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典藏全集
Author: 三毛
Date: 2011-10-31 16:00:00+00:00
Keywords: 三毛; 这样一个神奇女子; 三毛~~旅行~~美好~~向往~~; 随笔; 散文; 中国文学; 经典; 台湾; 三毛就好; 文学
Description: 《三毛全集(套装共11册)(2011年版)》包括了《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万水千山走遍》、《送你一匹马》、《亲爱的三毛》、《我的宝贝》、《滚滚红尘》、《流星雨》，内容丰富。
Publisher: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总目录

雨季不再来

撒哈拉的故事

稻草人手记

温柔的夜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万水千山走遍

送你一匹马

亲爱的三毛

滚滚红尘

流星雨

你是我不及的梦

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

刹那时光

我的宝贝

版权信息

书名：雨季不再来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302-1473-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当三毛还是在二毛的时候
胆小鬼
吹兵
匪兵甲和匪兵乙
约会
一生的爱
紫衣
蝴蝶的颜色
逃学为读书
惑
蓦然回首
惊梦三十年
我的三位老师
得奖的心情
补考定终生
月河
极乐鸟
雨季不再来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秋恋
西风不识相
安东尼·我的安东尼
初见蒙娜丽莎
最快乐的教室
倾城
还给谁
老兄，我醒着
赴欧旅途见闻录
我从台湾起飞
翻船人看黄鹤楼
去年的冬天
书信（西班牙·台湾）

当三毛还是在二毛的时候

我之所以不害羞地肯将我过去十七岁到二十二岁那一段时间里所发表的一些文稿成集出书，无非只有一个目的——这本《雨季不再来》的小书，代表了一个少女成长的过程和感受。它也许在技巧上不成熟，在思想上流于迷惘和伤感；但它的确是一个过去的我，一个跟今日健康进取的三毛有很大的不同的二毛。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地消失过去。

而人之可贵，也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岁月的流失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逐渐蜕变，却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

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她是一个逆子，她追求每一个年轻人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在追求什么的那份情怀，因此，她从小不在孝顺的原则下做父母请求她去做的事情。

一个在当年被父母亲友看做问题孩子的二毛，为什么在十年之后，成了一个对凡事有爱、有信、有望的女人？在三毛自己的解释里，总脱不开这两个很平常的字——时间。

对三毛来说，她并不只是睡在床上看着时光在床边大江东去。十年来，数不清的旅程，无尽的流浪，情感上的坎坷，都没有使她白白地虚度她一生最珍贵的青年时代。这样如白驹过隙的十年，再提笔，笔下的人，已不再是那个悲苦、敏感、浪漫而又不负责任的毛毛了。

我想，一个人的过去，就像圣经上雅各的天梯一样，踏一步决不能上升到天国去。而人的过程，也是要一格一格地爬着梯子，才能到了某种高度。在那个高度上，满江风月，青山绿水，尽入眼前。这种境界心情与踏上第一步梯子而不知上面将是什么情形的迷惘惶惑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二毛的确跌倒过，迷失过，苦痛过，一如每一个“少年的维特”。

我多年来没有保存自己手稿的习惯，发表的东西，看过就丢掉，如果不是细心爱我的父亲替我一张一张地保存起来，我可能已不会再去回顾一下，当时的二毛是在喃喃自语着些什么梦话了。

我也切切地反省过，这样不算很成熟的作品，如果再公之于世，是不是造成一般读者对三毛在评价上的失望和低估，但我静心地分析下来，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顾虑。

一个家庭里，也许都有一两个如二毛当时年龄的孩子。也许我当年的情形，跟今日的青年人在环境和社会风气上已不很相同，但是不能否认的，这些问题在年轻的孩子身上都仍然存在着。

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在对生命的探索和生活的价值上，往往因为过分执著，拼命探求，而得不着答案，于是一份不能轻视的哀伤，可能会占去他日后许许多多的年代，甚而永远不能超脱。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平凡地长大，做过一般年轻人都做的傻事。而今，我在生活上仍然没有稳定下来，但我在人生观和心境上已经再上了一层楼，我成长了，这不表示我已老化，更不代表我已不再努力我的前程。但是，我的心境，已如渺渺清空，浩浩大海，平静，安详，淡泊。对人处事我并不天真，但我依旧看不起油滑；我不偏激，我甚而对每一个人心存感激，因为生活是人群共同建立的，没有他人，也不可能有我。

《雨季不再来》是我一个生命的阶段，是我无可否认亦躲藏不了的过去。它好，它不好，都是造就成今日健康的三毛的基石。也就如一块衣料一样，它可能用旧了，会有陈旧的风华，而它的质地，却仍是当初纺织机上织出来的经纬。

我多么愿意爱护我的朋友们，看看过去三毛还是二毛的样子，再回头来看看今日的《撒哈拉的故事》那本书里的三毛，比较之下，有心人一定会看出这十年来的岁月，如何改变了一朵温室里的花朵。

有无数的读者，在来信里对我说——“三毛，你是一个如此乐观的人，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凡事都愉快。”

我想，我能答复我的读者的只有一点，“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

乐观与悲观，都流于不切实际。一件明明没有希望的事情，如果乐观地去处理，在我，就是失之于天真，这跟悲观是一样的不正确，甚而更坏。

我，只是一个实际的人，我要得着的东西，说起来十分普通，我希望生儿育女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女人。一切不着边际的想法，如果我守着自己淡泊宁静的生活原则，我根本不会刻意去追求它。对于生活的环境，我也抱着一样的态度。我唯一锲而不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过是保守我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如果将我这种做法肯定是“乐观”，那么也是可以被我接受和首肯的。

再读《雨季不再来》中一篇篇的旧稿，我看后心中略略有一份怅然。过去的我，无论是如何的沉迷，甚而有些颓废，但起码她是个真诚的人，她不玩世，她失落之后，也尚知道追求，哪怕那份情怀在今日的我看来是一片惨绿，但我情愿她是那个样子，而不希望她什么都不去思想，也不提出问题，二毛是一个问题问得怪多的小女人。

也有人问过我，三毛和二毛，你究竟偏爱哪一个？我想她是一个人，没法说怎么去偏心，毕竟这是一枝幼苗，长大了以后，出了几片清绿。而没有幼苗，如何有今天这一点点喜乐和安详。

在我的时代里，我被王尚义的《狂流》感动过，我亦受到《弘一法师的传记》很深的启示和向往。而今我仍爱看书，爱读书，但是过去曾经被我轻视的人和物，在十年后，我才慢慢减淡了对英雄的崇拜。我看一沙，我看一花，我看每一个平凡的小市民，在这些事情事物的深处，才明白悟出了真正的伟大和永恒是在哪里，我多么喜欢这样的改变啊！

所以我在为自己过去的作品写一些文字时，我不能不强调，《雨季不再来》是一个过程，请不要忽略了。这个苍白的人，今天已经被风吹雨打成了铜红色的一个外表不很精致，而面上已有风尘痕迹的三毛。在美的形态上来说，哪一个是真正的美，请读者看看我两本全然不同风格的书，再做一个比较吧！

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不只是一个女人，我更是一个人。我将我的生活记录下来了一部分，这是我的兴趣，我但愿没有人看了我的书，受到不好的影响。《雨季不再来》虽然有很多幼稚的思想，但那只是我做二毛时在雨地里走着的几个年头，毕竟雨季是不会在三毛的生命里再来了。

《雨季不再来》本身并没有阅读的价值，但是，念了《撒哈拉的故事》之后的朋友，再回过来看这本不很愉快的小书，再拿这三毛和十年前的二毛来比较，也许可以得着一些小小的启示。三毛反省过，也改正过自己在个性上的缺点。人，是可以改变的，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时间。我常常想，命运的悲剧，不如说是个性的悲剧。我们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固执不变当然是可贵，而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如何才叫做健康的生活，在我就是不断地融合自己到我所能达到的境界中去。我的心中有一个不变的信仰，它是什么，我不很清楚，但我不会放弃这在冥冥中引导我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离开尘世，回返永恒的地方。

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地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也在天堂里了。

胆小鬼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挨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地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沓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地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张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地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涨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像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地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袋，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又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了。

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惑惑地问我：“你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五块的，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地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地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地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地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地跑出门去，忘了说再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自己记账，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地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地度过。

等到我长大之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吹兵

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它只钉住我锲而不舍地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地跑。那四只蹄子奔腾着咄咄地拿角来顶——总是在我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同学很惊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室。

晨操扩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地播着：“各位同学，留在教室里，不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地喘气。同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个小孩同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的就是她。

我偶尔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等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杯子，谁渴了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滚水，老校工灌满了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着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日小朋友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拼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账，也开始蹲着细细碎碎地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杀声震天地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地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

觉得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紧缩的肩，慢慢抬头斜眼看，发觉两只暴突有如牛眼般的大眼睛呆呆地瞪着我，眼前一片草绿色。

我站了起来——也是个提水的兵，咧着大嘴对我啊啊地打手势。他的水桶好大，一个扁担挑着，两桶水面浮着碧绿的芭蕉叶。漆黑的一个塌鼻子大兵，面如大饼，身壮如山，胶鞋有若小船。乍一看去透着股蛮牛气，再一看，眼光柔和得明明是个孩童。

我用袖子擦一下脸，那个兵，也不放下挑着的水桶，另一只手轻轻一下，就拎起了我那个千难万难的热茶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带路，就将我这瘦小的人和水都送进了教室。

那时，老师尚未来，我蹲在走廊水沟边，捡起一片碎石，在泥巴地上写字，问那人——什么兵？那个哑巴笑成傻子一般，放下水桶，也在地上画——炊兵。炊字他写错了，写成——吹兵。

后来，老师出现在远远的长廊，我赶快想跑回教室，哑巴兵要握手，我就同他握手，他将我的手上下用劲地摇到人都跳了起来，说不出有多么欢喜的样子。

就因为这样，哑巴做了我的朋友。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功课不忙。

回家说起哑巴，母亲斥责我，说不要叫人哑巴哑巴，我笑说他听不见哪，每天早晨见到哑巴，他都丢了水桶手舞足蹈地欢迎我。

我们总是蹲在地上写字。第一次就写了个“火”，又写“炊”和“吹”的不同。解释“炊”的时候，我做扇火的样子。这个“吹”就嘟嘟地做号兵状。哑巴真聪明，一教就懂了，一直打自己的头，在地上写“笨”，写成“茶”，我猜是错字，就打了他一下头。

那一阵，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光荣的，每天上课之前，先做小老师，总是跟一个大汉在地上写字。

哑巴不笨，水桶里满满的水总也不泼出来，他打手势告诉我，水面浮两片大叶子，水就不容易泼出来，很有道理。

后来，在班上讲故事，讲哑巴是四川人，兵过之前他在乡下种田，娶了媳妇，媳妇正要生产，老娘叫哑巴去省城抓药，走在路上，一把给过兵的捉去掮东西，这一掮，就没脱离过军队，家中媳妇生儿生女都不晓得，就来了台湾。

故事是在“康乐时间”说的，同学们听呆了。老师在结束时下了评语，说哑巴的故事是假的，叫同学们不要当真。

天晓得那是哑巴和我打手势、画画、写字、猜来猜去、拼了很久才弄清楚的真实故事。讲完那天，哑巴用他的大手揉揉我的头发，将我的衣服扯扯端正，很伤感地望着我。我猜他一定在想，想他未曾谋面的女儿就是眼前我的样子。

以后做值日生提水总是哑巴替我提，我每天早晨到校和放学回家，都是跟他打完招呼才散。

家中也知道我有了一个大朋友，很感激有人替我提水。母亲老是担心滚烫的水会烫到小孩，她也怕老师，不敢去学校抗议叫小朋友提滚水的事。

也不知日子过了多久，哑巴每日都呆呆地等，只要看见我进了校门，他的脸上才哗一下开出好大一朵花来。后来，因为不知如何疼爱才好，连书包也抢过去代背，要一直送到教室口，这才依依不舍地挑着水桶走了。

哑巴没有钱，给我礼物，总是芭蕉叶子，很细心地割，一点破缝都不可以有。三五天就给一张绿色的方叶子垫板，我拿来铺在课桌上点缀，而老师，总也有些忧心忡忡地望着我。

也有礼物给哑巴，不是美劳课的成绩，就是一颗话梅，再不然放学时一同去坐跷跷板。哑巴重，他都是不敢坐的，耐性用手压着板，我叫他升，他就升，叫他放，他当当心心地放，从来不跌痛我。而我们的游戏，都是安静的，只是夕阳下山后操场上两幅无声无息的剪影而已。

有一天，哑巴神秘兮兮地招手唤我，我跑上去，掌心里一打开，里面是一只金戒指，躺在几乎裂成地图一般的粗手掌里。

那是生平第一次看见金子，这种东西家中没有见过，母亲的手上也没见过，可是知道那是极贵重的东西。

哑巴当日很认真，也不笑，瞪着眼，把那金子递上来，要我伸手，要人拿去。我吓得很厉害，拼命摇头，把双手放在身后，死也不肯动。哑巴没有上来拉，他蹲下来在地上写——不久要分别了，送给你做纪念。

我不知如何回答，说了再见，快步跑掉了。跑到一半再回头，看见一个大个子低着头，呆望着自己的掌心，不知在想什么。

也是那天回家，母亲说老师来做了家庭访问，比我早一些到了家里去看母亲。

家庭访问是大事，一般老师都是预先通知，提早放学，由小朋友陪着老师一家一家去探视的。这一回，老师突袭我们家，十分怪异，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几乎担了一夜的心。而母亲，没说什么。

也因为老师去了家里，这一吓，哑巴要给金子的事情就忘了讲。

第二天，才上课呢，老师很慈爱地叫我去她放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低声问我结识那个挑水军人的经过。

都答了，一句一句都回答了，可是不知有什么错，反而慌得很。当老师轻轻地问出：“他有没有对你不轨？”那句话时，我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做鬼不鬼的，直觉老师误会了那个哑巴。不轨一定是一种坏事，不然老师为什么用了一个孩子实在不明白的鬼字。

很气愤，太气了，就哭了起来。也没等老师叫人回座，气得冲回课桌趴着大哭。那天放学，老师拉着我的手一路送出校门，看我经过等待着的哑巴，都不许停住脚。

哑巴和我对望了一眼，我眼睛红红的，不能打手势，就只好走。老师，对哑巴笑着点点头。

到了校门口，老师很凶很凶地对我说：“如果明天再跟那个兵去做朋友，老师记你大过，还要打——”我哭着小跑，她抓我回来，讲：“答应呀！讲呀！”我只有点点头，不敢反抗。

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地望，我的头低着。

是个好粗好大个子的兵，早晚都在挑水，加上两个水桶前后晃，在学校里就更显眼了。男生们见他走过就会唱歌谣似的喊：“一个哑巴提水吃，两个哑巴挑水吃，三个哑巴没水吃……”跟前跟后地叫了还不够，还有些大胆的冲上去推水桶将水泼出来。

过去，每当哑巴兵被男生戏弄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放好水桶，作势要追打小孩，等小孩一哄跑了，第一个笑的就是他。也有一次，我们在地上认字，男生欺负哑巴听不见，背着他抽了挑水的扁担逃到秋千架边用那东西去击打架子。我看了追上去，揪住那个光头男生就打，两人厮打得很剧烈，可是都不出声叫喊。最后将男生死命一推，他的头碰到了秋千，这才哇哇大哭着去告老师了。

那是生平第一次在学校打架，男生的老师也没怎么样，倒是哑巴，气得又要骂又心痛般地一直替我掸衣服上的泥巴，然后，他左看我又右看我，大手想上来拥抱这个小娃娃，终是没有做，对我点个头，好似要流泪般地走了。

在这种情感之下，老师突然说哑巴对我“不鬼”，我的心里痛也痛死了。是命令，不可以再跟哑巴来往，不许打招呼，不可以再做小老师，不能玩跷跷板，连美劳课做好的一个泥巴砚台也不能送给我的大朋友——

而他，那个身影，总是在墙角哀哀地张望。

在小学，怕老师怕得太厉害，老师就是天，谁敢反抗她呢？

上学总在路上等同学，进校门一哄而入。放学也是快跑，躲着那双粗牛似的眼睛，看也不敢看地背着书包低着头疾走。

而我的心，是那么的沉重和悲伤。那种不义的羞耻没法跟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生活学业的被迫无情，而我，没有办法。

终是在又一次去厨房提水的时候碰到了哑巴。他照样帮我拎水壶，我默默地走在他身边。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拔回南部去，哑巴走到快要到教室的路上，蹲下来也不找小石子，在地上用手指甲一直急着画问号，好大的“？”画了一连串十几个。他不写字，红着眼睛就是不断画问号。

“不是我。”我也不写字，急着打自己的心，双手向外推。

哑巴这回不懂，我快速地在地上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他还是不懂，也写了：“不是给金子坏了？”我拼命摇头。

又不愿出卖老师，只是叫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用喊的，他只能看见表情，看见一个受了委屈小女孩的悲脸。

就那样跑掉了。哑巴的表情，一生不能忘怀。

部队走时就和来时一般安静，有大卡车装东西，有队伍排成树林一般沙沙、沙沙地移动。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

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而我的眼光，一直滑出窗外拼命地找人。

口里随便跟着唱，眼看军人那一行行都开拔了，我的朋友仍然没有从那群人里找出来。歌又换了，叫唱“丢丢铜仔”，这首歌非常有趣而活泼，同学们越唱越高昂，都快跳起来了，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悠然而止，老师紧张地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地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怕成大叫出来。

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对着教室里喊：“哑巴！哑巴！”一面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

哑巴赶快跑出来，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地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地立正，认认真真地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

他走了，快步走了。一个军人，走的时候好像有那么重的悲伤压在肩上，低着头大步大步地走。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

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中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一生没有捧过那么一大包肉干，那是新年才可以分到一两片的东西。

老师自然看了那些东西。

地址，她没收了，没有给我。牛肉干，没有给吃，说要当心，不能随便吃。

校工的土狗走过，老师将袋子半吊在空中，那些肉干便由口袋中飘落下来，那只狗，跳起来接着吃，老师的脸很平静而慈爱地微笑着。

许多年过去了，再看《水浒传》，看到翠屏山上杨雄正杀潘巧云，巧云向石秀呼救，石秀答了一句：“嫂嫂！不是我！”

那一句“不是我！”勾出了当年那一声又一声一个孩子对着一个哑巴聋兵狂喊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

而人生的不得已，难道只用“不是我”三个字便可以排遣一切负人之事吗？

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我的本名叫陈平，那件小学制服上老挂着的名字。而今你在哪里？请求给我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

匪兵甲和匪兵乙

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

却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匪兵甲的人……

那一年的秋天，我大约是十一岁或者十岁。是台北市中正国民小学的一个学生。

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学校必然要举行一场校际的同乐会，由全校各班级同学演出歌舞、话剧和说双簧等等的节目。

记得那一次的同乐会演出两出话剧，毕业班的学长们排练的是《吴凤传》。我的姊姊被老师选出来女扮男装，是主角吴凤。

姊姊一向是学校中的风头人物，功课好，人缘好，模样好，而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始终在当班长。她又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叫做“白雪公主”。

看见姊姊理所当然地扮演吴凤这样重要的人物，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羡慕，因为很喜欢演戏，而自己的老师却是绝对不会想到要我也去演出的。

说没有上过台也是不对的，有一年，也算演过歌舞剧，老师命我做一棵树。竖着比人还要大的三夹板，上面画的当然是那棵树。笔直地站在树的后面直到落幕。

除了《吴凤传》之外，好似另外一出话剧叫做《牛伯伯打游击》。这两场话剧每天中午都在学校的大礼堂彩排。我吃完了便当，就跑去看姊姊如何舍身取义。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杀的时候总是跌倒得太小心，很娘娘腔地叫了一声“啊——”

吴凤被杀之后，接着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击，当然，彩排的时候剧情是不连贯的。

看了几天，那场指导打游击的老师突然觉得戏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剧本没有高潮和激战。于是他临时改编了剧本，用手向台下看热闹的我一指，说：“你，吴凤的妹妹，你上来，来演匪兵乙，上——来——呀！”

我被吓了一大跳，发觉变成了匪兵。这个，比演一棵树更令人难堪。

以后的中午时间，我的工作便是蹲在一条长板凳上，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将人与前台隔开。当牛伯伯东张西望地经过布幔而来时，我就要唬一下蹦出来，大喊一声：“站住！哪里去？”

有匪兵乙，当然，也有一个匪兵甲。甲乙两个一同躲着，一起跳出去，一齐大喊同样的话，也各自拿着一支扫把柄假装是长枪。

回忆起来，那个匪兵甲的容貌已经不再清晰了，只记得他顶着一个凸凸凹凹的大光头，显然是仔仔细细被剃头刀刮得发亮的头颅。布幔后面的他，总也有一圈淡青色的微光在顶上时隐时现。

在当时的小学校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说话也不可能一同上课的，如果男生对女生友爱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沿途上学去的路上，准定会被人在墙上涂着“某年某班某某人爱女生不要脸”之类的鬼话。

老师在那个时代里，居然将我和一个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后面，一同蹲在长板凳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天天一起蹲着，那种神秘而又朦胧的喜悦却渐渐充满了我的心。总是默数到第十七个数字，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于是便一起拉开大黑布叫喊着厮杀去了。

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匪兵甲的人。

同乐会过去了，学校的一切照常进行了。我的考试不及格，老师喝问为什么退步，也讲不上来。于是老师打人，打完后我撩起裙角，弯下腰偷偷擦掉了一点点眼泪。竹鞭子打腿也不怎么痛的，只是很想因此伤心。

那个匪兵甲，只有在朝会的时候可能张望一下。要在队伍里找他倒也不难，他的头比别人的光，也比较大。

我的伤心和考试、和挨打，一点关系也没有。

演完了那出戏，隔壁班级的男生成群结队地欺负人，下课时间总是跑到我们女生班的门口来叫嚣，说匪兵乙爱上了牛伯伯。

被误解是很难过的，更令人难以自处的是上学经过的墙上被人涂上了鬼话，说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恋爱。

有一天，下课后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来了一大群男生死敌，双方在狭狭的泥巴道上对住了，那边有人开始嘻皮笑脸地喊，慢吞吞地：“不要脸，女生——爱——男——生——”

我冲上去要跟站第一个的男生相打，大堆的脸交错着扑上来，错乱中，一双几乎是在受着极大苦痛而又惊惶的眼神传递过来那么快速的一瞬，我的心，因而尖锐甜蜜地痛了起来。突然收住了步子，拾起掉到水田里的书包，低下头默默侧身而过，背着不要脸呀不要脸的喊声开始小跑起来。

他还是了解我的，那个甲，我们不只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心里静悄悄地数着一二三四……然后很有默契地大喊着跳出去。他是懂得我的。

日子一样地过下去，朝会的时刻，总忍不住轻轻回头，眼光扫一下男生群，表情漠漠然的，那淡淡的一掠，总也被另外一双漠漠然的眼白接住，而“国旗”就在歌声里冉冉上升了。总固执地相信，那双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戏了，吃完了饭，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学。也是那一次，看见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场上打架，匪兵被压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骑在他身上，一直打一直打。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许多小水塘，看见牛伯伯顺手挖了一大块湿泥巴，啪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去，被压在下面的人四肢无力地划动着。那一霎，我几乎窒息死去，指甲掐在窗框上快把木头插出洞来了，而眼睛不能移位。后来，我跑去厕所里吐了。

经过了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爱情。

也是那长长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苦苦地哀求在黑暗中垂听祷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长大了，要做那个人的妻子。哀哀地求，坚定地求，说是绝对不反悔的。

当我们站在同样的操场上唱出了毕业的骊歌来时，许多女生稀里哗啦地又唱又流泪，而女老师们的眼眶也是淡红色的。司仪一句一字地喊，我们一次一次向校长、主任、老师弯下了腰，然后听见一句话：“毕业典礼结束。礼——成。散——会。”

没有按照两年来的习惯回一下头，跟着同学往教室里冲。理抽屉，丢书本，打扫，排桌子，看了一眼周遭的一切，这，就结束了。

回家的路上，尽可能地跑，没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气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着气拼命地张望——那儿，除了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水波之外，没有什么人在等我。

进初中的那年，穿上了绿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车进城上下学，“总统府”的号兵和“国旗”一样升起。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

也是在夜间要祈祷了才能安心睡觉的，那个哀求，仍是一色一样。有一次反反复复地请愿，说着说着，竟然忘了词，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种跟自己那么遥远的无能为力和悲哀。

“当年，你真爱过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来，说没有，真的没有。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两次小学同学会，来的同学都带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个大圆桌吃饭。说起往事，一些淡淡的喜悦和亲，毕竟这都已成往事了。

饭后一个男生拿出了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来——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要看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群群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地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似的。

“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受不了！”一个男生说。

“原来你也有偷看我呀？！”顺手啪一下打了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的。找到了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就在眼前出现了。

连忙将眼光错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头敲了一下的莫名其妙。

“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散了，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了我，慢吞吞地说：“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五块钱。”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先生开车走的时候笑着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可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话：“嗳，老天爷，谢谢你。”

约会

一直到了初中二年级有了“生理卫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小就问过母亲，她总是笑着说：“是垃圾箱里捡出来的呀！”我从来也知道这是母亲的闪烁之词。如果天下的垃圾都会幻化为小孩子，那些拾荒的人还敢去乱翻个不停吗？我们是垃圾变的？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除了堂兄、弟弟和父亲之外，对于异性，只有遥遥相望，是不可能有机会去说一句话的。我们女生班的导师一向也是女的，除了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深，也和性别有关。第一天上课时，男老师来，自我介绍姓名之后，又用台湾腔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还是一枝草。”那句话说了还嫌不够，又在黑板上顺手画了一枝芦草。我们做孩子的立即哄笑起来。起码很明白地听出了他尚未成家的意思——很可怜自己的那份孤零就在这句话里显了出来。

“那我是一朵花呀！”我跟邻位的小朋友悄悄地说。老师第一天来就凶了人，因为上课讲话。他问我：“讲什么，说？！”我站起来说我是一朵花。全班又笑得翻天覆地，老师也笑个不停，就没有罚。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分派的，情感好的同学，因为好到不知要怎么办才能表明心迹，于是就去结拜姊妹。当然，不懂插香发誓等等，可是在校园一棵树下，大家勾手指，勾了七下，又报生辰，结了七个金兰。大姐的名字我仍然记得，就是当今政治大学总教官的太太，叫王美娟。我排最小，老七。

义结姊妹以后，心情上便更亲爱了，上学走路要绕弯，一家一家门口去喊那人的名字，叫到她蹦出来为止。中午吃便当就不会把饭盒半掩半开地不给旁人看是什么菜了，大家打开饭盒交换各家妈妈的爱。吃饭也只得十五二十分钟，因为课业重。可是讲闲话必是快速地抢着讲，那段时光最是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那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位发育得比较早的同学，在生理上起了变化，她的母亲特别到学校来，跟女导师讲悄悄话，她坐在位置上羞羞地哭。等到下课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死不肯讲，只是又哭。老师看见我们那个样子，就说：“好啦！这种小事情将来每个同学都要经历的，安静回座位去念书呀！不要再问了。”

吃中饭时，我们就谈起来了。“她妈妈讲流血啊什么鬼的，我坐第一排，听到啦。”我说。“流血什么意思？”“就是完蛋了！”“怎么完？”“就是从此要当心了，一跟男生拉手，就死了。”“怎么会死？”“不是真死啦！傻瓜，是会生出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是这样来的呀！”我们听得变色。

“没有那么简单，真笨！还要加亲吻的，不亲只拉手小孩子哪里会出来？”其中一个杨曼云就讲了。“一亲一吻，血跟男人就会混了，一混，小孩就跑出来了。”

我们七个姊妹吓得很厉害，庆幸自己的血暂时还不会跟什么人能混，发誓要净身自爱，别说接吻了，连手也不要去跟人碰一下才能安全。从那次以后，在学校看见我那同住一个大家庭的小堂哥陈存，都不跟他讲话。

虽然对于生小孩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极大的恐惧，可是心里面对那些邻班的男生实在并没有恶感。讲起男生来当然是要骂的，而且骂得很起劲，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其实，我们女生的心里都有在爱一个男生。

这种心事，谁都不肯明讲。可是男生班就在隔壁，那些心中爱慕的对象每天出出进进，早也将他们看在眼里、放在心底好一阵子了。

多看了人，那些男生也是有感应的，不会不知道，只是平时装成趾高气扬，不太肯回看女生。朝会大操场上集合时，还不是轻描淡写地在偷看。这个，我们女生十分了然。

有一天我们结拜姊妹里一个好家伙居然跟邻班的男生讲了三两句话。等我们悄悄聚在一起时，才说，男生也有七个，约好以后的某一天，双方都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池塘边去。这叫做约会，男女的。我们也懂得很。

问我们敢不敢去，大家都说敢。可是如何能够约时间和哪一天，实在不能再去问，因为众目睽睽，太危险了。

没想到第二日，就有要跟我们约会的那群男生，结队用下课的时间在我们教室的走廊上骂架，指名骂我们这七个姊妹。不但骂，而且拿粉笔来丢我们，最后干脆丢进一个小布袋的断粉笔来。我们冲出去回骂，顺手捡起了那个白粉扑扑的口袋。围得密密的人墙——七个，打开袋子，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小纸片，写着——就在今天，池塘相会。

事情真的来了，我第一个便心慌。很害怕，觉得今生开始要欺骗妈妈了，实在不想去做。我是六岁便进了小学的，年纪又比同学要小一些。男女之事，大人老讲是坏事，如何在六年级就去动心了？妈妈知道要很伤心的。倒没有想到老师和学校，因为我心中最爱的是妈妈。

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这七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去。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也没一个。当时，在台北市，含羞草很多的。我最喜欢去逗弄它们，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叶子。等它合了好久好久，以为可以不羞了，我又去一触，刚刚打开的那片绿色，哗一下又闭起来了。

就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抬起来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时，我们七个都没有讲太多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

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何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地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加重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念起书来。

总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小朋友开始买了五颜六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留几句话，或贴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与鼓励的话语，也算枯燥生活中心灵上一些小小的涟漪。

男生班里有一个好将——不是我中意的那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七姊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个风险一定要冒一下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就写——“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藏进书包里，明日上学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

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

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地在客厅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地问：“妹妹，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耻得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交谈过了吗？”我拼命地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凌云的。

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拼命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心里想这种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学校只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着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账的。

很紧张地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着那群男生。我们怯怯地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地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拼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一生的爱

那时候，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是那种拿起笔来一张桌子只会画出三只脚，另外一只无论如何不知要将它搁在哪里才好的人。如果画人物或鸟兽，也最好是画侧面的，而且命令他们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定要画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术的天分。而艺术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一种信仰，无论戏剧、音乐或舞蹈，其实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就不像什么，使我的成绩，在这一门课上跟数学差不多。美术老师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给他去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着头，吃力地提着半桶水——给老师洗地去啦！因为画不像东西。

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恨为什么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它们的脚。如果分开来关，不是没有这种演算的麻烦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果老师要求的就是这样，又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现在才敢说给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在美术课上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上去发展了——用文字和故事，写出一张一张画面来。这一项，在班上是拿手的，总也上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

那时候，每到九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军队北上来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阅兵典礼。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学的部分教室作为临时的居所。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颜色加入，学校生活变得活泼而有生趣。下课时，老兵们会逗小孩子，讲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又加鬼魅的故事给我们听。也偶尔会看见兵们在操场大树上绑一条哀鸣的土狗，用刺刀剥开狗的胸腔，拿手伸进去掏出内脏来的时候，那只狗还在狂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做小孩的，又怕又爱看，而日子便很多彩又复杂起来了。

每一年，学校驻兵的时候，那种气氛便如过年一样，十分激荡孩子的心。

在学校，我的体育也是好的，尤其是单杠，那时候，每天清晨便往学校跑，去抢有限的几根单杠。本事大到可以用双脚倒吊着大幅度地晃。蝙蝠睡觉似的倒挂到流出鼻血才很高兴地翻下来，然后用脚擦擦沙土地，将血迹涂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种出血。

兵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去练单杠。

那天也是流鼻血了，安静的校园里，兵们在蹲着吃稀饭馒头。我擦鼻血，被一个偶尔经过的少校看见了，认识那一颗梅花的意义。那个军官见我脸上仍有残血，正用袖子在擦，就说：“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挂了，跟我去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吧！”我跟他去了，一蹦一跳地，跟进了他独立的小房间；大礼堂后面的一个房内。那时，驻的兵是睡教室里的，有些低年级的同学让出了教室，就分上下午班来校，不念全天了。官，是独占一小间的。

军官给我洗脸，我站着不动。也就在那一霎间，看见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好比报纸那么大的素描画。画有光影，是一个如同天使般焕发着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一张女孩子的脸——一个小女孩的脸。

我盯住那张画，吃了一惊，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那种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海。杀活狗和一张静态画是如此不同的一回事，可是没有别样的形容可以取代了。

那是一场惊吓，比狗的哀鸣还要吓。是一声轻微低沉的西藏长号角由远处云端中飘过来，飘进了孩子的心。那一霎间，透过一张画，看见了什么叫做美的真谛。

完全忘记了在哪里，只是盯住那张画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到那张脸成了自己的脸。

那个军官见我双眼发直，人都僵了，以为是他本人吓住了我，很有些着急要受拖累，便说：“小妹妹，你的教室在哪里？快去上课吧！快出去啰！”我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听见他暗示我最好走开，便鞠了一个躬快步走了。

自从那日以后，每堂上课都巴望着下课的摇铃声，铃声一响，我便快速地冲出教室往操场对面的礼堂奔跑，礼堂后面的小间自然不敢进去，可是窗口是开的。隔着窗户，我痴望着那张画，望到心里生出了一种缠绵和情爱——对那张微微笑着的童颜。

也拉同学去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在窗外吱吱喳喳地挤着。看到后来，没有人再关心那幅画，只有我，一日跑上七八次地去与那位神秘的人脸约会。

也是一个下课的黄昏，又去了窗口。斜阳低低地照着已经幽暗的房间，光线濛濛地贴在那幅人脸上，孩子同样微笑着。光影不同，她的笑，和白天也不同。我恋着她，带着一种安静的心情，自自然然滴下了眼泪。

一次是看《红楼梦》，看到宝玉出家，雪地中遇见泊舟客地的父亲，大拜而别，那一次，落过泪。同一年，为了一个画中的小女孩，又落一次泪。那年，我十一岁半。

美术老师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美，因为他不会教孩子。只会凶孩子的人，本身不美，怪不得他。而一次军队的扎营，却开展了我许多生命的层面和见识，那本是教育的工作，却由一群军人无意中传授了给我。

十月十日过去了，军队要开回南部，也表示那张人脸从此是看不到了，军官会卷起她，带着回营。而我没有一丝想向他讨画的渴求，那幅最初对美的认知，已经深入我的心灵，谁也拿不去了。

十二岁多一点，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了，仍上美术课，画的是静物，蜡做的水果。对于蜡做的东西，本身便欠缺一份真正水果的那份水分饱透而出的光泽和生命，是假的色和不自然的光，于是心里又对它产生了抗拒。也曾努力告诉自己——把水果想成是真的，看了想上去咬一大口的那种红苹果；用念力将蜡化掉，画出心中的水果来。可惜眼高手低，终是不成，而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幻灭。这份挫败感，便又转为文字，写出“秋天的落叶如同舞倦了的蝴蝶”这样的句子，在作文簿上，得了个满堂红彩加上老师评语——“有写作潜能，当好自为之”的鼓励来。

实在热爱的仍是画，只因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于万一，才被逼去写作文的。这件事，爱画的心事，使得我虽然没有再热心去上美术课，却注意起画册来了。

我的二堂哥懋良，当时是与我父母同住的，因为大伯父与大伯母去了一阵香港。堂哥念师大附中时我尚在小学，只记得他在高中时，爱上了音乐，坚持不肯再上普通学校，并且当着我父亲——他叔叔的面前，将学生证撕掉，以示决心。大人当然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忧心忡忡地顺着他，他去了作曲老师萧而化那边，做了私人的学生。

我看的第一本画册，一巨册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卡索的平生杰作，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弹琴不上学的二哥给我看的东西。

二哥和我，都是家中的老二，他是大房的，我是二房的。我们两匹黑羊，成了好朋友。看见毕卡索的画，惊为天人。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看的一种生命，在他的桃红时期、蓝调时期、立体画、变调画，甚而后期的陶艺里看出了一个又一个我心深处的生命之力和美。

过不久，我也休学了，步上二哥的后尘。休学后被带去看医生，医生测验我的智商，发现只得六十分，是接近低能儿童的那种。

我十三岁了，不知将来要做什么，心里忧闷而不能快乐。二哥说，他要成为一个作曲家——今天在维也纳的他，是一位作曲家。而我，也想有一个愿望，我对自己说：将来长大了，去做毕卡索的另外一个女人。急着怕他不能等，急着怕自己长不快。他在法国的那幢古堡被我由图片中看也看烂了，却不知怎么写信去告诉毕卡索，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急着要长到十八岁，请他留住，不要快死，直到我去献身给他。

这一生，由画册移情到画家身上，只有专情地对待过毕卡索。他本人造型也美，而且爱女人，这又令我欣赏。艺术家眼中的美女，是真美女。毕卡索画下的女人，个个深刻，是他看穿了她们的骨肉，才有的那种表达。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美，只有艺术家才懂的一种美。

可是人太小了。快长大的愿望不能由念力中使身材丰满，而我的心灵一直急着吸取一切能够使我更成熟的东西。回想起来，那些人为的间接人生体验，终因实际生活的直接经验太少，而无法自然结合，那是勉强不来的。急着长大，使我失落了今生无法再拾回的少女时代，虽说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倒也没有真的后悔过。

没有等到见到他，毕卡索死了。报上刊出一代巨星消失在今世的消息时，我的床畔早已有了另外许多许多画册，而且自己也开始在画画了。毕卡索的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教化，使我认知了艺术不死的真理，并没有为他的离世流下一滴眼泪。而我，由那时候开始，便没有想嫁艺术家了，一直再没有了这个念头。

许多年过去了，西柏林展出了毕卡索“性爱素描”的全部作品。我一趟一趟地去展览会场流连，方知性爱的极美可以达到画中的那个深度。那不只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教给我唯一的感动，那又是毕卡索的另一次教化。今生再见一次惊心动魄，如同小学时操场上那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

过了又几年，西班牙巴塞隆纳城成立了“毕卡索美术馆”，我又去了那儿，在一幅又一幅名画真迹面前徘徊不舍。

回想一生对于美术的挚爱，心中浮上的却是国民学校小房间中那个女童的脸。我知毕卡索的灵魂正在美术馆中省视着我，而我，站在那一张张巨著之前，感激的却是那个动了怜悯之心带我去擦血的军官。如果不是当年他墙上的一幅画，如何能够进入更深的殿堂之门？我猜想，毕卡索如果知道这一故事，也是会动心的。那个军官和小女孩的故事。

紫衣

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

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

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一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

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啰！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了《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在学校母亲打篮球校队，打的是后卫。

听见母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开始在看的书，禁不住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篮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在那个家里，大伯母比母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母。

母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

对于新衣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兴奋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子的毛线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大弟穿的东西，它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母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它的。

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眼睁睁地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地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

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这种配法是死——人——色！”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色衣服……”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衣要给我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母亲僵立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服慢慢地搁在椅背上。

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地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泰然，可是不肯去试它。

姐姐告诉我，母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过冰棒、仙草冰、爱玉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淇淋。姐姐说，在大陆我们家每年夏日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

母亲的同学会定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那时候，我乘过十二路公共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

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了下午两点整，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答理。这些事情，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坚持。

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好同学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玩耍，而母亲的眼神越出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太中意的新衣服里面去。当母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衣服。我仍是被逼换上制服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两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的。我不放心地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

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等到上课钟又响过好一会儿，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地过来。姐姐穿着新衣服一跳一蹦地在前在后跟。

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带到学校的传达室里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的接了过去，放在坐垫下面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母亲替我梳梳头发，很快地在短发上扎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

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深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水的那种东西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

老周不是我们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是很熟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位置狭窄，我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不因为天雨而低落。

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的身上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满盛着红烧肉和另一锅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前一天夜里，为了这两样菜，母亲偷偷地炖了很久都没进房睡觉。

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体半蹲式地用力踩车，母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急着一下看表，一下又看表。姐姐很专心地护汤，当她看见大锅内的汤浸到外面包扎的白布上来时，就要哭了一般，说妈妈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脏了。

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母亲再看了一下表，很快地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耶稣基督、天上的父……”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地在心里喊天喊地，拼命地哀求，只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母亲手里捏住一个地址，拉开雨篷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过去。老周加速地在雨里冲，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眼看它喷出一阵黑烟，竟然缓缓地开动了。

“走啦！开走啦！”我喊着。母亲哗一下子将全部挡雨的油布都拉掉了，双眼直直地看住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冲起来。

雨水，不讲一点情面地往我们身上倾倒下来，母亲的半身没有坐在车垫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倾，双手牢牢地还捧住那锅汤。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也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胡慧杰呀——等等我——是进兰——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呀——”

雨那么重地罩住了天地，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钉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舍弃。我不会放声，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面去的那块油布。雨里面，母亲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了出来。呀——妈妈疯了。

车子终于转一个弯，失去了踪迹。

台北市在当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样的模糊和空虚。

母亲废然倒身在三轮车靠背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地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内已经一片昏暗，才问：“陈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嗳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煤球炉上烧洗澡水，我们仍然穿着湿透的衣服。在等水滚的时候，干的制服又递了过来，母亲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她也很快地换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牛奶了。

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去。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边缘化成了一摊一摊朦胧的水渍。

那件衣服，以后就没有再穿过它。

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第一件新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日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还有同学的名字。

母亲心不在焉地淡然，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阿娘（注：祖母）。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

蝴蝶的颜色

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浓密的闷雾里，甚而没有港口传来的船笛声。那是几束黄灯偶尔挣破大气而带来的一种朦胧，照着鬼影般一团团重叠的小孩，孩子们留着后颈被剃青的西瓜皮发型，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

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个一个背着大书包穿着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地驼着背。随身两个便当一只水壶放在另一个大袋子里，一把也是黑色的小伞千难万难地挡着风雨，那双球鞋不可能有时间给它晾干，起早便塞进微湿的步子里走了。

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地走下讲台来，很用力地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地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地吃。

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灯光十分暗淡，一题一题印在灰黄粗糙纸张上的小字，再倦也得当心，不要看错了任何一行。同学之间不懂得轻声笑谈，只有伏案的沙沙书写声有如蚕食桑叶般地充满着寂静的夜。

标准答案在参考书后面，做完了同学交换批改，做错了的没什么讲解，只说：明天早晨来了再算账，然后留下一大张算术回家去做。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那时候，因为当年小学是不规定入学年龄的，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只有十岁半。

母亲总是在我含泪吃早饭的时候劝着：“忍耐这几年，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请她不要打你……”

那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滴到稀饭里去，不说一句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而她讲话的语气却很温柔而且也像要哭出来了似的。

有的时候，中午快速地吃完了便当，我便跑到学校角落边的一棵大树上去坐着，那棵树没有什么人注意它，有粗粗的枝桠可以踩着爬上去，坐在树荫里，可以远远地偷看老师的背影，看她慢慢地由办公室出来向教室走去。远看着老师，总比较安然。

老师常常穿着一种在小腿背后有一条线的那种丝袜，当她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移动时，美丽的线条便跟着在窄窄的旗袍下晃动，那时候，我也就跳下树枝，往教室跑去。

面对老师的时候，大半眼光不敢直视，可是明明显显地可以看到她鲜红的嘴唇还有胸前的一条金链子。在那种时候，老师，便代表了一种分界，也代表了一个孩子眼中所谓成长的外在实相——高跟鞋、窄裙、花衬衫、卷曲的头发、口红、项链……

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情充满了巨大的渴想和悲伤，长大，在那种等于是囚禁苦役的童年里代表了以后不必再受打而且永远告别书本和学校的一种安全，长大是自由的象征，长大是一种光芒，一种极大的幸福和解脱，长大是一切的答案，长大是所有的诠释……而我，才只有这么小，在那么童稚无力的年纪里，能够对于未来窥见一丝曙光的，就只有在那个使我们永远处在惊恐状态下女老师的装扮里。

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

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发呆，常常有声音，比老师更大的空空茫茫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二十岁——二十岁——二——十——岁——想得忘了在上课，想得没有立即反应老师的问题，一只黑板擦丢过来，重重打上了脸颊；当时的个子矮，坐第一排的，那一次，我掩面从教室里冲出去，脸上全是白白的粉笔灰，并不知道要奔到哪里去！我实在没有方向。

在校园的老地方，我靠住那棵大树，趴在凸出来的树根上哀哀地哭，想到那个两年前吊死的校工，我又一次想到死。风，沙沙地吹过，抚慰了那一颗实在没有一丝快乐的童心，我止了哭，跟自己说：要忍耐，妈妈会送衣料来给老师，就如其他带礼物来看老师的家长一样，一定要忍耐不可以吊死，如果可以忍到二十岁，那时候令人惊慌无比的老师和学校就一定有力量抵抗了。那时候，不会这么苦了，现在——现在才十一岁，而我的现在，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我又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那一次，是被老师拉回教室去的，她用一条毛巾给我擦脸，笑笑地，擦完了，我向她鞠了一个躬，说：“老师，对不起。”

作文课里，没有照题目写，我说：

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

老师将作文念出来，大声问：“你为什么为了丝袜要长大？你没有别的远志吗？陈平，你的二十岁难道只要涂口红、打扮、穿漂亮衣服？各位同学，你们要不要学她？……”

后来，老师要人重写，我回家又急出了眼泪。晚上放学总有一百题算术，实在来不及再写作文。简短地写了，整整齐齐地写说：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好教师是我的志愿。老师是不可能懂得的，懂得一支口红并不只是代表一支口红背后的那种意义。

每天晚上，当我进入睡眠之前，母亲照例提醒孩子们要祷告，而那时实在已是筋疲力尽了，我迷迷糊糊地躺下去，心里唯一企盼的是第二天学校失火或者老师摔断腿，那么就可以不再上学。第二天早晨，梦中祈求的一切并没有成真，我的心，对于神的不肯怜悯，总也觉得欲哭无泪的孤单和委屈。当年，我的信仰是相当现实的。

有一天，老师照例来上早课了，她忘了算前一日考错题的账，只是有气无力地坐着，挥挥手叫我们自修、背地理。老师一直在查看她的桌子。然后突然问：“今天是谁最早到校？”大家说是陈平。她盯住我，问我进教室后做了什么，我说是被一只水牛一路追赶着没命跑进学校的，后来丢烧饼给牛吃，它还是追……“我不是问你这些，你动过了我的日记没有？有没有偷看？说！”我拼命摇头，涨红了脸，两手不知不觉放到背后去。那次没有被抽，而一个早晨的课却都上得提心吊胆，老师不时若有所思地望我一眼，她终于叫了我的名字，一叫名字，我就弹了起来。

“把这封信送到后面六年甲班的李老师那里去。”

我双手接了信，发觉信封并没有粘上，是一封淡蓝的信。“不要再偷看，快快走。”老师说了一句。

走到转弯的地方，我回了一下头，发觉老师在教室的窗口看我，加快了脚步，转了弯，老师看不见人影了，我快速地将信纸拉出来，看了一眼——既然一口咬定我偷看了，就偏偏偷看一次，免得冤枉。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日文，其中夹着两个汉字——魔鬼，看见她居然叫一个男老师魔鬼，我吓了一跳，匆匆折好信，快步向六年级的教室走去，双手交给李老师便回来了。

我猜，我的老师和李老师一定为着某种特定的理由而成仇。

那天吃完晚饭之后，班长气喘喘地打手势叫我们赶快出教室，我们放下了便当跟在她后面跑，偌大的校园在这黄昏的时候已经空旷了，只有补习的高年级是留下来的。

昏暗的大礼堂里，老师坐着在弹风琴，琴凳上并坐着李老师，他的手环在弹琴女人的腰上。我们一群小孩闭住呼吸从窗缝里偷看。

没有想到，六年级的一群男生正好走过，他们也不知我们在张望什么，大喊了一声：“吊死鬼来呀——”弹琴的老师猛一回头，站起来，我们拔腿便逃，彼此用力推挤着冲到自己的教室里。那时，老师也追来了，第一排的一位同学桌上放了一包没有糖纸包的那种硬水果糖，老师拿起袋子，一句话也不说便往我们丢，一时教室的空中飞满了糖雨，而我们笑不出来。那天晚上，就被打了，没有等到第二天早晨。打到很晚才给回去，半路上碰到拿手电筒来接的工人玉珍才知是深夜十二点了。我回去，又做了一百题算术才睡下。

我慢慢明白了，老师正在受着恋爱的折磨。对于她每天体罚的事情也生了宽恕之心，想来这么打我们当做发泄必然是恋爱没有成功。又想，一个老打小孩的女人，怎么会有人爱她呢？其实，李老师是更狠的，他罚男生跪在一把破了布的雨伞骨头上，跪完了的男生要别人扶才站得起来。有一次看见一个是爬回座位的。

恋爱是什么我大概明白了，它是一种又叫对方魔鬼又跟魔鬼坐在一起弹“堤边柳/到秋天/叶飘零……”的那种黄昏歌调。

二十岁的年龄，除了可以穿丝袜之外，想来更有一些我们不知的东西——那种很抽象的东西，在里面潜伏着，而我，对于那份朦胧，却是想象不出的。我渐渐地顺服在这永无止境的背书默写和演算习题的日子里，不再挣扎。偶尔，想到如果不死，便可以长大，心里浮出的是一种无所谓的自弃和悲哀。

督学还是来了，在我们补习的正当时，参考书被收去了，堆在教室的门外，老师的脸，比打人时还青白。我们静静地散课离校，一路上十分沉默，好似一个一个共犯，有些羞惭，有些担心，又有些自觉罪恶的喜上心头。

第二天，老师红着眼睛说：“我给你们补习，也是为了使你们将来考上好的初中，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一点，想来你们是谅解的。至于补习费，老师收得也不多……”

我专注地直视着老师，想到她的生活和作息，想到那偶尔一次的和男老师共弹风琴，想到她连恋爱的时间也不太多，心里对她和自身成年的未来，浮起了另一份复杂的怜悯与茫然。

我从来没有恨过我的小学老师，我只是怕她怕得比死还要厉害。

督学来过之后，我们有整整十天不用夜间补习，不但如此，也有躲避球可打，也有郊外美术写生，可以只提一个空便当盒在黄昏的时候一路玩回家，而回家的习题却是加多了。这并不要紧，那时候我念初二的姐姐还没有入睡，她学我的字体写阿拉伯字，她做一半，我做一半，然后祷告忏悔姐姐的代写作业，微笑着放心入睡。

那只是十天的好日子而已，我一日一日地当当心心地计算，而日子却仍然改变了。有一天，老师笑吟吟地说：“明天带两个便当来，水彩和粉蜡笔不用再带了，我们恢复以往的日子。”听着听着，远方的天空好似传来了巨大的雷响，接着彤云满布，飞快地笼罩了整个的校园，而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十分干涩，教室里昏黄的灯光便一盏一盏半明半暗地点了起来。那两年，好似没有感觉到晴天，也就毕业了。

暑日的烈阳下，父亲看榜回来，很和蔼地说：“榜上没有妹妹的名字，我们念静修女中也是一样好的。”

我很喜欢静修女中，新生训练的时候，被老师带着穿过马路去对面的操场上玩球，老师没有凶我们，一直叫我们小妹妹。

没有几天，我回家，母亲说父亲放下了公事赶去了另一所省女中，为着我联考分数弄错了的一张通知单。父亲回来时，擦着汗，笑着对我说：“恭喜！恭喜！你要去念台湾最好的省女中了。”一时里，那层灰色的雾又在呼呼吹着的风扇声里聚拢起来，它们来得那么浓，浓到我心里的狂喊都透不出去，只看见父母在很遥远的地方切一片淡红色的冰西瓜要给我吃。

上了省中，父母要我再一次回到小学向老师再一次道谢培育之恩，我去了，老师有些感触地摸摸我的头，拿出一本日记簿来送给我，她很认真而用心地在日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几个正楷字，写的是：“陈平同学，前途光明。”

日子无论怎么慢慢地流逝总也过去了，有一天我发觉已经二十岁，二十岁的那一年，我有两双不同高度的细跟鞋，一支极淡的口红，一双小方格网状的丝袜，一头烫过的卷发，一条镀金的项链，好几只皮包，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唱机和接近两千本藏书。不但如此，那时候，我去上了大学，有了朋友，仍在画画，同样日日夜夜地在念书，甚而最喜欢接近数学般的逻辑课，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初恋的滋味——

想到小学老师赠给我的那几个字，它们终于在阳光下越变越鲜明起来。流去的种种，化为一群一群蝴蝶，虽然早已明白了，世上的生命，大半朝生暮死，而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东西，可是依然为着它的色彩目眩神迷，觉着生命所有的神秘与极美已在蜕变中彰显了全部的答案。而许多彩色的蝶，正在纱帽山的谷底飞去又飞来。就这样，我一年又一年地活了下来，只为了再生时蝴蝶的颜色。

逃学为读书

两年多以前的夏天，我回国去看望久别的父母，虽然只在家里居住了短短的两个月，可是该见的亲友却也差不多见到了。

在跟随父母拜访长一辈的父执时，总有人会忍不住说出这样的话来：“想不到那个当年最不爱念书的问题孩子，今天也一个人在外安稳下来了，怎不令人欣慰呢！”

这种话多听了几遍之后，我方才惊觉，过去的我，在亲戚朋友之间，竟然留下了那么一个错误的印象，听着听着，便不由得在心里独自暗笑起来。

要再离家之前，父亲与我挤在闷热的贮藏室里，将一大盒一大箱的书籍翻了出来，这都是我初出国时，特意请父亲替我小心保存的旧书，这一次选择了一些仍是心爱的，预备寄到遥远的加纳利群岛去。

整理了一下午，父亲累得不堪，当时幽默地说：“都说你最不爱读书，却不知烦死父母的就是一天一地的旧书，倒不如统统丢掉，应了人家的话才好。”

说完父女两人相视而笑，好似在分享一个美好的秘密，乐得不堪。

算起我看书的历史来，还得回到抗战胜利复员后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全家由重庆搬到南京，居住在鼓楼，地址叫“头条巷四号”的一幢大房子里。

我们是浙江人，伯父及父亲虽然不替政府机关做事，战后虽然回乡去看望过祖父，可是，家仍然定居在南京。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有的堂兄姐念中大，有的念金陵中学，连大我三岁的亲姐姐也进了学校，只有我，因为上幼稚园的年纪还不够，便跟着一个名叫兰瑛的女工人在家里玩耍。那时候，大弟弟还是一个小婴儿，在我的记忆里，他好似到了台湾才存在似的。

带我的兰瑛本是个逃荒来的女人，我们家原先并不需要再多的人帮忙，可是因为她跟家里的老仆人，管大门的那位老太太是亲戚，因此收留了她，也收留了她的一个小男孩，名叫马蹄子。

白天，只要姐姐一上学，兰瑛就把我领到后院去，叫马蹄子跟我玩。我本来是个爱玩的孩子，可是对这个一碰就哭的马蹄子实在不投缘，他又长了个癞痢头，我的母亲不知用什么白粉给他擦着治，看上去更是好讨厌，所以，只要兰瑛一不看好我，我就从马蹄子旁边逃开去，把什么玩具都让给他，他还哭。

在我们那时候的大宅子里，除了伯父及父亲的书房之外，在二楼还有一间被哥哥姐姐称作图书馆的房间，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个大窗，对着窗外的梧桐树。房间内，全是书。

大人的书，放在上层，小孩的书，都在伸手就够得到的地板边上。

我因为知道马蹄子从来不爱跟我进这间房间，所以一个人就总往那儿跑，我可以静静地躲到兰瑛或妈妈找来骂了去吃饭才出来。

当时，我三岁吧！

记得我生平第一本看的书，是没有字的，可是我知道它叫《三毛流浪记》，后来，又多了一本，叫《三毛从军记》，作者是张乐平。

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虽然它的意思可能很深，可是我也可以从浅的地方去看它，有时笑，有时叹息，小小的年纪，竟也有那份好奇和关心。

“三毛”看过了。其他凡是书里有插图画的儿童书，我也拿来看看。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套孩子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编的人，是姐姐的校长，鼓楼小学的陈鹤琴先生，后来我进了鼓楼幼稚园，也做了他的学生。

我在那样的年纪，就“玩”过《木偶奇遇记》《格林兄弟童话》《安徒生童话集》还有《爱的教育》《苦儿寻母记》《爱丽丝漫游仙境》……许多本童话书，这些事，后来长大了都问过父亲，向他求证，他不相信这是我的记忆，硬说是堂兄们后来在台湾告诉我的，其实我真没有说谎，那时候，看了图画、封面和字的形状，我就拿了去问哥哥姐姐们，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小孩为什么画他哭，书里说些什么事情，问来问去，便都记住了。

所以说，我是先看书，后认字的。

有一日，我还在南京家里假山堆上看桑树上的野蚕，父亲回来了，突然拿了一大沓叫做金圆券的东西给我玩，我当时知道它们是一种可以换马头牌冰棒的东西，不禁吓了一跳，一看姐姐，手上也是一大沓，两人高兴得不得了，却发现家中老仆人在流泪，说我们要逃难到台湾去了。

逃难的记忆，就是母亲在中兴轮上吐得很厉害，好似要死了一般地躺着，我心里非常害怕，想帮她好起来，可是她无止无境地吐着。

在台湾，我虽然年龄也不够大，可是母亲还是说动了老师，将我和姐姐送进国民学校去念书，那时候，我已经会写很多字了。

我没有不识字的记忆，在小学里，拼拼注音、念念国语日报，就一下开始看故事书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每个月《学友》和《东方少年》这两本杂志出书的时候，姐姐也爱看书，我不懂的字，她会教，王尔德的童话，就是那时候念来的。

初小的国语课本实在很简单，新书一发，我拿回家请母亲包好书皮，第一天大声朗读一遍，第二天就不再新鲜了。我甚至跑去跟老师说，编书的人怎么不编深一点，把我们小孩子当傻瓜，因为这么说，还给老师骂了一顿。

《学友》和《东方少年》好似一个月才出一次，实在不够看，我开始去翻堂哥们的书籍。

在二堂哥的书堆里，我找出一些名字没有听过的作家，叫做鲁迅、巴金、老舍、周作人、郁达夫、冰心这些字，那时候，才几岁嘛，听过的作家反而是些外国人，《学友》上介绍来的。

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篇大概是鲁迅的文章，叫做《风筝》，看了很感动，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内容，后来又去看《骆驼祥子》，便不大看得懂，又看了冰心写给小读者的东西，总而言之，那时候国语日报不够看，一看便看完了。所以什么书拿到手来就给吞下去。

有一日大堂哥说：“这些书禁了，不能看了，要烧掉。”

什么叫禁了，也不知道，去问母亲，她说“有毒”，我吓了一大跳，看见哥哥们蹲在柚子树下烧书，我还大大地吁了口气，这才放下心来。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们住的地方，叫做朱厝仑的，开始有了公共汽车，通车的第一天，全家人还由大伯父领着去坐了一次车，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有了公车，这条建国北路也慢慢热闹起来了，行行业业都开了市，这其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商店也挂上了牌子——建国书店。

那时候，大伯父及父亲千辛万苦带了一大家人迁来台湾，所有的一些金饰都去换了金圆券给流掉了，大人并没有马上开业做律师，两房八个孩子都要穿衣、吃饭、念书，有的还要生病。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形一定是相当困难的，只是我们做孩子的并不知觉而已。

当我发现“建国书店”是一家租书店的时候，一向很听话的我，成了个最不讲理的孩子，我无止无休地缠住母亲要零钱。她偶尔给我钱，我就跑去书店借书。有时候母亲不在房内，我便去翻她的针线盒、旧皮包、外套口袋，只要给我翻出一毛钱来，我就往外跑，拿它去换书。

“建国书店”实在是个好书店，老板不但不租低级小说，他还会介绍我和姐姐在他看来不错的书，当时，由赵唐理先生译的，劳拉·英格儿所写的全套美国移民西部生活时的故事书——《森林中的小屋》《梅河岸上》《草原上的屋》《农夫的孩子》《银湖之滨》《黄金时代》这些本关联的故事简直看疯了我。

那时候，我看完了“建国书店”所有的儿童书，又开始向其他的书籍进攻，先是《红花侠》，后是《三剑客》，再来看《基度山恩仇记》，又看《唐·吉诃德》。后来看上了《飘》，再来看了《简爱》《琥珀》《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雷绮表姐》……我跌入这一道洪流里去，痴迷忘返。

春去秋来，我的日子跟着小说里的人打转，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惊觉，自己已是高小五年级的学生了。

父母亲从来没有阻止过我看书，只有父亲，他一再担心我那种看法，要看成大近视眼了。

奇怪的是，我是先看外国译本后看中国文学的，我的中文长篇，第一本看的是《风萧萧》，后来得了《红楼梦》已是五年下学期的事情了。

我的看书，在当时完全是生吞活剥，无论真懂假懂，只要故事在，就看得下去，有时看到一段好文章，心中也会产生一丝说不出的滋味来，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原来叫做“感动”。

高小的课程原先是难不倒我的，可是算术加重了，鸡兔同笼也来了，这使得老师十分紧张，一再地要求我们演算再演算，放学的时间自然是晚了，回家后的功课却是一日重于一日。

我很不喜欢在课堂上偷看小说，可是当我发觉，除了这种方法可以抢时间之外，我几乎被课业迫得没有其他的办法看我喜欢的书。

记得第一次看《红楼梦》，便是书盖在裙子下面，老师一写黑板，我就掀起裙子来看。

当我初念到宝玉失踪，贾政泊舟在客地，当时，天下着茫茫的大雪，贾政写家书，正想到宝玉，突然见到岸边雪地上一个披猩猩大红氅、光着头、赤着脚的人向他倒身大拜下去，贾政连忙站起身来要回礼，再一看，那人双手合十，面上似悲似喜，不正是宝玉吗，这时候突然上来了一僧一道，挟着宝玉高歌而去——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濛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当我看完这一段时，我抬起头来，愣愣地望着前方同学的背，我呆在那儿，忘了身在何处，心里的滋味，已不是流泪和感动所能形容，我痴痴地坐着、痴痴地听着，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我竟没有回答她。

老师居然也没有骂我，上来摸摸我的前额，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默默地摇摇头，看着她，恍惚地对她笑了一笑。那一刹那间，我顿然领悟，什么叫做“境界”，我终于懂了。

文学的美，终其一生，将是我追求的目标了。

《红楼梦》，我一生一世都在看下去。

又过了一年，我们学唱《青青校树》，六年的小学教育终成为过去，许多同学唱歌痛哭，我却没有，我想，这倒也好，我终于自由了。

要升学参加联考的同学，在当时是集体报名的，老师将志愿单发给我们，要我们拿回家去细心地填。

发到我，我跟她说：“我不用，因为我决定不再进中学了。”

老师几乎是惊怒起来，她说：“你有希望考上，为什么气馁呢？”

我哪里是没有信心，我只是不要这一套了。

“叫你妈妈明天到学校来。”她仍然将志愿单留在我桌上，转身走了。

我没有请妈妈去学校，当天晚上，父亲母亲在灯下细细地读表，由父亲一笔一画亲手慎重地填下了我的将来。

那天老师意外地没有留什么太重的家庭作业，我早早地睡下了，仰躺在被里，眼泪流出来，塞满了两个耳朵。

做小孩子，有时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要怎么过自己的一生，大人自然得问都不问你一声。

那一个漫长的暑假里，我一点也不去想发榜的事情，为了得着一本厚厚的《大戏考》欣喜若狂，那一阵眼睛没有看瞎，也真是奇迹。

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凡事不关心，除了这些被人称为“闲书”的东西之外，我是一个跟生活脱了节的十一岁的小孩，我甚而没有什么童年的朋友，也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出去玩。

最最愉快的时光，就是搬个小椅子，远远地离开家人，在院中墙角的大树下，让书带我去另一个世界。

它们真有这种魔力。

我是考取了省中的，怎么会进去的，只有天晓得。小学六年级那年，生活那么紧张，还偷看完了整整一大部《射雕英雄传》。

这看完并不算浪费时间，可怕的是，这种书看了，人要发呆个好多天醒不过来。

进了中学，看书的嗜好竟然停了下来，那时候我初次坐公车进城上学，四周的同学又是完全陌生的脸孔，一切都不再像小学一般亲切熟悉。新环境的惊愕，使我除了努力做乖孩子，不给旁人比下来之外，竟顾不了自己的心怀意念和兴趣。

我其实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学校安排的课程听上去是那么有趣，美术、音乐、英文、历史、国文、博物……在这些科目的后面，应该蕴藏了多少美丽的故事。数学，也不该是死板的东西，因为它要求一步一步地去推想、去演算，这和侦探小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我是这么地渴求新的知识，我多么想知道一朵花为什么会开，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会为了爱画、爱音乐甘愿终生潦倒，也多么想明白，那些横写的英文字，到底在向我说些什么秘密……

可惜我的老师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渴羡的故事。

美术就是拿些蜡做的水果来，把它画得一模一样；音乐是单纯的唱歌；地理、历史，应该是最好玩的科目，可是我们除了背书之外，连地图都很少画。

我最爱的英文老师，在教了我们一学期之后，又去了美国。

数学老师与我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她双眼盯住我的凶光，好似武侠小说中射来的飞镖一样。

初一那年我的成绩差强人意，名次中等，不留级。

暑假又来了，我丢下书包，迫不及待地往租书店跑，那时候，我们已搬到长春路底去居住，那儿也有租书店，只是那家店，就不及“建国书店”高贵，它是好书坏书夹杂着，我租书有年，金杏枝的东西，就没去错拿过它。

也是在那个夏天，父亲晒大樟木箱，在一大堆旧衣服的下面，被我发觉了封尘多少年的宝藏，父母自己都早已忘了的书籍。

那是一套又一套的中国通俗小说。

泛黄的、优美细腻的薄竹纸，用白棉线装订着，每本书前几页有毛笔画出的书中人物，封面正左方窄窄长长的一条白纸红框，写着这样端正秀美的毛笔字——“水浒传”“儒林外史”“今古奇观”……

我第一次觉着了一本书外在形式的美。它们真是一件件艺术品。

发觉了父亲箱底那一大堆旧小说之后，我内心挣扎得很厉害，当时为了怕书店里的旧俄作家的小说被别人借走，我在暑假开始时，便倾尽了我的零用钱，将它们大部分租了下来，那时手边有《复活》《罪与罚》《死灵魂》《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还有《猎人日记》与《安娜·卡列尼娜》……这些都是限时要归还的。

现在我同时又有了中国小说。一个十二岁的中国人，竟然还没有看过《水浒传》，使我羞愧交加，更是着急地想去念它。

父亲一再地申诫我：“再看下去要成瞎子了，书拿得远一点，不要把头埋进去呀！”

我那一个夏天，是做了一只将头埋在书里的鸵鸟，如果问我当时快不快乐，我也说不出来，我根本已失去了自己，与书本融成一体了，哪里还知道个人的冷暖。

初二那年，连上学放学时挤在公共汽车上，我都抱住了司机先生身后那根杠子，看我那被国文老师骂为“闲书”的东西。

那时候我在大伯父的书架上找到了《孽海花》《六祖坛经》《阅微草堂笔记》，还有《人间词话》，也看租来的芥川龙之介的短篇，总而言之，有书便是好看，生吞活剥，杂得一塌糊涂。

第一次月考下来，我四门不及格。

父母严重地警告我，再不收收心，要留级了。又说，看闲书不能当饭吃，将来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该立下志向，这样下去，做父母的怎么不担心呢。

我哪里有什么立志的胸怀，我只知看书是世界上最最好玩的事，至于将来如何谋生，还远得很哪。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有羞耻心，有罪恶感，觉得成绩不好，是对不住父母的行为。

我勉强自己收了心，跟每一位老师合作，凡书都背，凡课都听，连数学习题，我都一道一道死背下来。

三次数学小考，我得满分。

数学老师当然不相信我会突然不再是白痴了，她认为我是个笨孩子，便该一直笨下去。

所以，她开始怀疑我考试作弊。当她拿着我一百分的考卷逼问我时，我对她说：“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

她气得很不堪，冷笑了一下，下堂课，她叫全班同学做习题，单独发给我一张考卷，给了我几个听也没有听过的方程式。

我当场吃了鸭蛋。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位数学老师，拿着蘸得饱饱墨汁的毛笔，叫我立正，站在她画在地下的粉笔圈里，笑吟吟恶毒无比地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两个大鸭蛋。”

在我的脸上，她用墨汁在我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它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现在，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她仍是笑吟吟地说。

全班突然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哄笑，只有一个同学没有笑，低下头好似要流泪一般。

我弄错了一点，就算这个数学老师不配做老师，在她的名分保护之下，她仍然可以侮辱我，为所欲为。

画完了大花脸，老师意犹未尽，她叫我去大楼的走廊上走一圈。我僵尸般地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我，在一刹那间，成了名人。

我回到教室，一位好心的同学拖了我去洗脸，我冲脸时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掉。

有好一阵，我一直想杀这个老师。

我照常上了几天课，照常坐着公共汽车晃去学校。

有一天，我站在“总统府”广场的对面，望着学校米黄色的平顶，我一再地想，一再地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我在这儿到底是在忍耐什么？这么想着想着，人已走到校门口，我看一下校门，心里叹着：“这个地方，不是我的，走吧！”

我背着书包，一坐车，去了六张犁公墓。

在六张犁那一大堆土馒头里，我也埋下了我不愉快的学校生涯。

那时候，我认识的墓地有北投陈济棠先生的墓园，有阳明山公墓，有六张犁公墓，在现在市立殡仪馆一带也有一片没有名字的坟场。这些地方，我是常客。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逃学去坟场其实很不好玩，下起雨来更是苦，可是那儿安静，可以用心看书。

母亲不知我已经不上学了，每天一样给我饭钱，我不吃饭，存了三五元，去牯岭街当时的旧书店（当时不放地摊的），买下了生平第一本自己出钱买下的书，上下两册，叫做《人间的条件》。

我是不太笨的，旷课两三天，便去学校坐一天，老师看见我了，我再失踪三五天。

那时家中还没有装电话，校方跟家长联络起来并不很方便。

我看书的速度很快，领悟力也慢慢地强了，兴趣也更广泛些了，我买的第二本书，也是旧的，是一本《九国革命史》，后来，我又买进了国语日报出的一本好书，叫做《一千零一个为什么》，这本书里，它给小孩子讲解自然科学上的常识，浅浅的解释，一目了然，再不久，我又买下了《伊凡·傅罗姆》这本太感人的旧书，后来差不多从不吃饭，饭钱都换了书。在逃学完完全全释放的时光里，念我真正爱念的东西，那真是生命最大的享受。

逃课的事，因为学校寄了信给家里，终于到了下幕的时候。

当时，我曾经想，这事虽然是我的错，可是它有前因，有后果，如果连父母都不了解我，如果父亲也要动手打我，那么我不如不要活了。

我休学了一年，没有人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父亲看了我便叹气，他不跟我多说话。

第二年开学了，父母鼓励我再穿上那件制服，勉强我做一个面对现实的人。而我的解释，跟他们刚好不太一样，面对自己内心不喜欢的事，应该叫不现实才对。

母亲很可怜，她每天送我到学校，看我走进教室，眼巴巴地默默地哀求着我，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我低头坐在一大群陌生的同学里，心里在狂喊：“母亲，你再用爱来逼我，我要疯了！”

我坐一节课，再拿起书包逃出校去，那时候我胆子大了，不再上坟墓，我根本跑到省立图书馆去，在那里，一天啃一本好书，看得常常放学时间已过，都忘了回家。

在我初二下那年，父母终于不再心存幻想，将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收留在家，自己教育起来。

我的逃学读书记也告一段落了。

休学在家，并不表示受教育的终止。

当时姐姐高中联考上榜了二女中，可是她实在受不了数学的苦难，又生性喜欢音乐，在经过与父母的恳谈和了解之下，她放弃了进入省中的荣誉，改念台北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修钢琴，副修小提琴。也因为这一个选择，姐姐离家住校，虽然同在台北市里住着，我却失去了一个念闲书的好伴侣。

姐姐住校去了，我独占了一间卧室，那时我已办妥休学手续，知道不会再有被迫进教室的压力，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那一年的压岁钱，我去买了一个竹做的美丽书架，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架上零零落落的几十本书，大半是父亲买回来叫我念的。

每天黄昏，父亲与我坐在藤椅上，面前摊着《古文观止》，他先给我讲解，再命我背诵，奇怪的是，没有同学竞争的压力，我也领悟得快得多，父亲只管教古文，小说随我自己看。

英文方面，我记得父亲给我念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奥·亨利写的《浮华世界》，后来又给我买了《小妇人》《小男儿》这些故事书，后来不知为了什么，母亲每一次上街，都会带英文的漫画故事给我看，有对话、有图片，非常有趣而浅近，如《李伯大梦》《渴睡乡的故事》（中文叫《无头骑士》吗）《爱丽丝漫游仙境》《灰姑娘》这些在中文早已看过的书，又同英文一面学一面看，英文就慢慢地会了。

真的休学在家，我出门去的兴趣也减少了，那时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们不上学，去混太保太妹，我却是不混的，一直到今天，我仍是个内心深爱孤静而不太合群的人。

每一次上街，只要母亲同意，我总是拿了钱去买书，因为向书店借书这件事情，已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了。一本好书，以前是当故事看，后来觉着不对，因为年龄不同了，同样一本书每再重看，领悟的又是一番境界，所以买书回来放在架上，想起来时再反复地去回看它们，竟成了我少年时代大半消磨时间的方法。

因为天天跟书接近，它们不但在内容方面教育我，在外形方面，也吸引了我，一个房间，书多了就会好看起来，这是很主观的看法，我认定书是非常优雅美丽的东西，用它来装饰房间，再合适不过。

竹书架在一年后早已满了，父亲不声不响又替我去当时的长沙街做了一个书橱，它真是非常的美丽，狭长轻巧，不占地方，共有五层，上下两个玻璃门可以关上。

这一个书架，至今在我父母的家里放着，也算是我的一件纪念品吧！

在我十五六岁时，我成了十足的书奴，我的房间，别人踏不进脚，因为里面不但堆满了我用来装饰房间的破铜烂铁，其他有很多的空间，无论是桌上、桌下、床边、地板上、衣橱里，全都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书籍，在性质上，它们也很杂，分不出一个类别来，总是文学的偏多了些。

台湾的书买得不够，又去香港方面买，香港买不满足，又去日本方面买，从日本那边买的大半是美术方面的画册。

现在回想起来，我每年一度的压岁钱和每周的零用，都是这么送给了书店。

我的藏书，慢慢地在亲戚朋友间有了名声，差不多年龄的人，开始跑来向我借。

爱书的人，跟守财奴是一色一样的，别人开口向我借书，我便心痛欲死，千叮万咛，请人早早归还，可惜借书不还的人是太多了。

有一次，堂哥的学音乐的同学，叫做王国梁的，也跑来向我借书，我因跟二堂哥懋良感情至深，所以对他的同学也很大方，居然自己动手选了一大堆最爱的书给国梁，记得拿了那么多书，我们还用麻绳扎了起来，有到腰那么高一小堆。

“国梁，看完可得快快还我哦！”我看他拎着我的几十本书，又不放心地追了出去。

国梁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守信用的人，当时他的家在板桥，书当然也放在板桥。就有那么不巧，书借了他，板桥淹了一次大水，我的书，没有救出来。国梁羞得不敢来见我，叫别人来道歉，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痛得哭了起来，恨了他一场，一直到他去了法国，都没有理他。而今想不到因为那一批书债，半生都过去了，国梁这个名字却没有淡忘，听说前年国梁带了法国太太回台，不知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往事。我倒是很想念他呢。

其实水淹了我的几十本书，倒给我做了一个狠心的了断，以后谁来借书都不肯了，再也不肯。

在这些借书人里，也有例外的时候，我的朋友王恒，不但有借必还，他还会多还我一两本他看过的好书。王恒也是学音乐的，因为当年借书，我跟他结成挚友，一直到现在。

那时候，台湾出版界并不如现在的风气兴旺，得一套好书并不很容易，直到“文星”出了小本丛书，所谓青年作家的东西才被比较有系统地做了介绍。我当时是一口气全买。那时梁实秋先生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出了，在这之前，虽然我已有了“世界”出版的朱生豪先生译的那一套，也有英文原文的，可是爱书成奴，三套比较着，亦是怡然。

又过了不久，台湾英文翻版书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件事情在国际间虽然将台湾的名声弄得很坏，可是当时我的确是受益很多的。一些英文哲学书籍，过去很贵的，不可能大量地买，因为有了不道德的翻版，我才用很少量的金钱买下了它们。

爱书成痴，并不是好事，做一个书呆子，对自己也许没有坏处，可是这毕竟只是个人的欣赏和爱好，对社会对家庭，都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从另一方面来说，学不能致用，亦是一种浪费，很可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父亲常常问我：“你这么啃书啃书，将来到底要做什么？不如去学一技之长的好。”

我没有一技之长，很惭愧的，至今没有。

离家之后，我突然成了一个没有书籍的人，在国外，我有的不过是一个小房间，几本教科书，架上零零落落。

我离开了书籍，进入了真真实实的生活。

在一次一次的顿悟里，那沉重的大书架，不知不觉化作了我的灵魂和思想，突然发觉，书籍已经深深植根在我身体里，带不带着它们，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在象牙塔里看书，实是急不得的，一旦机缘和功力到了某个程度，这座围住人的塔，自然而然地会消失的，而“真理”，就那么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地向人显现了。

我从来没有妄想在书本里求功名，以至于看起书来，更是如鱼得水，“游于艺”是最高的境界，在那儿，我的确得到了想象不出的愉快时光，至于顿悟和启示，那都是混在念书的欢乐里一起来的，没有丝毫强求。

而今在荷西与我的家里，两人加起来不过一千六百多本书，比起在父母家的盛况，现在的情形是萧条多了。

望着架上又在逐渐加多的书籍，一丝甜蜜和些微的怅然交错地流过我的全身，而今我仍是爱书，可是也懂得爱我平凡的生活，是多少年的书本，才化为今日这份领悟和宁静。我的心里，悄悄地有声音在对我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一切了。”

惑

黄昏，落雾了，沉沉的，沉沉的雾。

窗外，电线杆上挂着一个断线的风筝，一阵小风吹过，它就荡来荡去，在迷离的雾里，一个风筝静静地荡来荡去。天黑了，路灯开始发光，浓得化不开的黄光。雾，它们沉沉地落下来，灯光在雾里朦胧……

天黑了。我蜷缩在床角，天黑了，天黑了，我不敢开灯，我要藏在黑暗里。是了，我是在逃避，在逃避什么呢？风吹进来，带来了一阵凉意，那个歌声，那个缥缈的歌声，又来了，又来了，“我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挥着双手想拂去那歌声，它却一再地飘进来，飘进我的房间，它们充满我，充满我……来了，终于来了。我害怕，害怕极了，我跳起来，奔到妈妈的房里，我发疯似的抓着妈妈，“妈妈！告诉我，告诉我，我不是珍妮，我不是珍妮……我不是她……我不是她，真的，真的……”

已经好多天，好多天了，我迷失在这幻觉里。

《珍妮的画像》，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片子，这些年来从没有再清楚地记忆过它，偶尔跟一些朋友谈起时，也只觉得那是一部好片子，有一个很美、很凄艳、很有气氛的故事。

大约在一年前，堂哥打电话给我，说是听到《珍妮的画像》要重演的消息。我说，那是一部好片子，不过我不记得什么了，他随口在电话里哼出了那首珍妮常唱的小歌——“我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去的地方……人人都……”

握着听筒，我着魔似的喊了起来，“这曲调，这曲调……我认识它……我听过，真的听过。不，不是因为电影的缘故，好像在很久，以前不知道在什么世界里……我有那么一段被封闭了的记忆，哥哥！我不是骗你，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些风啊！海啊！那些缥缈、阴郁的歌声……不要逼着问我，哥哥，我说不来，只是那首歌，那首歌……”

那夜，我病了，病中我发着高烧，珍妮的歌声像潮水似的涌上来，涌上来。它们渗透全身，我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强烈地笼罩着，这是了！这是了！我追求的世界，我乡愁的根源。

从那次病复元后，我静养了好一阵，医生尽量让我睡眠，不给我时间思想，不给我些微的刺激，慢慢地，表面上我平静下来了。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也不经妈妈的同意，我提了画具就想跑出去写生，妈听到声音追了出来，她拉住我的衣服哀求似的说：“妹妹，你身体还没好，不要出去吹风，听话！进去吧！来，听话……”忽然，也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拼命捶着大门，发疯似的大喊：“不要管我，让我去……让我去……讨厌……讨厌你们……”我心里很闷，闷得要爆炸了。我闷，我闷……提着画箱，我一阵风似的跑出家门。

坐在田埂上，放好了画架。极目四望，四周除了一片茫茫的稻田和远山之外，再也看不到什么。风越吹越大，我感觉很冷，翻起了夹克的领子也觉得无济于事。我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任性和孟浪起来。面对着空白的画布我画不出一笔东西来，只呆呆地坐着，听着四周的风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风声渐渐地微弱了，在那个之间却围绕着一片欲的寂静，慢慢地，远处像是有一种代替风声的音乐一阵阵地飘过来，那声音随着起伏的麦浪一阵一阵地逼近了……终于它们包围了我，它们在我耳旁唱着：“我从何处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

我跳了起来，呆呆地立着，极度的恐慌使我几乎陷于麻木；之后，我冲翻了画架，我不能自主地在田野里狂奔起来。哦，珍妮来了！珍妮来了！我奔着，奔着，我奔进了那个被封闭了的世界里。四周一片黑暗，除了珍妮阴郁、伤感、不带人气的声音之外，什么都没有，空无所有，我空无所有了，我张开手臂向着天空乱抓，我向前奔着。四周一片黑暗，我要找寻，我找寻一样不曾失落的东西，我找寻……一片黑暗，万有都不存在了，除了珍妮，珍妮……我无止尽地奔着……

当夜，我被一个农人送回家，他在田野的小沟里发现我。家里正在焦急我的不归，妈看见我的样子心痛得哭了，她抱住我说：“孩子，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我默默地望着她，哦！妈妈，我不过是在寻找，在寻找……

迷迷糊糊地病了一个星期后，我吵着要起床。医生、爸、妈联合起来跟我约法三章，只许我在房中画静物，看书，听唱片，再不许漫山遍野地去瞎跑。他们告诉我，我病了，（我病了？）以后不许想太多，不许看太多，不许任性，不许生气，不许无缘无故地哭，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太多的不许……

在家闷了快一个月了，我只出门过一次，那天妈妈带我去台大医院，她说有一个好医生能治我的病。我们走着，走着，到了精神科的门口我才吃惊地停住了脚步，那么……我？……妈妈退出去了，只留下医生和我，他试着像一个朋友似的问我：“你——画画？”我点了点头，只觉得对这个故作同情状的医生厌恶万分——珍妮跟我的关系不是病——他又像是个行家的样子笑着问我：“你，画不画那种……啊！叫什么……看不懂的……印象派？”我简直不能忍耐了，我站起来不耐烦地对他说：“印象派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派别，跟现在的抽象派没有关系，你不懂这些就别来医我，还有，我还没有死，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珍妮跟我的关系不是病，不是病，我明白的，我确实明白的，我只是体质虚弱，我没有病。

珍妮仍是时时刻刻来找我，在夜深人静时，在落雨的傍晚，在昏暗的黎明，在闷郁的中午……她说来便来了，带着她的歌及她特有的气息。一次又一次我跌落在那个虚无的世界里，在里面喘息，奔跑，找寻……找寻……奔跑……醒来汗流满面，疲倦欲绝。我一样地在珍妮的歌声里迷失，我感到失落的狂乱，我感到被消失的痛苦，虽然如此，我却从那一刹那的感觉里体会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快乐，一种极端矛盾的伤感。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沉醉在那个世界里不能自拔，虽然我害怕，我矛盾，而我却诉说不出对那种快感的依恋。夜以继日的，我逃避，我也寻找，我知道我已经跟珍妮合而为一了，我知道，我确实知道。“珍妮！珍妮！”我轻喊着，我们合而为一了。

照例，每星期二、五是我打针的日子，晚上，我拿了针药，关照了家里一声就去找那个从小就照顾我的医生——张伯伯。张伯伯关切地注视我，他说：“妹妹，你又瘦了！”我就像犯罪被揭穿了似的恐慌起来——我做错了什么呢？——我低下头嗫嚅地说：“张伯伯，我失眠，你知道，我经常睡不着，安眠药没有用——”他抬起我的下巴，轻柔，却是肯定地说：“你不快乐，为什么？”

“我不快乐？是吗？张伯伯，您弄错了，我快乐，我快乐……真的……我不快乐真是笑话了。珍妮来了，你知道，珍妮来了，我满足，我满足……虽然我不停地在那儿跑啊！跑啊！但我满足……真的……痛苦吗？有一点……那不是很好？我——哦！天啊，你不要这样看我啊！张伯伯，我真的没病，我很好……很好……”

我发觉我在歇斯底里地说个不停，并且泪流满面，我抑制不住自己，我不能停止地说下去。张伯伯默默地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家，一路上他像催眠似的说：“妹妹，你病了，你病了，没有珍妮，没有什么珍妮，你要安静，安静……你病了……”

打针，吃药，心理治疗，镇静剂，过多的疼爱都没有用，珍妮仍活在我的里面。我感觉到珍妮不但占有我，并且在感觉上已快要取而代之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消失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不复存在了，我会消失……

三番两次，我挣扎着说，珍妮！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她不回答我，只用她那缥缈空洞的声音向我唱着：“我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

唉！珍妮！我来了，我来就你。于是珍妮像一阵风似的扑向我，我也又一次毫无抵抗地被吸到她的世界里去，那个凄迷、空无一物的世界里。我又在狂跑……寻找……依恋着那颓废自虐的满足而不能自拔。

“我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珍妮！珍妮！我来了，我来就你……

（原载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现代文学》第十五期。）

蓦然回首

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的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门外的烈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我按铃，有人客气地领我穿过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的书画。

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

门开了，我急速地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

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远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地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叫做陈缤与陈骕，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骕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

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地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地看了个够。

后来陈骕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地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地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

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

“再看——”

“光和影。”

“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

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画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地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地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

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地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地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微微地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哪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地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外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地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发和感动。

“平日看书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书，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讷讷地说。

“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地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了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地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

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地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

“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地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地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

一个将自己关了近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去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熬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地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局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附近的大水泥筒里钻出钻进地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地晃了过来，我静静地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根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

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地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地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地不肯脱下它。

那时，国外的衣服对我们家来说仍是不给买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从国外回来，送了家中一些礼物，另外一个包裹，说是送给邻近赵姊姊的一件衣服，请母亲转交。母亲当日忙碌，没有即刻送过去。

我偷开了那个口袋，一件淡绿的长毛绒上衣躺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的，加上那双淡红的鞋，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最爱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别人的新衣，跑到画室去了。

没有再碰到顾家的女儿，在我自以为最美丽的那一刻，没有人来跟我比较。

我当当心心地对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还是沾上了一块油彩。

潜回家后，我急急地脱下了它，眼看母亲在找那件衣服要给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样也擦不掉那块沾上的明黄。

眼看是没有别的法子，我拿起剪刀来，像剪草坪似的将那一圈沾色的长毛给剪掉了，然后折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亲拿起来便给赵姊姊送新衣去了。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现代文学》作品的刊出，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帮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试投《中央日报》，过不久，也刊了出来。

没敢拿给老师看，那么样的年纪居然去写了一场恋爱，总是使人羞涩。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饭，也会跟弟弟惊天动地地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门，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儿，我也是安全的。

老师自己是一个用功的画家，他不多说话，可是在他的画里，文学的语言表达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时候他为自己的个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个展之后他会有什么计划。

他的画展，我一趟一趟地跑去看，其中有两张，都是男性人体的，我喜欢得不得了，一张画名字已不记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脑海里。另一张，一个趴着的人，题为《月梦》。

没有能力买他的画，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卖品。

在去了无数次画展会场之后，下楼梯时碰到了老师，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讲。

那时候，我学画第十个月了。

顾福生的个展之后，我们又恢复了上课。

我安然地跟着老师，以为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

有一日，在别的同学已经散了，我也在收拾画具的时候，老师突然说：“再过十天我有远行，以后不能教你了！”

什么，什么，他在说什么？

第一秒的反应就是闭住了自己，他再说什么要去巴黎的话，听上去好似遥远遥远的声音，我听不见。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

“将你介绍给韩湘宁去学，他画得非常好，也肯收学生，要听话，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吗？”

“不好！”我轻轻地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来最后一次，我给你韩湘宁的地址和电话——”

那天老师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给我找车，我跟他说，还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这长长的路，终于是一个人走了。

一盏盏亮起来的街灯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单单调调地回响在好似已经真空的宇宙里。

那艘叫做什么“越南号”的大轮船，飘走了当年的我——那个居住在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经视为珍宝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这样远走的，受恩的人，没有说出一句感谢的话。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厉裂如刀的冬风里，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也有一个约定的时间，将去看一个当年改变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从两百哩路外赶去的，订了旅馆，预备见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车回大学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橱窗，蜷在皮大衣里发抖，我来来回回地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踩掉。在那满城辉煌的灯火里，我知道，只要挥手叫一辆街车，必有一扇门为我打开。

见了面说些什么？我的语言、我的声音在那一刻都已丧失。那个自卑的少年如旧，对她最看重的人，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约定的时间过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霓虹灯兀自闪烁着一个大都会寂寞冷淡的夜。

那时候，在深夜里，雪，静静地飘落下来。

第一次不敢去画室时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无声的雪花。

那个漫天飞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们走出了房子，经过庭院，向大门外走去。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穿着冰鞋跌跌撞撞地滑着。

“这是八妹的孩子。”顾福生说。

望着那双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阵温柔拂过，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给她一个微笑。

“画展时再见！”我向顾福生说。

“你的书——”

“没有写什么，还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车——”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黄昏，我走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上，热热暖暖的风吹拂过我的旧长裙，我没有喊车，慢慢地走了下去。

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蓦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题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谢！

惊梦三十年

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地闹，冷气不够让人冻清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

“小时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地讲下去，“有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插枝，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

“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地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往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地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地走。堂哥和我，是谁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地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著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地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

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

他穿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捩点，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

又得走了，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游园”，而下面两个字，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地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

我的三位老师

提笔要写这三位绘画老师时，有关他们当年的“第一记忆”一种接一种跳了出来。

恩师顾福生那么鲜明的一件正红V领毛线衣，就在台北市泰安街那条巷子的阴天黄昏里明亮亮地成为一种寂寂永恒。

韩湘宁老师——一个不用长围巾的小王子。夏日炎热的烈阳下，雪白的一身打扮，怎么也不能再将他泼上任何颜色。

彭万墀老师是一座厚厚实实的塑像，左手垂着，右手五指张开，平摆在胸前，不说话也不动。那一个冬天，看来看去，穿着的老是一件质地粗糙，暗蓝色圆口大毛衣。

如果记忆不骗人——记忆并不骗人，那直觉而来的三种代表老师们的颜色，该当是滤掉一切杂质之后的一种清晰。

当年，我是一个摸索不着人生边界的少年。那一年，千难万难克服了自卑，踏入了顾福生老师私下授课的画室。这些回忆和心态，在以前发表的文字中已经写过了，不敢再重复。

初见顾福生，是阴天，以后凡是跟他有关连的日子，不是阴就是微雨，再不然，一片白雪茫茫。

许多年过去了，半生流逝之后，才敢讲出。初见恩师的第一次，那份“惊心”，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堆东西都会哗啦啦掉下地的“动魄”。如果，如果人生有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一霎间，的确经历过。

那时的我不能开口，因为没有内涵。老师也不大说话，要说的已经说给了满墙支离破碎的人体。他当时的画，许多被分解，被切开的身体和四肢，有些，贴上了纱布，有些并不去包扎。只有一幅，那么完整不被分割的人体，蜷伏在地上，好像睡去，好像安然，题名交给了生活之外的国度，叫做“月梦”。

看见老师的时候，总是感觉一片薄薄的刀片，缓慢地在割着我，精准又尖锐的痛，叫也不想叫地一刀一刀被割进皮肤。

看不见老师的时候——老师常常叫我自己画，他去另一个房间。我独自对着那些被支解的人体可以什么都不画，一直发呆到黄昏下课。

那一年的成绩——我的，是一幅削瘦到分不出是男是女的灰白色人体背影，没有穿衣服，一块贴上去的绷带拉散着落在脚下。背景暗蓝，水渍一般往下流。

老师看了一会儿画，突然问我那年几岁，我说十六，他没有讲什么，说可以再画，就离开了画室。

明知这幅画根本没有自己，是照抄老师的，而老师宽厚，不说什么。我在画的右下角，慢慢地给自己签上了一个今生自取的名字——ECHO。一个回声。希腊神话中，恋着水仙花又不能告诉他的那个山泽女神的名字。

也是同一年，我的第一篇文章被印成铅字，发表在《现代文学》上。是老师交给白先勇的。

很重要的一年以后，老师走了。去了法国。当时，我偷偷写了好几张纸那么厚的信想交给他，终是交不出去而被撕掉。里面写什么，至今都还记得。幼稚，可是感人。

顾福生老师到底教给了我什么，以前讲过了，可是讲也讲不出来，只知道今生如果没有他，今日不会如此壮壮烈烈地活着。而他，明明是一个寂淡又极精致的画家，留在我心中的颜色竟然是一片正红。

红的寂寞，在于唯有在雪地或阴暗的背景里，才能显出那股鲜血的颜色。

前几年在顾福生老师离台二十年之后回台开画展的那一阵，又见到了他。最后要离台的一天，我穿上一件平日绝对不上身，在巴黎买下的白丝衣裳，梳上了头发，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对面，一同喝了一次晚茶。恭恭敬敬地坐在恩师对面，连椅背都没感到可以去靠一靠。桌子边，要送给他的，是一口袋的书——我交的成绩。

那是今生最后一次见他了——我猜。分别时，向他微笑着，日本女子似的微微弯下身，轻轻地讲了一声：“老师，你是我的恩人。”说时，台北的华丽之夜簌簌地落下小雨来。

家中存了老师三张画。一张童趣十足的拼图，一男一女拉着手，背后一条彩虹上又飞着一个好似长了翅膀的小女孩，左边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有门有窗不够——还有阁楼天窗。整个背景用上黑底印小花的布，边上红圈圈，绿圈圈……明快又纯洁。这张画并没有展出过，反面用铅笔写着英文字：“我的家是你的家”。

另一张水彩，一对老夫妇没有脸孔，两人中间一条红丝结将他们束在一起，背后右角一个圆，里面有人挂在十字架上。

还有一张是版画，色调暗，两个天使护住一双地上的人影，很厚实的安然。

台北的家，就永远挂这三张。老师变了，学生也变了。

去年夏天，坐在旧金山码头边跟海鸥分食一小杯螃蟹碎肉，想到恩师就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心里安静又快乐。

并没有想再去看望他。今生，有那三幅画，已经很富足而幸福了。并不止有这些，其中一张画的框子，还是老师亲手为我给装的。

每看《小王子》这本书，总使我想到湘宁老师。

是顾福生老师将我介绍去韩老师画室的。那时候别人都叫他“韩闭，韩壁”，很亲切的。我不敢问一问，那个bì到底是哪一个字？也从来不敢如此称呼他，即使在背后。

湘宁老师总穿光明的白衬衫，画里最感动我的一张，在当年，是壮美——一匹白马，背景用色淡褐夹橄榄绿。大号的。

湘宁老师本身活泼又明朗，那种纯净的个性里面有着反应极快的敏捷。本身也是个俊美的青年，对人对物充满着探讨的活力。上课也是不凶的，跟顾福生老师的那么安静又十分不相同，他是嘻嘻哈哈爱讲话的。是独子，看得出韩妈妈疼他疼得紧。

湘宁老师的教授法很动态的。他带了我们学生一起去看别人的画展，叫我们出去写生，看舞台剧或电影。他跟学生打成一片，有时玩心比谁都重。

在韩老师那儿，我又回到画石膏像。素描根底无论如何也打不好。以前顾福生老师看我那么画不像东西，就没有逼我再跟石膏像去对抗，他老说我感觉好，技术不行。当然，我的素描实在是奇差无比，每一次都将韩老师气得很灰心。

有一次老师出外去办事，回到画室发觉我的那幅素描又是一塌糊涂，他什么也不讲，拿起石膏像来就往地上摔，那一霎间我吓了一跳，赶快蹲下去捡碎片，姿势就像在下跪。其实，就算摔了石膏像，我也仍然不怕——假凶的。

跟石膏像纠缠了好一阵，双方都认为时间已到，应该认清现实——不可造就的学生不必再花气力。

画方面不可造就，欣赏方面老师自然而然地带着。好像学画的后来，都听老师的吩咐，东奔西跑，不是听演讲就是看画展，也介绍了他的好朋友诗人方莘的作品给我看。

我的生活因此开阔了很多很多。

这位亲爱的老师在分别了也是许多年后，在一个场合意外地见了面，他一见到我，居然大叫：“喂——喂——你知不知道，我要做爸爸啦？”那时，我心里偷偷地一笑，久别的小王子仍是那么明净又快乐。小王子的公主王子一定会很活泼。

韩老师的画风也一再地在改变，很纽约味的。我很喜欢前几年他用细点点出来的纽约街景或停车场那一种风格。

上个月，在一本杂志上再度看见老师新画的报导，很急迫地看他走在什么路上。他又变了。

听说湘宁老师而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跟他美丽的妻子住在城外湖边的一幢房子里，这是听朋友们说的。我想，小王子总有自己的星球，他偶尔也去别的星球东张西望，充满着好奇和问题。而本质上韩老师是一个纯净又明朗的人。少见的聪明和才华。

想起他的本人，无论如何跟他目前笔下那些扭曲的人脸连结不上关系。湘宁老师本人是一件白色的衣裳，总也在反映着星星的光芒。

回想起来我的绘画生涯实在是幸福的，顾福生老师第一个进入生命，他的闪光——深刻、尖锐、痛楚地直刺我心。这份刺痛在当年是一种呼应，激起了生命里最处理不来的迷茫。老师并没有给我答案，反而给了一大堆问题，这堆问题非常有用，如同一团迷雾，必须在里面摸索才能找到什么。

韩湘宁老师把人向外引，推动着我去接触一个广泛的艺术层面，也带给了人活泼又生动的日子。他明朗又偶尔情绪化的反应，使直觉得活着是那么的快乐又单纯。拿天气来说，是一种微风五月的早晨，透着明快的凉意。湘宁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使我看见快乐，使我将心中的欢乐能够因此传染给其他的人。

很感激韩老师将我转去了彭万墀的画室。我十九岁了。

万墀老师最感人的在于他本身那种厚厚重重的样子。他不是一幅画，是一座塑像。

第一次上课，三个学生对着老师，他把自己一摆，就是这篇文章第一段的那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做起学生的模特儿来。我画油画，将他重重的样子画出来，那张厚、重、沉、凝的脸，不会交代，只好用调色刀一刷，成了没有五官的。

画静物，放着的是罐头、头这种重重的铁器。偶尔给瓶子，都是上釉不多的粗陶。许多考验，老师把手掌平平张开，正对着我们学生，正对着眼睛，看见的就是五个指端，而他要求就画这个。

彭老师不说话时一句不说，石头一样。有时画了一个段落，他觉得要讲课，就用讲的，对着三个学生，他一样认认真真好似在发表一场演说。讲的内容——旧俄文学的光辉和华格纳的音乐都形容不出于万一。因为他是他。

给人的感觉那么刻苦、简朴、诚恳又稳重，扎扎实实一个人。这三位老师当年都是二十三四岁左右，却已经各自散发出那么明显的风格来。

跟着彭老师是我就事论事的一场学习，很认真的一个画室。不敢在里面发呆做梦、不敢嘻笑、不吃东西、不讲闲话，那把调色刀一块一块上色，很少用笔上油彩，总是用刀。是当时自己喜欢表达的一种技术。画了很多静物。

也被带去看画展，不但看，老师在一旁轻轻分析。被带着听音乐，他大半放交响曲，被带着看书——这，前两位老师也是一样尽心。彭老师给的书，就如那些粗瓶子和铁头，乍一看也许沉重，看惯了也就承担下来。感觉到分量的那么重要。

他自己在当年就是一个苦行僧。我们学生在他门下看上去粗茶淡饭，可是素食得那么安稳。有时，我觉得听他讲话，简直像在吃泥巴，越吃越泥重，那份消化自然有待时日，那份肯吃下去，是吐不出来的生活之底。

彭老师其实很会讲话，或说我很会听话。他可以成为一个大教育家，把内心不稳重的孩子脚底灌下铅，使我们步步踏实。这不只是他会教，是因为放在眼前的老师，就是一个如此的人。

我的色彩变了，不用明色，成了铅一样的东西。十九岁的年纪谈不上自我，因为不是天才。而我的三个老师，他们是。

很感人的是，彭老师对学生有着一股不属于他年纪的父爱，他对我们的尽心尽意，开始以为只对学生，后来发觉他对朋友也是相同。一种辐射性的能，厚厚的慈光，宗教般地照射着我们。

那时候，老师爱着他系上的同学，他叫她——“小段”的那位梳辫子的姑娘。他说日后必定娶她，终生不移。而今小段和老师加两个孩子，是一个亲密的家庭。老师说的理想，包括感情上的，都一一在日后的岁月中实现出来。说到做到。

许多年后，万墀老师住在法国，我住西班牙，两国相邻，又都是长住着，可是完全没有联系。只到四年或更久以前，通了一封信，老师寄来他孩子的一张彩色随手画——两支青椒和一条红萝卜。那份画中的静，使人讶异于画者的年纪那么稚小。只看那一笔画，就使人联想到那个父亲。

上个月，母亲看报纸后告诉我，彭万墀老师回来了，只逗留短短的几天。我心里很渴望见到他，可是不敢占用他宝贵的时间。还是赖琼琦老师，在台北工专教授色彩学的朋友，代我联络上了彭老师。这才晓得，我的好朋友是老师同班同学，难怪。

那个见面的下午，是老师在黄金分割般的时间夹缝里分给我的。

见面看见老师仍然那么健康又好看，我大喊一句法文：“你好吗？”也不管老师怎么想，扑上去就给他一个那么快乐的拥抱。二十二年没见面，那份百感交集的心情真是说也说不出来。

彭老师进门就急着找他的老朋友顾福生的画来看，我又去翻杂志，赶快把韩老师的报导也拿出来。三位老师和一个我——有血有肉活得踏踏实实的学生，就在那一瞬间再度重聚在一起。

老师不老，学生已生华发。想到我的一张油画，在当年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参加被审的画展里得过一次“铜牌奖”，那唯一的油画奖，是在彭老师门下就教时得来的。我的今生，第一次文章发表，来自老师，第一次看见一匹白马，来自老师，第一次拿奖，又在于老师。

说很忙很忙，坐一下就走。当彭老师在分别半生以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时候，他开始诚诚恳恳地对我讲话，起初十分钟只知道专心，后来请他停一秒钟，我奔去书房，拿起纸笔抄笔记。抄着抄着，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好似一场一场人生的印证。我但愿一直就这么聆听那智慧的声音直到深夜，可是电话来了，有人找老师去大直——我猜，今生也是见不着他了。人生又有几个二十二年呢？

写着写着，我又看见了三位老师的身影。顾福生老师站在旧金山深夜的迷雾里静悄悄的，我站在远远的街角，泪眼对着那一件永恒的红毛衣，不敢上去叫他。韩湘宁老师站在遥远的星球上，全家四个人手拉手向我微笑又点头，孩子的笑声如同铃铛一般洒下来。彭万墀老师明明是音乐家华格纳般的一个人，而我怎么会看见一座如山的塑像，浸在贝多芬《快乐颂》的大合唱里？有光，有安静的太阳温暖慈爱地将一种能，涌涌不绝地灌输到我的灵魂里来。

写到这儿，我要放下这支笔，扑到床上高高兴兴地去大哭一场。今天，能够好好活下去，是艺术家给我的力量，他们是画家，也都是教育家，在适当的时机，救了一个快要迷失到死亡里去的人。

我的三位老师，在心里，永远是我一生的老师——虽然个人始终没有画出什么好作品来。我只有将自己去当成一幅活动的画，在自我的生命里一次又一次彰显出不同的颜色和精神。这一幅，我要尽可能去画好，作为对三位老师交出的成绩。

一生的师生之情，使我忘不了“天地君亲师”里那最后的“师承”之恩。如果就那么忘记，那么我一直想将自己当成一幅画——而且开始很多年了，来创作的心意里，就谈不上真诚了。

得奖的心情

其实那天出门并不是要去看电影，那只是附带要做的事，拿它出来向父母交代的。

在我们的家教里，做孩子的去哪儿可以不必向大人申请，可是走的时候必要报备将做的事、去的地方、和谁同去、大约几点回家等等。

那几年父亲身体不好，下班也提早了，接近黄昏的时候他总是在家。当我说要去西门町的时候父亲问明是一个人去，就说他可以陪我同去。

我们虽是父女，当时的关系却一直带着三分生涩，平日话也不多，一同出门更使我不自在。那一年我十九岁，父亲不过四十七岁。

要去的西门町除了电影之外，还有画廊。那天存心去“海天画廊”的，预备看了画才去看一场电影。

画廊正在展出一批参选后被选中的画。我悄悄去参加，被选上了，就想去看一看。

那时候，已经参加过十数次联展，两次台湾省美术展，全是用国画的作品去被审的。西画这是第一次入选，没有告诉家里人。

因为父亲要陪了去西门町，我没法子，只好带他先去画廊。“海天画廊”好似设立在当年万国戏院对面的一幢大楼里。

展出的画很多，油画部分我入选了两张。进门口处签名的地方立着金、银、铜牌奖座，这才知道是给奖的。

父亲签了名，很快速地去会场绕了一圈，走到半圈时，看见一张油画下面贴着我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向我走回来，说：“妹妹（音：美méi），你居然有一张画挂着嘛！”我有些不好意思，抿嘴一笑，也不说什么。

等我们走到另一张油画面前时，眼看与我名字并排的是条红带子，上面标着“铜牌奖”。我羞得差一点没转身就逃。在父亲面前得了奖真是喜也不敢喜出来——父亲跟我之间隔着那么深的一段幽谷，多年来我们不交往的。

我低着头也不笑，平日父亲是个不开朗而内心情感丰富的人。这一回他忍不住那份欣喜，左看右看不够，居然跑到签名的地方去问小姐，说他可以不可以买下那张铜牌奖的油画。人家告诉他这是不卖的，他又问什么时候可以领奖，有什么颁奖典礼吗，柜台上说不知道。

总而言之父亲站在我得奖的那张画前很久很久，小心翼翼地问着：“瓶子怎么变长了？爹爹看不懂，你来解释好吗？”我哪能开口，只恨不得快快离开会场。父亲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引得会场其他观画的人都快知道得奖的是我，这真是令人难堪极了。

离开时，父亲又去问柜台小姐，问什么时候可以拿那个铜牌奖座，人家很淡漠地回说画展结束可以来拿。

走在街上父亲叹了口气，说可惜今天没有法子就拿奖牌，又说：“也好！等颁奖那天爹爹来替你拍照。”

走过公用电话亭父亲站住脚步，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告诉妈妈，说妹妹不但入选西画，还得了一个奖。又说不回去吃晚饭，要妹妹自己选一家餐馆点菜，然后去看一场《克里奥波却拉》——埃及艳后的电影才回去。

那是今生第一次跟父亲单独外出。过去多年来，因为我没有上正式学校，父母亲想起我的前程，总有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口，加上我自己的心理不平衡，在家根本不说话，哑巴似的闷着。这几年来我知道父母为我不知悄悄落了多少眼泪。而我自己，不是打弟弟就是丢东西，囚兽似的一个。

过马路时父亲拉住我的手，就像小时候他带我去看牙医生时一样。那种温暖使我不惯，微微垂着头眼泪只差没滴下来——许多年来父亲不曾这样对待过我。

进饭馆时好不容易甩掉了父亲的手，肃然坐在他对面。听见父亲在问：“你不是最爱鸡浓粟米汤吗？再叫炒虾仁好不好？”我点点头，算是回答。

还是没有话的，在父亲面前。平日在家母亲做桥梁已经不够成功，而今母亲不在，十九年来单独对着父亲——一个那么像我的人。实在难挨极了。

“你知道吗？爹爹一生的理想并不是做律师，爹爹一生想做的是运动家或者艺术家。当年祖父将爹爹小学一年级就送去住校，跟着一群英国老师，一直到念大学都是孤单单的。有什么理想也不敢禀告家里大人，大人说念法律，就去念了……”父亲一面给我布菜一面将一碗汤放在我面前。

“现在你们这一代不同了，你们有什么想望都可以向爹爹姆妈讲清楚……知道了？”我看着黄黄的汤一直点头。

“就爹爹的看法，你将来最好走上美术这条路，你的天分努力都还够，就是没有下决心，如果你肯下决心，能够一辈子做个画家，做父母的心里不知有多欣慰……”我没法答话，也不敢喝汤，因为父亲没有动筷子。

“音乐也是好的，最近练到哪里？”他又问。声音如此的慈爱，弄得我很紧张，一直想呕吐。

“萧邦——夜曲。”我小声地讲。

“书不要念太多，再看下去眼睛要坏了。一技之长很重要，专心去弄一件事情会更有进步的。再说你运动不够，网球为什么又不去打了？”

那一顿饭父亲如此慈祥地对待我，才知道这长长七年的休学令父亲担了什么样的心事，而一个小小的奖牌又带给了他何等的希望——只要我好，做什么事情父亲都同意的。

那回得奖之后，父亲将画展的一张单子细心别起来，在我的名字上打了钩，用红笔注明“铜牌奖”，然后将这张纸很仔细地收入一个资料袋中去。父亲收集孩子们一切资料，包括大弟幼稚园开始做的美劳手工。

画展结束的第二天我去搬画回家，很羞涩地请问那个主持人，“铜牌奖”可不可以带回去。她，一位有些漫不经心的妇人，用手在一个纸盆里掏来掏去，顺手捞出那个铜牌——“哪！拿去啰！”她说。我向她点点头，说了感谢，她也无心再理我，低头不知去核对什么单子去了。

奖回家了，父亲将它擦了又擦，摆在钢琴上。有客人来他就会去说明二女儿的成就。

那次得奖过后，我请求进入当年的“文化学院”做一个选读生。一样缴费注册，同样考试拿成绩单，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学籍。

去学校见师长的那一天，父母都陪伴我去，我心里暗自祈望父亲不要带了那个铜牌上阳明山，他没有。

在学校的会客室里，我打开了几张并不师承什么人的国画，几张油画和两篇发表的文章，算做成绩去交代。教务主任和另外几位老师一看就说：“那当然进美术系了，不然国文系。”

我抬起头来，看见父亲、母亲哀哀看着我的眼睛，那种苦苦哀求的神色使我几乎要哭出来。

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

填单子时那三个空格巨大地扑在眼前——美术系美术系美术系美术系……美术系有巨大莫名的兽等着吞嚼我。那是父母的期望，要我做画家。父母的眼睛，是一匹巨兽，压在我的背上，天天苦盼孩子学个一技之长。

我拿出钢笔来，在众人伏视下，端端正正地填进了——哲学系。

也不懂为什么，下山时父亲擦着汗，说：“哲学很玄呀！妹妹你念得来吗？念出来了又做什么呢？”说时他脱掉眼镜将手帕去擦鼻梁和眼睛，一面又说：“好了！好了！妹妹终于上大学了。这个天，真热——”

补考定终生

说起来，我这一生没有大志气，也从不明白自己的性向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事情上。

只记得念小学时，作文永远被贴上壁报，“省际演讲比赛”的讲稿也是自己动笔，不需老师费心。就算没有作文课的时候，也会写些编出来的长篇故事请同学们观赏。

我在小学时代就制作了“手抄本”小说，在同学间广为流传。内容大半着重于“苦儿流浪”这个主题。不然就是《少年侦探陈天禾》一集二集三集。

作文这件事情，一直到初一、初二都是满篇红彩——整篇文章被老师用红圈圈一路伴陪到底，尚加“优极”评语。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等到我初二下学期开始不再上学校之后，作文当然就停了。我也不特别怀念这门功课。

好不容易进了大学，虽然名义上是个没有教育部学籍的哲学系一年级选读生，校内考试却是一样要参加的。

当时对于哲学，兴趣很浓，手边放着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为主书，其他尚有一百本以上形形色色哲学副书，都在生吞活剥。那并不是一年级教材内的东西，是自己找来的忙碌。对于国文也就给暂时搁下了。

记得我的国文老师还没来上课时，就有同学告诉我，来者是个很严格的好老师，绰号比本名还要响亮，叫做“西部”。又说，如果当面称呼老师“西部”，他可是要不高兴的，人家是极有学识的老师，在他面前最好不要笑。

我自然不敢笑。当我看见那高个子国文老师——头戴巴拿马草帽、眼罩深黑色墨镜、口咬林语堂大师同类烟斗、足踏空花编织白色皮鞋、身穿透明朱黄香港衫、腰系松软烟灰青的宽裤，这进得门来，嗳——的一声长气一叹，我都没有笑。

虽然第一堂课上得不落实——《易经》，那可不是老师的错，是我本身的观察吸取了全部的心思——把这位老师给看痴了过去。觉得，他就是漫画或李费蒙小说中的“情报贩子”加“国特”的写实角色。

这种装扮的人，照我的猜测，必然有着那么一份真性情，也必然在思想上不流俗套、行为上勇敢果毅、生活上有所无奈——听那声进门来就哀叹的长气。

总而言之，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位在当时，并不很被人“自然视之”的国文老师。

老师满腹经纶，用来教授大一的学生，实在大材小用，我们当时并不知晓国学浩如烟海，那份痴迷都偏心地交给了西洋哲学和庄子。

春花秋月等闲过，在我的回忆中，当时没有在看国文课本。一次都没有，包括上课时。

好，期末考来了，老师们也不怎么逼人，我却一头把自己栽进“理则学”——逻辑课本中去——那门知识非常好玩。

国文老师说，只考我们四题。我忘了这种国学考试非同小可，再说，每题各占二十五分，说不定那三题都能答得出来，这不就得了吗。

我的国文老师在数学上还是有些不明白，考过之后，我的分数居然是——五十八分。

那时候，我已经跟老师很熟了。

看见自己面临补考，我坐公车跑到老师住在台北市的小房子里去了。在那堆满了书籍的斗室里，我盯住老师，喊了一声：“老师不会考算术。不然五十分、不然七十五分，这五十八分怎么加减出来的？”

老师看见我的突然冲进门，好似满怀喜悦和惊讶，立即说：“走，老师带你去吃晚饭，辣的吃不吃？”

我点点头，不等老师伸手，赶快把他的草帽给递了上去。

等老师跟我坐定在一家小饭馆里，开始喝酒吃花生米时，老师照例未开口先长叹一口气，才说：“你国文不行。”我问：“到底答对了几题呢？说呀！”老师说：“《易经》答得好，非常好。我问你，孔子哪年修的《春秋》你怎么不晓得？”

我说：“这你去问孔子呀！我哪里晓得。”

老师说：“书本上有嘛，同学都背下来了，只有你——”

我这时才知自己只靠一题《易经》得了全卷一半分数。我在老师的酒杯伸筷子，沾了一点点米酒放入口中，说：“老师吔，孔子当年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以后的人记得我的，可不靠《春秋》这部书哦。”老师笑说：“你又晓得了。”我说：“古文里怎么讲我背不起来了，意思是这样的。有没有？”老师再笑，说道：“有的。”我一拍手，叫说：“可见孔子本人也不介意——老师何必在意呢？”

老师说：“你补考。”我说：“可以呀！不过方式由我来决定，肯定跟国文沾得上一点点边的。一点点。”老师笑着夹了一筷子菜给我，说：“小孩家，没规矩。”

他等于同意了。

分别时，我去追公共汽车，一面跑一面叫喊：“老师，五天后，三篇作文请你看。”在路灯下还是戴着帽子的老师，很慈爱地对我挥手。那时候的他，看上去还真像个“西部”，老师很高。

过了五天，我又冲到老师家中去，老师一个人在书桌上喝酒，零乱的小房间里找不到另外一把椅子，我推推老师的被褥，自己并不敢就坐下去。那天老师神情好似在发怒，不大理睬人。我放下了一沓“手抄本”，向他笑一笑。

“放着。”老师说。

“你还是吃点饭吧。”我轻轻说。

老师倒也不固执，站起来作势要出门，我赶紧又把那顶帽子从衣帽架上取下来双手递了上去。老师说：“走，跟老师去吃饭。”我不敢出声，快步跟了出去。

又开学了，我只担心国文分数迟迟不下来，却因那年寒假短，不敢再去闯师门，苦等国文课快快来，好知道成绩。因我不是正式生，成绩单教务处不管的。

当那顶永不消失的草帽又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我盯住老师，满眼都是问号。老师把那公事包一放，开始点烟斗，点火的时候，眼睛如同牛铃一般瞪了我一眼。

“来。”他向我招手。众目睽睽之下，我向老师走去。我站得笔直。立正，双手垂下。

“孩子，你写的内容都是真的吗？”他问。我说：“一篇论说，没有真假可言。一篇抒情，也没有真假——”老师打断我的话，说：“是那篇一万多字的叙述，可是真实的？”

我一愣，低下了头，声音很细：“是真事情，家事而已。”老师这回清了一下嗓子，很认真的、接近一种严格的声调对我说：“好孩子，有血有肉有文章，老师不会看错人的。”

我一时反应不激烈，老师反倒沉不住气似的，把烟斗拔开，说：“老师多年不流泪，兵荒马乱也不流泪，看了你文章，哭——”

这时我突然讲了老师一句：“你神经哦——”

老师听了不生气，说：“不神经，你——你给我记住，你这支笔从此不要给我放下。记牢了？”我拼命点头。

“几分？”我问。

“九十九分如何？”他慢慢地说，脸上笑容从心底散出来，带着一丝顽童的纯洁。

我听到这个分数，啪地打了老师一下肩膀，人已然冲向空空旷旷，长满芦花的后山荒野，我向天空大喊：“西部万岁——西部万岁——西部万岁——噢——”

一年半之后，我已经发表了七篇文章。

十二年后的台北，如果有人曾经看见那个笔名里暗藏着易卦的人，在路上、餐厅里，牵着一位头戴巴拿马草帽的老人，两人走在一起，轻声细语地说着话、比着手势。当会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猛然想起——对了，那就是三毛和她的老师。

老师姓何，名宗周。甘肃省人。在台孑然一身。逝于数年前，当我在国外居留时。年月日不详。

如果有什么人，知道老师而今埋骨何方，请千万通知我。好让我——好让我——好让我——去——看——看——他。

月河

穿过死亡之门

超越年代的陈旧道路到我这里来

虽则梦想褪色，希望幻灭

岁月集成的果实腐烂掉

但我是永恒的真理，你将一再会见我在你此岸渡向彼岸的生命航程中

——泰戈尔

⋒
1
⋓

“来，替你们介绍，这是林珊，这是沈。”

她不记得那天是谁让他们认识的了。就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这是林珊，这是沈。”就联系了他们。

记得那天她对他点点头，拍拍沙发让他坐下，介绍他们的人已经离去。他坐在她旁边，带着些泰然的沉默，他们都不说话。

其实他们早该认识的，他们的画曾经好几次同时被陈列在一个展览会场，他们互相知道已经太久太久了。多奇怪，在那个圈子里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认识，而今天他们竟会在这个完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见面了。

