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从三家分晋开始

第二章 士人、官僚、外国人

附： 对春秋战国时代爱国情况的简单统计

第三章 魏惠王的野望

第四章 商鞅黑洞

第五章 战国无八雄

第六章 连横与楚国噩梦

附： 南楚之南

第七章 赵国的两张面孔

第八章 齐国往事不如烟

第九章 燕过无痕

第十章 长平之辨

第十一章 天下一统

战国大事年表

后记

DUKU 读库

策划编辑 张立宪

责任编辑 樊超群

美术编辑 耿冰

特约审校 马国兴 李英子 朱朝晖 张钧

作者简介

刘勃，七零后。在《读库》《中堂闲话》等书刊上发表过历史文化类随笔若干，出版《战国歧途》《失败者的春秋》等书，与人合作过电视剧剧本。现任教于南京三江学院。

第一章 从三家分晋开始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到了三十四年，一次朝会上，一个齐国来的儒生叫淳于越，引用老规矩，批评新政策，说话让秦始皇不爱听了。于是，丞相李斯趁机提了一个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李斯列举了三类书：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史官非秦记”）、儒家经典（“《诗》《书》”是代表）和诸子著作（“百家语”），认为统统都该烧掉。这个建议秦始皇采纳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三者虽然同为打击对象，但损失是不一样的。

诸子书，尤其是儒家经典，在社会上流行已久，有的是所谓“家藏户有之”。你要禁，儒生们就把书藏起来；藏不住，我咬咬牙还能发狠把书背下来，等到哪天不禁了，我再默写出来。所以经秦火这么一烧，儒家经典的版本虽然因此出了大问题，引发后来持续几乎两千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但流传下来的典籍，总还是不少的。

历史书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山东六国的历史书，基本就是各国的档案馆里只有独一份，一烧，就没了。剩下来的，只有秦国的历史书，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还不光是写历史的人可能不诚实的问题。再巧妙的谎言，多少会露出些蛛丝马迹，可以让后来人循着它找出真相。但更糟糕的是，秦国一直是地理很偏僻、文化很落后的国家。从春秋往战国过渡的这一段，秦国在崎山以西静悄悄地待着，跟山东六国没什么来往，因此崎山那边的许多大事，在它的史书上一片空白。

无意遗忘掉的东西，比有意抹杀掉的东西，往往更难钩沉复原出来。所以司马迁写历史的时候，就深感史料不足，在“史记[1]独藏周室，以故灭”后面，连写了两个“惜哉”，痛心之极。

运用现代的历史研究办法，结合考古发现，晚清民国以来学者们对这段历史上的很多问题，看得是比司马迁清楚多了，但也因此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一展开讨论，学者们就众说纷纭，看得人头大。

首先，一部战国史从何说起，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春秋》写到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敬王死后，是元王即位。司马迁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开始编写六国年表。中学教科书上把公元前475年当作战国的开始，这是最原始的依据。但是，很多人并不这么看。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司马光。他把眼光投向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司马光当然是有他的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春秋之后的这一百多年里，要说哪件事情最引人瞩目，那毫无争议——

晋国，这个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不见了。

春秋时代甚至更早，国君亲戚篡夺宝座的行为很常见，叔叔抢侄子的位子，兄弟抢哥哥的位子，这都不叫人吃惊。但和国君血缘关系已经比较疏远的人，篡位几乎是没有的，谋杀国君或者把国君逼得流亡国外，倒不稀奇，不过他还得找个和国君血缘近的人来，或者干脆让宝座空着。

想当年，晋国国君总结了诸如此类的血的教训，觉得外人倒比亲人要可靠些，所以，晋国很早就有了重用异姓大夫的传统。相反，对跟自己一样姓姬的兄弟们，国君是最容不得的，结果就是史书上说的，晋国“无畜群公子”，“晋无公族”。

经过一代又一代权力交接，这些异姓大夫封地越来越大，控制的人口和财富越来越多，也实际上把持了晋国政府。于是，废黜、谋杀国君的事情发生了。

杀掉一个国君，大夫们再立一个姓姬的；杀掉俩国君,’大夫们再立一个姓姬的……但杀了好几个国君之后，大夫们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我干吗不自己来当国君啊？

由于掌权的主要有六家大夫（所谓“晋六卿”）,所以除了可不可以把正统国君踢开这个问题之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把正统国君踢开后，到底谁来当国君。

六卿当中，范氏和中行氏首先被干掉，剩下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四家彼此虎视眈眈。接下来的权力争夺，《史记》里讲了，此外《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里也零零碎碎讲了一些。但还是《资治通鉴》里面把各种材料综合整理得最清楚。下面先照司马光的讲法讲一遍。

智氏的老掌门智宣子[2]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挑中了智瑶。当时有反对意见说：

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智瑶比人强的地方，有五处。一是长得帅，发质靓丽，高大威猛；二是运动好，射箭奥运拿金牌，飙车闹市七十迈；三是多才多艺；四是能言善辩；五是性格刚猛。毛病就一个：非常的不仁。既然不仁，就会拿这五项长处来欺负人，那还有谁吃得消他？因此智瑶要是真当了智氏的掌门人，智氏非完蛋不可。

智宣子没听，到底立了智瑶。

后来智瑶果然很嚣张，平白无故地跟韩、魏、赵三家要地盘。韩康子和魏桓子都给了，赵氏不给，智瑶就带领韩、魏去攻打赵氏。赵氏的掌门人赵襄子，为人处事，处处正和智瑶相反，从小特听老爸的话，把刻着爸爸教训的木简揣袖口里，随时诵习。现在面对进攻，他立刻记起父亲的遗训：死守晋阳。

当时有人建议赵襄子退守长子，因为长子城的墙坚厚；又有人提议守邯郸，因为邯郸城的粮仓充实。赵襄子都不听，他说：“已经让人民精疲力尽地修筑了城墙，就不能还指望他们舍生入死地为自己守城；已经搜刮民脂民膏充实了仓库，就不能指望他们在战争中甘愿为自己送命。”

守晋阳确实是正确的选择。由于赵家对晋阳人民素来厚道，所以人民对赵家也特别忠心。智、魏、韩三家的军队把晋阳城团团围住，又引水灌城，城墙只差三版（一版二尺，三版即六尺）的地方没有被水淹没。城中锅灶都被水浸泡而倒塌，青蛙随处可见，但人民仍然全心全意地帮助守城。

下面这句是形势转折的关键，也抄原文：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做他的骖乘（陪乘者，也叫车右）。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听到这话，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因为魏的都城安邑附近有汾水，韩的都城平阳附近有绛水，也许将来有一天，智瑶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他们自己。

当晚，韩、魏就改变立场，二人秘密与赵氏约定了里应外合的日期。

赵襄子夜里派人杀死智氏守堤的官吏,掘开堤坝，大水反灌智伯的军队。智伯军忙于救水，发生混乱，韩、魏两家从侧翼发动攻击，而赵襄子从正面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

智伯被杀死，其族人被诛灭，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

对这件事的记述，《资治通鉴》应该说比《史记•赵世家》要靠谱。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两面的素质，有时是水乳交融完美结合的，但有时并不是。开始写《赵世家》的时候，司马迁小说创作的热情似乎忽然爆发，讲了很多精彩但真实性很可怀疑的故事。而讲到赵国建立的时候，他进而又迷上了各式各样的预言和梦幻故事，真真叫人情何以堪。

司马光就比较朴实，选择材料的时候，神神道道的部分一概不要，叙述条理明晰，逻辑严密，更像是历史书的风格，但以今天的标准看，仍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当然是目的性太强，道德说教的用意太明显。故事讲完，司马光自己概括主题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认为才和德是两回事，德才兼备当然是理想状态，那是“圣人”；如果德胜过才，那就是“君子”。如果圣人和君子都找不到，那就宁可要德才全无的“愚人”，也不要有才缺德的“小人”。

我们很容易发现，上面那个故事，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所以讲到失败的智伯，司马光就借人物之口，大大赞许了一通智伯的才华。然后就通过实践证明了，一旦缺德，再有才也没有用。所以讲到胜利的赵襄子，司马光就不提他的才能，只渲染他的美德。尤其是写到在长子、邯郸、晋阳三城中，赵襄子单选晋阳死守，更是说明了民心向背决定成败的道理。至于晋阳的地理形势更险峻，[3]而且那里是赵氏的老根据地，所以很可能城墙比长子更坚实，粮食比邯郸更充足这一层，他就不提了。

第二，这个故事戏剧性也太强。尤其是智伯、韩康子、魏桓子三人坐一辆车察看水势那一段，“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这个特写镜头抓得也太精准巧妙了。尽管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各种史料众口一词都这么写，但还是让人不得不疑心信息的来源。

第三，故事里说，这场斗争转折的关键，是因为智伯得意忘形之下，说了水可以使人亡国的话，从而使韩、魏感到自危。但从郦道元开始，地理学家们对水淹韩、魏的可行性往往表示怀疑。所谓“汾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在安邑的西北，距离八十余里，中间还隔着一个闻喜县；所谓“绛水可以灌平阳”，绛水更远，在平阳以南一百余里外。

此外，单读这个故事，还很可能给人一个错觉，就是智氏比赵、魏、韩三家，都强大很多。其实四家当中，赵氏也绝对不弱。

很长时间以来，赵氏是晋国诸卿之首，一直到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还常常代表晋国处理国际事务。《史记》更直说，当时“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相形之下，智氏不过是暴发户。智瑶这人，确实很有才，在他的领导下，智氏对外征伐，屡屡建功（这部分内容《通鉴》没写，要回头去看《左传》和《史记》），一时锋芒盖过了赵氏，但要说真强过赵氏很多，恐怕不见得。

因此，回头看这个细节，就值得玩味了：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

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大意是：

智伯跟韩康子要地，韩康子的谋士出主意说，咱给，给了智伯还得跟别人要，那时别人不给，智伯就得跟他打起来，然后咱们的机会就来了。智伯又跟魏桓子要地，魏桓子的谋士出的主意也差不多。

上面这些对话未必是事实，但确实反映了韩氏、魏氏的某些心态。

在此之前，郤氏、栾氏、范氏、中行氏先后被灭，其模式大体是实力最强的大夫，率领其余各家，锁定一家，把人给灭掉。计算局势，较弱的韩、魏不能不觉得，接下来就该轮到自己了。所以，以韩、魏的立场来说，必须设法立刻激化智氏和赵氏的矛盾，才可以自保。“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这个“他人”实在是有具体所指的，就是赵氏。

事实是，四卿竞争的结果，对韩、魏尤其是魏氏相当有利。因为先是赵氏在三家的联合进攻下被打得命悬一线，然后韩、魏倒戈，智氏被灭。最强的两家，一死一伤。之后所谓“三家分智氏之田”，魏氏分得了最重要的一份，包括原来晋国借以建立霸业的“表里河山”之地，都成了魏的势力范围。后来，赵、魏、韩当然并称三晋，但唯独魏国，最喜欢以晋自居。

在晋国的历史上，魏氏实在算不上有多么起眼；在战国初年，魏却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当然得益于后来魏国的一系列改革，但在分晋过程中获益，乃是关键性的第一步。

要注意一条，司马光写三家分晋的过程，实际上用的是倒叙手法。《资治通鉴》的第一句话是：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意思是，周天子首次承认魏斯、赵籍、韩虔三位，是正式的诸侯国的国君。

这才是公元前403年的事，和赵、魏、韩与智氏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已经隔了五十年。也就是说，在司马光眼里，三家分晋的事实，远不如周天子承认这个既成事实来得重要。

司马光的理论依据是：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大意是，天子最重要的职责是“礼”，礼最重要的功能是“分”，分最重要的标志是“名”。大抵，礼是一个社会的根本规范，分是社会等级，名就是公、侯、卿、大夫之类的身份。

礼是西周封建宗法社会的老规矩。那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天子就是天子，诸侯就是诸侯，卿大夫就是卿大夫，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不能逃避，也不能僭越。

赵、魏、韩三家大夫以诸侯自居，当然是僭越。天子作为礼的象征和最高体现，应该对他们加以谴责和讨伐。现在天子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对他们给予承认，这就是自己在挖“礼”的墙角，导致就算有想打抱不平的人，也不能跟三家过不去了。所以，天子承认三家的诸侯地位，是礼彻底崩坏的标志。

照例，这种赞美等级制的观点，很容易勾起现代人的反驳欲望。不过后代人在这种问题上自诩高明，其实相当无聊。也许更应该敬佩的倒是，司马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的节点：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确实是一个标志。就是事已至此，不管是乐意还是不乐意，大家都承认，周礼的那套老规矩，确实是玩不下去了。

不管是谁，在今后的日子，都将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

类似晋国的政治地震也发生在了齐国。和晋一样，齐也是老资格的大国。晋国牌子倒了，齐国的名字则保住了，但保住的也只是名字：齐国国君不再姓姜，改姓田了。

齐简公的时候，田常（谥为“田成子”）开始独揽齐国大权，他杀了简公——后来，“齐田常”和“晋六卿”一样，都成了乱臣贼子的代名词。

公元前391年，名义上的齐国国君被田氏打发到海边去，只剩下一座城邑，供奉祖先而已。已经有承认三家为诸侯的例子在先，周天子当然也不会再吝啬国君的称号，到前386年，田氏的齐侯也就“列于周室”了。

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一向饱受欺凌，但谁也不大好意思吞并这个与天子同姓、并且曾为王室卿士的国家。而现在，新建立的韩国却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

在春秋时代，只有楚国、吴国、越国这样蛮族建立的国家才敢僭称王号，在诸夏之间，“王”这个尊贵的称呼，仍为周天子所独享。但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两国国君，诸侯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却在徐州搞了一次见面会。大会上，魏国说，你齐国太棒了，齐国国君应该称王。齐国说，还是你魏国强，我齐国应该尊你魏国国君称王。大家彼此谦让一番，最后都看起来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对方的好意。这就是所谓“魏齐会徐州相王”。

然后，其余各国国君也都纷纷跟进称王，到后来连宋国、中山国这样的小国，国君也一样以王自居。王号从此彻底贬值，以致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觉得再称王实在太不过瘾了，无论如何也得发明一个新的称呼。

第二章 士人、官僚、外国人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其余国家的国君不免兔死狐悲，人人自危，而新上位的诸侯，也要从前车之鉴里吸取教训，以免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春秋时代那么多兄弟、叔侄争位的事，证明亲戚靠不住；而眼前血淋淋的事实则表明，外人理所当然地更加靠不住。所以后来韩非子痛心疾首地说：当君主的，最大的祸患就是相信别人。相信谁，就得吃谁的亏[4]。

看来，唯一靠得住的，也就是权力本身了。但是国家已经这么大（反正稍微像样的诸侯国，都比希腊的城邦大多了），国君不可能一个人事无巨细全部处理，他总得使用一批人，来帮他管理国家。

我们回顾一下春秋封建时代的国家是怎么管理的：

天子把天下分割成若干块，王畿之外就分封给诸侯，诸侯国里的事，天子一般不好过问。诸侯们想到这里，都暗自庆幸，幸亏当初是这么安排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不用怎么搭理周天子了。

诸侯再把国分割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大夫统治的地方，就叫作“家”。大夫家里的事，诸侯也一般不好过问。诸侯们想到这里，就觉得腿肚子直打颤，脊梁骨里往上抽冷气。太危险了！大夫的家一发展，国君的宝座就打晃。

看来，拥有自己土地、人口、军队的大夫们，总归是靠不住的。从国君的角度考虑，要把权力垄断在自己手里，最好是培养、提拔这样一批人：他能帮我治理国家，但是他没地，没人，没枪，也许有钱——不过我随时可以叫他没钱。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找到这种人，对国君们来说并不是难题。

众所周知，春秋末期，鲁国有个叫孔仲尼的老师，打出“有教无类”的宣传标语，面向全社会广泛招生。他的学生大多出身不高，他教给他们的，却是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的贵族技能[5]。结果是，孔子那里毕业的高材生，虽然很多是泥腿子穷光蛋，但是贵族们的事，他们都懂，甚至干起来，可能比贵族还精通。

孔子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社会上他的同行一定还有好些，只是不如孔子出名而已。这些民办院校的师生是在诸国之间流动奔波、焦虑求职的蚁族，这也就给国君们提供了取代贵族的人才库。

当然，这批人心里也会期待像老派贵族们一样获得封地,但从小一箪食一瓢饮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眼界能有多大？所以一般多发点儿粮食（当时工资是“谷”）也就打发了。这些只要工资不要封地（或只要很少的封地）就能满足的行政人才，在国君们眼里，真是绝佳的廉价劳动力。

所以,他们和国君一拍即合。这批人的社会身份，叫“士”；而他们扮演的政治角色，用今天仍然高频使用的一个词说，叫“官僚”。

“士”是个老名词，按照西周的旧制度，它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再往下，就是庶人了[6]。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士，取决于你的血统。你爸爸是大夫，但你妈只是他的小老婆，那你就是士；或者你爸就是±,你又是他的嫡长子，那么将来你也可以继承他的地位。

士有些特权，只有士，才有资格进政府当公务员。但是你的级别是限死了的，干得再好，指望变成大夫，也是不可能的。

春秋以来的长期动乱，对本来就是士的人有坏影响，因为当公务员的特权保不住了。有的大夫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家族破落。《左传•昭公三年》里写道，有一回晋国大夫叔向和齐国大夫晏婴（这二位都是《左传》中的正面典型）俩人聊天，感叹时局，叔向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栾、郤、胥、原等晋国的八大家族，本来都是大夫身份，现在却在做“皂隶”。据古代学者的注释说，这个皂隶的意思并非奴隶，而是指“贱官”，也就是低级行政人员。这些工作，本来当然都是由士来做的。就是说，一些本来掌握重要权力的高级贵族，现在加入士的行列，来抢饭碗了。

因此，士和大夫之间的界限，已经并不明显，所以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士大夫”或者“大夫士”。

另一方面，庶人里的优秀分子，又在民办学校（乡校）里受了教育，也可以得到提拔的机会。社会上有这样的观点：

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管子•小匡》）

农民家的孩子，朴实乡气，但是肚子里弯弯绕也少，他们当中才能突出能够当士的，比较靠得住。种地，他收获多；当官，他表现好。

早先，庶人也不是绝对没有机会当官，但总是极少数。到春秋战国之际就越来越多，有的地方，据说有一半人都在读书准备考公务员[7]，这样，他们等于也加入了士的行列。泛泛说来，士和庶人已经难说有多少区别，因此，社会上又有另一些新名词流行开来：

《邾公华钟》：台（通以）乐大夫，台宴士庶子。

《国语•鲁语》：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韦昭注：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孟子•万章》：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像“庶士”“士庶子”之类，都是把士和庶人相提并论了。

所以说，战国社会阶级间的壁垒打破，士作为大夫和庶人之间的一个阶层，成了上下对流交汇的所在。士的人数激增，而可以想象，各国政府里能提供的公职就那么多，于是就好像扩招后的大学生一样，他们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只能自谋出路。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原来封顶的死限也被取消了。在新的时代里，不再是你累死累活干到老，也不过是个中级职称。一个出身寒微的士，你可能饥寒交迫，可能身败名裂，但一时风云际会，你也完全可能封侯拜相，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

对这样一些士来说，他完全可能大声赞美讴歌新时代：打破了铁饭碗，捧上了金饭碗。

出身不是问题，努力就有机会。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里，士阶层的人，确乎显示出超常的朝气和活力。这种蓬勃进取的气象，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再也不曾有过。

战国初期的历史上，吴起肯定算特别重要的人物。我们先照着《史记•吴起列传》讲一遍。

吴起是卫国人，小时候家境相当不错，据说“家累万金”。但吴起是一官迷，千方百计想当官，大概是走门路、造舆论诸如此类的事干得太肯下本钱，结果把家产都败光了。同乡很多人笑话他，吴起脸上挂不住，一气杀了他们三十多人，然后离家出走。出了卫国的东郭城门，吴起跟自己老妈诀别,发誓说：我要是不能在外国混出头，就不回来了！

从卫国往东走，不远就到了鲁国，于是吴起拜到曾子门下念书——从年代上讲，这个曾子，应该不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而是曾参的儿子。

结果因为学习太用功，吴起被开除了。

吴起老妈去世，吴起不肯回去奔丧：我书还没念完啊，何况我当初已经说了，“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这下把老师给得罪了。曾参这人，几乎就是孝子的代名词。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在曾参这里的表现就是，有一个晚上没能回家，他就内心不安，睡不着觉。老爸气头上,一棍子把他给打昏过去，他醒过来之后，首先想的，是老爷子气头上打我一下，真把我打伤了他也着急的。于是他赶紧爬起来，开始唱歌，表示自己没事……一看自己的学生居然这个德性，曾子火了，于是取消吴起的学籍，师生绝交。

吴起就只好在鲁国晃着，但没过多久，他出头的机会来了。齐国攻打鲁国，鲁国人知道，吴起是一将才，想用他，可是也有顾虑，就是他的老婆是齐国人，担心吴起因此跟齐国里应外合。吴起听到这个风声，回家立刻就把老婆给杀了。

于是，吴起带领鲁军，把齐国杀得大败。

鲁国是礼仪之邦，危急关头，可以暂时忽略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危机过去，那个调子就又高起来了。吴起过去那点儿衰事，鲁国人统统记起来了，就跑到国君跟前，说吴起的坏话。这下吴起在鲁国待不下去了，一想，鲁国这么一个保守的小国，本来也不是一个做事业的地方，就到了魏国。

当时魏国国君是魏文侯。魏文侯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治国的思路是，一方面，用儒家思想抓意识形态；一方面，用各种政治军事人才解决具体问题。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古代中国，这种治国思路，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却基本可说是最有成效的。西汉的汉宣帝有一句名言，叫“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是仁义道德，霸道是苛刑峻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理是汉宣帝总结的，但搞这种实践，中国历史上，魏文侯是第一位。在这种治国思路下，吴起非常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一，带兵打仗，你肯定得用我，当今天下，这方面你找不出比我更牛的人了；第二，吴起毕竟也在曾子门下待过，尽管被开除，但是他对儒家思想也不是一点儿好感没有。魏文侯礼敬的那些儒生，像子夏，那是吴起的师叔祖；段干木，子夏的学生，论起来吴起也得喊师叔……反正诸如此类，沟通也还是比较容易的。

说到吴起在魏国建立的功业，他自己最得意的是三条：第一，是“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第二，是“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第三，是“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

拿今天的观点看，三条其实是两条。第一、第三说的都是军事成就，魏军的战斗力，当时各国第一，尤其是军队向西推进，夺了秦国五座城，打得秦国只能处于防守态势；第二条，说的是政治、经济方面，在这方面吴起具体干了哪些事情，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吴起不是当时魏国国君之下的一把手，他在这方面要搞什么改革和措施，会受到很多限制，而且非常容易得罪人。

魏文侯去世，魏武侯即位，魏武侯的女婿叫公叔，当时是魏的相国，特别讨厌吴起。这位公叔使了一损招，他先找魏武侯：“国君，吴起这人，野心很大，而咱们魏国，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吴起他可能心不定，想跳槽。”

魏武侯说：“那怎么办？”

“要不这样，您不是还有公主么？改天您跟吴起提亲，他要是愿意在魏国长期干，您提亲，那没说的，肯定答应。他要是不答应呢，那就是他已经有别的想法了。”

魏武侯答应了，于是公叔又去找吴起，今晚到我家吃饭。这也没什么好拒绝的，于是吴起就上公叔家了。

公叔早就跟自己老婆打好招呼了：“等会儿吴起来了，你一定要表现得像一个泼妇，越泼越不嫌泼，什么无礼的要求，一股脑跟我提：

公主用餐时要随侍一旁，舀汤盛饭；

公主化妆时要快乐等候，衷心赞美；

公主洗澡时要量好水温，抓痒擦背；

公主睡觉时要炎夏扇风，寒冬暖被；

公主失眠时要彻夜陪伴，帮忙数羊；

公主散步时要下雨撑伞，炙夏遮阳；

公主打牌时要夜宵点心，随传随到；

公主生病时要亲侍汤药，废寝忘食；

公主逛街时要不辞辛劳，提携重物；

公主无聊时要搏命演出，彩衣娱亲；

公主说话时要凝神静听，勤做笔记；

公主训诫时要两手贴紧，立正站好；

公主打我时要任其蹂蹒，谢主隆恩；

公主犯错时要引咎自责，自揽黑锅；

公主生气时要跪地求饶，恳求开恩；

公主临幸时要予取予求，持之以恒；

公主不要时要泪往肚流，自行解决……”[8]

吴起一看，啊，公主都是这样的哈！改天魏武侯跟吴起提亲：“我闺女，嫁给你，你是乐意啊，还是乐意啊？”吴起当即吓得跑掉了。[9]

吴起就又到了楚国。于是搞改革，把楚国变得更强大，打败魏国和韩国，向南吞并了好多土地，然后又把楚国的贵族给得罪光了——在当时，要改革，贵族你没法不得罪，因为改革的主题，都是扩张君权，而君权要扩张，对外是征伐兼并，对内就是打击贵族。吴起的办法是，我刚在南方开辟了好多土地，那地儿地广人稀，要增加人口，怎么增？贵族们都给我搬家搬那儿去。而原来属于贵族的繁华地区怎么办？直接收归国有——就是归国君所有。

所以楚国贵族恨吴起都恨得牙根痒痒。现在，咱们大王宠信你，拿你没办法。等咱们大王一死，看我们拿你怎么办！

如这些贵族所愿，信用吴起的楚悼王很快就死了，楚国的贵族们纷纷拿起武器，围攻吴起。吴起一看这次跑不掉了，干脆跑到楚悼王的灵柩旁，就往尸体上一趴。贵族们已经杀红了眼，仍不住手，结果是把吴起乱刃分尸。

但你要知道，吴起趴在楚王的尸体上，他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报仇。我趴在大王的尸体上，你对我又是放箭，又是劈砍，你伤着的肯定不光是我啊。那损毁先王遗体，得是什么罪名？所以新楚王即位之后，当然大怒，杀吴起谁干的？统统抓起来杀掉。就为这事，楚国的宗室大臣，族灭的有七十多家。

吴起这样的人，你喜欢不喜欢另说，但总得承认，这是一厉害人物。吴起先后曾给好几个国家效力，尤其是魏国和楚国，更为之付出许多心血。那么，他是爱这两个国家么？

恐怕说不上。

有人认为吴起是爱楚国的，《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录范雎的话说：“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

这是范雎分析吴起的动机，认为吴起为了让楚国强大，死了咱也认了。但这分析未见得靠谱，何况《史记》也明说了，当时范雎只是“谬曰”，就是有意跟人说瞎话。

也似乎有细节表明，吴起是爱魏国的。《吕氏春秋•观表》里说，吴起被人陷害，不得不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西河地区，于是走到黄河边，眼泪哗哗的。旁边人就问了：“以您的志向来说，抛弃天下，好像扔掉一只破鞋，干吗为西河哭成这样啊？”吴起说：“要是国君信任我，让我可以施展出全部才华，我一定可以灭掉秦国。以西河为根据地，魏国可以称王于天下。但现在国君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地区只怕是要落入秦国之手，魏国就要日渐削弱了！”

这是吴起为魏国而哭。但是由这个故事，你推出吴起恨秦国，都比推出吴起爱魏国要靠谱一点。因为如果是爱魏国，那就应该是，当初你魏国任用我，那我就全心全意为它奉献。现在魏国不用我了，那我就默默地为你祷告和伤心。绝对没有说一拍屁股，就又跑到楚国去的。而且吴起在楚国用兵，曾经“却三晋”，赵国在北边和楚国不挨着，那不就是打韩国和魏国嘛。

吴起的态度就是十足的个人主义：我不是一般人，我不能就这么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至于这事业是在哪里做的，不重要！看着西河掉眼泪，不是哭魏国，而是为自己这么些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而哭。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吴起这满腹治国的才华，可一点儿没有用在他的祖国卫国。

当时难道就没有愤青吗？吴起的这种卖国主义行为，怎么就没人指责？对吴起为人的指责，当然从来都是有很多的。但都是说他残忍刻薄，偏偏就是不爱国这一款，大家好像都忘了。

这不奇怪，当时国家观念还不够发达，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士人，脑子里还真是很少会有爱国这根弦。

战国后期，楚国有一位后世被当作爱国者的典型的，就是屈原。但是屈原不是士，是楚国的大贵族。

屈原在楚国，年纪轻轻，就做到左徒。左徒是什么官不很清楚，但史书上可以找到由左徒直升为令尹的例子，可见地位绝对不低。后来屈原又做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能主管“王族”的事，可见屈原不光是楚的宗室，而且是比较亲贵的宗室。

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齐之孟尝君田文，赵之平原君赵胜，魏之信陵君无忌，楚之春申君黄歇，都是大贵族。这四位当中，除了孟尝君人品差点，其余三位，大致也都算是爱国的。

但出身平平的士们，一般就不爱了。

李斯在那篇很有名的《谏逐客书》里，跟秦始皇说，你不能把我们这些外国人都赶走，你秦国能够强大起来，外国人是有功的，然后举了好多例证。这么些人都在为秦国效力，那反过来说，就是他们都为灭掉自己的祖国出了力。

像范雎，魏国人，在魏国时他被怀疑和齐国勾结，结果被丢进厕所，差点给尿淹死。死里逃生逃到秦国之后，给秦王出一主意，叫远交近攻。谁跟秦国近呢？函谷关大门一打开，可不就正对着韩国跟魏国嘛。

再说李斯，跟范雎一样，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在厕所里。话说一天他上厕所的时候，忽然感悟了人生。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在地方上做一个小官吏。他一看，厕所里的老鼠又小又瘦，看见人啊狗的就很害怕；然后看见粮仓里的老鼠，大、肥，看见人来了也不躲。同样都是老鼠，为什么命运是如此的不公？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啊。然后李斯就问自己，那当今天下，哪里是厕所，哪里是粮仓？包括我的祖国楚国在内，山东六国都是厕所，粮仓可只有一个，就是秦国。他就跑去秦国辅佐秦始皇，把六个厕所全给灭了。

范雎、李斯这都属于人品不好的。那咱们再举俩公认人品好的。孟子、荀子，这两位儒家的巨擘，都是极其缺乏国家观念的。

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却是魏（梁）惠王和齐宣王。魏国、齐国强大了，能有邹国的好吗？

荀子一个赵国人，又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齐国的社科院（稷下）做首席教授（祭酒），又在楚国接受春申君的礼遇，更夸张的是，他还打破了儒生不到秦国去的老传统[10]，给秦王讲怎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在他到秦国后不久，秦赵之间打了著名的长平之战，众所周知，那一仗的结果是荀子的四十五万赵国同胞被屠杀。

拿《史记》的“列传”做个简单的统计，很容易就会发现，春秋战国时的士，爱国的和不爱国的，差距大到根本不成比例。

用《曹刿论战》里面曹刿乡人的话说，爱国，“肉食者谋之”，那是贵族的事，我们“又何间焉”，你掺和个什么劲哪？

像曹刿这种出身不高还很爱国的，那给人感觉就是：“哇，你好有个性哦！”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士人宁可为外国效力的情况？

回顾一下春秋时代管仲的故事：管仲打仗当逃兵，鲍叔牙为他辩护，说人还有老母在堂，战死就不能奉养母亲了，所以当逃兵应该的嘛！

你听鲍叔牙这话，当孝子，比爱国可重要。这不是孤证，类似的事例，古书上可以找出很多。据说，孔子特别提拔过一个为了做孝子而当逃兵的人。这事要是真的，那鲁国人打仗逃跑时，恐怕得百步笑五十步：“你怎么跑这么慢哪？明显不如我孝心澎湃嘛！”

中国本来是宗法社会，国家权力只是家族权力的衍生物，那么理所当然的，就是家法大于国法，孝敬高于忠诚。

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杀了，伍子胥为父报仇，最后率领外国军队攻陷祖国的首都。像这样的行为，大家不会觉得他做得有什么不对。伍子胥逃离楚国的时候，他和好朋友申包胥之间有一段对话。

伍子胥说：“我必覆楚。”

申包胥针锋相对：“我必存之。”

俩人都说到做到。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打进楚国的首都，把杀害自己父亲的楚平王掘墓鞭尸；申包胥则跑到秦国朝廷去放声大哭，连着七天七夜，号哭的声音没停过，到底把秦哀公给感动了，发兵救了楚国。

可是，当初申包胥硬是没有防患于未然，直接把伍子胥抓起来。这意思是，我是爱楚国的，但爱国并不意味着我就真理在手，可以为所欲为。不能在爱国的名义下出卖朋友，更不能因为我爱国，就剥夺你为父报仇的权利。就是说，即使在一个爱国者眼里，伍子胥的行为也是天赋人权。

至于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那就更高了：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假如当初伍子胥跟自己老爸伍奢一块儿死了，和蜷蚁有什么区别？放弃小义，洗雪大耻，这才能名垂后世。可叹啊，当伍子胥在长江上陷入窘境，不得不沿途乞食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又哪里有片刻忘掉对楚王（郢是楚国都城，指代楚王）的仇恨呢！所以隐忍而成就功名，不是大丈夫，谁能够做到这一步呢？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作为一个汉朝人来说，政治上是很不正确的，但司马迁说这番话一点儿也不奇怪，一个是他可能是趁机发泄对汉武帝的怨愤，一个是这种对伍子胥的称颂，实际上也是战国时传下来的。

既然当时爱国并不是一条神圣的道德准则，那么为别国效力，道德上也是没有障碍的。此外，比起留在国内，出国确实也意味着更多更好的机遇。因为各国国君，往往是喜欢外国人胜过本国人的。

外国人给国君干活，不但比本国的贵族有积极性，就是和本国的士人比，恐怕也更加努力，因为他有危机感。看《战国策》里的一个故事：

秦武王三年，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宜阳城的城墙方八里，城内精锐的士兵十万人，粮食足够支持数年，韩国相国公仲，率大军二十万，在城外保护。另外，还有楚国的大将景翠，随时可能出兵救韩。照这样一个局势，乍一看，秦国这次发动攻势，肯定是徒劳无功了。

但当时的有识之士立刻就指出来了：宜阳一定守不住！

秦国的将军是谁？甘茂。甘茂是楚国的下蔡人，在秦国属于高级打工仔的性质。宜阳打下来了，他是秦国了不起的功臣；打不下来，那在秦国根本就混不下去了。所以甘茂一定会玩命。

而楚国救援宜阳的那个景翠，处境就不一样。景是楚国王族三姓之一，这位景翠更是已经“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执圭，是楚国爵位里面最高的一级；柱国，是楚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像他这么一个人，打了胜仗，也没法再升，而一旦战败，那就是死罪，所以他肯定宁可采用其他方式跟秦国谈判要点好处，而不会真跟秦国决战。最后果然，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更重要的是，国君们觉得外国人更加靠得住。

和中国的士人不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往往是非常爱国的。因为像雅典之类的城邦，都是民主国家，城邦的利益和公民的利益高度一致，所以公民们为国血洒疆场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和爱国情怀相对应，还产生了一种心理，就是排外。因为这城邦是我们的呀，你一外乡人，凭什么算你一个呀？所以，公民权是很难向外乡人开放的。外国人到咱们这儿来，咱们歧视他一下，也是很自然的。

