭其一身正气，刹刹此地的歪风，收拾一下混乱的局面，为新一任朝廷班子创造出些令人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虽然须发斑白，虽然受过多次挫折，“海青天”五十六岁的棱棱风骨没有丝毫改变，“刚峰”一如其刚。听到任命，立刻轻车简从，迅速赴任。

徐阶

海瑞的行车尚未出北京，应天地区已经人心骚然。官员、乡绅、士子、平民，有兴奋者，有盼望者，有失望者，有恐惧者。无论如何，人们都意识到，这个人的到来，一定会引起应天地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那些对海瑞行政作风早有耳闻的人纷纷提前行动，“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那些贪名卓著的人干脆辞官而去，免得受到新任巡抚的惩处。豪门大户，把自己的红漆大门刷上了黑漆。在应天监管皇室织造事务的太监，原来坐八抬大轿，现在也改坐了四人抬的小轿。

贪污者闻风而逃可以理解，不过，海瑞的到来，关大门和轿子什么事呢？

在专制社会，百姓如何穿衣戴帽都必须由专制者来做主。在海瑞眼里，在明朝读书人眼里，大门、轿子，包括衣服、宅第，并非小事，而是关乎“贵贱”的大节。朱元璋说：“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明朝开国之初，他就用相当大的精力制定了帝国人民的房舍衣冠制度，规定十分详尽。具体到几品官可用红漆大门，几品官可坐八抬大轿，在明太祖的诏令里规定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社会富庶，纪纲废弛，人们把这些烦琐的规定几乎忘了。然而，海瑞的到来，却让大家悚然惊醒，自己原来是生活在错误和罪孽之中。坐在南下的小车上，海瑞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没想到在有生之年，他终于遇到了明主，遇到了贤相，终于成了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且所辖是帝国最重要的一个地区。他在乎的倒不是官位的升迁，而是终于有了全面施展自己政治理想的空间。他平生所学所思，终于可以充分体现在政治当中，他变天下风俗，致皇帝尧舜的梦想真的有可能实现。他怎么能不激动！

海瑞的行政方针非常简单，那就是，按太祖的规矩办。还没有到应天，他就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执政方针：

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变旧。

就是说，要全面恢复旧法，坚决不向人的惰性妥协。只要严格按祖宗的规定去办，则“天下无不定，万事无不理”。

他决心竭尽全力，排除任何艰难险阻，把应天治理得海晏河清，给全天下官员做个榜样。如果应天治理好了，那么，必然会影响帝国其他地方，各地都会借鉴他的经验，那样，整个天下大治，岂不指日可待了吗？在他看来，做到这些，其实只需要一个字，就是“刚”。虽然还没有踏上应天地面，但凭多年的遭遇和经验，他知道，他遇到的将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然而，他对自己的“刚”有充分的信心。

在他看来，现在天下之所以这样千疮百孔，正是少了一个“刚”字。“我朝公卿稍陟高位，便是全然模棱养望，因因循循，度日保官。”“今天下事靡靡不立，病坐当事人因循苟且，日挨一日。”只有守住“刚”字诀，“虽千万人吾往矣”，则一定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毅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真理已经昭示。

海瑞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时间过去近二百年，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明初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海瑞的原则就是对新规则一律“更张”，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海瑞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脆败。王安石如此，海瑞如此，康有为也如此。

隆庆三年（1569年）七月二十二，海瑞单车入巡抚官署。当天颁布了《督抚条约》三十五条，详细规定了应天府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详细琐碎、严格刻板与朱元璋《皇明祖训》如出一辙。这三十五项的要点为：

巡抚出巡，禁止各地迎送，禁止装修招待房舍。

明确规定各级官员见巡抚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禁止大吃大喝，制定饮食标准。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银二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可供应鹅及酒。

禁止百姓穿奇装异服。

禁非礼之费，禁请托，禁给过往官员送礼，禁过往官员扰取更夫，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

林林总总，三十五禁。其他大员上任之后，也会定一些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但多数是用来做样子的。独海瑞的规定，写到纸上，就等于已经实行了。一纸政令下达，整个应天地区的政治风气为之一变。各级官员的用车、住房都按规定重新安排，接待费用大大降低，大吃大喝风顿时刹住。行政经费大幅压缩，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一时间，百姓称颂“海青天”之声不绝于耳。

海瑞就任后的第二个举动，是兴修水利工程，解决吴淞江、白茆塘多年的水患问题。和现在一样，进行工程建设的最大难题在于资金来源。申请上去了，朝廷迟迟不批复，批复了，拨款又极为有限。这也是这项工程每年都有人倡议，却从来没有开工的原因。海瑞一趟趟跑中央，跑各部，跑邻近地区，要立项，要政策，要支援。东挪西借，终于弥补了资金缺口。海瑞带领下属，整天泡在工地上，有问题，现场解决。

海瑞终不愧是海瑞。一个开始时人人持怀疑态度的大工程在他的钉子精神下竟然迅速成功，效益非常明显，清浚出来的土地安置了十三万灾民。消息上达，朝廷特予以表彰。原来那些准备看海瑞热闹的人，也不得不服气了。

前两把火烧得漂漂亮亮，接下来海瑞就要动手处理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王朝末叶，土地兼并问题必然成为社会的毒瘤，并最终置王朝于死地。可以说，这一问题关系着大明朝的生死存亡。具体到应天地区，由于官员可以免除赋税，一人中举入仕，就会有许多人“投献土地”，加之巧取豪夺，土地兼并现象更为严重。富者田地动辄数万亩，而约有一半的农民没有土地，流徙各地，生活极为困苦。

土地可以说是一切问题的终点，是个死结。然而，任何问题在海瑞那里都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在明朝开国初年，就已经存在土地投献现象。太祖规定：“诸人不得于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土。”“事发到官，全家抄没。”海瑞虽然没有生杀权，但是可以按规定要求富户退田。海瑞发布公告，勒令富户退回贫民投献的田地，以使流民有生息之所。公告说：

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令民各自实田，凡侵夺及受献者还原主。

公告中涉及“阁老尚书”四字，是海瑞政治生涯的一大关键，不可不解释几句。明朝，由于废除丞相制，人们一般尊称内阁成员及各部尚书为相，又称内阁首辅为“阁老”。海瑞公告中的阁老，指的就是他政治上的恩人徐阶。

原来，就在把海瑞派出任巡抚不久，徐阶就在中央高级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退休，回到了江南老家，成为海瑞管辖下的一名乡绅。斗争的胜利者高拱，继任为内阁首辅，掌握了朝廷大权。

仕途中人最重提拔之恩，最重编织关系网。按官场逻辑判断，徐阶对海瑞恩重如山，海瑞对徐阶应该唯命是从。可是海瑞是个从来不按官场规则出牌的另类人物，他从来不承认什么人之常情、理之必然，什么潜规则、不成文法。他只认圣人的教条。他觉得徐阶当初提拔他，是为国选才，并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私恩。所以，既然在他的治下，他就必然一视同仁，别人退田，你徐阶也得退，而且要带头退。所以海瑞在公告里特意加了一句“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就是为了打破那些指望徐阶为他们出头的观望派的希望。

海瑞觉得徐阶应该能理解他的做法。

然而，徐阶不能理解。公告发到之日，徐阶大吃一惊。自认为对海瑞有相当了解的徐阶没想到这个结果。海瑞不但不念旧恩，反而先拿他开刀。虽然性格耿介吧，虽然清廉脱俗吧，但有恩当报这个道理还不懂吗？到现在，徐阶才知道自己看错了人。

生气归生气，然而徐阶是何等人物。他知道海瑞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高拱。勒令富户退田，这样大的举动海瑞是不可能做主的，必须得高拱批准。以高拱的世事洞明，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举动必然失败。因为你禁止大吃大喝，禁止楼堂馆所，这些都行得通，有阻力也好排除。但土地是人的命根子，想在这上面动刀，简直是痴人说梦！涉及人们的根本利益，被逼到绝路上的人们迸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应天府大户在朝中都有根子，举朝反对，这种力量迟早会使退田令失败。既然事实如此清楚，高拱为什么还要批准推行呢？原来应天一地，他徐阶田地最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高拱此举，就是要借海瑞之手，收拾他徐阶，让他在退休之后也逃不过这个巨大难堪。高拱这个算盘打得实在是太精了。如果海瑞念旧情，放徐阶一马，人们攀附徐阶，退田令必然失败，徐阶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众议的目标。如果海瑞对徐阶动了真格的，那么昔日徐阁老现在就得忍受切肤之痛，损失大半田产。而且，退田令最终会在应天激起巨大的反对力量，足以把海瑞掀翻。这样，也就顺带收拾了这个难以对付的政治麻烦海瑞。毕竟海瑞当初是徐阶提拔起来的，不是他高拱的人。

好阴毒的一箭双雕之计！不过他徐阶不会上当。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之计，只有咬咬牙割肉，退掉一部分田地，使风头不要集中到自己这里，让别人去出头反对海瑞。

于是，与众豪强大户的期望相反，徐阶并没有抵制海瑞，而是主动退出了全部地产的十分之一，一万两千两百亩。消息一出，全区震动。谁也没想到海瑞有这样大的威力，也没想到徐阁老这样软弱。一万多亩地呀，徐家世代积累，一朝被海瑞砍下。这下，许多原本想指望徐阁老为他们出头的人没了指望，而贫民受此消息鼓舞，纷纷到衙门要求退田。海瑞的巡抚衙门一开，状书动盈千纸，一时之间，整个应天地面天翻地覆。看来，海瑞拿徐阶开刀开对了，第三把火开了个好头。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启动了退田程序后，海瑞仍然不买徐阁老的账。他公然下文，要徐阁老至少退掉“过半”的地，就是说最少得退掉六万亩土地。

本以为只为了敲山震虎，谁也没想到海瑞会这样较真，包括徐阶。所有人都惊呆了，看事态怎么样发展。

九

清醒了之后，徐阶托人告诉海瑞：让他再退地，没有可能了。他这才知道海瑞的难缠，所有的政治智慧、政治规则到他这儿都不管用了，看来只有一个办法：硬着头皮顶住，看他海瑞还真能拿了他去坐大牢吗？

海瑞也自有海瑞的做法。他给徐阶写了一封信，用他一贯的做法，做徐阶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觉得别人觉悟低可以理解，你一个做过高级干部并且位居首辅的人怎么会没有觉悟呢？圣人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我就不相信我开导不了你，不能唤醒你的良知：

昔人改父之政，七星之金，须臾而散。公以父改子，何所不可。

并且多次去徐阶家，当面做他的工作。按海瑞的逻辑，他觉得这是在救徐阶，从根本上说是为徐阶好。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了这件事：

存翁（徐阶）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之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

海瑞说，他的做法是为徐阶做长远打算。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如果这样积累田产，败坏道德，徐阶迟早会吃更大苦头。然而，徐阶这回是花岗岩脑袋，不为所动了。他知道再退下去，一生的积累就付诸东流。老丞相此时也实在狼狈了。在海瑞的支持下，那些要求退田的贫民成天围着徐阶的宅第游行示威，大声呼号，弄得徐阶简直痛不欲生。

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徐阶）之第，前后左右，日不下千余人。徐人计无所出，第取自泥粪贮积于厅，见拥入者，辄泼污之。

贫民千人要拥入徐家算账，徐阶无法，只好令担了几担粪放在大厅里，见人进来，就往他们身上泼。谁能想到，昔日的首辅今天居然只好出此下策！

没有办法，徐阶只好放下架子请和了。

不过，他并不是向海瑞请和。他知道海瑞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他向当朝首辅高拱发出了降表，表示了自己的悔意，表示在政治斗争中彻底认输，表示以后不再纠集势力谋求东山再起。

高拱笑了。他的目的圆满达到了。既然对手败得这样惨，他也就大度起来。他幡然一变脸，对徐阶笑脸相迎，给徐氏回了一封信，表示前嫌尽释，希望徐氏今后多捧他的场。然后，他又轻轻暗示，他也觉得海瑞做得太过分了，不过他作为当朝宰相，没法直接出手。在海瑞修吴淞江后，他的政治声望达到了顶点，朝廷上一片称颂之声。然而，在退田令开始后，官场静下来了，赞扬海瑞的声音消失了，不少人已经蠢蠢欲动，要扳倒海瑞，只是摸不准高拱的心思，不敢贸然动手。

徐氏对这些政治暗语当然一读就懂。得了高拱指示，他立刻利用自己的故旧，找御史奏了海瑞一本。高拱在奏本上批准同意。海瑞被取消巡抚衔，调任南京总督粮储。于是，海瑞最风光的一段政治生涯就干脆利索地结束了！

十

海瑞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他正兴致勃勃地推行他的宏大计划，“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正调动全部精力和应天府的豪绅大户们作战时，没想到，后面射来的一支冷箭，轻轻地取走了他的政治生命，粉碎了他的全部政治梦想。

海瑞不知道，像他这样不明白游戏规则的人，只会被高明的玩家当作一枚冲锋陷阵的特殊棋子，发挥完作用之后，被抛弃是必然的命运。清官注定不能进入政治主流，无法引导政治航向。

海瑞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他开始是震惊，然后是迷惘，最后是愤怒。至刚者不屈，海瑞不会容忍任何对他名誉性的安排，他提笔给皇帝写了一封辞职信：“臣曾说过当今天下诸臣全犯了因循苟且之病。皇上虽然有锐然求治之心，群臣却绝无毅然任事之念。互相掣肘，互相排挤，还动不动就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帝国才败坏如此。”一旦提起笔，海瑞胸中的愤怒、委屈、埋怨就忍不住喷发出来，辞职信变成了政论书。在这封海瑞平生中第二有名的信中，海瑞第一次向皇帝陈述了他的政治理想：

臣尚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

这样的话，只有海瑞才说得出来。欲以一人之力，挡住天下滔滔既倒之狂澜。把自己作为标准，使全社会人向自己看齐，以挽救社会道德的败坏。这是何等的“狂妄”！整个中国，只有最浪漫的诗人李白和最天真的官僚海瑞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然而，这两句话却是解读海瑞一生为人行事的关键。没有这样“狂妄”的理想做支撑，无法想象海瑞能忍受住常人无法忍受的压力，特立独行到现在。

然而，这个理想，是扑火的飞蛾的理想。那些庸人凭自己的本能，一眼就能看出这理想的虚妄，只有单纯的海瑞，终生不悟。

虽然辞职而去，海瑞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的政治措施没有一点错误，不可更改。他说：“臣再有一言：臣在任上的所作所为，都是倾听百姓的呼声，恪守祖宗成法，万不可改。”他再一次把愤怒指向了群臣，举朝官员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是他下意识中一直存在的意念，今天他直抒胸臆：“请皇帝鞭策全体大臣，不得像以前那样应付差事，必须仰皇上求治之心，认真办事。凡事就怕认真，只有认真才能救今日之弊。九分之真，一分放过，就不是认真！更何况半真半假！”奏折的最后一段，再一次典型地体现了海瑞的风格：“如果大臣们认为我说的是错的，那这个大臣必然是庸臣！《诗经》说：勿听妇人之言。如今，全朝廷的大小臣工都是妇人，他们的话，皇上不听可也！如果这样，帝国大幸，愚臣我大幸！”

痛快淋漓地骂完了满朝大臣，海瑞挂冠而去。他对朋友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从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别是一种人物矣。”

事实证明，道学家海瑞是古今所有清官中最有个性的一个。只有他，敢公然辱骂所有朝臣。而朝廷虽然震怒，一时之间却无法处置海瑞，只是在批文中淡淡地说：“今乃词称请归，意甚怏愤。且固执偏见，是己非人，殊失大臣之体。但本官已奉钦依照旧候用，无容别议。”

被称为妇人的朝臣们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在辩论上，他们不是海瑞的对手。

十一

做了九个月巡抚的海瑞买舟南下，飘然回到了老家海南。以挂冠时的潇洒决绝，人们以为他从此可能要从道学家变成林下人物，归隐于老庄门下了。

然而，海瑞却没有进入海南的椰林。儒家教育早已经把他定型，注定他跳不出这个藩篱。他在老家买了一所小小院落，在院里开荒，堂前种树，图书满室，堂上却挂上“忠孝”二字大匾，遇人则讲道学，讲如何破荣辱关，破生死关。遇到地方官来访，则喋喋不休，讲民间疾苦，问解决办法。从海瑞家出来，人们不得不说，此老风骨，一毫未变。

对于海瑞来说，读书修身就是为了入世济民。闲居在家，看上去潇洒自在，其实海瑞的心是十分痛苦的。仕途是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如果不能为世所用，那么他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归隐田里，其实海瑞还是日日期待着有复出的那一天。况且，朝廷批准他辞职的圣旨中有云：“奉钦依照旧候用。”如果一遇挫折，就愤然出世独立，独善其身，那不是圣人之徒的做法。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突然中风去世，十岁的神宗即位。朝中政局风云突变，高拱在政治斗争中被张居正掀翻，明朝最有能力的大臣之一张居正继任为首辅。

闲居两年的海瑞，以为自己的另一个政治春天要来到了。因为这个张居正是翰林出身，饱学之士，学问相当精醇，是海瑞的同道，有着推行圣人之学的共同志向。况且，海瑞辞职后，时任阁臣的张居正还写来一封信，对海瑞表示同情：

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

信写得很真诚也很聪明。身为内阁成员，他却不能为海瑞说上什么话，真是惭愧呀！为什么身为内阁成员却没有发言权呢？那自然是因为高拱的跋扈。所以，矛盾在于高拱，与他张居正无干。

那么，这次张居正上台了，应该起用他海瑞了吧。海瑞日日等待着北京的消息。

迟迟没有动静。

向来趋左的言官们坐不住了，他们上书，要求起用海瑞。张居正在书上批道：

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

海瑞的品质无可怀疑，然而办事不能通达。这样的人只能享受名誉上的尊重，不能任为实职。

虽然同为圣人之徒，张居正为人行事却与海瑞大有不同。张居正既能侃侃而谈圣人之言，又能精通中国社会表面秩序下的真正规则，并且运用精熟。他没有徐阶的天真，认为海瑞能够为他的班子建立政绩，也没有高拱的阴险，想用海瑞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不能用海瑞。

直到这时，海瑞才知道自己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原来，他虽然忠诚骨鲠，时时刻刻遵守圣人之道，可是却只能“坐镇雅俗”，做个政治摆设。原因就在于他不肯“通方”，不肯做“乡愿”，不肯向这个世界妥协。

有生以来，海瑞第一次产生了怀疑：错了的，到底是世界还是自己？

十二

海瑞的陋舍来人越来越少，他经常终日闭门，靠一卷书打发整日的时光。除此之外，他找不到任何快乐。他没有儿子，不能享受课子的天伦之乐。他没有业余爱好，对琴棋书画都没有兴趣。“山水诸癖，一无所好。”海南的美景对他像不存在一样。日复一日，海瑞真的老了，皱纹爬满了他的瘦脸，胡须根根白得透明。

失望、愤懑渐渐积满了胸膛。看来自己的一生，只能这样过去了。曾经有过的梦想，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点可笑。为什么一生奋斗、刻苦，不惜生命来践履圣人之学，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呢？海瑞有时也会想起这个问题，但是他永远想不明白。

应该是自己努力得还不够吧！那么，唯一的办法是继续深研性理。然而，年老体衰，智力日减，看来，今生得正果的希望越来越小。进入晚年的海瑞，日渐沉入浓重的灰色之中。

十三

不知不觉，一转眼，时间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人亡政息，在台上永远正确的张居正现在处处错误了。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初十，亲政的万历皇帝下旨，起佥都御史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三月，又升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

这一年，海瑞已经七十二岁了。孔子七十而不逾矩，他的忠实学生海瑞是否也因为一生的挫折和十几年的反思而变得聪明了呢？是否像朝廷所期望的那样“平气虚心，正直而济以中和，刚方而文以礼乐。扩包荒之度，毋狃意见之偏”，而“将来之建立必有胜于今日”呢？

人们期待着海瑞的再次亮相。

诏书一下，海瑞即刻打点衣物，准备启程。有人劝他要拿拿架子：朝廷让他委屈了这么多年，怎么能一召即起呢？起码得推辞一两次。海瑞不以为然：“主上行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区区虚袭，奚取焉！”遂起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了十六年，海瑞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政治春天。

还是海瑞一贯的风格。“自琼台至蚬岗，家仆皆徒步。有一小童，亦只携附前舆，不与马。又自五羊至上新，唯坐一小船，寂寂过，多无知者。”

然而，毕竟久经风霜摧折，七十二岁的海瑞确实少了十六年前的自信。海瑞的心里，既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欣喜，也有“即从巴峡穿巫峡”的急切，更有政治风云留下的重重阴影。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人情世态，见知于一时，焉保有终于后日？汉魏桓谓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

似乎少了一份明朗，多了一些沧桑。

说是这么说，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时的激愤之语，一旦做起事来，海瑞的风格仍是控制不住的火暴。

海瑞上任后，立刻接到百姓对五城兵马司到处敲诈勒索、强行摊派的控告。所谓五城兵马司，乃是南京城内的治安队，自然成为腐败的高发地带。海瑞决心拿这里开刀。他发布告示说：“五城兵马司官吏，如狼之贪，如虎之猛，敲诈百姓的膏血，用来迎合上官，自己贪污。各街巷的人，如果被五城兵马司侵扰，可以放胆到我这里来告，本官定为你们做主！做老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有冤不告，冤何时止？”

一纸告示下达，朝廷明白了，海瑞还是那个海瑞，丝毫未变。“海青天”依然像以前那样强硬如钢，岁月不但没有使他的性格里增加一点弹性，反而使他老而弥坚，老而弥辣。

海瑞还是没有弄明白官场里的利益规则，他不知道动了五城兵马司，就等于动了南京兵部，就等于动了整个南京的官僚网。虽然五城兵马司仅为六品衙门，却是可以通天的重要部门。他以为自己以副部级侍郎之威，一个号令就可以解决问题，实在是太天真了。

不仅如此，不久之后，海瑞又上书皇帝，对朝廷吏治表示极大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为非如此，官场风气无法好转。

理所当然，海瑞吏部右侍郎的椅子还没有坐热，一纸调令下达，升右侍郎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又一次明升实降。原来，“南京为养望地，官号吏隐。右都虽长御史，称独坐，然于诸御史无所短长也，取相引为尊重，他吏治民事无相关者。稍积望岁月，且迁北矣。即京中人从来未知右都御史为谁氏”。

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表示对太祖的尊重，在南京设了一系列官职，然而大多有官无职。右都御史更是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名位虽高，实际上什么事也管不了。年轻的万历皇帝在召来海瑞不久就后悔自己年轻没经验，犯了个错误。他现在终于明白张居正为什么不起用海瑞了。

十四

也许是人老了，海瑞终于尝到了灰心的滋味。失望和绝望是不同的，在人生末路上，绝望就意味着对自己一生努力的否定。他终于发现他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他给梁云龙的信中说：“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

一生的雄心壮志终于消泯，他现在可以基本判定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这一生，他吃了常人所不能吃的苦，承受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放弃了人生的诸多乐趣。他把自己活生生的生命轧榨成了一块顽石，却没有做成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洪水轻易地把他从一个角落冲到了另一个角落。

他一道又一道上辞呈，希望尽快摆脱污浊的官场。皇帝却一次又一次拒绝。皇帝欣赏海瑞的品格，佩服海瑞的勇气，赞美海瑞的清廉。他可不想承担放逐清官的骂名。有这么一个将来可以留名千古的清官在自己的时代，是朝廷的光荣，也是他这个皇帝的光荣。

既然不能求去，海瑞只好做起他的右都御史。只要做了，他就不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学不会敷衍了事，学不会表面文章。本来，右都御史只是名义上的尊称，习惯上，在南京御史台并不管实事，与众御史其实“无所短长”。整个南京御史台甚至都不怎么上班，右都御史更时常经月不见一面。

然而，海瑞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御史的职责就是纪律检查，自然应该做百官的表率，在这一点上，南京御史和北京御史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纪律，要求所有御史都得上班。

海瑞每天早早就到御史衙门，谁上班迟到了，立刻罚俸。御史们其实没有公事可办，也得一天天在堂上坐着。

南京御史纪律松弛惯了，违法乱纪是寻常之事。海瑞一旦发现，定然严惩不贷。御史陈海楼的家人到市场上用官员红票买米，只付给一半价钱。这其实是当地官场的惯例，海瑞得知后，将其家人责打三十大板，并且戴上大枷，放在衙门口示众。

有一位御史生日之时，在家大摆宴席，请了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海瑞找出太祖定下的规矩：“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毫不留情地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

其实，海瑞也知道没有必要做得这样严厉、这样苛刻。他也知道这样会招来人们的反感、厌恶、痛恨。

他要的就是人们的反感、厌恶、痛恨。他要让人们知道，虽然你们把我挤到这样一个闲职，我一样能让你们不舒服！越是老了，越是受人排挤，他的官做得越是毒辣，越是矫刻，越是放肆。这里面，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在。

南京的御史们不堪其苦。虽然弹劾海瑞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举动，他们也不得不为之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御史房寰弹劾海瑞：“谓其莅官无一善状，唯务诈诞以夸人，一言一动无不为士论所嗤笑。妄引剥皮实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

皇帝批复：“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皇帝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原来，清官们是不适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的。但是他们适于“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也就是说，做一块官场的门面，用来装点朝廷，用来让大家学习其精神。

精神可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

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厕所窗台上的一盆塑料花。

十五

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端，视为魔鬼的同时，在民间，海瑞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是传奇式的大英雄。

明人张萱《疑耀·司马文正海忠介》载：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进入南京那天，老百姓都拥到街上，“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老百姓每天到海瑞宅第求见的络绎不绝。有的百姓进来后，并无事相求。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愿一见海爷相貌耳”。

南京流传着许多关于海瑞的传说。有一天，大家都传说北京押解来一个“木妖神”。原来，有一天皇帝在御花园，此妖神作祟，皇帝举诸大臣名来压这个妖神，妖神皆不惧，唯云送南京海某处，则无声。遂解来。

林林总总的传说不一而足，在海瑞上下班的路上，每天都会有人专门等候，希望能在海瑞掀起轿帘的时候看一眼他的真容。“海瑞”这两个字，已经成了一种符咒，被用来诅咒一世的贪官。在南京市井，甚至有一种专门以海瑞惩贪为题材的评书，听者如堵。

海瑞已经成了一个偶像，正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的海瑞，却已经心如死灰。他憎恨这个荒谬的世界，他每天都在盼着死亡的到来。

十六

海瑞终于死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冬十月十四，病故于南京。

“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钱，犹扣回。”兵部送的柴火多了一些，他如数退回。“病不药。”拒医而死。“无一语及身后事。”不但没有大臣们例有的遗疏，甚至连一句遗言也不留。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无话可说。

像每个清官的身后一样，史书照例要花些笔墨描写一下他身后的清贫。“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

有更详细的记载说：“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纱、葛各一。”