她有好些朋友，她知道沈也经常跟那些朋友玩在一块儿的，而每一次，就好像是注定的事情一样，他们总是被错开了。

记得去年冬天她去“青龙”，彭他们告诉她——“沈刚刚走。”她似乎是认命了似的笑了笑，这是第五次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没缘，她心里总是有些沮丧的。她在每一次的错过之后总会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碰到他，那个沈，那个读工学院却画得一手好画的沈。”

现在，他们终于认识了，他们坐在一起。在他们眼前晃动的是许多濛濛的色彩和人影。这是她一个女同学的生日舞会，那天她被邀请时本想用没有舞伴这个借口推托的，后来不知怎么她又去了，她本不想去的。

“你来了多久？”他问她。

“才来。”

音乐在放那支“Tender Is The Night”，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跳舞。他没有请她跳，他们也没再谈什么。她无聊地用手抚弄着沙发旁那盏台灯的流苏，她懊恼自己为什么想不出话来讲，他们该可以很谈得来的，而一下子，她又觉得什么都不该说了。

她记得从前她曾那么遗憾地对彭和阿陶他们说过：

“要是哪一天能碰到那个画表现派的沈，我一定要好好地捉住他，跟他聊一整天，直到‘青龙’打烊……”

彭他们听她这样说都笑开了，他们说：“昨晚沈也说过类似的话，你们没缘，别想了……”

她坐在沙发上有些想笑，真的没缘？明天她要否定这句话了。

那天他穿了一件铁灰色的西装，打了一条浅灰色上面有深灰斜条纹的领带。并不太高的身材里似乎又隐藏了些什么说不出的沉郁的气质。她暗暗在点头，她在想他跟他的画太相似了。

唱机放出一支缠绵的小喇叭舞曲，标准的慢四步。他碰碰她的肩把她拉了起来，他们很自然地相对笑了笑，于是她把手交给他，他们就那样在舞池里散散慢慢地滑舞起来。在过去的日子里曾经那么互相渴慕过的两个生命，当他们偶然认识之后又那么自然地被接受了，就好像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样。

“我们终于见面了。”他侧着身子望着她，声音低低的。目光里却带着不属于这个场合的亲切。她抬起头来接触到他的目光，一刹间就好像被什么新的事物打击了，他们再也笑不出来。像是忽然迷失了，他们站在舞池里怔怔地望着彼此。她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她自己的言语，她就好像听到沈在说：“我懂得你，我们是不同于这些人的，虽然我们同样玩着，开心着，但在我们生命的本质里我们都是感到寂寞的，那是不能否认的事，随便你怎么找快乐，你永远孤独……”她心里一阵酸楚，就好像被谁触痛了伤口一样，低下头来，觉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分不清是欢乐还是痛苦的重压教她心悸，她觉得有什么东西冲击着他们的生命，她有些吃惊这猝发的情感了。

“而他只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男孩……我会一下子觉得跟他那么接近。”她吃惊地对自己说。他们彼此那样痴痴地凝望着，在她的感觉里他是在用目光拥抱她了。她低下头沙哑地说：“不要这样看我，求你……”

她知道他们是相通的，越过时空之后掺杂着苦涩和喜悦的了解甚至胜过那些年年月月玩在一起的朋友。他们默默地舞着，没有再说话，直到音乐结束。

灯光忽然亮了，很多人拥了那位女同学唱出生日歌，很多人夸张着他们并不快乐的笑声帮着吹蛋糕上的蜡烛，之后男孩子们忙着替他们的女孩子拿咖啡、蛋糕……

她眯着眼睛，有些不习惯突然的光亮的喧哗。跟她同来的阿娟和陈秀都在另一个角落笑闹着。她有些恹恹的，觉得不喜欢这种场合，又矛盾地舍不得回去。

“你要咖啡不？”他侧过身来问她。

“也好，你去拿吧，一块糖！”

她回答得那么自然，就好像忘了他们只是偶尔碰到的，他并不是她的舞伴，就如她也不是他的舞伴一样。他端了咖啡回来，她默默地接了过来，太多的重压教她说不出话来。

音乐重新开始了，陈秀的二哥，那个自以为长得潇洒的长杆儿像跑百米似的抢过来请她，她对沈歉意地笑笑就跟着长杆儿在舞池里跳起来。

“林珊，你跳得真好。”

“没什么，我不过喜欢伦巴。”

她心不在焉地跳着，谈着。那夜，她破例地玩到舞会终了，陈秀家的车子兜着圈子送他们。她到家，下车，向满车的人扬扬手随随便便地喊了一声“再见”！车子扬着尘埃驶去。她知道沈在车上，她没有看他一眼就下车了，她知道那样就很够了，他们用不着多余的告别。

⋒
2
⋓

“林珊，下午三点钟×教授在艺术馆演讲，还有好些世界名画的幻灯片，一定要来，阿陶的车子坏了，别想有人接你，自己坐巴士来，门口见。”

“喂！彭，你猜昨晚我碰见谁了，我知道你赶课，一分钟，只要谈一分钟，求你……哎呀！别挂……”

她看看被对方挂断的电话，没有话说，她知道她那批朋友的，他们那么爱护她，又永远不买她的账，不当她女孩子。

已经上午十一时了，她穿了睡袍坐在客厅里，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显得异常的冷静。昨晚舞会戴的手镯不知什么时候遗落在地板上，她望着它在阳光下静静地闪烁着，昨夜的很多感觉又在她心里激荡了，她想，也许我和沈在一个合适的该认识的场合见面，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为什么昨夜我们处了那么久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在各人的目光里读到了彼此对于生命所感到的悲戚和寂寞。

她知道她的几个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而他们年年月月地处在一起却没有办法真正地引起共鸣。“各人活各人的。”她想起去年夏天一块去游泳时阿陶说的这句话。当时她听了就觉得一阵酸楚，她受不住，沿着海滩跑开了。而那么多日子来他们仍是亲密地聚在一起，而他们仍是“各人活各人的”，在那么多快活的活动之后又都隐藏了自己的悲哀，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认识过。

“至少昨夜我发觉我跟沈是有些不同的。”她想，我们虽然撇不下“自我”，但我们真正地产生过一种关怀的情感，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她耸耸肩站起来去预备下午穿的衣服。谁知道呢？这种感觉要来便来了。

一种直觉，她知道沈下午不会去听演讲的，而她在短时间内也不会看到他了。

⋒
3
⋓

那天是九月十七号，晚上九点半了。她披了一件寝衣靠在床上看小说，芥川龙之介的《河童》——请读做Kappa，看到《河童》题目后面特别标出的这句话她不禁失笑了，为什么Kappa要读做Kappa？大概Kappa就是Kappa吧！好滑稽。

门铃响了，她没有理会，大弟喊她，说是阿陶来了，她披了衣服出去，心里恨他打扰了她的《河童》。

“来干吗？”那么任性地问他。

“他们都在青龙，盼你去，叫我来接。”

“不好，今天人累了，不想见他们，好阿陶，对不起，请你转告他们下次我请……”她连推带拉地把阿陶给送了出去。阿陶有些懊恼，脸上一副沮丧的表情，她有些不忍，觉得自己太专横了，又觉得对自己无可奈何，就是不想去嘛！不想去说废话，不想见那些人。

“你不是老没见过沈吗？今夜他在那儿。”阿陶在发动他的摩托车时嘀咕了那么一句。

她忽然想起原来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她和沈见过了，那天她本想跟彭说的，后来又一直没谈起，也许是下意识地想隐藏什么吧。她知道沈也没说话。她差一点想喊住阿陶了，想告诉他她改变主意了，只等两分钟，一起去，不知怎么她又没说，她只拍拍阿陶，对他歉意地笑笑叫他去了。

⋒
4
⋓

第二天，她无所事事地过了一天，看了几张报纸，卷了卷头发，下午坐车子去教那两个美国小孩的画，吃了晚饭陪父亲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已经很晚了。睡不着，看了几页书，心里又老是像有什么事似的不安。觉得口渴，她摸索着经过客厅去冰箱拿水。

就在那时候，电话铃忽然响了，她呆了一下，十二点半了，谁会在这时候来电话？一刹间她又好像听到预感在对她说：“是沈的电话。”没有理由的预感，她冲过去接电话。

“林珊？”

“嗯！我就是。”

“林珊，我是沈，我想了好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喂！你在听吗？”

“什么？”

“林珊，你一定得听着，我明早九点钟的飞机飞美国，去加拿大研究院……喂……喂……”

在黑暗中她一手抱住了身旁的柱子，她觉得自己在轻轻地喊：“天啊！天啊！哦……”沈仍在那边喊她——“我要你的地址，我给你写信……回答我呀……”她觉得自己在念地址给他，她不知道自己还说了些什么，然后她轻轻地放下了听筒。她摸索着回到房里蜷缩在床上像一只被伤害了的小鹿，哦！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她怪她的朋友，怪任何一个认识她又认识沈的朋友。其实她能怪谁呢？没有人会把他们联想在一起，他们不过是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罢了。哦，天！我们不是如此的，我们曾经真真实实地认识过，也许那根本谈不上爱，但有什么另外的代名词呢？她伏在枕上，带着被深深伤害了似的情感哭泣了。我们没缘，真的没缘。我早知道的，就像好多次完全能应验的预感一样。她受不住这种空空的感觉，就好像是好多次从没有信心的恋爱里退避下来时一样，空得教人心慌。她定睛注视着一大片黑暗慢慢地对自己念着：“明天他要去了，他——要——去——了，他——要——去……”我早该做聪明人，我早该知道的。而她又不肯这样想，她似乎是叫喊着在对自己反抗，“我不要孤独，我不要做聪明人，我要爱，我要爱……即使爱把我毁了……”

⋒
5
⋓

冬天来了，常常有些寒意的风刮过窗子。她把头靠在窗槛上注视着院角一棵摇晃的树梢。满园的圣诞红都开了，红得教人心乱。

那天，她有些伤风，早晨起来就觉得对自己厌倦，什么事都不想做。她呵了口气在玻璃窗上，然后随意用手指在上面涂画着，她涂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造型，其中有一个是近乎长方形的，右边的那一道忘了封口，倒有些像是两条平行线了。她忽然一下敏感地把自己和沈反映上去了，一心惊，随手把它们统统抹去了。谁说是平行线呢？平行线再怎么延长都是不能相交的。我们不是平行线，她把头抵着窗槛，不能再想下去了。真的，好几个月了，他一封信都没有来过。他们的关系根本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这该不是结束吧？她清楚在他们之间的默契，她也明白，有时，会有一种情操不需要结果而能存在世界上的，而那又往往是最坚强的，甚至连生命的狂流也无法冲毁的。

她想着想着，忽然又觉得有一股好大的酸楚在冲击着她，她想，也许产生那种情操的意念只是一刹那间的酸葡萄所造成的吧。至少，她曾经渴望过在这样的男孩子的胸怀里安息，再不要在那种强烈的欢乐而又痛苦的日子里迷失了。

在世俗上来看，沈，是一个她最最平淡的朋友，而她居然对他固执地托付了自己。

⋒
6
⋓

她拒绝了好些真正的朋友，有时她会找那些谈不来的女孩子们一起去逛街，看电影，然后什么也不感觉地回家。有时阿陶他们碰到她都会觉得生疏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最难受的日子里逃避那些被她珍惜的友情。

她只想靠在窗口吹风，再不然就是什么也不想地抱着猫咪晒太阳。也许我是有些傻，她想，何必老是等那封没有着落的信呢？她看得很清楚，她对自己说：“我们该是属于彼此的。”想到他那没有什么出色却另有一股气质的外形，她更肯定自己的意念了。她爱他，爱他，不为什么，就是那么固执地做了。

⋒
7
⋓

整十点，那个小邮差来了，她从窗口看见，开门去接信，一大沓耶诞卡，国内的，国外的，还有一封是彭从巴黎寄来的。想到彭，她有些歉然了，他比沈迟一个月出国，给她写过信，她只简单地回了他一张风景明信片，在国内时他一直像哥哥似的照顾她。

小邮差按铃，另递给她一张邮简，抱歉地说：“忘了这一张。”一下子，她把门砰的一声带上了，丢了那些卡片，往房里跑去，她矛盾地想快快读到沈的信，而手里的裁信刀又不听话地慢慢地移动着，哦！那么多日子的等待，她期待了那么久的信却没有勇气去拆阅它。她知道若是一切正常的话他不会那么久才给她来信的。潦草的铅笔字，写得很模糊——

珊：不知道在哪部电影里听过这句话：人生岁月尔尔，在平淡中能寻取几丝欢乐，半段回忆，也是可调遣你半生的了。当时我的感受还不止此，有多少人是需要被慰藉的，而又有多少人是为生活奔波而被现实的担子压下来的，生活实在不易，而人又要为这些事情劳苦终日，终年，甚至终其一生的岁月……我很难回忆近几个月的种种感觉，就好像在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硬要把自己生根……想当年的狂热和所谓好气质的自傲都被现实洗刷殆尽了……一直想写信给你，我曾一再地想过，也许台湾的种种都只能属于我从前的梦了，就像你在小时候会对一只纸船、一片落叶，所发出的绮梦一样……也许我要否定那些从前被我珍惜的事物和记忆了……这不是对你个人如此，而是对一切都改变了……我一直地怀念你。

她看了一遍，她又看了一遍。真的，我们已经结束了，她喃喃地平静地告诉自己。她知道沈已经先她一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有许多感受她能完全体会，却再也没有法子引起共鸣和默契了。也许她需要他领到他的园地里去，也许不，总有一天她会不再是个女孩子，她会成长，她会毫不逃避地去摸索自己的痛苦，幸福的人会感受到某些人一辈子都尝不到的苦果。

她有些想哭，又有些想大笑，她知道她错过了一个强过她太多的朋友。其实谁又能说她几个月来日夜渴慕的不是她另外一个“自我”呢？她笑着，流着泪，她对自己说：我永远摆脱不开自己，即使是爱情来叩门时也选择了一个与我太接近的男孩。

她知道沈没有写什么伤害她的话，但当沈写完了这封信时他一定也会知道他们之间已经永远封闭了，就像两个恋人隔着一道汹涌的大河，他们可以互相呼应却再不能跨进一步。她凄怆地闭起眼睛，仿佛看到他们站在另一个世界里，有月光照着河，照着他们。她又看到他们彼此张着手臂隔着两岸呼叫着……

“但是，船在你那边，沈，只要你试一试……沈，什么时候你会放你的小舟来渡我？”她捂着脸低低地说着，她知道自己不会写回信了。真的，船在他那边，在我，只有年年月月地等候了。

一方斜斜的太阳照进来，她坐在窗口浴在阳光里，有暖暖的伤感晒着她，她拂了拂头发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明天我该对生命、对世界有另一种不同的想法了。”

（原载于一九六三年八月《皇冠》杂志第一一四期。）

极乐鸟

我羡慕你说你已生根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我是永远不会有根的。以前总以为你是个同类，现在看看好像又不是了。你说我“好不好”。我对“好”字向来不会下定义，所以就算了；谅你也只是问问罢了。刚才我到院里去站了一会儿。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我站了一下，觉得怪无聊的，就进来写信了。S（请念做Sim），何必写那些盼望我如何如何的话。我讨厌你老写那些鼓励人的话。这些年来你何曾看见过我有什么成就，一切事情对我都不起作用，我也懒得骗自己。事情本来就是如此，你又要怎么样呢？

这次期中考，我国文不及格，考糟了。原因是我把该念书的时间花在闲散中。原因是那几个晚上我老在弹吉他，原因是我不在乎学校。我更是个死到临头也不抱佛脚的家伙。不要说什么，像我这样的女孩子除了叫“家伙”之外还能叫什么呢。由于我写不出古文《尚书》有几篇，我的确想不出我懂不懂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教授说，“怎么搞的？”我说，“没怎么搞，我没念嘛，天天晒太阳。”他脸上露出要研究我的倾向。我不喜欢有人乱七八糟地分析我，我一气便跑开了。你说告诉你些近况我就告诉你这些鬼事。我就是这么不成器，到哪儿都是一样。活着已花力气，再要付上努力的代价去赢得成功的滋味我是不会的。我不要尝那个连苦味都没有的空杯。你根本就不要盼望我如何如何。你岂会不明白我么，你岂会连这都不记得了么，谅你也只是写写的，我也不恼你了。

昨夜的信还没写完。下午睡觉起来接安来信。S，看到你自杀的消息。算算日期都快十天了。S，我坐在沙发上呆了几秒钟；只那么几秒钟。然后我把那没写完的信慢慢慢慢地揉掉了，然后我跑出去。心里空空荡荡的。我穿错了鞋子。自己不知道。街上好多人，我也夹在里面乱乱地走着，我走到中正路，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下来了。空气冷得要凝固。我荡了好久，脑子里间或有你的事跳出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我走到二女中那儿，碰到熟人。我不知她是谁。她说天怪冷的，你一人在街上干什么。我说，我接到一封信，一封朋友来的信，所以我出来走走。她不懂，口里却哦哦地答应着。后来我就走开了。我讲完那几句话，眼泪就不听话地淌下来了。我胸口被塞住，我胃痛，我仰着头，竟似哭似笑地沿着那一大排日光灯慢慢地小跑起来了——

我回家。我把安的信捡起来铺平了，慢慢地，清楚地看了一遍。S，安说不要难过，安说你还有救，安说不要激动，不要哭，Echo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我不知道，我回家后便不哭了。我摊开Logic的书好好预备起考试来。思绪从来没有那么清楚过。第二天早晨我照样去考试。我中午回家，开冰箱，拿了一个苹果啃起来。我一面看报一面吃东西，妈妈在厨房里，我差不多叫着告诉她——S自杀了。我说S上星期自杀了——妈妈听不清楚，跑上来紧张地问，谁自杀了？我看着妈妈的脸，苹果咽不下去也说不出话来。我推开她，一下子冲到自己房里，伏在门背上歇斯底里地哭起来，我滑坐在地板上，胸口好闷，胃抽痛得要打滚。我哭着，我伏在地板上小声地哭着。我不顾忌什么，我倒巴不得去放肆地哭，好冲动地哭它一场。S，你看你，你怎么样独自承担了那么多痛苦。而你什么都不说，一个字都不写。你为什么要这样。我懂，我不懂，我懂——安说你还有救。她说的。我不要哭，不要不要不要……

S，你是我的泥淖，我早就陷进去了，无论我挣不挣扎我都得沉下去。S，你若救不了我就拉我一起下去吧。我知道你会以为我在发疯。我的确是。你一点不要奇怪。好久好久以前，我刚开始画油画，我去你那儿，你在看书，我涩涩地把一张小画搁在墙角给你看。那日你很高兴，将书一丢，仔细看了那张裸体画，看了好久好久。然后你说——感受很好。小孩子，好好画下去——我知道你是真心在鼓励我。我画素描时你总是说我不行的。我站在那儿，心里充满快乐。后来你说，“来看，给你看样新东西。”我们跑到隔壁一间。你给我看那张大画，新画的，你铺在地板上给我看。我看了一会儿。你问我喜不喜欢，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我们对着那画站了好久。我再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去拿我的画箱，我说我要回去了。你送我到门口。天暗了，你穿着那件深红的毛衣，站在大大的阔叶树下。我走到巷口，回头望你，你仍站在那儿，红毛衣里渗进了黄昏的灰色。我走去搭车时，街上正飘着歌——Take my hand I am a stranger in paradise——我似乎走不动了。我靠在一根电线杆上呆呆地站了好久。心中茫然若失。我好累，我觉得从来没有那么疲倦过。手中的画箱重得提不动。路边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来——多奇怪，你走了有一万万年了，而我会突然想起这件小事。

我是天生的失败者。你的天才尚且不是你的武器，我又拿什么跟自己挑战呢。以前我跟你讲到乡愁的感觉，那时我也许还小，我只常常感觉到那种冥冥中无所依归的心情，却说不出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似乎比较明白我的渴望了，我们不耐地期待再来一个春天，再来一个夏天，总以为盼望的幸运迟迟不至，其实我们不明白，我们渴求的只不过是回归到第一个存在去，只不过是渴望着自身的死亡和消融而已。

其实我坐在这儿写这些东西都是很无聊的。我再从一年级去念哲学更是好愚昧的事。我本该接受T公司的高薪去做东京的时装模特儿。也许那样过日子我反倒活得快乐些。而S，你会知道我说的不是真话，就是时光倒流，生命再一次重演，我选择的仍是这条同样的道路。我今日担着如此的重担，下辈子一样希望拥抱一个血肉模糊的人生。这是矛盾的矛盾，宇宙平衡的真理。

下午D来，他说要订婚。说话时低着头，精神很黯然。不像个有把握的恋人。我看他那样子，心中抽搐了一下。我喝了一口冰水。我说也好。但给我时间，只要短短一点时间，我要把一件事情在心里对付清楚——我要绞死自己，绞死爱情——你记不记得四年前讲过的话。我说有一天我会参加自己的葬礼。你大笑，你说小家伙又乱七八糟讲迷糊话了。那时我也笑了，我甚至笑得咳嗽起来。我把那本速写簿一下子掷到墙角去。我说我没讲错。我跟D结婚不就是埋了死了。我要立个滑滑的墓石。你说留点什么做个墓志铭吧。我不再笑了。那次学画回来时那种疲倦的感觉又一下子淹没我了。我慢慢地念出——魂兮归来——后来我不知怎么的就跑掉了。S，你看我，事隔多年，我一样洒脱不起来，明明要死的人，总想你拉我回来。魂兮归来，魂兮归来。我不会归回到自己了。你总叫我小家伙。我就是小家伙，我认了。我还要跟你说什么呢。S，我真的答应D了。我欠他太多，这是债，是债就还吧。了不起咬一咬牙也就挨过了。S，我知道。只要有那么一天我再见到你，哪怕我们只是在匆忙的十字路口擦肩而过；哪怕你已不再认识我，我又会把自己投进那永远脱不出来的地方去了。S，求你扶持我。我害怕这样求你。你若亲口唾弃我，我便要受炼狱的硫火了。

S，出国前那一阵你一直忙得要命，又一直闹情绪。有一晚你来电话，声音几乎低得听不见。你哭了。你说，“小家伙，我想死。”当时我说，要死就去死吧。那么好的事情我替你鼓掌。说完我自己也哭起来了。离情别绪再加上好多好多事情，我担得够累了。电话挂断，好多天不敢去问你消息。朋友们见面讲起你要走的事，问我知不知道，我点点头什么都说不出来。后来那晚我在中山北路跟D散步，你迎面走过来。我们隔着一个小水塘静静地对立了好久。那水塘，那水塘就像海那么阔，我跨不过去。S，后来D拉着我走了。我梦游似的跟他走回家，再送他出门。我躺在床上呆望着黑黑的窗外直到天亮。第二天你离国，我南下旅行，直到在台南病得要死被D找到送回家。

S，我写到这儿，想到你自杀的事。我本该一点不吃惊才是，我却像个差劲的人一样为这件事痛苦感触得不能自已。S，我想到我们这批性急的家伙。我们早在透支生命，本不会活得太长，你又何苦跑得那么快呢。好多次我有那种意念，好多次我又放下了。这样一次次得来的生命总很疲惫。S，我说要你扶持我，我说求你拉着我，因为我是天堂的陌生人。S，我说什么？我在说什么？你看我，有时我又否认一切，自己所有的感觉我全部否认。S，我上面写的全都不算。我好累好累，我觉得要生病了，我没气力再写什么。我本是个差劲的人——

我今晚有些特别。我不写上面那些废话就好似活不下去了一样。S，不要怪我，因我知道了你的事情。S，你好好的吧？你好好的吧？S，你还在吗，我不能确定，S，我全身发抖。你还在吗？还在吗？我不知道下一次有这念头的会是你还是我。我不在乎你看这信有什么想法。人苦闷起来就是这样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当我发高烧说呓语好了。我是天生的病人。S，你会说你不爱看这信，我无所谓。你那儿的冬天一定很冷。总有个取暖的壁炉。我不管。把信烧掉好了。那年我在画上签名，我写了Echo这字。你说谁给的名字，那么好。我说自己给的。没想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在冥冥中又应验到一个同名的女孩身上。

不写了，明天我要寄掉这封信。我要去搭公路局车上学，挤在沙丁鱼似的车厢里颠上山。我要念书。我要做好多不喜欢的事，那么多刺人的感觉。厌倦的感觉日日折磨我。S，我很累很累，什么时候我可以安睡不再起来。

华冈的风一到冬天总化成一条呜咽的小河，在山谷里流来流去。而我一下车，那风便扑向我，绕着我，向我低低地诉说着——我们不是飞行荷兰人，为什么要这样永不止息地飘来飘去——我走在风里，总会觉得身子轻些了。我长了翅膀，化成羽毛。我慢慢地凌空而起。我低低地飞翔在群山之间。呼叫着Echo、Echo、Echo……

众神默默。

在清晨的纽约。在摩天楼的大峡谷里。S，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曾否听到过一只极乐鸟在你窗外拍翼飞过的声音。

（原载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人间》副刊。）

雨季不再来

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窗外照例是一片灰濛濛的天空，没有黎明时的曙光，没有风，没有鸟叫。后院的小树都很寥寂地静立在雨中，无论从哪一个窗口望出去，总有雨水在冲流着。除了雨水之外，听不见其他的声音，在这时分里，一切全是静止的。

我胡乱地穿着衣服，想到今日的考试，想到心中挂念着的培，心情就又无端地沉落下去，而对这样的季候也无心再去咒诅它了。

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就以此为借口，故意早早睡去，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当时客厅的电视正在上演着西部片，黑暗中，我躺在床上，偶尔会有音乐、对白和枪声传来，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在那时考试就变得极不重要，觉得那是不会有的事，明天也是不会来的，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而培明日会不会去找我也不是问题了。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明白就会好了，我们岂是真的就此分开了，这不过是雨在冲乱着我们的心绪罢了。

每次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总喜欢仔细地去看看自己，浴室镜子里的我是一个陌生人，那是个奇异的时分。我的心境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设防的，镜中的自己也是不设防的，我喜欢一面将手浸在水里，一面凝望着自己，奇怪地轻声叫着我的名字——今日镜中的不是我，那是个满面渴想着培的女孩。我凝望着自己，追念着培的眼睛——我常常不能抗拒地驻留在那时分里，直到我听见母亲或弟弟在另一间浴室里漱洗的水声，那时我会突然记起自己该进入的日子和秩序，我就会快快地去喝一杯蜂蜜水，然后夹着些凌乱的笔记书本出门。

今早要出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可穿的鞋子，我的鞋因为在雨地中不好好走路的缘故，已经全都湿光了，于是我只好去穿一双咖啡色的凉鞋。这件小事使得我在出门时不及想象的沉落，这凉鞋踏在清晨水湿的街道上的确是愉快的。我坐了三轮车去车站，天空仍灰得分不出时辰来。车帘外的一切被雨弄得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显然的朝气，几个小男孩在水沟里放纸船，一个拾垃圾的老人无精打采地站在人行道边，一街的人车在这灰暗的城市中无声地奔流着。我看着这些景象，心中无端地升起一层疲惫来，这是怎么样令人丧气的一个日子啊。

下车付车钱时我弄掉了笔记，当我俯身在泥泞中去拾起它时，心中就乍然地软弱无力起来。培不会在车站吧，他不会在那儿等我，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们各自上学放学，都固执地不肯去迁就对方。几日的分离，我已不能清楚地去记忆他的形貌了，我的悬念和往日他给我的重大回忆，只有使得我一再激动地去怀想他，雨中的日子总是湿的，不知是雨还是自己，总在弄湿这个流光。今日的我是如此地撑不住，渴望在等车的时候能找到一个随便什么系的人来乱聊一下，排队的同学中有许多认识的，他们只抬起头来朝我心事重重地笑了笑，便又埋头在笔记簿里去，看样子这场期终考弄得谁都潇洒不起来了。我站在队尾，没有什么事好做，每一次清晨的盼望总是在落空，我觉着一丝被人遗忘的难受，心中从来没有被如此鞭笞过，培不在这儿，什么都不再光彩了。站内的日光灯全都亮着，惨白的灯光照着一群群来往的乘客，空气中弥漫着香烟与湿胶鞋的气味，扩音器在播放着新闻，站牌的灯一亮一熄地彼此交替着，我呼吸着这不洁的空气，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倦而又无奈的日子。

想到三个多月前的那日，心情就无端地陷入一种玄想中去，那时正是注册的日子，上一个学期刚从冬季寒冷的气候中结束，我们放假十天就要开始另一个新的学期。那天我办完了注册手续才早晨十点多点，我坐在面对着足球场的石砌台阶上，看着舞专的学生们穿了好看的紧身舞衣在球场上跳舞，那时候再过几日就是校庆了，我身后正有一个老校工爬在梯子上漆黄色的窗框，而进行曲被一次次大声地播放着，那些跳舞的同学就反复地在练习。当时，空气中充满着快乐的音乐和油漆味，群山在四周低低地围绕着。放眼望去，碧空如洗，阳光在缓缓流过。我独自坐在那儿，面对着这情景，觉得真像一个活泼安适的假日，我就认真地快乐起来。那份没有来由的快乐竟是非常地震撼着我。后来开学了，我们半专心半不专心地念着书，有时逃课去爬山，有时在图书馆里发神经查生字，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接着雨就来了，直到现在它没有停过。我们起初是异常欢悦地在迎接着雨，数日之后显得有些苦恼，后来就开始咒诅它，直到现在，我们已忘了在阳光下上学该是怎么回事了。

从车站下车到学校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我走进校园时人已是透湿的了，我没有用雨具的习惯，每天总是如此地来去着。我们教室在五楼天台的角上，是个多风的地方。教室中只有几个同学已经先到了，我进门，摊开笔记，靠在椅子上发愣，今日培会来找我吗？他知道我在这儿，他知道我们彼此想念着。培，你这样不来看我，我什么都做不出来，培，是否该我去找你呢，培，你不会来了，你不会来了，你看，我日日在等待中度日——

四周的窗全开着，雨做了重重的帘子，那么灰重地掩压了世界，我们如此渴望着想看一看帘外的晴空，它总冷漠地不肯理睬我们的盼望。而一个个希望是如此无助地被否定掉了，除了无止境的等待之外，你发现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再见阳光。

李日和常彦一起走进来，那时已是快考试了，李日是个一进教室就喜欢找人吹牛的家伙。他照例慢慢地踱进来，手中除了一支原子笔之外什么也没带。

“卡帕，你怎么穿这种怪鞋子？”卡帕是日本作家芥川的小说《河童》的发音，在雨季开始时我就被叫成这个名字了。

“没鞋了，无论皮鞋球鞋全湿了，不对吗？”

“带子太少。远看吓了我一跳，以为你干脆打赤足来上学了。”李日一面看着我的鞋，一面又做出一副夸张的怪脸来。

“我喜欢这种式样，这是一双快乐的鞋子。”

“在这种他妈的天气下你还能谈快乐？”

“我不知道快不快乐，李日，不要问我。”

“傻子，李日怕你考试紧张，跟你乱扯的。”常彦在一旁说。

“不紧张，不愉快倒是真的，每次考试就像是一种屈辱，你说你会了，别人不相信，偏拿张白纸要你来证明。”我说着说着人就激动起来。

“卡帕，有那么严重吗？”常彦很费思索地注视着我。

“他妈的，我乱说的，才不严重。”说着粗话我自己就先笑起来了。

这是一种没有来由的倦怠，你如何向人去解释这个时分的心情呢，今晨培也没有来找我，而日复一日的等待就只有使得自己更沉落下去。今晨的我就是如此地撑不住了，我生活在一种对大小事情都过分执著的谬误中，因此我无法在其中得着慰藉和亮光。好在这心情已非一日，那是被连串空泛的琐事堆积在心底的一个沙丘，禁不住连日的雨水一冲，便在心里乱七八糟地奔流起来。

这是一场不难的考试，我们只消对几个哲学学派提出一些评论，再写些自己的见解，写两千字左右就可通过。事实上回答这些问题仍旧是我很喜欢的一件工作，想不出刚才为什么要那么有意无意地牵挂着它。仔细地答完了卷子，看看四周的同学，李日正拉着身旁埋头疾书的常彦想要商量，常彦小声说了一点，李日就马上脸色发光地下笔如飞起来，我在一旁看了不禁失笑，李日的快乐一向是来得极容易的。此时的我心中想念着培，心中浮出一些失望后的怅然，四周除了雨声之外再听不出什么声音来。我合上了卷子，将脚放在前面同学的椅子上轻轻地摇晃着，那个年轻的讲师踱过来。

“是不是做完了？做完就交吧。”

“这种题目做不完的，不过字数倒够了。”

他听了笑起来，慢慢地踱开去。

我想不出要做什么，我永远学不会如何去重复审视自己的卷子，对这件事我没有一分钟的耐心。雨落得异常的无聊，我便在考卷后面乱涂着——森林中的柯莱蒂（注：Clytze，希腊神话山泽女神，恋太阳神阿波罗，后变为向日葵），雨中的柯莱蒂，你的太阳在哪里——那样涂着并没有多大意思，我知道，我只是在拖延时间，盼望着教室门口有培的身影来接我，就如以前千百次一样。十五分钟过去了，我交了卷子去站在外面的天台上，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整天都没课了，我们已在考期终考了。整幢的大楼被罩在雨中，无边的空虚交错地撑架在四周，对面雨中的宿舍全开着窗，平日那些专喜欢向女孩们呼叫戏谑的男孩们一个也不见，只有工程中没有被拆掉的竹架子在一个个无声的窗口竖立着。雨下了千万年，我再想不起那些经历过的万里晴空，想不起我干燥清洁的鞋子，想不起我如何用快乐的步子踏在阳光上行走。夏季没有带着阳光来临，却带给我们如许难挨的一个季候。教室内陆续有人在交卷，那讲师踱出来了。他站着看了一会儿雨。

“考完了就可以回去了，我们这门课算结束了。在等谁吗？”

“没有，就回去了。”我轻轻地回答了一声，站在雨中思索着。我等待你也不是一日了，培，我等了有多久了，请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分开了，我总等着你来接我一块下山回去。

这时我看见李日和维欣一起出来。维欣是前一星期才回校来的，极度神经衰弱，维欣回乡去了快一个月。

“考得怎么样？”我问维欣，平日维欣住在台北姑母家中，有时我们会一起下山。

“六十分总有的，大概没问题。”维欣是个忧郁的孩子，年龄比我们小，样子却始终是落落寡欢的。

“卡帕，你准是在等那个戏剧系的小子，要不然甘心站在雨里面发神经。”李日一面跳水塘一面在喊着。

“你不许叫他小子。”

“好，叫导演，喂，培导演，卡帕在想你。”李日大喊起来。我慌了。

“李日，你不要乱来。”维欣大笑着拉他。

“卡帕，你站在教室外面淋雨，我看了奇怪得不得了，差一点写不出来。”李日是最喜欢说话的家伙。

“算了，你写不出来，你一看常彦的就写出来了。”

“冤枉，我发誓我自己也念了书的。”李日又可爱又生气的脸嚷成一团了，这个人永远不知忧愁是什么。

这时维欣在凝望着雨沉默着。

“维欣，你暑假做什么，又不当兵。”我问他。

“我回乡去。”

“转系吧，不要念这门了，你身体不好。”

“卡帕，我实在什么系都不要念，我只想回乡去守着我的果园，自由自在地做个乡下人。”

“书本原来是多余的。”

“算了，算了，维欣，算你倒楣，谁要你是长子，你那老头啊——总以为送你念大学是对得起祖宗，结果你偏闷出病来了。”李日在一旁乱说乱说的，维欣始终性情很好地看着他，眼光中却浮出一层奇怪的神情来。

我踏了一脚水去洒李日，阻止他说下一句，此时维欣已悄悄地往楼梯口走去，李日还毫不觉得地在踏水塘。

“维欣，等等我们。李日，快点，你知道他身体不好，偏要去激他。”我悄悄地拉着李日跟在维欣身后下去。

下楼梯时我知道今日我又碰不着培了，我正在一步一步下楼，我正经过你教室的门口，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这样地想念着你，培，我们不要再闹了，既然我们那么爱着，为什么在这样近在眼前的环境中都不见面。

李日下楼时在唱着歌。

我知道

有一条叫做日光的大道，

你在那儿叫着我的小名

呵，妈妈，我在向你赶去，

我正走在十里外的麦田上

……

“喂，卡帕，这歌是不是那戏剧系的小子编出来的？告诉他，李日爱极了。”

这儿没有麦田，没有阳光，没有快乐的流浪，我们正走在雨湿的季节里，我们也从来没有边唱着歌，边向一个快乐的地方赶去，我们从来没有过，尤其在最近的一段时分里，快乐一直离我们很远。

到楼下了，雨中的校园显得很寥落，我们一块儿站在门口，望着雨水出神，这时李日也不闹了，像傻子似的呆望着雨。它又比早晨上山时大多了。

“这不是那温暖的雨。”维欣慢慢地说。

“等待阳光吧，除了等待之外怎么发愁都是无用的。”我回头对他鼓励地笑了笑，自己却笑得要落泪。

“算了，别等什么了，我们一块儿跑到雨里去，要拼命跑到车站，卡帕，你来不来？”李日说着人就要跑出去了。

“我们不跑，要就走过去，要走得很泰然地回去，就像没有下雨这等事一样。”

“走就走，卡帕，有时你太认真了，你是不是认为在大雨里跑着就算被雨击倒了，傻子。”

“我已没有多少尊严了，给我一点小小的骄傲吧。”

“卡帕，你暑假做什么？”维欣在问我。

“我不知道，别想它吧，那日子不来，我永远无法对它做出什么恳切的设想来，我真不知道。”

历年来暑假都是连着阳光的，你如何能够面对着这大雨去思想一个假期，虽然它下星期就要来临了，我觉得一丝茫然。风来了，雨打进门檐下，我的头发和两肩又开始承受了新来的雨水，地上流过来的水弄湿了凉鞋，脚下升起了一阵缓缓的凉意。水聚在我脚下，落在我身上，这是六月的雨，一样寒冷得有若早春。

雨下了那么多日，它没有弄湿过我，是我心底在雨季，我自己弄湿了自己。

“我们走吧，等什么呢。”维欣在催了。

“不等什么，我们走吧。”

我，李日，维欣，在这初夏的早晨，慢慢走进雨中，我再度完全开放地将自己交给雨水，没有东西能够拦阻它们。雨点很重地落在我全身每一个地方，我已没有别的意识，只知道这是雨，这是雨，我正走在它里面。我们并排走着，到了小树丛那儿它就下得更大了，维欣始终低着头，一无抗拒地任着雨水击打着。李日口中含了一支不知是否燃着的新乐园，每走一步就挥着双手赶雨，口中含糊而起劲地骂着，他妈的，他妈的，那样子看不出是对雨的欢呼还是咒诅。我们好似走了好久，我好似有生以来就如此长久地在大雨中走着，车站永远不会到了。我觉得四周，满溢的已不止是雨水，我好似行走在一条河里。我湿得眼睛都张不开了，做个手势叫李日替我拿书，一面用手擦着脸，这时候我哭了，我不知道这永恒空虚的时光要何时才能过去，我就那样一无抗拒地被卷在雨里，我漂浮在一条河上，一条沉静的大河，我开始无助地浮沉起来，我慌张得很，口中喊着，培，快来救我，快点，我要沉下去了，培，我要浸死了。

李日在一旁拼命推我，维欣站在一边脸都白了，全身是湿的。“卡帕，怎么喊起来了，你要吓死我们，快点走吧，你不能再淋了，你没什么吧？”

“李日，我好的，只是雨太大了。”

我跟着他们加快了步子，维欣居然还有一条干的手帕借我擦脸，我们走在公路，车站马上要看到了，这时候我注视着眼前的雨水，心里想着，下吧，下吧，随便你下到哪一天，你总要过去的，这种日子总有停住的一天，大地要再度绚丽光彩起来，经过了无尽的雨水之后。我再不要做一个河童了，我不会永远这样沉在河底的，雨季终将过去。总有一日，我要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那时我要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听窗外如洗的鸟声，那是多么安适而又快乐的一种苏醒。到时候，我早晨起来，对着镜子，我会再度看见阳光驻留在我的脸上，我会一遍遍地告诉自己，雨季过了，雨季将不再来。我会觉得，在那一日早晨，当我出门的时候，我会穿着那双清洁干燥的黄球鞋，踏上一条充满日光的大道，那时候，我会说，看这阳光，雨季将不再来。

（原载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出版月刊》第十六期。）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当我开始爬树时，太阳并没有照耀得那么凶猛，整个树林是新鲜而又清凉的，刚一进来的时候几乎使我忘了这已是接近夏天的一个早晨了。阳光透过树上的叶子照在我脸上，我觉得睁不开眼睛，便换了一个姿势躲开太阳。

这时的帕柯正在我躺着的树干下，她坐在一大堆枯叶上，旁边放着她那漂亮的粗麻编的大手袋，脚旁散着几张报纸。这是帕柯的老习惯，无论到哪儿，总有几张当天的或过时的报纸跟着她，而帕柯时常有意无意地翻动着，一方面又不经意地摆出一副异乡人的无聊样子来。现在我伏在树上看着她，她就怪快乐的样子，又伸手去翻起报纸来。

我在树上可以看见那河，那是一条冲得怪急的小河，一块块的卵石被水冲得又清洁又光滑，去年这个时候，我总喜欢跟帕柯在石头上跨来跨去。小河在纱帽山跟学校交接的那个山谷里流着。我渡水时老是又叫又喊的，总幻想着纱帽山的蛇全在河里，而帕柯从不怕蛇，也从不喊叫，她每到河边总将书一放，就一声不响地涉到对岸的大相思树下去。太阳照耀着整个河床，我们累了就会躺在大石上晒一下，再收拾东西一块走公路去吃冰，然后等车回家。有时辛堤和奥肯也会一块儿去，但我看得出，只有帕柯和我是真正快快乐乐地在水里走来走去。这样的情形并没有很多次，后来帕柯要预备转学考试，就停掉了这种放学后的回家方式。

辛堤今天破例想自己去涉起水来，他在带着土黄色的卵石上走着，肩上还背了照相机。天很热，辛堤的白衬衫外面却套了一件今年流行的男孩背心，那种格子的花样显得古怪而轻浮。我看看帕柯，她也正在看下面的河，于是我就对辛堤嚷起来。

“辛堤，不要那样走来走去了，你不是还有一堂课，快回去上，我跟帕柯在这儿等你。”

“卡诺，不要催我吧，如今的帕柯已不是从前每天来上学的她了，让我留在这儿，明早帕柯就再不会来了。”

辛堤仰着头朝我喊着，这时候阳光照在他单纯的脸上，显得他气色很好，水花在他脚边溅起，在阳光里亮得像透明的碎钻石，我看着这情景就异常的欢悦起来。

帕柯在树下走来走去，一会儿她走过来，用手绕着我躺着的树干，摇晃着身体，一面又仰头在看树顶的天空。

“卡诺，离开这儿已经一年多了，今早我坐车上山觉得什么都没有变过，连心情都是一样的，要不是辛堤这会儿背着我的相机，我真会觉得我们正是下课了，来这林子玩的，我没有离开过。”

“帕柯，你早就离开了，你离去已不止一年了，今早在车站见你时，我就知道你真的走了有好久了，要不然再见你时不会有那样令人惊异的欢悦。”

今天的帕柯穿得异常的好看，绸衬衫的领子很软地搭在颈上，裙子也系得好好的，还破例地用了皮带，一双咖啡色的凉鞋踏在枯叶上，看起来很调和，头发直直地披在肩上，又光滑又柔软。整个的帕柯给这普通的星期一早晨带来了假日的气息，我觉得反而不对劲起来。

“帕柯，你全身都不对劲，除了那几张报纸之外，你显得那么陌生。”

“卡诺，你这样说我似乎要笑起来，你知道吗，早晨我起来时就一直告诉自己，今天的我不是去新庄，今天是回华冈去，我就迷惑起来，觉得昨天才上山去过，那地方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去也不是去做什么，整个心境就是那样的，我不喜欢那种不在乎的样子，就让自己换了一件新衣服，好告诉自己，今天是不同的。卡诺，你看我，我这做作的人。”

“帕柯，不要在意那种没有来由的心情吧，毕竟回来的快乐有时是并不明显的，也不要来这儿找你的过去，你没有吧？帕柯。”

“没有。卡诺，不是没有，我不知道。”

“不要再想这些，我们去叫辛堤起来。”

我从树上踩着低桠处的树枝下来，地上除了野生的凤尾草之外，便是一大片落叶和小枯树枝铺成的地，从去年入秋以来就没有人扫过这儿的叶子。树林之外有一条小径斜斜地通到那横跨小河的水泥桥上，然后过了桥，经过橘子园直通到学校的左方。我走到树边的斜坡上向下望着辛堤，他不在河里，辛堤已经拿着脱下来的背心，低着头经过那桥向我们的地方走来。

林外的太阳依旧照耀着，一阵并不凉爽的风吹过我和帕柯站的斜坡，野草全都摇晃起来。辛堤已经走上了那伸延得很陡的小径，我由上面望着他，由于阳光的关系，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绣在衬衫口袋上的小海马。此时的帕柯站在我身旁，一只手搁在我肩上，我们同时注视着坡下的辛堤，他仍低着头走着，丝毫没有察觉我们在看他。四周的一切好似都突然寂寥起来，除了吹过的风之外没有一点声音，我们热切地注视着他向我们走近，此时，这一个本来没有意味着什么的动作，就被莫名其妙地蒙上了一层具有某种特殊意象的心境。辛堤那样在阳光下走近，就像带回来了往日在一起的时光，他将我们过去的日子放在肩上；走过桥，上坡，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接近。

“帕柯，这光景就像以前，跟那时一模一样，帕柯，你看光线怎么样照射在他的头发上，去年没有逝去，我们也没有再经过一年，就像我们刚刚涉水上来，正在等着辛堤一样。”

“是的，卡诺，只要我们记得，没有一件事情会真正地过去。”

“帕柯，有时觉得你走了，有时又觉得你不过是请假，你还会来的。”

“我不知道，卡诺，我没有认真想过。”

辛堤走到尚差林子几步时，就很快地将肩上的背心一丢，口中嚷着热，走到树荫下便将身子像鸟似的扑到地上去。他自己并不知道，刚才他那样上坡时，带给了我们如何巨大的一种对过去时光的缅怀。

“热坏了，卡诺，你带了咖啡没有？”

“辛堤，你忘了，我中午留在学校才带咖啡的，今天是陪帕柯，整天没课。帕柯，你几点想回去？”

“不知道，不管，累了就回去，你走过来。辛堤不要懒了，替我们拍照吧。”

辛堤靠在那棵杨桐树的树根上，将背心罩着相机，开始装起软片来。我枕着帕柯的麻布手袋仰面躺着，而帕柯正满面无聊地在嚼一根酢浆草。我转一个身想看看河，但我是躺着的，看不见什么，只有树梢的阳光照射在帕柯的裙上，跳动着一个个圆圆的斑点。

我们从上山到现在已快三个钟点了，我觉得异常的疲倦。树林很凉爽，相思树开满黄花，风一吹香气便飘下来，我躺着就想睡过去了，小河的水仍在潺潺地流着，远处有汽车正在经过公路。

“卡诺，我在你书上写了新地址，这次搬到大直去了，你喜欢大直吗？”

“帕柯，你这不怕麻烦的家伙，这学期你已经搬了三次家了。”

“一切的感觉就是那样无助，好似哪儿都不是我该定下来的地方，就是暑假回乡时也是一样。故乡古老的屋宇和那终年飘着蔗糖味的街道都不再羁绊我了，这种心境不是一天中突然来的，三年前它就开始一点一滴地被累积下来。那时我觉得长大了，卡诺，我已没有自己的地方了。”

“帕柯。”

“我喜欢用我的方式过自由自在的日子，虽然我自己也不确信我活得有多好。”

“我不喜欢城市，尤其是山下那个城，但我每天都回到那里去，帕柯，我是一个禁不起流浪的人。”

“我不会，我每日放学就在街上游荡，有时碰到朋友，我就跟他们一块吃小摊逛街直到夜深。”

那时我躺得不想起来，地上的湿气透过小草和枯叶慢慢地渗到背脊里去，我觉得两肩又隐约地酸痛起来，就随手拉了一张报纸垫在身下，辛堤已装好软片向我们走来。

“挪过来一点，卡诺，你脸上有树叶的影子，坐到帕柯左边去，你总不会就这样躺着拍照吧。”

“就让我躺着吧，毕竟怎么拍是不重要的。”

时间已近正午了，我渐渐对这些情景厌烦起来，很希望换个地方，我是个不喜欢拍照的人，觉得那是件做作的事情。

“卡诺，你这不合作的朋友，帕柯一年都没来一次，你却不肯好好跟她一起拍些照片，卡诺——”

辛堤生气起来，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帕柯看见就笑了。

“辛堤，好朋友，我们去吃冰吧，不要跟卡诺过不去，毕竟我们没有什么改变，何必硬把它搞得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于是我们离开了树林，抱着许多书，穿过桥，上坡，再经过一个天主堂就到大路了。从树林中走到正午的天空下总是不令人欢悦的，太阳被云层遮住，见不到具体的投射下来的光线，但放眼望去，在远处小山的上面，那照耀得令人眼花的天空正一望无际地展开着。大路上静静地停放着几辆车子，路旁的美洲菊盛开着火焰似的花朵，柏油路并没有被晒得很烫，但我走在上面，却因为传上来的那一点微热，使人从脚下涌起一股空乏的虚弱来。

到冰店的路并不很长，我们只需再经过一个旧木堆，绕过一家洗衣店和车站就到了，我们懒散地走着，有时踢踢石头，路上偶尔有相识的同学迎面走过。我们三人都没有说话，经过木堆时，嗅到腐木的味道，一切就更真实起来了。

“我们干脆提早一点吃饭去，我想去那家小店。”

“又要多走四十几步路，帕柯，你最多事。”

小店的墙上贴了许多汽水广告和日历女郎的照片，另外又挂了许多开张时别人送的镜子。以前帕柯常常嘲笑这家土气的小店，今日却又想它了。

今天的学生不多，我们坐在靠街的一张桌子，一面等东西吃一面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刚才的太阳晒得我头痛，我觉得该去照照镜子，仔细去看看自己的脸，于是我就挪过椅子，对着一面画有松鹤的镜子打量起自己来，真是满面疲乏的神色了。回身去看他们，帕柯正在喝茶，辛堤在另一桌与几个男同学谈话，样子怪有精神的，这时蛋花汤来了，他就坐回来吃得很起劲。帕柯拿起筷子在擦，动作慢慢的，脸上露出思索的表情，但她没说什么。

“卡诺，我们吃完了去阳明山，走小路去，底片还有好多呢。”辛堤吃着东西人就起劲了。

“我现在不知道。”

“我要去，现在下山没意思。”帕柯在一旁说。

太阳又出来了，见到阳光我的眼睛就更张不开了，四周的一切显得那么地拉不住人，蓝色的公路局车一辆辆开过，我突然觉得异常疲倦，就极想回去了。

“我不管你们，吃完饭我要走了，帕柯，你跟辛堤去吧。”

“卡诺永远是一个玩不起的家伙，回去吧，我们先陪你去等车。”

我们站在候车亭的栏杆边上，四周有几个小孩在跑来跑去，车站后面的冰店在放着歌曲，那带着浪漫的拉丁情调的旋律在空气中飘来，四周的一切就突然被浸在这奇怪的伤感的调子里，放眼望去，学校的屋顶正在那山冈上被夏日的太阳照得闪闪发光。

帕柯在送我，就如以前那一阵接近放假时的日子一样，什么都没改变，心中一样也浮着些深深浅浅的快乐和忧伤。车来了，正午的阳光照着车顶和玻璃，我上车，望着留下来的帕柯和辛堤，他们正要离开。我问帕柯：

“帕柯，什么时候再来？”

“不知道。再见，卡诺。”

车开了，沿途的橘树香味充满了整个空旷的车厢，一幢幢漂亮精致的别墅在窗外掠过，远处的山峦一层层绵亘到天边，淡水河那样熟悉地在远处流着，而我坐在靠右的窗口，知道我正在向山下驶去。

这是一个和帕柯在一起的星期一的早晨。

（原载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出版月刊》第二十二期。）

秋恋

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这同一的狭船里。死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

——泰戈尔

她坐在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出神，风吹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秋天来了。

来法国快两年了，这是她的第二个秋，她奇怪为什么今天那些风，那些落叶会叫人看了忍不住落泪，会叫人忍不住想家，想母亲，想两年前松山机场的分离，想父亲那语不成声的叮咛……她仿佛又听见自己在低低地说：“爸、妈，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就像千百次她早晨上学离家时说的一样，走了，走了……哦！妈妈……她靠在椅背上，眼泪不听话地滴下来。她打开皮包找手帕，她不喜欢自己常常哭，因为她害怕自己一哭就要哭个不停了。今天怎么搞的，特别难过。她低下头燃了一支烟，她有些埋怨自己起来。

她记得半年前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她记得她曾说：“妈妈，我抽烟了，妈妈，先不要怪我。我不是坏女孩子，我只是……有时我觉得寂寞得难受。小梅住得远，不常见面。这儿，大家都在为生活愁苦……不要再劝我回去，没有用的，虽然在这儿精神上苦闷，但我喜爱飘泊……”她奇怪在国内时她最讨厌看女人抽烟。她狠狠地吸了一口。

咖啡凉了，她预备回去，回她那间用廿元美金租来的小阁楼兼画室。

抬头望了望窗外，黄昏了。忽然，她发觉在窗外有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向她注视着，并且似乎站了很久了。她迷乱地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开口招呼他。这儿中国人太少，除非存心去找人，要不然一个星期也碰不到一个，再不然就是那批说青田话、开餐馆的华侨。他从外面推门进来了。

“坐吧！”她指着对面的椅子低哑地说着。他们没有交谈，只沉默地互相注视着，她觉得有些窘，下意识地拿出了一支烟，自己点了火。

“抽烟？”他摇了摇头。

小店的胖老板亲自端来了一杯咖啡，朝她扮了个鬼脸，大概是替她高兴吧！这个每天来喝咖啡的苍白寂寞的中国女孩子找到朋友了。她觉得有些滑稽，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就使我那么快乐了吗？她再看了他一眼，他像是个够深刻的男孩。

“我在窗外看了你很久，你心烦？”他终于开口了。

“没什么，只不过是有些想家。”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逃避地把眼神散落到窗外，她害怕人家看透她。

“你从台湾来？”他问。

“台湾。”她缓缓地，清清楚楚地回答他。她像是松了口气似的倒在椅背上。

“那真好，你知道我顾忌这些。”

“我也是。”她淡淡地却是放了心地回答。

“你住过台北没有？你知道，我家在那儿。”她掠了掠头发，不知应该再说什么。他没有回答她，却注视着她掠头发的动作。

“你来巴黎多久？”

“两年不到。”

“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画画。”

“生活还好？”

“我来时带了些钱，并且，偶尔我可以卖掉一张小画……”他沉默了好久，一会儿他说：

“你知道当我在窗外看到你，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她装着没听见他的问话，俯下身去拨动烟灰缸。

“刚才我问你曾在台北住过？”

“是，我一直住在那儿，我是海员，明年春天我跟船回去。台北有我的母亲、妹妹……”他的声音低哑起来，“我们的职业就是那么飘泊，今天在这儿，明天又不知飘到哪里了……”他自嘲地笑了笑，眼光里流露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寂寞。

“招商局的船极少极少开到这儿。”她说。

“不是招商局的，我们挂巴拿马的旗子。”

“什么时候开船？”

“昨天来的，后天清早开中东。”

后天，后天。她喃喃地念着，一下子觉得她对现在的一切留恋起来。她忽然想冲动地对他说，留下来吧！留下来吧！即使不为我，也为了巴黎……多留几天吧！然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不过是两个天涯游子偶尔相遇而已。他们只是互相连姓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她把两杯咖啡的钱留在桌上，站起身来，像背书似的对他说：

“很高兴今天能遇见你，天晚了，我要回去……”一口气说完了，她像逃似的跑了出去。她真恨自己，她知道她在这儿寂寞，她需要朋友，她需要快乐。她不能老是这样流泪想家……他像是一个好男孩子。她恨自己，为什么逃避呢，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我求什么呢？踉跄地跑上楼梯，到了房里，她伏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她觉得她真是寂寞，真是非常非常寂寞……几个月来拼命抑制自我的那座堤防完全崩溃了。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去史教授的画室，她披了一件风衣在巴黎清冷的街心上独步着，她走到那家咖啡室的门口，老板正把店门拉开不久，她下意识地推门进去。

中午十一时，她仍坐在那儿，咖啡早凉了，烟灰散落了一桌。睡眠不足的眼睛在青烟里沉沉地静止着，她咀嚼着泰戈尔的一首诗：“因为爱的赠遗是羞怯的，它说不出名字来，它掠过阴翳，把片片欢乐铺展在尘埃上，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他不会再来了，昨天，他不过是路过，不会再来了……

她奇怪昨夜她会那么哭啊哭的，今天情绪低落反而不想哭了。她只想抽抽烟，坐坐，看看窗外的落叶，枯枝……忽然，她从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领的风衣。他走过来，站在她身后，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她没有回头，只轻轻地颤抖一下，用低哑的声音说：“坐吧！”就像昨天开始时一样，他们互相凝视着说不出话来，他们奇怪会在这样一个奇异、遥远的地方相遇。他伸过手臂轻轻拿走了她的烟。

“不要再抽了，我要你真真实实地活着。”

他们互相依偎着，默默地离开那儿。

那是短暂的一天，他们没有赶命似的去看那铁塔、罗浮宫、凯旋门，他们只坐在河畔的石椅上紧紧地依偎着，望着塞纳河的流水出神。

“今天几号了？”她问。

“二十七，怎么？”

“没什么，再过三天我就满廿二岁了。”路旁有个花摊，他走过去买了一小束淡紫色的雏菊。

“Happy Birthday！”他动情地说。她接过来，点点头，忽然一阵鼻酸，眼泪滴落在花上……黄昏了，他们开始不安，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拉起她的手，把脸伏在她的手背上，他红着眼睛喃喃地沙哑地说着：

“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不要……”

夜深了，她知道时候到了，她必须回去；而他，明早又四处飘泊去了。她把花轻轻地丢在河里，流水很快地带走了它。

于是，一切都过去了，明天各人又各奔前程。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要过去，像那些花，那些流水……

我亲爱的朋友，若是在那天夜里你经过巴黎拉丁区的一座小楼前，你会看见，一对青年恋人在那么忧伤忘情地吻着，拥抱着，就好像明天他们不会再见了一样。

其实，事实也是如此。

（原载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中央》副刊。）

西风不识相

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

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称自己叫黄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

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地回国来，生儿育女。

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八十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地说着洋话，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

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

我因为自以为会说了几句外国话，所以一心要离开温暖的家，去看看外面那批黄毛碧眼青牙血嘴的鬼子们是怎么个德行。

我吵着要出走，父母力劝无用，终日忧伤得很。

“你是要镀金？要留洋？还是老实说，要出去玩？”

我答：“要去游学四海，半玩半读，如何？”

父母听我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来，更是伤心，知道此儿一旦飞出国门，一定丢人现眼，叫外国人笑话。

“这样没有用的草包，去了岂不是给人吃掉了。”他们整日就反反复复地在讲这句话，机票钱总也不爽快地发下来。

外祖父看见我去意坚定，行李也打好了，就叫父母说：“你们也不要那么担心，她那种硬骨头，谁也不会爱去啃她，放她去走一趟啦！”

总司令下了命令，我就被父母不情不愿地放行了。

在闷热的机场，父亲母亲抹着眼泪，拉住我一再地叮咛：“从此是在外的人啦，不再是孩子啰！在外待人处世，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万一跟人有了争执，一定要这么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怄气，要有宽大的心胸……”

我静静地听完了父母的吩咐，用力地点点头，以示决心，然后我提起手提袋就迈步往飞机走去。

上了扶梯，这才想起来，父母的账算得不对，吃亏怎么会是便宜？退一步如果落下深渊，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

我急着往回跑，想去看台下问明白父母才好上路，不想后面闪出一个空中少爷，双手捉住我往机舱里拖，同时喊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快快上机去也，不可再回头了。”

我挣扎地说：“不是不是，是弄明白一句话就走，放我下机啊！”

这人不由分说，将我牢牢绑在安全带上。机门徐徐关上，飞机慢慢地滑过跑道。

我对着窗户，向看台大叫：“爸爸，妈妈，再说得真切一点，才好出去做人啊！怎么是好……”

飞机慢慢升空，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我叹一口气，靠在椅子上，大势已去，而道理未明，今后只有看自己的了。

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了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

这个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所以我看她们是洋鬼子；她们看我，也是一种鬼子，群鬼对阵，倒也十分新鲜。

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这么多人同住的经验。

在家时，因为我是危险疯狂的人物，所以父亲总是将我放在传染病隔离病房，免得带坏了姐姐和弟弟们。

这一次，看见我的铺位上还有人睡，实在不情愿。但是我记着父母临别的吩咐，又为着快快学会语文的缘故，就很高兴地开始交朋友。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我显得谦卑、有礼、温和而甜蜜。

第一两个月的家信，我细细地报告给父母听异国的情形。

我写着：“我慢慢地会说话了，也上学去了。这里的洋鬼子都是和气的，没有住着厉鬼。我没有忘记大人的吩咐，处处退让，她们也没有欺负我，我人胖了……”

起初的两个月，整个宿舍的同学都对我好极了。她们又爱讲话，下了课回来，总有人教我说话，上课去了，当然跟不上，也有男同学自动来借笔记给我抄。

这样半年下来，我的原形没有毕露，我的坏脾气一次也没有发过。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黄帝子孙的美名啊！

四个人住的房间，每天清晨起床了就要马上铺好床，打开窗户，扫地，换花瓶里的水，擦桌子，整理乱丢着的衣服。等九点钟院长上楼来看时，这个房间一定得明窗净几才能通过检查，这内务的整理，是四个人一起做的。

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我们总是抢着做事情。

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的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

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丢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她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她们自己的床了。

我有一天在早饭桌上对这几个同房说：“你们自己的床我不再铺了，打扫每人轮流一天。”

她们笑眯眯地满口答应了。但是第二天，床是铺了，内务仍然不弄。

我内心十分气不过，但是看见一个房间那么乱，我有空了总不声不响地收拾了。我总不忘记父母叮嘱的话，凡事要忍让。

半年下来，我已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

我有许多美丽的衣服，搬进宿舍时的确轰动过一大阵子，我的院长还特别分配了我一个大衣柜挂衣服。

起初，我的衣服只有我一个人穿，我的鞋子也是自己踏在步子下面走。等到跟这三十六个女孩子混熟了以后，我的衣柜就成了时装店，每天有不同的女同学来借衣服，我沉着气给她们乱挑，一句抗议的话也不说。

开始，这个时装店是每日交易，有借有还，还算守规矩。渐渐地，她们看我这鬼子那么好说话，就自己动手拿了。每天吃饭时，可以有五六个女孩子同时穿着我的衣服谈笑自若，大家都亲爱地叫着我宝贝、太阳、美人等等奇怪的称呼。说起三毛来，总是赞不绝口，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但是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沉落起来。

我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男朋友，平日下课了总在宿舍里念书，看上去不像其他女同学那么的忙碌。

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

——三毛，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

——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替我开门。

——三毛，我的宝贝，快下楼替我去烫一下那条红裤子，我回来换了马上又要出去，拜托你！

——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

放下这种支使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

刚上楼，同住的宝贝又在埋怨——三毛，今天院长骂人了，你怎么没扫地。

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宿舍里选学生代表，大家都选上我，所谓宿舍代表，就是事务股长，什么杂事都是我做。

我一再地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

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

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

我，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完全丧失了自信。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在一群欺善怕恶的洋鬼子里，是行不太通的啊！我那时年纪小，不知如何改变，只一味地退让着。

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八竖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酒喝。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那夜在想，就算我是个真英雄林冲，也要被她们逼上梁山了。

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她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

“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哪一个又在大吼。

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她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

“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她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

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

“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

“你还要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世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的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拼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向我正面冲过来女孩子的胸部。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

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我终于被一群人牢牢地捉住了，我开始吐捉我的人的口水，一面破口大骂——婊子！婊子！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

“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

女孩子们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她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

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

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

“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

“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

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它响一千两百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

这个宿舍，我尽的义务太多，现在豁出去，给它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

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任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

早饭我下楼晏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

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

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到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

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她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

我合起书下楼了。

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她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

我坐下来，她替我倒了酒。

“三毛，你的行为，本来是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

“卖避孕药的不是我。”

“打人的总是你吧！”

“是你先冤枉我的。”

“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以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

我注视着她，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她。

“和平了？”

“和平了。”我点点头。

她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

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

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

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

这是“黄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

我初去德国的时候，听说我申请的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一人一间，好似旅馆一样，我非常高兴。这一来，没有舍监，也没有同房，精神上自由了很多，意识上也更觉得独立，能对自己负全责，这是非常好的制度。

我分到的房间，恰好在长走廊的最后第二间。起初我搬进去住时，那最后一间是空的，没几日，隔壁搬来了一个金发的冰岛女子。

冰岛来的人，果然是冰冷的，这个女人，进厨房来做饭时，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天就讨厌了，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那时候流行穿迷你裙，我深色丝袜上，就穿短短一条小裙子；我对她微笑，她瞪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看看我自己那副德行，我知道要建交又很困难了，我仍然春风满面地煮我的白水蛋。

那时候，我在“歌德书院”啃德文，课业非常重，逼得我非用功不可。

起初我的紧邻也还安分，总是不在家，夜间很晏才回来，她没有妨碍我的夜读。

过了两三个月，她交了大批男朋友，这是很值得替她庆幸的事，可是我的日子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们可是一见即化，她每隔三五天就抱了一大堆啤酒食物，在房间里开狂欢会。

一个快乐的邻居，应该可以感染我的情绪。她可以说经常地在房内喝酒，放着高声的吵闹嘶叫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的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地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念书一个字也念不进去。

我忍耐了她快两三星期，本以为发高烧的人总也有退烧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的烧，不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来往的男朋友也很杂，都不像是宿舍的男同学。

她要怎么度过她的青春，原来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考试，却跟她有密切的关联。

第四个星期，安静了两天的芳邻，又热闹起来了。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开始放起来，然后大声谈笑，然后男女在我们共通的阳台上裸奔追戏，然后尖叫丢空瓶子，拍掌跳舞……

我那夜正打开笔记，她一分不差地配合着她的节目，给我加起油来。

我看看表，是夜间十点半，还不能抗议，静坐着等脱衣舞上场。到了十二点半，我站起来去敲她的房门。

我用力敲了三下，她不开；我再敲再敲，她高兴地在里面叫——“是谁？进来。”

我开了门，看见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裸体的。我找出芳邻来，对她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

她气得冲了过来，把我用力向外一推，就把门嘭一下关上，里面咔哒上了锁。

我不动声色，也不去再打她的门。我很明白，对付这种家伙，打架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心地到底老实忠厚。

她那天吵到天亮才放我阖了两三小时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旷了两堂课，去学生宿舍的管理处找学生顾问。他是一个中年的律师，只有早晨两小时在办公室受理学生的问题。

“你说这个邻居骚扰了你，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人对她的抗议。”

“这很简单，我们的房间在最后两间，中间隔着六个浴室和厨房，再过去才是其他学生的房间，我们楼下是空着的大交谊室，她这样吵，可能只会有我一个人真正听得清楚。”

“她做的事都是不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抗议就请她搬走，并且我也不能轻信你的话。”

“这就是你的答复吗？”我狠狠地盯着这个没有正义感的人。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再见，日安！”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闯学生顾问的门。

“请你听一卷录音带。”我坐下来就放录音。

他听了，马上就叫秘书小姐进来，口授了一份文件。

“你肯签字吗？”

我看了一下文件，有许多看不懂的字，又一个一个问明白，才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们开会提出来讨论，结果会公告。”

“您想，她会搬出去？”

“我想这个学生是要走路了。”他叹了口气说。

“台湾的学生，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总是成绩好，安静，小心翼翼。以前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共一个房间的宿舍，一个是台湾来的学生；他的同房，在同一个房间里，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听了心都抽痛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

“我的事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很快的，我们开会，再请这位冰岛小姐来谈话，再将录音带存档，就解决了。”

“好，谢谢您，不再烦您了，日安！”我重重地与他握了握手。

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芳邻静悄悄地搬走了，事情解决得意外的顺利。

这事过了不久，我在宿舍附近的学生食堂排队吃饭，站了一会儿，觉得听见有人在说中文，我很自然地转过身去，就看见两个女同胞排在间隔着三五个人的队里。我对她们笑笑，算打招呼。

“哪里来的？”一个马上紧张地问。

“西班牙来的。”另外一个神秘兮兮地在回答。

“你看她那条裙子，啧，啧……”

“人家可风头健得很哪！来了没几天，话还不太会说，就跟隔房的同学去吵架。奇怪，也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

“你怎么知道她的事情？”

“学生会讲的啊！大家商量了好久，是不是要劝劝她不要那么没有教养。我们中国人美好的传统，给她去学生顾问那么一告，真丢脸透了！你想想，小事情，去告什么劲嘛——她还跟德国同学出去，第一次就被人看见了……”

我听见背后自己同胞对我的中伤，气得把书都快扭烂了，但是我不回身去骂她们，我忍着胃痛搬了一盘菜，坐得老远地一个人去吃。

我那时候才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洋鬼子可以不忍，对自己同胞，可要百忍，吃下一百个忍字，不去回嘴。

我的同胞们所谓的没有原则地跟人和平相处，在我看来，就是懦弱。不平等条约订得不够，现在还要继续自我陶醉。

我到美国去的第一个住处，是托一个好朋友事先替我租下的房子，我只知道我是跟两个美国大一的女生同分一幢木造的平房。

我到的第一天，已是深夜了，我的朋友和她的先生将我送到住处，交给我钥匙就走了。

我用钥匙开门，里面是反锁着的，进不去。

我用力打门，门开了，房内漆黑一片，只见一片鬼影幢幢，或坐或卧；开门的女孩全裸着，身体重要的部分涂着银光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倒也好新鲜。

“嗨！”她叫了一声。

“你来了，欢迎，欢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说。

我穿过客厅里躺着的人，小心地不踏到他们，就搬了箱子去自己房间里。

这群男男女女，吸着大麻烟，点着印度的香，不时敲着一面小铜锣，可是沉醉在那个气氛里，他们倒也不很闹，就是每隔几分钟的锣声也不太烦人。

那天清晨我起来，开门望去，夜间的聚会完毕了，一大群如尸体似的裸身男女交抱着沉沉睡去，余香还燃着一小段。烟雾里，那个客厅像极了一个被丢弃了的战场，惨不忍睹。

这些人是十分友爱和平的，他们的世界加入了我这个分租者，显得格格不入。比较之下，我太实际，他们太空虚，这是我这方面的看法。

在他们那方面的看法，可能跟我刚刚完全相反。

虽然他们完全没有侵犯我、妨碍我，但是我还是学了孟母，一个月满就迁居了。

我自来有夜间阅读的习惯，搬去了一个小型的学生宿舍之后，我遇到了很多用功的外国女孩子。

住在我对间的女孩，是一个正在念教育硕士的勤劳学生，她每天夜间跟我一样，要做她的功课。我是静的，她是动的，因为她打字。

她几乎每夜打字要打到两点，我觉得这人非常认真，是少见的女孩子，心里很赞赏她，打字也是必须做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样的生活，我总是等她夜间收班了，才能静下来再看一会儿书，然后睡觉。

过了很久，我维持着这个夜程表，绝对没有要去计较这个同学。

有一夜，她打完了字，我还在看书，我听见她开门了，走过来敲我的门，我一开门，她就说：“你不睡，我可要睡，你门上面那块毛玻璃透出来的光，叫我整夜失眠；你不知耻，是要人告诉你才明白？嗯？”

我回头看看那盏书桌上亮着的小台灯，实在不可能强到妨碍别一间人的睡眠。我叹了口气，无言地看着她美而僵硬的脸，我经过几年的离家生活，已经不会再气了。

“你不是也打字吵我？”

“可是，我现在打好了，你的灯却不熄掉。”

“那么正好，我不熄灯，你可以继续打字。”

说完我把门轻轻在她面前合上，以后我们彼此就不再建交了。

绝交我不在乎，恶狗咬了我，我绝不会反咬狗，但是我可以用棍子打它。

在我到图书馆去做事时，开始有男同学约我出去。

有一个法学院的学生，约我下班了去喝咖啡，吃“唐纳子”甜饼，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上了他的车，他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把车一开开到校园美丽的湖边去。

停了车，他放上音响，手很自然地往我圈上来。

我把车窗打开，再替他把音乐关上，很坦然地注视着他，对他开门见山地说：“对不起，我想你找错人了。”

他非常下不了台，问我：“你不来？”

“我不来。”我对他意味深长地笑笑。

“好吧！算我弄错了，我送你回去。”他耸耸肩，倒很干脆。

到了宿舍门口，我下了车，他问我：“下次还出来吗？”

我打量着他，这人实在不吸引我，所以我笑笑，摇摇头。

“三毛，你介不介意刚刚喝咖啡的钱我们各自分摊。”

语气那么有礼，我自然不会生气，马上打开皮包找钱付给他。

这样美丽的夜色里，两个年轻人在月光下分账，实在是遗憾而不罗曼蒂克。

美国，美国，它真是不同凡响。

又有一天，我跟女友卡洛一同在吃午饭，我们各自买了夹肉三明治，她又叫了一盘“炸洋葱圈”，等到我吃完了，预备付账，她说：“我吃不完洋葱圈，分你吃。”

我这傻瓜就吃掉她剩下的。

算账时，卡洛把半盘洋葱圈的账摊给我出，合情合理，我自然照付了。

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鱼饵是洋葱做的。

也许看官们会想，三毛怎么老说人不好，其他留洋的人都说洋鬼子不错，她尽说反话。

有一对美国中年夫妇，他们非常爱护我，本身没有儿女，对待我视如己出，周末假日再三地开车来宿舍接我去各处兜风。

他们夫妇在山坡上有一幢惊人美丽的大洋房，同时在镇上开着一家成衣批发店。

感恩节到了，我自然被请到这人家去吃大菜。

吃饭时，这对夫妇一再望着我笑，红光满面。

“三毛，吃过了饭，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给你。”

“很大的？”我一面吃菜一面问。

“是，天大的惊喜，你会快乐得跳起来。”

我听他们那么说，很快地吃完了饭，将盘子杯子帮忙送到厨房洗碗机里面去，再煮了咖啡出来一同喝。

等我们坐定了，这位太太很情感激动地注视着我，眼眶里满是喜悦的泪水。

她说：“孩子，亲爱的，我们商量了好多天，现在决心收养你做我们的女儿。”

“你是说领养我？”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气极了，他们决心领养我，给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但是，他们没有“问我”，他们只对我“宣布”他们的决定。

“亲爱的，你难道不喜欢美国？不喜欢做这个家里的独生女儿？将来——将来我们——我们过世了，遗产都是你的。”

我气得胃马上痛起来，但面上仍笑眯眯的。

“做女儿总是有条件的啊！”我要套套我卖身的条件。

“怎么谈条件呢？孩子，我们爱你，我们领养了你，你跟我们永远永远幸福地住在一起，甜蜜地过一生。”

“你是说过一辈子？”我定定地望着她。

“孩子，这世界上坏人很多，你不要结婚，你跟着爹地妈咪一辈子住下去，我们保护你。做了我们的女儿，你什么都不缺，可不能丢下了父母去结婚哦！如果你将来走了，我们的财产就不知要捐给哪一个基金会了。”

这样残酷的领儿防老，一个女孩子的青春，他们想用遗产来交换，还觉得对我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再说吧！我想走了。”我站起来理理裙子，脸色就不自然了。

我这时候看着这两个中年人，觉得他们长得是那么的丑恶，优雅的外表之下，居然包着一颗如此自私的心。我很可怜他们，这样的富人，在人格上可是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啊！

那一个黄昏，下起薄薄的雪雨来，我穿了大衣，在校园里无目的地走着。我看着肃杀的夜色，想到初出国时的我，再看看现在几年后的我；想到温暖的家，再联想到我看过的人，经过的事，我的心，冻得冰冷。

我一再地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在任何一国都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是这些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无意间纵容了他们；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长驱而入啊！

我多么愿意外国人能欣赏我的礼教，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他们享受了我的礼教，而没有回报我应该受到的尊重。

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做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变成跳涧金睛猛兽，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黄帝的子孙。

安东尼·我的安东尼

离复活节假期还有半个月，全宿舍正为期中考念得昏天暗地，这宿舍是一年交一次成绩单的，不及格下学年马上搬出去，再潇洒的女孩在这时候也神气不起来了。早也念，晚也念，个个面带愁容，又抱怨自己不该天天散步会男朋友，弄得临时抱佛脚。那几天，整个一幢房子都是静悄悄的，晚上图书室客满，再没有人弹吉他，也没有人在客厅放唱片跳舞了。吃饭见面时就是一副忧忧愁愁的样子，三句不离考试，空气无形中被弄得紧张得要命，时间又过得慢，怎么催急它也不过去，真是一段不快乐的日子。

大家拼命念书还不到四天，停停歇歇的学潮又起，部分学生闹得很起劲，每天一到中午一点钟下课时，警察、学生总是打成一团。我们宿舍每天总有几个女孩放学回来全身被水龙冲得透湿，口里嚷着：“倒楣，跑不快，又被冲到了，我看不伤风才怪。”她们说起游行闹事，就如上街买了一瓶洗头水一样自然，有时我实在不懂。身为外国学生，不问也罢。

学校课程又连续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中午，我寄信回来，一看客厅围满了人在听新闻，我也跑去听，只听见收音机正在报——“学潮关系，大学城内各学院，由现在起全面停课，复活节假期提早开始……”听到这里，下面的新闻全跟我们无关了，大家又叫又跳，把书一本一本丢到天花板上去，只听见几个宝贝叫得像红番一样：“万岁！万岁！不考试，不考试了，哎唷，收拾东西回家去啊！”

第二天餐厅钉了一张纸，要回家的人可以签名离开宿舍。我黄昏时去看了一下，一看了不得，三十五个女孩全走，只留我一个了，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感触起来，想想留着也没意思，不如找个同班的外国同学旅行去。打了几个电话，商量了一下行程，讲好公摊汽油钱，马上决定去了。

那个晚上宿舍热闹得不得了，有人理衣服，有人擦箱子，有人打电话订火车票，几个贪吃的把存着预备开夜车的零食全搬出来了，吃得不亦乐乎。我计划去北部旅行她们不知道，于是这个来请我回家过节，那个来问要不要同走，但我看出她们是假的，没有诚意，全给推掉了，躺在床上听音乐，倒也不难过。十二点多，楼上的胖子曼秋啪一下推门进来了，口里含了一大把花生米，含含糊糊地问我：

“艾珂，你放假做什么？不难过啊？”

我听得笑起来了。

“不难过，本人明天去北部，一直要跑到大西洋，没空留在马德里掉眼泪给你看。”

曼秋一听叫起来了，往我床上一跳，口里叫着：

“怎么不先讲？你这死人，怎么去？去几天？跟谁去？花多少？我跟你去，天啊，我不回家了。”

“咦，我是没家的人才往北部跑，你妈妈在等你，你跟我去做什么。我又不去长的，钱用光了就回来，下次再约你。”好不容易劝走了曼秋，叹口气，抱着我的小收音机睡着了。

第二天我启程去北部，玩了八天钱用光，只得提早回来，黄昏时同去的几个朋友把我送回宿舍，箱子在门口一放，挥挥手他们就走了。按了半天门铃，没人开门，我绕到后院，从厨房的窗子里爬进去，上上下下走一圈，一个人也不见，再看看女佣人艾乌拉的房间，她正在睡觉，我敲敲窗把她叫醒，她一下子坐起来了，口里说着：

“哎，哎，艾珂，你把我吓死了，你怎么早回来了，复活节还没到呢，假期还有半个月，玛丽莎小姐以为没人留在宿舍，已经决定关门了，明天我也回去了，你怎么办呢？”她噜噜苏苏地讲了一大堆，我心真的冷了一半，宿舍关门，我事先不知道，临时叫我到哪里去找地方住呢。那时我拍着艾乌拉的肩，口里说着不要紧，自己却一下子软弱得路都走不动了。我那个晚上一直打电话找城内的劳拉小姐，她十一号才回公寓，讲了宿舍的情形，她答应租给我一个房间，直到学校开课，我这才安心去睡，只等第二天搬家了。

第二天早晨，艾乌拉做了一个蛋饼给我吃，亲亲我的颊，把大门钥匙留给我人就走了，走到门口又急急地跑回来向我喊着：“艾珂，艾珂，不要忘了下午把安东尼带去你租的公寓一起住，小米在厨房抽屉里，天天喂一点水，你很细心的，它跟你一定很高兴，再见，再见。”我在窗上向她点点头，心里有点无可奈何，这只我们宿舍的“福星”看样子真给我麻烦了。我跑到厨房去看它，安东尼正在笼子里跳得很高兴，我用中文向它讲——“小家伙，跟我来吧。”它显然很不习惯中文，轻轻地叫了一声，我提着它走上石阶到客厅去。先喂了安东尼一点小米，再提了自己的箱子，外面正在下雨，我又打了伞，走出宿舍锁上了门，把钥匙留在花盆下面，抬头望望这幢沉寂的爬满了枯藤的老房子，心情竟跟初出国时一样的苍凉起来，人呆站在雨中久久无法举步。这时安东尼的笼子正挂在我伞柄上，它轻轻地拍了几下翅膀，我方才清醒过来。翻起了风衣的领子，对安东尼说——“来吧，我们去找劳拉小姐去，不会寂寞的，安东尼，你一向是我们的福星。”

劳拉小姐的公寓在城里的学生区，我没进宿舍之前住过三个月，跟一般的包租婆没有两样，住着处处要留心，用水、用电、用煤气没有一样可以舒舒服服用的，但我跟她相处得还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我走了之后她再没有把房间租出去。我到的时候正是中午，这老小姐把我箱子接过去，两人高高兴兴地亲颊问候，她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一面挂衣服一面听她讲老邻居的琐事给我听，当我正挂到最后一件身上的风衣时，猛然听见安东尼的笼子刷地在窗台上一滑，接着它在里面又叫又跳，像疯子一样，我半个身子都悬出去了，只见一个大花猫正扑在安东尼的笼子上，我喊了一声两手去抓猫，它反抓了我一把，跳上隔壁阳台跑掉了。我把笼子拿进来，把窗关上了，人坐在地板上发愣，劳拉小姐手里拿着个大衣架，口里轻轻地在喊，“哥伦布啊，哥伦布啊，这恶猫抓伤你了。”我看看手背上有几条血痕，并不严重，就是有点刺痛，倒是笼子里的安东尼，伏在水槽旁一动也不动，我大惊了，拼命摇笼子，大声叫它名字，它总算醒过来了，动了一下，眼睛张开来向我看了看。这时我突然十分地激动起来，无名的寂寞由四面八方向我涌过来，我蹲在笼子旁边，手放在铁丝上，只觉我一个人住在这大城市里，带着唯一的一只鸟，除了安东尼外，我什么也没有了。那夜我很累，劳拉小姐去望弥撒了，我抱着自己的小收音机，听着那首老歌——“三个喷泉里的镍币，每个都在寻找快乐……”在朦朦胧胧的歌声里我昏昏睡去。

清早五点多钟，天还没亮，我房内安东尼把我叫醒了，只听见它的笼子有人在抓在拖，它在叫在跳，那声音凄惨极了。我跳下床来，在黑暗里看不见东西，光脚伏在地上摸，我找不到它的笼子，人急坏了，“安东尼，天啊，安东尼，你在哪里？”那时我看到一个猫影子刷一下从开着的天窗里跳出去，再开灯看安东尼，它的笼子已被拖得反过来了，它僵在里面，浑身羽毛被抓得乱七八糟。我全身都软了，慢慢蹲下去，打开笼子把它捧在手里，发觉它居然还是活着的，一只脚断掉了。一个清早，我只穿着一件夏天的睡袍在忙着包扎安东尼，弄到九点多钟，它吃了第一口小米，我才放心地把自己丢到床上去休息了一下。十点多钟我给家中写信——“爸爸、妈妈：我搬出宿舍了，带着一只鸟回到劳拉小姐的公寓来——”我写的时候，安东尼一直很安静地望着我，我向它笑笑，用西班牙语对它说：“早安，小家伙，没事了，我试试把你送到没有猫的地方去，不要害怕。”

“马大”有个日本同学启子，跟我一星期同上两天课，她有家在此地，平日还算不错的朋友，打电话去试试她吧。

“喂，启子，我是艾珂，有事找你。”

“什么事？”一听她声音就知她怕了，我一泄气，但还是不放弃煽动她。

“我有只鸟，麻烦你养半个月怎么样？它会唱歌，我答应你天天来喂它。”

“艾珂，我不知道，我不喜欢鸟，让我想一想，对不起，明天再说吧。”

放下电话，咬咬嘴唇，不行，我不放心安东尼留下来，那只恶猫无孔不入，半个月下来不被吃掉吓也被吓死了。突然想到那个奥国同学，他们男生宿舍不关门，去试一下他吧，找到他时已是下午了。电话里我还没说话，他就讲了——“哎唷，艾珂，太阳西边出了，你会打电话来，什么事？”我听出他很高兴，又觉有点希望了。

“我搬出宿舍了，要在城内住半个月。”

“真的，那太好了，没有舍监管你，我们去跳舞。”

“不要开玩笑，彼德，我找你有事。”

“喂，艾珂，电话里讲不清楚，我来接你吃饭，见面再谈好不好？”

“彼德，你先听我讲，我不跟你出去，我要你替我养只鸟，开学我请你喝咖啡。”

“什么，你要我养鸟？不干不干，艾珂，怎么不找点好事给我做，喂，你住哪里嘛，我们去跳舞怎么样？”

我啪一下挂断了电话，不跟他讲了。心里闷闷的，穿上大衣去寄家信，临走时看见安东尼的笼子，它正望着我，十分害怕留下来的样子，我心一软，把它提了起来，一面对它说着：“安东尼，不要担心，我天天守着你，上街带你一起，也不找人养了。”

那是个晴朗的早晨，太阳照在石砌的街上，我正走过一棵一棵发芽的树，人就无由地高兴起来。安东尼虽然断了脚了，包着我做的夹板，但也叫了几声表示它也很快乐。走了约十分钟，街上的人都看我，小孩更指着我叫——“看啊，看啊，一个中国女孩提了一只鸟。”我起初还不在意，后来看的人多了，我心里喃喃自语：“看什么，奇怪什么，咱们中国人一向是提了鸟笼逛大街的。”后来自己受不了，带了安东尼回公寓去。由那一天起，我早晚守着安东尼，喂它水，替它换绷带，给它听音乐，到了晚上严严地关上所有的窗户，再把笼子放在床旁边。白天除了跟朋友打打电话之外足不出户，只每天早晨买牛奶面包时带了它一起去，那只猫整天在窗外张牙舞爪也无法乘虚而入，五六天下来，劳拉小姐很不赞成地向我摇摇头。

“艾珂，你瘦了，人也闷坏了，何必为了一只鸟那么操心呢！我姐姐住楼下，我们把安东尼送去养怎么样，你夜里好安心睡觉。”

“我不要，安东尼对我很重要，脚伤又没好，不放心交给别人，你不用担心，好在只有几天了。”

几天日夜守着安东尼之后，它对我慢慢产生了新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一只宿舍的“福星”了，它是我的朋友，在我背井离乡的日子里第一次对其他的另一个生命付出如此的关爱。每天早晨我醒来，看见安东尼的笼子平安地放在我床边，一夜在梦中都担心着的猫爪和死亡就离得远远的了。我照例给它换水，喂小米，然后开着窗，我写信念书，它在阳光下唱歌，日子过得再平静不过了。我常对它说——“安东尼，我很快乐，我情愿守着你不出去，艾珂说什么你懂吗？安东尼，你懂吗？”

过了半个月，宿舍又开了，我告别了劳拉小姐回到大学城内来，艾乌拉替我把箱子提上楼，我把安东尼往她手上一递，人往床上一躺，口里喊着，“天啊，让我睡一觉吧，我十五天没好好睡过。”话还没说完，人已经睡着了。

以后我有了好去处，功课不顺利了，想家了，跟女孩子们不开心了，我总往厨房外的大树下去找安东尼，在笼边喂它吃吃米，跟它玩一阵，心情自自然然地好起来了。

前几星期马德里突然炎热起来，我在阁楼上念书，听见楼下院子里吱吱喳喳的全是人声，探头一看，几个女孩子正打开了笼子把安东尼赶出去，它不走，她们把它一丢，安东尼只好飞了。我一口气冲下去，抓住一个女孩就推了她一把，脸涨红得几乎哭了，口里嚷着：

“你们什么意思，怎么不先问问我就放了。”

“又不是你的鸟，春天来了不让它离开吗？”

“它脚断过，飞得不好。”我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来，转身跑上楼，在室里竟大滴大滴地落下泪来。

前几天热得宿舍游泳池都放水了，大家在后院穿着泳衣晒太阳玩水，我对失去安东尼也不再伤心了。春天来了，放它自由是应该的事。那天夜晚我尚在图书室念书，窗外突然刮起大风，接着闪电又来，雷雨一下子笼罩了整个的夜，玻璃窗上开始有人丢小石子似的响起来，两分钟后越来越响，我怕了，去坐在念书的伊娃旁边，她望着窗外对我说：“艾珂，那是冰雹，你以前没看过？”我摇摇头，心里突然反常地郁闷起来，我提早去睡了，没有再念书。

第二天早晨，风雨过去了，我爬过宿舍左旁的矮墙走隔壁废园的小径去学院，那条路不近，却有意思些。当我经过那个玫瑰棚时，我脚下踢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再仔细一看，它竟然是一只满身泥浆的死鸟，我吓了一跳，人直觉地叫起来——“安东尼，是你，是你，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叫着，又对自己喊着，“快看它的脚。”一翻过它缩着的脚来，我左手的书本松了，人全蹲在花丛里再也站不起来——安东尼，我的安东尼，我们害死你了，安东尼。我伏在一根枯木上，手里握着它冰冷的身体，眼泪无声地流满了面颊。我的安东尼，我曾在你为生命挣扎的时候帮助过你，而昨夜当你在风雨里被击打时，我却没有做你及时的援手，我甚至没有听见你的叫声——这是春天，我却觉得再度地孤零寒冷起来。空气里弥漫着玫瑰的花香，阳光静静地照着废园，远处有人走过，几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清晰地传过来——“春天了，艾珂正在花丛里发呆呢。”安东尼，我再也没有春天了，昨夜风雨来时，春天已经过去了。

（原载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幼狮文艺》第一七四期。）

初见蒙娜丽莎

十三岁那年看过一本好书，叫做《诸神复活》。是位俄国作家，以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背景写出了伟大艺术家达文西的一生。事实上，达文西一生涉猎的知识探索极广，美术只是他的部分而已。

看这本书的当时，家中挂着一张月份牌，就印着达文西的作品之一蒙娜丽莎的画像。家里人只当它是一份实用月历，对于那张画没说什么。只有我，只要灯下或黄昏经过那张画，心里总有些不自在。当时，蒙娜丽莎挂在钢琴正上方，琴上又放了一个贝多芬合上眼以后做出来的石膏模子。两样东西。

在我的家里，艺术性的话题并无太多人可以沟通，毕竟是许多不同方向的人生活在一个叫做家的屋檐下。只有二堂哥，是个好将，跟他说什么，也是懂的。那个怪人，选了音乐，懂的可不止是音乐。

每到黄昏，家中的孩子无论大房二房，都要练琴的——有的心甘，有的被迫。总之，那是我父亲的坚持，他一生想望的就是：在他的四个孩子中，起码有一个去做艺术家，另一个去做运动家。父亲不坚持我得弹钢琴，于是我选了黑管，实在吹不成气候，就给迫上琴凳去了。

每天对着蒙娜丽莎弹琴，总会看看她。

有一天，跟二堂哥说：“这个女人诡异。”

二哥说他有同感。鬼气怪重的。可是我们喜欢。

一直害怕蒙娜丽莎，觉着她的灵魂无所不在。那个眼神配上嘴角的微笑，加上左额头和下巴的光影，再加身后那些并非实景的所谓风景，还有整张画的色调，悠悠搁着的双手，胸上部饱满的那一片；这些细细碎碎的看法之外，再一远观，就又融合成一体、一境。那份安静中沉潜的神秘之美便摄去了人的魂。无论甘不甘愿，必被摄入。

有一阵，最怕的名画就是它，只因为再没有另一张画中的人物，是如此“安静的”向人呈现一份极为摸触不着的巨大神秘。

后来，达达派的那些立论者，给蒙娜丽莎加了八字胡，也无不可。达达画派亦是接受的——那些对艺术的观念。

后来慢慢长大了，这幅画的复制可以说无处不在，总有许多机会看见它。而它，也成了一张生活中十分通俗的风景，看惯了也不很当它一回事了，漫不经心的。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因为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课程都考及格了。其中“艺术史”是在柏拉图美术馆中去上的，自然看到了许多名画真迹，觉得非常过瘾。学期考试时，因为对于大画家维拉斯盖兹（Velazquez）画的马有些不好的评语，被教授几乎当场掐死。总而言之，学校通过了，同时也在西班牙各省各地玩了个足够，放假了，直然想往法国跑。

有一个同班同学，是德国人，政经味很浓的那种人，他要开车经过法国回西德去，要找人搭车共分汽油钱。我自然抢先去搭车子，可是讲好一个条件，可得一路玩过去哦！不能穿过法国便算了，巴黎得留上十天才答应同去。

旅行是没有预算的，父亲听说我要跑法国，就来信说：“读书吃饭钱父亲可以供给，旅行自己想办法，不能支持。”

这个办法很简单，宿舍退掉，每天吃白水面包，住小旅馆，在巴黎用走路的——连地下车也不坐。铁塔不付钱坐电梯，爬上去好了，这么一来，费用也就挪出来了。

车子是同学的，开到一半破了胎，要两人分钱买新轮胎，因为并无备胎，那是辆老爷破车。

就因多花了一笔钱，眼看法国南部转去梵谷住过的小镇“日耳”就可以在眼前时，开车的朋友不肯绕路去。而我，生了一场气，很悲伤看不到那幢黄屋子，朋友却不动一丝怜悯之心。

就那么不吃不喝地一口气开到了巴黎。

已经晚上九点半了，累得已是濒死，急着想找小旅馆躺下休息，朋友却将车子开到巴黎铁塔下去，对着铁塔太近，也没看见什么，只是看了些大架子，朋友称了心，这下才在小巷小街里找了一家极小的旅舍给人睡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朋友拿出地图来，说要去拿破仑的墓，还有要去看《钟楼怪人》那本小说里的教堂。这个，我是同意的，可是先看墓实在没有意思。

那时我的年纪小，不会管钱，钱都交给了那位德国同学。反正两个人差不多穷，花费有限，由他支付一切费用，每天晚上结一次账就好了。

就因为钱在他人口袋里，我只好跟着走，不能乱跑。

已经在巴黎一个星期整了，什么地方都走去了，走得筋疲力尽，而因为路太不熟，我的朋友车内又满载了由西班牙运回德国的行李，他不肯在巴黎市内开车。

住在巴黎已经八天了，所谓罗浮宫一直没有去。当然，花都可看的景色实在够丰富，八天如何来得及看什么？

那天早晨没有吃什么东西，我的朋友吃了一条好长的夹肉面包和咖啡，我舍不得那个钱，就在路边的水龙头下喝了几口水。

两个人走在街上，为着罗浮宫起了剧烈的争执。他，不知要去看一个什么硬性的政治类的纪念碑，我“一定”要去罗浮宫。说着说着两人骂了起来，我骂他一句：“政治动物”，他就走了，没再带着我。

那时，我猜是饿得太厉害了，胃揪着剧痛，也不去追，就在塞纳河边一棵树下半躺半靠地倒下了。倒了半日，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办法——因为身上没有半分钱。

巴黎是自由的，没有人会见怪而怪，自然没人上来问我做什么躺在树下。

等到下午三点多，我的朋友回来了，参观过了，笑眯眯地回来，说：“好了！我们现在去罗浮宫。”当然，是用走的。那么饿，还是不肯吃，要等到晚上才肯吃一顿，好睡得稳些。

一步一拖地不知走了多久，心里着急罗浮宫要关门了，又走又小跑，有时路边坐一下，拖到那个艺术的宫殿，才发觉是星期一。忘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之类，星期一是休息的。

朋友答应在巴黎十天的，表示第十天清晨就得起程往德国去，而我也跟去德国，为了慕尼黑的“现代美术馆”和一家“玩偶收藏馆”。同时，在慕尼黑得去应征面试一个导游的工作，预备暑假去地中海的马约加岛做导游赚钱——那个萧邦和乔治桑的海岛。总之，不能不走了，而罗浮宫只得等到次日星期二才能去。

而我，“后期印象派美术馆”也尚未去，一天去两个地方如何来得及？

在旅馆中，我跟朋友说，最后一日的巴黎，我要跟他分手，我去我的，他请随意，于是分了钱，就去睡了。

再走到罗浮宫已是中午时分了，那时是夏初，气候极美，早晚仍凉，正午是暖的。我脱了鞋子光脚走，也是快不了多少，而那时，那时连坐车的念头都没有过。

进了罗浮宫，发觉那么大，分那么多区参观，实在急得要哭，挣扎了一下，买了少数几区的票，看画、看雕塑、看埃及的木乃伊。

时间不够，大卫的古典画不是没见过，站在真迹面前，才知伟大的定义。尺寸那么大，站在它们面前，突然不敢再忽视以前没有深植在心的古典写实。很羞惭，也庆幸自己看了真迹，还来得及修正一些过去错误的观点。

呆了很久，真的呆了过去，等到回过神来，才从心里喊了起来——蒙娜丽莎——

在罗浮宫内寻找蒙娜丽莎太容易了，只看那一条人龙排着的地方，就是她在。

艺术的东西，排队看是不成的，那份后面人的压力和等待，无法使人静下来徘徊。更不能使人近观、远视、左看、右看，只因脱了队就回不去。

很悲伤，很遗憾地夹在一群美国旅客里一步一步进。

那个女人，神秘的女人，被放在一面玻璃的后面，前面隔了一段红绳子的距离——不给人走过那个界线。如临大敌一般地被保护着。而她，无视于一双双来往的眼睛，只是永恒地微笑着一个内心的秘密。

许多排队的人在说话，说来说去都在猜想那朵微笑是什么意思。当然，绝对有女游客说当时蒙娜正在怀孕。

我尽可能不去听身边的喧哗，一步一近，就那么将她由队伍的尽处一直看到站在她面前。在她的面前，没有人敢说一句分心的话。

是幅摄魂的好画啊！跟大卫的东西又是不同的好。那份静、美、深、灵，是整个宇宙磁场的中心。

是的，用了“磁场”这两个字。

没有法子以这支笔来形容蒙娜丽莎。她的神秘是一个磁场，达文西知道，蒙娜知道，我知道。世人也许不知道，可是那么多的复制画被翻印到全世界去，那么多的艺术爱好者如此来往地观察它，那么多万水千山的人站在真迹面前全心全意地注视着这幅画。因为它本身的磁性，因为每个人再加赋进去的那“一霎的”强大念力，使得这幅画的本质，已经成魔。

活的。世上唯一一张超越了艺术范畴的生灵，在这个女人的形象中吐露了灵界的信息。

后来，我被人轻推着走。走了，又去排队，去了，再去排队。看到体内一切的“能”都被吸空，还是不忍离开。

初去罗浮宫，那一个下午，就站在蒙娜丽莎的画下度过。

我知道，来日方长，那不太可能是最后一次去罗浮，那只是今生的一个开始。果然，以后又去过了两次，不过没有再去会蒙娜丽莎。那个她，早已吸过我体内的磁场。初会的当日回去，体力上的感觉，就如被鬼吸去了人的精和神一般的累。

今天写这篇文章，案前又放着蒙娜丽莎的复制画，是昨夜因为要开始写她，又去对着坐了一夜。当清晨的曙光透过窗帘照进房间来时，我将这张画由灯下移到一方阳光下去放着。就算阳光也来了，仍然照不穿那朦胧画境中的深幽。因着世上看她的人时日加深，她也就一日一日在磁力上更加壮大深厚。

而我，就如小时候弹钢琴时对着这幅画脱口而出的感觉，觉着这仍是一个美成诡异的女人。

蒙娜丽莎不能是一篇散文，能的是，去看画吧！全心全意将灵魂交给那幅画，然后体会出失魂落魄的那份灵性之美——如果你用心，她是会有这种魔力的。

最快乐的教室

当我拿到那张学生证的时候，以为它只是注册完毕之后的一种凭借。后来发现，用它，坐车可以买减价车票，听音乐会能够半票而已。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是我游学生涯中所进的第一所大学。

课表上教授“艺术”这一门的老师据宿舍的西籍女同学们告诉我，是名牌的。

进入文学院上课时，不是因为思想程度差，而是那些西班牙文实在艰难，使得刚开始的前三个月心情惊惶甚而沮丧。当然，用功得死去活来，念到三更半夜必然只想死。

那只是前半年而已，不久以后也就看到耕耘而来的收获了。

前半年的“艺术”课比较起哲学和文学来说，毕竟仍是较容易的——我想说的只是在文字的领悟上，倒不是境界。

艺术课不必动笔画画，只是学着欣赏和分析，这个实在很合心意。起初，我们念的是建筑。一个一个不同时代的建筑形式、背景、特色和风格，都得知道。考试用一把尺和圆规就够了，把各样派别的建筑大略画出来，这是十二分有趣的功课。文法错不扣分，图解清楚正确就算对。而今，略略具备的一点点西方建筑的常识是那个时候得来的珍宝。

我的前半年艺术课就是在啃各式廊柱、窗户、屋顶、地基和浮塑里度过，那真是快乐。比较起文学来，建筑又是很不相同。它们那么实实在在又坚固而且涵盖着深广的人文背景。

第二个半年开始了，教授提醒我们学生证的事情。一时，不很明白为了什么，后来发觉艺术课原来并不只在学校内上课，改成去普拉多（Prado）美术馆了。

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据称是世界上藏画最多的一个美术馆。例如说，巴黎的罗浮宫内，不只是藏画，也收藏了其他的物品。而普拉多美术馆中，画却是主要的，当然，还有雕塑。

发觉上课居然不在学校里，真的呆掉了。

这不是经验之内的事情。

中午，上完了文哲学院其他的课程，一路快跑回宿舍。当年，我住的是一种叫做“书院”的宿舍，天主教修女管理的。吃饭五个女孩子一桌，每餐必有雪白加花边的台布还有一瓶葡萄酒。上菜是一道一道正经八百来着的，十分闺阁味。中午吃饭可以穿长裤，晚餐就非得半礼服不可。这种生活教育，乍看好似矫情，可是到而今，喝哪一种酒用不错哪一种杯子，却是在那儿学来的。当然，学的不只是喝酒，还有极多生活中行为举止上的文化。有时，精致生活不是必要，知道些，总也没有坏处。

就为着下午三点的艺术课，那顿由管家侍候吃饭的缓慢就成不了一种生活的情调了。总是喝完三五杯红酒，胡乱吃些菜，趁着舍监不注意，悄悄开溜，甜点让给同学们代吃。这一出宿舍，飞奔去公共车站，哗一下给坐出大学城，坐车坐到邮政总局那个西比略斯大广场下车，沿着普拉多林荫大道快跑，跑过“丽池饭店”，那座美术馆就在眼前了。

总是最早到的学生。

这么活泼的大教室是舍不得立即进去的，馆外的草坡上躺一下，吃一个甜筒冰淇淋，看看周遭形形色色打扮的游客，偶尔和草坪上另外躺着晒太阳的陌生人胡扯一阵，这才慢吞吞地往入口处走去。

别人付入场券，我给验个学生证，就进去了。

同学三三两两地来了，《裸体的玛哈》前面自有馆内白发的管理人给我们排椅子。对着一张画，闲闲坐着。馆内阴阴凉凉的心里安静。不一会儿，我们叫他“艺术魔鬼”的名牌教授夹着一大卷不知为何老是带来带去的纸张书籍，大步走过来。

一张又一张画，就是这么一堂又一堂地分析出来。

是个极好的教授，在他的语言里，最引人的除了知性的分析之外，看见了一种精神的美，而这种无形的精神之美，是一份对于艺术深入了一生的痴狂和研究。

那门课不难，一点也不难，教授说什么，我的心都有呼应。而上课，教授站在画的前方、右方、左方，甚而站在学生的背后，我们听他的声音，眼睛对着的是画。

那时候，文学课在看《唐·吉诃德》，这本书用的西班牙语文是十六世纪，看得痛苦不堪，而近人乌拿么诺的作品也得苦念。以当时的西班牙文程度来说，这除非奇迹出现，是没有可能看顺的。哲学又在念圣·多玛斯的东西。知道他们的好，只是消化不进去。

只有艺术课，成了日常生活里的一种期盼、情调和欢乐，还有那十足的信心。这不完全因为教授，这是因为我本身。

在那个快乐得冒泡泡的美术馆里，认识了大画家哥雅（Goya）、葛列柯（El Greco）、维拉斯盖兹（Velazquez）、波修（Bosch），当然还有许多许多台湾比较不熟悉的宗教画家。

后来，艺术课上成了一种迷藏，学校的文哲课都不肯去了，只借同学的笔记来抄。每天出了宿舍就往美术馆走——不坐车。沿途看街景，经过路边咖啡座，坐下来喝一杯酒，慢慢晃到馆内，也不理有课没课，死赖着不买票也就一样进去——看门的人都认识我了。

因为美术馆是校外的教室，逃了别的课，不过是又进了一幢大教室，内心十分安然，丝毫没有罪恶感。

最常在的一层是哥雅黑色时期展列室和他一张一张小号的素描画那两间。

有时也不是只看画，也交朋友的。那位看守陈列室的管理员，讲起这一幅幅名画来，头头是道。当我，听说这位白发先生一生的岁月就是伴着一幅一幅画度过时，我来往地看着他的面容，说着这份生涯的时候，他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一份说不出的恭敬、骄傲和光荣。

常常，生活在美术馆里，舍不得回宿舍去吃中饭。这中饭不很重要。晚饭之后宿舍就比较紧，偶尔夜间突袭查房，可是我们还是有方法等修女睡着了，爬墙出去跳舞。

不过，我是大半逃中午的，跟名画约会去。

艺术老师越来越喜欢我，是又爱又恨的那种。

每当他讲解告一段落，我总是一面记笔记一面顺口讲几句跟他的评论不很吻合的感想。有一次教授冲过来掐我的脖子，当然不是真掐死的那种，他只是作势而已。我知道，他知道我是懂的。

奇怪的是，回想起来，居然忘了教授的名字，我们一向只叫他“艺术魔鬼”这个绰号的。

美术馆里面除了陈列室之外，也有放东西的小房间。只有两次，实在是累够了，白发的管理员带我进了密室，有一个躺椅，是他们休息用的。我在里面睡午觉，醒来赫然发觉墙角一张报纸大的静物油画在阴暗中放着，蹲下去看看画框上钉的小铜牌，十六世纪的画，画家没听说过。是张安静的好画。

那一刻，起了坏心，想偷。没有做，却也因为这个念头，吓了自己一大跳。我猜那幅画的漫不经心的放置，是西班牙人民族性里太信任人才有的疏忽。

从小是一个厌恶教室的人，这种情形到了西班牙也改不了多少。总是觉得学问的传授不能与生活脱节，一旦完全被关在教室里念所谓学问的东西，到了某种时刻时，也是该当放出来和世界混一混才能融会贯通的。

每当我丢弃了其他的课程去美术馆时，快乐得恨不能一路高唱着歌去，而心里确实在唱：“如果电影院是教室／那么美术馆当然是更好的教室。对我对我／它是最愿意去的地方……”

当时，不记得怎么认识了一位日本同学，只记得是学外交的，被派到西班牙去深造语文。他的西班牙文是在日本念的，发音很日本味，可是程度绝对优秀。这位男同学的笔记抄得扼要，字迹一板一眼，我就借来每夜边抄边读，也有信心应付考试。

抄了一阵，情人节来了，这位好朋友半开玩笑地买了一盒鸡心形状的糖果，又说：“代转送给你的情人。课不上，天天乱跑，恋爱一样的……”

我拿了那盒糖，当然舍不得吃，可是立即联想到那位美术馆中白发苍苍的哥雅守卫者。也是那一阵心情一向极好，就笑问日本同学，去不去美术馆玩呢？反正又不要门票的。同学上课时当然去的，日本人凡事认真，他是上哪一堂课就乖乖进哪一间教室的一种人。

那天没有艺术课，可是两个人一同跑去了。

因为从来没有同伴一起去过，又生了顽皮心。我知道，美术馆里有轮椅免费出借——当时一共有四辆轮椅，而这个东西没有使用过。

进了门，一定推那个同学去借轮椅，自己躲在好远的一边。同学不肯，我给他洗脑，说是演戏嘛，将来老了回忆起来多么好玩等等。

于是，我突然坐在一辆轮椅上，下半身用脱下来的大衣盖住，叫同学一间一间陈列室慢慢地推。经过认识我的看守人时，就跟他们眨一下眼睛，用手指放在嘴上做一个不许他们讲话的表情。

哥雅的黑色时期画在楼下，有电梯可以推了坐下去，等到我们绕了一圈，绕到那位半打瞌睡的看守人正对面时，才停了车，也不喊他，就等他来发现我。

当他发现我居然坐在轮椅上由一个东方人推着时，悄悄举起手臂，一副不能相信的表情，张口结舌的样子可像极了哥雅画中那一张张无声呐喊的人脸——美术馆内，工作的人不能叫的。

等他惊够了，这才一把拉开大衣站起来，手里捧着那盒说明可以转送的情人糖，大步朝他走去。

“圣·范仑汀快乐，祝你！”我对他说，双手将糖交给这位好人。

“天哪！你怎么把轮椅骗到手的？”他悄悄地说。

我说我哪里会去骗，是这位日本同学本事好大。讲完又去坐在轮椅上，再叫人推，一面笑笑地跟白发管理员轻轻挥一下手。

这种教室，再玩下去就快成为艺术魔鬼了。对于一些喜爱的画，闭上眼睛，画中人衣服上哪一条折痕是哪一种光影都能出现在脑海里。也不只是这些，这些是表相，而表相清楚之后，什么内在的东西都能明白。那份心灵的契合，固然在于那是一个快乐的教室，也实在算是用功，也算是一大场华丽的游戏。而我，主要还是本身的我，吸收美术精华的那份天赋，是不能否认的。

有趣的是，学期结束时，考试中最高分的居然又不是“艺术”那门课，而是“现代诗”。分析了安东尼奥·马恰窦和加西亚·洛加的两首诗，得了个好见解的好分数。

其实，因为看出那首加西亚·洛加的诗中有着极强烈的“画境”，才能评论得比其他同学特出的。

拿到那张成绩单，我由美术馆中晃了一下出来，经过国会广场附近的一座古老教堂，那日恰是定期演奏管风琴的时候。我走了进去，悄悄地靠在长椅上，将眼睛闭上，让巴哈如同素菜一般的音乐浸透全身，浸到不知身在何处。

常常，因为对于美的极度敏感，使我一生做了个相当寂寞的人。

那些，最美、最深，那些，贴附在骨髓里的艺术之爱，因为太深了，而使人失去了语言——因为语言配不上它们。

是一个快乐的教室。

是一个寂寞的人。

倾城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里面的一个独立房间。所谓学生村，是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错落地建筑在一个近湖的小树林中。

是以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进入西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在与学校当局面谈之后，一切都似可通过了，只有语文一项的条件是零。学校要求我快速地去进“歌德语文学院”，如果在一年内能够层层考上去，拿到高级德文班毕业证明书，便可进入自由大学开始念哲学。而宿舍，是先分配给我了。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种性质，大半以文化交流为主，当然也可学习德文。在德国境内的“歌德”，不但学费极为昂贵，同时教学也采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课五六小时之外，回家的功课与背诵，在别的同学要花多少时间并不晓得，起码我个人大约得钉在书桌前十小时。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当然，是极为用功的那种。别的同学念语文目的不及我来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亲伏案工作来读书的孩子。在这种压力之下，心里急着一个交代，而且，内心也是好强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课和作业一定要得满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读三个月之后，学校老师将我叫去录音，留下了一份学校的光荣纪录；一个三个月前连德语早安都不会讲的青年，在三个月的教导训练之后，请听听语调、文法和发音的精准。那一次，我的老师非常欣慰，初级班成绩结业单上写的是——最优生。

拿着那张成绩单，飞奔去邮局挂号寄给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气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乐得流下了眼泪，就是想大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当然这里又包含了自己几乎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点物质享受，也没有一点时间去过一个年轻女孩该过的日子，而感到的无可奈何与辛酸。那三个月，大半吃饼干过日的，不然是黑面包泡汤。

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朋友，当时，我的男友是位德国学生，他在苦写论文，一心将来要进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变的，这是后话，在此不说了。

在德国，我的朋友自律很严，连睡眠时枕下都放着小录音机，播放白日念过的书籍。他说，虽然肉体是睡了，潜意识中听着书本去睡，也是会有帮助的。他不肯将任何一分钟分给爱情的花前月下，我们见面，也是一同念书。有时我已经将一日的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朋友就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栏来叫我看。总而言之，约会也是念书，不许讲一句闲话更不可以笑的。

约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虽然同住一个学生村，要等朋友将他的台灯移到窗口，便是信号——你可以过来一同读书。而他的台灯是夹在书桌上的那种，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讯号。在那种张望又张望的夜里，埋头苦读，窗外总也大雪纷飞，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没有亲人，那种心情，除了凄苦孤单之外，还加上了学业无继，经济拮据的压力。总是想到父亲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块块面包吃下去，等于是喝父亲的心血，如何舍得再去吃肉买衣？总是什么物质的欲望都减到只是维持生存而已了。

因为初级班通过的同学只有四个，而其他十一个同学都不许升班，老师便问我想不想休息三个月。他也看见我过度的透支和努力，说休息一阵，消化一下硬学的语文，然后再继续念中级班是比较合理的。

听见老师叫我休息，我的眼泪马上冲出来了。哪里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费有限，不念书，也得开销，对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对父母又如何去说？于是我不肯休息，立即进了中级德文班。

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电视和阅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电影，角色由同学自选，映像一出来，我们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着剧情讲德文配音——这个我最拿手。

“听写”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字听写考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学便很悲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绩，发现不该错的小地方都拼错了，便责备了我一顿。他也是求好心切，说到成绩，居然加了一句——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心里冷笑地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湿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头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地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地痛哭起来。

很清楚地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耶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然后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国，车子由我开到西德南部一个德国家庭中去度节。我们讲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动身。

那时，由西柏林要返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口必然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华民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花机票钱的。

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坚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交部去拿过境签证。如果不给，就别去了。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那张飞机票钱才弄出这么多麻烦的。

米夏埃不常见到我，总在门上留条子，说如果再不去办，就不肯一同开车去了。我看了条子也是想哭，心里急得不得了，可是课业那么重，哪有时间去东柏林。课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实在没有时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何去办手续？

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种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种不被认同的自卑心理，便很少来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头。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点，又急得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子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地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子。站在车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

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没有再转车，摸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块美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进去的那条地下火车。

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美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

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出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

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

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扩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露喜色的人出来，大半是准进东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地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来，背上有如芒刺般地给钉着。

有人在专注地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扩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地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

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

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当，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地放射在我身上，好一会儿，他还在看我。

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如电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

“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这个人哪里见过的？

事情很快解决了，“中华民国”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了下来。

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地。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地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步地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地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

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

“好，我走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地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点钟，我就回来。可以再见的。”他说：“不，你进入东柏林是由这里进，出来时是由城的另外一边关口出去。问问路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外交部不远，可以走去。我们是在这一边上班的人，你五点回来时，不在我这里了。”

“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说。

我们没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地笑着。他，很深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无力和悲伤。

就那么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问人，路上有围着白围巾的青年，一路跟着要换西柏林马克或美金，随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绝得难过。

都快下班了，才问到签证的柜台，也不存希望给或不给，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个离别时叫人落水的眼睛里。

是东德，在东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种梦境，很朦胧的倦和说不出的轻愁。那本护照——“中华民国”的，就如此缴了上去。

看护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两下，就向身后的同事叫嚷，说：“喂！来看这本护照呀！蒋介石那边来的。”人都围上来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双眼睛里。随便人们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蒋——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叹了口气。

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当他说到这句话，我就自杀似的冲出了一句：“蒋介石，我还是他女儿呢！”

“真的？！”对方大叫起来。

他呆呆地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陈、陈、陈……

“你说老实话哦！”他说。我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双眼睛，今朝才见便离了的眼睛，他说我真美丽，他用英文说，说成了他和我的秘密还有终生的暗号。

“你姓陈，他姓蒋，怎么会？”又问。

我反问他：“请问给不给东德的签证吗？”他说：“给、给、给……”急着哗一下盖了章，就成了事。

隔着柜台，我竖起了脚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美，谢谢你。”然后，走了。

东柏林在展越南战争的照片，进去看了一下。那张，美军提着越共的头，踩在无头尸体上，有若非洲猎象猎兽的成就感，在那个大兵的脸上开着花。没有再看下去，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

去饭店吃了一顿鱼排，付账时，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种笑，使我付出了不是过境时换的当地钱。有二十块美金，给了十块，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没有等找钱，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

经过一家书店，看见齐白石的画，我一急，进去了，要人窗内拿下来，发现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谢了走开。

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着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

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点时已经暗了，可是这边的城没有太多灯光。问到了出关回西柏林的地方，关口很严也牢，是九曲桥似的用曲折墙建出来的，我猜是怕东边的人用车子来闯关而设计的。

他们不给我回去，一直审问，问我那张白色的通行证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会身上又有一本“中华民国”的护照藏着。又问来时身上报了二十美金，怎么换了五块美金的当地东德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块一张。我说吃饭时付错了。问是哪一家饭店，我答谁记得路。

他们不给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说：“你们自己发的通行证，去问放我过来的那个关卡。去问！打电话去问呀！好讨厌的，也不去解决。”

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地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关，门口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抽烟，看见我出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

“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进入地下，再出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地抖。眼前经过的军人，都向我们敬礼——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

在车站了，不知什么时刻，我没有表，也不问他，站上没有挂钟，也许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一辆又一辆飞驰而过的车厢，我只看见那口井，那口深井的里面，闪烁的是天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恒星。

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没有，是呢绒草绿军装。我在拼命发抖，他也在抖，车站是空的了，风吹来，吹成一种调子，夹着一去不返的车声。

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风吹过来，反面吹过来，吹翻了我的长发，他伸手轻拂了一下，将盖住的眼光再度与他交缠。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最后一班，你上！”他说。我张口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怎么上车的不记得了。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地被带离，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来，被送进医院已是高烧三日之后才被发现的。烧的时候头痛，心里在喊，在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住了半个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医生只有早晨巡视的时候带了一群实习医生来，探病的人一周可以进来一次。我的朋友念书忙，总是打电话给护理室，叫小姐来传话问好，但人不来。

医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大枯树，雪天里一群一群的乌鸦呱呱地在树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总是将头抵在窗口不说什么。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说话，走上来，指着窗外对我说：“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

还给谁

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我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