这在希腊基本是人同此心。然后，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发现，在排外的问题上，有一种人却是例外。

这种人就是僭主。

在有的城邦，某个个人独霸了政治权力，成为类似于君主的角色。可是希腊人觉得这人血统不够高贵，不够格当君主，于是就管这样的独裁者叫僭主。

亚里士多德说：

猜疑为僭主政体的特征……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是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暴君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乐于邀请外邦人，同他们聚餐并会晤；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却抱有对抗的情绪。[11]

僭主这个名词，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晋之赵、魏、韩，齐之田氏，由大夫变成诸侯，当然属于僭越；各国纷纷用王号，也是僭越。称这些国君们为僭主，实在很合适。

传统上，国内的大贵族，当然是君主的“朋友”，但国君现在担心的，就是大贵族们想并且有能力抢夺自己的宝座。

为了对付这些大贵族，国君们提拔、任用士阶层的人。但其间有一个问题：本国的士，和贵族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论血缘关系，他跟大夫们往往比跟国君更近）。你怎么能保证，提拔他之后，他就真心站在自己一边，而不是反而和大夫们私通款曲？

相反，外国来的士，就可靠多了。他在我国毫无根基，他的权力，都来自我的赐予，一旦失去了我的支持，他就一无所有。他怎么能不全心全意地站在我一边？他当然是我最可信任的人。

国内的贵族们自然看外来户是不顺眼的，相应地，外来户打击起贵族来，也最不会心慈手软。国君要摆脱贵族的限制和威胁，他们正是最好的工具——吴起、商鞅都是典型。

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盛赞秦国在引进外来人才方面，决心最大，力度最强。其实这也许恰恰反映了：在列国之中，秦国的贵族传统最弱，而专制传统最发达。

战国时代，公认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君主权力扩张，一个是士阶层活跃。这两个现象其实相辅相成，而他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就是各国传统的贵族，一步步被士阶层出身的官僚所取代。

附：

对春秋战国时代爱国情况的简单统计

有些人物的生平事迹，争议很多，这里一律暂以《史记》的说法为准：

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伯夷是商周之际的人，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当然，这人肯定可以算对祖国不负责任的典型。

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管仲和晏婴都是齐国人，为齐国效力。

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他不为任何国家效力；韩非子，身份是韩国的失意贵族，关于他入秦，是为了保存韩国还是为了给自己谋出路，《史记》也说得很含糊，这里不深究。

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司马穰苴，齐国人，至少间接对田氏代齐有所贡献。

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孙武，齐国人，为吴国效力；孙膑，齐国人，想为魏国效力不成，这才为齐国效力；吴起，见正文。

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伍子胥，楚国人，为报杀父之仇，统率吴国军队，杀进祖国的首都，把楚王掘墓鞭尸。

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仲尼弟子很多是国际打工仔。

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商鞅，卫国人，在魏国待过一阵，最后在秦国建立功业。

卷六十九《苏秦列传》：苏秦，洛阳人，奔走于许多国家，主要是为燕国谋划。

卷七十《张仪列传》：张仪，魏国人，奔走于许多国家，主要是为秦国谋划。

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秦国贵族，为秦效力；甘茂，楚国下蔡人，主要为秦效力。

卷七十二《穰侯列传》：魏冉，本来是楚国人，因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长期在秦国专权。

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白起和王翦都是秦国人，都是秦国名将。不过有些问题尚值得分析，如：白起率领的秦军所向无敌，长平坑杀赵军四十万，本可一举灭赵，但由于秦王的决策错误，贻误了战机。不久后，秦派王陵为将，再度攻赵，结果顿兵邯郸城下，进退两难。这时，秦王想请白起出山率领秦兵，白起认为此战必败，拒绝为将，为此甚至不惜触怒秦王。看来，白起最爱惜的是自己从无败绩的军人荣誉，至于有多爱秦国，反而难说。

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和荀子这二位胸怀天下不爱国。这篇里还简略提到了很多其他的“子”们，材料太少，无从判断。

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是齐国贵族，爱养士，主要是为他自己。他曾以魏国相国的身份，组织各国合纵伐齐，导致齐湣王死亡，齐国一蹶不振。

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赵胜是赵国贵族，说他爱赵国，大体可以；虞卿，司马迁说他是“游说之士”，就是说国籍不详，当然也就没法判断他是否爱自己的祖国了，从他的活动看，基本上是一国际主义战士。

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魏公子无忌，魏国大贵族，爱魏国。

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春申君黄歇，楚国贵族，基本可以算是爱楚国。

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范雎，魏国人，秦的相国；蔡泽，燕国人，后来也做了秦相。

卷八十《乐毅列传》：乐毅，魏国人，曾为赵国效力，后短暂入魏，不久后在燕国建立功业。与燕惠王关系破裂后，又到了赵国。

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两位传主（其实是四位，还有赵奢和李牧）都是赵国人，爱国主义的典范。当然，其实廉颇的晚节，是有可议之处的。

卷八十二《田单列传》：田单，齐国宗室，爱齐国。

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是齐国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邹阳是西汉人，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楚国宗室，爱楚国。贾生即贾谊，西汉人，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吕不韦，阳翟人，阳翟是韩国名城。吕不韦是政治投机商，难说爱哪个国家。

卷八十六《刺客列传》：刺客听雇主的，雇主的国籍，对他来说不重要。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李斯是楚国人，辅佐秦王政一统天下，扫平六国，其中自然包括自己的祖国楚国。

很明显，贵族爱国者还稍多些，士人爱国的，就极少了。

第三章 魏惠王的野望

《通鉴》开篇说，魏斯被周天子认可为诸侯。这个魏斯，也就是我们上章提到的魏文侯。他在位五十年，变法图治，魏国国力取得了很大发展，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397年，文侯去世，魏武侯即位。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魏国保持着强势。

公元前370年，魏惠王即位。他的谥号叫全了，应该是魏惠成王。又因为他把魏国的国都迁到了大梁，所以也叫梁惠王。这是当时的习惯，拿首都代全国，管中国叫北京。韩国灭了郑国后迁都到郑，因此韩王也曾被人称为郑王。

注意了，从他这儿开始，魏国国君是称了王号的。可见他好大喜功，不是个省油的灯。名号是好听了，但魏惠王做国君的时间虽然长达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里，却混得相当失败[12]。

晚年，魏惠王下大本钱征求贤才，于是接见了一个叫孟轲的老头，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子。孟老头后来把自己和魏惠王的对话写进了书里。其中写魏惠王跟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这句里的晋国，是魏国的自称。三家分晋，魏国占有晋的都城和核心地区，所以以晋国自居。

天下再没有比魏国更强的国家，这是老先生你知道的。可是到寡人这里，东边，咱败给了齐国，我的大儿子，就死在这仗里；西边，咱给秦国夺去七百里的土地；往南，又遭到楚国的羞辱。我是越想越觉得丢人！

这番话里，魏惠王回顾了自己的失败史。

据说，有一回魏惠王和齐威王一块儿打猎，有这么一段对话。魏惠王暴发户炫富，夸耀说魏国有十颗夜明珠，直径都在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齐威王来劲了，讲了一大套，说自己手下有四位人才。一个往齐国南边一戳，楚国就不敢北上，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13]都来齐国朝拜；一个往齐国西边一戳，赵国人怕得不敢向东到黄河边来打鱼；一个往北边一戳，燕国人、赵国人就纷纷往我们齐国移民。还有一位（没戳东边，齐国东边是海），我让他负责国内治安，于是便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最后齐威王说：“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有了这四位，方圆千里，都沐浴在齐国的光辉下，照亮十二辆车子算个啥！

这下，魏惠王十分羞愧。

这个故事，无法断定是真事儿还是后来人编出来埋汰魏惠王的。但他这辈子，在发掘和利用人才方面，确实是相当失败。有这么二位，比上面齐威王列举的四个可牛多了，都曾想在魏惠王手下打工，可他都硬是没瞧上。

这二位，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商鞅。

当初，孙膑与庞涓同学。后来庞涓在魏国做将军，知道自己不如孙膑，就把孙膑骗过来，又设计砍断孙膑的双脚，在他脸上刺字，想使他终身成为废人。

孙膑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在魏国，到底设法到了齐国，被大将田忌奉为座上客，又被推荐给齐威王。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的邯郸，齐国派田忌救赵，孙膑给田忌出一个主意：咱们别去救邯郸，直接进攻魏国就行了。于是齐军直扑魏国都城大梁，魏军只好仓促回师，结果桂陵一战，被齐国打得大败。

十二年后，魏国又任命庞涓为将，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齐国还是用老办法，等韩魏已经打得精疲力尽，出兵直取大梁。庞涓慌忙回师，结果在马陵道中了埋伏，魏军主力被歼灭，庞涓自杀，魏国的太子申也做了齐国的俘虏，不久就死了。可见，正因为没用孙膑，才导致了上面说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

有一回，魏国的相国公叔瘗生病，魏惠王去看他，于是问道：“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把国家托付给谁啊？”公叔瘗说：“我门下有个年轻人，名叫卫鞅，岁数虽然不大，但是特有才，国家交给他，没错的。”魏惠王听了，没有说话。公叔瘗一看，我这话大王是没听进去啊，于是又说：“国君您如果不能任用他，那就一定得杀了他，不能让他到其他国家去。”魏惠王答应了。

等魏惠王走了，公叔瘗又把卫鞅喊过来，说：“我做人的原则，是先向国君负责，再向下属负责。刚才我向我们大王负责，劝他杀你；现在我向你负责，劝你赶紧逃！”卫鞅了解情况之后，态度很淡定：“既然他不听您的话任用我，那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我呢？”

果然，魏惠王只是认为公叔瘗老糊涂了，根本忘了杀卫鞅这茬。但卫鞅看在魏国也确实没什么奔头，于是到了秦国，辅佐秦孝公，“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卫鞅在秦国得了块封地叫商，因此，他就又叫商鞅了。然后秦国跟魏国就干上了。

公元前340年，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统兵迎敌。商鞅当年在魏国的时候，跟公子卬交情不错，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公子卬，说咱要不甭打了，不如见面起誓结盟，畅饮后收兵回国，使两国百姓安心。公子卬挺实诚，信以为真，前来赴会。结果盟誓刚完，喝酒的时候，商鞅突然翻脸，事先埋伏好的甲士冲出来，活捉了公子卬，秦军乘势发起攻击，魏军大败。

魏惠王知道后，十分惊恐，忙献出河西一带地方向秦国求和。此后，魏惠王为了躲避秦的兵锋，把国都从安邑东迁到了大梁。这时魏惠王肠子都悔青了，他说：“吾恨不用公叔之言。”这也就是上面说的，“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孙膑和商鞅的故事都很著名，但是放一块儿，时间上就出了问题。

公元前353年，孙膑围魏救赵，突袭魏国的国都大梁。

公元前341年，孙膑重施故技，再次突袭魏国国都大梁。

公元前340年，魏惠王因为害怕秦国，把国都迁到大梁。

很明显，《史记》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司马光在整理《史记》的记载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资治通鉴》当中写齐军的军事行动，没有说进攻大梁，只是含混地说，进攻了“魏都”。

但是，这个问题是含混不过去的，如果魏国的都城仍然在安邑的话，那么安邑即今天的山西省夏县，与齐国悬隔千里，又有山河之固。除非田忌、孙膑指挥的是一支现代化的机械部队，不然围魏救赵，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

就因为这个缘故，曾有不少学者怀疑孙膑、庞涓的事仅仅是故事，而不是事实。好在还有另外一本古书，给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

很久很久以后的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有一伙盗墓贼，偷盗魏襄王的墓，因此发现了很多竹简。学者们把这些竹简整理出来，其中一部叫《竹书纪年》。这是一部魏国的历史书，从夏禹王一直讲到墓主人的时代，体例和鲁国的《春秋》差不多。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常为战国的史料不足发愁，现在竟有逃过秦火劫难的文献发现，当然可以利用来解决很多问题。

虽然古本的《竹书纪年》到北宋时就又失传了，但已有很多书引用过它，所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片段。比如这么一句：“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换成公元纪年，魏惠王九年，即公元前362年。要注意，《竹书纪年》正是魏国的历史书，它所记录的魏国史在年代方面，一般来说，总比苦于材料不足的《史记》要可靠。

大梁在今天的河南开封附近，与位于今天山东的齐国距离不远，中间也无险阻。若魏国在公元前362年已经迁都大梁，那么孙膑直扑魏都的策略，当然就是可行的了。

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公元前362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刚刚即位，商鞅尚未入秦，变法尚未开始，秦孝公自己都承认：“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国内忧不断，没工夫往外发展，三晋（主要就是魏）抢了我先君河西的土地，诸侯都瞧不上我们秦国，再没有比这更丢人的了。

当时秦军在战场上，对魏也有一些胜绩，但总的说来，构不成太大威胁。魏惠王若是那时即已迁都，绝不可能是为了躲避秦国。

史书上有一段引用频率很高的话，说魏武侯浮舟于西河，忍不住赞叹说：“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

自然，领导自鸣得意的时候，不愁旁边没有拍马屁凑趣的，有人马上接话，说如此河山，正是晋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这倒也不是说瞎话，想当年晋楚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对是否与楚军决战犹豫不决，旁边人就劝他，咱可以打，就是打败了，还可以退守，就凭咱晋国这形势，人家也打不过来。

但这时吴起发话了，说：“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然后吴起举了三个事例：三苗、夏桀、商纣，他们建都的地方，都很险要，但是统治不善，结果都被人给灭了。于是吴起总结出了“在德不在险”，也就是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吴起这番话，儒家的人当然是盛赞的，魏武侯也接受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得谨慎运用，因为你不能指望你的对手全是商纣、夏桀这样的混蛋。实际上两国争胜，比“德”的话，大家德性多半都不怎么样，这时候地理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吴起说这话，也就是提醒自己的国君别得意忘形，不是真觉得“险”不重要。他在魏国任西河守，所着力经营的，也正在于控制有利地形。

安邑在今天山西省南部的运城盆地。安邑的东南，是高峻崎岖的中条山和王屋山，基本不用担心敌人能从这里进攻。但运城盆地向西去，与关中盆地却本是完整的一块，只是中间被黄河隔开，这里黄河河面甚为宽阔，水势并不湍急，渡河相对容易，因此早在春秋时代，两岸间就往来频繁。秦晋两国，也常在这里摆开战场。后来，商鞅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吴起的战略，就是在黄河西岸大力扩张魏国的势力范围。早在公元前419年，魏就在西岸建少梁城（后改名夏阳，在今天的韩城市），吴起以此为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秦完全处于守势。结果自少梁到阴晋（在今天的华阴市），魏在黄河西岸建立了一系列据点，自北而南连成一线，完全控制了黄河。在这种情况下，秦便不再有威胁安邑的可能。

据《吕氏春秋》，吴起被迫离开魏国时，曾经泪洒西河，他说：“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要是国君信任我，让我可以施展出全部才华，我一定可以灭掉秦国。以西河为根据地，魏国可以称王于天下。

吴起未必真说过这话，但这话却体现了战国末期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就是在魏国的鼎盛期，如果继续任用吴起，或虽不用吴起但仍坚持向西推进，是很有灭掉秦国的可能的。这个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战国后期，诸侯伐秦，常常是千辛万苦却闯不过函谷关。而当时，函谷关还没建起来，魏国牢牢控制在手里的少梁、阴晋等城，都是后来突破函谷关才能到达的地方。尤其是阴晋，由这里溯渭水而上，可以直扑咸阳或长安。后世五胡十六国的时候，慕容冲就是走的这条路线，把前秦皇帝苻坚逼出了长安。迟至公元前332年秦惠文王时，秦国才把阴晋夺到手里，然后把这地方改名宁秦。单从这个名字里，我们也可以分明感受到秦国上下长出了一口气的感觉。

但问题是，在魏武侯、魏惠王时代，根本不可能想到这种直取咸阳的战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还根本就没有咸阳这个城市。那时候秦的都城，还在雍（今陕西凤翔），僻在关中盆地的西端，距离魏国本土相当遥远[14]。而关中盆地还有待开发，只是大片地广人稀的荒野，这样，魏军无法因粮于敌，只能全靠本土供给，补给线就会拖得极长。所以，尽管魏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远强于秦，但若想灭秦，却必须举倾国之力，自然也就无暇东顾了[15]。

当时身在局中的人们，无法预料之后历史大势的变迁。看看东部肥饶的土地，繁盛的人口，再想想秦的蛮荒之地，自然觉得真是不啻天壤。所以，魏惠王把都城东迁大梁，不是为了避秦，而恰是因为当时魏国没把秦国放在心上。

除安邑之外，魏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魏文侯大力经营的邺城，一个是从楚国手里夺过来的大梁。

邺城在今天的河北临漳县。魏文侯任命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非常有名。当地人讲究河伯娶媳妇，把女子往河里丢，西门豹把这个恶俗给改变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邺城的水利工程，收益甚大，这是魏国的一个富庶地区。据说，西门豹在邺城，政府机构极其简单，也全无足兵足食的预备。魏文侯因此派人追究西门豹的责任，西门豹说：“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主富库。”称王于天下的国家，老百姓有钱；称霸的国家，军队有钱；即将灭亡的国家，政府有钱。

然后西门豹给魏文侯秀了一把，登城敲鼓，头通鼓，年轻人拿着武器全出来了；二通鼓，老年人也带着粮食辎重聚齐。魏文侯一看很高兴，邺城的老百姓效率是真高，那没什么事了，就让大伙儿都回去吧。

西门豹越发来劲，说跟老百姓不能失信，既然大伙儿已经集合了，那就得真打一仗。于是讨伐燕国，大胜而归[16]。这个邺城，后来在汉末三国的时候，还大放异彩。曹操被封为魏王后，建都于邺，在这里兴建了著名的铜雀台，也可看出邺和魏之间的对应关系。

大梁在今天河南省的开封市西北。这个地方是南北交通的要道，无需任何行政力量推动，都会自行形成的繁华都会。魏惠王为什么选择大梁，动机不能确知，但也无妨略做猜想。

魏惠王既然曾跟齐国夸耀光照十二乘的明珠，那么他对宫室车马衣服玩好之类，兴致自然是不低的。安邑固然也不是穷地方，拥有产量很高的盐池，周边地区食盐，都仰赖于此，但无论如何，跟大梁差距是不小的。很难想象，魏惠王能跟齐威王见面的时候，忽然拿出一块盐巴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魏国的宝贝！”

更重要的是，魏惠王以“晋国，天下莫强焉”自许，还迫不及待地称王了。他对自己的定位，那就是霸主，甚至可能再进一步，就是取周天子而代之。天子自然应该建都在“天下之中”的，安邑的位置显然太偏，而大梁却离齐楚两大国，以及鲁、宋、卫等国力虽弱，传统上的政治地位却很高的国家都很近。在这里集合诸侯，盟会征伐，都是很方便的。逢泽之会，魏惠王集合了十二个诸侯国的国君去朝见周天子，这是他一生最风光的时候。但如果魏都还是在安邑，大概他就只能带着一帮蛮族酋长一起去了。

乍一看，以安邑、邺城、大梁三个发达城市为中心，魏国的形势，构成了一个相当坚固的铁三角，要经济有经济，要军事有军事，彼此呼应支援，进攻退守，都可以应付裕如。但问题是，魏国的土地，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三角，连三角形的三条边，都残缺不全。

回顾一下，三家分晋时，魏都安邑，韩都平阳，赵都晋阳。安邑，在运城盆地。运城盆地往北，是临汾盆地，韩国的都城平阳就在这里。临汾盆地再往北，是太原盆地，这里坐落着赵国的都城晋阳。马马虎虎可以认为，三个盆地，分别是三家的势力范围。

但三国的势力，都并不局限在山西。黄河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当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魏国之外，赵国、韩国也相继迁都，赵由晋阳迁中牟，后又迁邯郸。韩由平阳迁阳翟，灭郑后又迁郑。大家都在力图向东南发展。可问题是，赵魏韩三国发展的路线，并不是三条平行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拧成了麻花状。举例说，前面提到的邺城即今天的河北临漳。而临漳县，今天就归邯郸市管辖。赵魏两国的都城，彼此近在咫尺。

更有甚者，赵还曾经迁都中牟，中牟在今天的河南省鹤壁市，听起来和临漳之间跨着省，但实际上是紧挨着的。今天临漳县和鹤壁市之间，隔着一条漳河，但这是黄河改道造成下游水文变化的结果。本来，漳水是在临漳以北的，也就是说，中牟和邺之间，没有任何自然地理障碍。

再如，从旧都安邑到新都大梁，路途算不得有多么遥远，但道路所经的重要城市，如洛阳、成皋、荥阳、郑等等，即使不是韩国的国土，却也属于韩国的势力范围。魏国为什么不能全力经营西部战略？主观上是想不到，客观上也是力有不逮，因为一旦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这条脆弱的交通线，随时可能被切断。

我们看到，战国地图一般都只标国家的大体位置，不画国境线。为什么？因为各国的领土错综复杂，是笔乱账，确实没法画。只能大体说，魏国的地形狭长，东西两个都邑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而且若不跟韩国借道，就只能北绕而行，整个国家的形状，就好像一只弓起身子的毛毛虫。

迁都大梁之后，魏国曾努力想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错乱问题，就是和赵国、韩国搞城邑交换。这儿都是我的地，但有你一个城，要不这城也归我得了，当然也不能叫你吃亏，你那地儿不也有我一个城嘛，你拿去。

当然，这种交换，要让双方都觉得公平，很难。再加上其他诱因，仗就不得不打起来了。魏为什么要攻打赵国的邯郸？因为要保证邺城的安全，邯郸当然就得拿下来。另外，魏国的资源结构有缺陷，没铁，而邯郸，则是当时最重要的冶铁基地。

魏又曾经攻韩，这更好理解，要确保大梁和安邑之间的道路畅通，当然最好是把这条道路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魏国的处境，就显得相当尴尬。你老是打这打那的，显得实在太嚣张，而嚣张了，就显得欠扁。魏国军队很强，单挑谁都不怕，但问题是，你这个国家，天然就处在一个适合被群殴的位置上。

这时建都大梁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太容易受到攻击的城市一连续两次，孙膑都是利用了这一点，帮助以怯懦畏战著称的齐军，对秉承吴起遗教、号称最为精锐的魏军取得了胜利。

对魏国来说，灾难还刚刚开始，《史记•张仪列传》写到张仪恐吓魏王的话：“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魏国地势，四面平坦，没有大山大河作为屏障。大梁南边是楚国，西边是韩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齐国，你伺候谁稍有不到，人家就要打你。打你太容易了，尤其是从韩国首都新郑到魏国首都大梁，不过二百里地，车驰人走，不花什么力气就到了[17]。所以魏国只有花大力气修建防御工事，养着十万重兵驻守，但这就对国家财政构成了巨大负担，崩盘只在眼前。

张仪的话当然一贯是夸张的，但这回说的却大抵是事实。张仪本身是魏国人，对祖国的要害看得特清楚。国际军事观察家荀子[18]也说，魏国用很严格的标准选拔士兵，一旦合格就给人家免税，还解决土地和住房问题。但等人家老了，也没法重新叫人缴税，兵越多，国家财政收入就越少，因此魏国的军队只能叫“危国之兵”。

所以说，“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的地理形势，经济上便利有多大，从军事的角度看危害就有多大。

魏惠王显然还是过分高估了魏国的实力。而且，他毕竟是刚从春秋时代过来的人，虽然是新时代的野心家，但有些思维，比一般人还停留在旧社会。他喜欢亲自统兵，也喜欢让太子、公子们带兵（败给齐国，带兵的是太子申；败给秦国，带兵的是公子卬），而这位公子又乐意在大战前和敌人一起喝酒叙旧（公子卬就是这么给商鞅抓住，导致魏军惨败的），看来这一家子都有点儿老派贵族的作风。

按照春秋时代的大国战争模式，打仗要先约定时间，选好场地，排开阵势，然后才两军冲锋，几个回合分出胜负也就完了。各国基本都没有防守战略要地的习惯，因此，哪怕桃林之塞（潼关）、伊阙（洛阳龙门）这种“天下之险”级别的所在，派人驻守了，《左传》作者都会大惊小怪一下，则别的地方平常更加不设防，也就可想而知。

魏惠王心目中的战争，大概仍是这种规格的。要这么打，那么以魏军的战斗力之强，确实总可以打退来犯之敌。至于孙膑那种避开你的主力，直接抄你老家的战术——以贵族社会的观点视之，这无疑是耍流氓——就完全在他的想象力范围之外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思维盲区，事实上，三晋向东南迁都的时候，都没有太在意都城防御的问题。

韩国吞并了郑国，然后迁都到这里，同时等于也接手了春秋时郑国的命运——春秋时代，郑国被晋、楚两强反复蹂躏。而看《史记•韩世家》，感觉韩国的历史，实在也就是一部失败的记录。

赵迁都邯郸，邯郸的形势不像大梁和郑城那么危险，但也显然远不如原来的都城晋阳。事实上，孙膑围魏救赵的那次，邯郸就没能支撑到最后，魏军是夺下邯郸城之后才回师的。不过两年后迫于形势，魏又把邯郸归还给了赵国。

大梁这地儿，后世还做过全国性的都城——宋朝的汴梁。当然，城完全是重新建的。今天，魏国大梁城的遗址，深埋在地下十米以下[19]。但是自从大运河开挖以后，运河有多重要，开封就有多重要。城市总是焚毁于兵燹，淤没于黄河，没关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稍微给个和平点的环境，一个商业性的大城市就又重新生长发育出来了。

经过后周世宗柴荣天才的市政设计，宋代的汴梁是个极其舒适的城市，远非唐长安可比。但宋朝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耗费巨资养了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来负责首都防御，直到最后把全国经济几乎拖垮。

《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录了一段宋太祖、太宗的兄弟对话。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甚至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这个腔调，很像泛舟西河的魏武侯。而当时还是晋王的赵光义直接就引用了吴起的话：“在德不在险。”辩论结果是赵光义胜利，首都还定在汴梁。但太祖皇帝感叹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弹矣。”这又近于荀子的论断。这都是典型中国式历史的循环往复。

史书上没有记录魏惠王迁都大梁时，在魏国政府里有没引发什么争论。想必反对意见总是有的，怎么选择都城的位置，在古代始终是个巨大的难题。

建都优先考虑经济，固然有上述种种麻烦，但在险要的地方建都，不免要面对另外的难题。易守难攻的地方，往往也比较贫瘠，兵是不用多养了，但连老百姓自己养活自己都比较艰难。那就得指着别的地方养，于是首都就成了全国人民的经济负担。

灭项羽之后，刘邦选择了建都长安，后来七国之乱时，证明这选择很有利。但和平时期，关中地区吃饭就是个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得依赖关东的支持。汉朝时关中还号称“沃野千里”,都养不起那么多人[20]，更别提后来西北自然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了。

隋唐时，经济重心已经南移，首都长安吃饭就得靠大运河运过来的粮食，于是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西北-东南体系”,就是政治服从西北，经济仰仗东南。最著名的例子，是唐德宗的时候，各处兵变，运河漕运被切断，关中粮食奇缺，禁军因此要哗变，皇帝恐慌万状。这时听说终于有漕粮到了三门峡，皇帝和太子抱头痛哭：“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其实对运河两岸的老百姓来说，大运河从来都是条害河。到缺水的季节，政府为保证航道的畅通，往往是宁可沿岸的农作物枯死，也不肯引运河水灌溉。正因如此，首都周边地区都是穷地方，可以认为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因为中央要想方设法刮钱，就一定不会忘了那些离首都很远的富裕地区[21]。

而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首都，就很容易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把老少边穷给忘了。东汉建都洛阳，就把西北给忘掉，结果是汉人不到那里去，少数民族却大量涌入，包括旧都长安附近在内的西北地区逐步羌化。但是中央政府也不着急[22]，有个风吹草动，就有人建议放弃那里的大片领土，到西晋，还进一步酿成了五胡之乱。

不到真出乱子，大家意识不到这问题有多严重。就好像迁都大梁后，魏国很轻易就放弃了安邑一样。

当然，迁都大梁，也并非就注定了魏的败局，或者至少，魏国还可以给各国造成更大的麻烦。大梁城的战略位置固然危险，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刺激和动力，催人奋起。这样魏国未必不可以像“一战”“二战”时的德国一样，处四战之地，大军闪电出击，杀得列国心惊胆寒。

魏国并非没有优势。从治国的思路来说，这时魏国仍然在各国中领先。一百年的法家实践，经验已积累了不少，教训也总结了很多，正可以为今后改革提供启发和依据。军事方面，吴起的遗教仍然发挥着作用，虽然一再失败，但魏军的战斗力犹存。而且，魏国从四面被人攻击之后，有一批魏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当下的国际关系，慢慢培养出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并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外交理念。这种理念，将极大地影响战国中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所以，战国中后期，魏国还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人才库。仅举几个最有名的例子：行政方面，魏国出了商鞅[23]、范雎；外交方面，魏国出了张仪、公孙衍；战场上，魏国出了乐毅。

这个时候，士人普遍缺乏国家观念的时代特点，就成了魏国的致命伤。人才们只是需要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所以雇主是谁很重要，但受雇于哪个国家，则根本没所谓。而除了战国末，信陵公子无忌当政的短暂日子里，魏国实在没什么好雇主。

魏惠王去世后，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见过这位魏襄王，然后骂了一句名言：“望之不似人君。”远远一看，这厮就没个领导人的样子。而襄王之后的魏国国君，差不多也都有点儿烂泥扶不上墙的意思。

所以，魏国对这些本国出品的国际第一流的人才，根本没有吸引力。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收拾好行囊，带着只有魏国的氛围里才能孕育出的天才的政策和战略构想，投奔了其他国家。

第四章 商鞅黑洞

春秋中期，秦国也是天下四大强国之一，尤其秦穆公时,也是西方一霸。但是穆公以后，秦国能发出的声音就越来越小。

秦国和晋国是世亲，也是世仇。因为是世亲，所以至今管两家联姻还叫结为“秦晋之好”；因为是世仇，所以秦国不停和晋国打仗。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里，专门整了一张《秦晋交兵表》，把《左传》里写到的两国交兵的过程和胜负汇总到一起。从这张表看来，秦国与晋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它倒也不是绝对赢不了晋国——大概比中国足球赢韩国一回容易点儿，但也有限。

既然被晋压制，秦当然就无力向东推进。后来秦国又自己内乱，更顾不上崎山以东的事。于是东方的诸夏就把它当作文明世界以外的地方看待，有什么秦国的新闻传来，也只当是听野蛮人的八卦。

赵魏韩分晋之后，照说三晋力分则弱，对秦国是个很好的机遇，但这么多年来差距大底子薄，劣势是一时扭转不过来的。秦国和魏国交兵，仍是节节败退。直到秦献公时，秦、才渐渐有所起色[24]。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魏石门之战[25]，秦军斩首六万；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少梁之战，秦军抓住了魏军统帅公叔痤。但这还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的天下大势，仍然是：

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少梁大捷之后的一年，秦献公就去世了。秦孝公即位，小伙子才二十一岁，对这种现状很不满，在即位当年，就颁布求贤令。他这样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如果这世界上还真有心想事成的美事儿，那秦孝公有焉。无需漫长的等待，他就见到了那个“能出奇计强秦”的人。这个人就是商鞅。

商鞅在秦国变法十八年，秦国从一个被鄙视的西陲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的头号强国（虽然经常还是被鄙视，所谓“天下不直秦”）。

这效果如此神奇，就好像来了一场政治魔术。更神奇的是，这魔术似乎还无从模仿，无法复制。山东的六国，被秦国攻城掠地，残杀蹂躏，一个个苦不堪言，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在本国来一次类似的变革。

据说，分析、探求魔术背后的手法，是一件令人扫兴的事。

商鞅本是魏国相国公叔瘗的门下，公叔瘗跟魏惠王推荐商鞅，魏惠王不但不屑于用他，甚至不屑于杀他。商鞅在魏国看不到出路，便跑到秦国来，找机会见到秦孝公，陈说变法主张，把孝公打动了。

商鞅变法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受魏国前相国李悝的《法经》启发，而李悝，又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子夏是孔门高足，虽然孔子曾暗示他有“小人儒”之嫌，但他文学课代表的身份，大家还是公认的。要这么论起来，商鞅这个典型的法家人物，他的师承，也得追溯到儒家那里去。《史记》里说，商鞅见秦孝公，先谈的是儒家的帝道、王道之类，秦孝公不爱听，他才改弦更张，主张变法的。这事的真实性当然可以怀疑，但从思想渊源上说，并非不合理。

新法律的内容，条文很多，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无法看到这些法律的原貌，但是能见到的相关材料，还是有不少的。

首先，是《史记•商君列传》里，司马迁摘录了一些他认为新法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太史公的判断，当然是应该尊重的。

然后，战国时就流传着一部书，当时叫《商君》或者《公孙鞅》，现在一般叫《商君书》。这部书里的绝大部分篇目大概并不是商鞅写的，但大体还是可以认为书里体现的是商鞅思想。尤其是《垦令》和《境内》两篇，行文很特殊，一看就是政法方面文件的行文腔调（或至少也是学习文件精神而写的东西），就算不是商鞅的作品，也是在商鞅的基础上改出来的[26]。

还有一大块儿是考古挖出来的秦代简牍，最著名的像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其中法律方面的很多，虽然无法确定哪些法是商鞅定的，哪些法是后人增益的，但一概都可以认为，这是商鞅以来，秦国立法精神的体现。

所有这些材料，归结下来其实就是两个关键词：种地和打仗。

当然，秦国政府要老百姓专心种地和打仗，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大伙知道，政府这次是认真的，说话是算话的。这就有了著名的辕门立木的事。

商鞅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十金的价值，在汉朝前期大概相当于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家产[27]，商鞅的时代，大概也差不了太多。

事情太简单，赏金太丰厚，反而让围观群众感到很古怪，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这很自然地会让人产生一种买彩票的心理：“就是你拿我开涮，我无非也就是白费点力气，万一是真的呢？”于是真就有一个人拿着木杆到了北门，他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

商鞅这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谈到治国，孔子有一句名言：“足食，足兵，民信之。”——商鞅强调耕，这是“足食”;强调战，这就得“足兵”；辕门立木，目的就是为了“民信之”。照这么看，商鞅还真是孔门后学，所作所为和孔子说的，精神上也很合拍。

但是，话显然不能这么说。有粮食吃，才能养活自己；有武装力量，才能保存自己。要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智慧，任何面对现实的思想家、政治家，也不会对这两点加以否认。所以这个问题上，儒家、法家有共鸣，一点都不奇怪。但观点一旦具体展开，分歧就出来了。

商鞅和他的前辈们相比，最大的特色有二：一是他更专业，而儒生比较容易流于空谈，就是说商鞅更懂得怎样把足兵、足食落到实处；二是他更专一，除了种地和打仗，商鞅什么都不讲，而且不允许讲。