消息传出，整个大明官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麻烦制造者终于消失了，人们不必再绷紧神经。海瑞终于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神龛。各种典礼隆重举行，海瑞的尸体被涂上一层又一层金粉，制成金光灿灿的木乃伊。在忙忙碌碌中，大家有一种欢庆的意味。上闻之，辍朝悼伤，遣吏部左侍郎沈鲤谕祭，祭词之溢美，无以复加：

惟尔高标绝俗，直道禔躬。视斯民犹己饥寒，耻厥辟不为尧舜。矢孤忠而叩阙，抗言争日月之光；出百死而登朝，揽辔励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废，乃浃岁而三迁。岩石具瞻，卓尔旧京之望；素丝无染，褒然先进之风……若金在冶，虽百炼而愈坚；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

礼部议谥，请赐忠介，赠太子太保。谕江浙地方为海瑞建专祠，春秋享祀。在海瑞的家乡琼州府城小北阂外建专祠，与宋苏文忠公、明丘文庄公，称三公祠。无数官员在海瑞祠写下了一篇篇纪念文章，把所有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语都给了海瑞：

公之秉节，素丝羔羊，岁寒松柏，烈日秋霜。公之丰仪，野鹤昂藏，明珠南海，翡翠越裳。……位禄名寿，公俱克全。千秋不朽，含笑九原。……

慷慨片言，世争传其谏草；崎岖百死，天亦鉴其精忠。……既升

华于九列，旋建节于三吴。忠矢清霜，每为民而任怨；几先介石，亦因毁而得名。……

十七

从现有资料上，我们可以判断海瑞有强迫－强制型人格障碍。

在强迫－强制型人格障碍患者的心目中，世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体系，任何行为，都要按照规矩一丝不苟地进行，有一点偏差就会心里长久不安。他有着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能容忍有瑕疵的事物存在于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这样的人行为刻板，对自己和他人要求过于严格，沉溺于职责、义务与道德规范，无业余爱好。

海瑞几乎符合以上所有标准。儒家思想提供的静态理想化社会图景正好满足了他秩序化世界的心理需要，而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万世家法为这种理想化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操作依据。

海瑞的楷书学的是柳体，瘦骨嶙峋，拘拘然一丝不苟。这正像他的性格，认真到了极点。在辞职信中，他说自己做事：“不求合俗，事必认真。九分之真，一分放过，不谓之真。”就是说，他要的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

这是典型的强迫－强制型心理障碍症状。

海瑞没有业余爱好，没有什么朋友。他有强烈的完美主义心理，凡事均要求十全十美。他对助手总是百般挑剔，强烈要求别人严格地按他的标准做事，对鸡毛蒜皮的事也不放过。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海瑞会一连后悔好几天，总也不能释怀。事实上，即使一件事他做得很好，他也不会满意，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也就是说，海瑞在工作中得不到乐趣。

《吴郡名贤图传赞》中的海瑞像，是一个又干又皱的老头，嘴巴紧紧抿着，脸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是皱纹，两眼里飘动着愁苦的神气。

海瑞是单纯的，透明的，然而他的姿态太单调了，因而缺乏美感。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海瑞的家庭。海瑞前后娶妻多次。他对妻子和女儿感情冷淡，令人难以忍受。海瑞早年娶妻许氏，生了两个女儿，被海瑞休了。第二个妻子潘氏进门不到一个月，又被赶出家门。第三个妻子亦盛年之时在情况暧昧下暴死，而此前，他的一个妾自杀身亡。海瑞的妾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作为道学家，海瑞对女人不会过于挑剔，因此，其“九娶”的原因，自然是出于孝顺，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生一个儿子。可惜到死，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三位夫人和一个小妾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

海瑞对孩子教育严厉。他对自己的女儿从小就进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育。一天，他见五岁的女儿在吃饼，就问是谁给的。女儿答是小童。海瑞大怒：“女孩子怎么能吃男仆的饼！你饿死吧，这样才不愧是我的女儿！”这小女孩也颇为倔强，竟然真的从那天起不吃东西了，家人百般劝解也不管用，终于在七天之后活活饿死。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魏忠贤

一

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是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败堵而高堂大院了，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犹如现在的养牛专业村、养兔专业村一样，成为一方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说这很残酷，其实未必。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灾荒岁月。因此，把一个原本注定要贫困一生的孩子送进宫中，换来一家人的温饱甚至发达，对这一家人甚至对这个孩子来说不啻为一桩合算的生意。

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

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就可以看出来。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从现在的资料推断，魏忠贤显然是个外向型多血质的人。他从小应该是个调皮捣蛋上房爬树的主儿。这种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干，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农民。从少年开始，他就整天跟在村里的几个混混儿屁股后面。他本性憨直，待人热诚，讲哥们义气，所以虽然家境贫寒，但在这群人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家庭生活对他显然没有太大吸引力，对付对付干完农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偷鸡摸狗，纵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阵阵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

这寥寥记载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和长期以来某种模模糊糊的心理准备。支撑这一时冲动的，除了他那多血质的性格之外，必然还有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的或多或少的思考。是呀，作为一个欲望强烈的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挣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的黯淡。上天在他心底种下了那样多的欲望种子，却又注定要让这些种子活活旱死。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在户籍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出外闯荡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内心不能不为自己生活的失败与无望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弃感。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对自己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也许这句憋出来的话，倒给他指出一条道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不如进宫当太监！就把这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如果赢了，衣食不愁不说，熬上几年，混出个模样，回到肃宁，说不定县太爷也会亲自接见呢！

在那个夜里，躺在丑妻身边的魏四，也许越想浑身越热血沸腾。或许他会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兴奋得发抖。他想象着自己，这个在村子里人人瞧不起的人在和皇帝聊天！想象自己鲜衣怒马，驰骋在肃宁县城。想象自己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青砖瓦舍的三进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飞扬。

然而，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据说，当了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后事没踪没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摆着的。做了太监，就成了一个废物。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更是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

魏四的犹豫、彷徨、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是可以想象的。这是欲望和欲望的交战，损失与损失的衡量。实际上，两边都是悬崖，两边都是火坑，两边都是地狱。是阉割掉基本能力，还是阉割掉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

无论魏忠贤最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展台上，这一夜的他，只是一个被命运追逐着的猎物，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剐刑。

二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做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然而，决定好做，实施这个决定却依然困难重重。

摆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第一点，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第二点，虽然当时的净身手术师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别是成年人的净身手术，死亡率更高。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要。明朝中叶，一次宫中大规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蜂拥来报名，不少人面试前就做了净身手术。面对如此汹涌的求职潮，政府只好一再扩大名额，从一千五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再从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后，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上对那些净身未入宫的，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无名白”。

每一次饥荒过后，京城里就会增加许多“无名白”，到魏忠贤的时代，这种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仍然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应该就是一万多部情节相似的悲剧，反映出了“君正臣良，天纲地维”的大明社会的真实一面。

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看着这些女声女气的汉子赖在自己马前，死乞活要，谁都恶心，只好捏着鼻子给两个钱打发了事。因此，乞讨倒成了大部分人的专业。再剩下的人，只好去当小偷或者加入黑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成功率不大于百分之五十。然而，他的血液里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鲁劲。他说动了家里。毕竟，成功了，一家从此脱离苦海，上升到中产阶级乃至更高的阶层；失败了，就算大赵庄少了一个浪荡子。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也卖了家里的一头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借助太监村的优势，他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二十几两银子，进京找一家私人净身师，净了身。当他躺上了那扇专门用来净身的门板，被人用麻绳紧紧缚住手脚时，他心里也许会掠过一丝悲凉，甚至会泛起一丝悔意，更多的，应该是对周围一切事物蓦然而起的莫名的愤恨和悲怨，虽然他是自愿躺到这里。这种怨恨，在手术师举起刀的一刻化为了浓稠的液体，从那时起永远积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势，下面插了一根大麦秆，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净身师成天给他喝臭大麻水，让他拉稀，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里，整个屋子恶臭难闻。魏四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经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做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早已分家单过，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进宫，却绝口不提。魏四的伤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里安身，一等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做噩梦。秋去冬来，他连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窝在龙华寺偏房里，不敢出去。原来那些梦想不再想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后悔。原来虽然吃不饱饭，毕竟还算个正经人家呀，可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条决心：如果进不了宫，他宁可自杀，也不去当乞丐。

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1589年）腊月十四，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前三所需要一个倒净桶的人。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唯一的入选者。

消息传来，全家人烧香念佛。这一天，成了魏忠贤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动，不次于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高中进士，虽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马桶的职业。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明太监塑像

三

像所有眉飞色舞、唾沫星子乱溅的夸大其词一样，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的，当了太监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日子过得比在大赵庄时自然是强多了。然而，也仅此而已。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大太监，最高领袖是宫中司礼监掌印太监及其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总共不过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位高权重，地位比高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于中层的人有数千人，他们在各种内宫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足以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主体，也就是数万名像魏四这样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的太监这一层，所得的好处就仅剩下衣食两项了。甚至有的家里负担重的，为了多赚点钱，还在宫里给宫女当用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被人称为“旋匠”。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过。从此，他就湮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魏忠贤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局郎，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基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他好像与文字天然不亲近，进宫多年，在文化太监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做事敢作敢当，却独独与“心机”二字沾不上边。在与群太监喝酒赌博的日子里，他经常被那些奸猾的太监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当认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与别人的差距后，他就没有什么痴心妄想了。实际上，以他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他进宫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能力帮助家里摆脱赤贫，自己的侄女、外甥女还是相继被卖到京城做了大户人家的奴婢。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脱离了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三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落”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即使做梦，他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四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它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戏：偶然。

因此，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不仅仅因为李进忠是“傻子”，更是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

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从太子五岁起，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这位长子为太子，万历直拖了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而且册封之后，也一直心神不定，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这位太子早就从储位上被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黯淡，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不能修成正果。当时一些侍候太子长子的太监经常抱怨自己前途无望：“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自己的主子感激涕零。他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他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在那些精明之徒对才人与皇孙不那么待见的时候，他却自始至终，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魏进忠的另一个特点是性格讨人喜欢。他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这一点，在以阴毒险狠著称的太监群里非常少见，因此也非常受人欢迎。虽然被视为“傻子”，可是人见人爱。另外他身体灵活，是个运动型的人，“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在动手方面，可谓心灵手巧。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能逗人开心。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地有感情。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授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层文化氛围中成长，这听起来似乎是个笑话，而事实确实如此。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唯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因此，他对客氏的感情，与对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分别。都十六岁了，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离。登基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从此之后，客氏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时间，他对木匠活的热爱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帝）

如果生在民间，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贵胄”，因此，这一切在记载进史书之时，不可避免地是作为他行为离奇的佐证。事实上，这不过是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现。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的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长年的朝夕相处，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仆亦主、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既把小皇孙当作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个孩子当了皇帝，魏进忠对他的这种近乎亲缘的感情仍然没有丝毫衰减。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的一天，皇帝在西苑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监一时心急，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救皇帝，结果几乎搭进了性命。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

五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备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晕头转向。魏进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混成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明光宗朱常洛（泰昌帝）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砸到他头上。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习俗叫“对儿”，也就是指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皇帝奶妈客氏的“对儿”原本是一个叫魏朝的，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在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乾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从此事务繁多，在宫中的时候越来越少。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魏进忠的豪爽耿直、开朗活泼对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有多年“夫妻”之情的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

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看来，这个重感情的“憨而壮”的老太监身上，确实有某种不可阻挡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

无论如何，成为客氏的“对儿”变作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却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和太监，几乎没有接触到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坐在那儿活像一个木偶。别人说什么，他根本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历史把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站到了帝国最高处的前魏四、李进忠，现魏进忠，是如何开始他的表演的。

六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帝国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即“完吾”。

这一动作说明魏进忠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傻子”，这个人，很知道些抑扬进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贤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更强烈的欲望和自尊。从小，他就是个活泼伶俐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小”，备受父母宠爱。长大之后，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更高的期待。正是强烈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欲望驱使他毅然自宫，这个举动说明了他完全具备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然而，入宫之后的无情现实一度粉碎了他的梦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笑脸：生而贫穷，长大之后因赌博恶习而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命运的逼迫下放弃男人的自尊成为太监，而成为太监之后依然混得没有名堂，在太监们的钻营倾轧中屡屡挨踩，升迁得异常之慢，因此，被人目为没能耐没出息的“傻子”。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他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他笑嘻嘻地听着别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气，人家怎么逗他也不生气，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来换取别人的保护。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没有了自尊。他活得像一个爬虫，他乐于当一个爬虫，当爬虫是多么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任由别人践踏——既然自己没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有力，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蠢蠢欲动，给魏进忠带来痛苦。睡在太监班房里，魏进忠经常做这样的梦：自己在刷一个巨大的马桶，马桶里有一只小小的蛆虫，他怎么也刷不到。他对这只蛆虫异常地厌恶，异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掉这个恶心的东西。越刷不掉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过来。他虽然不会心理分析，可是也能隐隐感觉到，其实那只蛆虫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其实是厌恶不已的。想到这里，两滴混浊的泪会不知不觉在夜半三更爬上魏进忠的眼角。实际上，自尊和欲望一直在魏进忠憨直的外表下顽强地发挥着能量，他虽然缺少心机，但并不是没有心机：他对皇子和才人的鞠躬尽瘁，难道是出于纯粹忠诚吗？他接近客氏，仅仅是阴差阳错吗？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扬眉吐气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么人物的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权力的滋味胜过了所有的琼浆。这才真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杀荣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高员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可以使另一个人瞬间飞黄腾达。全帝国所有最聪明、最能干、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自己一跺脚，四夷八荒都要颤动。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他一时有点头晕目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体味这超强的快感。现在，他对命运的抱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感激。俯视自己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晏河清，让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觉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挥，就会把温暖洒向四面八方。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贤！

七

可惜，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的农民、倒马桶者、伙食管理员的资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如果他有一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接过这烫手的担子。虽然胸怀大志，但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今人苗棣的《魏忠贤专权研究》中讲了这样的几件事情：

天启六年（1626年）初，兵部请求提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游击将军。魏忠贤听了奏折，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从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还有个都司佥事的级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级别直接超升？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责问。兵部立刻做出了解释：因都司佥事一级实缺较少，提调一般都直升游击将军，这是几十年来的惯例，有据可查。但魏忠贤既已认为是大案，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官员削籍为民。兵部尚书再次说明情况，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反而命令兵部以后再不得越级超升，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们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让人哭笑不得。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为此想了一个绝招：明朝资深内官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明御马监随驾牌

八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他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他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的谄媚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是那么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候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努力向世人夸耀，人来疯似的。

就像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崇贵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与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他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约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族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约一百年前的“立的皇帝”刘瑾（不是“坐的皇帝”），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他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他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的话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九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极度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才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三十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六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时的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笑怒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扬扬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帝）像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的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计数。偏偏忠臣对此毫不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朝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1623年），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做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十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正统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自己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绝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朝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备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在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于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的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1624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份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恨相见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上升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朝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的，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大部分都是两榜进士。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这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朝及其以前各朝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自己的一生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帝国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十一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在小农社会，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他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东林党攻击之初，他惶恐不已。然而此时，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有那样多的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这些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这样，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宗建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宗建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在拷打周宗建的时候，魏忠贤的亲信爪牙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于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大中绝命书

魏氏执政之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这毫不妨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于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做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此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书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朱姓中书舍人，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是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天启六年（1626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虽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等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裳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帝国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晋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朝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从天启五年（1625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他很快达到了最高爵位。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他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他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自己能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已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词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他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么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他们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做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说出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十二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加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朝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出任提督东厂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1626年），一位苏州官员朱祖文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在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李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划。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他还说自己是“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比这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帝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以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的进一步劣化。

十三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的，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地驾驶着大明这驾马车，向毁灭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朝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这样不齿于人类的悖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实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限。对此，魏忠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他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于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泻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十四

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侯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魏氏后人戴上沉重的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全部又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在劫难逃：张献忠

一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二十一，重庆通远门外的空地上，三万七千名明军聚集。他们被编成百十个长队，鱼贯前进，到队伍前的木案处，伸出右手，放在案上。

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留在案上的手指还在抖动。血如喷泉一样从断臂上喷出。执刀士兵一脚踢开他，喊道：“下一个，快点！”

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在处理被俘明军。六月二十，张献忠攻破重庆城。这是他入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张献忠特别指示，虽然明军曾经顽抗，但八大王此次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剁手为戒。

这些俘虏没有理由不庆幸，但还有人希图进一步的侥幸。农民军明令伸右手，有人却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刀刃拦住：“右手！”

于是两只手都废掉了。

剁手是张献忠部惯行之事。其作用有三：一是作为对负隅顽抗之人的惩罚；二是防止这些人以后再持兵器，与起义军为敌，这就是他们必剁右手的原因；三是让这些人作为活教材，让未征服地区知道抗拒义军的后果，以散布恐怖，达到震慑的目的。

这些断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们把恐怖像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四川的各个角落。

传说中的“劫数”似乎真的要降临了。

二

中国人对佛经里的“劫难”二字有着独特的解读。劫难并非像佛经所言千万年才发生，而是每隔一二百年就要降临中国大地一次。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长和社会不公就要压垮王朝的纲纪，劫难如约降临。平时循规蹈矩的人们失去理智，相互杀戮，血流成河，王公大人们为贪婪付出了代价，雄伟的建筑与山积的财富化为灰烬。劫难过后，人口锐减，吸够了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养新一轮的繁荣，新的王朝在废墟上巍然建立。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了无新意地循环，一代代先人的灾难记忆，积淀成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愚民百姓虽然缺乏把握历史规律的理性能力，却不乏体察历史节奏的感性直觉。每有天灾人疫，老人们就会念叨：“老天爷又要收人了。”天下大乱前，常常会出现种种耸人听闻的预言：“近世将遭大劫，天地昏暗，日月无光，人民非被刀兵水火，即罗奇疾。”“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

明末义军纷起，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地鱼烂之时，四川相对平静。他处赤地千里，灾异流行，天府之国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派太平景象。豪门大户斗鸡走马，争奢竞侈，似乎他处的灾难与四川毫不相关。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不祥的歌谣在歌舞升平的巴蜀大地悄悄流传开来：“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又有一首同样阴森：“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有屋无人住，有地无人耕。”

大人们听了，每每喝止孩子：“不要唱！”拉过来打屁股。

然而，还是禁不住。

谁也说不清这些歌谣起自何时，来自何方。它们就像毒瘴一样，从静僻幽深的山阴水涯处弥散出来，带着刺骨的寒意，让在太平世界中生长起来的四川人不禁暗暗打一个寒战。

四川人不久之后的遭遇，可谓与这首歌谣分毫不爽。中国人的预言能力让人震惊。然而，无奈的是，这种预言能力却丝毫无助于这片土地上的人逃脱将要罹受的灾难。这就是这片土地的诡异之处。

所以，中国人说：“在劫难逃。”

三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部和江西一部。这是他到那时为止起义生涯中占地最广的一次，按理他可以以此为根据地，以图霸业。然而，此时李自成已横扫北中国，北京指日可下，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自成的卧榻，以待将来。

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就帝国而言，四川僻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天险。蜀中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可立国图存。

张献忠是个勇于决断的人。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他率全军溯江而上，沿巴东、巫山、奉节一线进入四川，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于是便有了重庆之战。

破城之后张献忠部的作为，史书上只有简单扼要的寥寥几笔：“重庆城陷，（明宗室瑞）王被执，夫人、世子，阖门自尽。”“大杀”，“自瑞王以下，死者万人”，“贼断军士臂三万七千人”。

李自成

和平时代的我们也许无法通过这寥寥二十几字感受彼时重庆人在劫波中遭遇的恐惧和痛苦。古往今来，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战争中的某些内容不过是毫无新意的重复，比如火灾、屠杀、妇女的罹难。数年之前，张献忠攻破安徽庐州城（今安徽合肥）时，城中一位叫余瑞紫的读书人曾在文章中记载了张部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借用余瑞紫的这些记载，了解那个时代“城破”这两个字对百姓意味着什么。

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部转略安徽。

五月初六日，天还没亮，安徽庐州城内忽然鼓噪大起，人民骚动。原来张献忠部已在市民睡梦之时突袭攻破了庐州城，街上不断驰过张军的马队。余家上下顿时乱成一团，七嘴八舌讨论怎么办。余瑞紫回忆说：“我母亲说：‘你快跑，别管我！’老婆也叫道：‘快跑，别连累你！我不过一死！’我于是和二弟一起离家逃跑。”

灾难到来之时，与西方人妇女、孩子优先相反，在生活中牺牲惯了的中国女人会一如既往地将活的机会让给男人，而中国男人则当仁不让，清人王秀楚撰《扬州十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余瑞紫与弟弟跑了。“到鼓楼南街，街上人已挤满了。往南走，南边是张献忠的士兵，往北跑，北面也已经被张军把守。人们两头乱窜，如鱼游釜中，二弟和我此时失散了。我见街边一户人家门虚掩着，就钻进去，钻到了这家卧室床下。这时，又有一个人也在慌乱中跑进了这个院子。后面紧跟着一个张军。那个人吓得要死，浑身发抖，幸那个军人对他说：‘你不用怕，不杀你，吾们老爷要吾们来安抚你们。’”余瑞紫闻听此言，想既然他们不杀人，不如出来，要不然一会儿军人搜完了东西放火烧屋，自己反倒无处可逃。于是，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

那个军人在院里找到了两头大驴，命两人牵着，到十字街去搬东西。路上经过一家门口，有一个老人守着门。军人问他：“家里有牲口吗？”老头回答：“没有。”军人挥刀，把老头劈头砍死。进院搜寻，果然没有牲口，只搜出了一大堆绸缎衣服，放在驴背上驮着，来到西门外放下。余瑞紫又被军人押着回城内去找酒。

路上恰路过余家，余瑞紫“从火巷中一望，只见老祖母还扶着后门框站着往外看，我也不敢和她打个招呼。这时，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尽节自沉于水塘中，我老婆也跳到塘里，所幸没有没颈，头掩在浮萍之中，得了一命。我弟媳妇周氏晚了一步，刚刚跑到塘边，就被进院来的张军扯住，周氏尽力挣扎，被张军一刀砍在脖子上，昏厥过去。刀砍得不深，没有砍断喉咙，迁延到第二年六月才死去”。

妇女的大量死亡是东方攻城战争中的固定情节。她们的自觉性也一再令人惊讶。她们壮烈得懦弱，高尚得简单。

余瑞紫抬着酒坛，路过回龙桥巷。“到赵家塘石台砌边，只见满塘妇女，有淹死的，横尸水面，也有许多没死的，在塘中半浮半沉。台砌上还站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少妇，犹豫着不敢往下跳。看见我们过来了，那少妇才要往塘里奔。押我的军人上前一把扯去要带走，妇人大哭挣扎。老妇人战战兢兢地从旁劝道：‘千岁爷爷叫你去，你就去吧！’妇人越发大哭不去。”余瑞紫大着胆子上前劝这位军人说：“老爷，这么偌大一个城，还少这么一个女人？这水淋淋的要她做什么？”这位军爷心肠不错，放过了这个妇人。

四

农民起义军的作风和军纪，是历史阅读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我们在课本上和电视里所看到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农民起义军，真正秋毫无犯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起义军所过之处，难免玉石俱焚。

其实，农民军自己并不讳言自己的暴力和残酷。“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即是张献忠部一贯的宣传口号。

即使是以军纪严明著称的李自成部，在向北京进发的途中，也同样发布命令：义军兵临城下，不许抵抗。起义军放第一声炮，城中掌印官要出城迎降；放第二声炮，城中绅士要出城投降；放第三声炮，全城百姓要跪在街边，迎接起义军入城。如果略有抵抗，则破城之后，必大举屠杀，“寸草不留”。在史书中，并不乏李自成屠城的记载。

就连在《水浒传》中，那些用理想的笔墨塑造出来的好汉们，也视“洗荡”村庄为常事。宋江攻下有“一二万人家”的祝家庄后，立刻“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只因石秀说道，祝家庄里有一个老人，曾经给梁山好汉们指路，“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这才大发善心，唤来老人，对他说：“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

对农民起义军的军纪作风，其实不能苛求。这些好汉拿起刀枪前，手里握的是锄头。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想象，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

五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故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仅清朝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只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东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的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破坏力惊人。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997年，诺曼底地区的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1024年，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4年，爆发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人群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走投无路。

六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却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徒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帝国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朝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内，能够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中。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据学者推算，中国农民去掉赋税后，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连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所打断。

专制权力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越来越贪婪。尤其是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要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七

在明末，农民们被逼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落？

关于那时社会危机的记载和描述已经太多了，在这里只需要引用下面两例资料：

天启七年（1627年），官员吴应箕在一封信里，谈到他途经河南真阳的见闻：“今天走了四十里路，这四十里，都是废耕之田，一望皆黄茅白草，两边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我问当地人，问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同声说：‘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没人种了。’当地人说，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税就被归到他本家或者亲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亲戚也没办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担的差税越重，一来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现状。”

在政府的过度榨取下，农民们无法承受农业税的重压，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这尚是承平年景所见。而灾荒一来，农民就更无路可走了。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依据亲身见闻，给皇帝上书：“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稍）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八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刚性的程度，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诉求，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诉求渠道。他们是被取消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爷”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拦轿喊冤，进京上访，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成功的几率实在太小。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犯了历朝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的。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涨，在帝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一开始，这种诉求是和平的，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然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敷衍过去。

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乾隆十一年（1746年），福建上杭县民罗日光等人“聚众会议”，暴力抗租。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

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断不可长，着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他当政时，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甚至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同情、怜悯之心，至于“所愧泽末薄”、“展转增叹息”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安定”与“百姓疾苦”发生冲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他担心以下抗上的“刁风”一开，会威胁到“纲纪”，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对此类群众闹事，他必亲下谕旨，屡屡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讲过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专制统治的逻辑。

在专制思维的禁锢下，政府面对百姓，永远是一副严厈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只有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九

造反，在现代汉语里是最雄性、最革命、最光荣的词语。然而，在旧时代的语言里，却是最丑陋、最罪恶、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

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要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说“纲常”为敌。与我们高喊的“造反有理”相反，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说，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只有死到临头时，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身边那本来伸手可及的粮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饿死和做强盗被杀死相比，还是被杀死为好。因为死前，毕竟能饱食几天。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

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出头的椽子”。

这些“起义领袖”，其实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中并没有谁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成了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他们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随手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

于是，“起义”开始了。

十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队伍呢？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他们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这支庞杂的队伍看上去人数众多，其实真正能参加战斗的人并没有几个。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粮食和财物，吸引他们这支部队的是前头的土围子、大庄院、小城镇，促使他们攻下了土围子之后，又迅速启程的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官兵。