不知是抵美的第几个长日了，我由一个应征事情的地方走回住处，那时候身上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居留是大问题，找事没有着落，前途的茫然将步子压得很慢，穿过校园时，头是低着的。

远远的草坪边半躺着一个金发的青年，好似十分注意地在凝望着我，他看着我，我也知道，没有抬头，他站起来了，仍在看我，他又蹲下去在草坪上拿了一样什么东西，于是这个人向我走上来。

步子跨得那么大，轻轻地吹着他的口哨，不成腔调又愉快的曲子。

不认识走过来的人，没有停步。

一片影子挡住了去路，那个吹着口哨的青年，把右手举得高高的，手上捏着一枝碧绿的青草，正向我微笑。

“来！给你——”他将小草当一样珍宝似的递上来。

我接住了，讶然地望着他，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微笑，就这个样子，嗯！快乐些……”他轻轻地说。

说完拍拍我的面颊，将我的头发很亲爱地弄弄乱，眼神送过来一丝温柔的鼓励，又对我笑了笑。

然后，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悠悠闲闲地走了。

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收到的礼物。

小草，保留了许多年，才找不到了。那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法子知道，他的脸在回忆中也模糊了，可是直到现在，没有法子忘记他。

很多年过去了，常常觉得欠了这位陌生人一笔债，一笔可以归还的债；将信心和快乐传递给另外一些人类。将这份感激的心，化做一声道谢，一句轻微的赞美，一个笑容，一种鼓励的眼神……送给似曾相识的面容，那些在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人。

我喜爱生命，十分热爱它，只要生活中一些小事使我愉快，活下去的信念就更加热切，虽然是平凡的日子，活着仍然是美妙的。这份能力，来自那枝小草的延伸，将这份债，不停地还下去，就是生存的快乐了。

老兄，我醒着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寞，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

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插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地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

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橘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BROTHER。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

“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只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地说，尽可能地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

“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

“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

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地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

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赴欧旅途见闻录

绕了一圈地球，又回到欧洲来，换了语文，再看见熟悉的街景，美丽的女孩子，久违了的白桦树，大大的西班牙文招牌，坐在地下车里进城办事，晒着秋天的太阳，在露天咖啡座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觉得在台湾那些日子像是做了一场梦；又感觉到现在正可能也在梦中，也许有一天梦醒了正好睡在台北家里我自己的床上。

人生本是一场大梦，多年来，无论我在马德里，在巴黎，在柏林，在芝加哥，或在台北，醒来时总有三五秒钟要想，我是谁，我在哪里。脑子里一片空白，总得想一下才能明白过来，哦！原来是在这儿啊——真不知是蝴蝶梦我，还是我梦蝴蝶，颠颠倒倒，半生也就如此过去了。

离开台北之前，舍不下朋友们，白天忙着办事，夜里十点以后总在Amigo跟一大群朋友坐着，舍不得离去。我还记得离台最后一晚，许多好友由Amigo转移阵地，大批涌到家里，与父亲、弟弟打撞球、乒乓球大闹到深夜的盛况，使我一想起来依然筋疲力尽也留恋不已。当时的心情，回到欧洲就像是放逐了一样。

其实，再度出国一直是我的心愿，我是一个浪子，我喜欢这个花花世界。随着年岁的增长，越觉得生命的短促，就因为它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回台三年，我有过许多幸福的日子，也遭遇到许多不可言喻的伤痛和挫折，过去几年国外的教育养成了我刚强而不柔弱的个性。我想在我身心都慢慢在恢复的情况下，我该有勇气再度离开亲人，面对自己绝对的孤独，出外去建立新的生活了。

我决定来西班牙，事实上还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比较我过去所到过、住过的几个国家，我心里对西班牙总有一份特别的挚爱，近乎乡愁的感情将我拉了回来。事实上，七年前离家的我尚是个孩子，我这次再出来，所要找寻的已不是学生王子似的生活了。

这次出国不像上次紧张，行李弄了只两小时，留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房间给父母去头痛。台北机场送我的朋友不多，（亲戚仍是一大堆啊！）这表示我们已经进步了，大家都忙，送往迎来这一套已经不兴了。上机前几乎流泪，不敢回头看父亲和弟弟们，仰仰头也就过去了。

⋒
再临香港
⋓

我的母亲舍不得我，千送万送加上小阿姨一同飞到香港。香港方面，外公、外婆、姨父、姨母，加上妹妹们又是一大群，家族大团聚，每日大吃海鲜，所以本人流浪的第一站虽不动人但仍是豪华的。（这怎么叫流浪呢？）

香港我一共来过四次。我虽是个红尘中的俗人，但是它的空气污染我仍是不喜欢，我在香港一向不自在，每次上街都有人陪着，这种事我很不惯，因我喜欢一个人东逛西逛，比较自由自在，有个人陪着真觉得碍手碍脚。虽说香港抢案多，但是我的想法是“要抢钱给他钱，要抢命给他命”，这样豁出去，到哪儿都没有牵挂了。广东话难如登天，我觉得被封闭了，大概语文也是一个问题。

香港是东方的珍珠，我到现在仍认为它是不愧如此被称呼的。了不起的中国人，弹丸之地发展得如此繁华。二十世纪七○年代的今天，几乎所有经济大国跟它都有贸易上的来往，当然它也占尽了地理上位置上的优势。虽然它的出品在价格上比台湾是贵了一点，但仍是大有可为的。这些事暂不向读者报导，这篇东西是本人的流浪记，将来再报导其他经济上的动向。

海底隧道建成之后，我已来过两次，请不要误会本人在跑单帮，香港太近了，一个周末就可来去，虽然不远，但总有离家流浪之感。隧道我不很感兴趣，我仍喜欢坐渡轮过海，坐在船上看看两岸的高楼大厦，半山美丽的建筑，吹吹海风，还没等晕船人已到了，实在是过瘾极了。

⋒
买了一家怪公司的包机票
⋓

且说坐飞机吧，我买了一家怪公司Laker航空的包机票，预备在香港起飞到伦敦再换机去马德里，到香港一看机票目的地写的是Gatwick机场，打电话去问，才知我要换BEA航空公司去马德里的机场，是英国另外一个Heathrow机场，两地相隔大约一小时车程。

当时心里不禁有点泄气，坐长途飞机已是很累人的事，再要提了大批行李去另一机场，在精神上实在不划算。不过转过来想，如果能临时申请七十二小时过境，我也不先急着去西班牙了，干脆先到伦敦，找个小旅馆住下来，逛它三天三夜再走。后来证明我的如意算盘打错啦。

这次登机不像台北那么悠哉了，大包机，几百人坐一架，机场的混乱、闷热、拥挤，使我忘了在一旁默默流泪的母亲和年迈的外祖父。坐飞机不知多少次了，数这一次最奇怪，全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但手里拿的护照只有我是“中华民国”的。匆忙去出境处，香港亲友挤在栏杆外望着我。

不要望吧，望穿了我也是要分离的。移民的人问我填了离港的表格没有，我说没有，讲话时声音都哽住了。挤出队伍去填表，回头再看了母亲一眼，再看了一次，然后硬下心去再也不回头了，泪是流不尽的。拿起手提袋，我仰着头向登机口走去。就那样，我再度离开了东方。

在我来说，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乐。虽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何况世界不止是一沙一花，世界是多少多少奇妙的现象累积起来的。我看，我听，我的阅历就更丰富了。

⋒
换了三次座位
⋓

飞机上我换了三次座位，有的兄妹想坐在一起，我换了；又来了一家人，我又换了；又来了一群学生想坐一起，我又换了。好在我一个人，机上大搬家也不麻烦。（奇怪的是我看见好几个年轻人单身旅行，别人商量换座位，他们就是不答应，这种事我很不明白。）予人方便，无损丝毫，何乐不为呢？

机上有一个李老太太，坐在我前排右边，我本来没有注意到她，后来她经过我去洗手间，空中小姐叫：“坐下来！坐下！”她听不懂，又走，我拉拉她，告诉她：“要降落加油了，你先坐下。”她用宁波话回答我：“听不懂。”我这才发现她不会国语，不会广东话，更别说英文了，她只会我家乡土话。（拿的是香港居留证。）

遇见我，她如见救星，这一下宁波话哗啦啦全倒出来了。她给我看机票，原来她要换机去德国投奔女儿女婿，我一看她也是两个不同机场的票，去德国那张机票还是没划时间的，本想不去管她了，但是看看她的神情一如我的母亲，我忍不下心来，所以对她说：“你不要怕，我也是宁波人，我也要去换机，你跟住我好了。”她说：“你去跟旁边的人说，你换过来陪我好吗？”我想这次不能再换了，换来换去全机的人都要认识我了。

⋒
大约六十八岁
⋓

飞机飞了二十一小时，昏天黑地，吃吃睡睡，跟四周的人讲讲话，逗逗前座的小孩，倒也不觉无聊。清晨六点多，我们抵达英国Gatwick机场，下了飞机排队等验黄皮书。我拿了两件大衣，一个很重的手提袋，又得填自己的表格，又得填李老太太的。（奇怪的是她没有出生年月日，她说她不记得了，居留证上写着“大约六十八岁”，怪哉！）

两百多个人排队，可恨的是只有一个人在验黄皮书，我们等了很久，等完了；又去排入境处的移民局，我去找到一个移民官，对他说：“我们不入境，我们换机，可不可以快点。”他说：“一样要排队。”

这一等，等了快两小时，我累得坐在地上，眼看经过移民局台子的有几个人退回来了，坐在椅子上。我跑去问他们：“怎么进不去呢？”有的说：“我英国居留证还有十五天到期，他们不许我进去。”

有的说：“开学太早，不给进。”

有一个台湾人，娶了比利时太太，他的太太小孩都给进了，他被挡在栏杆里面，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他说：“我是拿台湾护照。”我又问：“你的太太怎么可以？”他说：“她拿比利时护照。”“有入境签证吗？”他说：“我又不入境，我是去Heathrow机场换飞机去比利时，真岂有此理。”

我一听，想想我大概也完了，我情形跟他一样。回到队伍里我对李老太太说：“如果我通不过移民局，你不要怕，我写英文条子给你拿在手上，总有人会帮你的，不要怕。”她一听眼眶马上红了，她说：“我可以等你，我话不通……”

我安慰她，也许我跟移民局的人说说可以过，现在先不要紧张。等啊，等啊，眼看一个个被问得像囚犯似的，我不禁气起来了，我对一个英国人说：“你看，你看，像审犯人似的。”他笑笑也不回答。

站到我脚都快成木头了，才轮到我们，我先送李老太太去一个移民官前，她情形跟我差不多，她通过了，我松了口气。轮到我了，我对移民局的人说：“麻烦您了。”他不理，眼睛望着我，我对他笑笑，他不笑。手里拿着我的护照翻来翻去地看了又看，最后他说：“你，你留下来，这本护照不能入境。”

我说：“我是换机去西班牙，我不要入境，我有BEA十点半的飞机票。”（看情况我得放弃七十二小时申请入境的计划了。）

“哦，你很聪明，你想找换机场的理由，半途溜进英国是不？你们这些中国人。”

我一生除了在美国芝加哥移民局遇到过不愉快的场面之外，这是第二次如此使我难堪。（更难堪的还在后面。）

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给我通过了再骂他还来得及。我尽力对他解说：“请不要误会，我给你看机票，给你看西班牙签证，我很匆忙，请给我通过。”

讲完更好了，他将我护照、机票全部扣下来，他说：“你回到那边去，等别人弄好再来办你的问题。”

我拿了大衣，也不走门，跨了栏杆回到里面，嘴里轻轻地骂着：“混蛋，混蛋。”

那位李老太太走到栏杆边来，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写了一张英文条子叫她拿着自己走吧。她再度眼圈湿了，一步一回头，我看了实在不忍，但也没有法子助她了。李老太太如果看见这篇文章，如能给我来张明信片我会很高兴。助人的心肠是一定要有的，我们关心别人，可忘记自己的软弱和困难。

⋒
阴沟里翻船
⋓

再说全机的人都走了，一共有五个人留下来，我机上认识的朋友们走时，向我挥手大叫：“再见，再见，祝你顺利通过。”我也挥挥手叫：“再见啊，再见啊！”

等了又快一小时，有三个放了，最后第四个是那个拿台湾护照，娶比利时太太的也放了。他太太对我说：“不要急，你情形跟我先生一样，马上轮到你了，再会了。”

这一下我完全孤单了，等了快三十分钟，没有人来理我，回头一看，一个年轻英俊的英国人站在我后面，看样子年纪不会比我弟弟大，我对他说：“你吓了我一大跳。”他笑笑也不响，我看他胸口别着安全官的牌子，就问他：“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又笑笑不说话。（真傻，还不知道是来监视我的。）这时那个移民局的小胡子过来了，他先给我一支烟，再拍拍我肩膀，对我友善地挤挤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你居然也还会笑。）然后对我身后的安全官说：“这个漂亮小姐交给你照顾了，要对她好一点。”说完，他没等我抽完第一口烟，就走了。

这时，安全官对我说：“走吧，你的行李呢？”我想，我大概是出境了，真像做梦一样。他带我去外面拿了行李，提着我的大箱子，往另一个门走去。

我说：“我不是要走了吗？”他说：“请你去喝咖啡。”

我喝咖啡时另外一个美丽金发矮小的女孩来了，也别着安全官的牌子，她介绍她叫玛丽亚，同事叫劳瑞。玛丽亚十分友善，会说西班牙文，喝完咖啡，他们站起来说：“走吧！”

我们出了大门，看见同机来的人还没走，正乱七八糟地找行李，我心里不禁十分得意，马上找李老太太。我的个性是泥菩萨过完江，马上回头拉人，实在有点多管闲事。

玛丽亚将我带着走，我一看以为我眼睛有毛病，明明是一部警车嘛！她说：“上吧！”我一呆，犹豫了一下，他们又催：“上吧！”我才恍然大悟，刚才那个小胡子意味深长地对我笑笑的意思了——中了暗算，被骗了。（气人的是，那个娶外国太太的台湾人为什么可以走？）

眼看不是争辩的时候，还是先听话再说，四周嘈杂的人都静下来了，众目睽睽之下，我默默地上了警车（真是出足风头），我的流浪记终于有了高潮。

⋒
我不闭嘴
⋓

警车开了十分钟左右，到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我的行李提了进去，我一看，那地方有办公室，有长长的走廊，有客厅，还有许多房间。再走进去，是一个小办公室，一个警官在打字，看见我们进去，大叫：“欢迎，欢迎，陈小姐，移民局刚刚来电话。”

玛丽亚将门一锁，领我到一个小房间去，我一看见有床，知道完了。突然紧张起来，她说：“睡一下吧，你一定很累了。”我说：“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我不要睡。”她耸耸肩走了。

这种情形之下我哪里能睡，我又跑出去问那个在办公的警官：“我做了什么事？我要律师。”他说：“我们只是管关人，你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要关多久？”他说：“不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关了好多天了。”他指指一个看上去才十几岁的阿拉伯男孩。

我回房去默默地想了一下，吵是没有用的，再去问问看，我跑去叫那警官：“先生，我大概要关多久？”他停下了打字，研究性地看着我，对我说：“请放心睡一下，床在里面，你去休息，能走了会叫你走的。”我又问：“什么样的人关在这里？都是些谁？”“偷渡的，有的坐船，有的坐飞机。”“我没有偷渡。”

他看看我，叹了口气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你可不可以闭嘴？”我说：“不闭。”他说：“好吧，你要讲什么？”我说：“我如果再多关一小时，出去就找律师告你。”“你放心，移民局正在填你的罪状，不劳你先告。”

我说：“我要律师，我一定要律师。”他气了，反问我：“你怎不去房间里抱了枕头哭，你吵得我不能工作。”“我要律师！”他奇怪地问我：“你有律师在英国？”我说：“有，给我打电话。”他说：“对不起，没有电话。”我也气了：“这是什么？瞎子！”

我指着他桌上三架电话问他，他笑呵呵地说：“那不是你用的，小心点，不要叫我瞎子。”

我当时情绪很激动，哭笑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了，反过来想，哭是没有用的。事到如今，只有努力镇静自己往好处去想，跟拘留所吵没有用的，要申辩也是移民局的事。不如回房去躺一下吧。

回房一看，地下有点脏，又出去东张西望，那个警官气疯了，“你怎么又出来了，你找什么？”我说：“找扫把想扫扫地。”他说：“小姐，你倒很自在啊，你以前坐过牢没有？”

本人坏念头一向比谁都多，要我杀人放火倒是实在不敢，是个标准的胆小鬼。

⋒
人生几度坐监牢
⋓

他说：“来来，我被你吵得头昏脑涨，我也不想工作了，来煮咖啡喝吧！”

于是我去找杯子，他去煮咖啡，我说：“请多放些水！”他说：“为什么？”我也不回答他，就放了一大排杯子，每一个房间都去叫门：“出来，出来，老板请喝咖啡啊！”

房间内很多人出来了，都是男的，有很多种国籍，神情十分沮丧萎缩，大家都愣愣地看着我。警官一看我把人都叫出来了，口里说着：“唉唉，你是什么魔鬼啊！我头都痛得要裂开了。”

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中国女孩来过？”他说：“有，人家跟你不同，人家静静地在房内哭着，你怎么不去哭啊？”（怎么不哭？怎么不哭？怎么不哭？太讨厌了！）

我捧着杯子，喝着咖啡，告诉他：“我不会哭，这种小事情值得一哭吗？”反过来想想，这种经历真是求也求不来的，人生几度夕阳红——人生几度坐监牢啊！

看看表，班机时间已过，我说要去休息了，玛丽亚说：“你可以换这件衣服睡觉，舒服些。”我一看是一件制服一样的怪东西。

我说：“这是什么？囚衣？我不穿，我又不是犯人。”事实上也没有人穿。警官说：“随便你吧！你太张狂了。”

出了喝咖啡的客厅，看见办公室只有劳瑞一个人在，我马上小声求他：“求求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要跟律师联络，请你帮帮忙。”

他想了一下，问我：“你有英国钱吗？”我说有，他说：“来吧，这里不行，我带你去打外面的公用电话。”

我马上拿了父亲的朋友——黄律师的名片，跟他悄悄地走出去。外面果然有电话，劳瑞拿了我的零钱，替我接通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那边有个小姐在讲话，我说找黄律师，她说黄律师去香港了，有什么事。我一听再也没有气力站着了，我告诉她没有事，请转告黄律师，台湾的一位陈律师的女儿问候他。挂掉了电话，也挂掉了我所有的希望，我靠在墙上默默无语。

劳瑞说：“快点，我扶你回去，不要泄气，我去跟移民局讲你在生病，他们也许会提早放你。”我一句话都不能回答，怕一开口眼泪真要流下来了。

⋒
英国佬不信我们有电视
⋓

我在机上没有吃什么，离开香港之前咳嗽得很厉害，胃在疼，眼睛肿了，神经紧张得像拉满的弓似的，一碰就要断了，不知能再撑多久，我已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闭上眼睛，耳朵里开始叫起来，思潮起伏，胡思乱想，我起床吃了一粒镇静剂，没有别的东西吃，又吃了几颗行李里面的消炎片。躺了快二十分钟，睡眠却迟迟不来，头开始痛得要炸开了似的。

听听外面客厅里，有“顽皮豹”的音乐，探头出去看，劳瑞正在看“顽皮豹过街”的电视。（顽皮豹想尽了办法就是过不了街，台湾演过了。）

我想一个人闷着，不如出去看电视，免得越想越钻牛角尖，我去坐在劳瑞前面的地上看。这时大力水手出场了，正要去救奥莉薇，还没吃菠菜。那些警官都在看，他们问我：“你们台湾有电视吗？”我告诉他：“不稀奇，我家就有三架电视，彩色电视很普通。”

他们呆呆地望着我，又说：“你一定是百万富翁的女儿，你讲的生活水准不算数的。”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给你们看图片，我们的农村每一家都有电视天线，我怎么是百万富翁的女儿，我是最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台湾生活水准普遍的高。”

⋒
复仇者
⋓

有一个警官问我：“你们台湾有没有外国电视长片？”我说有，叫《复仇者》。我又多讲了一遍《复仇者》，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们。

玛丽亚说：“你很会用双关语，你仍在生气，因为你被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复仇者，复仇者，谁是你敌人来着？”

我不响。事实上从早晨排队开始，被拒入境，到我被骗上警车，（先骗我去喝咖啡。）到不许打电话，到上洗手间都由玛丽亚陪着，到叫我换制服，到现在没有东西给我吃——我表面上装得不在乎，事实上我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总坚持人活着除了吃饱穿暖之外，起码的受人尊重，也尊重他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存下去的原则。虽然我在拘留所里没有受到虐待，但他们将我如此不公平地扣下来，使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尊严，我不会很快淡忘这事的。

我不想再看电视，走到另一间去，里面还真不错，国内青年朋友有兴趣来观光观光，不妨照我乘机的方法进来玩一玩。

另外房间内有一个北非孩子，有一个希腊学生，有一个奥国学生。我抽了一支烟，他们都看着我，我以为他们看不惯女孩子抽烟，后来一想不对，他们大概很久没有烟抽了，我将烟拿出来全部分掉了。

玛丽亚靠在门口看我，她很不赞成地说：“你太笨了，你烟分完了就买不到了，也不知自己要待多久。”

这些话是用西班牙文对我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个人主义者，但我不是唯我主义者。几支烟还计较吗？我不会法文，但是我跟非洲来的孩子用画图来讲话。原来他真的是偷渡来的，坐船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在非洲做了小偷，警察要抓他把手割掉，所以他逃跑了。我问他父母呢？他摇头不画下去了。总之，每个人都有伤心的故事。

⋒
真像疯人院
⋓

下午两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玛丽亚来叫我：“喂，出来吃饭，你在睡吗？”我开门出来，看见玛丽亚和劳瑞正预备出去。他们说：“走，我们请你出去吃饭。”

我看看别人，摇摇头，我一向最羞于做特殊人物，我说：“他们呢？”玛丽亚生气了，她说：“你怎么搞的，你去不就得了。”

我说：“谢谢！我留在这里。”他们笑笑说：“随你便吧，等一下有饭送来给你们吃。”

过了一下饭来了，吃得很好，跟台北鸿霖餐厅一百二十元的菜差不多，我刚吃了消炎片，也吃不下很多，所以送给别人吃了。刚吃完劳瑞回来了，又带了一大块烤肝给我吃，我吃下了，免得再不识抬举，他们要生气。

整个下午就在等待中过去，每一次电话铃响，我就心跳，但是没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客厅看时装杂志。看了快十本，觉得女人真麻烦，这种无聊透顶的时装也值得这么多人花费脑筋。（我大概真是心情不好，平日我很喜欢看新衣服的。）

没事做，又去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台湾的位置上写下：“我是这里来的。”又去拿水洒花盆内的花，又去躺了一会儿，又照镜子梳梳头，又数了一遍我的钱，又去锁住的大厦内每个房间看看有些什么玩意儿。

总之，什么事都做完了，移民局的电话还不来。玛丽亚看我无聊透了，她说：“你要不要画图？”我一听很高兴，她给了我一张纸，一盒蜡笔，我开始东涂西涂起来——天啊，真像疯人院。画好了一张很像卢奥笔调的哭脸，我看了一下，想撕掉，玛丽亚说：“不要撕，我在收集你们的画，拿去给心理医生分析在这儿的人的心情。”（倒是想得出来啊，现成的试验品。我说疯人院，果然不错。）

我说我送你一张好的，于是我将侄儿荣荣画的一张大力水手送给拘留所，贴在门上。

⋒
开仗了
⋓

这样搞到下午六点，我像是住了三千五百年了，电话响了，那个大老板警官说：“陈小姐，你再去机场，移民局要你，手提包不许带。”

我空手出去，又上了警车，回到机场大厦内，我被领到一个小房间去。

里面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我坐在桌子前面，玛丽亚坐在门边。早晨那个小胡子移民官又来了。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又搞什么花样，我对他打了招呼。

这时我看见桌上放着我的资料，已经被打字打成一小本了，我不禁心里暗自佩服他们办事的认真，同时又觉他们太笨，真是多此一举。

这个小胡子穿着淡紫红色的衬衫，灰色条子宽领带，外面一件灰色的外套，十分时髦神气，他站着，也叫我站起来，他说：“陈小姐，现在请听我们移民局对你的判决。”

当时，我紧张到极点，也突然狂怒起来，我说：“我不站起来，你也请坐下。我拒绝你讲话，你们不给我律师，我自己辩护，不经过这个程序，我不听，我不走，我一辈子住在你们拘留所里。”

我看他愣住了，玛丽亚一直轻轻地在对我摇头，因为我说话口气很凶，很怒。那位移民官问我：“陈小姐，你要不要听内容？你不听，那么你会莫名其妙地被送回香港。你肯听，送你去西班牙，去哪里，决定在我，知道吗？要客气一点。”

我不再说话了，想想，让他吧。

他开始一本正经地念理由。第一、“中华民国”护照不被大英帝国承认。（混账大英帝国！）第二、申请入境理由不足，所以不予照准。第三、有偷渡入英的意图。第四，判决“驱逐出境”——目的地西班牙。另外若西班牙拒绝接受我的入境，今夜班机回香港转台湾。

⋒
我的反击
⋓

他念完了将笔交给我：“现在请你同意再签字认可。”

我静静地合着手坐着。我说：“我不签，我要讲话，讲完了也许签。”其实我心里默默地认了，但绝不如此偃旗息鼓了事。

他看看表，很急的样子，他说：“好吧，你讲，小心，骂人是没有好处的，你骂人明天你就在香港了。”

我对他笑笑，我说：“这又不是小孩子吵架，我不会骂你粗话，但是你们移民局所提出的几点都不正确，我要申辩。”

他说：“你英文够用吗？”我点点头。他叹了口气坐下来，点了烟，等我讲话。

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大口气，开始告诉他：

“这根本是一个误会，我不过是不小心买了两个飞机场的票而已。（这一点国内旅行社要当心，只可买同时到Heathrow换机的两张票，减少旅客麻烦。）你们费神照顾我，我很感激，但是你所说的第一点理由，不承认我的国籍，我同意，因为我也不承认你的什么大英帝国。

“第二，你说我申请入境不予照准，请你弄明白，我‘没有申请入境’。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机场都设有旅客过境室，给没有签证的旅客换机，今天我不幸要借借路，你们不答应，这不是我的错误，是你们没有尽到服务的责任，这要你们自己反省。我没有申请的事请不必胡乱拒绝。

“第三，我没有偷渡入境的意图，我指天发誓，如果你不信任我，我也没法子拿刀剖开心来给你看。我们中国人也许有少数的害群之马做过类似的事情，使你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还是要声明，我没有偷渡的打算。英国我并不喜欢居住，西班牙才好得多。

“第四，你绝不能送我回香港，你没有权利决定我的目的地，如果你真要送我回去，我转托律师将你告到国际法庭，我不怕打官司，我会跟你打到‘你死’为止。至于‘驱逐出境’这四个难听的字，我请你改掉，因为我从清早六点到此，就没有跨出正式的‘出境室’一步，所以我不算在‘境内’，我始终在‘境外’，既然在境外，如何驱逐‘出境’？如果你都同意我所说的话，改一下文件，写‘给予转机西班牙’，那么我也同意签字；你不同意，那么再见，我要回拘留所去吃晚饭了。现在我讲完了。”

他交合着手，听完了，若有所思的样子，久久不说话。我望着他，他的目光居然十分柔和了。“陈小姐，请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我说：“家伯父、家父都是律师，我最小的弟弟也学法律，明年要毕业了。”（简直答非所问。）

他大笑起来，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拍拍我，对我说：“好勇敢的女孩子，你去吧，晚上九点半有一班飞马德里的飞机，在Heathrow机场。欢迎你下次有了签证再来英国，别忘了来看我。你说话时真好看，谢谢你给我机会听你讲话，我会想念你的。对不起，我们的一切都获得澄清了，再会！”

他将我的手拉起来，轻轻地吻了一下，没等我说话，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这一下轮到我呆住了，玛丽亚对我说：“恭喜！恭喜！”我勾住她的肩膀点点头。疲倦，一下子涌上来。这种结束未免来得太快，我很感动那个移民官最后的态度，我还预备大打一仗呢，他却放了我，我心里倒是有点怅然。

⋒
猪吃老虎的游戏
⋓

回拘留所的路上，我默默地看着窗外。玛丽亚说：“你好像比下午还要悲伤，真是个怪人，给你走了你反而不笑不闹了。”

我说：“我太累了。”

回到拘留所，大家围上来问，我笑笑说：“去西班牙，不送回香港了。”看见他们又羡慕又难过的样子，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希望大家都能出去。

劳瑞对我说：“快去梳梳头，我送你去机场。”我说：“坐警车？”他说：“不是的，计程车已经来了，我带你去看英国的黄昏，快点。”

他们大家都上来帮我提东西，我望了一眼墙上的大力水手图画，也算我留下的纪念吧。那个被我叫瞎子的大老板警官追出来，给了我拘留所的地址，他说：“到了来信啊！我们会想你的，再见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谢谢他对我的照顾。

佛说：“修百年才能同舟。”我想我跟这些人，也是有点因果缘分的，不知等了几百世才碰到了一天，倒是有点恋恋不舍。

劳瑞跟计程车司机做导游，一面讲一面开，窗外如诗如画的景色，慢慢流过去，我静静地看着。傍晚，有人在绿草如茵的路上散步，有商店在做生意，有看不尽的玫瑰花园，有骏马在吃草，世界是如此的安详美丽，美得令人叹息。生命太短促了，要怎么活才算够，我热爱这个世界，希望永远不要死去。

车到H机场，劳瑞将我的行李提下去，我问他：“计程车费我开旅行支票给你好不好？”他笑了笑，说：“英国政府请客，我们的荣幸。”

我们到H机场的移民局，等飞机来时另有人送我上机，我一面理风衣，一面问劳瑞：“你玩过猪吃老虎的游戏没有？”他说：“什么？谁是猪？”我说：“我们刚刚玩过，玩了一天，我是猪，移民局是老虎，表面上猪被委屈了十几小时，事实上吃亏的是你们。你们提大箱子，陪犯人，又送饭，打字，还付计程车钱。我呢，免费观光，增了不少见识，交了不少朋友，所以猪还是吃掉了老虎。谢啦！”

劳瑞听了大声狂笑，一面唉唉地叹着气，侧着头望着我，半晌才伸出手来说：“再见了，今天过得很愉快，来信啊！好好照顾自己。”他又拉拉我头发，一面笑一面走了。

我站在新拘留所的窗口向他挥手。这个新地方有个女人在大哭。又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挥挥手，我走了，英国，不带走你一片云。（套徐志摩的话。）

⋒
寄语读者
⋓

三毛的流浪并没有到此为止，我所以要写英国的这一段遭遇，也是要向国内读者报导，如果你们不想玩“猪吃老虎”的游戏，还是不要大意，机票如赴伦敦换机，再强调一次，买Heathrow一个机场的，不要买两个机场的票。

又及：我来此一个月，收到八十封国内读者的来信，谢谢你们看重我，但是三毛每天又念书又要跑采访，还得洗洗衣服，生生病，申请居留证，偶尔参加酒会也是为了要找门路。代步工具是地下车，有时走路，忙得不亦乐乎。

所以，在没有眉目的情况下，我尚不能一一回信给你们。

再见了。谢谢各位读者看我的文章。

（原载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实业世界》第九十二期。）

我从台湾起飞

你想有益于社会，

最好的法子，

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

铸造成器。

我在做这篇访问之前，一共见到西班牙环宇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萨林纳先生（Migue Salinas）大约三次。每次，都是在很匆忙的场合之下，握握手，没说几句话就分开了。

后来，我知道他不止在西国做生意，跟台湾贸易方面，也有很大项额的来往。我打过数次电话给他，请求他安排短短的半小时给我做个专访。但是他太忙了，一直到上星期六才排出一点空当来。

我在约定的时间——下午四点半到公司，但是他公司的人告诉我，要等十五分钟左右。萨林纳先生已打过电话回来了。他私人的办公室里，满房间都堆满了样品，许多台湾来的产品，令人看了爱不释手。

如果说这个办公室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吓人的，公式化的，那就错了。它是一个亲切舒适，不会吓坏你的地方，你坐在里面，可以感觉到它是年轻的，有干劲的，一点不墨守成规。

五点不到，因为是星期六，公司里的人陆续都走了，只留下我在等。我一间一间走了一圈，东看看、西看看，顺便接了两个电话，也不觉得无聊。这时门“砰”的一下推开了，萨林纳先生抱了一大卷文件，大步走进来。

“抱歉，抱歉，要你久等了，我尽快赶回来的。”他一面松领带一面点烟，东西放在桌上，又去拉百叶窗。

“你不在意我将百叶窗放一半下来吧，我就是不喜欢在太光亮的地方工作。”

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静静地观察他。他进办公室第一步就是布置一个他所觉得舒适的环境，这一点证明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
艺术型的企业家
⋓

他并不太高大，略长、微卷的棕发，条子衬衫，一件米灰色的夹克式外套，带一点点宽边的年轻人时兴的长裤，使他在生意之外，又多了些微的艺术气息。

在他随手整理带回来的文件时，口中一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请稍候一下，马上好了。”

他是亲切的，没有架子的，眼神中不经意地会流露出一点点顽皮的影子。但你一晃再看他时，他又是一个七分诚恳三分严肃的人了。

好不容易他将自己丢在沙发上，叹了口气说：

“好了，总算没事了，你问吧！我尽量答复你。”

此话刚刚讲完，又有人进来找他。他马上笑脸大步迎上去，于是又去办公桌前谈了很久，签字、打电话、讨论再讨论，总算送走了那个厂商。

送完客他回来对我笑笑，说：

“你看看，这就是我的日子，星期六也没得休息。”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过了十分钟，谢天谢地，他总算可以静静地坐下来了。

“开始吧！”他说。

“萨林纳先生，你几岁？”

他有点惊讶，有礼地反问我：“你说话真直截了当，这是你采访的方式吗？我今年三十岁。”

“是的，对不起，我是这种方式的，请原谅。

“你们的公司Mundus International成立有多久了？”

“两年，我们是刚起步的公司，但是业务还算顺利。”

“那么你是二十八岁开始做生意的，经商一直是你的希望吗？”

“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想做医生，后来又想做飞机师。不知怎的，走上了贸易这条路。”

⋒
漂泊的岁月
⋓

“你生长在马德里吗？”

“不，我生长在西班牙北部，那是靠近法国边界的美丽夏都——San Sebastian。我的童年记忆，跟爬山、滑雪、打猎是分不开的。我的家境很好，母亲是西班牙皇族的后裔。一直到我十八岁以前，我可以说是十分幸福的。”

“你今年三十岁，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十二年来你并不很幸福？”我反问他。

“我并不是在比较。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被父亲由故乡，一送送到英国去念书。从那时离家开始，我除了年节回去之外，可以说就此离开故乡和父母了。一直在外漂泊着。”他站起来靠在窗口看着楼下的街景。

“你所说的漂泊，可以做一个更确切的解说吗？”

“我十八岁初次离家去英国念书时，心情是十分惶惑的，后来习惯了浪子似的生活，也就不想回西班牙了。我所谓的漂泊是指前几年的日子。

“我二十岁时离开英国到法国去，此后我又住在荷兰一年，但是不知怎的心里不想安定下来，于是又去瑞士看看，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当时我在瑞士不很快乐，所以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走吧，反正还年轻，再去找个国家。于是，我上了一条去芬兰的船，到北欧去了。在那儿我住了一年，芬兰的景色，在我个人看来，是世界上最美的了。”他坐下来，又开始一支烟。

“当时你一直没有回过西班牙，生活如何维持呢？”

“有时父母寄给我，有时钱没了，我就去打工。酒保、茶房、厨子什么都干过，一个一个国家地流浪着，也因此学会了很多种语言。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那样的鲜明而动人，有时真有点怅然——”他停了一下，静静地坐着，好像不知旁边还有人似的。

⋒
有妻万事能
⋓

“人的路是一段一段走的，我不常怀念过去。因为，我现在有更实在的事要做。”他的眼神又冷淡起来了，朦胧回想的光芒不见了。他是一个有时候喜欢掩饰自己的人。

“你什么时候回西班牙来的？”

“我回国来服兵役，运气好，将我派到北非西班牙属地撒哈拉去，因此我也认识了一点点非洲。”

“你的故事很动人，老的时候该写本书。服役之后你回故乡了吗？”

“没有，San Sebastian是一个避暑的胜地，但是没有什么发展。我在一个旅行社，当了一阵子的副经理，又在航空公司做了好久的事。但是，总觉得，那些都不是我真正久留的地方。我在一九六七年结婚，娶了我在英国念书时认识的女友，她是芬兰人，名字叫宝琳。”

“有了家，你安定下来了？”

“是的，我要给宝琳一个安定幸福的生活，婚后不能叫她也跟着我跑来跑去。我总努力使自己尽到一个好丈夫所该尽的义务，给她幸福。我不再是一个浪子了。”

我在旁一面记录，一面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是女人，我不是强烈的妇女运动者。所以，我喜欢听一个丈夫说出这么勇敢的话。

“你的婚姻使你想到改行做生意吗？”

萨林纳先生听了大笑起来，我的问话常常是很唐突的。

“不是，带着妻子，什么职业都能安定，倒不是为了这件事。那是几年前一次去台湾的旅行，促成我这个想法的。”

⋒
台湾是大好财源
⋓

“你怎么会去台湾的？台湾那么远，很多西班牙人，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台湾对我的一生，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我当时在航空公司服务，有一趟免费的旅行，恰好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在台湾。我就飞去了，那是第一次，后来我和宝琳又同去了一次，从那时开始我对台湾有了很深的感情，现在为了公务，总有机会去台湾。”

“为什么台湾对你那么重要？”

“因为我去了几次都在观察。台湾的经济起飞，已到了奇迹的地步。台湾的产品可说应有尽有，而且价格合理，品质也不差，是一个大好的采购市场。同时我也想到，可以将欧洲的机器，卖到台湾去。我与朋友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心组织公司了。”

“你们公司是几个人合资的？”

“一共三个，另外两位先生，你还不认识。”

“你们的业务偏向哪一方面？”

“很难说，我们现在，是西班牙三家大百货公司（连锁商店）Sepu与Simago还有Juinsa的台湾产品代理商。每年我们要在此举办两次中国商展，产品包罗万象，都来自台湾，当然我们的业务不止是进口，我们也做出口，如Albo，Tricomalla，Mates的机器，还有Tejeto的针织机我们都在做。”他顺手给我一本卷宗，里面全是台湾厂商来的订单。

⋒
没有一件同样的衣服
⋓

“我在Sepu公司门市部看见直接印图案在衣服上的小机器，也是你们公司提供的吗？”

“你是说在各色棉织的套头衫上，印上图案和名字的那个摊位？”

“是，我看很多人买，总是挤满了顾客。”

“那是我们的一种新构想，现在的青年人，无论男女，都喜欢穿舒适的套头棉衫，但市面上卖的花色有限，不一定合顾客的胃口。所以我们干脆在卖棉衫时，同时放几十种图案和英文字母，让他们自己挑、自己设计，放在衣服的什么地方。我们请个女孩，当场用机器替顾客印上去，这样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衣服了。这个夏天我们卖了很多，可惜推出晚了一点，早两三个月还能多卖些。”

“这是一个很新奇的想法，这种印花机哪里来的？”

“恕我不能告诉你，西班牙只有我们卖，现在试销墨西哥。”原来是不能告诉人的，我也不再追问了。

“你们的业务很广，也很杂，没有专线吗？”

“目前谈不上专线，我们要的东西太多太广。”

“你对目前公司的业务还算满意吗？”

“做生意像钓鱼，急不得的，你不能期望睡一觉醒来已是大富翁了。我公司主要的事还是委托总经理马丁尼滋先生管理，我在行政上、人事上都做不好，马丁尼滋先生比我有经验，我十分地信托他，我对这两年来的成绩，如不要求太高的话，尚可说满意。”

⋒
像一条驴子
⋓

“你个人对目前生活形态与过去做比较，觉得哪一种生活有价值？”

“很难说，人的生活像潮水一样，两岸的景色在变，而水还是水，价值的问题很难说。我并不想做金钱的奴隶，但是自从我做生意以来，好似已忘了还有自己的兴趣，多少次我想下班了回家看看我喜欢的书，听听音乐，但总是太累了，或者在外面应酬——”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公司能逐渐扩大业务，这是一个直接的理想——眼前的期望。有一天如果公司能够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成绩，我另有一个将来的理想，当然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

“你对金钱的看法如何？”

“钱是一样好东西，有了它许多事情就容易多了。并不是要借着金钱，使自己有一个豪华的生活。我常常对自己说，你想要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料子铸造成器。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就更有能力去帮助世界上的人——当然，金钱不是万能，世界上用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太多了，譬如说幸福、爱情、健康、知识、经验、时间……要从两个不同的面去看这件事。”

“你刚才说赚钱之后另有一个理想，那是你所指的许多年之后的事，你能说说吗？”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是永远没有假期，没有太多的家庭生活，没有悠闲的时间，永远也不许疲倦。像一条驴子一样竟日工作，出卖心力、劳力的，这种人就是生意人。有时候，我为自己目前的成绩感到安慰，但是我常常自问，我为了什么这样劳碌？我的一生就要如此度过吗？我什么时候有一点时间去做些旁的事情？我什么时候能好好陪伴我妻子几天？我常常觉得对她不公平，因为我太忙了。”

⋒
人生的愿望
⋓

“谈谈你将来的理想吧。”

“我不是厌倦生意，我衷心地喜欢看我的公司慢慢成长壮大，一如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时的欣慰。但是有一天，公司扩大到差不多了，我要放下这一切去旅行，是真的了无负担地放下一切，世俗名利我不再追求。”

“你倒是有一点中国道家的思想，你放下一切去哪里呢？”

“去南美玻利维亚的山上，我喜欢大自然的生活，我热爱登山摄影，我也喜欢南美的印地安人。我希望有一天住在一个没有汽车，没有空气污染，没有电话，安静而还没有受到文明侵害的地方去。”

“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轻轻地对他说。

“你认为生意人不能有一点理想吗？”他静静地反问我。

“能的，问题是你的理想看上去很简单，但不容易达到，因为它的境界过分淡泊了。”

“我常常回想小的时候，在北部故乡的山上露宿的情形。冬天的夜晚，我和朋友们点着火，静静地坐在星空之下。风吹过来时，带来了远处阵阵羊鸣的声音，那种苍凉宁静的感动，一直是我多年内心真正追求的境界——”

“萨林纳先生，我真怀疑我是在做商业采访，我很喜欢听你讲这些事情。”

他点了支烟，笑了笑说：“好了，不讲了，我们被迫生活在如此一个繁忙、复杂的社会里，要找一个淡泊简单的生活已是痴人说梦了。我们回到话题吧，你还要知道公司的什么事？”

⋒
我需要台湾的产品
⋓

“我想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你大概会需要台湾的什么产品？”

“太多了，我们需要假发、电晶体收音机、木器——但是西班牙气候干燥，怕大件木器来了要裂。还有手工艺品、成衣——”

“你欢迎厂商给你来信吗？”

“欢迎之至，多些资料总是有用的。”

“什么时候再去台湾采购？”

“很难讲，我上个月才从台湾回来。”

“你不介意我拍几张照片吧！我改天来拍，今天来不及了。”

“我们再约时间，总是忙着。谢谢你费神替我做这次访问。”

“哪里，这是我的荣幸，我该谢谢你。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效劳的吗？”

“目前没有事，我倒是想学些中文。”他很和气地答着。

“你公司的侯先生，不是在教你吗？你们真是国际公司。西班牙人、芬兰人、英国人，还有中国人。”

“我们这个公司是大家一条心，相处得融洽极了。当然，目前一切以公司的前途为大家的前途，我们不分国籍，都是一家人。”他一面说话，一面送我到门口。

“谢谢你，我预祝你们公司，慢慢扩大为最强的贸易公司。”

⋒
能的，只是太淡泊了
⋓

下了楼我走在路上，已是一片黄昏景象了。美丽的马德里，这儿住着多少可以大书特书的人物啊！可惜每天时间都不够。

我们如何将自己，对社会做一个交代，常常是我自问的话。而今天萨林纳先生所说的——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起码给了我一些启示。我沿着一棵棵白桦树，走向车站，一个生意人，对将来退休后所做的憧憬，也令我同样的向往不已。

有风吹过来，好似有羊鸣的声音来自远方，宁静荒凉朦胧的夜笼罩下来了，我几乎不相信，这个心里的境界，是由刚刚一篇商务采访而来的。我的耳中仍有这些对话的回响：“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生意人难道不能有一点理想吗？”“能的，只是你的境界太淡泊了——”

（原载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实业世界》第九十四期。）

翻船人看黄鹤楼

我们的三毛，

在西班牙玩了一次滑铁卢，

故事很曲曲折折，

到头来，

变得天凉好个秋了。

话说有一日下午两点多钟，我正从银行出来。当天风和日丽，满街红男绿女，三毛身怀巨款，更是神采飞扬。难得有钱又有时间，找家豪华咖啡馆去坐坐吧。对于我这种意志薄弱而又常常受不住物质引诱的小女子而言，进咖啡馆比进百货公司更对得起自己的荷包。

推门进咖啡馆，一看我的朋友梅先生正坐在吧台上，两眼直视，状若木鸡。我愣了一下，拉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他仍然对我视若无睹。

我拿出一盒火柴来，划了一根，在他的鼻子面前晃了几晃，他才如梦初醒——“啊，啊，你怎么在我旁边，什么时候来的？”

我笑笑：“坐在你旁边有一会儿了。你……今天不太正常。”

“岂止不正常，是走投无路。”

“失恋了？”我问他。

“不要乱扯。”他白了我一眼。

“随便你！我问你也是关心。”我不再理他。这时他将手一拍拍在台子上，吓了我一跳。

“退货，退货，我完了。混蛋！”大概在骂他自己，不是骂我。

“为什么，品质不合格？”

“不是，信用状时间过了，我们出不了货，现在工厂赶出来了，对方不肯再开L/C，工厂要找我拼命。”

“是你们公司的疏忽，活该！”我虽口里说得轻松，但是心里倒是十分替他惋惜。

“改天再说，今天没心情，再见了。”他走掉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发呆，忽然想起来，咦，这位老兄没付账啊！叫来茶房一问，才发觉我的朋友喝了五杯威士忌，加上我的一杯咖啡，虽说不太贵，但幸亏是月初，否则我可真付不出来。

⋒
手心有奇兵
⋓

当天晚上睡觉，大概是毯子踢掉了，半夜里冻醒，再也睡不着。东想西想，突然想到梅先生那批卖不掉的皮货成衣，再联想到台北开贸易行的几个好友，心血来潮，灵机一动，高兴得跳起来。“好家伙！”赶快披头散发起床写信。

××老兄，台北一别已是半年过去，我在此很好，嫂夫人来信，上星期收到了。现在废话少说。有批退货在此，全部最新款式的各色鹿皮成衣，亚洲尺寸，对方正水深火热急于脱手，我们想法子买下来，也是救人一命。我知道你们公司的资本不大，吃不下这批货，赶快利用日本方面的关系，转卖日本，赶春末之前或还有可能做成，不知你是否感兴趣？

上面那封鬼画符的信飞去台北不久，回信来了，我被几位好友大大夸奖一番，说是感兴趣的，要赶快努力去争取这批货，台北马上找日本客户。我收信当天下午就去梅先生的公司，有生意可做，学校也不去了。

梅不在公司里，他的女秘书正在打字。我对她说：“救兵来了，我们可以来想办法。”

她很高兴，将卷宗拿出来在桌上一摊，就去洗手间了，我一想还等什么，轻轻对自己说：“傻瓜，快偷厂名。”眼睛一瞟看到电话号码、地址和工厂的名字，背下来，借口就走。电梯里将强背下来的电话号码写在手心里，回到家里马上打电话给工厂。

⋒
不识抬举的经理
⋓

第二天早晨三毛已在工厂办公室里坐着了。

“陈小姐，我们不在乎一定要跟梅先生公司做，这批货如果他卖不了，我们也急于脱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货吧！”我还要去教书，没太多时间跟他磨。

东一件西一件各色各样的款式，倒是十分好的皮，只是太凌乱了。

“我要这批货的资料。”

工厂经理年纪不很大，做事却是又慢又不干脆，找文件找了半天。“这儿，你瞧瞧！”

我顺手一翻，里面全弄得不清楚。我对他说：“这个不行，太乱了，我要更详尽的说明，款式、尺寸、颜色、包装方法、重量，FOB价马上报来，另外CIF报大阪及基隆价，另外要代表性的样品，要彩色照片，各种款式都要拍，因为款式太多。”

“要照片啊，你不是看到了？”问得真偷懒，这样怎么做生意。

“我只是替你介绍，买主又不是我，奇怪，你当初做这批货时怎么做的，没有样子的吗？”

经理抓抓头。

“好，我走了，三天之后我再跟你联络，谢谢，再见！”

三天之后再去，经理在工厂旁的咖啡馆里。厂方什么也没弄齐，又是那份乱七八糟的资料要给我。

“你们到底急不急，我帮你卖你怎么慢吞吞的，我要快，快，快，不能拖。”

想到我们中国人做生意的精神，再看看这些西班牙人，真会给急死。

“陈小姐，你急我比你更急，你想这么多货堆在这里我怎么不急。”他脸上根本没有表情。

“你急就快点把资料预备好。”

“你要照片，照片三天拍不成。”

“三天早过了，你没拍嘛！现在拿件样品来，我自己寄台北。”

“你要这件吗？是你的尺寸。”

我张大眼睛看他看呆了。

“经理先生，又不是我要穿，我要寄出的。”

他又将手中皮大衣一抖，我抓过来一看是宽腰身的：“腰太宽，流行过了，我是要件窄腰的，缝线要好。”

“那我们再做给你，十天后。”他回答我的口气真是轻轻松松的。

“你说的十天就是一个月。我三天以后要，样品什么价？”

“这是特别定货，又得赶工，算你×××西币。”

三毛一听他开出来的价钱，气得几乎说不出话，用中文对他讲“不识抬举”，就迈着大步走出去了。想当年，这批货的第一个买主来西班牙采购时，大概也被这些西班牙人气死过。

⋒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

当天晚上十点多了，我正预备洗头，梅先生打电话来。“美人，我要见见你，现在下楼来。”

咦，口气不好啊！还是不见他比较安全。“不行。头发是湿的，不能出来。”

“我说你下楼来。”他重重地重复了一句就将电话挂掉了。

三毛心里七上八下，没心换衣服，穿了破牛仔裤匆匆披了一件皮大衣跑下楼去。梅先生一言不发，将我绑架一样拉进车内，开了五分钟又将我拉下车，拉进一家咖啡馆。

我对他笑笑：“不要老捉住我，又不跑。”

他对我皮笑肉不笑，轻轻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小混蛋，坐下来再跟你算账！”

我硬着头皮坐在他对面，他瞪着我，我一把抓起皮包就想逃：“去洗手间，马上回来。”脸上苦笑一下。

“不许去，坐下来。”他桌子底下用脚挡住我的去路。好吧！我叹了口气，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你说吧！”三毛将头一仰。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生病？”

“我常常生病，你指哪一次？”

“不要装蒜，我问你，那次你生病，同住的全回家了，是谁冒了雪雨替你去买药？你病不好，是谁带了医生去看你？你没有法子去菜场，是谁在千忙万忙里替你送吃的？没钱用了，是谁在交通那么拥挤的时候丢了车子闯进银行替你去换美金？等你病好了，是谁带你去吃海鲜？是谁……”

我听得笑起来。“好啦！好啦！全是你，梅先生。”

“我问你，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出卖朋友的事情，你自己去谈生意，丢掉我们贸易行，如果那天不碰到我，你会知道有这一批货吗？你还要我这个朋友吗？”

“梅先生，台北也要赚一点，这么少的钱那么多人分，你让一步，我们也赚不了太多。”

“你要进口台湾？”

“不是，朋友转卖日本。”

“如果谈成了这笔交易，你放心工厂直接出口给日本？你放心厂方和日本自己联络？能不经过我公司？”

“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把握。

“你赚什么？”

“我赚这边西班牙厂佣金。”

“工厂赖你呢？”

“希望不要发生。”他越说我越没把握。

⋒
吃回头草的好马
⋓

那天回家又想了一夜，不行，还要跟台北朋友们商量一下。一星期后回信来了——

三毛：你实在笨得出人想象之外，当然不能给日方直接知道厂商。现在你快找一家信得过的西班牙贸易商，工厂佣金给他们赚，我们此地叫日方直接开L/C给西班牙，说我们是没什么好赚的，事实上那张L/C里包括我们台北赚的中间钱，你怎么拿到这笔钱再汇来给我们，要看你三毛的本事了。要做得稳。不要给人吃掉。我们急着等你的资料来，怎么那么慢。

隔一日，三毛再去找梅先生。

“梅先生，这笔生意原来就是你的，我们再来合作吧！”

“浪子回头，好，知道你一个做不来的。我们去吃晚饭再谈。”

这顿饭吃得全没味道，胃隐隐作痛。三毛原是介绍生意，现在涎着脸扮吃回头草的好马状，丢脸透了。

“梅先生，口头讲是不能算数的，何况你现在喝了酒。我要日本开出L/C，你们收L/C出货就开支票给我。我告诉你台北该得的利润，我们私底下再去律师那里公证一下这张支票和另签一张合约书，支票日期填出货第二日的，再怎么信不过你，我也没法想了，同意吗？”

“好，一言为定。”

吃完饭账单送上来了，我们两人对看一眼，都不肯去碰它。“梅，你是男士，不要忘了风度。”他瞪了我一眼，慢吞吞地掏口袋付账。

出了餐馆我说：“好，再谈吧！我回去了。”梅先生不肯。他说：“谈得很好，我们去庆祝。”

“不庆祝，台北没卖，日本也没说妥，厂方资料不全，根本只是开始，你庆祝什么？”

⋒
真想打他一个耳光
⋓

他将车一开开到夜总会去。好吧，舍命陪君子，只此一次。梅先生在夜总会里并不跳舞，他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

“梅，你喝酒为什么来这里喝？这里多贵你不是不知道。”

“好，不喝了，我们来跳舞。”

我看他已站不稳了，将他袖子一拉，他就跌在沙发上不动了，开始打起盹儿来。我推推他，再也推不醒了。“梅，醒醒，我要回去了。”他张开一只眼睛看了我一秒钟，又睡了。我叫来茶房，站起来整整长裙。

“我先走了，这位先生醒的时候会付账，如果打烊了他还不醒，你们随便处理他好了。”茶房满脸窘态，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小姐，对不起，请你付账，你看，我不能跟经理交代，对不起！”

三毛虽是穷人，面子可要得很。“好吧！不要紧，账单拿给我。”一看账单，一张千元大钞不够，再付一张，找下来的钱只够给小费。回头看了一眼梅先生，装醉装得像真的一样，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

出了夜总会，一面散步一面找计程车，心里想，没关系，没关系，生意做成就赚了。再一想，咦，不对吧，台北赚，工厂赚，现在佣金给梅先生公司赚，三毛呢？没有人告诉我三毛赚什么，咦，不对劲啊。

这批生意拖了很久，日方感兴趣赶在春天之前卖，要看货，此地西班牙人睡睡午觉，喝喝咖啡，慢吞吞，没有赚钱的精神，找梅公司去催，仍然没有什么下文。三毛头发急白了快十分之一，被迫染了两次。台北一天一封信，我是看信就头痛，这种不负责任的事也会出在三毛身上，实在是惭愧极了。平日教书、念书、看电影、洗衣、做饭之外少得可怜的时间就是搞这批货。样品做好了，扣子十天不钉上，气极真想不做了。

⋒
满天都是皮货
⋓

“陈小姐，千万不要生气，明天你去梅先生公司，什么都弄好了，这一次包装重量都可以弄好了，明天一定。”工厂的秘书小姐说。

明天去公司，一看律师、会计师、梅的合伙人全在，我倒是吓了一跳。悄悄地问秘书小姐：“干吗啊！都来齐了。”秘书小姐回答我：“他们拆伙了，是上次那批生意做坏的，他们怪来怪去，梅退股今天签字。”

我一听简直晴天霹雳。“我的货呢——”这时梅先生出来了，他将公事包一提，大衣一穿，跟我握握手：“我们的生意，你跟艾先生再谈，我从现在起不再是本公司负责人了。”

我进艾先生办公室，握握手，又开始了。

“艾先生，这笔生意认公司不认人，我们照过去谈妥的办——”

“当然，当然，您肯帮忙，多谢多谢！”

以后快十天找不到艾先生，人呢？去南美跑生意了，谁负责公司？没有人，对不起！真是怪事到处有，不及此地多。每天睡觉之前，看看未复的台北来信，叹口气，将信推得远一点，服粒安眠药睡觉。梦中漫天的皮货在飞，而我正坐在一件美丽的鹿皮披风上，向日本慢慢地驶去——

⋒
明天才看得懂中文
⋓

又过了十天左右，每天早晨、中午、下午总在打电话找工厂，找艾先生，资料总是东缺西缺。世上有三毛这样的笨人吗？世上有西班牙人那么偷懒的人吗？两者都不多见。

有这么一日，艾先生的秘书小姐打电话来给三毛，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卡门，是你啊，请等一下。”

我赶快跑到窗口去张望一下，那天太阳果然是西边出来的。

“好了，看过太阳了。什么事？卡门，你样品寄了没有？那张东西要再打一次。”

“没有，明天一定寄出。陈小姐，我们这里有封中文信，看不懂，请你帮忙来念一下好吗？”

“可以啦！今天脑筋不灵，明天才看得懂中文，明天一定，再见！再见！”

过了五分钟艾先生又打电话来了。“陈小姐，请你千万帮忙，我们不懂中文。”

我听了他的电话心中倒是感触万分，平日去催事情，他总是三拖四拖，给他生意做还看他那个脸色。他太太有一日看见我手上的台湾玉手镯，把玩了半天，三毛做人一向海派，脱下来往她手腕上一套，送了。一批皮货被拖得那么久没对我说一句好话，今天居然也懂得求人了。

“这样吧！我正在忙着煮饭，你送来怎么样？”

“我也走不开，还是你来吧！”

“不来，为了皮货，车费都跑掉银行的一半存款了。”

“陈小姐，我们平日难道不是朋友吗？”

“不太清楚，你比我更明白这个问题。”

“好吧，告诉你，是跟皮货有关的信——”

三毛电话一丢，抓起大衣就跑，一想厨房里还在煮饭，又跑回去关火。

跑进艾先生的办公室一面打招呼一面抓起桌上的信就看。

⋒
黄鹤楼上看翻船
⋓

“你念出来啊！”他催我。

“好，我念——敬启者——”

“念西班牙文啊，唉，真要命！”我从来没有看艾先生那么着急过。

“敬启者：本公司透过西班牙经济文化中心介绍，向西班牙××公司采购商品之事……”三毛一面大声口译西班牙文，一面暗叫有趣，念到个中曲曲折折的经过，三毛偷看了艾先生的窘态一眼，接着插了一句：“哈，原来你们欠对方这些钱，全不是你们告诉我的那么回事嘛！跟你们做生意也真辛苦，自己货不交，又要对方的钱——”

我的心情简直是“黄鹤楼上看翻船”，幸灾乐祸。艾先生不理，做个手势叫我译下去。“——有关皮货部分，本公司已初步同意，如贵公司归还过去向本公司所支取的××元美金的款项，本公司愿再开信用状……”

三毛译到此地声音越来越小，而艾先生兴奋得站起来，一拍桌子，大叫：“真的？真的？没有译错吗？他们还肯跟我们做生意吗？太好了，太好了——”

我有气无力地瘫在椅子上：“但愿是译错了。”他完全忘记我了，大声叫秘书：“卡门，卡门，赶快打电话告诉工厂——”

好吧！大江东去浪淘尽……手中抓着的信被我在掌中捏得稀烂。从另外一间传过来卡门打电话的声音。

“是，是，真是好消息，我们也很高兴。陈小姐要的货？没关系，马上再做一批给她，不会，她不会生气，中文信就是她给译的……”

精神虐待，我还会再“从”头来过吗？

⋒
一刀一刀刺死他
⋓

我慢慢地站起来，将捏成一团的信塞在艾先生的西装口袋里，再用手轻轻地替他拍拍平。“你，好好保管这张宝贝——”我用平平常常的语气对他讲这几句话，眼睛却飞出小刀子，一刀一刀刺死他。

“陈小姐，你总得同情我，对方不要了，你自己说要，我当然想早些脱手，现在他们又要了，我们欠人的钱，总得跟他们做，唉，你看，你生气了——”

“我不在乎你跟谁做，照这封中文来信的内容看来，你们自己人将生意搞得一塌糊涂，现在对方肯跟你再合作，是东方人的气量大，实在太抬举你了。”

“陈小姐，你马上再订货，价钱好商量，二十天给你，二十四小时空运大阪，好吧？”

我拿起大衣、皮包，向他摇摇手：“艾先生，狼来了的游戏不好玩。”

他呆掉了，气气地看着我。我慢慢地走出去，经过打字机，我在纸上敲了一个M。（西班牙人懂我这M是指什么，我从来不讲粗话，但我会写。）

⋒
雄心又起
⋓

经过这次生意之后，三毛心灰意懒。“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过起半嬉皮的日子了。上课，教书，看看电影，借邻居的狗散步，跟朋友去学生区唱歌喝葡萄酒，再不然一本惠特曼的西班牙文译本《草叶集》，在床上看到深夜。没有生意没有烦恼，但心中不知怎的有些怅然。生活里缺了些什么？

前一阵邮局送来包裹通知单，领回来一看，是读者寄来的精美手工艺，要这个三毛服务站试试运气。我把玩着美丽的样品，做生意的雄心万丈又复活了，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

“马丁先生，我是三毛，您好，谢谢，我也很好。想见见你，是，有样品请您看看，一起吃中饭吗，好，我现在就去您办公室——”

我一面插熨斗，一面去衣柜里找衣服，心情又开朗起来。出门时抱着样品的盒子，自言自语——“来吧！小东西，我们再去试试运气。啊！天凉好个秋啊——”

（原载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实业世界》第九十七期。）

去年的冬天

我决定去塞哥维亚城，看望老友夏米叶·葛罗，是一时的决定。当时因为我有十五天的耶诞假，留在马德里没什么事做，所以收拾了一个小背包，就搭晚上九点多的火车去塞哥维亚了。

夏米叶是个艺术家，我七年前便认识的朋友，在塞城跟其他几个朋友，合租了一幢古老的楼房，并且在城内开了一家艺廊。过去他数次在马德里开雕塑展览，因为当时不在西班牙，很可惜错过了，所以，我很希望此去，能看看他的作品，并且在他处做客几日。

车到塞哥维亚时，已是夜间十一点多了。这个在雪山附近的小城，是西班牙所有美的小城中，以罗马式建筑及古迹著称于世的。我去时满地是积雪，想必刚刚下过大雪不久。我要找夏米叶并没有事先通知他，因为，我没有他的地址，平日也不来往，同时他的个性我有点了解，通不通知他都不算失礼。下车后我先走到大教堂前的广场站了一下，枯树成排列在寒冷的冬夜，显得哀伤而有诗意，雪地上没有一个足印。广场边的小咖啡馆仍没打烊，我因冻得厉害，所以进去喝杯咖啡。推门进去时咖啡馆高谈阔论的声浪都停下来了，显然毫不客气地望着我这个陌生女子。我坐到吧台的高椅子上，要一杯咖啡，一面喝，一面请问茶房：“我想打听一个人，你住在这个城内，你也许认识他，他叫夏米叶·葛罗，是个艺术家。”茶房想了一下，他说：“这儿住的人，我大半都认识，但是叫不出姓名来，你要找的人什么样子？”我形容给他听：“跟你差不多高，二十七八岁，大胡子，长头发披肩——”“啊，我知道了，一定就是这个葛罗，他开了一家艺廊？”“对，对了，就是他，住在哪里？”我很高兴，真没想到一下就问到了。“他住在圣米扬街，但不知道几号。”茶房带我走到店外，用手指着广场——“很容易找，你由广场左边石阶下去，走完石阶再左转走十步左右，又有长石阶，下去便是圣米扬街。”我谢了他便大步走了。

那天有月光，这个小城在月光下显得古意盎然，我一直走到圣米扬街，那是一条窄街，罗马式建筑的房子，很美丽的一长排坐落在那儿。我向四周望了一下，路上空无人迹，不知夏米叶住在几号，没有几家有灯光，好似都睡了。我站在街心，用手做成喇叭状，就开始大叫——“哦——喔夏米叶，你在哪里，夏——米——叶——葛——罗——”才只叫了一次，就有两个窗打开来，里面露出不友善的脸孔瞪着我。深夜大叫的确令人讨厌，又没有别的好方法。我又轻轻地叫了一声——“夏米叶！”这时头上中了一块小纸团，硬硬的，回身去看，一个不认识的笑脸在三楼窗口轻轻叫我：“嘘！快来，我们住三楼，轻轻推大门。”我一看，楼下果然有一道约有一辆马车可以出入的大木门，上面还钉了成排的大钢钉子做装饰，好一派堂皇的气势。同时因为门旧了，房子旧了，这一切更显得神秘而有情调。我推门进去，经过天井，经过长长的有拱门的回廊，找到了楼梯到三楼去，三楼上有一个大门，门上画着许多天真的图画，并且用西文写着——“人人之家”。门外挂着一段绳子，我用力拉绳子，里面的铜铃就响起来，的确有趣极了。门很快地开了，夏米叶站在门前大叫——“哈，深夜的访客，欢迎，欢迎。”室内要比外面暖多了，我觉得十分的舒适，放下背包和外套，我跟着夏米叶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客厅去。

这个客厅很大，有一大排窗，当时黄色的窗帘都拉上了，窗下平放着两个长长的单人床垫，上面铺了彩色条纹的毛毯，又堆了一大堆舒服的小靠垫，算做一个沙发椅。椅前放了一张快低到地板的小圆桌，桌上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茶杯，房间靠墙的一面放着一个到天花板的大书架，架上有唱机、录音机，有很多书，有美丽的干花，小盆的绿色仙人掌，有各色瓶子、石头、贝壳……形形色色像个收买破烂的摊子。另外两面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油画、素描、小件雕塑品，还有许多画报上撕下来的怪异照片。房内除了沙发椅之外，又铺了一块脏兮兮的羊皮在地板上给人坐，另外还丢了许多小方彩色的坐垫，火炉放在左边，大狗“巴秋里”躺着在烤火，房内没有点灯，桌上、书架上点了三支蜡烛，加上炉内的火光，使得这间客厅显得美丽多彩而又温暖。

进客厅时，许多人在地上坐着。法兰西斯哥，穿了一件黑底小粉红花的夏天长裤、汗衫，留小山羊胡，有点龅牙齿，他是南美乌拉圭人，他对我不怀好意顽皮地笑了笑，算是招呼。约翰，美国人，头发留得不长，很清洁，他正在看一本书，他跟我握握手，他的西班牙文美国b音很重。拉蒙是金发蓝眼的法国人，穿着破洞洞的卡其布裤子，身上一件破了的格子衬衫，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他正在编一个彩色的鸟笼，他跟我握握手，笑了笑，他的牙齿很白。另外尚有埃度阿陀，他盘脚坐在地上，两脚弯内放着一个可爱的小婴儿，他将孩子举起来给我看：“你看，我的女儿，才出生十八天。”这个小婴儿哭起来，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长发女孩跑上来接过了小孩，她上来亲吻我的面颊，一面说：“我是乌苏拉，瑞士人，听夏米叶说你会讲德文是吗？”她很年轻而又美丽，穿了一件长长的非洲人的衣服，别具风格。最令人喜欢的是坐在火边的恩里格，他是西班牙北部庇利牛斯山区来的，他头发最长，不但长还是卷的，面色红润，表情天真，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然后轻轻地喘口气，说：“哇，你真像印地安女人。”我想那是因为那天我穿了一件皮毛背心，又梳了两条粗辫子的缘故，我非常高兴他说我长得像印地安人，我认为这是一种赞美。

夏米叶介绍完了又加上一句：“我们这儿还有两个同住的，劳拉去叙利亚旅行了，阿黛拉在马德里。”所以他们一共是七八个，加上婴儿尚蒂和大狼狗“巴秋里”，也算是一个很和乐的大家庭了。

我坐在这个小联合国内，觉得很有趣，他们又回到自己专心的事上去，没有人交谈。有人看书，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做手工，有些什么都不做躺着在听音乐。法兰西斯哥蹲在角落里，用个大锅放在小电炉上，居然在煮龙井茶。夏米叶在绣一个新的椅垫。我因脚冻得很痛，所以将靴子脱下来，放在火炉前烤烤脚，这时不知谁丢来一条薄毛毯，我就将自己卷在毯子内坐着。

正如我所预料，他们没有一个人问我——“你是谁啊？”“你做什么事情的啊？”“你从哪里来的啊？”“你几岁啊？”等等无聊的问题。我一向最讨厌西班牙人就是他们好问，乱七八糟涉及私人的问题总是打破沙锅问到底，虽然亲切，却也十分烦人。但是夏米叶他们这群人没有，他们不问，好似我生下来便住在这儿似的自然。甚至也没有人问我：“你要住几天？”真是奇怪。

我看着这群朋友，他们没有一个在表情、容貌、衣着上是相近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只有一样是很相同的，这批人在举止之间，有一种非常安详宁静的态度，那是非常明朗而又绝不颓废的。

当夜，夏米叶将他的大房间让给我睡，他去睡客厅。这房间没有窗帘，有月光直直地照进来，窗台上有厚厚的积雪，加上松枝打在玻璃上的声音使得房内更冷，当然没有床，也没有暖气，我穿着衣服缩进夏米叶放在地上的床垫内去睡，居然有一床鸭绒被，令人意外极了。

第二日醒来已是中午十二点了，我爬起来，去每个房间内看看，居然都空了。客厅的大窗全部打开来，新鲜寒冷的空气令人觉得十分愉快清朗。这个楼一共有十大间房间，另外有两个洗澡间和一个大厨房，因为很旧了，它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我去厨房看看，乌苏拉在刷锅子，她对我说：“人都在另外一边，都在做工，你去看看。”我跑出三楼大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门，推门进去，有好多个空房间，一无布置，另外走廊尽头有五六间工作室。这群艺术家都在安静地工作。加起来他们约有二十多间房间，真是太舒服了。夏米叶正在用火烧一块大铁板，他的工作室内堆满了作品和破铜烂铁的材料。恩里格在帮忙他。“咦，你们那么早。”夏米叶对我笑笑：“不得不早，店里还差很多东西，要赶出来好赚钱。”“我昨晚还以为你们是不工作的嬉皮呢！”我脱口而出。“妈的，我们是嬉皮，你就是大便。”恩里格半开玩笑顶了我一句。夏米叶说：“我们是一群照自己方式过生活的人，你爱怎么叫都可以。”我很为自己的肤浅觉得羞愧，他们显然不欣赏嬉皮这个字。

这时重重的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哈，原来全躲在这儿。”荷西探头进来大叫，他是夏米叶的弟弟，住在马德里，是个潜水专家，他也留着大胡子，头发因为刚刚服完兵役，所以剪得很短很短。大概是早车来的。“来得正好，请将这雕塑送到店里。”夏米叶吩咐我们。那是一个半人高的雕塑，底下一副假牙咬住了一支变形的叉子，叉子上长一个铜地球，球上开了一片口，开口的铜球里，走出一个铅做的小人，十分富有超现实的风格。我十分喜欢，一看定价却开口不得了，乖乖地送去艺廊内。另外我们又送了一些法兰西斯哥的手工，粗银的嵌宝石的戒指和胸饰，还有埃度阿陀的皮刻手工艺，乌苏拉的蚀刻版画到艺廊去。

吃中饭时人又会齐了，一人一个盘子，一副筷子，围着客厅的小圆桌吃将起来。菜是水煮马铃薯，咸炒白菜和糙米饭，我因饿得很，吃了很多。奇怪的是每一个人都用筷子吃饭，而且都用得非常自然而熟练。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是约翰一面吃一面唱歌，表情非常愉快。

这时铜铃响了，我因为坐在客厅外面，就拿了盘子去开门。门外是一男一女，长得极漂亮的一对，他们对我点点头就大步往客厅走，里面叫起来：“万岁，又来人了，快点来吃饭，真是来得好。”我呆了一下，天啊，那么多人来做客，真是“人人之家”。明天我得去买菜才好，想来他们只是靠艺术品过日子，不会有太多钱给那么多人吃饭。

当天下午我替尚蒂去买纸尿布，又去家对面积雪的山坡上跟恩里格和“巴秋里”做了长长的散步，恩里格的长发被我也编成了辫子，显得不伦不类。这个小镇的景色优美极了，古堡就在不远处，坐落在悬崖上面，像极了童话中的城堡。

过了一日，我被派去看店，荷西也跟着去，这个艺廊开在一条斜街上，是游客去古堡参观时必经的路上。店设在一个罗马式的大理石建筑内，里面经过改装，使得气氛非常高级，一件一件艺术品都被独立地放在台子上，一派博物馆的作风，却很少有商业品的味道。最难得的是，店内从天花板、电灯，到一排排白色石砌陈列品，都是“人人之家”里那批人，自己苦心装修出来的。守了半天，外面又下雪了，顾客自然是半个也没有，于是我们锁上店门，又跑回家去了。“怎么又回来？”夏米叶问。“没有生意。”我叫。“好，我们再去。这些灯罩要装上。”一共是七个很大的粗麻灯罩，我们七个人要去，因为灯罩很大，拿在手里不好走路，所以大家将它套在头上，麻布上有洞洞，看出去很清楚。于是我们这群“大头鬼”就这样安静地穿过大街小巷，后面跟了一大群叫嚷的孩子们。

阿黛拉回来时，我在这个家里已经住了三天了。其他来做客的有荷西、马力安诺和卡门——就是那漂亮的一对年轻学生。那天我正在煮饭，一个短发黑眼睛、头戴法国小帽、围大围巾的女子大步走进厨房来，我想她必然是画家阿黛拉，她是智利人。她的面孔不能说十分美丽，但是，她有一种极吸引人的风韵，那是一种写在脸上的智慧。“欢迎，欢迎，夏米叶说，你这两日都在煮饭，我要吃吃你煮的好菜。”她一面说着，一面上前来亲吻我的脸。这儿的人如此无私自然地接纳所有的来客，我非常感动他们这种精神，更加上他们不是有钱人，这种作风更是十分难得的。

那天阿黛拉出去了，我去她房内看看，她有许多画放在一个大夹子里，画是用笔点上去的，很细，画的东西十分怪异恐怖，但是它自有一种魅力紧紧地抓住你的心。她开过好几次画展了。另外墙上她钉了一些旧照片，照片中的阿黛拉是长头发，更年轻，怀中抱着一个婴儿，许多婴儿的照片。“这是她的女儿。”拉蒙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在哪里？她为什么一个人？”我轻轻地问拉蒙。“不知道，她也从来不讲过去。”我静静地看了一下照片。这时法兰西斯哥在叫我——“来，我给你看我儿子和太太的照片。”跟去他房内，他拿了一张全家福给我看，都是在海边拍的。“好漂亮的太太和孩子，你为什么一个人？”法兰西斯哥将我肩膀扳着向窗外，他问我：“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光。”他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有光在心里，我的光是我的艺术和我的生活方式，我太太却偏要我放弃这些，结果我们分开了，这不是爱不爱她的问题，也许你会懂的。”我说：“我懂。”这时夏米叶进来，看见我们在讲话，他说：“你懂什么？”我说：“我们在谈价值的问题。”他对法兰西斯哥挤挤眼睛，对我说：“你愿意搬来这里住吗？我们空房间多得是，大家都欢迎你。”我一听呆了下，咬咬嘴唇。“你看，这个小城安静美丽，风气淳朴，你过去画画，为什么现在不试着再画，我们可以去艺廊试卖你的作品，这儿才是你的家。”我听得十分动心，但是我没法放下过去的生活秩序，这是要下大决心才能做到的。“我放不下马德里，我夏天再来吧！”我回答。“随便你，随时欢迎，你自己再想一想。”当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无法入睡。

过了快七天在塞哥维亚的日子。我除了夜间跟大伙一起听音乐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做长长的散步。乌苏拉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在这个没有国籍没有年纪分别的家里，我第一次觉得安定，第一次没有浪子的心情了。

以后来来去去，这个家里又住了好多人。我已计划星期日坐夜车回马德里去。荷西也得回去，于是我们先去买好了车票。那天下午，要走的客人都已走了，卡门和马力安诺骑摩托车先走。我们虽然平时在这大房子内各做各的，但是，要离去仍然使人难舍。“你为什么一定要走？”拉蒙问我。“因为荷西今天要走，我正好一同回去，也有个人做伴。”“这根本不通。”恩里格叫。乌苏拉用手替我量腰围，她要做一件小牛皮的印地安女人的皮衣裙送给我，另外埃度阿陀背一个美丽的大皮包来，“这个借你用两星期，我暂时不卖。”我十分舍不下他们，我对夏米叶说：“夏天来住，那间有半圆形窗的房间给我，好吧？”“随你住，反正空屋那么多，你真来吗？”“可惜劳拉不认识你，她下个月一定从叙利亚回来了。”阿黛拉对我说。这时已经是黄昏了，窗外刮着雪雨，我将背包背了起来，荷西翻起了衣领，我上去拥抱乌苏拉和阿黛拉，其他人有大半要去淋雨，我们半跑半走。

在圣米扬街上这时不知是谁拿起雪块向我丢来，我们开始大叫大吼打起雪仗，一面打一面往车站跑去。我不知怎的心情有点激动，好似被重重的乡愁鞭打着一样。临上车时，夏米叶将我抱了起来，我去拉恩里格的辫子，我们五六个人大笑大叫地拍着彼此，雪雨将大家都打得湿透了。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去，虽然我一再地说夏天我要那间有大窗的房间。七天的日子像梦样飞逝而过，我却仍然放不下尘世的重担，我又要回到那个不肯面对自己，不忠于自己的生活里去。“再见了，明年夏天我一定会再来的。”我一面站在车内向他们挥手，一面大叫着我无法确定的诺言，就好似这样保证着他们，也再度保住了自己的幸福一般，而幸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如同永远等待不到的青鸟一样。

（原载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女性世界》第四期。）

书信（西班牙·台湾）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亲爱的全家人：

我已经三十几小时没有睡觉了，香港启程时间是八点左右，坐了二十小时飞机，到伦敦是清早六点半，排队三小时入移民局，所有的三百多乘客全部放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护照的原因，被关在移民局的暂时牢狱里。我申辩无用，我要求警方送我去另一机场赶赴西班牙飞机，他们笑笑说好，但后来他们特别拿了我的行李，在众目注视之下坐上警车，放我入一个如西方收留犯人的地方，女警察守着我，我问他们理由，他们说他们只关人，不能答复理由；我要求见律师，也不允许；要求打电话给爹爹朋友，他们代打，但黄律师不在伦敦。问他们我要留多久，答复也是“不知道”；问为何要关我，是否所有过境的人他们高兴就关？他们说只关没有签证的人，我说我不需要签证，因为我不进入他们国家，我只是不幸被旅行社安排在一个需要换车的机场。他们说“那就是有偷入境的意图”。可能安排我回香港，我想那是不可能的，我并不紧张，只是没有人给我申诉，不许见律师，这种倒像电影里的最黑暗冤狱案件，我的一生什么怪事都发生过，想不到又来一桩，这信因为是用中文写，所以他们要找到翻译的人才可代寄。这里面有好多人，已经关了不知多久了，他们已经沉默到不愿再申诉，我要求见律师时他们有一个用德文说：“你算了，没有用的。”英国人马上大叫：“不许说外国话，你的英文足够你在伦敦做律师，你下次再敢讲外国话，我关你到小房间去！”有一个女警察跟我说西班牙文，她被上司拉了头发拖出去，过了半小时她眼泪汪汪地出来倒茶。我想英国人可真是凶，因为他们怕那个女警察同情我。这是移民局的拘留所，我想里面有吃有住，逗留一下也是一种经历。如果你们收到这封信我大约也没事了，就怕被送回台湾来，因为有一个里面的已被送回他的国家（也是换机场，被视作意图偷入英境）。

一个中国人，就因为自己的一张护照是台湾的，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法子申诉的犯罪行为，如果要打国际法庭的官司都找不出证据。我照相机被没收了，所有的东西全没收了，只有身上一件衣服和囚衣，我拒穿囚衣，因为我要律师，要移民局告我，好有审判，但他们说会在很久很久以后。如果我寄完这信过十天没有电报来，请打长途电话给伟权，我想再关几天我一定溃不成军了。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我想我会很快回台湾来，一个没有国家保护的人在外的血泪史我想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世界上的事并不公平，但我尽量镇静自己，不要流露出一点点软弱的表情来，我在跟守着我的移民局主管谈台湾的经济和政治，还有我们的生活，有三个放下工作来听，他们说很对不起，是上面要关的。我谈话他们很爱听，但不能放我有什么用。

爹爹，姆妈，你们想想一个人这样的经历多么有意思，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我告诉他们，你们随便关，我实在不急，他们说不会关你太久，因为要送你出境回香港。我想我真需要些镇静剂，我很累，不给我见律师是不公平的。黄律师去了香港。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有一天我要报复他们，这也是今天莫名其妙被押回国的一个黑人大叫的。我说你们的电视《复仇者》已在台湾演，我是一语双关，他们很聪明，他们笑了，说我很会用“英文”。我想我还可多撑一阵，如果被放了，我想我这一次精神上的刺激会使我做出许多以前不会做的决定，有一天我们不会再这种样子。

我被叫去听审，我的资料已经打了小小一本书那么厚，我看到这些心里不禁有些佩服他们工作的精神，那不是法庭，是移民局，他们用“偷渡入境”的罪名起诉我，如果我同意被解递出境，并且同意签字认罪，我可以今天离开英国。我笑起来，我告诉英国人，你们实在太滑稽了，这不过是一次机场转机的一个小误会，而你们弄得像一个大罪案，他们说“现在你可以找律师告我们，如果你不同意离境”。我说我同意，但是你们一定要听我对自己、对你们、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批评，如果你们不听，我就不走，我起诉。他们说要听，我就一件一件分析给他们听，批评他们的错误，头脑简单，没有人情味，没落的帝国尚在做着褪色的美梦，以为英国还是全世界人向往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尊，自大。我讲完了，他们听完了，他们说：“你实在是了不起的女孩，你知道我们如果不是为了你的护照，一定更加敬爱你。”我一听又气起来了，不过他们全对我很好，因为已经结束了。我被送回来，睡一下。晚上八点被解递出境，机场在四十里外，倒解决了我的车费。他们说回香港他们也付费。

我现在在英移民局有案，我想过三个月在马德里再申请试试，如果被退回，就是一辈子也别想来英国了。

英国郊外景色如诗如画，实在美丽。国内人如来英换机，一定要先弄清楚是否两个机场。

这样到今夜我离境，我可以说被关了十四小时。我是最快的了，只有我一个人走，旁人很羡慕。现在已经两点了，移民局的人请我同去吃饭，我想一旦我去，别的关着的人心里怎么想，所以我说我吃囚饭不要紧。他们说你还要什么，我说我想去伦敦买衣服，请女警察一起陪去，他们说你真不生气了。我说吃得这么好（真好），不出去也不要紧。他们都来向我要木头做的名片，这些人真奇怪，其实外国人很容易相处，我总有法子对付他们，但是他们今天先对付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我的护照，人生真是奇妙的事，护照到底代替什么？我的身份？立场？还是什么？

现在移民局的人烤了一盒特别的肝来给我吃，我吃完了，他很高兴，特别做的，我们变成奇怪的朋友，有一个年轻的移民局人甚至问我对国际婚姻的看法，我留下了地址给他，他今天送我去机场看我起飞，现在他叫车载我去。

我没有被放，又到另一个坏一点的收容所，里面的人大半都是换机被扣；也有比开学早来了两周，先关起来，开学再放去念；也有人被送回国，形形色色，吃住都不要钱，真不懂为什么，今天我坐计程车跟移民局的年轻人来换机场，他说：“你真福气，没有旅客坐计程车去机场，全是巴士，你有好东西吃，坐车看了一小时风景，又被完全照顾直到登机。”我谢谢他，想他真不错，闹了一天，晚上八点半登机，算香港二十七日起床到现在正好四十八小时没睡。咳得快死了，晚上放我。英国人真笨，早上不放，晚上才放。

上机赴西时移民局另外一个单位送我去，我的paper上写着“意图偷渡入英”。西班牙机长看见我的这张纸，拒绝我上机，我讲给他听，他说不要听，现在即使我有入境西班牙的签证，他也将我交给西班牙移民局外事警察，我现在没有护照，机长拿去了。如果被拒入境，我尚得回台，想不到此次飞行如此不顺利，我快累死了。很后悔出去。现在正飞西班牙。如果可入境，我想去住医院一星期休养，Cla家太吵，我一点声音都听不得。飞机吵得我快疯了。如果不给入境（因为英国的纸转到西班牙外事处），那么我只得回来或跳楼。

妹妹

爹爹姆妈全家人：

我已安抵马德里，外事处由英国方面将我资料送到西班牙移民局，移民局的人看了一看说：“王八蛋，英国人有精神病，请进来，孩子，西班牙永远是你的。”然后把我的犯罪资料丢进字纸篓里面去了。说“精神病、精神病”我就如此进来了。西班牙到底不是我看错的国家，打电话我正在跟Cla妈妈说“不能再讲了，零钱用完了……”马上有一个男孩子一句话也不讲，塞了一大把铜板给我，有人拿箱子，有人带大衣，有人提东西，有人叫车送我到Cla家，一定不肯拿计程车钱。Cla妈妈为了给我睡觉，一清早就把电话拿掉，失去了长途电话的机会，她去市场（如中央市场，要批发才去）买了一大箱一大箱的饮料、火腿、鸡、米搬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我很累，但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叫我吃，我想换“国籍”，她说去找律师，一定想法弄出来，这些不必跟Claudio说。

西班牙人太好太好了，飞行那么久，只有坐在西班牙人旁边，有人送水，有人盖衣服，有人开灯，有人给药，或者说西班牙男孩子太好了，我没有来错，比比英国人，移民局像一场噩梦。但过二个月我还要去试试，希望有电话可打（长途）。

很想念你们，尤其是小妹妹们，我睡两天再上街，现在走不动。

妹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

爹爹、姆妈：

今天早晨七点醒，十点半出来，报馆经过SEPU公司力争，第二日又登了我的照片，我今天去“Iya”报看看朋友们，再去邮局寄稿子，寄完出来又碰到一群年轻游客问路，我又带他们走了一大段，再去徐家。徐家出来已是四点半，我五点半有酒会，课在太远，赶去上来不及了，回来没有休息，换衣再出去已是下午五点半，六点到酒会（SEPU公司东方艺品展），总经理亲自带我参观，我迫于他们对我太重视太亲切，（我是谁呢？他们有教养，所以如此礼待我。）我定了一件印度来的衣服，一千七百块西币，我要模特儿身上那件，要等下星期才有，但我可以打八折。太漂亮了，不是印度土人服，是晚礼服。今天SEPU送我一套化妆品，约有十样，我忘在Salinar的车子里，伞掉在不知哪里。我今天去SEPU（一共去过两次办公室）大家都叫我ECO、ECO，我酒会里碰到的熟人比Salinar还多，他说：“老天啊，你什么时候认识了那么多奇怪的人啊，我去了一趟台湾半个月，你在这里一定天天在SEPU逛。”其实真的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认识的。今天跟一个英国朋友谈了很久，他努力在鼓吹我，说我在马德里太埋没了，现在应该去英国，找大的通讯社做记者，他说我没人看过一个比你再有外交能力而又能深谈的人，你为什么不去英国闯，不要发神经病再念书了，就用你这种破英文写文章，一定有人会用你。我是没有动心，但是欧洲我是可以有发展的。这一箱破衣服来也派了无数次用场，包裹到时我会更漂亮些，现在还没有大衣。今天带了一个中国女孩小林（她过去也在这儿念书，也跳舞，现在又来了），Salinar对她大感兴趣，所以我们酒会后又去吃晚饭，饭后四个人去跳舞（我，小林，S，还有S公司的总经理Ramon，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跳舞时我也累得跳不动了，二点回来，怕吵了同房的女孩子，匆忙上床，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流鼻涕，又口渴，吵得她无法睡，所以我干脆到客厅来写信，两个人住很不方便，我又是夜猫子，白天要累，夜间失眠。欧洲生活过惯了，去美国做平淡的家庭主妇会疯掉，天啊！我要休息，休息，但约会（不是男朋友，是再也推不掉的事情，如请我吃饭，如上几个礼拜就约好的男孩，到现在排不出时间来，还有学校同学，稿子要做的采访要照片），要说也说不清，比台北还忙，电话我搬来才两天，响个不停，其他女孩烦死了，我真抱歉。但是夜夜失眠，眼眶都灰了，皱纹来了，我老得很快，太累了，但没有法子放下工作，念书，我也不愿放下，圣诞节应该可以好好休息几天，我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别的，人参没有空喝，我根本一天到晚不在家。要说的东西一大堆，冰箱是空的，没有时间买。今天坐地下车，又挤又闷，下车走二十分到徐家，Mari给我吃面条拌番茄酱，我真怒，坐了半死的车，走了半死的路，吃了一顿这样的饭。我想一个人不能太忙，认识的人再多，有了病痛还是自己一个人生病，不会有人有时间来管我，我希望明天能睡一大觉，但看情形又会被电话吵起来。天呵，麦铃来信说我出来是逃避，她说你在西班牙可以这样过日子，如果在美国可就不行了，我在想，我在此的忙是一辈子也没如此忙过的，我很少跟麦铃讲忙的生活。一月一篇稿，再每星期上那么多堂课，再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我总想回来大睡特睡，没有别的奢望了。因为回家可以休息，但是家在千山万水之外啊！最近手纹生命线淡得要死，人是在虚了！所做的事也全是虚的，并不实在。天亮了，我现在去睡一下。我明年回国休息两个月再去美国还是直接去？我很想回来休息。我像出鞘的剑，光芒太露，但并不管用，如果上帝给我健康，我可以闯出一个天下来，但人不能十全。我是一样也不全。

十一月三日今天清早睡，梦到姆妈来接我回去，爹爹坐在汽车里等，还有麻麻（大伯母）在一起等我回台湾。

小妹妹们病好了吗？我很想念。姐姐我有信给她，收到了吗？是回她寄来芸芸画小人的，她来信未提，好似没有收到的样子。

我真不想念书，西班牙文讲讲够用了，没有精神。在看《胡适文存》里面的一篇《新女性的人生观》，讲得很好，我十分赞同，简直在讲我嘛！

妹妹上

PS.现在已是下午一点。我决定不出去，管你什么约好的，我全推病不到（本来今天要去一个西班牙朋友家煮晚饭），倾盆大雨，我又将房东留下来的一把伞掉了，还得去买一把赔她，自己也买一把，梦见你们心中忐忑不安，我很少梦到家人，醒来总是不安。

此地同住的一个女孩太爱清洁了，家中一尘不染，我住得真难过，她天天洗地，洗厨房，打扫客厅，我也只好努力保持清洁，我比较喜欢跟脏乱的人同住，自在些。我是很乱的，也不清洁，衣柜到现在还是堆着不去理它。现在泡人参吃。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爹爹，姆妈：

收到你们来信真是十分高兴。为此付了十块钱给拿信的女孩。我已三天没有上学，在家赶《实业世界》的稿子和翻译经济新闻，另外要些照片，我写得很不好，专访不用自己的笔调写十分生硬。编辑此月没有来过信。来西也只收过两封信，十分不负责任。

现在我跟此地西班牙“历史考古博物馆”的馆长在约会，他的馆在我住的附近，是马德里最高级的一条街，占地十分广，是过去皇宫之一，我们二个月前认识，但是只打了数次电话，我以为他是老头子了，前个星期见面才知是二十七岁就做馆长的就是电话里的人（我去办公室找他的）。他现在不忙了总来带我出去，我苦于没有衣服，我不是傻瓜天天叫衣服，却又不去买，而是此地实在太贵了，一条长裙三千块，一条裤子一千五百，我实买不下手。此人温文儒雅，有教养，有学问，精明能干，是个念书人，长得也好，一看便是大家出身，说很好的德文，我又进入了不是生意人所能达到的另一个知识的境界，星期五（后天）他要将我介绍给朋友们认识，他的朋友都是什么专家学者之类，我很高兴，但我同住的都不知道这星期我常常出去的人是谁。我是诚意地在跟他做朋友。我看出他是非常喜欢我，在办公室他是有礼的，严肃的，上上下下都叫他“馆长先生”（阶级还是很深），但我教完英文了，他却站在门外冷风里等我接我。我十分喜欢跟他谈话，他去的地方都是私人俱乐部，不是跳舞厅之类。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念书人，但他很幽默，十分英国味。真是好运气，认识了这样一个朋友。这叫做“花开花谢无间断，春来不相干，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常占四时春”。

碰见此人，居然觉得棋逢敌手，第一次想结婚了。嫁摩西。我的一生没有遗憾，多彩的半生，坎坷美丽而哀伤的半生，我可以死了，但不会死！

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日子，使我没有生活的愁烦，如果不是我的父母、家人、朋友造就了我，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日子。我那么丑，却无往不利。希望有一天安定下来了，也有一个好丈夫来爱护我。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德国清明节，我不能去，但会寄一点点钱去给Gerbert母亲，买花去送他坟上。Gerbert教了我很多功课，我不再难过了，回忆是美丽的，但人要往前面看。幸福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我希望现在幸福，将来也幸福。明年如能回来看看你们，也使我心里宽慰一点。谢谢你们来信！

妹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

爹爹、姆妈：

爹爹，你来信中所分析的你自己，我很不同意，因为有多少人喜欢你，你不肯相信。我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你就信服你，如娃娃，她常说：“陈伯伯是了解我的人，他不说什么，但是他很安慰人。”Cla的朋友Michael跟你谈过一次话，但他对我说：“我真喜欢你爸爸，我真喜欢跟他讲话。”Gerbert生前讲过多少次“你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风度的人”，那次外公外婆自香港来，Gerbert在机场看见你，他说：“简直神气得像部长一样，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有风度的中国绅士。”Gerbert个性强，他讲这些话并不是在取悦我，他是真正心服你。再说摩西母亲来信，如何地欣赏你和母亲，我内心真为你们骄傲。我带来一张梨山的照片，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父亲像外国人”。（所以我在班上又变成混血儿了，他们偏说我是混血，因为朋友说爹爹是外国人。）所以我说爹爹太不懂自己，正如爹爹英文那么好，偏偏绝不承认一样。Gaga许博允说过多少次，他最服爹爹，大毛和Gaga对你和姆妈简直亲过跟我的感情，Gaga视爹爹如父亲，这是你们的成功。丽玲，林复南，王恒，对你们都是又敬又爱。老肥来信说“你的父母之爱护我，比我自己父母有过之无不及”，《实业世界》黄柏松兄来信也是说“有你这样的父母，你这一生还有什么遗憾”。这儿多少朋友问我“你的父母一定是了不起的人”，我太为你们骄傲了，但是爹爹却过于谦虚。而伟权、树芬对你的敬爱也是少有的。我的朋友们对我好，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我这一批朋友，虽然在事业上都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是都是世界上找不出的怪杰。我也很高兴，他们差不多全是自己父母都不理的人，对我的父母却如此敬爱，你们说你们的做人成不成功？所以我不同意爹爹对自己的说法。再说，我跟爹爹姆妈无所不谈，没有父母子女的代沟，这也是你们了不起的地方，我为什么常写家信，因为此地无人可谈也，只有告诉你们。我们做子女的对父母如此有信心，就是你们的成功，我跟爹爹在一起一点也不闷，跟姆妈在一起也不闷，爹爹的来信我看了很不同意。爹爹样样都行，公事、做人、风度、打球、英文，怎么一点都不看自己的长处。我是一无所长，只会吹牛（不费气力，吹一信五分钟而已）！

妹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爹爹，姆妈：

今天是中国台湾民间企业访问团来西班牙的日子，我没有去上学，下午一点去旅馆等，班机误点，四点钟酒会，他们六点由机场赶到旅馆。我与几个生意朋友坐在楼下咖啡馆等，六点到，我替他们做翻译，但是大多数人都走了。

台视随行记者顾安生（我老师顾福生的堂弟）在访问西班牙马德里商会会长Amat先生时是我做的翻译。他说下星期会寄到台视（明天八号，如明天不寄，星期一，十号寄）你们可在电视上看见我，也可听听我的讲话，但也许会剪掉很多。今天忙坏了，因为我认识的人很多，翻译工作很忙，生意接得倒不多（也有一百万左右），酒会下来账单来了，他们觉贵，我又去讲价，叫他们减，减了五十美金。团长是震旦行总经理，是杂志社长好友，本人今天陪到十二点回来，此地英文不通，没法做事，全得翻译。我今日赚不到钱，服务是替杂志，酒会中风头出得比谁都大，忙得要死，又得罪此地记者朋友，我知道又得罪人了，但怎么办，要躲在一角做小羞猫状吗？我有职务在身，不能那样。我明天陪“大同育乐事业”董事长陈钊炳先生去北部Barcelona城看一个游乐园，飞机七十五美金一天来回。导游费不收。他请我明年回台做副总经理，我告诉他，我不会在台湾做事，我只会跟外国人做事。他说明年开一个一千房间的旅馆，我回去做经理，如果觉得台湾人事太难，只管外国人方面。算了，我不欲回台，除非给我二万块一月。其实现在我的时机真的来了，商场人慢慢在认识，将来有机会的，但是我身体不好，而能力是足够的，我前一阵被此地人气得腰痛的事，今天还击他们，多久没有见到这些脸孔了。才来三个月的人，翻译是我，灯光打到我时，全场台湾人一片死寂，我心里很难过，又要被迫得罪一次。台湾来的人很可亲，太好了！此地台湾人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做的全是为台湾好的事，没有替台湾人丢脸。

妹妹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爹爹，姆妈：

圣诞节已过，我二十四日在徐家，二十五日白天出去吃海鲜，晚上又在徐家。今天二十六日，稿子一日要出，现在一个字也没写，但是天寒地冻，写不出来。同住的二十五日夜全部回来了，家中又热闹起来。我今天去警局、银行、邮局，穿虎皮大衣出去不冷。雪已没有了，冷还是一样冷，我们同住的平日大家常常生气，分开了又觉寂寞，她们没有在家留几天又回来了，都要上班，总算感情很好。

我今天接到包裹吓了一大跳，七百五十台币的邮费，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包裹做得胖胖的，真是看出姆妈一针一针缝，爹爹一个一个字写的情形，我看邮局内领的人，我领的最大，坐地下车回来，赶快拆开，一件一件方式，真是高兴死了，长裙子、外套、裤子、长衣服，没有一条不好看，尺寸一分一毫也不差，裙子下摆大大的，正是此地流行样子，腰身也合适，一点也不要改，就是格子长裤太短，一看里面放不出来了，我穿低跟鞋穿。外套太棒了，你们真是会想样子，“阿巴婶”会做流行样子，现在此地外套也穿小腰身的。总之这些衣服光是一件暗红长衣，大约就要三千台币，我是大富婆，有这么多衣服。足够了，今年不必再做。夏天衣服太多，冬天现在也太多了。另外棉毛内衣可穿了睡觉。人参现在已泡了在喝，我放很多，不知平日一般人怎么喝的，我觉很有用，要连吃三天才会有效。这次来，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也没有大病，就是常常累得很，天天想睡觉，昨天同住的半夜回来，我们又起床来吃家乡来的东西，又讲话，到三点半才睡，今天一早就出去了。

麦玲来信兴奋得要命，说在电视上见到我，但我没有说中文，（大概讲得不好，内容不当心，被剪掉了）你们看到没有？我是不是很难看？穿的是印度衣服。爹爹有没有看到我？姆妈呢？小妹妹们呢？

我昨天从徐家拿了鱼、香肠、酒回来，今天中午没有时间弄吃的，晚上一个人在家慢慢吃。今天寄掉一封信给你们，收到包裹太兴奋了，又写一封。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结婚，我这个人很难，别人差，要看不起，别人强，又不服。还是跟住爹爹、姆妈一辈子好了，我觉得这个打算不错。这几日过得很满意，本来很怕这个圣诞节，但是还算过下来了。你们好吗？想必也看见我在电视上了。姆妈，你生日我送你一个皮包，我去找一个好看的真皮的给你。毛毛来信，对爹爹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要学爹爹的样，看他学到一半就算不错了。不过我们家的孩子对父母的敬爱是每一个小孩都一样的。我虽在外，但十分幸福，一个人东飘西荡居然过得还很自在。我今天吃洋葱炒肉丁（一菜一百元台币）。麦玲对我真好，常常来信给我。姐姐常来吗？我不知何时才有电话打回台。

妹妹上

版权信息

书名：撒哈拉的故事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302-1478-7

价格：35.00元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沙漠中的饭店
结婚记
悬壶济世
娃娃新娘
荒山之夜
沙漠观浴记
爱的寻求
芳邻
素人渔夫
死果
天梯
白手成家
收魂记
沙巴军曹
搭车客
哑奴
哭泣的骆驼
附录
回乡小笺
尘缘
书信（撒哈拉·台湾）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

➣ 沙漠中的饭店

我的先生很可惜是一个外国人。这样来称呼自己的先生不免有排外的味道，但是因为语文和风俗在各国之间确有大不相同之处，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实在有许多无法共通的地方。

当初决定下嫁给荷西时，我明白地告诉他，我们不但国籍不相同，个性也不相同，将来婚后可能会吵架甚至于打架。他回答我：“我知道你性情不好，心地却是很好的，吵架打架都可能发生，不过我们还是要结婚。”于是我们认识了七年之后终于结婚了。

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但是我极不愿在婚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自在化，所以我一再强调，婚后我还是“我行我素”，要不然不结婚。荷西当时对我说：“我就是要你‘你行你素’，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我何必娶你呢！”好，大丈夫的论调，我十分安慰。做荷西的太太，语文将就他。可怜的外国人，“人”和“入”这两个字教了他那么多遍，他还是分不清，我只有讲他的话，这件事总算放他一马了。（但是将来孩子来了，打死也要学中文，这点他相当赞成。）

闲话不说，做家庭主妇，第一便是下厨房。我一向对做家事十分痛恨，但对煮菜却是十分有兴趣，几只洋葱，几片肉，一炒变出一个菜来，我很欣赏这种艺术。

母亲在台湾，知道我婚后因为荷西工作的关系，要到大荒漠地区的非洲去，十二分的心痛，但是因为钱是荷西赚，我只有跟了饭票走，毫无选择的余地。婚后开厨不久，我们吃的全部是西菜。后来家中航空包裹飞来接济，我收到大批粉丝、紫菜、冬菇、生力面、猪肉干等珍贵食品，我乐得爱不释手，加上欧洲女友寄来罐头酱油，我的家庭“中国饭店”马上开张，可惜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后来上门来要吃的朋友可是排长龙啊！）

其实母亲寄来的东西，要开“中国饭店”实在是不够，好在荷西没有去过台湾，他看看我这个“大厨”神气活现，对我也生起信心来了。

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开饭啊，要饿死啦！”白白被他爱了那么多年，回来只知道叫开饭，对太太却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这“黄脸婆”倒是做得放心。话说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他喝了一口问我：“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你岳母万里迢迢替你寄细面来？不是的。”“是什么嘛？再给一点，很好吃。”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这个啊，叫做‘雨’。”“雨？”他一呆。我说过，我是婚姻自由自在化，说话自然心血来潮随我高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呆地、研究性地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我不置可否。“你还要不要？”回答我：“吹牛大王，我还要。”以后他常吃“春雨”，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有时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里有点悲伤。

第二次吃粉丝是做“蚂蚁上树”，将粉丝在平底锅内一炸，再撒上绞碎的肉和汁。荷西下班回来一向是饿的，咬了一大口粉丝：“什么东西？好像是白色的毛线，又好像是塑胶的？”“都不是，是你钓鱼的那种尼龙线，中国人加工变成白白软软的了。”我回答他。他又吃了一口，莞尔一笑，口里说着：“怪名堂真多，如果我们真开饭店，这个菜可卖个好价钱，乖乖！”那天他吃了好多尼龙加工白线。第三次吃粉丝，是夹在东北人的“合子饼”内与菠菜和肉绞得很碎当饼馅。他说：“这个小饼里面你撒了鲨鱼的翅膀对不对？我听说这种东西很贵，难怪你只放了一点点。”我笑得躺在地上。“以后这只很贵的鱼翅膀，请妈妈不要买了，我要去信谢谢妈妈。”我大乐，回答他：“快去写，我来译信，哈哈！”

有一天他快下班了，我趁他忘了看猪肉干，赶快将藏好的猪肉干用剪刀剪成小小的方块，放在瓶子里，然后藏在毯子里面。恰好那天他鼻子不通，睡觉时要用毛毯，我一时里忘了我的宝贝，自在一旁看那第一千遍《水浒传》。他躺在床上，手里拿个瓶子，左看右看，我一抬头，哗，不得了，“所罗门王宝藏”被他发现了，赶快去抢，口里叫着：“这不是你吃的，是药，是中药。”“我鼻子不通，正好吃中药。”他早塞了一大把放在口中，我气极了，又不能叫他吐出来，只好不响了。“怪甜的，是什么？”我没好气地回答他：“喉片，给咳嗽的人顺喉头的。”“肉做的喉片？我是白痴啊？”第二天醒来，发觉他偷了大半瓶去送同事们吃，从那天起，只要是他同事，看见我都假装咳嗽，想再骗猪肉干吃。

反正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其他时间便是去忙着赚吃饭的钱，实在没多大意思。有天我做了饭卷，就是日本人的“寿司”，用紫菜包饭，里面放些唯他肉松。荷西这一下拒吃了。“什么？你居然给我吃印蓝纸、复写纸？”我慢慢问他：“你真不吃？”“不吃，不吃。”好，我大乐，吃了一大堆饭卷。“张开口来我看！”他命令我。“你看，没有蓝色，我是用反面复写纸卷的，不会染到口里去。”反正平日说的是唬人的话，所以常常胡说八道。“你是吹牛大王，虚虚实实，我真恨你，从实招来，是什么吗？”“你对中国完全不认识，我对我的先生相当失望。”我回答他，又吃一个饭卷。他生气了，用筷子一夹夹了一个，面部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表情，咬了半天，吞下去。“是了，是海苔。”我跳起来，大叫：“对了，对了，真聪明！”又要跳，头上吃了他一记老大爆栗。

中国东西快吃完了，我的“中国饭店”也舍不得出菜了，西菜又开始上桌。荷西下班来，看见我居然在做牛排，很意外，又高兴，大叫：“要半生的。马铃薯也炸了吗？”连给他吃了三天牛排，他却好似没有胃口，切一块就不吃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不要去睡一下再起来吃？”“黄脸婆”有时也尚温柔。“不是生病，是吃得不好。”我一听唬一下跳起来。“吃得不好？吃得不好？你知道牛排多少钱一斤？”“不是的，太太，想吃‘雨’，还是岳母寄来的菜好。”“好啦，中国饭店一星期开张两次，如何？你要多久下一次‘雨’？”

有一天荷西回来对我说：“了不得，今天大老板叫我去。”“加你薪水？”我眼睛一亮。“不是——”我一把抓住他，指甲掐到他肉里去。“不是？完了，你给开除了？天啊，我们——”“别抓我嘛，神经兮兮的，你听我讲，大老板说，我们公司谁都被请过到我家吃饭，就是他们夫妇不请，他在等你请他吃中国菜——”“大老板要我做菜？不干不干，不请他，请同事工友我都乐意，请上司吃饭未免太没骨气，我这个人啊，还谈些气节，你知道，我——”我正要大大宣扬中国人的所谓骨气，又讲不明白，再一接触到荷西的面部表情，这个骨气只好哽在喉咙里啦！

第二日他问我：“喂，我们有没有笋？”“家里筷子那么多，不都是笋吗？”他白了我一眼。“大老板说要吃笋片炒冬菇。”乖乖，真是见过世面的老板，不要小看外国人。“好，明天晚上请他们夫妇来吃饭，没问题，笋会长出来的。”荷西含情脉脉地望了我一眼，婚后他第一次如情人一样地望着我，使我受宠若惊，不巧那天辫子飞散，状如女鬼。

第二天晚上，我先做好三道菜，用文火热着，布置了有蜡炬台的桌子，桌上铺了白色的桌布，又加了一块红的铺成斜角，十分美丽。这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不但菜是色香味俱全，我这个太太也打扮得十分干净，居然还穿了长裙子。饭后老板夫妇上车时特别对我说：“如果公共关系室将来有缺，希望你也来参加工作，做公司的一分子。”我眼睛一亮。这全是“笋片炒冬菇”的功劳。

送走老板，夜已深了，我赶快脱下长裙，换上破牛仔裤，头发用橡皮筋一绑，大力洗碗洗盘，重做灰姑娘状使我身心自由。荷西十分满意，在我背后问：“喂，这个‘笋片炒冬菇’真好吃，你哪里弄来的笋？”我一面洗碗，一面问他：“什么笋？”“今天晚上做的笋片啊！”我哈哈大笑：“哦，你是说小黄瓜炒冬菇吗？”“什么，你，你，你骗了我不算，还敢去骗老板——”“我没有骗他，这是他一生吃到最好的一次‘嫩笋片炒冬菇’，是他自己说的。”

荷西将我一把抱起来，肥皂水洒了他一头一胡子，口里大叫：“万岁，万岁，你是那只猴子，那只七十二变的，叫什么，什么……”我拍了一下他的头：“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次不要忘了。”

➣ 结婚记

1

去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荷西和我坐在马德里的公园里。那天的气候非常寒冷，我将自己由眼睛以下都盖在大衣下面，只伸出一只手来丢面包屑喂麻雀。荷西穿了一件旧的厚夹克，正在看一本航海的书。

“三毛，你明年有什么大计划？”他问我。

“没什么特别的，过完复活节以后想去非洲。”

“摩洛哥吗？你不是去过了？”他又问我。

“去过的是阿尔及利亚，明年想去的是撒哈拉沙漠。”

荷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任何三毛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也是很愉快的事。

“你呢？”我问他。

“我夏天要去航海，好不容易念书、服兵役，都告一个段落了。”他将手举起来放在颈子后面。

“船呢？”我知道他要一条小船已经好久了。

“黑稣父亲有条帆船借我们，明年去希腊爱琴海，潜水去。”

我相信荷西，他过去说出来的事总是做到的。

“你去撒哈拉预备住多久？去做什么？”

“总得住个半年一年吧！我要认识沙漠。”这个心愿是我自小念地理以后就有的了。

“我们六个人去航海，将你也算进去了，八月赶得回来吗？”

我将大衣从鼻子上拉下来，很兴奋地看着他。“我不懂船上的事，你派我什么工作？”口气非常高兴。

“你做厨子兼摄影师，另外我的钱给你管，干不干？”

“当然是想参加的，只怕八月还在沙漠里回不来，怎么才好？我两件事都想做。”真想又捉鱼又吃熊掌。

荷西有点不高兴，大声叫：“认识那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

荷西一向很少抱怨我的，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一面将面包屑用力撒到远处去，被他一大声说话，麻雀都吓飞了。

“你真的坚持要去沙漠？”他又问我一次。

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

“好。”他负气地说了这个字，就又去看书了。荷西平时话很多，烦人得很，但真有事情他就决不讲话。

想不到今年二月初，荷西不声不响申请到一个工作（就正对着撒哈拉沙漠去找事），他卷卷行李，却比我先到非洲去了。

我写信告诉他：“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到你——”

荷西回信给我：“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信虽然很平实，但是我却看了快十遍，然后将信塞在长裤口袋里，到街上去散步了一个晚上，回来就决定了。

今年四月中旬，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退掉马德里的房子，也到西属撒哈拉沙漠里来了。当时荷西住在他工作的公司的宿舍里，我住在小镇阿雍，两地相隔来回也快一百里路，但是荷西天天来看我。

“好，现在可以结婚了。”他很高兴，容光焕发。

“现在不行，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各处去看看，等我回来了我们再结婚。”我当时正在找机会由撒哈拉威（意思就是沙漠里的居民）带我一路经过大漠到西非去。

“这个我答应你，但总得去法院问问手续，你又加上要入籍的问题。”我们讲好婚后我两个国籍。

于是我们一同去当地法院问问怎么结婚。秘书是一位头发全白了的西班牙先生，他说：“要结婚吗？唉，我们还没办过，你们晓得此地撒哈拉威结婚是他们自己风俗。我来翻翻法律书看——”他一面看书又一面说，“公证结婚，啊，在这里——这个啊，要出生证明，单身证明，居留证明，法院公告证明……这位小姐的文件要由贵国出，再由贵国驻葡公使馆翻译证明，证明完了再转西班牙驻葡领事馆公证，再经西班牙外交部，再转来此地审核，审核完毕我们就公告十五天，然后再送马德里你们过去户籍所在地法院公告……”

我生平最不喜欢填表格办手续，听秘书先生那么一念，先就烦起来了，轻轻地对荷西说：“你看，手续太多了，那么烦，我们还要结婚吗？”

“要。你现在不要说话嘛！”他很紧张。接着他问秘书先生，“请问大概多久我们可以结婚？”

“咦，要问你们自己啊！文件齐了就可公告，两个地方公告就得一个月，另外文件寄来寄去嘛——我看三个月可以了。”秘书慢吞吞地将书合起来。

荷西一听很急，他擦了一下汗，结结巴巴地对秘书先生说：“请您帮忙，不能快些吗？我想越快结婚越好，我们不能等——”

这时秘书先生将书往架子上一放，一面飞快地瞄了我的腰部一眼。我很敏感，马上知道他误会荷西的话了，赶快说：“秘书先生，我快慢都不要紧，有问题的是他。”一讲完发觉这话更不伦不类，赶快住口。

荷西用力扭我的手指，一面对秘书先生说：“谢谢，谢谢，我们这就去办，再见，再见。”讲完了，拉着我飞云似的奔下法院三楼，我一面跑一面咯咯笑个不停，到了法院外面我们才停住不跑了。

“什么我有问题，你讲什么嘛！难道我怀孕了。”荷西气得大叫。我笑得不能回答他。

2

三个月很快地过去了。荷西在这段时间内努力赚钱，同时动手做家具，另外将他的东西每天搬一些来我的住处。我则背了背包和相机，跑了许多游牧民族的帐篷，看了许多不同而多彩的奇异风俗，写下了笔记，整理了幻灯片，也交了许多撒哈拉威朋友，甚至开始学阿拉伯文。日子过得有收获而愉快。

当然，我们最积极的是在申请一张张结婚需要的文件，这件事最烦人，现在回想起来都要发高烧。

天热了，我因为住的地方没有门牌，所以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每天都要走一小时左右去镇上看信。来了三个月，这个小镇上的人大半都认识了，尤其是邮局和法院，因为我天天去跑，都成朋友了。

那天我又坐在法院里面，天热得像火烧似的令人受不了。秘书先生对我说：“好，最后马德里公告也结束了，你们可以结婚了。”

“真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场文件大战已结束了。

“我替你们安排好了日子。”秘书笑眯眯地说。

“什么时候？”我赶紧问他。

“明天下午六点钟。”

“明天？你说明天？”我口气好似不太相信，也不开心。

秘书老先生有点生气，好似我是个不知感激的人一样。他说：“荷西当初不是说要快，要快？”

“是的，谢谢你，明天我们来。”我梦游似的走下楼，坐在楼下邮局的石阶上，望着沙漠发呆。

这时我看到荷西公司的司机正开吉普车经过，我赶快跑上去叫住他：“穆罕莫德沙里，你去公司吗？替我带口信给荷西，请告诉他，他明天跟我结婚，叫他下了班来镇上。”

穆罕莫德沙里抓抓头，奇怪地问我：“难道荷西先生今天不知道明天自己要结婚？”

我大声回答他：“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司机听了看着我，露出好怕的样子，将车子歪歪扭扭地开走了。我才发觉又讲错话了，他一定以为我等结婚等疯了。

荷西没有等下班，他一下就飞车来了。“真的是明天？”他不相信，一面进门一面问。

“是真的，走，我们去打电报回家。”我拉了他又出门去。

“对不起，临时通知你们，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明天结婚，请原谅——”荷西的电报长得像写信。

我呢，用父亲的电报挂号，再写：“明天结婚三毛。”才几个字。我知道父母收到电报不知要多么安慰和高兴，多年来令他们受苦受难的就是我这个浪子。我是很对不起他们的。

“喂，明天你穿什么？”荷西问我。

“还不知道，随便穿穿。”我仍在想。

“我忘了请假，明天还得上班。”荷西口气有点懊恼。

“去嘛，反正下午六点才结婚，你早下班一小时正好赶回来。”我想当天结婚的人也可以去上班嘛。

“现在我们做什么？电报已经发了。”他那天显得呆呆的。

“回去做家具，桌子还没钉好。我的窗帘也还差一半。”我真想不出荷西为什么好似有点失常。

“结婚前一晚还要做工吗？”看情形他想提早庆祝，偷懒嘛。

“那你想做什么？”我问他。

“想带你去看电影，明天你就不是我女朋友了。”

于是我们跑去唯一的一家五流沙漠电影院看了一场好片子《希腊左巴》，算做跟单身的日子告别。

3

第二天荷西来敲门时我正在睡午觉，因为来回提了一大桶淡水，累得很。已经五点半了。他进门就大叫：“快起来，我有东西送给你。”口气兴奋得很，手中抱着一个大盒子。

我光脚跳起来，赶快去抢盒子，一面叫着：“一定是花。”

“沙漠里哪里变得出花来嘛！真是。”他有点失望我猜不中。

我赶紧打开盒子，撕掉乱七八糟包着的废纸。哗！露出两个骷髅的眼睛来，我将这个意外的礼物用力拉出来，再一看，原来是一副骆驼的头骨，惨白的骨头很完整地合在一起，一大排牙齿正龇牙咧嘴地对着我，眼睛是两个大黑洞。

我太兴奋了，这个东西真是送到我心里去了。我将它放在书架上，口里啧啧赞叹：“唉，真豪华，真豪华。”荷西不愧是我的知音。“哪里搞来的？”我问他。

“去找的啊！沙漠里快走死了，找到这一副完整的，我知道你会喜欢。”他很得意。这真是最好的结婚礼物。

“快点去换衣服，要来不及了。”荷西看看表开始催我。

我有许多好看的衣服，但是平日很少穿。我伸头去看了一下荷西，他穿了一件深蓝的衬衫，大胡子也修剪了一下。好，我也穿蓝色的。我找了一件淡蓝细麻布的长衣服。虽然不是新的，但是它自有一种朴实优雅的风味。鞋子仍是一双凉鞋，头发放下来，戴了一顶草编的阔边帽子，没有花，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帽子上，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荷西打量了我一下：“很好，田园风味，这么简单反而好看。”

于是我们锁了门，就走进沙漠里去。

由我住的地方到小镇上快要四十分钟，没有车，只好走路去。漫漫的黄沙，无边而庞大的天空下，只有我们两个渺小的身影在走着，四周寂寥得很。沙漠，在这个时候真是美丽极了。

“你也许是第一个走路结婚的新娘。”荷西说。

“我倒是想骑匹骆驼呼啸着奔到镇上去，你想那气势有多雄壮，可惜得很。”我感叹着不能骑骆驼。

还没走到法院，就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跳上来照相。我吓了一跳，问荷西：“你叫人来拍照？”“没有啊，大概是法院的。”他突然紧张起来。