当然，务实不务实，不算根本区别。儒家的人也有务实的（虽然可能因此被认为有法家倾向），关键性的区别还是在于，儒家对耕战的强调，不会像商鞅那么彻底。

孔孟对农业的态度，都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重视。孔子不愿意谈农业生产的技术[28]，孟子跟国君讲经济生活很重要，也只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之类，就是说农忙的时候，你做国君的，别让他们去搞大炼钢铁，至于应该怎么种地，还是农民自己的事。商鞅则要求政府对农业积极介入，一个人全力以赴能种多少地，那他就得种多少地。关中本来地广人稀，有大量荒地，商鞅要求秦国人民把地都种起来，这就是所谓“废井田，开阡陌”[29]。你说我种这么多地自己够吃了，其他地方我不想种了，留着保持生态环境，那是不可以的[30]。

《史记》里写道，商鞅变法第一年，秦国老百姓都说新法不符合秦国国情；十年后，大家就都说新法好了。老百姓的态度有这样的变化，很好理解。开始觉得多种地太累，农忙时节偷懒就是死刑，太过分，养十头母牛有六头不生小牛，就算我犯罪了，简直岂有此理[31]。后来发现，粮食增收了，自己也是受益者，而且还可以借此获得爵位，就又感觉很美妙了。

至于“足兵”的问题，儒家的消极性更加明显。孔子多次表示不懂军事，他教学生射箭和驾车，这是传统车战中的战术技巧，而车战是贵族战争的标志。因此，战场上的风度极为重要，战士的勇气，则来自贵族的荣誉感，强调“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的责任意识。这一点，与希腊公民兵的状态有可以类比之处，但用于战国时代，却显然透着迂阔难行。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当时各国都在不断扩军，所以军队的主体早已不再是作为低级贵族的“士”，而是广大庶民阶级了。跟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慢条斯理地谈荣誉，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

商鞅是很清楚人性的弱点的，他说：“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商君书•算地第六》）

饿了就要吃，累了就想休息，吃苦了就想寻开心，丢人了就想找场子，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常态。……那些当盗贼的，既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也违背了做人的道理。这行业是又危险又说出去不好听，但是他们仍然不放弃，这是有利益驱动啊！

于是为了激起秦国老百姓打仗的积极性，商鞅建立了著名的“尚首功”的制度，就是推崇在战场上砍下敌人脑袋的功劳。

商鞅制定爵位，分十八级:

军功爵制

级别

爵名

待遇

备注

十八

大庶长

90顷,90宅

最高级,相当于大将军｡

大庶长至左庶长,都是所谓“卿大夫军将”｡庶长的含义近于将军,大上造､右更等爵的全称,可能应是大上造庶长,右更庶长｡

官爵

十七

驷车庶长

88顷,88宅

次高级｡

为什么叫“驷车”,已无从深究｡

十六

大上造

86顷,86宅

统帅二级爵的“上造”｡

大上造也叫大良造｡

十五

少上造

84顷,84宅

十四

右更

82顷,82宅

统帅一级爵的

“更卒”｡

十三

中更

80顷,80宅

十二

左更

78顷,78宅

十一

右庶长

76顷,76宅

右偏裨将军｡

十

左庶长

74顷,74宅

左偏裨将军｡

九

五大夫

25顷,25宅

被认为是军吏的最低一级｡这个头衔先秦时很普遍,非秦国独有｡

八

公乘

20顷,20宅

可以和国君坐一辆车｡

民爵

七

公大夫

9顷,9宅

领行伍之兵｡

六

官大夫

7顷,7宅

领车马｡

五

大夫

5顷,5宅

级别可能相当于战车上的车左,主管一辆战车及随从的三十六人｡

四

不更

4顷,4宅

级别可能相当于车右｡不更的意思是表示不用再做更卒的工作了｡

三

簪褭

3顷,3宅

表示几匹马被连在一起,也就是拉车的驷马｡本意可能是战车的御者｡

二

上造

2顷,2宅

造是上士的意思｡爵位较高的步兵｡

一

公士

1.5顷,1.5宅

获得爵位的步兵｡

如果加上地位更高的关内侯和彻侯，则是二十级爵。关内侯是虚封，没有封地；彻侯是实封，有封地。本表对爵制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阐释。

商鞅根据不同的爵位定待遇。具体包括，赐予田宅，拥有“庶子”（不是宗法意义上的庶子，含义类似于随从，庶子之于公士、上造，类似于桑丘之于堂吉诃德）以及取得担任官吏的资格等等。

大致，公乘以下的爵位，都可以通过砍下敌人的脑袋获得。这个显然比种地收益要大得多。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关中闹蝗灾，出现了粮食危机，于是秦王出台政策说，每缴纳粟一千石，.可以赐给爵位一级。当时，一百亩地最高产量不过一百五十石（《汉书•食货志》），可见要靠纳粟买爵，一般人是根本做不到的，而打仗砍几颗脑袋，相对就容易多了。

商鞅的理想是：“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父亲送儿子上战场，遗是遣送的意思），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首），无反。’”

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这目的看来是达到了。后来人对秦国人的观感，正是如此。秦国人一听说打仗都很兴奋，“顿足徒褐，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初见秦》）。脚一跺衣服一脱，面前什么明晃晃的刀子，通红的火炭，全部挡不住，大伙儿玩命上啊！而战场上的表现则是，“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战国策•韩策一》），对人头表现出了一种狂热的爱好。

读《史记•秦本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军在战场上的斩首数量，极其惊人。大量的战争，《史记》没有写明斩首数量。单把写明了的做一个粗略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秦军的屠刀，砍下了差不多一百四十万颗头颅。

更进一步说，儒家，是承认经济和军事乃生存的基本保障，但在此之上，真正的生活还需要有相应的精神追求。所以“足食、足兵”之后，儒家就要开始谈怎么制礼作乐了。而商鞅除了耕战之外，不允许社会上还有其他东西存在。

读《商君书》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部书谈耕战，重点往往还不在于怎样直接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在谈，农夫和士兵之外，其他一切各色人等都是消灭的对象。

变法首要的打击对象，当然是贵族。著名的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你再是国君的亲戚，如果没有在战场上立功，这个身份是得不到承认的。这是逼贵族和平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更根本的政策如推行县制，越发摆明了就是国君要加强自己对地方的控制，而取消贵族被封建的特权。

可以想象，对这一类新规定，贵族怨气很大，但平民是开心的。看贵族一个个被斗翻在地，这种快感是如此强烈，使得绝大多数人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在迅速萎缩之中。

商鞅建立了一整套户籍制度。国境之内，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户口登记，没有那张身份证（当时术语叫“验”），很多事情都做不成。商鞅又用加税的办法，迫使兄弟分家（不分家就“倍其赋”）,把原来的大家族拆分成一个个小家庭，再把小家庭重新编排成新的社群，然后规定，“民无得擅徙”。这就使每个人都处身于国家安排的社群之中，彼此互相监督。

在此之前，人民基本是可以自由搬迁的，出入国境都不在话下，不用办理任何签证[32]。而商鞅的新法，人民则被固定在土地上，也就失去了选择国籍的权利。

同时，哪些平民也应该是打击对象，商鞅心中有一本很明晰的账。

首先是商人，就是要打击平民中较富有的人。《商君书•垦令》讲了二十条调动农民垦荒积极性的方案，其中第五、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条，这七条全是讲怎么打击第三产业的。具体措施包括禁止粮食买卖，禁止奢侈品流通，取缔私营的旅店宾馆，提高酒肉价格（让大多数人消费不起从而逼卖酒肉的商人关门），提高关税和交易税，以及加重商人的人头税和劳役，等等。

其次是儒生和辩士，就是平民中较有文化或才智的人。

“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商鞅认为凡此种种，都是国家的蛀虫。“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家有了这路人，君主就找不到可以用来打仗的人了，国家必然逐步削弱以至于灭亡。

然后是良民，就是任何具有一般伦理道德感的人。商鞅断言，“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从重视耕战的角度看，除了打击良民稍难理解外（其实原因也简单，后面会解释），要打击商人和儒生、说客，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帮人自己固然是不种地的，而且一旦他们混得风光了，会导致原来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人心浮动，盘算着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走这条路。动动嘴皮子就高官厚禄，怎么看都比在沙场上一刀一枪的搏命来得便捷。所谓“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农战第三》）

其中，外国来的说客尤其是个问题。户籍制度要把秦民绑定在土地上专心种地，但如果不断有外国人进入，让人民知道，秦国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那么不管是函谷关还是柏林墙，恐怕都挡不住移民倾向，绑定效果，一定大为削弱[33]。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对耕战重视到这个地步呢？山东六国没打击这些，也没听说生活质量就下降了。相反，有些地方还以富庶和文明而著称。答案很简单，商鞅本来就意不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最听话。

商鞅变法的主题，实质上是尊君权[34]。

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二位大夫，在秦孝公之前有一场辩论。《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对这场讨论都有记录。抄《史记》：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通謷，嘲笑）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当时还处在听到改革、创新、进步之类的字眼就热血沸腾的阶段，觉得商鞅的话，什么“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什么“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之类，真是激动人心、掷地有声。大学里重读，观感就完全改变。印象最深的是商鞅和甘、杜二位的话都很空洞，商鞅反复说变法就是好啊就是好，甘、杜反复说变法没必要啊没必要。但是商鞅不说变法为什么好，甘、杜二位也不说不变为什么对。这么抽象地谈变法好还是不好，有什么意义呢？政策变革带来的影响，那是很具体的。对一般群众来说，我一个月挣三千，你给我变五千，那就是变法好；变五千，但是贬值成日元，那就还是不变的好。我得知道了这个，然后才谈得上是否支持你商鞅搞改革。

自己的变法主张将带来什么后果，商鞅当然是有很清楚判断的，但这里他就是不提。于是这场讨论，就把具体的政治问题，变成了抽象的政治学问题。而且，商鞅的举证实在有很大随意性。你说“三代不同礼而王”，证据呢？甘、杜二位完全可以拿出本《论语》来，说夏商周三代，礼的变化只是“损益”，精神还是一贯的，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没有变嘛！你说“夏殷不易礼而亡”，更加证据不足啊，我还说夏桀商纣正是因为改变了祖宗成法，才导致亡国的呢。当然，对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反驳，大家激烈地争辩，探索历史的真相。于是，政治学问题又变成历史学问题。

那时觉得，说到底，这场辩论就是比谁更能忽悠。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判断更加是有问题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官样文章，自然特别多假话、空话和套话；但同样还是中国特色，政治诉求不能直接说，多实在的内容，也要绕着弯子把它讲得看似是假话、空话、套话。

形式上，商鞅和甘龙、杜挚是在讨论政策应该革新还是保守，其实这都是伪问题，关键是站队问题。

甘、杜二位讲“因民而教”，就是说要顺应民意。当然，这个民究竟是平民还是贵族，存疑，但不管是代表贵族还是平民，他们都在跟国君的变革意图过不去。

商鞅则不然。这段开头的“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一句，《史记》的表达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恐天下议己”的主语，到底是孝公还是商鞅，有点不好判断。但参看《商君书•更法》，意思就很清楚了：“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同措）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害怕被议论的，显然是秦孝公——从情理上想，也只能是秦孝公。商鞅一个“卫之诸庶孽公子”，担心的只能是“没世而名不称焉”，落个骂名，也比无名好，何况当时也轮不到他被天下人骂。

秦孝公这番话，应该是说得很坦白了。所谓“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翻译过来就是，制定法律一定要突出君主的权威，这才是臣子应有的行为。他想讨论的，根本就不是该不该变法，而是要臣下们给自己找辙，怎么才能既变法，而他又不挨骂。

可惜，只有商鞅在照着他的思路说，甘、杜二位，根本就不管国君意图，只管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至今还看到好多书分析这段，仍说是商鞅立论雄辩，驳倒了保守派的观点，从而使秦孝公坚定地站在了自己一边，真不知从何说起。

商鞅滔滔的宏论，只是在证明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民意和舆论根本不重要的道理而已。翻译一下商鞅的第一段话的大意：“行动高人一等的，一定挨世人批评（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见解独到深刻的，一定被老百姓嘲笑（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事情办成了，笨蛋都不明白前因后果（愚者暗于成事）；聪明人却能通过一粒精子，就认出这是爱因斯坦（知者见于未萌）。所以决策之前，老百姓不必有知情权（民不可与虑始），他们只需要享受你创造的美好生活就行了（而可与乐成）。要讨论最高的道德，就不能管跟世俗是否和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要取得最大的功业，就不能听群众意见（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所以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学习旧原则（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法（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尤其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一句，后世做领导的人都很热爱，翻开史书到处都是，引用率别提有多高。

商鞅深信人民都是笨蛋，如果有谁不幸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变成笨蛋。

不妨回到辕门立木的那个故事。除了立信之外，这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很明显，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这个行为很无聊。即使确有搬的必要，雇一个劳动力怎么也花不到五十金。你这是扰乱劳务市场，也不符合供求关系价值规律嘛。但商鞅硬是立刻兑现了五十金，这是告诉了大家：只要是新法规定的事，不管多么无聊多么荒诞不经，提出质疑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照着做，总有好处。

服从就能获益，也许大多数人确实会选择服从，但绝不是所有的人。

不妨假设一下，假如当时在场的是墨子或者孟子，他会不会搬？肯定不会。这二位虽然彼此观点极端冲突，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爱讲“义利之辨”。搬木头这个莫名其妙的行为，无义可言，则对这点利，我当然是“不动心”的。

如果是庄子呢？也不会。庄子会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搬就是不搬不搬就是搬赏五十金就是不赏五十金不赏五十金就是赏五十金你折腾你的我还是梦蝴蝶去吧。

再比如是范蠡、猗顿这样的大富豪，他们会不会搬？

更加不会了，五十金他们根本瞧不上，要是心血来潮，说不定还会拿出一百金来跟那个要搬木头的小伙子说：“这个给你，别搬了！”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

《商君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差不多是把国家和人民当作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使用的，而国家利益和君主利益，则基本可以认为是同义词。人民，是达成国家/君主利益的工具，这个工具要好用，其本身的利益，越小越好。

商鞅当然也说过几句如“法者所以爱民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之类的话，但结合他的其他言行看，只能认为这是在搞宣传随口说说。变法十年，有百姓称道新法好，商鞅就判定这些人都是“乱法之民”，统统流放到边地。不允许老百姓有自己的判断到这个地步，总不好说这是“爱民”[35]。

从变法的内容看，商鞅承认对老百姓需要利诱，但同时他千方百计把利诱的成本降到最低（重刑轻赏可以认为是商鞅的标志性观点），可见利民最多是手段。对这个观点，我想不必多分析，抄《商君书》的原文就可以了。第三篇《农战》说：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音涝，慰勉）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国君拿来激励老百姓的，是官爵。国家能够兴盛的原因，是种地和打仗。而现在人民要做官要爵位，都不通过种地、打仗的途径，而是靠花言巧语，这就是拿官爵白白地去慰劳人民了。白白慰劳人民的国家，一定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就一定会丧权失地。

第四篇《去强》：

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

国家富裕，而用让人民贫穷的办法来治理，这是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而用让人民富裕的办法来治理，这是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弱小。

第五篇《说民》：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通覆，掩盖）者善也，别而规（通窥，监视）者奸也。章（通彰）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

用良民，那么老百姓家庭和睦；用奸民，那么老百姓就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国的制度亲。与人为善，喜欢掩盖别人的错误的，这是良民；自私自利而喜欢窥探监视别人的，这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都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都能杀掉。前者是民意胜过王法，后者是王法胜过民意。民意胜过王法，国家就乱了；王法胜过民意，军队就强了。

这就是商鞅要打击良民的理由。他在秦国搞“什伍连坐之法”，鼓励互相揭发。都是良民的话，这项法律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第二十篇《弱民》，说得更加直接：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人民，卑贱了就会在乎爵位，弱小了就会尊敬官员，穷光蛋就会贪图赏金。君主要有效地控制人民，无非是两手：一手是刑，一手是赏。要让赏这一手效果发挥到最好，那就得让民辱，让民弱，让民贫。

凡此种种，就构成了商鞅喜欢农民的理由。因为在商鞅心目中，农民是和“愚”“朴”“不贵学”“无外权（和外国势力没有勾结）”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农民最听话，商鞅制定的新法律，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商鞅在秦国变法十八年，《史记》写这十八年里秦国老百姓的情感变化，一开始是觉得“不便”，十年后是“大悦”，但十八年后商鞅死，人民群众即使没有兴高采烈，至少是“不怜”。

大概，开始觉得“不便”是很自然的反应，十年后“大悦”是因为得了好处，且看贵族们倒霉很高兴，十八年后“不怜（商鞅）”则是咂摸过滋味来了：好处只是一点儿可怜的诱饵，变法给自己的实际所得非常有限。

民弱有利于国强，在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事实。蒙昧无知，习惯于服从，并渴望在战场上获益的秦人组成的军队，确实所向无敌。荀子比较各国的军事实力后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当然，作为一个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不甘心承认秦军是无敌之师。他又说：“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但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齐桓公、晋文公、商汤、周武王这几位，早就往事已如风。这就好像你跟一位现实中的拳王说，你打不过关老爷，更敌不过西府赵王李元霸。

但秦国再强大，秦国人民的生活，六国人绝对不羡慕。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人民本普遍没有什么爱国心，除了秦国搞非常严厉的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基本由政府决定外，其余各国的人，觉得哪个国家好就搬家到哪国去乃是常态。但没谁想去秦国，相反一旦有置身秦国统治下的可能，大家就都很恐慌。

最显著的例子是鲁仲连。长平之战后，赵国都城邯郸被秦军团团围住。有人出了个主意，让赵王尊秦王为帝，也就是表示承认秦王对天下的统治权，希望这能满足秦国的虚荣心，从而让他退兵。这时一个叫鲁仲连的齐国人，本来明明事不关己，却主动留在邯郸围城里，坚决反对这事。他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那个秦国，是一个抛弃礼义，崇尚砍别人脑袋为功绩的国家。那里用阴谋和阳谋来对待它的知识分子，把它的人民，像奴隶一样使唤。

这意思是，我们齐国、赵国再不怎么样，也比秦国强。所以，“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要是让秦国满足心意称了帝，进而在普天下都推行它的这种政策，那我鲁仲连宁可流亡海外，也不甘做这野蛮统治下的臣民。

这就是著名的“鲁仲连义不帝秦”。当然，鲁仲连是天下高士，有很高尚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态度，不见得能代表一般老百姓。但长平之战之所以会打起来，就是因为韩国的上党地区本来已经是秦的囊中之物，而上党的“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我们韩国人变成赵国人没关系，变成秦国人可不行。

《商君书》里，有一篇《徕民》。这篇文章肯定不是商鞅的作品，但是很有史料价值。这是长平之战后不久（也就是公元前260年之后，距秦始皇统一中国，已经不到四十年），有人给秦王写的上书，主题是秦国地广人稀，而赵魏韩三晋的土地则已经无法容纳本国的人口，因此希望秦国能做出一些政策调整，吸引三晋的百姓向秦国移民。上书中写道：

彼（指三晋）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参与并同义）,其寡萌（寡萌可能是客居之民的意思）贾息民（贾是买卖，息是居处，即租房住的人），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末指商业，作指手艺）以处；人之复（可能是穴居的意思）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大意是，三晋土地狭小，人民众多，他们的住宅区特别拥挤。那里的流动人口既弄不到身份证明，也没有田宅土地，只能靠作奸犯科或者做生意卖手艺过日子。过半的人都在山南山北或者堤岸旁挖洞居住。那里的土地不足以养活那里的人民，似乎比秦国地广人稀的问题还要严重。

民众的心理，总不过是追求有地有房，三晋土地不够是肯定的，秦国土地有余也是明摆着的，即使如此，三晋人民都不愿意向西到秦国来，这就是因为秦国的士人和庶民，生活都太伤惨愁苦了啊。

这位上书者的建议最终有没有被秦王接受，不得而知，但他的这段描述，却进一步说明，直到秦统一前夕，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说，强大的秦国，实在毫无吸引力。

司马迁评价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

商鞅的出身，司马迁说是“卫之庶孽公子”，刘向说是“布衣”，这两个说法大概也未必矛盾。到了战国时代，卫国本来就小得几乎等于不存在（所以秦扫平六国的时候，都懒得出兵灭卫，只是到秦二世的时候，用一纸诏书就把卫国取缔了）,一个宗族的旁枝，和平民确实不会再有太大区别。

很多时候，越是出身不高，越是难以抵御成功的诱惑。这样的人，往往会为了功成名就而更加不择手段。

商鞅能够见到秦孝公，是通过孝公的一个“嬖人”景监——也许，这确实无足深责罢，但尊严意识很强的人，也确实不会走这条路。

商鞅四次见秦孝公，根据对方的反应，讲了“帝道”“王道”“霸道”和“强国之术”四套主张，总之，挑君主爱听的说——也许，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一个有主见有信仰的人，确实也不会这么做。

“尚首功”这样激励士兵战斗欲望的做法，无疑是通过利诱，最大限度放大人性当中邪恶暴戾的部分，从而最终达到人性泯灭的效果——当然，可以说古代战争本来就残暴，但这样将此类奖惩机制制定得如此严密，贯彻得如此坚决[36]，确实也只是秦国特色。

商鞅欺骗了公子卬，利用当年的老交情约人家和谈，却把人给抓了——也许，在所谓“天下趋于诈力”的时代，这么做确实没什么奇怪，但事实是，除了秦国，没有第二个国家会使用这种无赖手段。

没有谁能够否认商鞅的才华——但似乎也不宜过分夸大。

山东六国的君主，未必不希望像秦国那样无限扩张君主权力，商鞅式的变法方案，也未必没有在这样的君主或企图投国君所好的人的脑海中出现过[37]。只不过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山东，这些方案的阻力太大，没有实践的可能而已。

商鞅要打击贵族——秦国的贵族传统本来就是列国中最弱的。

商鞅要把秦国人民变穷，从而令很低的赏金和爵位就构成巨大的诱惑——秦国人也本来就穷。

商鞅要切断秦民与其余国家的“外交”——秦国僻处关中，普通秦人与别国的交往本来就不那么容易。

相比较而言，商鞅的设想里，只有禁止游士入秦一条，贯彻得非常糟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秦国本来文明程度就低，政府再有意扼杀文明的萌芽，秦国本土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高级行政人才，到底还是只能靠引进。只不过，此类“外交”是君主的专利，小民不与焉。

商鞅要秦人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一切服从君主的法律，即著名的“燔诗书而明法令”——戎狄化的秦国大概本来也没几卷《诗》《书》好烧。穷困潦倒的人，本来就没什么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谈什么需要思想自由。

商鞅要打击秦国的商业——活跃的大商人，也都集中在山东。

野蛮落后的秦国，本来就是一片生长极权专制的沃±——只不过，野蛮落后本身，不能这样有计划有组织无孔不入巨细靡遗地扼杀个人，这个工作，非得来自文明国家的商鞅才能完成。

秦孝公死，商鞅成了新即位的秦国国君的捕杀对象。于是商鞅试图逃亡，关于他逃亡失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史记》说，商鞅想住旅店，店主人不敢接纳，因为根据商鞅的法律，客人必须出具身份证明，于是商鞅黯然说：“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高诱注解《战国策》，则提供了另外一说。商鞅被自己封地里的人民堵住了不得离开，人们说：“商君之法，急不得出。”

两种说法都在强调着同一个主题：商鞅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手里。

实际上，商鞅作法自毙的事实，不必通过这样戏剧化的情节来表明。

商鞅的师承与儒学有关；商鞅入秦，身份正是一个游士,商鞅是如此富于才智，而与愚朴的农民判然不同；商鞅接受了商於的封地，身份俨然在转为一个封建贵族……显然，他正是他制定的新法的打击对象。

围绕着绝对君权建立的新法，就好像一个可怕的黑洞。他首先扼杀了每一个普通秦人的才智和尊严（战国时代的思想界群星璀璨，但没有一个秦国人），然后随着秦国统一的步伐，它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了山东六国。商鞅本人（他称得上是战国文明的恶之花），只是摆放在黑洞之前的第一道祭品。

第五章 战国无八雄

说到战国七雄，小学生也知道，是齐、楚、秦、燕、赵、魏、韩。这七个好战的国家[38]，在争夺着天下。另外，有一种观点也在战国初期成形：天下共分九个州，所以至今还称中国为“九州”。当然，具体是哪九州，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说法。大体说，九州和七雄之间，还是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的。以《周礼•夏官•职方氏》为例：

正东是青州，对应齐国——“土居少阳，其色为青。”[39]这里绿化好，所以叫青州。

正南是荆州，对应楚国——“荆，强也，言其气躁劲。”说这是个出猛人的地方。

正西是雍州，对应秦国——“四面有山，壅塞为固也。又为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壅阚也。”雍通壅，是形容地势险要，也是形容这里阴气积郁。

正北是并州，对应赵国——“地在两谷之间，故曰并州。”

河内[40]是冀州，对应魏国——“乱则冀安，弱则冀强，荒则冀丰，故曰冀州。”冀是希望的意思，叫冀州，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河南[41]是豫州，对应韩国——“豫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又云：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故云豫也。”豫是舒坦的意思，河南人过得最舒坦。

东北是幽州，对应燕国——“北方太阴，故以幽冥为号。”今天的北京那片儿叫幽州，是这里阴气太盛的结果。

河东[42]是兖州，对应鲁、宋、卫等小国。

东南是扬州[43]，对应越国——“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又江南之气燥劲，厥性轻扬。”扬州的得名，一是因为这里多水，二是因为古人认为这里的民风比较嚣张浮躁。

地理上位于兖州的那一串小国，加起来都够不上一雄，这是很好理解的。说起来，这些不起眼的小国，在西周初年，可都是了不得的“大封”。比较而言，七雄的出身，倒都是不怎么高贵的。秦国是戎狄，楚国是蛮夷，田齐和赵、魏、韩都是来路不正的暴发户，而燕国资格虽老，本来却是不重要的边角料。一念及此，怀旧好古的人，不免要怆然而涕下了。但东南的越国，何以不能加入列强行列凑两桌麻将，看来却是有点让人惊讶的事。

越国之前，出现在东南的国家，是吴国。春秋中期以后，吴国的声势极盛。本来天下格局，是晋楚两国争霸，但到了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忽然如天外来客般杀出，从此势不可当。吴王阖闾时代，吴军西进，打进了楚国的郢都；吴王夫差时代，吴军北上击败了齐国，然后在黄池会盟诸侯，风头盖过了晋国，吴国成为天下的霸主。

看过古龙武侠小说的都知道，当一个高手被渲染了半天有多牛的时候，该高手的下场只有一个——被一个更牛的高手宰了。就在黄池之会的时候，越国偷袭吴国的都城，抓住了吴国的太子。吴王夫差不得不仓皇回师，最后，靠厚礼向越王勾践买得和平条约。但买得的和平是毫不可靠的。不到十年，越国的大军就再度兵临城下，绝望的吴王夫差，只有横剑自刎。

这一年是公元前473年，据影响最大的年代划分法，这正是进入战国时代的第三年。《史记》说，这个时候，越国军队横行江淮以东，诸侯都来向越国称贺，越王勾践，号称霸王。后来，那位以反战著称的墨子，评价国际形势，特别标举出最为好战的四个国家：齐、晋、楚、越。墨子活跃的年代，主要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后期。可见当时的“战国”，没秦的份儿，越国却不能不提。

越国没有加入战国八雄，当然是因为在列国争强的过程中，它中途退场没能坚持到最后。越国被灭到底是哪一年，历史学家有很大的争议。但越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失去它的重要性，则大体可以认为是在越王无强的时代。

无强是勾践的五世孙。这名字一听就很衰，他也确实很衰，照《史记》的说法，他根本就是给齐国忽悠死的。无强觉得国际上对越国重视不够，想要成名立威。根据古龙武侠小说的逻辑，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高手，要成名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向已经成名的前辈高手发起挑战。

越国东边是大海，南边到福建到广东到广西到越南，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跟无强血浓于水，但更加贫穷落后的越族兄弟，向他们发动攻势，仗打得再成功也攒不了多少经验值，升级不能指望他们；往北是齐国，往西是楚国，则都是威望素著的大国。于是越王无强决定攻打齐国。齐国就派了个使者跟无强说，打齐国是很没有意思的，相反，楚国却必须要打，越国不打楚国，往大了说不能称王，往小了说不能称霸。

无强听使者大谈了一通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伐楚是如何有利，心里就活泛了。他率领越军攻楚，然后被楚威王[44]打得大败，无强被杀。可见事实往往不像小说那么美好，挑战成名人物的少年高手，恐怕绝大多数都是落得这样的下场。

楚国大军一路东下，完全吞并了越国所据有的当年吴国的土地。据说楚国人的这次胜利还带来一个重大发现：楚威王打到今天的南京地面，见此地有王气，便往山里埋了个金人，想把王气给镇住，于是此地得名“金陵”。这个说法很有名，但显然不可靠。《史记》里没有这茬儿，不过是说，楚军一直打到了浙江（水名，即钱塘江）。

从此楚国幅员之辽阔，为其余国家所远远不及。而越国则被打得支离破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虽然史书上也提到，后来诸侯亡秦时，也有越人参与其事，但一个完整的越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越国骤衰，表面看是因为无强兵败，但深究起来，恐怕勾践的鼎盛时代，越国就透着短命寿夭之相。一说这句话，可能有人就要想起“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的名言；想起灭吴之后，勾践逼死了大夫文种，而范蠡见机早，事先逃亡的故事。进而推论，一个不爱惜、尊重人才的国家，是不得长久的。

这道理当然也不错，不过这里主要想说的，倒不是这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灭吴之后，勾践搞的是土地大派送，“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0送给宋、鲁两国的土地不管它，送给楚国的“淮上地”，可正是当年吴楚两国相争七十年的战场。

吴人生长于水乡，水战本来是特长，但是下游打上游的仰攻，带来的麻烦足以抵消优势而有余，水战的结果，是吴国往往吃亏，只有取道淮河流域，“车错毂、短兵接”的陆上交锋，吴国才反而有较多取胜的机会。

其实不光是吴国。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在东南建立的政权，要统一全国很难，哪怕只是想自保，也不容易。单指望所谓长江天堑无疑是很危险的，中上游被人控制的时候更是如此。要打造一个比较有效的攻防体系，重心往往要放在江淮以北一这就是所谓的“守江不如守淮”。

“淮上地”的许多城邑，都以反复发生过激烈的大战而著称。典型的例子，如居巢，如钟离，如州来。吴国第一次伐楚，选择的攻击点就是居巢。居巢在今天的安徽巢湖市东北（或说六安东北），这里有条河，叫濡须。三国时，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后，曾和孙权在这一带拉锯死磕。就是在此地，曹操看取胜无望，感叹了一句名言：“生子当如孙仲谋。”

吴国要建立抗楚联盟，则选择在钟离召开国际会议。钟离在今天的安徽凤阳东北，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的大将韦睿，曾经在这里大破北魏的军队。这一战，北魏军的尸体，沿着淮河覆盖了一百多里地的地面，这是当时南北战争里，南朝少有的大胜。

吴国能一度打进楚国的郢都，却首先是因为在州来（即淮汭）成功登陆。州来是今天的安徽凤台，这里有一座山，叫八公山，有一条河，叫水。说到这里，大家当然会想起东晋、前秦的淝水之战，以及“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典故来了。

东南的政权要确保无虞，这些地方都可说是命脉所系。

这样的战略要地，勾践都敢随便送人，气魄实在大得不可理喻，除了“作死”二字，不能有其他评价。要这么论，直到无强时越国才被楚国打残，都该算运气很好了。

不过，很多其他古书的记载表明，《史记》的这段记录，恐怕不见得靠得住。不少书都提到，勾践灭吴之后，把都城迁到了琅那。琅那在今天的山东胶南，勾践继续北上争霸的意图很明显。

如此，他也就不能把“淮上地”丢掉，令首都和大后方隔开，变成一块飞地。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大概上述地区并非越国赠送给楚国的，而是楚国从越国手里夺取的。只不过，夺取的过程太过轻而易举，所以史书上就没留下什么痕迹。

越国对吴国的胜利，实在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吴王夫差虚荣心膨胀，硬是要北上争霸，远征两千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后勤补给之难可以想见（所以吴国只好使劲挖运河）。于是闹得后方空虚，这才给了越国在背后捅刀子的机会。

勾践以百里之地，覆二千里之吴，说起来是以弱胜强十分露脸，但接下来就面临了巨大问题：短期来说，是不惜代价灭吴后，越国也精疲力尽，该怎么面对楚国的咄咄攻势[45]；长期来说，越国的经济基础比吴国还要薄弱，政府机构比吴国还要原始，现在拥有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该怎么管理？

《尚书•禹贡》里讨论天下九州的土地是否适合农业生产，给扬州评分是“下下”，劣等中的劣等。这完全不合乎事实，却反映了战国时人对吴越地区生产水平的看法。长江下游自然条件好，吃饱肚子很容易，反而导致缺乏发展农业的动力[46]。而黄河流域的人乐土重迁，一边伺候自己脚下的地，一边鄙视扬州的水平低，想当然地就给评了个最低分。一直要到他们被游牧民族赶到长江中下游来，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但那已经是后话的后话了。

史料当中对越国政治制度状况的记载很零碎，就从这些零碎的记载看，我们只能看到勾践时代一切在围着战争打转。外国人提到越国人，条件反射想到的，一个他们是善于游泳划船等水上项目，还有一个就是能打，敢玩命。

为了增加可以当兵的人口，勾践积极鼓励生育，甚至鼓励乱搞男女关系，反正能生孩子就行。《吴越春秋》上甚至说，为了激励战士的士气，勾践实际上建立了一支慰安妇队伍[47]。据说越地的风气因此很混乱，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到处留下石刻，夸耀自己的功德，但唯独在会稽郡的那一块石头上，始皇帝刻意强调婚姻神圣，大概这是表示自己对风化问题很重视，所以这里的精神文明要狠狠地抓[48]。

我手边有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研究越国文化的书，是领了某些地方文管部门的科研经费整出来的。这书活儿挺细，但是拿了人家的银子（当然作者本身可能也有桑梓情结），明显带有为地方宣传气味，总是把越国往强大优越上说。倘使起勾践于地下，饶是这位越王“够贱”脸皮之厚罕有其匹[49]，有些话他大概看了也会脸红。但即使这样的书上也不得不承认：越国的官制颇为简单，远不及邻近的吴、楚两国复杂，更不如中原各诸侯国那样系统、完整。

灭吴之后，越国疆土东到大海，西到江、淮中游的某些地区，北与齐、鲁交界，南则一直到福建、江西的北部。这样的领土面积，超过了齐、秦等大国，在当时仅次于楚国而排名第二。要统治这么广袤的国土，国家机构太简单原始了肯定不成。

当时，有两种国家模式可以选择：一种是走传统国家的路线，强调宗法，把亲戚封建出去，从而对地方进行松散的控制；一种是任命官僚，使各地方成为朝廷直接控制的郡县。

从现存的史料里，看不出越国有宗法传统；而当时天下的形势，也证明了封建制度在富国强兵的较量中，并不具有竞争力。越国当然犯不着继承这样一种正在被其他国家抛弃的模式。

那么，着手打造越国自己的官僚体系，可不可以？也难。官僚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办事（不管这些法律和法规体现的是谁的意志），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官僚制度的基础[50]。这就要求，该国应该有足够多的人不是文盲。这条今天听起来轻而易举，简直不成其为障碍，但是实际上对社会发展程度的要求已经相当之高，一千多年后的欧洲中世纪社会，对这个高度就绝对只能仰视；中原的诸侯国，也是发展积累了几百年，才达到了这一步。