被逼到绝路的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面对正规军。两军交接，多数是这些业余战士一败涂地，于是，头颅如砍瓜切菜般在地上滚动，人们四散奔逃，一支看起来声势浩大的队伍就此消失。也有一些时候，这些犹斗的困兽在临死关头突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们舍命反击，让那些虚骄的官兵反倒大吃一惊，乱了阵脚，败下阵去。惊魂初定的起义队伍发现，那些武器精良的官兵战斗意志其实并没有他们强烈。随着胜利的增多，他们的自信心日益增长，经验越来越丰富，号召力越来越强，于是渐渐成了一支劲旅，有了被以“贼”或“匪”的恶名写进方志野史甚至正史的资格，并且开始在地方甚至帝国挂号，劳动地方大员，日夜与他们周旋。

十一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戒。

握惯了锄头的手，笨拙地握住了武器。雪亮的刀锋让他们感到新鲜和刺激。刀锋砍断了土地系在他们脚上的镣铐，让他们突然感觉到难以承受的自由，身体轻飘飘地，像是要飞上天空。这些淳朴善良逆来顺受的农民突然变成了另一种人们所不了解的种群。他们的生活完全靠暴力来维持，抢财宝抢粮食也抢衣服抢女人，抢完之后还要放一把火，称为“放亮儿”。暴力使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看上了哪个女人，只需把刀往她的脖子上一架，他们想要哪件财宝，只需用刀指一下它的主人。原来不敢想象的大户人家的精美内宅，他们进去了，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坐卧糟蹋。从来没有穿过的绫罗穿在了身上，沉甸甸的银子塞满了口袋。刀枪的收入来得显然比锄头迅速得多，也丰富得多。我们可以想象起义者们燃烧的激情。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猪狗不如。暴力使他们头一次获得了远远大于期望的权力与尊严。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的领袖，攻城略地，打家劫舍，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刻都似狂欢。即使第二天死去，也心甘情愿！

他们发现了暴力的乐趣。

他们的兵锋首先指向的当然是官吏。陈胜初起兵之时，“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将以应胜”。孙恩起兵，所至之处，把各县县令做成肉酱，让他们的老婆孩子们吃，不肯吃则被“肢解”。隋末农民起义军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末黄巢陷京师，“其徒各出大掠，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南宋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北宋方腊起义，“陷数州，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而张献忠李自成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斩皇室宗亲及地方官吏。

官吏们欠农民的太多了，农民们遭遇了太多的暴政、贪婪和不公，因为缺乏正常的舒张渠道，他们应对生活中一切不公的唯一态度就是忍耐。然而，极端能忍耐与极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个扭曲人格的相辅相成的两面。在他们顺从的表情下，仇恨和恶毒早已日积月累成深潭。现在，所有的绳子都戛然而断，被压制在人性最深层的险恶、野蛮以及报复欲望倾巢而出。在失去理智的那一刻，这个世界上最驯良的人种就变成了最凶恶的一群。秩序现在得为自己的僵化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最保守理智的帝国每几百年就要发疯一次，以纾解自己长年累月的压抑。历史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给了他们“公平”，完成了他们的心理舒张。然而，在这短暂的爆发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又一轮几百年漫长的禁锢和心理摧残。

十二

除了这些“革命的”或者至少也是迫不得已的、必要的暴力行为，有些农民军似乎还纯粹为了暴力而暴力，“残酷”有时甚至成了一种娱乐。翻开清人彭孙贻专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平寇志》，这种血腥文字比比皆是。

闯王高迎祥一次劫得了五个漂亮女人，把其中最漂亮的邢氏送给李自成做压寨夫人。张献忠则根本不要什么压寨夫人，他抢得美女，只留宿一夜，第二天早起就拉出去杀掉。

崇祯八年（1635年）年初，李自成与张献忠合兵攻取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农民军焚毁了凤阳雄伟高大的宫殿，烧掉了明皇陵三十万株参天巨松，大火燃烧数日，“光烛百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剖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余间”。

从凤阳撤走后，他们又奔向安徽六合。“是日围六合……裸妇数千，詈于城下，愧沮者磔之。”抓来几千名妇女，命令她们脱光衣服，向城上叫骂，激城内守兵出战。谁不大声骂，就把谁碎尸。这是农民军惯用的攻城手段。除此之外，他们还“聚小儿百十，环木焚之，听其哀号为笑乐”。

同年十二月，农民军攻陷安徽霍山。“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夫与父，淫其妻女，然后杀之者。有驱人父，淫其女，而后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其腹中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儿于内，观其跳号以为乐者。有缚人于地，刳其腹实以米豆饲群羊，取人血和米煮粥以饲驴马。所掠子女百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而去，暴酷亘古未有。”

人类暴力想象的翅膀飞不出同一片天空。强迫父亲强奸女儿，解剖孕妇验证婴儿的性别，这些场面向前可追溯到商纣或者古罗马时期，以后在清军入关以及日本侵华时也屡屡再现。

十三

这些围在炸婴儿的油锅前大笑的人，可能几个月前还在田里劳作。如果那个时候你在田间与他路遇，他会对你憨憨一笑，局促地给你让路。如果你是个过客，到他家借口水喝，他会热情地让你进屋，说不定还会尽地主之谊，从园子里摘几个黄瓜让你尝尝。也许是一场天灾让他破产，也许是一次仇杀让他逃离家乡，也许他是被路过的农民军烧了房子，挟裹而来。然而，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中国社会最老实本分的农民角色，转化为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暴徒。命运改变一个人，就像魔术一样不可思议，然而又顺理成章。人性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

《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样本：禁军教头林冲本来是一个老实内敛、温文儒雅的人。然而，在杀了仇敌准备落草之后，为人行事的风格突然大变：他去奔梁山的路上，经过一处庄院，向人家讨酒吃。人家不给，他居然拿起长枪来，冲上前一顿暴打，把庄客们都打跑了，他大大咧咧坐下，快意道：“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

变化的并不是林冲的性格结构，而是他的自我角色认识。他已经自认为是“准强盗”，一个要靠杀人抢劫活命的人，自然没有必要再遵循一个良民的伦理规范。自己一个要落草的人，还怕个甚！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一不做二不休，充分享受暴力给自己带来的自由。到了梁山泊，为了入伙，他急吼吼地寻找无辜的过往客商，要借人家的头来做送给梁山泊的“见面礼”。

那些起义的农民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被饥饿驱使，被官府所追逐，如果起义领袖的素质不高，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精神动员和纪律约束，那么他们很容易放弃伦理规范，把自己交给本能，按“乱民”“贼寇”“强盗”的活法来活。

就像心理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暴力确实能给人带来快感，这种快感还很容易上瘾。军事生涯是艰苦、紧张、枯燥的，折磨俘虏、放纵暴力甚至是许多军队里唯一的娱乐。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记载，日本军人在华烧房子烧上了瘾：“有的士兵就这么说：‘队长，我不见火灾就睡不着，今晚上也让我烧它两三幢吧！’”战场往往使人，不仅仅是日本人，丧失人性。

在明末诸军中，张献忠部对这种“娱乐”最为热衷。

十四

明末农民军的著名领袖张献忠，虽大名鼎鼎，我们对他本人的了解其实很少。史家的笔墨都消耗在张的“残酷好杀”上，关于其他事迹，钩稽所得，寥寥无几。

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是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愈演愈烈趋于极致的年代，明王朝的灭亡已在此时埋下伏笔。此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正处于与中国擦肩而过超越中国而去的前夜。那一年，除了这位后来农民起义领袖的诞生，世界上并没有其他太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努力搜索，还可以列出勉强可算做大事的几件：英国的莎士比亚在那一年写出了经典之作《麦克白》；德国的开普勒在《蛇夫足下的新星》一文中记载了超新星的爆发；欧洲人在此年东渡寻找黄金和香料时，首次发现了澳大利亚；也是在这一年，巧克力饮料的配方开始在西方流行。

张献忠是延安人，黄土高原上裹着白羊肚手巾面孔黧黑两颊酡红，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的陕北青年。应该会唱几句信天游，至于水平如何，就不好说了。

出身当然是贫苦了。祖上是军籍，也就是职业军人，那个时代军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贱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父亲这一辈好不容易脱身出来，做了个走乡串寨卖些针头线脑的小贩。母亲则在农闲时节，织炕席到集上去卖，补贴家用。他从小应该挨过饿，受过冻，吃过苦，受过地主家孩子的欺负。这都是很保险的推测。

据说和李自成一样，张献忠被爹妈强扭着脖子送进私塾读过两年书。无奈天性和书本不亲，坐不住。在私塾两年，和同学打了无数的架，大字却没记住几个，父母无奈，只好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半大后生们厮混。

在陕北定边，民风剽悍，人们农闲之余，爱舞刀弄棍，不只为防身，也是一个娱乐。张献忠于此道颇有天分，练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胆大。“身材魁梧，剽劲果侠，声如巨雷，面目微黄”，朋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虎”。野史说他，“阴谋多狡”，“及长，益无赖”。很快他就打遍四邻八乡无敌手，成了年轻后生里“有号”的人物。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没事时，只能纠集几个同样好勇斗狠的朋友，到镇上的小酒馆，像《水浒传》里那样，切上两斤熟牛肉，打上两角浊白酒，吃得酒酣耳热，吹吹牛，“教量些枪棒”，说些“江湖上好汉们的勾当”，“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回来捎半斤残酒，顺路偷只鸡，偷几把蚕豆，找个人家赌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妈一顿痛骂，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十五

张献忠投身起义以前的确切经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我们仅仅打捞上了四个汉字：“捕快”和“边兵”。

然而，这四个字，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含量。

地方“捕快”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刑警。正如我们从通俗小说中了解到的那样，传统中国的基层公检法部门的干部素质不高，往往是流氓、罪犯或者地方上好勇斗狠之徒出身。比如县公安局的巡警队队长武松、监狱里的小牢子李逵都是遇赦的逃犯出身，“历城捕快”秦琼同样有过发配经历。他们警匪勾结，与黑社会亲如一家，并且往往在小说中最终成为黑社会骨干。

被公安局革职之后投身“边兵”，对失业的张献忠来说应该是一个既顺理成章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说，旧中国的“军人”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几乎是半囚徒式的职业。为了防止他们逃亡，政府给他们脸上刺字，对待一如罪犯。他们缺乏自尊，兵饷又常常被扣，所以纪律极坏，视烧杀抢掠为常事。用王学泰先生的话说：“不少队伍简直就是流氓团体。”

从“捕快”、“边兵”四个字里我们可以推断，在当上警察前，张献忠在地方上已经半流氓化了。“基层警察”整日吃拿卡要的生涯，很有可能使他进一步流氓化。虽然无法确知张献忠参加的“边兵”状况到底如何，但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军队生活带给张献忠的，不仅仅是军事常识，或多或少，还会有当时军队普遍的“兵痞”习气。

十六

考察张献忠的性格，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下事实：在投奔起义军前，张献忠的生活一直是失败的。他的学生时代显然不成功，大字没记住几个，因为爱打架，没少挨老师的板子。进入官府，成为捕快，这对社会底层出身的他，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然而他没能把握住，屡屡违犯纪律，最终被革职。走投无路投了军，在军营中他又不遵守军纪，犯下了死罪。因为军官陈洪范为其说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被关入狱中。出狱后，穷无所归，正值各地起义军蜂起，遂投入起义军中。

结合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判断，张献忠有着一定的反社会型人格倾向。他不甘心居于人下，有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但他又容易冲动与暴怒，情绪极不稳定，不善自我克制，叛逆心理很强，尤其不善于跟上级相处。这一切导致他在正常社会中屡受挫折。如果大明天下继续太平，也许他一生会在监狱中而不是在马背上度过。

对他来讲，生在乱世，生逢其时。

乱世有乱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公子王孙转眼间变成了乞丐，昨天的饥民今天却自封为王侯。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成了悲剧的理由。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自由，无边无际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像汪洋大海诱惑干渴的鱼儿。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边倏乎闪动的欲望中点燃，化作危险的火种。

由军人而变为“流贼”，张献忠发现，他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是毕竟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有着林林总总的规矩，更主要的，有着种种让人郁闷的腐败、倾轧、不公。而在起义军中，机会似乎更为均等，也更能让人快意恩仇。勇气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资本，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潇洒快活！天昏地暗之中，谁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着心雄气壮之时，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乱世枭雄，也不枉来人世一回！

投奔义军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小伍长。凭着智力、勇气和天生的领袖气质，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中出人头地，成为独领一军的首领。李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号称“西营八大王”。

十七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和张献忠一样，张军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其中，有不少如毛泽东所说的“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打仗靠流氓”，这是农民战争初起时的一个特殊现象。毛泽东曾经说，在特殊时期，“流氓分子”也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1964年12月20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多年征战，张献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兵痞、“勇敢分子”。这使他的军队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他们暋不畏死，一听说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的高兴。我方的部队正在观望害怕，他们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从这样一则记载，可以看出张献忠部起义军战斗素养的高超。张部攻取吉安时，大队人马在后，只有“一骑至吉安城下”，城上见来人少，都“聚观”这个人要做些什么。只见这个人从怀里掏出一只铁钩，勾住城墙上突出来的灌木小树，三倒两倒，“跃而上”。守城兵大惊失色，“守者惊溃，大队驰入，城遂陷”。如此勇敢的战斗作风和高超娴熟的作战技能，当然是绝大部分明军所不及的。

十八

因为队伍的骨干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构成，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把农民阶级的人格缺陷表现得最为明显。换句话说，张部是受底层文化的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一部。

一提起农民，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罗中立油画《父亲》中那个满脸苦难、善良、坚忍的形象。在我们的思维定式里，“农民”这个词总是与“淳朴”“勤劳”“仁义”这些美好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相反，与“富贵”这个词距离最近的，却是“虚伪”“残暴”“为富不仁”。

然而，随着深入解读明末四川的那场大劫，思维定式逐渐被打破，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由农民为主体构成的底层社会文化除了我们熟知的“质朴”“自然”之外，还有着“粗陋”“浅薄”，甚至“野蛮”“丑陋”和“黑暗”的另一面。农民们被贫穷和专制统治双重镣铐束缚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而张献忠部则把这种“残缺”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九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

这一总结一点也没错。从崇祯三年（1630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诸省来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一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当官军追得紧时，他们就潜入深山，苦挨时日。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谋生上，久而久之，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他们行动飘忽，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之中穿插来回，波澜壮阔，惊险重重，也刺激无比。

流动作战，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起义军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从唐末黄巢大起义到太平天国前期，莫不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农民起义战争的必然规律。因为在起义之初，农民军与官军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是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后勤的作用至关重要。官兵有着强大的后勤支援，有帝国通过帝国机器榨取的军饷。而农民军由于素质限制，即使占据了广大的地盘，也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基本管理能力的官僚队伍，通过赋税形式给他们提供后勤。他们的后勤供应，只能靠“抢”。而流动作战的第一个好处是不必有后勤准备。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军打到哪里，就抢到哪里，“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累赘。

正规军虽然拥有后勤资源的优势，却也受到后勤的严重制约。后勤组织和运输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自然没有“抢”来得迅速。明朝曾任过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在总结与农民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说：“贼兵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而我兵所至，则需要等待粮草，动则呼窘。”通过流动作战，农民军把后勤的劣势变为了速度上的优势。

除了后勤因素外，在人数对比、武器装备、技术素养等方面，起义军也常常处于官军的下风。他们通常无力与官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游击战就成了他们与官军对峙时的必然选择。面对强大的官军，农民军取胜的法宝是分合不定，出没不常。他们的作战方针，无非“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追”。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长期和张献忠并肩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专门占据一块领土）为？”

毛泽东对“流寇思想”有过准确的分析。他说：

“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做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张献忠部正是这样。在起义的前十多年里，张献忠似乎从来没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

张献忠部每攻下一处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点目标当然是豪门大户，但普通百姓人家也并不放过。就像前面所引《张献忠陷庐州纪》记述的那样，他们主要的搜掠目标是骡马，因为这是在游击战争中保持速度优势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银。不过张部实行金银交公的严厉政策，所以军人们对金银的兴趣并不非常强烈。第三搜掠的则是布匹、粮食等后勤物资。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我们只找到了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后，发楚王府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他的烧杀抢掠。他和李自成的区别，史书这样对比：“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阅读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的这些绿林豪杰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一般来讲，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余瑞紫记载张军攻下庐州府舒城后，“进舒城掠人，予随行，见房屋烧尽，骸骨遍地，伤心惨目，潸然泪下。想吾乡亦如是也”。烧了城市之后，还掠走大批人口，充实自己的军队。他记载，张献忠充实军队的办法是，“午后回营，次日将前后所掳男女，各营唤出若干。八‘贼’在大门外亲点。先点男，分上中下三等，各处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随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问有愿去家者，另立一边。少刻，一齐杀之”。

大抢大杀大破坏，这是张献忠部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恶名远扬的原因。在这次进四川前由湖广撤退时，他不甘心第一次占领了如此广大的地盘，无所收获。入蜀的队伍中，不仅满载着从湘赣两省收获的物资和财宝，还行走着十数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巴东县志》载：“十七年（1644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

张献忠军逆江而上，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山路崎岖险恶，队伍拉得很长。且所经地区，人烟稀少，“打粮”困难，队伍供应困难，一路不断有人饿死，当然，饿死的多数是被新驱入伍的“楚民”。《巫山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惨状：“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

二十

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经典。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帝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

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律杀掉。

当然，不杀也可以，因为杀人是一种费时费力的活儿。不过张献忠却乐此不疲，经常杀了一通后不过瘾，觉得杀得不够多，要“补杀”。《张献忠陷庐州纪》载，张献忠进庐州后，起先并未大杀。第二天在城楼上发现许多火药，“随报，八贼即动气，大嚷曰：‘这蛮子养不家（即养不熟），我厚待你，这火药就该说，并无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药来营中，放火烧楼，又传令进城补放火、杀人、捉人，一人不许放走”。

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但是在某些绿林英雄的性情深处，暴力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娱乐。底层社会的英雄，那个为广大劳动人们衷心喜爱的李逵，他“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充当狱卒，“为他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常常在社会上耍蛮使横，强抢强要，其行径颇有类于当今的流氓。《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里吃饭，李逵不小心把一个老人的面条打翻，老人揪住他说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劝住，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经一店，吃了饭不给钱，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将他一斧砍了。

这些行径，在街头巷尾的听书人那里，引来的只是轻轻一笑，似乎他们喜欢的英雄像顽皮的孩子失手打了个碗碟，益发显出这个孩子的活泼可爱。

甚至《水浒转》第四十回这些血腥场景，也是被说书人当成“豪杰行径”绘声绘色地说，被数百年间的底层听众当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壮举，如醉如痴地听：

李逵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场时，“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本来已经救出宋江，无须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却杀性大起，“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后来，晁盖阻止李逵滥杀百姓，可是，“那汉（即李逵）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平心而论，此时的李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变态嗜血的狂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败类。然而，同时他却是几百年间民众喜欢和崇拜的对象。仅此一例，我们就会判明底层文化的人道精神，对生命的尊重意识，淡漠到了何等程度。由此，我们也多少会理解那些秉承水浒精神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血腥和残忍的记录。

二十一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

正如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的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道，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

至于张献忠对待妇女，那就更让人无法接受了。

也许是受过女人的歧视或者伤害，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他经常说，“天下事皆妇人所坏”。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几次就借故杀掉。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然后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哪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大炮。这个办法当然不好用，那次战役，张军一败涂地。

二十二

底层社会里物资极度贫乏，饥饿是每天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阔的大道理，不需要什么“终极理想”“人道关怀”之类的思想奢侈品，更无法谈什么“人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每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第二天的早饭在哪里。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实用主义被张献忠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绿林英雄们无一不崇尚权谋诈术。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后成功。张献忠“为人最狡”，他在起义生涯中三次受抚，又三次复叛。他心狠手辣，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毫无信义可言，最后退出四川时，居然使用欺骗手段对队伍中的四川籍士兵进行清洗。

底层文化毫不掩饰物质欲望。《中国土匪》记载，清末土匪们流传的人生信条是“活着做强盗，做鬼也不冤”、“年轻不刁（欺负）人，到老后悔迟”。《水浒传》里英雄们劫了生辰纲之后，并没见分给穷苦百姓的记载。《说唐》中贾润甫等劫掠官家财物，更是单纯为了自己享受。在《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二在赞美王伦治下的梁山时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在上山之前，他们想到更多的也许并不是“济贫”，而是“劫富”。张献忠部在大抢大掠之时，似乎也并不以贪财好物为耻。与其他部队不同的是，张献忠命令他的部下搜掠金银充公。撤离四川前，他把历年抢掠来的金银沉于江底，有数十船之多。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威尔伯）底层文化是被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困的文化，它缺乏基本的形而上的东西，不可能给中国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相比之下，倒是正统文化里，包含了一些超越性的因素，比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二十三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大明王朝。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到张献忠部入蜀给四川人带来的震动。秀才傅迪吉亲身经历了张献忠据蜀，后来他在年谱《五马先生纪年》中记载了他所见的张部的所作所为。傅迪吉是四川简州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张献忠入蜀前，他还在州城里读书，日与诸友唱和往来，周围一片太平景象。及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三，张献忠进入四川的消息传到简阳，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虽然张献忠部短期内不可能到达，简阳人还是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六月，州城妇女逃尽。”“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这似乎更加印证了人们的判断。简阳城里有的人家干脆举家远迁，到四川边缘地带，甚至云南、贵州等地，去投亲靠友。

和传说中广大人民面对起义军总是欢欣鼓舞不同，简阳人在等待张献忠部到来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受尽恐怖的折磨。越是乱世，谣言越多，三天两头有消息传过来，说张军马上就要到了，于是百姓们扶老携幼，匆匆逃到山里。然而等了两日，却没有动静，这才发觉是一场虚惊。

百里之外的省府成都更是乱成一团。在重庆与成都两城陷落之间的一个多月，成都居民们日夜被恐怖所煎熬。史书记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都城内都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三更半夜时分，经常有人因为听到风吹草动，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于是一城骚动，人们哭爹喊娘，四处躲藏，折腾大半夜，才发现是谣传。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干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对成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

简阳当然也很快尝到了张献忠兵锋的滋味。那些早早逃入山中的人被证明具有远见，因为那些迟迟不愿出逃的人中，果然有些人遇到了血光之灾。

据《五马先生纪年》载，成都破后，九月十二，张献忠部四出扫荡附近州县，一支部队奔向简阳。五马桥村附近千余人闻讯仓皇出逃，奔到附近山上，然而他们的速度无法与张军的马队相比。张军很快追了上来，他们不得不徒手与义军“相抗”，被义军马兵“尽杀于黑痣湾喜儿潭，水中岸上，无一隙地，此初见杀人之惨也”。

看来，传说中的大劫，终于要到来了。

二十四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并没有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后，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按照惯例，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大都难逃一死，大小官员被杀得也很多，史书忠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名字，却找不到普通百姓被集体屠杀的记载。

据清人沈荀蔚《蜀难叙略》载，城破之后的第三天，张献忠曾经“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城外的）中园，将尽屠之。俄尔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如同龙尾下垂之状，张献忠以为祥瑞，遂免死”。

这个记载听起来有点离奇。不过，张献忠并没有大量屠杀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没有出现人们传说的张献忠据有一地后必然出现的大抢大掠大屠杀现象。《五马先生纪年》载，十月初四，张献忠又一次发兵，“谓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归顺张献忠部。“随后即派伪‘都司’姓吴者、伪吏目姓田者下到吾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国顺民’四字，载在背上，兵不敢乱。”

“吾州有伪水军左都督、伪水军右都督俱姓王，伪总镇率领兵船千百艘，驻扎于渭水坝。乡绅百姓们在伪官的带领下到军前投降，上述三位军官十分高兴，于是就大发慈悲，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而不是杀掉），（被剁之人）号呼之声胜如雷吼。三位军官命伪知州安抚百姓，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

张献忠铸西王赏功钱

二十五

原来，“流贼”张献忠改弦易辙，打算由“流贼”变为“开朝者”了。

挥师入川之前的十四年里，张献忠从一个普通叛兵成长为明末两大著名起义军领袖之一，由一个文盲变为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不朽声名的卓越军事家。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前，他的军力和声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为最大敌人。十年之间，崇祯帝屡检朝廷重臣，以举国之力，大兵重围。而张献忠部却越战越强，并且在谷城复起后到入川作战前，几年间一度横扫数省，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张献忠”这个名字成了明帝国里最恐怖的三个字，朝廷重臣们在与他的交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或者丢官落职，或者死于战场，或者被震怒的崇祯帝所杀。

十四年间，他三次投降官军，又三次复叛，官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战中，他多次潜伏深山，身处重围，自以为命绝于此，也曾纵横安徽、湖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据地称王。飘蓬如旋风的不停息的流荡生涯，让喜动荡好冒险的张献忠，也难免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渐渐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转眼，他已接近四十岁，没有太多青春豪气可供任意挥洒。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更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兵锋直指北京，帝王大业已见雏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流贼”，长期以来一直甘拜他的下风。“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坞壁，不肯从。”然而，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经历一次大的挫败之后，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鲜明口号，不再骚扰平民百姓，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凡是带不走的粮食，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并且，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而是派官设府，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仅仅四年，李自成就从一个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最有优势的新“天子”的候选人，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现在，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也不得不开始奉“大顺”正朔。

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人民之主”？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自成吗？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张献忠天姿非凡。他作战非常勇敢，“战辄先登”，每次战斗都身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除此之外，他的领导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颇能吃苦耐劳，“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当时在大西军的外国传教士这样描写：“张献忠人甚聪明，与士卒同甘苦，自由谈话，表现坦白，温情大量，慷慨态度，且尝与属下饮食。”

官方史书说：“阴贼多智。”据曾与张朝夕相处的法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圣教入川记》记载，张为人“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令两位传教士“亦暗暗称奇”。

论智力、胆气、武勇，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检讨自己十多年的起义生涯，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没有常性。性格急躁刚烈，作风简单粗暴，只图眼前痛快，缺乏长远打算。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八大王”，还是没有多大长进。

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他也知道，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在挥师入川前，他已经下定了“炼炼坐性”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川兵柔脆，这一路破重庆，据成都，派兵横扫各府、州、县和土司。大都望风而降，“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短短一年之内，除了遵义（时属四川）和几个边远土司，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

十几年来头一次，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前无劲敌，后无追兵。真是爽啊！“咱老子”也该尝尝“抚驭万民”的滋味了。“咱老子”这回学学李自成，稳扎稳打，数年之后，未必天下不姓“张”！想当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不就是一个要饭花子出身吗？现在，自己这个前“捕快”“边兵”也要开创朝代，在史书中再加他个“大西史”！

恰在这时，李自成被清军击败，退出北京。消息传来，张献忠大喜过望。现在，头上这座大山没了，天下重新陷入纷乱，原本张李两家争斗的局面变成了李、清、南明、张四家，自己机会大增，如何不喜！

自从李自成开了大顺朝以来，张献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号，两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和和气气。现在，张献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听说李自成部的马科进入川北，他毫不客气，亲率大军，把马科打了个大败，赶回陕西。这是起兵以来，张李二军第一次公开火拼。张献忠对这次胜利非常得意，宣布把战斗发生地绵州改名为“得胜州”。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十一月十六，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国号大西。因为过去一直奉大顺军名义，一时不好回圜，遂以“大顺”为纪年，改元大顺，张献忠称“大西王”。