走到楼上一看，法院的人都穿了西装，打了领带，比较之下荷西好似是个来看热闹的人。

“完了，荷西，他们弄得那么正式，神经嘛！”我生平最怕装模作样的仪式，这下逃不掉了。

“忍一下，马上就可以结完婚的。”荷西安慰我。

秘书先生穿了黑色的西装，打了一个丝领结。“来，来，走这边。”他居然不给我擦一下脸上流下来的汗，就拉着我进礼堂。再一看，小小的礼堂里全是熟人，大家都笑眯眯的，望着荷西和我。天啊！怎么都会知道的。

法官很年轻，跟我们差不多大，穿了一件黑色缎子的法衣。

“坐这儿，请坐下。”我们像木偶一样被人摆布着。荷西的汗都流到胡子上了。

我们坐定了，秘书先生开始讲话：“在西班牙法律之下，你们婚后有三点要遵守，现在我来念一下，第一：结婚后双方必须住在一起——”

我一听，这一条简直是废话嘛！滑天下之大稽，那时我一个人开始闷笑起来，以后他说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见。后来，我听见法官叫我的名字——“三毛女士”。我赶快回答他：“什么？”那些观礼的人都笑起来。“请站起来。”我慢慢地站起来。“荷西先生，请你也站起来。”真噜苏，为什么不说：“请你们都站起来。”也好省些时间受苦。

这时我突然发觉，这个年轻的法官拿纸的手在发抖，我轻轻碰了一下荷西叫他看。这里沙漠法院第一次有人公证结婚，法官比我们还紧张。

“三毛，你愿意做荷西的妻子吗？”法官问我。我知道应该回答——“是。”不晓得怎么的却回答了——“好！”法官笑起来了。又问荷西，他大声说：“是。”我们两人都回答了问题，法官却好似不知下一步该说什么好，于是我们三人都静静地站着，最后法官突然说：“好了，你们结婚了，恭喜，恭喜。”

我一听这拘束的仪式结束了，人马上活泼起来，将帽子一把拉下来当扇子扇。许多人上来与我们握手，秘书老先生特别高兴，好似是我们的家长似的。突然有人说：“咦，你们的戒指呢？”我想：对啦！戒指呢？转身找荷西，他已在走廊上了，我叫他：“喂，戒指带来没有？”荷西很高兴，大声回答我：“在这里。”然后他将他的一个拿出来，往自己手上一套，就去追法官了，口里叫着：“法官，我的户口名簿！我要户口名簿！”他完全忘了也要给我戴戒指。

结好婚了，沙漠里没有一家像样的饭店，我们也没有请客的预算，人都散了，只有我们两个不知做什么才好。

“我们去国家旅馆住一天好不好？”荷西问我。

“我情愿回家自己做饭吃，住一天那种旅馆我们可以买一星期的菜。”我不主张浪费。

于是我们又经过沙地回家去。

锁着的门外放着一个大蛋糕，我们开门进去，将蛋糕的盒子拿掉，落下一张纸条来——新婚快乐——合送的是荷西的很多同事。我非常感动，沙漠里有新鲜奶油蛋糕吃真是太幸福了。更可贵的是蛋糕上居然有一对穿着礼服的新人，着白纱的新娘眼睛还会一开一闭。我童心大发，一把将两个娃娃拔起来，一面大叫：“娃娃是我的。”荷西说：“本来就是你的嘛！我难道还抢这个。”于是他切了一块蛋糕给我吃，一面替我补戴戒指，这时我们的婚礼才算真的完毕了。这就是我结婚的经过。

➣ 悬壶济世

我是一个生病不喜欢看医生的人。这并不表示我很少生病，反过来说，实在是一天到晚闹小毛病，所以懒得去看病啦。活了半辈子，我的宝贝就是一大纸盒的药，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用久了也自有一点治小病的心得。

自从我去年旅行大沙漠时，用两片阿斯匹灵药片止住了一个老年撒哈拉威女人的头痛之后，那几天在帐篷里住着时总有人拖了小孩或老人来讨药。当时我所敢分给他们的药不外是红药水、消炎膏和止痛药之类，但是对那些完全远离文明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回到小镇阿雍来之前，我将手边所有的食物和药都留下来，给了住帐篷的穷苦撒哈拉威人。

住在小镇上不久，我的非洲邻居因为头痛来要止痛药，我想这个镇上有一家政府办的医院，所以不预备给她药，请她去看医生。想不到此地妇女全是我的同好，生病决不看医生，她们的理由跟我倒不相同，因为医生是男的，所以这些终日藏在面纱下的妇女情愿病死也不能给男医生看的。我出于无奈，勉强分给了邻居妇人两片止痛药。从那时候开始，不知是谁的宣传，四周妇女总是来找我看小毛病。更令她们高兴的是，给药之外还会偶尔送她们一些西方的衣服，这样一来找我的人更多了。我的想法是，既然她们死也不看医生，那么不致命的小毛病我给帮忙一下，减轻她们的痛苦，也同时消除了我沙漠生活的寂寥，不是一举两得吗？同时我发觉，被我分过药的妇女和小孩，百分之八十是药到病除。于是渐渐地我胆子也大了，有时居然还会出诊。荷西看见我治病人如同玩洋娃娃，常常替我捏把冷汗，他认为我是在乱搞，不知乱搞的背后也存着很大的爱心。

邻居姑卡十岁，她快要出嫁了，在出嫁前半个月，她的大腿内长了一个红色的疖子，初看时只有一个铜板那么大，没有脓，摸上去很硬，表皮因为肿的缘故都鼓得发亮了，淋巴腺也肿出两个核子来。第二天再去看她，她腿上的疖子已经肿得如核桃一般大了，这个女孩子痛得躺在地上的破席上呻吟。“不行，得看医生啦！”我对她母亲说。“这个地方不能给医生看，她又快要出嫁了。”她母亲很坚决地回答我。我只有连续给她用消炎药膏，同时给她服消炎的特效药。这样拖了三四天，一点也没有好，我又问她父亲：“给医生看看好吗？”回答也是：“不行，不行。”我一想，家中还有一点黄豆，没办法了，请非洲人试试中国药方吧。于是我回家去磨豆子。荷西看见我在厨房，便探头进来问：“是做吃的吗？”我回答他：“做中药，给姑卡去涂。”他呆呆地看了一下，又问：“怎么用豆子呢？”“中国药书上看来的老法子。”他听我说后很不赞成的样子说：“这些女人不看医生，居然相信你，你自己不要走火入魔了。”我将黄豆捣成的浆糊倒在小碗内，一面说“我是非洲巫医”，一面往姑卡家走去。那一日我将黄豆糊擦在姑卡红肿的地方，上面盖上纱布，第二日去看疖子变软了，我再换黄豆涂上，第三日有黄色的脓在皮肤下露出来，第四日下午流出大量的脓水，然后出了一点血。我替她涂上药水，没几日完全好了。荷西下班时我很得意地告诉他：“医好了。”“是黄豆医的吗？”“是。”“你们中国人真是神秘。”他不解地摇摇头。

又有一天，我的邻居哈蒂耶陀来找我，她对我说：“我的表妹从大沙漠里来，住在我家，快要死了，你来看看？”我一听快要死了，犹豫了一下。“生什么病？”我问哈蒂。“不知道，她很弱，头晕，眼睛慢慢看不见，很瘦，正在死去。”我听她用的形容句十分生动，正觉有趣，这时荷西在房内听见我们的对话，很急地大叫：“三毛，你少管闲事。”我只好轻轻告诉哈蒂耶陀：“过一下我来，等我先生上班去了我才能出来。”将门才关上，荷西就骂我：“这个女人万一真的死了，还以为是你医死的，不去看医生，病死也是活该！”“他们没有知识，很可怜——”我虽然强辩，但荷西说的话实在有点道理，只是我好奇心重，并且胆子又大，所以不肯听他的话。荷西前脚跨出去上班，我后脚也跟着溜出来。到了哈蒂家，看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女孩躺在地上，眼睛深得像两个黑洞洞。摸摸她，没有发烧，舌头、指甲、眼睛内也都很健康的颜色，再问她什么地方不舒服，她说不清，要哈蒂用阿拉伯文翻译：“她眼睛慢慢看不清，耳朵里一直在响，没有气力站起来。”我灵机一动问哈蒂：“你表妹住在大沙漠帐篷里？”她点点头。“吃得不太好？”我又问。哈蒂说：“根本等于没有东西吃嘛！”“等一下。”我说着跑回家去，倒了十五粒最高单位的多种维他命给她。“哈蒂，杀只羊你舍得吗？”她赶紧点点头。“先给你表妹吃这维他命，一天两三次，另外你煮羊汤给她喝。”这样没过十天，那个被哈蒂形容成正在死去的表妹，居然自己走来我处，坐了半天才回去，精神也好了。荷西回来看见她，笑起来了：“怎么，快死的人又治好了？什么病？”我笑嘻嘻地回答他：“没有病，极度营养不良嘛！”“你怎么判断出来的？”荷西问我。“想出来的。”我发觉他居然有点赞许我的意思。

我们住的地方是小镇阿雍的外围，很少有欧洲人住，荷西和我乐于认识本地人，所以我们所交的朋友大半是撒哈拉威。我平日无事，在家里开了一个免费的女子学校，教此地的妇女数数目字和认钱币，程度好一点的便学算术（如一加一等于二之类）。我一共有七个到十五个女学生，她们的来去流动性很大，也可说这个学校是很自由的。有一天上课，学生不专心，跑到我书架上去抽书，恰好抽出《一个婴儿的诞生》那本书来，书是西班牙文写的，里面有图表，有画片，有彩色的照片，从妇女如何受孕到婴儿的出生，都有非常明了的解说。我的学生们看见这本书立刻产生好奇心，于是我们放开算术，讲解这本书花了两星期。她们一面看图片一面小声尖叫，好似完全不明白一个生命是如何形成的，虽然我的学生中有好几个都是三四个孩子的母亲了。“真是天下怪事，没有生产过的老师，教已经生产过的妈妈们孩子是如何来的。”荷西说着笑个不住。“以前她们只会生，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知难行易的道理。”起码这些妇女能多得些常识，虽然这些常识并不能使她们的生活更幸福和健康些。

有一天我的一个学生法蒂玛问我：“三毛，我生产的时候请你来好吗？”我听了张口结舌地望着她，我几乎天天见到法蒂玛，居然不知道她怀孕了。“你，几个月了？”我问她。她不会数数目，自然也不知道几个月了。我终于说服了她，请她将缠身缠头的大块布料拿下来，只露出里面的长裙子。“你以前生产是谁帮忙的？”我知道她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我母亲。”她回答我。“这次再请你母亲来好了，我不能帮忙你。”她头低下去：“我母亲不能来了，她死了。”我听她那么说只好不响了。“去医院生好吗？不怕的。”我又问她。“不行，医生是男的。”她马上一口拒绝了我。我看看她的肚子，大概八个月了，我很犹豫地对她说：“法蒂玛，我不是医生，我也没有生产过，不能替你接生。”她马上要哭了似的对我说：“求求你，你那本书上写得那么清楚，你帮我忙，求求你——”我被她一求心就软了，想想还是不行，只好硬下心来对她说：“不行，你不要乱求我，你的命会送在我手上。”“不会啦，我很健康的，我自己会生，你帮帮忙就行了。”“再说吧！”我并没有答应她。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早就忘记了这件事。那天黄昏，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来打门，我一开门，她只会说：“法蒂玛，法蒂玛。”其他西班牙文不会，我一面锁门出来，一面对小女孩说：“去叫她丈夫回来，听懂吗？”她点点头飞也似的跑了。去到法蒂玛家一看，她痛得在地上流汗，旁边她三岁的小男孩在哭，法蒂玛躺的席子上流下一摊水来。我将孩子一把抱起来，跑到另外一家邻居处一送，另外再拖了一个中年妇女跟我去法蒂玛家。此地的非洲人很不合作，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多爱心，那个中年女人一看见法蒂玛那个样子，很生气地用阿拉伯文骂我（后来我才知道，此地看人生产是不吉利的），然后就掉头而去。我只有对法蒂玛说：“别怕，我回去拿东西，马上就来。”我飞跑回家，一下子冲到书架上去拿书，打开生产那一章飞快地看了一遍，心里又在想：“剪刀、棉花、酒精，还要什么？还要什么？”这时我才看见荷西已经回来了，正不解地呆望着我。“哎呀，有点紧张，看情形做不下来。”我小声地对荷西说，一面轻轻地在发抖。“做什么？做什么？”荷西不由得也感染了我的紧张。“去接生啊！羊水都流出来了。”我一手抱着那本书，另外一只手抱了一大卷棉花，四处找剪刀。“你疯了，不许去。”荷西过来抢我的书。“你没有生产过，你去送她的命。”他大声吼我。我这时清醒了些，强词夺理地说：“我有书，我看过生产的纪录片——”“不许去。”荷西跑上来用力捉住我，我两手都拿了东西，只好将手肘用力打在他的肋骨上，一面挣扎一面叫着：“你这个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放开我啊！”“不放，你不许去。”他固执地抓住我。

我们正在扭来扭去地打架时，突然看见法蒂玛的丈夫满脸惶惑地站在窗口向里面望，荷西放开了我，对他说：“三毛不能去接生，她会害了法蒂玛。我现在去找车，你太太得去医院生产。”

法蒂玛终于在政府医院里顺利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因是本地人，西国政府免费的。她出院回来后非常骄傲，她是附近第一个去医院生产的女人，医生是男的也不再提起了。

一天清晨，我去屋顶上晒衣服，突然发觉房东筑在我们天台上的羊栏里多了一对小羊，我兴奋极了，大声叫荷西：“快上来看啊！生了两个可爱的小羊。”他跑上来看了看说：“这种小羊烤来吃最合适。”我吓了一跳，很气地问他“你说什么鬼话”，一面将小羊赶快推到母羊身边去。这时我方发觉母羊生产过后，身体内拖出来一大块像心脏似的东西，大概是衣胞吧？看上去恶心极了。过了三天，这一大串脏东西还挂在体外没有落下来。“杀掉吃吧！”房东说。

“你杀了母羊，小羊吃什么活下来？”我连忙找理由来救羊。“这样拖着衣胞也是要死的。”房东说。

“我来给治治看，你先不要杀。”我这句话冲口而出，自己并不知道如何去治母羊。在家里想了一下，有了，我去拿了一瓶葡萄酒，上天台捉住了母羊，硬给灌下去，希望别醉死就有一半把握治好。这是偶尔听一个农夫讲的方法，我一下给记起来了。

第二日房东对我说：“治好了，肚里脏东西全下来了，已经好啦！请问你用什么治的？真是多谢多谢！”我笑笑，轻轻地对他说：“灌了一大瓶红酒。”他马上又说：“多谢多谢！”再一想回教徒不能喝酒，他的羊当然也不能喝，于是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走掉了。

我这个巫医在谁身上都有效果，只有荷西，非常怕我，平日决不给我机会治他，我却千方百计要他对我有信心。有一日他胃痛，我给他一包药粉——“喜龙－U”，叫他用水吞下去。“是什么？”他问。我说：“你试试看再说，对我很灵的。”他勉强被我灌下一包，事后不放心，又去看看包药的小塑胶口袋，上面中文他不懂，但是恰好有个英文字写着——维他命U——他哭丧着脸对我说：“难道维他命还有U种的吗？怎么可以治胃痛呢？”我实在也不知道，抓起药纸来一看，果然有，我笑了好久。他的胃痛却真好了。

其实做兽医是十分有趣的，但是因为荷西为了上次法蒂玛生产的事，被我吓得心惊肉跳之后，我客串兽医之事便不再告诉他。渐渐地他以为我已经不喜欢玩医生的游戏了。

上星期我们有三天假，天气又不冷不热，于是我们计划租辆吉普车开到大沙漠中去露营。当我们正在门口将水箱、帐篷、食物搬上车时，来了一个很黑的女邻居，她头纱并没有拉上，很大方地向我们走过来。在我还没有说话之前，她非常明朗地对荷西说：“你太太真了不起，我的牙齿被她补过以后，很久都不痛了。”我一听赶紧将话题转开，一面大声说“咦，面包呢？怎么找不到啊”，一面独自咯咯笑起来。果然，荷西啼笑皆非地望着我：“请问阁下几时改行做牙医了？”我看没有什么好假装了，仰仰头想了一下，告诉他：“上个月开始的。”“补了几个人的牙？”他也笑起来了。“两个女人，一个小孩，都不肯去医院，没办法，所以……事实上补好他们都不痛了，足可以咬东西。”我说的都是实在的。“用什么材料补的？”“这个不能告诉你。”我赶紧回答他。“你不说我不去露营。”居然如此无赖地要挟我。好吧！我先跑开一步，离荷西远一点，再小声说：“不脱落，不透水，胶性强，气味芳香，色彩美丽，请你说这是什么好东西？”“什么？”他马上又问，完全不肯用脑筋嘛！“指——甲——油。”我大叫起来。“哇，指甲油补人牙齿！”他被吓得全部头发刷一下完全竖起来，像漫画里的人物一样好看极了，我看他吓得如此，一面笑一面跑到安全地带，等他想起来要追时，这个巫医已经逃之夭夭了。

➣ 娃娃新娘

初次看见姑卡正是去年这个时候，她和她一家人住在我小屋附近的一幢大房子内，是警官罕地的大女儿。

那时的姑卡梳着粗粗的辫子，穿着非洲大花的连身长裙，赤足，不用面纱，也不将身体用布缠起来，常常在我的屋外呼叫着赶她的羊，声音清脆而活泼，俨然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

后来她来跟我念书，我问她几岁，她说：“这个你得去问罕地，我们撒哈拉威女人是不知道自己几岁的。”她和她的兄妹都不称呼罕地父亲，他们直接叫他的名字。罕地告诉我姑卡十岁，同时反问我：“你大概也十几岁吧？姑卡跟你很合得来呢。”我无法回答他这个荒谬的问题，只好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半年多过去了，我跟罕地全家已成了很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煮茶喝。有一天喝茶时，只有罕地和他的太太葛柏在房内。罕地突然说：“我女儿快要结婚了，请你有便时告诉她。”我咽下一口茶，很困难地问他：“你指姑卡吗？”他说：“是，过完拉麻丹再十日就结婚。”拉麻丹是回教的斋月，那时已快开始了。

我们沉默地又喝了一道茶，最后我忍不住问罕地：“你不觉得姑卡还太小吗？她才十岁。”罕地很不以为然地说：“小什么，我太太嫁给我时才八岁。”我想那是他们撒哈拉威的风俗，我不能用太主观的眼光去批评这件事情，所以也不再说话了。“请你对姑卡说，她还不知道。”姑卡的母亲又对我拜托了一次。“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讲？”我奇怪地反问他们。“这种事怎么好直讲？”罕地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我觉得他们有时真是迂腐得很。

第二天上完了算术课，我叫姑卡留下来生炭火煮茶喝。“姑卡，这次轮到你了。”

我一面将茶递给她一面说。“什么？”她不解地反问我。“傻子，你要结婚了。”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她显然吃了一惊，脸突然涨红了，小声地问：“什么时候？”我说：“拉麻丹过后再十天，你知道大概是谁吗？”她摇摇头，放下茶杯不语而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面有忧容。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在镇上买东西，碰到姑卡的哥哥和另外一个青年，他介绍时说：“阿布弟是警察，罕地的部下，我的好朋友，也是姑卡未来的丈夫。”我听见是姑卡的未婚夫，便刻意地看了他好几眼。阿布弟长得不黑，十分高大英俊，说话有礼，目光温和，给人非常好的第一印象。我回去时便去找姑卡，对她说：“放心吧！你未婚夫是阿布弟，很年轻漂亮，不是粗鲁的人，罕地没有替你乱挑。”姑卡听了我的话，很羞涩地低下头去不响，不过从神情上看去，她已经接受结婚这个事实了。

在撒哈拉威的风俗，聘礼是父母嫁女儿时很大的一笔收入。过去沙漠中没有钱币，女方所索取的聘礼是用羊群、骆驼、布匹、奴隶、面粉、糖、茶叶……来算的。现在文明些了，他们开出来的单子仍是这些东西，不过是用钞票来代替了。

姑卡的聘礼送来那一天，荷西被请去喝茶，我是女人，只有留在家中。不到一小时，荷西回来对我说：“那个阿布弟给了罕地二十万西币，想不到姑卡值那么多钱。”（二十万西币合台币十三万多。）“这简直是贩卖人口嘛！”我不以为然地说，心中又不知怎的有点羡慕姑卡，我结婚时一只羊也没有为父母赚进来过。

不到一个月，姑卡的装扮也改变了。罕地替她买了好几块布料，颜色不外是黑、蓝的单色。因为料子染得很不好，所以颜色都褪到皮肤上，姑卡用深蓝布包着自己时全身便成了蓝色，另有一种气氛。虽然她仍然赤足，但是脚上已套上了金银的镯子，头发开始盘上去，身体被涂上刺鼻的香料，混着常年不洗澡的怪味，令人觉得她的确是一个撒哈拉威女人了。

拉麻丹的最后一日，罕地给他两个小儿子受割礼，我自然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那时姑卡已经很少出来了，我去她房内看看，仍然只有一地的脏破席子，唯一的新东西就是姑卡的几件衣服。我问她：“你结婚后带什么走？没有锅也没有新炉子嘛！”她说：“我不走，罕地留我住下来。”我很意外地问她：“你先生呢？”她说：“也住进来。”我实在是羡慕她。“可以住多久才出去？”我问她。“习俗是可以住到六年满才走。”难怪罕地要那么多钱的聘礼，原来女婿婚后是住岳家的。

姑卡结婚的前一日照例是要离家，到结婚那日才由新郎将她接回来。我将一只假玉的手镯送给姑卡算礼物，那是她过去一直向我要的。那天下午要离家之前，姑卡的大姨来了，她是一个很老的撒哈拉威女人，姑卡坐在她面前开始被打扮起来。她的头发被放下来编成三十几条很细的小辫子，头顶上再装一个假发做的小堆，如同中国古时的宫女头一般。每一根小辫子上再编入彩色的珠子，头顶上也插满了发亮的假珠宝，脸上是不用化妆品的。头发梳好后，姑卡的母亲拿了新衣服来。

等姑卡穿上那件打了许多褶的大白裙子后，上身就用黑布缠起来，本来就很胖的身材这时显得更肿了。“那么胖！”我叹了一口气。她的大姨回答我：“胖，好看，就是要胖。”穿好了衣服，姑卡静静地坐在地上，她的脸非常的美丽，一头的珠宝使得这个暗淡的房间也有了光辉。

“好了，我们走吧！”姑卡的大姨和表姐将她带出门去，她要在大姨家留一夜，明天才能回来。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咦，姑卡没有洗澡啊，难道结婚前也不洗澡的吗？

婚礼那天，罕地的家有了一点改变，肮脏的草席不见了，山羊被赶了出去，大门口放了一只杀好的骆驼，房间大厅内铺了许多条红色的阿拉伯地毯，最有趣的是屋角放了一面羊皮的大鼓，这面鼓看上去起码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黄昏了，太阳正落下地平线，辽阔的沙漠被染成一片血色的红。这时鼓声响了起来，它的声音响得很沉郁，很单调，传得很远，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是婚礼，这种神秘的节奏实在有些恐怖。我一面穿毛衣一面往罕地家走去，同时幻想着，我正跑进天方夜谭的美丽故事中去。

走进屋子里气氛就不好了，大厅内坐了一大群撒哈拉威男人，都在吸烟，空气坏极了。这个阿布弟也跟这许多人挤在一起，如果不是以前见过他，实在看不出他今夜有哪一点像新郎。

屋角坐着一个黑得像炭似的女人，她是唯一坐在男人群中的妇人，她不蒙头，披了一大块黑布，仰着头专心用力地在打鼓，打几十下就站起来，摇晃着身体，口中尖声呼啸，叫声原始极了，一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全屋子里数她最出色。“她是谁？”我问姑卡的哥哥。“是我祖母处借来的奴隶，她打鼓出名的。”“真是了不起的奴隶。”我啧啧赞叹着。

这时房内又坐进来三个老年女人，她们随着鼓声开始唱起没有起伏的歌，调子如哭泣一般，同时男人全部随着歌调拍起手来。我因是女人，只有在窗外看着这一切，所有的年轻女人都挤在窗外，不过她们的脸完全蒙起来了，只有美丽的大眼睛露在外面。

看了快两小时，天已黑了，鼓声仍然不变，拍手唱歌的人也是一个调子。我问姑卡的母亲：“这样要拍到几点？”她说：“早呢，你回去睡觉吧！”我回去时千叮万嘱姑卡的小妹妹，清早去迎亲时要来叫醒我。

清晨三时的沙漠还是冷得令人发抖。姑卡的哥哥正与荷西在弄照相机谈话。我披了大衣出来时，姑卡的哥哥很不以为然地说：“她也要去啊？”我赶紧求他带我去，总算答应我了。女人在此地总是没有地位。

我们住的这条街上布满了吉普车，新的旧的都有，看情形罕地在族人里还有点声望，我与荷西上了一辆迎亲的车子，这一大排车不停地按着喇叭在沙地上打转，男人口中原始地呼叫着往姑卡的姨母家开去。

据说过去习俗是骑骆驼，放空枪，去帐篷中迎亲，现在吉普车代替了骆驼，喇叭代替了空枪，但是喧哗吵闹仍是一样的。

最气人的要算看迎亲了，阿布弟下了车，跟一群年轻朋友冲进姑卡坐着的房间，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上去就抓住姑卡的手臂硬往外拖，大家都在笑，只有姑卡低了头在挣扎，因为她很胖，阿布弟的朋友们也上去帮忙拖她，这时她开始哭叫起来，我并不知她是真哭假哭，但是，看见这批人如此粗暴地去抓她，使我非常激动。我咬住下唇看这场闹剧如何下场，虽然我已经看得愤怒起来。

这时姑卡已在门外了，她突然伸手去抓阿布弟的脸，一把抓下去，脸上出现好几道血痕，阿布弟也不弱，他用手反扭姑卡的手指。这时四周都静下来了，只有姑卡口中偶尔发出的短促哭声在夜空中回响。

他们一面打，姑卡一面被拖到吉普车旁去，我紧张极了，对姑卡高声叫：“傻瓜，上车啊，你打不过的。”姑卡的哥哥对我笑着说：“不要紧张，这是风俗，结婚不挣扎，事后要被人笑的。这样拼命打才是好女子。”

“既然要拼命打，不如不结婚。”我口中叹着气。

“等一下入洞房还得哭叫，你等着看好了，有趣得很。”

实在是有趣，但是我不喜欢这种结婚的方式。

总算回到姑卡的家里了，这时已是早晨五点钟。罕地已经避出去，但是姑卡的母亲和弟妹、亲友都没有睡，我们被请入大厅与阿布弟的亲友们坐在一起，开始有茶和骆驼肉吃。姑卡已被送入另外一间小房间内去独自坐着。

吃了一些东西，鼓声又响起来，男客们又开始拍着手呻吟。我一夜没睡实在是累了，但是又舍不得离去。“三毛，你先回去睡，我看了回来告诉你。”荷西对我说，我想了一下，最精彩的还没有来，我不回去。

唱歌拍手一直闹到天快亮了，我方看见阿布弟站起来，等他一站起来，鼓声马上也停了，大家都望着他，他的朋友们开始很无聊地向他调笑起来。

等阿布弟往姑卡房间走去时，我开始非常紧张，心里不知怎的不舒服，想到姑卡哥哥对我说的话——“入洞房还得哭叫——”我觉得在外面等着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混账得可以了，奇怪的是借口风俗就没有人改变它。

阿布弟拉开布帘进去了很久，我一直垂着头坐在大厅里，不知过了几世纪，听见姑卡——“啊——”一声如哭泣似的叫声，然后就没有声息了。虽然风俗要她叫，但是那声音叫得那么的痛，那么的真，那么的无助而幽长，我静静地坐着，眼眶开始润湿起来。

“想想看，她到底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残忍！”我愤怒地对荷西说。他仰头望着天花板，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那天我们是唯一在场的两个外地人。

等到阿布弟拿着一块染着血迹的白布走出房来时，他的朋友们就开始呼叫起来，声音里形容不出的暧昧。在他们的观念里，结婚初夜只是公然用暴力去夺取一个小女孩的贞操而已。

我对婚礼这样的结束觉得失望而可笑，我站起来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大步走出去。

婚礼的庆祝一共举行了六天，这六天内，每天下午五点开始便有客人去罕地家喝茶吃饭，同时唱歌击鼓到半夜。

因为他们的节目每天都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也不再去了，第五日罕地的另外一个小女儿来叫我，她说：“姑卡在找你，你怎么不来。”我只好换了衣服去看姑卡。

这六日的庆祝，姑卡照例被隔离在小房间里，客人一概不许看她，只有新郎可以出出进进。我因为是外地人，所以去了姑卡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开布帘进去。

房内的光线很暗，空气非常混浊，姑卡坐在墙角内一堆毯子上。她看见我非常高兴，爬上来亲我的脸颊，同时说：“三毛，你不要走。”

“我不走，我去拿东西来给你吃。”我跑出去抓了一大块肉进来给她啃。

“三毛，你想我这样很快会有小孩吗？”她轻轻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她，看见她过去胖胖的脸在五天之内瘦得眼眶都陷下去了，我心里一抽，呆呆地望着她。

“给我药好吗？那种吃了没有小孩的药？”她急急地低声请求我。我一直移不开自己的视线，定定地看着她十岁的脸。

“好，我给你，不要担心，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我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背，“现在可以睡一下，婚礼已经过去了。”

➣ 荒山之夜

那天下午荷西下班后，他并没有照例推门进来，只留在车上按喇叭，音如“三毛，三毛”。于是我放下了正在写着玩的毛笔字跑去窗口回答他。

“为什么不进来？”我问他。

“我知道什么地方有化石的小乌龟和贝壳，你要去吗？”

我跳了起来，连忙回答：“要去，要去。”

“快出来！”荷西又在叫。

“等我换衣服，拿些吃的东西，还有毯子。”我一面向窗口叫，一面跑去预备。

“快点好不好，不要带东西啦！我们两三小时就回来。”

我是个急性人，再给他一催，干脆一秒钟就跑出门来了。身上穿了一件布的连身裙拖到脚背，脚上穿了一双拖鞋，出门时顺手抓了挂在门上的皮酒壶，里面有一公升的红酒。这样就是我全部的装备了。

“好了，走吧！”我在车垫上跳了一跳，满怀高兴。

“来回两百四十多里，三小时在车上，一小时找化石，回来十点钟正好吃晚饭。”荷西正在自言自语。

我听见来回两百多里路，不禁望了一下已经偏西了的太阳，想对荷西抗议。但是此人自从有了车以后，这个潜伏性的“恋车情结”大发特发，又是个O型人，不易改变，所以我虽然觉得黄昏了还跑那么远有点不妥，但是却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

一路上沿着公路往小镇南方开了二十多公里，到了检查站路就没有了，要开始进入一望无际的沙漠。

那个哨兵走到窗口来看了看，说着：“啊，又是你们，这个时候了还出去吗？”

“不远，就在附近三十公里绕圈子，她要仙人掌。”荷西说完了这话开了车子就跑。

“你为什么骗他？”我责问他。

“不骗不给出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了，他给我们去那么远？”

“万一出事了，你给他的方向和距离都不正确，他们怎么来找我们？”我问他。

“不会来找的，上次几个嬉皮怎么死的？”他又提令人不舒服的事，那几个嬉皮的惨死我们是看到的。

已经快六点钟了，太阳虽然挂下来了，四周还是明亮得刺眼，风已经刮得有点寒意了。

车子很快地在沙地上开着，我们沿着以前别人开过的车轮印子走。满铺碎石的沙地平坦地一直延伸到视线及不到的远方。海市蜃楼左前方有一个，右前方有两个，好似是一片片绕着小树丛的湖水。

四周除了风声之外什么也听不见，死寂的大地像一个巨人一般躺在那里，它是狰狞而又凶恶的，我们在它静静展开的躯体上驶着。

“我在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片荒原里。”我叹口气望着窗外说。

“为什么？”车子又跳又冲地往前飞驰。

“我们一天到晚跑进来扰乱它，找它的化石，挖它的植物，捉它的羚羊，丢汽水瓶、纸盒子、脏东西，同时用车轮压它的身体。沙漠说它不喜欢，它要我们的命来抵偿，就是这样——呜、呜——”我一面说，一面用手做出掐人脖子的姿势。

荷西哈哈大笑，他最喜欢听我胡说八道。

这时我将车窗全部摇上来，因为气温已经不知不觉下降了很多。

“迷宫山来了。”荷西说。

我抬起头来往地平线上极力望去，远处有几个小黑点慢慢地在放大。那是附近三百里内唯一的群山，事实上它是一大群高高的沙堆，散布在大约二三十里方圆的荒地上。

这些沙堆因为是风吹积成的，所以全是弧形的，在外表上看去一模一样。它们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被天空中一只大怪手抓下来，放置在撒哈拉沙漠里，更奇怪的是，这些一百公尺左右高的沙堆，每一个间隔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人万一进了这个群山里，一不小心就要被迷住失去方向。我给它取名叫迷宫山。

迷宫山越来越近了，终于第一个大沙堆耸立在面前。

“要进去啊？”我轻轻地说。

“是，进去后再往右边开十五里左右就是听说有化石的地方。”

“快七点半多了，鬼要打墙了。”我咬咬嘴唇，心里不知怎的觉得不对劲。

“迷信，哪里来的鬼。”荷西就是不相信。

此人胆大粗心，又顽固如石头，于是我们终于开进迷宫山里去绕沙堆了。太阳在我们正背后，我们的方向是往东边走。

迷宫山这次没有迷住我们，开了半小时不到就跑出来了。再往前去沙地里完全没有车印子，我们对这一带也不熟悉；更加上坐在一辆完全不适合沙漠行驶的普通汽车里，心情上总很没有安全感。荷西下车来看了一看地。

“回去吧！”我已完全无心找化石了。

“不回去。”荷西完全不理会我，车子一跳又往这片完全陌生的地上继续开下去。

开了两三里路，我们前面现出了一片低地，颜色是深咖啡红的，那片地上还罩了一层淡灰紫色的雾气。几千万年以前此地可能是一条很宽的河。

荷西说：“这里可以下去。”车子慢慢顺着一大片斜坡滑下去，他将车停住，又下车去看地，我也下车了，抓起一把土来看，它居然是湿泥，不是沙，我站了一下，想也想不通。

“三毛，你来开车，我在前面跑，我打手势叫停，你就不要再开了。”

说完荷西就开始跑起来。我慢慢发动车子，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怎么样？”他问我。

“没问题。”我伸出头去回答他。

他越跑离我越远，然后又转过身来倒退着跑，同时双手挥动着叫我前进。

这时我看见荷西身后的泥土在冒泡泡，好像不太对，我赶紧刹车向他大叫：“小心，小心，停——”

我打开车门一面叫一面向他跑去，但是荷西已经踏进这片大泥淖里去了，湿泥一下没到他的膝盖，他显然吃了一惊，回过头去看，又踉跄地跌了几步，泥很快地没到了他大腿，他挣扎了几步，好似要倒下去的样子，不知怎的，越挣扎越远了，我们之间有了很大一段距离。

我张口结舌地站在一边，人惊得全身都冻住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眼前的景象是千真万确的啊！这全是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情。

荷西困难地在提脚，眼看要被泥淖吃掉了，这时我看见他右边两公尺左右好似有一块突出来的石头，我赶紧狂叫：“往那边，那边有块石头。”

他也看见石块了，又挣扎着过去，泥已经埋到他的腰部了。我远远地看着他，却无法替他出力，急得全身神经都要断了，这好似在一场噩梦里一样。

看见他双手抱住了泥淖内突出来的大石块，我方醒了过来，马上跑回车内去找可以拉他过来的东西，但是车内除了那个酒壶之外，只有两个空瓶子和一些《联合报》，行李箱内有一个工具盒，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又跑回泥淖边去看看荷西，他没有作声，呆呆地望着我。

我往四处疯狂地乱跑，希望在地上捡到一条绳子，几块木板，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都好。但是四周除了沙和小石子之外，什么也没有。

荷西抱住石块，下半身陷在泥里，暂时是不会沉下去了。

“荷西，找不到拉你的东西，你忍一下。”我对他叫着，我们之间大约有十五公尺。

“不要急，不要急。”他安慰我，但是他声音都变了。

四周除了风声之外就是沙，濛濛地在空气中飞扬着。前面是一片广大的泥淖，后面是迷宫山，我转身去望太阳，它已经要落下去了。再转身去看荷西，他也正在看太阳。

夕阳黄昏本是美景，但是我当时的心情却无法欣赏它。寒风一阵阵吹过来，我看看自己单薄的衣服，再看看泡在稀泥里的荷西，再回望太阳，它像独眼怪人的大红眼睛，正要闭上了。

几小时之内，这个地方要冷到零度，荷西如果无法出来，就要活活被冻死了。

“三毛，进车里去，去叫人来。”他对我喊着。

“我不能离开你。”我突然情感激动起来。

前面的迷宫山我可以看方向开出去，但是从迷宫山开到检查站，再去叫人回来，天一定已经黑了。天黑不可能再找到迷宫山回到荷西的地方，只有等天亮，天亮时荷西一定已经冻死了。

太阳完全看不见了，气温很快地下降，这是沙漠夜间必然的现象。

“三毛，到车里去，你要冻死了。”荷西愤怒地对我叫着，但是我还是蹲在岸边。

我想荷西一定比我冻得更厉害，我发抖发得话也不想讲，荷西将半身挂在石块上，只要他不动，我就站起来叫他：“荷西，荷西，要动，转转身体，要勇敢——”他听见我叫他，就动一下，但是要他在那个情形下运动也是太困难了。

天已经变成鸽灰色，我的视线已经慢慢被暮色弄模糊了。我的脑筋里疯狂地在挣扎，我离开他去叫人，冒着回不来救他的危险，还是陪着他一同冻死。

这时我看见地平线上有车灯，我一愣，跳了起来，明明是车灯嘛！在很远很远，但是往我这个方向开来。

我大叫：“荷西，荷西，有车来。”一面去按车子的喇叭，我疯了似的按着喇叭，又打开车灯一熄一亮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又跳到车顶上去挥着双手乱叫乱跳。

终于他们看到了，车子往这边开来。

我跳下车顶向他们跑去，车子看得很清楚了，是沙漠跑长途的吉普车，上面装了很多茶叶木箱，车上三个撒哈拉威男人。

他们开到距离我快三十公尺处便停了车，在远处望着我，却不走过来。

我当然明白，他们在这荒野里对陌生人有戒心，不肯过来。于是我赶快跑过去，他们正在下车。我们的情形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天还没有完全黑。

“帮帮忙，我先生掉在泥淖里了，请帮忙拖他上来。”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他们面前满怀希望地求着。

他们不理我，却用土话彼此谈论着，我听得懂他们说：“是女人，是女人。”

“快点，请帮帮忙，他快冻死了。”我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们没有绳子。”其中的一个回答我，我愣住了，因为他的口气拒人千里之外。

“你们有缠头巾，三条结在一起可以够长了。”我又试探地建议了一句。我明明看见车上绑木箱的是大粗麻绳。

“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救他，奇怪。”

“我……”我想再说服他们，但是看见他们的眼神很不定，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我，我便改口了。

“好，不救也没法勉强，算了。”我预备转身便走，荒山野地里碰到疯子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正要走，这三个撒哈拉威人其中的一个突然一扬头，另外一个就跳到我背后，右手抱住了我的腰，左手摸到我胸口来。

我惊得要昏了过去，本能地狂叫起来，一面在这个疯子铁一样的手臂里像野兽一样地又吼又挣扎，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他扳住我的身体，将我转过去面对着他，将那张可怕的脸往我凑过来。

荷西在那边完全看得见山坡上发生的情形，他哭也似的叫着：“我杀了你们。”

他放开了石头预备要踏着泥淖拼出来，我看了一急，忘了自己，向他大叫：“荷西，不要，不要，求求你——”一面哭了出来。

那三个撒哈拉威人给我一哭全去注意荷西了，我面对着抱着我的疯子，用尽全身的气力，举起脚来往他下腹踢去，他不防我这致命的一踢，痛叫着蹲下去，当然放开了我。我转身便逃，另外一个跨了大步来追我，我蹲下去抓两把沙子往他眼睛里撒去，他两手蒙住了脸，我乘这几秒钟的空当，踢掉脚上的拖鞋，光脚往车子的方向没命地狂奔。

他们三个没有跑步来追，他们上了吉普车慢慢地往我这儿开来。

我想当时他们一定错估了一件事情，以为只有荷西会开车，而我这样乱跑是逃不掉的，所以用车慢慢来追我。

我跳进车内，开了引擎，看了一眼又留在石块边的荷西，心里像给人鞭打了一下似的抽痛。

“跑，跑，三毛，跑。”荷西紧张地对我大叫。

我没有时间对他说任何话，用力一踏油门。车子跳了起来，吉普车还没到，我已冲上山坡飞也似的往前开去。吉普车试着挡我，我用车好似“自杀飞机”一样去撞它。他们反而赶快闪开了。

油门已经踏到底了，但是吉普车的灯光就是避不掉，他们咬住我的车不放过我，我的心紧张得快跳出来，人好似要窒息了一样喘着气。

我一面开车，一面将四边车门都按下了锁，左手在坐垫背后摸索，荷西藏着的弹簧刀给我握到了。

迷宫山来了，我毫不考虑地冲进去，一个沙堆来了，我绕过去，吉普车也跟上来，我疯狂地在这些沙堆里穿来穿去，吉普车有时落后一点，有时又正面撞过来，总之无论我怎么拼命乱开，总逃不掉它。

这时我想到，除非我熄了自己的车灯，吉普车总可以跟着我转，万一这样下去汽油用完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想到这儿，我发狠将油门拼命踏，绕过半片山，等吉普车还没有跟上来，我马上熄了灯，车子并没有减速，我将驾驶盘牢牢抓住，往左边来个紧急转弯，也就是不往前面逃，打一个转回到吉普车追来后面的沙堆去。

弧形的沙堆在夜间有一大片阴影，我将车子尽量靠着沙堆停下来，开了右边的门，从那里爬出去，离车子有一点距离，手里握着弹簧刀，这时我多么希望这辆车子是黑色的，或者咖啡色、墨绿色都可以，但是它偏偏是辆白色的。

我看见吉普车失去了我的方向，它在我前面不停地打着转找我，它没有想到我会躲起来，所以它绕了几圈又往前面加速追去。

我沿着沙地跑了几步，吉普车真的开走了，我不放心怕它开回来，又爬到沙堆顶上去张望，吉普车的灯光终于完全在远处消失了。

我滑下山回到车里去，发觉全身都是冷汗，眼前一波一波的黑影子涌上来，人好似要呕吐似的。我又爬出车子，躺在地上给自己冻醒，我绝不能瘫下来，荷西还留在泥淖里。

又等了几分钟，我已完全镇静下来了。看看天空，大熊星座很明亮，像一把水勺似的挂在天上，小熊星座在它下面，好似一颗颗指路的钻石，迷宫山在夜间反而比日正当中时容易辨认方向。

我在想，我往西走可以出迷宫，出了迷宫再往北走一百二十里左右，应该可以碰到检查站，我去求救，再带了人回来，那样再快也不会在今夜，那么荷西——他——我用手捂住了脸不能再想下去。

我在附近站了一下，除了沙以外没有东西可以给我做指路的记号，但是记号在这儿一定要留下来，明天清早可以回来找。

我被冻得全身剧痛，只好又跑回到车里去。无意中我看见车子的后座，那块坐垫是可以整个拆下来的啊，我马上去开工具箱，拿出起子来拆螺丝钉，一面双手用力拉坐垫，居然被我拆下来了。

我将这块坐垫拖出来，丢在沙地上，这样明天回来好找一点。我上车将车灯打开来，预备往检查站的方向开去，心里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要感情用事，开回去看荷西不如找人来救他，我不是丢下了他。

车灯照着沙地上被我丢在一旁的大黑坐垫，我已经发动车子了。

这时我像被针刺了一下，跳了起来，车垫那么大一块，又是平的，它应该不会沉下去。我兴奋得全身发抖，赶快又下去捡车垫，仍然将它丢进后座。掉转车头往泥淖的方向开去。

为了怕迷路，我慢慢地沿着自己的车印子开，这样又绕了很多路，有时又完全找不到车印，等到再开回到泥淖边时，我不敢将车子太靠近，只有将车灯对着它照去。

泥淖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就如先前一样，偶尔冒些泡泡，泥上寂静一片，我看不见荷西，也没有那块突出来的石头。

“荷西，荷西——”我推开车门沿着泥淖跑去，口里高叫着他的名字。但是荷西真的不见了。我一面抖着一面像疯子一样上下沿着泥淖的边缘跑着，狂喊着。

荷西死了，一定是死了，恐怖的回响在心里击打着我。我几乎肯定泥淖已经将他吞噬掉了。这种恐惧令人要疯狂起来。我逃回到车里去，伏在驾驶盘上抖得像风里的一片落叶。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有很微弱的声音在叫我——“三毛——三毛——”我慌张地抬起头来找，黑暗中我看不到什么，打开车灯，将车子开动了一点点，又听清楚了，是荷西在叫我。我将车开了快一分钟，荷西被车灯照到了，他还是在那块石头边，但是我停错了地方，害得空吓一场。

“荷西，撑一下，我马上拉你出来。”

他双手抱住石块，头枕在手臂里，在车灯下一动也不动。

我将车垫拉出来，半拖半抱地往泥淖跑下来，跑到湿泥缠我小腿的地方，才将这一大块后车坐垫用力丢出去，它浮在泥上没有沉下去。

“备胎！”我对自己说，又将备胎由车盖子下拖出来。跑到泥淖边，踏在车垫上，再将备胎丢进稀泥里，这样我跟荷西的距离又近了。

冷，像几百只小刀子一样地刺着我，应该还不到零度，我却被冻得快要倒下去了。我不能停，我有许多事要赶快做，我不能缩在车里。

我用千斤顶将车子右边摇起来，开始拆前轮胎。快，快，我一直催自己，在我手脚还能动以前，我要将荷西拉出来。

下了前胎，又去拆后胎，这些工作我平日从来没有那么快做好过，但是这一次只有几分钟全拆下来了。

我看看荷西，他始终动也不动地僵在那儿。

“荷西，荷西。”我丢一块手掌大的小石块去打他，要他醒，他已经不行了。

我抱着拆下的轮胎跑下坡，跳过浮着的车垫，备胎，将手中的前胎也丢在泥里，这样又来回跑了一次，三个车胎和一个坐垫都浮在稀泥上了。

我分开脚站在最后一个轮胎上，荷西和我还是有一些距离，他的眼神很悲哀地望着我。

“我的衣服！”我想起来，我穿的是长到地的布衣服，裙子是大圆裙。我再快速跑回车内，将衣服从头上脱下来，用刀割成四条宽布带子，打好结，再将一把老虎钳绑在布带前面，抱着这一大堆带子，我飞快跑到泥淖的轮胎上去。

“荷西，喂，我丢过来了，你抓好。”我叫荷西注意，布带在手中慢慢被我打转，一点一点放远，它还没有跌下去，就被荷西抓住了。

他的手一抓住我这边的带子，我突然松了口气，跌坐在轮胎上哭了起来，这时冷也知道了，饿也知道了，惊慌却已过去。

哭了几声，想起荷西，又赶快拉他，但是人一松懈，气力就不见了，怎么拉也没见荷西动。

“三毛，带子绑在车胎上，我自己拉。”荷西哑着声音说。

我坐在轮胎上，荷西一点一点拉着带子，看他近了，我解开带子，绑到下一个轮胎给他再拉近，因为看情形，荷西没有气力在轮胎之间跳上岸，他冻太久了。

等荷西上了岸，他马上倒下去了。我还会跑，我赶紧跑回车内去拿酒壶，这是救命的东西，灌下了他好几口酒，我急于要他进车去，只有先丢下他，再去泥里捡车胎和车垫回来。

“荷西，活动手脚，荷西，要动，要动——”我一面装车胎一面回头对荷西喊，他正在地下爬，脸像石膏做的一样白，可怖极了。

“让我来。”他爬到车边，我正在扭紧后胎的螺丝帽。

“你去车里，快！”我说完丢掉起子，自己也爬进车内去。

我给荷西又灌了酒，将车内暖气开大，用刀子将湿裤筒割开，将他的脚用我的割破的衣服带子用力擦，再将酒浇在他胸口替他擦。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他的脸开始有了些血色，眼睛张开了一下又闭起来。

“荷西，荷西。”我轻轻拍打他的脸叫着他。

又过了半小时，他完全清醒了，张大着眼睛，像看见鬼一样地望着我，口中结结巴巴地说：“你，你……”

“我，我什么？”我被他的表情吓了一大跳。

“你——你吃苦了。”他将我一把抱着，流下泪来。

“你说什么，我没有吃苦啊！”我莫名其妙，从他手臂里钻出来。

“你被那三个人抓到了？”他问。

“没有啊！我逃掉了，早逃掉了。”我大声说。

“那，你为什么光身子，你的衣服呢？”

我这才想到我自己只穿着内衣裤，全身都是泥水。荷西显然也被冻疯了，他居然到这么久之后才看见我没有穿衣服。

在回家的路上，荷西躺在一旁，他的两只腿必须马上去看医生，想来是冻伤了。夜已深了，迷宫山像鬼魅似的被我丢在后面，我正由小熊星座引着往北开。

“三毛，还要化石吗？”荷西呻吟似的问着我。

“要。”我简短地回答他。“你呢？”我问他。“我更要了。”

“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下午。”

➣ 沙漠观浴记

有一天黄昏，荷西突然心血来潮，要将一头乱发剪成平头，我听了连忙去厨房拿了剪鱼的大剪刀出来，同时想用抹布将他的颈子围起来。

“请你坐好。”我说。

“你做什么？”他吓了一跳。

“剪你的头发。”我将他的头发拉了一大把起来。

“剪你自己的难道还不够？”他又跳开了一步。

“镇上那个理发师不会比我高明，你还是省省吧，来！来！”我又去捉他。

荷西一把抓了钥匙就逃出门去，我丢下剪刀也追出去。

五分钟之后，我们都坐在肮脏闷热的理发店里，为了怎么剪荷西的头发，理发师、荷西和我三个人争论起来，各不相让，理发师很不乐，狠狠地瞪着我。

“三毛，你到外面去好不好？”荷西不耐地对我说。

“给我钱，我就走。”我去荷西口袋里翻了一张蓝票子，大步走出理发店。

沿着理发店后面的一条小路往镇外走，肮脏的街道上堆满了垃圾，苍蝇成群地飞来飞去，一大批瘦山羊在找东西吃。这一带我从来没有来过。

经过一间没有窗户的破房子，门口堆了一大堆枯干的荆棘植物。我好奇地站住脚再仔细看看，这个房子的门边居然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泉”。

我心里很纳闷，这个垃圾堆上的屋子怎么会有泉水呢？于是我走到虚掩着的木门边，将头伸进去看看。

大太阳下往屋里暗处看去，根本没有看见什么，就听到有人吃惊地怪叫起来——“啊……啊……”又同时彼此嚷着阿拉伯话。

我转身跑了几步，真是满头雾水，里面的人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那么怕我呢？

这时里面一个中年男人披了撒哈拉式的长袍追出来，看见我还没有跑，便冲上来想抓住我的样子。

“你做什么，为什么偷看人洗澡？”他气冲冲地用西班牙文责问我。

“洗澡？”我被弄得莫名其妙。

“不知羞耻的女人，快走，嘘——嘘——”那个人打着手势好似赶鸡一样赶我走。

“嘘什么嘛，等一下。”我也大声回嚷他。

“喂，里面的人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同时又往屋内走去。

“洗澡，洗——澡，不要再去看了。”他口中又发出嘘声。

“这里可以洗澡？”我好奇心大发。

“是啦！”那个人不耐烦起来。

“怎么洗？你们怎么洗？”我大为兴奋，头一次听说撒哈拉威人也洗澡，岂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你来洗就知道了。”他说。

“我可以洗啊？”我受宠若惊地问。

“女人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四十块钱。”

“多谢，多谢，我明天来。”

我连忙跑去理发店告诉荷西这个新的好去处。

第二天早晨，我抱着大毛巾，踏在厚厚的羊粪上，往“泉”走去，一路上气味很不好，实在有点倒胃口。

推门进去，屋内坐着一个撒哈拉威中年女子，看上去精明而又凶悍，大概是老板娘了。

“要洗澡吗？先付钱。”

我将四十块钱给了她，然后四处张望。这个房间除了乱七八糟丢着的锈铁皮水桶外没有东西，光线很不好，一个裸体女人出来拿了一个水桶又进去了。

“怎么洗？”我像个乡巴佬一样东张西望。

“来，跟我来。”

老板娘拉了我的手进了里面一个房间，那个小房间大约只有三四个榻榻米大，有几条铁丝横拉着，铁丝上挂满了撒哈拉威女人的内衣，还有裙子和包身体的布等等，一股很浓的怪味冲进鼻子里，我闭住呼吸。

“这里，脱衣服。”老板娘命令似的说。

我一声不响，将衣服脱掉，只剩里面事先在家中穿好的比基尼游泳衣，同时也将脱下的衣服挂在铁丝上。

“脱啊！”那个老板娘又催了。

“脱好了。”我白了她一眼。

“穿这个怪东西怎么洗？”她问我，又很粗暴地用手拉我的小花布胸罩，又去拉拉我的裤子。

“怎么洗是我的事。”我推开了她的手，又白了她一眼。

“好，现在到外面去拿水桶。”

我乖乖地出去拿了两个空水桶进来。

“这边，开始洗。”她又推开一个门，这幢房子一节一节地走进去，好似枕头面包一样。

泉，终于出现了，沙漠里第一次看见地上冒出的水来，真是感动极了。它居然在一个房间里。

那是一口深井，许多女人在井旁打水，嘻嘻哈哈，情景十分活泼动人。我提着两只空水桶，像呆子一样望着她们。

这批女人看见我这个穿衣服的人进去，大家都停住了，她们彼此望来望去，面露微笑，这些女人不太会讲西班牙话。

一个女人走上来，替我打了一桶水，很善意地对我说：“这样，这样。”

然后她将一大桶水从我头上倒下来，我赶紧用手擦了一下脸，另一桶水又淋下来，我连忙跑到墙角，口中说着：“谢谢！谢谢！”再也不敢领教了。

“冷吗？”一个女人问我。

我点点头，狼狈极了。

“冷到里面去。”她们又将下一扇门拉开，这个面包房子不知一共有几节。

我被送到再里面一间去。一阵热浪迎面扑上来，四周雾气茫茫，看不见任何东西，等了几秒钟，勉强看见四周的墙，我伸直手臂摸索着，走了两步，好似踏着人的腿，我弯下身子去看，才发觉这极小的房间里的地上都坐了成排的女人，在对面墙的那边，一个大水槽内正滚着冒泡泡的热水，雾气也是那里来的，很像土耳其浴的模样。

这时房间的门被人拉开了几分钟，空气凉下来，我也可以看清楚些。

这批女人身旁都放了一两个水桶，里面有冷的井水。房间内温度那么高，地被蒸得发烫，我的脚被烫得不停地动来动去，不知那些坐在地上的女人怎么受得了。

“这边来坐。”一个墙角边的裸女挪出了地方给我。

“我站着好了，谢谢！”看看那一片如泥浆似的湿地，不是怕烫也实在坐不下去。

我看见每一个女人都用一片小石头沾着水，在刮自己身体，每刮一下，身上就出现一条黑黑的浆汁的污垢，她们不用肥皂，也不太用水，要刮得全身的脏都松了，才用水冲。

“四年了，我四年没有洗澡，住哈伊麻，很远，很远的沙漠——”一个女人笑嘻嘻地对我说，“哈伊麻”意思是帐篷。

她对我说话时我就不吸气。

她将水桶举到头上冲下去，隔着雾气，我看见她冲下来的黑浆水慢慢淹过我清洁的光脚，我胃里一阵翻腾，咬住下唇站着不动。

“你怎么不洗，石头借给你刮。”她好心地将石头给我。

“我不脏，我在家里洗过了。”

“不脏何必来呢！像我，三四年才来一次。”她洗过了还是看上去很脏。

这个房间很小，没有窗，加上那一大水槽的水不停地冒热气，我觉得心跳加快，汗出如雨，加上屋内人多，混合着人的体臭，我好似要呕吐了似的。挪到湿湿的墙边去靠一下，才发觉这个墙上积了一层厚厚如鼻涕一样的滑滑的东西，我的背上被粘了一大片。我咬住牙，连忙用毛巾没命地擦背。

在沙漠里的审美观念，胖的女人才是美，所以一般女人想尽方法给自己发胖。平日女人出门，除了长裙之外，还用大块的布将自己的身体、头脸缠得个密不透风。有时髦些的，再给自己加上一副太阳眼镜，那就完全看不清她们的真面目了。

我习惯了看木乃伊似包裹着的女人，现在突然看见她们全裸的身体是那么的胖大，实在令人触目心惊，真是浴场现形，比较之下，我好似一根长在大胖乳牛身边的细狗尾巴草，黯然失色。

一个女人已经刮得全身的黑浆都起来了，还没有冲掉，外面一间她的孩子哭了，她光身子跑出去，将那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抱进来，就坐在地上喂起奶来。她下巴、颈子、脸上、头发上流下来的污水流到胸部，孩子就混着这些污水吸着乳汁。

我呆看着这可怖肮脏透顶的景象，胃里又是一阵翻腾，没法子再忍下去，转身跑出这个房间。

一直奔到最外面一间，用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走回到铁丝上去拿衣服来穿。

“她们说你不洗澡，只是站着看，有什么好看？”老板娘很有兴趣地问我。

“看你们怎么洗澡。”我笑着回答她。

“你花了四十块钱就是来看看？”她张大了眼睛。

“不贵，很值得来。”

“这儿是洗身体外面，里面也要洗。”她又说。“洗里面？”我不懂她说什么。

她做了一个掏肠子的手势，我大吃一惊。

“哪里洗，请告诉我。”既吓又兴奋，衣服扣子也扣错了。

“在海边，你去看，在勃哈多海湾，搭了很多哈伊麻，春天都要去那边住，洗七天。”

当天晚上我一面做饭一面对荷西说：“她说里面也要洗洗，在勃哈多海边。”

“不要是你听错了？”荷西也吓了一跳。

“没有错，她还做了手势，我想去看看。”我央求荷西。

从小镇阿雍到大西洋海岸并不是太远，来回只有不到四百里路，一日可以来回了。勃哈多有个海湾我们是听说，其他近乎一千里的西属撒哈拉海岸几乎全是岩岸没有沙滩。

车子沿着沙地上前人的车印开，一直到海都没有迷路，在岩岸上慢慢找勃哈多海湾又费了一小时。

“看，那边下面。”荷西说。

我们的车停在一个断岩边，几十公尺的下面，蓝色的海水平静地流进一个半圆的海湾里，湾内沙滩上搭了无数白色的帐篷，有男人、女人、小孩在走来走去，看上去十分自在安详。

“这个乱世居然还有这种生活。”我羡慕地叹息着，这简直是桃花源的境界。

“不能下去，找遍了没有落脚的地方，下面的人一定有他们秘密的路径。”荷西在悬崖上走了一段回来说。

荷西把车内新的大麻绳拉出来，绑在车子的保险杠上，再将一块大石头堆在车轮边卡住，等绑牢了，就将绳子丢到崖下去。

“我来教你，你全身重量不要挂在绳子上，你要踏稳脚下的石头，绳子只是稳住你的东西，怕不怕？”

我站在崖边听他解释，风吹得人发抖。

“怕吗？”又问我。

“很怕，相当怕。”我老实说。

“好，怕就我先下去，你接着来。”

荷西背着照相器材下去了。我脱掉了鞋子，也光脚吊下崖去，半途有只怪鸟绕着我打转，我怕它啄我眼睛，只有快快下地去，结果注意力一分散，倒也不怎么怕就落到地面了。

“嘘！这边。”荷西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落了地，荷西叫我不要出声，一看原来有三五个全裸的撒哈拉威女人在提海水。

这些女人将水桶内的海水提到沙滩上，倒入一个很大的罐子内，这个罐子的下面有一条皮带管可以通水。

一个女人半躺在沙滩上，另外一个将皮带管塞进她体内，如同灌肠一样，同时将罐子提在手里，水经过管子流到她肠子里去。

我推了一下荷西，指指远距离镜头，叫他装上去，他忘了拍照，看呆了。

水流光了一个大罐子，旁边的女人又倒了一罐海水，继续去灌躺着的女人，三次灌下去，那个女人忍不住呻吟起来，接着又再灌一大桶水，她开始尖叫起来，好似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我们在石块后面看得心惊胆裂。

这条皮带管终于拉出来了，又插进另外一个女人的肚内清洗，而这边这个已经被灌足了水的女人，又被在口内灌水。

据“泉”那个老板娘说，这样一天要洗内部三次，一共洗七天才完毕，真是名副其实的春季大扫除，一个人的体内居然容得下那么多的水，也真是不可思议。

过了不久，这个灌足了水的女人蹒跚爬起来，慢慢往我们的方向走来。

她蹲在沙地上开始排泄，肚内泻出了无数的脏东西，泻了一堆，她马上退后几步，再泻，同时用手抓着沙子将她面前泻的粪便盖起来，这样一面泻，一面埋，泻了十几堆还没有停。

等这个女人蹲在那里突然唱起歌时，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特笑起来，她当时的情景非常滑稽，令人忍不住要笑。

荷西跳上来捂我的嘴，可是已经太迟了。

那个光身子女人一回头，看见石块后的我们，吓得脸都扭曲了，张着嘴，先逃了好几十步，才狂叫出来。

我们被她一叫，只有站直了，再一看，那边帐篷里跑出许多人来，那个女人向我们一指，他们气势汹汹地往我们奔杀而来。

“快跑，荷西。”我又想笑又紧张，大叫一声拔腿就跑，跑了一下回过头叫，“拿好照相机要紧啊！”

我们逃到吊下来的绳子边，荷西用力推我，我不知哪里来的本事，一会儿就上悬崖了，荷西也很快爬上来。

可怖的是，明明没有路的断崖，那些追的人没有用绳子，不知从哪条神秘的路上也冒出来了。

我们推开卡住车轮的石块，绳子都来不及解，我才将自己丢进车内，车子就如炮弹似的弹了出去。

过了一星期多，我仍然在痛悼我留在崖边的美丽凉鞋，又不敢再开车回去捡。突然听见荷西下班回来了，正在窗外跟一个撒哈拉威朋友说话。

“听说最近有个东方女人，到处看人洗澡，人家说你——”那个撒哈拉威人试探地问荷西。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太太也从来没有去过勃哈多海湾。”荷西正在回答他。

我一听，天啊！这个呆子正在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连忙跑出去。

“有啦！我知道有东方女人看人洗澡。”我笑容可掬地说。

荷西一脸惊愕的表情。

“上星期飞机不是送来一大批日本游客，日本人喜欢研究别人怎么洗澡，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处乱问人洗澡的地方——”

荷西用手指着我，张大了口，我将他手一把打下去。

那个撒哈拉威朋友听我这么一说，恍然大悟，说：“原来是日本人，我以为，我以为……”他往我一望，脸上出现一抹红了。

“你以为是我，对不对？我其实除了煮饭洗衣服之外，什么都不感兴趣，你弄错了。”

“对不起，我想错了，对不起。”他又一次羞红了脸。

等那个撒哈拉威人走远了，我还靠在门边，闭目微笑，不防头上中了荷西一拍。

“不要发呆了，蝴蝶夫人，进去煮饭吧！”

➣ 爱的寻求

我住的小屋附近，在七八个月前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这么一来，对我们这些远离小镇的居民来说实在方便了很多，我也不用再提着大包小包在烈日下走长路了。

这个商店我一天大约要去四五次，有时一面烧菜，一面飞奔去店里买糖买面粉，在时间上总是十万火急，偏偏有时许多邻居在买东西，再不然钱找不开，每去一趟总不能如我的意，十秒钟就跑个来回，对我这种急性子人很不合适。

买了一星期后，我对这个管店的年轻撒哈拉威人建议，不如来记账吧，我每天夜里记下白天所买的东西，到了满一千块西币左右就付清。这个年轻人说他要问他哥哥之后才能答复我。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们欢迎我记账，他们不会写字，所以送了我一本大簿子，由我单方面记下所欠积的东西。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沙仑认识了。

沙仑平日总是一个人在店里，他的哥哥另外有事业，只有早晚来店内晃一下。每一次我去店内结账付钱时，沙仑总坚持不必再核对我做的账，如果我跟他客气起来，他马上面红耳赤讷讷不能成言，所以我后来也不坚持他核算账了。

因为他信任我，我算账时也特别仔细，不希望出了差错让沙仑受到责怪。这个店并不是他的，但是他好似很负责，夜间关店了也不去镇上，总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地上看着黑暗的天空。他很木讷老实，开了快一个月的店，他好似没有交上任何朋友。

有一天下午，我又去他店里结账，付清了钱，我预备离去，当时沙仑手里拿着我的账簿低头把玩着，那个神情不像是忘了还我，倒像有什么话要说。

我等了他两秒钟，他还是那个样子不响，于是我将他手里的账簿抽出来，对他说：“好了，谢谢你，明天见！”就转身走出去。

他突然抬起头来，对我唤着：“葛罗太太——”

我停下来等他说话，他又不讲了，脸已经涨得一片通红。

“有什么事吗？”我很和气地问他，免得加深他的紧张。

“我想——我想请您写一封重要的信。”他说话时一直不敢抬眼望我。

“可以啊！写给谁？”我问他，他真是太怕羞了。

“给我的太太。”他低得声音都快听不见了。

“你结婚了？”我很意外，因为沙仑吃住都在这个小店里。无父无母，他哥哥一家对待他也十分冷淡，从来不知道他有太太。

他再点点头，紧张得好似对我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太太呢？在哪里？为什么不接来？”我知道他的心理，他自己不肯讲，又渴望我问他。

他还是不回答，左右看了一下，确定没有人进店来，他突然从柜台下面抽出一张彩色的照片来塞在我手里，又低下头去。

这是一张已经四周都磨破角的照片，里面是一个阿拉伯女子穿着欧洲服装。五官很端正，眼睛很大，但是并不年轻的脸上涂了很多化妆品，一片花红柳绿。衣服是上身一件袒胸无袖的大花衬衫，下面是一条极短已经不再流行的苹果绿迷你裙，腰上扎了一条铜链子的皮带，胖腿下面踏了一双很高的黄色高跟鞋，鞋带子成交叉状扎到膝盖。黑发一部分梳成鸟巢，另一部分披在肩后。全身挂满了廉价的首饰，还用了一个发光塑胶皮的黑皮包。

光看这张照片，就令人眼花缭乱，招架不及，如果真人来了，加上香粉味一定更是精彩。

看看沙仑，他正热切地等待着我对照片的反应，我不忍扫他的兴，但是对这朵“阿拉伯人造花”实在找不出适当赞美的字眼，只有慢慢地将照片放回在柜台上。

“很时髦，跟这儿的撒哈拉威女孩们太不相同了。”我只有这么说，不伤害他，也不昧着自己良心。

沙仑听我这么说，很高兴，马上说：“她是很时髦，很美丽，这里没有女孩比得上她。”

我笑笑问他：“在哪儿？”

“她现在在蒙地卡罗。”他讲起他太太来好似在说一个女神似的。

“你去过蒙地卡罗？”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没有，我们是去年在阿尔及利亚结婚的。”他说。

“结了婚，她为什么不跟你回沙漠来？”

他的脸被我一问，马上黯淡下来了，热切的神情消失了。

“沙伊达说，叫我先回来，过几日她跟她哥哥一同来撒哈拉，结果，结果——”

“一直没有来。”我替他将话接下去，他点点头看着地。

“多久了？”我又问。

“一年多了。”

“你怎么不早写信去问？”

“我——”他说着好似喉咙被卡住了，“我跟谁去讲——”他叹了一口气。

我心里想，你为什么又肯对我这个不相干的人讲了呢？

“拿地址来看看。”我决定帮他一把。

地址拿出来了，果然是摩纳哥，蒙地卡罗，不是阿尔及利亚。

“你哪里来的这个地址？”我问他。

“我去阿尔及利亚找过我太太一次，三个月以前。”他吞吞吐吐地说。

“哎呀，怎么不早讲？你话讲得不清不楚，原来又去找过了。”

“她不在，她哥哥说她走了，给了我这张照片和地址叫我回来。”

千里跋涉，就为了照片里那个俗气女人？我感叹地看着沙仑那张忠厚的脸。

“沙仑，我问你，你结婚时给了多少聘金给女方？”

突然想到沙漠里的风俗。

“很多。”他又低下头去，好似我的问触痛了他的伤口。

“多少？”我轻轻地问。

“三十多万。”（合台币二十多万。）

我吓了一跳，怀疑地说：“你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乱讲！”

“有，有，我父亲前年死时留下来给我的，你可以问我哥哥。”沙仑顽固地分辩着。

“好，下面我来猜。你去年将父亲这笔钱带去阿尔及利亚买货，要运回撒哈拉来卖，结果货没有买成，娶了照片上的沙伊达，钱送给了她，你就回来了，她始终没有来。我讲的对不对？”

一个很简单拆白党的故事。

“对，都猜对了，你怎么像看见一样？”他居然因为被我猜中了，有点高兴。

“你真不明白？”我张大了眼睛，奇怪得不得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肯来这里，所以我拜托你一定要写信给她，告诉她，我——我——”他情绪突然很激动，用手托住了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喃喃地说。

我赶快将视线转开去，看见这个老实木讷的人这么真情流露，我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从第一次见到他时开始，他身上一直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很孤苦的悲戚感，就好像旧俄时代小说里的那些忍受着极大苦难的人一样。

“来吧，来写信，我现在有空。”我打起精神来说。

这时沙仑轻轻地恳求我：“请你不要告诉我哥哥这写信的事。”

“我不讲，你放心。”我将账簿打开来写信。

“好，你来讲，我写，讲啊……”我又催他。

“沙伊达，我的妻——”沙仑发抖似的吐出这几个字，又停住了。

“不行，我只会写西班牙文，她怎么念信？”明明知道这个女骗子根本不会念这封信，也不会承认是他什么太太，我又不想写了。

“没关系，请你写，她会找人去念信的，求求你……”沙仑好似怕我又不肯写，急着求我。

“好吧！讲下去吧！”我低头再写。

“自从我们去年分手之后，我念念不忘你，我曾经去阿尔及利亚找你——”我看得出，如果沙仑对这个女子没有巨大的爱情，他不会克服他的羞怯，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陈述他心底深藏着的热情。

“好啦！你来签名。”我把写好的信从账簿上撕下来，沙仑会用阿拉伯文写自己的名字。

沙仑很仔细地签了名，叹了口气，他满怀希望地说：“现在只差等回信来了。”

我望了他一眼，不知怎么说，只有不响。

“回信地址可以用你们的邮局信箱号码吗？荷西先生不会麻烦吧？”

“你放心，荷西不在意的，好，我替你写回信地址。”我原先并没有想到要留回信地址。

“现在我亲自去寄。”

沙仑向我要了邮票，关了店门，往镇上飞奔而去。

从信寄掉第二日开始，这个沙仑一看见我进店，就要惊得跳起来，如果我摇摇头，他脸上失望的表情马上很明显地露出来。这样早就开始为等信痛苦，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

一个月又过去了，我被沙仑无声的纠缠弄得十分头痛，我不再去他店里买东西，我也不知道如何告诉他，没有回信，没有回信，没有回信——死心算了。我不去他的店，他每天关了店门就来悄悄地站在我窗外，也不敲门，要等到我看到他了，告诉他没有信，他才轻轻地道声谢，慢慢走回小店前，坐在地上呆望着天空，一望好几小时。

过了很久一阵，有一次我开信箱，里面有我几封信，还有一张邮局办公室的通知单，叫我去一趟。

“是什么东西？”我问邮局的人。

“一封挂号信，你的邮箱，给一个什么沙仑——哈米达，是你的朋友，还是寄错了？”

“啊——”我拿着这封摩纳哥寄来的信，惊叫出来，全身寒毛竖立。抓起了信，往回家的路上快步走去。

我完全错估了这件事情，她不是骗子，她来信了，还是挂号信，沙仑要高兴得不知什么样子了。

“快念，快念！”

沙仑一面关店一面说，他人在发抖，眼睛发出疯子似的光芒。

打开信来一看，是法文的，我真对沙仑抱歉。

“是法文——”我咬咬手指，沙仑一听，急得走投无路。

“是给我的总没错吧！”他轻轻地问。深怕大声了，这个美梦会醒。

“是给你的，她说她爱你。”我只看得懂这一句。

“随便猜猜，求你，还说什么？”沙仑像疯子了。

“猜不出，等荷西下班吧。”

我走回家，沙仑就像个僵尸鬼似的直直地跟在我后面，我只好叫他进屋，坐下来等荷西。

荷西有时在外面做事受了同事的气，回来时脸色会很凶，我已经习惯了，不以为意。

那天他回来得特别早，看见沙仑在，只冷淡地点点头，就去换鞋子，也不说一句话。沙仑手里拿着信，等荷西再注意他，但是荷西没有理他，又走到卧室去了，好不容易又出来了，身上一条短裤，又往浴室走去。

沙仑此时的紧张等待已到了饱和点，他突然一声不响，拿着信，啪一下跪扑在荷西脚前，好似要上去抱荷西的腿。我在厨房看见这情景吓了一大跳，沙仑太过分了，我对自己生气，将这个疯子弄回那么小的家里来乱吵。

荷西正在他自己那个世界里神游，突然被沙仑在面前一跪，吓得半死，大叫：“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三毛，快来救命啊——”

我用力去拉沙仑，好不容易将他和荷西都镇定住，我已经累得心灰意懒了，只恨不得沙仑快快出去给我安静。

荷西念完了信，告诉沙仑：“你太太说，她也是爱你的，现在她不能来撒哈拉，因为没有钱，请你设法筹十万块西币，送去阿尔及利亚她哥哥处，她哥哥会用这个钱买机票给她到你身边来，再也不分离了。”

“什么？见她的大头鬼，又要钱——”我大叫出来。

沙仑倒是一点也不失望，他只一遍一遍地问荷西：“沙伊达说她肯来？她肯来？”他的眼光如同在做梦一般幸福。

“钱，没有问题，好办，好办——”他喃喃自语。

“算啦，沙仑——”我看劝也好似劝不醒他。

“这个，送给你。”沙仑像被喜悦冲昏了头，脱下他手上唯一的银戒指，塞在荷西手里。

“沙仑，我不能收，你留下给自己。”荷西一把又替他戴回他手指去。

“谢谢，你们帮了我很多。”沙仑满怀感激地走了。

“这个沙仑太太到底怎么回事？沙仑为她疯狂了。”荷西莫名其妙地说。

“什么太太嘛，明明是个婊子！”这朵假花只配这样叫她。

自从收到这封信之后，沙仑又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兼差，白天管店，夜间在镇上的大面包店烤面包，日日夜夜地辛劳工作，只有在清晨五点到八点左右可以睡觉。

半个月下来，他很快速地憔悴下来，人瘦了很多，眼睛布满血丝，头发又乱又脏，衣服像抹布一样皱，但是他话多起来了，说话时对生命充满盼望，但是我不知怎的觉得他内心还是在受着很大的痛苦。

过了不久，我发觉他烟也戒掉了。

“要每一分钱都省下来，烟不抽不要紧。”他说。

“沙仑，你日日夜夜辛苦，存了多少？”我问他。

两个月以后，他已是一副骨架子了。

“一万块，两个月存了一万，快了，快了，你不用替我急。”他语无伦次，长久地缺乏睡眠，他的神经已经衰弱得不得了。

我心里一直在想，沙伊达有什么魔力，使一个只跟她短短相处过三天的男人这样爱她，这样不能忘怀她所给予的幸福。

又过了好一阵，沙仑仍不生不死地在发着他的神经，一个人要这样撑到死吗？

一个晚上，沙仑太累了，他将两只手放到烤红的铁皮上去，双手受到了严重的烫伤。白天店里的工作，他哥哥并没有许他关店休息。

我看他卖东西时，用两手腕处夹着拿东西卖给顾客，手忙脚乱，拿了这个又掉了那个。他哥哥来了，冷眼旁观，他更紧张，番茄落了一地，去捡时，手指又因为灌脓，痛得不能着力，汗，大滴大滴地流下来。

可怜的沙仑，什么时候才能从对沙伊达疯狂的渴望中解脱出来？平日的他显得更孤苦了。

自从手烫了之后，沙仑每夜都来涂药膏，再去面包店上工。只有在我们家，他可以尽情流露出他心底的秘密，他已完全忘了过去沙伊达给他的挫折，只要多存一块钱，他梦想的幸福就更接近了。

那天夜里他照例又来了，我们叫他一同吃饭，他说手不方便，干脆就不吃东西。

“我马上就好了，手马上要结疤了，今天也许可以烤面包了，沙伊达她——”他又开始做起那个不变的梦。

荷西这一次却很怜悯温和地听沙仑说话，我正将棉花纱布拿出来要给沙仑换药，一听他又讲了，又来了，心里一阵烦厌，对着沙仑说：“沙伊达，沙伊达，沙伊达，一天到晚讲她，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沙——伊——达——是——婊子——”

我这些话冲口而出，也收不回来了。荷西猛一下抬起头来注视着沙仑，室内一片要冻结起来的死寂。

我以为沙仑会跳上来把我捏死，但是他没有。我对他讲的话像个大棍子重重地击倒了他，他缓缓地转过头来往我定定地望着，要说话，说不出一个字，我也定定地看着他瘦得像鬼一样可怜的脸。

他脸上没有愤怒的表情，他将那双烫烂了的手举起来，望着手，望着手，眼泪突然哗一下流泻出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讲，夺门而出，往黑暗的旷野里跑去。

“你想他明白受骗了吗？”荷西轻轻地问我。

“他从开始到现在，心里一直明明白白，只是不肯醒过来，他不肯自救，谁能救他。”我肯定沙仑的心情。

“沙伊达用蛊术迷了他。”荷西说。

“沙伊达能迷住他的不过是情欲上的给予，而这个沙仑一定要将沙伊达的肉体，解释做他这一生所有缺乏的东西的代表，他要的是爱，是亲情，是家，是温暖。这么一个拘谨孤单年轻的心，碰到一点即使是假的爱情，也当然要不顾一切地去抓住了。”

荷西一声不响，将灯熄了，坐在黑暗中。

第二天我们以为沙仑不会来了，但是他又来了，我将他的手换上药，对他说：“好啦！今晚烤面包不会再痛了，过几天全部的皮都又长好了。”

沙仑很安静，不多说话，出门时他好似有话要说，又没有说，走到门口，他突转过身来，说了一声：“谢谢！”

我心里一阵奇异的感觉，口里却回答说：“谢什么，不要又在发疯了，快走，去上工。”

他也怪怪地对我笑了一笑，我关上门心里一麻，觉得很不对劲，沙仑从来不会笑的啊！

第三天早晨，我开门去倒垃圾，拉开门，迎面正好走来两个警察。

“请问您是葛罗太太？”

“是，我是。”我心里对自己说，沙仑终于死了。

“有一个沙仑哈米达——”

“他是我们朋友。”我安静地说。

“你知道他大概会去了哪里？”

“他？”我反问他们。

“他昨夜拿了他哥哥店里要进货的钱，又拿了面包店里收来的账，逃掉了……”

“哦——”我没有想到沙仑是这样的选择。

“他最近说过什么比较奇怪的话，或者说过要去什么地方吗？”警察问我。

“没有，你们如果认识沙仑，就知道了，沙仑是很少说话的。”

送走了警察，我关上门去睡了一觉。

“你想沙仑怎么会舍得下这片沙漠？这是撒哈拉威人的根。”荷西在吃饭时说。

“反正他不能再回来了，到处都在找他。”

吃过饭后我们在天台上坐着，那夜没有风，荷西叫我开灯，灯亮了，一群一群的飞虫马上扑过来，它们绕着光不停地打转，好似这个光是它们活着唯一认定的东西。

我们两人看着这些小飞虫。

“你在想什么？”荷西说。

“我在想，飞蛾扑火时，一定是极快乐幸福的。”

➣ 芳邻

我的邻居们外表上看去都是极肮脏而邋遢的撒哈拉威人。

不清洁的衣着和气味，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也同时是穷苦而潦倒的一群。事实上，住在附近的每一家人，不但有西国政府的补助金，更有正当的职业，加上他们将屋子租给欧洲人住，再养大批羊群，有些再去镇上开店，收入是十分安稳而可观的。

所以本地人常说，没有经济基础的撒哈拉威是不可能住到小镇阿雍来的。

我去年初来沙漠的头几个月，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经常离镇深入大漠中去旅行。每次旅行回来，全身便像被强盗抢过了似的空空如也。沙漠中穷苦的撒哈拉威人连我帐篷的钉都给我拔走，更不要说随身所带的东西了。

在开始住定这条叫做金河大道的长街之后，我听说同住的邻居都是沙漠里的财主，心里不禁十分庆幸，幻想着种种跟有钱人做邻居的好处。

说起来以后发生的事情实在是我的错。

第一次被请到邻居家去喝茶回来，荷西和我的鞋子上都粘上了羊粪，我的长裙子上被罕地小儿子的口水滴湿了一大块。第二天，我就开始教罕地的女儿们用水拖地和晒席子。当然水桶、肥皂粉和拖把、水，都是我供给的。

就因为此地的邻居们是如此亲密的缘故，我的水桶和拖把往往传到了黄昏，还轮不到我自己用，但是这并不算什么，因为这两样东西他们毕竟用完了是还我的。

住久了金河大道，虽然我的家没有门牌，但是邻居们远近住着的都会来找我。

我除了给药时将门打开之外，平日还是不太跟他们来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我是十分恪守的。

日子久了，我住着的门总得开开关关，我门一开，这些妇女和小孩就涌进来，于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用具都被邻居很清楚地看在眼里了。

因为荷西和我都不是小气的人，对人也算和气，所以邻居们慢慢地学到了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缺点。

每天早晨九点左右开始，这个家就不断地有小孩子要东西。

“我哥哥说，要借一只灯泡。”

“我妈妈说，要一只洋葱——”

“我爸爸要一瓶汽油。”

“我们要棉花——”

“给我吹风机。”

“你的熨斗借我姊姊。”

“我要一些钉子，还要一点点电线。”

其他来要的东西千奇百怪，可恨的是偏偏我们家全都有这些东西，不给他们心里过意不去，给了他们，当然是不会还的。

“这些讨厌的人，为什么不去镇上买。”荷西常常讲，可是等小孩子来要了还是又给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邻居的小孩子们开始伸手要钱，我们一出家门，就被小孩子们围住，口里叫着：“给我五块钱，给我五块钱！”

这些要钱的孩子们，当然也包括了房东的子女。

要钱我是绝对不给的，但是小孩子们很有恒心地每天来缠住我。有一天我对房东的孩子说：“你爸爸租这个破房子给我，收我一万块，如果再给你每天五块，我不如搬家。”

从这个时候起，小孩子们不要钱了，只要泡泡糖，要糖我是乐意给的。

我想，他们不喜欢我搬走，所以不再讨钱了。

有一天小女孩拉布来敲门，我开门一看，一只小山也似的骆驼尸体躺在地上，血水流了一地，十分惊人。

“我妈妈说，这只骆驼放在你冰箱里。”

我回头看看自己如鞋盒一般大的冰箱，叹了一口气，蹲下去对拉布说：“拉布，告诉你妈妈，如果她把你们家的大房子送给我做针线盒，这只骆驼就放进我的冰箱里。”

她马上问我：“你的针在哪里？”

当然，骆驼没有冰进来，但是拉布母亲的脸绷了快一个月。她只对我说过一句话：“你拒绝我，伤害了我的骄傲。”

每一个撒哈拉威人都是很骄傲的，我不敢常常伤害他们，也不敢不出借东西。

有一天，好几个女人来向我要“红色的药水”，我执意不肯给，只说：“有什么人弄破了皮肤，叫他来涂药。”

但是她们坚持要拿回去涂。

等我过了几小时听见鼓声跑出去看时，才发觉在公用天台上，所有的女人都用我的红药水涂满了脸和双手，正在扭来扭去地跳舞唱歌，状极愉快。看见红药水有这样奇特的功效，我也不能生气了。

更令人苦恼的是，邻近一家在医院做男助手的撒哈拉威人，因为受到了文明的洗礼，他拒绝跟家人一同用手吃饭，所以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要来敲门。

“我爸爸要吃饭了，我来拿刀叉。”这是一定的开场白。

这个小孩每天来借刀叉虽然会归还，我仍是给他弄得不胜其烦，干脆买了一套送给他，叫他不许再来了。

没想到过了两天，他又出现在门口。

“怎么又来了？上一次送你的那一套呢？”我板着脸问他。

“我妈妈说那套刀叉是新的，要收起来。现在我爸爸要吃饭——”

“你爸爸要吃饭关我什么事——”我对他大吼。这个小孩子像小鸟似的缩成一团，我不忍心了，只有再借他刀叉。毕竟吃饭是一件重要的事。

沙漠里的房子，在屋顶中间总是空一块不做顶。我们的家，无论吃饭、睡觉，邻居的孩子都可以在天台上缺的那方块往下看。

有时候刮起狂风沙来，屋内更是落沙如雨。在这种气候下过日子，荷西跟我只有扮流沙河里住着的沙和尚，一无选择其他角色的余地。

荷西跟房东要求了好几次，房东总不肯加盖屋顶。于是我们自己买材料，荷西做了三个星期日，铺好了一片黄色毛玻璃的屋顶，光线可以照进来，美丽清洁极了。我将苦心拉拔大的九棵盆景放在新的屋顶下，一片新绿。我的生活因此改进了很多。

有一天下午，我正全神贯注地在厨房内看食谱做蛋糕，同时在听音乐。突然听到玻璃屋顶上好似有人踩上去走路的声音，伸头出去看，我的头顶上很清楚地映出一只大山羊的影子，这只可恶的羊，正将我们斜斜的屋顶当山坡爬。

我抓起菜刀就往通天台的楼梯跑去，还没来得及上天台，就听见木条细微的断裂声，接着惊天动地的一阵巨响，木条、碎玻璃如雨似的落下来。当然这只大山羊也从天而降，落在我们窄小的家里。我紧张极了，连忙用扫把将山羊打出门，望着破洞洞外的蓝天生气。

破了屋顶我们不知应该叫谁来赔，只有自己买材料修补。

“这次做石棉瓦的怎样？”我问荷西。

“不行，这房子只有朝街的一扇窗，用石棉瓦光线完全被挡住了。”荷西很苦恼，因为他不喜欢星期天还得做工。

过了不久，新的白色半透明塑胶板的屋顶又架起来了。荷西还做了一道半人高的墙，将邻居们的天台隔开。

这个墙不只是为了防羊，也是为了防邻居的女孩子们，因为她们常常在天台上将我晒着的内衣裤拿走，她们不是偷，因为用了几天又会丢回在天台上，算做风吹落的。

虽然新屋顶是塑胶板的，但是半年内山羊还是掉下来过四次。我们忍无可忍，就对邻居们讲，下次再捉到穿屋顶的羊，就杀来吃掉，绝对不还给他们了，请他们关好自己的羊栏。

邻居都是很聪明的人，我们大呼小叫，他们根本不置可否，抱着羊对我们眯着眼睛笑。

“飞羊落井”的奇观虽然一再发生，但是荷西总不在家，从来没能体会这个景象是如何的动人。

有一个星期天黄昏，一群疯狂的山羊跳过围墙，一不小心，又上屋顶来了。

我大叫：“荷西，荷西，羊来了——”

荷西丢下杂志冲出客厅，已经来不及了，一只超级大羊穿破塑胶板，重重地跌在荷西的头上，两个都躺在水泥地上呻吟。

荷西爬起来，一声不响，拉了一条绳子就把羊绑在柱子上，然后上天台去看看是谁家的混蛋放羊出来的。

天台上一个人也没有。

“好，明天杀来吃掉。”荷西咬牙切齿地说。

等我们下了天台，再去看羊，这只俘虏不但不叫，反而好像在笑，再低头一看，天啊！我辛苦了一年种出来的九棵盆景，二十五片叶子，全部被它吃得干干净净。

我又惊又怒又伤心，举起手来，用尽全身的气力，重重地打了山羊一个大耳光，对荷西尖叫着：“你看，你看——”然后冲进浴室抱住一条大毛巾大滴大滴地流下泪来。

这是我第一次为沙漠里的生活泄气以至流泪。

羊，当然没有杀掉。

跟邻居的关系，仍然在借东西的开门关门里和睦地过下去。有一次，我的火柴用完了，跑到隔壁房东家去要。

“没有，没有。”房东的太太笑嘻嘻地说。

我又去另外一家的厨房。

“给你三根，我们自己也不多了。”哈蒂耶对我说，表情很生硬。

“你这盒火柴还是上星期我给你的，我一共给你五盒，你怎么忘了？”我生起气来。

“对啊，现在只剩一盒了，怎么能多给你。”她更不高兴了。

“你伤害了我的骄傲。”我也学她们的口气对哈蒂耶说。

拿着三根火柴回来，一路上在想，要做史怀哲还可真不容易。

我们住在这儿一年半了，荷西成了邻居的电器修理匠、木匠、泥水工——我呢，成了代书、护士、老师、裁缝——反正都是邻居们训练出来的。

撒哈拉威的青年女子皮肤往往都是淡色的，脸孔都长得很好看，她们平日在族人面前一定蒙上脸，但是到我们家里来就将面纱拿掉。

其中有一个蜜娜，长得非常的甜美，她不但喜欢我，更喜欢荷西，只要荷西在家，她就会打扮得很清洁地来我们家坐着。后来她发觉坐在我们家没有什么意思，就找理由叫荷西去她家。

有一天她又来了，站在窗外叫：“荷西！荷西！”

我们正在吃饭，我问她：“你找荷西什么事？”

她说：“我们家的门坏了，要荷西去修。”

荷西一听，放下叉子就想站起来。

“不许去，继续吃饭。”我将我盘子里的菜一倒倒在荷西面前，又是一大盘。

这儿的人可以娶四个太太，我可不喜欢四个女人一起来分荷西的薪水袋。

蜜娜不走，站在窗前，荷西又看了她一眼。

“不要再看了，当她是海市蜃楼。”我厉声说。

这个美丽的“海市蜃楼”有一天终于结婚了，我很高兴，送了她一大块衣料。

我们平日洗刷用的水，是市政府管的，每天送水一大桶就不再给了。所以我们如果洗澡，就不能同时洗衣服，洗了衣服，就不能洗碗洗地，这些事都要小心计算好天台上水桶里的存量才能做。天台水桶的水是很咸的，不能喝，平日喝的水要去商店买淡水。水，在这里是很珍贵的。

上星期日我们为了参加镇上举行的“骆驼赛跑大会”，从几百里路扎营旅行的大漠里赶回家来。

那天刮着大风沙，我回家来时全身都是灰沙，难看极了。进了家门，我冲到浴室去冲凉，希望参加骑骆驼时样子清洁一点，因为西班牙电视公司的驻沙漠记者答应替我拍进新闻片里。等我全身都是肥皂时，水不来了，我赶快叫荷西上天台去看水桶。

“是空的，没有水。”荷西说。

“不可能嘛！我们这两天不在家，一滴水也没用过。”我不禁紧张起来。

包了一块大毛巾，我光脚跑上天台。水桶像一场噩梦似的空着。再一看邻居的天台，晒了数十个面粉口袋，我恍然大悟，水原来是给这样吃掉了。

我将身上的肥皂用毛巾擦了一下，就跟荷西去赛骆驼了。

那个下午，所有会疯会玩的西班牙朋友都在骆驼背上飞奔赛跑，壮观极了，只有我站在大太阳下看别人。这些骑士跑过我身旁时，还要笑我：“胆小鬼啊！胆小鬼啊！”

我怎么能告诉人家，我不能骑骆驼的原因是怕汗出太多了，身上不但会发痒，还会冒肥皂泡泡。

这些邻居里，跟我最要好的是姑卡，她是一个温柔又聪明的女子，很会思想。但是姑卡有一个毛病，她想出来的事情跟我们不大一样，也就是说她对是非的判断往往令我惊奇不已。

有个晚上，荷西和我要去此地的国家旅馆里参加一个酒会。我烫好了许久不穿的黑色晚礼服，又把几件平日不用的稍微贵些的项链拿出来放好。

“酒会是几点？”荷西问。

“八点钟。”我看看钟，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

等我衣服、耳环都穿好弄好了，预备去穿鞋时，我发觉平日一向在架子上放着的纹皮高跟鞋不见了，问问荷西，他说没有拿过。

“你随便穿一双不就行了。”荷西最不喜欢等人。

我看着架子上一大排鞋子——球鞋、木拖鞋、平底凉鞋、布鞋、长筒靴子——没有一双可以配黑色的长礼服，心里真是急起来，再一看，咦！什么鬼东西，它什么时候跑来的？这是什么？

架子上静静地放着一双黑黑脏脏的尖头沙漠鞋，我一看就认出来是姑卡的鞋子。

她的鞋子在我架子上，那我的鞋会在哪里？

我连忙跑到姑卡家去，将她一把抓起来，凶凶地问她：“我的鞋呢？我的鞋呢？你为什么偷走？”

又大声喝叱她：“快找出来还我，你这个混蛋！”

这个姑卡慢吞吞地去找，厨房里，席子下面，羊堆里，门背后——都找遍了，找不到。

“我妹妹穿出去玩了，现在没有。”她很平静地回答我。

“明天再来找你算账。”我咬牙切齿地走回家。那天晚上的酒会，我只有换了件棉布的白衣服，一双凉鞋，混在荷西上司太太们珠光宝气的气氛里，不相称极了。坏心眼的荷西的同事还故意称赞我：“你真好看，今天晚上你像个牧羊女一样，只差一根手杖。”

第二天早晨，姑卡提了我的高跟鞋来还我，已经被弄得不像样了。

我瞪了她一眼，将鞋子一把抢过来。

“哼！你生气，生气，我还不是会生气。”姑卡的脸也涨红了，气得不得了。

“你的鞋子在我家，我的鞋子还不是在你家，我比你还要气。”她又接着说。

我听见她这荒谬透顶的解释，忍不住大笑起来。

“姑卡，你应该去住疯人院。”我指指她的太阳穴。

“什么院？”她听不懂。

“听不懂算了。姑卡，我先请问你，你再去问问所有的邻居女人，我们这个家里，除了我的‘牙刷’和‘丈夫’之外，还有你们不感兴趣不来借的东西吗？”

她听了如梦初醒，连忙问：“你的牙刷是什么样子的？”

我听了激动得大叫：“出去——出去。”

姑卡一面退一面说：“我只要看看牙刷，我又没有要你的丈夫，真是——”

等我关上了门，我还听见姑卡在街上对另外一个女人大声说：“你看，你看，她伤害了我的骄傲。”

感谢这些邻居，我沙漠的日子被她们弄得五光十色，再也不知寂寞的滋味了。

➣ 素人渔夫

有一个星期天，荷西去公司加班，整天不在家。

我为了打发时间，将今年三月到现在荷西所赚的钱，细细地计算清楚，写在一张清洁的白纸上，等他回来。

到了晚上，荷西回来了，我将纸放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你看，半年来我们一共赚进来那么多钱。”

他看了一眼我做好的账，也很欢喜，说：“想不到赚了那么多，忍受沙漠的苦日子也还值得吧！”

“我们出去吃晚饭吧，反正有那么多钱。”他兴致很高地提议。

我知道他要带我去国家旅馆吃饭，很快地换好衣服跟他出门，这种事实在很少发生。

“我们要上好的红酒、海鲜汤，我要牛排，给太太来四人份的大明虾，甜点要冰淇淋蛋糕，也是四人份的，谢谢！”荷西对茶房说。

“幸亏今天一天没吃东西，现在正好大吃一顿。”我轻轻地对荷西说。

国家旅馆是西班牙官方办的，餐厅布置得好似阿拉伯的皇宫，很有地方色彩，灯光很柔和，吃饭的人一向不太多，这儿的空气新鲜，没有尘土味，刀叉擦得雪亮，桌布烫得笔挺，若有若无的音乐像溪水似的流泻着。我坐在里面，常常忘了自己是在沙漠，好似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些好日子里一样。

一会儿，菜来了，美丽的大银盘子里，用碧绿的生菜衬着一大排炸明虾，杯子里是深红色的葡萄酒。

“啊！幸福的青鸟来了！”我看着这个大菜感动得叹息起来。

“你喜欢，以后可以常常来嘛！”荷西那天晚上很慷慨，好像大亨一样。

长久的沙漠生活，只使人学到一个好处，任何一点点现实生活上的享受，都附带地使心灵得到无限的满足和升华。换句话说，我们注重自己的胃胜于自己的脑筋。

吃完晚饭，付掉了两张绿票子，我们很愉快地散步回家，那天晚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第二天，我们当然在家吃饭，饭桌上有一个圆圆的马铃薯饼，一个白面包，一瓶水。

“等我来分，这个饼，你吃三分之二，我拿三分之一。”

我一面分菜，一面将面包整个放在荷西的盘子里，好看上去满一点。

“很好吃的，我放了洋葱，吃嘛！”我开始吃。

荷西狼吞虎咽地一下就吃光了饼，站起来要去厨房。

“没有菜了，今天就吃这么些。”我连忙叫住他。

“今天怎么搞的？”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拿去看！”我将另一张账单递给他。

“这是我们半年来用掉的钱，昨天算的是赚来的，今天算的是用出去的。”我趴在他肩膀上跟他解释。

“这么多，花了这么多？都用光了！”他对我大吼。

“是。”我点点头。

“你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荷西抓起来念着我做的流水账——“番茄六十块一公斤，西瓜两百二十一个，猪肉半斤三百——”

“你怎么买那么贵的菜嘛，我们可以吃省一点——”一面念一面又喃喃自语。

等到他念到——“修车一万五，汽油半年两万四千——”声音越来越高，人站了起来。

“你不要紧张嘛！半年跑了一万六千里，你算算是不是要那么多油钱。”

“所以，我们赚来的钱都用光了，白苦了一场。”荷西很懊恼的样子，表情有若舞台剧。

“其实我们没有浪费，衣着费半年来一块钱也没花，全是跟朋友们吃饭啦，拍照啦，长途旅行这几件事情把钱搞不见了。”

“好，从今天开始，单身朋友们不许来吃饭，拍照只拍黑白的，旅行就此不再去了，这片沙漠直渡也不知道渡了多少次了。”荷西很有决心地宣布。

这个可怜的小镇，电影院只有一家又脏又破的，街呢，一条热闹的也没有，书报杂志收到大半已经过期了，电视平均一个月收得到两三次，映出来的人好似鬼影子，一个人在家也不敢看，停电停水更是家常便饭，想散个步嘛，整天刮着狂风沙。

这儿的日子，除了撒哈拉威人过得自在之外，欧洲人酗酒，夫妻打架，单身汉自杀经常发生，全是给沙漠逼出来的悲剧。只有我们，还算懂得“生活的艺术”，苦日子也熬下来了，过得还算不太坏。

我静听着荷西宣布的节省计划，开始警告他。

“那么省，你不怕三个月后我们疯掉了或自杀了？”

荷西苦笑了一下：“真的，假期不出去跑跑会活活闷死。”

“你想想看，我们不往阿尔及利亚那边内陆跑，我们去海边，为什么不利用这一千多里长的海岸线去看看？”

“去海边，穿过沙漠一个来回，汽油也是不得了。”

“去捉鱼呀，捉到了做咸鱼晒干，我们可以省菜钱，也可以抵汽油钱。”我的劲一向是很大的，说到玩，决不气馁。

第二个周末，我们带了帐篷，足足沿着海边去探了快一百里的岩岸，夜间扎营住在崖上。

没有沙滩的岩岸有许多好处，用绳子吊下崖去很方便，海潮退了时岩石上露出附着的九孔，夹缝里有螃蟹，水塘里有章鱼，有蛇一样的花斑鳗，有圆盘子似的电人鱼，还有成千上万的黑贝壳竖长在石头上，我认得出它们是一种海鲜叫淡菜，再有肥肥的海带可以晒干做汤，漂流木是现代雕塑，小花石头捡回来贴在硬纸板上又是图画。这片海岸一向没有人来过，仍是原始而又丰富的。

“这里是所罗门王宝藏，发财了啊！”

我在滑滑的石头上跳来跳去，尖声高叫，兴奋极了。

“这一大堆石块分给你，快快捡，潮水退了。”

荷西丢给我一只水桶，一副线手套，一把刀，他正在穿潜水衣，要下海去射大鱼。

不到一小时，我水桶里装满了铲下来的淡菜和九孔，又捉到十六只小脸盆那么大的红色大螃蟹，水桶放不下，我用石块做了一个监牢，将它们暂时关在里面。海带我扎了一大堆。

荷西上岸来时，腰上串了快十条大鱼，颜色都是淡红色的。

“你看，来不及拿，太多了。”我这时才知道贪心人的滋味。

荷西看了我的大螃蟹，又去捉了快二十个黑灰色的小蟹。他说：“小的叫尼克拉斯，比大的好吃。”

潮水慢慢涨了，我们退到崖下，刮掉鱼鳞，洗干净鱼的肚肠，满满地装了一口袋。我把长裤脱下来，两个裤管打个结，将螃蟹全丢进去，水桶也绑在绳子上，就这样爬上崖去。

那个周末初次的探险，可以说满载而归。

回家的路上我拼命地催荷西。

“快开，快开，我们去叫单身宿舍的同事们回来吃晚饭。”

“你不做咸鱼了吗？”荷西问我。

“第一次算了，请客请掉，他们平常吃得也不好。”

荷西听了很高兴，回家之前又去买了一箱啤酒、半打葡萄酒请客。

以后的几个周末，同事们都要跟去捉鱼。我们一高兴，干脆买了十斤牛肉，五棵大白菜，做了十几个蛋饼，又添了一个小冰箱，一个炭炉子，五个大水桶，六副手套，再买了一箱可乐，一大箱牛奶。浩浩荡荡地开了几辆车，沿着海岸线上下乱跑，夜间露营，吃烤肉，谈天说地，玩得不亦乐乎，要存钱这件事就不知不觉地被淡忘了。

我们这个家，是谁也不管钱的，钱，放在中国棉袄的口袋里，谁要用了，就去抽一张。账，如果记得写，就写在随手抓来的小纸头上，丢在一个大糖瓶子里。

去了海边没有几次，口袋空了，糖瓶子里挤满了小纸片。

“又没有了，真快！”我抱着棉袄喃喃自语。

“当初去海边，不是要做咸鱼来省菜钱的吗？结果多出来那么多开销。”荷西不解地抓抓头。

“友情也是无价的财富。”我只有这么安慰他。

“下星期干脆捉鱼来卖。”荷西又下决心了。

“对啊！鱼可以吃就可以卖啊！真聪明，我就没想到呢！”我跳起来拍了一下荷西的头。

“只要把玩的开销赚回来就好了。”荷西不是贪心的人。

“好，卖鱼，下星期卖鱼。”我很有野心，希望大赚一笔。

那个星期六早晨四点半，我们摸黑上车，牙齿冷得格格打战就上路了，仗着艺高胆大路熟，就硬是在黑暗的沙漠里开车。

清晨八点多，太阳刚刚上来不久，我们已经到了高崖上。下了车，身后是连绵不断神秘而又寂静的沙漠，眼前是惊涛裂岸的大海和乱石，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雾，成群的海鸟飞来飞去，偶尔发出一些叫声，更衬出了四周的空寂。

我翻起了夹克领子，张开双臂，仰起头来给风吹着，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

“你在想什么？”荷西问我。

“你呢？”我反问他。

“我在想《天地一沙鸥》那本书讲的一些境界。”

荷西是个清朗的人，此时此景，想的应该是那本书，一点也差不了。

“你呢？”他又问我。

“我在想，我正疯狂地爱上了一个英俊的跛足军官，我正跟他在这高原上散步，四周长满了美丽的石南花，风吹着我的乱发，他正热烈地注视着我——浪漫而痛苦的日子啊！”我悲叹着。

说完闭上眼睛，将手臂交抱着自己，满意地吐了口气。

“你今天主演的是《雷恩的女儿》？”荷西说。

“猜对了。好，现在开始工作。”

我拍了一下手，去拉绳子，预备吊下崖去。经过这些疯狂的幻想，做事就更有劲起来。这是我给枯燥生活想出来的调节方法。

“三毛，今天认真的，你要好好帮忙。”荷西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站在乱石边，荷西下去潜水，他每射上来一条鱼，就丢去浅水边，我赶快上去捡起来，跪在石头上，用刀刮鱼鳞，洗肚肠，收拾干净了，就将鱼放到一个塑胶口袋里去。

刮了两三条很大的鱼，手就刺破了，流出血来，浸在海水里怪痛的。

荷西在水里一浮一沉，不断地丢鱼上来，我拼命工作，将洗好的鱼很整齐地排在口袋里。

“赚钱不太容易啊！”我摇摇头喃喃自语，膝盖跪得红肿起来。

过了很久，荷西才上岸来，我赶快拿牛奶给他喝。他闭着眼睛，躺在石块上，脸苍白的。

“几条了？”他问。

“三十多条，好大的，总有六七十公斤。”

“不捉了，快累死了。”他又闭上了眼睛。

我一面替他灌牛奶，一面说：“我们这种人，应该叫素人渔夫。”

“鱼是荤的，三毛。”

“我不是说这个荤素，过去巴黎有群人，平日上班做事，星期天才画画，他们叫自己素人画家。我们周末打鱼，所以是素人渔夫，也不错！”

“你花样真多，捉个鱼也想得出新名字出来。”荷西显然不感兴趣。

休息够了，我们分三次，将这小山也似的一堆鱼全部吊上崖去，放进车厢里，上面用小冰箱里的碎冰铺上。

看看烈日下的沙漠，这两百多里开回去又是一番辛苦，奇怪的是，这次就没上几次好玩，人也累得不得了。

车快到小镇了，我轻轻求荷西：“拜托啦，给我睡一觉再出来卖鱼，拜托啦！太累了啊！”

“不行，鱼会臭掉，你回去休息，我来卖。”荷西说。

“要卖一起卖，我撑一下好了。”我只有那么说。

车经过国家旅馆城堡似的围墙，我灵机一动，大叫——停——荷西刹住了车，我光脚跑下车，伸头去门内张望。

“喂，喂，嘘——”我向在柜台的安东尼奥小声地叫。

“啊，三毛！”他大声打招呼。

“嘘，不要叫，后门在哪里？”我轻轻地问他。

“后门？你干吗要走后门？”

我还没有解释，恰好那个经理大人走过，我一吓躲在柱子后面，他伸头看，我干脆一溜烟逃回外面车上去。

“不行啦！我不会卖，太不好意思了。”我捧住脸气得很。

“我去。”荷西一摔车门，大步走进去。好荷西，真有种。

“喂！您，经理先生。”

他用手向经理一招，经理就过来了，我躲在荷西背后。

“我们有新鲜的鱼，你们要买不买？”荷西口气不卑不亢，脸都不红，我看是装出来的。

“什么？你要卖鱼？”经理望着我们两条破裤子，露出很难堪的脸色来，好似我们侮辱了他一样。

“卖鱼走边门，跟厨房的负责人去谈——”他用手一指边门，气势凌人地说。

我一下子缩小了好多，拼命将荷西拉出去，对他说：“你看，他看不起我们，我们别处去卖好了，以后有什么酒会还得见面的这个经理——”

“这个经理是白痴，不要怕，走，我们去厨房。”

厨房里的人都围上来看我们，好像很新鲜似的。

“多少钱一斤啊？”终于要买了。

我们两人对望了一眼，说不出话来。

“嗯，五十块一公斤。”荷西开价了。

“是，是，五十块。”我赶紧附和。

“好，给我十条，我们来磅一下。”这个负责人很和气。我们非常高兴，飞奔去车厢里挑了十条大鱼给他。

“这个账，一过十五号，就可以凭这张单子去账房收钱。”

“不付现钱吗？”我们问。

“公家机关，请包涵包涵！”负责买鱼的人跟我们握握手。

我们拿着第一批鱼赚来的一千多块的收账单，看了又看，然后很小心地放进我的裤子口袋里。

“好，现在去娣娣酒店。”荷西说。

这个“娣娣酒店”可是撒哈拉大名鼎鼎的，他们平时给工人包饭，夜间卖酒，楼上房间出租。外表是漆桃红色的，里面整天放着流行歌，灯光是绿色的，老有成群花枝招展的白种女人在里面做生意。

西班牙来的修路工人，一发薪水就往娣娣酒店跑，喝醉了就被丢出来，一个月辛苦赚来的工钱，大半送到这些女人的口袋里去。

到了酒店门口，我对荷西说：“你进去，我在外面等。”

等了快二十分钟，不见荷西出来。

我拎了一条鱼，也走进去，恰好看见柜台里一个性感“娣娣”在摸荷西的脸，荷西像一只呆头鸟一样站着。

我大步走上去，对那个女人很凶地绷着脸大吼一声：“买鱼不买，五百块一公斤。”

一面将手里拎着的死鱼重重地摔在酒吧上，发出啪一声巨响。

“怎么乱涨价，你先生刚刚说五十块一公斤。”

我瞪着她，心里想，你再敢摸一下荷西的脸，我就涨到五千块一公斤。

荷西一把将我推出酒店，轻声说：“你就会进来捣蛋，我差一点全部卖给她了。”

“不买拉倒，你卖鱼还是卖笑？居然让她摸你的脸。”我举起手来就去打荷西，他知道理亏，抱住头任我乱打。

一气之下，又冲进酒店去将那条丢在酒吧上的大鱼一把抽回来。

烈日当空，我们又热，又饿，又渴，又倦，彼此又生着气，我真想把鱼全部丢掉，只是说不出口。

“你记不记得沙漠军团的炊事兵巴哥？”我问荷西。

“你想卖给军营？”

“是。”

荷西一声不响开着车往沙漠军团的营地开去，还没到营房，就看见巴哥恰好在路上走。

“巴哥。”我大叫他。

“要不要买新鲜的鱼？”我满怀希望地问。

“鱼，在哪里？”他问。

“在我们车厢里，有二十多条。”

巴哥瞪着我猛摇头。

“三毛，三千多人的营区，吃你二十多条鱼够吗？”他一口回绝了我。

“这是说不定的，你先拿去煮嘛！耶稣的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多人，这你怎么说？”我反问他。

“我来教你们，去邮局门口卖，那里人最多。”巴哥指点迷津。当然我们卖鱼的对象总是欧洲人，撒哈拉威人不吃鱼。

于是我们又去文具店买了一块小黑板，几支粉笔，又向认识的杂货店借了一个磅秤。

黑板上画了一条跳跃的红鱼，又写着——“鲜鱼出售，五十块一公斤。”

车开到邮局门口，正是下午五点钟，飞机载的邮包、信件都来了，一大批人在开信箱，热闹得很。

我们将车停好，将黑板放在车窗前，后车厢打开来。做完这几个动作，脸已经红得差不多了，我们跑到对街人行道上去坐着，看都不敢看路上的人。

人群一批一批地走过，就是没有人停下来买鱼。

坐了一会儿，荷西对我说：“三毛，你不是说我们都是素人吗？素人就不必靠卖业余的东西过日子嘛！”

“回去啊？”我实在也不起劲了。

就在这时候，荷西的一个同事走过，看见我们就过来打招呼：“啊！在吹风吗？”

“不是。”荷西很扭捏地站起来。

“在卖鱼。”我指指对街我们的车子。

这个同事是个老光棍，也是个粗线条的好汉，他走过去看看黑板，再看看打开的车厢，明白了，马上走回来，捉了我们两个就过街去。

“卖鱼嘛，要叫着卖的呀！你们这么怕羞不行，来，来，我来帮忙卖。”

这个同事顺手拉了一条鱼提在手中，拉开嗓子大叫：“呀——哦，卖新鲜好鱼哦！七十五块一公斤哦——呀哦——鱼啊！”

他居然还自作主张涨了价。

人群被他这么一嚷，马上围上来了，我们喜出望外，二十多条鱼真是小意思，一下子就卖光了。

我们坐在地上结账，赚了三千多块，再回头找荷西同事，他已经笑嘻嘻地走得好远去了。

“荷西，我们要记得谢他啊！”我对荷西说。

回到家里，我们已是筋疲力尽了。洗完澡之后，我穿了毛巾浴衣去厨房烧了一锅水，丢下一包面条。

“就吃这个啊？”荷西不满意地问。

“随便吃点，我都快累死了。”我其实饭也吃不下。

“清早辛苦到现在，你只给我吃面条，不吃。”他生气了，穿了衣服就走。

“你去哪里？”我大声叱骂他。

“我去外面吃。”说话的人脑子里一下塞满了水泥，硬邦邦的。

我只有再换了衣服追他一起出去，所谓外面吃，当然只有一个去处——国家旅馆的餐厅。

在餐厅里，我小声地在数落荷西：“世界上只有你这种笨人。点最便宜的菜吃，听见没有？”

正在这时，荷西的上司之一拍着手走过来，大叫：“真巧、真巧，我正好找不到伴吃饭，我们三个一起吃。”

他自说自话地坐下来。

“听说今天厨房有新鲜的鱼，怎么样，我们来三客鱼尝尝，这种鲜鱼，沙漠里不常有。”他还是在自说自话。

上司做惯了的人，忘记了也该看看别人脸色，他不问我们就对茶房说：“生菜沙拉，三客鱼，酒现在来，甜点等一下。”

餐厅部的领班就是中午在厨房里买我们鱼的那个人，他无意间走过我们这桌，看见荷西和我正用十二倍的价钱在吃自己卖出来的鱼，吓得张大了嘴，好似看见了两个疯子。

付账时我们跟荷西的上司抢着付，结果荷西赢了，用下午邮局卖鱼的收入付掉，只找回来一点零头。我这时才觉得，这些鱼无论是五十块还是七十五块一公斤，都还是卖得太便宜了，我们毕竟是在沙漠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睡到很晚才醒来，我起床煮咖啡、洗衣服，荷西躺在床上对我说：

“幸亏还有国家旅馆那笔账可以收，要不然昨天一天真是够惨了，汽油钱都要赔进去，更别说那个辛苦了。”

“你说账——那张收账单——”

我尖叫起来，飞奔去浴室，关掉洗衣机，肥皂泡泡里掏出我的长裤，伸手进口袋去一摸——那张单子早就泡烂了，软软白白的一小堆，拼都拼不起来了。

“荷西，最后的鱼也溜掉啦！我们又要吃马铃薯饼了。”

我坐在浴室门口的石阶上，又哭又笑起来。

➣ 死果

回教“拉麻丹”斋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这几天每个夜晚都去天台看月亮，因为此地人告诉我，第一个满月的那一天，就是回教人开斋的节日。

邻居们杀羊和骆驼预备过节，我也正在等着此地妇女们用一种叫做“黑那”的染料，将我的手掌染成土红色美丽的图案。这是此地女子们在这个节日里必然的装饰之一，我也很喜欢入境问俗，跟她们做相同的打扮。

星期六那天的周末，我们因为没有离家去大沙漠旅行的计划，所以荷西跟我整夜都在看书，弄到天亮才上床。

第二日我们睡到中午才起身，起床之后，又去镇上买了早班飞机送来的过期西班牙本地的报纸。

吃完了简单的中饭，我洗清了碗筷，回到客厅来。

荷西埋头在享受他的报纸，我躺在地上听音乐。

因为睡足了觉，我感到心情很好，计划晚上再去镇上看一场查利·卓别林的默片——《小城之光》。

当天风和日丽，空气里没有灰沙。美丽的音乐充满了小房间，是一个令人满足而悠闲的星期日。

下午两点多，撒哈拉威小孩们在窗外叫我的名字，他们要几个大口袋去装切好的肉。我拿了一包彩色的新塑胶袋分给他们。

分完了袋子，我站着望了一下沙漠。对街正在造一批新房子，美丽沙漠的景色一天一天在被切断，我觉得十分可惜。

站了一会儿，不远处两个我认识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打起架来，一辆脚踏车丢在路边。我看他们打得起劲，就跑上去骑他们的车子在附近转圈子玩，等到他们打得很认真了，才停了车去劝架，不让他们再打下去。

下车时，我突然看见地上有一条用麻绳串起来的本地项链，此地人男女老幼都挂着的东西。我很自然地捡了起来，拿在手里问那两个孩子：“是你掉的东西？”

这两个孩子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架也不打了，一下子跳开了好几步，脸上露出很怕的表情，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连碰都不上来碰一下。我觉得有点纳闷，就对孩子们说：“好，放在我门口，要是有人来找，你们告诉他，掉的项链在门边上放着。”这话说完，我就又回到屋内去听音乐。

到了四点多钟，我开门去看，街上空无人迹，这条项链还是在老地方。我拿起来细细地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小布包，一个心形的果核，还有一块铜片，这三样东西穿在一起做成的。

这种铜片我早就想要一个，后来没看见镇上有卖，小布包和果核倒是没看过。想想这串东西那么脏，不值一块钱，说不定是别人丢掉了不要的，我沉吟了一下，就干脆将它拾了回家来。

到了家里，我很高兴地拿了给荷西看，他说：“那么脏的东西，别人丢掉的你又去捡了。”就又回到他的报纸里去了。

我跑到厨房用剪刀剪断了麻绳，那个小布包嗅上去有股怪味，我不爱，就丢到垃圾桶里去，果核也有怪味，也给丢了。只有那片像小豆腐干似的锈红色铜片非常光滑，四周还镶了美丽的白铁皮，跟别人挂的不一样，我看了很喜欢，就用去污粉将它洗洗干净，找了一条粗的丝带子，挂在颈子上刚好一圈，看上去很有现代感。

我又跑去找荷西，给他看，他说：“很好看，可以配黑色低胸的那件衬衫，你挂着玩吧！”

我挂上了这块牌子，又去听音乐，过了一会儿，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听了几卷录音带，我觉得有点瞌睡，心里感到很奇怪，才起床没几小时，怎么会觉得全身都累呢？因为很困，我就把录音机放在胸口上平躺着，这样可以省得起来换带子，我颈上挂的牌子就贴在录音机上。

这时候，录音机没转了几下，突然疯了一样乱转起来，音乐的速度和拍子都不对了，就好像在发怒一般。荷西跳起来，关上了开关，奇怪地看来看去，口里喃喃自语着：“一向好好的啊，大概是灰太多了。”

于是我们又趴在地上试了试，这次更糟，录音带全部缠在一起了，我们用发夹把一卷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带子挑出来。荷西去找工具，开始要修。

荷西去拿工具的时候，我就用手在打那个录音机，因为家里的电动用具坏了时，被我乱拍乱打，它们往往就会又好起来，实在不必拆开来修。

才拍了一下，我觉得鼻子痒，打了一个喷嚏。

我过去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病，常常要打喷嚏，鼻子很容易发炎，但是前一阵被一个西班牙医生给治好了，好久没有再发。这下又开始打喷嚏，我口里说着：“哈，又来了！”一面站起来去拿卫生纸，因为照我的经验这一下马上会流清鼻水。

去浴室的路不过三五步，我又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同时觉得右眼有些不舒服，照照镜子，眼角有一点点红，我也不去理它，因为鼻涕要流出来了。

等我连续打了快二十多个喷嚏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因为以往很少会这么不断地打。我还是不很在意，去厨房翻出一粒药来吃下去，但是二十多个喷嚏打完了，不到十秒钟，又更惊天动地地连续下去。