诸夏秉承西周传统，则有所谓庠序之教；春秋以来，又有民办的乡校遍地开花。如此政府和社会互动，才产生了一个足够庞大的士人阶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当然严格禁止创造性思维，但讲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识文断字的基础教育，抓得还是很成功的。

云梦睡虎地挖到的一个秦国墓，墓主人叫喜，他的棺材里装满了写着法律条文的竹简，可见其文化水平相当可观。

此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官吏，这样的人在秦国肯定车载斗量滔滔皆是。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喜这样的公务人员，秦政府才能维持高效运转。

对越国来说，这样的识字率恐怕就属于过高的要求了。高端的人才（像文种、范蠡这种）可以靠引进，但基层的办事人员本国都出产不了，政府就不免难以为继。然后，君主对各地官员要进行考核，即要建立一套“上计制度”，那就需要有相应的考核标准；国君要给官员发薪水，具体发多少，也得有个准谱。这就要求很多计量单位都要统一。

商鞅变法，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出台了“平斗桶（斛）权衡丈尺”的配套政策，也就是通常说的统一度量衡。诸如此类的技术环节，越国是否有能力完成，恐怕也得存疑。不管是封建制还是官僚科层制，这两条路，越国实际上都走不了。因此有些地方虽然明知这是战略要地，越国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相继失控，楚军一到，就只好放弃。

秦国强大，体现了冷兵器时代，野蛮落后往往是个优势；越国骤衰，则表明光靠野蛮落后，只能战场上横行一时，毕竟还是不够的。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越国确实没直接送地给楚国，但越国灭了吴国，本身已经是给楚国送上了一份厚礼。吴国能令楚国疲于奔命，但整个战国时代，越对楚基本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

第六章 连横与楚国噩梦

韩非子说，一帮子弱国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强国，这叫合纵；弱国追随强国对付其他弱国，这叫连横。韩非子是战国末年的人，当时显然是秦国最强，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六国联合抗秦，这叫合纵，而不管哪国跟秦国联合，都叫连横。

这是战国后期的事实，但实际上合纵连横的内涵，要更宽泛一些。简单说，就是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南北合作，都是合纵：东西联合，都是连横。

张仪这个名字，几乎和连横战略密不可分。而张仪欺骗楚怀王的故事，尤其著名。先照着《史记》的《楚世家》和《张仪列传》讲一遍。

张仪早年在楚国游说。一次参加楚国相国[51]的酒会，忽然，相国的玉璧丢了，有人说：“张仪这人第一没钱，第二没品，小偷一定就是他！”虽然没抓到罪证，但在大家都习惯有罪推定的气氛里，张仪也没地儿说理去，结果还是被暴打了一顿。回家后，张仪老婆说，你别读书游说啦，不然至于丢这人嘛！张仪倒是很有幽默感，说：“视吾舌尚在不？”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么？他媳妇儿也给他逗乐了，说在啊。张仪说：“足矣！”

后来张仪在秦国混开了，在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以秦国相国的身份出使楚国。《史记》里没提张仪对当年拷打羞辱他的那位楚相有什么报复（一般说来，太史公比较热爱这路题材），如果不是没写而是真没有，那张仪为人，还是挺大度的。

当然，也可以认为张仪所谋者大，他要报复的，是整个楚国。张仪见到楚怀王，劝楚国跟齐国绝交，然后跟秦国通婚，结为兄弟之国。如果楚国答应，“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一听，觉得太赚了，楚国的群臣，也来跟怀王道喜。楚国就断绝了和齐国的外交关系。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酒后出了车祸，三个月没有上朝，交割商於之地当然也就没了下文。楚怀王一想，看来是我跟齐国绝交还没绝彻底，秦国不满意。于是派了个勇士，到齐国去，破口大骂齐王。齐王火了，反而跟秦国称臣建交。

张仪一看目的已经达到，马上病愈上朝，跟到秦国来接收土地的楚国使者说：“从某地到某地，我个人的封地六里，您拿走。”楚怀王听说张仪来这种骗局，当然大怒，发兵攻秦，结果被秦国、齐国联手，打得大败。楚军被斩首八万，丹阳、汉中之地都落入秦国之手。楚怀王不甘心，又增兵攻秦，结果蓝田大战，楚又大败，只好又割两座城，和秦签订了和平协议。

楚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秦国想要楚国的黔中地区，于是又把武关外的土地拿出来，说我拿这地儿跟你换。怀王的答复是：“黔中地区我给你，你的地我不要，但是得把张仪交给我。”

对楚国开出的这个条件，秦王既动心，又觉得跟张仪有点不落忍，但是张仪主动提出：“我去。秦国强楚国弱，再说我在楚国有内线，我跟靳尚熟，而靳尚又把楚王的宠姬郑袖伺候得很好，他们都得帮我说话，所以楚国一定不能把我怎么样。万一他真敢杀我，那他就非得把黔中送给秦国了，我死也值了。”于是张仪再次到了楚国。楚怀王还真就没敢跟他动手，反而被一通忽悠，又重申了跟秦国的友好关系。等张仪走了，怀王才后悔，但再想派人追，已经追不上了。

这之后，张仪虽然死了，但楚国仍然被秦玩弄在股掌之间。楚怀王做了典型的墙头草：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年），和秦断交，与齐国结盟；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又“倍（同背，背弃）齐而合秦”,二十七年（公元前302年），秦楚关系破裂，然后楚国被秦国连续胖揍了三年；三十年，秦昭王写封信给怀王，说咱们在武关见个面，两国和好，怀王答应，结果到了武关就给秦国抓起来做了人质。秦昭王再次提出要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而且要先拿到地，然后才放人。这下楚怀王不干了，就被一直扣押着，三年后死在秦国。

听完这个故事，能令今天的人感到震惊的，大概不会是张仪和秦国的狡猾和无耻，而是楚怀王的脑残。而更脑残的，似乎是楚国人民，摊上这么一位糊涂王，不但不愤恨，反而听说他死了，“皆怜之，如悲亲戚”，一直到楚国灭亡，楚国人最怀念的都是他。

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项梁、项羽叔侄想立个楚王之后作为号召，于是找了个放羊娃，也称他为楚怀王。显然，是觉得这个名字最能刺激楚国人的泪点和心气。当然，轻易判定别人脑残，这是不对的。

回首春秋历史，秦国和楚国的关系是不错的。秦和楚，一个西戎一个南蛮，都被中原诸夏鄙视为野蛮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间有点亲近感，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楚国强大，与晋国争霸中原，当然希望秦国能在晋国背后制造一些麻烦，于是对秦国的扶植，颇为用心。而晋国若想与楚国决战，首先要做的事，也就是先去和秦国搞好关系，或者干脆把秦国打老实了。晋楚三大战争，晋国获胜的两次，一次是城濮之战，当时秦穆公和晋文公关系很和谐；一次是鄢陵之战，在大战前两年，晋发布了一通非常有名的与秦国的绝交书，然后麻隧一战，大破秦军。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牵头召开弭兵会议，晋、楚两国代表有这样的对话：

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

楚国的令尹子木提出这样的建议：追随晋国的国家，也来朝见楚国；当然，追随楚国的，也得朝见晋国。晋国方面的答复是：“晋、楚、齐、秦四大国，都是平等的。晋国不能让齐国来朝见楚国，就好像楚国不能让秦国来朝见晋国。

楚君如果能让秦国国君到晋国来，那么我们国君一定也会坚决请求齐君到楚国去。”

从对话中可以很明显看出，秦国跟楚国是一边儿的，正如齐国跟晋国是一边儿的。春秋时代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国谈谈打打，变化无常。但唯独秦楚两大国间，没有值得一提的战争。在某些险要关头，秦对楚还有很大的恩情。最典型的就是吴国攻入郢都的那一次。

楚平王为太子从秦国娶媳妇，可见张仪跟楚怀王说，“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这不是灵机一动提出的建议，而是秦楚之间，本有这个传统。楚平王结果一看儿媳妇长得好，自己娶了，后来更逼得太子流亡到国外。这一来，当然也就令太子一党[52]都成了反楚的势力。

到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在楚国原太子党的帮助下，吴军终于攻入楚国的郢都。楚昭王开始流亡，而逃出都城的那一刻，他首先能想到的救星，就是秦国。

秦国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秦哀公吩咐乐队演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所谓“同袍”“同泽”云云，等于说咱们秦楚两国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于是发兵车五百乘救楚。

当时秦楚接境的区域并不广阔，秦军的行军路线，也基本别无选择：先取道蓝田县出关中，由霸水河谷转到丹水河谷，沿丹水向东南前进，出武关进入商於地区，然后就地势开阔起来，可以通往楚国的四境了。

最终秦楚联军击败了吴军，楚国得以复国。这一次，要说这条路成了楚国复国的生命线，那是当之无愧。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不到二百年后，还是这条道路，成了楚国人的伤心地。

《史记•楚世家》里写道，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后作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照这么看，似乎秦兵的强横无敌，已经达到了破坏平衡的地步。六国加起来，都不是秦国的个儿。但这显然不大合情理。如果真是这样，秦早就统一了，用不着等到一百年后秦始皇出马。

六国的史书，大部分都给秦始皇烧了。司马迁的《史记》，基本就是以秦国的官方史为基础写出来的。秦国人夸张胜利，讳言失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也不难找到证据证明，秦国人隐瞒了一些事实[53]。

这一次各国合纵攻秦，中间当然也有很多曲折。单看《史记》，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六国年表》和《燕世家》都说不是六国攻秦而是五国攻秦，没把齐国算在内。而《秦本纪》也说是五国攻秦，但是有齐国，却反而把盟主楚国给漏了。所以还是得到零碎的史料当中，寻找蛛丝马迹。

这次行动的策划人，有人说是苏秦，有人说是李兑，有人说是公孙衍。不管到底是谁，有一点不妨注意：苏秦是洛阳人（洛阳是韩的势力范围），李兑是赵国人，公孙衍是魏国人，正好分别来自三晋。这也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三晋对这事比较热心。

魏国和秦国紧邻。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骤然崛起，魏国连续受到打击，疆界不断向东收缩。到这时，它已经难以独力和秦对抗，而韩、赵救魏，也连连被秦国所击败。三晋此时危机感很强，它们要扭转劣势，就必须设法令齐、楚两大国介入，尤其要拉下水的，就是楚国。因为齐国太远，秦很难有兴致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而楚国也与秦接境，一旦秦楚间爆发战争，三晋的压力，就可以大为减轻。可能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三晋才愿意尊楚国为纵长。

秦国这些年来对三晋的压迫，当然也不能不令楚感到警觉，所以它愿意出场来领导同盟（领袖各国的头衔，当然也很能满足虚荣心）。但实际上，楚国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几百年来秦楚的关系一向不错，而楚国和晋国都视对方为头号大敌，现在晋国虽然被韩赵魏瓜分，但历史遗留问题不会就此解决，何况新问题也不少。楚国对魏国就不会有好印象，你强大的时候，抢了我不少地，包括你的首都大梁，本来还是我的地盘呐！

虽然利益永存，敌我无常，但角色转换，毕竟需要一点时间。更重要的是，楚陶醉在自己的大国心态里，这时对秦国也只是有些警觉而已，不大可能把它当成致命威胁，因此攻秦的积极性，不免大受影响。

《战国策•楚策三》里写道，这一仗之后，魏国对楚国怨气很大。原因是，作为先锋部队，魏军损失过半，而楚国却不加救援，然后魏国想跟秦国请和，楚国又不允许。这次军事行动，楚国有作壁上观的嫌疑，也就难怪《秦本纪》里说及此事不提楚国了。而《六国年表》不提齐国，也很好理解。齐比楚更加感受不到秦的威胁，对联合攻秦不会很热心，相反，趁乱捞一票的心理倒很可能是有的。

事实上，联合攻秦的下一年（公元前317年），齐国的表现就很值得玩味。这一年秦国发动反击，破韩赵联军，斩首八万级，这是意料中事。但同时，齐国也在观泽地区与赵魏联军打了一仗，并取得胜利。所以，楚怀王十一年的合纵攻秦失败，并不足以证明秦国已经强到逆天，失败给齐楚两国带来的直接损失，也相当微小（齐国应该还有所获益）。

这事最大的影响是心理上的：三晋对齐楚两国失去了信任。所以以后一旦秦国伸出和平的橄榄枝，它们会立刻笑脸相迎，同时它们也会更加热切地期望，把战火引向楚国。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也就是张仪拿商於地区忽悠楚怀王的那一年。关于这一年的国际形势，首先要说到的是之前几年秦领土的扩张。三年前（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为秦取得了蜀地。这意味着，秦楚之间的交通，不再仅局限于武关通道一线，在楚国的西疆，两国有了广袤的土地彼此相连。

上一年（公元前314年），秦又攻陷了魏国的曲沃，于是在函谷关之外，秦楚间又多了一块相邻的领土。以曲沃为根据地，秦的兵锋很容易直指楚的方城。而“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是楚国人的骄傲，方城地区自来是楚国北部国防的重点。

韩魏连续失败之后，合纵策略最有力的主张者公孙衍[54]已经说不响嘴了，很可能就在这一年前后，韩魏两国都倒向了秦国。秦、韩、魏三国既然连横，也就对楚构成了一个新月状的包围圈。这个时候，楚怀王就不比五年前那样淡定，他立刻做出了反应。

楚的策略是，一边与齐结为联盟，一边任命三位大夫指挥九路大军，同时向曲沃和武关外的商於地区发起进攻。作为呼应，另一路楚军和齐军则同时攻魏，此时韩、魏既已与秦有了连横协议，则它们被攻击，秦有救援的义务。若秦不救援，则它们就可能转而加入反秦联盟。

秦对曲沃的占领还不稳固，因此曲沃很快被攻克[55]。而商於地区，也处在楚军的包围之中。至于魏国，当然不是齐、楚联军的对手。本不稳固的连横盟约，随时可能解体，所以在这个阶段，秦国的局势可以说非常不利。这就是张仪使楚，请求献上商於地区换得秦楚和好的背景。

关于商於，也有必要解释一下。商和於其实是两个地名，商在今天的河南淅川县西南，於在今天的河南西峡县东，两地相连，并称商於之地。这里是丹水和淅水的交汇处，面积并不很大。《史记》和《战国策》上都说商於六百里，明显是策士们的夸大之辞。另外，这个地区春秋时本来就是楚地。就是秦真把这里给了楚国，也类似于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说德语的地方割让给普鲁士，当地居民，断不会有“最后一课”式的悲情。

所以张仪使楚，看来只是被动中的秦国想割地求和：也因此楚国君臣面对张仪带来的消息，也就不会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被忽悠了是事实，但这种被忽悠，并不像是《张仪列传》所描述的那样，只有脑残才会上当。

张仪的那套说辞，当然是缓兵之计，但所图谋者，甚至都不见得是楚真能和齐绝交，只要楚国君臣犹豫不决，暂缓对商於地区的攻势足矣，这样，就为秦军的调度赢得了时间。

秦军三路出击，一支出武关增援商於的防御，一支出南郑（陕西汉中），沿汉水进兵，逼近楚的上庸地区，一支则加速东进，击溃东部的齐楚联军后迅速回师，从而对商於地区的楚军，形成包夹之势。于是才有了下一年的“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之后怀王大怒，发兵攻秦，又失败。这事《史记》的记录轻描淡写，但实际上，这一仗秦军应该也是险胜。因为楚军失败的地方，居然是蓝田。

蓝田到咸阳，已经近在咫尺。蓝田之后，秦不再有险要的地形可以利用来布防，而当时的咸阳，很可能是一座连城墙都没有的城市[56]。一百年后，另一位楚怀王手下的大将刘邦，也是取道武关攻入的关中。秦的最后一次防御努力，就是死守蓝田。蓝田一'失，秦王子婴就素车白马，捧着天子的符玺，向刘邦投降了。

就算这次秦是有意采用了诱敌深入之计，但把最后防线设在首都之外不远的地方，也堪称一场豪赌。而如果相信《战国策•赵策一》的说法，秦国的战况一度还很不利，以致本来和秦一头的韩国见风使舵，倒戈帮助了楚国。

此外，可能还有必要说两句越国。越王无强伐楚，《史记》说是楚威王时代的事，但很多学者以为不确，认为此事也应该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第一，《战国策》里讨论这一年局势的内容里，多次提到越国威胁着楚的东部，则越国不像是早在楚威王时代就已经被打残了的样子。

第二，《竹书纪年》里提到，蓝田大战的那一年，越国给魏国送来了大量的水军作战物资和犀角、象牙之类的礼物，这显然也是在实施协同攻楚的战略。

第三，还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本身提供的证据，看齐国使者劝无强攻楚的话：“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

这句话所描述的楚军在漫长战线上的分布情况，楚威王时不可能出现，而明明就是楚怀王十六、十七年时的情形。

更明显的证据是，话里提到的那个楚军东北部军区司令“景翠”,也正是楚怀王时的大将。

综上，无强伐楚，应正在秦楚大战之时。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那也就是说，当时不单是齐楚联盟与秦韩魏联盟混战，也不单是两个联盟内部矛盾重重，连僻处东南的越国，也想掺和进来分一杯羹。

这一年楚军就是在东线国防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才于西线惜败于秦的（当然，即使东线没有压力，楚国是否能及时把东线的部队调到丹阳战场，也是个问题）。张仪说：“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不能说完全不合事实，但毕竟百足之虫，仍不容小视。

下一年即楚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秦国在丹阳、蓝田连续大胜之后，向楚求和，并主动提出，割还一半汉中的土地给楚国。这个汉中当然指的楚汉中——楚汉中与秦汉中是两个地方，秦汉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陕西汉中。

楚汉中则在湖北，即上庸地区。这里地处长江、汉水之间，四面环山，地势十分险要。要说明此地的险要程度，可以举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要建第二个汽车制造厂，本来考虑过把厂址定在武汉，后来为防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怕厂址在武汉会被空袭，要改个安全的地方。拖到1969年，厂址改定在了湖北省十堰市。十堰就属于战国时的楚上庸地区。

上庸落到秦国手里，对楚国十分不利，因为以此为基地，秦即控扼了汉水的上游，大军顺流而下，不但可把楚的九夷地区与本土切断，而且可以直逼楚的郢都，李斯《谏逐客书》里有“惠王用张仪之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云云，说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秦主动提出要把汉中还给楚国，当然对楚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是《史记》说，怀王这时候抽风，不要汉中，只要张仪，结果张仪来了，他又被忽悠得没下去手，白白把张仪放跑，地也没得着。这也不一定是事实。

《战国策》的《楚策一》第十九章、《秦策一》第九章都提到，割汉中给楚国，是张仪的主意。最终没给，不是楚王不要，而是秦国国内有人反对，张仪的意见被否决了。

《楚策三》第五章则写道，“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张仪”。所谓“重张仪”，就是使张仪变得更重要的意思。照这么说，怀王不但没把张仪当冤家，相反却很怕他在秦国失势，以至于派人专程去巩固提高他的地位。但这趟昭雎是白跑了，因为他到秦国的时候，刚巧秦惠王去世，秦武王即位。武王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于是把张仪赶回魏国去了。

相比写得花团锦簇绘影绘声还掺杂着宫闱秘闻的《张仪列传》，这几条干巴巴的记录，可能更合乎情理。张仪真心希望把汉中还给楚国，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打一顿再揉一揉，本来就是张仪和秦国的一贯作风。韩、魏之所以和秦连横，也是这么个模式：秦先抢了它们的地，然后说，地还你，咱们结盟吧。

这么做，也合乎张仪个人的利益。因为他牵头办成了这件事，楚王会非常感激他；而秦国因为他得到楚这样一个重要的盟国，他在秦的地位也会进一步提高。秦武王把张仪赶走，理由是张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注意“左右”二字），“仪事先王不忠”，可能也正是窥破了张仪的这种算盘。

如果照《史记》的描写，那就是张仪游走列国，厚颜无耻信口雌黄的事当然所在多有，但对秦国，可真说得上是弹精竭虑出生入死，不但一辈子没干过一件不利于秦国的事，而且立了大功无数。秦武王赶他走，像是纯属感情用事，张仪倒成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情人物了，和劝楚怀王杀他的屈原正可同病相怜，抱头一哭。

到底把不把汉中地给楚国的争论，在秦国国内延续了很长时间。张仪希望给，另一位重臣甘茂则说不给。秦武王信任甘茂，当然也就是坚定的不给派。但举重爱好者秦武王嬴荡只当了四年国君，就在举鼎时把自己给砸死了，于是秦昭襄王即位，秦国实权落到太后和太后的弟弟穰侯魏冉手里。

这位太后祖上是楚国人，她姓芈，可能还是楚国的王族。为了能让昭襄王坐稳王位，太后和穰侯对政敌进行了非常血腥的清洗，这样他们就比较需要能在秦国之外获得一些支持，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楚国，这样，把汉中给楚国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在秦而言，这可能只是国内不同政治派系间的扯皮，但扯皮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却好过任何一种选择。

早早把地给楚国，那正如甘茂所说：“天下有变，王割汉中而以为和楚，楚必畔（同叛）天下而与王。王今以天下与楚，即天下又变，王何以市楚也？”出了乱子我们再把汉中给楚国，楚跟我们就是一边儿的了。现在就给，将来出了乱子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和楚国做交易啊？但如果不给，则会导致楚国完全倒向齐国一边，坚定不移地与秦为敌。齐国和楚国联手，秦国的压力就太大了。

现在这么一扯皮，却反而把楚国给钓住了。正是因为对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汉中地始终没有绝望，楚才始终找不准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楚怀王二十年到二十四年之间，楚在齐、秦之间的一系列摇摆，都是这种犹疑心态的反映。

秦昭襄王初即位的几年，秦楚关系相当和谐，照例要娶妇嫁女，重要的是，秦真的把上庸还给了楚国。以当时的情势论，这种友好关系虽然注定早晚会终结，但本应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怀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02年），因为一次意外，楚国又不得不转到和秦敌对的立场上来。

原因很简单，就是年轻人火气大性子急，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秦楚结盟后，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国君的儿子做人质当时是常见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难堪，秦昭襄王本人还有后来的秦始皇，都有做人质的经验。只要两国关系好，那就待遇很不错，行动挺自由，还可以在国外攒点人脉，积累政治资本，所以当时有一种论调说，有过做人质的经历，政治地位才会比较稳固[57]。但太子为了一点私事，和秦国一个大夫争斗起来，把这个大夫给打死了。

太子知道事情严重，吓得慌忙逃回楚国，这就把楚国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这些年楚既然亲秦，和齐国自然关系紧张。这样，楚就不得不同时面对齐、秦的进攻。

怀王的对策是，一边派太子到齐国去做人质，缓解和齐的关系，一边组织军队抗秦。连续三年，楚战况不利，这时秦昭襄王写了封信给楚怀王，信的措辞很客气，回顾了秦楚友好的历史，也暗示了两国如果能够复合的美好前景，于是秦王要求与楚王在武关见个面，大家好好谈一谈。

应该说，这个要求很难拒绝。当然，有人劝怀王别去，比如屈原就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但不去赴会容易，接下来怎么办？论实力，这时是秦强楚弱；讲道理，这次理还真在秦国一边。秦国完全可以说，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和平诚意，但楚国却蛮横地拒绝。那就只有打了，屈原你自己带长剑挟秦弓操吴戈披犀甲上啊[58]？所以怀王赴会，是为儿子的冒失和怯懦埋单。谈成了最好，谈不成真有什么意外，也是挽回道德积分的事。

当然，秦国真敢扣人不放他回来，怀王大概也想不到，毕竟，这是创纪录的无耻，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被困在咸阳后，怀王非常硬气地拒绝割让土地，后来居然还硬逃了出来。

逃亡的路线选择也很合理，没直接回国，这次不比儿子那会儿属于突发事件，归途上秦国肯定盘查严密；也没走较近的韩魏，当时韩、魏正追随齐国攻打函谷关，秦军也一定在那里防隔内外；而是向北兜了个圈子，奔赵国而去。

当时赵国国君是赵惠文王，但国政还是控制在号称“主父”的赵武灵王手里。胡服骑射之后，赵国国力大增，对秦国阳奉阴违，怀王指望这位赵主父能接纳自己。但人算不如天算，赵武灵王当时跑到代地研究匈奴问题去了，不在国都。赵惠文王刚刚即位，不敢对这么重大的问题拿主意，于是怀王被送回秦国，最后就死在了咸阳。

综合而言，楚怀王大概还算得上所谓“中材之主”，没什么宏图远识，但判断力也并不在当时的一般人之下，比他儿子楚顷襄王像样得多。顷襄王既没决断，也没担当（这从打死秦大夫后逃归的表现就看得出来），他在位三十六年，楚国在秦国面前，就彻底悲剧了。上庸再次丢掉不必说，连首都郢城也丢了，楚先王的坟墓也给烧了。楚国君臣百姓不得不“去故都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心中的悲怆，自不待言。

楚国人要回首楚国强大的旧梦，那最后的好光阴，就是楚怀王的前期。后来怀王当然也在秦国手里吃了败仗，但丹阳、蓝田两战，好歹可说是输阵不输人，而且随即灭越，也算失诸桑榆，收诸东隅。怀王又是死在阴谋之下的，这更适合被渲染成一个悲情故事。所谓“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人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盖以此乎？

附：

南楚之南

看史传上对楚国的描写，很容易觉得春秋时代的楚国，跟战国时代的楚国简直不像是同一个国家。春秋时的楚国，充满了蛮悍进取的精神；进入战国，楚对北上争雄，好像巳经没有太大的兴致，相反，净看见它被秦国欺侮和戏耍了[59]。

有人说，这是由于楚国屡经内乱，而变法又不如秦国彻底的缘故。说到变法不彻底，自然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吴起之死。一般的说法是，秦国车裂了商鞅，但是商鞅之法保存下来；楚国人杀了吴起，吴起变法，也就夭折了。

这里提一点另外的思路。楚肃王即位，查办攻杀吴起以致损毁先王遗体的案子，显然是刻意从严从重的，因此杀了贵族七十多家。这当然不是为了给吴起报仇，也不见得仅是为给先王尽孝。借机再狠狠打击一下贵族的想法，恐怕也是有的。

楚国的国家体制远比秦国成熟，贵族的势力也比秦国根深蒂固得多，楚贵族传统的铲除不可能如秦国那样彻底，这是肯定的。但倒也并没有哪部史书提到吴起之法被废，相反，吴起很多的政策，倒也延续下来了。

如《吕氏春秋•贵卒》中提到，吴起建议：“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就是把楚国的贵族，都迁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当时在楚国，所谓“广虚之地”者，当然首先就是今天的湖南省境。

这一条，跟考古上的发现，是可以印证的。据史书得出的印象，春秋时代楚国的重心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楚境基本上不到湖南。事实上，湖南境内发现的春秋时代楚文化遗址，也是数量既少，规格也低，有的是否算楚文化还性质可疑。到战国时代，楚文化遗址的数量和档次，则都突飞猛进[60]。吴起变法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如果不是政策延续下来了，很难有这样深远广泛的影响。

回顾春秋的历史，楚国贵族急于北上扩张的心理，往往比国君本人还要强烈。例如城濮之战，就是楚成王不想与晋国作战，而楚军的统帅子玉却迫不及待，对已经退避三舍的晋军步步进逼[61]。所以，“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结果，很可能是把楚国最想北伐的一批人，调转到南方去了。战国时楚国失去了迅猛的北上势头，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当然，进入战国时代，中原的小国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列国要扩张疆域，除了彼此攻战外，向未开发地区发展也是共同的趋势。但楚国所面临的情形，也与其余各国大不相同。

韩、魏被压缩在富庶但窄小的地带上，只能从其他大国那里虎口夺食，“广虚之地”与它们无缘。齐国东临大海，有点蓝色文明的气质，幻想一下有长生不死之药的海外仙山的神话故事还可以，但要说建立海外殖民地什么的，那就是空想了。

燕国可以往朝鲜发展，事实上一个叫卫满的燕国人，就当了朝鲜国王。但这对战国的国际形势，也是没什么影响的。赵国一则是灭了中山国，一则是它的代地，北接匈奴。赵武灵王从胡人那里学得了胡服骑射的法子，赵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但胡地沙卤，秋冬甚寒，春夏甚风，那里的土地，对赵国并没什么意义。

拓展空间比较大的，楚以外只有秦国。秦在穆公时代已经“灭国二十，遂霸西戎”，再往西去，除了还有一个义渠戎之外，就得经河茜走廊，远通西域了。统一的汉朝控制西域都很艰难，所以秦对向西方发展的兴趣并不大[62]，但秦国向南，则有四川盆地的蜀国。

蜀地号称天府，既是粮仓，又矿产丰富，对虎狼之秦来说，无疑是一只诱人的羔羊。但这也无法跟楚国相比，楚国要往“广虚之地”发展，才真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向东，楚国取得了吴地，向南，楚国进入湖南后，南下的势头并未就此停止，楚顷襄王时，一个将军庄蹻，甚至一路打到了云南滇池。

当时的说客谈论各国的领土面积，所举的数据当然很粗略，但是国境的大小比例，还是大致可以从这里看出来的。燕、赵、齐都是“地方二千余里”，韩国是“地方九百里”，魏国是“地方千里”，唯独提到楚国，却是一张嘴就说“地方五千余里”。但土地如此广袤，反而成了楚国的一个软肋。

秦国取得巴蜀，这块土地大小适中，秦很快就把它和关中连为一体，让这里变成自己的一个重要粮仓。而楚国新获得的土地太多太大，却很自然地导致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要把这些丰饶但从未开发过的土地变得可资利用，别的不说，首先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而楚国人显然不够多[63]，就是全力以赴生孩子，这也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何况当时生活在南方，男人还特别容易短命，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而贵族们又是被国君强迫离开自己已经高度发达的封地而跑到南方去开发的，对此不能不有很大的怨气，他们在新地盘取得一些进展后，分裂独立的倾向，就会萌生出来。

和平时期还好，一旦再受到外部冲击，中央控制力又有所减弱，这个本来暗藏在心底的意图就会变成事实。后来果然，楚国对外战争连续失败，在这种情势下，“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楚国就崩盘了。

第七章 赵国的两张面孔

三家分晋时，赵大概吃了点儿亏，所以虽然本来是晋的首卿，但在战国初期却毫不起眼。赵国的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它压力很大：夹在秦、齐两大国之间，北方面临胡人的侵扰，在赵的疆城内，又有个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中山国说不上有多强，但也着实不弱，对赵而言，是所谓心腹之患。

赵国的崛起，是因为赵武灵王。中原诸夏本来都习惯车战，但这种战法，只适合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拿到山西山区，就不免水土不服。所以早在春秋中期，晋国就已经大力发展所谓徒兵，即各类步兵兵种。

到赵武灵王的时代，赵国就又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法子。和学习骑射同时进行的，是推广胡服。为什么要穿胡人的衣服，一般解释是：既然要骑马，穿裙子是不方便的，诸夏的传统服装上衣下裳，裳其实就是裙子。而宽袍大袖随风飘逸看起来固然潇洒，但不利于做动作，所以这些也都得跟着改。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说法是这标志着中国骑兵的出现，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骑兵的出现不可能这么晚，因此对胡服骑射的军事意义和内涵，有许多其他的解释，此处不论，总之在这之后，赵军的战斗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于是，中山国被赵武灵王灭了，赵国的领土，向北疆的胡地一再开拓。尤其为人称道的是，赵武灵王有一个极具创意的攻打秦国的思路：不必千辛万苦跟秦国在函谷关死磕，而可以取道云中、九原，直接南下进攻咸阳。

这个构想，赵武灵王自己不曾有机会真练上一回，但后来却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匈奴人就往往采用这条进兵路线，秦始皇修建工程浩大的直道，从甘泉宫到九原郡，堑山理谷，千八百里，就是为了防御这种攻势。

谥法上说，“威强敌德曰武”，以上是赵武灵王谥号中有一个“武”字的原因。但“灵”则不是个好字眼，“乱而不损曰灵”，这是说赵武灵王惹了乱子，但所幸对赵国国力并没有造成重大影响。

赵武灵王有一个大儿子赵章（史书上也称为公子章），后来宠爱一个美女吴娃，又生了一个小儿子赵何。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传位给赵何，也就是赵惠文王。赵武灵王自称主父，然后跑到代地去，专心开拓疆土。

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看大儿子向做了国君的弟弟朝拜，又感到于心不忍，便想把赵国分成两部分。也就是说，把赵国的代地独立出去，让赵章在那里当王。当然，这个构想和从云中郡打秦国一样，也没有实行。

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父子三人一起去沙丘的别宫游玩，于是发生了政变。《史记》说，赵章想谋杀弟弟，结果反而被赵国贵族李兑和公子成所杀。这二位害怕赵武灵王为长子报仇，就趁势把他的住处包围，不让他出来，也不给他吃的。最后，英雄半生的赵武灵王被关了整整一百多天，终于活活饿死了。

从历史渊源上说，秦国和赵国关系比较亲近。上溯到商纣时代，两国国君的家族，就能找到共同的父亲（其余国家之间，往往得上溯到半神话性质的五帝时代）。据《史记•秦本纪》最后司马迁的议论：秦国的老祖宗诚然是姓嬴，但以下分出来的各支派，却是赵氏最先牛起来的，因此秦国国君也觌着脸，很想姓赵[64]。汉朝人写文章，说到秦始皇还经常“赵政、赵政”地叫，就是这个缘故。

众所周知，从血缘上讲，秦国的戎狄成分是很高的，那么赵人身体里戎狄的血，当然也少不了。但中原诸夏，对赵却没有什么文化上的攻击，这自然是因为赵的风俗已经华夏化了。赵的都城邯郸，不但是冶铁中心，也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唯一一个大型商业都市。不妨引用《史记•货殖列传》里关于赵地风俗的一段：

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玷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司马迁说，赵国投机者多，奢侈品多，男人往往是流氓阿飞，抢劫和盗墓是家常便饭。女子们则从事娱乐业，擅长音乐和舞蹈，喜欢傍大款或高官。所以，各国君主的后宫里，都有赵国女人。

这一点，在其他书里，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李斯《谏逐客书》里，特别提到秦王的后宫里面有“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随俗雅化”，是说她们能根据时尚的潮流，精致地给自己化妆；“佳冶窈窕”则是特别强调了身材好，这大概跟爱穿高跟鞋（跕屣）有关。而正因为邯郸人行动时姿态高贵，所以有外地人专门来这里学习走路，就有了“邯郸学步”的掌故。

照这个说法，赵国是一个相当淫糜腐化的地方。大概高度城市化之后，社会上总难免出现诸如此类的弊病。此类现象该算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还是不可宽恕的堕落，这里不讨论，问题是，这样的环境氛围，通常很难孕育出好士兵，那战国后期唯一能跟秦军正面抗衡的强大赵军，究竟是哪里来的？答案大体明确：赵军强在骑兵，骑兵来自代地。