二十六

成都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以做新朝的王宫。府中正殿为承天殿，府门外廊为朝房。雕龙绘凤，整饰一新。任命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贡、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起义者的想象力有时惊人地雷同，数百年后，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同样宣布，东王的任务是管制东方各国，西王的任务是管制西方各国，以此类推。）

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张献忠掀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像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人，当太监。接着，又学历朝皇帝，命人们“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杀头。在全四川认真检查石碑，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一律铲掉，弄得一块完整的石碑都见不到。史料记载：“近日人家庙宇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者，亦皆铲去。”“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客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故蜀无完碑。”

仪式举行完了，后妃、太监、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要有的把戏都弄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么，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保存至今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记录了张献忠部发布的军纪，碑文说：“务期兵民守分相安……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不许守土文武官员擅取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大顺贰年叁月□日。”

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安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朝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时间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开科取士。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举止粗豪，称王之后，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但是，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五马先生纪年》载：“献‘贼’开科取士，变八股为策论。吾州入学若干，中举若干，进士若干。未几，‘贼’又以为不得真材（才），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状元、榜眼同出一州，此诚所谓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也。”

一年两次科举，已经不太严肃了，考试题也出得千奇百怪。有一次考试，张献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话文的万言策，评论历朝帝王，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作完之后颇为得意，命令广为颁布，让广大读书人学习。一学之下，秀才们对考试更没了兴趣。而且考试把关不严，许多四六不分、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平时被人们称为“不通先生”的不学无术之辈，纷纷中了举人、进士，无怪乎人们对此不以为然。

然而，几乎四川省内所有的读书人都来参加考试了。并不是他们积极踊跃，而是后面有刀枪跟着。原来，张献忠命令，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邻里也连坐。

二十七

由于读过几年书，张献忠有时以读书人自居，对这些广义的同学有时颇表现出好感。《宝丰县志》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十三，张献忠克河南宝丰，劫集诸生于城外龙王庙，各问姓名，令勿惊怕，操土音云：“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语良久，遣各入城，遂拔营去。

昔日“学而未成”，今日却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运的“大王”，所以张献忠起义以来，对开科取士一直兴趣浓烈。每攻占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时间时，他就要举行开科取士，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亲自出题阅卷，品评高下，决定名次。不过考取了，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给个虚职，并不真正任用，似乎快乐只在于考试别人的过程。

张献忠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范。

如前所述，张献忠其人非常聪明，而且深沉狡诈，人莫测其端。《张献忠陷庐州纪》载，余瑞紫与张献忠相处数日，“日与八‘贼’（张献忠）多人共饮食，终日闲谈。至于用兵之事，全不言及。凡一切撒探摆驳，并踏看扎营地方，总在夜间发行，人不得而知，即众‘贼’亦不知也”。

张献忠行军打仗，非常善于用计，这一点他比李自成要强许多。他打出过中国战史上许多经典战役，史称“张献忠用兵最狡”。如崇祯八年（1635年）乘元宵节期，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崇祯十四年（1641年），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次年，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嘘的“铁庐州”等。

张献忠也像明太祖朱元璋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非常善于装神弄鬼。朱元璋自称会观天象，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据记载，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谓亲见天上，见有弓、箭、刀、矛等物。并谓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今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但是，不论如何狡猾，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权谋文化。史称，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他的眼光、胸襟与刘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用人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璋在出身、经历、喜好，特别是残暴、野蛮、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然而在学习、用人、战略眼光上，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朱元璋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能够不间断地自学，后来不但熟读经史，甚至可以作出相当漂亮的文章。而张献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终，一直到死，也没认住几个大字。朱元璋起兵之初，就怀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揽人才，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唯以琢磨张的心思为务，后期唯知投张所好，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最终失尽人心。

他张献忠在刀枪面前，从来没有眨过眼睛，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在他们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赐赏，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佐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张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报名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

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这些恪守“三纲五常”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叛贼”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所以，在大西国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在四川科举取士，对他来讲，更重要的目的是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造乱”。所以，考过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写写公文。而且考完之后，不管中与不中，都不许回家。《五马先生纪年》载：

此番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准除名，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言。

这样一来，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脱了儒服，不敢再以书生自居。《五马先生纪年》作者傅迪吉的父亲一看读书容易惹是生非，遂命迪吉弃书从商。“家大人有鉴于此，恐冒读书之名，贻不测之祸，遂命废业贸易，以免人口实事也。”

二十八

素质问题，是历朝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阿喀琉斯之踵”。

毋庸讳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们大都在无“余粟”“余力”“余智”的条件下长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因此，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目光短浅，见解狭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时之勇，缺乏一个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千百次农民起义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个人最终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大事未成之时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之中，这是绝大多数起义首领的结局。比如明末起义那百数十名外号各异的首领。二是虽一时据地称王，掀翻了旧王朝，而战斗成果最终被贵族们夺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绿林首义，豪杰纷起，结果却是把宗室刘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岗寨程咬金们虽一时做了皇帝，最终还是被谙于统治术的前贵族唐王李氏收服。三是距一统天下只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湎于酒色，最终亡国。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动，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黄巢。

张献忠也遇到了黄巢的问题：缺乏策略。

开朝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的“猴子掰苞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战斗，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由于信不过读书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史书记载：“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朝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暴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

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如在广元，“城中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遗漏一名”。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门，不许擅自出入。凡城里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左右邻居是谁，由某人担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再不回，则取这家人口，不拘老幼，尽行斩杀。城外入城办事者，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出城时，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则立刻斩首。

与此同时，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装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发现“讪讽新朝”的言论，立刻将人绑走治罪，以至“虽至亲遇于道，不敢相问慰，遥望即各低头去”（﹝清﹞欧阳直撰《蜀警录》）。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女人说他：“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第二天，这个男子就被捕了。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掀髯大笑，说：“这是说我（张）家长，李自成家短。没事，是良民，放了吧！”

不得不说，与地主阶级斗争十分坚决的革命者张献忠，统治劳动人民手段的野蛮下作实在大大过于历朝反动统治者，甚至最野蛮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样，暴力对张献忠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张献忠有时策略性地拒绝理性，因为他深知对非理性的恐惧深植于人性之中。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实力蛮不讲理时，他最容易得到无条件的顺从。

二十九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积穑，地生之利，未间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开朝，然而，张献忠在帝国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帝国”之内强抢。“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肩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与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同伴俱斩。”

所打之粮，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文革”结束不久，正如一本颂扬张献忠英雄事迹的传记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在四川的两年多时期中……据我所见到的材料，张献忠没有采取过一项直接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过去流动作战，靠在各地‘打粮’，如今一住两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很快吃光，几十万军队不能空着肚子，这就必然要从广大农民身上取得粮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农民战争的书，说得更清楚一些：“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撰著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许多大人物一再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老实厚道的农民们什么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饿死。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在这样的统治之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拥护这个自己的政权也是情有可原的。

三十

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的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生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以下功用：

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中国的大型农民起义短则一二年，长则延续到一二十年。少则波及数省，多则席卷帝国。一处揭竿，举国蜂起。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军人数都在百万甚至数百万以上。每一次起义，官兵义军双方所过之处，都残破殆尽，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帝国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大清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由于繁殖力强，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致命问题。每个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会迅速增长，并于王朝中晚期达到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而历朝大型农民起义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客观上起到了控制和调节人口的作用。

每次大规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牺牲多少换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西欧农民那种“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一般总是在几十年之内即丧失殆尽，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见一斑。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深深侵入中国文化的肌体，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而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由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三十一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

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

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部惯于“以走致敌”。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在进入四川之前，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我（指明军）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则困不住，要追则追不上，经常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帝国。不但在边境上要列重兵，在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被派去的。这是张献忠不能确切占有边远各地的重要原因。

明户部主事张缙彦说：“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这确实是至理之言。张的军事优势正在于“流”，一旦静止下来，由进攻变成防守，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在停止流动之后，他们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由于战线越来越长，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一个个变得又强大起来。

三十二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不久，明朝将领先后占领了四川东部和南部的綦江、宜宾等重镇，逐步开始向川西平原蚕食。

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近二十年间，他曾经无数次走投无路，不也是过来了吗？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张献忠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历史教科书上难以见到的现象出现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义。“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清人彭遵泗著《蜀碧》更载：“蜀民共起，杀伪守牧令判等官。贼所破郡县置守牧令判等官，缉捕百姓。时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杀贼。一时伪官或刺于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于水，几于殆尽。”

在南充，原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渠县进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顺庆谯、冯二姓，潼川杨先志、林时泰，詹州陈铁脚，岳池刘武举俱起义兵。”川西原明朝军官朱化龙“敛兵自守”，也割据一方。黎州土司十六岁的马京起兵反抗，“得兵万余，恢复雅黎”。在张献忠实际控制区内的百姓也纷纷起义，“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越来越多的人踊跃参加官军。《蜀警录》载：“曾英至重庆，驻兵江上。招集难民入伍，舳舻百里，旌旗蔽江。”明军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三十三

张献忠始则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沐风栉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帝国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中心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张献忠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了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沿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正像《蜀碧》所评论的：“乃西川人性戆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原名Ludovicus Buglio）和葡萄牙的安文思（原名Gabriel Magallaens）。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1637年）和十三年（1640年）来华，崇祯十五年（1642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多。逃出张军后，其所见所闻载入《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着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张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溺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他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神父们的好友、礼部尚书吴继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马匹给各军，请示张献忠开列名单，以此细故而触怒张献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为张献忠所宠，因为冬至节祀天，未遵张献忠令读条文，以至冒犯张献忠，被鞭打致死。还有位官员，因谏张献忠少杀无辜，而被重刑处死。

因为酒喝得太多，张献忠精神也出现不正常的征兆。那一天，他独坐饮食，喝闷酒，忽然见到空中伸出千百只人手来夺自己案上的食物。张献忠吓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么都没有了。

举杯消愁愁更愁，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他平生极为厌恶官场风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连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他服务，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

三十四

如果斗胆说一句张献忠是杀人魔头，也许并不过分。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此自命并自诩的。

张献忠想必有时也对自己心中经常涌动着的无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自我猜测为身负“收人”的使命。谷城受抚期间，他曾命人为湖北上津县新修的关帝庙题写碑文，其中写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

这一解释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中国人通常认为那些乱世豪杰，都是“应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来收缴人口的专员。比如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水浒传》故事，劈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言水浒群雄乃被封锁于地下的群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恼下方生灵”。

然而，遍数中国历史的豪杰人物，坦然宣称自己身负“下界收人”的使命，并身体力行，乐而不疲者，唯张献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今天，张献忠会是心理学家用来分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最佳样本。他读书期间表现顽劣，成年后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无法遵守社会秩序，行动无计划，冲动，他报复的强度与受到的挑衅不成比例，他性情异常而智能，认知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典型病状体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几乎找不到他拥有爱心、同情心的证据。虽然一世称雄，然而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至极的。

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人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这一人生观在他那著名的“七杀碑”也得到印证：

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每个起义军领袖都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世界怀有敌意。张献忠作为一个社会最下层的贫民，理所当然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总是仇恨最深。而张献忠的问题在于他的敌意不仅仅是对准了社会的不公平部分，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充满仇恨。而长期征杀、破坏带来的深刻罪恶感，进一步破坏了张献忠内心的完整，他无法对自己进行肯定，越发迁怒于外界，来获取心理平衡。而明末社会黑白颠倒，怪相重重，到处都充斥着一股戾气。这也给张献忠独特的世界观提供了论据。张献忠在谷城复叛时，曾在墙壁上留给大明王朝一些话，“自己之叛，总理（熊文灿）使然”，并把他交往过的所有官员的名字写在墙上，下面写上某月某日索取贿赂多少。在张献忠的眼里，这个世界人心败坏，无官不贪，无人不恶，人人该杀。两位传教士曾经对张介绍天主教教规戒律，张献忠闻之，非常惊讶于天主教戒律之圣：“赞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详，管理人良心，诚为不二法门。故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法律为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此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灭此种僧党及世上恶人。’”

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李自成对两任妻子都比较专一，这两个女人却都没有生育，并且先后与他人私奔。张献忠则似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他身边的女人经常是在陪宿几夜之后就被杀掉。并且，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对折磨她们总是格外有兴趣。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中，没有发现张献忠有过孩子的证据，只知道他认了许多义子。如果猜测这两位领袖在性能力方面有问题，也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操纵别人的生命，则是他感受自我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入川之前，关于张献忠的喜怒无常的记载就非常之多。他到汉州时，许多百姓“匍伏道左”来欢迎他。张献忠很高兴，遂赏给每个人一块元宝。回新都时，同样有百姓早早地来到道边迎接他，张献忠却勃然大怒：“你们是想要老子的元宝吗？”折断路边的粗树枝对着人群乱打，当场打死数人。

正像德国学者弗洛姆所说，“（施虐）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废者的宗教”，“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成了这个物品的神”。张献忠的喜怒无常，隐含着的无疑是能够随意决定别人命运的从容与自得。对于一个不能在爱、在建设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找到快乐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由自己绝对自由地任意操控，自己扮演的，不就是人间的上帝吗？还有比这更让人醉心的角色吗？

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弗洛姆分析施虐狂的内心说：“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恨生命”。“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感觉不到关联和共鸣。”我们在张献忠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同情心的空缺。他从不为自己的残杀行为感到后悔，在他看来，杀人是他的责任，那个控制着他内心的恶魔就是天意。他常说：“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三十五

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张献忠就是这样。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虽然他通过科举，已经把大部分读书人网罗进城市严加看管，但漏网之人毕竟还会有不少。全川大乱，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显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比如：“张献忠兵过叙（州）。宜宾诸生鱼嘉鹏、诸生李师武、义勇彭明扬夜砍其营，得印绶，被擒杀。”又如：“范瑜，总督旷子，邑库生。为流贼胁至成都，同庠生刘玉发共通官兵。”在各地组织地主武装与大西军作战的诸生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郑延爵，绵竹胡国柱，邛州叶大宾，南充樊明善、王景启，顺庆邹简臣、赵司铉，夹江黎应大，宜宾张文灿，江安罗文灿。

张献忠觉得很有必要对读书人再进行一次大清洗。

大顺次年（1645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帝国初建，亟须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考取者，将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意。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军令严明，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参加过这次“考试”的一个年幼的考生即欧阳直，后来他写了《蜀警录》，记载他在那场大乱中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据载：“读书人来齐了那天，自大慈寺门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设一长绳，离地四尺，张献忠亲自边上‘验发’。”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张献忠看着顺眼，想留下来用，就命令站到一边。除此之外，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于是，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幅，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以为是去赴考场。到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在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本来欧阳直也在被屠杀的行列里，张献忠看到他年幼，留作书记。直到张献忠在凤凰山牺牲，欧阳直才乘机逃出，其记载应是可信的。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人比张献忠更熟悉农民运动的规律，他知道，农民们是一堆干透了的柴火，而这些有知识、见多识广、爱动脑筋的人就是一个个危险的火种。历次起事都是由于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广大愚民才起而响应。所以，此等人亦应作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后快。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两千多。

三十六

然而，杀了这些火种，却没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这些四川人，简直是杀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后继，与他张献忠为难。一旦那些从穷山大野里杀出来的叛乱武装攻向城市，城里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群起攻杀守城的张献忠军，欢迎那些“再起义”的队伍。

张献忠征战十余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百姓。在其他各处，百姓对他都是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唯蜀人“忘恩负义”。他不解地问部下：“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他忘了，他以前攻破一地，最长不过数月。而今他在四川据守时间如此之长，措施如此之烈，百姓除了造反，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

张献忠分析各地情报，各地城池失守，城里人民做内应通风报信起了关键作用。这样一想，他觉得成都城内处处都是危险。从这个城市人民的表情上，张献忠早已读出了他们内心的怨恨。他越想越怕，干脆从成都城里搬了出来，住到了当初蜀王在城外的别墅“中园”里。

丞相汪兆龄摸透了张献忠的心思，他说：“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则然矣……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以臣愚意，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此制剽悍安反侧之善策也。”

张献忠深以为然。恰值大顺次年（1645年）十一月，大西军在汉中前线连连失利，清军节节进川东，川南又逐渐为南明军队攻占。张献忠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

两名传教士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屠戮成都的过程：

大顺次年（1645年）十一月二十二，张献忠打算剿洗全城居民。他事先安排好一个探子大张旗鼓地跑进城来汇报，说敌军大队将到，须当操练兵马，以做御敌之计。第二天，张献忠动员人马，做出将赴战场的姿态。他先召集各营军官，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了一个会，传达了“剿洗全城，不留—人”的命令，命令说“成都百姓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军官会后回营，预备明日大屠之事。

第二天，两位传教士见张部大军纷纷出城，聚集在城外的空地上，尚不知他们要做什么。不久，传令兵来到，通知各官员和两名传教士，今天将发生大的变动，各官员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老小，否则，出了事后果自己承担。二位传教士这才猜出张献忠想做什么，急忙奔回寓所，想救护自己的几个佣人。然而，佣人已经被军人搜出带走，他们扑了一个空。

这时，除了大西官员家属外，城内居民都已被挨家挨户搜出，驱赶到成都南门及东门外。利类思跑到南门城楼，安文思来到东门城楼，希望劝说站在这里指挥的军官先不要杀戮。两个外国人的比比画画当然不起什么作用，两处已经开始杀人。“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惧绝心目，血流成渠。”

开始屠杀不久，张献忠亲自率马队来到南门外沙坝桥边，亲自观看屠杀场景。老百姓一见张献忠到来，“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无军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张献忠丝毫不为所动，反而破口大骂四川人忘恩负义，私通敌人，自寻死路。“随即纵马跃入人丛，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于是数万士兵齐动手，被杀之人越来越多，呼号之声越来越稀。最后，举目四望，只见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尸体覆盖，“息静无声”，“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中国史书还提供了传教士没有提及的一个细节：张屠成都时，天阴欲雨，雷声大作。张献忠“怒指天曰：‘尔放我下界杀人，今又以雷吓我耶？’用炮还击之”。

三十七

张献忠也许是疯了，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数万部下居然依旧对这个疯子俯首帖耳，一丝不苟地执行这个疯子的任何疯狂指令？

这就是东方专制集权体制的威力。这个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在张献忠之前，有朱元璋出于一己之私，大肆屠杀功臣，而几乎所有功臣都老老实实地引颈受戮。

至于张献忠部那些手持刀刃，整日像切瓜砍菜一样砍杀无辜居民的普通士兵，他们执行这些任务时，内心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呢？

在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里，对参加屠杀的日军的采访，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几百年前的张军：“因为经常在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那些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引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到的俘虏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后浇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那些农民出身的张军，当然明白他们所杀的人完全无辜。他们不是在报复心的驱使下举刀的，所以杀人时，他们内心所有的，只是麻木，司空见惯，“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中国农民存在于世上的全部任务是做提供剩余产品的“顺民”。如鲁迅所说，历朝统治者只恨没有如细腰蜂一样的毒针，否则，他们绝不惮于把农民们变成没有大脑只会劳动的青虫。长久被自然、宗族、政权和意识形态捆缚，农民们失去了自我意识。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都处于沉睡状态，他们即使团结起来，也只能成为别人的工具。

在后面将看到，张军在听到命令把刀锋对准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时，也一样的不折不扣。这些因为天翻地覆而从任人宰割的羊一变而成为凶恶无比的狼的农民，骨子里还是充满着“顺从权威，避免思考，永远随大流”的羊性。即使在张献忠辞世，他的继承人改弦易辙，不再滥杀无辜之后，他们依然奉张献忠为故主，一口一个“老万岁”。

三十八

在读有关张献忠的史料时，我是始终怀着高度的警惕性的。起初，对于关于张献忠残暴的记载，我大多不敢相信，因为那些作为，实在是承平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不敢相信人类能做出这样的事。毕竟，史书之中，郢书燕说、夸大其词之处太常见了。然而，随着相互印证的资料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改变对人性可能性的看法。

在剿洗成都前后，各地的洗城工作也在进行。看一看简州的洗城是如何进行的。

本来，简州久已安定，并没有人起兵反对。地方秩序如此之好，以至弃学经商的傅迪吉甚至受了两个堂弟的鼓动，在附近乡村购买了一批绸缎，运到简州城里，准备贩卖给驻扎在州城的起义军，赚一笔钱。也该他倒霉，十一月初三，刚刚入城，就赶上张献忠从成都发兵，把简州城四面围住，然后进城搜检人口。在《五马先生纪年》中，傅迪吉详细地记载了他惊心动魄的遭遇。

看到张军入城，傅迪吉和几个亲友急忙藏了起来。“少顷，贼兵全部涌入城中，无分男女，见人就锁。诸母姑辈匿于床下，余一人仅有茅草二捆遮身。”傅吉迪惊恐无措，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告诫后人不要住在城里：“可怜城中遇难，与乡间大不同。若在乡间，纵逃不出，犹能东奔西走也，有须臾之缓；城中寸步难移，唯束手待毙而已。从来一治一乱，天道之常，后之人当以此为鉴，乱世切莫居住城池。”

然而，张军都是搜查的好手，这些承平已久的百姓如何能躲过张军的眼睛。“少顷，无数贼兵将我诸母姑辈于床下搜去。又不一会儿，有一兵进屋，将我的两个仆人搜出锁去。可怜这两个人，张军进来时，我在茅草从中看见他们在墙角隐蔽处彼此推藏，争着把对方往出推，最终还是不免都被抓走。后来陆续有兵来，从门外探脑袋进来一看，就大声说没人了，竟不进门。如是者十数次。街头稍静，约有两个时辰。我蜷缩在草堆里，暗暗祈祷鬼神保佑，倘得侥幸躲到黑天，又有生路。正胡思乱想间，忽然一兵进屋，其形极其丑恶，右手提刀，几步上前来，将茅草踢开，大呼：‘起来！’我起身哀求。随叫将我自己布袜脱下，裹脚解下，一头自锁其颈，一头与渠牵着飞跑。至北门，将余安在所掳众人之中，渠不知何往。”

所有城内居民都被押解到城门外的河边空地上，在这里，他们度过了恐怖的一夜：“我遂入众人中，站立空坝。其时天色已晚，墙上河边塘火齐起，胜如白日。都督驻扎城楼。起更之时，我才随众人坐下。人挤太紧，果然无容足之地。幸喜我正在人群当中，四面围得千层，得免受张军的苦楚。那些离张军近的人，张军将棒乱打，犹不致死。后面坐在城墙下者，被墙上的张军推倒城墙垛子打烂而死，众恶贼遂拍掌大笑，以为取乐。伤哉伤哉，此日之天道安在哉？”

“二更时，张军困倦睡去，这样的惨剧才停止。每塘火止有三四人暂守，不见吵闹，只闻张军歌唱之声。鸡鸣时，始唧唧有人语，细听之，乃吾州中老人与少者言：‘你们年少，或有人选上，或还有生路。我们年老，天明即死！’其词极其哀惨。凡年少者俱有此想，只是不好答应。”

第二天一早，起义军在北门外众人中选人。“初四日黎明，众兵果来选人。众人争先求售，亦不中用也。”傅迪吉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张献忠军。“选我的人又言：‘看你是细行人，我还要拿两个蛮才使用。’随去随得大汉两人，遂将头发各剪半边。”

选过人之后，剩下诸人，对起义军来说没有用了。于是大开杀戒。“复闻举号三声毕，大叫各营传兵杀人。登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视墙下，所存甚多，犹难计数。”

杀完人后，“起营回州，将前留妇女尽杀，上成都去了，谓之卷塘”。

三十九

张献忠将控制区内的各地城民剿灭净尽，他又从郊区强迫村民们入城。毕竟，城里还需要有人为军队服务。

虽然花了如许兵力人力来剿城迁人，四川各地也不见平定。在清军、明军、各地再起义军的攻势下，张献忠屡战屡败，接连几个月没有打过一个胜仗。张献忠挺不住了，他无比怀念起了当日的流寇生涯。放弃四川，到他处重新开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然而，又不甘心这样走，因为实在是太恨四川人了。好，你们不是反对我们吗？把你们都消灭了，变成一片赤土。张献忠决定屠蜀，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灭之，无使他人得”。在撤离四川前尽量把四川人杀光，留给敌人一个空壳。

这是古往今来最宏伟的屠杀计划，执行得也相当坚决。

距剿灭城民不久，张献忠又发出了“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深入穷山大岭，一个也不放过。“立搜山、望烟等头目，踪迹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举火薰之。”

从荣县、洪雅等县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四川许多地方无可争辩地实行了“除城尽剿”的政策。他认为：“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乃免死。”具体做法是：“凡剿一处，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并乡导人送领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结果是：“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剿毕，复扒草寻穴，细搜数日乃复命。”要这样仔细是因为：“倘有漏网者，或于别处发觉，罪其领兵官。”前面提到的小秀才欧阳直，他在为张献忠部服务时，“尝见郫县解来一个逃民，审讯之后，发现系峨眉人，于是负责查剿峨眉的官员洪都督被剥皮。”在这样严厉的政策下，各地官兵当然不敢不尽职。仅川中各县，就有十四万多人死在屠刀之下。

作为一项军事命令，当然要有验功标准。那就是手掌。欧阳直办理文案时，曾经见到以用手掌记功的记载。他说：“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

傅迪吉被掳入张军之后不久，寻找一个机会，开了小差，逃回家乡。然而，他的家乡也逃不过“除城尽剿”之令。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傅迪吉听说有兵来杀人，只好上山逃命。“正月十六，半夜时，闻村后林子边有许多人说话。我马上起床去问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是早先躲在附近大山里的人，也有自山外逃来者，约数千人，他们说：‘将黑时，流贼突至杀人，我们走脱，不知后面。’我速叫家人，收拾造饭。天刚亮，还没做好饭，那些逃来的人又逃到别处去了，我只得罢饭而行。我逃到郭家沟山上，即听到有人传信说：‘张军到内官寺了，将傅某人房子烧起。’原来我家已经被烧了。这个时候，幸有此班传信之人，他在山顶一呼，接连相传，登（顿）时可闻数十里。贼在东，即走西；在西，即走东。赖此以全活者，不可计数。是夜，暂宿杨梅河。见号火连天，相绩［续］不断，数十里之遥，数十营之多，都是张军，所过之地，全无生路。我不敢少留，在此一饭即行，至老龙场寺上。天明，流贼即赶到。我岳母、小姨俱被害，伤哉，伤哉！……相依住了二十余日，贼退方回。”

“及回至地方，荡然一空，止见尸横遍野，河下不见一人。湾中止有一两手俱剁者，（因没有手，无法砍去验功，故）流贼不杀，这个人说：‘大营去了好几日。前日又有四个马兵来，问我过大河之路，我指去了。’至家，房屋尽烧，和尚尽杀，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

四十

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张献忠开始撤退。穷途末路之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眷恋家乡。他对部下说：“弃蜀出秦，一得长安，则是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且关中为我故乡，诸将兵多系秦人。自来强兵战马皆产于秦，要图大事，还是陕西。”