荷西站在一旁，满脸不解地说：“医生根本没有医好嘛！”我点点头，又捂着鼻子哈啾哈啾地打，连话都没法说，狼狈得很。

一共打了一百多个喷嚏，我已经眼泪鼻涕流得一塌糊涂了，好不容易它停了几分钟，我赶快跑到窗口去吸新鲜空气。荷西去厨房倒了一杯热水，放了几片茶叶给我喝下去。

我靠在椅子上喝了几口茶，一面擤鼻涕，一面觉得眼睛那块红的地方热起来，再跑去照照镜子，它已经肿了一块，那么快，不到二十分钟，我很奇怪，但是还是不在意，因为我得先止住我的喷嚏，它们偶尔几十秒钟还是在打。我手里抱了一个字纸篓，一面擦鼻涕一面丢，等到下一个像台风速度也似的大喷嚏打出来，鼻血也喷出来了，我转身对荷西说：“不行，打出血来了啦！”

再一看荷西，他在我跟前急剧地一晃，像是电影镜头放横了一样，接着四周的墙，天花板都旋转起来。我扑上去抓住他，对他叫：“是不是地震，我头晕——”

他说：“没有啊！你快躺下来。”上来抱住我。

我当时并不觉得害怕，只是被弄得莫名其妙，这短短半小时里，我到底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个样子。

荷西拖了我往卧室走，我眼前天旋地转，闭上眼睛，人好似也上下倒置了一样在晕。躺在床上没有几分钟，胃里觉得不对劲，挣扎着冲去浴室，开始大声地呕吐起来。

过去我常常会呕吐，但是不是那种吐法，那天的身体里不只是胃在翻腾，好像全身的内脏都要呕出来似的疯狂地在折磨我。吐完了中午吃的东西，开始呕清水，呕完了清水，吐黄色的苦胆，吐完了苦水，没有东西再吐了，我就不能控制地大声干呕。

荷西从后面用力抱住我，我就这么吐啊，打喷嚏啊，流鼻血啊，直到我气力完完全全用尽了，坐在地上为止。

他将我又拖回床上去，用毛巾替我擦脸，一面着急地问：“你吃了什么脏东西？是不是食物中毒？”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他：“不泻，不是吃坏了。”就闭上眼睛休息，躺了一下，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又都不见了，身体内像海浪一样奔腾的那股力量消逝了。我觉得全身虚脱，流了一身冷汗，但是房子不转了，喷嚏不打了，胃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对荷西说：“要喝茶。”

荷西跳起来去拿茶，我喝了一口，没几分钟人觉得完全好了，就坐起来，张大眼睛呆呆地靠着。

荷西摸摸我的脉搏，又用力按我的肚子，问我：“痛不痛？痛不痛？”

我说：“不痛，好了，真奇怪。”就要下床来，他看看我，真的好了，呆了一下，就说：“你还是躺着，我去做个热水袋给你。”我说：“真的好了，不用去弄。”

这时荷西突然扳住我的脸，对我说：“咦，你的眼睛什么时候肿得那么大了。”我伸手摸摸，右眼肿得高高的了。

我说：“我去照镜子看看！”下床来没走了几步路，胃突然像有人用鞭子打了一下似的一痛，我“哦”地叫了一声，蹲了下去，这个奇怪的胃开始抽起筋来。我快步回到床上去，这个痛像闪电似的捉住了我，我觉得我的胃里有人用手在扭它，在绞它。我缩着身体努力去对抗它，但是还是忍不住呻吟起来，忍着忍着，这种痛不断地加重，我开始无法控制地在床上滚来滚去，口里尖叫出来，痛到后来，我眼前一片黑暗，只听见自己像野兽一样在狂叫。荷西伸手过来要替我揉胃，我用力推开他，大喊着：“不要碰我啊！”

我坐起来，又跌下去，痉挛性的剧痛并不停止。我叫哑了嗓子，胸口肺里面也连着痛起来，每一吸气，肺叶尖也在抽筋。这时我好似一个破布娃娃，正在被一个看不见的恐怖的东西将我一片一片在撕碎。我眼前完全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神志是很清楚的，只是身体做了剧痛的奴隶，在做没有效果的挣扎。我喊不动了，开始咬枕头，抓床单，汗湿透了全身。

荷西跪在床边，焦急得几乎流下泪来，他不断地用中文叫我在小时候只有父母和姐姐叫我的小名——“妹妹！妹妹！妹妹——”

我听到这个声音，呆了一下，四周一片黑暗，耳朵里好似有很重的声音在爆炸，又像雷鸣一样轰轰地打过来，剧痛却一刻也不释放我，我开始还尖叫起来，我听见自己用中文在乱叫：“姆妈啊！爹爹啊！我要死啦，我痛啊——”

我当时没有思想任何事情，我口里在尖叫着，身上能感觉的就是在被人扭断了内脏似的痛得发狂。

荷西将我抱起来往外面走，他开了大门，将我靠在门上，再跑去开了车子，把我放进去，我知道自己在外面了，就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痛。强烈的光线照进来，我闭上眼睛，觉得怕光怕得不得了，我用手蒙住眼睛对荷西说：“光线，我不要光，快挡住我。”他没有理我，我又尖叫：“荷西，光太强了。”他从后座抓了一条毛巾丢给我，我不知怎的，怕得拿毛巾马上把自己盖起来，趴在膝盖上。

星期天的沙漠医院当然不可能有医生，荷西找不到人，一言不发地掉转车头往沙漠军团的营房开去。我们到了营房边，卫兵一看见我那个样子，连忙上来帮忙，两个人将我半拖半抱地抬进医疗室，卫兵马上叫人去找医官。我躺在病台上，觉得人又慢慢好过来了，耳朵不响了，眼睛不黑了，胃不痛了，等到二十多分钟之后，医官快步进来时，我已经坐起来了，只是有点虚，别的都很正常。

荷西将这个下午排山倒海似的病情讲给医生听，医生给我听了心脏，把了脉搏，又看看我的舌头，敲敲我的胃，我什么都不再痛了，只是心跳有点快。他很奇怪地叹了口气，对荷西说：“她很好啊！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我看荷西很泄气，好似骗了医官一场似的不好意思，他说：“你看看她的眼睛。”

医官扳过我的眼睛来看看，说：“灌脓了，发炎好多天了吧？”

我们拼命否认，说是一小时之内肿起来的。医官看了一下，给我打了一针消炎针，他再看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是在跟他开玩笑，于是说：“也许是食物中毒。”我说：“不是，我没有泻肚子。”他又说：“也许是过敏，吃错了东西。”我又说：“皮肤上没有红斑，不是食物过敏。”医官很耐性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你躺下来，如果再吐了再剧痛了马上来叫我。”说完他走掉了。

说也奇怪，我前一小时好似厉鬼附身一样的病痛，在诊疗室里完完全全没有再发。半小时过去了，卫兵和荷西将我扶上车，卫兵很和善地说：“要再发了马上回来。”

坐在车上我觉得很累，荷西对我说：“你趴在我身上。”我就趴在他肩上闭着眼睛，颈上的牌子斜斜地垂在他腿上。

沙漠军团往回家的路上，是一条很斜的下坡道。荷西发动了车子，慢慢地滑下去，滑了不到几公尺，我感到车子意外地轻，荷西并没有踏油门，但是车子好像有人在后面推似的加快滑下去。荷西用力踏刹车，刹车不灵了，我看见他马上拉手刹车，将排挡换到一挡，同时紧张地对我说：“三毛，抱紧我！”车子失速地开始往下坡飞也似的冲下去，他又去踩刹车，但是刹车硬硬地卡住了，斜坡并不是很高的，照理说车子再滑也不可能那么快，一霎间我们好像浮起来似的往下滑下去，荷西又大声叫我：“抓紧我，不要怕。”我张大了眼睛，看见荷西面前的路飞也似的扑上来，我要叫，喉咙像被卡住了似的叫不出来。正对面来了一辆十轮大卡车的军车，我们眼看就要撞上去了，我这才“啊——”一下地狂叫出来，荷西用力一扭方向盘，我们的车子冲出路边，又滑了好久不停，荷西看见前面有一个沙堆，他拿车子一下往沙里撞去，车停住了，我们两个人在灰天灰地的沙堆里吓得手脚冰冷，瘫了下来。

对面那辆军车上的人马上下来了，他们往我们跑来，一面问：“没事吧？还好吧？”我们只会点头，话也不会回答。

等他们拿了铲子来除沙时，我们还软在位子上，好像给人催眠过了似的。

荷西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一个字来，他对那些军人说：“是刹车。”

驾驶兵叫荷西下车，他来试试车。就有那么吓人，车子发动了之后，他一次一次地试刹车都是好好的，荷西不相信，也上去试试，居然也是好的。刚刚发生的那几秒钟就像一场噩梦，醒来无影无踪。我们张口结舌地望着车子，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以后我们两人怎么再上了车，如何慢慢地开回家来，事后再回想，再也记不得了，那一段好似催眠中的时光完全不在记忆里。

到了家门口，荷西来抱我下车，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人好累好累，痛是不再痛了。”

于是我上半身给荷西托着，另外左手还抓着车门，我的身子靠在他身上，那块小铜片又碰到了荷西，这是我事后回忆时再想起来的，当时自然不会注意这件小事情。

荷西为了托住我，他用脚大力地把车门碰上，我只觉得一阵昏天黑地的痛。四只手指紧紧地给压在车门里，荷西没看见，还拼命将我往家里拖进去，我说：“手——手，荷西啊——”他回头一看，惊叫了一声，放开我马上去开车门，手拉出来时，食指和中指看上去扁扁的，过了两三秒钟，血哗一下温暖地流出来，手掌慢慢被浸湿了。

“天啊！我们做了什么错事——”荷西颤着声音说，拿着我的手就站在那里发起抖来。

我不知怎的觉得身体内最后的气力都好似要用尽了，不是手的痛，是虚得不得了，我渴望快快让我睡下来。

我对荷西说：“手不要紧，我要躺下，快——”

这时一个邻家的撒哈拉威妇女在我身后轻呼了一声，马上跑上来托住我的小腹，荷西还在看我卡坏了的手，她急急地对荷西说：“她——小孩——要掉下来了。”

我只觉得人一直在远去，她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抬头无力地看了一下荷西，他的脸像在水波上的影子飘来飘去。荷西蹲下来也用力抱住了我，一面对那个邻居女人说：“去叫人来。”

我听见了，用尽气力才挤出几个字——“什么事？我怎么了？”

“不要怕，你在大量地流血。”荷西温柔的声音传过来。

我低头下去一看，小水柱似的血，沿着两腿流下来，浸得地上一摊红红的浓血，裙子上早湿了一大片，血不停地静静地从小腹里流出来。

“我们得马上回去找医官。”荷西人抖得要命。

我当时人很清楚，只是觉得要飘出去了似的轻，我记得我还对荷西说：“我们的车不能用，找人来。”

荷西一把将我抱起来往家里走，踢开门，将我放在床上，我一躺下，觉得下体好似啪一下被撞开了，血就这样泉水似的冲出来。

当时我完全不觉得痛，我正化做羽毛慢慢地要飞出自己去。

罕地的妻子葛柏快步跑进来，罕地穿了一条裤子跟在后面，罕地对荷西说：“不要慌，是流产，我太太有经验。”

荷西说：“不可能是流产，我太太没有怀孕。”

罕地很生气地在责备他：“你也许不知道，她或许没有告诉你。”

“随便你怎么说，我要你的车送她去医院，我肯定她没有怀孕。”

他们争辩的声音一波一波地传过来，好似巨响的铁链在弹着我当时极度衰弱的精神。我的生命在此时对我没有意义，唯一希望的是他们停止说话，给我永远的宁静，哪怕是死也没有比这些声音在我肉体上的伤害更令我苦痛的了。

我又听见罕地的妻子在大声说话，这些声浪使我像一根脆弱的琴弦在被它一来一回地拨弄着，难过极了。

我下意识地举起两只手，想捂住耳朵。

我的手碰到了零乱的长发，罕地的妻子惊叫了一声，马上退到门边去，指着我，厉声地用土语对罕地讲了几个字，罕地马上也退了几步，用好沉重的声音对荷西说：“她颈上的牌子，谁给她挂上去的？”

荷西说：“我们快送她去医院，什么牌子以后再讲。”

罕地大叫起来：“拿下来，马上把那块东西拿下来。”

荷西犹豫了一下，罕地紧张得又叫起来：“快，快去拿，她要死了，你们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

荷西被罕地一推，他上来用力一拉牌子，丝带断了，牌子在他手里。

罕地脱下鞋子用力打荷西的手，牌子掉下来，落在我躺着的床边。

他的妻子又讲了很多话，罕地近乎歇斯底里地在问荷西：“你快想想，这个牌子还碰过什么人？什么东西？快，我们没有时间。”

荷西结巴地在说话，他感染了罕地和他妻子的惊吓，他说：“碰过我，碰过录音机，其他——好像没有别的了。”

罕地又问他：“再想想，快！”

荷西说：“真的，再没有碰过别的。”

罕地用阿拉伯文在说：“神啊，保佑我们。”

又说：“没事了，我们去外面说话。”

“她在流血——”荷西很不放心地说，但是还是跟出去了。我听见他们将前面通走廊那个门关上了，都在客厅里。

我的精神很奇怪地又回复过来，我在大量地流冷汗，我重重地缓慢地在呼吸，我眼睛沉重得张不开来，但是我的身体已经不再飘浮了。

这时，四周是那么的静，那么的清朗，没有一点点声音，我只觉得舒适的疲倦慢慢地在淹没我。

我正在往睡梦中沉落下去。

没有几秒钟，我很敏感的精神觉得有一股东西，一种看不见形象的力量，正在流进这个小房间，我甚至觉得它发出极细微的丝丝声。我拼命张开眼睛来，只看见天花板和衣柜边的帘子，我又闭上眼睛，但是我的第六感在告诉我，有一条小河，一条蛇，或是一条什么东西已经流进来了，它们往地上的那块牌子不停地流过去，缓缓地在进来，慢慢地在升起，不断地充满了房间。我不知怎的感到寒冷与惧怕，我又张开了眼睛，但是看不见我感到的东西。

这样又过了十多秒钟，我的记忆像火花一样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惊恐得几乎成了石像，我听见自己狂叫出来。

“荷西——荷西——啊——救命——”

那扇门关着，我以为的狂叫，只是沙哑的声音。我又尖叫，再尖叫，我要移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没有气力。我看见床头小桌上的茶杯，我用尽全身的气力去握住它，将它举起来丢到水泥地上去，杯子破了，发出响声，我听到那边门开了，荷西跑过来。

我捉住荷西，疯了似的说：“咖啡壶，咖啡壶，我擦那块牌子时一起用去污粉擦了那个壶——”

荷西呆了一下，又推我躺下去，罕地这时进来，东嗅西嗅，荷西也嗅到了，他们同时说：“煤气——”

荷西拖了我起床就走，我被他们一直拉到家外面，荷西又冲进去关煤气筒，又冲出来。

罕地跑到对街去拾了一手掌的小石子，又推荷西：“快，用这些石子将那牌子围起来，成一个圈圈。”

荷西又犹豫了几秒钟，罕地拼命推他，他拿了石子跑了进去。

那个晚上，我们睡在朋友家。家中门窗大开着，让煤气吹散。我们彼此对望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恐惧占住了我们全部的心灵和意志。

昨天黄昏，我躺在客厅的长椅上，静静地细听着每一辆汽车通过的声音，渴望着荷西早早下班回来。

邻居们连小孩都不在窗口做他们一向的张望，我被完全孤立起来。

等荷西下了班，他的三个撒哈拉威同事才一同进门来。

“这是最毒最厉的符咒，你们会那么不巧拾了回来。”

荷西的同事之一解释给我们听。

“回教的？”我问他们。

“我们回教不弄这种东西，是南边‘毛里塔尼亚’那边的巫术。”

“你们不是每个撒哈拉威人都挂着这种小铜片？”荷西说。

“我们挂的不一样，要是相同，早不死光了？”他们的同事很生气地说。

“你们怎么区别？”我又问。

“你那块牌子还挂了一个果核，一个小布包是不是？铜牌子四周还有白铁皮做了框，幸亏你丢了另外两样，不然你一下子就死了。”

“是巧合，我不相信这些迷信。”我很固执地说。

我说出这句话，那三个本地人吓得很，他们异口同声地讲：“快不要乱说。”

“这种科学时代，怎么能相信这些怪事？”我再说。

他们三个很愤怒地望着我，问我：“你过去是不是有前天那些全部发作的小毛病？”

我细想了一下，的确是有。我有鼻子过敏，我常生针眼，我会吐，常头晕，胃痛，剧烈运动之后下体总有轻微的出血，我切菜时总会切到手——

“有，都不算大病，很经常的这些小病都有。”我只好承认。

“这种符咒的现象，就是拿人本身健康上的缺点在做攻击，它可以将这些小毛病化成厉鬼来取你的性命。”撒哈拉威朋友又对我解释。

“咖啡壶溢出来的水弄熄了煤气，难道你也解释做巧合？”

我默默不语，举起压伤了的左手来看着。

这两天来，在我脑海里思想，再思想，又思想的一个问题却驱之不去。

“我在想——也许——也许是我潜意识里总有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欲望。所以——病就来了。”我轻轻地说。

听见我说出这样的话来，荷西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是说——无论我怎么努力在适应沙漠的日子，这种生活方式和环境我已经忍受到了极限。”

“三毛，你——”

“我并不在否认我对沙漠的热爱，但是我毕竟是人，我也有软弱的时候——”

“你做咖啡我不知道，后来我去煮水，也没有看见咖啡弄熄了火，难道你也要解释成我潜意识里要杀死我们自己？”

“这件事要跟学心理的朋友去谈，我们对自己心灵的世界知道得太少。”

不知为什么，这种话题使大家闷闷不乐。人，是最怕认识自己的动物。我叹了口气，不再去想这些事。

我们床边的牌子，结果由回教的教长，此地人称为“山栋”的老人来拿去，他用刀子剖开两片夹住的铁皮，铜牌内赫然出现一张画着图案的符咒。我亲眼看见这个景象，全身再度浸在冰水里似的寒冷起来。

噩梦过去了，我健康的情形好似差了一点点，许多朋友劝我去做全身检查，我想，对我，这一切已经得到了解释，不必再去麻烦医生。

今天是回教开斋的节日，窗外碧空如洗，凉爽的微风正吹进来，夏日已经过去，沙漠美丽的秋天正在开始。

➣ 天梯

对于开车这件事情，我回想起来总记不得是如何学会的。很多年来，旁人开车，我就坐在一边专心地用眼睛学，后来有机会时，我也摸摸方向盘，日子久了，就这样很自然地会了。

我的胆子很大，上了别人的车，总是很客气地问一声主人：“给我来开好吧？我会很当心的。”

大部分的人看见我如此低声下气地请求，都会把车交给我。无论是大车、小车、新车、旧车，我都不辜负旁人的好意，给他好好地开着，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这些交车给我的人，总也忘了问我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不问，我也不好贸然地开口，所以我总沉默地开着车子东转西转。

等到荷西买了车子，我就爱上了这匹“假想白马”，常常带了它出去在小镇上办事。有时候也用白马去接我的“假想王子”下班。

因为车开得很顺利，也从来没有人问起我驾驶执照的事情，我不知不觉就落入自欺心理的圈套里去，固执地幻想着我已是个有了执照的人。

有好几次，荷西的同事们在家里谈话，他们说：“这里考执照，比登天还难，某某人的太太考了十四次还通不过笔试，另外一个撒哈拉威人考了两年还在考路试。”

我静听着这种可怕的话题，一声也不敢吭，也不敢抬头。但是，我的车子还是每天悄悄地开来开去。

登天，我暂时还不想去交通大队爬梯子。

有一天，父亲来信给我，对我说：“驾驶执照趁着在沙漠里有空闲，快去考出来，不要这么拖下去。”

荷西看见家信，总是会问：“爸爸妈妈说什么？”

我那天没提防，一漏口就说：“爸爸说这个执照啊可不能再赖下去了。”

荷西听了嘿嘿得意冷笑，对我说：“好了，这次是爸爸的命令，可不是我在逼你，看你如何逃得掉。”

我想了一下，欺骗自己，是心甘情愿，不妨碍任何人。但是，如果一面无照开车同时再去骗父亲，我就不愿意。以前他从不问我开车，所以不算欺骗他。

考执照，在西班牙是一定要进“汽车学校”去学，由学校代报名才许考。所以就算已经会开了，还得去送学费。

我们虽然住在远离西班牙本土的非洲，但是此地因为是它的属地，还是沿用西班牙的法律。

我答应去进汽车学校的第二日，荷西就向同事们去借了好几本不同学校的练习试卷，给我先看看交通规则。

我实在很不高兴，对他说：“我不喜欢念书。”

荷西奇怪地说：“你不是一天到处像山羊一样在啃纸头，怎么会不爱念书呢？”

他又用手一指书架说：“你这些书里面，天文、地理、妖魔鬼怪、侦探言情、动物、哲学、园艺、语文、食谱、漫画、电影、剪裁，甚至于中药秘方、变戏法、催眠术、染衣服……混杂得一塌糊涂，难道这一点点交通规则会难倒你吗？”

我叹了口气，将荷西手里薄薄几本小书接过来。

这是不同的，别人指定的东西，我就不爱去看它。

过了几日，我带了钱，开车去驾驶学校报名上课。

这个“撒哈拉汽车学校”的老板，大概很欣赏自己的外表，他穿了不同的衣服，拍了十几张个人的放大彩色照片，都给挂在办公室里，一时星光闪闪，好像置身在电影院里一样。

柜台上挤了一大群乱哄哄的撒哈拉威男人，生意兴隆极了。学车这事，在沙漠是大大流行的风气，多少沙漠千疮百孔的帐篷外面，却停了一辆大轿车。许多沙漠父亲，卖了美丽的女儿，拿来换汽车。对撒哈拉威人来说，迈向文明唯一的象征就是坐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至于人臭不臭，是无关紧要的。

我好不容易在这些布堆里挤到柜台边，刚刚才说出我想报名，就看见原来我右边隔着一个撒哈拉威人，竟然站着两个西班牙交通警察。

我这一吓，赶紧又挤出来，逃到老远再去看校长的明星照片。

从玻璃镜框的反光里，我看见其中一个警察向我快步走过来。

我很镇静，动也不动，专心数校长衬衫上的扣子。

这个警察先生，站在我身边把我看了又看，终于开口了。

他说：“小姐，我好像认识你啊！”

我只好回过身来，对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不认识你。”

他说：“我听见你说要报名学车，奇怪啊！我不止一次看见你在镇上开了车各处在跑，你难道还没有执照吗？”

我一看情况对我很不利，马上改口用英文对他说：“真抱歉，我不会西班牙文，你说什么？”

他听我不说他的话，傻住了。

“执照！执照！”他用西班牙文大叫。

“听不懂。”我很窘地对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这个警察跑去叫来他的同事，指着我说：“我早上还亲眼看见她把车开到邮局门口去，就是她，错不了，她原来现在才来学车，你说我们怎么罚她？”

另外一个说：“她现在又不在车上，你早先怎么不捉她。”

“我一天到晚看见她在开车，总以为她早有了执照，怎么会想到叫她停下来验一下。”

他们讲来讲去把我忘掉了，我赶快转身再挤进撒哈拉威人的布堆里去。

我很快地弄好了手续，缴了学费，通知小姐给我同时就弄参加考试的证件，我下下星期就去考。

弄清了这些事情，手里拿着学校给我的交通规则之类的几本书，很放心地出了大门。

我打开车门，上车，发动了车子，正要起步时，一看后视镜，那两个警察居然躲在墙角等着抓我。

我这又给一吓，连忙跳下车来，丢下了车就大步走开去。等荷西下班了，我才请他去救白马回来。

我学车的时间被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半，汽车学校的设备就是在镇外荒僻的沙堆里修了几条硬路。

我的教练跟我，闷在小车子里，像白老鼠似的一个圈一个圈地打着转。

正午的沙漠，气温高到五十度以上，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流进了眼睛，沙子在脸上刮得像被人打耳光。上课才一刻钟，狂渴和酷热就像疯狗一样咬着我不放。

教练受不了热，也没问我，就把上衣脱下来打赤膊坐在我旁边。

学了三天车，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疯热，请教练给我改时间，他说：“你他妈的还算运气好，另外一个太太排到夜间十一点上课，又冷又黑，什么也学不会。你他妈的还要改时间。”

说完这话，他将滚烫的车顶用力一打，车顶啪一下塌下去一块。

这个教练实在不是个坏人，但是要我以后的十五堂课，坐在活动大烤箱里，对着一个不穿上衣的人，我还是不喜欢，而且他开口就对我说三字经，我也不爱听。

我沉吟了一下，对他说：“您看这样好吗？我把你该上的钟点全给你签好字，我不学了，考试我自己负责。”

他一听，正合心意，说：“好啊！我他妈的给你放假，我们就算了，考试再见面。”

临别他请我喝了一瓶冰汽水算庆祝学车结束。

荷西听见我白送学费给老师，又不肯再去了，气得很，逼了我去上夜课，他说去上交通规则课，我们的学费很贵，要去念回本钱来。

我去上了第一次的夜课。

隔壁撒哈拉威人的班，可真是怪现象，大家书声朗朗，背诵交通规则，一条又一条，如醉如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认真的撒哈拉威人。

我们这西班牙文班，小猫三只四只，学生多得是，上课是不来听的。

我的老师是很有文化气息的瘦高小胡子中年人，他也不说三字经，文教练跟武教练硬是不相同。

我坐定了位子，老师就上来很有礼地请教中国文化，我教了他一堂课，还把我们的象形文字画了好多个出来给他讲解。

第二日我一进教室，这个文教练马上打开一本练习簿，上面写满了中国字——人人人天天天……

他很谦虚地问我：“你看写得还可以吗？还像吧？”

我说：“写得比我好。”

这个老师一高兴，又把我拿来考问，问孔子，问老子，正巧问到我的本行，我给他答得头头是道，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庄子，他又问我庄子不是一只蝴蝶儿吗。

一小时很快地过去了，我想听听老师讲讲红绿灯，他却奇怪地问我：“你难道有色盲吗？”

等这个文教练把我从五千年的“时光隧道”里放出来时，天已经冰冷透黑了。

到了家赶快煮饭给等坏了的荷西吃。

“三毛，卡车后面那些不同的小灯都弄清楚了吗？”

我说：“快认清了，老师教得很好。”

等荷西白天去上班了，我洗衣、烫衣、铺床、扫地、擦灰、做饭、打毛线，忙来忙去，身边那本交通规则可不敢放松，口里念念有词，像小时候上主日学校似的将这交通规则如圣经金句一般给它背下来，章章节节都牢牢记住。

那一阵，我的邻居们都知道我要考试，我把门关得紧紧的，谁来也不开。

邻居女人们恨死我了，天天在骂我：“你什么时候才考完嘛！你不开门我们太不方便了。”

我硬是不理，这一次是认真的了。

考期眼看快到了，开车我是不怕，这个笔试可有点靠不住，这些交通规则是跟青菜、鸡蛋、毛线、孔子、庄子混着念的，当然有点拖泥带水。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拿起交通规则的书来，说：“大后天你得笔试，如果考不过，车试就别想了，现在我来问问你。”

荷西一向当我同时是天才和白痴这两种人物，他乱七八糟给我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口气迫人，声色俱厉，我被他这么一来，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你慢一点嘛！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

他又问了好多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他书一丢，气了，瞪了我一眼说：“去上那么多堂课，你还是不会，笨人！笨人！”

我也很气，跑去厨房喝了一大口煮菜用的老酒，定一下神，清一清脑筋，把交通规则丢给荷西。

我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全背出来给荷西听，小书也快有一百页，居然都背完了。

荷西呆住了。

“怎么样？我这个死背书啊，是给小学老师专门整出来的。”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

荷西还是不放心，他问我：“要是星期一，你太紧张了，西班牙文又看不懂了，那不是冤枉吗？”

我被他这一问，夜间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觉。

我的确有这个毛病，一慌就会交白卷，事后心里又明白了，只是当时脑筋会卡住转不过来。

这叫——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

失眠了一夜，熬到天亮，看见荷西还在沉睡，辛苦了一星期，不好吵醒他。

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开了门，发动了车子，往离镇很远的交通大队开去。

无照驾车，居然敢开去交通大队，实在是自投罗网。但是如果我走路去，弄得披头散发，给人印象想必不好，那么我要去做的事很可能就达不到目的了。

我把车子一直开到办公室门口，自然没有人上来查我的执照。想想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胆大包天的傻瓜。

到了办公室门口，才走进去，就有人说：“三毛！”

我一呆，问这位先生：“请问您怎么认识我？”

他说：“你的报名照片在这里，你看，星期一要考试啰！”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赶紧说。

“我想见见笔试的主考官。”

“什么事？主考是我们上校大队长。”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通报一下。”

他看我很神秘的表情，马上就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说：“请走这边进去。”

办公室内的大队长，居然是一个有着高雅气度的花白头发军官。久住沙漠，乍一看到如此风采人物，令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我意外地愣了一下。

他离开桌子过来与我握手，又拉椅子请我坐下，又请人端了咖啡进来。

“有什么事吗？您是——”

“我是葛罗太太——”

我开始请求他，这些令我一夜不能入睡的问题都得靠他来解决。

“好，所以你想口试交通规则，由你讲给我听，是不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件事。”

“你的想法是好，但是我们没有先例，再说——我看你西班牙文非常好，不该有问题的。”

“我不行，有问题。你们这个先例给我来开。”

他望着我，也不答话。

“听说撒哈拉威人可以口试，为什么我不可以口试？”

“你如果只要一张在撒哈拉沙漠里开车的执照，你就去口试。”

“我要各处都通用的。”

“那就非笔试不可。”

“考试是选择题，你只要做记号，不用写字的。”

“选择题的句子都是模棱两可的，我一慌就会看错，我是外国人。”

他又沉吟了一下，再说：“不行，我们卷子要存档的，你口试没有卷子，我们不能交代。没办法。”

“怎么会没办法？我可以录音存档案，上校先生，请你脑筋活动一点——”

我好争辩的天性又发了。

他很慈祥地看看我，对我讲：“我说，你星期一放心来参加笔试，一定会通过的，不要再紧张了。”

我看他实在不肯，也不好强人所难，就谢了他，心平气和地出来。

走到门口，上校又叫住我，他说：“请等一下，我叫两个孩子送你回家，此地太远了。”

他居然称他的下属叫孩子们。

我再谢了上校，出了门，看见两个“孩子”站得笔直地在车子边等我，我们一见面，彼此都大吃一惊。

他们就恰巧是那天要捉我无照开车的警察先生们。

我很客气地对他们说：“实在不敢麻烦你们，如果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一次，我就自己回去了。”

我有把握他们当时一定不会捉我。

我就这样开车回家了。

回到家，荷西还在睡觉。

星期日我不断背诵手册。两人就吃牛油夹面包和白糖。

星期一清晨，荷西不肯去上班，他说已经请好假了，可以下星期六补上班，考试他要陪我去。我根本不要他陪。

到了考场，场外黑压压一大片人群，总有两三百个，撒哈拉威人也有好多。

考场的笔试和车试都在同一个地方，恰好对面就是沙漠的监狱，这个地方关的都不是重犯，重犯在警察部队里给锁着。

关在这个监狱里的，大部分是为了抢酒女争风吃醋伤了人，或是喝醉酒，跟撒哈拉威人打群架的加纳利群岛来的工人。

真正的社会败类，地痞流氓，在沙漠倒是没有，大概此地太荒凉了，就算流氓来了，也混不出个名堂来。

我们在等着进考场，对面的犯人就站在天台上看。

每当有一个单身西班牙女人来应考，这些粗人就鼓掌大叫：“哇！小宝贝，美人儿，你他妈的好好考试啊，不要怕，有老子们在这儿替你撑腰，啧啧……真是个性感妞儿！”

我听见这些粗胚痛快淋漓地在乱吼大叫，不由得笑了起来。

荷西说：“你还说要一个人来，不是我，你也给人叫小宝贝了。”

其实我倒很欣赏这些天台上的疯子，起码我还没有看过这么多兴高采烈的犯人。真是今古奇观又一章。

那天考的人有两百多个，新考再考的都有。

等大队长带了另外一位先生开了考场的门，我的心开始加快地跳得很不规则，头也晕了，想吐，手指凉得都不会弯曲了。

荷西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好使我不临阵脱逃掉。

被叫到名字的人，都像待宰的小羊一样乖乖地走进那间可怕的大洞里去。

等大队长叫到我的名字，荷西把我轻轻一推，我只好站出去了。

“您早！”我哭兮兮地向大队长打招呼。

他深深地注视着我，对我特别说：“请坐在第一排右边第一个位子。”

我想，他对旁人都不指定坐位，为什么偏偏要把我钉十字架呢！一定是不信任我。

考场里一片死寂，每个人的卷子都已分好放在椅子下面，每一份卷子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要偷看旁人的也没有用。

“好，现在请开始做，十五分钟交卷。”

我马上拉出座位下面的卷子来，纸上一片外国蚂蚁，一个也认它不出。我拼命叫自己安静下来，镇定下来，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蚂蚁都说外国话。

我干脆放下纸笔，双手交握，静坐一会儿再看。

荷西在窗外看见我居然坐起“禅”来，急得几乎要冲进来用大棒子把我喝醒。

静坐过了，再看卷，看懂了。

我为什么特别被钉在这个架子上，终于有了答案。

这份考卷的题目如下：

你开车碰到红灯，应该（一）冲过去，（二）停下来，（三）拼命按喇叭。

你看到斑马线上有行人应该（一）挥手叫行人快走开，（二）压过人群，（三）停下来。

问了两大张纸，都是诸如此类的疯狂笑话问题。

我看了考卷，格格闷笑得快呛死了，闪电似的给它做好了。

最后一题，它问：

你开车正好碰到天主教抬了圣母出来游街，你应该（一）鼓掌，（二）停下来，（三）跪下去。

我答“停下来”，不过我想考卷是天主教国家出的，如果我答——“跪下去”，他们一定更加高兴。

这样我就交卷了，才花了八分钟。

交卷时，大队长很意味深长地微微对我一笑，我轻轻地对他说：“谢谢！日安！”

穿过一大群埋头苦干，咬笔、擦纸、发抖、皱眉头的被考人，我悄悄地开门出去。

轮到口试的撒哈拉威人进去时，荷西就一直在安慰我：“没有关系，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考坏了，下星期还可以考，你要放得开。”

我一句话也不说，卖他一个“关子岭”。

十点整，一位先生拿了名单出来，开始唱出通过人的名字，唱来唱去，没有我。

荷西不知不觉地将手放到我肩上来。

我一点也不在意。

等到——“三毛”，这两个字大声报出来时，我才恶作剧地看了一眼荷西。

“关子”卖得并不大，但是荷西却受到了水火同源的意外惊喜，将我一把抱起来，用力太猛，几乎扭断了我的肋骨。

天台上的犯人看见这一幕，又大声给我们喝彩。

我对他们做了一个V字形的手势，表情一若当年在朝的尼克森，我那份考卷，“水门”得跟真的一样。

接着马上考“场内车试”。

汽车学校的大卡车、小汽车都来了，一字排开，热闹非凡，犯人们叫得比赌马的人还要有劲。

两百多个人笔试下来，只剩了八十多个，看热闹的人还是一大群。

我的武教练这次可没有光身子，他穿得很整齐。

教练一再对我说：“前三辆车你切切不要上，等别人引擎用热了，你再上，这样不太会熄火。”

我点点头，这是有把握的事，不必紧张。

等到第二个人考完，我就说：“我不等了，我现在考。”

考场绿灯一转亮，我的车就如野马般地跳起来冲出去。

换挡，再换回挡，停车，起步，转弯，倒车如注音符号ㄟ字形，再倒车ㄥ字形，开斜道，把车再倒入两辆停着的车内去把自己夹做三明治的心；过斜坡，刹车，起步，下坡，换挡……我分分寸寸，有条有理地做得一丝不差，眼看马上可以出考场了。

我听见观众都在给我鼓掌，连撒哈拉威人都在叫：“中国女孩棒，棒——”

我这么高兴，一时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病，突然回身去看主考官坐着的塔台。这一回头，车子一下滑出路面，冲到粼粼的沙浪里去，我一慌，车子就熄火了，死在那儿。

鼓掌的声音变成惊呼，接着变成大笑，笑得特别响的就是荷西的声音。

我也忍不住笑起来，逃出车子，真恨不得就此把自己给活活笑死算了，也好跟希腊诸神的死法一样。

那一个星期中，我痛定思痛，切切地反省自己，大意失荆州，下次一定要注意了。

第二个星期一，我一个人去应考，这一次不急了，耐着性子等到四五十个人都上去考了，我这才上阵。

应该四分钟内做完的全部动作，我给它两分三十五秒全做出来了，完全没有出错。

唱名字的时候，只唱了十六个及格的，我是唯一女人里通过的。

大队长对我开玩笑，他说：“三毛的车开得好似炮弹一样快，将来请你来做交通警察倒是很得力的帮手。”

我正预备走路回家，看见荷西满面春风地来接我，他上工在几十里外，又趁中午跑回来了。

“恭喜！恭喜！”他上来就说。

“咦！你有千里眼吗？”

“是刚刚天台上的犯人告诉我的。”

我认真地在想，关在牢里面的人，不一定比放在外面的人坏。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胚子就如我们中国人讲的“龙”一样，可大可小，可隐可现，你是捉不住他们，也关不住他们的。

我趁着给荷西做午饭的时间，叫荷西独自再去跑一趟，给监牢里的人送两大箱可乐和两条烟去。起码在我考试的时候，他们像鼓笛队似的给我加了油。

我不低看他们，我自己不比犯人的操守高多少。

中午我开长途车送荷西去上工，再开回镇上，将车子藏好，才走路去等最后一关“路考”。这个“天梯”越爬越有意思，我居然开始十分喜欢这种考试的过程。

五十度气温下的正午，只有烈日将一排排建筑短短的影子照射在空寂的街道上，整个的小镇好似死去了一般，时间在这里也凝固起来了。

当时我看见的景象，完完全全是一幅超现实画派作品的再版，感人至深。如果再给这时候来个滚铁环的小女孩，那就更真切了。

“路考”就在这种没有交通流量的地方开始了。

我虽然知道，在这种时候，镇上一只狗也压不着，镇外一棵树也撞不倒，但是我还是不要太大意。

起步之前要打指示灯，要回头看清楚，起步之后靠右走，黄线不要去压过它，十字路口停车，斑马线要慢下来，小镇上没有红绿灯，这一步就省掉了。

十六个人很快地都考完了，大队长请我们大家都去交通队的福利社喝汽水。

我们是八个西班牙人，七个撒哈拉威人，还有我。

上校马上发了临时执照给通过全部考试的人，正式的执照要西班牙那边再发过来。

上星期我一直对自己说，在摩洛哥国王哈珊来“西属撒哈拉”喝茶以前，我得把这个天梯爬到顶，现在我爬到了。“魔王”还没有来。

上校发了七张执照，我分到了一张。

有了执照之后，开车无论是心情和神色都跟以前大不相同，比较之下才见春秋。

有一天，我停放好了车，正要走开，突然半空中跳出以前那两个警察先生，大喝一声：“哈，这一次给我们捉到了。”

我从容不迫地拿出执照来，举在他们面前。

他们看也不看，照开罚单。

“罚两百五十块。”

“怎么？”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停车在公共汽车站前，要罚！”

“这个镇上没有公共汽车，从来没有。”我大叫。

“将来会有，牌子已经挂好了。”

“你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罚我，不行，我拒付。”

“有站牌就不能停车，管有没有公车。”

我一生气，脑筋就特别有条理，交通规则在我脑海里飞快地一页一页翻过。

我推开警察，跳上车，将车冲出站牌几公尺，再停住，下车，将罚单塞回给他们。

“交通规则上说，在某地停车两分钟之内就开走，不算停车。我停了不到两分钟又开走了，所以不算违规。”

“官兵捉强盗”，这两个人又输了。罚单丢给山羊吃吧。

我哈哈大笑，提着菜篮往“沙漠军团”的福利社走去，看看今天有没有好运气，买到一些新鲜的水果菜蔬。

日复一日，我这只原本不是生长在沙漠的“黑羊”，是如何在努力有声有色地打发着漫长而苦闷的悠悠岁月。

——天凉好个秋啊——

➣ 白手成家

其实，当初坚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而不是荷西。后来长期留了下来，又是为了荷西，不是为了我。

我的半生，飘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等我再回到西班牙来定居时，因为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片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是西国的属地，我怀念渴想往它奔去的欲望就又一度在苦痛着我了。

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

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

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也——

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等我给自己排好时间，预备去沙漠住一年时，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朋友，他不笑话我，也不阻止我，更不拖累我。他，默默地收拾了行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

他知道我是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我不会改变计划的。

在这个人为了爱情去沙漠里受苦时，我心里已经决定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荷西。

这都是两年以前的旧事了。

荷西去沙漠之后，我结束了一切的琐事，谁也没有告别。上机前，给同租房子的三个西班牙女友留下了信和房租。关上了门出来，也这样关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向未知的大漠奔去。

飞机停在活动房子的阿雍机场时，我见到了分别三个月的荷西。

他那天穿着卡其布土色如军装式的衬衫，很脏的牛仔裤，拥抱我的手臂很有力，双手却粗糙不堪，头发胡子上盖满了黄黄的尘土，风将他的脸吹得焦红，嘴唇是干裂的，眼光却好似有受了创伤的隐痛。

我看见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居然在外形和面部表情上有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令我心里震惊得抽痛了一下。

我这才联想到，我马上要面对的生活，在我，已成了一个重大考验的事实，而不再是我理想中甚而含着浪漫情调的幼稚想法了。

从机场出来，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很难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半生的乡愁，一旦回归这片土地，感触不能自已。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地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荷西静静地等着我，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

我点点头，喉咙被哽住了。

“异乡人，走吧！”

荷西在多年前就叫我这个名字，那不是因为当时卡缪的小说正在流行，那是因为“异乡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确切的称呼。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机场空荡荡的，少数下机的人，早已走光了。

荷西掮起了我的大箱子，我背着背包，一手提了一个枕头套，跟着他迈步走去。

从机场到荷西租下已经半个月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因为我的箱子和背包都很重，我们走得很慢，沿途偶尔开过几辆车，我们伸手要搭车，没有人停下来。

走了快四十分钟，我们转进一个斜坡，到了一条硬路上，这才看见了炊烟和人家。

荷西在风里对我说：“你看，这就是阿雍城的外围，我们的家就在下面。”

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总爱穿深蓝色布料的民族，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风里带过来小女孩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

有了人的地方，就有了说不出的生气和趣味。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地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在生存，对于沙漠的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砖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阳下。

我特别看到连在一排的房子最后一幢很小的，有长圆形的拱门，直觉告诉我，那一定就是我的。

荷西果然向那间小屋走去，他汗流浃背地将大箱子丢在门口，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的正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

家后面是一个高坡，没有沙，有大块的乱石头和硬土。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地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长裙。

荷西开门时，我将肩上沉重的背包脱下来。

黯淡的一条短短的走廊露在眼前。

荷西将我从背后拎起来，他说：“我们的第一个家，我抱你进去，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太太了。”

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地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

荷西走了四大步，走廊就走尽了，我抬眼便看见房子中间那一块四方形的大洞，洞外是鸽灰色的天空。

我挣扎着下地来，丢下手里的枕头套，赶快去看房间。

这个房子其实不必走路，站在大洞洞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一间较大的面向着街，我去走了一下，是横四大步，直五大步。

另外一间，小得放下一个大床之外，只有进门的地方，还有手臂那么宽大的一条横的空间。

厨房是四张报纸平铺起来那么大，有一个污黄色裂了的水槽，还有一个水泥砌起的平台。

浴室有抽水马桶，没有水箱，有洗脸池，还有一个令人看了大吃一惊的白浴缸，它完全是达达派的艺术产品——不实际去用它，它就是雕塑。

我这时才想上厨房浴室外的石阶去，看看通到哪里。

荷西说：“不用看了，上面是公用天台，明天再上去吧。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只母羊，正跟房东的混在一起养，以后我们可以有鲜奶喝。”

听见我们居然有一只羊，我意外地惊喜了一大阵。

荷西急着问我对家的第一印象。

我听见自己近似做作的声音很紧张地在回答他：“很好，我喜欢，真的，我们慢慢来布置。”

说这话时，我还在拼命打量这一切，地是水泥地，糊得高低不平，墙是空心砖原来的深灰色，上面没有再涂石灰，砖块接缝地方的干水泥就赤裸裸地挂在那儿。

抬头看看，光秃秃吊着的灯泡很小，电线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墙左角上面有个缺口，风不断地灌进来。

打开水龙头，流出来几滴浓浓绿绿的液体，没有一滴水。

我望着好似要垮下来的屋顶，问荷西：“这儿多少钱一个月的房租？”

“一万（约七千台币），水电不在内。”

“水贵吗？”

“一汽油桶装满是九十块，明天就要去申请市政府送水。”

我嗒然坐在大箱子上，默然不语。

“好，现在我们马上去镇上买个冰箱，买些菜，民生问题要快快解决。”

我连忙提了枕头套跟他又出门去。

这一路上有人家，有沙地，有坟场，有汽油站，走到天快全暗下来了，镇上的灯光才看到了。

“这是银行，那是市政府，法院在右边，邮局在法院楼下，商店有好几家，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有绿光的是酒店，外面漆黄土色的是电影院——”

“那排公寓这么整齐，是谁住的？你看，那个大白房子里有树，有游泳池——我听见音乐从白纱窗帘里飘出来的那个大厦也是酒家吗？”

“公寓是高级职员的宿舍，白房子是总督的家，当然有花园，你听见的音乐是军官俱乐部——”

“啊呀，有一个回教皇宫城堡哪，荷西，你看——”

“那是国家旅馆，四颗星的，给政府要人来住的，不是皇宫。”

“撒哈拉威人住哪里？我看见好多。”

“他们住在镇上，镇外，都有，我们住的一带叫坟场区，以后你如果叫计程车，就这么说。”

“有计程车？”

“有，还都是朋驰牌的，等一下买好了东西我们就找一辆坐回去。”

在同样的杂货店里，我们买下了一个极小的冰箱，买了一只冷冻鸡、一个煤气炉、一条毯子。

“这些事情不是我早先不弄，我怕先买了，你不中意，现在给你自己来挑。”荷西低声下气地在解释。

我能挑什么？小冰箱这家店只有一个，煤气炉都是一样的，再一想到刚刚租下的灰暗的家，我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付钱的时候，我打开枕头套来，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也来付一点。”

这是过去跟荷西做朋友时的旧习惯，搭伙用钱。

荷西不知道我手里老是拎着的东西是什么，他伸头过来一看，吓了天大的一跳，一把将枕头套抱在胸口，又一面伸手掏口袋，付清了商店的钱。

等我们到了外面时，他才轻声问我：“你哪里弄来的那么多钱？怎么放在枕头套里也不讲一声。”

“是爸爸给我的，我都带来了。”

荷西绷着脸不响，我在风里定定地望着他。

“我想——我想，你不可能习惯长住沙漠的，你旅行结束，我就辞工，一起走吧！”

“为什么？我抱怨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工作？”

荷西拍拍枕头套，对我很忍耐地笑了笑。

“你的来撒哈拉，是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件，你很快就会厌它。你有那么多钱，你的日子不会肯跟别人一样过。”

“钱不是我的，是父亲的，我不用。”

“那好，明天早晨我们就存进银行，你——今后就用我赚的薪水过日子，好歹都要过下去。”

我听见他的话，几乎愤怒起来。这么多年的相识，这么多国家单独的流浪，就为了这一点钱，到头来我在他眼里还是个没有分量的虚荣女子。我想反击他，但是没有开口，我的潜力，将来的生活会为我证明出来的。现在多讲都是白费口舌。

那第一个星期五的夜间，我果然坐了一辆朋驰大轿车回坟场区的家来。

沙漠的第一夜，我缩在睡袋里，荷西包着薄薄的毯子，在近乎零度的气温下，我们只在水泥地上铺了帐篷的一块帆布，冻到天亮。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去镇上法院申请结婚的事情，又买了一个价格贵得没有道理的床垫，床架是不去梦想了。

荷西在市政府申请送水时，我又去买了五大张撒哈拉威人用的粗草席、一个锅、四个盘子、叉匙各两份，刀，我们两个现成的合起来有十一把，都可当菜刀用，所以不再买。又买了水桶、扫把、刷子、衣夹、肥皂、油米糖醋……

东西贵得令人灰心，我拿着荷西给我薄薄的一沓钱，不敢再买下去。

父亲的钱，进了中央银行的定期存户，要半年后才可动用，利息是零点四六。

中午回家来，方才去拜访了房东一家，他是个很慷慨的撒哈拉威人，起码第一次的印象彼此都很好。

我们借了他半桶水，荷西在天台上清洗大水桶内的脏东西，我先煮饭，米熟了，倒出来，再用同样的锅做了半只鸡。

坐在草席上吃饭时，荷西说：“白饭你撒了盐吗？”

“没有啊，用房东借的水做的。”

我们这才想起来，阿雍的水是深井里抽出来的浓咸水，不是淡水。

荷西平日在公司吃饭，自然不会想到这件事。

那个家，虽然买了一些东西，但是看得见的只是地上铺满的席子，我们整个周末都在洗扫工作，天窗的洞洞里，开始有吱吱怪叫的撒哈拉威小孩子们在探头探脑。

星期天晚上，荷西要离家去磷矿工地了，我问他明日下午来不来，他说要来的，他工作的地方，与我们租的房子有快一百公里来回的路程。

那个家，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男主人，平日荷西下班了赶回来，夜深了，再坐交通车回宿舍。我白天一个人去镇上，午后不热了也会有撒哈拉威邻居来。

结婚的文件弄得很慢。我经过外籍军团退休司令的介绍，常常跟了卖水的大卡车，去附近几百里方圆的沙漠奔驰，夜间我自己搭帐篷睡在游牧民族的附近，因为军团司令的关照，没有人敢动我。我总也会带了白糖、尼龙鱼线、药、烟之类的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居民。

只有在深入大漠里，看日出日落时一群群飞奔野羚羊的美景时，我的心才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和艰苦。

这样过了两个月独自常常出镇去旅行的日子。

结婚的事在我们马德里原户籍地区法院公告时，我知道我快真正安定下来了。

家，也突然成了一个离不开的地方。

那只我们的山羊，每次我去捉来挤奶，它都要跳起来用角顶我，我每天要买很多的牧草和麦子给它吃，房东还是不很高兴我们借他的羊栏。

有的时候，我去晚了一点，羊奶早已被房东的太太挤光了。我很想爱护这只羊，但是它不肯认我，也不认荷西，结果我们就将它送给房东了，不再去勉强它。

结婚前那一阵，荷西为了多赚钱，夜班也代人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无法常常见面。家，没有他来，我许多粗重的事也自己动手做了。

邻近除了撒哈拉威人之外，也住了一家西班牙人，这个太太是个健悍的加纳利群岛来的女人。

每次她去买淡水，总是约了我一起去。

走路去时水箱是空的，当然跟得上她的步子。

等到买好十公升的淡水，我总是叫她先走。

“你那么没有用？这一生难道没有提过水吗？”她大声嘲笑我。

“我——这个很重，你先走——别等我。”

灼人的烈日下，我双手提着水箱的柄，走四五步，就停下来，喘一口气，再提十几步，再停，再走，汗流如雨，脊椎痛得发抖，面红耳赤，步子也软了，而家，还是远远的一个小黑点，似乎永远不会走到。

提水到家，我马上平躺在席子上，这样我的脊椎就可以少痛一些。

有时候煤气用完了，我没有气力将空桶拖去镇上换，计程车要先走路到镇上去叫，我又懒得去。

于是，我常常借了邻居的铁皮炭炉子，蹲在门外扇火，烟呛得眼泪流个不停。

在这种时候，我总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千里眼，不然，她美丽的面颊要为她最爱的女儿浸湿了——我的女儿是我们捧在手里，掌上明珠也似的抚养大的啊！她一定会这样软弱地哭出来。

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

结婚前，如果荷西在加班，我就坐在席子上，听窗外吹过如泣如诉的风声。

家里没有书报，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吃饭坐在地上，睡觉换一个房间再躺在地上的床垫。

墙在中午是烫手的，在夜间是冰凉的。电，运气好时会来，大半是没有电。黄昏来了，我就望着那个四方的大洞，看灰沙静悄悄地像粉一样撒下来。

夜来了，我点上白蜡烛，看它的眼泪淌成什么形象。

这个家，没有抽屉，没有衣柜，我们的衣服就放在箱子里，鞋子和零碎东西装大纸盒，写字要找一块板来放在膝盖上写。夜间灰黑色的冷墙更使人觉得阴寒。

有时候荷西赶夜间交通车回工地，我等他将门咔嗒一声带上时，就没有理性地流下泪来，我冲上天台去看，还看见他的身影，我就又冲下来出去追他。

我跑得气也喘不过来，赶到了他，一面喘气一面低头跟他走。

“你留下来行不行？求求你，今天又没有电，我很寂寞。”我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风向他哀求着。

荷西总是很难过，如果我在他走了又追出去，他眼圈就红了。

“三毛，明天我代人的早班，六点就要在了，留下来，清早怎么赶得上去那么远？而且我没有早晨的乘车证。”

“不要多赚了，我们银行有钱，不要拼命工作了。”

“银行的钱，将来请父亲借我们买幢小房子。生活费，我多赚给你，忍耐一下，结婚后我就不再加班了。”

“你明天来不来？”

“下午一定来，你早晨去五金建材店问问木材的价钱，我下工了回来可以赶做桌子给你。”

他将我用力抱了一下，就将我往家的方向推。我一面慢慢跑步回去，一面又回头去看，荷西也在远远的星空下向我挥手。

有时候，荷西有家眷在的同事，夜间也会开了车来叫我。

“三毛，来我们家吃晚饭，看电视，我们再送你回来，不要一个人闷着。”

我知道他们的好意里有怜悯我的成分，我就骄傲地拒绝掉。那一阵，我像个受伤的野兽一样，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触怒我，甚而软弱得痛哭。

撒哈拉沙漠是这么的美丽，而这儿的生活却是要付出无比的毅力来使自己适应下去啊！

我没有厌沙漠，我只是在习惯它的过程里受到了小小的挫折。

第二日，我拿着荷西事先写好的单子去镇上很大的一家材料店问问价钱。

等了很久才轮到我，店里的人左算右算，才告诉我，要两万五千块以上，木料还缺货。

我谢了他们走出来，想去邮局看信箱，预计做家具的钱是不够买几块板的了。

走过这家店外的广场，我突然看见这个店丢了一大堆装货来的长木箱，是极大的木条用铁皮包钉的，好似没有人要了。

我又跑回店去，问他们：“你们外面的空木箱是不是可以送给我？”

说这些话，我脸涨红了，我一生没有这样为了几块木板求过人。

老板很和气地说：“可以，可以，你爱拿几个都拿去。”

我说：“我想要五个，会不会太多？”

老板问我：“你们家几个人？”

我回答了他，觉得他问得文不对题。

我得到了老板的同意，马上去撒哈拉威人聚集的广场叫了两辆驴车，将五个空木箱装上车。

同时才想起来，我要添的工具，于是我又买了锯子、榔头、软尺、两斤大小不同的钉子，又买了滑轮、麻绳和粗的磨砂纸。

我一路上跟在驴车的后面，几乎是吹着口哨走的。

我变了，我跟荷西以前一样，经过三个月沙漠的生活，过去的我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居然会为了几个空木箱这么的欢悦起来。

到了家，箱子挤不进门。我不放心放在门外，怕邻居来拾了我的宝贝去。

那一整天，我每隔五分钟就开门去看木箱还在不在。这样紧张到黄昏，才看见荷西的身影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我赶紧到天台上去挥手打我们的旗语，他看懂了，马上跑起来。

跑到门口，他看见把窗子也挡住了的大木箱，张大了眼睛，赶快上去东摸西摸。

“哪里来的好木头？”

我骑在天台的矮墙上对他说：“我讨来的，现在天还没黑，我们快快做个滑车，把它们吊上来。”

那个晚上，我们吃了四个白水煮蛋，冒着刺骨的寒风将滑车做好，木箱拖上天台，拆开包着的铁条，用力打散木箱，荷西的手被钉子弄得流出血来，我抱住大箱子，用脚抵住墙，帮忙他一块一块地将厚板分开来。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家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撒哈拉威人一辈子坐在席子上？”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为什么不能改，我问你？”我抱住三块木条再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荷西笑起来。

“那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爱吃骆驼肉？基督教不可吃骆驼吗？”

“我的宗教里，骆驼是用来穿针眼的，不是当别的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这是很坏的解释，但是我要家具是要定了，这件事实在使我羞愧。

第二日荷西不能来，那一阵我们用完了他赚的薪水，他拼命在加班，好使将来的日子安稳一点。

第三日荷西还是不能来，他的同事开车来通知我。

天台上堆满了两人高的厚木条，我一个早晨去镇上，回来木堆已经变成一人半高了，其他的被邻居取去压羊栏了。

我不能一直坐在天台上守望，只好去对面垃圾场捡了好几个空罐头，打了洞，将它们挂在木堆四周，有人偷宝贝，就会响，我好上去捉。

我还是被风骗了十几次，风吹过，罐子也会响。

那个下午，我整理海运寄到的书籍纸盒，无意间看到几张自己的照片。

一张是穿了长礼服，披了毛皮的大衣，头发梳上去，挂了长的耳环，正从柏林歌剧院听了《弄臣》出来。

另外一张是在马德里的冬夜里，跟一大群浪荡子（女）在旧城区的小酒店唱歌跳舞喝红酒，我在照片上非常美丽，长发光滑地披在肩上，笑意盈盈——

我看着看着一张一张的过去，丢下大叠照片，废然倒在地上，那种心情，好似一个死去的肉体，灵魂被领到望乡台上去看他的亲人一样怅然无奈。

不能回首，天台上的空罐罐又在叫我了，我要去守我的木条，这时候，再没有什么事，比我的木箱还重要了。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

（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个意境里，是框得上我了。(也没有瘦马，有瘦驼。）

星期五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荷西会回家来，住到星期天晚上再去。

荷西不是很罗曼蒂克的人，我在沙漠里也风花雪月不起来了，我们想到的事，就是要改善环境，克服物质上精神上的大苦难。

我以前很笨，做饭做菜用一个仅有的锅，分开两次做，现在悟出道理来了，我将生米和菜肉干脆混在一起煮，变成菜饭，这样简单多了。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在烛光下细细地画出了很多图样的家具式样叫我挑，我挑了最简单的。

星期六清晨，我们穿了厚厚的毛衣，开始动工。

“先把尺寸全部锯出来，你来坐在木板上，我好锯。”

荷西不停地工作，我把锯出来的木板写上号码。

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太阳升到头顶上了，我将一块湿毛巾盖在荷西的头上，又在他打赤膊的背上涂油。荷西的手磨出水泡来，我不会做什么事，但是我可以压住木条，不时拿冰水上来给他喝，也将闯过来的羊群和小孩们喝走。

太阳像融化的铁浆一样洒下来，我被晒得看见天地都在慢慢地旋转。

荷西不说一句话，像希腊神话里的神祇一样在推着他的巨石。

我很为有这样的一个丈夫骄傲。

过去我只看过他整齐打出来的文件和情书，今天才又认识了一个新的他。

吃完菜饭，荷西躺在地上，我从厨房出来，他已经睡着了。

我不忍去叫醒他，轻轻上天台去，将桌子、书架、衣架和厨房小茶几的锯好木块，分类地一堆一堆区别开来。

荷西醒来已是黄昏了，他跳起来，发怒地责怪我：“你为什么不推醒我？”

我低头不语，沉默是女人最大的美德。不必分辩他体力不济，要给他休息之类的话，荷西脑袋是高级水泥做的。

弄到夜间十一点，我们居然有了一张桌子。

第二天是安息日，应该停工休息，但是荷西不做就不能在心灵上安息，所以他还是不停地在天台上敲打。

“给我多添一点饭，晚上可以不再吃了。衣架还得砌到墙里去，这个很费事，要多点时间。”

吃饭时荷西突然抬起头来，好似记起什么事情来了似的对我笑起来。

“你知道我们这些木箱原来是装什么东西来的？那天马丁那个卡车司机告诉我。”

“那么大，也许是包大冰柜来的？”

荷西听了笑个不住。

“讲给你听好不好？”

“难道是装机器来的？”

“是——棺——材。五金建材店从西班牙买了十五口棺材来。”我恍然大悟，这时才想起，五金店的老板很和气地问我家里有几个人，原来是这个道理。

“你是说，我们这两个活人，住在坟场区，用棺材外箱做家具——”

“你觉得怎么样？”我又问他。

“我觉得一样。”荷西擦了一下嘴站起来，就又上天台去做工了。

我因为这个意外，很兴奋了一下。我觉得不一样，我更加喜欢我的新桌子。

不几日，我们被法院通知，可以结婚了。

我们结好婚，赶快弯到荷西总公司去，请求荷西的早班乘车证，结婚补助，房租津贴，减税，我的社会健康保险……

我们正式结婚的时候，这个家，有一个书架，有一张桌子，在卧室空间架好了长排的挂衣柜，厨房有一个小茶几塞在炊事台下放油糖瓶，还有新的沙漠麻布的彩色条纹的窗帘……

客人来了还是要坐在席子上，我们也没有买铁丝的床架，墙，还是空心砖的，没有糊上石粉，当然不能粉刷。

结婚后，公司答应给两万块的家具补助费，薪水加了七千多，税减了，房租津贴给六千五一个月，还给了我们半个月的婚假。

我们因为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居然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因此不再反传统了，结婚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好友自动愿代荷西的班，于是我们有一个整月完全是自己的时间。

“第一件事，就是带你去看磷矿。”

坐在公司的吉普车上，我们从爆矿的矿场一路跟着输送带，开了一百多里，直到磷矿出口装船的海上长堤，那儿就是荷西工作的地方。

“天啊！这是詹姆士·庞德的电影啊！你是○○七，我是电影里那个东方坏女子——”

“壮观吧！”荷西在车上说。

“这个伟大工程是谁承建的？”

“德国克虏伯公司。”荷西有些气短起来。

“我看西班牙人就造不出这么了不起的东西来。”

“三毛，你帮帮忙给我闭嘴好不好。”

结婚的蜜月，我们请了向导，租了吉普车，往西走，经过“马克贝斯”进入“阿尔及利亚”，再转回西属撒哈拉，由“斯马拉”斜进“毛里塔尼亚”直到新内加边界，再由另外一条路上升到西属沙漠下方的“维亚西纳略”，这才回到阿雍来。

这一次直渡撒哈拉，我们双双坠入它的情网，再也离不开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了。

回到了甜蜜的家，只有一星期的假日了，我们开始疯狂地布置这间陋室。

我们向房东要求糊墙，他不肯，我们去镇上问问房租，都在三百美金以上，情形也并不理想。

荷西计算了一夜，第二天他去镇上买了石灰、水泥，再去借了梯子、工具，自己动起手来。

我们日日夜夜地工作，吃白面包、牛奶和多种维他命维持体力，但是长途艰苦的旅行回来，又接着不能休息，我们都突然瘦得眼睛又大又亮，脚步不稳。

“荷西，我将来是可以休息的，你下星期马上要工作，不能休息一两天再做吗？”

荷西在梯子上望也不望我。

“我们何必那么省，而且——我——银行里还有钱。”

“你不知道此地泥水匠是用小时收工资的吗？而且我做得不比他们差。”

“你这个混蛋，你要把钱存到老了，给将来的小孩子乱用吗？”

“如果将来我们有孩子，他十二岁就得出去半工半读，不会给他钱的。”

“你将来的钱要给谁用？”我在梯子下面又轻轻地问了一句。

“给父母养老，你的父母等以后我们离开沙漠，安定下来了，都要接来。”

我听见他提到我千山万水外的双亲，眼睛开始湿了。

“父亲母亲都是很体谅我们而内心又很骄傲的人，父亲尤其不肯住外国——”

“管他肯不肯，你回去双手挟来，他们再要逃回台湾，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于是我为着这个乘龙快婿的空中楼阁，只好再努力调石灰水泥，梯子上不时有啪啪的湿块落下来，打在我头顶和鼻尖上。

“荷西，你要快学中文。”

“学不会，这个我拒绝。”

荷西什么都行，就是语言很没有天分，法文搞了快十年，我看他还是不太会讲，更别说中文了，这个我是不逼他的。

最后一天，这个家，里里外外粉刷成洁白的，在坟场区内可真是鹤立鸡群，没有编门牌也不必去市政府申请了。

七月份，我们多领了一个月的底薪，（我们是做十一个月的工，拿十四个月的钱。）结婚补助，房租津贴，统统发下来了。

荷西下班了，跑斜坡近路回来，一进门就将钱从每一个口袋里掏出来，丢在地上，绿绿的一大堆。

在我看来，也许不惊人，但是对初出茅庐的荷西，却是生平第一次赚那么多钱。

“你看，你看，现在可以买海绵垫了，可以再买一床毯子，可以有床单，有枕头，可以出去吃饭，可以再买一个存水桶，可以添新锅，新帐篷——”

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

把钱数清楚了，我笑吟吟地拿出八千块来分在一旁。

“这做什么？”

“给你添衣服，你的长裤都磨亮了，衬衫领子都破了，袜子都是洞洞，鞋，也该有一双体面些的。”

“我不要，先给家，再来装修我，沙漠里用不着衣服。”

他仍穿鞋底有洞的皮鞋上班。

我用空心砖铺在房间的右排，上面用棺材外板放上，再买了两个厚海绵垫，一个竖放靠墙，一个贴着平放在板上，上面盖上跟窗帘一样的彩色条纹布，后面用线密密缝起来。

它，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长沙发，重重的色彩配上雪白的墙，分外的明朗美丽。

桌子，我用白布铺上，上面放了母亲寄来给我的细竹帘卷。爱我的母亲，甚至寄了我要的中国棉纸糊的灯罩来。

陶土的茶具，我也收到了一份。爱友林复南寄来了大卷现代版画，平先生航空送了我大箱的皇冠丛书，父亲下班看到怪里怪气的海报，他也会买下来给我。姐姐向我进贡衣服，弟弟们最有意思，他们搞了一件和服似的浴衣来给荷西，穿上了像三船敏郎——我最欣赏的几个男演员之一。

等母亲的棉纸灯罩低低地挂着，林怀民那张黑底白字的“云门舞集”四个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贴在墙上时，我们这个家，开始有了说不出的气氛和情调。

这样的家，才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

荷西上班时，我将书架油了一层深木色，不是油漆，是用一种褐色的东西刷上去，中文不知叫什么。书架的感觉又厚重多了。

我常常分析自己，人，生下来被分到的阶级是很难再摆脱的。我的家，对撒哈拉威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必要的，而我，却脱不开这个枷锁，要使四周的环境复杂得跟从前一样。

慢慢地，我又步回过去的我了，也就是说，我又在风花雪月起来。

荷西上班去了，我就到家对面的垃圾场去拾破烂。

用旧的汽车外胎，我拾回来洗清洁，平放在席子上，里面填上一个红布坐垫，像一个鸟巢，谁来了也抢着坐。

深绿色的大水瓶，我抱回家来，上面插上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那感觉有一种强烈痛苦的诗意。

不同的汽水瓶，我买下小罐的油漆给它们厚厚地涂上印第安人似的图案和色彩。

骆驼的头骨早已放在书架上。我又逼着荷西用铁皮和玻璃做了一盏风灯。

快腐烂的羊皮，拾回来学撒哈拉威人先用盐，再涂“色伯”（明矾）硝出来，又是一张坐垫。

耶诞节到了，我们离开沙漠回马德里去看公婆。

再回来，荷西童年的书到大学的，都搬来了，沙漠的小屋，从此有了书香。

我看沙漠真妩媚，沙漠看我却不是这回事。

可怜的文明人啊！跳不出这些无用的东西。

“这个家里还差植物，没有绿意。”

有一个晚上我对荷西说。

“差的东西很多，永远不会满足的。”

“不会，所以要去各处捡。”

那个晚上，我们爬进了总督家的矮墙，用四只手拼命挖他的花。“快，塞在塑胶袋里，快，还要那一棵大的爬藤的。”

“天啊，这个鬼根怎么长得那么深啊！”

“泥土也要，快丢进来。”

“够了吧！有三棵了。”荷西轻声问。

“再要一棵，再一棵我就好了。”我还在拔。

突然，我看到站在总督前门的那个卫兵慢慢踱过来了，我吓得魂飞胆裂，将大包塑胶袋一下塞在荷西胸前，急叫他。

“抱住我，抱紧，用力亲我，狼来了，快！”

荷西一把抱住我，可怜的花被我们夹在中间。

卫兵果然快步走上来，枪弹咔哒上了膛。

“做什么？你们在这里鬼鬼祟祟？”

“我——我们——”

“快出去，这里不是给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

我们彼此用手抱紧，往短墙走去，天啊，爬墙时花不要掉出来才好。

“嘘，走大门出去，快！”卫兵又大喝。

我们就慢步互抱着跑掉了，我还向卫兵鞠了一个十五度的躬。

这件事我后来告诉外籍军团的老司令，他大笑了好久好久。

这个家，我还是不满足，没有音乐的地方，总像一幅山水画缺了溪水瀑布一样。

为了省出录音机的钱，我步行到很远的“外籍兵团”的福利社去买菜。

第一次去时，我很不自在，我也不会像其他的妇女们一样乱挤乱抢，我规规矩矩地排队，等了四小时才买到一篮子菜，价格比一般的杂货店要便宜三分之一。

后来我常常去，那些军人看出我的确是有教养，就来路见不平了。

他们甚而有点偏心，我一到柜台，还没有挤进去，他们就会公然隔着胖大粗鲁的女人群，高声问我：“今天要什么？”

我把单子递过去，过了一会儿，他们从后门整盒地装好，我付了钱，跑去叫计程车，远远车还没停好，就有军装大汉扛了盒子来替我装进车内，我不出半小时又回家了。

这里驻着的兵种很多，我独爱外籍兵团。（也就是我以前说的沙漠兵团。）

他们有男子气，能吃苦，尊重应该受敬重的某些妇女。他们会打仗，也会风雅，每星期天的黄昏，外籍兵团的交响乐团就在市政府广场上演奏，音乐从《魔笛》《荒山之夜》《玻丽路》种种古典的一直吹到《风流寡妇》才收场。

录音机、录音带就在军营的福利社里省出来了。

电视、洗衣机却一直不能吸引我。

我们又开始存钱，下一个计划是一匹白马，现代的马都可以分期付款，但是荷西不要做现代人，他一定要一次付清。所以只好再走路，等三五个月再说了。

我去镇上唯一快捷的路径就是穿过两个撒哈拉威人的大坟场，他们埋葬人的方式是用布包起来放在沙洞里，上面再盖上零乱的石块。

我有一日照例在一堆堆石块里绕着走，免得踏在永远睡过去的人身上打扰了他们的安宁。

这时，我看见一个极老的撒哈拉威男人，坐在坟边，我好奇地上去看他在做什么，走近了才发觉他在刻石头。

天啊！他的脚下堆了快二十个石刻的形象，有立体凸出的人脸，有鸟，有小孩的站姿，有妇女裸体的卧姿正张开着双脚，私处居然又连刻着半个在出生婴儿的身形，还刻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动物，羚羊、骆驼……

我震惊得要昏了过去，蹲下来问他：“伟大的艺术家啊，你这些东西卖不卖？”

我伸手去拿起一个人脸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粗糙感人而自然的创作，我一定要抢过来。

这个老人茫然地抬头望我，他的表情好似疯了一样。

我拿了他三个雕像，塞给他一千块钱，进镇的事也忘了，就往家里逃去。

他这才哑声嚷起来，蹒跚地上来追我。

我抱紧了这些石块，不肯放手。

他捉着我拉我回去，我又拼命问他：“是不是不够，我现在手边没有钱了，我再加你，再加——”

他不会讲话，又弯下腰去拾起了两只鸟的石像塞在我怀里，这才放我走了。

我那一日，饭也没有吃，躺在地上把玩着这伟大无名氏的艺术品，我内心的感动不能用字迹来形容。

撒哈拉威邻居看见我买下的东西是花了一千块弄来的，笑得几乎快死去，他们想，我是一个白痴。我想，这只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而产生的不能相通。

对我，这是无价之宝啊！

第二日，荷西又给了我两千块钱，我去上坟，那个老人没有再出现。

烈日照着空旷的坟场，除了黄沙石堆之外，一无人迹。我那五个石像，好似鬼魂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感激得不得了。

屋顶大方洞，不久也被荷西盖上了。

我们的家，又添了羊皮鼓、羊皮水袋、皮风箱、水烟壶、沙漠人手织的彩色大床罩、奇形怪状的风沙聚合的石头——此地人叫它沙漠的玫瑰。

我们订的杂志也陆续地寄来了，除了西班牙文及中文的之外，当然少不了一份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们的家，在一年以后，已成了一个真正艺术的宫殿。

单身的同事们放假了，总也不厌地老远跑来坐上一整天。

没有家的人来了，我总想尽办法给他们吃到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菜蔬，也做糖醋排骨。

荷西就这样交到了几个对我们死心塌地的爱友。

朋友们不是吃了就算了的，他们母亲千里外由西班牙寄来的火腿香肠，总也不会忘了叫荷西下班带来分给我，都是有良心的人。

有一个周末，荷西突然捧了一大把最名贵的叫“天堂鸟”的花回来，我慢慢地伸手接过来，怕这一大把花重拿了，红艳的鸟要飞回天堂去。

“马诺林给你的。”

我收到了比黄金还要可贵的礼物。

以后每一个周末都是天堂鸟在墙角怒放着燃烧着它们自己。这花都是转给荷西带回来的。

荷西，他的书籍大致都是平原大野、深海、星空的介绍，他不喜欢探讨人内心的问题，他也看，但总是说人生的面相不应那么去分析的。

所以，他对天堂鸟很爱护地换淡水，加阿斯匹灵片，切掉渐渐腐烂的茎梗，对马诺林的心理，他就没有去当心他。

马诺林自从燃烧的火鸟进了我们家之后，再也不肯来了。

有一天荷西上工去了，我跑去公司打内线电话，找马诺林，我说我要单独见他一面。

他来了，我给他一杯冰汽水，严肃地望着他。

“说出来吧！心里会舒畅很多。”

“我——我——你还不明白吗？”他用手抱着头，苦闷极了的姿势。

“我以前有点觉得，现在才明白了。马诺林，好朋友，你抬起头来啊！”

“我没有任何企图，我没有抱一点点希望，你不用责怪我。”

“不要再送花了好吗？我受不起。”

“好，我走了，请你谅解我，我对不起你，还有荷西，我——”

“毕葛（我叫他的姓），你没有侵犯我，你给了一个女人很大的赞美和鼓励，你没有要请求我原谅你的必要——”

“我不会再麻烦你了，再见！”他的声音低得好似在无声地哭泣。

荷西不知道马诺林单独来过。

过了一星期，他下班回来，提了一大纸盒的书，他说：“马诺林那个怪人，突然辞职走了，公司留他到月底他都不肯，这些书他都送给我们了。”

我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居然是一本——《在亚洲的星空下》。

我的心里无端地掠过一丝怅然。

以后单身朋友们来，我总特别留意自己的言行。在厨房里的主妇，代替了以前挤在他们中间辩论天南地北话题的主要分子。

家布置得如此的舒适清洁而美丽，我一度开办的免费女子学校放长假了。

我教了邻近妇女们快一年的功课，但是她们不关心数目字，也不关心卫生课，她们也不在乎认不认识钱。她们每天来，就是跑进来要借穿我的衣服、鞋子，要口红、眉笔、涂手的油，再不然集体躺在我床上，因为我已买了床架子，对于睡地席的她们来说，是多么新鲜的事。

她们来了，整齐的家就大乱起来。书不会念，贾桂琳·甘迺迪、欧纳西斯等等名人却比我还认识，也认识李小龙，西班牙的性感男女明星她们更是如数家珍；看到喜欢的图片，就从杂志上撕走；衣服穿在包布下不告而取，过几天又会送回来已经脏了扣子又被剪掉的。

这个家，如果她们来了，不必编剧，她们就会自导自演地给你观赏惊心动魄的“灾难电影”。

等荷西买下了电视时，她们再用力敲门骂我，我都不开了。

电视是电来时我们唯一最直接对外面大千世界的接触，但是我仍不很爱看它。

在我用手洗了不知多少床单之后，一架小小的洗衣机被荷西搬回家来了。

我仍不满足，我要一匹白马，要像彩色广告上的那匹一样。

那时候，我在镇上认识了许多欧洲妇女。

我从来没有串门子的习惯，但是，有一位荷西上司的太太是个十分投合的中年妇人，她主动要教我裁衣服，我勉为其难，就偶尔去公司高级职员宿舍里看她。

有一天，我拿了一件接不上袖口的洋装去请教她，恰好她家里坐了一大群太太们。

起初她们对我非常应酬，因为我的学历比她们高。（真是俗人，学历可以衡量人的什么？学历有什么用？）

后来不知哪一个笨蛋，问起我：“你住在哪一幢宿舍？我们下次来看你。”

我很自然地回答她们：“荷西是一级职员，不是主管，我们没有分配宿舍。”

“那也可以去找你啊！你可以教我们英文，你住镇上什么街啊？”

我说：“我住在镇外，坟场区。”

室内突然一阵难堪的寂静。

好心的上司太太马上保护我似的对她们说：“她的家布置得真有格调，我从没有想过，撒哈拉威人出租的房子可以被她变成画报里似的美丽。”

“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哈哈，怕得传染病。”另外一个太太又说。

我不是一个自卑的人，她们的话还是触痛了我。

“我想，来了沙漠，不经过生活物质上的困难，是对每一个人在经验上多多少少的损失。”我慢慢地说。

“什么沙漠，算了，我们住在这种宿舍里，根本觉都不觉得沙漠。你啊！可惜了，怎么不搬来镇上住，跟撒哈拉威人混在一起——啧啧——”

我告别出来的时候，上司太太又追出来，轻轻地说：“你再来哦！要来的哦！”

我笑笑点点头，下了楼飞奔我甜甜的小白屋去。

我下定决心，不搬去镇上住了。

沙漠为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要瓜分西属撒哈拉时，此地成了风云地带，各国的记者都带了大批摄影装备来了。

他们都住在国家旅馆里，那个地方我自然不会常常去。

那时我们买下了一辆车（我的白马），更不会假日留在镇上。

恰好有一天，我们开车回镇，在镇外五十多里路的地方，看见有人在挥手，我们马上停车，看看那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他的车完全陷到软沙里去了，要人帮忙。

我们是有经验的，马上拿出一条旧毯子来，先帮这个外国人用手把轮胎下挖出四条沟来，再铺上毯子在前轮，叫他发动车，我们后面再推。

再软的沙地，铺上大毯子，轮胎都不会陷下去。

弄了也快一小时，才完全把他的车救到硬路上来。

这个人是个通讯社派来的记者，他一定要请我们去国家旅馆吃饭。

我们当时也太累太累了，推托掉他，就回家来了。

这事我们第二天就忘了。

过了没有半个月，我一个人在家，听见有人在窗外说：“不会错，就是这一家，我们试试看。”

我打开门来，眼前站的就是那个我们替他推车的人。

他手里抱了一束玻璃纸包着的大把——“天堂鸟”。

另外跟着一个朋友，他介绍是他同事。

“我们可以进来吗？”很有礼貌地问。

“请进来。”

我把他的花先放到厨房去，又倒了冰汽水出来。

我因为手里托着托盘，所以慢步地在走。

这时我听见这个外国人用英文对另外一个轻轻说：“天呀！我们是在撒哈拉吗？天呀！天呀！”

我走进小房间时，他们又从沙发里马上站起来接托盘。

“不要麻烦，请坐。”

他们东张西望，又忍不住去摸了我坟场上买来的石像。也不看我，啧啧赞叹。

一个用手轻轻推了一下我由墙角挂下来的一个小脚踏车的锈铁丝内环，这个环荡了一个弧形。

“沙漠生活，我只好弄一点普普艺术。”我捉住铁环向他笑笑。

“天啊！这是我所见最美丽的沙漠家庭。”

“废物利用。”我再次骄傲地笑了。

他们又坐回沙发。

“当心！你们坐的是棺材板。”

他们唬一下跳起来，轻轻翻开布套看看里面。

“里面没有木乃伊，不要怕。”

最后他们磨了好久，想买我一个石像。

我沉吟了一下，拿了一只石做的鸟给他们，鸟身有一抹自然石块的淡红色。

“多少钱？”

“不要钱。对懂得欣赏它的人，它是无价的，对不懂得的人，它一文不值。”

“我们——意思一下付给你。”

“你们不是送了我天堂鸟吗？我算交换好了。”

他们千恩万谢地离去。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在镇上等看电影，突然有另一个外地人走过来，先伸出了手，我们只有莫名其妙地跟他握了一握。

“我听另外一个通讯社的记者说，你们有一个全沙漠最美丽的家，我想我不会认错人吧！”

“不会认错，在这儿，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我希望——如果——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想看看你们的家，给我参考一些事情。”

“请问您是——”荷西问他。

“我是荷兰人，我受西班牙政府的托，来此地承造一批给撒哈拉威人住的房子，是要造一个宿舍区，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欢迎你随时来。”荷西说。

“可以拍照吗？”

“可以，不要挂心这些小事。”

“您的太太我也可以拍进去吗？”

“我们是普通人，不要麻烦了。”我马上说。

第二日，那个人来了，他拍了很多照片，又问了我当初租到这个房子时是什么景象。

我给他看了第一个月搬来时的一卷照片。

他走时对我说：“请转告你的先生，你们把美丽的罗马造成了。”

我回答他：“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人，真是奇怪，没有外人来证明你，就往往看不出自己的价值。我，那一阵，很陶醉在这个沙地的城堡里。

又有一天，房东来了，他一向很少进门内来坐下的。他走进来，坐下了，又大摆大摇地起身各处看了一看。

接着他说：“我早就对你们说，你们租下的是全撒哈拉最好的一幢房子，我想你现在总清楚了吧！”

“请问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地问他。

“这种水准的房子，现在用以前的价格是租不到的，我想——涨房租。”

我想告诉他——“你是只猪。”

但是我没有说一句话，我拿出合约书来，冷淡地丢在他面前，对他说：“你涨房租，我明天就去告你。”

“你——你——你们西班牙人要欺负我们撒哈拉威人。”他居然比我还发怒。

“你不是好回教徒，就算你天天祷告，你的神也不会照顾你，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涨一点钱，被你污辱我的宗教——”他大叫。

“是你自己污辱你的宗教，你请出去。”

“我——我——你他妈的——”

我将我的城堡关上，吊桥收起来，不听他在门外骂街。我放上一卷录音带，德弗乍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充满了房间。

我，走到轮胎做的圆椅垫里，慢慢地坐下去，好似一个君王。

➣ 收魂记

我有一架不能算太差的照相机，当然我所谓的不太差，是拿自己的那架跟一般人用的如玩具似的小照相盒子来相比。

因为那架相机背起来很引人注视，所以我过去住在马德里时，很少用到它。

在沙漠里，我本来并不是一个引人注视的人，更何况，在这片人口最稀少的土地上，要想看看另外一个人，可能也是站在沙地上，拿手挡着阳光，如果望得到地平线上小得如黑点的人影，就十分满意了。

我初来沙漠时，最大的雄心之一，就是想用我的摄影机，拍下在极荒僻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

分析起来，这种对于异族文化的热爱，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以至于在心灵上产生了一种美丽和感动。

我常常深入大漠的一段时间，还是要算在婚前，那时初抵一块这样神秘辽阔的大地，我尽力用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要去认识它的各种面目，更可贵的是，我要看看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里，人们为什么同样能有生命的喜悦和爱憎。

拍照，在我的沙漠生活中是十分必要的，我当时的经济能力，除了在风沙里带了食物和水旅行之外，连租车的钱都花不起，也没有余力在摄影这件比较奢侈的事情上花费太多的金钱，虽然在这件事上的投资，是多么重要而值得啊！

我的照相器材，除了相机、三脚架、一个望远镜头、一个广角镜头和几个滤光镜之外，可以说再数不出什么东西，我买了几卷感光度很高的软片，另外就是黑白和彩色的最普通片子，闪光灯因为我不善用，所以根本没有去备它。

在来沙漠之前，我偶尔会在几百张的照片里，拍出一两张好东西，我在马德里时也曾买了一些教人拍照的书籍来临时念了几遍，我在纸上所学到的一些常识，就被我算作没有成绩的心得，这样坦坦荡荡地去了北非。

第一次坐车进入真正的大沙漠时，手里捧着照相机，惊叹得每一幅画面都想拍。

如梦如幻又如鬼魅似的海市蜃楼，连绵平滑温柔得如同女人胴体的沙丘，迎面如雨似的狂风沙，焦烈的大地，向天空伸长着手臂呼唤嘶叫的仙人掌，千万年前枯干了的河床，黑色的山峦，深蓝到冻住了的长空，满布乱石的荒野……这一切的景象使我意乱神迷，目不暇给。

我常常在这片土地给我这样强烈的震撼下，在这颠簸不堪的旅途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辛劳。

当时我多么痛恨自己的贫乏，如果早先我虚心地学些摄影的技术，能够把这一切我所看见的异象，透过我内心的感动，融合它们，再将它创造记录下来，也可能成为我生活历程中一件可贵的纪念啊！

虽说我没有太多的钱拍照，且沙漠割肤而过的风沙也极可能损坏我的相机，但是我在能力所及的情形下，还是拍下了一些只能算是记录的习作。

对于这片大漠里的居民，我对他们无论是走路的姿势、吃饭的样子、衣服的色彩和式样、手势、语言、男女的婚嫁、宗教的信仰，都有着说不出的关爱，进一步，我更喜欢细细地去观察接近他们，来充实我自己这一方面无止境的好奇心。

要用相机来处理这一片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达到我所期望的水准的，我去旅行了很多次之后，我想通了，我只能着重于几个点上去着手，而不能在一个全面浩大的计划下去做一个自不量力的工作者。

“我们还是来拍人吧！我喜欢人。”我对荷西说。

在我跟了送水车去旅行时，荷西是不去的，只有我，经过介绍，跟了一个可信赖的撒哈拉威人巴新和他的助手就上路了。这旅行的方圆，大半是由大西洋边开始，到了阿尔及利亚附近，又往下面绕回来，去一次总得两千多里路。

每一个游牧民族帐篷相聚的地方，总有巴新的水车按时装了几十个汽油桶的水去卖给他们。

在这种没有车顶又没有挡风玻璃的破车子里晒上几千里路，在体力上来说，的确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和苦难，但是荷西让我去，我就要回报他给我这样的信心和看重，所以我的旅行很少有差错，去了几日，一定平安地回到镇上来。

第一次去大漠，除了一个背包和帐篷之外，我双手空空，没有法子拿出游牧民族期待着的东西，相对的，我也得不到什么友情。

第二次去时，我知道了做巫医的重要，我添了一个小药箱。

我也明白，即使在这世界的尽头，也有爱美的女人和爱吃的小孩子，于是我也买了很多串美丽的玻璃珠串，廉价的戒指，我甚而买了一大堆发光的钥匙、耐用的鱼线、白糖、奶粉和糖果。

带着这些东西进沙漠，的确使我一度产生过用物质来换取友谊的羞耻心理，但是我自问，我所要求他们的，不过是使他们更亲近我，让我了解他们。我所要交换的，不过是他们的善意和友情，也喜欢因为我的礼物，使他们看见我对他们的爱心，进一步地请他们接纳我这个如同外星人似的异族的女子。

游牧民族的帐篷，虽说是群居，但是他们还是分散得很广，只有少数的骆驼和山羊混在一起，成群地在啃一些小枯树上少得可怜的叶子维持着生命。

当水车在一个帐篷前面停下来时，我马上跳下车往帐篷走去。

这些可爱而又极容易受惊吓的内陆居民，看见我这么一个陌生人去了，总是吓得一哄而散。

每当这些人见了我做出必然的大逃亡时，巴新马上会大喝着，把他们像羊似的赶到我面前来立正，男人们也许会过来，但是女人和小孩就很难让我接近。

我从来不许巴新强迫他们过来亲近我，那样在我心里多少总觉得不忍。

“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们的。过来，不要怕我。”

我明知这些人可能完全听不懂西班牙文，但是我更知道，我的语调可以安抚他们，即使是听不懂，只要我安详地说话，他们就不再慌张了。

“来，来拿珠子，给你！”

我把一串美丽的珠子挂在小女孩的脖子上，再拉她过来摸摸她的头。

东西送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看病。

皮肤病的给涂涂消炎膏，有头痛的分阿斯匹灵，眼睛烂了的给涂眼药，太瘦的分高单位维他命，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大量的维他命C片。

我从不敢一到一个地方，完全不跟这批居民亲近，就拿出照相机来猛拍，我认为这是很不尊重他们的举动。

有一次我给一位自称头痛的老太太服下了两片阿斯匹灵片，又送了她一个钥匙挂在布包着的头巾下当首饰。她吞下去我给的药片还不到五秒钟，就点点头表示头不再疼了，拉住我的手往她的帐篷走去。

为了表示她对我的感激，她哑声叫进来了好几个完全把脸蒙上的女子，想来是她的媳妇和女儿们吧。

这些女人，有着极重的体味，一色的黑布包裹着她们的身子，我对她们打了手势，请她们把脸上的布解下来，其中的两个很羞涩地露出了她们淡棕色的面颊。

这两个美丽的脸，衬着大大的眼睛，茫然的表情，却张着无知而性感的嘴唇。她们的模样是如此地迷惑了我，我忍不住举起我的相机来。

我想这批女子，不但没有见过相机，更没有见过中国人，所以这两种奇怪的东西，也把她们给迷惑住了，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任由我拍照。

直到这一家的男人进来了，看见我正在做的动作，才突然长啸了一声冲了过来。

他大叫大跳着，几乎踢翻了那个老妇人，又大骂着挤成一堆的女子，那批年轻女人，听了他愤怒的话，吓得快哭出来似的缩成一团。

“你，你收了她们的灵魂，她们快死了。”他说着不流利的西班牙文。

“我什么？”我听了大吃一惊，这实在是冤枉我。

“你，你这个女人，会医病，也会捉魂，在这里，统统捉进去了。”他又厉声指着我的照相机，要过来打。

我看情形不很对劲，抱着照相机就往外面逃，我跑到车子上大叫我的保护人巴新。

巴新正在送水，看见了这种情形，马上把追我的人挡住了，但是人群还是激动地围了上来。

我知道，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用不送水，用沙漠军团，或是再深的迷信来吓阻他们，放我跟我的相机平安地上路。但是，反过来想，这一群以为她们已是“失去了灵魂的人”，难道没有权利向我索回她们被摄去的灵魂吗？

如果我偷拍了几张照片，就此开车走了，我留给这几个女人心理上的伤害是多么的重大，她们以为自己马上要死去了似的低泣着。

“巴新，不要再争了，请告诉她们，魂，的确是在这个盒子里，现在我可以拿出来还给她们，请她们不要怕。”

“小姐，她们胡闹嘛！太无知了，不要理会。”

巴新在态度上十分傲慢，令我看了反感。

“去，滚开！”巴新又挥了一下袖子，人们不情不愿地散了一点。

那几个被我收了魂的女子，看见我们车发动要走了，马上面无人色地蹲了下去。

我拍拍巴新的肩，叫他不要开车，再对这些人说：“我现在放灵魂了，你们不要担心。”

我当众打开相机，把软片像变魔术似的拉出来，再跳下车，迎着光给他们看个清楚，底片上一片白的，没有人影，他们看了松了一口气，我们的车还没开，那些人都满意地笑了。

在路途上，巴新和我笑着再装上了一卷软片，叹了口气，回望着坐在我身边的两个搭车的老撒哈拉威人。

“从前，有一种东西，对着人照，人会清清楚楚地被摄去魂，比你的盒子还要厉害！”一个老人说。

“巴新，他们说什么？”我在风里颠着趴在巴新身后问他。

等巴新解释明白了，我一声不响，拿出背包里的一面小镜子，轻轻地举在那个老人的面前，他们看了一眼镜子，大叫得几乎翻下车去，拼命打巴新的背，叫他停车，车煞住了，他们几乎是快得跌下去似的跳下车，我被他们的举动也吓住了，再抬头看看巴新的水车上，果然没有后视镜之类的东西。

物质的文明对人类并不能说是必要，但是在我们同样生活着的地球上居然还有连镜子都没有看过的人，的确令我惊愕交加，继而对他们无由地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样的无知只是地理环境的限制，还是人为的因素，我久久找不到答案。

再去沙漠，我随带了一面中型的镜子，我一下车，就把这闪光的东西去用石块叠起来，每一个人都特别害怕地去注意那面镜子，而他们对我的相机反而不再去关心，因为真正厉害的收魂机变成了那面镜子。

这样为了拍照而想出的愚民之计，并不是太高尚的行为，所以我也常常自动蹲在镜子面前梳梳头发，擦擦脸，照照自己，然后再没事似的走开去。我表现得一点也不怕镜子，慢慢地他们的小孩群也肯过来，很快地在镜子面前一晃，发觉没发生什么事，就再晃一次，再晃一次，最后镜子边围满了吱吱怪叫的撒哈拉威人，收魂的事，就这样消失了。

我结婚之后，不但我成了荷西的财产，我的相机，当然也落在这个人的手里去。

蜜月旅行去直渡沙漠时，我的主人一次也不肯给我摸摸我的宝贝，他，成了沙漠里的收魂人，而他收的魂，往往都是美丽的邻居女人。

有一天我们坐着租来的吉普车开到了大西洋沿海的沙漠边，那已是在我们居住的小镇一千多里外了。

沙漠，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土黄色的，也有红色的。我偏爱黑色的沙漠，因为它雄壮，荷西喜欢白色的沙漠，他说那是烈日下细致的雪景。

那个中午，我们慢慢地开着车，经过一片近乎纯白色的大漠，沙漠的那一边，是深蓝色的海洋。这时候，不知什么地方飞来了一片淡红色的云彩，它慢慢地落在海滩上，海边马上铺展开了一幅落日的霞光。

我奇怪极了，细细地注视着这一个天象上的怪现象，中午怎么突然降了黄昏的景色来呢！

再细看，天哪！天哪！那是一大片红鹤，成千上万的红鹤挤在一起，正低头吃着海滩上不知什么东西。

我将手轻轻地按在荷西的相机上，口里悄悄地对他说：“给我！给我拍，不要出声，不要动。”

荷西比我快，早就把相机举到眼前去了。

“快拍！”

“拍不全，太远了，我下去。”

“不要下，安静！”我低喝着荷西。

荷西不等我再说，脱下了鞋子朝海湾小心地跑去，样子好似要去偷袭一群天堂来的客人，没等他跑近，那片红云一下子升空而去，再也不见踪迹。

没有拍到红鹤自是可惜，但是那一刹那的美丽，在我的心底，一生也不会淡忘掉了。

有一次我们又跟了一个撒哈拉威朋友，去帐篷里做客，那一天主人很郑重地杀了一只羊来请我们吃。

这种吃羊的方法十分简单，一只羊分割成几十块，血淋淋的就放到火上去烤，烤成半熟就放在一个如洗澡盆一样大的泥缸里，撒上盐，大家就围上来同吃。

所有的人都拿起一大块肉来啃，啃了几下，就丢下了肉，去外面喝喝茶，用小石子下下棋，等一个小时之后，又叫齐了大家，再去围住那几十块已经被啃过的肉，拿起任何人以前的一块都可以，重新努力进食，这样吃吃丢丢要弄很多次，一只羊才被分啃成了骨头。

我也请荷西替我拍了一张啃骨头的照片，但是相片是不连续的动作，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拍出这句话来——“我啃的这块肉上可能已经有过三四个人以上的口水。”

又有一次我跟荷西去看生小骆驼，因为听说骆驼出生时是摔下地的，十分有趣，我们当然带了相机。

没想到，那只小骆驼迟迟不肯出世，我等得无聊了，就去各处沙地上走走。

这时候我看见那个管骆驼的老撒哈拉威人，突然在远远的地上跪了下去（不是拜了下去，只是跪着），然后他又站起来了。

因为他的动作，使我突然联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沙漠里没有卫生纸，那么他们大便完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建设性，但是我还是细细地思索了一下。

“荷西，他们怎么弄的？”我跑去轻轻地问荷西。

“你看见他跪下去又起来了是在小便，不是大便。”

“什么，世界上有跪着小便的人？”

“就是跪跟蹲两种方式，你难道以前不知道？”

“我要你去拍！”我坚持这一大发现要记录下来。

“跪下去有袍子罩着，照片拍出来也只是一个人跪着，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意思，这世界上哪有第二种人这样奇怪的小便法。”我真当做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有艺术价值吗？三毛。”

我答不出话来。

最最有趣的一次拍照，也是发生在大漠里。

我们在阿雍镇不远的地方露营，有人看见我们扎好了帐篷，就过来攀谈。这是一个十分年轻的撒哈拉威人，也十分的友善，会说西班牙话，同时告诉我们，他以前替一个修女的流动诊疗车帮过忙，他一再地说他是“有文明”的人。

这个人很喜欢我们收他的魂，客气地请荷西把衣服交换给他拍照，又很当心地把荷西的手表借来戴在手上，他把头发拢了又拢，摆出一副完全不属于自己风味的姿势，好似一个土里土气的假冒欧洲人。

“请问你们这架是彩色照相机吗？”他很有礼地问。

“什么？”我唬了一大跳。

“请问你这架是彩色照相机吗？”他又重复了一句。

“你是说底片吧？相机哪有彩不彩色的？”

“是，以前那个修女就只有一架黑白的，我比较喜欢一架彩色的。”

“你是说软片？还是机器？”我被他说得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是机器，你不懂，去问你先生，他手里那架，我看是可以拍彩色的。”他眇视了我这个一再追问的女人一眼。

“是啦！不要动，我手里拿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十彩照相机。”荷西一本正经地举起了手拍下了那个青年优美的自以为文明人的衣服和样子。

我在一旁看见荷西将错就错地骗人，笑得我把脸埋在沙里像一只鸵鸟一样。

抬起头来，发觉荷西正对着我拍过来，我蒙住脸大叫着：“彩色相机来摄洁白无瑕的灵魂啦！请饶了这一次吧！”

➣ 沙巴军曹

一个夏天的夜晚，荷西与我正从家里出来，预备到凉爽的户外去散步，经过炎热不堪的一天之后，此时的沙漠是如此的清爽而怡人。

在这个时候，邻近的撒哈拉威人都带着孩子和食物在外面晚餐，而夜，其实已经很深了。

等我们走到快近小镇外的坟场时，就看见不远处的月光下有一群年轻的撒哈拉威人围着什么东西在看热闹，我们经过人堆时，才发觉地上趴着一个动也不动的西班牙军人，样子像死去了一般，脸色却十分红润，留着大胡子，穿着马靴，看他的军装，知道是沙漠军团的，身上没有识别阶级的符号。

他趴在那儿可能已经很久了，那一群围着他的人高声地说着阿拉伯话，恶作剧地上去朝他吐口水，拉他的靴子，踩他的手，同时其中的一个撒哈拉威人还戴了他的军帽好似小丑一般地表演着喝醉了的人的样子。

对于一个没有抵抗力的军人，撒哈拉威人是放肆而大胆的。

“荷西，快回去把车开来。”我对荷西轻轻地说，又紧张地向四周张望着，在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有另外一个军人或者西班牙的老百姓经过这里，但是附近没有一个人走过。

荷西跑回家去开车时，我一直盯着那个军人腰间挂着的手枪，如果有人解他的枪，我就预备尖叫，下一步要怎么办就想不出来了。

那一阵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年轻人，已经组成了“波里沙里奥人民解放阵线”，总部在阿尔及利亚，可是镇上每一个年轻人的心几乎都是向着他们的，西班牙人跟撒哈拉威人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沙漠军团跟本地更是死仇一般。

等荷西飞也似的将车子开来时，我们排开众人，要把这个醉汉拖到车子里去。这家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要抬他到车里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我们全身都汗湿了，才将他在后座放好，关上门，口里说着对不起，慢慢地开出人群，车顶上仍然被人砰砰地打了好几下。

在快开到沙漠军团的大门时，荷西仍然开得飞快，营地四周一片死寂。

“荷西，闪一闪灯光，按喇叭，我们不知道口令，要被误会的，停远一点。”

荷西的车子在距离卫兵很远的地方停下来了，我们赶快开了车门出去，用西班牙文大叫：“是送喝醉了的人回来，你们过来看！”

两个卫兵跑过来，枪子咔嗒上了膛，指着我们，我们指指车里面，动也不动。

这两个卫兵朝车里一看，当然是认识的，马上进车去将这军人抬了出来，口里说着：“又是他！”

这时，高墙上的探照灯刷一下照着我们，我被这种架势吓得很厉害，赶快进车里去。

荷西开车走时，两个卫兵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说：“谢啦！老乡！”

我在回来的路上，还是心有余悸，被人用枪这么近地指着，倒是生平第一次，虽然那是自己人的部队，还是十分紧张的。

有好几天我都在想着那座夜间警备森严的营区和那个烂醉如泥的军人。

过了没多久，荷西的同事们来家里玩，我为了表示待客的诚意，将冰牛奶倒了一大壶出来。

这几个人看见冰牛奶，像牛喝水似的呼一下就全部喝完了，我赶紧又去开了两盒。

“三毛，我们喝了你们怎么办？”这两个人可怜兮兮地望着牛奶，又不好意思再喝下去。

“放心喝吧！你们平日喝不到的。”

食物是沙漠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被招待的人不会满意，跟着一定会问好吃的东西是哪里来的。

等荷西的同事在那一个下午喝完了我所有盒装的鲜奶，见我仍然面不改色，果然就问我这是哪儿买来的了。

“嘿！我有地方买。”我得意地卖着关子。

“请告诉我们在哪里！”

“啊！你们不能去买的，要喝上家里来吧！”

“我们要很多，三毛，拜托你讲出来啊！”

“我在沙漠军团的福利社买的。”

“军营？你一个女人去军营买菜？”他们叫了起来，一副老百姓的呆相。

“军眷们不是也在买？我当然跑去了。”

“可是你是不合规定的老百姓啊！”

“在沙漠里的老百姓跟城里的不同，军民不分家。”我笑嘻嘻地说。

“军人，对你还有礼貌吗？”

“太客气了，比镇上的普通人好得多了。”

“请你代买牛奶总不会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要几盒明天开单子来吧！”

第二天荷西下班回来，交给我一张牛奶单，那张单子上列了八个单身汉的名字，每个人每星期希望我供应十盒牛奶，一共是八十盒。

我拿着单子咬了咬嘴唇，大话已经说出去了，这八十盒牛奶要我去军营买，却实在是令人说不出口。

在这种情形下，我情愿丢一次脸，将这八十盒羞愧的数量一次买清，就不再出现，总比一天去买十盒的好。

隔了一天，我到福利社里去买了一大箱十盒装的鲜乳，请人搬来放在墙角，打一个转，再跑进去，再买一箱，再放在墙角，过了一会儿，再进去买，这样来来去去弄了四次，那个站柜台的小兵已经晕头转向了。

“三毛，你还要进进出出几次？”

“还有四次，请忍耐一点。”

“为什么不一次买？都是买牛奶吗？”

“一次买不合规定，太多了。”我怪不好意思地回答着。

“没关系，我现在就拿给你，请问你一次要那么多牛奶干吗？”“别人派我来买的，不全是我的。”

等我把八大箱牛奶都堆在墙角，预备去喊计程车时，我的身边刷一下停下了一辆吉普车，抬头一看，吓了一跳，车上坐着的那个军人，不就是那天被我们抬回营区去的醉汉吗？

这个人是高大的，精神的，制服穿得很合身，大胡子下的脸孔看不出几岁，眼光看人时带着几分霸气又嫌过分的专注，胸膛前的上衣扣一直开到第三个扣子，留着平头，绿色的船形军帽上别着他的阶级——军曹。

我因为那天晚上没有看清楚他，所以刻意地打量了他一下。

他不等我说话，跳下车来就将小山也似的箱子一个一个搬上了车，我看牛奶已经上车了，也不再犹豫，跨上了前座。

“我住在坟场区。”我很客气地对他说。

“我知道你住在那里。”他粗声粗气地回答我，就将车子开动了。

我们一路都没有说话，他的车子开得很平稳，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等车子经过坟场时，我转过头去看风景，生怕他想起来那个晚上酒醉失态被我们捡到的可怜样子会受窘。

到了我的住处，他慢慢地刹车，还没等他下车，我就很快地跳下来了，因为不好再麻烦这个军曹搬牛奶，我下了车，就大声叫起我邻近开小杂货店的朋友沙仑来。

沙仑听见我叫他，马上从店里趿着拖鞋跑出来了，脸上露着谦卑的笑容。

等他跑到吉普车面前，发现有一个军人站在我旁边，突然顿了一下，接着马上低下了头赶快把箱子搬下来，那个神情好似看见了凶神一般。

这时，送我回来的军曹，看见沙仑在替我做事，又抬眼望了一下沙仑开的小店，突然转过眼光来鄙夷地盯了我一眼，我非常敏感地知道，他一定是误会我了，我涨红了脸，很笨拙地辩护着：“这些牛奶不是转卖的，真的！请相信我，我不过是——”

他大步跨上了车子，手放在驾驶盘上拍了一下，要说什么又没说，就发动起车子来。

我这才想起来跑了过去，对他说：“谢谢你，军曹！请问贵姓？”

他盯住我，好似已经十分忍耐了似的对我轻轻地说：“对撒哈拉威人的朋友，我没有名字。”

说完就把油门一踏，车子飞也似的冲了出去。

我呆呆地望着尘埃，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被人冤枉了，不给我解释的余地，问他的名字，居然被他无礼地拒绝了。

“沙仑，你认识这个人？”我转身去问沙仑。

“是。”他低声说。

“干什么那么怕沙漠军团，你又不是游击队？”

“不是，这个军曹，他恨我们所有的撒哈拉威人。”

“你怎么知道他恨你？”

“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我刻意地看了老实的沙仑一眼，沙仑从来不说人是非，他这么讲一定有他的道理。

从那次买牛奶被人误会了之后，我羞愧得很久不敢去军营买菜。

隔了很久，我在街上遇见了福利社的小兵，他对我说他们队上以为我走了，又问我为什么不再去买菜，我一听他们并没有误会我的意思，这才又高兴地继续去了。

运气就有那么不好，我又回军营里买菜的第一天，那个军曹就跨着马靴大步地走进来了，我咬着嘴唇紧张地望着他，他对我点点头，说一声：“日安！”就到柜台上去了。

对于一个如此不喜欢撒哈拉威人的人，我将他解释成“种族歧视”，也懒得再去理他了，站在他旁边，我专心向小兵说我要买的菜，不再去望他。

等我付钱时，我发觉旁边这个军曹翻起袖子的手臂上，居然刻了一大排文身刺花，深蓝色的俗气情人鸡心下面，又刺了一排中号的字——“奥地利的唐璜”。

我奇怪得很，因为我本来以为刺花的鸡心下面一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想不到却是个男人的。

“喂！‘奥地利的唐璜’是谁？是什么意思？”

等那个军曹走了，我就问柜台上沙漠军团的小兵。

“啊！那是沙漠军团从前一个营区的名字。”

“不是人吗？”

“是历史上加洛斯一世时的一个人名，那时候奥地利跟西班牙还是不分的，后来军团用这名字做了一个营区的称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刚刚那个军曹，他把这些字都刻在手臂上哪！”

我摇了摇头，拿着找回来的钱，走出福利社的大门去。

在福利社的门口，想不到那个军曹在等我，他看见了我，头一低，跟着我大步走了几步，才说：“那天晚上谢谢你和你先生。”

“什么事？”我不解地问他。

“你们送我回去，我——喝醉了。”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个人真奇怪，突然来谢我一件我已忘记了的事情，上次他送我回去时怎么不谢呢？

“请问你，为什么撒哈拉威人谣传你恨他们？”我十分鲁莽地问他。

“我是恨。”他盯住我看着，而他如此直接的回答使我仍然吃了一惊。

“这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并不是哪一个民族特别的坏。”我天真地在讲一句每一个人都会讲的话。

军曹的眼光掠向那一大群在沙地上蹲着的撒哈拉威人，脸色又一度专注得那么吓人起来，好似他无由的仇恨在燃烧着他似的可怖。我停住了自己无聊的话，呆呆地看着他。

他过了几秒钟才醒过来，对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就大步地走开去。

这个刺花的军曹，还是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手臂，却刻着一整个营区的名称，而这为什么又是好久以前的一个营区呢？

有一天，我们的撒哈拉威朋友阿里请我们到离镇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阿里的父亲住在那儿的一个大帐篷里，阿里在镇上开计程车，也只有周末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

阿里父母住的地方叫“魅赛也”，可能在千万年前是一条宽阔的河，后来枯干了，两岸成了大峡谷似的断岩，中间河床的部分有几棵椰子树，有一汪泉水不断地流着，是一个极小的沙漠绿洲。这样辽阔的地方，又有这么好的淡水，却只住了几个帐篷的居民，令我十分不解。

在黄昏的凉风下，我们与阿里的父亲坐在帐篷外，老人悠闲地吸着长烟斗，红色的断崖在晚霞里分外雄壮，天边第一颗星孤零零地升起了。

阿里的母亲捧着一大盘“古斯古”和浓浓的甜茶上来给我们吃。

我用手捏着“古斯古”，把它们做成一个灰灰的面粉团放到口里去，在这样的景色下，坐在地上吃沙漠人的食物才相称。

“这么好的地方，又有泉水，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住呢？”我奇怪地问着老人。

“以前是热闹过的，所以这片地方才有名字，叫做‘魅赛也’，后来那件惨案发生，旧住着的人都走了，新的当然不肯再搬来，只余下我们这几家在这里硬撑着。”

“什么惨案？我怎么不知道？是骆驼瘟死了吗？”我追问着老人。

老人望了我一眼，吸着烟，心神好似突然不在了似的望着远方。

“杀！杀人！血流得当时这泉水都不再有人敢喝。”

“谁杀谁？什么事？”我禁不住向荷西靠过去，老人的声音十分神秘恐怖，夜，突然降临了。

“撒哈拉威人杀沙漠军团的人。”老人低低地说，望着荷西和我。

“十六年前，‘魅赛也’是一片美丽的绿洲，在这里，小麦都长得出来，椰枣落了一地，要喝的水应有尽有，撒哈拉威人几乎全把骆驼和山羊赶到这里来放牧，扎营的帐篷成千上万——”

老人在诉说着过去的繁华时，我望着残留下来的几棵椰子树，几乎不相信这片枯干的土地也有过它的青春。

“后来西班牙的沙漠军团也开来了，他们在这里扎营，住着不走——”老人继续说。

“可是，那时候的撒哈拉沙漠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谁来都不犯法。”我插嘴打断他。

“是，是，请听我说下去——”老人比了一个手势。

“沙漠军团来了，撒哈拉威人不许他们用水，两方面为了争水，常常起冲突，后来——”

我看老人不再讲下去，就急着问他：“后来怎么了？”

“后来，一大群撒哈拉威人偷袭了营房，把沙漠军团全营的人，一夜之间在睡梦里杀光了。统统用刀杀光了。”

我张大了眼睛，隔着火光定定地望着老人，轻轻地问他：“你是说，他们统统被杀死了？一营的人被撒哈拉威人用刀杀了？”

“只留了一个军曹，他那夜喝醉了酒，跌在营外，醒来他的伙伴全死了，一个不留。”

“你当时住在这里？”我差点没问他，“你当时参加了杀人没有？”

“沙漠军团是最机警的兵团，怎么可能？”荷西说。

“他们没有料到，白天奔驰得太厉害，卫兵站岗又分配得不多，他们再没有料到撒哈拉威人拿刀杀进来。”

“军营当时扎营在哪里？”我问着老人。

“就在那边！”

老人用手指着泉水的上方，那儿除了沙地之外，没有一丝人住过的痕迹。

“从那时候起，谁都不喜欢住在这里，那些杀人的当然逃了，一块好好的绿洲荒废成这个样子。”

老人低头吸烟，天已经暗下来了，风突然厉冽地吹拂过来，夹着呜呜的哭声，椰子树摇摆着，帐篷的支柱也吱吱地叫起来。

我抬头望着黑暗中远方十六年前沙漠军团扎营的地方，好似看见一群群穿军装的西班牙兵在跟包着头举着大刀的撒哈拉威人肉搏，他们一个一个如银幕上慢动作的姿势在刀下倒下去，成堆的人流着血在沙地上爬着，成千无助的手臂伸向天空，一阵阵无声的呐喊在一张张带血的脸上嘶叫着，黑色的夜风里，只有死亡空洞的笑声响彻在寂寞的大地上——

我吃了一惊，用力眨一下眼睛，什么都不见了，四周安详如昔，火光前，坐着我们，大家都不说话。

我突然觉得寒冷，心里闷闷不乐，这不只是老人所说的惨案，这是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啊！

“那个唯一活着的军曹——就是那个手上刺着花，老是像狼一样盯着撒哈拉威人的那一个？”我又轻轻地问。

“他们过去是一个团结友爱的营，我还记得那个军曹酒醒了在他死去的兄弟尸体上像疯子一样扑跌发抖的样子。”

我突然想到那个人手上刺着营名的文身。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问着。

“那件事情之后，他编在镇上的营区去，从那时候他就不肯讲名字，他说全营的弟兄都死了，他还配有名字吗？大家都只叫他军曹。”

过去那么多年的旧事了，想起来依然使我毛骨悚然，远处的沙地好似在扭动一般。

“我们去睡吧！天黑了。”荷西大声大气地说，然后一声不响地转进帐篷里去。

这件已成了历史的悲剧，在镇上几乎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我每次看见那个军曹，心里总要一跳，这样惨痛的记忆，到何年何月才能在他心里淡去？

去年这个时候，这一片被世界遗忘的沙漠突然地复杂起来。北边摩洛哥和南边毛里塔尼亚要瓜分西属撒哈拉，而沙漠自己的部落又组成了游击队流亡在阿尔及利亚，他们要独立。西班牙政府举棋不定，态度暧昧，对这一片已经花了许多心血的属地不知要弃还是要守。

那时候，西班牙士兵单独外出就被杀，深水井里被放毒药，小学校车里找出定时炸弹，磷矿公司的输送带被纵火，守夜工人被倒吊死在电线上，镇外的公路上地雷炸毁经过的车辆——

这样的不停的骚乱，使得镇上风声鹤唳，政府马上关闭学校，疏散儿童回西班牙，夜间全面戒严，镇上坦克一辆一辆地开进来，铁丝网一圈一圈地围满了军事机关。

可怕的是，在边界上西班牙三面受敌，在小镇上，竟弄不清这些骚乱是哪一方面弄出来的。

在那种情形下，妇女和儿童几乎马上就回西班牙了。荷西与我因没有牵挂，所以按兵不动，他照常上班，我则留在家里，平日除了寄信买菜之外，公共场所为了怕爆炸，已经很少去了。

一向平静的小镇开始有人在贱卖家具，航空公司门口每天排长龙抢票，电影院、商店一律关门，留驻的西国公务员都发了手枪，空气里无端的紧张，使得还没有发生任何正面战争冲突的小镇，已经惶乱不安了。

有一个下午，我去镇上买当日的西班牙报纸，想知道政府到底要把这块土地怎么办，报纸上没有说什么，每天都说一样的话。我闷闷地慢步走回家。一路上看见很多棺木放在军用卡车里往坟场开去，我吃了一惊，以为边界跟摩洛哥人已经打了起来。

顺着回家的路走，是必然经过坟场的。撒哈拉威人有两大片自己的坟场，沙漠军团的公墓却是围着雪白的墙，用一扇空花的黑色铁门关着，墙内竖着成排的十字架，架下面是一片片平平的石板铺成的墓。

我走过去时，公墓的铁门已经开了，第一排的石板坟都已挖出来，很多沙漠军团的士兵正把一个个死去的兄弟搬出来，再放到新的棺木里去。

我看见那个情形，就一下明白了，西班牙政府久久不肯宣布的决定，沙漠军团是活着活在沙漠，死着埋在沙漠的一个兵种，现在他们将他们的死人都挖了起来要一同带走，那么西班牙终究是要放弃这片土地了啊！

可怖的是，一具一具的尸体，死了那么多年，在干燥的沙地里再挖出来时，却不是一堆白骨，而是一个一个如木乃伊般干瘪的尸身。

军团的人将他们小心地抬出来，在烈日下，轻轻地放入新的棺木，敲好钉子，贴上纸条，这才搬上了车。

因为有棺材要搬出来，观看的人群让了一条路，我被挤到公墓的里面去，这时，我才发觉那个没有名字的军曹坐在墙的阴影下。

看见死人并没有使我不自在，只是钉棺木的声音十分的刺耳，突然在这当时看见军曹，使我想起，那个夜晚碰到他酒醉在地上的情形，那夜也是在这坟场附近，这么多年的一件惨事，难道至今没有使他的伤痛冷淡下来过？

等到第三排公墓里的石板被打开时，这个军曹好似等待了很久似的站了起来，他大步地走过去，跳下洞里，亲手把那具没有烂掉的尸体像情人一般地抱出来，轻轻地托在手臂里，静静地注视着那已经风干了的脸，他的表情没有仇恨和愤怒，我看得见的只是一片近乎温柔的悲怆。

大家等着军曹把尸身放进棺木里去，他，却站在烈日下，好似忘了这个世界似的。

“是他的弟弟，那次一起被杀掉的。”一个士兵轻轻地对另外一个拿着十字锹的说。

好似有一世纪那么长，这个军曹才迈着步子走向棺木，把这死去了十六年的亲人，像对待婴儿似的轻轻放入他永远要睡的床里去。

这个军曹从门口经过时，我转开了视线，不愿他觉得我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好事者，他经过围观着的撒哈拉威人时，突然停了一下，撒哈拉威人拉着小孩子们一逃而散。

一排排的棺木被运到机场去，地里的兄弟们先被运走了，只留下整整齐齐的十字架在阳光下发着耀眼的白色。

那一个清晨，荷西上早班，得五点半钟就出门去，我为着局势已经十分不好了，所以当天需要车子装些包裹寄出沙漠去，那天我们说好荷西坐交通车去上班，把车子留下来给我，但是我还是清早就开车把荷西送到搭交通车的地方去。

回程的公路上，为了怕地雷，我一点都不敢抄捷径，只顺着柏油路走。在转入镇上的斜坡口，我看到汽油的指示针是零了，就想顺道去加油站，再一看表，还只是六点差十分，我知道加油站不会开着，就转了车身预备回家去。就在那时距我不远处的街道上，突然发出轰的一声极沉闷的爆炸的巨响，接着一柱黑烟冒向天空，我当时离得很近，虽然坐在车里，还是被吓得心跳得不得了，我很快地把车子往家里开去，同时我听见镇上的救护车正鸣叫着飞也似的奔去。

下午荷西回家来问我：“你听见了爆炸声吗？”

我点点头，问着：“伤了人吗？”

荷西突然说：“那个军曹死了。”

“沙漠军团的那个？”我当然知道不会有别人了，“怎么死的？”

“他早晨开车经过爆炸的地方，一群撒哈拉威小孩正在玩一个盒子，盒子上还插了一面游击队的小布旗子，大概军曹觉得那个盒子不太对，他下了车往那群小孩跑去，想赶开他们，结果，其中的一个小孩拔出了旗子，盒子突然炸了——”

“死了几个撒哈拉威小孩？”

“军曹的身体抢先扑在盒子上，他炸成了碎片，小孩子们只伤了两个。”