代地的范围，大体是今天霍山以北的山西北部，以及其附近河北、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代是赵国领土，但赵国人自己对这块土地，好像不大有认同感，觉得你也配姓赵，不把这里当作赵国的一部分[65]。后来秦楚之际，项羽做西楚霸王，分封天下诸侯，把原来的赵王改封为代王，大家就都觉得这也太欺负人了。项羽失人心，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不认同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里仍然高度胡人化，和作为典型的中原文明一部分的赵国，整体氛围有点不搭。《货殖列传》里，也是把邯郸周围地区才称为“赵”，而把“代”单独另算，不过是“其谣俗犹有赵之风”而已。

这里本来有一个狄人建立的代国，因此代地的象征，是一只翟犬[66]。三家分晋之前，赵襄子用欺诈手段，把代国灭了。赵襄子的姐姐嫁给了代王，于是襄子请代王吃饭。他命令厨子们把舀水用的铜科的柄加长，变得可以当武器使用，进献食物时奋力一击，就把代王杀死了。然后赵军大举进攻，灭了代国。

代是穷地方，本地的农业和商业都微不足道。这里的优势，一个是剽悍的民风，一个是优良的马场。当时马镜还没有发明，但马在战争中已经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秦军令人闻风丧胆，战马的优势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秦先祖本是周天子的牧马人出身，当初能弄到大夫的地位，就是因为马养得好。秦国的战马，号称是“探前跌后，其蹄间三寻”,就是说马后腿一蹬，就出去两丈多。其余国家没法在这一点上和秦军抗衡，但赵国拥有代地，也就成了例外。

代地已经迫近北方的大漠，所以时常受到胡人的侵扰。当地百姓为了生存，自然就养成骁勇善战的性格。一般说来，老百姓总是比较务实的，趋利避害而已，对胡人军事上的长处，不会拒绝学习。赵武灵王要胡服骑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创意，而是到了代地考察之后，才提出的改革规划。大概，穿胡服而跨马弯弓，在这里早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理解赵武灵王推广胡服，则他的有些作为是很奇怪的。比如他坚决要求宗室大臣们穿胡服出席朝会之类的正式场合，就似乎毫无必要。第一，仅为作战，士兵穿胡服足矣，贵族不一定都要穿；第二，即使要贵族穿胡服，戎装改为胡服也就可以了，各类礼服仍大可保持传统样式。这样变革的阻力，也就可以小很多。那么，赵武灵王为什么要选择一种把阻力最大化的方式？

《战国策》里，赵武灵王和赵国宗室群臣辩论是否该穿胡服的内容连篇累牍，照例，基本上都是伦理学层面的探讨，所以柏杨先生翻译《资治通鉴》翻译到这里，忍不住大发感慨：“利益这么明显的一件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使中国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使中国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柏杨以写《丑陋的中国人》知名，但我觉得他这里的说法，对中国的国民性，真是怀有极大的善意。似乎中国有很多坚持传统的理想主义者，可以不问利害，死守过去。其实至少赵武灵王的这一次变革，伤害谁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赵地区和代地区尽管同属赵国，但实际上构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圈。贵族们当然集中在邯郸，本来他们在赵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胡服骑射，则必须完全以代地为基础。战马都在代地，要把邯郸步态优美的舞蹈家改造成罗圈腿的骑兵，也远不如训练从小和马打交道的代地人来得方便。更何况，赵武灵王有意直接引用胡人为自己作战[67]，也只有在代地，联络、吸纳胡人武装才较为方便。

要贵族穿胡服，是要他们对代地的重要性表示认可。但是，代与邯郸就好像天平的两端，代这一端上升，邯郸则不得不下降。然后，代地与邯郸之争，大概也可看作王权与贵族权力之争。

赵武灵王少年即位，史称其时他“未能听政”，则那时赵国的政治权力，显然掌握在宗室贵戚们的手里，后来赵武灵王虽然年长，但行动决策仍然要受到贵族的诸多限制。只有在贵族势力薄弱的代地，他才能获得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力量。提升代地的地位，当然也是王权扩张的表现。

大抵，代地的力量团结在赵武灵王本人周围，我们可以称之为“代党”或者“保王党”;邯郸则是贵族派的大本营，那里活跃的是“赵党”或者叫“共和党”（“周召共和”意义上的共和）。

赵武灵王在位的前十六年，赵国无所作为，在秦的攻势下连连失败。这种充满危机的局势，使得赵国君臣同时感到加强军事实力的必要。在这种情势下，贵族们愿意做出一定让步，保王党、共和党可以通力合作。一旦国势稍振，冲突则不可避免。最能体现这种态度转变的，大约是公子成[68]。此人显然也忧心赵国的危局，所以在骑射强兵、洗雪国耻的说辞下，选择了接受胡服，但最终沙丘之变时，他却又成了杀死赵武灵王的凶手之一。

照《史记》的描述，赵武灵王之死，是因为废长立幼而引发的政变，这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剧情，似乎犯不着多说。但考察此事的前因后果，也有较使人惊讶的地方：

第一，赵武灵王宠爱小儿子，不是先立他为太子，而是一步到位让他当了赵王；第二，赵武灵王为了平衡两个儿子的关系，竟然想出了一个把赵国一分为二的办法。赵武灵王也算是一代英主，就算老来昏聩[69]，何以竟想出这么一个自杀式的方案？

司马迁谈到赵武灵王在两个儿子之间的态度摇摆，有过如下的概括：

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新得一个美女，君王从此不早朝或几年不出门，情理上自然是可以说通的。但问题是，这么评价赵武灵王，却与《史记》自己所提供的事实不符。看《赵世家》：

赵武灵王十六年（公元前310年），他娶了这位吴娃。

十七年（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离开邯郸，去考察齐国和中山国的形势。

十八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死了，赵武灵王派人去接了当时还在燕国做人质的秦昭襄王，护送他回国登基。这是很高明的外交策略，因为赵要专心消灭中山和开拓北疆，必须保持和秦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然自保不暇，哪里来的余力扩张？

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开始胡服骑射的改革。

二十年（公元前306年），一边派人巩固和秦、韩、楚、魏、齐五大国的关系，一边招募胡人的军队，大力攻打中山国。

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到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持续不断地对中山发动猛攻。这期间的二十五年（公元前301年），吴娃死，而赵武灵王用兵的势头仍在继续，似乎连伤心的工夫都没容出来。

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赵何，自己做赵主父，专心经营代地去了。

这位吴娃夫人生育的儿女不少[70]，受宠大概是事实，但其魅力显然远不能和强国强兵的诱惑相提并论。赵武灵王不但没有为她“数岁不出”，反而是该干吗干吗，一点没耽搁。传位给赵何，是吴娃死后两年多的事，这跟“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云云，更是自相矛盾。

英雄为美人误了江山的故事，老百姓喜欢，觉得这里面有“人性”。可惜，要在政治家身上找这种“人性”，结果往往是失望，上述两个问题，也许还是应该从代地和邯郸的矛盾来理解。

赵武灵王当然最看重代地。胡服骑射，完全就是一个代地战略。他的长子赵章，也是代党。对中山国发动进攻时，赵章统帅中军主力，与代地、胡人的军队，有协同作战的经历。灭中山后，他的封地在代，赵武灵王后来又想让他做代王，照情理论，他在代地应该本来就有较深厚的基础。

而赵何即位时，年纪最大也大不过十岁，还没有决策能力，而且一个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小孩子，他爱繁华的邯郸应该会胜过寒苦的代地。尽管赵武灵王给他安排了一个穿胡服的老师，但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通常是敌不过孩子的生活环境的。从赵国宗室贵族的角度出发，他们会觉得赵何是一个更符合自己需要的赵王。

中国历史上，皇帝退位当太上皇的例子，也颇有一些。其中著名的如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这几例，都不是心甘情愿的。赵武灵王和他们未必无可类比之处。传位给幼子，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赵国的贵族派还占上风，这是赵武灵王对反对力量做出的让步。

当然，贵族派也不会无视代地的军事意义，所以不为已甚，赵武灵王既然退位，就没有进一步限制他的行动。成了赵主父的赵武灵王，也许反而拥有了更多自由（他曾经亲自到秦国考察，并以使者身份见了秦昭襄王一回，如果他还是赵国国君，就很难想象能这么干），可以更加全力以赴地经营他的代地战略。

接下来的三年里，代地战略完全取得成功。赵武灵王得到了胡人同盟，军事实力更加强大，多年来顽强抵抗的中山国终于被灭，代地和赵地之间畅通无阻。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赵武灵王不可能继续原先的让步姿态，代党和赵党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就很难维持，矛盾更加无可回避。那个要把赵国分割为赵国和代国的构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当然，这意味着赵失去了代的军事屏障，代失去了赵的经济基础，绝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所以，在赵武灵王，是这个计划“计未决而辍”;在公子章，是想杀死赵王，全面由代党掌权而自己即位；在李兑、公子成等贵族们，则是要置赵武灵王和公子章于死地，仍然维护邯郸贵族派的主导地位。

于是就有了沙丘宫的那场政变。结果是贵族派获胜，政变策划人之一的李兑，后来更是长期在赵国专权，也许可以推测，司马迁所依据的赵国史料里[71]，这段历史是按照李兑的意愿来写的。所以赵武灵王不得不晚年昏聩，公子章不得不“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而李兑、公子成的所作所为，则不得不被誉为“灭其党贼而定王室”了。

赵武灵王之后，赵国直到灭亡，再不曾出现一个强势的国君，保王与共和之争，是不再有了，但代地与赵地的矛盾，仍不免继续存在。其表现，就是邯郸城里的赵国君臣，对代地的名将往往不能信任。

秦王政即位之后，秦国愈益强大，六国愈益衰弱，这个时候，李牧将军看来几乎是赵国乃至所有山东六国最后的希望。秦军的攻势犹如惊涛骇浪，李牧指挥的赵军，则像一块矗立的礁岩。多少次，礁岩似乎已经被风浪吞没，但终于，它还是顽强地露出了水面。当然，谁都知道，再坚固的礁石也有被摧毁的那一天。但，总可以指望它坚持得更久一些。

赵王迁七年（公元前228年），秦国名将王翦率领大军直下井陉，扑向邯郸。李牧率军迎战，眼看即将出现的是战国末期最耀眼的两位将星的对决。然而这时，赵王迁像一个脑残一样，轻易相信了秦国的反间，认为李牧谋反，派人将之处死。于是赵军迅速崩溃，赵国灭亡。

当然，朝廷与军方的矛盾，自来难以避免，但地缘因素，确实也不能小视。《史记》介绍李牧的第一句话：李牧，是赵国北方边境上的良将，常年生活在代地的雁门。

第八章 齐国往事不如烟[72]

国君姓田以后的齐国，往往也被称为田齐。

西汉末，王莽就自称是末代田齐国君田建的后代。于是往上数：取代姜太公的后代之前，田氏本是齐国的大夫；而跑到齐国来做大夫的田氏始祖田完[73]，则本是陈国的公子；陈国是小国，但往上追溯，老祖宗却着实是个奢遮[74]人物，乃是大名鼎鼎的圣君兼孝子舜；而舜，又是黄帝之后。

于是，王莽也就是黄帝之后了。顾颉刚先生评价王莽的这段家谱：陈侯、齐王，仅是诸侯，没什么大关系；至黄帝与舜，则都是有天下的。王莽为两代圣帝的子孙，甚足引为自己的光宠也。

其实，王莽认祖宗认到田齐，还是颇有点关系的，更见得这个家族祖祖辈辈都是用和平手段，接手人家政权的。这也是在为王莽自己当皇帝找历史依据造舆论[75]。

看王莽篡汉和田氏代齐所用的手法，很多地方他们也真像是一家人。

第一个策略是低调。汉成帝以来，外戚王氏专权好多年，王莽年轻时在王家子弟里，正是以谦冲下己、生活俭朴、遵纪守法著称的。田氏家族在齐桓公时代迁到齐国来，早年也绝不显山露水。齐国倒没有像晋国这样刻意打击公族，国、高、崔这几家有权有势的大夫，祖辈论起来，也都是姓姜的[76]。这几大家族都有专权的经验，但他们一个个飞扬跋扈，结果是全败俱伤，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田氏很自然地就顶上了。

然后是结交士人。王莽本身好读书，更看重跟儒生们的交往，他把自己的车马、衣物、皮裘周济给门下宾客，自己却家无余财，于是天下士人都说王莽的好话，到最后于王莽当皇帝的事，他们显得比王莽自己还着急。田氏对士人有多好，也有些故事到处流传：

比如往外借粮食时用大斗量，人家还的时候却用小斗。

比如杀一头牛，自己只取两豆肉[77]，别的，士人们分。

最夸张的是，据说为了吸引人才，田成子选了好多高挑的美女，然后把自己家后院大门打开，欢迎你来，那意思是，你看上我们家哪个女人，就让她陪你睡罢。结果到田成子去世时，他家光是小男孩就生了七十多个。

这条是《史记》记下来的，后来学者好多人怀疑，觉得这也未免太夸张了。但其实按那时齐国的风俗，这倒也未必不可能是事实。王莽也在女人上面做过文章，不过西汉末风气没这么开放，故事就很不刺激了：王莽曾私下买了一个婢女，别人都奇怪他这么保守的人怎么也进行这种消费。王莽辩解说：“某某将军没有儿子，从相法上看，这个女子很能生的样子。”当天就把这婢女给人奉送了过去。

结交士人的目的，一是让他们出谋划策，二来自然是让他们制造舆论——这些笔杆子动手打架不行，说话是真有人信。而所谓民意，其实很多时候也只有通过这些笔杆子来体现。至于人民自己，倒是马克思所谓的“布袋里的土豆”，无从表达自己的。

据说，为了证明王莽当皇帝的合理性，西汉末的头号学者刘歆几乎是伪造了整个中国古代史系统；而那个“田氏代齐”的谶语[78]，当然不会是田完时代早就有的（那田完到齐国就是找死），只能是田氏已经在齐国得势之后编造出来，并由士人们带头扩散传播的。

诸如此类的宣传效果，大概确实是好的。据说齐国的老百姓，对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而姜齐的末代国君齐康公，则被成功地塑造为沉湎酒色、不理朝政的典型的亡国之君形象。

大概正是因为士人们在自己登上国君宝座的征途上立的功劳很大，田家成功上位之后，就对士人们很优待，开办了社科院，发放丰厚的津贴和科研经费，让知识分子讨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士人跟国君说话，则往往很不客气。孟子见齐宣王，老爱跟他讲民贵君轻，暴君可以打倒，民心决定成败的道理，齐宣王一般就傻呵呵地听着，就算生气，也不发飙。细想起来，齐宣王之所以对这些很容忍，一方面说明了这位国君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这等于是在论证田氏取代姜氏的合理性，属于小骂大帮忙的性质[79]。

当然，有一个工作是田家人要用心做而王莽犯不着的。分裂时代，田家要把齐国国君踢开，得考虑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好在，弱国好收买，而大国的大夫们往往想干同样的事，田氏也就不难得到国外的支持。晋国好几家大夫都和他关系不错，最后，田家的诸侯地位能得到周天子认可，也多亏了魏国从中牵线。

这样，国内国外的阻力，就都排除得差不多了。所以当田氏迈出最后一步，自己当上国君的时候，相对比较风平浪静。流血当然总是少不了的，但比之三家分晋的厮杀血拼，就透出平稳过渡的范儿来了。

打头两位田齐的国君，一个谥号是齐太公，一个谥号是齐桓公[80]，这是对其前身的模仿秀。显然，姜姓齐国再也找不出第三个国君，可以和太公姜尚或桓公姜小白相提并论了。于是，田齐的第三位国君不再模仿，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称王了，这也就是齐威王。《史记》说，齐威王的时代，齐国是很强大的。“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这个说法略有夸张，但大致不离谱。齐威王四年（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十六年（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齐国两次在魏国背后捅刀子。桂陵之战后魏国国力还强，很快组织反击打败了齐国军队，但马陵一役，魏国主力却被歼灭，大将、太子或被擒，或阵亡，真正元气大伤。

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在秦、齐、楚、赵等国的围攻下，一蹶不振，失去了霸主地位。而此时变法不久的秦国，崛起势头还没有充分展现，齐国确实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

齐宣王时代，是齐国稷下之学的鼎盛期，至今文化人谈到这一段还特来劲。军事上，齐宣王也有所表现，最大的武功，就是趁燕王哙搞禅让导致国内动乱的时候[81]，五十天之内把燕国打了下来。不过之后燕国民间反齐的力量太活跃，国际社会又出面干涉，齐国只好把已经吞下去的燕国吐了出来。

齐湣王在位的前面十五年，是齐国扩张势头最猛的时候。齐湣王五年（公元前296年），齐、韩、魏三国的联军，打进了函谷关，逼得秦昭襄王割地求和。这时候，齐国的风头，是要盖过秦国的。

湣王十三年（公元前288年），秦国约齐国一起称帝。

“帝”这个称呼，本来是专指上帝、天帝，不用来称呼人间的君主，秦国想把这个称呼拿过来，体现自己的尊贵，但不敢单干，只能约齐国一起。你叫东帝，我叫西帝，咱们齐秦两国，要高其余列国一等。齐湣王起初听从了，但不久嫌这个举动过于招摇，又主动把帝号去了。秦国得了消息，赶紧也撤去帝号。

齐湣王十五年（公元前286年），是他事业的顶点，他起兵灭了宋国。但齐湣王的辉煌，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接下来上演的，就是燕昭王用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的故事。齐国首都临淄失守，湣王流亡到莒城，不久后在一次政变中被杀。

齐湣王的失败，看起来非常突然。但即使我这样一个深信历史很多时候由偶然性推动的人也坚信：这事儿不是碰巧，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温习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先说《冯谖客孟尝君》。一个叫冯谖的人，穷得养不活自己，到孟尝君门下混饭吃。一次，孟尝君要派人到自己的封地薛国去收债，冯谖便主动跟孟尝君请缨。但到了薛国之后，冯谖却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全部烧了。事后，冯谖跟孟尝君讲自己这么做的道理：“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

我出发前您跟我说：“看我家缺啥，你就买点儿啥。”我暗地里一琢磨，珍宝、名犬、宝马、美女您都有富余，就是有点儿缺德，于是我就给您投资做慈善了。

孟尝君开始还不大高兴，但不久后他被齐湣王赶出朝廷，就发现冯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他车驾距离薛地还有一百多里地，薛地的老百姓就“扶老携幼，迎君道中”。

冯谖又跟孟尝君说：“狡兔有三窟，薛地才是一窟，我再给您开挖另外两个。”于是跑到魏国去为孟尝君炒作，促使魏王要拿“金千斤，车百乘”聘请孟尝君为相。齐湣王因之感到压力，就把孟尝君迎回齐国当宰相。冯谖又跟孟尝君建议：“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

这个要求的功效何在，今天的人未必容易明白，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一来，薛就成了齐国一个都市级别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薛本来地理位置比较尴尬，它是齐国领±,但跟齐国本土之间隔着鲁国，向南却和楚国接境。楚国攻薛很容易，而齐国把薛丢掉，则完全可以只当是大树修枝，无关痛痒。有了宗庙之后，孟尝君就可以借此来要挟齐王。果然，一次楚国攻薛，孟尝君托人跟齐王暗示了一下“先君之庙在焉”，齐王就不得不立刻出兵救援了（《齐策三•孟尝君在薛》）。

由此看来，孟尝君号称经营三窟，但真正的关健，还是薛地的兴废。《史记》里更是说，到齐襄王的时候，孟尝君凭着薛地，“中立于诸侯，无所属”。就从这一点看，孟尝君和战国四公子中的其余三位，大不相同。

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并称战国四公子。而《史记》讲平原、信陵、春申三位公子的故事，对他们如何经营自己的封地，就没怎么涉及。四公子中功业最大的信陵君，今天甚至没法考证出他的封地到底在什么地方。此外，那三位公子还有些明显的共性，也是孟尝君所不具备的。

先看平原君。赵王对平原君始终信任，因此平原君也就不断对赵国发挥着或好或坏的影响。和孟尝君一样，此人生活是很腐化的，到赵国生死存亡的关头，邯郸老百姓已到炊骨易子而食的关头，他仍然“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毅，余粱肉……器物钟磬自若”。这时有人提醒他说：“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

这位请平原君掏腰包改善一下军队生活。一番话说得平原君很紧张，赶紧照办。可见他很清楚，“赵亡则胜为虏”，赵国一完，我赵胜也得跟着完。平原君的命运，是和赵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信陵君似乎在四公子中才华最大，品格最高，他一生最大的功业，是解邯郸之围和率领五国联军在河外大破秦军。而这两件事之所以能做到，前者首先是靠偷到了魏王调兵的虎符，后者则是因为魏王给了他任命。事实上，他一生起起落落，完全取决于魏王对他是否信任，不信任，他也就只能以醇酒妇人而终了。

信陵君在赵国期间，一度是想丢开魏国不管的，这时有人劝他：“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话没说完，无忌公子赶紧备车回国救魏。

楚考烈王还是太子的时候，春申君黄歇曾帮助他逃出了秦国。后来春申君能在楚国得势，这是根本原因。相楚期间，春申君日夜担忧的，也就是失去楚王的宠信，所以考烈王生不出儿子，他就忧心如焚了。《史记》所写春申君的结局，那故事诚然近于小说[82]。但下面的这番话，却着实可见其处境：

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

一旦失去楚王的庇护，他就一无所有。

总之，平原、信陵、春申三公子的权势，似乎都来自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他们的个人命运，也和自己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回头还看孟尝君，差异就显出来了。在齐国政府中被边缘化，对孟尝君有一定影响，但并非致命打击。有时候，齐国倒霉，对孟尝君来说甚至是机遇。导致齐湣王垮台，齐国几乎覆灭的那次各国联合攻齐，孟尝君很可能就是策划人之_。有此差异，当然可以从个人品德的角度去理解，但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齐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其余各国的缘故。

也许可以这么说：其余三位公子已经差不多是中央集权模式下的权臣，权力再大，对王权也有很强的依附性，跟霍光、王安石、张居正等同类；孟尝君则还有点西周旧社会里封建贵族的意味，跟郑国的共叔段、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更有可比性。

田氏代齐流血不多，但正因如此，对齐国的旧体制也就没有根本触动。齐威王以来的改革虽多，但深度是不如其余各国的，因此齐国封建贵族政体的尾巴割得最不干净。齐威王早年曾不理政事，但齐国政府照常运转，可见君主之外还有相当强势的政治力量；孟子跟齐宣王说“不得罪于巨室”，大概也不是空谈，齐国确实还比较多独立于君主权力之外的大贵族，这一点在诸侯亡秦、楚汉相争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那时齐地最强大的势力，是田脩、田荣、田横兄弟这一伙，他们是田齐的宗室，跟齐王的关系却已经比较疏远。项羽想扶植末代齐王田建的后人跟他们对抗，但完全不是对手。

战国时代，齐国是唯一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国家[83]，而有一个所谓的五都制。临淄固然是首都，但此外还有平陆、高唐、即墨、莒四个都城。五都制的情形今天无法考据得很清楚，大概，比之封建制属于集权，较之郡县制则该算分权，可以认为是封建和郡县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齐国国内政治体制旧，齐国的对外政策，思维大体也陈旧。

鲁仲连讲过齐威王的一件轶事：“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簿之臣因齐后至，则斮。’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

齐威王率领天下诸侯去朝见周天子，这显然是在模仿齐桓公。可惜周王室实在太不识趣，已经沦落到“贫且微”的境地，威风却大。周烈王去世,齐国奔丧去晚了，新即位的周显王大怒，派了个使者到齐国去报丧：“天崩地陷，天子守丧睡在草席上。东方藩国的臣子田因齐（齐威王的名字）迟到了，应该砍头！”齐威王没想到竟得了这待遇，于是他骂了句粗话（“而母婢”者，你妈妈是婢女的意思）。

于是整件事，就给弄成了一个笑话。

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后人仗着距离感，在大局观上很容易占便宜），就算齐威王和周王室相处融洽，对齐国的发展也不会有多大的积极效果。毕竟，战国时代的格局，与春秋时已经完全两样，天子残存的威信也消耗殆尽。就是说，这事儿即使没有像这样当场弄成笑话，早晚也是个笑话。但齐王学习齐桓公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威王去世，儿子仍然继承父亲的遗志。孟子见齐宣王，齐宣王开口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所谓齐桓、晋文之事，当然还是要尊奉天子，称霸诸侯。而所谓称霸诸侯者，也就是怎么当诸侯当中的老大，让各国都崇拜、追随你。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国家都还存在，并没有变成齐国领土的一部分。

对这个问题，孟子没直接回答，反而东拉西扯说些琐事，调动齐宣王的情绪。俩人聊得入港，孟子开始猜测齐宣王的“大欲”，也就是人生目标是什么：“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这个推测，齐宣王是默认了的。那么，注意“朝秦楚”三个字，齐宣王希望做到秦王、楚王都来朝见自己，但是把秦国、楚国给灭了，他也没想到。

总而言之，就是齐宣王脑子里，还没有扫平六国、统一天下这根弦儿。争霸战争的思路和兼并统一战争的思路，战略步骤完全相反。统一是远交近攻，先把邻近国家吃掉再说，慢慢再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争霸却是远攻近交，我要保障和我同盟的国家（往往也就是周边国家）的安全，不但我不打它，而且不让远处的国家打它[84]。

《史记》当中，很少写到齐国吞灭小国的行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齐国史给秦始皇烧了，这方面的记录都找不到了。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恐怕还是此类动作，齐国确实做得不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楚国给秦国打得仓皇向东逃窜，逃亡途中，顺手把鲁国灭了。鲁国就在齐国的家门口，以齐的实力，灭鲁是举手之劳，齐国要是稍微动点儿类似的心思，哪里还轮得到楚国动手？

从这一点上说，孟子这位以“迂阔不达世情”著称的老先生，却是把大趋势看得很准的。人家问他天下怎么才能安定，他说“定于一”，就是统一了才能安定。孟子讲怎么统一的那些方案再不靠谱，至少大方向符合历史潮流。孟子迂腐，迂在手段；齐宣王迂腐，却迂在目标。

齐宣王时代，齐国对外最大的攻势，就是吞并了燕国。

《史记•燕世家》说，灭燕正是孟子的建议：“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85]

齐国倘想积极对外扩张，齐军的战斗力也是一个问题。尽管齐国人为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贡献了两部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但真打起仗来，齐军常常并不被人看好。

孙膑、庞涓斗法的时候，孙膑谈到齐、魏军队的对比：“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他们赵魏韩的军队素来悍勇，瞧不上咱们齐国，胆小是咱齐军的名片。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普遍观点，孙膑才“因其势而利导之”，采用了一条减灶之计，庞涓就果然上当了。齐军的胜利，胜在统帅大局观更好，战略调度得宜，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地点和时机进行决战。一旦这些要素凑不齐，战局就完全可能改观。

到战国末，荀子对齐国军队的评价更低：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锚金，无本赏矣。是事（指战事）小敌毳则偷（勉强的意思）可用也，事大敌坚则焉涣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

齐国的主力军叫“技击”，技是材力的意思，所谓技击，也就是能靠自己的勇猛击杀敌人的人。对技击的奖励措施是，砍下一颗敌人的脑袋，则赏赐八两（锚是八两）金子，如果没有这颗人头，即使获胜，也没有奖金（所谓“无本赏”）。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可以想象，齐军当中一定个人英雄主义之风盛行，而要讲究整体协同作战，就很难了。齐国的民风，本来也就是如此，司马迁也说，齐国人当兵不行，当杀手合适（“怯于众斗，勇于持刺”）。

于是荀子推论说，像这样的军队，战争规模小，敌人实力弱，那还能凑合着用，一旦碰到大战劲敌，马上瓦解，战士们就像飞鸟一样，无凭无靠。这是会导致亡国的军队，再没比这更弱的军队了，用齐兵，和随便拉点儿没受过战争训练的人打仗也没什么区别。

当然也不乏说齐军好话的，《苏秦列传》里，讲了这么一段：

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这话不一定真是苏秦说的，但那也是比较了解齐国国情的人编出来的。话的内容是夸，但其实一加辨析，也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所谓“五家之兵”，就是说齐国五都的军队。五都各有自己的军队，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统一指挥调度上来说，这显然只能说是一个弱点。

“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云云的华丽形容，都是空话，不能太当回事。但话里所指出的齐军从未背对泰山，渡过清河，远涉渤海的事实，却值得重视。这隐然是说，齐军的战斗力，缺乏实战检验。

再往下又夸说临淄富庶，很容易组织起一支超过二十万人的大军。但这句和接下来描述临淄人生活状态的内容放在一起，却反而引人担忧。临淄人爱音乐，爱宠物，爱赌钱，爱体育，生活如此美好，娱乐如此丰富，幸福指数大约很高。但这样的人当兵，其实恰恰是兵家所忌。唐朝安史之乱时，封常清的部队在叛军面前溃败，带的就是这种兵。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写《纪效新书》，更明确提出，征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便者是也”，他甚而进一步说，这样的人当兵，韩信、白起也是带不好的。

所以，苏秦这段夸齐军的话，某种意义上倒正是证明了荀子说的齐军“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的论断。

但是，苏秦夸齐军善战，固然透着论据薄弱，夸齐国富庶，却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某种意义上说，军队战斗力不那么可观，倒可能正是富庶的后果，所谓“死于安乐”是也。毕竟，冷兵器时代，军事水准和经济发展水平或文明程度，最没关联。

苏秦说临淄的人口是七万户，过去学者都以为是策士浮夸，这个数据不足信。但通过对齐临淄城遗址的考察，则可以确信这个城审容纳这么多人口，完全没有问题。以经济实力来说，齐国极可能是七国第一。虽然史书上并无战国时各国GDP的统计数据，但是可以由西汉时的情形逆推。

汉武帝时，“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汉书•高五王传》中主父偃语），相比之下，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西汉人口高峰期，长安人口也不过八万多户。战国时，临淄和咸阳都是大国的首都，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而到了汉代，临淄政治上的重要性显然一落千丈，而且不论是秦还是西汉，都曾通过政治手段，多次大规模强制向关中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关中的首都仍比不上临淄富庶，则战国时差距只有更大。

论农，齐地号称是“膏壤千里”;论工商，齐既收鱼盐之利，又有极为发达的冶铁和纺织工业。齐地的盐官几乎占汉代全国的三分之一，工官占四分之一，铁官也近五分之一。这里面极大部分，都应该是战国时即已经在运作了的。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盐铁工服之官，在秦国的故土（不含巴蜀）上，一个也没有。

大抵，齐国经济水平高是事实，但社会、政治体制比较陈旧也是事实；就是说旧体制并没有构成齐国发展经济的阻碍，反而，它是君权无限膨胀的阻碍。

战国时代，君权大踏步扩张是事实。但君权扩张必须要借助士阶层的力量，这股力量，也并非从头到尾都在君主的掌控之中。至少在齐国，有时它似乎脱轨，甚至看起来有点反客为主。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有名。稷下是临淄城一个城门的名字，齐王在这里办学宫，本来政治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学者们对国家政策有所建言。但到了齐宣王时代，学宫就看不出什么政策导向了。

这里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务虚，很多观点，已经只有思想或学术上的价值，其思辨水准所达到的高度，有的至今还令人惊讶；但要说到怎么解决当时实际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恐怕已经并没什么用了。但齐宣王对此显然并不介意，相反，他还由得这些士人们在自己面前恣意嚣张。这一点，看《孟子》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孟子其实还不算最极端的，看一个例子：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齐宣王召见颜斶，说：“颜斶，你过来。”颜斶回答：“王，你过来。”齐宣王不高兴了，他身边人就对颜斶说：“咱们大王是君主，你是臣下。大王喊你过来那是理所当然的，你也这么来，那怎么行？”颜斶说：“你喊我过去我就过去，那是我颜斶趋炎附势；我喊你过来你就过来，那是你齐王礼贤下士。与其我趋炎附势，不如你礼贤下士！”齐宣王脸色变了，火了：“是我们当君主的了不起，还是你们士人了不起啊？”

颜斶说：“当然是士人尊贵，君主都很贱。”原话是“王者不贵”，不贵当然也就是贱。齐宣王问：“有说乎？”齐宣王真是好脾气，人家已经骂他贱了，他没有直接把人叉出去丢鼎里烹了，反而向颜斶讨说法。这一问，大概也算是当时君主的口头禅，但比较严厉点的，则会说“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颜斶回答：“想当年，秦国打到齐国来的时候，先发了一道令：’谁伤了柳下惠墓地周围五十步以内的植物的，死罪！’又下了一道令：’拿到齐王人头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可见，一个活着的王的人头，根本不如一个死去的士的坟头。”颜斶敢跟齐王这么横，有他个性的原因，但首先得有齐国的社会风气给他打底。

《战国策•齐策四》里有个极有名的故事：齐王的使者到赵国去见当权的赵威后，赵威后问了三个问题：“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齐国今年收成好么？老百姓情绪稳定么？齐王身体好么？

使者听了不高兴，觉得赵威后应该先问齐王，再问其他。于是赵威后就讲了一番民本君末的道理。这个故事有名，主要就为了这一点。赵威后接下来还问了一串问题，涉及四个齐国人。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更关健：

齐有处士曰锤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琪，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

於陵子仲（应为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第一位叫锤离子，第二位叫叶阳子，这两个都是“处士”，就是不出来做官的士人，他们都为改善社会的福利保障做了很多工作。赵威后觉得，齐国政府一直没有把这样的人吸纳进官僚体系里来，是不对的。

第三位“北宫之女婴儿子”（北宫是姓，为啥叫“婴儿子”，注家说的也都是揣测之辞，咱们不管了），这是个老处女，为了孝养爸妈不嫁人。赵威后觉得这也是一正面典型，应该赐给她朝命，有了朝命就可以上朝面见君王，也就是所谓“命妇”。

传统评价，当然也都称赞赵威后问得好。但其实这是习惯于在威权政府统治下生活的人的思维。赵威后提问时,特别强调了“至今”二字，可见锤离子、叶阳子、婴儿子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齐国政府对他们固然没有奖掖，但自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允许他们这么选择，他们的名声能传到赵国来，可见美誉度还相当高。也就是说，齐国社会力量比较强大活跃，很多事情靠民间人士就能够做。所以对赵威后的问题完全可以反过来理解：齐国政府对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比较宽容，而赵威后更喜欢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想把什么都纳入到政府渠道里来。

上面三位，虽系民间人士，但行为倒也符合主流价值观。但赵威后问到的第四位於陵仲子，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个人，也就是《孟子》里提到的陈仲。他家在於陵，所以叫於陵仲子。陈仲是齐国的大贵族，他哥哥在齐国政府里当官，薪水高得惊人（“禄万钟”），但陈仲以为如果是当官所得，则钱不是好来的钱，地不是干净的地（“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于是和哥哥分家，靠自己打草鞋换口饭吃。赵威后说他“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显然就是指这件事。

陈仲的草鞋大概卖得不好，因此经常挨饿。有一次饿得头昏眼花，抓过井栏上一个已经被金龟子啃掉一半的果子吃下，才恢复一点知觉。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轻易可以获得高官厚禄的人主动选择这样一种生活，也很自然就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人们都相信，如果不合于道义，就是把整个齐国送给陈仲，他也不会接受。齐国名将匡章，也称道陈仲真是一个“廉士”。