然而，这时又遇到了供应问题。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吃没喝，如何行军？张献忠想到了屠杀自己的部下。当然，要杀必先杀那些掳来的四川人，他们虽然被征入伍，心却不附，经常有人开小差。

《蜀碧》载：“献忠欲此行入陕，恶其党太多，欲止只（留）发难时旧人。”他和汪兆龄等密议如何实行。“兆龄怂恿之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先立法，责之各将军都督等，多置逻者，以伺察营伍中行偶语者及微过，皆置文法并连坐，如此则杀之令名，无觉者矣。’密议已定，辄收治。”

密议结果，在义军中要“收治”的有三种人：“其一系四川人，有在四川入伍者，有系四川人而在他省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四川入伍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投降过来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各地方上的土匪入伙的，俱当尽诛。”其中尤其是四川义军，张献忠认为都是些“剽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故“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屠杀的办法与杀士子时类似。据《蜀警录》载：“先谎称要从士兵中挑出精干者，成立水师营。因此命令部队在张献忠等军官面前列队而过，过去者生，被‘挑中’者即待死。先在江边建造了一个木栅城，挑出来的数万军人都关进城内，开杀之时，先用枪炮向内轰攻，死伤大半，然后方挥兵入内砍杀。”结果在军中共杀“男妇二十万有奇”，占全军半数，张献忠在自己军中制造的屠杀恐怖，使得幸存者恐为张献忠所屠，大批逃奔“摇黄十三家”起义军。

张献忠还认为，随营妇女是自己行军作战的累赘，在杀过自己士兵以后，把屠刀探向军中妇女。顺治三年（1646年），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三百嫔妃杀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侍候自己。并命令：“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兵人一队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还有史料记载，由于缺乏军粮，张军曾经把这些死亡者的尸体“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收拾干净之后，张献忠率部启程。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此时被杀剩二十五名，忠心耿耿地跟在身边。士兵人数亦已只剩三分之一。张献忠犹满腔豪气。可惜行至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兵。他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队，同小军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满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中乱滚，痛极而亡”。

其时，张献忠方四十一岁。

四十一

张献忠的死，并不意味着四川人灾难的结束，甚至可以说，川人的灾难不过刚刚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来，四川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即张献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难逃。”清朝多种史书更是说，张献忠把四川土著几乎杀光。

后来，新一代史学家对于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说法深感愤怒。通过深入考证，他们有力地推翻了这一说法。据他们辛勤搜罗，《张献忠屠蜀考辨》等文章证明：

第一，在张献忠走后，四川起码还生存着和张献忠作战的军队数十万。其中至少杨展有数万，曾英也还有兵二十余万。“其他逃匿山区、结砦依险者更多。如通江县地主朱应先，‘家号素封’，张献忠在蜀时，他‘散财招士，结砦依崖’，‘活者百家，抚流亡者千数’。”

“第二，还有一些人（大多是地主），在张献忠起义军占领期间，逃离家乡，以后又陆续返回故里的。”

“第三，在四川境内留下的传说中，一般的也说经张献忠起义之后，每个县都还留了一些人。如灌县的贾、苟、皮、王等姓，郫县的孙、唐、苟、范、徐、马、刘等姓。至今有些地名，如邛崃县石头公社的逃命沟、火升公社的躲兵岩、大邑县服江公社的逃亡坝（唐王坝），均与明末地主逃匿有关。”

新一代史学家通过这些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张献忠滥杀无辜”是地主阶级恶毒的反动宣传，张献忠杀人是革命行动。张献忠不但留下了一些人不杀，而且这些人还不在少数。

可惜的是，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以后的连续不断的灾难。正应了智慧的中国人的老话：“大难将至，善人先死。”盖后死者的使命，只是承受更多的灾难。

第一重灾难是饥荒。

张献忠据蜀期间，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绝大多数耕地都被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所以张献忠部走后，四川遇到了严重的饥荒，粮价大涨。清人费密撰《荒书》记载：“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家有钱财的人毕竟不多了，于是吃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五马先生纪年》载，清兵入四川之后，地方秩序恢复，傅迪吉因事由简州赴成都，亲眼看到吃人。他记载，一路都是饥荒景象。“宿谭家场，这里还有人家。见到有七八个人，饿得将死，睡在板上，时而张（手），时而睁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见沟下有烟，我于是令人到那里讨火，正撞住杀人吃，我的仆人将吃人强盗锁绑来，问他们肉从哪来，他们说从贺家场弄的。让他们带路到贺家场，见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起，问；‘你们何故杀人吃？’她说：‘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人！是公婆将死，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余问：‘怎么买来？’答以：‘一两银五斤。’”

鬼诱人图

吃人之事，在彼时的史料中记载甚多。再引欧阳直的亲身经历：“我在军营中听说外面有吃人的事，我还不信。不久，随抚军马公驻内江，乡绅范文英的弟弟带着他母亲来求粮食，马公给了他几升米，不料回家的当夜就被邻居把粮食抢走，又把范的弟弟杀了吃了。”

及至后来，欧阳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后来我路过威远的时候，遇到十数个饥人。他们叫我们过去和他们同路走，我们不敢过去。他们大声喊叫说：‘你们走也走不远，不如留下两个给我们当粮食吧！’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子，见一家屋里有冷肉一锅，大家争吃一空。等进厨房看时，才看见烹熟一个无发小儿，人头及人皮和内脏都在一边，原来我们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军人们何尝不是如此。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在报给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获贼徒，未奉上级命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地方土豪武装更是如此。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曾对我说过，他们集合士兵扎寨时没有粮食，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时都按杀猪杀羊的办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义军中，甚至有纯以人为粮者。《五马先生纪年》载：“栽秧完，突又遭摇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

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

“摇黄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数股农民起义军，他们纠集在一起的目的，从其各部首领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争食王”“夺食王”“闯食王”……这不太像陕西大乱初起时，各农民军首领模仿《水浒传》风格起的那些外号，倒颇有些《西游记》中魔王们“狮驼王”之类称号的风采，而其所作所为也颇似食人魔王。他们称首领为“掌盘子”，内部有一套行话：称杀人叫“折割”，“锁人”叫带线，埋伏叫“卡子”，与土匪似乎区别不大。《南明史》说，他们“后来同当地官匪纠结，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武装”。他们有时与各地小股土匪结合，有时又受雇于官兵，为其打土匪。虽然他们规模没有张献忠浩大，但所作所为酷烈则过于张献忠。欧阳直《蜀警录》载：“摇黄贼攻破长寿、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人入营，所获壮丁用生湿牛皮条捆之，交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张献忠败亡后，他们声势大振，可惜此时四川财富已经净尽，他们只好全军以人为粮。欧阳直评论说：“张献忠部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命令，至摇黄贼营内没有军纪可言，随军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杀人，他们是逢人便杀。我后来被摇黄贼掳入营中，亲眼见到他们每把小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接住，使小儿穿在枪上，手脚抓刨如同飞翔。众军人哄然大笑。又见他们将人活绑在树上，剖开肚子挑出肠子，缠在这个人身上，以为笑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来，用头撞钟，脑浆四溅，拍手称快。如此惨虐，远甚于张献忠。”

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清的军队，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靠抢粮为生。

明朝官兵在他省时即军纪败坏。明朝末年，军官的腐败甚于地方官，他们吃空额，扣军饷，明目张胆；军人的残酷暴虐，也往往甚于土匪，不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滥杀无辜，甚至还有吃人的现象。比如明军大将刘泽清经常以杀人为乐，并取人心、人脑食用，而“颜色自若”。当时的明内阁大学士文震孟坦白承认，明军的普遍情况是：“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崇祯十四年（1641年）上任的明郧阳兵备道、按察使高斗枢记叙他在张献忠经常活动的郧阳城的亲身经历时说：“左（良玉）兵二三万，一涌入城，城中无一家无兵者，淫污之状不可宫。数日启行，复罄没其家以击。去十许日而予至，米菜俱无可觅。士民相见，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真惨极矣！”明末军队军纪之差，为多种史料所证实。许多史书说，他们所至一处，“掘地拆堵，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班师回日，除主将车载……不计其数外，即一火头军，俱四五驴驮不等……万耳万目，共睹共闻……一家有银钱，则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乱兵杀掠淫掳，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在他省犹如此，何况到了乏粮的四川。而清军虽然军纪较为严整，然而从来不惮于杀戮汉人，抢夺粮食。在诸军并进四川之时，侥幸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欧阳直记载：“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于川北、川东，迄无宁日。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不取，兵则但不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灾难则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随生。《蜀碧》：“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瘟，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灾难是虎灾。尸体遍地之际，野狗突然多了起来，数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让人惊异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长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现了大批老虎。经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闲庭信步。欧阳直说：“张献忠走后，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只，或者一二十，爬楼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闻，让人难以置信。我从内江逃出的那个夜晚，四次见到老虎。坐船在叙南行走时，看见沙洲上大虎成群。过泸州，岸上虎数十，鱼贯而行。”这些虎吃人吃够了之后，遇到活人，专以咬死为务，杀戮之后扬长而去。

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巡抚张春向皇帝报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充县招徕了五百零六人，不久，不料居然给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

五重灾难，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能够活着从这个罗网中逃出去的人实在是异数。

对于蜀乱，清人刘景伯撰《蜀龟鉴》做了个粗略的总结，谓：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四十二

康熙六年（1667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到四川之后报告给皇帝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已经无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康熙十年（1671年），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马湖（今四川屏山）知府何源浚也说：“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然全省也只有一万八千零九丁，约合九万多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四川通志》卷七十一）。

当然，还有人没有被统计进来。比如那些为数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叙州有人避贼，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复至也，惊走上山，行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兽，擘手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他们不怕猛兽只怕人。虽家人亲戚召之，疾走不顾也。”

这些返祖的“原始人”不怕什么狼虫虎豹，最怕的倒是两条腿的同类。

当时的四川，已经不像人间景象。当时的官员目击后，在信中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荆棘塞道，万里烟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踪。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

时至今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还经常会暴露出白骨，现身诉说彼时的遭遇。

四十三

明末四川之难，已足以使人惊心骇目，不忍卒读。

可是再往上翻检历史，我们发现，我们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这样大规模的灾难在四川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元末同样如此。元时四川是主战场之一，战争过后，人口从宋朝的两百五十九万户锐减至十二万户。后来朱元璋大力移民，才逐渐使四川人口恢复。

据说在早，佛祖释迦牟尼的数千释迦族亲族被波琉璃王的大军杀害了。释迦族及弟子们三次求佛救救释迦族的大难，佛也没有答应。大兵过后，佛弟子们对于佛的这次对亲族的劫难不管不顾很不理解，佛祖对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荒年，有一个村庄的人，到一个大池塘捞鱼。天旱水浅，鱼也容易捞，把池里面的鱼鳖虾蟹螺蚌等，都打捞净尽了。

经过若干年代的轮回转世，今天，那村里的人都转为释迦王族了。你们知道吗？波琉璃国的人就是池子里的鱼鳖虾蟹螺蚌等转世啊，所以生有一股业因怨气，来灭释种以报宿怨。这就是所谓的“定业难逃”。佛也管不了定业呀。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己身罹受的无数次灾难当然有很多痛定思痛的反思。

老百姓的说法：“平时人做的坏事太多了，老天派人收人啦，咱们这片在劫啊。”“世人多杀生，遂有刀兵劫。”

士人的说法则文雅一些，那个身经离乱的读书人欧阳直晚年在他的《蜀乱》一文劈首写道：明末以来，四川“世风日下，人们越来越奸诈，人心越来越险恶。环顾巴山蜀水，到处是不良之人。川北之人粗暴，川西之人阴柔，川南之人好坏各半。及省会和川东之人，奸狡刻薄，比别处更甚”。

他说：“上天干怒，所以降下凶魔，震赫扫除，竟成劫难。是知劫难之作，皆由人心之不善致之，而蜀中之乱独甚，而祸独惨者，又蜀人之大不善之心，有以自致也。”

他提出避免此类悲剧的方法是号召大家自我反省，提高道德水平。“吾愿凡我蜀人，自今以后各图修省，共回天意。”

杀人者张献忠和被杀者在此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四十四

中国人历来有崇拜那些暴力神的传统，如崇拜什么河伯之类。他们有无法抵御的残害人类的能力，所以获得了被人们顶礼膜拜的资格。

张献忠在四川时，有一次领兵路过梓潼县文昌庙，因听说文昌君也姓张，遂认此神为祖，并且放过文昌庙附近的百姓不杀。他死后不久，这些没有被杀的百姓感谢张献忠的不杀之恩，在文昌庙中自发地为张献忠塑了像，“绿袍金脸，狞恶狠状”，当作神灵崇拜起来。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张献忠神”前一直香火繁盛，人们每年都来献上丰盛的供品，以求威严强悍的张的灵魂保佑，或者至少不来残害。据说张神非常灵验，有求必应，远近数十百里的人都纷纷前来进香。由于崇拜的声势过大，终于在乾隆七年，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地方官毁了张献忠神像，并把此像扔到路边，任人践踏。然而，官人走了不久，当地人民怀着对“人民起义领袖的爱戴和缅怀”，又重塑了张献忠像，重新对他跪拜如仪。（《张献忠屠蜀考辨》）特别是一些地方土匪，或者零星的农民起义武装，对张献忠更为崇拜，他们出去征杀前，都要专程来此，到张像前跪拜，以求保佑。

张献忠庙中的塑像

张献忠神像后来不知所终，然而三百五十余年过去了，张献忠的灵魂仍然游荡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之中。“张献忠崇拜”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处危险病灶，虽然已被历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得并不彻底，时有复发可能。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发生过如湖南道县的集体灭绝和吃人事件。所以，研究张献忠杀人的原因，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实不是一种猎奇，而是一种需要。

无处收留：吴三桂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学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的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体。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一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一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继洪承畴之后，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而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号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扑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这些信件不断说明，在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吴三桂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敌人那里得到得越多，标志着丧失得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漫漶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约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并不属于自己。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按照这种思维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标上皇家的产权，阳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诏、恩赐、恩赏、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把这两种品质充分发扬光大，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治理天下的要诀即是充分培养鼓励人们的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覆亡，那么，作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会上层成员（包括官员和士人）就有义务为他的恩主尽忠殉国（这是光荣的选择），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的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之时，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在大明朝，吴三桂是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末年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这里，史书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六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这在那时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兵的重围之中。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别人对帝国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时，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吴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于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吴三桂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一岁，吴三桂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会得知，吴三桂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二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重视名教纲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讲究实用的农民。他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农民式灵感发明了八股文，发明了《大诰》，发明了《皇明祖训》。他的努力指向一个方向：把天下人的头脑装进儒教纲常的保险箱，让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之下永远平稳运转。

儒教的价值，在明朝被张扬到了极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个读书人都必须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每个乡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须集会听老人们宣讲圣道。这个朝代的读书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善于引经据典，这个朝代树起的贞节牌坊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每个年代，总有一批批大臣因为谏举皇帝不符祖训的行为，和皇帝据理力争较劲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杀头，光荣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下，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对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子，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居然也争献媚药秘方。

有人说，明中后期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们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帝国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扑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

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深刻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总笼罩在人们的怀疑目光之中。

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因猜忌怀疑被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按正规途径升入社会上层。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教条化的儒教灌输模式并没有毁坏他的思维能力。他通达权变，冷静务实，办事能力极强。崇祯初年，陕西农民军震动天下，官军望风而逃，洪承畴受命前往镇压，六破李自成军，俘获起义军首领高迎祥，给农民军以毁灭性打击。陕西战事初平，关东形势吃紧，崇祯皇帝又征洪承畴总督辽东军事。洪承畴总结前几任辽东军事长官屡战屡败的教训，制定了稳扎稳打的战略，针对满洲人羽翼已成、实力颇丰的现实，决定采取屯田久驻、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把满洲人赶回老家。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唯一现实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个胜机。可惜洪承畴这个战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对，性格急躁的崇祯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员一致主张速战速决，他们认为天朝大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异族，实在是一个奇耻大辱。指责洪承畴怯懦畏缩、老师糜饷的奏章一份接一份地递到皇帝面前，皇帝则派出一个又一个太监到前线监军，谕旨里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怀疑和杀机。被逼无奈的洪承畴仓促出战，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不是败给了满洲人，他败给的，是自己的同胞。

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和每个处于历史大情节之中的人们一样，他并不能清晰洞见情节的转折点，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帝国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吴三桂，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品？

三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历史烟尘，吴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欲望、才华、能量的生命，上天赋予这个生命那么多优越之处，似乎并不是为了让它满载着遗憾消殒的。

吴三桂堪称美男子。祖籍江苏高邮，弥漫着水汽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吴三桂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的。江南的水汽和塞外的长风同时融进了他的气质。吴三桂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在白皙的面庞上，两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条挺拔的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三百多年前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

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延陵将军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沉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

年少成名的吴三桂曾在北京短暂逗留。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有着传奇经历而又风姿俊逸的他几乎引起了轰动。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们都以结识他为荣。他兼具粗豪与文雅的气质，使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吴梅村十分倾倒，为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

从儿童时期起，吴三桂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质。膏粱子弟的他当然同样贪玩调皮，但是在练武场上，他却表现出一般儿童所没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在长时间单调而艰苦的练习中，吴三桂异常投入，从不偷懒。另一个突出的品质就是争强好胜，从不服输。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吴三桂的神经类型极好，智商很高，身体协调性和反应能力均为一流，天赋极为突出。祖大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质，对他极为宠爱，广延名师，悉心栽培。才十几岁，他的一身骑射本领就已十分出众，校场上常常夺魁，在关外军中已小有名气。

唯一遗憾的是吴三桂对读书不太感兴趣。一心望子成龙的吴襄在培养儿子上不惜工本，曾叫吴三桂投在董其昌门下读书，无奈吴三桂实在不是此道中人，吴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好在当时对武将的文化素质要求并不高，武功骑射是衡量武将才干的主要标准。

但是，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孝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世能力。他属于多血质类型，社会协调性极强，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反应。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吴三桂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吴三桂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许多。年纪轻轻的他在关外上层人物的圈里就有着“轻财好士”的美誉。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吴三桂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尤其是对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他同样和蔼可亲，一脸坦诚，让人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吴三桂热衷于广泛交游，人有所长，他总是千方百计要与之结识，别人遇到困难，他经常主动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吴三桂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天启年间，高起潜代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认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经略辽东之后，他又和洪的亲信幕僚谢四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吴三桂宠眷有加，他不发迹，还有谁能发迹？

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在内心深处，吴三桂是一个极为自负、极为自傲的人。自身的出众素质和不断的成功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极为自信，吴三桂深知自己是个欲望强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绝不会把这一生白白放过，他要居高位，享大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他还要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读《后汉书·皇后纪》时，吴三桂不觉掷书长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汉光武帝刘秀语），余亦遂此愿足矣！”而只要向社会上层攀升，生命价值、个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真是一幅简洁而绚丽的人生图景。

武人吴三桂也许不会去更多地思考诸如生命的终极意义之类的问题，也不会体验到困扰着我们笔端（有时仅仅是笔端）的存在的荒谬之类的后现代痛苦。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欢乐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贯注的，有着埋头走路不抬头看天的性质，因此也具有某种朴素动人的意味。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而且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武人吴三桂在宁锦战役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官军战败的消息之后，突然发现了自己原来是站在冰山上。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吴三桂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一种无可逃避的残酷。

四

和烂透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时候的满洲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标准化的伦理构架。满洲人更多的是凭借体内原始的热情和冲动生活着。他们大致知道些《三国演义》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义的粗浅概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论却不是他们野性未除的头脑所能理解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灵活，所以这个民族显得朝气蓬勃，锐气十足，效率很高。他们的征服需要汉人的引导，所以他们竭尽全力争取那些有才干的汉人，执着而真诚。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们争取的目标，满洲人因为受到祖氏兄弟的有力打击而敬重他们。满洲人听不懂忠干天地义动云天的神话。在部落的争战中，狡诈、残忍、背叛都不是罪恶，而是生存的方式。弱的服从强的，失败者归顺胜利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投降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应该说，他们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诱降给这些汉人带来的心理伤害。

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他赐给他们房屋土地，并以此为诱饵招降祖大寿。祖大寿不为所动。

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围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三个月后，城中粮竭，祖大寿和皇太极订下城下之盟，率队出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厚赏祖大寿，为了表示对祖大寿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寿为前导，带兵攻取锦州。不料在锦州城下，祖大寿甩开大队人马逃入城中。皇太极的胸襟、气度和精明借此机会表现出来，他“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和祖大寿一起投降的其他将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

皇太极

七年之后，皇太极又一次俘获祖大寿。这一次，祖大寿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极却依然不屈不挠地争取他。出于对明朝的失望，对子孙前途的考虑，还有对这位满洲首领人格力量的屈从，这一次，祖大寿低头了。

皇太极明白他的成功不仅仅是招降了祖大寿，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一举动在汉人将领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后来越来越多的汉人的归降，满洲人夺取天下将是一个虚妄的梦幻。

洪承畴刚刚被俘的时候，也曾经一门心思尽节殉国，在满洲人的监狱里蓬头赤脚，日夜大骂，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极一点也不生气，供给洪承畴精衣美食，细心照顾，不断派人去劝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亲自到监狱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单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并且问道：“先生得无寒乎？”洪承畴瞠视久，叹道：“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洪承畴不是腐儒，清和朱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朱明而代之。而使他最后下了投降决心的，还是这个满洲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

五

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洪承畴会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

洪承畴是在朝衮衮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道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帝国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了。

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外表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吴三桂觉得，书上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对这样的人，吴三桂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帝国希望之所在，虽然满朝昏昏，但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大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数就不会尽。

松锦陷落之后，人父都做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洪承畴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将走进祭坛，做孔孟之言的悲壮殉葬，和苏武、岳飞、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许还会有《正气歌》之类的作品留下来，成为千古名篇。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这位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还有舅舅祖大寿。他和吴三桂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凛凛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做了另一种选择。

这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共四千余字，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1656年），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初有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了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为了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起来。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来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上“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们不知道武人吴三桂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

吴三桂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六

历史上那座有名的宁远城，现在叫作兴城。

当年祖大寿亲自督建的古城墙依然雄踞，墙顶那些青灰色的古意斑驳的城砖，曾经印上过祖大寿和吴三桂的足迹。

游荡在古城之中，城中心的那两座巨大的石头牌坊吸引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的目光。这两座建筑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刚刚矗立起时的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雄赳赳地俯视着过往人群，不过现在这种神气却显得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三三两两的游人只是抬头看看牌坊上面那些依然精美的浮雕，然后摸摸下面那两个石狮子的头，没有几个人去认牌坊的主人费尽心思刻在上面的那几个繁体字。那几个字刻得极高，要认清楚，必须费老大的劲抬头才成。

兴城古城

前面的那座牌坊上的几个字是“忠贞胆智”，后面更为高大的那座上的四个大字是“登坛骏烈”。这些字的意思是表彰当初守卫这座城池的将军，表彰他们的忠贞和英勇。它们要表彰的人就是祖大寿和祖大乐。这两座牌坊是祖氏兄弟在皇帝的批准下自己修建的。后来，这两位热衷于自我表彰的将军同时背叛了他们的皇帝。

看着这两座石牌坊，最先想到的是它们为什么要建得这么高大，以至于经过其下的人会体验到一种压迫感。而且，下面还要放两头狰狞的狮子来保卫？

祖氏石坊

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与世俗拉开距离的努力，一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意味。而这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核心。

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凝聚人心、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每个社会总是竭力高扬这种价值观，巩固这种关系社会向心力的精神制高点。

在祖大寿投降之后，这两座牌坊已成了两座具象的讽刺。作为继任者的吴三桂，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这两座建筑。不过，他却从来没有提议拆掉它们。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当宁远继任守将吴三桂三百多年前再次穿过这两座建筑之下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七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终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开朝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视下，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因为怕承担责任，谁都不敢发言。后来，还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打破沉默，老相毕竟阅历深厚老谋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老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议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

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

面对平西伯这个尊贵的头衔，吴三桂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在等待朝廷决议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情应该比北京城内那些官员更为焦虑。假设在这一个月内吴三桂曾经多次失眠，也许不会离历史真实太远。因为他的性格里缺乏逆来顺受的因素，所以面对绝境，他的心理挣扎应该比常人激烈得多。有足够证据表明，在朝廷做出决定之前，吴三桂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现在，皇帝的诏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后一个柱石之臣立即行动，检阅步骑，带兵上路。

从宁远到山海关，距离是两百四十多里，在当时，按正常行军速度，两天内可以到达。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短短一段路，吴三桂的大军竟然走了八天。是由于队伍过于庞大以至影响了速度，还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呢？这成了明清易代史上的一个谜团。

俯视一下当时的情势，这个谜其实并不难解。此时，大明朝的腹地已成鱼烂之势，大半领土已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吗？根本不可能。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受恩深重的军官，他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终。问题是，现在只有终，没有始；只有亡，不能存。如果天下势仍有可为，他有可能做个中兴名将，拯大明于危难，扶大厦于将倾，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吴三桂也不会却步。可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

当然，吴三桂不能按兵不动。如果他按兵不动，就会成为帝国和民族的罪人，就等于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给天下人这样的口实。

所以，吴三桂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佳方案：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等到明朝的灭亡成了既成事实，他的效忠对象已经不存在之后，他就有了道义上的行动自由。下一步的取舍，就轻松多了。

真实的吴三桂在求生本能的指引下，在道德的荆棘阵中寻到了一条缝隙，做了一次诡秘的出逃。

天地巨变，终于彻底压碎了吴三桂身上的道德外壳，他选择了求生而不是殉道。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吴三桂才终于把自己从忠君报国的道德外壳下剥离出来，不过这种剥离是血淋淋的。毕竟，自命不凡的吴三桂有过真实的道德理想。他对自己的生命构想绝不仅仅是一个衣食俸禄层面的碌碌之辈。现在，他的人格理想已被击碎，可以肯定，自诩为血性汉子的吴三桂从此不得不面对世人的指指点点，他不知道自己最终将以什么样的形象进入历史。

吴三桂只能仰天长叹。

现在，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

一想到陈圆圆，他觉得这一切损失毕竟还得到了补偿。这个女人啊！

只是在认识陈圆圆之后，他才明白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原来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存在的。

在拥有陈圆圆以前，他虽然有着风流将军的美名，但是从来没有把女人真正当回事，女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供他消遣的玩物，不过是比其他东西更好玩罢了。可是自从结识陈圆圆之后，世界在他眼中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瑰丽、美妙而莫测的世界。他发现自己也变了，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汲汲名利的吴三桂了，他变得浪漫而多情，变得单纯而透明，和这个女人相比，许多以前显得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却无足轻重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可以改变世界。

现在，对他来说，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比做其他任何一个角色都重要，甚至比做一个名垂青史的大英雄更重要。

现在，陈圆圆和他的家族，和大明皇帝一起，都留在京城里。他没法救出皇帝，但是，以他的三万铁骑，跟李自成去换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陈圆圆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八