我茫然地开始做饭给荷西吃，心里却不断地想到早晨的事情，一个被仇恨啃啮了十六年的人，却在最危急的时候，用自己的生命扑向死亡，去换取了这几个他一向视做仇人的撒哈拉威孩子的性命。为什么？再也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地死去。

第二天，这个军曹的尸体，被放入棺木中，静静地葬在已经挖空了的公墓里，他的兄弟们早已离开了，在别的土地上安睡了，而他，没有赶得上他们，却静静地被埋葬在撒哈拉的土地上，这一片他又爱而又恨的土地做了他永久的故乡。

他的墓碑很简单，我过了很久才走进去看了一眼，上面刻着——“沙巴·桑却士·多雷，一九三二——一九七五。”

我走回家的路上，正有撒哈拉威的小孩们在广场上用手拍着垃圾桶，唱着有板有眼的歌，在夕阳下，是那么的和平，好似不知道战争就要来临了一样。

➣ 搭车客

常常听到一首歌，名字叫什么我不清楚，歌词和曲调我也哼不全，但是它开始的那两句，什么——“想起了沙漠就想起了水，想起了爱情就想起了你……”给我的印象却是鲜明的。

这种直接的联想是很自然的，水和爱情都是沙漠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东西，只是不晓得这首歌后段还唱了些什么事情。

我的女友麦铃在给我写信时，也说——我常常幻想着，你披了阿拉伯人彩色条纹的大毯子，脚上扎着一串小铃铛，头上顶着一个大水瓶去井边汲水，那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我的女友是一个极可爱的人，她替我画出来的《女奴汲水图》真是风情万种，浪漫极了。事实上走路去提水是十分辛苦的事，是绝对不舒服的，而且我不会把大水箱压在我的头顶上。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周来信，也一再地叮咛我——既然水的价格跟“可乐”是一样的，想来你一定不甘心喝清水，每日在喝“可乐”，但是水对人体是必需的。你长年累月地喝可乐，就可能“不可乐”了，要切切记住，要喝水，再贵也要喝——

每一个不在沙漠居住的人，都跟我提到水的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我——在那么浩瀚无际的沙海里，没有一条小船，如何乘风破浪地航出镇外的世界去。

长久被封闭在这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上，就好似一个断了腿的人又偏偏住在一条没有出口的巷子里一样的寂寞，千篇一律的日子，没有过分的欢乐，也谈不上什么哀愁。没有变化的生活，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纬，一匹一匹的岁月都织出来了，而花色却是一个样子的单调。

那一天，荷西把船运来的小车开到家门口来时，我几乎是冲出去跟它见面的。它虽然不是那么实用昂贵的“蓝得罗伯牌”的大型吉普车，也不适合在沙漠里奔驰，但是，在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轻轻地摸着它的里里外外，好似得了宝贝似的不知所措地欢喜着，脑子里突然浮出一片大漠落霞的景色，背后的配乐居然是“Born Free”（《狮子与我》片中那首叫做《生而自由》的好听的主题曲）。奇怪的是，好似有一阵阵的大风向车子里刮着，把我的头发都吹得跳起舞来。

我一心一意地爱着这个新来的“沙漠之舟”。每天荷西下班了，我就拿一块干净的绒布，细心地去擦亮它，不让它沾上一丝尘土，连轮胎里嵌进的小石子，我都用铗子把它们挑出来，只怕自己没有尽心服侍着这个带给我们极大欢乐的伙伴。

“荷西，今天上班去，它跑得还好吗？”我擦着车子的大眼睛，问着荷西。

“好极了，叫它东它就不去西，喂它吃草，它也很客气，只吃一点点。”

“现在自己有车了，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公路上搭便车，眼巴巴地吹风淋雨，希望有人停下来载我们的惨样子吗？”我问着荷西。“那是在欧洲，在美国你就不敢。”荷西笑着说。

“美国治安不同，而且当时你也不在我身边。”

我再擦着新车温柔的右眼，跟荷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

“荷西，什么时候让我开车子？”满怀希望地问他。

“你不是试过了？”他奇怪地反问。

“那不算，你坐在我旁边，总是让我开得不好，弄得我慌慌张张，越骂开得越糟，你不懂心理学。”我说起这事就开始想发作了。

“我再开一星期，以后上班还是坐交通车去，下午你开车来接，怎么样？”

“好！”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恨不得把车子抱个满怀。

荷西的工地，离家快有来回两小时的车程，但是那条荒凉的公路是笔直的，可以尽情地跑，也可以说完全没有交通流量。

第一次去接荷西，就迟到了快四十分钟，他等得已经不耐烦了。

“对不起，来晚了。”我跳下车满身大汗地用袖子擦着脸。

“叫你不要怕，那么直的路，油门踩到底，不会跟别人撞上的。”

“公路上好多地方被沙埋掉了，我下车去挖出两条沟来，才没有陷下去，自然耽搁了，而且那个人又偏偏住得好远——”我挪到旁边的位子去，把车交给荷西开回家。

“什么那个人？”他偏过头来望了我一眼。

“一个走路的撒哈拉威。”我摊了一下手。

“三毛，我父亲上封信还讲，就算一个死了埋了四十年的撒哈拉威，都不能相信他，你单身穿过大沙漠，居然——”荷西很不婉转的语气真令人不快。

“是个好老的，怎么，你？”我顶回去。

“老的也不可以！”

“你可别责备我，过去几年，多少辆车，停下来载我们两个长得像强盗一样的年轻人，那些不认识的人，要不是对人类还有那么一点点信心，就是瞎了眼，神经病发了。”

“那是在欧洲，现在我们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你该分清楚。”

“我分得很清楚，所以才载人。”

这是不同的，在文明的社会里，因为太复杂了，我不会觉得其他的人和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片狂风终年吹拂着的贫瘠的土地上，不要说是人，能看见一根草，一滴晨曦下的露水，它们都会触动我的心灵，怎么可能在这样寂寞的天空下见到蹒跚独行的老人而视若无睹呢？

荷西其实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是他不肯去思想。

有了车子，周末出镇去荒野里东奔西跑自是舒畅多了，那真是全然不同的经历。但是平日荷西上班去，不守诺言，霸占住一天的车，我去镇上还是得冒着烈日走长路，两人常常为了抢车子怄气。有时候清晨听见他偷开车子走了，我穿了睡衣跑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

邻近的孩子们，本来是我的朋友，但是自从他们看见荷西老是在车里神气活现地出出进进，倒车，打转，好似马戏班里的小丑似的逗着观众时，他们就一窝蜂地去崇拜这个莫名其妙的人了。

我一向最不喜欢看马戏班里的小丑，因为看了就要难过，这一次也不例外。

有一天黄昏，明明听见荷西下班回来刹车的声音，以为他会进来，没想到，一会儿，车子又开走了。

弄到晚上十点多，才脏兮兮地进门了。

“去了哪里？菜都凉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散步！嘿嘿！散个步去了。”接着没事地吹着口哨去洗澡了。

我跑出门去看车，里里外外都还是一整块，打开车门往里看，一股特别的气味马上冲出来，前座的靠垫上显然滴的是一摊鼻涕，后座上有一块尿湿了的印子，玻璃窗上满是小手印，车内到处都是饼干屑，真是一场浩劫。

“荷西，你开儿童乐园了？”我厉声地在浴室外喊他。

“啊！福尔摩斯。”冲水的声音愉快地传来。

“什么摩斯，你去看看车子。”我大吼。

荷西把水开得大大的，假装听不见我说话。

“带了几个脏小孩去兜风？说！”

“十一个，嘻嘻！连小小的哈力法也塞进去了。”

“我现在去洗车，你吃饭，以后我们一人轮一星期的车用，你要公平。”我捉住了荷西的小辫子，乘机再提出用车的事。

“好吧！算你赢了！”

“是永久的，一言为定哦！”我不放心地再证实一下。

他伸出湿湿的头来，对我做了一个凶狠的鬼脸。

其实硬抢了车子，也不过是早晨在邮局附近打打转，然后回家来，洗烫，打扫，做平常的家务事，等到下午三点多钟，我换上出门的衣服，拿着一块湿抹布包住滚烫的驾驶盘，再在坐垫上放两本厚书，这才在热得令人昏眩的阳光下，开始了我等候了一天的节目。

这种娱乐生活的方式，对一个住在城里的人，也许毫无意义，但是，与其将漫长的午后消磨在死寂的小房子里，我还是情愿坐在车里开过荒野去跑一个来回，这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一件事。

沿着将近一百公里长的狭狭的柏油路，总是错错落落地散搭着帐篷，住在那儿的人，如果要去镇上办事情，除了跋涉一天的路之外，可以说毫无其他的办法。在这儿，无穷无尽波浪起伏的沙粒，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而人，生存在这儿，只不过是拌在沙里面的小石子罢了。

在下午安静得近乎恐怖的大荒原里开车，心里难免有些寂寥的感觉，但是，知道这难以想象的广大土地里，只有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是十分自由的事。

偶尔看到在天边的尽头有一个小黑点在缓缓地移动着，总也不自觉地把飞驶的车子慢了下来，苍穹下的背影显得那么的渺小而单薄，总也忍不下心来，把头扬得高高的，将车子扬起满天的尘埃，从一个在艰难举步的人身边刷一下开过。

为了不惊吓走路的人，我总是先开过他，才停下车来，再摇下车窗向他招手。

“上来吧！我载你一程。”

往往是迟疑羞涩地望着我，也总是很老的撒哈拉威人，身上扛了半袋面粉或杂粮。

“不要怕，太热了，上来啊。”

顺便带上车的人，在下车时，总好似拜着我似的道谢着，直到我的车开走了老远，还看见那个谦卑的人远远地在广阔的天空下向我挥手，我常常被他们下车时的神色感动着，多么淳朴的人啊！

有一次，我开出镇外三十多公里了，看见前面一个老人，用布条拉着一只大山羊，挣扎地在路边移动着，他的长袍被大风吹得好似一片鼓满了风的帆一样使他进退不得。

我停了车，向他喊着：“沙黑毕（朋友），上来吧！”

“我的羊？”他紧紧地捉住他的羊，很难堪地低低地说了一句。

“羊也上来吧！”

山羊推塞进后座，老先生坐在我旁边，羊头正好搁在我的颈子边，这一路，我的脖子被羊紧张的喘气吹得痒得要命，我加足马力，快快地把这一对送到他们筑在路旁贫苦的帐篷边去，下车时，老人用力地握住我的手，没有牙齿的口里，咿咿呀呀地说着感激我的话，总也不肯放下。

我笑了起来，对他说：“不要再谢啦，快把羊拖下去吧！它一直把我的头发当干草在啃哪！”

“现在羊粪也弄进车里来了，上次还骂我开儿童乐园，你扫，我不管。”回到家里，荷西先跑进去了，我捂着嘴笑着跟在他身后，拿了小扫把，把羊粪收拾了倒进花盆里做肥料，谁说停车载人是没有好处的。

有时候荷西上工的时间改了，轮到中午两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那种情形下，如果我硬要跟着跑这来回一百公里，只有在十二点半左右跟着他出门，到了公司，他下车，我再独自开回来。

狂风沙的季候下，火热的正午，满天的黄尘，呛得肺里好似填满了沙土似的痛，能见度低到零，车子像在狂风暴雨的海里乱冲着，四周震耳欲聋的飞沙走石像雨似的凶暴地打在车身上。

在这样的一个正午，我送荷西上班回家时，却在濛濛濛的黄沙里，看见了一个骑脚踏车的身影，我吃惊地刹住了车，那个骑车的人马上丢了车子往我跑来。

“什么事？”我打开了窗子，捂着眼睛问他。

“太太，请问有没有水？”

我张开了蒙着眼睛的手指，居然看见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迫切的眼睛渴望地盯着我。

“水？没有。”

我说这话时，那个孩子失望得几乎要哭出来，把头扭了开去。

“快上来吧！”我把车窗很快地摇上。

“我的脚踏车——”他不肯放弃他的车子。

“这种气候，你永远也骑不到镇上的。”我顺手戴上了防风镜，开了门跑出去拉他的车子。

那是一辆旧式的脚踏车，无论如何不能把它装进我的小车里去。

“这是不可能的，你怎么不带水，骑了多久了？”我在风里大声地对他喊着，口腔里马上吹进了沙粒。

“从今天早上骑到现在。”小孩几乎是呜咽着说的。

“你上车来，先把脚踏车丢在这里，回去时，再搭镇上别人的车，到这里来捡回你的车，怎么样？”

“不能，过一会儿沙会把它盖起来，找不到了，我不能丢车子。”他固执地保护着他心爱的破车。

“好吧！我先走了，这个给你。”我把防风眼镜顺手脱下来交给他，无可奈何地上了车。

回到了家里，我试着做些家事，可是那个小男孩的身影，却像鬼也似的迷住了我的心。听着窗外凄厉的风声，坐了几分钟，我发觉没有心思做任何事情。

我气愤地打开冰箱，拿了一瓶水、一个面包，又顺手拿了一顶荷西的鸭舌帽，开门跳进车里，再回头到那条路上去找那个令人念念不忘的小家伙。

检查站的哨兵看见我，跑了过来，弯着身子对我说：“三毛，在这种气候里，你又去散步吗？”

“散步的不是我，是那个莫名其妙找麻烦的小鬼。”我一加油门，车子弹进风沙迷雾里去。

“荷西，车子你去开吧！我不用了。”我同一天第三次在这条路上跑时，已是寒冷的夜晚了。

“受不了热吧！嘿嘿！”他得意地笑了。

“受不了路上的人，那么讨厌，事情好多。”

“人，在哪里？”荷西好笑地问。

“每几天就会碰到，你看不见？”

“你不理不就得了？”

“我不理谁理？眼看那个小鬼渴死吗？”

“所以你就不去了？”

“唉，算了！”我半靠在车座上望着窗外。

我说话算话，有好几个星期，静静地坐在家里缝缝补补。

等到我拼完了那快近一百块小碎花布的彩色百衲被之后，又不知怎的浮躁起来。

“荷西，今天天气那么好，没有风沙，我送你去上班吧！”我穿着睡袍在清晨的沙地里看着车子。

“今天是公共假日，你不如去镇上玩。”荷西说。

“啊！真的，那你为什么上班？”

“矿砂是不能停的，当然要去。”

“假日的镇上，怕不挤了好几百个人，看了眼花，我不去。”

“那么上车吧！”

“我去换衣服。”我飞快地进屋去穿上了衬衫和牛仔裤，顺手抓了一个塑胶袋。

“拿口袋做什么？”

“天气那么好，你上班，我去捡子弹壳跟羊骨头，过一阵再回来。”

“那些东西有什么用？”荷西发动了车子。

“弹壳放在天台上冻一夜，清早摸黑去拿下来，贴在眼睛上可以治针眼，你上次不是给我治好的吗？”

“那是巧合，是你自己乱想出来的法子。”

我耸耸肩不置可否，其实捡东西是假，在空气清新的原野里游荡才是真正有趣的事，可惜的是好天气总不多。

看见荷西下车了，走上长长的浮台去，我这才叹了口气把车子开出工地。

早晨的沙漠，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天空是碧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温柔的沙丘不断地铺展到视线所能及的极限。在这种时候的沙地，总使我联想起一个巨大的沉睡女人的胴体，好似还带着轻微的呼吸在起伏着，那么安详沉静而深厚的美丽真是令人近乎疼痛地感动着。

我先把车子开出公路，沿着前人车轮的印子开到靶场去，拾了一些弹壳，再躺一会儿，看看半圆形把我们像碗一样反扣着的天空，再走长长的沙路，去找枯骨头。

骨头没有捡到什么完整的，却意外地得了一个好大贝壳的化石，像一把美丽的小折扇一样打开着。

我吐了一点口水，用裤子边把它擦擦干净，这才上车开回家，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头顶上了。

开着车窗，吹着和风，天气好得连收音机的新闻都舍不得听，免得破坏了这一天一地的寂静。路，像一条发光的小河，笔直地流在苍穹下。

天的尽头，有一个小黑点子，清楚地贴在那儿，动也不动。

车子滑过这人，他突然举起了手要搭车。

“早！”我慢慢地停车。

一个全副打扮得好似要去参加誓旗典礼那么整齐的西班牙小兵，孤零零地站在路旁。

“您早！太太！”他站得笔直的，看见车内的我，显然有点吃惊。

草绿的军服，宽皮带，马靴，船形帽，穿在再土的男孩子身上，都带三分英气，有趣的是，无论如何，这身打扮却掩不住这人满脸的稚气。

“去哪里？”我仰着脸问他。

“嗯！镇上。”

“上来吧！”这是我第一次停车载年轻人，但是看见他的一瞬间，我就没有犹豫过。

他上车，小心地坐在我旁边，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上，这时，我才吃惊地看见，他居然戴了大典礼时才用的雪白手套。

“这么早去镇上？”我搭讪地说。

“是，想去看一场电影。”老老实实地回答。

“电影是下午五点才开场啊！”我尽力使说话的声音像平常一样，但是心里在想，这孩子八成是不正常。

“所以我早晨就出发了。”他很害羞地挪了一下身子。

“你，预备走一天的路，就为着去看一场电影？”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今天放假。”

“军车不送你？”

“报名晚了，车子坐不下。”

“所以你走路去？”我望着没有尽头的长路，心里不知如何地掠过一丝波澜。

静默了好一会儿，两人没有什么话说。

“来服兵役的？”

“是！”

“还愉快吗？”

“很好，游骑兵种，常年住帐篷，总在换营地，就是水少了些。”

我特意再看了他保持得那么整洁的外出服，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对他，一定舍不得把这套衣服拿出来穿的吧！

到了镇上，他满脸溢不住的欢乐显然地流露出来，到底是年轻的孩子。

下了车，严肃而稚气地对我啪一下行了一个军礼，我点点头，快快地把车开走了。

总也忘不掉他那双白手套，这个大孩子，终年在不见人烟的萧条的大漠里过着日子，对于他，到这个破落得一无所有的小镇上来看场电影，竟是他目前一段生命里无法再盛大的事件了。

开车回去时，我的心无由地抽痛了一下，这个人，他触到了我心里一块不常去触碰的地方，他的年纪，跟我远方的弟弟大概差不多吧！弟弟也在服兵役。我几乎沉湎在一个真空的时光里，呆了一霎，这才甩了一下头发，用力踩油门，让车子冲回家去。

荷西虽然常常说我多管闲事，其实他只是嘴硬，他独自开车上下班时，一样也会把路上的人捡上车去。

我想，在偏僻的地区行车，看见路旁跋涉艰难的人如蜗牛似的在烈日下步行着，不予理会是办不到的事。

“今天好倒楣，这些老头子真是凶猛。”荷西一路嚷着进屋来。

“路上捡了三个老撒哈拉威，一路忍着他们的体臭几乎快闷昏了，到了他们要下车的地方，他们讲了一句阿拉伯话，我根本不知道是在对我讲，还是一直开，你知道他们把我怎么了？坐在我后面的那个老头子，急得脱下了硬邦邦的沙漠鞋，拼命敲我的头，快没被他打死。”

“哈，载了人还给人打，哈！”我笑得不得了。

“你摸摸看，起了个大包。”荷西咬牙切齿地摸着头。

最高兴的事，还是在沙漠里碰到外来的人，我们虽然生活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可是精神上仍是十分封闭的，如果来了外方的人，跟我们谈谈远离我们的花花世界，在我，仍是兴奋而感触的。

“今天载了一个外国人去公司。”

“哪里来的？”我精神一振。

“美国来的。”

“他说了些什么？”

“他没说什么。”

“你们那么长的路都不讲话？”

“一来讲不通，二来，这个神经病上了车，就用手里的一根小棍子，不断地有节奏地敲打着前座那块板，我给他弄得烦死了，只想拼命快开，早点让这个人下车，没想到他跟去了工地。”

“哪里上车的？”

“这个人背了一个大背包，上面缝了一面美国旗子，就在镇上公路出口的地方上来的。”

“你们那个凶巴巴的警卫放他进工地去？他又没有通行证。”

“本来是不肯的啊！那个人说一定要去看出矿砂。”

“这不是随便可以看的。”我霸气地说。

“挡了他一会儿，后来这个人把他的背包一举，说——我是美国人——”

“他就进去啦？”我张大了眼睛望着荷西。

“就进去了。”

“啧！啧！”我赫然地看着荷西。

荷西接着就去洗澡了，在冲水的声音下，突然听见荷西怪声怪气地唱起英文歌来——“我要——做一个——美——国——人，我要——做一个——美国人——”

我冲进去拉开他的帘子，就用锅铲啪啪地乱打他，他唱得更起劲，歌词改了——我要——嫁一个——美——国——人啊——我要——嫁——

以后我开进工地那道关口时，看见那个警卫，就把贴在车窗上的通行证用手一挡，不给他看，一面伸出头去用怪腔怪调的英文对他大喊着——“我是美国人。”然后加足油门一冲而入。我不怪这个人讨厌我，因为是我先讨厌他的。

只要在月初，磷矿公司出纳处的窗口，总是排了长长的队伍，每一个轮到的人，挤出人群来时，总是手里抓了一大把钞票，脸上的笑容像草莓冰淇淋一样在阳光下融化着。

我们起初也是去领现钱，因为摸着真真实实的钞票，跟摸着银行的通知单，那份快慰是绝对不相同的，后来我们排队排厌了，才请公司把薪水付进银行里去。

但是，所有的工人们，一定是要现钱，不会跟银行去打交道。

邻近加纳利群岛来的班机，只要在月头上，一定会载来许多花枝招展的女人，大张旗鼓，做起生意来，这时候的小镇，正是铜钱响得叮叮当当如《酒店》影片里那首——“钱，钱，钱，钱……”的歌一样的好听的季节啊！

那天晚上我去接荷西下夜班，车子到时，正看见荷西从公司的餐厅出来。

“三毛，临时加班，明天清早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怎么早上不先讲，我已经来了。”我包紧了身上的厚毛衣，顺手把给荷西带去的外套交给他。

“一条船卡住了，非弄它出来不可，要连夜工作，明天又有三条来装矿砂。”

“好，那我走了！”我倒转车，把长距灯一开，就往回路走。沙漠那么大，每天跑个一百公里，真像散个小步一样简单。

那是一个清朗的夜，月光照着像大海似的一座一座沙丘，它总使我联想起“超现实画派”那一幅幅如梦魅似神秘的画面。这种景象，在沙漠的夜晚里，真真是存在的啊！

车灯照着寂静的路，偶尔对方会有一两辆来车，也有别人的车超过我的，我把油门加足了，放下车窗，往夜色里飞驰进去。

到了距离镇上二十多里的地方，车灯突然照到一个在挥手的人，我本能地刹了车，跟这人还有一点距离就停住了，用车灯对着他照。

突然在这个夜里，这么不相称的地方，看见路边站的竟是一个衣着鲜明艳丽的红发女人，真比看见了鬼还要震惊，我动也不动地坐着，细细地望着她，静默地钉在位子上。

这个女人用手挡着强烈的车灯，穿着高跟鞋噼噼啪啪地往车子跑来，到了车边，一看见我，突然犹豫了，居然不要上车的样子。

“什么事？”我偏着头问她。

“没什么，嗯！您走吧！”

“不是招手要搭车吗？”我再问。

“不是，不是，我弄错了，谢谢！您走吧！谢谢啊！”

我吓得马上丢下她走了，这个女鬼在挑人做替身哪，趁她后悔以前，我快跑吧！

这一路逃下去，我才看见，沙地边，每隔一会儿，就有一个类似的卷发绿眼红嘴的女人要搭车，我哪里敢停，拼命在夜色里奔逃着。

冲了一阵，居然又出现一个紫衣黄鞋的女人，笑眯眯地就挡在窄路中间，就算她不是人，我也不能把她压过去，只有老远慢慢地停了，用车灯照着她，按着喇叭请她让路。

神秘的一群女人啊！

她一样噼噼啪啪拖着鞋子，笑着朝车子跑过来。

“啊！”看见我，她轻呼了一声。

“不是你要的，我是女人。”我笑望着她已经中年了的粉脸，这时，我自然明白了，这夜的公路上在搞什么，我们是在月初呢！

“啊！对不起！”她很有礼地也笑起来了。

我做了一个请她让开的手势，就把车缓缓地开动了。

她向四周看了一下，突然又追着拍了一下我的车，我伸头去看她。

“好吧！今天也差不多了，收工吧！你载我回镇上去好吗？”

“上来吧！”我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我是认识你的，你那天穿了撒哈拉威男人式样的白袍子在邮局寄信。”她爽朗地说。

“对了，是我。”

“我们每个月都坐飞机来这里，你知道吗？”

“知道，只是以前不晓得你们在郊外做生意。”

“没办法啦！镇上谁肯租房间给我们，‘娣娣酒店’那几间是不够用的啦！”

“生意那么好？”我摇摇头笑了起来。

“也只有月初，一过十号，钱不来了，我们也走啦！”倒是个坦白明朗的声音，里面没有遗憾。

“你收多少钱一个人？”

“四千，如果租‘娣娣’的房间过夜，八千。”

八千块该是一百二十美元了，真是想不到那些辛苦的工人怎么舍得这样把血汗钱丢出去，我没料到她们那么贵。

“男人都是傻瓜！”她靠在座位上大声嘲笑着，好似个志得意满的大大成功的女人。

我不接嘴，加紧往镇上已经看得见的灯火驶去。

“我的相好，也在磷矿公司做事！”

“哦！”我漫应着。

“你一定认识，他是电器部值夜班的工人。”

“我不认识。”

“就是他叫我来的，他说这里生意好，我以前只在加纳利群岛，那时候收入差多啦！”

“你的相好叫你来这里，因为生意好？”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了一遍。

“我已经赚了三幢房子了！”她得意地张着手，欣赏着漆着紫色荧光的指甲。

我被这个人无知的谈话，弄得一直想大笑，她说男人都是傻瓜，她自己赚进了三幢房子，还可怜巴巴地在沙地上接客，居然自以为好聪明。

娼妓，在我眼前的这个女人身上，大概不是生计，也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习惯麻木了吧！

“其实，这里打扫宿舍的女工，也有两万块一个月可赚。”我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

“两万块？扫地、铺床、洗衣服，辛苦得半死，才两万块，谁要干！”她轻视地说。

“我觉得你才真辛苦。”我慢慢地说。

“哈！哈！”她开心地笑了起来。

遇到这样的宝贝，总比看见一个流泪的妓女舒服些。

在镇上，她诚恳地向我道谢，扭着身躯下车去，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工人顺手在她屁股上用力拍了一巴掌，口里怪叫着，她嘴里不清不楚地笑骂着追上去回打那人。沉静的夜，居然突然像泼了浓浓的色彩一般俗艳地活泼起来。

我一直到家了，看着书，还在想那个兴高采烈的妓女。

这条荒野里唯一的柏油路，照样被我日复一日地来回驶着，它乍看上去，好似死寂一片，没有生命，没有哀乐。其实它跟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条街，一条窄弄，一弯溪流一样，载着它的过客和故事，来来往往地度着缓慢流动的年年月月。

我在这条路上遇到的人和事，就跟每一个在街上走着的人举目所见的一样普通，说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值得记载下来，但是，佛说——“修百世才能同舟，修千世才能共枕”——那一只只与我握过的手，那一朵朵与我交换过的粲然微笑，那一句句平淡的对话，我如何能够像风吹拂过衣裙似的，把这些人淡淡地吹散，漠然地忘记？

每一粒沙地里的石子，我尚且知道珍爱它，每一次日出和日落，我都舍不得忘怀，更何况，这一张张活生生的脸孔，我又如何能在回忆里抹去他们。

其实，这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

➣ 哑奴

我第一次被请到镇上一个极有钱的撒哈拉威财主家去吃饭时，并不认识那家的主人。

据这个财主堂兄太太的弟弟阿里告诉我们，这个富翁是不轻易请人去他家里的，我们以及另外三对西籍夫妇，因为是阿里的朋友，所以才能吃到驼峰和驼肝做的烤肉串。

进了财主像迷宫也似宽大的白房子之后，我并没有像其他客人一样，静坐在美丽的阿拉伯地毯上，等着吃也许会令人呕吐的好东西。

财主只出来应酬了一会儿，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

他是一个年老而看上去十分精明的撒哈拉威人，吸着水烟，说着优雅流畅的法语和西班牙话，态度自在而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骄傲。

应酬我们这批食客的事情，他留下来给阿里来做。

等我看完了这家人美丽的书籍封面之后，我很有礼地问阿里，我可不可以去内房看看财主美丽的太太们。

“可以，请你进去，她们也想看你，就是不好意思出来。”

我一个人在后房里转来转去，看见了一间间华丽的卧室，落地的大镜子，美丽的女人，席梦思大床，还看见了无数平日在沙漠里少见的夹着金丝银线的包身布。

我很希望荷西能见见这财主四个艳丽而年轻的太太，可惜她们太害羞了，不肯出来会客。

等我穿好一个女子水红色的衣服，将脸蒙起来，慢慢走回客厅去时，里面坐着的男人都跳了起来，以为我变成了第五个太太。

我觉得我的打扮十分合适这房间的情调，所以决定不脱掉衣服，只将蒙脸的布拉下来，就这么等着吃沙漠的大菜。

过了不一会儿，烧红的炭炉子被一个还不到板凳高的小孩子拎进来，这孩子面上带着十分谦卑的笑容，看上去不会超过八九岁。

他小心地将炉子放在墙角，又出去了，再一会儿，他又捧着一个极大的银托盘摇摇摆摆地走到我们面前，放在大红色编织着五彩图案的地毯上。盘里有银的茶壶，银的糖盒子，碧绿的新鲜薄荷叶，香水，还有一个极小巧的炭炉，上面热着茶。

我赞叹着，被那清洁华丽的茶具，着迷得神魂颠倒。

这个孩子，对我们先轻轻地跪了一下，才站起来，拿着银白色的香水瓶，替每一个人的头发上轻轻地洒香水，这是沙漠里很隆重的礼节。

我低着头让这孩子洒着香水，直到我的头发透湿了，他才罢手。一时里，香气充满了这个阿拉伯似的宫殿，气氛真是感人而庄重。

这一来，撒哈拉威人强烈的体臭味，完全没有了。

再过了一会儿，放着生骆驼肉的大碗，也被这孩子静静地捧了进来，炭炉子上架上铁丝网。我们这一群人都在高声地说着话，另外两个西班牙太太正在谈她们生孩子时的情形，只有我，默默地观察着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

他很有次序地在做事，先串肉，再放在火上烤，同时还照管着另一个炭炉上的茶水，茶滚了，他放进薄荷叶，加进硬块的糖。倒茶时，他将茶壶举得比自己的头还高，茶水斜斜准准地落在小杯子里，姿势美妙极了。

茶倒好了，他再跪在我们面前，将茶杯双手举起来给我们，那真是美味香浓的好茶。

肉串烤熟了，第一批，这孩子托在一个大盘子里送过来。

驼峰原来全是脂肪，驼肝和驼肉倒也勉强可以入口。男客们和我一人拿了一串吃将起来，那个小孩子注视着我，我对他笑笑，眨眨眼睛，表示好吃。

我吃第二串时，那两个土里土气的西班牙太太开始没有分寸地乱叫起来。

“天啊！不能吃啊！我要吐了呀！快拿汽水来啊！”

我看见她们那样没有教养的样子，真替她们害羞。

预备了一大批材料，女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吃，我想，叫一个小孩子来侍候我们，而我们像废物一样地坐食，实在没有意思，所以我干脆移到这孩子旁边去，跟他坐在一起，帮他串肉，自烤自吃。骆驼的味道，多撒一点盐也就不大觉得了。

这个孩子，一直低着头默默地做事，嘴角总是浮着一丝微笑，样子伶俐极了。

我问他：“这样一块肉，一块驼峰，再一块肝，穿在一起，再放盐，对不对？”

他低声说：“哈克！”（对的、是的等意思。）

我很尊重他，扇火、翻肉，都先问他，因为他的确是一个能干的孩子。我看他高兴得脸都红起来了，想来很少有人使他觉得自己那么重要过。

火那边坐着的一群人，却很不起劲。阿里请我们吃道地的沙漠菜，这两个讨厌的女客还不断地轻视地在怪叫。茶不要喝，要汽水；地下不会坐，要讨椅子。

这些事情，阿里都大声叱喝着这个小孩子去做。

他又得管火，又不得不飞奔出去买汽水，买了汽水，又去扛椅子，放下椅子，又赶快再来烤肉，忙得满脸惶惑的样子。

“阿里，你自己不做事，那些女人不做事，叫这个最小的忙成这副样子，不太公平吧！”我对阿里大叫过去。

阿里吃下一块肉，用烤肉叉指指那个孩子，说：“他要做的还不止这些呢，今天算他运气。”

“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

荷西马上将话题扯开去。

等荷西他们说完了，我又隔着火坚持我的问话。

“他是谁？阿里，说嘛！”

“他不是这家里的人。”阿里有点窘。

“他不是家里的人，为什么在这里？他是邻居的小孩？”

“不是。”

室内静了下来，大家都不响，我因为那时方去沙漠不久，自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好似很窘，连荷西都不响。

“到底是谁吗？”我也不耐烦了，怎么那么拖泥带水的呢。

“三毛，你过来。”荷西招招手叫我，我放下肉串走过去。

“他，是奴隶。”荷西轻轻地说，生怕那个孩子听见。

我捂住嘴，盯着阿里看，再静静地看看那低着头的孩子，就不再说话了。

“奴隶怎么来的？”我冷着脸问阿里。

“他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生来就是奴隶。”

“难道第一个生下来的黑人脸上写着——我是奴隶？”

我望着阿里淡棕色的脸，不放过对他的追问。

“当然不是，是捉来的。沙漠里看见有黑人住着，就去捉，打昏了，用绳子绑一个月，就不逃了；全家捉来，更不会逃，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了财产，现在也可以买卖。”

见我面有不平不忍的表情，阿里马上说：“我们对待奴隶也没有不好，像他，这小孩子，晚上就回去跟父母住帐篷，他住在镇外，很幸福的，每天回家。”

“这家主人有几个奴隶？”

“有两百多个，都放出去替西班牙政府筑路，到月初，主人去收工钱，就这么暴富了。”

“奴隶吃什么？”

“西班牙承包工程的机关会给饭吃。”

“所以，你们用奴隶替你们赚钱，而不养他们。”我斜着眼瞄着阿里。

“喂！我们也弄几个来养。”一个女客对她先生轻轻地说。

“你他妈的闭嘴！”我听见她被先生臭骂了一句。

告别这家财主时，我脱下了本地衣服还给他美丽的妻子。大财主送出门来，我谢谢了他，但不要再跟他握手，这种人我不要跟他再见面。

我们这一群人走了一条街，我才看见，小黑奴追出来，躲在墙角看我。伶俐的大眼睛，像小鹿一样温柔。

我丢下了众人，轻轻地向他跑去，皮包里找出两百块钱，将他的手拉过来，塞在他掌心里，对他说：“谢谢你！”才又转身走开了。

我很为自己羞耻。金钱能代表什么，我向这孩子表达的，就是用钱这一种方式吗？我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但这实在是很低级的亲善形式。

第二天我去邮局取信，想到奴隶的事，顺便就上楼去法院看看秘书老先生。

“哈，三毛，久不来了，总算还记得我。”

“秘书先生，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上，你们公然允许蓄奴，真是令人感佩。”

秘书听了，唉地叹了一口长气，他说：“别谈了，每次撒哈拉威人跟西班牙人打架，我们都把西班牙人关起来。对付这批暴民，我们安抚还来不及，哪里敢去过问他们自己的事，怕都怕死了。”

“你们是帮凶，何止是不管，用奴隶筑路，发主人工钱，这是笑话。”

“唉！干你什么事？那些主人都是部落里的首长，马德里国会，都是那些有势力的撒哈拉威人去代表，我们能说什么。”

“堂堂天主教大国，不许离婚，偏偏可以养奴隶，天下奇闻，真是可喜可贺。嗯！我的第二祖国，天哦……”

“三毛，不要烦啦！天那么热……”

“好啦！我走啦！再见！”我大步走出法院的楼。

那天的傍晚，有人敲我的门，很有礼貌，轻轻地叩了三下就不再敲了，我很纳闷，哪有这么文明的人来看我呢！

开门一看，一个不认识的中年黑人站在我门口。

他穿得很破很烂，几乎是破布片挂在身上，裹头巾也没有，满头花白了的头发在风里飘拂着。

他看见我，马上很谦卑地弯下了腰，双手交握在胸前，好似在拜我似的。他的举止，跟撒哈拉威人的无礼，成了很大的对比。

“您是？”我等着他说话。

他不会说话，口内发出沙哑的声音，比着一个小孩身形的手势，又指指他自己。

我不能领悟他的意思，只有很和气地对他问：“什么？我不懂，什么？”

他看我不懂，马上掏出了两百块钱来，又指指财主住的房子的方向，又比小孩的样子。啊！我懂了，原来是那小孩子的爸爸来了。

他硬要把钱塞还给我，我一定不肯，我也打手势，说是我送给小孩子的，因为他烤肉给我吃。

他很聪明，马上懂了，这个奴隶显然不是先天性的哑巴，因为他口里会发声，只是聋了，所以不会说话。

他看看钱，好似那是天大的数目，他想了一会儿，又要交还我，我们推了好久，他才又好似拜了我一下地弯下了身，合上手，才对我笑了起来，又谢又谢，才离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碰见哑奴的情景。

过了不到一星期，我照例清早起床，开门目送荷西在满天的星空下去上早班，总是五点一刻左右。

那天开门，我们发现门外居然放了一棵青翠碧绿的生菜，上面还洒了水。我将这生菜小心地捡起来，等荷西走远了，才关上门，找出一个大口水瓶来，将这棵菜像花一样竖起来插着，放在客厅里，舍不得吃它。

我知道这是谁给的礼物。

我们在这一带每天借送无数东西给撒哈拉威邻居，但是来回报我的，却是一个穷得连身体都不属于自己的奴隶。

这比圣经故事上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还要感动着我的心。

我很想再有哑奴的消息，但是他没有再出现过。

过了两个月左右，我的后邻要在天台上加盖一间房子，他们的空心砖都运来堆在我的门口，再吊到天台上去。

我的家门口被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粉白的墙也被砖块擦得不成样子。荷西回家来了，我都不敢提，免得他大发脾气，伤了邻居的感情。我只等着他们快快动工，好让我们再有安宁的日子过。

等了好一阵，没有动工的迹象，我去晒衣服时，也会到邻居四方的洞口往下望，问他们怎么还不动工。

“快了，我们在租一个奴隶，过几天价钱讲好了，就会来。他主人对这个奴隶，要价好贵，他是全沙漠最好的泥水匠。”

过了几天，一流的泥水匠来了，我上天台去看，居然是那个哑奴正蹲着调水泥。

我惊喜地向他走去，他看见我的影子，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真诚的笑容，像一朵绽开的花一样在脸上露出来。

这一次，他才弯下腰来，我马上伸手过去，跟他握了一握，又打手势，谢谢他送的生菜。他知道我猜出是他送的，脸都涨红了，又打手势问我：“好吃吗？”

我用力点点头，说荷西与我吃掉了。他再度欢喜地笑了，又说：“你们这种人，不吃生菜，牙龈会流血。”

我呆了一下，这种常识，一个沙漠的奴隶怎么可能知道。

哑奴说的是简单明了的手势，这种万国语，实在是方便。他又会表达，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

哑奴工作了几天之后，半人高的墙已经砌起来了。

那一阵是火热的八月，到了正午，毒热的太阳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地流泻下来。我在房子里，将门窗紧闭，再将窗缝用纸条糊起来，不让热浪冲进房间里，再在室内用水擦席子，再将冰块用毛巾包着放在头上，但是那近五十五度的气温，还是令人发狂。

每到这么疯狂的酷热在煎熬我时，我总是躺在草席上，一分一秒地等候着黄昏的来临，那时候，只有黄昏凉爽的风来了，使我能在门外坐一会儿，就是我所盼望着的最大的幸福了。

那好几日过去了，我才想到在天台上工作的哑奴，我居然忘记了他，在这样酷热的正午，哑奴在做什么？

我马上顶着热跑上了天台，打开天台的门，一阵热浪冲过来，我的头马上剧烈地痛起来。我快步冲出去找哑奴，空旷的天台上没有一片可以藏身的阴影。

哑奴，半靠在墙边，身上盖了一块羊栏上捡来的破草席，像一个不会挣扎了的老狗一样，趴在自己的膝盖上。

我快步过去叫他，推他，阳光像熔化了的铁一样烫着我的皮肤，才几秒钟，我就旋转着支持不住了。

我拉掉哑奴的草席，用手推他，他可怜的脸，好似哭泣似的慢慢地抬起来，望着我。

我指指我的家，对他说：“下去，快点，我们下去。”

他软弱地站了起来，苍白的脸犹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我受不了那个热，又用力推他，他才很不好意思地弯下腰，穿过荷西盖上的天棚，慢慢走下石阶来，我关上了天台的门，也快步下来了。

哑奴，站在我厨房外面的天棚下，手里拿着一个硬得好似石头似的干面包。我认出来，那是撒哈拉威人，去军营里要来的旧面包，平日磨碎了给山羊吃的。现在这个租哑奴来做工的邻居，就给他吃这个东西维持生命。

哑奴很紧张，站在那儿动也不敢动。天棚下仍是很热，我叫他进客厅去，他死也不肯，指指自己，又指指自己的肤色，一定不肯跨进去。

我再打手势：“你，我，都是一样的，请进去。”

从来没有人当他是人看待，他怎么不吓坏了。

最后我看他拘谨成那个可怜的样子，就不再勉强他了，将他安排在走廊上的阴凉处，替他铺了一块草席。

冰箱里我拿出一瓶冰冻的橘子水，一个新鲜的软面包，一块干乳酪，还有早晨荷西来不及吃的白水煮蛋，放在他身旁，请他吃。然后我就走掉了，去客厅关上门，免得哑奴不能坦然地吃饭。

到了下午三点半，岩浆仍是从天上倒下来，室内都是滚烫的，室外更不知如何热了。

我，担心哑奴的主人会骂他，才又出来叫他上去工作。

他，在走廊上坐得好似一尊石像，橘子水喝了一点点，自己的干面包吃下了，其他的东西动都不动。我看他不吃，叉着手静静地望着他。

哑奴真懂，他马上站起来，对我打手势：“不要生气，我不吃，我想带回去给我的女人和孩子吃。”他比了三个小孩子，两男一女。

我这才明白了，马上找了一个口袋，把东西都替他装进去，又切了一大块乳酪和半只西瓜，还再放了两瓶可乐，我自己存的也不多了，不然可以多给他一点。

他看见我在袋子里放东西，垂着头，脸上又羞愧又高兴的复杂表情，使我看了真是不忍。

我将袋子再全塞在半空的冰箱里，对他指指太阳，说：“太阳下山了，你再来拿，现在先存在我这里。”

他拼命点头，又向我弯下了腰，脸上喜得都快哭了似的，就快步上去工作了。

我想，哑奴一定很爱他的孩子，他一定有一个快乐的家，不然他不会为了这一点点食物高兴。我犹豫了一下，把荷西最爱吃的太妃糖盒子打开，抓了一大把放在给哑奴的食物口袋里。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食物，我能给他的实在太贫乏了。

星期天，哑奴也在工作，荷西上天台去看他。哑奴第一次看见我的丈夫，他丢下了工作，快步跨过砖块，口里呀呀地叫着，还差几步，他就伸长了手，要跟荷西握手。我看他先伸出手来给荷西，而没有弯下腰去，真是替他高兴。在我们面前，他的自卑感一点一点自然地在减少，相对的人与人的情感在他心里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我笑着下天台去，荷西跟他打手语的影子，斜斜地映在天棚上。

到了中午，荷西下来了，哑奴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荷西一头的粉，想来他一定在跟哑奴一起做起泥工来了。

“三毛，我请哑巴吃饭。”

“荷西，不要叫他哑巴！”

“他听不见。”

“他眼睛听得见。”

我拿着锅铲，对哑奴用阿拉伯哈萨尼亚语，慢慢地夸大着口形说：“沙——黑——毕。”（朋友）

又指指荷西，再说：“沙——黑——毕。”

又指我自己：“沙——黑——布——蒂。”（女朋友）

再将三个人做一个圈圈，他完全懂了，他不设防的笑容，又一度感动了我。他很兴奋，又有点紧张，荷西推推他，他一步跨进了客厅，又对我指指他很脏的光脚，我对他摇摇手，说不要紧的，就不去睬他了，让两个男人去说话。

过了一会儿，荷西来厨房告诉我：“哑奴懂星象。”

“你怎么知道？”

“他画的，他看见我们那本书上的星，他一画就画出了差不多的位置。”

过一会儿，我进客厅去放刀叉，看见荷西跟哑奴趴在世界地图上。

哑奴找也不找，一手就指在撒哈拉上，我呆了一下，他又一指指在西班牙，又指指荷西，我问他：“我呢？”

他看看我，我恶作剧地也指指西班牙，他做出大笑的样子，摇手，开始去亚洲地图那一带找，这一下找不到了，交了白卷。

我指指他的太阳穴，做出一个表情——笨！

他笑得要翻倒了似的开心。

哑奴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人。

青椒炒牛肉拌饭，哑奴实在吃不下去，我想，他这一生，也许连骆驼、山羊肉都吃不到几次，牛肉的味道一定受不了。

我叫他吃白饭撒盐，他又不肯动手，拘谨的样子又回来了，我叫他用手吃，他低着头将饭吃掉了。我决定下次不再叫他一同吃饭，免得他受罪。

消息传得很快，邻居小孩看见哑奴在我们家吃饭，马上去告诉大人，大人再告诉大人，一下四周都知道了。

这些人对哑奴及我们产生的敌意，我们很快地觉察到了。

“三毛，你不要理他，他是‘哈鲁佛’！脏人！”（哈鲁佛是猪的意思。）

邻居中我最讨厌的一个小女孩第一个又妒又恨地来对我警告。

“你少管闲事，你再叫他‘哈鲁佛’，荷西把你捉来倒吊在天台上。”

“他就是猪，他太太是疯子，他是替我们做工的猪！”

说完她故意过去吐口水在哑奴身上，然后挑战地望着我。

荷西冲过去捉这个小女鬼，她尖叫着逃下天台，躲进自己的家里去。

我很难过，哑奴一声也不响地拾起工具，抬起头来，我发觉我的邻居正阴沉地盯着荷西和我，我们什么都不说，就下了天台去。

有一个黄昏，我上去收晾着的衣服，又跟哑奴挥挥手，他已在砌屋顶了，他也对我挥挥手。恰巧荷西也下班了，他进了门也上天台来。

哑奴放下了工具，走过来。

那天没有风沙，我们的电线上停了一串小鸟，我指着鸟叫哑奴看，又做出飞翔的样子，再指指他，做了一个手势：“你——不自由，做工做得半死，一毛钱也没有。”

“三毛，你好啦！何苦去激他。”荷西在骂我。

“我就是要激他，他有本事在身，如果自由了，可以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

哑奴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天空，比比自己肤色，叹了口气。过一会儿，他又笑了，他对我们指指他的心，再指指小鸟，又做了飞翔的动作。

我知道，他要说的是：“我的身体虽是不自由的，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

他说出如此有智慧的话来，令我们大吃一惊。

那天黄昏，他坚持要请我们去他家。我赶快下去找了些吃的东西，又装了一瓶奶粉和白糖跟着他一同回去。

他的家，在镇外沙谷的边缘，孤零零的一个很破的帐篷在夕阳下显得如此的寂寞而悲凉。

我们方才走近，帐篷里扑出来两个光身子的小孩，大叫欢笑着冲到哑奴身边，哑奴马上笑呵呵地把他们抱起来。帐篷里又出来了一个女人，她可怜得缠身的包布都没有，只穿了一条两只脚都露在外面的破裙子。

哑奴一再地请我们进去坐，我们弯下了身子进去，才发觉，这个帐篷里只有几个麻布口袋铺在地上，铺不满，有一半都是沙地。帐篷外，有一个汽油桶，里面有半桶水。

哑奴的太太羞得背对着帐篷布，不敢看我们。哑奴马上去打水、生火，用一个很旧的茶壶煮了水，又没有杯子给我们喝，他窘得不得了，急得满头大汗。荷西笑笑，叫他不要急，我们等水凉了一点，就从茶壶里传着喝，他才放心了似的笑了，这已是他最好的招待，我们十分感动。

大孩子显然还在财主家做工，没有回来，小的两个，依在父亲的怀里，吃着手指看我们。我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分给他们，哑奴也马上把面包递给背坐着的太太。

坐了一会儿，我们要走了，哑奴抱着孩子站在帐篷外向我们挥手。荷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再回头去看那个苦得没有立锥之地的一家人，我们不知怎的觉得更亲密起来。

“起码，哑奴有一个幸福的家，他不是太贫穷的人啊！”我对荷西说。

家，对每一个人，都是欢乐的泉源啊！再苦也是温暖的，连奴隶有了家，都不觉得他过分可怜了。

以后，我们替他的孩子和太太买了一些廉价的布，等哑奴下工了，悄悄地塞给他，叫他快走，免得又要给主人骂。

回教人过节时，我们送给他一麻袋的炭，又买了几斤肉给他。我总很羞愧这样施舍他，总是白天去，他不在家，我放在他帐篷外，就跑掉。哑奴的太太，是个和气的白痴，她总是对我笑，身上包着我替她买的蓝布。

哑奴不是没有教养的撒哈拉威人，他没有东西回报我们，可是，他会悄悄地替我们补山羊踩坏了的天棚；夜间偷了水，来替我们洗车；刮大风了，他马上替我收衣服，再放在一个洗干净的袋子里，才拉起天棚的板，替我丢下来。

荷西跟我一直想替哑奴找获得自由的方法，可是完全不得要领，都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如果替他争取到了自由，又要怎么负担他，万一我们走了，他又怎么办。

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想到，哑奴的命运会比现况更悲惨，所以也没有积极地设法使他自由了。

有一天，沙漠里开始下起大雨来，雨滴重重地敲打在天棚上，我醒了，推着荷西，他也起来了。

“听！在下雨，在下大雨。”我怕得要命。

荷西跳起来，打开门冲到雨里去，邻居都醒了，大家都跑出来看雨，口里叫着：“神水！神水！”

我因为这种沙漠里的异象，吓得心里冰冷，那么久没有看见雨，我怕得缩在门内，不敢出去。

大家都拿了水桶来接雨，他们说这是神赐的水，喝了可以治病。

豪雨不停地下着，沙漠成了一片泥泞，我们的家漏得不成样子。沙漠的雨，是那么的恐怖。

雨下了一天一夜，西班牙的报纸，都刊登了沙漠大雨的消息。

哑奴的工程，在雨后的第二星期，也落成了。

那一天，我在看书，黄昏又来了，而荷西当天加班，要到第二日清晨才能回来。

突然我听见门外有小孩异常吵闹的声音，又有大人在说话的声音。

邻居姑卡用力敲我的门，我一开门，她就很激动地告诉我：“快来看，哑巴被卖掉了，正要走了。”

我耳朵里轰地一响，捉住姑卡问：“为什么卖了？怎么突然卖了？是去哪里？”

姑卡说：“下过雨后，‘毛里塔尼亚’长出了很多草，哑巴会管羊，会管接生小骆驼，人家来买他，叫他去。”

“他现在在哪里？”

“在建房子的人家门口，他主人也来了，在里面算钱。”

我匆匆忙忙地跑去，急得气得脸都变了，我拼命地跑到邻居的门外，看见一辆吉普车，驾驶座旁坐了哑奴。

我冲到车子旁去，看见他呆望着前方，好似一尊泥塑的人一样，面上没有表情。我再看他的手，被绳子绑了起来，脚踝上也绑了松松的一段麻绳。

我捂住嘴，望着他，他不看我。我四顾一看，都是小孩子围着。我冲进邻居的家，看见有地位的财主悠然地在跟一群穿着很好的人在喝茶，我知道这生意是成交了，没有希望救他了。

我再冲出去，看着哑奴，他的嘴唇在发抖，眼眶干干的。我冲回家去，拿了仅有的现钱，又四周看了一看，我看见自己那块铺在床上的大沙漠彩色毯子，我没有考虑地把它拉下来，抱着这床毯子再往哑奴的吉普车跑去。

“沙黑毕，给你钱，给你毯子。”我把这些东西堆在他怀里，大声叫着。

哑奴，这才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毯子。他突然抱住了毯子，口里哭也似的叫起来，跳下车子，抱着这床美丽的毯子，没命地往他家的方向奔去，因为他脚上的绳子是松松地挂着，他可以小步地跑，我看着他以不可能的速度往家奔去。

小孩们看见他跑了，马上叫起来。“逃啦！逃啦！”

里面的大人追出来，年轻的顺手抓了一条大木板，也开始追去。

“不要打！不要打！”

我紧张得要昏了过去，一面叫着一面也跑起来，大家都去追哑奴，我舍命地跑着，忘了自己有车停在门口。

跑到了快到哑奴的帐篷，我们大家都看见，哑奴远远地就迎风打开了那条彩色缤纷的毯子，跌跌撞撞地扑向他的太太和孩子，手上绑的绳子被他扭断了，他一面呵呵不成声地叫着，一面把毛毯用力围在他太太孩子们的身上，又拼命拉着他白痴太太的手，叫她摸摸毯子有多软多好，又把我塞给他的钱给太太。风里面，只有哑巴的声音和那条红色的毛毯在拍打着我的心。

几个年轻人上去捉住哑奴，远远吉普车也开来了，他茫茫然上了车，手紧紧地握在车窗上，脸上的表情似悲似喜，白发在风里翻飞着，他看得老远的，眼眶里干干的没有半滴泪水，只有嘴唇，仍然不能控制地抖着。

车开了，人群让开来。哑奴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夕阳里，他的家人，没有哭叫，拥抱成一团，缩在大红的毯子下像三个风沙凝成的石块。

我的泪，像小河一样地流满了面颊。我慢慢地走回去，关上门，躺在床上，不知何时鸡已叫了。

➣ 哭泣的骆驼

这不知是一天里的第几次了，我从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张开眼睛，屋内已经一片漆黑，街道上没有人声也没有车声，只听见桌上的闹钟，像每一次醒来时一样，清晰而漠然地走动着。

那么，我是醒了，昨天发生的事情，终究不只是一场噩梦。每一次的清醒，记忆就逼着我，像在奔流错乱的镜头面前一般，再一次又一次地去重新经历那场令我当时狂叫出来的惨剧。

我闭上了眼睛，巴西里、奥菲鲁阿、沙伊达他们的脸孔，荡漾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一波又一波地在我面前飘过。我跳了起来，开了灯，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才一天的工夫，已经舌燥唇干，双眼发肿，憔悴不堪了。

打开临街的木板窗，窗外的沙漠，竟像冰天雪地里无人世界般的寒冷孤寂，突然看见这没有预期的凄凉景致，我吃了一惊，痴痴地凝望着这渺渺茫茫的无情天地，忘了身在何处。

是的，总是死了，真是死了，无论是短短的几日，长长的一生，哭、笑、爱、憎，梦里梦外，颠颠倒倒，竟都有它消失的一日。洁白如雪的沙地上，看不见死去的人影，就连夜晚的风，都没有送来他们的叹息。

回身向着这空寂如死的房间，黯淡的灯火下，好似又见巴西里盘膝坐着，慢慢将他蒙头蒙脸的黑布一层一层地解开，在我惊讶得不知所措的注视下，晒成棕黑色的脸孔，衬着两颗寒星般的眼睛，突然闪出一丝近乎诱人的笑容。

我眨了一下眼睛，又突然看见沙伊达侧着脸静坐在书架下面，长长的睫毛像一片云，投影在她优美而削瘦的面颊上，我呆望着她，她一般的不知不觉，就好似不在这个世界上似的漠然。

门外什么时候停了车子，什么人在剥剥地敲着门，我都没有感觉，直到有人轻轻地喊我：“三毛！”我才被惊吓得几乎跳了起来。

“我在这里。”我抓着窗棂对门边的人说着。

“三毛，机票没有，可是明天早晨我还是来带你去机场，候补的位子我讲好了两个，也许能挤上去，你先预备好，荷西知道了，叫你走的时候锁上门，另外一个位子给谁？”

荷西公司的总务主任站在窗外低低地对我说。

“我走，另外一个位子不要了，谢谢你！”

“怎么了？千托万托的，现在又不要了？”

“死了，不走了。”我干涩地回答着。

总务主任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又紧张地看了一下四周。

“听说本地人出了事，你要不要去镇上我家里住一晚？这里没有西班牙人，不安全。”

我沉默了一下，摇摇头：“还要理东西，不会有事的，谢谢你！”

这人又呆站了一会儿，然后丢掉了手上的烟蒂，对我点点头，说：“那么门窗都关好，明天早晨九点钟我来接你去机场。”

我关上木窗，将双重铰链扣住，吉普车声慢慢地远去，终于听不见了。重沉沉的寂静，把小小的一间屋子弄得空空洞洞，怎么也不像从前的气氛了。

好似昨日才过去的时光，我一样站在这窗前，身上只穿了一件长长的睡袍，窗外大群的撒哈拉威女孩们嘻嘻哈哈地在同我说着话：“三毛，快开门吧！我们等了半天了，怎么还睡着呢？”

“今天不上课，放假。”我撑着懒腰深呼吸了几口，将目光悠然地投入远方明净清丽的沙丘上去。

“又不上课。”女孩子们惋惜地喧嚷起来。

“半夜三更，那几个炸弹震得我们快从床上跌了下来，开门跑出来看，又看不到什么。这么一来，弄到天亮才睡了一会儿，所以，嘿，不上课，你们不用来吵了。”

“不上也让我们进来嘛！反正是玩的。”女孩子们又啪啪地乱打着门，我只好开了。

“你们睡死了，难道那么响的声音都没听见？”

我喝着茶笑问着她们。

“怎么没有，一共三次爆炸，一个炸在军营门口，一个炸在磷矿公司的小学校，一个在阿吉比爸爸的店门口——”她们七嘴八舌兴奋地告诉我。

“消息倒快，你们不出这条街，什么都打听来了。”

“又是游击队，越闹越凶了。”说着的人像在看好戏，完全没有惧怕，叽叽喳喳比手划脚活泼非凡，小屋里一时笑语喧哗。

“其实，西班牙政府一再保证要让民族自决了，闹什么呢！”我叹了口气，拿起一把梳子开始梳头。

“我来替你编辫子。”一个女孩蹲在我身后把口水涂在自己手上，细心地替我绞起麻花粗辫子来。

“这次全是那个沙伊达弄出来的，男人、女人爱来爱去，结果炸了阿吉比的店。”我背后的女孩大声说着，说到爱字，一地的人都推来推去地笑。

“医院做事的沙伊达？”我问着。

“还有谁？不要脸的女人，阿吉比爱她，她不爱他，还跟他讲话，阿吉比拼命去找她，她又变心了，跟奥菲鲁阿突然好起来，阿吉比找了一群人去整她，她居然告诉奥菲鲁阿，前几天打了一场，昨天晚上，阿吉比爸爸的店门口就吃了炸弹。”

“又乱讲了，奥菲鲁阿不是那样的人。”我最不喜欢这群女孩子的，就是她们动不动就要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判断一些完全不是她们智力所能判断的事情。

“咦！奥菲鲁阿不是，沙伊达可是的啊！那个婊子，认识游击队……”

我刷一下把编好的辫子抽回来，正色向这些女孩子说：“婊子这个字，只可以用在无情无义、没有廉耻的女人身上，沙伊达是你们撒哈拉威女子里，数一数二的助产士，怎么可以叫她婊子呢！这个字太难听了，以后再也不要这么说她了。”

“她跟每一个男人说话。”坐在我前面姑卡的大妹妹法蒂玛啃着乌黑的指甲，披着一头涂满了红泥巴的硬头发，无知邋遢得像个鬼似的说着。

“跟男人说话有什么不对？我不是天天在跟男人说话，我也是婊子？”我凶着她们，恨不得有一天把她们这么封闭的死脑筋敲敲开来。

“不止这个，沙伊达，她……她……”一个较老实的女孩羞红了脸，说不下去。

“她还跟不同的男人睡觉。”法蒂玛翻着大白眼，慢吞吞地说着，同时冷笑了两声。

“她跟人睡觉，你们亲眼看见的吗？”我叹了口气，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地望着这群女孩子们。

“啧！当然有的嘛！大家都那么说，镇上谁肯跟她来往，除了男人们，男人也不肯娶她的啊，不过是整她罢了……”

“好啦！不要再讲了，小小年纪，怎么像长舌妇一样。”我反身去厨房把茶倒掉，心里无端地厌烦起来，大清早，说的就是这些无聊的事。

女孩子们横七竖八地坐了一地，有乌黑的赤着腿的，有浑身臭味的，有披头散发的，每一张嘴都在忙着说话。哈萨尼亚语我听不懂，但是沙伊达的名字，常常从她们的句子里跳出来，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满是愤恨和不屑，那副脸难看极了，说不出的妒和恨。

我靠在门边望着她们，沙伊达那洁白高雅、丽如春花似的影子忽而在我眼前晃过，那个受过高度文明教养的可爱沙漠女子，却在她自己风俗下被人如此地鄙视着，实是令人难以解释。

在这个镇上，我们有很多撒哈拉威人的朋友，邮局卖邮票的，法院看门的，公司的司机，商店的店员，装瞎子讨钱的，拉驴子送水的，有势的部族首长，没钱的奴隶，邻居男女老幼，警察，小偷，三教九流都是我们的“沙黑毕”（朋友）。

奥菲鲁阿是我们的爱友，做警察的年轻人，他一直受到高中教育，做了警察，不再念书，孩儿气的脸，一口白牙齿，对人敦敦厚厚的，和气开朗得叫人见了面就喜欢。

镇上爆了炸弹是常事，市面一样繁荣，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说着时局，却没有人认真感到这些纷扰的危机，好似它还远着似的淡然。

那日我步行去买了菜回来，恰好看见奥菲鲁阿坐在警察车里开过，我向他招招手，他刷一下地跳下车来。

“鲁阿，怎么好久不上家里来了？”我问他。

他嘻嘻地笑着，也不说话，伴着我走路。

“这星期荷西上早班，下午三点以后都在家，你来，我们谈谈。”

“好，这几天一定来。”他仍然笑着，帮我把菜篮放在叫到的计程车上就走了。

没过了几日，奥菲鲁阿果然在一个晚上来了，不巧我们家里坐满了荷西的同事，正在烤肉串吃。

他在窗外张望了一下，马上说：“啊！有客人，下次再来吧！”

我马上迎了出去，硬拉他进来：“烤的是牛肉，你也来吃，都是熟人，不妨事的。”

奥菲鲁阿笑着指指身后，我这才看见他的车上，正慢慢地下来了一个穿着淡蓝色沙漠衣服的女子，蒙着脸，一双秋水似的眼睛向我微笑着。

“沙伊达？”我轻笑着问他。

“你怎么知道？”他惊奇地望着我。不及回答他，我快步地出去迎接这个求也求不到的稀客。

如果不是沙伊达，屋里都是男人，我亦不会强拉她了。沙伊达是个开通大方的女子，她略一迟疑，也就跨进来了。

荷西的同事们，从来没有这么近地面对一个撒哈拉威女子，他们全都礼貌地站了起来。

“请坐，不要客气。”沙伊达大方地点点头，我拉了她坐在席子上，马上转身去倒汽水给奥菲鲁阿和她，再看她时，她的头纱已经自然地拿了下来。

灯光下，沙伊达的脸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象牙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得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削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室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那一瞬间，被她的光芒震得呆住了。

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伊达，跟医院里明丽的她，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她，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

大家勉强地恢复了谈话，为着沙伊达在，竟都有些心不在焉，奥菲鲁阿坐了一会儿，就带着沙伊达告辞了。

沙伊达走了很久，室内还是一片沉寂，一种永恒的美，留给人的感动，大概是这样的吧！

“这么美，这么美的女人，世上真会有的，不是神话。”我感喟着说。

“是奥菲鲁阿的女友？”有人轻轻地问。

“不知道。”我摇摇头。

“哪里来的？”

“听说是孤女，父母都死了，她跟着医院的嬷嬷们几年，学了助产士。”

“挑了奥菲鲁阿总算有眼光，这个人正派。”

“奥菲鲁阿还是配不上她，总差了那么一点，说不出是什么东西，差了一点。”我摇着头。

“三毛，你这是以貌取人吗？”荷西说。

“不是外貌，我有自觉的，她不会是他的。”

“奥菲鲁阿亦是个世家子，他父亲在南部有成千上万的山羊和骆驼——”

“我虽然认识沙伊达不深，可是她不会是计较财富的人，这片沙漠，竟似没有认真配得上她的人呢！”

“阿吉比不是也找她，前一阵子还为了她跟奥菲鲁阿打了一架！”荷西又说。

“那个商人的孩子，整天无所事事，在镇上仗着父亲，作威作福，这种恶人怎么跟沙伊达扯在一起。”我鄙夷地说。

沙伊达第一次来家里的那个晚上，惊鸿一瞥，留给大家地震似的感动，话题竟舍不得从她的身上转开去，连我也从来没有那么的为一个绝色的女子如痴如醉过。

“那个婊子，你怎么让她进来，这样下去邻居都要不理你了。”姑卡第二日忐忑不安地来劝我，我只笑着不理。

“她跟男人下车的时候，我们都在门口看，她居然笑着跟我妈妈打招呼，我妈妈把我们都拉进去，把门砰一关，奥菲鲁阿脸都红了。”

“你们也太过分了。”我怔住了，想不到昨天进我们家之前还有这一幕。

“听说她不信回教，信天主教，这种人，死了要下地狱的。”

我默默地看着姑卡，不知如何开导她才好，跟了她走出门，罕地刚巧下了班回来，西班牙军官制服衬着他灰白头发的棕色脸，竟也有几分神气。

“三毛，不是我讲你，我的女孩子们天天在你们家，总也希望你教教她们学好，现在你们夫妇交上了镇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撒哈拉威人，我怎么放心让她们跟你做朋友。”

他这么重的话，像一个耳光似的刮过来，我涨紫了脸，说不出话来。

“罕地，你跟了西班牙政府二十多年了，总也要开通些，时代在变……”

“时代变，撒哈拉威人的传统风俗不能改，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

“沙伊达不是坏女人，罕地，你是中年人了，总比他们看得清楚……”我气得话结，说不出话来。

“一个人，背叛自己族人的宗教，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吗？唉……”罕地跺了一下脚，带了低着头的姑卡，往自己家门走去。

“死脑筋！”我骂了一句，也进来把门用力带上了。

“这个民族，要开化他们，还要很多的耐性和时间。”吃饭的时候跟荷西不免谈起这事来。

“游击队自己天天在广播里跟他们讲要解放奴隶，要给女孩们念书，他们只听得进独立，别的都不理会。”

“游击队在哪里广播？我们怎么听不见？”

“哈萨尼亚语，每天晚上都从阿尔及利亚那边播过来，这里当地人都听的。”

“荷西，你看这局势还要拖多久？”我心事重重地说着。

“不知道，西班牙总督也说答应他们民族自决了。”

“摩洛哥方面不答应，又怎样？”我歪着头把玩着筷子。

“唉！吃饭吧！”

“我是不想走的。”我叹着气坚持着说。

荷西看了我一眼，不再说话。

夏日的撒哈拉就似它漫天飞扬、永不止息的尘埃，好似再也没有过去的一天，岁月在令人欲死的炎热下粘了起来，缓慢而无奈的日子，除了使人懒散和疲倦之外，竟对什么都迷迷糊糊的不起劲，心里空空洞洞地熬着汗渍渍的日子。

镇上大半的西班牙人都离开了沙漠，回到故乡去避热，小镇上竟如死城似的荒凉。

报上天天有撒哈拉的消息，镇上偶尔还是有间歇的不伤人的爆炸。摩洛哥方面，哈珊国王的叫嚣一天狂似一天，西属撒哈拉眼看是要不保了，而真正生活在它里面的居民，却似摸触不着边际的漠然。

沙是一样的沙，天是一样的天，龙卷风是一样的龙卷风，在与世隔绝的世界的尽头，在这原始得一如天地洪荒的地方，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民族自决这些陌生的名词，在许多真正生活在此地的人的身上，都只如青烟似的淡薄而不真实罢了。

我们，也照样地生活着，心存观望的态度，总不相信，那些旁人说的谣言会有一天跟我们的命运和前途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炎热的下午，如果有车在家，我总会包了一些零食，开车到医院去找沙伊达，两个人躲在最阴凉的地下室里，闻着消毒药水的味道，盘膝坐着，一起缝衣服，吃东西，上下古今，天文地理，胡说八道，竟然亲如姊妹似的无拘无束。沙伊达常常说她小时候住帐篷的好日子给我听，她的故事，讲到父母双亡，就幽然打住了，以后好似一片空白似的，她从不说，我亦不问。

“沙伊达，如果西班牙人退走了，你怎么办？”有一日我忽然问她。

“怎么个退法？给我们独立？让摩洛哥瓜分？”

“都有可能。”我耸耸肩，无可无不可地说。

“独立，我留下来，瓜分，不干。”

“我以为，你的心，是西班牙的。”我慢慢地说。

“这儿是我的土地，我父母埋葬的地方。”沙伊达的眼光突然朦胧了起来，好似内心有什么难言的秘密和隐痛，她竟痴了似的静坐着忘了再说话。

“你呢？三毛？”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我。

“我是不想走的，我喜欢这里。”

“这儿有什么吸引你？”她奇怪地问我。

“这儿有什么吸引我？天高地阔、烈日、风暴，孤寂的生活有欢喜，有悲伤，连这些无知的人，我对他们一样有爱有恨，混淆不清，唉！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如果这片土地是你的，你会怎么样？”

“大概跟你一样，学了护理医疗，其实——不是我的和是我的又怎么分别？”我叹息着。

“你没有想过独立？”沙伊达静静地说。

“殖民主义迟早是要过去的，问题是，独立了之后，这群无知的暴民，要多少年才能建立他们？一点也不乐观。”

“会有一天的。”

“沙伊达，你这话只能跟我讲，千万不要跟人去乱说。”

“不要紧张，嬷嬷也知道。”她笑了起来，突然又开朗起来，笑望着我，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镇上抓游击队？”我紧张地问。

她心事重重地点点头，站起来拍了拍衣服，眼眶突然湿了。

一天下午，荷西回家来，进门就说：“三毛，看见了没有？”

“什么事？今天没出去。”我擦着脖子上淌着的汗闷闷地问着他。

“来，上车，我们去看。”荷西神色凝重地拉了我就走。

他闷声不响地开着车，绕着镇上外围的建筑走，一片洪流似的血字，像决堤的河水一般在所有看得见的墙上泛滥着。

“怎么？”我呆掉了。

“你仔细看看。”

——西班牙狗滚出我们的土地——

——撒哈拉万岁，游击队万岁，巴西里万岁——

——不要摩洛哥，不要西班牙，民族自决万岁——

——西班牙强盗！强盗！凶手！——

——我们爱巴西里！西班牙滚出去——

这一道一道白墙，流着血，向我们扑过来，一句一句阴森森的控诉，在烈日下使人冷汗如浆，这好似一个正在安稳睡大觉的人，醒来突然发觉被人用刺刀比着似的惊慌失措。

“游击队回来了？”我轻轻地问荷西。

“不必回来，镇上的撒哈拉威，哪一个不是向着他们的。”

“镇里面也涂满了？”

“连军营的墙上，一夜之间，都涂上了，这个哨也不知是怎么放的。”

恐惧突然抓住了我们，车子开过的街道，看见每一个撒哈拉威人，都使我心惊肉跳，草木皆兵。

我们没有回家，荷西将车开到公司的咖啡馆去。

公司的同事们聚了黑压压的一屋，彼此招呼的笑容，竟是那么的僵硬。沉睡的夏日，在这时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个人的表情，除了惊慌和紧张之外，又带了或多或少受了侮辱的羞愧和难堪。

“联合国观察团要来了，他们当然要干一场，拼了命也要表达他们对撒哈拉的意见。”

“巴西里听说受的是西班牙教育，一直念到法学院毕业，在西班牙好多年，怎么回来打游击，反对起我们来了？”

“公司到底怎么办？我们是守是散？”

“我的太太明天就送走了，不等乱了起来。”

“听说不止是他们自己游击队，摩洛哥那边早也混进来了好多。”

四周一片模糊的说话声忽高忽低地传来，说的却似瞎子摸象似的不着边际。

“妈的，这批家伙，饭不会吃，屎不会拉，也妄想要独立，我们西班牙太宽大了。照我说，他们敢骂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死，呸！才七万多人，机关枪扫死也不麻烦，当年希特勒怎么对待犹太人……”

突然有一个不认识的西班牙老粗，捶着台子站了起来，涨红着脸，激动地演说着，他说得口沫横飞，气得双眼要炸了似的弹出着，两手又挥又举，恨不能表达他的愤怒。

“宰个撒哈拉威，跟杀了一条狗没有两样。狗也比他们强，还知道向给饭吃的人摇尾巴……”

“哦——哦——”我听他说得不像人话，本来向着西班牙人的心，被他偏激的言论撞得偏了方向，荷西呆住了，仰头望着那人。

四周竟有大半的人听了这人的疯话，居然拍手鼓掌叫好起来。

那个人咽了一下口水，拿起杯子来喝了一大口酒，突然看见我，他马上又说：

“殖民主义又不是只有我们西班牙，人家香港的华人，巴不得讨好英国，这么多年来，唯命是从，这种榜样，撒哈拉威人是看不见，我们是看得见……”

我还没有跳起来，荷西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巨响，站起来就要上去揪那个人打架。

大家突然都看着我们。

我死命地拉了荷西往外走，“他不过是个老粗，没有见识，你何苦跟他计较。”

“这个疯子乱说什么，你还叫我走？不受异族统治的人，照他说，就该像苍蝇一样一批一批死掉，你们台湾当年怎么抗日的？他知道吗？”荷西叫嚷起来，我跺了脚推他出门。

“荷西，我也不赞成殖民主义，可是我们在西班牙这面，有什么好说的，你跟自己人冲突起来，总也落个不爱国的名声，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害群之马……唉，怎能怪撒哈拉威不喜欢我们。”荷西竟然感伤起来。

“我们是两边不讨好，那边给游击队叫狗，这边听了自己人的话又要暴跳，唉！天哪！”

“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事，如果不是摩洛哥要瓜分他们，也不会急成这个样子要独立了。”

“观察团马上要来，三毛，你要不要离开一阵，躲过了动乱再回来？”

“我？”我哈哈地冷笑了起来。

“我不走，西班牙占领一天，我留一天，西班牙走了，我还可能不走呢。”

当天晚上，市镇全面戒严了，骚乱的气氛像水似的淹过了街头巷尾，白天的街上，西班牙警察拿着枪比着行路的撒哈拉威人，一个一个趴在墙上，宽大的袍子，被叫着脱下来搜身。年轻人早不见了，只有些可怜巴巴的老人，眼睛一眨一眨地举着手，给人摸上摸下，这种搜法除了令人反感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收获，游击队那么笨，带了手枪给人搜吗？

去医院找沙伊达，门房告诉我她在二楼接生呢！

上了二楼，还没走几步，沙伊达气急败坏地走过来，几乎跟我撞了个满怀。

“什么事？”

“没事，走！”她拉了我就下楼。

“不是要接生吗？”

“那个女人的家属不要我。”她下唇颤抖地说。

“是难产，送来快死了，我一进去，他们开口就骂，我……”

“他们跟你有什么过不去？”

“不知道，我……”

“沙伊达，结婚算啰！这么跟着奥菲鲁阿出出进进，风俗不答应你的。”

“鲁阿不是的。”她抬起头来急急地分辩着。

“咦……”我奇怪地反问她。

“是阿吉比他们那伙混蛋老是要整我，我不得已……”

“我的苦，跟谁说……”她突然流下泪来，箭也似的跑掉了。

我慢慢地穿过走廊，穿过嬷嬷们住的院落，一群小孩子，正乖乖地在喝牛奶，其中的一个撒哈拉威小人，上唇都是牛奶泡泡，像长了白胡子似的有趣，我将他抱起来往太阳下走，一面逗着他。

“喂，抱到哪里去？”一个年轻的修女急急地追了出来。

“是我！”我笑着跟她打招呼。

“啊！吓我一跳。”

“这小人真好看，那么壮。”我深深地注视着孩子乌黑的大眼睛，用手摸摸他卷曲的头发。

“交给我吧！来！”修女伸手接了去。

“几岁了？”

“四岁。”修女亲亲他。

“沙伊达来的时候已经大了吧？”

“她是大了才收来的，十六七岁啰！”

我笑笑跟修女道别，又亲了一下小人，他羞涩地尽低着头，那神情竟然似曾相识地在我记忆里一掠而过，像谁呢？这小人？

一路上只见军队开到镇上来，一圈圈的铁丝网把政府机构绕得密不透风，航空公司小小的办事处耐心地站满了排队的人潮，突然涌出来的陌生脸孔的记者，像一群无业游民似的晃来晃去，热闹而紧张的骚乱使一向安宁的小镇蒙上了风雨欲来的不祥。

我快步走回家去，姑卡正坐在石阶上等着呢。

“三毛，葛柏说，今天给不给哈力法洗澡？”

哈力法是姑卡最小的弟弟，长了皮肤病，每隔几天，总是抱过来叫我用药皂清洗。

“嗯！洗，抱过来吧！”我心不在焉地开着门锁，漫应着她。

在澡缸里，大眼睛的哈力法不听话地扭来扭去。

“现在站起来，乖，不要再泼水了！”我趴下去替他洗脚，他拿个湿湿的刷子，啪啪地敲着我低下去的头。

“先杀荷西，再杀你，先杀荷西，杀荷西……”

一面敲一面像儿歌似的唱着，口齿清楚极了，乍一明白他在唱什么，耳朵里轰的一声巨响，尽力稳住自己，把哈力法洗完了，用大毛巾包起来抱到卧室床上去。

这短短的几步路，竟是踩着棉花似的不实在，一脚高一脚低，怎么进了卧室都不很知道，轻轻地擦着哈力法，人竟痴了呆了。

“哈力法，你说什么？乖，再说一遍。”

哈力法伸手去抓我枕边的书，笑嘻嘻地望着我，说着：“游击队来，嗯，嗯，杀荷西，杀三毛，嘻嘻！”他又去抓床头小桌上的闹钟，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怔怔地替哈力法包了一件荷西的旧衬衫，慢慢地走进罕地开着门的家，将小孩交给他母亲葛柏。

“啊！谢谢！哈力法，说，谢——谢！”葛柏慈爱地马上接过了孩子，笑着对孩子说。

“游击队杀荷西，杀三毛。”小孩在母亲的怀里活泼地跳着，用手指着我又叫起来。

“要死啰！”葛柏听了这话，翻过孩子就要打，忠厚的脸刷地一下涨红了。

“打他做什么，小孩子懂什么？”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葛柏几乎流下泪来，看了我一眼马上又低下头去。

“不要分什么地方人吧！都是‘穆拉那’眼下的孩子啊！”（穆拉那是阿拉伯哈萨尼亚语——神——的意思。）

“我们没有分，姑卡，小孩子，都跟你好，我们不是那种人，请原谅，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说着，葛柏羞愧得流下泪来，不断地拉了衣角抹眼睛。

“葛柏，你胡说什么，别闹笑话了。”姑卡的哥哥巴新突然进来喝叱着他母亲，冷笑一声，斜斜地望了我一眼，一摔帘子，走了。

“葛柏，不要难过，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你也不必抱歉。”我拍拍葛柏站了起来，心里竟似小时候被人欺负了又不知怎么才好地委屈着，腾云驾雾似的晃了出来。

在家里无精打采地坐着，脑子里一片空茫，荷西什么时候跟奥菲鲁阿一同进来的，都没有听见。

“三毛，请你们帮忙，带我星期天出镇去。”

“什么？”我仍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着，一时听不真切。

“帮帮忙，我要出镇回家。”鲁阿开门见山地说。

“不去，外面有游击队。”

“保证你们安全，拜托拜托！”

“你自己有车不是！”那日我竟不知怎的失了魂，也失了礼貌，完全没有心情与人说话。

“三毛，我是撒哈拉威，车子通行证现在不发给本地人了，你平日最明白的人，今天怎么了，像在生气似的。”奥菲鲁阿耐性地望着我说。

“你自己不是警察吗？倒来问我。”

“是警察，可是也是撒哈拉威。”他苦笑了一下。

“你要出镇去，不要来连累我们，好歹总是要杀我们的，对你们的心，喂了狗吃了。”我也不知哪来的脾气，控制不住地叫了出来。这一说，眼泪迸了出来，干脆任着性子坐在地上唏哩哗啦地哭了起来。

荷西正在换衣服，听见我叫嚷，匆匆忙忙地跑过来，跟奥菲鲁阿两人面面相觑。

“这人怎么了？”荷西皱着眉头张着嘴。

“不知道，我才说得好好的，她突然这个样子了。”奥菲鲁阿莫名其妙地说。

“好了，我发神经病，不干你的事。”我抓了一张卫生纸擤鼻涕，擦了脸，喘了口气便在长沙发上发呆。

想到过去奥菲鲁阿的父母和弟妹对我的好处，心里又后悔自己的孟浪，不免又问起话来：“怎么这时候偏要出镇去，乱得很的。”

“星期天全家人再聚一天，以后再乱，更不能常去大漠里了。”

“骆驼还在？”荷西问。

“都卖了，哥哥们要钱用，卖光了，只有些山羊跟着。”

“花那么多钱做什么，卖家产了？”我哭了一阵，觉得舒服多了，气也平下来了。

“鲁阿，星期天我们带你出镇，傍晚了你保证我们回来，不要辜负了我们朋友一场。”荷西沉着气慢慢地说。

“不会，真的是家人相聚，你们放心。”鲁阿在荷西肩上拍了一把，极感激诚恳地说着。这件事是讲定了。

“鲁阿，你不是游击队，怎么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心事重重地问他。

“三毛，我们是真朋友，请相信我，不得已才来求你们，如果没有把握，怎么敢累了你们，大家都是有父母的人。”

我见他说得真诚，也不再逼问他了。

检查站收去了三个人的身份证，我们蓝色的两张，奥菲鲁阿黄色的一张。

“晚上回镇再来领，路上当心巴西里。”卫兵挥挥手，放行了，我被他最后一句话，弄得心扑扑地乱跳着。

“快开吧！这一去三个多钟头，早去早回。”我坐在后座，荷西跟鲁阿在前座，为了旅途方便，都穿了沙漠衣服。

“怎么会想起来要回家？”我又忐忑不安地说了一遍。

“三毛，不要担心，这几天你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奥菲鲁阿笑了起来，出了镇，他活泼多了。

“沙伊达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上班。”

“不如说，你怕她有危险。”

“你们不要尽说话了，鲁阿，你指路我好开得快点。”

四周尽是灰茫茫的天空，初升的太阳在厚厚的云层里只露出淡橘色的幽暗的光线，早晨的沙漠仍有很重的凉意，几只孤鸟在我们车顶上呱呱地叫着绕着，更觉天地苍茫凄凉。

“我睡一下，起太早了。”我蜷在车后面闭上了眼睛，心里像有块铅压着似的不能开朗，这时候不看沙漠还好，看了只是觉得地平线上有什么不愿见的人突然冒出来。

好似睡了才一会儿，觉得颠跳不止的车慢慢地停了下来，我觉着热，推开身上的毯子，突然后座的门开了，我惊得叫了起来。

“什么人！”

“是弟弟，三毛，他老远来接了。”

我模模糊糊地坐了起来，揉着眼睛，正看见一张笑脸，露着少年人纯真的清新，向我招呼着呢！

“真是穆罕麦？啊……”我笑着向他伸出手去。

“快到了吗？”我坐了起来，开了窗。

“就在前面。”

“你们又搬了，去年不在这边住。”

“骆驼都卖光了，哪里住都差不多。”

远远看见奥菲鲁阿家褐色的大帐篷，我这一路上吊着的心，才突然放下了。

鲁阿美丽的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在高高的天空下，像三个小黑点似的向我们飞过来。

“沙拉马力古！”妹妹叫喊着扑向她们的哥哥，又马上扑到我身边来，双手勾着我的颈子。美丽纯真的脸，干净的长裙子，洁白的牙齿，梳得光滑滑的粗辫子，浑身散发着大地的清新。

我小步往鲁阿母亲的身边急急跑去，她也正从儿子的拥抱里脱出来。

“沙拉马力古！哈丝明！”

她缓缓地张着手臂，缠着一件深蓝色的衣服，梳着低低的盘花髻，慈爱地迎着我，目光真情流露，她身后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没有了早晨的灰云，蓝得如水洗过似的清朗。

“妹妹，去车上拿布料，还有替你们带来的玻璃五彩珠子。”我赶开着跳跳蹦蹦的羊群，向女孩子们叫着。

“这个送给鲁阿父亲的。”荷西拿了两大罐鼻烟草出来。

“还有一小箱饼干，去搬来，可可粉做的。”

一切都像太平盛世，像回家，像走亲戚，像以前每一次到奥菲鲁阿家的气氛，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丢下了众人往帐篷跑去。

“我来啦！族长！”一步跨进去，鲁阿父亲满头白发，也没站起来，只坐着举着手。

“沙拉马力古！”我趴着，用膝盖爬过去，远远地伸着右手，在他头顶上轻轻地触了一下，只有对这个老人，我用最尊敬的礼节问候他。

荷西也进来了，他走近老人，也蹲下来触了他的头一下，才盘膝对面下方坐着。

“这次来，住几天？”老人说着法语。

“时局不好，晚上就回去。”荷西用西班牙语回答。

“你们也快要离开撒哈拉了？”老人叹了口气问着。

“不得已的时候，只有走。”荷西说。

“打仗啊！不像从前太平的日子啰！”

老人摸摸索索地在衣服口袋里掏了一会儿，拿出了一对重沉沉的银脚镯，向我做了一个手势，我爬过去靠着他坐着。

“戴上吧，留着给你的。”我听不懂法语，可是他的眼光我懂，马上双手接了过来，脱下凉鞋，套上镯子，站起来笨拙地走了几步。

“水埃呢！水埃呢！”老人改用哈萨尼亚语说着，“好看！好看！”我懂了，轻轻地回答他：“哈克！”（是！）一面不住地看着自己美丽装饰着的脚踝。

“每一个女儿都有一副，妹妹们还小，先给你了。”奥菲鲁阿友爱地说着。

“我可以出去了？”我问鲁阿的父亲，他点了一下头，我马上跑出去给哈丝明看我的双脚。

两个妹妹正在捉一只羊要杀，枯干的荆棘已经燃起来了，冒着袅袅的青烟。

哈丝明与我站着瞭望着空旷的原野，过去他们的帐篷在更南方，也围住着其他的邻人，现在不知为什么，反而搬到了更荒凉的地方。

“撒哈拉，是这么的美丽。”哈丝明将一双手近乎优雅地举起来一摊，总也不变地赞美着她的土地，就跟以前我来居住时一式一样。

四周的世界，经过她魔术似的一举手，好似突然涨满了诗意的叹息，一丝丝地钻进了我全部的心怀意念里去。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撒哈拉了，也只有对爱它的人，它才向你呈现它的美丽和温柔，将你的爱情，用它亘古不变的大地和天空，默默地回报着你，静静地承诺着对你的保证，但愿你的子子孙孙，都诞生在它的怀抱里。

“要杀羊了，我去叫鲁阿。”我跑回帐篷去。

鲁阿出去了，我静静地躺在地上，轻轻地吸着这块毯子惯有的淡淡的烟草味，这家人，竟没有令我不惯的任何体臭，他们是不太相同的。

过了半晌，鲁阿碰碰我：“杀好了，可以出去看了。”

对于杀生，我总是不能克制让自己去面对它。

“这么大的两只羔羊，吃得了吗？”我问着哈丝明，蹲在她旁边。

“还不够呢！等一下兄弟们都要回家，你们走的时候再带一块回去，还得做一锅‘古斯古’才好吃得畅快。”（古斯古是一种用面粉做出的沙漠食物，用手压着吃。）

“从来没有见过鲁阿的哥哥们，一次都没有。”我说。

“都走了，好多年了，难得回来一趟，你们都来过三四次了，他们才来过一次，唉……”

“这时候了，还不来。”

“来了！”哈丝明静静地说，又蹲下去工作。

“哪里？没有人！”我奇怪地问着。

“你听好嘛！”

“听见他们在帐篷讲话啊？”

“你不行啦！没有耳朵。”哈丝明笑着。

过了一会儿，天的尽头才被我发现了一抹扬起的黄尘，像烟似的到了高空就散了，看不见是怎么向着我们来的。是走，是跑，是骑骆驼，还是坐着车？

哈丝明慢慢地站了起来，沙地上渐渐清楚的形象，竟是横着排成一排，浩浩荡荡向我们笔直地开过来的土黄色吉普车，车越开越近，就在我快辨得清人形的视线下，他们又慢慢地散了开去，远远地将帐篷围了起来，一个一个散开去，看不清了。

“哈丝明，你确定是家人来了吗？”看那情形，那气势，竟觉得四周一片杀气，我不知不觉地拉住了哈丝明的衣角。

这时，只有一辆车，坐着一群蒙着脸的人，向我们静静地逼过来。

我打了一个寒噤，脚却像钉住了似的一步也跨不开去，我感觉到，来的人正在头巾下像兀鹰似的盯着我。

两个妹妹和弟弟马上尖叫着奔向车子去，妹妹好似在哭着似的欢呼着。

“哥哥！哥哥！呜……”她们扑在这群下车的人身上竟至哭了起来。

哈丝明张开了手臂，嘴里讷讷不清地叫着一个一个儿子的名字，削瘦优美的脸竟不知何时布满了泪水。

五个孩子轮流把娇小的母亲像情人似的默默地抱在手臂里，竟一点声音都听不见地静止了好一会儿。

奥菲鲁阿早也出来了，他也静静地上去抱着兄弟，四周一片死寂，我仍像先前一般如同被人点穴了似的动也动不了。

一个一个兄弟，匍匐着进了帐篷，跪着轻触着老父亲的头顶，久别重逢，老人亦是泪水满颊，欢喜感伤得不能自已。

这时候他们才与荷西重重地上前握住了手，又与我重重地握着手，叫我：“三毛！”

“都是我哥哥们，不是外人。”鲁阿兴奋地说着，各人除去了头巾，竟跟鲁阿长得那么相像，都是极英俊的容貌和身材，衬着一口整齐的白牙。

他们要宽外袍时，询问似的看了一眼鲁阿，鲁阿轻轻一点头，被我看在眼底。

宽袍轻轻地脱下来，五件游击队土黄色的制服，突然像火似的，烫痛了我的眼睛。

荷西与我连互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两人已化成了石像。

我突然有了受骗的感觉，全身的血液刷一下冲到脸上来，荷西仍是动也不动，沉默得像一道墙，他的脸上，没有表情。

“荷西，请不要误会，今天真的单纯是家族相聚，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请你们千万原谅，千万明白我。”鲁阿涨红了脸急切地解说起来。

“都是‘娃也达’，不要介意，荷西，哈丝明的‘娃也达’。”这种时候，也只有女人才能像水似的溶开了这一霎间的僵局。（“娃也达”是男孩子的意思。）

我一起身，随着哈丝明出外去割羊肉了，想想气不过，还是跑回帐篷门口去说了一句：“鲁阿，你开了我们一个大玩笑，这种事，是可以乱来的吗？”

“其实鲁阿要出镇还不简单，也用不着特意哄你们出来，事实上，是我们兄弟想认识你们，鲁阿又常常谈起，恰好我们难得团聚一次，就要他请了你们来，请不要介意，在这个帐篷的下面，请做一次朋友吧！”鲁阿的一个哥哥再一次握着荷西的手，诚恳地解释着，荷西终于释然了。

“不谈政治！”老人突然用法语重重地喝了一声。

“今天喝茶，吃肉，陪家人，享受一天天伦亲子的情爱，明日，再各奔东西吧！”还是那个哥哥说着话，他站了起来，大步出了帐篷，向提着茶壶的妹妹迎上去。

那个下午，几乎都在同做着家务的情况下度过，枯柴拾了小山般的高，羊群围进了栏栅，几个兄弟跟荷西替这个几乎只剩老弱的家又支了一个帐篷给弟妹们睡，水桶接出了皮带管，上风的地方，用石块砌成一道挡风墙，炉灶架高了，羊皮硝成坐垫，父亲居然欣然地叫大儿子理了个发。

在这些人里面，虽然鲁阿的二哥一色一样地在拼命帮忙着家事，可是他的步伐、举止、气度和大方，竟似一个王子似的出众抢眼，谈话有礼温和，反应极快，破旧的制服，罩不住他自然发散着的光芒，眼神专注尖锐，几乎令人不敢正视，成熟的脸孔竟是撒哈拉威人里从来没见过的英俊脱俗。

“我猜你们这一阵要进镇闹一场了。”荷西扎着木桩在风里向鲁阿的哥哥们说。

“要的，观察团来那天，要回去，我们寄望联合国，要表现给他们看，撒哈拉威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决定。”

“当心被抓。”我插着嘴说。

“居民接应，难抓，只要运气不太坏，不太可能。”

“你们一个一个都是理想主义者，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浪漫的情怀，万一真的独立了，对待镇上那半数无知的暴民，恐怕还真手足无措呢！”我坐在地上抱着一只小羊对工作的人喊着。

“开发资源，教育国民那是第一步。”

“什么人去开发？就算这七万人全去堵边界，站都站不满，不又沦为阿尔及利亚的保护国了，那只有比现在更糟更坏。”

“三毛，你太悲观了。”

“你们太浪漫，打游击可以，立国还不是时机。”

“尽了力，成败都在所不计了。”他们安然地回答我。

家事告了段落，哈丝明远远地招呼着大家去新帐篷喝热茶，地毯已经铺满了一地。

“鲁阿，太阳下去了。”荷西看了一下天，悄悄地对鲁阿说，他依依不舍之情，一下子布满了疲倦的脸。

“走吧！总得在天全黑以前赶路。”我马上站了起来，哈丝明看我们突然要走了，拿茶壶的手停在半空好一会儿，这才匆匆地包了一条羊腿出来。

“不能再留一会儿？”她轻轻地、近乎哀求地说着。

“哈丝明，下次再来。”我说。

“不会有下次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荷西，你，要永远离开撒哈拉了。”她静静地说。

“万一独立了，我们还是会回来。”

“不会独立，摩洛哥人马上要来了，我的孩子们，在做梦，做梦——”老人怅然地摇着白发苍苍的头，自言自语地说着。

“快走吧，太阳落得好快的啊！”我催着他们上路，老人慢慢地送了出来，一只手搭着荷西，一只手搭着奥菲鲁阿。

我转过身去接下了羊腿，放进车里，再反身默默地拥抱了哈丝明和妹妹们。我抬起头来，深深地注视着鲁阿的几个哥哥，千言万语，都尽在无奈的一眼里过去。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啊！

我正要上车，鲁阿的二哥突然走近了我，重重地握住了我的手，悄悄地说：“三毛，谢谢你照顾沙伊达。”

“沙伊达？”我意外得不得了，他怎么认识沙伊达？

“她，是我的妻，再重托你了。”这时，他的目光里突然浸满了柔情蜜意和深深的伤感，我们对望着，分享着一个秘密，暮色里这人怅然一笑，我兀自呆站着，他却一反身，大步走了开去，黄昏的第一阵凉风，将我吹拂得抖了一下。

“鲁阿，沙伊达竟是你二哥的太太。”在回程的车上，我如梦初醒。暗自点着头，心里感叹着——是了，只有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那个沙伊达，天底下竟也有配得上她的撒哈拉威人。

“是巴西里唯一的妻子，七年了，唉！”他伤感地点着头，他的内心，可能也默默地在爱着沙伊达吧！

“巴西里？”荷西一踩刹车。

“巴西里！你二哥是巴西里？”我尖叫了起来，全身的血液哗哗地乱流着，这几年来，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凶猛无比的游击队领袖，撒哈拉威人的灵魂——竟是刚刚那个叫着沙伊达名字握着我手的人。

我们陷在极度的震惊里，竟至再说不出话来。

“你父母，好像不知道沙伊达。”

“不能知道，沙伊达是天主教，我父亲知道了会叫巴西里死。再说，巴西里一直怕摩洛哥人劫了沙伊达做要挟他的条件，也不肯向外人说。”

“游击队三面受敌，又得打摩洛哥，又得防西班牙，再得当心南边毛里塔尼亚，这种疲于奔命的日子，到头来，恐怕是一场空吧！”荷西几乎对游击队的梦想，已经下了断言。

我呆望着向后飞逝的大漠，听见荷西那么说着，忽而不知怎的想到《红楼梦》里的句子：“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心里竟这么的闷闷不乐起来。

不知为什么，突然觉得巴西里快要死了，这种直觉，在我的半生，常常出现，从来没有错过，一时里，竟被这不祥的预感弄得呆住了，人竟钉在窗前不知动弹。

“三毛，怎么了？”荷西叫醒了我。

“我要躺一下，这一天，真够了！”我盖上毯子，将自己埋藏起来，抑郁的心情，不能释然。

联合国观察团飞来撒哈拉的那日，西班牙总督一再地保证撒哈拉威人，他们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立场，只要守秩序，西班牙决不为难他们，又一再地重申已经讲了两年多的撒哈拉民族自决。

“不要是骗人的，我如果是政府，不会那么慷慨。”我又忧心起来。

“殖民主义是没落了，不是西班牙慷慨，西班牙，也没落了。”荷西这一阵总是伤感着。

联合国调停西属撒哈拉的三人小组是这三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伊朗，非洲象牙海岸，古巴。

机场到镇上的公路，在清晨就站满了密密麻麻的撒哈拉威人，他们跟西班牙站岗的警察对峙着，不吵不闹，静静地等候着车队。

等到总督陪着代表团坐着敞篷轿车开始入镇时，这边撒哈拉威人一声令下，全部如雷鸣似的狂喊起来：“民族自决，民族自决，请，请，民族自决，民族自决——”

成千上万的碎布缝拼出来大大小小的游击队旗像一阵狂风似的飞扬起来，男女老幼狂舞着他们的希望。嘶叫着，哭喊着，像天崩像地裂，随着缓慢开过的车辆，撒哈拉在怒吼，在做最后的挣扎——

“痴人说梦！”我站在镇上朋友家的天台上感叹得疼痛起来，没有希望的事情，竟像飞蛾扑火似的拿命去拼，竟没有看明白想明白的一天吗？

西班牙政府竟比撒哈拉威人自己清楚万分，任着他们尽情地抓住联合国，亦不阻挡也不反对，西班牙毕竟是要退出了，再来的是谁？不会是巴西里，永远不会是这个只有七万弱小民族的领袖。

联合国观察小组很快地离开了西属撒哈拉，转赴摩洛哥。镇上的撒哈拉威人和西班牙人竟又一度奇怪地亲密地相处在一起，甚而比上一阵更和气，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叫嚣之下，坚持不变它对撒哈拉的承诺，民族自决眼看要实现了，两方宾主，在摩洛哥密集战鼓的威胁下，又似兄弟似的合作无间起来。

“关键在摩洛哥，不在西班牙。”沙伊达相反地一日阴沉一日，她不是个天真的人，比谁都看得清楚。

“摩洛哥，如果联合国说西属撒哈拉应该给我们民族自决，摩洛哥就不用怕它了，它算老几，再不然，西班牙还在海牙法庭跟它打官司哪！”一般的撒哈拉威是盲目的乐观者。

十月十七日，海牙国际法庭缠讼了不知多久的西属撒哈拉问题，在千呼万喊的等待里终于有了了结。

“啊！我们胜啦！我们胜啦！太平啦！有希望啦！”

镇上的撒哈拉威听了广播，拿出所有可以敲打的东西，像疯了似的狂跳狂叫，彼此见了面不管认不认识，西班牙人、撒哈拉威人都抱在一起大笑大跳，如同满街的疯子一般庆祝着。

“听见了吗？如果将来西班牙和平地跟他们解决，我们还是留下去。”荷西满面笑容地拥抱着我，我却一样忧心忡忡，不知为何觉得大祸马上就要临头了。

“不会那么简单，又不是小孩子扮家家酒。”我仍是不相信。

当天晚上撒哈拉电台的播音员突然沉痛地报告着：“摩洛哥国王哈珊，招募志愿军，明日开始，向西属撒哈拉和平进军。”

荷西一拍桌子，跳了起来。

“打！”他大喊了一声，我将脸埋在膝盖上。

可怖的是，哈珊那个魔王只招募三十万人，第二天，已经有两百万人签了名。

西班牙的晚间电视新闻，竟开始转播摩洛哥那边和平进军的纪录片，“十月二十三日，拿下阿雍！”他们如黄蜂似的倾巢而出，男女老幼跟着哈珊迈开第一步，载歌载舞，恐怖万分地向边界慢慢地逼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在我们这边看着电视的人群的心上。

“跳，跳，跳死你们这些王八蛋！”我对着电视那边跳着舞拍着掌的男女，恨得叫骂起来。

“打！”沙漠军团的每一个好汉都疯了似的往边界开去，边界与阿雍镇，只有四十公里的距离。

十月十九日，摩洛哥人有增无减。

十月二十日，报上的箭头又指进了地图一步。

十月二十一日，西班牙政府突然用扩音器在街头巷尾，呼叫着西班牙妇女儿童紧急疏散，民心，突然如决堤的河水般崩溃了。

“快走！三毛，快，要来不及了。”镇上的朋友，丢了家具，匆匆忙忙地来跟我道别，往机场奔去。

“三毛，快走，快走。”每一个人见了我，都这样地催着，敲打着我的门，跳上车走了。

街上的西班牙警察突然不见了，这个城，除了航空公司门外挤成一团之外，竟成了空的。

荷西在这个紧要关头，却日日夜夜地在磷矿公司的浮堤上帮忙着撤退军火、军团，不能回家顾我。

十月二十二日，罕地的屋顶平台上，突然升起一面摩洛哥国旗，接着镇上的摩洛哥旗三三两两地飘了出来。

“罕地，你也未免太快了。”我见了他，灰心得几乎流下泪来。

“我有妻，有儿女，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死？”罕地跺着脚低头匆匆而去。

姑卡哭得肿如核桃似的眼睛把我倒吓了一跳：“姑卡，你——”

“我先生阿布弟走了，他去投游击队。”

“有种，真正难得。”不偷生苟活，就去流亡吧！

“门关好，问清楚了才开。摩洛哥人明天不会来，还差得远呢！你的机票，我重托了夏依米，他不会漏了你的，我一有时间就回来，情况万一不好，你提了小箱子往机场跑，我再想办法会你，要勇敢。”我点点头。荷西张着满布红丝的眼睛，又回一百多里外去撤军团，全磷矿公司总动员，配合着军队，把最贵重的东西尽快地装船，没有一个员工离职抱怨，所有在加纳利群岛的西班牙民船都开了来等在浮台外待命。

就在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门上被人轻轻地敲了一下。

“谁？”我高声问着，马上熄了灯火。

“沙伊达，快开门！”

我赶快过去开了门，沙伊达一闪进了来，身后又一闪跟进来一个蒙面的男人，我马上把门关上锁好。

进了屋，沙伊达无限惊恐地发着抖，环抱着自己的手臂，瞪着我喘了一口大气，跌坐在席子上的陌生人，他慢慢地解开了头巾，对我点头一笑——巴西里！

“你们来找死，罕地是摩洛哥的人了。”我跳起来熄了灯，将他们往没有窗的卧室推。

“平台是公用的，屋顶有洞口，看得见。”我将卧室的门牢牢地关上，这才开了床头的小灯。

“快给我东西吃！”巴西里长叹了一声，沙伊达马上要去厨房。

“我去，你留在这里。”我悄声将她按住。

巴西里饿狠了，却只吃了几口，又吃不下去，长叹了一声，憔悴的脸累得不成人形。

“回来做什么？这时候？”

“看她！”巴西里望着沙伊达又长叹了一声。

“知道和平进军的那一天开始，就从阿尔及利亚日日夜夜地赶回来，走了那么多天……”

“一个人？”

他点点头。

“其他的游击队呢？”

“赶去边界堵摩洛哥人了。”“一共有多少？”

“才两千多人。”

“镇上有多少是你们的人？”

“现在恐怕吓得一个也没有了，唉，人心啊！”“戒严之前我得走。”巴西里坐了起来。

“鲁阿呢？”

“这就去会他。”

“在哪里？”

“朋友家。”

“靠得住吗？朋友信得过吗？”

巴西里点点头。

我沉吟了一下，伸手开了抽屉，拿出一把钥匙来：“巴西里，这是幢朋友交给我的空房子，在酒店旁边，屋顶是半圆形的，漆鲜黄色，错不了，要是没有地方收容你，你去那里躲，西班牙人的房子，不会有人怀疑。”

“不能累你，不能去。”

他不肯拿钥匙，沙伊达苦苦地求他：“你拿了钥匙，好歹多一个去处，这一会儿镇上都是摩洛哥间谍，你听三毛说的不会错。”

“我有去处。”

“三毛，沙伊达还有点钱，她也会护理，你带她走，孩子跟嬷嬷走，分开两边，不会引人注视，摩洛哥人知道我有妻子在镇上。”

“孩子？”我望着沙伊达，呆住了。

“再跟你解释。”沙伊达拉着要走的巴西里，抖得说不出话来。

巴西里捧住沙伊达的脸，静静地注视了几秒钟，长叹了一声，温柔地将她的头发拢一拢，突然一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沙伊达与我静静地躺着，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天亮了，她坚持去上班。

“孩子今天跟嬷嬷去西班牙，我要去见见他。”

“下午我去找你，一有机票消息，我们就走。”

她失神地点点头，慢慢地走出去。

“等一下，我开车送你。”竟然忘了自己还有车。

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我开车去医院，上了车，发觉汽油已快用光了，只得先去加油站，一个夜晚没睡，我只觉头晕耳鸣，一直流着虚汗，竟似要病倒了下来似的虚弱，车子开得迷迷糊糊，突然快撞到了镇外的拒马，才吓出一身冷汗来，紧紧刹了车。

“怎么，这边又挡了？”我向一个放哨的西班牙兵问着。

“出了事，在埋人。”

“埋人何必管制交通呢！”我疲倦欲死地问着。

“死的是巴西里，那个游击队领袖！”

“你——你说谎！”我叫了出来。

“真的，我骗你做什么来？”

“弄错了，一定弄错了。”我又叫了起来。

“怎么弄得错，团部验的尸，他弟弟认的，认完也扣起来了，不知放不放呢！”

“怎么可能？怎么会？”我近乎哀求着这个年轻的小兵，要他否认刚刚说的事实。

“他们自己人打了起来，杀掉了，唉，血肉模糊哦，脸都不像了。”

我发着抖，要倒车，排挡卡不进去，人不停地抖着。

“我不舒服，你来替我倒倒车。”我软软地下了车，叫那个小兵替我弄，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顺从地把车弄好。

“当心开！快回去吧！”

我仍在抖着，一直抖到医院，拖着步子下了车，见到老门房，语不成声。

“沙伊达呢？”

“走了！”他静静地看着我。

“去了哪里，是不是去找我了？”我结结巴巴地问他。

“不知道。”

“嬷嬷呢？”

“带了几个小孩，一早也走了。”

“沙伊达是不是在宿舍？”

“不在，跟你说不在，下午三点多，她白着脸走了，跟谁都不说话。”

“奥菲鲁阿呢？”

“我怎么知道。”门房不耐烦地回答着，我只好走了，开了车子在镇上乱转，经过一个加油站，又梦游似的去加了油。

“太太，快走吧！摩洛哥人不出这几天了。”

我不理加油站的人，又开了车不停地在警察部队附近问人。

“看见奥菲鲁阿没有？请问看见鲁阿没有？”

每一个人都阴沉地摇摇头。

“撒哈拉威警察已经散了好几天了。”

我又开到撒哈拉威人聚集的广场去，一家半开的商店内坐着个老头，我以前常向他买土产的。

“请问，看见沙伊达没有？看见奥菲鲁阿没有？”

老人怕事地将我轻轻推出去，欲说还休地叹了口气。

“请告诉我——”

“快离开吧！不是你的事。”

“你说了我马上走，我答应你。”我哀求着他。

“今天晚上，大家会审沙伊达。”他四周张望了一下说。

“为什么？为什么？”我再度惊吓得不知所措。

“她出卖了巴西里，她告诉了摩洛哥人，巴西里回来了，他们在巷子里，把巴西里干了。”

“不可能的，是谁关了她，我去说，沙伊达昨天住在我家里，她不可能的，而且，而且，她是巴西里的太太——”

老人又轻轻地推我出店，我回了车，将自己趴在驾驶盘上再也累不动了。

回到家门口，姑卡马上从一群谈论的人里面向我跑来。

“进去说。”她推着我。

“巴西里死了，你要说这个。”我倒在地上问她。

“不止这个，他们晚上要杀沙伊达。”

“我知道了，在哪里？”

“在杀骆驼的地方。”姑卡惊慌地说。

“是些谁？”

“阿吉比他们那群人。”

“他们故意的，冤枉她，沙伊达昨天晚上在我家里。”我又叫了起来。

姑卡静坐着，惊慌的脸竟似白痴一般。

“姑卡，替我按摩一下吧！我全身酸痛。”

“天啊！天啊！”我趴在地上长长地叹息着。

姑卡伏在我身边替我按摩起来。

“他们叫大家都去看。”姑卡说。

“晚上几点钟？”

“八点半，叫大家都去，说不去叫人好看！”

“阿吉比才是摩洛哥的人啊！你弄不清楚吗？”

“他什么都不是，他是流氓！”姑卡说。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走马灯似的在转，谁可以救沙伊达？嬷嬷走了，西班牙军队不会管这闲事，鲁阿不见了，我没有能力，荷西不回来，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竟是完全孤单了。

“几点了？姑卡，去拿钟来。”

姑卡把钟递给我，我看了一下，已经七点十分了。

“摩洛哥人今天到了哪里？有消息吗？”我问。

“不知道，听说边界的沙漠军团已经撤了地雷，要放他们过来了。”

“沙漠军团有一部分人不肯退，跟游击队混合着往沙漠走了。”姑卡又说。

“你怎么知道？”

“罕地说的。”

“姑卡，想想办法，怎么救沙伊达。”

“不知道。”

“我晚上去，你去不去？我去作证她昨天晚上住在我们家——”

“不好，不好，三毛，不要讲，讲了连你也不得了的。”姑卡急着阻止我，几乎哭了起来。

我闭上眼睛，筋疲力尽地撑着，等着八点半快快来临，好歹要见着沙伊达，如果是会审，应该可以给人说话的余地，只怕是残酷的私刑，哪会有什么会审呢！不过是一口咬定是沙伊达，故意要整死这个阿吉比平日追求不到的女子罢了。乱世，才会有这种没有天理的事情啊。

八点多钟我听见屋外一片的人潮声，大家沉着脸，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有走路的，有坐车的，都往镇外远远的沙谷边的屠宰房走去。

我上了车，慢慢地在撒哈拉威人里开着，路尽了，沙地接着来了，我丢了车子下来跟着人走。

屠宰房是平时我最不愿来的一个地带，那儿经年回响着待宰骆驼的哀鸣，死骆驼的腐肉白骨，丢满了一个浅浅的沙谷。风，在这一带一向是厉冽的，即使是白天来，亦使人觉得阴森不乐，现在近黄昏的尾声了，夕阳只拉着一条淡色的尾巴在地平线上弱弱地照着。

屠宰场长长方方的水泥房，在薄暗里，竟像是天空中一只巨手从云层里轻轻放在沙地上的一座大棺材，斜斜地投影在沙地上，恐怖得令人不敢正视。

人，已经聚得很多了，看热闹的样子，不像惊惶失措得像一群绵羊似的挤着推着，那么多的人，却一点声息都没有。

八点半还不到，一辆中型吉普车匆匆地向人群霸气地开来，大家急着往后退，让出一条路来。高高的前座，驾驶座的旁边，竟坐着动也不动好似已经苍白得死去了一般的沙伊达。

我推着人，伸出手去，要叫沙伊达，可是我靠不近她，人群将我如海浪似的挤来挤去，多少人踩在我的脚上，推着我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

我四顾茫茫，看不见一个认识的人，跳起脚来看，沙伊达正被阿吉比从车上倒拖着头发跌下来，人群里又一阵骚乱，大家拼命往前挤。

沙伊达闭着眼睛，动也不动，我想，在她听见巴西里的死讯时，已经心碎了，这会儿，不过是求死得死罢了。

嬷嬷安全地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她对这个世界唯一的留恋应该是不多了。

这哪里来的会审，哪里有人说话，哪里有人提巴西里，哪里有人在主持正义，沙伊达一被拉下来，就开始被几个人撕下了前襟，她赤裸的胸部可怜地暴露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她仰着头，闭着眼睛，咬着牙，一动也不动，这时阿吉比用哈萨尼亚语高叫起来，人群里又一阵骚乱，我听不懂，抓住了一个旁边的男人死命地问他，他摇摇头，不肯翻译，我又挤过去问一个女孩子，她语不成声地说：“要强暴她再死，阿吉比问，谁要强暴她，她是天主教，干了她不犯罪的。”

“嗳！天啊！天啊！让我过去，让路，我要过去。”我死命地推着前面的人，那几步路竟似一世纪的长，好似永远也挤不到了。

我跳起来看沙伊达，仍是阿吉比他们七八个人在撕她的裙子，沙伊达要跑，几个人扑了上去，用力一拉，她的裙子也掉了，她近乎全裸的身体在沙地上打着滚。几个人跳上去捉住了她的手和脚硬按下去，拉开来，这时沙伊达惨叫的哭声像野兽似的传来……啊……不……不……啊……啊……

我要叫，叫不出来，要哭哽不成声，要看，不忍心，要不看，眼睛又直直地对着沙伊达动都不能动……不要……啊……不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哑不成声地在嚷着……

这时我觉得身后有人像一只豹子似的扑进来，扑过人群，拉开一个一个人，像一道闪电似的扑进了场子里，他拉开了压在沙伊达身上的人，拖了沙伊达的头发向身后没有人的屠宰场高地退，鲁阿，拿着一枝手枪，人似疯了似的，吐着白沫，他拿枪比着要扑上去抢的人群，那七八个浪荡子亮出了刀。人群又同时惊呼起来，开始向外逃，我拼命往里面挤，却被人推着向后踉跄地退着，我睁大着眼睛，望见鲁阿四周都是围着要上的人，他一手拉着地上的沙伊达，一面机警地像豹似的眼露凶光用手跟着逼向他的人晃动着手枪，适时绕到他身后的一个跳起来扑向他，他放了一枪，其他的人乘机会扑上去——“杀我，杀我，鲁阿……杀啊……”沙伊达狂叫起来，不停地叫着。我惊恐得噎着气哭了出来，又听见响了好几枪，人们惊叫推挤奔逃，我跌了下去，被人踩着，四周一会儿突然空旷了，安静了，我翻身坐起来，看见阿吉比他们匆匆扶了一个人在上车，地上两具尸体，鲁阿张着眼睛死在那里，沙伊达趴着，鲁阿死的姿势，好似正在向沙伊达爬过去，要用他的身体去覆盖她。

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的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罩下来。

➣ 附录

❀回乡小笺❀

各位朋友：

回到台北来已经二十多天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收到无数过去与我通信的读者、我教过的学生，以及许许多多新朋友的来信与电话，我也在台北街头看见自己的新书挤在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书刊里向我扮着顽皮的鬼脸。

每当我收到由各方面转来的你们的来信时，我在这一封封诚意的信里，才看出了我自己的形象，才知道三毛有这么多不相识的朋友在鼓励着她。

我多么希望每一封信都细细地回答你们，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写信给我的人，在提笔时，也费了番心思和时间来表示对我的关怀。

我怎么能够看见你们诚意的来信，知道你们一定在等着我的回音，而那一封封的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声。

请无数写信给我的朋友了解我，三毛不是一个没有感情也没有礼貌的人。

离开家国那么久了，台北的亲情友情，整整地占据了我，我尽力愿意把我自己的时间，分给每一个关怀我的朋友，可惜的是，我一天也只能捉住二十四小时。

生活突然的忙碌热闹，使我精神上兴奋而紧张，体力上透支再透支，而内心的宁静却已因为这些感人的真情流露起了很大的波澜。

虽然我努力在告诉自己，我要完完全全享受我在祖国的假期，游山玩水，与父母亲闲话家常。事实上，我每日的生活，已成了时间的奴隶，我日日夜夜地追赶着它，而仿佛永远不能在这件事上得到释放。

过去长久的沙漠生活，已使我成了一个极度享受孤独的悠闲乡下人，而今赶场似的吃饭和约会，对我来说，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昏头转向，意乱情迷。

每日对着山珍海味，食不下咽，一个吃惯了白薯饼的三毛，对着亲友感情的无数大菜，感动之余，恨不能拿一个大盒子装回北非去，也好在下半年不再开伙。我多么遗憾这些美味的东西要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全部吃下去啊！

在这种走马灯的日子里，我一方面极感动朋友对我的爱护；另一方面，我却不能一一答应来信及电话中要求与我单独见面的朋友的盛意。

我恨不能将我的时间，分成每一个如稿纸似的小格子，像写稿一样，在每一格里填上一个朋友的名字、时间和见面的地点。在我，写两三千字是易，而要分别见到那么多朋友，却是力不从心的憾事啊！

我真愿意爱护我的朋友，了解我现在的情况，请不要认为我们不能见面就是一件可惜的事，因为文学的本身，对每一个读者，在看的时候，已成了每一个人再创造出来的东西，实体的三毛，不过是一个如她一再所强调的小人物，看了她你们不但要失望，连她自己看了她的故事，再去照照镜子，一样也感到不真实。

因此我很愿意对我的朋友们说，当我的文章刊出来时，我们就是在默默地交谈了。

在台北亲友的聚会里，常常会遇到许多我过去不认识的人，他们对我刚出的书——《撒哈拉的故事》里的每一篇，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小事，甚而每一句对话，都好似背诵过了似的熟悉。

这种情形，令一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惊讶、木讷，再而更觉得惭愧而不知所措。

我所能说的，也许只是一句普通的谢谢，但是这份关怀，却成了我日后努力写作下去的力量。

我一向没有耐性，尤其讨厌把自己钉在书桌前爬格子，但是当我回国第一天，我听到居然有许多学校的同学，整班整班地在预约我的新书时，我的心一样受到了感动。

许多人对我谈起《撒哈拉的故事》，更令我惊讶的是，我过去只期待着大人看我的书，没想到，竟也有小学生，托了我的侄儿和外甥们，要请他们带着，来拜望这个沙漠里的姑姑。

我多么为这一个发现而骄傲欢喜，我真愿意我也做一个小朋友的三毛，因为圣经上一再地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因为天堂是他们的。”

亲爱的小读者，我是多么地看重你们，但愿三毛的书，能够在沉重的课业之外，带给你们片刻轻松的时光。

如果朋友们还没有厌倦了这个如我一样的小人物三毛，我愿意不断地做一个说故事的人。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因为我没有学问，但是，我愿意在将来的日子里，仍做不断的努力，以我的手，写我的口，以我的口，表达我的心声。

也许有时候我会沉寂一阵，不再出稿，请不要以为我是懒散了，更不要以为三毛已经鸿飞无痕，不计东西。

如果我突然停顿了，那只表示我在培养自己、沉淀自己；在告诉自己：写，是重要，而有时搁笔不写，却是更重要。

目前我仍有写作的兴趣和材料，我因此仍要继续我过去已开始了的长跑，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当三毛一本一本的新书出版时，使爱护我的读者看见我默默的努力。