当然，齐国也有看陈仲不顺眼的人，孟子就认为陈仲的美德实属“蚓操”，就是蚯蚓的美德，非大众所能实行。但挖苦归挖苦，也只是以个人身份表达一下不同的价值观。孟子虽以齐国客卿之尊，却绝没有想过动用政治力量让陈仲消失。对陈仲这样的人，齐国官方显然采取的是不干涉态度[86]，反而是赵威后一个外国的当权派，见不得国家管不到的地方有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人存在，发出“何为至今不杀乎”的恨恨声。

陈仲自甘贫苦的人生选择，未必有多少齐国人真能接受。但最杰出的士犯不着仰视君主，在齐国知识阶层里面，却似乎是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以君主的老师自居的（孟子是典型），固然持这种主张；给君主做臣下的，也承认那些昂起高傲的头的士人们层次更高。孟尝君派人见秦昭襄王，秦昭襄王表示对孟尝君瞧不上。这位使者就说，孟尝君地盘虽小，但他那儿有人才，您这儿却没有。然后他说：

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不惭为人主，不得意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七人。（《吕氏春秋•季冬纪•不侵》）

孟尝君那里最牛的三位，他们做人的原则是：不给天子做臣子，不跟诸侯交朋友。混出来了坦然当国君，混不出来也不肯当臣子。次一等的有五位：治理国家可以当管仲、商鞅的老师，讲的都是大道理，听说了该做的就一定会去做。辅佐谁，就令其成就霸王的事业。再差就是像我这样的，有七位：作为使者而遭到大国君主的侮辱，那就回去抹脖子，一定要把自己的血溅到这位国君的衣服上（意思是我要跟你玩命）。

这事儿照例难说是事实，但大致可以认为，它说明了齐国人心目中不同层次的士都是什么样的。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向秦始皇提议焚书，阐述焚书的必要性时说：“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这番话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齐鲁地区的人来的。因为只有这里私学最发达，而跟国君唱反调的风气也最盛。更具体地说，焚书的导火索是博士淳于越提议封建，而淳于越，就是一个齐国人。

不单后来的秦始皇受不了齐国人，齐湣王也受不了。湣王的脾气，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一样。齐威王是把握大局，相时而动；齐宣王是爱听忽悠，多说少动；齐湣王是有事没事，反正要动。

湣王即位之后，几乎没一年消停。齐国不断对外出击，虽然战争大多获胜，但国力也不免消耗很大，所谓“蓄积散”，“民憔瘁，士罢弊”。而在这些战争当中，齐国的所得却非常有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湣王五年（公元前296年），齐带领韩、魏两国出兵攻秦的远征。大战持续三年，到底做到了迫使秦国低头。这战绩是很彪炳了，但秦国所割的地，或者归韩国，或是给魏国，齐国自身有何所得，至少史书上不曾有记录。在这种情势下，满怀雄心壮志的齐湣王大概不得不痛感本国政治体制之陈旧，对外战略之不合时宜，以及技击武装之不堪大用。所以，湣王也要深化改革了。

韩非子讲过一个故事：“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滥竽充数的典故，谁都知道。其是寓言而非事实，大概也没有疑问，但韩非子把两个背景人物设定为齐宣王和齐湣王，却大有深意。

齐宣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喜欢“文学游说之士”。他在位期间：

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齐世家》）

齐湣王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士人的议论不感兴趣。给他提意见他不爱听，不顺耳了，他可真杀人。他在位期间，齐国确实有大批士人外逃：

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即上引《田世家》中提到的接予）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即荀子）适楚。（《盐铁论•论儒》）

所以，韩非子是在拿南郭处士比哪些人，实在是再清楚不过的。思想再高，学问再好，不能对富国强兵有所贡献，那也只能叫滥竽充数。

要处理的当然不仅是文化人，《战国策•齐策六》说：

齐负郭之民（靠着外郭城搭屋子住的棚户，指贫民）有狐晅者，正议，闵王斮（斫的异体字）之檀衢（衢是指四通八达的大路，檀衢应该是临淄城内的路名，在闹市区行刑以取得警示效果，这是天朝历来的传统），百姓不附；齐孙室（孙室即公孙之室，也就是宗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87]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

杀民意代表，杀宗室贵族（另外，齐湣王把孟尝君赶走，其性质也是打击宗室贵族），杀军方宿将，齐湣王开足了杀戒。后来的论者照例把这当作他失败的因由。这话不错，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还应该指出，齐湣王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和商鞅变法的思路是一样的。

区别只是：秦国本身野蛮，军国主义的变法就比较容易取得成功；齐国文明程度较高，君主想骤然集权，反而引起巨大的离心力。后来敌国的大军一来，齐国的七十余城望风而下，与这种离心力不能不说有巨大的关联。

当然，仅就技术环节论，齐湣王的扩张战略，失策也很明显。可以拿秦国对比。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一百多年时间里，秦军不断出击，但除了僻处西南谁也不去关心的巴蜀，秦国多年来也并没有消灭哪个大国。

《韩非子•初见秦》里写道，秦国早就有机会灭楚、灭魏（其实还有灭韩），但一直没有这么做。韩非子认为，这是因为谋臣对秦国不忠的缘故。但其实，不灭大国，未必不也是一种策略。消灭一个大国，立刻就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从而迅速形成一个牢固的合纵同盟，那未免压力太大。相反，打一顿揉一揉，却有利于连横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苏洵的《六国论》是非常有名的，老苏提出一个观点：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暂不讨论这番高论的正确与否，问题还是在于，赂秦只会使秦国更强大，这无疑明摆着，六国何以脑残至此，竟看不出这么简单的症结？

不妨回顾张仪欺楚故事中的一个细节。楚怀王发现上了张仪的当，决定攻秦，这时一个叫陈轸的跟楚怀王说：“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

打秦国不合算，不如再送个大城市给秦国，然后跟秦国一块去打齐国。这样咱们损失给秦国的，还能从齐国身上找补回来，我国就没什么损失了。“赂秦”的行为之所以没完没了，就是因为像陈轸这样的聪明人实在太多。

不给秦国送地，秦国要来打我；给秦国送地，就可以跟着秦国一块儿去打别人然后分赃。乍一看，后一个选择并无损失甚而可能获益，那大家何乐不为？于是秦国就像给两只小熊分饼干的狐狸，这几年带着韩魏去打楚国，过几年又带着楚国来打韩魏。每回，大家都觉得自己跟秦国结盟并没吃大亏，但一百多年累积下来，大家就都发现，自己的老本已经给秦国啃得差不多了。

秦始皇统一，是包举宇内并吞八荒的横扫，十年之内六国覆灭。但在此之前，秦的策略却正像李斯说的，是“蚕食诸侯”。齐湣王的扩张方案，刚好相反，他是四面树敌。如鲸吞宋国，而宋国不是好打的。当时正是宋国复兴的时候，宋王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俨然也是要变天下格局为战国八雄的态势。而且宋国有个最大的本事就是长于守城，早在春秋时代这点就很突出，极盛时代的楚军（楚庄王时代）顿兵于宋城之下而无力攻入，而那个以防守才华闻名天下的墨翟，据说本也是宋国的大夫。

所以，齐灭宋之战，号称叫“并巨宋”（《盐铁论•论儒》）或者“举五千乘之劲宋”（《战国策•燕策一》），以示和扫灭那些蔓尔小邦绝不可同日而语。可以想象，齐军为灭宋付出的代价一定非常巨大。所以这个时候齐国最需要的就是时间：第一，齐军必须要有一个休整期，否则根本缓不过劲来；第二，需要花时间来赢得原来宋国老百姓的认同，才能把这里真正变成齐国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各国不会给齐国这个时间。灭宋的行为，引起了所有国家的愤怒和警觉，使齐国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于是，齐湣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竟然出现了五国联合攻齐的局面。这可能是整个战国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合纵，只不过，这一次秦国是合纵国之一（可能还是纵长），而并非攻击的对象。

秦、燕、赵、魏、韩五国，都有足够的动机进攻齐国。

燕国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二十八年。当初燕国动乱，齐宣王趁机一举占领燕国。燕国人本来对齐国军队很欢迎，齐军来了也不迎战，齐军攻城也不关城门。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即使征服者标榜自己代表着光明和正义，即使征服者确实是来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家，但做亡国奴的滋味，一样不好受。

于是燕国人反击，国际社会干预，齐军又不得不撤出。这一次，齐国并没有什么获益，但齐军在燕国“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算是结下了深仇大恨。

与燕一样，赵国和齐为邻，它也一直非常警惕地看着这个强大而不安分的邻居，所以赵当然不愿意放弃攻齐的机会。燕将乐毅本身又有在赵国长期任职的经验，联络赵国协同攻齐，可说轻而易举。

秦国把齐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另外，当时掌控着秦国军政大权的穰侯魏冉出于个人私欲，也不惜令秦、齐一战。齐灭了宋国，当然也就得到了宋国的定陶。定陶这个城市，在当时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号称是“天下之中”，其经济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魏冉很想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封地。

韩国、魏国本来应该是站在齐国这一边的。齐湣王曾经带领着它们攻打楚国和秦国，都取得了胜利，而且取得的土地也是被它们瓜分而齐国并无所得。但问题是，为了灭宋，齐国抛弃了这两个盟友。齐攻掠宋国土地期间，所有令人生畏的秦国将领中最可怕的一位一白起也登上了历史舞台。韩魏两国被屠杀了几十万军队，丢失了大片土地，而齐国坐视不救。根据连横的一贯模式，这时他们已经转而追随秦国，而且可能比秦国更急于出击以挽回损失。

大国中态度暧昧的只有楚国。《史记》的记录自相矛盾，一会儿说楚国参与了攻齐，一会儿又说楚国看齐国形势危急而出兵相救。大概，出救兵是事实，想趁火打劫也没错。因此楚将淖齿先和齐湣王一道守御莒城，并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但后来却又发动政变，令湣王死得很难看[88]。

和秦国一样，齐也号称是四塞之国，甚至干脆有个外号就叫“东秦”。但实际上，齐的四塞，即所谓“南有泰山，东有琅那，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其险要程度是远不能和秦的崎函之固相提并论的。

这一次五国的攻势，联军自西北进攻，顺利突破，清河（介于齐赵两国之间，源出今天的河南内黄附近，下游情况不详）几乎没有构成什么障碍。而看齐湣王逃跑的路线，出临淄后先到卫国，再到鲁国，往西南方向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才回到齐国的莒城。这可能表明，有一支燕军是沿海进攻，甚至是从海上登陆的，渤海之险也未必可恃。

这次战事的大致进程，《史记•乐毅列传》自然是要写的,《资治通鉴》当然也写了。难得的是，这次司马光比司马迁更有浪漫主义情怀，据他说，联军与齐军主力在济水西岸大战，齐军很快大败。济西大捷之后，其余各国就不再向齐地进兵，只有乐毅率领的燕国军队迅速挺进，直扑临淄。这种攻心战术收得极好的效果，不但临淄唾手而得，而且整个齐国土崩瓦解。接下来的六个月内，燕军兵分五路，横扫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邑，只剩下莒和即墨两个城市还在死守。

这两座英雄城整整坚持了五年，终于等来绝地反击的机会。燕昭王去世，新即位的燕惠王不信任乐毅，用其他将军取代了他，于是即墨城内的齐国宗室田单大摆火牛阵，大败燕军，又一举收复了齐国。

实际情况可能没这么传奇，也可能是这么一个过程：秦国对合纵攻齐其实一直有点举棋不定（事实上，魏冉之所以垮台，攻齐成了他的重要罪状之一，因为这不能给秦国带来直接利益），济西大捷之后，秦立刻转而想侵略三晋的土地，于是三晋和秦国开始混战，所以就只有燕军深入齐境，继续进攻。

之后五年时间，乐毅相继攻陷了齐国五大军区中的三个，但以即墨和莒为都城的两个军区仍在坚守。就是说，田单是在齐国保有大致五分之二的国土的基础上展开反击的。

《资治通鉴》又把乐毅指挥下的燕军描述成一支仁义之师，这肯定不符合事实。早期的史料都表明：当初齐国在燕国固然很残暴，燕在齐也只有变本加厉（刘向的《说苑》甚至说，“乐毅屠七十余城”，当然这一说大概也夸张了）。五年时间的战争，对齐国的影响，是摧毁性的。

这一战，使齐从大国的宝座上跌落，而燕国因此变得更弱[89]。胜利的天平，也就越发向秦国倾斜了。

第九章 燕过无痕

燕国在春秋时是不重要的。打开《左传》，偶尔也能看到一点燕国的消息，开始，燕国国君姓姑，看着看着，则姓了姬。于是，学者一般认为是有两个燕国，姓姑的叫南燕，姓姬的北燕，才是大家熟悉的战国七雄里的这个。但也有学者怀疑，如果有两个燕国，何以南燕只出现在春秋前期，北燕却只出现在春秋后期？总之，疑点很多说不清。

司马迁写《史记•燕世家》的时候，大概也觉得很头痛。西周初年，封到燕国的是召公夷，这个人绝对大牌，周武王伐纣灭商，进朝歌城的时候，够格跟在他身边的就俩人，一个是周公，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召公夷。周成王时，召公夷做到三公之一的太保，极有政绩，有遗爱于民，他死后，老百姓看到他种的树都要哗哗流眼泪。齐桓公伐楚的时候，跟楚国的蛮夷夸耀齐国势力范围之大，依据就是：我的祖上姜太公，可是得到过召公授权的。

但是，这位召公夷的儿子做了燕国国君，叫什么，谥号是什么？答案是不知道。召公往下连数八代，燕国国君是谁都不知道。到第九代燕惠侯，司马迁终于开始写到燕国国君都是谁了，但给每位国君的往往也就是两句话：第一句，他即位了；第二句，他死了。好容易看见太史公对某位国君多写了几句话，但细一看，还都是记的他在位期间，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90]。

到战国时期，燕国国力才渐渐有所发展，但仍只能算七雄的尾巴。要到战国历史也已经翻过大半、公元前315年燕王哙做国君的时候，燕国才有了非大书特书不可的大事。

我们要说的这位，史书上称为燕王哙，这个提法明显和他爸爸燕易王、儿子燕昭王格式不同。那爷孙俩喊的是谥号，好更改旧曰“易”，圣闻周达曰“昭”。而所谓燕王哙者，哙是这位王爷的名字，他没有谥号，所以只能这么称呼。一般说来，亡国之君、丧乱之君才会没有谥号，而在燕王哙手上，燕国确实几乎亡了一回。但燕王哙这个人，和什么荒淫无道的劣迹，是绝对挂不上钩的。韩非子说：

燕君子哙，召公夷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污池台榭，外不罼（一种捕捉禽兽的长柄罗网）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吠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说疑》）

燕国虽然不算什么强国，但几千里土地，几十万军队还是有的。燕王哙要是想腐化一点，物质基础充分具备。可是，他一不爱帅哥美女，二不听流行音乐，三不兴建娱乐场所，四不进行狩猎活动，唯一的爱好，就是亲自拿着农具，下地干活。委屈自己而为人民群众奉献到这个地步，就是古代的所谓圣王明君，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燕王哙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经常虚心听取各种意见。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人物，燕国的相国子之。有的书上说，子之确实非常贤能，也有的说，子之其实是个一肚子坏水的炒作专家。但不管怎么说，燕王哙非常欣赏此人。

有人跟燕王哙说，您对您的大臣还不够信任，于是燕王哙就对子之言听计从；又有人说，要不您干脆把国政都交给子之得了，于是燕王哙就让子之一切可以全权决断；还有人说，当初禹说是要传位给益，但禹任命的官员，却全是自己的儿子启的党羽，可见是做姿态，其实还是想让儿子将来掌权，您不能像他那样，于是燕王哙就干脆把三百石以上的官员的印信，全部交给了子之。从此，子之面南背北当起了燕王，而燕王哙不再过问政事，反而当起了臣子。

三年后，燕国发生了动乱。动乱的过程，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史记》，写得自相矛盾字句不通。这大概不能怪司马迁，古代没有印刷术，大捆的竹简抄来抄去，抄错些地方实在难免。

关于这次动乱的具体考辨问题，留给学者，反正有个结果是明显的，就是燕国因此“构难数月，死者数万”，燕王哙死了，子之也死了（被齐国人醯了——砍成肉酱）。齐国军队乘虚而入，一度全部占领燕国。

燕王哙让位给子之，学习的自然是尧舜禅让的光辉榜样。这样导致了动乱，又自然就有人说，他是食古不化；更进一步的，还有人说，他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导致的食古不化。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禅让思想到底和儒家有多大的关系；第二，搞禅让到底是不是食古不化。

说儒家孔、孟、荀三位之前，先要说另一位先秦巨子的态度。这位好汉，也曾周游列国，跟诸多国君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但没人理他，他一定会遗憾，自己没赶上燕王哙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墨子。

某个角度看，燕王哙简直就是按照墨子的理想塑造出来的一位国君。墨子主张君主要学习大禹，能劳动，能吃苦，手脚上磨出老茧，小腿上汗毛掉光（治水时泡的），那是必须的。燕王哙正好够这个标准。墨子又主张尚贤，禅让这种权力交替的模式他最喜欢。他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天子是选出来的，可见是不主张父子世袭。他也拿尧舜的故事举过例：“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墨子•尚贤中》）这是说，舜就是作为劳动人民中的优秀代表，被尧选出来当继承人的。

相反，孔子却并不主张君主亲自从事体力劳动。孔子自己是能干不少粗活的，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活得比较“贱”，因此并不希望学生重复自己的路，樊迟问种地的事，他就骂人家是乡巴佬。

禅让的事，孔子大概也未必喜欢，尽管《论语》最后有《尧曰》一篇，但这篇的腔调和内容，和前面的十九篇明显不搭。大体上，孔子爱讲君臣父子，对血缘关系家族伦理很重视，把君主之位让给和自己没什么亲戚关系的人，孔子多半是不赞同的。

当然，孔子的意见我们也只是猜测，但孟子对燕王哙禅让怎么看，却是有他的直接表态记录在案的[91]。孟子和燕王哙是同时代的人，燕齐两国紧邻，孟子在齐国纵论天下大势，燕国是眼皮子底下的事，他当然不能不关注。孟子跟齐国大臣沈同说：

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孟子•公孙丑下》）

燕王哙无权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也无权接受燕国。这就好比说，有一位先生，你很欣赏他，你能不跟齐王打招呼，就把你的岗位让给他么？他能不得到齐王的任命，就接受你的岗位么？燕王哙让出自己的国君之位，和这有啥区别？

当然这话也引出一个问题，做大臣的，要出让自己的岗位的话得先跟国君请示，那君主要禅让，跟谁请示呢？孟老师也有解答，答案是：跟老天爷。当然，老天爷不会说话，但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跟老天爷请示的实质是：一切顺从民意。

于是孟子提供了一个大兜圈子的尧舜禅让的版本。尧把舜推荐给上天，神明都认可了舜主持的祭祀；尧让舜主管政治事务，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但舜仍没敢接受天下，尧崩了，三年之丧已毕，舜就跑到荒郊野外躲起来，希望这样可以维护尧的儿子丹朱的继承权。但躲起来也没有用，天下的诸侯和老百姓，全部把丹朱撂一边儿，而紧密团结在舜的周围，于是舜没办法，这才到了“中国”（这里的中国意思是首都），登上了天子之位。（《孟子•万章上》）

孟子这套绕来绕去的说辞，在荀子看来无疑扭扭捏捏，忒不爽利，于是荀子大喝一声：“尧舜擅（通禅）让是虚言也，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什么尧舜禅让，都是一帮浅陋的人在胡扯！

这么看来，要说燕王哙禅让是受儒家的影响，不如说他是受墨家的影响。但当然得承认，儒家本身也受了墨家的影响，上述三位大师，确实是对禅让持反对或保留态度，一般儒生可就说不定了。

比如说，《礼记》当中有一篇《礼运》，开头几段特别有名。说孔子参加鲁国的年终祭祀出来，登高远眺，抚昔伤今，于是喟然长叹。学生问老师叹息为哪般，孔子就讲起了历史。

他说上古时代特美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时候就搞禅让，这样的社会叫大同社会；后来就差劲了，王公大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搞起世袭制来了，不过那阵儿世袭有礼制做保障，好歹搞得比较规范，这社会也不错，叫小康社会；再往后就是现在，礼崩乐坏，让人感叹自己没赶上好时候。

其实据《论语》，小康社会才是孔子的理想，但照上面的说法，小康就给大同盖过了。这也是普遍现象，就好像小乘佛教更接近佛陀思想的原貌，但影响却不及本属“外道”的大乘。

过去有学者觉得，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掌故，是墨家思想渗入了儒家经典。根据这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要说这是渗入，那不是一点一滴，而是全面渗透。借孔子之口鼓吹禅让制，实在是很流行的办法。如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里说：“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不搞禅让还能抓好精神文明，自打有人类以来，就不曾有过。

再如上博楚简《子羔》（假托子羔与孔子的对话）：“舜，人子也，而三天子（这里“天子”的意思与通常用法不同，指的是上天之子，但和是否为帝王无关）事之。”舜是人类的儿子，但禹（夏朝始祖）、契（商朝始祖）、后稷（周朝始祖）这三个上天的儿子，全都在他手下干。可见谁治人谁治于人，并不取决于出身嘛。

照这个流行程度，看来是大师的高见拗不过时代的潮流，一般儒生，很难抵御禅让说的诱惑，情不自禁跟着讲。孟子曾对自己时代的学术风气表示过焦虑，说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疑心，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很多儒生改换了门庭，而是很多人身为儒门弟子，不知不觉中已经修炼了人家的心法。

总之，禅让说当时影响太大，以致君主们也不能一点不为所动。燕王哙之外，据说魏惠王也曾想让位给自己的相国惠施（《吕氏春秋•不屈》），甚至秦孝公临终前也曾想让商鞅即位（《战国策•秦策一》）。区别只是，在那二位，大概是作秀，而燕王哙却真的实行了。

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去描述过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干的事。希腊人讲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来，也和九斤老太一个腔调，是在说一代不如一代的道理。欧洲文艺复兴，开辟通往现代的道路，打的却是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旗号。所以，见一个学者或学派在鼓吹过去曾是好日子，就以为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并甚而以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就是因为这种鼓吹，这是很皮相的看法。

尧舜是传说中上古的圣王，禅让的故事，或许也早就有；但战国之前，至少已经大几百年没人提这茬了。现在把这些故事重新拿出来，自然是体现了新时代的诉求。

西周是封建宗法社会，上有天子与诸侯，下有庶民（还有不占重要地位的奴隶），但社会中坚，还是以卿大夫为代表的贵族阶层[92]。在这个社会里，身份等级界限森严不能逾越，根本不具备禅让说发育传播的土壤。

由春秋到战国，封建萎缩，宗法崩坏，贵族结构也由膨胀到解体，留出一大块真空。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原来属于贵族的种种特权，现在该归谁所有？

一般国君们的想法，自然是一切都该收拢到自己这里，他把士人们看作自己收拢权力的工具（不妨回顾本书第二章）。但这只是国君们的想法，士人们并不甘心只做工具，正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地位能节节攀升，倒把国君当作自己爬高的工具。进行个案观察，君主与士人之间应该能找到一些彼此间坦诚相待、真心扶持的例子（毕竟人性比几条干巴巴的历史规律复杂得多），但就大趋势而论，这两个阶级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把当时社会上的政治主张分为三派：维护贵族利益的，是怀念旧社会的保守派；主张君主利益和主张士人利益的，这两个都是革新派，只不过，是在往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革新罢了。

君主希望士人们能最终明白，他们只是工具，而君权却可以无限膨胀。要论证这一点，于是就有了商鞅、韩非子式的法家主张；而士人们希望自己只要足够优秀，就可以达到人类权力的顶端，于是就重新找到（照有的学者的看法，竟干脆是发明）了尧舜禅让的传说。

追究禅让观念到底属于墨家还是儒家可能没什么意义。大概，除了少数别有用心或想得太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学派的士人，直觉上，都会觉得这个传说是好的，对自己有利，因此它就流行开了。因此，商鞅变法固然是走了一条新路，燕王哙让位却也是走上了另外一条新路。

如此说来，与其说燕王哙复古失败，不如说是创新失败。经过他这一出，算是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咋呼得再凶的士人也是纸老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还是牢牢掌握在那些崇尚暴力和权术的诸侯手里。燕王哙的失败固然可能有偶然性，但一次失败之后，禅让主张就再也没有实践，却恰恰说明了，士人力量和诸侯相比，悬殊得不成比例。

第十章 长平之辨

长平之战，产生了一个“纸上谈兵”的典故。而这一战的始末，本身也成了纸上谈兵的极好案例。

公元前284年，五国合纵攻齐，秦国无疑是最大的赢家。尽管秦国没有直接获得土地（只是魏冉个人如愿得到了定陶），但最大的对手齐国因此衰落，而且这次等于让齐国和所有国家都结了仇，从此齐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坐视邻国被侵略直至灭亡。

主张伐齐的，是秦的相国魏冉；之后任秦相的范雎，则认为伐齐是个错误。魏冉要伐齐是出于私欲，而范雎主张远交近攻，则是公认高明的大战略。但这一次，出于私欲的行动效果比高明的大战略还好。这种偶然性，按照古人的说法，也可以叫体现了“天命所归”。

齐国对外消极；楚王则在秦兵的攻势下不断向东迁都，庞大的楚国四分五裂。两大劲敌一时都失去威胁，而僻在东北的弱燕本来就不足畏，秦国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对付三晋了。三晋之中，魏国早已从战国初的巅峰上跌落，韩国从来都是个弱国。《韩非子》里有一篇《存韩》，主题是恳求秦国不要吞并韩国，其中写道，多年以来，韩国对秦“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一派妾妇之道。饶是如此，韩仍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秦的进攻。

公元前263年，秦国进攻韩国太行山南的南阳，次年，又攻取了野王。上党郡被从韩国领土上切割出来。秦国的用意，显然是想令上党不战而降。但上党郡守冯亭却以为与其降秦，不如降赵。于是他派出使者面见赵王，声称要把上党郡献给赵国。

冯亭的用意显然是拉赵国下水。赵国方面，对此也不是意识不到，但无论如何，上党地区的十七座城凭空送上门来，还是一个巨大诱惑。赵孝成王拿这事跟宗室大臣们咨询。他先问平阳君赵豹，赵豹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利。”就是说天上掉馅饼，不是好兆头。

赵王听了不高兴，又问平原君赵胜，平原君的主张是（其实更像是赵胜顺着赵王的意见发话）：“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百万大军出击一年，未必能拿下一个城，这在家坐着就十七个城进账，干吗不要？上党咱们接收了！于是，赵王派平原君去接管上党。众所周知，这一来就导致了长平之战爆发，结果赵军惨败，赵国几乎灭亡。

为此，司马迁在《平原君列传》的最后，发了几句议论：“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就是说，平原君这人形象好气质佳，但大局观是很差劲的。乡下人说的“利令智昏”，就是说他这样的。

太史公的这段史论，历来被认为是有失他老人家的水准的。读史至此，大家都忍不住要反驳几句，原因很简单：第一，秦赵之间必有一战，这和是否接收上党没有关系；第二，既然秦赵间必有一战，那上党就绝不能丢。

说秦赵之间必有一战，是因为此时只有赵是秦国的劲敌；说上党绝不能丢，则当然是这里实在太重要了。

关中盆地和华北大平原，是两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地理区域。而山西，则直插在两者之间，不管是对关中的政权还是华北的政权而言，山西都很重要。但同样是重要，意义却不大一样。关中被崇山峻岭包围，东西向的军事行动，可选择的路线有限，所以如果关中失去山西，后果是出击不易，但至少还可以守。而山西已经是黄土高原的边缘，比华北整高着一级台阶，发动进攻正如泥石流下泻般势不可当，所以一旦失去山西，华北连守都很难守得住。

山西今天还简称“晋”，本来自然是赵魏韩三晋的地盘，但三国的首都，都早就迁到了华北平原上。在秦的攻势下，韩、魏连连失地，到长平之战前，山西境内比较肥饶的土地，大半已经落入秦国之手，三晋的西境，逐渐退缩到了太行山一线。换句话说，“山东六国”这个名词里的“山东”二字，本来指崎山以东，现在却差不多已经变成太行山以东了。但只要太行山还控制在三晋手里，秦国想肆意东拓，就仍力有不逮。而上党，就是太行之险的重中之重。

上党地势高峻，据说之所以叫上党，就是因为地势太高了，“与天为党”。其主要部分，大致相当于今天长治、晋城两个地级市的范围。当时有韩上党与赵上党之分，赵国本来就据有北上党，韩国送上门来的，则是南上党。

赵国如果在上党和秦军作战，那从地形上说对双方大体公平，比的是军队规模和作战素质。早在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国就进攻过上党地区，于是秦赵间打了一场阅与之战。赵国大将赵奢统兵前往迎敌，领命前，他有一句名言：“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后来这句话被凝缩提炼，就变成了“狭路相逢勇者胜”。大战的结果证明，赵奢是一只更勇猛的老鼠，秦军大败而回。而一旦失去上党，恐怕即使兵精将勇，赵国也很难与秦军抗衡了。以上党为中转站，出太行八轻中的第四陉滏口陉，再往东去，到邯郸是一马平川。赵国不再有险要的地形可以利用，邯郸城的城墙，将是暴露在秦军兵锋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秦国要取韩上党，赵国如果坐视不管，那只能说是在采用鸵鸟战术，置战略要地于不顾，而换得一夕安寝。所以上党根本就不是馅饼，而是一把尖刀，你不捡，别人就要捡起来捅你。因之形格势禁，赵国就是明知此时与秦开战胜算不大，也非接管韩上党不可。

公元前262年，赵国接收了上党。廉颇率领赵军，进驻长平，做好了与秦军打一场大战的准备[93]。

公元前261年，秦军的攻势展开，但是并非与上党的赵军交锋，而是继续攻略韩国的土地。“（秦昭襄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缑氏和蔺这两个地方都属于颍川郡，地理位置已经在太行山以东。这样，秦军一方面是在对上党地区慢慢形成包围态势，一方面可能也是有意避开赵军的锋芒。

这一年里，赵军肯定非常郁闷。既不敢撤离战区，也不敢主动进攻秦军，只能干等在长平，白白消耗士气和粮食。据说，秦国后来曾经派人到邯郸去散布谣言，“廉颇易与，且降矣”，这些表现都可以算事实论据。

公元前260年，秦军的攻势正式发动。所谓长平之战打了三年，其实前面两年都是对峙和外围战，决战仅在第三年。在长平已经消磨了至少一年光阴的赵军，多少已经师老兵疲，所以战争初期表现非常糟糕，与十年前阚与之战时的表现相比，简直不像是同一支军队：

四月……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

斥兵者，侦察部队也。赵军主动进攻秦军的一支侦察部队，兵力上肯定占优，作战位置，大概也是赵军的营垒附近，竟然被杀了一员裨将。

六月和七月，秦军两度发起进攻，都能夺取营垒，斩杀敌将。这之后，赵军才进入状态，勉强稳住了阵脚，收缩防守，拒不出战。据学者的考证,此时廉颇的营垒，是在丹水的东岸，既便于凭河设障，又可以通过大粮山、韩王山两大制高点鸟瞰秦军动向。从此，秦军再也不能东进一步。但廉颇采用这种战略，自然也就意味着，长平之战变成了一场消耗战。

拼消耗，赵国看来是毫无胜算的。

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国家储备极其雄厚。赵国国土面积本身有限，富庶地区更有限。比士兵精锐，赵或者可以与秦国并驾齐驱，但拼国力，两国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战国策•赵策三》里面，有一段引用率颇高的对话。齐国名将田单被平原君聘请到赵国来做相国，当时风气，各国高层间的这种人才交流是非常频繁的，于是和赵国的将军赵奢讨论用兵的问题。田单说：

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

我不是不喜欢你赵奢将军用兵的办法，就是不佩服一条，你总是用大兵团作战。当兵的人多了，种地的就少了，长此以往粮食必然供给不上。所以你这种战术，早晚会把赵国拖垮。然后田单称道古代的圣王用兵，说他们不过用三万人，就能令天下归心。

赵奢的反驳则是：

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巳。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者齐韩相方，而国围攻焉，岂有敢曰，我其以三万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

现在的国际形势比当年根本不同。当初普天之下有成千上万个国家，相应的，就是城邑小，人口少，这种情况下三万人的军队是够用了。但事到如今，那成千上万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战国七雄。每个国家都能装备几十万军队，打起仗来旷日持久。现在城墙超过千丈，人口不止万户的城邑到处都是，拿三万人包围这样的城，连个墙角都包不住。至于野战，就更不够用了。

听了这番话，田单对赵奢自承不及。但实际上，他提出的问题，即庞大的军队对国家财政所造成的负担太大，这一点是击中赵国要害的。然而也正像赵奢说的，赵国也很无奈，作为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它不得不走穷兵黩武的路线。

有一种说法是，秦国虽然国力较强，但在长平作战，补给线也拖得较长，因此消耗战对赵国有利。这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如果只是在地图上量两国首都到长平的距离，诚然是咸阳较远，邯郸较近。但问题是，至少长平之战开战初期，秦国的粮食，并不需要远自咸阳运来。

秦军的军粮，估计是大部分来自河东，小部分来自河内。河东本来是魏国的地盘，河内也叫南阳（在黄河以北太行以南，故曰南阳，不是今天的南阳盆地），归属权复杂些，一部分属于魏，另一部分则属于韩国。

秦孝公以来，秦国一直在蚕食韩魏的土地。河东地区最先落入秦国之手，秦昭襄王十七年（公元前290年），魏昭王“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至长平之战时，秦国经营河东已经差不多三十年。到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秦又取得了魏国的南阳，而就在攻取野王的前一年（公元前263年），秦把韩南阳也夺到自己手中。

河东是魏国的旧都所在地，经济颇为发达，而南阳（河内）之富，更有盛名，后来刘邦攻秦的时候，就有人跟他称道这里“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虽然此时秦据有南阳的时间还不长，这里的囤积，大概不如后来之多。但秦在全力猛攻长平之前，主要精力就是用于经略这一带，据理而论，这段时间里也应将大量军实，集中到了这里。

河东、河内的粮食，都可以源源不断地送到长平前线。即使从关中运粮，由于地形便利的缘故，沿途的粮食损耗率也不能全以陆路运输的方式来计算。

开战前，赵国方面反对接收上党的平阳君赵豹谈到秦国的优势，除了说秦军强大外，特别强调了“秦以牛田，水通粮”（《战国策•赵策一》）。“以牛田”是说秦国牛耕比较普遍，粮食产量高：“水通粮”则是说秦国的粮食可以由消水漕运进入河洛，之后不管是由河东还是河内运往上党，都大致可算路况良好。相反，赵国的邯郸虽然看起来离长平比较近，但之间却隔着太行山，仅壶关道天险可以通行，要这样翻山越岭地运送粮食，行程远为艰巨。

战场上分出胜负之前，赵国在外交上，已经输得一塌糊涂。当时赵国的处境，大夫虞卿看得最透彻，即你一定要对外显示出跟秦国死磕到底的决心，然后割地向齐、楚等国求援。但问题是，至少从赵武灵王时代开始，赵国大臣中一直有个亲秦派（他们中有的还被人才交流到秦国，官至秦的相国），他们都觉得和秦国还有谈判的余地。结果赵国的使者一到秦国，秦就高调宣传赵国已经来求和的事，其余国家本来想救赵国的，也就没动静了。