吴三桂的算盘打得很准，正当他在勤王的路上缓缓行进之时，三月十九，农民军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根白绫，给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打上了一个句号。

得到这个消息时，吴三桂刚刚走到河北丰润，距京城尚有数百里之遥。他忙撤兵返辔，率领大军奔回山海关。

这座依山傍海的雄关，将是他用来换取后半生前程的砝码。明朝的灭亡，使得这座关城已经姓吴了，他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不过，他知道，这座关城不论是对李自成还是对皇太极都是沉甸甸的。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李自成会为这座关城开出一个大价钱。李自成会找上门来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明朝覆亡后的第十天，李自成的信使到了。带来了封吴三桂为侯的檄书，带来了四万两犒师银子，同时，还带来了老父吴襄的一封信。

一切都按照吴三桂的设想到来了，尤其是老父的这封信。皇帝已经死了，可是父母仍然在，这就是吴三桂在这个世界上堂而皇之地活下去的理由。忠臣是做不成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可孝子这冠冕堂皇的社会角色还可以继续扮演下去，他的行为照样可以获得社会伦理观念的认可。父亲的信，说得多么有理：

……今尔徒饰军容，逊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势者，可以知变计矣。……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受戮，身名既丧，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

是啊，大势已失，天命难回，帝国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还有那日夜思念的陈圆圆都在李自成的手里，为了父母的生命，牺牲自己的名誉情有可原顺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顺他就是归命侯。寇贼杀了皇帝，寇贼就成了皇帝。从行脚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么，同样用血汗挣得天下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能顺天应命抚驭万民呢？

现在，吴三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抛弃一直虚掩在身上的“忠臣”的外壳，不过里面还有一张“孝子”的面具，可以用来抵御社会正统价值评判系统的正面杀伤。在命运的逼迫下，吴三桂的生命欲望就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软体动物，急匆匆地从一只外壳迁入另一只外壳。

吴三桂点齐兵马，把山海关交给大顺农民军，踏上了第二次西进的征途。

命运，却同他开了一次让他无比尴尬的玩笑。

走在西进之路上，吴三桂虽然心中还有点紧张，但是心境和第一次入关毕竟大大不同了。他不断幻想着到京城之后会遇到的盛大欢迎场面，不免有几分激动。李自成也许会亲自迎接，所有新朝权贵都会出席接风宴会。封侯建府，钟鸣鼎食，他在大顺王朝可能前程更为远大……毕竟，他送给李自成的这份礼物不轻啊！

可是，四月初五，当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里逃出来的家人。这个家人因多日逃亡形同乞丐，一见到吴三桂就痛哭失声。

原来，大顺军入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赃助饷，剥夺高官显宦们的家财来解决财政困难。吴襄虽有招子降顺之功，也不能例外。昔日巨富的吴府，现在已被搜刮得空空荡荡。

吴三桂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半天沉吟不语。他没想到李自成竟然送给他这样一份见面礼，看来他的如意算盘打得也不是太准。可是，自己已经走到这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也许他到了北京这些可以摆平。突然，他想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陈妾现在怎么样？”

家人告诉他，陈圆圆现在已是李自成驾下“权将军”刘宗敏的人了。

轰的一声，那些美好的幻想在吴三桂眼前彻底崩塌了。吴三桂像被人当众打了一顿耳光，原本白皙英俊的面庞一瞬间涨得血红血红。他觉得自己的头好像涨大了。三十三岁血气方刚的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奇耻大辱会劈头盖脸落到自己身上。好一群流贼，他把山海关拱手而献，他们却夺走了他最心爱的女人！什么封侯之赏，什么犒师银，都是敷衍，他们分明把他吴三桂当成了玩物！有生以来，没有人这么侮辱过他！吴三桂一把拔出腰间的佩剑，刀光一闪，面前的桌案已经被劈成两半。

青年陈圆圆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

吴三桂出屋上马，调转马头。三万大军像一头发怒的雄狮直扑山海关。守城的农民军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已被袭杀殆尽，而闻讯应援的白广恩部，刚刚接近关城，也遭到痛击，竟然全军覆没。在战场上，很少有人能成为他的对手，尤其是在他狂怒之际！

一场激战之后的山海关出奇地寂静，吴三桂一个人坐在大厅之上，没有任何人敢进来。他既不是忠臣，也已不是孝子，命运撕掉了他所有的面具，现在，吴三桂只是一个因为女人而狂怒的男人。在狂怒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真的无家可归了。

九

吴三桂多血质的性格特点，此刻又一次激烈地表现出来。性格即命运，而此时，性格即历史。就在他冲冠一怒的那个瞬间，墨一样浓的愤怒淹没了他的理智，当他静下来之后，吴三桂发现自己已被判定为一出悲剧的主角：他不但失去了帝国，也失去了家族，同时，还有最心爱的女人。在这个条理分明的世界上，他丧失了经度和纬度，找不到自己的坐标。

冲冠一怒使吴三桂永远地背负了历史的重债，他因此而成了所谓“民族的罪人”。不过，吴三桂在这愤怒的一刻袒露出的人性底色是历史上一抹斑斓的色彩，否则这部历史就过于灰暗乏味了。这个由赤裸裸的愤怒驱动着的人，一瞬间挣破了文化在他身上形成的层层伪饰，显露出未被阉割的真性真情。否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是历史罪人的吴三桂是什么样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他驱兵西进，与李自成激战于北京城下，以卵击石，壮烈殉国。一出情节单调重复的英雄剧背后是无意义的生命损失，对于历史进程不能有丝毫影响。二、吴三桂忍辱负重，为了民族大义，唾面自干，在那些羞辱捉弄了他的农民军将领前强颜欢笑，虚与委蛇，以此换取他们的残羹剩饭。很明显，吴三桂在大顺政权之下，非如此不能生存。这样的话，吴三桂确是兼顾了民族大义和身家性命，可是这样的人格形象是不是更为卑琐？

愤怒很快就过去了。冷静下来的吴三桂又恢复了理智，而他的理智是出众的。他迅速判明了自己的处境，他不甘于处于被打击被剥夺的地位。他要对命运反戈一击，永不服输的他在绝望中竭力奋争，试图冲出命运为他设计的险恶陷阱。

十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五，清摄政王多尔衮接到了这样一封书信：

……流寇逆天犯阙……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上，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这些充斥着“大仁”“大义”字眼的文字——“亡国孤臣”吴三桂的这番“忠义之言”，是在吴三桂被李自成围困在山海关后写出的。走投无路之时，他顾不得什么华夷之分、敌我之辨，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发出了乞求。可是连乞求都是这么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满腔悲愤，真好像文天祥再世，申包胥重生。可是，就连不识几个汉字的多尔衮也一目了然，这不过是一封投降信而已。他何尝不知道，这个“亡国孤臣”在几天前还仆仆奔走在投奔“流寇”的路上，兴致勃勃地想和流寇们分一杯羹！这些汉人真是会说话呀！

吴三桂重又捡起了通行的社会伦理符号。他并不指望谁真的从词语层面理解他的话，这只是一种信息的标准化包装而已，华夷通用。形式永远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第一位的，虽然实际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多尔衮并没有用心思品味这些华丽的词，他立刻感到了这封信不同寻常的分量。这真是天赐之机，父兄两代人征战多年，始终不能接近的这座雄关，如今唾手可得，逐鹿中原的宏愿即将实现，他怎能不大喜过望。多尔衮立刻发兵，向山海关奔去。

这时，山海关已经被李自成的大军团团围住了。李自成这次亲征，不光带了六万大军，而且还带来了吴三桂的父亲。

他知道吴三桂是有名的“孝子”，他希望吴襄能发挥比六万大军更大的作用。到了山海关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吴襄在阵前致书劝降。

可是这封劝降书对吴三桂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吴三桂现在不需要什么台阶来下，李自成那里已没有他落脚的地方。李自成收到了这样一封回信：

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决，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这冠冕堂皇的措辞让李自成无话可说。他知道，再和这个人费口舌不会有任何意义了。大顺军向这座著名的关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当多尔衮的大军到达城下时，这座关城已是岌岌可危。激战已进行了一天一夜，大顺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有的地方，已攻上了城墙。吴三桂焦急万分，可是老谋深算的多尔衮却一点也不着急。他望着吴三桂那神情焦虑的脸，不慌不忙地提出，吴三桂得先剃发改服，他才能出兵。他还记着吴三桂在那封慷慨激昂的信中装出的那副大明忠臣的姿态。

吴三桂确实没想到这一着。不过，他没有犹豫片刻。不就是把顶发剃掉，脑后梳一条猪尾巴似的古怪辫子吗？不就是穿上那身难看的蛮服吗？他已经抛弃了帝国，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名誉，他还在乎这几根头发吗？！他已经不再在乎什么了，不坚持什么了，就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

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吴三桂头顶上的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满洲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为保住自己的发式，却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

吴三桂的精神世界终于放弃了最后一点依托。不过这样也好，现在心里已经了无挂碍，他反倒获得了解放，从此吴三桂可以任凭自己胸中的贪婪、欲念、仇恨，痛痛快快地肆意流淌！

多尔衮终于同意出兵了，吴三桂现在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不过，他依然从容不迫。为了保存八旗兵的实力，他命令吴三桂为先锋出城去冲击敌阵。这样，既可以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能目睹大顺军的实力，以便他随后实施有力的突击。

吴三桂只能从命了。他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条狗，那么，就像狗那样地去卖命吧！

吴三桂的人马出城了。四月二十二，从早上到晚上，他率领大军冲锋陷阵，连杀数十阵。清人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这样描述道：

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以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多数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三桂）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岗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战场上的吴三桂永远是无与伦比的。只是现在，他只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叛徒而已。

十一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所著的《康熙帝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满人）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吴三桂就是这些“最勇敢”的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事实上，在大清取得江山的过程当中，平西王吴三桂在所有的汉人将军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一旦弃了道义信条，同胞的生命，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具具成全自己功绩的道具。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面对自己的同胞，他比满洲人下手还黑，手段还残暴。这里面也许掩藏着这样一个心理学的真实，那就是，这类举动正是为了掩饰吴三桂内心的负罪感、恐惧感和痛苦。

四月二十三，山海关大战后的第二天，吴襄在永平范家店被斩首。四月二十六，吴家满门三十余口在北京二条胡同被杀光。

虽然早已知道这样的结局，但是当他面对眼前到处僵卧的亲人尸体时，吴三桂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刺激。亲人的血，湮灭了他最后一丝犹豫和顾虑。他已心硬如铁，没有什么可以再软化他。从山海关之战以后，他像发疯一样对李自成穷追不舍，终于在望都和真定之间追上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之后，李自成扔掉所有辎重妇女，狼狈逃走，陈圆圆终于又回到吴三桂手中。

这是吴三桂用一个家族的性命换来的女人。

击溃了李自成，他马不停蹄，迎击降清复叛的姜瓖，鏖战榆林叛将刘登楼，败明宗室朱森釜于阶州，败农民军将领王永强于同官，平定陕西，攻取四川，收复云贵……他的马蹄从关外一直践踏到云南，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他的浴血奋战，大清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夺取江山。这一系列战役，许多是硬仗、恶仗、死仗。他曾多次陷入绝境，生死悬于一发，凭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和运气，他才一次次和死亡擦肩而过。吴三桂一生中最激烈的战斗是为满洲人打的。为大清朝，他真的做到了舍生忘死。这一系列战役充分反映了吴三桂作为一个军人的杰出素质。从单纯的军事观点看，许多战役也许能成为军事经典。吴三桂的判断力、决断力，意志的坚定性、持久性，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在此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虽然屡获大捷，吴三桂并不敢居功自傲，仍然是每战身先士卒，躬履行间，战战把头别在腰带上浴血搏杀。吴三桂知道，为大清作战和为大明作战不同，作为一名叛臣降将，他在满洲人面前总有点伸不直腰，抬不起头。他只有豁出性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忠勇，才能赢得清人的信任，才能在清朝的权贵中站稳脚跟。

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为满洲人卖了十七年命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报酬，吴三桂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

顺治帝

然而，虽然满洲人授予他高官显爵，吴三桂还是时时处处觉察到了他们的防范心理，觉察到了他们目光中隐藏着的一丝轻蔑和不信任。

谁让他吴三桂是一个降臣呢！面对满洲人那外松内紧的满汉分野，对汉人将领处心积虑的提防措施，吴三桂并没有过多的抱怨和愤懑。他天生是个行动人物而不是观念人物，他不会让这些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情绪占据他的理智空间，浪费他的心理能量。现实主义是吴三桂的坚定指南。他考虑的是如何采取下一个行动。

十二

吴三桂是追着永历的足迹来到云南的。

明朝虽亡，可是朱氏子孙一直没有放弃恢复的努力。明朝的残余在江南又建立了南明政权，在帝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可惜这个小朝廷还是改不了窝里斗的老毛病，成天忙于争权夺利，结果被清军追得整日东逃西窜。追得南明的永历皇帝经常是饥肠辘辘，卧不成眠，偶然讨得一碗饵块炒青菜，也要称之为“大救驾”。最后，被追得走投无路，逃入了蛮荒炎热的缅甸，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永历通宝

看来永历皇帝只能在缅甸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满洲人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可吴三桂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擒杀永历，才能彻底证明自己的忠心无贰。

吴三桂对永历皇帝个人并无好恶可言。作为昔日的明臣，他对这位故主的后裔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和抱愧之意。大明朝没有任何对不起吴三桂的地方，有的只是高恩厚德，他前半生的功名地位都是大明所赐，可是他回报的却是对明朝后裔的无情追杀。不过，既然做了恶人，就做到底吧！现在，他就要借昔日恩人的头颅一用。

于是，吴三桂上书，要求入缅扫灭南明残余。顺治皇帝认为没有必要，南明窜入荒夷，不可能东山再起，就放他一马吧。可吴三桂却反复恳求，提出所谓不灭永历有“三患二难”，最后终于说得顺治皇帝动了心。于是，吴三桂又率大军踏上了为清廷效命的征程。

一个小小的缅甸怎能抵挡得住清朝的大军？吴三桂的征程势如破竹，把朱家子孙斩尽杀绝看来就要实现了。就在这时，他意外地收到了用绣着五爪盘龙的明黄缎子包着的一封书信，这是朱元璋的十三代孙永历皇帝的亲笔信。吴三桂不由心中一震。看着这落难王孙的笔迹，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涌起一股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

这封信文笔极好：

……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增悲矣！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于蛮夷，亦自幸矣！如将军不避艰险，请命前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之一人乎？抑或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但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恻然于心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乎？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与将军，唯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唯冀裁之！

这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却又从容不迫，句句藏着机锋却又哀切婉转。这也是一篇正统思想观念的愤怒、茫然、沉痛的檄文。在吴三桂，在当时任何一个人看来，这封信字字大义凛然，句句鞭辟入里，每个字都像火焰一样烧灼着吴三桂的眼睛和心脏。他不能没有触动，这封信肯定会翻起他压制在心底却总是余烬未熄的深深的负罪感，触动他封存已久的良知。“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但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恻然于心乎？”字字句句，提示着吴三桂生存状况的荒谬无依，提示着吴三桂的精神生命已被普遍价值观放逐于荒蛮，提示着吴三桂的灵魂在旷野中的无遮无蔽。

这位终日逃亡以胆小闻名的永历皇帝，凭这篇文章应该被列入文字大师之列。不过和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比起来，他还是显得太天真了。文字永远是最苍白无力的，它们只对那些苍白孱弱的灵魂起点作用。而在赤裸裸的邪恶面前，这种努力显得幼稚而可笑。这封信只是让吴三桂不舒服了那么一阵而已，对大军的前进步伐一点也没影响。

缅人在清军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献出永历。在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吴三桂带着几名护卫，缓步走向永历帝的居所。

在热带竹楼的厚厚屋棚之下，永历帝面南而坐。他头戴一顶马鬃瓦楞帽，身穿一件纯绢大袖的袍子，腰间束了一根黄丝带。这个末代皇孙空顶着皇帝之名，终生逃亡，到处漂泊。不过毕竟是天潢贵胄，他仪表伟岸，举止端庄。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空洞洞地看着前方。不知为什么，吴三桂看见这个人，心跳忽然凌乱了，他越走越慢，在永历帝几步之外悄悄地停下了。

永历帝见有人进来，轻声问道：“何人？”

不知为什么，吴三桂张张口，没说出话来。永历帝又问了一句：“来者何人？”

扑通一声，吴三桂自己也没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经跪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

“你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吧？”永历依然轻轻地问。

吴三桂什么也没听见，他只是恍惚见到这个酷似崇祯皇帝的年轻人脸上的疑问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只是机械地一连声地应道：“是！”“是……”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听清了永历长叹一声：“说什么都无益了！只是朕本是北人，想见到十二陵再死，这，你总能做到吧？”

他又勉强应了一声。永历轻轻向他挥挥手，让他退去，他却站不起身来，只好由卫士上来把他搀扶出去。

自这天以后，吴三桂再也没有见过永历。四个月之后，他不顾别人的反对，没有把永历押赴北京，而是在昆明城外的篦子坡把他缢杀了。

十三

吴三桂不想再叛变了。他在云南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真的别无所求了。

他喜欢云南这地方。这里四季如春，天蓝得一尘不染，和北方简直是两个世界。

这里离辽东很遥远，离京城也很遥远，远到似乎他可以将它们忘却。这两处埋藏了他那么多复杂记忆的地方，他真希望能够不再想起。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吴三桂现在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他最奢侈的想望。现在，他是天下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云南的几千里土地上的所有金帛子女都为他所有，在这里，他可以为所欲为。人生一世，他还能有何求呢？

在昆明，他次第建起了三座宫殿。天下所有的珍玩宝器和人类所能想出的所有享乐花样，他几乎都可以拥有和尝试。昔日的风流将军，此时更加风流狂放。

三桂在滇中奢侈无度，后宫之选，不下千人。三桂公余，召幕中名士宴会，酒酣，三桂吹笛，宫人以次唱和。旋呼赏赍，则珠宝金帛堆陈于前，宫人憧憧攘取，三桂顾之以为笑乐。三桂不善书，然每喜临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谓列翠轩者，厅事五间。春秋佳日，三桂辄携笔坐于轩内，作擘窠大字，侍姬诸人环视于侧，鬓影钗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厕身其中，殆无异蓬壶阆苑矣。……

玩过奢侈玩高雅，吴三桂已经五十二岁了，却愈加裘马清狂。昔日占据了他全部情感世界的陈圆圆现在已不能享专房之宠，青春年少不再，他要抓紧剩下已经不多的时间恣意享受，尽情追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巨大付出做出补偿。不过，吴三桂毕竟是吴三桂。虽然嬉游无度日日笙歌，可是在世人的眼里，他却仍是位贤明仁义的王爷。虽然跺一跺脚云南都要抖一抖，可他却是一副宽厚长者的形象。平时和衷御下，和蔼可亲。与人计事，相对如家人父子。人有诘难，益喜与之交往。文武官员每以公事拜谒王府，府中必于规制之外，备饭款待。上至督抚，下至守令甚至小吏，逢年过节都能得到王爷的丰厚馈遗。巡抚袁懋功内召返京，吴三桂以十万金相赠；继任巡抚李天浴患病，他竟不居王爷的身份，亲至府中视疾，以示眷励之意。

凡是旧日上司或者朋友有求于他，不管多难，他必定尽心帮助。在辽东时，他曾隶属于毛文龙部，入清之后，未相往来。然而，当毛氏的老仆从几千里外的江浙赶到昆明，向他告诉失势的毛家被将军李强强占之时，他亲自出面，迫使李强退还了毛宅，还输金谢罪。宁都曾应遴曾于吴三桂有恩，其子游滇，吴三桂以十四万金相赠。

上上下下都知道王爷仁义诚厚，可是也都知道王爷曾经置父母性命于不顾，曾经追杀故主子孙以为功。当然这不关自己的事，吴三桂在朝在野，都混得明白，混得精神，所以到处收获的都是毕恭毕敬和衷心服从。

可是，富可敌国位极人臣的吴三桂却经常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他越是拼命作乐，越是觉得空虚无聊。“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每当此时，他总是一饮颓唐。他总是莫名其妙地心里发虚，夜里，经常在梦中惊醒，一夜无眠。

也许是一家三十多口尸横遍地的场景总在他眼前浮动，也许是成千上万的同胞的鲜血让他难以淡忘，也许是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让他难于安枕。

还有，那从遥远的北京射过来的，闪烁莫测的目光。虽然他殚精竭虑地效忠，可是那些满洲人似乎总是和他若有若无地保持着距离，热情的外表下总似乎隐藏着深深的寒意……这种闪烁的目光，像是一把沉重而锋利的剑悬在头顶，让他时刻不安。

毕竟，他是个叛臣啊！

平西王爷开始信佛了，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给云南遍地的佛寺大量布施。他在府内设了多座禅堂，常常像个孤僧一样长时间地打坐。他又在凤鸣山上以前无古人的手笔用纯铜铸了一座佛寺，号称“金殿”。

平西王爷不光信佛，凡是神仙，他都热心讨好。他重修了昆明的玉皇阁、老君殿、报国寺、西寺。在报国寺的众佛之中，他又命人修了一尊奇怪的塑像，这尊塑像面容酷似吴三桂本人，“将巾，松花服色，锦边，右手抚膝，左执卷，面左顾”。这个奇怪的佛像叫“西来尊者”。

可是，所有这些高大的殿宇，都不能遮蔽他那无家可归的灵魂，不能阻挡一点灾祸。吴三桂的宿命，正向他一步步走来。

十四

满洲人对吴三桂失去信任，应该是从吴三桂亲身入缅擒杀永历的那一时刻起的。

永历帝那封信里的话，成了吴三桂命运的预言：“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地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得连被效忠的对象都有些难以接受。一条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主人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当吴三桂从缅甸回来，马不停蹄地投入镇压云南当地叛乱之时，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了。

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长大的，与从白山黑水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亲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在宫里柱子上悬起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三藩”的名字。那是困扰他的首要问题。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必须用伦理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作为帝国藩篱实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三藩”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吴三桂。这个手握重兵的人是帝国内最大的危险因素。为了大清的江山万无一失，必须解决这个人，而要解决这个人，首先必须解除他的兵权。要解除他的兵权，就得撤藩。在康熙看来：“‘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青年康熙

刚刚二十岁的康熙说干就干，康熙十二年（1673年），撤藩的诏书送到了云南。

对吴三桂来讲，这确实是当头一棒。云南是他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他为满洲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云南这块封地并非过厚的报酬。对此，吴三桂和顺治之间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现在，刚刚即位的康熙皇帝却要剥夺他用半生的出生入死肝脑涂地换来的这点报酬，未免太让他吴三桂难以接受。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他的所作所为，使正人君子愤懑已久。而且，在军政上层生存了这么多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树了许多敌手。一旦失去兵权，吴三桂的身家性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朝里多少人对他虎视眈眈！他之所以到处横行无碍，处处迎来满面春风，还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朝廷催促撤藩的诏令一道接一道，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好像别无选择了。吴三桂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薄情寡义，爱新觉罗家族会这样过河拆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来竟是千古通义，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可是，吴三桂实在不想再叛变了，叛变并不是他的专利。他原想在满洲人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终此一生。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把“三藩”叛乱的罪责归于吴三桂，我却愿意为他开脱。如果不是康熙帝对吴三桂个人品质的深刻反感，不是其人的年轻气盛以及超越祖业的雄心所驱动，叛乱本可以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老成一些，再等待几年，等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寿终正寝之后再采取措施，本可用和平手段解决“三藩”问题，对中国历史造成的震动会小得多。

事实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九月撤藩诏下达之后，吴三桂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犹豫彷徨。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吴三桂不再有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锐气。明明大势已去，一向头脑清楚的他还在幻想皇帝能收回成命。可是，身边的幕僚们却比他清醒，他们日夜撺掇他起兵。智囊方光琛的进言一针见血：“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

多年养尊处优的平西王，现在又一次落入焦躁痛苦的抉择之中。他整夜失眠，动辄脾气大发。转眼到了岁末，宣诏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温文尔雅的吴王爷头一次失去了自制。面对使臣的催问，开始还笑容可掬的他，竟一下子“赤颊大骂”起来，他指着钦差的鼻子吼道：

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势不可免了。只是，难道反叛竟是他的宿命？

六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吴三桂又一次全身披挂。在练兵教场的鼓角齐鸣中，他纵马疾驰，连发三箭皆中靶心。虽然已是花发满巅，延陵将军风采依然，还是那么英武绝人！

吴三桂率领二十万人马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一路上，风动尘生，杀气袭人。

十五

起兵之初，形势对吴三桂颇为有利。吴三桂手下的官兵都是百战之锐，能征惯战，在吴三桂的指挥下，他们很快就拿下了贵阳、长沙、岳州、成都、常德、衡州，一路克捷。所到之处，清军望风披靡。

吴三桂又一次饮到了长江之水。他亲临常德指挥，陈重兵于长江南岸，摆出一副汹汹之势。这时，吴军士气高涨，将领中有人主张立明朝后裔以收揽人心，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控扼江淮以绝南北粮道。可是吴三桂拒不表态。时间一天天过去，开始时势如破竹的吴军仍在长江南岸按兵不动。

吴三桂自有他的打算。他想通过这个举动，向朝廷表明他并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要保住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他认为大军的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吓倒未经世事的小皇帝。他派人给朝廷送去奏章，请求停战。同时，又转托西藏的达赖喇嘛为他向朝廷“说情”，示以“裂土罢兵”之意。

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不妥协。

这个举动暴露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这正是他这个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也是注定他不能成大器的证明。他这样的人，在历史脉络的缝隙间可以游刃有余，却缺乏引导历史、创造历史的眼光和识度。武力有时可以决定一切，却不是无懈可击的论据。当他的努力和更多的人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他的英勇、精明、识略都成了礁石上苍白的泡沫。

康熙皇帝比吴三桂想象的坚强许多。他身上有着吴三桂所最缺乏的东西：原则性。他并不认同吴三桂的逻辑。就在吴三桂按兵不动的同时，他正在紧张地调动军队，动员种种力量。当他初步站稳脚跟，调整好整个帝国应对危机的姿态后，他对吴三桂做出了回答：将吴三桂留质在京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其余在京子孙免死，入宫为奴。

史书记载，当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吃饭，“闻报，惊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推食而起”。

至此，吴三桂的梦想才彻底破灭。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心头，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以彻彻底底的悲剧收场。在历史大情节中摸爬滚打了一生的吴三桂，在晚年发觉自己一生奋斗的荒唐可笑。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一条留给他的路。自以为聪明一世，英雄一世，谁料竟是一直走在绝境的边缘。家庭观念极重的他在自己的爱子幼孙身上倾注了许多情感，垂暮之年的这一新的打击，使他有些承受不了，“在人前不肯显出，暗地里哭，云吃这一伙（指撺掇自己起兵的幕僚）亏了”。