我的书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之内，已经出了第四版了，我要感谢读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我，写作的本身，并不是为了第三者，更不是为了成名。但是，因为读者热烈的反应，使我一个平凡而简单的家庭主妇，认知了今后要再努力去奔跑的路，这是我一生里要感谢你们的啊！

下个月，我为了对家庭及对丈夫的责任，不得不再度告别我的家，我的国，回到千山万水外的北非去。我是多么的不舍，也多么的不安，不能给每一个爱护我的朋友充足的时间，来聚一聚，谈一谈。

我的朋友，我们原来并不相识，而今也不曾相逢，但是人生相识何必相逢，而相逢又何必相识。

在台北，我不觉得离你们近，在非洲我也不觉得离你们远，只要彼此相知欣赏，天涯真是如比邻啊！

我再谢谢你们的关爱，请不要忘记，三毛虽然是个小人物，却有一颗宽阔的心，在她的心里，安得下世界上每一个她所爱的人。

给我生命，养我长大，不变地爱护着我的双亲，他们给了我一个永远欢迎我的家，在这个避风港里，我完全地释放自己，尽情地享受我在外得不着的温暖和情爱。

感谢上帝，给了我永恒的信仰，他迎我平安地归来，又要带着我一路飞到北非我丈夫的身边去。我何其有幸，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上，一样都不缺乏。

我虽然常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但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指路星，却是我的神。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有的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

因为上帝恒久不变的大爱，我就能学习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

谢谢你们，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祝

平安喜乐

三毛上

（本篇原为台湾皇冠出版社三毛全集《撒哈拉的故事》四版代序。）

❀尘缘❀

重新的父亲节

二度从尼日利亚风尘仆仆地独自飞回加纳利群岛，邮局通知有两大麻袋邮件等着。

第一日着人顺便送了一袋来，第二袋是自己过了一日才去扛回来的。

小镇邮局说，他们是为我一个人开行服务的。说的人有理，听的人心花怒放。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请来大批邻居小儿们，代拆小山也似的邮件，代价就是那些花花绿绿的中国邮票，拆好的丢给跪在一边的我。我呢，就学周梦蝶摆地摊似的将这些书刊、报纸和包裹、信件，分门别类地放放好，自己围在中间做大富翁状。

以后的一星期，听说三毛回家了，近邻都来探看。只见院门深锁，窗帘紧闭，叫人不应，都以为这三毛跑城里疯去了，怎会想到，此人正在小房间里坐拥新书城，废寝忘食，狂啃精神粮餐，已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几度东方发白，日落星沉，新书看得头昏眼花，赞叹激赏，这才轻轻拿起没有重量的《稻草人手记》翻了一翻。

书中唯一三个荷西看得懂的西班牙文字，倒在最后一个字上硬给拿吃掉了个O字。稻草人只管守麦田，送人的礼倒没看好，也可能是排印先生不喜荷西血型，开的小玩笑。

看他软软的那个怪样子，这个扎草人的母亲实是没有什么喜悦可言，这心情就如远游回家来，突然发觉后院又长了一大丛野草似的触目心惊。

这一阵东奔西跑，台湾的联络就断了，别人捉不到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蓦一回首，灯火下，又是一本新书，方觉时光无情，新书催人老。

母亲信中又哀哀地来问，下本书是要叫什么，《寂地》刊出来了，沙漠故事告一段落，要叫《哑奴》还是叫《哭泣的骆驼》；又说，这么高兴的事情，怎么也不操点心，尽往家人身上推，万一代做了主，定了书名，二小姐不同意，还会写信回来发脾气，做父母的实在为难极了。

看信倒是笑了起来，可怜的父亲母亲，出书一向不是三毛的事，她只管写。写了自己亦不再看，不存，不管，什么盗印不盗印的事，来说了三次，回信里都忘了提。

书，本来是为父母出的，既然说那是高兴的事，那么请他们全权代享这份喜悦吧。我个人，本来人在天涯，不知不觉，去年回台方才发觉不对，上街走路都抬不起头来，丢人丢大了，就怕人提三毛的名字。

其实，认真下决心写故事，还是结了婚以后的事，没想到，这么耐不住久坐的人，还居然一直写了下去。

婚前住在马德里，当时亦是替台湾一家杂志写文，一个月凑个两三千字，着实叫苦连天。大城市的生活，五光十色，加上同住的三个女孩子又都是玩家，虽说国籍不同，性情相异，疯起来却十分合作，各有花招。平日我教英文，她们上班，周末星期，却是从来没有十二点以前回家的事。

说是糜烂的生活吧，倒也不见得，不过是逛逛学生区，旧货市场，上上小馆子，跳跳不交际的舞。我又多了一个单人节目，借了别人机车，深夜里飞驰空旷大街，将自己假想成史提夫·麦昆演《第三集中营大逃亡》。

去沙漠前一日，还结伙出游不归，三更半夜疯得披头散发回来，四个女孩又在公寓内笑闹了半天，着实累够了，才上床睡觉。

第二日，上班的走了，理了行李，丢了一封信，附上房租，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

不声不响，突然收山远去，倒引出另外三个执迷不悟的人愕然的眼泪来。

做个都市单身女子，在我这方面，问心无愧，甚而可以说，活得够本，没有浪费青春，这完全要看个人主观的解释如何。

疯是疯玩，心里还是雪亮的，机车再骑下去，撞死自己倒是替家庭除害，应该做“笑丧”，可是家中白发人跟黑发人想法有异，何忍叫生者哀哭终日。这一念之间，悬崖勒马，结婚安定，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结婚，小半是为荷西情痴，大半仍是为了父母，至于我自己，本可以一辈子光棍下去，人的环境和追求并不只有那么一条狭路，怎么活，都是一场人生，不该在这件事上谈成败，论英雄。

结果，还是收了，至今没有想通过当时如何下的决心。

结了婚，父母喜得又哭又笑，总算放下一桩天大的心事。

他们放心，我就得给日子好好地过下去。

小时候看童话故事，结尾总是千篇一律——公主和王子结了婚，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童话不会骗小孩子，结过婚的人，都是没有后来如何如何的。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都没有后来的故事。

我一直怕结婚，实是多少受了童话的影响。

安定了，守着一个家，一个叫荷西的人，命运交响曲突然出现了休止符，虽然无声胜有声，心中的一丝怅然，仍是淡淡的挥之不去。

父亲母亲一生吃尽我的苦头，深知荷西亦不会有好日子过，来信千叮咛万恳求，总是再三地开导，要知足，要平凡，要感恩，要知情，结了婚的人，不可再任性强求。

看信仍是笑。早说过，收了就是收了，不会再兴风作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父母不相信女儿真有那么正，就硬是做给他们看看。

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父母亲大乐，发觉女儿女婿相处融洽，真比中了特奖还欢喜。看他们来信喜得那个样子，不忍不写，又去报告了一篇《结婚记》，他们仍然不满足，一直要女儿再写再写，于是，就因为父母不断的鼓励，一个灰姑娘，结了婚，仍有了后来的故事。

婚后三年，荷西疼爱有加不减，灰姑娘出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出了《稻草人手记》，译了二十集《小娃娃》。《雨季不再来》是以前的事，不能记在这笔账上，下月再出《哭泣的骆驼》，中篇《五月花》已在尼日利亚完稿试投联副，尚无消息。下一篇短篇又要动手。总之，这上面写的，仍是向父母报账，自己没有什么喜悦，请他们再代乐一次吧。

看过几次小小的书评，说三毛是作家，有说好，有说坏，看了都很感激，也觉有趣，别人眼里的自己，形形色色，竟是那个样子，陌生得一如这个名字。

这辈子是去年回台才被人改名三毛的，被叫了都不知道回头，不知是在叫我。

书评怎么写，都接受，都知感恩，只是“庸俗的三毛热”这个名词，令人看了百思不解。今日加纳利群岛气温二十三度，三毛不冷亦不热，身体虽不太健康，却没有发烧，所以自己是绝对清清楚楚，不热不热。倒是叫三毛的读者“庸俗”，使自己得了一梦，醒来发觉变成了个大号家庭瓶装的可口可乐，怎么也变不回自己来，这心境，只有卡夫卡小说《蜕变》里那个变成一条大软虫的推销员才能了解，吓出一身冷汗，可见是瓶冰冻可乐，三毛自己，是绝对不热的。

再说，又见一次有人称三毛“小说家”，实是令人十分难堪，说是说了一些小事，家也白手成了一个，把这两句话凑成“小说家”仍是重组语病，明明是小学生写作文，却给他戴上大帽子，将来还有长进吗？这帽子一罩，重得连路都走不动，眼也看不清，有害无益。

盲人骑瞎马，走了几步，没有绊倒，以为上了阳关道，沾沾自喜，这是十分可怕而危险的事。

我虽笔下是瞎马行空，心眼却不盲，心亦不花，知道自己的肤浅和幼稚，天赋努力都不可强求，尽其在我，便是心安。

文章千古事，不是我这芥草一般的小人物所能挑得起来的，庸不庸俗，突不突破，说起来都太严重，写稿真正的起因，“还是为了娱乐父母”，也是自己兴趣所在，将个人的生活做了一个记录而已。

哭着呱呱坠地已是悲哀，成长的过程又比其他三个姐弟来得复杂缓慢，健康情形不好不说，心理亦是极度敏感孤僻。高小那年开始，清晨背个大书包上中正国小，啃书啃到夜间十点才给回家，佣人一天送两顿便当，吃完了去操场跳蹦一下的时间都没，又给叫进去死填，本以为上了初中会有好日子过，没想到明星中学，竞争更大。这番压力辛酸至今回想起来心中仍如铅也似的重，就那么不顾一切地“拒”学了。父母眼见孩子自暴自弃，前途全毁，骂是舍不得骂，那两颗心，可是碎成片片。哪家的孩子不上学，只有自家孩子悄无声息地在家闷着躲着。那一阵，母亲的泪没干过，父亲下班回来，见了我就长叹，我自己呢，觉得成了家庭的耻辱，社会的罪人，几度硬闯天堂，要先进去坐在上帝的右首。少年的我，是这样的倔强刚烈，自己不好受不说，整个家庭都因为这个出轨的孩子，弄得愁云惨雾。

幸亏父母是开明的人，学校不去了，他们自己担起了教育的重担，英文课本不肯念，干脆教她看浅近英文小说；国文不能死背，就念唐诗宋词吧；钢琴老师请来家里教不说，每日练琴，再累的父亲，还是坐在一旁打拍子大声跟着哼，练完了，五块钱奖赏是不会少的；喜欢美术，当时敦煌书局的原文书那么贵，他们还是给买了多少本画册。这样的爱心浇灌，孩子仍是长不整齐，瘦瘦黄黄的脸，十多年来只有童年时不知事地畅笑过，长大后怎么开导，仍是绝对没有好脸色的。在家也许是因为自卑太甚，行为反而成了暴戾乖张，对姐弟绝不友爱，别人一句话，可成战场，可痛哭流涕，可离家出走，可拿刀片自割吓人。那几年，父母的心碎过几次，我没算过，他们大概也算不清了。

这一番又一番风雨，摧得父母心力交瘁，我却干脆远走高飞，连头发也不让父母看见一根，临走之前，小事负气，竟还对母亲说过这样无情的话：“走了一封信也不写回来，当我死了，你们好过几年太平日子。”母亲听了这刺心的话，默默无语，眼泪簌簌地掉，理行装的手可没停过。

真走了，小燕离巢，任凭自己飘飘跌跌，各国乱飞，却没想过，做父母的眼泪，要流到什么时候方有尽头。

飘了几年，回家小歇，那时本以为常住台湾，重新做人。飘流过的人，在行为上应该有些长进，没想到又遇感情重创，一次是阴沟里翻船，败得又要寻死。那几个月的日子，不是父母强拉着，总是不会回头了，现在回想起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遗恨，只幸当时还是父母张开手臂，替我挡住了狂风暴雨。

过了一年，再见所爱的人一锤一锤钉入棺木，当时神志不清，只记得钉棺的声音刺得心里血肉模糊，尖叫狂哭，不知身在何处，黑暗中，又是父亲紧紧抱着，喊着自己的小名，哭是哭疯了，耳边却是父亲坚强的声音，一再地说：“不要怕，还有爹爹在，孩子，还有爹爹姆妈在啊！”

又是那两张手臂，在我成年的挫折伤痛里，替我抹去了眼泪，补好了创伤。

台北触景伤情，无法再留，决心再度离家远走。说出来时，正是吃饭的时候，父亲听了一愣，双眼一红，默默放下筷子，快步走开。倒是母亲，毅然决然地说：“出去走走也好，外面的天地，也许可以使你开朗起来。”

就这么又离了家，丢下了父母，半生时光浪掷，竟没有想过，父母的恩情即使不想回报，也不应再一次一次地去伤害他们，成年了的自己，仍然没有给他们带来过欢笑。

好不容易，安定了下来，接过了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对荷西的责任，写下了几本书，心情踏踏实实，不再去想人生最终的目的，而这做父母的，捧着孩子写的几张纸头，竟又喜得眼睛没有干过，那份感触、安慰，就好似捧着了天国的钥匙一样。这条辛酸血泪的长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怎不叫他们喜极又泣呢。

也是这份尘缘，支持了我写下去的力量，将父母的恩情比着不过是一场尘世的缘分，未免无情，他们看了一定又要大恸一番，却不知“尘世亦是重要的，不是过眼烟云”，孩子今后，就为了这份解不开、挣不脱的缘分，一定好好做人了。孩子在父母眼中胜于自己的生命，父母在孩子的心里，到头来，终也成了爱的负担，过去对他们的伤害，无法补偿，今后的路，总会走得平安踏实，不会再叫他们操心了。

写不写书，并不能证明什么，毕竟保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保真妈妈小民写信来，最后一句叮咛——守身即孝亲——这句话，看了竟是泪出，为什么早两年就没明白过。

八月八日父亲节，愿将孩子以后的岁月，尽力安稳度过，这一生的情债、哭债，对父母无法偿还，就将这句诺言，送给父母，做唯一的礼物吧！

（本篇原为台湾皇冠出版社三毛全集《哭泣的骆驼》代序。）

➣ 书信（撒哈拉·台湾）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爹爹、姆妈：

今天收到爹爹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这一阵根本不在等家信，信来了吓了一大跳。爹爹来信所提我婚事。Perez母亲上星期天过世，我自然而然疏远他了，没有麻烦。他母亲要过世，事先我就知道，不告诉他而已。这种第六感有时有，有时没有。Jose（即荷西，以下方便阅读起见，均改为荷西——编注）去非洲了，他来信一再催我快去，我没有证件之前不会去。爹爹，我的婚事，你们不能当台湾的婚事一样来看，因台湾婚姻是“大事”，如姊姊，如宝宝。此地婚姻一般人比台湾还看得重，我和荷西不是太钻牛角尖的人，我们只是想生活在一起，那么结个婚方便一点，我也要改国籍，所以你们不要愁，我天涯海角都可去，倒不是为荷西，而是生性喜欢在异乡，况且我做荷西的妻子，也是诚意的，我并不喜欢有太重的社会负担，就是说，我现在最看重的是心灵的自由，只要做事不太离谱，就不去多想。过去为了个性上的放不开，吃了很多苦头，现在知道自己的缺点，要设法去改掉。我很怕结婚后进入另一个别人的大家庭，荷西有几个兄弟姊妹，我全认识，但可能只有妈妈难缠，我们不会跟她有什么来往。爹爹，姆妈，我的婚事只是改国籍和与荷西生活在一起而已。国内根本没有人会知道，了不起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不必要告诉他们。换一张护照我在出进别的国家方便一点，但我中国国籍并不放弃，因为中国人终是中国人。我为了腰痛，长住国外对身体好一些。拜托现在我要这些证件：

①户口誊本

②未婚保证书（随便人保证）

③护照、出生证明

现在我要的是①和②项，因为有了这两张纸，我方可去葡萄牙领事馆申请“未婚证明书”，至于③项，我已有了，出生证明也申请来了。请寄给我，因我需要放着，换国籍之类要办很久。

我们这儿有看“星座”算运气的，很准，我这月准得很，是巧合也罢。你们想必旅行已快回来，我很希望能跟你们讲话，不知何时才有电话打回家。爹爹事业好是一定的，手纹要辛苦到很老。我的事你们放心，不会太严重，放心放心！我很好，天仍冷得很。皮大衣很有用。姊姊“陆空联运”包裹到了。要赶稿子了。朋友们有来吗？未婚证明书请寄给我。

妹妹上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爹爹、姆妈：

天下的事全是上天的安排，也全在一念之间。我怎么会知道这一次我再回西班牙来，是冥冥中的引导，叫我回来遇见我七年前的朋友。七年前的荷西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放学了就去宿舍看我，当时我们常常出去疯，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去“海盗市场”买鸟的羽毛，大街小巷玩得像疯子一样高兴。后来我交朋友了，他仍在找我。现在六年分开，再见他已是完完全全的成人了，学了特别的潜水技术，又念了海洋学院。我跟他要结婚的决定是在他，不在我，他一直对我说，从小他的梦想就是娶Eile（三毛的西班牙名字——编注）做太太，这种想法过去Claudio和他哥哥Mnurijio都有过，但是他们变了，只有荷西坚持不变，希望有一天他的梦想能成真。他是一个外表沉静而内心如野马似的孩子，跟我十分合得来，我们是自由自在的，婚后也不会过正常日子，但是我十分向往他的生活方式，因为此人有个性，懂得安排不同于常人的日子。今天他去撒哈拉海边工作了，不装炸弹，只潜水，刚刚打电报来说到了，这个孩子有感情，细心，我十分欣赏他，他走了，我轻叹了一口气，他在时我们天天没处去，总在散步，散得我累死了。在Segovia有一天去古堡，荷西、我和几个嬉皮朋友要下古堡下面的田野去玩，他们不走小路，一个个从古堡的悬崖上吊下去，雪才化，滑得要命，荷西是狂叫一声就跳，我被他吓死，他又跌又滚一下就下去了，我穿长裙子也爬下去，好玩是好玩，这辈子还没有做过这种人吊在岩石上，比十层楼还高的悬崖，全是疯子，跟他们在一起身体一定要好，要不然吃不消。我常常在想《读者文摘》里一篇文章，它说“每夜你上床时，一定要觉得——今天可真活了个够——那么你的一生都不会有遗憾”，跟着荷西是一天当两天活，此人很当心我，爱护我，有一次我半夜吐了，在Segovia，他吓得一夜没敢睡，开着灯守在我床垫旁，他哥哥叫他去睡，他一定不肯，还生气，结果我自己好了，他才去补睡。年轻人的心还是一片真情，我看了十分感动，我一定也要好好地对待他。

爹爹，姆妈，你们不要为我的前途担忧，我是自由的，我会过得很好，荷西对我的爱护够我满意了，我们再不好也不过是分手而已，但看情形不会。我个性变了很多，将来的事不去愁烦，所以你们也不要烦。荷西去潜水，给他去潜，如果出事了，人生也不过如此，早晚都得去的，也用不着太伤心。在此我的朋友很多，大家都对我好，我们这条街上的邻居如何的好，比合江街时邻居还好，所以我很受疼爱，精神上不觉孤独。爹爹，姆妈，我早点弄文件，文件来了我去葡萄牙使馆申请西班牙文未婚证明，我换了护照马上可以回来，或等有了孩子回来住，荷西要孩子，他一再叫我快弄文件，我对这张护照倒是很感兴趣，我太爱西班牙了。现在我将头发染成咖啡色了，淡咖啡，像外国人一样，很奇怪，下月再染回来。我很想家，荷西也想跟回台湾，但要看这半年所赚够不够他维持下一年的生活及念书费，有钱当然一同回来玩。谢谢你们。

妹妹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八日

亲爱的爹爹，姆妈：

我已买了二十二日的机票赴非洲，飞四小时，机票是一百美金单程。明天打电报给荷西，他说家已弄清洁，可以住了。有三个房间，一间做客厅，一间睡觉，一间当大衣柜放我的衣服。家具是一个大床垫（我不能睡床，腰痛），一个画桌，一个低的小桌，一个冰箱和厨房，清洁用具，但是地板上全部铺阿拉伯地毯。荷西不会做窗帘，叫我去做。我用钉子钉上。

今天去移民局，仍然没有居留证，我一呆，马上跟他们老板去商量，他们叫我十天后再去，给我签证延期，我说不可能，帮帮忙，现在“当场就一定要”。他们居然给我了。我乐得呆呆的，在街上跌了一跤。风又吹掉了我六千块西币，又去追，全部追回来了。去订机票，说要二十三号星期一的，小姐一直笑，她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她说星期一是二十二号。付了机票钱，又忘了拿找钱，她又出来追我。我是天字第一号大糊涂虫。中国再要找另外一个也找不到了。

爹爹，姆妈，我是中国历史上有纪录以来第一个女性踏上撒哈拉沙漠的土地，很有意思。

这才是人生，如果说来世界上走一遭只这几个月的西班牙生活，已值回票价，何况来世界的票一直是爹爹、姆妈在替我付。我不知怎么告诉你们我心里对你们的爱和感激，我是太幸福了。谢谢你们。

我的文件全没来，但是荷西姊夫答应我替我办。昨天晚上与荷西姊、姊夫和两个嬉皮朋友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去吃饭，吃完饭去他姊夫的母亲家，好大好大的房子，有一个天台有无数美丽的花，玩到一点回来人瘫掉了。这儿的朋友对我太好太好，没有话说，是自己人。

我的离开，同住的很难过，玛丽沙是一直在哭，卡洛与我同房，她前天弄我的箱子，一面理一面流泪，也是一半感触她自己。我星期一走时留下条子，不与她们告别，因为要哭的，我自己一个人去机场。朋友全部不讲，因为他们会缠我，如果一个一个去告别，我的节目会排到月底。

我的智利朋友，银行家的儿子回来了，我们认识一个晚上（在看法兰明哥舞时认识），第二天跟他去跳舞跳到清早，他问我“要不要跟我去智利，我在那边环境很好”。我说不要，但是此人实在是太英俊了，我一生没有见过如此英俊的男子（Gerbert是风度好），想不到此人又回来了，打电话来，我不出去了。但是我一辈子会跟这个人做朋友。荷西什么都没有，但我信任他，他是我这么多男朋友中唯一没车的一个，但我会选了他，也是他本身有许多长处。

Salinar先生自从台湾情人来了以后，很少见面。他最可惜我结婚，他有他的想法。

我在外独立惯了，来去都很自在，叫朋友送，他们星期一全部上班，不行，星期天同住女孩全部在家，要哭死了，不能打扰别人星期天的心情。所以我一个人走。

行李有四大箱，三箱明天航空公司来拿（运费一千台币），一箱与我同去。牟敦芾有东西留在我处，我交阿房。邻居都要哭的，这儿几个太太们很宝贝我，我走自己也要哭，不敢辞行。西班牙是我自己国土，离开了真是依依不舍。

Fernando说叫我写信给他，他不回信（为了荷西），但是有一天如果跟荷西不好了，来跟他。我说西班牙是不能离婚的国家，我也不做此想，我愿意一辈子平平凡凡跟荷西度过，他对我的爱是自小以来就爱我的，我要好好珍惜。嫁给荷西是我的福气。我们外型、个性都很相配。

前天试做羊肉、鱼煮大蒜和葱。不能吃。但是非洲只有羊肉（鱼荷西去海边捉，都是一人高的大鱼），中国字“鲜”就是羊肉和鱼一起煮。天啊，我要吐了。我买了四瓶酱油，四百台币。另外非洲没有淡水，所以不能常常喝汤。没有水果，没有蔬菜，我不在乎。今天看见绿豆，一小包四十台币，舍不得买。粉丝一包一百台币，都没买。荷西爱吃中国菜。我在Segovia常做给他吃。

姆妈，荷西说叫你不要难过，非洲的纬度跟台北一样，所以更近了。说不定我们坐个澎湖渔船明年回来了。

非洲气候是白天酷热，晚上酷寒，我是说沙漠气候。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幢平房，没有路也没有门牌。荷西租了一个信箱，你们收信后请给我来信，非洲是一片荒漠，我需要精神粮食，什么杂志、书报，都请收集了用“船”寄给我。

妹妹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爹爹，姆妈：

来此已经五天了，初来时警局一定限我四十八小时出境，理由是此地是西班牙殖民地，拿西班牙签证的护照在非洲殖民地并不生效，我们找了律师，弄了半天，现在总算给了我三个月。这三个月内一定要结婚，但是文件寄来非洲已一星期，我们至今没有收到，此地邮政很坏，说不定已掉了。荷西已去上工，每日清早五点半起床上工，到下午又得去学铁工，晚间九点半方能回家，他工作够苦，一天十五小时不在家，我也很寂寞，洗洗衣服，煮煮饭，日子难以打发。我们住在镇外，走路去镇上要来回四十分钟，全是沙，我也没兴趣弄得灰扑扑地进城，但是几乎每天他上工了，我总去城里办事，这一条路上的人都很低级，总有人来麻烦我。用海水煮饭大概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卡车装海水来，四个大桶放在天台上，水都是臭的。淡水一瓶要二十台币，我干脆不用了。

奇怪的是有煤气和电，也有冰箱。我住的房子还可以，但是没有装饰品，空荡荡的，我已在做窗帘。这儿城内的西班牙人除了军人、警察之外就是荷西做事的公司。一派殖民地作风，令人受不了，这里的人太脏了，几乎百分之九十不知道自己几岁，也无法来往。我和荷西婚后，有十天假，我们去深入沙漠，要向导，那时可好玩了。现在文件不来，我很担心。

这几日一直在想，长住沙漠里，过着精神上、物质上都十二分苦的日子是否值得，洗衣、洗澡全是臭水，吃的也不多，但是荷西好，他像一个男子汉，虽然没有时间陪我，我不能怪他，我已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不能像大孩子一样，什么苦都该克服它。荷西自己很能吃苦，我也不敢抱怨，他所能尽力的已全做了，我很满意，这样一个丈夫我没有遗憾。他下月一号去西班牙，我本想跟去，但是我们算算钱大约要花二万五台币，所以我不跟去了，独立留下来，大约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在马德里我不在乎，朋友太多了，又是大都市，这儿他走了，我要吃一点苦头了，但是他是去受更好的训练，将来本事更多一点，我应该给他去，留下来也是一个克己的功课。荷西最不喜欢爱哭的女人，所以我要强一点。等他回来我们已结婚了，可以去沙漠里旅行，这是我十分向往的。我需要再半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这儿的寂寞，可以克服的。环境也有美的一面，沙地上，到了夜间，满天的寒星，十分诗意，此地仍很冷很冷。

你们的包裹可寄来APARTADO，499，是信箱号码，我每两天去城里拿信。另外有什么杂志书报请用船寄来给我。

荷西昨天捉大鱼回来，我不会弄，他杀好了给我冻起来，有一个人那么大的鱼。明天跟他去海边，来回一百里，有车去。

我的一生有苦有乐，人生实在是奇妙而又痛苦的。我并不能说我十分地爱荷西，但是跟了这样的人，应该没有抱怨了，他是个像男人的人，不会体贴，但他不说，他做，肯负责，我不要求更多了。赚的钱我们下两个月可以开始存了。爹爹钱在银行存半年定期，不能动的。希望明年有钱了，可以有一个孩子，也可解解寂寞。伯伯、嬷嬷来了，我正好跑到马德里去做做城里人，来回机票八千多块（涨价了）。

回想马德里所有的男朋友，没有一个比得上荷西，我不后悔我的选择。但是这个丈夫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的，沙漠生活是十分枯燥的，我正好守着。希望能回台湾来一次，台湾在感觉上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了。千山万水之外啊！我很高兴我有了归宿，我太幸福了，许多人一生只活一次，但我活了许多次不同的人生，这是上帝给的礼物。我从来没有跟荷西吵过架，将来也不会吵，心情很平静，是再度做人了，我要改的地方很多，我都改掉了。这块顽石也被磨得差不多了。真希望回台湾一次，给我过过任性的日子，要吃要睡都可放恣，只有父母跟前永远是小孩子。这里锅子、碗、盘都很贵，我煮了饭便要倒出来，洗锅再炒菜。我们已花掉快四万块西币（二万台币），家中什么也没有。

现在文件已到，明天去看律师，如果再要什么手续我真烦疯了。荷西回西班牙要去家中解释，我看他也是心事重重，主要是Claudio的妈妈不好，什么都乱讲，弄得他父母不喜欢我。我们想还是婚前要讲清楚的好，免得太不孝。如果他母亲以死来威吓，荷西要受很大的痛苦，这是他的事，一个男子汉应该懂得如何处理，我也不去想它了。他的兄弟姊妹都是帮忙我们的。

今天荷西捉了一条大章鱼回来（又去学铁工了，送鱼回家来煮），吓人得很，很大，塞满了一大缸，他说是章鱼卷在他身上，他就捉它回来吃，我不会弄。又捉了四个螃蟹。这儿别人没有鱼吃，都吃骆驼肉，我们总有海怪回来。也是一乐。

请转告我朋友们，我住在非洲了，来信请寄信封地址。

想不到马德里的生活是繁华一梦，现在又静得如生活在无人之地，也是报应，上八个月太疯了。

特别地想家，以后会习惯的。荷西那么爱我，我没有遗憾了。我们不买脚踏车了，想分期付款买一辆小三洋摩托车来骑，买车不可能，没有钱。

毛毛军官还是兵？各有好处。军官多一份责负，兵少一份责负但吃苦一点。全家人都好吗？姊姊常回家吗？我再回来时小孩们都要不认识了。宝宝，好吗？小姑回国住多久？爹爹好吗？我人在外面，心里总记挂着家里。顾伯伯、妈妈好吗？小姨父身体如何？我现在不拍照，度假去真的沙漠再拍。

妹妹上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

爹爹，姆妈：

五月二十八日是你们结婚纪念，我没有忘记，也没有忘记五月四日的母亲节。但是对我来说，天天是父亲节、母亲节，因夜夜回台北家中，梦中家人生活起居历历在目，所以并不生疏。分析二个女儿，姊姊可说是“孝”，我可说是“极不孝”，但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补，就是“亲”。自小以来，我可说是逆子，叫父母受了很多不必要的苦痛，但我也有一个好处，对父母的亲爱胜于其他兄弟姊妹，人在远方，没有一日忘父母，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我年事渐长，回想半生作孽，对不起父母之事太多，如真有鬼神，死后下地狱成分居多，只求下半生要好好照顾自己，就是对你们的报答了。我们四个孩子有福，能生在这样一对父母家中，也是上帝特给的恩赐。你们在孩子们眼中，不只是爱而已，尚有其他家庭父母所得不着的“敬”。我常对朋友们说，我的父母这世上找不出另外一对，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结婚文件又差一张，已去葡萄牙再申请，“请免公告证明”已发下来，却不知又找麻烦（法官不相信我三十一岁，又不肯认我护照照片，说是另外一人），婚期渺茫，但我反而不急了。世间诸事，大凡一个“缘”字，天地上下亲疏爱憎都脱不了这个字，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万物都有时”，所以强求生死聚散都是愚人的事，我原先很急，现在放下了，顺其自然吧。随便什么时候结婚。

昨日与朋友们去沙漠中开车奔驰，又见海市蜃楼、奇景，忽然危塔孤耸，忽而城郭连亘，劈空而来，超拔可喜，忽而大风吹去，缥缈虚无，是空是色，然后返虚入浑，化实为虚，色相皆空，可谓天下奇观，恐怖之极。

沙漠中有一大峡谷，千万年前为大河床，尚有如桌大一片小水池，池周密密长满小草，我细看尚有黄色小花，心中受到很大的启示，芥草在沙漠中，尚且依水欣欣向荣，而我们为人者，环境的挫折一来，就马上低头，这都是没有了解生命奥秘的人所处的心境，我想沙漠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再说回程时，看见大漠中，一人骑骆驼，踽踽独行，这时多年来不能了解的元人马致远的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一幅图画，就明明放在眼前，只是气势更加雄壮，而少诗中悲凉之气。我在此生活，所得到的东西，是比马德里要多得多的。

唐朝时代的“大食国”（西元七五七年）安史之乱时，向新疆借兵，此时阿拉伯人第一次进入中国，后来“大食人”经波斯湾出发，经印度洋、马来半岛，一直到广州、泉州、扬州几个贸易港来经商，现在泉州还有回教文化的遗迹，那时大食人来往中国，有一定的地方居住，叫“蕃坊”。这是我最近才找书看来的。因为住在阿拉伯人国内，自然对这些感兴趣。另外我发觉回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支流，穆罕默德与耶稣之死（或生）相隔五百多年，他们的教史十分相近，这不能多说了，因是家信，你们看了要被烦了。这是道安法师前一阵寄给我的书中看来的。要谢谢他的教导。

再说我的生活，现在淡水有人送来门口，不要钱。菜蔬每星期一摩洛哥边界开放，运来回人区，自有小孩来叩门告诉我菜来了，我可买到青椒、番茄之类（就这两样），肉去军营中买。所以生活都解决了。这都是阿拉伯朋友对我的好意。我偶尔替他们写写信，算算账，换取友谊。也算“代书”。（西班牙文的信。）

荷西今天下午回来，他带厨房用具来，他母亲尚替我买了酱油。兄弟姊妹常来信，小妹要一个台湾玉戒指，我想等她告诉我样子，请俞小姐代找。婆婆我也想送手镯一只给她，公公想送一副台湾玉袖扣、领夹，过去“欣欣”二楼约三百台币一副（不是金的），但现在不要。这个家确是合作，大哥在德国替我买皮大衣，全家都好，只是妈妈难缠，现在她肯替我买了大小一套锅子，我已十分感激她态度的转变。荷西是对我好的，你们放心，我身体渐渐适应沙漠，人晒黑黑（每天晒太阳一小时），胃口可以，天天食牛肉，人是越来越好看，并不老态，仍梳小辫子，发已齐腰长，卷起来短一点。此地人慢慢认识，也有照应。市政府、邮局、法院、警察局的人全认识了。此城三万多人，你们放心，放心，尿血早好，一定不要急，我在此非常习惯了。

妹妹上

PS.邮局弄掉我一小包裹，内是假睫毛的胶水和晒太阳的油。马德里寄来的，现在我叫他们赔钱。另外千嘱万嘱，如有中国包裹来，不可弄掉（掉了要赔十万）。我在等丰富的家中包裹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

爹爹，姆妈：

我九月二十六日寄出的稿子，居然在《联合副刊》十月六日刊出来，故事叫《中国饭店》，笔名用的是“三毛”，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也许你们太忙了，不会注意到，我今天看见报纸，真是吓了一跳。荷西提水回来，我大叫告诉他，我们很高兴，可惜他不懂中文，这一点最是寂寞，他是外国人，不能懂得我心里所有的事，连我写的东西也看不懂，实在是很遗憾。这种“三毛文学”正如许多朋友所说，是别树一格，好似在听我说话，但是生动有余，深度不足，而我在“笔”上的确是写得活蹦乱跳，而内心是空空洞洞的，实在是退步。不及十八岁时的东西。不过爹爹、姆妈一定爱看，我这样连续写，将来出一本书，书面要写“送给我的父亲和母亲”，这件事不出两年一定会成的，《三毛流浪记》十一月份会有一万字左右在《女性世界》，请你们抽空也要看看。我最近有点生病，所以没有去镇上，荷西下班了方去拿信、买菜，但是也快可出门了。家事我仍照做，就是不出门。

爹爹上个月没有来信，想必又在忙工作了。我在外的心，看不到家信，心中便要胡思乱想，不知你们是否都健康？有事不可瞒我，我知道你们很忙很累，一日工作下来再要写信给我实在是太重，但是你们来信不必长，只要有爹爹、姆妈笔迹，或爹爹写个信封，我认得出家中每一个人的英文字笔迹，看见就放心了，不必写长信来。毛毛军中地址有吗？请寄来给我，“联副”我的文章也请寄毛毛一份好吗？他一定看了会欢喜。我现在有五年护照，随时可回来，如果你们要我回来，我便可回来。

这儿生活十分寥寂，我盼望十二月可回西班牙去，荷西也希望回去看看父母亲，这儿非洲人不怎么友善，交不上什么朋友。西班牙籍的太太们，怕打仗，都走光了，一个也不留。我很寂寞。

姊姊来信说用了十六万去旅行，玩得太高兴了，我亦为她高兴，姊姊自小没有出远门，这次跑了那么多地方，真是难得她一个人会去。十六万是太太贵了，我们此地旅行社，七万西币（四万台币）十七天亚洲来回机票包括旅馆和早餐，还可分两年付清。另外去意大利、希腊，都便宜得很（比自己去便宜，因是包机），我请姊姊省钱，明后年来一次欧洲。

我们此地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每天吃吃饭，睡睡觉，一日就过去了。可笑的是我睡觉分三次。清早三点到五点一次（五点荷西上班，我自会起来），早晨八点到十一点再睡一下。中饭四点吃，下午六点睡午觉到七点半，再起来看看电视之类，十一点吃晚饭，荷西十二点上床，我看书到三四点。（这是荷西上早班时间表，他五点上班，下午三点半下班回来。下星期上午班，下午一点上班，晚上十一点回来。）

我想以后会一直写下去，我是说文章。这个东西要灵感，有时枯坐十天半月没有一个字，有时一夜成书，完全勉强不得。

外公、外婆身体健康吗？精神愉快吗？姆妈，我今天寄出信，请姊姊买一件毛料子，做一件洋装（放大彩色照片上的红色长洋装，就是唯一的一张放大照片中那个样式，尺寸如常，不必放大），钱请算给姊姊，我稿费尚有吗？下月《女性世界》也会有收入，约有四五千元。因我公公要我们回西班牙时补请喜酒，我想做一件衣服，颜色姊姊知道。请客、回西路费、度假都要大钱，我没想到公公仍要我们做喜事，这下“齐天大圣”来变钞票，只有现在拼命省了。荷西根本不急，到底年纪小，只知道喝汽水和吃冰淇淋，他天天都要我买冰淇淋蛋糕，这几日他买菜，每日都有蛋糕吃，不会节省。

请来信啊！我很想家。中秋节是九月三十日，我们吃了卤牛肉。我上周寄回照片收到了吗？

妹妹上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

爹爹，姆妈：

我的足踝在马德里回来后不几日，便跌断了，当时很痛很痛，在地上狂叫，但是那日没有医生，等了三日脚已肿得一塌糊涂，方才去看，上石膏之类，两个月过去，现已好了，不用石膏，但仍是一碰就痛，已可走路，跑是不行，所以我说生病了。这个脚不断，文章还写不出来呢，因祸得福，荷西因此下班回来仍要带菜、洗衣，现在我已可接过来做了。本来不想讲，但姆妈担心我生什么病，所以现在告诉姆妈，没有什么大不了，已经好了，再过一月便可去度假了。药费保险，只付百分之二十，医生不要钱。

我们因计划写书，所以替相机又添了一个三脚架，一个远镜头，一个广角镜头，我的书要有许多图片，荷西负责照相。这几日又有朋友说，你菜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出一本食谱，西班牙没有中国菜食谱，我可卖一个好价钱，我想太好了，荷西可写西文，我们来出书，计划太多了，要一步一步做出来才好。

现在公司“公共关系”给我一个差事，我却不想要了，因为上司我不喜欢，另外是我们已申请工作在西班牙南部、葡萄牙边上去工作，明年二月可能会走，薪水少，但我们希望走，因此地局势不定，所以我工作的话，做不到两个月又得走了，我亦不太感兴趣，薪水大约有三百美金左右，如明年二月不走，我便去做事。如果明年能走，那是太理想了。

荷西已拿到政府发给的文凭，（大学不用念啦！）又拿到水底工程的证书，还有工作执照，现在已有保障，这都是他月月去申请来的。今天发下来，有这文凭，吃饭不愁了。我对他所赚非常满意。昨天给我五千，算我零用，我想买些此地的手工艺品。

姆妈，你的尺寸请寄来，我去马德里买皮大衣给你，在马德里只有七天逗留，会很忙，荷西说我回公婆家要接厨房，我同意的。现在另有一工作，给十万一个月，另每个月给一星期假，在海上浮岛做工，不能带太太，我们亦希望去申请，但荷西不喜去，他说钱没有用，随便他了。我说钱很有用。

荷西又感冒了，我自从知道感冒会到心脏之后，很怕这个东西，他常常感冒，这点很不好。潜水的人鼻子不会好。

姆妈，此地医生硬不给我避孕药，说要有小孩的才开方子，我又去要了一次，不给我，我不欢迎小孩。荷西就是大小孩嘛！爹爹太忙，身体注意，姆妈尽量找空休息。

PS.我是每星期一信！

又，我十一月三十日离开此地，去安塔露西亚二十天，如包裹要寄，请十五日以前一定寄出了，谢谢！

妹妹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爹爹，姆妈：

旅行虽然好，但是没有家中消息，心中挂念不已，觉得离家日远，不知你们是否都好？希望回到沙漠会有你们消息。

我们在此住了已快一星期，是第二个岛，第一个很大很繁华，现在这个岛叫LA PALMA，城内人口只有七万不到，沿海建的城，这儿没有游客，生活平静极了，所以我们多住了几天。这个岛有台湾三分之一大，我们坐公路局车一站一站去看看，风景十分优美，更难得的是这儿的人太好了，无论去任何一个乡下，在路上都有人“早安、午安”叫个不停，简直如在世外桃源，更可贵的是公路局司机，有一次我们跟车去旅行十二小时（本岛绕一圈），司机清早八点半带我们出城，他沿途停车讲解风景，同车挤着的乡下人也一同去绕不是线内的路，更奇怪的是，乡下人带菜、水果、鸡、小羊进城，全部用公路局车，司机不但不生气，每一站都下去帮忙搬东西（大车肚内可打开放货），我一生没有见过如此一团和气的人。我们去菜场买肉买菜才一次，再去人人打招呼，我们太喜欢这个岛了。明年夏天我们已看好一个公寓，租六千元台币一个月，三房一厅大厨房，浴室、大阳台面对着海，全部家具（包括台布、刀、叉、碗……）所以明年七月我们又回来这个岛度假一个月。

我们这次度假的五万元西币除掉机票之外，可以说刚刚够用（机票两万多），但是自己煮饭，在外吃就不够，这种度假是很和平的，没有豪华的享受，煮煮饭，散散步，看风景都坐公车（租车我怕山路荷西不会开），这样十七天二万七千西币左右，住是住得非常好，吃得也好。

我现在是五十八公斤，人老了很多，这是沙漠内弄老的，眼眶都挂下来了，你们看看我是否又胖又难看。我也不在乎。

这儿包心菜一公斤才十八元西币，比台湾还便宜（沙漠中六十元），水果不便宜，菠菜三十台币一公斤（四十西币），我每日吃许多蔬菜。想到要回沙漠，心中便怅然若失，沙漠不只是寂寞，两间水泥地的房子，吃睡都在地上，漫天风沙，没有一样可与这个小岛做比较，可恨的是那两间水泥地小屋也要租我们两百美金，此地三房一厅家具齐全又面对着海，也是要船运货来，也不过一百八十美金左右一月，沙漠阿拉伯人如何与此地比较。

妹妹上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

爹爹，姆妈：

现在是二月十日下午三点钟，台北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左右，想来你们年夜饭已吃过了。我们也是运气好，接连收到两个包裹，第一个已收到快一星期，今天又收到另外一个大的。这些吃的东西我们爱不释手，“龙门粥”已吃数次，皮蛋全挤扁了，不过一样地吃，番茄、蔬菜寄来已烂掉，下次不可再寄，橘子已吃掉，香肠发霉成白毛毛虫，我已抹干净挂起来，外国火腿、中国火腿都没有坏，腊肉也挂起来了，另外小包食物全部放到纸盒中，家里一片过年景象，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我们因为挂了香肠，也有一点气氛。最奇怪的是这一套小陶器的茶具，我这半个月来，天天想这套茶具，也说不出什么心情，反正就是想要，而且天天在想，结果心灵感应，你们偏偏给我寄来（没破），我打开来时吓得目瞪口呆，这个心电感应是很灵的。桂圆我下午来煮汤吃，这次包裹来，内容太丰富，请下次无论如何不可再寄，花钱花精神我收到虽然很高兴，但是内心却内负重担，不知如何心安。父母爱我之情，这一生不知如何回报，我是急切希望荷西快快离开沙漠，另外找事，你们好来同住，要不然沙漠里没有出头之日。荷西吃了一个中国橘子已去上班，今天包裹是他同去镇上领回来，他切了火腿吃，他看见姆妈居然放橘子来，摇头叹息，不知如何是好。现在东西都已放清楚了，家中食物很多，我们可过一个好年。谢谢爹爹、姆妈，我们虽在沙漠里，也没有忘记我们。下次绝不可再寄任何东西。吃的我现在又去军营中买，一次买大批的，就是要排队等，一次要等五小时以上（早晨八点半去，下午两点半回），我自己一个人去，买大批东西，再去镇上叫计程车回军营，自有军人帮我抬上车子，这样每月可省二三千块（便宜三分之一还要多），我这次看见有橘子，一口气买了十公斤，比外面市价便宜一半，所以姆妈不要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我一月半月买一大批，排队也只是苦一个早晨而已，何况同等的太太们也可聊天。

更好的是，我们的汽车已运来了，这种车有两门的，有四门的，荷西想了一想，加了一万多，买四门的，他说将来爹爹、姆妈来了不必弯下腰进出车子，四门的大一点，进出方便，是白色，里面黑色，非常美丽，很空洞，我们结果是一次付清，十二万一千（西班牙本土是十六万，此地不上税，另外车内无线电没有），现在我们穷得只有几千元在手上，尚得借一万元来度日，好在下月一日又发薪了（一次付利息可以省下六千多元），马德里我们尚有三十七万左右是定期存款。（其中八万五千是荷西，其他是爹爹的。）车子后天牌照弄好，我们买好保险就可开车了，这样我买东西、荷西上班都方便多了。

我的身体已好起来，一吃东西，人又胖了，真没办法，前半个月人如同活死人，天天躺在床上，现在已会起床，也能洗东西、洗地，精神亦好起来，胃口不太好，但又胖回五十四公斤。这一阵天气非常好，不太冷，我去申请了俱乐部做会员，现在可以去游泳、晒太阳，做会员可以用游泳池，每年三千西币。沙漠中生活太无聊，所以我们去做会员。

想来明天新年家中又是一番热闹，只是今年外公是太可怜了，我想他已放弃找快乐，一个人如果心死了，那么活着是非常无聊的。我本想今天请朋友们回来吃年夜饭，但是荷西下班时已是十一点深夜，所以改在这个周末叫朋友们来吃中国菜。我已两天无水，我们买瓶装的淡水来洗碗，真是豪华。

想想姊姊一定又在为公婆家过年忙碌，我也做得一塌糊涂，我公公现在已发肾脏炎，他年纪大了，荷西十分担心，我公公家数荷西最孝，其他人不怎么孝。我昨日尚写信给我公公，问他要不要维他命，因他病了快一个月了。

台中大爆炸案，我们在收音机中听到新闻，荷西说是台中，我想一定炸得不得了，不然撒哈拉电台怎么会有消息，果然死伤那么多（报纸来了）。

我因病了快半个月，欠信快三十封，都得回信，所以稿子被拦下了，这一阵已写好草稿一篇。太多朋友在通信。

味精及六神丸已收到。最奇怪的是，“云南白药”药方上说，可治喉肿痛，我前一阵不但喉内生脓，连舌头根上都发脓泡，我怎么打消炎针都无效，结果服两次白药掺白兰地，第二日便大好，咽水不痛，又服两次，完全消退，所以我觉比六神丸更有用，只是这种东西太烈我不敢多服。

我们现在在等四五月时的一个新工作，赚得少，但是是在西班牙南部，很有希望会去，是一个港口的工程，有四年的工作期。这儿本地非洲人要独立，摩洛哥人又要下来，下面毛里塔尼亚的人要上来，大家都为着抢这个大磷矿，我们这儿数天便有爆炸，现在夜间十二时后已戒严，情况非常不安定，好在我们没有小孩子，万一有事了也不怕。

我们可能夏天一同去马德里看房子，现在尚未决定。不多写了，祝爹爹、姆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来同游西班牙。外公请替我问候。

妹妹上

PS.爹爹，信封上邮票是新的。

姆妈，我有一本全部中国的邮册，现在在哪里？里面有好多套在国外已很值钱了。请过年后替我留意留意，谢谢！不要被小孩玩掉了。我的书都还在吗？我回来时要的。

版权信息

书名：稻草人手记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302-1483-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序言

江洋大盗

平沙漠漠夜带刀
一只手挥到红海

军团司令浇冷水
爸爸才知道我几岁
十岁就得嫁了
吉普车往湖心猛冲
捉外星人去！
飞碟真的出现了
带着尖刀上暗路
坟里居然爬出人来

逍遥七岛游
我们去找金苹果

大海中的七颗钻石
丹纳丽芙的嘉年华会
口哨之岛拉歌美拉
杏花春雨下江南
女巫来了
回家
黑色沙漠
大加纳利岛

一个陌生人的死
大胡子与我
亲爱的婆婆大人
这样的人生
士为知己者死
警告逃妻
这种家庭生活
塑胶儿童
卖花女
守望的天使
相思农场
巨人

书信（加纳利·台湾）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

序言

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去休息吧！”

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地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来偷食呢！”

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麦田。

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地飞了回来，毫不害怕地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地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

说完了，麻雀张狂地啄着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地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

江洋大盗

说起来我们陈家，因为得自先祖父陈公宗绪的庇荫，世世代代书香门第，忠厚传家。家产不多，家教可是富可敌国。

我们的家谱《永春堂》里，不但记载子孙人数，账房先生更是忠心耿耿，每年各房子弟的道德品行收入支出更是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

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照理说应该是人人必争、家家必买的童养媳，其实不然。这拿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父母是葡萄树，我却不是枝子。拿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算命先生算八卦，一算算到中指甲——我这个败家女，就这样把家产一甲两甲地给败掉了。

自我出生以来，我一直有个很大的秘密，牢牢地锁在我的心里，学会讲话之后，更是守口如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给他们来个不认账，不透露半点口风。

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使得我这么神秘呢？我现在讲给你一个人听，你可别去转告张三李四，就算你穷不住了，出卖了我这份情报，我这样一个只有三毛钱的小人物，你也卖不出好价钱来的。

我再说，自我出生以来，就明白了我个人的真相，我虽然在表面上看去，并不比一般人长得难看或不相同，其实不然透了。

“我——是——假——的。”我不但是假的，里面还是空的，不但是空的，我空得连幅壁画都没有。我没有脑筋，没有心肠，没有胆子，没有骨气，是个真真的大洞口。

再拿个比方来说，我就像那些可怕的外星人一样，他们坐了飞盘子，悄悄地降落在地球上，鬼混在这一批幸福的人群里面，过着美满的生活，如果你没有魔眼，没有道行，这种外星人，你是看他们不出，捉他们不到的。

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我并不喜欢做空心的人，因为里面空荡荡的，老是站不住，风一吹，旁人无意间一碰，或是一枝小树枝拂了我，我就毫无办法地跌倒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

我自小到十四岁，老是跌来跌去，摔得鼻青眼肿，别人看了老是笑我，我别的没有，泪腺和脾气倒是很争气，只要一跌，它们就来给我撑面子。

十四年来，我左思右想，这样下去，不到二十岁，大概也要给跌死了，如果不想早死，只有另想救命的法子。

我干什么才好呢？想来想去，只有学学那批不要脸的小日本邻居们——做小偷。

这个世界上那么大，又那么挤，别人现成的东西多得是，我东摸一把，西偷一点，填在我的空洞洞里，日子久了，不就成了吗？

这决定一下，我就先去给照了一张X光片子。

医生看了一下，说：“是真空的，居然活了十四年，可敬之至。”

我刷一顺手抽了那张空片子，逃回家来，将它塞到床下面去存档案。

二十年后再去照它一张，且看看到时候将是不是一条货真价实的好汉。

我因为没有心，没有胆子，所以意志一向很薄弱，想当小偷的事是日本人给的灵感，却没有真正地去进行过，任着自己度着漫无目的的岁月。

有一年，街坊邻居们推举我们家做中山区的模范家庭，区公所的人自然早已认识我父母亲的为人，但是他们很仔细，又拿了簿子来家里查问一番。

问来问去，我们都很模范，眼看已快及格了，不巧我那时经过客厅，给那位先生看到了。

他好奇地问我母亲：“咦，今天不是星期天，你的女儿怎么不上学呀？”

我母亲很保护我地说：“我这女儿身体不好，休学在家。”

他又问：“生什么病啊？看上去胖胖的啊？”

母亲说：“生的是器官蜂巢状空洞症，目前还没有药可医，很令人头痛。”

那次模范家庭的提名，竟因为我生了这种怪病，我们全家都被淘汰下来。那位先生说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是不好做旁人的榜样的。

那夜我静静地躺在黑暗里，眼角渗出丝丝的泪来。我立志做小偷的事，也在那种心情之下打好了基础。

说起世上的偷儿来，百分之一百是贪心势利、六亲不认的家伙。我当年虽然没有拜师，悄悄出道，这个道理不用人教，却也弄得清楚明白。

我东张西望，眼睛不放过家里一桌一椅，最后停留在我亲生父母身上，要实习做偷儿，先拿他们来下手，被捉到了也好办些，不会真正交给警察局。

我仔细地打量打量这两个假定受害人。他们为人方正本分，对自己刻苦、谨严，对旁人宽厚怜悯，做事情负责认真，对子女鞠躬尽瘁，不说人长短，不自夸骄傲，不自卑，不自怜，积债不会讨，付钱一向多付——

我从来没有好好计算过自己父母大人，今儿这么细细一看，他们这两位除了外表风度神采还对付得过去之外，这里面那些东西，可早已过时啦！不时兴的渣子啦！别人不要的东西，他们却拿来当珍珠宝贝啦！再加上几十年前碰到一个“基度山大伯爵”之后，这两个人变得越来越傻，愚不可及，连我这空心人，要偷偷他们可也真没有什么好处。

想想偷儿就算实习阶段，这两个傻子可也不值得一试，不偷，不偷。

出门去打了一个圈子，空心人饿了十四年，头重脚轻，路都走不稳，这一累，摸着墙爬回家来，不再考虑，趁着父母大人在午睡，就把他们那点不可口的东西，拿来塞了下去，消不消化我可不在乎，先填了这个蜂巢似的大洞洞再做打算。

偷了自己父母，不动声色，眼看案子没发，看准姐姐，拿她给吃下去，做下一个受害者。

这个女娃儿，大不了偷儿两三岁，温柔敦厚，念书有耐性，对人有礼貌，冬天骑车上学不叫冷，高中住校吃大锅饭不翻胃，两只瘦手指，指甲油不会涂，弹钢琴、拉小提琴却总也不厌——我将她翻来覆去看，又是一个傻瓜。

请你学音乐，就是要你做歌星赚大钱，你怎么古典来古典去，鼻子不去垫高，头发不去染黄，你这一套不时髦，不流行，我想来想去不爱偷，看在自己人的份上，吃下你一点点，心里可是不甘心不情愿。

案子既然是在家里做开的，只好公平一点，给它每个人都做下一点，免得将来案发了不好看。

大弟弟我本来是绝对不敢去偷他的，他是花斑大老虎兼小气鬼，发起脾气来老是咬人的脚，我一旦偷他还了得吗？先不给他咬死也算运气了。

有这么一天，老虎回来了，走路一跛一拐，长裤子盖着老虎脚，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等老虎吃完饭，怕热，脱了长裤看电视，这一望，了不得，空心人尖声大叫，招来全家大小争看老虎。

这只花斑大虎，从爪子到膝盖，都给皮肉翻身，上面还给武松缝上了一大排绳子哪。

空心人蹲下来，一声一声轻数虎爪上的整齐针线，老虎大吼一声：“看个鬼啊！我跌破了皮，你当我是怪物？”

空心人灵机一动，一吼之间，老虎胆给偷吸过来了，这傻畜牲还不知不觉，空心人背向失胆者，嘿嘿偷笑不已。

再说，老虎也是小气鬼，小气鬼也，你丢我捡也。

空心偷儿流鼻涕，向老虎要卫生纸，他老给半张。偷儿半夜开大灯偷颜如玉，他给送支小蜡炬进来好作案。姐夫请吃统一牛排，这只饥饿的虎居然说：“我不吃牛，我吃钞票，你请喂我现款最实惠。”

你说这只陈家虎，小气鬼，是真的吧！他又是个假的。

永康街那个职业乞丐，你且去问问看，这好多年来，是不是有只花毛大虎爪，老是五十一百地塞了他去吃牛肉面？这一只宝宝，真是又傻又假，纸老虎也。

偷儿偷了他那么一点点仁心仁术，节俭实在，也真没高了多少道行。亏本亏得很大。

小弟弟，本是一代豪杰，值得一偷。

没想偷儿不看牢他，这师大附中的“良心红茶”给他打球口渴时喝多了，别的倒也没什么，肚子里一些好东西，都给这红茶冲来冲去就给良心掉了。

看我这个弟弟，“排座次”是倒数第一，论英雄可是文的一手，武的一手。

他，操守、品格、性情、学识，样样不缺，外表相貌堂堂，内心方方正正。这还不算，乒乓、撞球、桥牌，杀得敌人落花流水，看得空心姐姐兴奋落泪。

空心偷儿静待此弟慢慢长成，给他偷个昏天黑地。

这个幺弟，父亲花了大钱，请他继承父志，就是希望他吐出“良心红茶”，将这吹牛、拍马、势利、钻营、谄媚、诈欺这些大大流行，而老子当年没赶上的东西，给去用功念来，好好大显身手光宗耀祖一番。

不巧幺弟交友不慎，引上歧途。

厚黑学，他不修；登龙术，他不练；学业已竟，大器未成也，呜呼。

这是幺傻！幺傻！

偷儿看看这个毛毛，一无可偷，叹了口气，还是出去作案子吧！

偷儿全家可是傻门忠烈，学不到什么高来高去的功夫，罢也！罢也！

出了家门，独行侠东家一转，西家一混，六亲不认，好友照偷，这才发觉，家外世界何其之大，可偷之物何其之多，偷儿得意满志，忙得不亦乐乎。

“白云堂”给她偷山换水，邵大师给她一园芳草花卉、虫鱼飞鸟一网兜收。“制乐小集”难得赶集，偷儿却也食了他们一大包豆芽菜。“台北人”旅行美国，偷儿啃下他《现代文学》。祝老夫子打一个瞌睡，英诗放在袋里叮叮逃着跑。天文台蔡先生不留意，星星月亮偷来照贼路。“五月画会”“七月笔会”时，斑斑点点，方块线条，生吞活剥硬“会”下去。

诗人方莘正——“睡眠在大风上”，偷儿在去年的夏天拨开丛丛的水柳去找林达。惠特曼的头发长得成了他坟上的青草，一个不会吹口哨的少年轻轻给他理一理。荷马瞎了眼睛唱歌，你可别告诉旁人是谁偷了他的灵魂之窗。伊索原来就是奴隶，我吃了他的肉，可不是那只蛤蟆。沙林杰在麦田里捕来捕去，怎也捕不到我这宝贝。海明威你现在不杀他，他将来自己也杀自己。

毕卡索的马戏班，高更的黑妞，塞尚的苹果，梵谷的向日葵，全给偷儿在草地上一早餐给吃了下肚——

达立的软表偷来作案更精确。《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全给一个一个偷上床。《猎人日记》是偷儿又一章，只有《罪与罚》，做贼心虚，碰也不肯去碰它。

你问，你这个偷儿专偷文人，都是又穷又酸的东西，要它来干吗？

不然，不然，你可别小看了偷儿，这些地粮只是拿来塞塞肚子的，真正好东西还在后头哪——

几年下来，偷儿积案如山，已成红花大侠。一日里，偷了“中华”机票，拜别父母兄弟，飘洋过海，向这花花世界、万丈红尘里舍命奔去。

“天啊！江洋大盗来啦！”

喊声震天，偷儿嘿嘿冷笑不已。

不巧，一日偷儿作案路过米国，米国处处玉米丰收，偷儿吃得不亦乐乎。突然玉米田里冒出一个同道，偷儿独行红花侠，初见同行，慌忙双手送上米花一大把，这个同道看了哈哈大笑：

“偷吃的不算好汉！猪也！”

“不偷吃，偷什么？本人空心贼，全得吃下去才好。”

“你千辛万苦来了米国，如何不偷它一个博士？”

“博士有什么用处？吃起来是咸是甜？”

“非也，博士不是食物也。”

“不可吃，不是我的路子，不偷也罢。”

偷儿冷眼一看同行，偷得面黄肌瘦，身上却背了一个大包袱。

“里面放的是‘博士’吗？你做什么不吃它。”

“你这猪只知偷吃，真不知博士好处？”

“不知，请多指教。”

“这博士偷来是辛酸血泪，到手了可有好处——最起码的也还可以将它换个如花似玉的‘赔’嫁夫人也。懂了吧！”

偷儿四处一张望，轻声告诉同行后：“鄙人是空心贼，不下肚的东西，背着嫌重，是夫人也不换道，谢谢哥哥指导，他日再见吧！”

告别玉米田，偷儿飞向三千里路云和月。

台北家人黄粱一梦，偷儿却已作下弥天大案。

她，偷西班牙人的唐吉诃德，偷法国人蒙娜丽莎的微笑，偷德国人的方脑袋黑面包，偷英国人的雨伞和架子，偷白人的防晒油，偷红人的头皮，偷黑人的牙膏——

真是无人不偷，无所不偷。

当心江洋大盗独行红花侠啊——

你看这只被叫猪的偷儿，吃得肥头胀脑，行动困难，想来可以不等个二十年，就再去照照片子，看看敢情可是不是条真好汉了。

不然，不然，偷儿心里明明白白，空心人，最重要的好东西还没有吃下去，不能洗手不干啊——

有这么一日，大盗东奔西跑，挤在人群里辛苦工作，恰好看见前面有这么一条好汉施施然而来，茫茫人海，踏破铁鞋，终于给碰上了。

偷儿大盗红花独行侠，这眼睛一亮，追上去将那人在灯火阑珊处硬给捉到，拖来墙角腥风血雨给他活活吞食下去。这一填满肚子，兴奋得眼泪双流。

二十年辛苦，今日这才成了正果，阿弥陀佛。

你看看这成了正果的大圣吃下什么好东西——“无耻，虚伪，自私，贪心，懦弱，肤浅，无情，无义，狼心，狗肺——”

这一高兴，叫了计程车，直奔医院，挂紧急号，请照X光片子，看看这成了条什么血气男子。

空心人这下才有脸见见天日。

医生一看片子，连叫：“不好，不好。”

空心人面色一白，轻问：“怎么个不好？”

“怎么个都好，就是你刚刚吃下什么东西，烂得你五官六脏臭气熏天，快，快，护士小姐，预备开刀房，救人一命——”

偷儿大叫：“刚刚吃下去的是好东西，不要给掏出来啊！意志不自由，不签字，不开刀啊——”

偷儿再叫再求，头上中了金针一灸，不省人事。

这偷儿，被医生掏光多年寻求刚刚吃下去的宝物，醒来就号啕大哭，丧心病狂，奔去天国，向上帝告状。

上帝看见这九十九只羊之外的一只，竟然自己奔回来了，大喜过望，捉住了小黑羊儿放在栏中，再也不放手了。

两年的时光，短促得如同一声叹息，这只羊儿左思右想，岂能永远这样躺卧在青草地上，被领在可安歇的水边了此残生？不甘心，不甘心，且等浪子回头，东山再起。

有一日，上帝数羊儿数睡了。偷儿一看时机到也，怀中掏出一块试金石，东试试，西试试，这次案子给它做得漂亮一点——偷它一粒金子做的心。

不巧刚得手，上帝就醒来了，他大喝一声——“三毛，三毛，你平日在我的园子里偷吃烂果子，我也不罚你了，现在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

偷儿吓得跪了下去，对上帝说：“我没有偷吃苹果，我知道那是你留给牛顿的。”

上帝说：“偷心也是不好的，我每个人都只分了一个心，你怎好拿两个？”

我说：“我不是偷了就算了，我把自己这颗碎过的心用浆糊粘好了，换给这个人。”

上帝听了摇头叹息，说：“一个是傻瓜，一个是骗子，我不要再看见你们，都给我滚出园子去。”

偷儿一吓，再跪哭问：“要给滚去哪里？”

上帝沉吟了一下，说：“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你给我回到地球上的泥巴里打滚去。”

偷儿一听，再哭，哀哀伏地不肯起，说道：“那个地方，你久不去察看，早已满布豺狼虎豹，四处漫游，强食弱肉，我怎好下界去送死？”

上帝毕竟是有恩惠慈爱的，他对我一抬手，说：“孩子，起来，我告诉你要去的好地方——”

偷儿静听了天父的话，悲喜交织，伏地拜了四大拜，快步去池塘里喝足了清水，把身上碧绿的芭蕉叶披风盖盖好，挟着“换心人”，高歌着——

——久为簪组束，幸此南荑遂，闲依木仍邻，偶似沙漠客，晓耕翻露土，夜傍响屋羊，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黄——

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往撒哈拉大漠奔去。

平沙漠漠夜带刀

我们的三毛，

走啊走的，走到撒哈拉去了，

她的朋友们总要说她：

“嗨！三毛，好好的德文教授不干，何必呢！”

她留学过西班牙，

在马德里大学毕业，

美国伊利诺州的公务员也检定及格。

可是，

她一直说：我喜欢流浪。

我初抵沙漠时，十分希望做世界第一个横渡撒哈拉沙漠的女子探险家。这些事情，在欧洲时每夜想得睡不着，因为，沙漠不是文明地带，过去旅行各国的经历，在此地都不太用得上。想了快半年，还是决定来了再看情形。当然我不能完全没有计划地来，总不能在飞机上，背个大水壶往沙漠里跳伞。我先到了西班牙属地，撒哈拉沙漠的首都——阿雍。说它是首都，我实在难以承认，因为明明是大沙漠中的一个小镇，三五条街，几家银行，几间铺子，倒是很有西部电影里小镇的荒凉景色和气氛，一般首都的繁华，在此地是看不到的。

我租的房子在镇外，虽说是个破房子，租金却比欧洲一般水准高很多。没有家具，我用当地人铺的草席，铺在地上，再买了一个床垫，放在另一间当做床，算暂时安定下来了。水是有的，屋顶平台放个汽油桶，每天六时左右，市政府会接咸水来，那是沙漠深井内，打出来的水，不知为什么很咸。洗脸、洗澡都得用它。平日喝的水，要一瓶一瓶去买，大约二十台币左右一瓶。

初来时，日子是十分寂寥的，我不会说阿拉伯文，邻居偏偏全是撒哈拉的当地人——非洲人，他们妇女很少会说西班牙文，倒是小孩子们能说半通不通的西文。我家的门口，开门出去是一条街，街的那一边，便是那无边无际的沙漠，平滑、柔软、安详而神秘地一直延到天边，颜色是淡黄土色的，我想月球上的景色，跟此地大约是差不多的。我很爱看日落时被染红了的沙漠，每日太阳下山时，总在天台坐着直到天黑，心里却是不知怎的觉得寂寞极了。

一只手挥到红海

初来时，想休息一阵便去大漠中旅行，但是苦于不认识太多的人，只有每日往镇上的警察局跑跑。（事实上，不跑也不行，警察局扣留了我的护照，老想赶我出境。）我先找到了副局长，他是西班牙人。

“先生，我想去沙漠，但不知怎么去？你能帮助我吗？”“沙漠？你不就在沙漠里面？抬头看看窗外是什么？”他自己却头也不抬。

“不是的，我想这样走一趟。”我用手在他墙上挂的地图上一挥，哗一下挥到红海。

他上下地打量了我快两分钟，对我说：“小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是不可能的。下班飞机请回马德里，我们不想有麻烦。”

我急了：“我不会给你们麻烦，我有三个月足够的生活费，我给你看，钱在这里。”我用手在口袋里抓了一把脏脏的票子给他看。

“好，不管你，我给你三个月的居留，三个月到了非走不可。你现在住在哪里？我好登记。”

“我住在镇外，没有门牌的房子里面，怎么讲才好，我画张图给您。”

我就这样在撒哈拉大沙漠中住下来了。

我不是要一再诉说我的寂寞，但是初来的一阵，几乎熬不过这门功课，想打道回欧洲去了。漫长的风沙，气候在白天时，热得水都烫手，到了夜里，却冷得要穿棉袄。很多次，我问自己，为什么非要留下来不可？为什么要一个人单身来到这个被世界早遗忘了的角落？而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仍然一天一天地住下来了。

军团司令浇冷水

我第二个认识的人，是此地“沙漠军团”退休的司令，他是西班牙人，一生却在沙漠中度过，现在年纪大了，却不想回国。我向他请教沙漠的情形。

“小姐，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量量自己的条件。”

我默然不语，但神色一定有些黯然。

“来看看这张军事地图，”他叫我去墙边看图，“这是非洲，这是撒哈拉沙漠，有虚线的地方是路，其他的你自己去看。”

我知道，我看过几千遍不同的地图了。这个退休司令的图上，除了西属撒哈拉有几条虚线之外，其他便是国与国的边界，以后一片空白。

我问他：“您所说的路，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路，也就是前人走过的印子，天气好的时候，看得出来，风沙一大，就吹不见了。”

我谢了他出来，心情很沉重，我知道自己的行为，确是有些自不量力，但是，我不能就此放弃。我是个十分顽固的人。

不能气馁，我去找当地的居民。撒哈拉威人世居这块大沙漠，总有他们的想法。

他们在镇外有一个广场，场内骆驼和吉普车、货物、山羊挤了一地。我等了一个回教徒的老人祈祷完毕，就上去问他横渡撒哈拉的办法。这老人会说西班牙文，他一开口，许多年轻人都围上来了。

“要走到红海吗？我一辈子也没去过，红海现在可以坐飞机到欧洲，再换机就安安稳稳到了，要横过沙漠，何必呢？”

“是的，但是我想由沙漠过去，请你指教。”我怕他听不清楚，把嗓子拉得很高。

“一定要去？可以啊！你听好。租两辆吉普车，一辆坏了还有另一辆，要一个向导，弄好充分的准备，不妨试试看！”

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可以试试。我紧着问：“租车多少钱一天？向导多少钱？”

“一辆车三千西币一天，向导另要三千，食物、汽油另算。”

好，我心算了一下，一个月十八万西币是基本费。（合台币十二万。）

不对，算错了，那两辆车的租金才对，那么一共是二十七万西币。（合台币十八万。）还要加上装备、汽油、食物、水，非要四十万一个月不行。

我摸摸口袋里的那几张大票子，十分气馁，只好说：“太贵了，我没有能力去，谢谢您。”

我预备离开了。老人却说：“也有办法花很少的钱。”

我一听，又坐下地来。“这话怎么说？”

“跟游牧民族走，他们都是很和平的人，如哪儿有一点雨水，他们就去哪儿，这个省钱，我可替你介绍。”

“我不怕苦，我买自己的帐篷和骆驼，请你帮忙。我马上可以走。”

那老人笑笑：“走是说不定的，有时，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一两星期，有时住上半年三个月，要看山羊哪儿有些枯树吃。”

“他们走完一次沙漠，大约要多久时间？”

“说不上，他们很慢的，大约十年左右吧！”

听到的人都笑了，但只有我笑不出来。那天，我走了长长的路，回到我住的地方，千山万水来到沙漠，却滞留在这个小镇。好在还有三个月时间，且住下来再做打算吧！

爸爸才知道我几岁

我住下来的第二天，房东叫他的家人来认识我。一大群男女小孩在我门外挤来挤去，我对他们笑笑，抱起最小的一个来，向他们说：“都进来，有东西吃。”

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看身后的一个胖女子。这个女子长得十分的美丽，大眼睛，长睫毛，很白的牙齿，淡棕色的皮肤，身穿一件深翠蓝色的缠身布，头发也用布盖起来了。她过来将头在我脸上靠了一靠，拉着我的手说：“沙那马力古！”我也说：“沙那马力古！”（日安的意思）我十分地喜欢她。

这群小孩子们，小女孩都穿着彩色浓艳的非洲大花长裙，头发梳成许多小辫子，状如蛇发美人，十分好看。男孩子们有的穿衣服，有的光身子，他们都不穿鞋子，身上有很浓的味道。脸孔都是很好看的，就是过分脏了一点。

事后我见到房东，他是警察，说得一口好西班牙文，我对他说：“您的太太十分美丽。”

他回答说：“奇怪，我太太没去看你啊！”

“那么，那个胖胖的美丽女子是谁？”

“啊！那是我的大女儿姑卡，她才十岁。”

我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他。姑卡长得很成熟，看上去大约三十岁了，我真不相信。

“小姐，你大约十多岁吧？可以跟我女儿做个朋友。”我不好意思地抓抓头，不知怎么告诉房东自己的年龄。

后来我跟姑卡熟了，我问她：“姑卡，你真的只有十岁？”

她说：“什么岁？”

“你，你几岁？”

她说：“我不知道啦！我只会数到十个手指，我们女人不管自己几岁，我爸爸才知道我几岁。”

后来我发觉，不但姑卡不知自己几岁，她的妈妈，我的邻居妇女都不会数目，也不关心自己的年龄，她们只关心自己胖不胖，胖就是美人，管她老不老。

十岁就得嫁了

住下来快一个月了，我认识了许多人，西班牙和撒哈拉威朋友都有。其中一个撒哈拉威青年，是高中毕业的，算是十分难得了。

有一天，他很兴奋地对我说：“我明年春天结婚。”

“恭喜你，未婚妻在哪里？”

“在沙漠内，住在哈伊麻（帐篷之意）。”

我看着这个十分英俊的青年人，指望他做些不同于族人的事。

“告诉我，你未婚妻几岁？”

“今年十一岁。”

我一听大叫：“你也算是受过高中教育的？天啊！”

他很气，看看我说：“这有什么不对？我第一个太太嫁我时才九岁，现在十四岁，两个孩子了。”

“什么？你有太太？怎么一向不说起？”

“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女人这个东西——”

我重重地瞪了他一眼。“你预备娶满四个太太？”（回教徒可以同时有四妻。）

“不行啦，没钱啦，现在两个就好了。”

不久，姑卡哭着去结婚了，哭是风俗，但是如果将我换了她，我可会痛哭一辈子。

吉普车往湖心猛冲

有一天黄昏，门口有汽车喇叭的声音，我跑出去一看，我的新朋友夫妇在他们的吉普车上向我招手。“快来，带你去兜风。”

这对夫妇是西班牙人，先生在此地空军服务，有辆现代的“沙漠之舟”，我一面爬上吉普车后座，一面问他们：

“去哪里？”

“去沙漠。”

“去多久？”

“两三小时就回来。”

其实，镇上镇外，全是沙，偏偏要跑得再远去。在车上，我们沿着一条车印子，开到无边的大漠里去。快要黄昏了，却仍然很热。我有点困，眼睛花了一下，再张开眼来时，哗，不得了，前面两百公尺处居然有个大湖，一平如镜，湖旁有几棵树。

我擦擦眼睛，觉得车子在往湖的方向全力飞去，我从后座用力打了一下开车朋友的头：

“老朋友，湖啊！送死去啊！”

我大叫，他不应我，加足了油门冲啊！我看看他太太，她正在莫名其妙地笑。车子不停，湖却越来越近，我伏在膝盖上任着他们开。

我听说不远的沙漠内，的确有个大湖，不想，却在这里。我稍一抬头，湖还在，我只有再伏下身去抱住头。车又驶了快一百公尺，停下来了。

“喂，张开眼睛来！”他们叫，我抬头一看，无边的荒野，落日染红了如血似的大地，风吹来带着漫漫的沙，可怕狰狞极了的景色出现在眼前。

湖呢？没有湖了，水也不见了，树当然也没有了。我紧抓车前的靠垫做声不得，好似《奇幻人间》的鬼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跳下车，用脚踏踏地，再用手去摸摸，都是实在的，但是那个湖怎么消失了？我赶紧回头看看车，车并没有消失，还在那儿，车上两个笑弯了腰的朋友。

“我懂了，这就是海市蜃楼，对不对？”

上车后，我仍然毛发竖立，“怪怕人的，怎会那么近呢？电影上拍的海市蜃楼都距离很远。”

“多着呢，你慢慢来认识这片沙漠吧！有趣的事多着呢。”

以后我见到什么东西，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总得上去摸一摸，不能告诉别人是海市蜃楼吓的，只好说：“近视眼，要摸了才清楚。”

捉外星人去！

那天开着门洗衣服，房东的山羊跑进来，吃掉了我唯一用淡水种出来的一棵花。花是没有，但是，两片绿色的叶子却长得很有生意，山羊一口就给吃掉了。我追出去打，又摔了一跤。当时气极了，跑去隔壁骂房东的儿子。

“你们的山羊，把我种的叶子吃掉了。”

房东的儿子是老大，十五岁了，大模大样地问我：“吃了几片？”

“总共只长了两片，全吃了。”

“两片叶子还用得着生气，不值得嘛！”

“什么？你忘了这是撒哈拉，寸草不生，我的花……”

“不必讲你的花了，你今天晚上做什么？”

“不做什么。”想想真没事。

“我跟几个朋友去捉外星人，你去不去？”

“飞碟？你说飞碟降落？”我的好奇心又来了。

“就是那个东西。”

“回教徒不可骗人，小孩子。”

他用手发誓，真的有。“今晚没有月光，可能会来。”

“我去！我去！”我赶紧说，又怕又兴奋，“要捉的哦？”

“好嘛！一出来我们就去捉。不过你得穿男装，穿此地人的男装。我可不要带女人去。”

“随便你，借我一件缠头巾，还要件厚外套。”

飞碟真的出现了

于是，当天晚上我跟巴新他们一群小家伙，走了快两小时，到了完全没有一点灯火的沙地里伏着。四周是漆黑一片，星星冷得像钻石一样发出寒光，风吹在脸上，像被打了耳光似的痛。我将缠头巾拉上来，包住鼻子，只有眼睛在外面。等得都快冻僵了，巴新忽然打了我一下。

“嘘，别动，你听。”

呜，呜，呜，如马达一样一抽一抽的声音，四面八方传来。“看不见！”我大叫。

“嘘，别叫。”巴新用手一指，不远处，高高的天空上，有一个橘红色发光的飞行物缓缓飞过来。这时，我虽然专心地看着那个飞行体，人却紧张得指甲都掐到沙地里去了。那个怪东西，飞了一圈走了，我喘了口大气，它又慢慢地低飞过来了。

这时，我只想它快快地走，别说捉外星人了，别给它捉走已是大幸。那个东西没有下降，我软了半天不会动，那么冷，却流了一身汗。

回来时，天已大亮，我站在自家门口，将头巾、外套脱下来还给巴新。正好做警察的房东回来。

“咦，你们去哪里？”

巴新一看见父亲，如小狗一般夹了尾巴逃进去。

“回来啦！去看飞碟。”我回答房东。

“这个小孩子骗你，你也去。”

我想了一下，告诉房东：“倒是真的，那个橘红色慢慢飞的东西，不是飞机，很慢，很低。”

房东沉思了一下，对我说：“很多人看见，夜间常常来，许多年啦！解释不出是什么。”

说得我又是一惊：“难道你也相信我刚刚看见的东西？”

“小姐，我相信真主，但是那个东西在沙漠的天空，确是存在的。”

我虽然冻了一夜，但是却久久无法入睡。

带着尖刀上暗路

话说有一夜，在朋友处吃完烤骆驼肉出来，已是深夜一点，他们说：“住下来吧！明早回去。”

我想想，一点钟并不晚，所以，还是决心走回去。男主人露出为难的表情说：“我们不能送你。”

我用手拍拍长筒靴，对他们说：“不必送了，我有这个。”

“是什么东西？”他们夫妇同时问道。

我戏剧性地手一扬，刷一把明晃晃尖刀在手。那个太太叫了起来，我们笑了好久。告别他们我就开步走了。

到家要走四十分钟，路程并不算很远，可恨的是，路上却要经过两个大墓场。此地撒哈拉威人不用棺木，他们将死去的人用白布包起来，放在沙里，上面再压上石块，不使死人半夜里再坐起来而已。那夜，有月光，我大声唱着此地“沙漠军团”的军歌，往前走。后来一想，还是不要唱歌比较好，一唱目标更显著。沙漠里没有灯，除了风的呜咽声，我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第一座坟场在月光下很清楚地出现了。我小心地走过一堆一堆的坟，不使自己去踏到永远安息了的人。第二个坟场可有困难了，它坐落在一个小坡下。我回家，一定要下这个坡，死人埋得密密的，几乎无路可走。不远处，几只狗在坟场上嗅来嗅去，我蹲下去拿石子去打它们，狗号叫起来逃掉了。

坟里居然爬出人来

我在坡上站了一会儿，前后看了一看，这时的心情，没人来，我怕，荒野里来了个人，我更怕。万一来的不是人呢？哗，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不敢再胡思乱想了。快走完坟场了，咦，前面地上，有个影子动起来。先是伏在地下的，挣扎着两手向天，又跌下去了，没一下又挣扎起来，又跌下去了。

我寒着脸，咬住下唇，镇静地站着不动。咦？那个影子也不动了。再细看，一团乱七八糟的布缠着身体，明明是坟里爬出来的东西！我半蹲下去，右手摸到靴子里的刀柄。一阵阵强大的怪风，吹了过来，我梦游似的又被吹近了那个东西几步。那东西，在月光下又挣扎着起来了一次。我回头打量了一下情势，后退是个小土坡，爬不快，不如冲过去，于是慢慢走了几步。快到那东西了，我大叫了一声，加快步子，飞身而过。哪知，我叫时那个东西也短促地叫起来——啊、啊地，声音比我的要凄惨多了。

我冲了十来步，一呆，停住了，是人的声音嘛！再一回头看，一个男人穿着本地人的衣服，一脸慌张失措地站在那儿。

“谁？不要脸，躲在这吓女人，有种吗？”我不怕啦，用西班牙文骂这个人。

“我，我……”

“是贼吗？半夜里来偷坟场，是不是？”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我大步走上前去，一看，咦！小家伙嘛，不到二十岁，满脸都是沙土。

“我在母亲坟上祷告，我没有要吓你。”

“还说没有。”我推了他一把。他快哭出来了。

“小姐，是你吓了我，真冤枉，是你吓了我，我……”

“吓你？天晓得？”我真是啼笑皆非。

“我正在专心祷告，听到风里有歌声传来，我再细听，又没有了，后来又看见狗号叫着逃走，我正伏下头去再祷告时，你从山坡上出现了，头发长长地飞散着，我正吓得半死，你就朝我冲过来了，口里还大叫着……”

我大笑起来，笑得跌跌撞撞，踏到死人胸口上。我笑够了，对这个小家伙说：“胆子那么小，又要半夜里出来祷告，快回去吧！”

他对我弯了一下腰，走了。

我发现，一只脚正踏在他母亲的左手。望望四周，月光没有了，那边坟场尽头处，似有东西爬出来。我低叫一声快逃啊，一口气跑回家，撞开门来，将背靠在门上喘气，看看表，四十分钟的路程，才十五分钟就跑回来了。

就如朋友所说：“沙漠有趣的事情很多，你慢慢地去发现吧！”今夜，真是够了。

逍遥七岛游

在出发去加纳利群岛（Las Islas Canarias）旅行之前，无论是遇到了什么人，我总会有意无意地请问一声：“有没有这个群岛的书籍可以借我看看？”几天下来，邮局的老先生借给了我一本，医生的太太又交给我三本，邻居孩子学校里的老师，也送了一些图书馆的来，泥水匠在机场做事的儿子，又给了我两本小的，加上我们自己家里现有的四本，竟然成了一个小书摊。

荷西一再地催促我启程，而我，却埋头在这些书籍里舍不得放下。

这是我过去造成的习惯，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一定将它的有关书籍细心地念过，先充分了解了它的情况，再使自己去身历其境，看看个人的感受是不是跟书上写的相同。

我们去找金苹果

“荷西，听听这一段——远在古希腊行吟诗人一个城、一个镇去唱吟他们的诗歌时，加纳利群岛已经被他们编在故事里传诵了。荷马在他的史诗里，也一再提到过这个终年吹拂着和风，以它神秘的美丽，引诱着航海的水手们投入它的怀抱里去的海上仙岛——更有古人说，希腊神话中的金苹果，被守着它的六个女侍藏在这些岛屿的一个山洞里——”

当我念着手中的最后一本书时，荷西与我正坐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上，从大加纳利岛向丹纳丽芙岛航去。

“原来荷马时代已经知道这些群岛了，想来是《奥德赛》里面的一段，你说呢？”我望着远方在云雾围绕中的海上仙岛，叹息地沉醉在那美丽的传说里。

“荷西，你把奥德赛航海的路线讲一讲好不？”我又问着荷西。

“你还是问我特洛伊之战吧，我比较喜欢那个木马屠城的故事。”荷西窘迫地说着，显然他不完全清楚荷马的史诗。

“书上说，岛上藏了女神的金苹果，起码有三四本书都那么说。”

“三毛，你醒醒吧！没看见岛上的摩天楼和大烟囱吗？”

“还是有希望，我们去找金苹果！”我在船上满怀欣喜地说着，而荷西只当我是个神经病人似的笑望着不说一句话。

大海中的七颗钻石

这一座座泊在西北非对面，大西洋海中的七个岛屿，一共有七千二百七十三平方公里的面积，一般人都以为，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在非洲的属地，其实它只是西国在海外的两个行省而已。

在圣十字的丹纳丽芙省（Santa Cruz De Tenerife）里面，包括了拉歌美拉（La Gomera），拉芭玛（La Palma），伊埃萝（Hierro）和丹纳丽芙（Tenerife）这四个岛屿。而拉斯巴尔马省（Las Palmas）又划分为三个岛，它们是富得文都拉（Fuerteventura），兰沙略得（Lanzarote）和最最繁华的大加纳利岛，也就是目前荷西与我定居的地方。

这两个行省合起来，便叫做加纳利群岛，国内亦有人译成——金丝雀群岛——因为加纳利和金丝雀是同音同字，这儿也是金丝雀的原产地，但是因鸟而得岛名，或因岛而得鸟名，现在已经不能考查了。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说来，加纳利群岛实是非洲大陆的女儿，它离西班牙最近的港口加底斯（Cadiz）也有近一千公里的海程，可是岛上的居民始终不承认他们是非洲的一部分，甚而书上也说，加纳利群岛，是早已消失了的大西洋洲土地的几个露在海上的山尖。我的加纳利群岛的朋友们，一再骄傲地认为，他们是大西洋洲仅存的人类。这并不是十分正确的说法，腓尼基人、加大黑那人、马约加人在许多年以前已经来过这里，十一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也踏上过这一块土地，以后的四个世纪，它成了海盗和征服者的天堂，无论是荷兰人、法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前前后后地征服过这个群岛。

当时加纳利群岛早已居住了一群身材高大、白皮肤、金头发、蓝眼睛的土著，这一群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模式中的居民，叫做“湾契”。十四世纪以后，几次登陆的大战，“湾契”人被杀，被捉去沦为奴隶的结果，已经没有多少人存留下来。当最后一个“湾契”的酋长战败投崖而死之后，欧洲的移民从每一个国家陆续迁来，他们彼此通婚的结果，目前已不知自己真正的“根”了。

自从加纳利群岛成为西班牙的领土以来，几百年的时间，虽然在风俗和食物上仍跟西国本土有些差异，而它的语言已经完全被同化了。

也因为加纳利群岛坐落在欧洲、非洲和美洲航海路线的要道上，它优良的港口已给它带来了不尽的繁荣，台湾远洋渔船在大加纳利岛和丹纳丽芙岛都有停泊，想来对于这个地方不会陌生吧！

不知何时开始，它，已经成了大西洋里七颗闪亮的钻石，航海的人，北欧的避冬游客，将这群岛点缀得更加诱人了。

要分别旅行这么多的岛屿，我们的计划便完全删除了飞机这一项，当然，坐飞机、住大旅馆有它便利的地方，可是荷西和我更乐意带了帐篷，开了小车，飘洋过海地去探一探这神话中的仙境。

丹纳丽芙的嘉年华会

在未来这个美丽的绿岛之前，我一直幻想着它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四周环绕着碧蓝无波的海水，中间一座著名的雪山“荻伊笛”（Teide）高入云霄，庄严地俯视着它脚下零零落落的村落和田野，岛上的天空是深蓝色的，衬着它终年积雪的山峰……虽然早已知道这是个面积两千零五十八平方公里的大岛，可是我因受了书本的影响，仍然固执地想象它应该是书上形容的样子。

当我们开着小车从大船的肚子里跑上岸来时，突然只见码头边的街道上人潮汹涌，音响鼓笛齐鸣，吵得震天价响，路被堵住了，方向不清，前后都是高楼，高楼的窗口满满地悬挂着人群，真是一片混乱得有如大灾难来临前的景象。荷西开着车，东走被堵，西退被挡，要停下来，警察又挥手狂吹警笛，我们被这突然的惊吓弄得一时不知置身何处。

我正要伸出头去向路人问路，不料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已经伸了进来，接着一个怪物在窗外向我呜呜怪叫，一面扭动着它黑色毛皮的身躯向我呼呼吹气。

正吓得来不及叫，这个东西竟然嘻嘻轻笑两声，摇摇摆摆地走了，我瘫在位子上不能动弹，看见远去的怪物身形，居然是一只“大金刚”。

奇怪的是，书上早说过，加纳利群岛没有害人的野兽，包括蛇在内，这儿一向都没有的，怎么会有“金刚”公然在街道上出现呢！

“啧！我们赶上了这儿的嘉年华会，自己还糊里糊涂地不知道。”荷西一拍方向盘，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

“啊！我们下去看。”我兴奋得叫了起来，推开车门就要往街上跑。

“不要急，今天是星期五，一直到下星期二他们都要庆祝的。”荷西说。

丹纳丽芙虽然是一个小地方，可是它是西班牙唯一盛大庆祝嘉年华会的一个省份。满城的居民几乎倾巢而出，有的公司行号和学校更是团体化装，在那几日的时间里，满街的人到了黄昏就披挂打扮好了他们选定的化装样式上阵，大街小巷地走着，更有数不清的乐队开道，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

也许丹纳丽芙的居民，本身就带着狂欢的血液和热情，满街但见奇装异服的人潮，有十八世纪宫廷打扮的，有穿各国不同服装的，有士兵，有小丑，有怪物，有海盗，有工人，有自由女神、林肯、黑奴，有印第安人，有西部牛仔，有着中国功夫装的人，有马戏班，有女妖，有大男人坐婴儿车，有女人扮男人，有男人扮女人，更有大群半裸活生生的美女唱着森巴，敲着鼓，在人群里载歌载舞而来。

街旁放满了贩卖化装用品的小摊子，空气中浮着气球、糖渍的苹果、面具，挤得满满地在做生意。

荷西选了一顶玫瑰红的俗艳假发，叫我戴上，他自己是不来这一套的，我照着大玻璃，看见头上突然开出这么一大蓬红色卷发来，真是吓了一跳，戴着它成了“红头疯子”，在街上东张西望想找小孩子来吓一吓。

其实人是吓不到的，任何一个小孩子的装扮都比我可怕，七八岁的小家伙，穿着黑西装，披个大黑披风，脸抹得灰青灰青，一张口，两只长长的獠牙，拿着手杖向我咻咻逼来，分明是电影上的“化身博士”。

我虽然很快地就厌了这些奇形怪状的路人，可是每到夜间上街，那群男扮女装的东西仍然恶作剧地跟我直抢荷西，抢个不休，而女扮男装的家伙们，又跟荷西没完没了，要抢他身边的红头发太太，我们大嚷大叫，警察只是眯着眼睛笑，视为当然的娱乐。

路边有个小孩子看见了我，拉住妈妈的衣襟大叫：“妈妈，你看这里有一个红发中国人！”

我蹲下去，用奇怪的声音对她说：“小东西，看清楚，我不过是戴了一张东方面具而已！”

她真的伸手来摸摸我的脸，四周的人笑得人仰马翻，荷西惊奇地望着我说：“你什么时候突然幽默起来了，以前别人指指点点叫你中国人，你总是嫌他们无礼的啊！”

花车游行的高潮，是嘉年华会的最后一天，一波一波的人潮挤满了两边的马路，交通完全管制了，电视台架了高台子，黄昏时分，第一支穿格子衣服打扮成小丑乐队的去年得奖团体，开始奏着音乐出发了，他们的身后跟着无尽无穷的化装长龙。

荷西和我挤在人群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小丑的帽子在我们眼前慢慢地飘过，没过一会儿，荷西蹲下来，叫我跨坐到他肩上去，他牢牢地捉住我的小腿，我抓紧他的头发，在人潮里居高临下，不放过每一个人的表情和化装。几乎每隔几队跳着舞走过的人，就又有一个鼓笛队接着，音乐决不冷场，群众时而鼓掌，时而大笑，时而惊呼，看的人和舞的人打成一片，只这欢乐年年的气氛已够让人沉醉，我不要做一个向隅的旁观者，坐在荷西的肩上，我也一样忘情地给游行的人叫着好、打着气。

一个单人出场的小丑，孤零零地走在大路中间，而他，只简单地用半个红乒乓球装了一个假鼻子，身上一件大灰西装，过短的黑长裤，两只大鞋梯梯突突地拉着走，惨白的脸上细细地涂了一个薄红嘴唇，淡淡的倒八字眉忧愁地挂在那儿，那气氛和落寞的表情，完完全全描绘出一个小丑下台后的悲凉，简直是毕卡索画中走下来的人物那么地震撼着我。我用力打着荷西的头叫他看，又说：“这一个比谁都扮得好，该得第一名。”而群众却没有给他掌声，因为美丽的嘉年华会小姐红红绿绿的花车已经开到了。

我们整整在街上站到天黑，游行的队伍却仍然不散，街上的人，恨不能将他们的热情化作火焰来燃烧自己的那份狂热，令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作为一个担负着五千年苦难伤痕的中国人，看见另外一个民族，这样懂得享受他们热爱的生命，这样坦诚地开放着他们的心灵，在欢乐的时候，着彩衣，唱高歌，手舞之，足蹈之，不觉羞耻，无视人群，在我的解释里，这不是幼稚，这是赤子之心。我以前，总将人性的光辉，视为人对于大苦难无尽的忍耐和牺牲，而今，在欢乐里，我一样地看见了人性另一面动人而瑰丽的色彩，为什么无休无尽的工作才被叫做“有意义”，难道适时的休闲和享乐不是人生另外极重要的一面吗？

口哨之岛拉歌美拉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经有好一阵因为不会吹口哨而失望苦恼，甚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到如今，我还是一个不会吹口哨的人。

许久以前，还在撒哈拉生活的时候，就听朋友们说起，拉歌美拉岛上的人不但会说话，还有他们自己特别的口哨传音法。也许这一个面积三百八十平方公里的小岛，大部分是山峦的结果，居民和居民之间散住得极远，彼此对着深谷无法叫喊，所以口哨就被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更有一本书上说，早年的海盗来到拉歌美拉岛，他们将岛上的白皮肤土著的舌头割了下来，要贩去欧洲做奴隶。许多无舌的土著在被贩之前逃入深山去，他们失了舌头，不能说话，便发明了口哨的语言。（我想书上说的可能不正确，因为吹口哨舌头也是要卷动的，因为我自己不会吹，所以无法确定。）

渡轮从丹纳丽芙到拉歌美拉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们只计划在这里停留一天便回丹纳丽芙去，所以车子就放在码头上，两手空空地坐船过来了。

寂寥的拉歌美拉码头只有我们这条渡船泊着，十几个跟着旅行团来的游客，上了大巴士走了，两辆破旧的吉普车等着出租，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们围着船看热闹。

我们问明了方向，便冒着太阳匆匆地往公共汽车站大步走去。站上的人说，车子只有两班入山，一班已开出了，另外一班下午开，如果我们要搭，势必是赶不上船开的时间回来，总之是没有法子入山了。

这个沿着海港建筑的小镇，可说一无市面，三四条街两层楼的房子组成了一个落寞的，被称为城市的小镇，这儿看不见什么商店，没有餐馆，没有超级市场，也没有欣欣向荣的气息。才早晨十点多，街上已是空无人迹，偶尔几辆汽车开过阳光静静照耀着的水泥地广场。碎石满布的小海湾里，有几条搁在岸上的破渔船，灰色的墙上被人涂了大大的黑字——我们要电影院，我们是被遗忘了的一群吗？——看惯了政治性的涂墙口号，突然在这个地方看见年轻人只为了要一座电影院在呐喊，使我心里无由地有些悲凉。

拉歌美拉在七个岛屿里，的确是被人遗忘了，每年近两百万欧洲游客避冬的乐园，竟没有伸展到它这儿来，岛上过去住着一万九千多的居民，可是这七八年来，能走的都走了，对岸旅馆林立的丹纳丽芙吸走了所有想找工作的年轻人，而它，竟是一年比一年衰退下去。

荷西与我在热炽的街道上走着，三条街很快地走完了，我们看见一家兼卖冷饮的杂货店，便进去跟老板说话。

老板说：“山顶上有一个国家旅馆，你们可以去参观。”

我们笑了起来，我们不要看旅馆。

“还有一个老教堂，就在街上。”老板几乎带着几分抱歉的神情对我们说。

这个一无所有的市镇，也许只有宗教是他们真正精神寄托的所在了。

我们找到了教堂，轻轻地推开木门，极黯淡的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照耀着一座静静的圣堂，几支白蜡烛点燃在无人的祭坛前。

我们轻轻地坐在长椅上，拿出带来的三明治，大吃起来。

我边吃东西边在幽暗的教堂里晃来晃去，石砌的地下，居然发现一个十八世纪时代葬在此地的一个船长太太的墓，这个欧洲女子为什么会葬在这个无名的小岛上？她的一生又是如何度过？而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在那么多年之后，蹲在她棺木的上面，默想着不识的她？在我的解释里，这都是缘分，命运的神秘，竟是如此地使我不解而迷惑。

当我在破旧的风琴上，弹起歌曲来时，祭坛后面的小门悄悄地开了，一个中年神父搓着手，带着笑容走出来。真是奇怪，神父们都有搓手的习惯，连这个岛上的神父也不例外。

“欢迎，欢迎，听见音乐，知道有客人来了。”

我们分别与他握手，他马上问有什么可以替我们服务的地方。

“神父，请给一点水喝好吗？我渴得都想喝圣水了。”我连忙请求他。

喝完了一大瓶水，我们坐下来与神父谈话。

“我们是来听口哨的，没有车入山，不知怎么才好。”我又说。

“要听口哨在山区里还是方便，你们不入山，那么黄昏时去广场上找，中年人吹得比青年人好，大家都会吹的。”

我们再三地谢了神父后出来，看见他那渴望与我们交谈的神情，又一度使我黯然。神父，在这儿亦是寂寞的。

坐在广场上拖时间，面对着这个没有个性、没有特色的市镇，我不知不觉地枕在荷西的膝上睡着了。醒来已是四点多钟，街上人亦多了起来。

我们起身再去附近的街道上走着，无意间看见一家小店内挂着两个木做的Castanuela，这是西班牙人跳舞时夹在掌心中，用来拍击出声音来的一种响板，只是挂着的那一副特别的大，别处都没见过的，我马上拉了荷西进店去问价钱，店内一个六十多岁的黑衣老妇人将它拿了出来，说：“五百块。”我一细看，原来是机器做的，也不怎么好看，价格未免太高，所以就不想要了，没想到那个老妇人双手一举，两副板子神奇地滑落在她掌心，她打着节拍，就在柜台后面唱着歌跳起舞来。

我连忙阻止她，对她说：“谢谢！我们不买。”

这人也不停下来，她就跟着歌调向我唱着：“不要也没关系啊，我来跳舞给你看啊！”

我一看她不要钱，连忙把柜台的板一拉，做手势叫她出店来跳，这老妇人真是不得了，她马上一面唱一面跳地出来了，大方地站在店门口单人舞，细听她唱的歌词，不是这个人来了，就是那个人也来了，好似是唱一个庆典，每一句都是押韵的，煞是好听。

等她唱完了，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再问她：“老太太，你唱的是什么啊？”

她骄傲地回答：“唱我一个堂兄的葬礼，我自己作的诗，自己编来唱。”

一听是她自己作的，我更加感兴趣，请她再跳下去。

“舞不跳了，现在要吟诗给你们听。”她自说自话地也坐在我们坐的台阶上，用她沙哑的声音，一首一首的诗歌被她半唱半吟地诵了出来。诗都是押韵的，内容很多，有婚嫁，有收成，有死亡，有离别，有争吵，有谈情，还有一首讲的是女孩子绣花的事。

我呆呆地听着，忘了时间忘了空间，不知身在何处，但见老女人口中的故事在眼前一个一个地飘过。她的声音极为优美苍凉，加上是吟她自己作的诗，更显得真情流露，一派民间风味。

等到老女人念完了要回店去，我才醒了过来，赶紧问她：“老太太，你这么好听的诗有没有写下来？”

她笑着摇摇头，大声说：“不会写字，怎么抄下来？我都记在自己脑子里啦！”

我怅然若失地望着她的背影，这个人有一天会死去，而她的诗歌便要失传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问题是，又有几个人像我们一样地重视她的才华呢？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吧！

走回到广场上，许多年轻人正在互掷白粉，撒得全头全身都是雪白的，问起他们，才知道这儿的嘉年华会的风俗不是化装游行，而是撒白粉，荷西与我是外地来的人，他们很害羞，不敢撒我们。

“荷西，去找人来吹口哨。”我用手肘把荷西顶到人群里去。

“唉——”荷西为难地不肯上前。

“你怕羞我来讲。”我大步往孩子们前面走去。

“要听口哨？我们吹不好，叫那边坐着的老人来吹。”孩子们热心地围着我，有一个自动地跑去拉了两个五十多岁根本不老的人来。

“真对不起，麻烦你们了。”我低声下气地道歉着，这两个中年人极为骄傲地笑开了脸，一个走得老远，做出预备好了的姿势。

这边一个马上问我：“你要我说什么？”

“说——坐下去——”我马上说。

在我身边的那人两手握嘴，悠扬的口哨如金丝雀歌唱一样，传到广场对面去，那另一个中年人听了，笑了，慢慢坐了下去。

“现在，请吹——站起来——”我又说。

口哨换了调子，那对面的人就站了起来。

“现在请再吹——跳舞——”

那边的人听了这如鸟鸣似的语言，真的做了一个舞蹈的动作。

荷西和我亲眼见到这样的情景真是惊异得不敢相信，我更是乐得几乎怔了，接着才跺脚大笑了起来。这真是一个梦境，梦里的人都用鸟声在说话。我笑的时候，这两个人又彼此快速地用口哨交谈着，最后我对那个身边的中年人说：“请把他吹到咖啡馆去，我们请喝一杯红酒。”

这边的人很愉快地吹了我的口讯，奇怪的是，听得懂口哨的大孩子们也叫了起来：“也请我们，拜托，也请我们。”

于是，大家往小冷饮店跑去。

在冷饮店的柜台边，这些人告诉我们：“过去哪有谁说话，大家都是老远吹来吹去地聊天，后来来了外地的警察，他们听不懂我们在吹什么，就硬不许我们再吹。”

“你们一定做过取巧的事情，才会不许你们吹了。”我说。

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又说：“当然啦，警察到山里去捉犯人，还在走呢，别人早已空谷传音去报信了，无论他怎么赶，犯人总是比他跑得快。”

小咖啡馆的老板又说：“年轻的一代不肯好好学，这唯一的口哨语言，慢慢地在失传了，相信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个岛，会那么多复杂一如语言的口哨，可惜——唉！”

可惜的是这个岛，不知如何利用自己的宝藏来使它脱离贫穷，光是口哨传音这一项，就足够吸引无尽的游客了，如果他们多做宣传，前途是极有希望的，起码年轻人需要的电影院，该是可以在游客身上赚回来的了。

杏花春雨下江南

不久以前，荷西与我在居住的大加纳利岛的一个画廊里，看见过一幅油画，那幅画不是什么名家的作品，风格极像美国摩西婆婆的东西。在那幅画上，是一座碧绿的山谷，谷里填满了吃草的牛羊，农家，羊肠小径，喂鸡的老婆婆，还有无数棵开了白花的大树，那一片安详天真的景致，使我钉在画前久久不忍离去。多年来没有的冲动，恨不能将那幅售价不便宜的大画买回去，好使我天天面对这样吸引人的一个世界。为了荷西也有许多想买的东西未买，我不好任性地花钱在一幅画上，所以每一次上街时，我都跑去看它，看得画廊的主人要打折卖给我了，可惜的是，我仍不能对荷西说出这样任性的请求，于是，画便不见了。

要来拉芭玛岛之前，每一个人都对我们说，加纳利群岛里最绿最美也最肥沃的岛屿就是拉芭玛，它是群岛中最远离非洲大陆的一个，七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分是山区，八万多的人口，却有松木、葡萄、美酒、杏仁、芭蕉和菜蔬的产品出口。这儿水源不断，高山常青，土地肥沃，人，也跟着不同起来。

一样是依山临海建筑出来的城市，可是它却给人无尽优雅、高尚而殷实的印象。这个小小的城镇有许许多多古老的建筑，木质的阳台窗口，家家户户摆满了怒放的花朵，大教堂的广场上，成群纯白的鸽子飞上飞下，凌霄花爬满了古老的钟楼，虽然它一样地没有高楼大厦，可是在柔和的街灯下，一座座布置精美的橱窗，使人在安详宁静里，嗅到了文化的芳香，连街上的女人，走几步路都是风韵十足。

我们带了简单的行李，把车子仍然丢在丹纳丽芙，再度乘船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

其实，运车的费用，跟一家清洁的小旅馆几乎是相同的。

我们投宿的旅社说起来实是一幢公寓房子，面对着大海，一大厅，一大卧室，浴室，设备齐全的厨房，每天的花费不过是合新台币三百二十元而已，在西班牙本土，要有这样水准而这么便宜的住宿，已是不可能的了。

我实在喜欢坐公共汽车旅行，在公车上，可以看见各地不同的人和事，在我，这是比关在自己的车内只看风景的游玩要有趣得多了。

清晨七点半，我们买好了环岛南部的长途公车票，一面吃着面包，一面等着司机上来后出发。

最新型的游览大客车被水洗得发亮，乘客彼此交谈着，好像认识了一世纪那么的熟稔，年纪不算太轻的老司机上了车，发现我们两个外地人，马上把我们安排到最前面的好位子上去坐。

出发总是美丽的，尤其是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清晨上路。

车子出了城，很快地在山区里爬上爬下，只见每经过一个个的小村落，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和气氛。教堂林立，花开遍野，人情的祥和，散发在空气里，甚如花香。更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被人尊称为唐·米盖的老司机，他不但开车、卖票、管人上下车，还兼做了民间的传信人，每经过一个山区，他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过路的村人喊着：“喂！这是潢儿子的来信，那是安东尼奥托买的奖券，报纸是给村长的，这个竹篮里的食物是寡妇璜娜的女儿托带上来的。”

路上有等车的人带着羊，掮着大袋的马铃薯麻袋，这个老司机也总是不慌不忙地下车去，打开车厢两边的行李箱，细心地帮忙把东西和动物塞进去，一边还对小羊喃喃自语：“忍耐一下，不要叫，马上就让你下车啦！”

有的农妇装了一大箩筐的新鲜鸡蛋上车，他也会喊：“放好啊！要开车啦，可不能打破哦！”

这样的人情味，使得在一旁观看的我，认为是天下奇观。公平的是，老司机也没有亏待我们，车子尚未入高山，他就说了：“把毛衣穿起来吧！我多开一段，带你们去看国家公园。”

这个司机自说自话，为了带我们观光，竟然将车穿出主要的公路，在崇山峻岭气派非凡的大松林里慢慢地向我们解说着当前的美景，全车的乡下人没有一个抱怨，他们竟也悠然地望着自己的土地出神。车子一会儿在高山上，一会儿又下海岸边来，每到一个景色秀丽的地方，司机一定停下来，把我们也拖下车，带着展示家园的骄傲，为我们指指点点。

“太美了，拉芭玛真是名不虚传！”我叹息着竟说不出话来。

“最美的在后面。”唐·米盖向我们眨眨眼睛。我不知经过了这样一幅一幅图画之后，还可能有更美的景色吗？

下午两点半，终站到了，再下去便无公路了，我们停在一个极小的土房子前面，也算是个车站吧！

下车的人只剩了荷西与我，唐·米盖进站去休息了，我坐了六小时的车，亦是十分疲倦，天空突然飘起细细的小雨来，气候带着春天悦人的寒冷。

荷西与我离了车站，往一条羊肠小径走下去，两边的山崖长满了蕨类植物，走着走着好似没有了路，突然，就在一个转弯的时间，一片小小的平原在几个山谷里，那么清丽地向我们呈现出来。满山遍野的白色杏花，像迷雾似的笼罩着这寂静的平原，一幢幢红瓦白墙的人家，零零落落地散布在绿得如同丝绒的草地上。细雨里，果然有牛羊在低头吃草，有一个老婆婆在喂鸡，偶尔传来的狗叫声，更衬出了这个村落的宁静。时间，在这里是静止了，好似千万年来，这片平原就是这个样子，而千万年后，它也不会改变。

我再度回想到那幅令我着迷了的油画，我爱它的并不是它的艺术价值，我爱的是画中那一份对安详的田园生活的憧憬，每一个人梦中的故乡，应该是画中那个样子的吧！

荷西和我轻轻地走进梦想中的大图画里，我清楚地明白，再温馨，再甜蜜，我们过了两小时仍然是要离去的，这样的怅然，使我更加温柔地注视着这片杏花春雨，在我们中国的江南，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避秦的人，原来在这里啊！

女巫来了

车子要到下午三点钟再开出，我们坐在杏花树下，用手帕盖着头发，开始吃带来的火腿面包，吃着吃着，远处一个中年女人向我们悠闲地走来，还没走到面前，她就叫着：“好漂亮的一对人。”我们不睬她，仍在啃面包，想不到这个妇人突然飞快地向我扑来，一只手闪电似的拉住了我的头发，待要叫痛，已被她拔了一小撮去。我跳了起来，想逃开去，她却又突然用大爪子一搭搭着荷西的肩，荷西喂、喂地乱叫着，刷一下，他的胡子也被拉下了几根，我们吓得不能动弹，这个妇人拿了我们的毛发，背转身匆匆地跑不见了。

“疯子？”我望着她的背影问荷西，荷西专注地看着那个远去的人摇摇头。

“女巫！”他几乎是肯定地说。

我是有过一次中邪经验的人，听了这话，全身一阵寒冷。我们不认识这个女人，她为什么来突袭我们，抢我们的毛发？这使我百思不解，心中闷闷不乐，身体也不自在起来。

加纳利群岛的山区，还是讲求男巫女巫这些事情，在大加纳利岛，我们就认识一个住城里靠巫术为生的女人，也曾给男巫医治过我的腰痛。可是，在这样的山区里，碰到这样可怕的人来抢拔毛发，还是使我惊吓，山谷的气氛亦令人不安了，被那个神秘的女人一搞，连面包也吃不下去，跟荷西站起来就往车站走去。

“荷西，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在车上我一再地问荷西，摸摸他的额头，又熬了六小时，平安地坐车回到市镇，两人才渐渐淡忘了那个可怕女人的惊吓。

拉芭玛的美尚在其次，它的人情味使人如回故乡，我们无论在哪儿游历，总会有村人热心指路。在大蕉园看人收获芭蕉，我羡慕地盯住果园农人用的加纳利特出的一种长刀，拿在手里反复地看，结果农人大方地送给我们了，连带刀鞘都解下来给我们。

这是一个美丽富裕的岛屿，一个个糖做的乡下人，见了我们，竟甜得像蜜似的化了开来。如有一日，能够选择一个终老的故乡，拉芭玛将是我考虑的一个好地方。住了十二天，依依不舍地乘船离开，码头上钓鱼的小孩子，正跟着船向甲板上的我们挥手，高呼着再见呢！

回家

在经过了拉芭玛岛的旅行之后，荷西与我回到丹纳丽芙，那时嘉年华会的气氛已过，我们带了帐篷，开车去大雪山静静地露营几日，过着不见人间烟火的生活。大雪山荻伊笛是西班牙划归的另一个国家公园，这里奇花异草，景色雄壮，有趣的是，这儿没有蛇，没有蝎子，露营的人可以放心地睡大觉。

在雪山数日，我受了风寒，高烧不断，荷西与我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放弃另外一个只有五千人的岛屿伊埃萝，收拾了帐篷，结束这多日来的旅程，再乘船回大加纳利岛的家中去休息。过了一星期，烧退了，我们算算钱，再跟加纳利本岛的人谈谈，决定往上走，放弃一如撒哈拉沙漠的富得文都拉，向最顶端的兰沙略得岛航去。

也许大加纳利接近非洲大陆的缘故，它虽然跟圣十字的丹纳丽芙省同隶一个群岛，而它的风貌却是完完全全的不同了，这亦是加纳利群岛可贵的地方。

黑色沙漠

人们说，加纳利群岛是海和火山爱情的结晶，到了兰沙略得岛，才知道这句话的真意。这是一片黑色低矮平滑的火山沙砾造成的乐园，大地温柔地起伏着，放眼望去，但见黑色和铜锈红色。甚而夹着深蓝色的平原，在无穷的穹苍下，静如一个沉睡的巨人，以它近乎厉冽的美，向你吹吐着温柔的气息。

这儿一切都是深色的，三百个火山口遍布全岛，宁静庄严如同月球，和风轻轻地刮过平原，山不高，一个连着一个，它是超现实画派中的梦境，没有人为的装饰，它的本身正向人呈现了一个荒凉诗意的梦魇，这是十分文学的梦，渺茫孤寂，不似在人间。

神话中的金苹果，应该是藏在这样神秘的失乐园里吧！

兰沙略得岛因为在群岛东面的最上方，在十四世纪以来，它受到的苦难也最多，岛上的土著一再受到各国航海家和海盗的骚扰、屠杀，整整四个世纪的时间，这儿的人被捉，被贩为奴隶，加上流行瘟疫的袭击，真正的岛民已经近乎绝种了，接着而来的是小部分西班牙南部安塔露西亚和中部加斯底牙来的移民，到了现在，它已是一个五万人口的地方了。

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初来的移民以不屈不挠的努力，在向大自然挑战，到了今天，它出产的美味葡萄、甜瓜和马铃薯已足够养活岛上居民的生活。更有人说，兰沙略得的岛民，是全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渔夫，他们驾着古老的，状似拖鞋的小渔船，一样在大西洋里网着成箱成箱的海味。

来到兰沙略得，久违的骆驼像亲人似的向我们鸣叫。在这儿，骆驼不只是给游客骑了观光，它们甚而在田里拖犁，在山上载货，老了还要杀来吃，甚至外销到过去的西属撒哈拉去。

在这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岛上，田园生活是艰苦而费力的，每一小块葡萄园，都用防风石围了起来，农作物便生长在这一个浅浅的石井里。洁白的小屋，平顶的天台，极似阿拉伯的建筑风味，与大自然的景色配合得恰到好处，它绝不是优雅的，秀丽的，它是寂寂的天，寂寂的地，吹着对岸沙漠刮过来的热风。

也许是这儿有骆驼骑，又有火山口可看的缘故，欧洲寒冷地带来长住过冬的游客，对于这个特异的岛屿很快地就接受了，加上它亦是西班牙国家公园中的一个，它那暗黑和铜红的沙漠里，总有一队队骑着骆驼上山下山的游人。

为了荷西坚持来此打鱼潜水的方便，我们租下了一个小客栈的房间，没有浴室相连，租金却比拉芭玛岛高出了很多。这儿有渔船、有渔夫，港口的日子，过起来亦是悠然。

当荷西下海去射鱼时，我坐在码头上，跟老年人谈天说地，听听他们口中古老的故事和传说，晚风习习地吹拂着，黑色的山峦不长一粒花朵，却也自有面对它的喜悦。

第三日，我们租了一辆摩托车到每一个火山口去看了看，火山，像地狱的入口一般，使人看了惊叹而迷惑，我实在是爱上了这个神秘的荒岛。

大自然的景色固然是震撼着我，但是，在每一个小村落休息时，跟当地的人谈话，更增加了旅行的乐趣，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存在，再美的土地也吸引不了我，有了人，才有趣味和生气。

旅社的老板告诉我们，来了兰沙略得而不去它附属的北部小岛拉加西奥沙（La Graciosa）未免太可惜了。我们曾在山顶看见过这个与兰沙略得只有一水之隔的小岛，二十七平方公里的面积，在高原上俯瞰下去，不过是一片沙丘，几户零落的人家和两个不起眼的海湾而已。

“你们去住，荷西下水去，就知道它海府世界的美了。”几乎每一个渔民都对我们说着同样的话。

在一个清晨，我们搭上了极小的舴艋船，渡海到拉加西奥沙岛去。去之前，有人告诉我们，先拍一个电报给那边的村长乔治，我想，有电信局的地方，一定是有市镇的了，不想，那份电报是用无线电在一定联络的时间里喊过对岸去的。

村长乔治是一个土里土气的渔民，与其说他是村长，倒不如叫他族长来得恰当些。在这个完全靠捕鱼为生的小岛上，近亲与近亲通婚，寡妇与公公再婚，都是平淡无奇的事情，这是一百年流传下来的大家族，说大家族，亦不过只有一百多人存留下来而已。

我们被招待到一个木板铁皮搭成的小房间里去住，淡水在这儿是极缺乏的，做饭几乎买不到材料，村里的人收我们每人五百块西币（约三百元台币）管吃住，在我，第一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小岛上，有得吃住，已是非常满足了。每一次在村长家中的厨房里围吃咸鱼白薯，总使我想到荷兰大画家梵谷的一张叫《食薯者》的画，能在这儿做一个画中人亦是福气。

拉加西奥沙岛小得一般地图上都无法画它，而它仍是有两座火山口的，不再热炽的火山口里面，被居民辛苦地种上了番茄，生活的挣扎，在这儿已到了极限，而居民一样会唱出优美的歌曲来。

荷西穿上潜水衣的时候，几乎男女老少都跑出来参观，据他们说，二十年前完全没见过潜水的人，有一次来了几个游客，乘了船，背了气筒下海去遨游，过了半小时后再浮上来时，发觉船上等着的渔民都在流泪，以为他们溺死了。

荷西为什么选择了海底工程的职业，在我是可以了解的，他热爱海洋，热爱水底无人的世界，他总是说，在世上寂寞，在水里怡然，这一次在拉加西奥沙的潜水，可说遂了他的心愿。

“三毛，水底有一个地道，一直通到深海，进了地道里，只见阳光穿过飘浮的海藻，化成千红万紫亮如宝石的色彩，那个美如仙境的地方，可惜你不能去同享，我再去一次好吗？”荷西上了岸，晒了一会儿太阳，又往他的梦境里潜去。

我没有去过海底，也不希望下去，这份寂寞的快乐，成了荷西的秘密，只要他高兴，我枯坐岸上也是甘心。

那几日我们捉来了龙虾，用当地的洋葱和番茄拌成了简单的沙拉，人间处处有天堂，上帝没有遗忘过我们。

在这个芝麻似的小岛上，我们流连忘返，再要回到现实生活里来，实在需要勇气。当我们从拉加西奥沙乘船回到兰沙略得来时，我已经为即将终了的旅程觉得怅然，而再坐大船回到车水马龙、嘈杂不堪的大加纳利岛来时，竟有如梦初醒时那一霎间的茫然和无奈，心里空空洞洞，漫长的旅行竟已去得无影无踪了。