当然，赵国被孤立，主要还是其他国家各有算计，而秦国拉拢他们时更舍得下本钱。《史记•田齐世家》：

（齐）王建立六年（按，应是五年），秦攻赵，齐楚救之（《战国策》作“齐燕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

赵国战况不利，齐国、楚国号称将发兵救援。秦国对此也不能不感到警惕，因此做好了两手准备，所谓“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就是这两国要是真心帮赵国，那我就退兵；你们要是装装样子，那我就接着打。

结果两国明显是装装样子，不但不出兵，连粮食上的支持，也舍不得给。

又如《战国策•魏策四》：

长平之役，平都君说魏王曰：“王胡为不从（同纵）？”魏王曰：“秦许吾以垣雍。”

有人问魏王，您为啥不和赵国联手来个合纵抗秦？魏王说，秦国答应把垣雍给我。又则是魏国是给秦国收买了。垣雍是韩国的城邑，那么必须秦国击败赵国和韩国，才谈得上把垣雍给魏国。垣雍在今天的河南长垣县西，正当魏国的长城以北，是韩魏之间的交通要道，又是济水与黄河的交汇之处，从这里决堤放水，很容易把魏国都城大梁给淹了。这个地方，实在是魏国的安危所系。魏王未必想不到秦国许的可能是个空头人情，但诱惑实在太大，使他不得不选择观望。所以，赵国已经不可能等得国际社会的任何支持。

此时的赵国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可以靠药物治疗痛苦不堪地再活一阵，也可以冒险动个手术——极大的可能是死在手术台上，但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赵王决定动这个手术，其举措是用赵括取代廉颇。

于是，赵国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下面把《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关于赵括的文字，大致介绍一下。

秦军无法突破廉颇的防御，于是派人到邯郸去散布谣言：“秦国谁都不怕，就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赵王听信，就任命赵括取代廉颇。

赵括打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自以为天下无敌。包括他爹赵奢，一样辩不过他。由前面引的赵奢和田单的辩论，我们可以知道，赵奢也是谈兵高手，并非李广式的“俊俊如鄙人”的名将，可见赵括的辩才，确实高明。

但赵国国内反对用赵括的声音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赵奢。此时赵奢已经去世，但他生前对儿子有这样的评价：“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战争是个生死攸关的领域，赵括谈起来，却像是儿戏。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一旦用赵括，赵军就完了。

第二个是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抱病上朝面见赵王，力陈赵括绝不可用：“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蔺相如说，大王您不能因为赵括的名声大就用他。赵括用兵，就好像用胶把瑟上调弦的柱粘死了然后再去弹，能找得着调吗？这倒霉孩子只能学习他爸的著作，用兵以正合、以奇变的道理，他是不知道的。

第三个是赵括他妈：“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

她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谈儿子，说的全是细节。当年我老公当将军，待人非常谦和。在军队里，他用对待老师的礼节来侍奉的人物，有十来个；像朋友那样相处的，更是多达一百来号。可是赵括的威风就大了，往尊位上一坐，军中都没人敢抬头看他。这是父子俩的第一个不一样。我老公特别不爱财，大王您或者宗室贵族有什么赏赐，他全部拿去改善将士们的待遇了，可是赵括只管把赏赐往家拿。这是父子俩的第二个不一样。我老公一旦接到任命，家里的事他就不管了，而赵括一心惦记着给家里买房买地。这是父子俩的第三个不一样。

赵括母亲的这意思是，您别觉得老子英雄儿好汉，当年赵奢将军阅与之战大破秦军，他儿子似乎还能再复制一回。但所有这些意见，赵王一概不听，我还就看中赵括了。于是赵括取代了廉颇，反守为攻，轻率冒进。结果赵括本人被射死，四十多万赵军全军覆没。

传统的说法，赵括当然是一个夸夸其谈而无实际才能的反面典型。败军之将，众恶归之，上述赵括身上的种种污点劣迹，不必真，也不必假，总之，听听就算了。

至于说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而用赵括，这故事当然也是听听就算了。于失败者而言，要显得输得最悲壮最有面子，无过于中了反间或出了内奸。所以只要失败者稍有话语权，在他的讲述里，内奸、间谍就一定会出现。这一点绝对是古今中外人同此心。你看希罗多德讲《历史》，希波战争时，从温泉关到雅典，希腊人那一溜内奸，出得是摩肩接踵，令人目不暇给。

现在也不乏为赵括翻案的人（放眼中国历史，要找个从来没被翻过案的，只怕不易）。只要没打算把赵括说成是悲情无比的千古一将，翻这个案的还是很容易找到一些依据的。《史记》描写赵军被围后的表现：

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

陷入绝境四十六天，已经饿到人吃人的地步，军队居然不崩溃，还能在将军的指挥下有组织地突围，则这个统帅在军中的威信还是可以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赵括一死，赵军就斗志全无，选择投降了。

更重要的是，史料中但凡涉及长平之战中秦军损失的文字，都说得很严重。《白起王翦列传》说，长平之战的最后阶段，白起把赵军诱进自己的口袋阵，切断了赵军的粮道，这时秦王的反应是：“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河内距离长平前线已经不远，这是秦王亲临前线督战。而秦国在赐民爵的问题上一向是很谨慎的，秦国官方的观点就是，让老百姓生活艰苦得到爵位不容易，正体现了秦国制度的优越性[94]。现在一出手就普遍赐给一级爵位[95]，绝对是铁公鸡拔毛。秦国老百姓十七岁“傅籍”，即进行户口登记，从而也就到了服兵役的年纪。现在秦王把征发范围扩展到了十五六岁的小男孩，是不合常规的扩军，显然已经面临了军力不足的问题。

《白起王翦列传》又记录了白起战后的回顾：“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吕氏春秋•应言》则说：“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这里脱一字，大概是“匮”“乏”之类）。”

再如《商君书•徕民》：“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胜数矣。”

这句不是单说长平一事，而是综论秦昭襄王时代的三场大胜。周军之胜指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白起在洛阳伊阙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因为仗是在周天子眼皮子底下打的，所以叫周军之胜；华军之胜指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秦军在华阳击败魏赵联军，结果斩首十三万，并把两万赵国人丢进了黄河喂鱼。相比之下，还是长平战果最大，但消耗恐怕也最大。

长平大胜后，白起想立即攻取赵国都城邯郸，而秦昭襄王却听从相国范雎的意见，选择了休整。照例，这当中又牵涉到反间计的问题，赵国派人跟范雎说了两条：第一，灭了赵，白起功劳太大，你的地位就危险了；第二，秦国很不招人喜欢，“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秦国就是筋疲力尽地把赵国打下来，也无力控制，赵国只会被燕、齐、韩、魏四国瓜分，秦国也没什么好处。

范雎就去找秦王，当然，他跟秦王只能说第二条。但就凭这条，秦王也就听从了。范雎反对灭赵可能是出于个人私欲，但秦昭襄王同意暂缓进攻，却只能是基于秦国国力所做的判断。

今本《战国策》的最后一章写道，长平之战后九个月，秦王觉得休整已毕，想发兵取邯郸，于是向白起谈到当初不让他继续攻赵的原因：“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

这话里谴责的意思很明显。要按白起的计划继续向前线运送军粮，在秦昭襄王看来，确实是超出了秦国百姓的承受能力。所以，即使出现了“太白蚀昴”的天象，仍不足以使他鼓起继续进兵的勇气[96]。

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秦国损失这么大，是不是仅因为赵括之力。前面引的秦昭襄王的话里，有秦国已经“国虚民饥”云云，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这个“饥”字。

古文当中，“饥”字的含义，远比今天要狭隘。《说文》和《尔雅•释天》都说：“谷不孰（熟）为饥。”《墨子•七患》也说：“五谷不熟谓之饥。”也就是一般说来，由粮食歉收而导致饿肚子，才叫“饥”。就好像赵军被围断粮，史书上只说“无食”“不得食”或者“饿”，但并不说“赵军饥”。

照这么理解，长平之战这一年，秦国是赶上了自然灾害。这在古书中也可以找到一点佐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里面提到一件事：应侯范雎在秦国用事期间，有一年“秦大饥”。韩非子没说这次饥荒具体是哪一年，但显然，长平之战正在这个时间段上。如果这个猜测成立，也有助于理解，秦昭襄王为什么要到刚刚到手、统治还不稳固的河内去征发士兵，因为关中实在是拿不出力量增援长平前线了。

如此看来，廉颇的坚持防守拒不出战，实在是对的。尽管赵国国力不如秦，但这一次，老天爷却站在了赵国一边。但廉颇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已经通过情报系统获悉了敌国内情，还是撞了一个大运，则已无从判断。

长平之战后期，赵国要向齐国借粮，秦国则只能涸泽而渔使用国力。秦赵双方可能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区别是：秦国知道赵国快顶不住了，所以拼命诱使赵国出战（严格封锁白起为秦军统帅的消息，正是为此）;赵国则不知道秦国也快顶不住了，所以仍然选择了以赵括易廉颇，放出胜负手，白白浪费了上天的支持。

无论如何，秦军是赢了。白起下令屠杀放下武器的四十万赵军[97]，然后将之尸骨堆积，筑为高台，以夸耀武功，是谓阬杀。“阬”与“坑”同音相通，所以也写作“坑杀”，但并非活埋的意思。至今有学者批评白起，说是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只会激起六国人民的反抗心理，从而不是加快而是延缓了秦国的统一进程。这是秉承了孟子的天真，以为能否统一天下，看的是民心向背。其实维持统一才需要民心，缔造统一，倒是不妨全凭武力的。

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要南下牧马，不都是这么一路屠杀过来的？蒙古后金还不是一样建立起大一统政权？当今的小小寰球，当然是西方国家的武力雄于天下。他们自己总结自己这么能打的原因：“无论是通过战斗、围攻还是消耗，西方战略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几乎都是彻底击败和摧毁敌军，这与许多其他国家完全相反。”[98]

这话说穿了，其实也就是认为战场上屠杀有理，怜悯多余。为了说明这一点，《剑桥战争史》作者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1638年，有人向一位英国军官指责英国人的作战方式“让太多的人惨遭屠杀”，而这位军人因此产生的想法毋宁说是一种讥诮：要是像印度人那种打法，“可能打七年仗也不会杀死七个人”。道德上的谴责是一回事，承不承认其有效，那是另一回事。其实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太多时候，人民群众都是会被屠刀吓倒的。

这一战胜负既分，秦将统一天下，其实基本上大局已定。长平决战之后的一年，秦始皇嬴政出生，但实则有没有这位千古一帝，对历史大势，恐怕未必会有根本性的影响。

大规模的屠杀彻底摧残了赵国的筋骨，不经过几代人的恢复，赵军的战斗力不可能再达到其鼎盛期的水平。这段时间里，赵国还要不断提防秦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尽管秦也在战争中元气大伤，却根本未动。虽然它也必须经历一个衰弱期，但基本上，秦国不用担心对手乘虚而入。

这时关中的防御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公元前257年在邯郸，公元前247年在河外，秦军两次遭到相当大的失败，但山东各国的联军一旦推进到函谷关外，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长平之战转眼过去二十多年，衰落中的山东六国仍在自相残杀，而到了秦王嬴政亲政的时候，他所拥有的，又是一个满血状态的秦国。公元前230年，秦国再次发动攻势，十年之内，横扫六国，天下一统。

第十一章 天下一统

《剑桥中国秦汉史》总结秦能统一的原因，说了八条：

一、地理优势；

二、农业和灌溉水平领先；

三、军事技术比较发达；

四、崇尚阳刚武德；

五、打破传统做得比较彻底；

六、吸收外来人才的决心最大；

七、统治者长寿；

八、高效率的行政。

这里面，第二条和第三条，作者自己也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因为秦国重要的灌溉工程（郑国渠和都江堰）完成得很晚，距离秦统一不过二十五年，所以这个经济优势显然不占重要地位。至于所谓军事技术比较发达，更具体说是秦掌握了更“先进的冶铁技术”，则完全是一种猜测之词，作者指出，“这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

剑桥的秦汉史是1986年出版的，这话反映的是当时的研究水平，今天更可以明白地说，这个理论已经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大量使用钢铁武器的是楚国、燕国、韩国，而秦军的装备，反倒是仍以青铜武器为主。

至于其他几条，当然大体上都是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八条里，没有说到人民群众渴望统一。这是比较审慎严谨的态度。毕竟，各种史料上都没提过这茬。从情理上推想，当时“统一”这个理念还比较高端，普罗大众恐怕也理解不了，更谈不上支持还是不支持。老百姓能理解的，是太平或者战乱。如果各国能和平相处，那就这么着也挺好。

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得研究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加和阿兹特克、古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当然还有古代中国等一系列“历史上的官僚帝国”，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尽管这些政权的历史文化背景极不相同，它们得以建立的模式，却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所有例证之中，建立这类政权的动力，都必然来自统治者——皇帝、国王，或者某些身居权贵的执政精英成员（例如罗马共和国的显贵之中的某些活跃能干的精英分子）。[99]

统治者有建立统一帝国的冲动，是很好理解的。说一段战国初年的轶事。学者田子方和魏国太子在路上相遇，太子给田子方伏地行礼，田子方却不搭理。太子火了，问：“富贵的和贫贱的，谁可以更嚣张一点啊？”

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贫贱的人不妨嚣张，富贵的人哪里敢嚣张呢！国君嚣张就将亡国，大夫嚣张就将失去采地。至于贫贱的士，说话不被接受，行为不合心意，就穿上鞋子走人，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说话嚣张的田子方，无意中已经说到了关健。士人能嚣张的基础，就在于随时可以“纳履而去”。而一旦天下一统，你还能到哪里去呢？

在古罗马帝国，有这样的名言。西塞罗对被流放的马塞卢斯说：“不论你到了哪里，记住你同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所以，暴君们如果不希望老是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这么嚣张，那他就必须造就一种无远弗届、至大无外的格局。可见专制政府的天性，必然包括追求统一。

大概，如果不是有什么力量来制衡统治者的野心，帝国将不断扩张吞并，直到统一已知世界，总是必然的趋势。

君主要想建立统一的帝国，必然受制于很多条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让自己的人民愿意为这一目标服务。如果守着我的一亩三分地，足以保障老婆孩子热炕头，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去帮助君主征战呢？

当然，通过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参军远征，但那样人民会出工不出力，真逼急了，还可能造反。也可以引爆精神原子弹，抛出一个伟大理想，让老百姓愿意为之无私奋斗和奉献（孙皓晖写《大秦帝国》，就是这么理解秦始皇的）。但这种动力，可以使人冲动于一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更实在的，还是要让老百姓觉得，打仗的获益更多更快。商鞅成功地设计了一种体制，除了帮助秦国建立起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外，也帮助秦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秦国的经济结构，却是非常失衡的。

李斯《谏逐客书》里有一大段，说你秦王要是只用秦国的土特产，不用外国的进口货，那很多东西都根本不能用。于是他列举了一大堆奢侈品。李斯的目的当然是在暗示秦始皇，你喜欢外国货，却不喜欢外国人，不是重物轻人么？但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秦王要过上显得比较有文化品味的生活，就必须大量进口外国货。

大体上，秦国的农业很发达，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也很发达，但是，它没有轻工业，尤其是，没有第三产业。从国家扩张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正是秦国体制的成功之处。再多的粮食储备，也只能保障生存，但不能提高生活质量。要想改善，到崎山以东打仗去，抢来的好东西就是你的，所以秦国人才有听说打仗如饿狼见肉的狂热。

这样，秦王和一个个普通秦人，就上下一条心，有了不断出击的欲望和冲动。当然，这有前提，就是被征伐的国家必须是个富饶的地方。一旦没东西可抢，统治者的雄心可能不会因此止步，但一般秦国人作战的动力，就大为降低。

这个道理，当然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扫平山东六国时，秦军何等横勇无敌，但到了南征百越北击匈奴的时候，面对那些蛮荒之地，秦国人的表现，就大打折扣了。

击百越，秦军本来是想速战速决的，结果被生产力还在丛林部落水平的越人，用游击战术拖进了持久战的泥潭，付出惨重代价才取得胜利。并且，秦王朝实际上也没有对新获得的土地进行有效统治。中原地区一发生动乱，滞留在南方的秦军就立刻主动切断了归途。诸侯亡秦、刘项争帝的动荡岁月里，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与匈奴作战虽然也取得了胜利，但为这个目的而进行的修长城、建直道之类的浩大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民力损失。历来，这是被当作秦灭亡的一大原因的。

商鞅变法，仿佛为秦国造就了最锋利的矛；而秦国，早已天然拥有最坚固的盾。这盾牌，就是秦国的山川形势。到汉朝，贾谊写他有名的《过秦论》，其中特别提到：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

所谓“被山带河”，山指崤山，河指黄河；所谓“四塞之国”，落实了说，四塞是指秦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萧关，北有散关，秦地在这四座雄关之中，所以叫关中。就当时列国争雄的形势而言，秦国很少会有多线同时作战的苦恼，仅在函谷关和武关，秦国会感受到六国的进攻压力，而其中又只有函谷关是主要战场。“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显然就单指函谷关而言。

贾谊的文学才华太高，说话气势太盛，容易给人感觉是辞腴意瘠，举例论证的时候，他往往也很不严谨。就如这一段，贾谊说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秦国的实力长期冠于诸侯，就很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到函谷关前的战斗，把秦军对山东联军的胜利描述得如此轻易，也夸张了。对较真的读者而言，如果他能把文章改得枯燥平淡一点，也许更能显出说服力来。

但其实贾谊的很多基本观点还是相当务实的[100]，他肯定仁义的作用，却并不信奉“在德不在险”的高论（宋代的儒生常常为此指责他）。上引这段的核心观点，“（秦国之君）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就只是老实承认，很多时候，人和其实不如地利。

迷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好人才能成为胜利者，看似体现了道德信念的坚定，颇具理想主义情怀。但照这观点推论，结果就是只好承认，胜利者一定都是好人，于是反而成了成王败寇的势利眼，只能沦为对胜利者的粉饰和谀辞。

作为一个汉朝人，贾谊对关中的防御优势肯定是体会深刻的。公元前206年，盛极一时的秦王朝覆灭，鸿门宴上的残羹冷炙，也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时摆在亡秦最大的英雄项羽面前的，就是怎么切分天下这块大蛋糕的问题。自己要拿大头，这是必须的，但到底哪块地盘才算大头，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劝项羽，就留在关中当王最好，理由是：“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关中地理形势特别有利于防御，土地又很肥沃，在这里建都，可以成就霸业。这话项羽没听进去，他想回家，因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把出主意的人气得大骂：“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人家都说，楚国人就是穿着人类衣冠的猕猴，果然名副其实。

项羽火了，按照当时君主们的习惯，把这人丢进鼎里烹了。后来事实很快证明项羽错了。楚汉相争时，刘邦先抢得关中，然后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相持。许多次，刘邦的军队被项羽打得溃不成军，但刘邦有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比后勤，项羽却耗不过刘邦。尽管项羽控制的地盘，其实比刘邦更大也更富庶。最终，失败抹脖子的，是项羽。

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第一条就是“背关怀楚”，思念楚国而背对函谷关，这是把形胜之地拱手让人。和项羽一样，一旦觉得自己已经控制了局势，刘邦和他手下的小弟们，也动起了大白天穿漂亮衣服逛街，回老家炫耀富贵的心理。关中这个战争年代的革命老区，他们其实是并不想再待的。

刘邦在当时的第一大商业都市定陶称帝，然后决定把都城放在洛阳。

这时，一个叫娄敬的齐国人，来面见刘邦。娄敬跟刘邦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您把都城放在洛阳，莫非是想建立一个像周代一样辉煌的王朝吗？

这是捧。刘邦也就顺口答应：“然。”娄敬就说，您这个想法，可不符合实际情况。周朝已经出了好多代圣人，攒了大量的道德积分，这才敢把首都放在洛阳这个“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的地方。后来周朝道德积分降到普通水准，待在洛阳宫殿之内的周天子，对天下局势就失去控制了。其实娄敬还搞错了一个问题，周朝最有“德”也最有权威的时候，首都也根本不在洛阳，而恰恰正是在关中。

可见，定都洛阳，都是道德超人才能干的事情。然后娄敬就分析刘邦成就帝业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水平：

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

这是说，刘邦完全靠武力征服而取得的天下，得人心什么的，真说不上。然后娄敬就给刘邦重新推荐了关中：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㨫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㨫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照例，娄敬强调了关中防御形势好，兵源补充容易，粮食产量高这三大优点。他又打了个比方，说俩人打架，最好的攻击方式是掐人家喉咙然后猛击人家的后背。而控制了秦地，等于是已经在掐天下的脖子，猛击天下的后背。

这也是说，关中非洛阳可比，在这里想称帝，缺德点（当然不能缺到赵高、秦二世那份上）也没关系。刘邦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又去找自己的头号谋士张良商议。张良支持娄敬，除再次强调关中的形势和资源优势，张良还特别分析了在不同情况下，关中可以对关东采取的不同策略：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列传》）

太平年月，关中可以慢慢从关东抽血；打起仗来，关中的军队出击，后勤不成问题。

到底，刘邦听了张良和娄敬的，把首都定在关中。这个选择的巨大意义很快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汉景帝的时候，声势浩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很快被扑灭。

不妨再做一回无聊假设：即使汉朝方面没有周亚夫将军的杰出指挥，这些叛乱的诸侯国也不大可能足以动摇汉政权的根本。他们的最大成就，也无非就是灭掉梁国（看过电视剧的也知道，汉景帝对梁孝王刘武没什么好印象，也许巴不得他被灭），推进到函谷关前。这之后的故事就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七国之军“困于阻险而不能进，汉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如此而已。

周朝的最后一位天子，是周赧王。“赧”是“惭耻之甚”，丢人丢大了的意思。这位天子丢人，也不光是指亡国而言。周赧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九年，光辉事迹没有，倒是留下来一个“债台高筑”的典故。他跟洛阳的老百姓借钱，债多还不起了，债主逼得急，他就躲到一个高台上。至今，洛阳城外还有一个小土墩子，传说就是这个债台的遗迹。

小说《东周列国志》里写这个故事，还添油加醋来了这么一段：周赧王预感到秦国将要伐周，决定先下手为强，约诸侯合纵攻秦（这事是《史记》里真有的），于是：

周赧王……命西周公签丁为伍，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给车马之费，于是访国中有钱富民，借贷以为军资，与之立券，约以班师之日，将所得卤获，出息偿还。西周公自将其众，屯于伊阙，以待诸侯之兵。

但等了三月有余，诸侯的军队大多没来，天子也就只好班师。于是“富民俱执券索偿，日攒聚宫门，哗声直达内寝”。天子被有钱的老百姓逼债，历来是被当笑话讲的。

不是说这样的事中国才有，恰恰相反，此类事件搁欧洲，太普遍，太正常，所以不能算笑话了。尤其是小说里添加的那个情节，把天子欠债的原因，归结为为了打仗而借钱。把这一段放到欧洲近代早期以来（即公元1500年以后）的历史背景下，可以惊人地完成无缝对接。

进入近代的那一段，人家也是封建解体、列国争雄的局面，经常打仗。国王要想扩军，就得花大价钱征募军人；钱不够，就要加税；加税老百姓不干，就只好出售公职（搁中国古代叫“卖官鬻爵”，被认为是政治极端黑暗的象征）；出售公职还是入不敷出，就只好跟有钱人借；接下来自然就是钱借得太多还不了，然后国家宣布破产。

但是显然，把故事背景换成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这事儿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周天子这样落魄到极点的统治者，才会跟老百姓借钱。七雄都是堂堂大国，君主要钱，可以随便从你兜里拿；君主要兵或要人干活，可以直接抓壮丁。别说君主们更习惯的是直接加税、征用、没收而不是借钱，就是他真借了你的钱，你敢这么堵在门口跟他要吗？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百姓被国家的官吏逼得没地躲没地藏，这才是中国人习惯的历史事实。周赧王的那种衰相，是极端反常的现象。

欧洲这块小小的大陆（有人更会以轻蔑的口吻说，其实不过是亚洲大陆伸出去的一块大点的半岛），山算不上很高，但崎岖险峻，一道道山脉，切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原，天然适合小国割据。在这种环境里，谁打谁都不是那么容易——也就是说，华北平原上的诸侯国必须累得筋疲力尽才能完成的防御工作，老天爷已经帮欧洲人完成了一大半。

在近代早期，欧洲也出现了一系列绝对主义的国家，王权神圣的主张，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鼓吹。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王们是根脚不牢的，恩格斯就指出：

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的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101]

这种情况下，要欧洲人甘愿牺牲自己的很多权益，用于国防建设，实在是不可能了。国王要想人来为自己打仗，那只有下大本钱雇用军队，而下大本钱的结果是，反而欠了人家的钱。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国王都靠边站了。

而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拥有像欧洲国家一样防御优势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周天子的洛阳。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微弱到了极点，从军事角度说，七雄中最弱小的韩国，要吞并洛阳一带的小小土地，也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真要灭它，谁都得掂量掂量，因为：

西周[102]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

弱小的事实和昔日的荣光，反而构成周地的一道防火墙，在有信心扫平全部劲敌之前，哪个国家都觉得还是别动天子为好。

这种局面的影响是，周地挨打的可能性很小，而它显然又是没有能力出击打别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于社会力量发育的环境。洛阳的商业是很发达的，大量洛阳人已经把从事工商业看作最自然的选择，例如《史记•苏秦列传》里写道，苏秦游说失败回家，兄弟姐妹妻妾都笑话他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所谓“什二”，是商业利润的别名，因为当时普遍认为经商获得的利润是十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苏秦热衷于游说而不好好经商，被称为“释本”,也就是在洛阳地区，已经并不认为只有农业才是“本”，工商业仅是“末”。可见商业在洛阳一带所占的经济比重，已经大到什么地步。所以，周赧王借钱的对象不是列国诸侯，而是洛阳的老百姓。

显然，天子这片小小的王畿，不能代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并且一旦大局已定，这个经济特区，也就会被从地图上轻轻抹去。和欧洲各国形成鲜明的对照，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总体而言都是易攻难守的地方。

中国的地理形势，由高往低三级阶梯，六国的核心地区（首都及其周边）都在最低一级阶梯的大平原上。彼此之间，并没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秦国打六国很容易；二是六国之间，谁打谁也都很容易。所以，六国都很没有安全感。

这也是个连锁反应：要想不挨打，就要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要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就得同意君主增加税额和抓壮丁的权力；有了强大的军队，就发现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与其等别人来打不如自己去打别人；有一个国家热衷于进攻代防守了，于是别的国家也看样学样……

战争就这样逐步升级，慢慢地，国家对社会的汲取能力变得无比强大，统治者的权威被越抬越高，六国人相继割舍了自己的各项权利，以便以更大的力量投入战争。最终，是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战争机器。

早些年疑古风盛行的时候，很多学者倾向于怀疑《史记》中记载的战争规模有所夸大。这几年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研究更深了，不少人倒是回过头来，倾向于认为不能轻易否认《史记》里一些数据（比如军队人数）的可靠性。

专制与恐怖，往往互为因果。专制统治者热衷于制造恐怖，而缺乏安全的恐慌，自然也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土壤。对六国而言，秦国是最恐怖的存在，所谓秦是“天下之仇,为了免遭秦军的屠戮和掠夺，对很多六国人来说，本国政府的横征暴敛，也就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了。

被秦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专制的接受程度也就不同。紧挨着秦国的三晋显得比较急功近利，那里的学者也喜欢鼓吹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如荀子，韩非子更不必说）。而离秦国比较远，不那么强烈感受到秦国威胁的国家，社会力量相对就强大一些：如齐国还爱讲点个人自由，说说国君要受民意约束的道理；如燕国还能把君主禅让的主张实践一回。

由于六国也很容易互相攻击，所以即使没有秦国，大家也仍是不安全的。因此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秦国，在那个时代，走中央集权路线，总是大势所趋。

本书前面的内容，曾把齐国和秦国对比，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秦国在打造新社会的问题上走得最远；齐国旧社会的成分保留得最多，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文化上能构成真正对立的两极。更宏观地看，则两国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讲一个关于齐威王的著名故事：

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去治理即墨地区之后，每天都有人跟我说你的坏话。但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发现土地充分开发，人民群众生活有保障，政府办事效率也很高，东部地区因此很安宁。人家说你坏话，是因为你不给我身边人送礼搞形象工程。”于是封给即墨大夫一万家。

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去镇守阿地区，见天有人跟我说你好话。但是我派人去阿地区视察，发现田野很荒芜，人民生活很贫苦，当初我国遭到别国的进攻，丧权失地，你也没辙，甚至干脆就不知道。这是你给我身边人送礼，尽追求GDP数据漂亮了！”于是，齐威王就把阿大夫丢进鼎里给煮了，并连带挖出一个贪腐集团，也统统给煮了。

由此，我们可以谈到好多问题。

第一，这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就是齐威王很英明，不让老实人吃亏。阿地的大夫给齐威王身边的人行贿，让他们给自己说好话，完全是白费心机；而即墨大夫踏实肯干、只做不说的老黄牛精神，也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表彰。

第二，战国时代齐王的权威，一样比当年膨胀了好多。照西周、春秋的老规矩，那就是刑不上大夫。阿大夫太不像话，国君也不能杀他，只能指望阿大夫在贵族的尊严意识驱使下，回家自己抹脖子。而现在，齐威王却很干脆地把阿大夫给烹了。显然，国君能有这么大威风，让齐国这个很有自由主义风气的国家很不适应，因此齐国人对严惩了贪腐分子的反应，竟不是欢欣鼓舞，而是“震惧”。

第三，反过来看，要是搁春秋时代，阿大夫根本就不会跟齐威王弄虚作假。因为没有必要。按照封建社会的老规矩，大夫立家，这块地既然封给我了，那就是我的。这里的田野辟不辟，人民贫不贫，关你国君什么事啊！就是说，尽管称呼仍然是大夫，但是，这种大夫已经是战国意义上的官僚，而并非春秋意义上的贵族了。

贵族的采邑和封地，都是他自己的，干好干坏，享福吃亏的都是他自己。所以，只要这个贵族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他就会想法子管理好自己的地盘。

而官僚，仅仅是国君雇用的打工人员（民主国家也一样，只是雇主换成了人民而已）。干得好不是最重要的，让雇主觉得自己干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说，热衷于弄虚作假，乃是任何官僚体制的天性。

受监督机制和道德教训制约，这个体制的造假程度可能有别，但天性，却不会改变。

所以才会有阿大夫们这样不用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却热衷于讨好国君身边的人的情况出现；齐威王们才必须修炼出一双监督臣下的火眼金睛，不然他只能被愚弄至死。

末代齐王田建，据说他就是一个被臣下愚弄而亡国，最终活活饿死的国君。但此种弊端，在战国时期，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明显。何况国君们即使想明白了这一点，也会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官僚对国君的威胁和制约能力，总归比贵族要小很多。前面说，在齐国，士人的力量相对君主的力量，有时“甚至看起来有点反客为主了”并不错，但毕竟只是看起来而已。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战国时代血流成河，坑一支军队、屠一个城市乃是家常便饭，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比当年更加没有保障，但被谋杀的国君，却明显比号称有“旧时代的温情”的春秋时代，少得多了。

战国大事年表[103]

公元        大事记

前481年    齐田常弑简公，田氏专齐政。

前458年    晋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共分范氏、中行氏地以为邑。

前453年    韩、赵、魏共灭智伯，三分其地。

前412年    魏文侯任李悝为相，悝著《法经》。魏攻占秦繁庞。

前408年    魏伐秦，筑洛阴、合阳，占河西地。魏伐中山，伐宋。

前403年    周威烈王命韩、赵、魏列为诸侯。

前391年    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韩、赵、魏败楚于大梁、榆关。

前389年    秦攻魏阴晋。吴起任楚令尹，主持变法。

前386年    周安王命田和为诸侯。赵迁都邯郸。魏袭邯郸，不克。

前381年    楚悼王卒，贵族作乱，射杀吴起。

前375年    韩灭郑。

前367年    韩、赵趁周王室内乱，分周为东西两国。

前364年    秦败魏于石门，斩首六万。

前362年    秦败魏于少梁，俘魏相公孙瘗，攻取魏庞城。魏自安邑迁都大梁。

前356年    齐立稷下宫招致游士。秦用卫鞅为左庶长，下变法令。

前353年    齐救赵，败魏于桂陵。魏拔邯郸。

前350年    秦卫鞅变法：迁都咸阳，行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平度量衡。

前341年    齐田忌、孙膑败魏庞涓于马陵。惠施相魏。

前340年    秦用卫鞅计擒公子卬，大破魏军。秦封卫鞅于商於，号曰商君。

前338年    秦孝公卒，商鞅遭车裂而死。

前334年    魏惠王与齐威王会于徐州，互相尊王。

前328年    秦始设相邦，以张仪为相。

前322年    张仪至魏为魏相，逐惠施。秦攻取魏曲沃、平周。

前319年    秦攻取韩鄢。魏逐张仪回秦，改用公孙衍为相。

前318年    六国合纵攻秦，不胜。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

前316年    秦派司马错伐蜀，蜀亡。秦攻赵中都、西阳。

前315年    秦攻取韩石章，败赵。燕内乱。

前314年    齐宣王派匡章伐燕。燕公子职回燕，立为燕昭王。

前312年    秦败楚于丹阳，虏屈匄，取汉中。楚与秦战于蓝田，大败

前307年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秦初置将军

前306年    楚灭越，设郡江东。

前301年    齐、魏、韩大败楚军于垂沙。楚庄蹻起事。

前300年    孟尝君田文专齐政。秦攻楚，取楚襄城。

前299年    楚怀王入秦被扣。孟尝君入秦为相。

前296年    燕昭王以乐毅为亚卿。楚怀王卒于秦。

前294年    魏昭王以孟尝君为相。燕昭王派苏秦使齐，说齐湣王伐宋,

前293年    秦白起败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齐攻宋。

前288年    齐、秦互尊东西帝，旋各去帝号，后称王。

前287年    苏秦、李兑约赵、齐、楚、魏、韩五国合纵攻秦。

前284年    燕乐毅率五国之师伐齐，破临淄。魏攻取旧宋地，楚收复淮北地。

前279年    齐田单败燕军于即墨，悉复所失故城。楚将庄蹻入滇称王。

前278年    秦白起攻取楚郢都，建南郡。秦封白起为武安君。楚迁都于陈。

前273年    赵、魏攻韩华阳，秦救之，大败赵魏联军于华阳，斩首十五万。

前269年    秦攻赵阚与，赵将赵奢往救之，大破秦军。

前262年    秦攻取韩野王，韩上党郡守归赵。春申君黄歇相楚。

前261年    秦攻上党，赵将廉颇拒秦于长平。

前260年    秦白起大败赵括军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五万，取上党。

前257年    魏信陵君无忌、楚春申君救赵，解邯郸之围。秦王赐死白起。

前251年    燕攻赵，为赵将廉颇所败。赵进围燕都，燕割五城求和。

前241年    赵庞煖率五国之师攻秦，不胜。楚迁都于寿春。

前233年    秦攻赵，为赵将李牧所败。

前230年    秦派内史腾灭韩，虏韩王安，置颍川郡。

前228年    秦王翦大破赵军，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出奔代，自立为代王。

前227年    秦派王翦伐燕。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

前226年    秦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秦拔燕都蓟。燕王喜徙于辽东。

前225年    秦王贲攻魏，决河沟灌大梁，魏亡。秦使李信伐楚，败还

前224年    秦王翦大破楚军，楚将项燕自杀。

前223年    秦军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亡。

前222年    秦王贲拔辽东，虏燕王喜，燕亡。灭代，虏代王嘉。

前221年    秦王贲攻入临淄，齐亡。秦统一六国。

后记

我写过几本书。一本聊《西游记》的，叫《小话西游》，自拟的书名本是《西游杂俎》。一本谈春秋的历史，叫《读罢春秋不成歌》，自拟的书名本是《失败者的春秋》。另一本谈战国时代最有名的五个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叫《战国五大公知》，自拟的书名本是《孔子决战孔子》。