退路已断，吴军只好再次发动攻势。可是此时时机已失，清军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形势的力量毕竟大于人，吴三桂的大军开始步履艰难了。在清兵以举国之力奋力反扑之后，骁勇善战的吴军终于开始不断品尝失败。战局急转直下，吴三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赌博很快就失去了任何一丝成功的希望。

康熙十七年（1678年），起兵五年之后，六十七岁的吴三桂在绝境中痛苦死去。

三年之后，叛军余部被肃清。吴三桂的子孙后代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讨吴三桂诏

十六

在吴三桂发动叛乱之前七年，洪承畴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权力。也许正是这点，使他能够寿终正寝。在悼词中，清廷慷慨地送给他许多美好的词语，说他“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文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

然而，到了清朝中叶，天下已经平定，朝廷开始大力宣扬“臣节”。这位“勒勋鼎彝”的勋臣终于被政府列入《贰臣传》，昔日的赞词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他背叛君亲的严厉指责和锋利嘲讽。洪承畴终于以嗜利偷生、不顾君臣大义的罪名，被钉在了道德审判台上。

十七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朝最有福气的大皇帝，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在出关祭祖的路途中，路过宁远城。乾隆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宁远城中这两座漂亮的石牌坊，这位爱作诗的皇帝又写了一首“御制诗”：

燧谨寒更烽候朝，鸠工何暇尚逍遥。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

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

一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三十，星期六，占领台湾已经三十七年的荷兰人的生活和以往一样平静：赤嵌街商铺里的荷兰商人，正在一件件仔细检视他们刚刚从高山族猎人那里收购来的鹿皮，看看上面有没有虫蛀的痕迹；几名荷兰牧师深入到汉人聚居区，在为新入教的汉人举行洗礼；两名荷兰军官在赤嵌城（荷称普罗岷西亚城，今台南市）边的树林里打猎，作为枯燥的日常生活的消遣；而已经在台湾住了十九年的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力普·梅“正在赤嵌的普罗岷西亚市镇外面的中国医院指示几个中国水泥匠建造大门”。天空和往常一样蔚蓝，大海水平如镜。这个星期六看来将和过去三十七年中无数个周末一样，平静而乏味。

早上9点钟，在台湾城（荷称热兰遮城，今台南市西安平镇）上抽着烟悠闲散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军队代司令雅科布·描难实叮（JacobusValentijn）不经意间，发现北方海面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个黑点。按常规，今天不应该有任何船只出现在这片海面。描难实叮满怀狐疑地拿起望远镜，镜头里出现的情景，使他震惊得几乎跌倒在城墙上：海面上出现的是庞大的船队，长长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在前面一艘战船的船头，张着一张巨大的丝制太阳伞，伞下，一位身穿白色战袍的将军，正手持望远镜，向描难实叮方向看来。

荷兰在台湾修的热兰遮城图

荷兰人后来得知，这位白袍将军，就是“国姓爷”郑成功。

描难实叮命令士兵们升起警报旗。然后，他靠在城头，恢复一下一时瘫软的身体，匆匆下城，组织荷兰人准备迎敌。

二

做出与荷兰人开战的决定并不容易。

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在与满洲人的作战中遭到惨败。在大陆上，他控制的地域因而迅速缩小，唯金门、厦门等几个沿海孤城尚在手中。这几座单薄的孤城显然无法支撑起郑成功规模宏大的反清构想。他的目光落到了台湾岛上。

那个时候，从中国大陆望去，台湾岛的形象模糊而神秘。在明朝人的印象里，这个孤悬海外的巨岛笼罩在有毒的瘴气之中。曾经去过这个海岛的人回来描述，除了断齿文身的野人之外，就是巨大凶猛的野兽，和望不到边的亚热带原始丛莽。基于这种认识，明朝政府从来没有把这个巨岛纳入到关注的视线以内，而是听任“红毛夷”——他们一直这样称呼荷兰人——占领。大明王朝那些短视的文官几乎一致认为，这个荒岛没有任何价值。

郑成功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一月，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郑成功首次提出了收复台湾的计划。

据郑成功的部下回忆，参加会议的大部分部下并不同意郑成功的提议。他们强烈要求固守残留在大陆上的老家，以伺机反扑。他们认为这片未开辟的草莱之地，“风水不可，水土多病”。即使得到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更何况船坚炮利的荷兰人在台湾经营了数十年，“炮台利害，水路险恶”。

汉人向来不喜欢大海。他们热爱大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坟、亲友和家产都在大陆，更是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熟悉的文化之邦。在他们看来，海洋是穷途末路，是陌生的充满险恶的所在，是永远排在最后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有人引证历史，预言离开大陆必然会遭遇灭顶之灾。确实，宋元以来，大海都是残余政权的不祥的葬身之地。在蒙古人的紧紧追赶之下，南宋君臣走投无路，不得不逃入海中，最终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着年仅七岁的南宋少帝，投海自尽，用留在海面上的漩涡给南宋王朝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元末群雄纷争，浙江割据者方国珍不敌朱元璋，选择了率众入海这一绝路，在朱元璋的穷追之下，战船、辎重和部下损失殆尽，最终也不得不屈膝投降。

郑成功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对部下说，海洋充满危险，也充满机会。“草莱未辟”，意味着艰苦，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在郑成功眼里，台湾将是他东山再起的后盾，是他继续反清大业的坚强堡垒，他对部下这样分析台湾的优势：

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清﹞杨英《先王实录》）

至于“船坚炮利”的荷兰人，郑成功说，他们毕竟也是凡人。如果这些荷兰步枪手尝到中国弓箭的滋味，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骄横了。

三

相比这些将军，郑成功更熟悉海洋，也更熟悉荷兰人。

遍数中华近代以前的民族英雄，谁也没有郑成功这样复杂的“海外关系”。这从以下这个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郑成功的父亲，有一个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斯巴德”，这是他的天主教教名；他本名郑芝龙，通葡萄牙语、荷兰语和日语。据说，他把一个女儿嫁给了生活在澳门的外国人，因此，郑成功有一个葡萄牙姐夫。郑成功本人则有一半日本人血统，七岁以前，在异国长大。

这个家族是蒋介石家族出现前最为西化的中国政治家家族。郑芝龙和郑成功两代，都和天主教神父来往密切。在荷兰海牙的博物馆中，保留着一封郑成功写给荷兰人的信，信的内容是请荷兰医生菲力普·海尔曼斯去为他看病。因为这个大夫十年前就曾给他的父亲郑芝龙看过病，深得郑氏家族的信任。

这个家族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国际背景，起因于郑芝龙是东亚海洋上最有名的“海盗”。

郑芝龙

四

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省，曾以偷渡和走私而闻名。实际上，这两项活动在这个省份是有深厚传统的。起码从明朝初年起，福建沿海就活动着为数众多的海盗。

虽然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以发达的海外贸易而闻名于世，然而，后来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朱元璋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充满恐惧，怕这种活动会给他的帝国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他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宋元以来，东南沿海人民久已习惯以经营海外贸易为生，福建人曾因此享有帝国最高水平的生活。禁海令一下，生机勃勃的沿海经济遭遇到毁灭性打击。闽人历来敢于冒险，他们不甘坐以待毙，于是，或者偷渡异国，开辟新邦，或者持械为盗，纵横海上，或者进行走私，万里远航。“向外自谋发展的动力于焉形成，越到后来越成为滚滚洪流，并结成足以与朝廷相抗衡的庞大的民间武装势力。”（汤锦台著《大航海时代的台湾》）那个时代，“海盗”和“商人”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他们“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明﹞谢杰著《虔台倭纂》）一旦有通商的可能，海盗们就会卷起骷髅旗，把刀枪藏到甲板下面，堆起满面笑容，和和气气地赚钱。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时，才靠抢劫度日。而一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想要经营远洋贸易，他会发现他必须得武装成半个海盗。因为远洋通商实际上就是武装走私，东亚的这片海上，危机重重，没有武力做后盾，他的船队随时可能葬身大海。

海上的竞争如此激烈，是因为当日的海上贸易，利润实在惊人。以当时贸易的大宗生丝为例，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六日条载：“生丝（从前一担卖八十两，其后卖至八十五或九十至九十五两，是很高的价格）现在中国跃至一百十五两，日本人去年以二百六十两买进。”

一般估计，当日海上大宗输日商品——生丝，其利润率为百分之一百四十，牛尾药的利润率最高，达百分之四百五十以上，锦缎获利最低，也有百分之九十。据此分析，当时海上贸易，利润率约为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如果有机会正常贸易，做商人远比做海盗收益更丰。

在那个时代，海盗，或者说远洋贸易商，几乎是福建省内所有有野心、有魄力的男性的首选职业。

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离海不远。史载，这个小官吏的儿子“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江湖性格。受这个地区闯荡海外传统的影响，年仅十八岁时，郑芝龙即离家出走，浪迹于澳门、日本、菲律宾。由于长期在外，他精通葡萄牙语、荷兰语和日语，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成了天主教徒。

混迹日本期间，郑芝龙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郑成功因此成为中日混血儿。

日本人画笔下的郑芝龙一家三口

因为狡猾豪雄，郑芝龙混迹海上十余年，成为东南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头目，兼东南沿海最大的国际贸易商。他拥有上百只大商船，还拥有数万人的私人武装，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人都得向他交保护费。与郑芝龙一样，以东印度公司为名组织起来的荷兰商人也兼做海盗，他们与郑芝龙来往密切。虽然来自不同的两个半球，海盗的本性却是相通的：嗜血，贪婪，不讲信义，没有道德底线。有时，郑芝龙头一天还在欢宴时教荷兰人中国式划拳，第二天却会劫一条荷兰船，扫荡了财物后，把它偷偷凿沉海底。而荷兰人身上同样也散发着浓烈的丛林动物的味道。德国史学家卫特（Albrecht Wirth）《台湾之历史》说：“他（郑芝龙）和台湾的荷兰人的关系似乎和睦。但在1620年代之末，（郑）到Zeelandia（台湾）作友好的访问时，被Peter Nuyts（皮特·纳依茨）诡诈地拘捕，不得不以二十条金条赎回。然而如同俗语所说的下流人容易打架，也容易和好，共同的商业利益又使他们结合。”

五

出身于这样的“海盗”之家，郑成功当然对远东海域的各种势力都了如指掌。因此，他知道荷兰人确实不是那么好对付。

即将展开的郑荷之战，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海上碰撞。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八十多年前，中国和西方的武器装备差距就已经十分巨大。荷兰军队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而中国军队还处于冷兵器时代。一切情形，与鸦片战争时是那样相仿。连大臣们向明朝皇帝汇报荷兰人情况的报告，读起来都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鸦片战争时的文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皇帝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

明末时期，海上霸主的地位还没有轮到英国，而是被荷兰牢牢占据。当时的荷兰军队以武器精良而闻名全球，当时中国人称荷兰军舰为“铁舰”“夹板船”。用郑军的话说：“夹板船只高大，两边遮盖坚固，火炮利害。”（﹝清﹞江日升著《台湾外纪》）这些荷兰战舰吃水、载重、船上装载的火炮数量，都大大超过郑军所有的木制帆船。在当时的台湾海面上，停泊着荷兰战舰“赫克托”号、“斯·格拉弗兰”号和“威因克”号、“马利亚”号等以及多艘小艇。此外，荷兰人还在台南海岸修建了一系列坚固的城堡和炮台，上面安装了威力巨大的臼炮和大炮。普通荷兰士兵则拥有先进的步枪、短手枪、榴弹，甚至还有瞄准器。

而郑成功的军队基本上是用弓箭、关刀、刺戟武装起来的。荷兰人说：“敌兵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有的把弓箭挂在背上，有的左手持盾，右手执剑，不少兵士双手拿着装在长柄上的大刀。”郑成功也拥有一些热兵器，不过中国热兵器停留在初起阶段，制作十分粗糙。“国姓爷拥有大量的火药和重炮。虽然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好多年就知道了制造火药和铸造大炮的方法，但其威力无论如何赶不上荷兰的产品。”（［荷兰］揆一著《被忽视的福摩萨》）

因此，郑成功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敌人，远非手持弓箭的满洲人可比。所以，在确知台湾岛上的荷兰人只有一千余人的情况下，他还是调集了两万多名军人，跨海远征。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在厦门祭海，祷告上苍：

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自当竭诚祷告皇天，并达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师。

他号召部下不要害怕荷兰人的炮火，并保证，自己将身先士卒，向大家证明荷兰人并非不可战胜：

尔从征诸提、镇、营将，勿以红毛火炮为疑畏，当遥观本藩鹢首所向，衔尾而进。

作为后世的历史阅读者，我读到郑成功这段慷慨激昂的讲话时，心里替他捏着一把汗。因为，人数并不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历史的线头，有时重叠交缠，歧径纷纭。许多我们认为的第一次，其实不过是历史的重复。在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拥有的常备军达两百多万，直接调集与英国人作战的有十多万大军，英国远征军人数最多的不过两万；然而，“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人数多寡及武器装备的对比，与郑荷之战惊人的相似，结果却是数万大军都作为英国人的炮灰，大清王朝一败涂地。

六

听到有敌军来袭的消息，正在修医院大门的土地测量师菲力普·梅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和大部分荷兰人一样，登上普罗岷西亚城堡，向海里张望。他看见，在北方海上，“戎克船很多，匆忙之间无法计算数量”。

而《被忽视的福摩萨》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数字：“几百只战船在热兰遮城可以望见的福摩萨海面出现，船上载有约二万五千名兵士。”

战争双方从数量上来说是不成比例的。荷兰人后来说：“（热兰遮）城堡内约有一千一百人。”（《被忽视的福摩萨》）而普罗岷西亚城堡里的武装人员不到两百人。从人数上来说，郑军是荷军的近二十倍。

虽然人数对比悬殊，但荷兰人并没有绝望。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战斗力。长久以来，荷兰人对中国人怀有深深的蔑视。天启五年（1625年），曾经跟随荷兰船队在中国沿海参与抢劫的荷兰人威廉·庞德古写成了风行一时的《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里面记载了对中国人的观感。他说：“中国人很少听到过枪声，据说一听到枪声就吓得要命。”他们在中国沿海烧杀抢掠，却很少遇到有效的抵抗。在荷兰船的甲板上，挤满了被俘获的中国人，庞德古说：“每当我走上甲板时，这些中国人马上让出一条路来，并且合掌跪在两旁，真像绵羊一般的驯服。”

在统治台湾的三十多年中，荷兰人也一再确认了中国人的驯服和懦弱。《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甘为霖编译）载，荷兰人每年向生活在台湾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汉族人收取关税，“获得了不少利益”。虽然人数近十万，居台已百年，这些中国人却视后来的一千多名荷兰人为合法的统治者，甘心缴纳这不合理的税赋。然而，同样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却拒不缴纳。“日本人强烈反对缴纳关税，借口他们比东印度公司的人们早来此地六年，所以该地最先是他们所占有的。”因为这一争执，日本人和荷兰人之间爆发了长时期的互不妥协的对抗。

在三十余年的统治中，以上事实奠定了荷兰人对中国人的心理优势。因此，当郑成功军队登上台湾岛时，他们还有心情以猎奇的心态来观察这只陌生的军队。站在普罗岷西亚城头的梅发现，郑军的军容很整齐：“敌军全副武装，士气高昂地从位于新港车路帝的Jan Sou农园，越过高地，击鼓吹管，行军而来，其中有几个骑马的。他们的军队有数不完的漂亮丝质旗帜幡旒，头戴光亮的头盔，手握大刀，迅速沿Inding的路，经过哈根那（Hagenaer）森林，来到海边的小森林，在普罗岷西亚北边，公司的庭园小溪后面扎营，在那里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安营扎寨之后，郑军向普罗岷西亚城发动了第一次攻击。梅说：“有一千人以上的武装敌人从城堡北边的马厩，举着飞扬的旌旗，其中有些人骑着马沿着海岸，经过高丘的下面飞奔而来，好像就要打进城堡里面来。”冷热武器的巨大差距此刻显现出来：“但是当他们来到五六竿的距离时，我们向他们发射步枪，射了一二发炮弹，他们损失了几个人之后就退回去了。”“敌人从海边的高丘后面继续向我们射箭，射了很久，箭如雨下，但未造成显著的伤害，只有两名士兵受伤。”

步枪对弓箭的巨大优势，有效地弥补了人数上的劣势。不过荷兰人还是注意到了这些中国人与以往他们见到的中国人的明显不同，那就是惊人的勇敢。一直站在城上的梅记载说：“他们有一个人受伤卧在城堡前面，无法救离那里，虽然他身上已经被射中几颗子弹，躺在地上，他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的人射了十九或者二十枝箭，直到我们的黑人青年，用一支他射过来的箭射中他的臀部，他才摇晃地跌向另一边，用手脚爬离我们的视线。”

这个不怕死的中国士兵，给普罗岷西亚城里的所有荷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

第二天，也就是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初一，郑荷军队在海上和陆上同时爆发了激战。

《被忽视的福摩萨》载，五月初一的一早，荷军贝德尔上尉因为儿子被中国人击伤，愤然要求带兵出击中国人。贝德尔上尉决心，让这些胆大妄为的中国人尝尝荷兰军人的厉害，“号召兵士们勇敢作战，不要害怕中国人，说他能领导大家获得胜利。他自信必能获胜，其乐观的态度鼓舞了士兵。他们相信中国人受不了火药的气味和枪炮的声音，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总督”揆一回忆说，贝德尔的想法不无根据。“1625年的确有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方二三百名战士竟能压倒大约七八千名武装的中国人，把他们击溃。从此以后，在福摩萨的中国人就被荷兰人看作不堪一击，以为他们都是文弱怯懦，不能打仗的。据荷兰人估计，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他们对整个中国民族都是这样的看法：不分农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胆小和不耐久战的，这已经成为我方战士不可推翻的结论。”

因为对自身战斗力有这样的自信，所以，贝德尔上尉率领荷兰军队发现他们出城之后，面对的是四千名中国军队，也毫不胆怯。“荷兰军队以十二人为一排，勇敢地前进，靠近敌人时，连放了三排枪。敌人也不示弱，箭如骤雨，连天空似乎都昏暗起来。双方都有死伤，而中国人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准备逃跑。”

荷兰人大惊失色。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远比他们勇敢，和他们以前认识的中国人几乎不是一个物种。“这些（中国）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尽管许多人被打死，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从不犹豫，而只是像疯狗似的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自己的战友有没有跟上来。”

“现在，他们（荷兰人）才知道过去过于轻敌，以致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这样的抵抗。如果说战斗前他们是英勇无畏，想要仿效吉迪翁（古以色列的英雄）的行径，那么他们的勇气则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掉了。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可耻地遗弃了他们英勇的队长和同胞。”“中国人乘势猛攻，见人便砍，毫不留情，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一十八人全部战死。”

甚至海战，荷兰人也是一败涂地。荷方主动进攻，试图在海上一决胜负。

荷兰人记载说：“敌方大型帆船约六十艘，各装有两门大炮，驶离舰队前来迎战。我方船只首先开炮，炮声如雷。于是，海战开始了。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号驶在前面，作战颇为顺利。它一驶过去就用大炮击穿了许多逼近的敌船，有一二艘敌船很快地沉下去。”

看上去，荷兰海军如同一百八十年后鸦片战争中的海军一样，将轻易荡平海面。然而，郑成功的军队却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但是勇敢的敌军并不因此而退却。在战斗狂热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帆船从各个方向向赫克托号围攻。”在混战之中，“赫克托号不幸因船上火药爆炸而沉没，船上的货物和兵士全部同归于尽”。其他军舰慌忙逃走，荷海军首战告负。

八

郑军的血性，有一半是来自于郑成功本人的血性。

史称郑成功“果敢刚毅，传之自母”。郑成功的这位日本母亲，有胆有识，性情刚烈。在后来郑芝龙望风而降之日，田川氏拒不同行。清军攻入安平，郑家族人纷纷逃走，田川氏“手持剑不肯去”，清军入门之际，这个日本女人“毅然拔剑割肚而死”。

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母亲对郑成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个日本女人家教甚严，特别对郑成功道德品质的培养颇为关切。“他接受了母亲田川氏的日本式教育，也接受了父亲郑芝龙离开日本之前给他安排的日本武士花房的武士道教育和‘二刀流’（日本武圣宫本武藏所创）剑术。”

郑芝龙后来投降了明朝政府，成为一名海军高级军官，兼富贵和荣华而有之。他继续半公开地经营他的商业帝国，同时从日本接回了七岁的郑成功。郑芝龙对这个长子非常重视，为他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郑成功的天姿原本非常突出，经过文武两方面系统的教育，这个少年身上的不凡气象吸引了周围人的眼光。许多人预言这个少年人前途远大。郑芝龙的朋友王观光一见郑成功，就对郑芝龙说：“此子英物，非尔所能及也。”叔叔郑鸿逵也屡屡摸着郑成功的头说：“此吾家千里驹也。”

史载，读书期间的郑成功文武兼备。“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楚辞章句，特余事耳。”这个军阀的世子长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黄宗羲称他“丰采掩映，奕奕曜人”。二十二岁入南京国子监，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而喜，称他的文章：“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伟其器，因给别字‘大木’。”

优越的家境、天赋的杰出才华和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培养了郑成功强烈的自信心、优越感和贵族气。在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他“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偏爱读春秋故事，欣赏春秋人物那种豪迈坦荡、敢作敢为、一诺千金、轻生重义的英雄气质，崇拜孙子、吴起这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借超人胆智改变帝国前途命运的英雄人物。“少年心事当拏云。”母亲的刚烈性格遗传和传统儒家教育的理想人格设计，使青年郑成功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期待。虽然文笔潇洒，书法出众，他却从来不以一个书生自期。面对明末以来纷乱的世态，郑成功有一种将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直觉。

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郑芝龙把二十一岁的郑成功引见给隆武帝。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然，一表人才，对答如流，英气四射，大喜。“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

清军南下，母亲为清军所逼，剖腹自杀，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匆匆赶回安平，料理了母亲后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田川氏坐像，朝夕礼拜。同日，“携所着衣巾，焚于南安文庙，仰天唏嘘，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再拜而去。与所善陈辉、洪旭等九十余人，收兵南澳，得数千人”。从此，郑成功“以只身而奉故朔，海岛群雄，拱手听其约束；五省移徙，避其锋锐。且当败军喘息，又能镇定强战。继而，开辟海外乾坤”。他一生“处无可如何之境，得未曾有之局，以其螳臂之势，纵横大敌，逐红夷于海上，辟地千里，为有明硕果之仅存”。终其一生，郑成功“明知不可而为之”，在令人沮丧的明末历史留下了英雄主义的一章。

九

郑军令人惊恐的战斗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盗遗风，一是郑成功的个人风格。

在严密的专制统治之下，敢于蹈险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点较低的热血男儿。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野性和血性。这些海盗，专靠勇气作为吃饭的资本。在郑芝龙降清之初，他们一时群龙无首。郑成功一树义旗，他们又呼啸而至，聚集在少帅旗帜之下。

郑成功天性英迈果决，疾恶如仇。他知道，收服这些散漫惯了的海盗，非严明的纪律不可。因此，郑成功军令如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十月，清军袭击厦门。当时负责厦门守备的三叔郑芝鹏在慌乱中，“席卷珍宝，弃城下船”，引起“岛中腾沸”。战后，郑成功大会群臣，以“贪财怕死”，“临阵逃脱”，斩亲叔郑芝鹏之首，并令将其首级悬街示众三日。郑成功治军不讲情面，往往如此。

在战斗中，郑成功经常亲身督战，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南明永历七年（1653年），清军围攻海澄。郑成功为鼓舞将士，从厦门亲临海澄，登上炮台督战。清兵炮火齐发，部将拼命将郑成功拉下炮台，郑成功刚刚离开，清军的炮弹正好落在郑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击粉碎”。像这样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郑成功的军事生涯中数不胜数。

郑成功崇尚忠义节气，在明末实用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不因眼前利益牺牲道德原则。

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长泰之战，清总督陈锦率兵作战失败，羞惭之下，痛打其奴库成栋泄愤。库成栋怀恨在心，将他刺死，割其首级投降于郑营。次日，郑成功会集文武，下令把库成栋捆起来，对他说：“你杀主求荣，是无耻之徒，本藩绝不用你这种不义的人。”虽然诸将也以库成栋投诚，有功无罪，为他求情，但郑成功仍下令斩首示众。

他尊敬真正的军人。在后来的郑荷之战中，荷兰人记载，有一个荷兰士兵在郑成功军前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敢：“马摔倒了，敌人（郑军）追到时，他仍奋勇抵抗，手持卡宾枪拼命射击，直到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国姓爷知道后，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下令厚葬，全军放礼炮致敬。”

这种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理想主义，正是明末的中国人所极为缺乏的品质。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生命尊严”和“生命质量”已经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一些人彻底放弃生命的优雅，选择了生存重于一切的动物化生存。另一些人虽然不想放弃道义责任，但被专制教育侵蚀得单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担“英雄主义”的理想，“英雄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异化成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教条的书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可笑表演。

只有郑成功重新接续起了春秋传统，把“荣誉”放在了“生命”之前。然而，郑成功的英雄主义却不是建立在“拼一死以成名”的简单人格设计之上。“果敢刚毅，传之自母”这个史评之前，还有一句“权谋术数受之于父”。毕竟，他是成长在一个军阀之家，从小读兵书长大。父亲的精明、现实，在耳濡目染之中渐渐溶入他的血液。从二十二岁起，郑芝龙就有意识地安排他亲历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使他得以遍知人之情伪。所以，郑成功的刚烈是一种有弹性的刚烈，郑成功的理想主义是以现实主义为两翼的理想主义。他既有血气，又有操作的能力。这就注定他不会像黄道周、瞿式 那样能言不能行，只能做历史上空一颗短暂的流星，而是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十

中国史书崇尚简约。那些鲜活的、包含着大量复杂信息的细节都被史家删节净尽，只留下严格符合英雄定义的几则条目。

我们得感谢荷兰人。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郑成功的几笔生动描写，使这个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得以避免被脸谱化的命运。

经受惨败之后，热兰遮城荷兰“总督”揆一派出了两名代表前来与郑成功接触。两名代表详细汇报了与郑成功接触的经过，这一汇报被载入《被忽视的福摩萨》。其中，我们得以领略西方人眼中的郑成功的神情风采。

两名代表被领进大帐。他们小心翼翼地询问郑成功，为什么对台湾突然发动袭击。

荷兰人描述说：“那个潜伏进来的海盗，不再问任何问题，就扬起眉毛，僵起下颚，很骄傲地说，他来，是为了索取福摩萨岛，及岛上建造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城堡，武力夺取或者志愿交付。因为福摩萨岛靠近对岸的漳州，所以是属于他的。”

两名荷兰人说，郑成功要荷兰人立刻投降，否则，就要在他们面前下令，立刻攻击普罗岷西亚城堡：“他挥手指指他的军队，指指普罗岷西亚城堡，很狂傲地说出亵渎神灵的话（哦，真可怕！）：‘我能够用我的力量把天地翻转过来，我来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你们已经看到，昨天你们的大船已经被我的戎克船烧毁了，队长Pedel及所有他的士兵也在北线尾被杀死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荷兰人，要避免用你们微小的兵力来对抗我强大的军队。’”