写春秋之前，我吐槽过流行的书名风格，现在自己的书一本本题目如此，脸早被打肿得不成模样了。所以要提醒自己，如果不打算码完字放到网上就算了，嘴巴还是不要太贱，出版社有它的考虑也有它的难处，总要彼此体谅。唯独这本《战国歧途》，是自己意中的书名，所以还是挺珍惜的。

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套模式：一是据说由文武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所创立的周制，二是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里集大成的秦制。周制的特点，是封疆土、建诸侯（简称封建，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往往称为分封制），实质上就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秦制则是反封建的，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中央的领导和监管下运作。秦制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但秦制下的生活，即使在当时，也并不那么诱人。

秦统一之前，山东六国未必喜欢被统一。秦汉统一之后，也有很多人怀念周制下的好时光。他们吐槽说，封建君主，施政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五等之君，为己思政”），也会对老百姓比较好；郡守县令们，则是在为别人打工（“郡县之长，为吏图物”）。对这些中央任命的地方官而言，不停折腾，才能很快取得很多政绩（“进取之情锐”），而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安人之誉迟”）。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即使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陆机《五等论》）。

这当然不是抽象的议论，实例在典籍诗文中一抓一把。比如白居易的这首著名的《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他把官吏们比作豺狼，也解释了把官吏变成豺狼的原因。官员们明知道老百姓日子难过，却还是急敛暴征，这并不是和百姓有仇，而是“求考课”，他也是要完成自己的考核指标的。酷吏们也并不隐瞒自己的心态。西汉后期有个著名的酷吏叫尹赏的，临终前教导儿子说：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男子汉出来做官，因为凶狠暴虐而丢官，不是什么大事。将来上级领导回忆起你在岗位上的业绩效率时，还是会重新启用你的。但一旦是因为软弱不胜任被罢免，那你不但丢官，而且丢人，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比贪污受贿还要可耻得多。所以，千万别怂。

然而，秦制再坏，夸周制好，大概也只是白头宫女的心态。

中华文明所在的这片土地，足够大，大得你可以认为它就是整个天下；又足够小，小得缔造和维持统一的成本，并不那么高昂。而且中华文明是依托大河发展起来的文明，.治水倒不见得是最关键的理由，重点是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往往是这样一种关系：利益相关性很高，但同一性很差，所以很容易就有矛盾爆发出来。

远的例子，可以看到齐桓公葵丘之盟，有一条盟约是“毋雍泉”，就是强调别在河流上筑坝。因为枯水季节，上游的国家筑一个坝，下游就可能没有水喝；而水流量大的时候，下游的国家筑坝，又可能引发上游的洪水。然后，两国间的战争就爆发了。齐桓公强调，希望以国际霸主的身份来协调解决此类问题，不过霸主的权威还不够大，所以那时还是战乱不断。

近的例子，则不妨就看几年前的一则新闻（如果愿意的话当然还可以找到一堆类似的新闻）：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长治市一家化工厂发生苯胺泄漏事故，污染物顺流而下到了河北。但是，山西省的有关部门没有立即向河南、河北通报这件事，直到五天之后，这两个省份才知情。有人开玩笑说，要是搁春秋时代，这事就够引发中原大战了。现在有中央政府镇着，这样的事当然仍极端恶劣，但是协调解决的成本，无论如何要小得多。

在这片土地上，不大能想象天下同时存在许多小国，大家彼此相安无事，或者虽然有事，但至少没有搞到对邻国必灭之而快的地步。所以分裂时代的历史，可真就使人不忍卒读了。一个又一个小政权突然出现又遽然倒下，而每一个政权的兴废，都意味着一系列恐怖的屠杀。失败者往往被屠戮殆尽，胜利者也毫无安全之感。动荡之中没有人还能够继续生产，于是开始缺粮，每粒米都变得贵如黄金。于是有人因饥饿而倒下，他很快成了别人的食物，而吃人者很快也成了别人的食物。

在统一时代，人口数量缓慢爬升，然后分裂，一下子死掉三五成。这种人口周期律，中国之外，大概别无分号。前几年有部电视剧《兰陵王》，开头是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渔夫在吃鱼的时候，发现鱼肚子里是人的手指，吓得惊惶失措。

然后他被告知，这是因为大量死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黄河，为鱼所食。鱼腹中吃出人手指来，史有明文；渔夫会因此大惊小怪，却完全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编导的想象。’那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末期，那时的人们，对此类事件经历太多，能对着这根手指发出一声叹息，就算是有些小清新情怀了。

接受秦制，就得忍受腐败，腐败到忍无可忍，于是天下分崩。企图回到周制，必然导致战乱，尸山血海之中，人心渴望统一。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头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境况下，不能像酷吏们那么刚健决绝的人，选择时就艰难得多：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同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

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杨朱恸哭道：“在这里错走半步，就陷入了千里外的歧途。”

刘勃

2015年7月17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歧途/刘勃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6 （2020.5重印）

ISBN 978-7-5306-7581-6

I .①战…II.①刘…III.①中国历史—战国时代—通俗读物IV.①K2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3837号

战国歧途

ZHANGUO QITU

刘勃 著

选题策划：张立宪

责任编辑：赵世鑫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经销电话：010-57268861

印刷：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开本：787 ×1092毫米    1/32

字数：140千字

印张：6.75

版次：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2020年5月第5次印刷

定价：3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读库联系调换。客服邮箱

《失败者的春秋》

春秋是中国历史的青春时代，内外乱战，戎狄交侵，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崛起，涌现出一群想要重整山河的霸主。刘勃起底纷繁的历史文献，勾画出一幅诸国兴亡变幻的画卷，也留下贵族时代最后的背影，重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挣扎和奋斗。

《战国歧途》

本书讲述自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曲折故事。作者以《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等史籍为底本，结合新近考古资料，多方比勘，考察了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等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事件，力求再现大变局时代的历史图景。

描述

[←1]

这里“史记”是通名，泛指历史书。

[←2]

西周爵位，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就是说要称“子”,那先得是国君，比如楚国国君就叫楚子。到春秋中后期，大夫们开始也称“子”。开始可能还有人觉得别扭，觉得这属于僭越，但很快大家就都习惯了“子”的这种新用法。再后来，在社会上稍有头脸的人（比如孔仲尼）都可以称“子”了。一个尊贵的称呼，在实际运用中，总是不断贬值的。

[←3]

晋阳即今天的太原。显然，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从来都不是邯郸、长子可比的。

[←4]

《韩非子•备内》：“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5]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最重要的治国技能，也就是懂得祭祀和打仗。祭祀要相应的仪式（礼）和音乐（乐）来配合，打仗要会射箭（射）和驾车（御），而不论是祭祀还是打仗，都需要能读能写相关的文件（书），并且算清相关账目（数）。因此很显然，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处理国家事务时必须掌握的技能。

[←6]

这部分主要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篇的相关内容改写。

[←7]

《韩非子•外储说上》：“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此处“文学”的意思当然和今天不同，是指和行政相关的文献和文书。

[←8]

网上的段子，可惜找不到作者了。

[←9]

这事疑点很多。

首先，太八卦了，读历史时碰到故事性太强的，本身就得加点小心。

其次，公叔跟魏武侯说：“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这话根本就不通。魏武侯的时候，秦国根本就不强，给魏国压着打，你看看几十年后秦孝公招贤时所说的话，那种痛心疾首，这点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天下的局势，恐怕就难说有比魏国更强的国家。所以，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秦国已经很强大的时候，有人编出来的。

第三，魏武侯要把女儿嫁给吴起，也真够不把女儿当回事的，吴起可是有杀老婆的前科的。所以杀妻求将和拒尚公主这两事件，很可能同假，但是很难同真。

最后，这位魏相公叔，到底是什么来头，本身也是个疑点。后来，魏国的相国，有个叫公叔座的，但公叔与公叔座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公叔座人品很不错，比如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的时候，公叔座打了胜仗，魏惠王要赏他，公叔座就说：“不该赏我，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吴起当年练兵练得好！”你看这样一个人，也不像是一个会用损招陷害吴起的样子。

这里我们还照着《史记》讲，但其实能够确定的事实仅仅是，吴起跟魏国的当权派关系搞不好，所以不得不离开。

[←10]

孔子周游列国，最往西，是到了晋国的边境上，因此留下一个“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话头。照后世儒生的观点看，这是秦国太野蛮，我们祖师爷都放弃你了。

[←11]

《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93-295页。

[←12]

《史记》记录魏国开国的这三位国君在位的年数，错讹之多是出了名的。这里姑取一说，不做考辨。

[←13]

泗上十二诸侯是当时习惯性的说法，但无法断定是哪十二个诸侯国。古人心目当中，十二是个非常神圣的数字，所以碰到高贵的话题，大差不差的，能用十二就用十二。比如《春秋》写了十二个鲁国国君，《史记》写了十二篇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两篇，本纪的资格都很可疑），西汉和东汉被承认为正统的皇帝都是十二个（其实怎么数都不是十二个）等等。

[←14]

或说此时秦已迁都栋阳，但据考古发掘，栋阳城的规模远不能与雍和咸阳相比。雍城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咸阳面积最保守估计也有4000万平方米，而栋阳仅400万平方米（《秦文化》，王学理、梁云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0页）。即使可以把栋阳作为都城看待，其临时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本质论，栎阳仍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据点而已。

[←15]

春秋时代，秦晋之间交战极为频繁，晋军取得了大多数的胜利。但深入秦境的结果，却往往是无功而返。典型的战例如鲁襄公十四年的伐秦之役。晋军率领诸侯的军队向西推进，沿路并未遇到有力抵抗，但大军渡过泾水时，却已经军心涣散，不得不主动退兵。

[←16]

这个故事见《淮南子•人间训》，但魏国和燕国不接壤，以地理形势来推测，最后挨西门豹打的国家，大概是赵国。

[←17]

韩国本身对魏没多大威胁，但韩国后来差不多成了秦的仆从国，张仪这话实质是在说，秦要通过韩境攻魏很容易。

[←18]

荀子曾有军事专著《议兵》，汉以前出过单行本，后来才收入文集，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19]

水淹安邑是不可行的，但水淹大梁实在是太可行了。最后，秦就是这么灭了魏国的，后来李自成也就是这么取开封的，再后来，还有国民党炸花园口。一代又一代的开封城遗址，层层叠压在地底下，假如有人从魏大梁城复活往上爬，爬个几米到了宋朝，再爬个几米又到了明朝，他可以充分体验穿越时空的感觉。

[←20]

所以有人分析说，刘邦撕毁和项羽之间的鸿沟协定（鸿沟是魏国开挖的一条运河，就在大梁附近），不能仅仅归咎于他个人的流氓作风。项羽占着关东，不统一也可以过富裕日子，刘邦在西边可就得喝西北风了。

[←21]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史上，南方经济两次飞跃性的发展，全是国家分裂的后果。因为这里创造的财富，终于不必大半被朝廷拿走，而是可以用于本地区的再生产了。

[←22]

看皇帝的诏令，似乎他是着急的；有见识也有责任感的官员，他们也是着急的；但整个政府班子，从来也没有真正着急。

[←23]

商鞅是卫国人，但变法思想是在魏国成型的，他到秦国去，兜里揣着的是魏国前首相李悝的《法经》。

[←24]

据何炳棣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人手》一文，秦军的战斗力此时有如此迅猛的上升，是取得墨家帮助的结果。

[←25]

石门的位置有不同说法。或说是在今陕西三原县西北，那么，当时秦魏沿北洛水分界，石门已经深入秦境七十多公里，魏军显然是轻敌冒进而致败的。另一说石门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则是秦军已经打到了魏国的河东。以当时的情势论，似乎前一说较为合理。

[←26]

本篇中《商君书》的译文，主要参考张觉译注的《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

汉文帝有一回想修一个高台，找工匠来计算工程开支。工匠说大概是一百金。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

[←28]

《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29]

每人还是种一百亩地，这个没变，但每亩地原来是一百步，商鞅变成了二百四十步。陌是亩和亩之间的小路，阡是百亩和百亩之间的小路，所谓“开阡陌”者，开是拓展的意思。

[←30]

春秋时代，东方的诸夏，即有“初税亩”之类的经济改革，但其模式与商鞅变法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是农民主动垦荒，然后政府加以追认；秦则是农民并无作为，政府勒令其垦荒。

[←31]

《秦律杂抄•牛马课》：“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

[←32]

齐威王曾跟梁惠王炫耀：“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大意是，我派一个叫黔夫的官员守徐州，于是燕国、赵国都害怕我们齐国去攻打他（齐国要伐燕，则兵出北门；要伐赵，则兵出西门。所以燕、赵的人要祭拜齐国的北门或西门），他们的百姓，搬家到齐国来追随我们齐国领导的，有七千多家。而梁惠王又曾对孟子抱怨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大意是，我对国家是很尽心的。河内闹了灾荒，就把老百姓迁到河东去，把粮食运到河内来。河东闹了灾荒，也是一样。我看邻国的政策，没有像我这样用心为民的。但邻国人民没减少，我国人口没增加，这是为什么呀？看来，梁惠王自以为魏国政策好，就觉得外国人口涌入魏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人没来，他就委屈了。可喜欢哪国的政策就做哪国的老百姓，当时本来是常态。

[←33]

《商君书•垦令》第三条说：“民……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所谓外交，就是和外国人交往的意思。与其他各国都在积极争人口不一样，秦国的征伐，往往是要地不要人的。如秦惠文君八年，“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樗里子列传》）。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秦本纪》）。西嶋定生分析说，很可能是秦政府不想让秦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多接触，以避免他们受东方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

[←34]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商鞅是绝对没有的。此点拿那个经常被用来当作商鞅执法严明的案例来看，一目了然。秦太子犯法，商鞅的处理办法是：“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最后在太子的师、傅身上动刑了事。这只能算不避贵幸（仍属于打击贵族的范畴），绝非真有意限制君权。

[←35]

说到秦法对老百姓的态度，还可以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写到的一件事：“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就、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秦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大臣请求打开王家的苑囿，让老百姓摘取其中的果实，得一条活路。秦王竟反驳说，赈济灾民，是使老百姓无功受赏，这是通往动乱的道路。与其给老百姓活路而导致国家动乱，不如死掉一批保持国家稳定。

[←36]

《商君书•境内》中对一支军队要砍下多少颗人头才能“盈论”（即达标），有非常细致周密的规定。如不能盈论，则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如：军中每五人设一屯长，每百人设一将官，如果这个团队没有在战场上斩获人头，那么屯长和将官自己将被斩首。

[←37]

一般认为，《管子》是战国时代齐国学者的论文汇编。这书里的观点五花八门，其中也不乏和商鞅所见略同的。

[←38]

“战国时代”这个提法是后来才出现的，好战的国家，是“战国”的本意。

[←39]

这里对青州州名的解说，引自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下同。有些解说其实是不靠谱的，不过挺有意思，不妨一听。

[←40]

黄河进入今天的河南省境后，偏东北流向，构成了一个夹角，夹角内的地区叫河内。

[←41]

河南跟河内相对（因此也叫河外），大体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

[←42]

这里的河东大体是指黄淮之间的地方。但河东的这个用法非常冷门，一般史料上说河东，都是指的山西西南部。

[←43]

古扬州范围很大，包括今天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北省的一部分。

[←44]

无强伐楚，面对的到底是哪个楚王，学界是有争议的。这里仍照《史记》的说法说是楚威王。但现在学者往往认为，当是楚怀王。详见下一章。

[←45]

《韩非子•说林下》里也提到了越国割地给楚国的事。不过他不认为是勾践慷慨，而是以为越国“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实在打不过楚国了，不得不割。

[←46]

《史记•货殖列传》里引用频率极高的一段话：“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寙（苟且懒惰的意思）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47]

这事见《吴越春秋》的佚文：“独女山者，诸寡妇女淫佚犯过，皆输此山上。越王将伐吴，其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吴越春秋》这书的性质，类似于《三国演义》。不过倘使《三国志》及各类史料统统失传，《三国演义》也就不得不被当作了解三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了。越地的风俗本不同于中原，这事并非不可想象。

[←48]

会稽刻石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寄豭是配种的公猪，用来比喻睡了别人老婆的男人），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49]

勾践是身上堆满了传说，以致难以辨明本来面目的人物。《吴越春秋》里有个著名的细节：夫差生病，勾践于是主动尝了吴王的屎尿，然后根据屎尿的味道，预祝夫差一定会痊愈。

[←50]

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近代官署的管理，是以书面文书（’文件’）为基础的；这些文书以其原始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就有了一批秘书和各种各样的文书。忙碌于’公共’办事场所中的官员们，再加上各类物质手段和文件，就构成了一个’官署’。”转引自《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阎步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34页。

[←51]

楚国的官制没有相国，应该是指楚国的令尹。

[←52]

不光是著名的伍子胥，单单是太子母亲的娘家人，能量就很大，他们给吴国做内应，直接导致了楚国的居巢、钟离失守。后来伍子胥在吴国的死对头伯嚭，曾与伍子胥同病相怜，他也是楚国流亡过去的太子党，把楚平王掘墓鞭尸，是俩人的合作项目。

[←53]

比如说，《史记》记录了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攻取了魏的少梁，也记录了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献少梁等地给秦。则是这两件事之间，必然还有个魏收复少梁的事，但这一点，史书上就不写了。

[←54]

一般说合纵，当然是以苏秦为代表人物的。但苏秦这人，可疑的地方很多。据《战国策》，秦孝公时代（公元前361年-前338年），苏秦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直到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后，还可以看见苏秦在列国间为合纵奔走的身影。照这样，苏秦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至少长达八十年。

司马迁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也就是说，《战国策》中的苏秦，完全符合文艺理论中“典型人物”的定义：杂取种种人，合成这一个。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不是历史。

《史记》为了解决这种自相矛盾，把苏秦之死定在燕王哙的时候，再往后的那些游说故事，主人公则成了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或者根本不相干的其他人了。

司马迁这么划分，大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只不过苏秦是合纵家的巨擘，而张仪执连横家的牛耳，把他俩设定为同时代的人，然后双峰并峙，彼此间再有诸多的恩怨纠葛，故事更精彩。也就是说，司马迁选择了更吸引人的材料，而不是更可靠的。

学者们很早就发现，苏秦挂六国相印，吓得秦惠文王时代的“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这个说法几乎跟其他一切相关记载矛盾。而齐湣王时代苏秦活动的内容，《战国策》的记录虽然只是些零碎的片段，却可以融合无间地放到历史背景里去。因此不少人都推测，苏秦其实是齐湣王时代的人。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了一部性质类似于《战国策》的帛书，里面写到很多苏秦的言行，是传世的书中从没有见过的。而这些内容具体详密，不大可能是编织出来的故事。由这部帛书（整理者起名叫《战国纵横家书》），大致可以断定，上面那个推测无误，苏秦是燕昭王派到齐湣王身边的一个间谍。

这也就意味着，《史记》里把苏秦活动的年代提前了几十年，《苏秦列传》的内容，十之八九都是错的。如果说，《张仪列传》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小说，那《苏秦列传》则简直像穿越小说了。

真正与张仪同时代的合纵代表人物，是公孙衍。《孟子》里写到，有人跑到孟子面前夸说纵横家的荣耀，就是把公孙衍和张仪相提并论，说他俩算得上“大丈夫”，可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其实这个例子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天下有个苏秦。

[←55]

《战国策•秦策二》：“齐助楚攻秦，取曲沃。”

[←56]

考古学家至今也没发现咸阳的城墙。为此学者们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观点，就是咸阳城本来就没有城墙。

[←57]

可以参看著名的“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

[←58]

我对《离骚》《九歌》的印象，就是惊人的华丽细腻和多愁善感，文笔和情绪都极端的女性化，随时可能哭得涕泗滂沱浑身荡漾。文学才华是一回事，行政和带兵的能力显然是另一回事。当然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屈原行或者不行，但这种气质是否适合掌握军政大权，我是存疑的。

[←59]

史念海先生对《史记•六国年表》做的统计：战国时楚伐齐两次，伐魏两次，伐秦、燕、韩各一次。而秦伐楚达十二次，魏伐楚五次，韩伐楚也有三次。当然，六国表记录的数据，是很不完全的，不过攻防比重，大体可见。

[←60]

我手边有一本高至喜先生的《楚文化的南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是《春秋时期楚人大举南进》，第三节则是《战国时期楚人席卷江南》。光看题目，似乎从春秋到战国只是量变。但实际上，“席卷江南”写了将近两百页，“大举南进”则不到五十页就把话说完了，并且其中提到的有些文化遗址是否属于楚文化，还有比较大的争议。

[←61]

类似的例子还有：

公元前701年，汉水流域的一些小国联合起来，有向楚军发动进攻的迹象。楚将斗廉（斗氏是楚国大贵族之一）提议先下手为强。主将屈瑕对此有些犹豫，认为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先向楚王请示一下。斗廉却说：“师克在和，不在众……成军以出，又何济焉？”既不请示楚王，也不卜问神明，楚军就断然出击。这次自作主张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大胜。公元前690年，楚国讨伐随国。进军途中，楚武王去世。但他的将军们并不因此退兵，反而秘不发丧，继续前进，最终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使其屈服。

公元前675年，楚文王对外战争失败，看守郢都城门的鬻拳（此人是楚国先祖鬻熊之后，也是楚国贵族），拒绝让他进城。楚文王无奈，重新出兵打败了黄国，才又踏上归途。

[←62]

不过河西这条路，当时一定是保持畅通的。因此西城各国都知道有个秦国。英语里称中国为“China”是因为秦，但绝非二世而亡的秦帝国有多大的“余威震于殊俗”，而是因为春秋战国几百年来，西域国家能接触到的，只有一个秦国。

[←63]

“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这在当时差不多是共识。墨子跟楚惠王是这么说的，吴起跟楚悼王还是这么说的。

[←64]

商纣有臣子叫飞廉，飞廉的儿子恶来是秦的祖先，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是赵的祖先。《秦本纪》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但实际上造父是季胜之后，和秦的关系有点远，秦自居造父之后，是想冒充“我祖上也很阔”。

[←65]

这在古代是正常现象。如西汉时，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均已纳入王朝版图，但关中、河南的人则可能拿出一副傲慢的嘴脸来：凭你也算中国？到明朝，江西、湖南当然算中国了，但他们看云贵地区的人，那态度多半也会赵老太爷起来。

[←66]

狄与翟，这两个字可以同音互通。据《史记•赵世家》说，赵国的先祖赵简子有一回进入假死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他见到了上帝（当然是中国人的上帝，跟耶和华没关系），遭遇了很多有象征意味的事，其中之一，是上帝说要把一只翟犬送给他的儿子（即赵襄子）。醒来后，有人跟赵简子阐释这些怪事的伟大意义，认为“翟犬者，代之先也”，送翟犬给赵襄子，就意味着赵襄子将灭代。

[←67]

《史记》和《战国策》写赵武灵王和肥义的对话，都提到“计胡、翟（狄）之利”的话。不少书都把这句理解为消灭胡人而获益。实际从赵武灵王的举措看，引用胡人而获益，他是一样重视的。赵武灵王十九年，“胡服招骑射”（注意“招”字）；二十年，“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代地的相赵固主管胡人的事务，招致他们的军队）;二十一年攻打中山国时，“赵希并将胡、代”；惠文王二年，“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凡此种种，都是明显的例证。

[←68]

公子成的年纪似乎比赵武灵王要小，大概是赵武灵王之弟。赵武灵王称他为“叔”，是按伯仲叔季的排行称呼，等于喊“老三”，而并不是叔父的意思（徐中舒先生的说法）。

[←69]

《赵世家》说他即位时“少，未能听政”，大概还不满二十岁，此时也不过就过去三十一年，其实也不是很老。

[←70]

除了赵惠文王赵何之外，至少还有个平阳君赵豹。此外，平原君赵胜和一个公主可能也是吴娃所生。

[←71]

司马迁写六国的历史，一般只有秦国方面的记载和一些策士游谈（后来编成《战国策》）可以利用，而没有该国的史料做依据，但赵国的情况似乎有点儿例外。《魏世家》《田世家》里常见编年错乱、语焉不详的现象，《赵世家》这种问题就要少得多，恰恰相反，它的问题是有很多美化（甚至神化）赵国创业发展史的内容。前一个问题显然是史料残缺导致的，后者则很像是本国史官的谀辞。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秦始皇烧六国史时，赵国这份没烧干净，所以司马迁写《赵世家》时可利用的材料要多一些。

[←72]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写过一篇《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大意是如果这样，整个中国的发展轨迹，可能都会很不同。可以参看，当然，我没那么乐观。

[←73]

田完字敬仲，因此《史记》里写田齐历史的那篇，叫《田敬仲完世家》。但一般书里提到这篇，都不说这个啰嗦名字，而是简称《田齐世家》或者《田世家》。

[←74]

了不起、出色之意。

[←75]

黄帝取代神农氏，不是用暴力推翻人家，而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舜取代尧的儿子丹朱，也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田氏代齐，据说还是人心归附，自然取代；现在王莽做了安汉公，颂德献符的遍及天下，当然也到了人心归附，自然取代汉朝的时候了。

[←76]

古人姓和氏是两回事。国、高、崔都是氏，但他们姓姜。我们今天说的姓，那时都是氏。

[←77]

豆是容器，用于盛肉或者其他食物，形状像高脚盘。

[←78]

田完小时候，有个周朝的史官为他用《周易》算了一卦，说：“这孩子将来能发达，但是不是在陈国发达，得到外国去；不是他自己发达，是他的子孙才能发达。外国多了，去哪儿呢？得到一个姜姓国家。”

[←79]

但不能因为孟子是小骂大帮忙，就否认齐宣王的开明。可以提出作为比较的，是汉景帝的例子。

两个学者在汉景帝面前讨论汤武革命的问题。一个叫黄生的说，别说什么商汤、周武王得天命而诛桀纣，那就是扯，说穿了就是以臣弑君。另一个学者辕固，是个从齐国来的儒生，观点近于孟子一派，他认为民意就是天命，顺从民意杀桀纣理所当然。于是黄生打了个比方反驳说：帽子再旧，也是头上戴的，鞋子再新，也是脚上穿的。君臣关系，总之不能颠倒。辕固则拿本朝的开国皇帝说事：“要按照你的理论，咱们高皇帝取代秦朝而登上天子之位，也是错的吗？”

汉景帝听到这里听不下去了，宣布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吃肉不吃马肝，一样可以做美食家；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谈汤武受命，也没人拿你们当笨蛋。古人以为马肝是有毒的，所以景帝这话暗藏的意思是，你们要是再鼓吹革命，当心误了卿卿性命。显然，景帝不能支持辕固（那等于承认造反有理），也不能支持黄生（那汉朝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宣布不争论。搁置无法面对的问题，是政治家的惯技，齐宣王没来这一手，还是很不容易的（当然，高明的政客会鄙视他蠢）。

[←80]

其实他们之间还有个被弑的田侯剡,没算在法统内，所以没有谥号。田侯剡在位计九年，司马迁似乎不知道这个人存在，所以写《田齐世家》的时候，把这九年漏算了，因此导致了一连串的纪年错误。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现在一般的观点：齐威王在位三十七年，即公元前356年-前320年；齐宣王在位十九年，即公元前319年-前301年；齐湣王在位十七年，即公元前300年-前284年。齐湣王往后到秦统一，已经不过六十多年。司马迁可以找到的资料大概也多了些，因此这部分《史记》的纪年大致可靠。

[←81]

详见下一章。

[←82]

《春申君列传》说，有个叫李园的，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春申君。这个女人怀孕后，春申君又把她献给了楚考烈王，希望将来这个冒牌王子生出来即位，自己好继续掌权。后来考烈王去世，李园抢先埋伏下死士，剌死了春申君。显然，这个故事和吕不韦是秦始皇他爸的故事非常像，充满了很“三俗”的想象力，真实性是很可怀疑的。

[←83]

齐国没有郡，县倒是有的。不过齐县的概念较别国不同，似乎仅仅是村落，所以会出现国君赏赐大臣，一出手就是几百个县的情况。

[←84]

当然，即使是秦国，“远交近攻”这四个字，也要到范雎出现才明确提出。但实际上，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实践，远在概念提出之前。

[←85]

很多学者都据《孟子》里的相关内容反驳这条记载，其实即使据《孟子》里的记录，也多少令人觉得，孟子是主张齐国伐燕的。

《孟子》里的说法是，齐国一个大臣叫沈同的，以私人身份去问孟子，燕国可不可以打。孟子说，可以，太可以了，然后讲了一通燕国必须被讨伐的道理。过了一阵（可能是齐在燕国的驻军已经混不下去的时候），又有人问孟子，劝齐王打燕国的，到底是不是你。孟子回答说：

“没有啊，沈同只问燕国可不可以讨伐，又没问谁可以去讨伐燕国。我自然也就只回答说燕国可以被讨伐，又没说齐国可以去讨伐。”

孟子的这段绕口令，说得逻辑很缜密，但确实也有点像是事后推卸责任。强调沈同的私人身份，是表明自己的话，不应对齐国的政治决策负责。但无论如何，孟子身在齐国，沈同又是齐国大臣，如果孟子本意就是觉得燕国可伐而不该由齐来伐，应该当时就跟沈同说清楚。

孟子还有一段解释，看来就是阐释所谓“文武之时”的。文、武之时其实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打燕国而燕国人不乐意，这是文之时，因为周文王有实力伐纣而没伐；打燕国而燕国人乐意，这叫武之时，因为周武王伐纣，商朝人开心得就像迎来了大救星。

这也像是在为自己开脱辩解，意思是虽然我当初说了此刻伐燕是文武之时，但并不等于鼓动你去打。孟子可敬的言行有很多，但这事儿上，他确实太像是在耍滑头了。

[←86]

孟子聊到陈仲的时候，陈仲还是青壮年，而到赵威后和齐使发生这段对话的时代，陈仲大概已经过了八十岁。可见已经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并没谁干涉他。

[←87]

《史记》里有一篇《司马穰苴列传》，传主是春秋时代齐景公时候的人。那这里出现的司马穰苴到底是怎么回事，历来众说纷纭。不过，列传中所描写的齐国与燕国间的大战，要说是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却在《左传》里一点见不到痕迹（这样的大事，《左传》不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颇显可疑，反倒是与齐湣王时的情形比较符合。宋代苏辙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历代学者论述颇详，因此，认为《战国策》中这一段不误而《史记》却搞错了，也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

[←88]

《战国策•秦策三》：“淖齿管齐之权，缩湣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

[←89]

二十多年后，赵军在长平战败，被屠杀了四十多万人，燕国想趁机捡个便宜，发兵攻赵。结果赵国组织了一下残兵败将（可能有相当比例的童子军），就把燕国打得落花流水，燕国只好割地求和。

[←90]

这种情况在《史记》中当然是很常见的，只不过在《燕世家》的前一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91]

燕王哙的“苦身以忧民”，孟子没有直接评论过，但不赞成也是肯定的。君主要不要亲自下地干活，孟子跟农家弟子（农家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墨家旁支）有过专门的辩论，并在辩论中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著名主张。他也不认为国君需要吃苦，你可以寻开心，只要“与民同乐”就可以了。

[←92]

贵族又有广狭二义。广义，则自天子以下直到士人都是贵族，狭义的贵族，则专指卿大夫阶层。这里用狭义。

[←93]

这是《赵世家》的说法，《六国年表》认为在下一年，《白起列传》则认为在又下一年，即长平决战之年。也就是说，《史记》在三个地方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说法。由于赵国接收上党可能已经是在年底，所以前两种说法很容易调和，就是赵王命廉颇进驻长平，时间是在公元前262年，而完成进驻，则已到了公元前261年。如果采用《白起王翦列传》的说法，则赵国是败于懈怠，明知接收上党会激怒秦国而不预做准备，致使仓促应战。双方交锋仅六月而非三年，赵军即已完败。

[←94]

《商君书•徕民》中介绍“王吏”们的观点：“三晋之所以弱者，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民务苦而复爵重也。”复是免税，爵是赐爵。这话是说，赵魏韩轻易就给老百姓免税赐爵，这是它们衰弱的原因；而秦国对此则是很慎重的，这是秦国强大的原因。

[←95]

这次赐爵是给整个秦国百姓还是仅限于河内郡，学界有争议，个人倾向于后一说。以当时关中饥荒，秦才不得不动员统治还不稳固的河内，故给予特别优待。

[←96]

汉代有一个相当流行的故事，说白起派了一个叫卫先生的人，去找秦昭襄王要求增拨军粮，这人给范雎害死了，但是“其精诚上达于天，太白为之蚀昴”（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及王充的《论衡》等）。二十八宿中的昴宿，正当赵国的分野，太白金星则是干戈之象，这是上天昭示，应该向赵国用兵。据天文学家的研究，公元前260年前后，金星确实与昴宿接近，这个“天变”，并非捏造。

[←97]

其实，即使赵军总数确实达四十五万人，以之前战况之激烈，这时赵军已经不大可能还有四十万了。

[←98]

《剑桥战争史》，［美］杰弗里•帕克等著，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99]

《帝国的政治体系》，［美］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100]

《过秦论》三篇，上篇最有名，各种教材里经常选。其实那篇写得最夸张，中篇、下篇才是真的在谈问题。像这里，谈地利之后，接下来就提出秦末天下大乱时，秦如果采取收缩防守的策略，虽然不能维持统一，但至少“秦地可以全有”。又如贾谊总体上是反对封建制度的，但却主张秦二世实行封建，认为当时的情势下，这对安抚人心有用。这都是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

[←10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02]

战国时代，周天子手里仅剩的小小王畿，又分裂成两个部分。东边部分在巩（今天的河南巩义市），叫东周，归东周君管；西边部分在王城（今天的河南洛阳市西）一带，叫西周，归西周君管。这句里的西周，就是指此，而与昔日辉煌的西周王朝没有关系。周天子这时实际上已经连王畿也管不了了，只是依附于西周君讨生活而已。

[←103]

本年表主要收录本书所涉大事，参考冯君实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杨宽著的《战国史》附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从三家分晋开始

第二章 士人、官僚、外国人

附： 对春秋战国时代爱国情况的简单统计

第三章 魏惠王的野望

第四章 商鞅黑洞

第五章 战国无八雄

第六章 连横与楚国噩梦

附： 南楚之南

第七章 赵国的两张面孔

第八章 齐国往事不如烟

第九章 燕过无痕

第十章 长平之辨

第十一章 天下一统

战国大事年表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