确实，五月初一的战斗摧毁了普罗岷西亚城堡内荷兰人的信心。这个城堡内所有能作战的人不足两百，在郑军的包围下，饮水和食物供应都遇到了极大困难。经揆一同意，他们打算与郑成功进行谈判投降事宜。

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力普·梅被任命与另一位测量师赫尔曼一起，作为谈判特使去拜见郑成功。梅后来侥幸活着回到了荷兰，并且把他与郑成功谈判的过程记入了梅氏日记。

中国史书和其他资料中，关于郑成功容貌举止的记载极少，且歧义纷纭。有的画像上，郑成功浓眉重目，威武雄健，有的画像则显示郑成功淡眉细目，状如儒者。有的记载说郑成功身材很高，别的记载则说其身高不及中人，弄得连后来塑郑成功像时都不知如何取舍。

幸亏，梅氏留下了这本日记，使我们得以幸运地通过它，穿越三百四十年的光阴，直接观察这位名垂史册的军人的音容笑貌。

五月初四上午，两名土地测量师被领到了郑成功的大帐之前。

梅回忆说：“国姓爷坐在帐幕正中央的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铺着刺绣得很贵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纱长袍，头戴一顶褐色尖角帽，式样像便帽，帽檐约有一个拇指宽，上头饰有一个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羽毛……”“我猜他年约四十岁，皮肤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大又黑，那对眼睛很少有静止的时候，不断到处闪视。嘴巴常常张开，嘴里有四五颗很长、磨得圆圆、间隔大大的牙齿。胡子不多，长及胸部。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严厉，咆哮又激昂，说话时动作古怪……中等身材，有一条腿略为笨重，右手拇指戴着一个大的骨制指环，用以拉弓。”“叛徒何斌将那封信递交给他。他拆看那封信，读完信后，先对自己吆喝，然后对我、何斌，以及站在他旁边的那些显贵官员吆喝。最后经由何斌告诉我说，看起来上天还是怜悯我们的……（国姓爷）不但要让我们活着，还要同意那些条款所说的内容……只拒绝我们一件事，就是不许前往大员（热兰遮城）。”

经过反复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普罗岷西亚城堡中的军人放下武器，走出城堡，可以居住在附近的市镇，但不得去热兰遮城与其他荷兰人汇合。

这样，郑成功就可以专心对付有一千一百人据守的热兰遮城了。

十一

在另一篇日记里，梅记载了郑成功特意在他面前炫耀武艺的情形：“他于是上了马，叫我跟着去。我们来到海边平坦的地方，他的一个随从就拿三根约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顶端都有一个小圆环，小圆环上贴着一个银币大小的红纸当箭靶。三根棍子在海边插成一排，互相间隔十竿。国姓爷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带后面，骑到约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后尽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驰而来，拔一支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来都维持同一个速度，既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减速。这样连续骑射两回之后他就下马，走到我的旁边，问我：看清楚了没有？能不能也一样骑射？我推辞说，不能，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弓箭，我们是练习射枪的；不过，在我们贵族当中是有类似的娱乐……”

通过荷兰人绘声绘色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郑成功具有明显的胆汁质性格特征，外向、活跃、急躁。他言语直率，锋芒毕露，作风张扬，为人狂傲。

也许荷兰人的笔端，难免带有敌人先入为主的情绪化倾向。不过，中国人的记载同样验证了郑成功的个性。中国史学家评价郑成功时，往往有这样的语言：“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失在激讦”“易以意气用事，喜得独占之功”。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确知，在中国史学家眼里，郑成功“不成熟”“急躁”“冲动”“不沉稳”。

确实，有许多史实可以证明这些结论。比如，他嫉恶过甚，执法过严，部属有小过亦不能宽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至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三年间，被他诛杀的将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员，导致许多将领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纷纷投奔清人。后来替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

郑成功的个性与中国人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们眼里，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应该富于城府，深不可测，喜怒不形于色。

在为郑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时，我看重的却是这一所谓性格弱点的另一面。郑成功却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积极和欣赏的心态来看待“少年”，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西方人认为，必须让年轻人自己去闯荡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事也不要紧，因为这正是少年的特权。

中国人则对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三十岁以前的人，在中国人看来，“血气未定”，属于“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非得四五十岁了，火气渐消，血性全无，才让人感觉安全可靠，才可以当领导，办大事。在传统社会里，“少年老成”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褒扬。“老练”“老实”“老辣”“老马识途”“老骥伏枥”“老蚌生珠”，在中文词典里，与“老”有关的词语几乎都是褒义的。

《曲礼》说，孝就要“不登高，不临深”，“父母在，不远游”，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个孩子的冒险冲动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个人当然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思想和个性，当然就更不会有任何逆反心理。这样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长起来的人的热情、火气、棱角磨去，把他们纳入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以维持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生活结构。

所以，中国文化缺乏朝气。“天真”“热烈”“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中的缺色。中国文化是以发黄的故纸、深沉的紫檀色、缺乏个性的绣着团花的酱色衣服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丽明快。

只有郑成功，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因此，当清军南下之时，他才会做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十二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清军大举南征，兵锋直指郑芝龙的势力范围福建。清军南进途中，郑芝龙就已开始与之密使洽谈投降事宜。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郑芝龙密令自己的部下放弃天险，自动撤退，并且留下粮草，以备清军使用。

二十二岁的郑成功对父亲的行为深为不安。他与父亲展开了一次长谈。《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成功劝曰：“……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郑芝龙的选择，在唐宋之后日益软熟的绝大多数国人看来，都无可厚非。毕竟，此时清人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中国领土，只有福建、两广、云南尚未归附。满洲人的战斗力已经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无异螳臂当车。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么，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动，消极不如积极。既然天下大势已定，就应该按归降后的利益最大化来安排现在的对策。在郑芝龙看来，现在正是像天才演员那样表演“诚恳”、“积极”的大好机会。他又把海盗那一套抛胆倾心结交新知的老伎俩使了出来，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只身前往。郑成功的劝说，他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在他眼里，二十二岁的郑成功虽然聪明精干，然而毕竟不过还是个孩子，黄口小儿，根本没有和他探讨的必要。因此，“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干脆起身离去。

老谋深算的郑芝龙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个个性强烈的长子，竟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随着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后来成为清军最坚定的敌人，并且最终因此带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十三

中国思想家说，孝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无违”，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父亲。

按理说，郑芝龙的考虑无疑比郑成功更理智，更现实，也更深远。这个老海盗，凭着他在中国社会和政治风涛中的经验，已经清楚地判断出，改朝换代的大戏此时实际已经快唱完了。历史大势不容更改。降清之后，即使不能如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那样封王据土，也一定可能留住自己在福建的广大财富；穿戴异族服装，并不妨碍他继续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所以，不论是从郑成功自己考虑，还是从整个郑氏家族的利益考虑，郑成功听从父命，安心归顺，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况且，演变中的中国文化对“忠”的要求，已经不如春秋时代那么严格。“顺天知命”已经不受社会舆论的苛责，甚至能言善辩的降臣们给自己准备的理由十分大义凛然：“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然而，郑成功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举动。在郑芝龙命他跟随自己一同去见清朝官员时，郑成功拒不从命，并且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一见的父子决裂书。郑成功跳出数千年间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孝”的禁锢，成就了自己的特异人格。这封决裂书，鲜明地昭显了郑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郑氏父子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忠”与“叛”这样一个简单的道德标签，更在于对时势的看法。少年人对前途对世界的看法总是更为乐观，更为理想化。正像郑成功对父亲所说的那样，天下尚大有可为，“地利尚存，人心可收”。处理得好，“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在郑成功的眼里，时势还大有可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奇迹等着他去创造。

郑氏父子的另一个差异是对人生的看法。在郑芝龙看来，什么“民族”、“帝国”这些宏大之事，对他来讲等同于无。人生在世，就在于要有势力、有财富、有女人，这就够了。这个老海盗的人生观是典型的中国人实用主义的“身体化”人生观。而少年郑成功的人生观无疑是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在郑成功看来，荣誉重于生命，当然更重于物质利益。人活着，不仅仅要为“身”，更要为“心”。所以，不久之后，他写了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父篇”，要父亲“自爱”：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今既不能匡君于难，至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赵武、伍员之事，古人每图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爱，勿以成功为念！

西方文化是弑父文化，中国文化是弑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只见过父教子，哪里见过子教父？然而，郑成功却在精神上弑父，成了独一无二的“逆子”。后来，在与清廷谈判时，他屡屡说：“不知有父，久矣。”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南明隆武二年，1646）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

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郑成功的选择，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看来，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他这支大木，虽然高大，终于没有撑起明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了那些投降者的眼光和见识。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漫长中国历史上，“识时务”的“俊杰”出现得太多了，这些人聪明得让人郁闷，理智得让人心灰。只有郑成功的出现，才让历史阅读者稍稍舒一口气。

十四

普罗岷西亚投降之后，郑成功大为振奋，集中全军包围了热兰遮，希望一鼓作气，一举拿下荷兰人盘踞的最后堡垒。

然而，热兰遮城却非普罗岷西亚城可比。热兰遮城内守军约一千人，是普罗岷西亚城的五倍，荷兰人绝大部分军用物资都囤积于此，城高墙厚，守备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各置巨炮十尊。荷军火炮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道路，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接近，都会受到堡上炮火的轰击。五月二十六，郑成功决定冒死进攻，他调集了所能征集到的全部二十八门大炮，在清晨时分出其不意，向台湾城猛轰，瞬间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城上毫无防备的荷军多被击伤。

然而，郑军的二十八门大炮仅给荷兰人带来了片刻的惊慌。揆一在《被忽视的福摩萨》中回忆说，荷兰人对炮战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的。“我方战士立刻跑到城堡的胸墙上，打算用真正荷兰人的气概来回答中国人的清晨礼炮。”

荷军长官“用有经验的眼睛一看，马上看出敌方大炮的弱点，全无掩蔽，容易受到攻击；同时又看到，敌人正因炮轰成功而兴高采烈，希望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许多人都跑到防御工事外面来回走动，轻率地暴露了目标”。于是，荷军指挥官命令所有炮火做好准备。“等到时机已到，他便下令从上下左右各个方向，同时向没有掩蔽的中国兵开火。果然战绩卓著，第一次攻击，就使敌人死伤遍野。”“如以俘虏或逃兵间所流传的说法为准，敌人足足死了一千人，伤者无数。”

荷兰人掌握的数字是准确的。梅也在日记中说：“今天从清晨到整个上午，我们听见在大员有强烈的炮声。不久，也看到那炮战的结果，有很多受伤的中国人被带来赤嵌，所有的房子和角落都挤满了人，我们的五个医生整天为他们包扎，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吃口饭……听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受伤的多达七八百。”

因为轻敌，郑成功付出了登台以来最大的代价。看来，荷兰人的“红夷大炮”不是浪得虚名。武器技术差距的巨大鸿沟，不是仅仅靠勇气就可以填平。

吃此一堑，郑成功痛定思痛，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郑军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八个月之久的围困开始了。

十五

漫长的包围使荷兰人逐渐失去了斗志。

十二月十六，一批荷兰守兵偷偷出城，向郑军投降。他们不仅详细讲述了热兰遮城内的情况，还建议郑成功先攻占城边小山头上的乌特勒支堡，然后居高临下，一举可攻破热兰遮。郑成功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一月，再次调集二十八门巨炮、无数的弹药和数千名士兵，利用挖壕战术，不顾荷兰人顽强的火力抵抗，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后，终于在二十五的晚上占领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

荷兰人经此一役，已经走投无路。乌特勒支堡失陷当晚，“热兰遮城里面的守军彻夜发射大炮、迫击炮、步枪和投射手榴弹，城堡里面就像着火一样”。东印度公司战事评议会也彻夜开会，商讨是拼死出击还是继续抵抗。经过理智的权衡，荷兰人最终决定向郑成功投降。二月初一，双方开始谈判，在二月十日达成了一共十八条条款的协议，荷方同意将热兰遮城城堡交给国姓爷。二月十二，荷兰人撤出了热兰遮城。

幸运地在战争中活下来的梅和其他荷兰人，一起乘船离开了台湾岛。在船上，他看到“国姓爷亲率几个武装士兵，从已经毁坏的乌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后方骑马下来，进入热兰遮城堡里面”。

梅伤心地说：“就这样，热兰遮城堡和整个福摩萨岛丧失了，使我们的国民在这东印度地区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我们的老板主人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也完全破产，我的东西全部丧失了。”

在骑马走进热兰遮城堡的那一刻，郑成功心中充满喜悦，然而他却无法意识到这一时刻的历史意义。他所知道的是他赶跑了一千多个红毛夷人，获得了反清复明的基地，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次战役标志着在东西半球的第一次正式海上对决中，东方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也是唯一一次胜利。他不知道这标志着中国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击败了当时从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欧洲人先进势力，扭转了东亚海洋势力发展的轨道。他不知道这次胜利，使得中国台湾摆脱了像印尼、菲律宾那样被西方残暴殖民三四百年的命运，开启了中国台湾成为汉人主体社会的历史。

在风雨如晦的大明末世，郑成功的胜利是整个南明史上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这是一个海盗之子为中国挣回了的一点面子，代表了整个帝国仅存的一点阳刚。

十六

崇祯十七年（1644年）巨变前后的明帝国，几乎各个方面的表现都让人失望甚至绝望。

毫无监督的专制制度是一剂腐蚀性极强的毒药。可以说，在大明天下，凡是和专制权力沾边的事物，无不立刻变得丑陋怪诞起来。它腐蚀着中国人的民族性，腐蚀着文官的效率，腐蚀着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两百多年以消灭人民的自主性为目标的专制统治，大明王朝子民们的气质变得孱弱、圆滑而又冷漠。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口腹之欲”，习惯于向暴力、不义和权威屈服，因为他们的信条有二，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一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因此，当满洲人突然闯到他们的城区时，没有多少人感觉惊讶，他们习惯性地口称“顺民”，跪在道路两旁欢迎。

我们不应该责备民众。明朝帝王不遗余力地取消民众任何自我组织的可能，民众在有组织的暴力面前没有起码的抵抗力。而那些负责组织百姓的官员，在满洲人到来时，他们的表现远远比民众更让人失望。

明朝官僚在办理政务、服务民生方面，能力不强，效率低下。在贪污腐败方面，却花样百出，机关算尽。明末的腐败创了中国历史之最，几乎所有官员都被廉耻丧尽、不择手段的贪腐之风所淹没，当满洲人模样怪异的骑兵出现在北京城外时，绝大部分文官都选择了望风而降。

军队的状况甚至更让人吃惊。明末陆军总数达三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然而战斗力却十分低下。在明末朝廷上，流传着“饷不出京”的俗语。各地军队到京领取军费，照例要交纳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回扣。仅此一端，明军的腐败可想而知。在清军的南下过程中，南明的军队基本上没有给他们构成有效的障碍。

在专制制度的笼罩下，大明王朝看来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这个帝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且民众的智力和能力相当出色。然而，所有的资源，从物力到人力，只要一被政府权力控制，立刻就丧失了价值，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丧失了自制力的专制制度，就是有这样点金成石的神奇能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数不到百万的满洲人，可以如此顺利地征服近亿人口的帝国，为什么精神萎靡的汉人军队，一旦投降了满洲人，成了他们的鹰犬，就立刻精神百倍，战无不胜。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人认为中国人是“个性绵软，不堪一击”的物种。

幸运的是，朱明王朝的专制权力没有扩展到海上。在这个帝国内，离开了海岸线就等于逃离了那个腐朽的体制。郑成功的阳刚、忠义、武勇，主要是基于他血液中的“海盗基因”。换句话说，郑成功代表的是民间的、与朝廷对立的力量。正是因为逃脱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装才避免了被专制政权阉割，侥幸保留了男人的质朴、健康和活力。

十七

定格在人们印象中的郑成功，一直是手持宝剑、屹立船头的军人形象。他的另一重身份一直被意识形态磁场所屏蔽。其实，这一重身份于中国精神史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商人兼海盗。

郑芝龙投降后，往日的郑氏贸易帝国一下子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海外贸易陷入低潮。郑成功起兵后，立刻加以招徕整合，重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商业力量，郑成功由此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商。那个时候，郑成功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他的船队远达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贸易额占整个中华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据今日学者估计，郑成功对日本贸易的利润，平均每年约达一百四十一万两银；对东南亚贸易的全部利润额，平均每年在九十三万到一百二十八万两银之间。两项相加，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如果按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两百元计算，则利润额为每年五亿元人民币左右，其数目十分惊人。

如此庞大的利润来源于武力支撑。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郑成功不可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上占据垄断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纳高额的保护费，以获得海上的安全。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商船，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郑成功是当时海上最大的海盗集团。

郑成功凭武力主宰着东南亚海洋，并制定着海上的规则。同时，他又以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来支撑军费支出。虽然名义上归大明皇帝所有，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郑成功的军队就完全是一支私人武装，郑氏海商集团，代表的完全是中国的民间力量。

这支力量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们还没有聪明到分别“天朝的草”和“夷人的苗”的程度，郑氏海军在自己的船只上安装了从西洋学会制造出来的大炮，并且开始使用投掷式火药瓶。这些民间海上力量，因为早期与日本海盗的合作，以及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频繁交往，学会了更为先进的航海技术与远航能力，同时在海上作战的战术上吸取了西洋人和日本人的长处。所以，他们才有可能约束了荷兰人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成为东亚海洋发展和海洋贸易的主导力量。

郑成功与荷兰人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是亚洲军事史上东西方之间最早的近代武器攻防战役之一。双方都动用了大量的火药、炮弹，郑军扬弃了传统的弓箭、大刀，也使用了战壕、炮垒的进攻中的防御手段。在战争进行中，梅和他的译员经过郑军阵地时，曾仔细观察了郑军的防御工事，梅惊讶地看到：“他们用那么坚固的防墙，来防守架在那里炮轰碉堡的大炮，以免被热兰遮城堡炮击，那道防墙足足有五六个，甚至七个堡篮那么宽，两个堡篮那么高，约有十六到十七英尺（四米八到五米一）那么厚，约有十一到十二英尺（三米三到三米六）那么高，在墓园和市场都可看到这样的防墙。”这场战斗显示了郑军突出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近代作战方式，在一百八十余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根本不被中国军队所知。

十八

郑成功登上热兰遮城堡伤痕累累的东南角楼，用缴获的荷兰望远镜向台湾岛腹地望去。市镇、从林、原野、丘陵尽入眼底。这个大岛“土地平坦肥沃”，除了赤嵌城附近三三两两的高山族人刀耕火种开辟出几小块耕地之外，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沉睡之中。

“百废待兴。”郑成功脑海里蹦出这几个字。

然而，他却感受不到多少胜利之后的喜悦和兴奋。就在郑成功指挥军队奋勇战斗的同时，从大陆上风传而来的种种消息，都一再令他心惊胆寒。

就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时，从大陆回来的家人赶到他的营帐，告诉他一个不幸的传闻：“太师老爷”又一次被满洲人抓了起来，看样子凶多吉少。

“太师老爷”是指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之后，并没有实现他的如意算盘。由于郑芝龙的表现过于积极热情，满洲人对这个诡计多端的老海盗放心不下，把他挟回北京，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郑成功起军反清之后，满洲人对郑芝龙怀疑更深，以为他们父子在唱武力要挟的双簧。因此，郑芝龙陷入了难言的尴尬。不但荣华富贵不能到手，清人还以他为诱饵，把他放到案板上做举刀欲杀状，“借父以胁子”，威逼郑成功投降。

郑芝龙当然不遗余力。他多次写信并派亲人到郑成功处劝降。清人杨英著《先王实录》记载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郑成功的弟弟作为特使，来见郑成功。“跪下涕泪涟涟称，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过两天，又来。“涕泣恳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亦难。”

起兵以来十余年间，郑成功无一日不在“忠”与“孝”的夹缝中煎熬。虽然在大义上毅然与父亲决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够断绝。郑成功是郑芝龙最钟爱的儿子，郑芝龙对郑成功的宠爱栽培无以复加，父子感情深过一般情形。郑成功深知每一次与清人血战，都要冒着激怒清人、老父被杀的危险。因此，郑成功虽早已决定“移孝作忠”，却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清人虚与委蛇，边打边谈，假借与清人和谈，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同时，借和谈的幌子，私下遣使与老父互通书信，在信中道出自己的心事：“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乃到所以强忍须臾不得轻身一掷者，徒南望吾君，云天万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机阱，饱虎狼，为妇孺所笔，负君父重恩，靡有极端耳。”其情状之悲苦惨然，跃然纸上。虽然在表现上，郑成功是一个大义灭亲的铁汉，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于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声。“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忧。”

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洲人对郑芝龙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软禁在京，后是被捕入狱，最后又举家被流放到宁古塔。之所以始终不杀者，是因为清人一直对招降郑成功抱有一线希望。

东征台湾，有可能使郑芝龙最终丧命，对这一点，郑成功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征台之举，向整个中华证明了郑成功不可能回头。老父也因此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从发兵的那一天起，郑成功在心里其实就在默默等待着不幸消息的到来。

然而，当这个消息最终落实之时，郑成功还是没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样平静下来。就在与荷兰人谈判的过程中，准确的消息终于传来，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老父终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杀戮，报至，“成功先叱为妄，然中夜悲号，不能自已，乃发丧，一军皆缟素”。

“忠臣孝子”，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许。命运对郑成功似乎格外吝啬，只允许他从中选择一样。郑成功用牺牲“孝子”为代价，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即不能，忠最后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就在郑成功初步平复丧父之痛，大举组织移民，准备把台湾建成复明基地之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深入缅甸擒杀，大明皇统至此彻底断绝。

也就是说，郑成功这个最后的忠臣，已经没有了可效忠的对象。他竭尽全力，攻下台湾以图复明，而大明已经彻底灭亡。

不能不说，命运和郑成功开了个彻底的玩笑。

收复台湾，在郑成功看来，完全是因为以此支持反清复明大局才有意义。明既不能复，收复此岛，对郑成功又有何益？回顾一生，郑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实一无所成。他戎马一生，仅保二岛，两次南下勤王，都成虚行，一次问鼎中原，则大败而回。奋斗到最后，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在还没有来得及起兵之时，那个赐郑成功国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倾覆。后来，郑成功虽然奉永历正朔，然而永历远在云南，兵微将寡，与郑成功难通消息，有君实似无君。而至此，连这个象征性的君主，这个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郑成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为了什么。

十九

两个接踵而来的噩讯，摧毁了三十九岁盛年的郑成功的心理平衡。就在此时，一件极小的事情成了压断郑成功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郑成功的长子郑经留守厦门，与奶妈私通，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其实在“除了石狮子干净，剩下都不干净”的旧式豪门大家并不稀见。然而，治家极严又心绪极度恶劣的郑成功勃然大怒，说：“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问天下！”立命使臣持令箭返厦门，斩郑成功之妻董氏，以明其治家不严之罪，同时斩郑经、奶妈并其所生子。

在厦门的部下，当然无法执行这个过于峻切、有失人之常情的命令。他们集体抗命不遵。郑成功愤懑至极，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说道：“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临终又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顿足拊膺，“以两手抓其面而逝”。享年三十有九。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原版后记）

读者对我的诧异集中在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职业。许多人都说，一直以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他们的表情说明，历史是一个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脚的旧仓库，缺乏耐心的年轻人和没有专用工具的非历史专业者应该被挡在门外。

确乎如此。上中学的时候，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写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从头到尾罗列着重大事件的概述、意义、年份、地名。这些干巴巴的内容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

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而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常常使我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中国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而洋鬼子们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

正因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或者是《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佶屈聱牙。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

但是，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熟悉的名词而已。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因为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也只能活一生，他的经验无疑是有限的。而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却给了人性的复杂性以无穷无尽的展示机会。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历史这样精彩的剧本。

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科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分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类读物写作者，许多探索当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幸运的是，这几年来，我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风骨、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对这本书的写作直接有帮助的主要作品在此不能不提及：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苗棣的《魏忠贤专权研究》、刘凤云的《清代三藩研究》、吴兴明的《谋智、圣智、知智》。

最后，我还要郑重地对给我的业余写作创造了宽松条件的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的王毅、董庆毅和刘殿奎先生表示谢意。在他们的领导下，我这个“客户经理”可以数年不坐班。没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在这个时候问世。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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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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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自序 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

第一编 正面 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第一章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第二章 用笨人，做笨事：湘军的制胜之道

第三章 “病人”曾国藩

第四章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第五章 曾国藩的私人生活

第二编 左侧面 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

第六章 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第七章 “不要钱”的“大帅”

第八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第三编 右侧面 迷信和天命

第九章 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第十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跋 成圣又如何

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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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第一章 朱元璋：注定失败的铁血反腐

第一节 最痛恨贪官的皇帝

第二节 严密的监管体系

第三节 严酷的反腐运动

第四节 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

第五节 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

第二章 海瑞：一个清官的孤独抗争

第一节 “笔架先生”的另类精神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夹攻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第四节 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

第五节 千载留名“骂皇帝疏”

第六节 全面施展政治理想

第七节 痛苦的赋闲

第八节 异端，还是“神”？

第三章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畸形制度

第一节 天性善良的皇帝

第二节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第三节 黄宗羲定律

第四章 雍正：古代反腐的成功案例

第一节 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第二节 洞悉下情的天子

第三节 养廉银改革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第三节 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

第四节 皇帝带头腐败

第五节 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第七节 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

第八节 极具弹性的贪污罪名

第九节 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

第六章 嘉庆：反腐的下滑曲线

第一节 一百分的接班人

第二节 诛和珅初显身手

第三节 面对腐败该何去何从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第五节 全面守成

第六节 从伟大到尴尬

第七章 和珅：清代第一贪官

第一节 怀才误此身

第二节 大理财家

第三节 一个巨贪的诞生

第八章 官场：晚清官员的妥协与坚守

第一节 “不妄取一钱”的林则徐

第二节 “不要钱”的统帅曾国藩

第三节 不为钱所“累”的李鸿章

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

第五节 “赤贫”刘光第和“巨富”那桐

中国国民性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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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一章 爱罗先珂和李鸿章

第二章 国民性会变吗？

第三章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第四章 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第五章 贵族精神的遗失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与阳光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为奴隶

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

第十四章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五章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

第十六章 鲁迅：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

第十八章 胡适的渐进式改造路径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后记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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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章诒和序（原版序言）

丁东序（原版序言）

历史的惯性：朱元璋

龙爪上的泥土

初生鳞甲

练就帝王心

龙椅上的农民

一、均平天下

二、构建乌托邦

三、结网的蜘蛛

四、思维格式化

甲、禁止奇装异服

乙、化民成俗

丙、学《大诰》运动

权力的奥秘：朱棣

偏执症患者：海瑞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魏忠贤

在劫难逃：张献忠

无处收留：吴三桂

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原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