大加纳利岛

这本来是一个安静而人迹稀少的岛屿，十年前欧洲渴求阳光的游客，给它带来了不尽的繁荣，终年泊满了船只的优良大港口，又增加了它的重要性。西班牙政府将这儿开放为自由港之后，电器、摄影、手表，这些赋重税的商店又挤满在大街小巷，一个乱糟糟的大城，我总觉得它有着像香港一式一样的气氛，满街无头蜂似的游客，使人走在它里面就心烦意乱。

有一次我问国内渔业界的巨子曲先生，对于大加纳利岛的印象如何，因为他每年为了渔船的业务总得来好多次，他说：“没有个性，嘈杂不堪，也谈不上什么文化。”我认为他对这个城市的解释十分确切，也因为我极不喜欢这个大城的一切，所以荷西与我将家安置在远离城外的海边住宅区里，也感谢它的繁荣，无论从哪里进城，它都有完善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住在郊外并无不便的地方。

大加纳利岛的芭蕉、烟草、番茄、黄瓜和游客，都是它的命脉，尤其是北欧来的游客，他们乘着包机，成群结队而来，一般总是住到三星期以上，方才离开，老年的外国人，更是大半年都住在此地过冬。正因为它在撒哈拉沙漠的正对面，这儿可说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没有什么显明的气候变化。一千五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了近五十万的居民，如果要拿如候鸟似的来度冬的游客做比较，它倒是游客比居民要多了。

这儿的机场豪华宽大，每一天都有无数不同的班机飞往世界各地，南部的海滩更是旅馆林立。岛上中国餐馆有许多许多家，他们的对象还是北欧游客，本地加纳利人对于中国菜还没有文明到开始去尝试的地步。

令人惊异的是，我所认识的大加纳利岛的本地朋友，并没有因为游客的增加而在思想上进步，他们普遍地仍然十分保守，主食除了马铃薯和面包之外，还有不可少的炒麦粉，也就是此地叫它做goflo的东西，外来的食物，即使是西班牙本土的，仍然不太被他们接受。

此地的女孩一般早婚，二十二岁还没有男友在老一代的父母眼中已是焦急的事情了。

这儿如我们中国汕头式抽花的台布和餐巾，亦是他们主要卖给游客的纪念品。另外由印度和摩洛哥过来的商人所开的“巴撒”，亦是游客购物的中心，店内的东西并不是本地的土产，东方的瓷器、装饰品，在这儿亦拥有很大的市场。

去年，在大加纳利岛的北部，因为一个医生和他的助手，还有乡间多人看见一个被称为飞碟的天空不明物体，这儿又热闹过一阵。台湾《大华晚报》上，也曾刊登过这一个消息。

其实，在邓尼肯所写的《史前的奥秘》那本书里，亦曾举出存在大加纳利岛上那二百八十多个洞穴建筑方式的谜，因为邓尼肯认为，这些洞穴是太空人用一种喷火的工具或一种光线开出来的，绝不是天然或世人用工具去挖的，我因为看过这本书，所以也曾两度爬上那个石窟里去观察过，只是看不出什么道理来。

飞碟的传说，经常在这儿出现，光是去年一年，在富得文都拉岛和丹纳丽芙岛都有上千的人看见，三月十三日西班牙本土的《雅报》，还辟了两大张在谈论着加纳利群岛的不明飞行体。

我个人在撒哈拉沙漠亦曾看过两次，一次是在黑夜，那可能是眼误，一次是黄昏在西属沙漠下方的一个城镇。第二次的不明体来时，整城停电，连汽车也发不动，它足足浮在那儿快四十分钟，一动也不动，那是千人看见的事实，当然那亦可能是一个气球的误会，只是它升空时所做的直角转弯，令人百思不解，这又扯远了。

加纳利群岛只在撒哈拉沙漠一百公里的对面，想来飞碟的入侵也是十分方便的。

这所说的只是大加纳利岛这几个月来比较被人谈论的趣事之一而已。

我住的乡下有许多仍在种番茄为生的农人，他们诚恳知礼，番茄收成的时候总是大袋地拿来送我，是一群极易相处的邻居。人们普遍的善良亲切，虽然它四季不分的气候使人不耐，我还是乐意住下去，直到有一天，荷西与我必须往另一个未知的下一站启程时为止。

加纳利群岛一向是游客的天堂，要以这么短短的篇幅来介绍它，实在可惜，希望有一天，读者能亲身来这个群岛游历一番，想来各人眼中的世界，跟我所粗略介绍的又会有很大的不同了。

一个陌生人的死

“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辆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地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地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地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意犹未尽的样子。

“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地站了一会儿，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地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画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地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地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

“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账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账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地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地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

“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地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地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番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么多活着的人住着。

“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地握着手，诚恳地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地说话，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地对这个负责人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绳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砰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

“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地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

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地封着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

“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地注视着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地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地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开了大玻璃门。

“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地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地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地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

“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

“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地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

“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

“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地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了，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了，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地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地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通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

我慢慢地用德文说，加里啊啊地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地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风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

“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哪里成群地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地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地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

“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

“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地、有礼地接待了我。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

“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地扭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地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地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地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地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地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地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他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地说着这句话。

“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

加里呆呆地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

“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地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地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

“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

“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地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地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

“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地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地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地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哪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地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

“加里，你好啦！”我愉快地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地开着车，好笑地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

“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呆在那儿，定定地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地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账，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

“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地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账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账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地走出来。

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地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地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

大胡子与我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地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地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地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当时他头也不抬地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地回答我，倒令我仔细地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账，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她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地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地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找不出来。

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化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地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

“双人房，没有。”明明一大排钥匙挂着，偏偏狠狠地盯着我们，好似我们的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禁果一般。

“我们结婚了，怎么？”

“身份证！”守柜台的老板一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

这人细细地翻来覆去地看，这才不情不愿地交了一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

“等一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分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地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顽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来你们真结婚了。”这才化开了笑容，慢慢地踱开去。

“奇怪，我们结不结婚，跟她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她女儿，神经嘛！”荷西骂个不停。

我叹了口气，疲倦地把自己抛在床上，下一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一场类似的笑剧，谁叫我们“不像”。

“喂！什么样子才叫‘像’，我们下次来装。”我问他。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装什么鬼！”

“可是大家都说不像。”我坚持。

“去借一个小孩子来抱着好了。”

“借来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谁叫我们不肯做那人的另一半，看来看去都是两个不像的人。

有一天，我看一本西班牙文杂志，恰好看到一篇报导，说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总之是说——“如何叫丈夫永远爱你”。

这个女作家在书中说：“永远要给你的丈夫有新奇感，在他下班之前，你不妨每天改一种打扮，今天扮阿拉伯女奴，明天扮海盗，大后天做一个长了翅膀的安琪儿，再大后天化成一个老巫婆……这样，先生下班了，才会带着满腔的喜悦，一路上兴奋地在想着，我亲爱的宝贝，不知今天是什么可爱的打扮——”

又说：“不要忘了，每天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几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这篇介绍的文章里，还放了好几张这位婚姻成功的女作家，穿了一条格子裙，与丈夫热烈拥吻的照片。

我看完这篇东西，就把那本杂志丢了。

吃晚饭时，我对荷西说起这本书，又说：“这个女人大概神经不太正常，买她书的人，照着去做的太太们，也都是傻瓜。如果先生们有这么一个千变万化的太太，大概都吓得大逃亡了。下班回来谁受得了今天天使啦！明天海盗啦！后天又变个巫婆啦！……”

他低头吃饭，眼睛望着电视，我再问他：“你说呢？”

他如梦初醒，随口应着：“海盗！我比较喜欢海盗！”

“你根本不在听嘛！”我把筷子一摔，瞪着他，他根本看不见，眼睛又在电视上了。

我叹了口气，实在想把汤泼到他的脸上去，对待这种丈夫，就算整天说着“我爱你”， 换来的也不过是咦咦啊啊，婚姻不会更幸福，也不会更不幸福。

有时候，我也想把他抓住，噜噜苏苏骂他个过瘾。但是以前报上有个新闻，说一位先生，被太太喋喋不休得发了火，拿出针线来，硬把太太的嘴给缝了起来。我不希望大胡子也缝我的嘴，就只有叹气的份了。

其实夫妇之间，过了蜜月期，所交谈的话，也不过是鸡零狗碎的琐事，听不听都不会是世界末日；问题是，不听话的人，总是先生。

大胡子，是一个反抗心特重的人，如果太太叫他去东，他一定往西；请他穿红，他一定着绿。做了稀的，他要吃干的；做了甜的，他说还是咸的好。这样在家作对，是他很大的娱乐之一。

起初我看透了他的心理，有什么要求，就用相反的说法去激他，他不知不觉地中了计，遂了我的心愿。后来他又聪明了一点，看透了我的心理，从那时候起，无论我反反复复地讲，他的态度就是不合作，如同一个傻瓜一般的固执，还常常得意地冷笑：“嘿！嘿！我赢了！”

“如果有一天你肯跟我想得一样，我就去买奖券，放鞭炮！”我瞪着他。

我可以确定，要是我们现在再结一次婚，法官问：“荷西，你愿意娶三毛为妻吗？”他这个习惯性的“不”字，一定会溜出口来。结过婚的男人，很少会说“是”，大部分都说相反的话，或连话都不说。

荷西刚结婚的时候，好似小孩子扮家家酒，十分体谅妻子，情绪也很高昂，假日在家总是帮忙做事。可惜好景不常，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背诵如教条的男性自尊又慢慢地苏醒了。

吃饭的时候，如果要加汤添饭，伸手往我面前一递，就好似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的自然。走路经过一张报纸，他当然知道跨过去，不知道捡起来。有时我病了几天，硬撑着起床整理已经乱得不像样的家，他亦会体贴地说：“叫你不要洗衣服，又去洗了，怎么不听话的。”

我回答他：“衣不洗，饭不煮，地不扫，实在过不下去了，才起来理的。”

“不理不可以吗？你在生病。”

“我不理谁理？”我渴望这人发条开动，做个“清扫机器人”有多可爱。

“咦，谁也不理啊！不整理，房子又不会垮！”

这时候我真想拿大花瓶打碎他的头，可是碎的花瓶也得我扫，头倒不一定打得中，所以也就算了。

怎么样的女人，除非真正把心横着长，要不然，家务还是缠身，一样也舍不得不管，真是奇怪的事情。这种心理实在是不可取，又争不出一个三长两短来。

我们结合的当初，不过是希望结伴同行，双方对彼此都没有过分的要求和占领。我选了荷西，并不是为了安全感，更不是为了怕单身一辈子，因为这两件事于我个人，都算不得太严重。

荷西要了我，亦不是要一个洗衣煮饭的女人，更不是要一朵解语花，外面的洗衣店、小饭馆，物美价廉，女孩子莺莺燕燕，总比家里那一个可人。这些费用，不会超过组织一个小家庭。

就如我上面所说，我们不过是想找个伴，一同走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既然是个伴，就应该时刻不离地胶在一起才名副其实。可惜这一点，我们又偏偏不很看重。

许多时候，我们彼此在小小的家里漫游着，做着个人的事情，转角碰着了，闪一下身，让过对方，那神情，就好似让了个影子似的漠然。更有多少夜晚，各自抱一本书，啃到天亮，各自哈哈对书大笑，或默默流下泪来，对方绝不会问一声：“你是怎么了，疯了？”

有时候，我想出去散散步，说声“走了”，就出去了，过一会儿自会回来。有时候早晨醒了，荷西已经不见了，我亦不去瞎猜，吃饭了，他也自会回来的，饥饿的狼知道哪里有好吃的东西。

偶尔的孤独，在我个人来说，那是最最重视的。我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荷西可以进我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那是：“我的，我一个人的。”结婚也不应该改变这一角，也没有必要非向另外一个人完完全全开放，任他随时随地跑进去捣乱，那是我所不愿的。

许多太太们对我说：“你这样不管你先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握在手里。”她们说这话时，还做着可怕的手势，捏着拳头，好像那先生变成好小一个，就在里面扭来扭去挣扎着似的。

我回答她们：“不自由，毋宁死，我倒不是怕他寻死。问题是，管犯人的，可能比做犯人的还要不自由，所以我不难为自己，嘿！嘿！”

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事，心灵的自由更是我们牢牢要把握住的；不然，有了爱情仍是不够的。

有的时候，荷西有时间，他约了邻居朋友，几个人在屋顶上敲敲补补，在汽车底下爬出爬进，大声地叫喊着。漆着房子，挖着墙，有事没事地把自己当做伟大的泥水匠或木匠，我听见他在新鲜的空气里稀里哗啦地乱唱着歌，就不免会想到，也许他是爱太太，可是他也爱朋友。一个男人与朋友相处的欢乐，即使在婚后，也不应该剥削掉他的。谁说一个丈夫只有跟妻子在一起时才可以快乐？

可惜的是，跟邻居太太们闲话家常，总使我无聊而不耐，尤其是她们东家长西家短起来，我就喝不下咖啡，觉得什么都像泥浆水。

大胡子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我几次拿出《语言行为》这本书来，再冷眼分析着他的坐相、站相、睡相，没有一点是我希望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式，跟书上讲的爱侣完全不同。

有一次我突然问他：“如果有来世，你是不是还是娶我？”

他背着我干脆地说：“绝不！”

我又惊又气，顺手用力啪地打了他一掌，他背后中枪，也气了，跳翻身来与我抓着手对打。

“你这小瘪三，我有什么不好，说！”

本来期望他很爱怜地回答我：“希望生生世世做夫妻。”想不到竟然如此无情的一句话，实在是冷水浇头，令人控制不住，我顺手便又跳起来踢他。

“下辈子，就得活个全新的样子，我根本不相信来世。再说，真有下辈子，娶个一式一样的太太，不如不活也罢！”

我恨得气结，被他如此当面拒绝，实在下不了台。

“其实你跟我想的完完全全一样，就是不肯讲出来，对不对？”他盯着我看。

我哈的一下笑出来，拿被单蒙住脸，真是知妻莫若夫，我实在心里真跟他想的一模一样，只是不愿说出来。

既然两人来世不再结发，那么今生今世更要珍惜，以后就都是旁人家的了。

大胡子是个没有什么原则的人，他说他很清洁，他每天洗澡、刷牙、穿干净衣服。可是外出时，他就把脚搁在窗口，顺手把窗帘撩起来用力擦皮鞋。

我们住的附近没有公车，偶尔我们在洗车，看见邻居太太要进城去，跑来跟我们搭讪，我总会悄悄地蹲下去问荷西：“怎么样，开车送她去？起码送到公路上免得她走路。”

这种时候，荷西总是毫不客气地对那个邻居直截了当地说：“对不起，我不送，请你走路去搭车吧！”

“荷西，你太过分了。”那个人走了之后我羞愧地责备他。

“走路对健康有益，而且这是个多嘴婆，我讨厌她，就是不送。”

如果打定主意不送人倒也算了，可是万一有人病了、死了、手断了、腿跌了、太太生产了，半夜三更都会来打门，那时候的荷西，无论在梦里如何舒服，也是一跳就起床，把邻居送到医院去，不到天亮不回来。我们这一区住着的大半是老弱残病，洋房是很漂亮，亲人却一个也没有。老的北欧人来退休，年轻的太太们领着小孩子独自住着，先生们往往都在非洲上班，从不回来。

家中的巧克力糖，做样子的酒，大半是邻居送给荷西的礼物。这个奇怪的人，吼叫起来声音很吓人，其实心地再好不过，他自己有时候也叫自己纸老虎。

一起出门去买东西，他这也不肯要，那也不肯买，我起初以为他责任心重，又太客气，后来才发觉，他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情愿买一样贵的好的东西，也不肯要便宜货。我本想为这事生生气，后来把这种习惯转到他娶太太的事情上去想，倒觉得他是抬举了我，才把我这块好玉捡来了。挑东西都那么嫌东嫌西，娶太太他大概也花了不少心思吧！我到底是贵的，这一想，便眉开眼笑了。

夫妇之间，最怕的是彼此侵略，我们说了，谁也不是谁的另一半，所以界线分明。有时兴致来了，也越界打斗、争吵一番，吵完了倒还讲义气，英雄本色，不记仇，不报仇，打完算数，下次再见。平日也一样称兄道弟，绝对不会闹到警察那儿去不好看，在我们的家庭里，“警察”就是公婆，我最怕这两个人。在他们面前，绝对安分守己，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把自己尾巴露出来。

我写下了前面这些流水账，再回想这短短几年的婚姻生活，很想给自己归了类，把我们放进一些婚姻的模式里去比比看，跟哪一种比较相像。放来放去，觉得很羞愧，好的、传统的，我们都不是样子；坏的、贱的，也没那么差。如果说，“开放的婚姻”这个名词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么我已是十分的满意了，没有什么再好的定义去追求了。

夫妇之间的事情，酸甜苦辣，混淆不清，也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小小的天地里，也是一个满满的人生，我不会告诉你，在这片深不可测的湖水里，是不是如你表面所见的那么简单。想来你亦不会告诉我，你的那片湖水里又蕴藏着什么，各人的喜乐和哀愁，还是各人担当吧！

亲爱的婆婆大人

我先生荷西与我结婚的事件，虽然没有罗曼蒂克到私奔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婚礼是两个人走路去法院登记了一下，就算大功告成，双方家长都没有出席。

在我家庭这方面，因为我的父母对子女向来开明体谅，我对他们可以无话不谈，所以我的婚事是事先得到家庭认可，事后突然电报通知日期。这种作风虽然不孝失礼，但是父母爱女心切，眼见这个天涯浪女选得乘龙快婿，岂不悲喜交织，他们热烈地接纳了荷西。

我的父亲甚而对我一再叮咛，如基督教天父对世人所说一般——这是我的爱子（半子），你今后要听从他——

在荷西家庭方面，不知我的公婆运气为什么那么不好，四女一子的结婚，竟没有一次是先跟他们商量的。（还有两子一女未婚，也许还有希望。）

这些宝贝孩子里，有结婚前一日才宣布的（如荷西），有结过了婚才写信的（如在美国的大姐），更有，人在马德里父母面前好好坐着，同时正在南美哥伦比亚教堂悄悄授权越洋缺席成婚的（如二姐）。

这些兄弟姐妹，明明寻得如花美眷，圆满婚姻，偏偏事先都要对父母来这一手不很会心的幽默。在家毫无动静，在外姐妹八人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十六手蔽天，瞒得老父老母昏头转向，要发威风，生米已成熟饭——迟也。

这也许是家教过分严格、保守、专制下才弄出来的悲喜闹剧。（看官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讲家教，西方世界怪现象也是一大堆的啊！）

好，自我结婚之后，身份证冠上夫家姓，所以我对自己娘家，就根本不去理会他们了。（假的。）

在我公婆这方面，我明知天高皇帝远，本来可以不去理会，但是为了代尽子责，每周一信，信中晨昏定省，生活起居饮食细细报告。但愿负荆请罪，得到公婆欢心，也算迟来的幸福。

大凡世上男人，在外表上看去，也许严肃凶狠，其实他们内心最是善良，胸襟宽大，意志薄弱。对待这种人，只需小施手腕，便可骗来真心诚意。

有其子必有其父也，我的公公很快地与我通起信来。爱我之情，一如爱荷西。

因为笔者本是女人，婆婆也是同性，我不但知己知彼，尚且知道举一而反三。看看自己如此小人，想想对方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除非我算八卦算错了，也许出乎意料之外，算出一个观世音婆婆来（她是不是女的还不知道），或者又算出一个圣母马利亚婆婆来（这个是真的而且是处女）。那么，我一定是会得到恩惠慈爱的。

可惜，我的婆婆都不是以上这两种女人。

结婚半年过去了，我耐心写信，婆婆只字不回。我决不气馁，一心一意要盗婆婆的心，这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来。（本人开篇便自承是江洋大盗，不是什么很好的东西。）

各位媳妇读者，你的婚姻，如果是夏娃自作主张给亚当吃了禁果，诸如此类建立起来的，那么，你跟我的情形差不多，我劝告你对待你的婆婆，绝对不可大意。

如果，你还是夏娃，但是是由婆婆将你用肋骨做出来送给丈夫，那么你下文就不必再看下去，以免浪费宝贵的时间。

（但是，为了小心起见，《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你还没有忘记，还是请你也耐性看看我的下文，也可做不飞的参考。）

话说，吃了禁果的两个人，自知理亏，将自己早早流放到世界的尽头去牧羊，过起夫妇生活来。

这种生活，忽而打架吵闹，忽而相亲相爱，平淡的日子，倒也打发掉了。

我在写回给娘家的信中，寄去披头散发照片，背书——乱发如芳草，更行更远更生——照片居所看似苍凉凄惨如下地狱，实在内心幸福无边如上天堂。

离远天皇老婆婆，任我在家胡作非为，呼风唤雨，得意放纵已忘形矣——

好，这时候，你不要忘了，古时候有位白先生讲过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冬天来了，你这一片碧绿芳草地的地主荷西老板突然说：“耶诞节到了，我们要回家去看母亲。”

我一听此语，兴奋泪出，捉住发言人，急问：“是哪一个母亲？你的还是我的？”

答：“我们的。”（外交词令也，不高明。）

那时，你便知道，你的原上草“荣”已过了，现在要“枯”下去啦！（哭下去啦！）

你不必在十二月初发盲肠炎、疝气痛、胃出血、支气管炎，或闪了腰、断了腿这种苦肉计，本人都一一试过，等到十二月二十日，你照样会提了小箱子，被大丈夫背后抵住小刀子上飞机，壮士成仁去也——

我因生长在一个法律世家，自小耳濡目染，看尽社会一切犯罪行为。

加上亲生父母又是真正一流正人君子，常常告诫——在外做人处事，先要自重自省，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的环境心情着想，这样才能做好世界公民——（法律和解程序第一步总是这么说的。）

于是，我在婚后，常常反省自己，再检讨自己，细数个人做了葛家媳妇的种种罪状。

这一算，不得了，无论是民事、刑事，我全犯了不只是“告诉乃论”的滔天大罪。

举例来说，对婆婆而言，我犯了奸淫、抢劫、诈欺、侵占、拐逃、虐待、伤害、妨碍家庭等等等等不可饶恕的罪行。

这一自觉，先就英雄气短起来。

我告诉你，不要怕，坏事既然做透了，脸皮干脆就厚一点，心虚是你自己的秘密，可别给婆婆看出来。

好，你越想越明白，你突然发觉，你的婆婆一定恨你恨到心坎里去了。你不要怀疑自己可靠的想象力，不会错，她恨你，她是你的第一号“假想敌”，你在这一路坐飞机飞去她家时，这个敌人的初步形象已经应该在脑海里创造出来了。

“假想敌”产生了，你不要太天真，此人可能是CIA中央情报局，而你把自己分到FBI联邦调查局，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以为好歹总是自己人，虽然都是个局，说不定也可能是场“骗局”或“赌局”哦。

到了马德里，下了飞机，虽然事先通知，自然不会有人来献花迎接罪犯。（那些穿了便衣，带了手铐的人不在等着你，已是大幸了，应该赶快去买一张奖券。）

在机场，我定说口渴，要先去咖啡馆坐坐，蘑菇了三杯汽水，还是不情不愿地上了计程车。（这汽水里怎么没有大肠菌，好给我来个急性肠炎去住医院不见客啊！）

终于，我双脚轻微发抖，站在婆婆美丽的公寓门外。放下箱子，我紧张地对荷西说：“按铃！按铃！说我来了。”

那做儿子的当然不会理你这一些疯话。他，拿出身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你的先生，大步走到长得没有尽头的走廊里去，口中叫着：“爸爸，妈妈，我们回来了。”

这时候，我胆子再大，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面带僵硬微笑，站立门外，倒数一分一秒，七——六——五——四——三——二——一……

突然，我见到走廊尽头，奔杀出大批人马来，公公一马当先，婆婆第二，小姑尖叫推挤，大哥二哥远远张开手臂。（都是大胡子。）

我知时辰已到，命也，运也，这才一横心，也快快飞奔而入，本想先投入公公怀里比较保险，不想被婆婆先捉来紧紧抱住，对我左看右看，眉开眼笑。

“假想敌”果然厉害，手段高明，要防，要防。

我们葛家新媳妇就此被拖进门。

“父亲，母亲，我做了很对不起你们的事，请原谅。”（注意，你要说——“我”，不可说“我们”，儿子是被拐逃，无罪也。）

如是中国婆婆，你要更厉害一点，进门就跪下双膝，叩头如捣蒜，不必担心，这不是程门立雪三百天叫你冻死，你婆婆如果是个道行很高的人，自会拉你起来的。

要称呼你的“假想敌”——“母亲”，对你一定是挣扎过来，才叫得出的，不要不甘心，你还有“妈妈”，那才是真的爱称。外交词令，不可疏忽。难道你要叫她——葛太太吗？（那你第一回合就败了，笨人也！）

我进入公婆家之后，东张西望，但见这个家，整整齐齐，明窗净几，浴室洁白，阳台花木扶疏，各间卧室床铺四棱八角，厨房刀叉雪亮，退休公公衣着清洁高雅，大哥二哥裤管笔挺，小姑亲切有礼。这些成绩，我都细细看在眼里，悄悄算在婆婆账上，“假想敌”的武林道行又升一级。深深呼吸，预备以羽量级之身，打重量级之战。（婆婆是你的敌人，要卧薪尝胆，不可忘，不可忘！）

好，在你自己家，或你“妈妈”家，你可以睡到十三点不起床，你可以煮白水拌酱油喂先生，你可以一星期不洗一次衣服，你也可以抓先生的头发，踢他的小腿，乱开他的支票簿，等等等等坏事放心去做，不会有报应。

现在，你是不巧被迫住进敌人的家里。（她与你有仇，她不告诉你，你也要坚定自己的假设，再小心去求证。）

害人是自己先害的，防人当然可不要太大意，处处都是陷阱机关哪。

你的“假想敌”如果是个笨蛋，你才进门，她就丢你一个大花瓶，将你打得头破血流，那是正中下怀，你马上可以夺门逃走——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但是原罪在你，你有良心，就不必去验伤告她——那你的见识可也低得不够看啦！

反过来说，我的“假想敌”就是不同，她高来高去，不骂你也不打你，这就更可怕。我看看，她过的桥，也比我走过的路还多出一大半。我要细细回想——《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这等好书都可替你出主意，《孝女经》《朱子家训》也有反效果，必要时也要翻翻。对待婆婆之道，书里比比都是先例。

我在婆婆家住了几日，从来不肯忘掉，我面对的是一个恨死你的人，你的想象力不能松弛下来，要牢牢记住。（本人是有心机的，嘿嘿！）

在婆婆家做客，你不要做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你虽是客人，却也不要忘了，你也是媳妇。

早晨你听见婆婆起床上浴室了，你马上也得爬起来，穿衣、打扮、漱洗之后，不等敌人抢到抹布、扫把，你就先下手为强，抢夺过来。家中清洁工作，你要做得尽善尽美。（不可给敌人捉到小辫子！）

好，在婆家，对公婆姐妹我自知友爱，但是对荷西，往往原形毕露。我独自在浴室时，常常轻轻告诫自己——你不要骂荷西，他现在是她的，你骂他，她会打你——这是小孩子也明白的道理，不是秘密。

好，也许你听我说，不要在婆婆面前骂先生，许会挨打。你听得太真切，就会想，好，那么我甜甜蜜蜜地对待她儿子，我原来也是爱他的啊！这样假想敌也许可以和解了。

你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你所谓的甜蜜，我请问你要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你有没有想过，你很自然地赖在先生身边看电视，对你婆婆看来，可能已经伤了风化。

再问，你看过你婆婆坐在公公膝盖上吃蛋糕吗？一定没有吧？

所以，我在婆婆面前，绝对也不去坐在荷西膝盖上，也不去靠他当椅垫，更绝对不可以亲他，这是死罪。

你甚至电视也不要看，下午电视长片来了，你正好在厨房里面对着大批油腻碗盘锅筷、刀叉茶杯，这是最好不过。

万一你在厨房里磨了半天出来，公公睡午觉，小姑子、哥哥们都出去了，婆婆正跟她爱子在电视室里说着话。你讪讪地走进去，轻轻地坐下来，婆婆没有望你一眼，你再悄悄地坐到先生一旁去，想加入谈话，但是先生好似突然有点厌你，很轻微地躲闪了一下，如果你敏感，你才会知道，原来你得了麻风病啦！

这时候，你的脑筋就不要乱动气，让你心爱的先生做夹心饼干是很令他受苦的。你应该走开去，心再坏，有时也要公平讲理。（偶尔为之，不会太伤元气的。）

你既然没人说话，你就要注意，也许你清晨七点起床，追踪敌人，打扫，铺床，买菜，厨房洗切，开饭，上菜，再洗了大批锅盘，也许你做惯了娘家的二小姐，你也会累，会想学公公去睡个午觉，但是敌人张着眼，你闭着眼，岂不太危险？我劝你不要贪小失大，你还是去后阳台，收下干了的衣服，找出烫衣台来，在厨房把美丽小姑子的牛仔裤给她熨熨平，她念书之外尚交男朋友，不要再加重她的工作。

“假想敌”是你最危险的敌人，她对你婚姻的结局是悲是喜，有着重大的掌握权。（天下有不爱母亲的儿子吗？）

她，有“恋子情结”，你丈夫（我丈夫也一样），有“恋母情结”，这是天地间自然运行的道理之一。如果你硬是不肯明白，要“人定胜天”，那么请你去问问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大师，后果如何的不堪设想。我虽然也练过一点催眠小术，但是治这个病，可还没有段数。

也许烫完了衣服，已是万家灯火的傍晚了，你久住沙漠，或许也喜欢投入车水马龙的红男绿女中凑凑热闹，看看闪亮的霓虹灯，再尝尝做文明人的苦乐。

你可以试试看，问一句——“可以跟荷西出去走走吗？”

如果婆婆说——“上午不是已经出去过了，怎么又要跑？”

请你就不必板下脸来顶嘴——“上午是跟你去买菜，不算。”

你更不能发神经病，不得允许就穿了大衣逃出去夜游不归。

尊重敌人，尽量减少冲突，是自己不跌倒的第一要素。毕竟你还是个羽量级的稻草人哪。

耶诞节终于来了，前三天，婆婆会算一算聚餐人数有多少，公，婆，五女三子，四婿，一媳，两阿姨，叔叔，婶婶，堂兄堂妹，大哥外国女友，小妹法文老师，十四个尖叫踢打翻滚全来的外孙儿女……

一共是三十七个全家福。

——耶诞大菜今年轮到新人做，我们要吃糖醋肉，要炒杂碎，要酱爆鸡——

家庭大会全体兴高采烈举手通过。我心扑通扑通快跳出口腔来，看了一眼荷西，他埋头在侦探小说里好似耳朵塞住，眼睛也瞎了。

这时候，你方才知道，在鸡叫之前，你亲爱的丈夫，要像耶稣的门徒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

二十三日，你清早起床，提了三个大菜篮和一个小拖车要去采买一营人吃的东西。

你伸头去看婆婆，她正跪在地上清理大批待用餐具。你转身去找小姑子，她一向是早晨会男朋友下午上学的，自然一根头发也看她不到。

你轻轻去房间内，假装换长靴，抬头看了一眼你亲爱的丈夫。（还在床上蜷着。）

——你来帮忙提菜篮好吗？

恰好婆婆走进来，你的丈夫此时又换名“彼得”了，他大声回答——你自己去，男人不进菜场——（彼得第二次不认主。）

你不要恨他，在他母亲面前，他如何能替你做奴隶？

你独自大步走往菜场的路上去，双手无法照习惯插在口袋里，走路又被这些空篮子撞来撞去不方便。但是，我对你说，你就算这么狼狈，你的头还是要抬得高高的，胸挺得直直的，这样，一种热热咸咸的液体才会倒流进肚子里去，不会弄坏了你涂得漂亮的大眼睛。

所以，事实上看来，也许你是输了，但是这盘赌局还没完，不到结果，是看不出谁是赢家的，你不要先泄了气。至要，至要！

二十四日耶诞夜来了，清早起床，婆婆已去做头发，公公照例散步，妹妹会男友，大哥去滑雪，二哥不知何处去，荷西去找老同学，家中空空荡荡。

另外大批英雄好汉，要夜间才拖儿带女回来全家同福。

你想，咦，大好机会，此时不溜更待何时，我去百货公司给自己买件新衣服虚荣风光一番。

不要跑，你忘了，你是今夜的中流砥柱，三十七人的耶诞大菜，要你用两个大平底锅弄出来。你乐得哈哈大笑，天下哪有如此好的机会，对你的假想敌显显威风，你不是弱者，你不比她能力低，这正好借机，杀婆婆锐气，增自己威风，此时不进攻，更待何时？

你不要想，自己臂力不够，切不了这小山也似的肉；你也不要撑不住四个月前才断掉过又接起来的腿踝。你要这样用大智慧告诉自己——肉体的软弱是一时的，精神的胜利是永久的——

再打个比方你听，你的体力也许已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但是你的意志却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啊。

你如果还是要反复烦人地问自己——我为什么，我这是为了什么——那么，你这稻草人可真就是空心草包了。

为什么？为了你自己。（我不要吃那么多肉。）我再告诉你，你做这些，吃是一个人吃不了的，但是好处在后头。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的耶诞节不过一年一次，回到沙漠自己家，你又可得回一个完全不同，更加敬重爱护你的好丈夫，你这个生意，是稳赚不赔的啊！（你回想《红楼梦》，到头来是谁嫁了贾宝玉？你可不要再学林小姐，她可爱至情，到头来是死路一条啊！）

平安夜，圣善夜。大菜终于上桌了，一道又一道，三十六个人，吃得团团圆圆幸福无边。你这新鲜人，当然被忘掉了。那还不好么，假想敌头一次不紧迫盯人，你也不必步步追踪，正好松下心情来，酱油白糖大蒜乱洒一番，岂不回复到一点“自己家中”胡作非为的好时光。

等到前厅开香槟了，你才挤进人群里，擦擦油垢的手，就着荷西杯子大喝一口，他自然也不会察觉你在身边。（不要急，圣经上说，“彼得”三次不认主，鸡叫之后，他良心发现，出去掩面痛哭，当时耶稣只慈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破口大骂他。所以，你也不要骂，荷西也自会出去痛哭。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也。）

好公公，东张西望，捉来墙角新媳妇，拥抱亲吻，当众高呼——厨娘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不要得意忘形，也跟着万起岁来。婆婆辛苦一生，公公没有赞过她一句，今日赞你，是有人性，也是手腕。你最好急流勇退，收下大批盘碗，再去厨房将自己消失。不要也跟着去疯了在客厅跳舞，婆婆也在清理桌子椅子，也累了，你更要有始有终，功劳苦劳不能此时给她抢去。（你不要忘了，你这等白羊星座下出生的女子，就是掠夺成性的。）

对付重量级的假想敌，你的方法只能以柔克刚，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

平安夜啊！给我平安地睡一觉啊！稻草人的干草已经累得一扎一扎地散开啦！

你闭着眼睛，在冰冷的洗碗水里数着一只一只绵羊。

可爱可怀念的沙漠啊！我多么地想快快回去。

曲终人快散了，我再擦擦手，出来与成了家的几个姐姐们告别。

“你们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新游泳池，荷西说明天可以一起跟爸爸妈妈来。”三姐夫开口了。（冬天看你游泳池？）

“明天？我——我跟几个朋友约了见一面，她们过去是跟我同租房子住的，我要去看看她们。”我急着反对。

“不行，不行，你难道自己姐姐家一次都不肯去？你那些什么约会打电话去回掉。”二姐也来插嘴了。

“好了，不要再噜苏了，我们来排，四个姐姐，两个阿姨，叔叔婶婶每家都各分一天，我们要学做中国菜。”

“我——荷西，我们不是二十六号就要回沙漠？”

“哈！这个，你老哥已经早替你们做好圈套了，荷西重感冒，医生证明在此，嘿嘿，你们可以逍遥到明年一月六号。”

你知道叔嫂授受不亲，你落水，他是不会救你的。你急回头找荷西，“眼睛”尖叫——救命——

可怕的双重人格，“彼得”又不肯望你了。（鸡已快叫了，你已不认主三次了，你怎么还不出去痛哭，彼得啊！彼得啊！）

假想敌笑眯眯地望着你，你不要代彼得出去痛哭，你也笑容满面地回报她。

谈谈打打，打累了，打不过了，你马上来个“和谈”，不要再用头去撞墙。

这个大家庭的马厩里，一共分别养了十一匹各色现代好马，但是以后的“家庭访问”你还是跟了荷西，在地下车、地上车里像都市之鼠似的钻出钻进，更每天抢同胞餐馆的生意，今天二姐家外烩，明日婶婶家自助餐，《媛珊食谱》都快翻烂了。

你也许在冰天雪地的夜间，回到假想敌的家来，看看自己突然粗糙起来的双手，会恨不得用它来掐死你的先生，你扑过去预备行凶（那时卧室的门你可别忘记了要锁好），但是你的荷西行动比你更快，沉喝——你做什么？你疯了？

“我是疯了，我自从进了你的家，我失去了自己，我也失去了你。我有的只是一大群假想出来的敌人，我打来打去，我累也要累疯了——”

“她们那么爱你，爱得我出乎意料之外，你还要不满意。你看，他们天天吃你做的浆糊，一句都不抱怨，你现在还来恩将仇报，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

好，你不必再做疯女十八年状，你熄灯，吃一粒“烦宁”，开好闹钟，盖好你这几根枯草，睡觉吧，梦里自有流泪谷让你飘浮地一路回沙漠。

（彼得，彼得，不要忘了，你日后是倒钉十字架惨死的。）

假想敌，在耶诞节后不久，才上街去买了一份礼物给你。你不会输她的，她的大床上早已铺好了你带去给她的彩色沙漠大床罩。（嘿嘿，你还是先下手为强的。）

这份圣物，是一本厚厚的《西班牙春夏秋冬各季时菜大全》。

你的外国礼节不可忘，当面打开之后，马上赞赏惊叹啧啧感动称谢，你的敌人会笑眯眯地说：“上来亲吻母亲道谢。”

你不要犹豫，上去重重地亲她面颊。（好在你是不涂口红，不会留下血印。）

“西方菜也要学着做，荷西瘦得很，要给他按时吃自己本国风土的菜。”（本国风土对我们而言，是骆驼肉。）

新年过去了，将来的美丽的星期天正是六号。你不要太天真，还没有完全出笼之前，不要乱拍翅膀出声音，假想敌不老也不聋。

眼看假想敌一日一日悲伤起来，我恨不得化做隐身人，不要让她看到我，免得这拐逃案又得再翻出来算账。

她的幺儿本来是可以不必那么早就飞出老巢的，是我这只海鸥乔纳森将他拐逃到另外一个一百世纪时光之外的地方去，伤尽了老鸟的心。

原罪在我，我怎么能怪她要恨我呢？

夜深人静，我悄悄地起床，打开皮包来，数数私房钱，还有一万多块。

第二日清晨起床，你看见婆婆正将牛肉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预备中午吃。

我上去从背后抱住婆婆的腰，对她说：“母亲，我们回家来，你辛苦了太久，为什么今天不让你儿子带你出去吃海鲜，父亲、哥哥们、妹妹，我们全家都出去吃，你喜欢吗？”

你说这些话，绝不能虚情假意，假想敌是何等精细人物，你的声调表情骗得过她吗？

所以，我来教你一个方法，你根本不必装模作样来体谅她，你不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吗？你此时不用你的天才，更待何时？你将眼睛一闭，心一横，“想象”婆婆就是你久别的“妈妈”，你集中精神去幻想，由外而内；你会发觉，你的心，马上会软，会爱她，会说真心话。至于一直占据你心房的“真妈妈”，你要暂时将她关在另外一个心房里，不许她跑出来。

假想敌，你用这种小魔术，就可将她罩住了。

婆婆公公家境不算太富，但是南部安塔露西亚还是也种了几棵橄榄树。他们不是穷人，可是生性持俭，很少外出吃饭，偶尔能被儿子请出上馆子，亦是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了。

这一家，小姑、小弟、二哥自去餐厅相聚，我们两对夫妇，荷西挽母亲，媳妇挽公公，倒也是一幅天伦亲子美满图。

婆婆风度高贵，公公绅士派头，荷西英俊迫人，只有媳妇，大聚餐三十六人吃罢之后，面色一直死灰，久久不能回复玫瑰花般美丽的面颊。

龙虾、大蟹、明虾、蛤蜊、鲑鱼，随大家乱吃，这里不是华西街，这里是马德里热闹大街上最著名的海鲜店啊！

你的劣根性又发，虚荣心又起，细细默想，你在沙漠梦寐以求的一些新衣服，现在都已经放在桌上了，这些人正在吃你的衣服，一个扣子，一条拉链，一块红布，一只袖子，现在又在吃皮带了——

你不要心痛，不要着急，你是天下第一人，难道算术还不及小学生吗？

你来算算，你的好丈夫，婆婆怀胎九月，给他血肉生命，二十多年来，无论念书、识字、上少年法庭、生病、穿衣、吃饭、上街、理发，辛辛苦苦扶养长大，她花了多少私房钱？公公卖了多少担橄榄？

你再看一眼荷西，如此好青年，你付这一桌海鲜钱，就可得来，这个生意做得是赔还是赚？

你再将心一横，又回想自己亲生父母如何将你捧在手中，掌上明珠也似的养出来，你一想再想，别人父母岂不是一样心血对待他们的心肝宝贝？

这一来，你热泪几几乎夺眶而出，不能反哺自己亲生父母，那么明虾夹几个给荷西父母盘子，岂不一样回报？（不公平也，不能再想下去，再想又不夹了。）

但愿荷西明白妻心，如果这样开导他，我们以身各殉双方父母，都是不够而又不够啊！（天下只有男的殉女的，女的殉男的。殉父母的孝子，还得打了灯笼去四处乱找。别找了，找不到的。）

要走了，整理行李。小姑在旁依依不舍，你以手足之情，幻想她是亲生妹妹，漂亮衣服分不分给她？分。

小女孩，情窦初开，公婆家规极严，没有几件体面衣服，她只好常常换男朋友来代替换衣服。

这不只是手足情深，这是为将来留下后步。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三毛星殒西天，留下未来小侄儿女，还得向这漂亮妹妹托孤，好给荷西再寻幸福。这一步，要事先安排好的，不可临时抱佛脚。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你心跳又到一百五十下。公公豁达，照常风雨无阻地去散步，不再送别。

婆婆面部表情冰冻如大雪山。我，这罪犯，以待罪之心进葛家门，再以待罪之心出葛家门，矛盾、心虚、悔恨，不敢抬头，蹲下穿靴子，姿势如同对假想敌下跪。

小姑冒雨下楼叫车。（有车的都上班去了，无人送也。）

等小姑奔上楼来大叫——快，车来了——

我紧张得真想冲出门外，以免敌人感情激动，突然凶性爆发来对付我。

这婆婆，一听车来了，再也忍不住，果然拼了老命箭也似的撞过来，我立定不动，预备迎接狂风暴雨似的耳光打上来。（我是左脸给你打，右脸再给你打，我打定主意决不回手，回手还算英雄吗？）

我闭上眼睛，咬住牙齿，等待敌人进攻。哪知这敌人将我一把紧紧抱在怀里，呜咽泪出，发抖地说：“儿啊！你可得快快回来啊！沙漠太苦了，这儿有你的家。妈妈以前误会你，现在是爱你的了。”（看官仔细，这敌人这才用了“妈妈”自称，没有用“母亲”。）

假想敌被我弄哭了，我自始至终只有防她，没有攻她，她为什么要哭呢？

小姑及荷西上来扳开婆婆的手臂，叫着：“妈妈不要捣蛋，下面车子等不及了，快快放手。”

我这才从婆婆怀里挣扎出来。

这一次，我头也仰得高高的，腰也撑得直直的，奇怪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倒流入肚。

秋天的气候之外，居然有一片温暖的杏花春雨，漫漫地浸湿了我的面颊。

我们再回过来看看上文那位白先生说的话（他还没说完哪）。三毛回过婆婆家，他又替婆婆讲了——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我终于杀死了我的假想敌。

我亲爱的维纳斯婆婆，在号角声里渐渐地诞生了。

这样的人生

我搬到北非加纳利群岛住时，就下定了决心，这一次的安家，可不能像沙漠里那样，跟邻居的关系混得过分密切，以至于失去了个人的安宁。

在这个繁华的岛上，我们选了很久，才选了离城快二十多里路的海边社区住下来。虽说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在海外的一个省份，但是有一部分在此住家的，都是北欧人和德国人。我们的新家，坐落在一个面向着大海的小山坡上，一百多户白色连着小花园的平房，错错落落地点缀了这个海湾。

荷西从第一天听我跟瑞典房东讲德国话时，就有那么一点不自在；后来我们去这社区的办公室登记水电的申请时，我又跟那个丹麦老先生说英文，荷西更是不乐；等到房东送来一个芬兰老木匠来修车房的门时，我们干脆连中文也混进去讲，反正大家都不懂。

“真是笑话，这些人住在我们西班牙的土地上，居然敢不学西班牙文，骄傲得够了。”荷西的民族意识跑出来了。

“荷西，他们都是退休的老人了，再学另一国的话是不容易的，你将就一点，做做哑巴算了。”

“真是比沙漠还糟，我好像住在外国一样。”

“要讲西班牙文，你可以跟我在家里讲，我每天噜苏得还不够你听吗？”

荷西住定下来了，每天都去海里潜水，我看他没人说话又被外国人包围了，心情上十分落寞。

等到我们去离家七里路外的小镇邮局租信箱时，这才碰见了西班牙同胞。

“原来你们住在那个海边。唉！真叫人不痛快，那么多外国人住在那里，我们邮差信都不肯去送。”

邮局的职员看我们填的地址，就摇着头叹了一口气。

“那个地方，环境是再美不过了，偏偏像是黄头发人的殖民地，他们还问我为什么不讲英文，奇怪，我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为什么要讲旁人的话。”荷西又来了。

“你们怎么处理海湾一百多家人的信？”我笑着问邮局。

“那还不简单，每天抱一大堆去，丢在社区办公室，绝对不去一家一家送，他们要信，自己去办公室找。”

“你们这样欺负外国人是不对的。”我大声说。

“你放心，就算你不租信箱，有你的信，我们包送到家。你先生是同胞，是同胞我们就送。”

我听了哈哈大笑，世上就有那么讨厌外国人的民族，偏偏他们赚的是游客生意。

“你们讨厌外国人，西班牙就要饿死。”

“游客来玩玩就走，当然欢迎之至。但是像你们住的地方，他们外国人来了，自成一区，长住着不肯走，这就讨厌透了。”

荷西住在这个社区一个月，我们申请的新工作都没有着落，他又回到对面的沙漠去做原来的事情。那时撒哈拉的局势已经非常混乱了，我因此一个人住了下来，没有跟他回去。

“三毛，起初一定是不惯的，等我有假了马上回来看你。”

荷西走的时候一再地叮咛我生活上的事情。

“我有自己的世界要忙，不会太寂寞的。”

“你不跟邻居来往？”

“我一向不跟邻居来往的，在沙漠也是人家来找我，我很少去串门子的。现在跟这些外国人，我更不会去理他们了。”

“真不理？”

“不理，每天一个人也够忙的了。”

我打定主意跟这些高邻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之后来在两个月之内，认识了那么多的邻居，实在不算我的过错。

荷西不在的日子，我每天早晨总是开了车去小镇上开信箱、领钱、寄信、买菜、看医生，做这些零碎的事情。

我的运气总不很好，每当我的车缓缓地开出那条通公路的小径时，总有邻居在步行着下坡也要去镇上办事。

我的空车停下来载人是以下几种情形：遇见年高的人我一定停车，提了东西在走路的人我也停车，小孩子上学我顺便带他们到学校，天雨我停车，出大太阳我也停车。总之，我的车很少有不满的时候，当然，我载客的对象总是同一个社区里住着的人。

我一向听人说，大凡天下老人，都是噜苏悲伤自哀自怜，每日动也不动，一开口就是寂寞无聊的一批人。所以，我除了开车时停车载这些高年人去镇上办事之外，就硬是不多说太多的话，也决不跟他们讲我住在哪一幢房子里，免得又落下如同沙漠邻居似的陷阱里去。

荷西有假回来了，我们就过着平淡亲密的家居生活。他走了，我一个人种花理家，见到邻居了，会说话也不肯多说，只道早午安。

“你这种隐士生活过得如何？”荷西问我。

“自在极了。”

“不跟人来往？”

“哎啊！想想看，跟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做朋友有什么意思。本人是势利鬼，不受益的朋友绝对不收。”

所以我坚持我的想法，不交朋友。都是老废物嘛，要他们做什么，中国人说敬老敬老，我完全明白这个道理，给他们来个敬而远之。

所以，我常常坐在窗口看着大海上飘过的船。荷西不回来，我只跟小镇上的人说说话；邻居，绝对不理。

有那么一天中午，我坐在窗前的地毯上向着海发呆，身上包了一块旧毛巾，抽着线算算今天看过的船有几只。

窗下面我看见过不知多少次的瑞典清道夫又推着他的小垃圾车来了，这个老人胡子晒得焦黄，打赤膊，穿一条短裤，光脚，眼光看人时很锐利，身子老是弯着。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扫这个社区的街道。

我问过办公室的卡司先生，这清道夫可是他们请来的？他们说：“他退休了，受不了北欧的寒冷，搬到这里来长住。他说免费打扫街道，我们当然不会阻止他。”

这个老疯子说多疯就有多疯，他清早推了车出来，就从第一条街扫起，扫到我这条街，已经是中午了。他怎么个扫法呢？他用一把小扫子，把地上的灰先收起来，再用一块抹布把地用力来回擦，他擦过的街道，可以用舌头舔。

那天他在我窗外扫地，风吹落的白花，这老人一朵一朵拾起来。海风又大吹了一阵，花又落下了，他又拾；风又吹，他又拾。这样弄了快二十分钟，我实在忍不住了，光脚跑下石阶，干脆把我那棵树用力乱摇，落了一地的花，这才也蹲下去一声不响地帮这疯子拾花。

等我们捡到头都快碰到一起了，我才抬起头来对他嘻嘻地笑起来。

“您满意了吧？”我用德文问他。

这老头子这才站直了身子，像一个希腊神祇似的严肃地盯着我。

“要不要去喝一杯茶？”我问他。

他点点头，跟我上来了。我给他弄了茶，坐在他对面。

“你会说德文？”他好半晌才说话。

“您干吗天天扫地？扫得我快疯了，每天都在看着您哪。”

他嘴角居然露出一丝微笑，他说：“扫地，是扫不疯的，不扫地才叫人不舒服。”

“干吗还用抹布擦？您不怕麻烦？”

“我告诉你，小孩子，这个社区总得有人扫街道，西班牙政府不派人来扫，我就天天扫。”

他喝了茶，站起来，又回到大太阳下去扫地。

“我觉得您很笨。”我站在窗口对他大叫，他不理。

“您为什么不收钱？”我又问他，他仍不理。

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老疯子的身旁多了一个小疯子，只要中午看见他来了，我就高兴地跑下去，帮他把我们这半条街都扫过。只是老疯子有意思，一板一眼认真扫，小疯子只管摇邻居的树，先把叶子给摇下来，老人来了自会细细拾起来收走，这个美丽的社区清洁得不能穿鞋子踩。

我第一次觉得，这个老人可有意思得紧，他跟我心里的老人有很大的出入。

又有一天，我在小镇上买菜，买好了菜要开车回来，才发觉我上一条街的德国老夫妇也提了菜出来。

我轻轻按了一下喇叭，请他们上车一同回家，不必去等公共汽车，他们千谢万谢地上来了。

等到了家门口，他们下车了，我看他们那么老了，心里不知怎的发了神经病，不留神，就说了：“我住在下面一条街，十八号，就在你们阳台下面，万一有什么事，我有车，可以来叫我。”

说完我又后悔了，赶快又加了一句：“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很紧急的事，可以来叫我。”

“嘻嘻！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心脏病发了，就去叫你，是不是？”

我就是这个意思，但给这精明的老家伙猜对了我的不礼貌的同情，实在令我羞愧了一大阵。

过了一个星期，这一对老夫妇果然在一个黄昏来了，我开门看见是他们，马上一紧张，说：“我这就去车房开车出来，请等一下。”

“嗯，女孩子，你开车干什么？”老家伙又盯着问。

“我哪里知道做什么。”我也大声回答他。

“我们是来找你去散步的。人有脚，不肯走路做什么。”

“你们要去哪里散步？”我心里想，这两个老家伙，加起来不怕有一百八十岁了，拖拖拉拉去散步，我可不想一起去。

“沿着海湾走去看落日。”老婆婆亲切地说。

“好，我去一次，可是我走得很快的哦！”我说着就关上了门跟他们一起下山坡到海边去。

三个小时以后，我跛着脚回来，颈子上围着老太太的手帕，身上穿着老家伙的毛衣，累得一到家，坐在石阶上动都不会动。

“年轻人，要常常走路，不要老坐在车子里。走这一趟就累得这个样子，将来老了怎么是好。”老家伙大有胜利者的意味，我抓头瞪了他一眼，一句都不能顶他。世上的老人五花八门，我慢慢地喜欢他们起来了。

当然，我仍是个势利极了的人，不受益的朋友我不收，但这批老废物可也很给我受益。

我在后院里种了一点红萝卜，每星期荷西回来了就去拔，看看长了多少，那一片萝卜老也不长，拔出来只是细细的线。

有一日我又一个人蹲在那里拔一个样品出来看看长了没长，因为太专心了，短墙上突然传来的大笑声把我吓得跌坐在地上。

“每天拔是不行的，都快拔光啦！”

我的右邻手里拿着一把大油漆刷子，站在扶梯上望着我。

“这些菜不肯长。”我对他说。

“你看我的花园。”他说这话时我真羞死了。这也是一个老头子，他的院子里一片花红柳绿，美不胜收，我的园子里连草也不肯长一根。

我马上回房内去抱出一本园艺的书来，放在墙上，对他说：“我完全照书上说的在做，但什么都不肯长。”

“啊！看书是不行的，我过来替你医。”他爬过梯子，跳下墙来。

两个月后，起码老头子替我种的洋海棠都长得欣欣向荣。

“您没有退休以前是花匠吗？”我好奇地问他。

“我一辈子是钱匠，在银行里数别人的钱。退休了，我内人身体不好，我们就搬到这个岛来住。”

“我从来没有见过您的太太。”

“她，去年冬天死了。”他转过头去看着大海。

“对不起。”我轻轻地蹲着挖泥巴，不去看他。

“您老是在油漆房子，不累吗？”

“不累，等我哪一年也死了，我跟太太再搬来住，那时候可是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们了。”

“您是说灵魂吗？”

“你怕？”

“我不怕，我希望您显出来给我看一次。”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看他失去了老伴，还能过得这么的有活力，令我几乎反感起来。

“您不想您的太太？”我刺他一句。

“孩子，人都是要走这条路的，我当然怀念她，可是上帝不叫我走，我就要尽力欢喜地活下去，不能过分自弃，影响到孩子们的心情。”

“您的孩子不管您？”

“他们各有各的事情，我，一个人住着，反而不觉得自己是废物，为什么要他们来照顾。”

说完，他提了油漆桶又去刷他的墙了。

养儿何须防老，这样豁达的人生观，在我的眼里，是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我比较了一下，我觉得，我看过的中国老人和美国老人比较悲观，欧洲的老人很不相同，起码我的邻居们是不一样的。

我后来认识了艾力克，也是因为他退休了，常常替邻居做零工，忙得半死也不收一毛钱。有一天我要修车房的门，去找芬兰木匠，他不在家，别人就告诉我去找艾力克。

艾力克已经七十四岁了，但是他每天拖了工具东家做西家修，怎也老不起来。

等他修完了车房门之后，他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音乐会，你想不想来？”

“在谁家？什么音乐会？”

“都是民歌，有瑞典的、丹麦的、德国的，你来听，我很欢喜你来。”

那天晚上，在艾力克宽大的天台上，一群老人抱着自己的乐器兴高采烈地来了，我坐在栏杆上等他们开场。

他们的乐器有笛子，有小提琴，有手风琴，有口琴，有拍掌的节奏，有幽扬的口哨声，还有老太太宽宏的歌声尽情放怀地唱着。

艾力克在拉小提琴，一个老人顽皮地走到我面前来一鞠躬，我跳下栏杆跟他跳起圆舞曲来。我从来没有跟这么优雅的上一代跳过舞，想不到他们是这样地吸引我；他们丰盛的对生命的热爱，对短促人生的把握，着实令我感动。那个晚上，月亮照在大海上，衬着眼前的情景，令我不由得想到死的问题。生命是这样的美丽，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一个一个收回去？我但愿永远活下去，永远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等我下一次再去找艾力克时，是因为我要锯一截海边拾来的飘流木。

开门的是安妮，一个已经七十岁了的寡妇。

“三毛，我们有好消息告诉你，正想这几天去找你。”

“什么事那么高兴？”我笑吟吟地打量着穿游泳衣的安妮。

“艾力克与我上个月开始同居了。”

我大吃一惊，欢喜得将她抱起来打了半个转。

“太好了，恭喜恭喜！”

伸头去窗内看，艾力克正在拉琴。他没有停，只对我点了点头，我跑进房内去。

“艾力克，我看你那天晚上就老请安妮跳舞，原来是这样的结果啊！”

安妮马上去厨房做咖啡给我们喝。

喝咖啡时，安妮幸福地忙碌着，艾力克倒是有点沉默，好似不敢抬头一样。

“三毛，你在乎不结婚同居的人吗？”安妮突然问我。

“那完全不是我的事，你们要怎么做，别人没有权力说一个字。”

“那么你是赞成的？”

“我喜欢看见幸福的人，不管他们结不结婚。”

“我们不结婚，因为结了婚我前夫的养老金我就不能领，艾力克的那一份只够他一个人活。”

“你不必对我解释，安妮，我不是老派的人。”

等到艾力克去找锯子给我时，我在客厅书架上看放着的相片，现在不但放有艾力克全家的照片，也加进了安妮全家的照片。艾力克前妻的照片仍然放在老地方，没有取掉。

“我们都有过去，我们一样怀念着过去的那一半。只是，人要活下去，要再寻幸福，这并不是否定了过去的爱情……”

“你要说的是，人的每一个过程都不该空白地过掉，我觉得你的做法是十分自然的。安妮，这不必多解释，我难道连这一点也不了解吗？”

借了锯子我去海边锯木头，正是黄昏，天空一片艳丽的红霞。我在那儿工作到天快黑了，才拖了锯下的木头回家。我将锯子放在艾力克的木栅内时，安妮正在厨房高声唱着歌，七十岁的人了，歌声还是听得出爱情的欢乐。

我慢慢地走回家，算算日期，荷西还要再四天才能回来。我独自住在这个老年人的社区里，本以为会感染他们的寂寞和悲凉，没有想到，人生的尽头，也可以再有春天，再有希望，再有信心。我想，这是他们对生命执著的热爱，对生活真切的有智慧的安排，才创造出了奇迹般灿烂的晚年。

我还是一个没有肯定自己的人，我的下半生要如何度过，这一群当初被我视为老废物的家伙们，真给我上了一课在任何教室也学不到的功课。

士为知己者死

我的先生荷西有一个情同手足的朋友，名叫做米盖。这个朋友跟荷西兴趣十分投合，做的工作也相同，服兵役时又分派在一个单位，可以说是荷西的另一个兄弟。

三年前荷西与我到撒哈拉去居住时，我们替米盖也申请到了一个差事，请他一同来沙漠唱唱情歌。

当时荷西与我有家了，安定了下来，而米盖住在单身宿舍里。周末假日，他自然会老远地回家来，在我们客厅打地铺，睡上两天，大吃几顿，才再去上班。

这样沙漠苦乐兼有的日子过了很久，我们慢慢地添了不少东西，也存了一点点钱。而米盖没有家累的单身生活，却用得比我们舒服。他花钱没有计划，借钱给朋友一出手就是一大笔；高兴时买下一大堆音响设备，不高兴时就去买张机票回西班牙故乡去看女朋友。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

我常常对米盖说，快快成家吧。因为他故乡青梅竹马的贝蒂已经等了他十多年了。

当时米盖坚持不肯结婚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不愿意他最爱的人来沙漠过苦日子。

他总是说，等有一天，他有了像样的家，有了相当的积蓄，有了身价，才能再接贝蒂来做他的妻子。

米盖所讲的一个好丈夫的必备条件，固然是出于他对贝蒂的爱护。但是在我看来，娶一个太太，并不是请一个观音菩萨来家里日夜供奉的。所以，我认为他的等待都失于过分周全而又不必的。

等到撒哈拉被瓜分掉，我独自搬到沙漠对面大西洋的小岛上来居住时，荷西周末总是坐飞机来看我。米盖，自然也会一同来，分享我们家庭的温暖。

米盖每次来加纳利岛，总会赶着上街去买很多贵重的礼物，交给我寄去他千里外故乡的女友，有时也会托我寄钱去给他守寡的母亲。

这是一个个性奔放、不拘小节、花钱如水的朋友。米盖的薪水，很可以维持一个普通的家庭生活，但是他自由得如闲云野鹤，结婚的事情就这样遥遥无期地拖下来。

有一日我收到米盖女友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在她不很通顺的文笔之下，有心人一样可以明白她与米盖长年分离的苦痛和无奈。一个这样纯情女子的来信，深深地感动了我，很希望帮助米盖和她，早早建立他们的家庭。

米盖下一次跟荷西再回家来时，我就替贝蒂向他苦苦地求婚。我给他看贝蒂的来信，他看了信眼圈都湿了，仰头躺在沙发上不响。

“我太爱她了，不能给她好日子过，我怎么对得起她。”

“你以为她这几年在故乡苦苦等你，她的日子会好过？”

“我没有钱结婚。”

“哈！”荷西听见他这么说大叫了一声。

“世界上有些笨女人就是不要钱的。像三毛，我没花钱她就跑去沙漠嫁我了。”

我笑嘻嘻地望着米盖，很鼓励地对他说：“贝蒂也会是个好妻子，你不要怕，结婚不会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那时烤鸡的香味充满了整幢房子，桌上插着野花，录音机在播放优美的音乐。米盖面前，坐着两个幸福的人，真是一幅美满温暖的图画。

米盖被我们感动了，他拿出那个月的薪水来交给我去银行存起来，又请荷西捉刀，写了一封恭恭敬敬的信给他的准岳父，再打长途电话去叫贝蒂预备婚礼。而同一天，我已经替他在我们这沿海的社区找到了一幢美丽的小房子先租了下来。

米盖过了二十天左右，终于再从沙漠来我们家，住了一天，荷西替他恶补了一下新婚的常识，才壮志从容地上了飞机回西班牙去娶太太了。

“不要担心，你们结婚后，打电报来告诉我你们的班机，荷西不在，我可以去接你们。”我对米盖说。

最高兴的人还是荷西，他很喜欢米盖也有了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家。更何况他们的家并不建立在艰苦的沙漠里。在一开始上，贝蒂就方便多了。

天下的夫妇，虽然每一对都不相同，但是只有两件事情是婚后必须面临的：第一件是赚钱，第二件是吃饭。

照理说，男的大部分是被派出去赚钱，而女的留在家里煮饭。

米盖结婚之后，自然也不例外。他努力去沙漠赚钱，假日一定飞回家来陪着贝蒂，跟我的先生一样的模范。

我们因为将米盖一向视为荷西的手足，过去米盖不知在我们家吃过多少次饭，所以贝蒂与米盖结婚了快三个月后，我们忍不住去讨旧债，一定要贝蒂做饭请我们吃。

米盖平日有一个绰号，叫做“教父”。因为他讲义气，认朋友，满腔热血，是识货的，他都卖。米盖的太太请客，虽是我们去吵出来的结果，但是荷西对米盖有信心，想必米盖会山珍海味地请我们大吃一场，所以前一日就不肯多吃饭，一心一意要去大闹天宫。

那个星期日的早晨，荷西当然拒绝吃饭，连牛奶也不肯喝一滴，熬到中午十二点半，拖了我就往米盖家去叫门。

叫了半天门，贝蒂才慢慢地伸出头来，满头都是发卷，对我们说：“可不可以先回去，我刚刚起床。”

我们不以为意，又走回家去。一路上荷西吓得头都缩了起来，他问我：“卷头发时候的女人，怎么那么可怕。还好你不弄这一套，可怜的米盖，半夜醒来岂不吓死。”

在家里看完了电视新闻，我们再去等吃的，这一次芝麻开门了。

米盖并没有出来迎接我们。我们伸头去找，他在铺床，手里抱了一条换下来的床单，脚下夹着一支扫把，身上还是一件睡衣。看见了我们，很抱歉地说：“请坐，我这就好了。”

荷西又跑去厨房叫贝蒂：“嫂嫂，你兄弟饿疯了，快给吃的啊！”

里面静悄悄的没有声音。

我跑去厨房里想帮忙，看见厨房里空空如也，只有一锅汤在熬，贝蒂埋头在切马铃薯。

我轻轻地打开冰箱来看，里面有四片肉，数来数去正好一人一片，我也不敢再问了。

等到三点钟，我们喝完了细面似的清汤，贝蒂才捧出了炸马铃薯和那四片肉来。

我们很客气地吃完了那顿饭，还没有起身，米盖已经飞快地收拾了盘子，消失在厨房里。不久，厨房里传来了洗碗的水声。

我回想到米盖过去几年来，在我们家吃完了饭，跟荷西两个把盘子一推就下桌的样子；再看看他现在的神情，我心里不知怎的产生了一丝怅然。

“米盖结婚以后，安定多了，现在我一定要他存钱，我们要为将来着想。”贝蒂很坚决地在诉说她的计划。她实在是一个忠心的妻子，她说的话都没有错，但是在我听来，总觉得我对米盖有说不出的怜悯和淡淡的不平。

等我们要走了时，米盖才出来送我们，口里很难堪地说了一句：“下次再来吃，贝蒂今天身体不好，弄少了菜。”

我赶快把他的话打断了，约贝蒂第二日去买东西，不要米盖再说下去。

在回家的路上，荷西紧紧地拉住我，轻轻地对我说：“谢谢你，太太！”

“谢我做什么？”

“因为你不但喂饱你的先生，你也没有忘记喂饱他的朋友。”

其实，贝蒂喂不饱我的先生荷西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因为她不是他的太太。我更不在乎我做客有没有吃饱，只是告别时米盖欲言又止的难堪表情，在我心里反复地淡不下去。

世界上每一个人生下来，自小都养成了一句不可能不用的句子，就是“我的”这两个字。人，不但有占有性，更要对外肯定自己拥有的东西。于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朋友……都产生了。

这种情形，在一个女人结婚之后，她这个“我的丈夫”是万万不会忘记加上去的。所以，丈夫在婚纸上签上了名，就成了一笔女人的财产。

对于荷西，我非常明白他的个性，他是个有着强烈叛逆性的热血男儿，用来对待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他去做一个自由的丈夫。

他出门，我给他口袋里塞足钱；他带朋友回家来，我哪怕是在沙漠居住时，也尽力做出好菜来招待客人；他夜游不归，回来我只字不提；他万一良心发现了，要洗一次碗，我就马上跪下去替他擦皮鞋。

因为我私心里也要荷西成为“我的”丈夫，所以我完完全全顺着他的心理去做人行事。又因为荷西是一个凡事必然反抗的人，我一放他如野马似的出去奔狂，他反而中了圈套，老做相反的事情。我越给他自由，他越不肯自由，日子久了，他成了“我的好丈夫”，而他内心还以为“叛妻”之计成功。我们各自暗笑，得其所哉，而幸福家庭的根基，就因此打得十分稳健了。

我很想把这种柔道似的“驯夫术”传授给米盖的太太贝蒂，但是吃过她那一顿冰冷的中饭之后，我的热情也给冻了起来。

米盖的结婚，是我代贝蒂苦苦求的婚，现在看见他威风已失，满面惶惑，赔尽小心的样子，我知道这个“教父”已经大江东去，再也不能回头了，我的内心，对他有说不出的抱歉。

日子很快地过去，沙漠那边的战事如火如荼，米盖与荷西的公司仍然没有解散，而职员的去留，公司由个人自己决定。

“你怎么说？你难道要他失业？”贝蒂问我。

“我不说什么，荷西如果辞了工作回来，别处再去找也一样的。”

“我们米盖再危险也得去，我们没有积蓄，只要不打死，再危险也要去上工的。”

我看了她一眼，不说话。没有积蓄难道比生命的丧失还要可怕吗？

等荷西辞了工回来，我们真的成了无业游民。我们每日没有事做，总在海边捉着鱼，过着神仙似悠闲的日子。

只有米盖，在近乎百分之八十的西班牙同事都辞工的情形下，他还是风尘仆仆地奔波在沙漠和工作之间。而那时候，游击队已经用迫击炮在打沙漠的磷矿工地了。

贝蒂每一次看见我们捉了大鱼，总要讨很多回去。我因为吃鱼已经吃怕了，所以乐得送给别人。

过去我们去超级市场买菜，总会在贝蒂的家门口停一停，接了她一起去买菜。等到荷西失业老是在打鱼时，贝蒂的冰箱装满了鱼，而她也借口没时间，不再上市场了。

每一次米盖从烽火乱飞的沙漠休假回家来，他总是坐在一盘鱼的前面，而且总是最简单的烤鱼。

“我们米盖，最爱吃我做的鱼。”贝蒂满意地笑着，用手爱抚地摸着她丈夫的头发。米盖靠在她的身边，脸上荡漾着一片模糊而又伤感的幸福。

“我的米盖”成了贝蒂的口头语，她是那么地爱护他，努力存积着他赚回来的每一分钱。她梦想着将来有很多孩子，住在一幢豪华的公寓里；她甚而对她理想中卧室的壁纸颜色，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跟米盖谈个不休。她的话越来越多，越说越觉得有理，而荷西和米盖都成了默然不语的哑子，只有我有一声没一声地应付着她。

她，开始发胖了，身上老是一件半旧的洋装，头发总也舍不得放下发卷，最后看电影去时，她只拿头巾把发卷也包在里面。她已忘了，卷头发是为了放下来时好看，而不是把粉红的卷子像水果似的老长在她头上。

那个星期日的夜间，米盖第二日又得回到沙漠去上工。他的神情沮丧极了，他提出来跟贝蒂说了，他不想再去，但是这不是他自己可以左右的事情。所以他再不愿，也苦笑着一次一次地回到沙漠去。

“这样吧！明天我们清早来送你去机场，可以不必叫计程车了。”荷西对米盖说。

第二日清晨，贝蒂穿了睡袍出来送米盖，米盖抱住她亲了又亲，一再地嘱咐着她：“宝贝，我很快就回来了，你不要担心我。”

我看贝蒂穿着睡衣，知道她不去机场，于是我也不想跟去了。

米盖依依不舍地上了车，等到车门关上了，贝蒂才惊叫了一声往车子跑去，她上去把米盖拖下车来，手就去掏他的口袋。

“荷西送你去，你的计程车钱可以交出来了。”她把米盖口袋里的两张钞票拿出来，那恰好是一趟计程车的钱。

“可是贝蒂，我不能没有一毛钱就这样上飞机。我要在那边七天，你不能一点钱也不给我。”

“你宿舍有吃有住，要用什么钱？”贝蒂开始凶了。

“可是，宝贝……有时候我可能想喝一瓶汽水。”

“不要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荷西在一旁听得要暴跳起来，他把米盖拉上车，一句话都不说就加足油门开走了。我靠在木栅门边看着这一幕喜剧，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你看，一个男人，就是要我们来疼，现在我们存了快二十万了，如果我不这么严，还有将来的计划吗？”

我想贝蒂这样地爱着米盖，她的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但我打心眼里不同意她。懒得说话，就走回家去了。

我总是有点重男轻女，我老是在同情米盖。

岛上的杏花开了，这是我们离开沙漠后的第一个春天，荷西与我约了米盖夫妇一起去踏青。

当我们满山遍野去奔跑的时候，贝蒂就把两只手抱住米盖，娇小的身体整个吊在米盖的身上。

夫妻之间走路的方式各有不同，亲密些亦是双双俪影，我走不动路时也常常会叫荷西背我。但是在原来就已经崎岖的山路上，给这甜蜜的包袱贝蒂那么一来，弄得我们行动困难极了。荷西一气先跑上山，一转弯，就此不见了。

动手生火煮饭时，我四处去拾枯树枝，她还是抱着她的米盖不放。

“荷西去哪里了？你怎么不管他？”

“他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肚子饿了会找来的。”

“先生不能像你放羊似的给放开了，像对米盖，我就不离开他。”说完她又仰头去亲了一下先生。

等荷西来一起吃完了用树枝烧出来的饭，我蹲在一旁把泥土拨在柴上弄熄了火，贝蒂收拾了盘子。这一转身，荷西跟米盖已经逃之夭夭了。我慢慢地在捡一种野生的草药，贝蒂等着米盖回来，已经焦急不快起来。

我采草药越采越远，等到天下起大雨来，我才飞快地抱了一大把草往车子里冲，那时荷西与米盖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手里抱了一大怀的野白花。

荷西看见了我，拿起花就往我脸上压过来，我拿了草药跟他对打得哈哈大笑。再一回头，贝蒂铁青着脸坐在车里面，米盖带给她的花被她丢在脚下，米盖急得都快哭了似的趴在她的侧面，轻轻地在求饶：“宝贝，我不过是跑开了一下，不是冷落你了，你不要生气。”

我们给贝蒂的脸色真的吓住了，也不敢再吵，乖乖地上了车。一路回来，空气紧张得要冻住了。我知道，以贝蒂这样的性格，米盖离开她一分钟，她都会想到爱不爱的事情上去，这种不能肯定丈夫情感的太太，其实在她自己亦是乏味的吧！

浮士德将他的影子卖给了别人。当那天米盖小心翼翼地扶着贝蒂下车时，我细细地看着地上，地上果然只有贝蒂的影子，而米盖的那一边，什么都看不见。

一个做太太的，先拿了丈夫的心，再拿他的薪水，控制他的胃，再将他的脚绑上一条细细的长线放在她视力所及的地方走走；她以爱心做理由，像蜘蛛一样地织好了一张甜蜜的网，她要丈夫在她的网里面唯命是从；她的家也就是她的城堡，而城堡对外面的那座吊桥，却再也不肯放下来了。

现在的米盖还是幸福地活在贝蒂的怀里。我们偶尔会看见他，贝蒂已经大腹便便了，他们常常在散步。米盖看见荷西时，头一低，一句话都没有，只听贝蒂代他说话。

我亲眼见到一个飞扬自由年轻的心，在婚后短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老气横秋，凡事怕错，低声下气，而口袋里羞涩得拿不出一分钱来的好丈夫。

上个月我们开车要回马德里去看公婆，在出发坐船回西班牙之前，我们绕过米盖的家门，我们问米盖：“你们复活节回不回故乡去？”

米盖说：“路费太贵了，贝蒂说不必去了。”

“要不要我们路过你家乡时，去看看你的母亲和妹妹？”

“不必去了，我这边信也很少写。”

“要不要送点钱去给你母亲？”我悄悄地问他，眼睛一直望着房门。

“也不用了，她，大概还好。”米盖的声音里有一种近乎苦涩的冷淡。

车开时，贝蒂也出来了，她靠在米盖身边笑眯眯地向我们挥着手。

“那个米盖，唉！天哦！”荷西长叹一声。

“哪个米盖？”

“三毛，你怎么了？”

“米盖没有了，在他娶贝蒂的那一天开始，他已经死了。”

“那么那边站的男人是谁？”

“他不叫米盖，他现在叫贝蒂的丈夫。”

警告逃妻

荷西的太太三毛，有一日在她丈夫去打鱼的时候，突然思念着久别了的家人，于是她自作主张地收拾了行李，想回家去拜见父母。同时，预备强迫给她的丈夫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假期。

等她开始大逃亡时，她的丈夫才如梦初醒似的开车追了出去。

那时三毛去意已坚，拎着小包袱，不肯回头。荷西泪洒机场，而三毛摸摸他的胡子，微微一笑，飘然上了大铁鸟，飞回千山万水外的故乡来。

对付这样的一个妻子，荷西当然羞于登报警告。以他的个性，亦不必再去追究。放她逃之夭夭，对做丈夫的来说亦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但是反过来一想，家中碗盘堆积如山，被单枕头无人洗换，平日三毛唠叨不胜其烦，今日人去楼空，灯火不兴，死寂一片，又觉怅然若失。

左思右想，三毛这个人物，有了固然麻烦甚多，缺了却好似老觉得自己少了一块肋骨，走路坐卧都不是滋味，说不出有多难过。

在三毛进入父母家中不到两日，荷西贴着花花绿绿邮票的信已经轻轻地埋伏在她家信箱里。

“咦，警告逃妻的信那么快就来了！”三毛在家刚拿到信就想撕开；再一看，信封上写的是妈妈名字，原来警告书还是发给监护人岳母的哪。

“孩儿写信来了，请大人过目。”双手奉上交给妈妈。

妈妈笑眯眯地接过信来，说：“好孩子。”

“他这信我如何看法？是横是直？”又问。

“是横，拿来给译。”三毛接过信来大声诵读。

亲爱的岳母大人：

三毛逃回你们身边去了，我事先实在不知道她会有如此疯狂的举动。我十分舍不得她，追去机场时，她抱住机门不肯下来。我知道你们是爱她的，可是这个小女人无论到了哪里，别人都会被吵得不能安宁，我情愿自己守着她，也不肯岳父母因为她的返家而吃苦。请原谅我，三毛的逃亡，是我没有守好她。今日她在家中，想来正胡闹得一塌糊涂，请包容她一点，等下星期我再写信骗她回到我身边来，也好减轻你们的辛劳。

三毛走时，别的东西都没有带走，她划玻璃用的钻石丢在抽屉里，只带走了她每日服用的药片和几盒针药。妈妈想来知道，三毛这半年来闹得不像话，不但开车跟别人去撞，还一直喜欢住医院开刀；从那时候起，医生就请她天天吃药，三毛吃得麻烦透了，一直吵着要吃一点饭，我不给她吃，也是为了她的健康！

谢天谢地，她走了我细细一查，总算该吃的药都包走了。请母亲明白，她带了药，并不一定会吃，如果她吃了，又会不改她的坏习惯，一口气将三日份的药一次服下去，我真怕她这么乱来，请妈妈看牢她。

近年来三毛得了很重的健忘症，也请妈妈常常告诉她，我叫荷西，是你的半子，是她的丈夫，请每天她洗完澡要睡时，就提醒她三次，这样我才好骗她回来。

谢谢妈妈，千言万句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抱歉，希望三毛不要给你们太多麻烦。我原以为我还可以忍受她几年，不想她自己逃亡了，请多包涵这个管不住的妻子，请接受我的感激。

你们的儿子荷西上

三毛一口气译完了信，静静地将信折起来，口里说着：“来骗！来骗！看你骗得回我。”

此时她的母亲却慈爱地看了她一眼，对她说：“不要发健忘症，他是荷西，是你的丈夫，住一阵就回去呢！”

“那得看他如何骗回逃妻了。”抿嘴笑笑，顺手抓了一把药片到口里去嚼。

以后荷西警告逃妻的信源源不绝地流入三毛父亲家的信箱里，想将这只脱线的风筝收回非洲去。

三毛：

对于你此次的大逃亡，我难过极了。知道你要飞三天才能抵达台北，我日日夜夜不能安睡，天天听着广播，怕有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你以前曾经对我说，我每次单独去沙漠上班时，你等我上了飞机，总要听一天的广播，没有坏消息才能去睡。当时我觉得你莫名其妙，现在换了你在飞机上，我才明白了这种疼痛和牵挂。

我很想叫你回到我身边来，但是你下决心回家一次也很久了，我不能太自私，请你在台湾尽情地说你自己的语言，尽量享受家庭的温暖。我们婚后所缺乏的东西，想来你在台湾可以得到补偿，请小住一阵就回到我的身边来，我从今天起就等待你。

荷西

三毛：

你的信最快要九天才能寄到非洲（如果你写了的话）。今天是你走了的第二天，我想你还在瑞士等飞机，我十分想念你。你走了以后我还没有吃过东西，邻居路德送来一块蛋糕，是昨天晚上，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要等你平安抵达的信来了才能下咽。

你回去看到父母兄弟姐姐们，就可以回来了，不要逗留太久，快快回来啊！

荷西

三毛：

这是你每天该服的药名和时间，我现在做了一张表，请按着表去服用。你一向健忘，收到这信，请你再麻烦妈妈，每日要她提醒你看看这份备忘录。红色的符号是你打针的日子，针药你只带去一个月的，我希望你第二个月已经回非洲来了。如果不回来，我马上去找医生开方再寄上给你。

今天是你走的第三日，想来已经到家了。我其实也很喜欢跟你一起回去，只是你不跟我商量，自己跑掉了，留下我在此吃苦。请问候父母亲大人，不要在家麻烦他们太久，快快回来啊！

荷西

三毛：

今天收到父亲由台北打来的电报，说你平安抵达了，我非常欣慰。确定你的确是在台北，我才放心了。我一直怕你中途在印度下机，自个儿转去喀什米尔放羊，谢谢你没有做出那样的事情来。我现在很饿，要去煮饭了。谢谢你的父母亲这样地明白我，给我发电报，请替我感谢他们。

荷西

三毛：

今天终于收到你的来信了，我喜得在信箱里给邮差留下了二十五块钱的小账。打开信来一看，你写得潦草不堪，还夹了很多中文字，这令我十分苦恼，我不知找谁去译信。

今天卡尔从他花园里跨到我们家来，他用力拍着我的臂膀对我说：“恭喜你，你自由了，这太太终于解决掉了，女人是一种十分麻烦的动物。”

我听见卡尔这样讲，真恨不得打碎他的脸。这个人单身汉做惯了，哪里明白我的福气。我今天买了两打鸡蛋，学你用白水煮煮，但是不及你做出来的好吃。

我十分想念你，没有你的日子，安静极了，也寂寞不堪，快回来吧！

荷西

三毛：

你实在是一个难弄的人，你说我写的信都是骗你回非洲的手段，这真是冤枉了我。我早知道对待你这样的人甜言蜜语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写的只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没有不诚实的地方，也不是假话，请不要多心。我想请你回来也是为了给父母好休息一阵，当然我也极想念你，请度假满四十天就回来吧，不要这样拒绝我。

今天我又捉到一只金丝雀，我们现在一共有三只了。家里来了一只小老鼠，我天天喂它乳酪吃。日子漫长得好似永远没有你再回来的信息。我今天打扫了全家的房子，花园里的草也拔了。

现在每餐改吃荷包蛋了。

来信啊！

荷西

三毛：

今天邻居加里在海边死了，他跛着去海边是昨天中午的事情，今天我发现他死在岩石上。现在要去叫警察找瑞士领事馆的领事，马上把他的家封起来。

三毛，世界上的事情多么不能预料啊！你上个月还在跟老加里跳舞，他现在却静静地死了。我今天十分的悲伤，整日呆呆的不知做什么才好，后日加里下葬我们都会去。

快回来吧！我希望把有生之年的时间都静静地跟你分享。短短的人生，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啊！快快回来啊！我想念你！

荷西

三毛：

你说人老了是会死的，这是自然的现象，要我接受这个事实，不要悲哀。但是我还是请你快快回来，因为在你那方面，每日与父母兄弟在一起，日子当然过得飞快。在非洲只有我一个人，每日想念着你；拿个比方来说，在你现在的情形，时光于你是“天上一日”，于我却是——“世上千年”啊，我马上要老了。

你问我说你回非洲来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实在说不上来，但是我诚意地请你回来。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你的感情，相信你是明白我的，决定了回来的日期吗？

荷西

三毛：

许久没有你的来信了，我天天在苦等着。可能你正在横贯公路上旅行，但是旅行的地方也应该可以寄张明信片来啊！

没有你的消息真令人坐立不安。

我整夜无法入睡。

荷西

三毛：

你八成是玩疯了，还是又发了健忘症，不然是哪里邮局在罢工，为什么那么久没有你的消息？你要叫我急死吗？我想念你！

荷西

三毛：

昨天打电话给你是打直接叫人的长途电话，结果你不在家，我算算时差，已经是台湾时间十一点半了，你仍不在，我只有挂掉了。三毛，许多日子没有你丝毫音讯，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昨天彻夜不能睡。

快来信啊！

荷西

三毛：

你鬼画符一样的短条子是什么意思？

“台湾很好”是什么意思？

你想再住下去吗？

你忘了这里有你的丈夫吗？

你要我怎么求你？你以前种的花都开了，又都谢了，你还没有回来的消息。

荷西

荷西来了数十封警告逃妻快回家的信。三毛置之不理。游山玩水，不亦乐乎。将非洲放在心里，却不怎么去理会那块地方，当然更不想很快回去。荷西是百分之百的好丈夫，不会演出叛舰喋血的事件，这一点三毛十分的放心，因此也不去注意他了。

三毛：

你走了不知道有多久了，昨天卡尔来劝我出去走走，我跟他一起进城去。卡尔在城里有很多朋友，都是十分可亲的女孩子们，我们喝了一点啤酒，看了一场表演才回来，那时已是夜深了。

单身汉的日子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尤其夜间回家无人噜苏，真是奇特的经验。

卡尔说他一辈子不结婚，我现在才明白了一点点道理。

许久没有你的来信了，想来在金门。我祝你假期愉快。

荷西

三毛：

想不到这一次你的信那么快就来了，跟卡尔去喝酒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况我只喝了一小瓶。

北欧女孩们是亲切和气的，你不是以前也夸她们吗？

谢谢你的来信！真是意外极了。

荷西

三毛：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邻居卡洛那天在油漆屋子，我过去帮忙她，现在她自动要教我英文，我已经开始去学，我非常喜欢英文。卡洛有时候也留我吃饭，你知道，一个人吃饭是十分乏味的。卡洛是你走后搬来的英国女孩。

你如果仍想在台湾住一阵，我原则上是同意的，我还可以忍耐几个月。

昨天去打网球，天热起来了。

荷西

三毛：

你实在是误会我了，卡洛肯教我英文是完全善意的，我们不能恩将仇报；你说卡洛是坏女人，我觉得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冤枉。她十分和善，菜也做得可口，不是坏女人。

再说，你怎么知道我跟卡洛去打网球？我上次没有说啊！

我在此很好，你慢慢回来吧！

荷西

三毛：

加里死了以后，他以前的房子现在要出租，房东答应租给我们，比我们现在的家大，只多付一千块钱，所以我明天搬家了。

不要担心我不会做家事，现在卡洛在帮着挂窗帘，你不必急着回来。

最近你的来信很多，是怎么回事？

荷西

三毛：

你实在是个没有良心的小女人，你写给卡洛的信我没有拆就转给她了。她说你在信上将她骂得狗血淋头，她十二分的委屈。你说你的新家不要她来做窗帘，可是她是诚心诚意地在帮助我，一如她布置自己的家一般热心，你怎么可以如此小家气？

男女之间当然有友谊存在。你说卡洛是邻家的女儿，每一张《花花公子》里的裸体照片的美女，都像邻家的女儿，所以我不可再见卡洛，你的推论十分荒谬。

昨日去山顶餐厅吃晚饭，十分享受。

你呢？在做什么？

荷西

三毛：

你一次写十封信来未免太过分也太浪费你父亲的邮票了，我不知道你在吵闹什么，我这儿十分平静地在过日子。

新家布置得差不多了，只是花草还要买来种，卡洛说种一排仙人掌在窗口可以防小偷，我看中了一些爬藤的植物，现在还没有决定。如果花店买不到，我们可能会去山上挖些花草，同时去露营。

荷西

三毛：

你说要打碎卡洛的头，令我大吃一惊，她是一个极聪明的女孩子，你不能打她的头。再说，你为什么不感激一个代你照顾丈夫的人？

我们上山不过是去找野花草回来种。不要大惊小怪。

你说加里是你的朋友，现在我住在他的房子里，他的鬼魂会帮忙你看守着我。这真是怪谈又一章，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更奇怪的是，何必想出鬼魂来吓我。

卡洛根本不怕鬼，她叫我告诉你。

你好吗？

荷西

三毛：

我并没有注意到我在上封信里将卡洛和我讲成——“我们”，我想你是太多心了，所以看得比较清楚，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死罪，我无需做任何解释。

你最近来信很多，令我有点不耐烦。你在做什么我全然不知，但我在做什么都细细向你报告，这是不公平的。

我很好。你好吗？

荷西

三毛：

你如果不想写信，我是可以谅解的，下星期我出发去岛的北端度假一周，你就是来信，我也不会收到。

天气热了，是游泳的好日子。卡洛说台湾有好些个海水浴场，我想她是书上看到的，我们在此过得很好，你也去游泳了吗？

荷西

三毛：

我旅行回来，就看到你的电报，你突然决定飞回来，令我惊喜交织。为什么以前苦苦地哀求你，你都不理不睬，而现在又情愿跑回来了？

无论如何我是太高兴了，几乎要狂叫起来。这几十天来，每天吃鸡蛋已经快吃疯了，你又没有什么同情心，对我的情况置之不理。我当然知道，要一个逃亡的妻子回到家里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更何况你逃亡的动机不是生气出走，而是回家去游玩，这就更无回头的希望了，因为台湾听说很好玩。

我在你出走时就想用爱心来感动你，也许你会流着泪回到我的怀里来，再做我唠叨的妻子。但是我用的方法错误，你几乎把我忘了，更不看重我的信。

那天卡尔来看我，他对我说，你们中国的孔夫子说过，这世界上凡是小人和女人都是难养的，你对他们好，他们会瞧不起你，你疏远他们，他们又会怨个不停。

我听见卡尔这样说，再细想，你果然就是孔夫子说的那种人，所以我假造出邻居卡洛的故事来，无非是想用激将法，将你激回来。现在证明十分有效，我真是喜不自胜。

唯一令我担心的是你也许不肯相信我这封信上的解释，以为我真的被卡洛在照顾着，又跟她一同去度假了。其实哪有什么叫卡洛的人啊！

我是不得已用这种方法骗你回来的，这的确不是君子做的事情，但是不用这种法子，你是不肯理睬我的啊！

你在电报上说，要回来跟我拼命，欢迎你来。

新家窗帘未上，花草未种，一切等你回来经营。

请转告岳父母大人，我已经完成使命，将你骗回来了。万一你相信了我以上所说的都是真的，可能又不肯回非洲来，因为我点破了自己的谎言，于是你又放心下来，不来拼命了。

如果真是如此，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和卡洛正要同去潜水哪！

你是回来还是不回来？

拥抱你，你忠实的丈夫 荷西

这种家庭生活

去年荷西与我逃难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忙忙地跑去电信局挂越洋电话给公公婆婆，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平安了。

“母亲，是我，三毛，我们已经出来了，你一定受了惊吓。”我在电话里高兴地对婆婆说着。

“……难道你没吓到？什么？要问爸爸，你不看报？是，我们不在沙漠了，现在在它对面……怎么回事……”荷西一把将话筒接过去，讲了好久，然后挂上出来了。

“母亲什么都不知道，现在讲给她听，她开始怕了。”

“摩洛哥人和平进军天天登头条，她不知道？”

“真可怜，吓得那个样子。”荷西又加了一句。

“可是现在都过去了她才吓，我们不过损失了一个家，丢了事情，人是好好的，已经不用急了。”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一个连家具出租的美丽小洋房，马上又挂长途电话去马德里。

“父亲，我们的新地址是这个，你们记下来。在海边，是，暂时住下来，不回西班牙。是，请母亲不要担心。这里风景很好，她可以来玩，先通知我们，就可以来。是，大概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乔其姐夫知道在哪里，你们看看地图，好，知道了，好——”

荷西在讲电话，我在一边用手指画灰灰的玻璃，静静地听着。等荷西挂上电话推门出来了，我才不画了，预备跟他走。

“咦，三毛，你在玻璃上写了那么多‘钱’字做什么？”荷西瞪着看我画的字，好新鲜的样子。

“中西的不同在此也，嘿嘿！”我感喟地说了一句。

“中国父母，无论打电话，写信，总是再三地问个不停——你们钱够不够，有钱用吗？不要太省，不要瞒着父母——你的家里从来不问我们过得怎么样？逃难出来也不提一句。”

说完这话，又觉自己十分没有风度，便闭口不再噜苏了。

那一阵，所有的积蓄都被荷西与我投入一幢马德里的公寓房子里去，分期付款正在逼死我们，而手头的确是一点钱也没有，偏偏又逃难失业了。

在新家住下来不到十天，我们突然心电感应，又去打电话给马德里的公公婆婆。

“有什么事要讲吗？”荷西拿起听筒还在犹豫。

“随便讲讲嘛，没事打去，母亲也会高兴的。”

“那你先讲，我去买报纸。”荷西走出去了我就拨电话，心里却在想，如果打去台北也像打去马德里这么便宜方便，我有多高兴呢！

“喂——”娇滴滴的声音。

“妹妹，是我——”

“三毛——啊！”尖叫声。

“妹妹，我要跟母亲讲讲话，你去叫她——”

“何必呢！你们下午就面对面讲话了，我真羡慕死了，她偏偏不挑我跟去。”

听见妹妹突如其来的惊吓，我的脑中轰的一响，差点失去知觉。

“妹妹，你说母亲要来我们这里？”

“怎么？早晨发给你们的电报还没收到？她现在正在出门，十二点的飞机，到你们那儿正好是三点半，加上时差一小时——”

小妹在电话里讲个不停，我伸头出去看荷西，他正在一个柱子上靠着看报。

“荷西快来，你妈妈——”我大叫他。

“我妈妈怎么了？”刷一下就冲到话筒边来了。

“她来了，她来了，现在——”我匆匆忙忙挂下电话，语无伦次地捉住荷西。

“啊！我妈妈要来啦！”荷西居然像漫画人物似的啊了一声，面露天真无邪的笑容。

“这是偷袭，不算！”我沉下脸来。

“怎么不算？咦！你这人好奇怪。”

“她事先没有通知我，这样太吓人了，太没有心理准备，我——”

“她不是早晨打了电报来，现在一定在家里，你怎么不高兴？”

“好，不要吵了，荷西，我们一共有多少钱？”我竟然紧张得如临大敌。

“两万多块，还有半幢房子。”

“那不够，不要再提房子了，我们去公司借钱。”捉了荷西就上车。

在磷矿公司设在加纳利群岛漂亮的办公室里，我低声下气地在求人。

“这个月薪水我们没有领就疏散了，请公司先发一下，反正还有许多账都没有结，遣散费也会下来，请先拨我们五万块西币。”

在填支借表格的时候，荷西脸都红了，我咬着下唇迫他签字。

“三毛，何必呢！两万多块也许够了。”

“不够，母亲辛苦了一辈子，她来度假，我要给她过得好一点。”

领了钱，看看钱，母亲正在向我们飞来，我们却向超级市场飞去。

“这车装满了，荷西，再去推一辆小车来。”

“三毛，你——这些东西我们平时是不吃的啊！太贵了。”

“平时不吃，这是战时，要吃。”

明明是诚心诚意在买菜，却为了形容婆婆来是在打仗，被荷西意味深长地瞄了一眼。

婆婆大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不必出现，只要碰到她的边缘，夫妻之间自然南北对峙，局势分明了。

“荷西，去那边架子拿几瓶香槟，巧克力糖去换一盒里面包酒的那种，蜗牛罐头也要几罐，草莓你也拿了吗？我现在去找奶油。”

“三毛！”荷西呆呆地瞪着我，好似我突然发疯了一样。

“快，我们时间不多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拼命地催荷西开车，急得几乎要哭出来。

“你发什么神经病嘛！妈妈来没有什么好紧张的。”荷西对我大吼大叫，更增加了我的压力。

“我有理由叫你快。”我也大吼回去。

到了家门口，我只对荷西说：“把东西搬下来，肉放冰柜里，我先走了。”就飞奔回房内去。

等到荷西抱了两大箱食物进门时，我已经赤足站在澡缸里放水洗床单了。

“三毛，你疯了？”

“母亲最注重床单，我们的床给她睡，我一定要洗清洁。”

“可是一小时之内它是不会干的啊！”

“晚上要睡时它会干，现在做假的，上面用床罩挡起来，她不会去检查。哪！扫把拿去，我们来大扫除。”

“家里很清洁，三毛，你坐下来休息好不好？”

“我不能给母亲抓到把柄，快去扫。”我一面乱踩床单，一面对荷西狂吼。

等我全神贯注在洗床单时，脑子里还回响着妹妹的声音——她现在正在出门。在出门，在出门——又听到妹妹说——她偏偏不挑我跟去——她不挑我跟去——她不挑我跟去——

我听到那里，呼一下把床单举成一面墙那么高，不会动了，任着肥皂水流下手肘——她不挑妹妹跟来，表示她挑了别人跟来。她挑了别人跟来，会是谁？会是谁？

“荷西，你快来啊！不好啦！”我伸头出去大叫，荷西拖了扫把飞奔而入。

“扭了腰吗？叫你不要洗——”

“不是，快猜，是谁跟妈妈来了？会是谁？”我几乎扑上去摇他。

“我不知道。”慢吞吞的一句。

“我们怎么办？几个人来？”

“三毛，你何必这种样子，几个人来？不过是我家里的人。”荷西突然成了陌生人，冷冷淡淡地站在我面前。

“可是，他们突击我，我们逃难出来才十天，房子刚刚安顿，东西全丢了，钱也不多，我精神还没有恢复，我不是不欢迎他们，我，我——”

“你的意思是说，母亲第一次来儿子家，还得挑你高兴的时候？”

“荷西，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想给她一个好印象，你忘了当初她怎么反对我们结婚？”

“为什么旧事重提？你什么事都健忘，为什么这件事记得那么牢？”

我瞪了荷西一眼，把湿淋淋的床单一床一床地拖出去晒，彼此不再交谈。

我实在不敢分析婆婆突然来访，我自己是什么心情。做贼心虚，脸上表情就很难。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在往机场去接婆婆时，两个人却一句话都不多说，望着公路的白线往眼前飞过来。

走进机场，扩音器已经在报了：马德里来的伊伯利亚航空公司一一〇班机乘客，请到7号输送带领取行李。

我快步走到出口的大玻璃门处去张望，正好跟婆婆美丽高贵的脸孔碰个正着，我拍着玻璃大叫：“母亲！母亲！我们来接你了。”

婆婆马上从门里出来，笑容满面地抱住我：“我的儿子呢？”

“在停车，马上来了。”

“母亲，你的箱子呢？我进去提。”我问她。

“啊！不用了，二姐他们会提的。”

我连忙向里面望，却看见穿着格子衬衫的二姐夫和一个黄头发的小男孩。我闭一下眼睛，再看，又看见穿着皮裘的二姐和一个戴红帽子的小女孩。我深呼吸了一下，转过身去对婆婆笑笑，她也回报我一个十分甜蜜的笑容。

这些天兵天将的降临的确喜坏了荷西，他左拥右抱，一大家子往出口走去。我提着婆婆中型的箱子跟在后面，这才发觉，荷西平日是多么缺乏家庭的温暖啊！一个太太所能给他的实在是太少了。

到了家，大家开箱子挂衣服，二姐对我说：“这么漂亮的家，不请我们来，真是坏心眼，还好我们脸皮厚，自己跑来了。”

“我们也才来了十天，刚刚租下来。”

拿了一个衣架到客厅去，荷西正在叫：“太太，你怎么啦！下酒的菜拿出来啊！不要小气，姐夫喝酒没菜不行的。”

我连忙去冰箱里拿食物，正在装，婆婆在我后面说：“孩子，我的床怎么没有床单，给我床单，我要铺床。”

“母亲，等晚上我给你铺，现在洗了，还没有干。”

“可是，我没有床单——”

“妈妈，你别吵了。”二姐手里挟了金毛外甥，拿了一条裤子，大步走过来。

“三毛，拜托点点热水炉，大卫泻肚子，拉了一身，我得替他洗澡，这条裤子你丢到洗衣机里去洗一下，谢谢！”

二姐当然不会知道，我们还没有洗衣机。我赶快拿了脏裤子，到花园的水龙头下去冲洗。通客厅的门却听见姐夫的拍掌声——“弟妹，我们的小菜呢？”

“啊，我忘了，这就来了。”我赶快擦干了手进屋去搬菜，却听见荷西在说笑话：“三毛什么都好，就是有健忘症，又不能干。”

再回到水龙头下洗小孩子的裤子，旁边蹲下来一个小红帽，她用力拉我的头发，对我说：“戴克拉夫人，我要吃巧克力糖。”

“好，叫荷西去开，乖，舅妈在忙，嗯！”我对她笑笑，拉回自己的头发，拎起裤子去晒，却看见婆婆站在后院的窗口。

“母亲，休息一下啊！你坐飞机累了。”

“我是累了，可是我要睡床单，不要睡床罩。”

我赶紧跑进屋去，荷西与姐夫正在逍遥。

“荷西，你出去买床单好吗？拜托，拜托。”

他不理。

“荷西，请你。”我近乎哀求了，他才抬起头。

“为什么差我出去买床单？”

“不够，家里床单不够。”

“那是女人的事。”他又去跟姐夫讲话了，我废然而去。

“戴克拉，我要吃糖。”小红帽又来拉我。

“好，乖，我们来开糖，跟我来。”我拉着小女孩去厨房。

“这种我不要吃，我要里面包杏仁的。”她大失所望地看着我。

“这种也好吃的，你试试看。”我塞一块在她口里就走了。

谁是戴克拉？我不叫戴克拉啊！

“三毛，拿痱子粉来。”二姐在卧室里喊着，我赶快跑进去。

“没有痱子粉，二姐，等一下去买好吗？”

“可是大卫现在就得搽。”二姐咬着嘴唇望着我，慢慢地说。

我再去客厅摇荷西：“嗯！拜托你跑一趟，妈妈要床单，大卫要痱子粉。”

“三毛，我刚刚开车回来，你又差我。”荷西睁大着眼睛，好似烦我纠缠不清似的瞪着人。

“我就是要差你，怎么样？”我脸忽一下沉了下来。

“咦！这叫恩爱夫妻吗？三毛！”姐夫马上打哈哈了。

我板过脸去望厨房，恰好看见婆婆大呼小叫走出来，手里拿着那盒糖，只好赶快笑了。

“天啊！她说戴克拉给她吃的，这种带酒的巧克力糖，怎么可以给小孩子吃，她吃了半盒。安琪拉，快来啊！你女儿——”

“天知道，你这小鬼，什么东西不好吃，过来——”二姐从房里冲出来，拉了小女儿就大骂，小孩满嘴圈的巧克力，用手指指我。

“是她叫我吃的。”

“三毛，你不知道小孩子不能吃有酒精的糖吗？她不像你小时候——”荷西好不耐烦地开始训我。

我站在房子中间，受到那么多眼光的责难，不知如何下台。只好说：“她不吃，我们来吃吧！母亲，你要不要尝一块？”

突然来的混乱，使我紧张得不知所措。

分离了一年，家庭团聚，除了荷西与姐夫在谈潜水之外，我们没有时间静下来谈谈别后的情形。

荷西去买床单时，全家都坐车进城了，留下泻肚子的三岁大卫和我。

“你的起动机在哪里？”他专注地望着我。

“乖大卫，三毛没有起动机，你去院子里抓小蜗牛好吗？”

“我爸爸说，你有小起动机，我要起动机。”

“三毛替你用筷子做一个起动机。来，你看，用橡皮筋绑起来，这一支筷子可以伸出去，你看，像不像？”

“不像，不像，我不要，呜，呜——”筷子一大把往墙上摔。

“不要哭，现在来变魔术。咦！你看，橡皮筋从中指跳到小指去了，你吹一口气，试试看，它又会跳回来——”

“我不要，我要起动机——”

我叹一口气从地上爬起来，晚饭要煮了，四菜一汤。要切、要洗、要炒，甜点做布丁方便些；桌布餐巾得翻出来；椅子不够，赶快去邻居家借；刀叉趁着婆婆没回来，快快用去污粉擦擦亮；盘子够不够换？酒够不够冰？姐夫喝红酒还是威士忌？荷西要啤酒，小孩子们喝可乐还是橘子水？婆婆是要矿泉水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杯子都不相同，要再翻翻全不全。冰块还没有冻好，饭做白饭还是火腿蛋炒饭？汤里面不放笋干放什么？笋干味道婆婆受得了吗？晚饭不要太油腻了，大卫泻肚子；吃吐司面包是不是要烤？

这么一想，几秒钟过去了，哭着的小孩子怎么没声音了，赶快出去看，大卫好好地坐着动也不动，冲过去拖他起来，大便已经泻了一身一地。

“小家伙，你怎么不叫我？不是跟你讲了一千遍上厕所要叫、要喊，快来洗。”

乱洗完了小孩，怎么也找不到他替换的长裤，只好把他用毯子包起来放在卧室床上。一面赶快去关火，洗裤子，再用肥皂水洗弄脏了的地毯，洗着洗着大批人就回来了。

“肚子饿坏了，三毛，开饭吧！”怎不给人喘口气的时间？

“好，马上来了。”丢下地毯去炒菜，荷西轻轻地走过来，体贴地说：“不要弄太多菜，吃不了。”

“不多！”我对他笑笑。

“天啊！谁给你光着屁股站在冰凉的地上，小鬼，你要冻坏啦！你的裤子呢？刚刚给你换上的，说——”二姐又在大喊起来。

“荷西，你去对二姐说，我替他又洗了，他泻了一身，刚刚包住的，大概自己下床了。”

“我说，她这种没有做妈妈的人，就不懂管孩子，不怪她，怪你自己不把大卫带去。”

“我怎么带？他泻肚子留在家里总不会错，三毛太不懂事了。”

姑姑和婆婆又在大声争执。她们是无心的，所以才不怕我听到，我笑了一笑，继续煮菜。

晚饭是愉快的时光，我的菜没有人抱怨，因为好坏都是中国菜，没有内行。吃的人在烛光下一团和气，只有在这一刻，我觉得家庭的温暖是这么地吸引着我。

饭后全家人洗澡，我把荷西和我第二日要穿的衣物都搬了出来。家中有三张床，并没有争执和客气，很方便地分配了。

姐夫和姐姐已把行李打开在我们卧室，妈妈单独睡另一室，小黛比睡沙发，荷西与我睡地上。

等到躺下地铺上去时，我轻轻地叹了口气，我竟然是那么累了，不过半天的工夫而已。

“荷西，床单都是大炮牌的，一共多少钱？”

“八千块。”

我在黑暗中静静地望着他低低地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也有本地货的吗？只要三百块一条。”

他不响。再问：“这几条床单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用。”

“妈妈说用完她要带回去，这种床单好。”

“她有一大柜子的绣花床单，为什么——”

“三毛，睡吧！不要有小心眼，睡吧！”

我知道自己是个心胸狭小的人，忍住不说话才不会祸从口出，只好不许自己回嘴了。

夜间在睡梦里有人敲我的头，我惊醒了坐起来，却是小大卫哭兮兮地站在我面前。

“要上厕所，呜——”

“什么？”我渴睡欲死，半跌半爬地领他去洗手间。

“妈妈呢？”我轻轻问他。

“睡觉。”

“好，你乖，再去睡。”轻轻将他送到房门口，推进去。

“戴克拉，我要喝水。”小红帽又在沙发上坐了起来。

“你是小红帽，不会去找祖母？来，带你去喝水，厕所上不上？”

服侍完两个孩子，睡意全消。窗外的大海上，一轮红日正跳一样地出了海面。

轻手轻脚起床，把咖啡加在壶里，牛油、果酱、乳酪都搬出来，咖啡杯先在桌上放齐，糖、牛奶也装好。再去地上睡，婆婆已经起床了。

“母亲早！天冷，多穿些衣服。”

婆婆去洗手间，赶快进去替她铺好床，这时小黛比也起来了，再上去替她穿衣。

“去喝牛奶，戴克拉来铺床。”

“你们吵什么，讨厌！”地上赖着的荷西翻身再睡。

“我不要牛奶，我要可可。”

“好，先吃面包，我来冲可可。”

“我不吃面包，在家里我吃一碗麦片。”

“我们没有麦片，明天再吃，现在吃面包。”

“我不要，呜，我不要！”小红帽哭了。

“哎！吵什么呢！黛比，你不知道弟弟要睡吗？”二姐穿了睡衣走出来怒眼相视，再对我点点头道了早安。

“早！”姐夫也起来了。再一看，荷西也起来了，赶快去收地铺。

把地铺、黛比的床都铺好，婆婆出洗手间，姐姐进去，我是轮不到的了。

“母亲，喝咖啡好吗？面包已经烤了。”

“孩子，不用忙了，我喝杯茶，白水煮一个蛋就可以。”

“荷西，请你把这块烤好的面包吃掉好吗？”

“嘿嘿，不要偷懒欺负先生，我要的是火腿荷包蛋和橘子水。”

正要煮茶、煮蛋、煮火腿，房内大卫哭了，我转身叫黛比：“宝贝，去看看你弟弟，妈妈在厕所。”

婆婆说：“随他去，这时候醒了，他不会要别人的，随他去。”

正要随他去，二姐在厕所里就大叫了：“三毛，拜托你去院子里收裤子，大卫没得换的不能起床了。”

飞快去收完裤子，这面茶正好滚了，火腿蛋快焦了，婆婆已笑眯眯地坐在桌前。

“姐夫，你喝咖啡好吗？”

“啊！还是给我一罐啤酒，再煮一块小鱼吧！”

“什么鱼？”我没有鱼啊！

“随便什么鱼都行！”

“荷西——”我轻轻喊了一声荷西，婆婆却说：“三毛，我的白水蛋要煮老了吧！还没来。”

我在厨房捞蛋，另外开了一罐沙丁鱼罐头丢下锅，这时二姐披头散发进来了：“三毛，熨斗在哪里？这条裤子没有干嘛！”

替二姐插好熨斗，婆婆的蛋，姐夫的鱼都上了桌，二姐却在大叫：“三毛，麻烦你给大卫煮一点麦片，给我烤一片乳酪面包，我现在没空。”

“麦片？我没有预备麦片。”我轻轻地说。

“这种很方便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常备，巧克力糖倒是不必要的。算了，给大卫吃饼干好了。”婆婆说。

“没——没有饼干。”

“好吧！吃烤面包算了。”二姐在房内喊，我赶快去弄。

早餐桌上，荷西、姐夫和婆婆，在商量到哪里去玩，二姐挟了穿整齐的小孩出来吃饭。

“三毛，你好了吗？你去铺铺床，我还没有吃饭没有化妆呢！这小孩真缠人。”

铺好了姐夫姐姐的床，各人都已吃完早餐，我赶快去收碗，拿到厨房去冲洗。

“三毛，你快点，大家都在等你。”

“等我？”我吃了一惊。

“快啊！你们这些女人。”

“车子太挤，你们去玩，我留下来做中饭。”

“三毛，不要耍个性，母亲叫你去你就去。”

“那中饭在外面吃？”我渴望地问。

“回来吃，晚点吃好吗？”婆婆又说。

“好，我去刷牙洗脸就来。”

“三毛，你一个早上在做什么，弄到现在还没梳洗。”荷西不耐烦地催着。

“我在忙哪！”忍着气分辩着。

“忙什么！我们大家都吃最简单的，小孩子们连麦片都没得吃，也不知你昨天瞎买了两大箱什么吃的。”

“荷西，他们是临时出现的，我买东西时只想到母亲，没想到他们会来。”

“走吧！”他下楼去发动车子，我这边赶快把中午要吃的肉拿出来解冻，外面喇叭已按个不停了。

挤进车子后座，大家兴高采烈，只有我，呆呆地望着窗外往后倒的树木。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我沙漠逃难的情形，没有一句话问我们那个被迫丢掉了的家。婆婆没有问一声儿子未来的职业，更没有叫我们回马德里去，婆婆知道马德里付了一半钱的房子，而今荷西没有了收入，分期付款要怎么付，她不闻不问。她、姐姐、姐夫，来了一天了，所谈的不过是他们的生活和需求，以及来度假的计划。我们的愁烦，在他们眼里，可能因为太明显了，使得他们亲如母子，也不过问，这是极聪明而有教养的举动。比较之下，中国的父母是多么的愚昧啊！中国父母只会愁孩子冻饿，恨不能把自己卖了给孩子好处。

开车兜风，在山顶吃冰淇淋，再开下山回家来已是下午一点了。我切菜洗菜忙得满头大汗，那边却在喝饭前酒和下酒的小菜。

将桌子开好饭，婆婆开始说了：“今天的菜比昨天咸，汤也没有煮出味道来。”

“可能的，太匆忙了。”

“怕匆忙下次不跟去就得了。”

“我可没有要去，是荷西你自己叫我不许耍个性——”

“好啦！母亲面前吵架吗？”姐夫喝了一声，我不再响了。

吃完饭，收下盘碗，再拼命地把厨房上下洗得雪亮，已是下午四点半了。走出客厅来，正要坐下椅子，婆婆说：“好啦，我就是在等你空出手来，来，去烤一个蛋糕，母亲来教你。”

“我不想烤，没有发粉。”

“方便得很的，三毛，走，我们开车去买发粉。”二姐兴冲冲地给我打气。

我的目光乞怜地转向荷西，他一声不响好似完全置身事外。我低着头去拿车子钥匙，为了一包发粉，开十四公里的路，如果不是在孝顺的前提之下，未免是十分不合算的事。

蛋糕在我婆婆的监督下发好了，接着马上煮咖啡，再放杯子，全家人再度喝下午咖啡吃点心，吃完点心，进城去逛，买东西，看商店，给马德里的家族买礼物，夜间十点半再回来。我已烤好羊腿等着饥饿的一群，吃完晚饭，各自梳洗就寝，我们照例是睡地上，我照例是一夜起床两次管小孩。

五天的日子过去了，我清早六时起床，铺床，做每一份花色不同的早饭，再清洗所有的碗盘，然后开始打扫全家，将小孩大人的衣服收齐，泡进肥皂粉里，拿出中午要吃的菜来解冻，开始洗衣服，晾衣服。这时婆婆他们全家都已出门观光，湿衣服晾上，开始烫干衣服，衣服烫好，分别挂上，做中饭，四菜一汤，加上小孩子们特别要吃的东西，楼下车子喇叭响了，赶快下去接玩累了的婆婆。冷饮先送上，给各人休息；午饭开出来，吃完了，再洗碗，洗完碗，上咖啡，上完咖啡，再洗盘子杯子，弄些点心，再一同回去城里逛逛；逛了回来，晚饭，洗澡，铺婆婆的床，小黛比的沙发，自己的地铺，已是整整站了十六小时。

“荷西。”夜间我轻轻地叫先生。

“嗯？”

“他们要住几天？”

“你不会问？”

“你问比较好，拜托你。”我埋在枕头里几乎呜咽出来。

“不要急，你烦了他们自然会走。”

我翻个身不再说话。

我自己妈妈在中国的日子跟我现在一色一样，她做一个四代同堂的主妇，整天满面笑容；为什么我才做了五天，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对荷西的家人尚且如此，对外人又会怎么样？我自责得很，我不快乐极了。

我为什么要念书？我念了书，还是想不开；我没有念通书本，我看不出这样繁重的家务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跟荷西整日没有时间说话，我跟谁也没有好好谈过，我是一部家务机器，一部别人不丢铜板就会活动的机器人，简单得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操纵我。

又一个早晨，全家人都去海边了，沙漠荷西的老友来看我们。

“噢！圣地亚哥，怎么来了？不先通知。”

“昨天碰到荷西的啊！他带了母亲在逛街。”

“啊！他忘了对我说。”

“我——我送钱来给你们，三毛。”

“钱，不用啊！我们向公司拿了。”

“用完了，荷西昨天叫我送来的。”

“用完了？他没对我说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们一共有七万多块。

“反正我留两万块。”

“也好！我们公司还有二十多万可以领，马上可以还你，对不起。”

送走了圣地亚哥，我心里起伏不定，忍到晚上，才轻轻地问荷西：“钱用完了？吃吃冰淇淋不会那么多。”

“还有汽车钱。”

“荷西，你不要开玩笑。”

“你不要小气，三毛，我不过是买了三只手表，一只给爸爸，一只给妈妈，一只是留着给黛比第一次领圣餐时的礼物。”

“可是，你在失业，马德里分期付款没有着落，我们前途茫茫——”

荷西不响，我也不再说话，圣地亚哥送来的钱在黑暗中数清给他，叫他收着。

十五天过去了，我陪婆婆去教堂望弥撒，我不是天主教，坐在外面等。

“孩子，我替你祷告。”

“谢谢母亲！”

“祷告圣母马利亚快快给你们一个小孩，可爱的小孩，嗯！”

母亲啊！我多么愿意告诉你，这样下去，我永远不会有孩子，一个白天站十六七小时的媳妇，不会有心情去怀孕。

二十天过去了，客厅里堆满了玩具，大卫的起动机、电影放映机、溜冰板，黛比的洋娃娃、水桶、小熊，占据了全部的空间。

“舅舅是全世界最好的人。”黛比坐在荷西的脖子上拍打他的头。

“舅妈是坏人，砰！砰！打死她！”大卫冲进厨房来拿手枪行凶。

“你看！他早把马德里忘得一干二净了。”二姐笑着说，我也笑笑，再低头去洗菜。

舅妈当然是坏人，她只会在厨房，只会埋头搓衣服，只会说：“吃饭啦！”只会烫衣服。她不会玩，不会疯，也不会买玩具，她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家庭主妇。

“荷西，母亲说她要再多住几天？”夜半私语，只有这个话题。

“一个月都没到，你急什么。”

“不急，我已经习惯了。”说完闭上眼睛，黑暗中，却有丝丝的泪缓缓地流进耳朵里去。

“我不是谁，我什么人都不是了。”

荷西没有回答，我也知道，这种话他是没有什么可回答的。

“我神色憔悴，我身心都疲倦得快疯了。”

“妈妈没有打你，没有骂你，你还不满意？”

“我不是不满意她，我只是觉得生活没有意义，荷西，你懂不懂，这不是什么苦难，可是我——我失去了自己，只要在你家人面前，我就不是我了，不是我，我觉得很苦。”

“伟大的女性，都是没有自己的。”

“我偏不伟大，我要做自己，你听见没有。”我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

“你要吵醒全家人？你今天怎么了？”

我埋头在被单里不回答，这样的任性没有什么理由，可是荷西如此地不了解我，着实令我伤心。

上一代的女性每一个都像我这样地度过了一生，为什么这一代的我就做不到呢！

“你家里人很自私。”

“三毛，你不反省一下是哪一个自私，是你还是她们。”

“为什么每次衣服都是我洗，全家的床都是我铺，每一顿的碗都是我收，为什么——”

“是你要嘛！没有人叫你做，而且你在自己家，她们是客。”

“为什么我去马德里做客，也是轮到我，这不公平。”

再说下去，荷西一定暴跳如雷，我塞住了自己的嘴，不再给自己无理取闹下去。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切都要有爱才有力量去做出来，我在婆婆面前做的，都不够爱的条件，只是符合了礼教的传统，所以内心才如此不耐吧！

“我甚至连你也不爱。”我生硬地对他说，语气陌生得自己都不认识了。

“其实，是她们不够爱我。”喃喃自语，没有人答话，去摇摇荷西，他已经睡着了。

我叹了口气翻身去睡，不能再想，明天还有明天的日子要担当。

一个月过去了，公公来信请婆婆回家，姐夫要上班。他们决定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好似再也做不动了似的要瘫了下来。人的意志真是件奇怪的东西，如果婆婆跟我住一辈子，我大概也是撑得下去的啊！

最后的一夜，我们喝着香槟闲话着家常，谈了很多西班牙内战的事情，然后替婆婆理行李，再找出一些台湾玉来给二姐。只有荷西的失业和房子，是谁也不敢涉及的话题，好似谁问了，这包袱就要谁接了去似的沉重。

在机场，我将一朵兰花别在婆婆胸前，她抱住了荷西，像要永别了似的亲个不住，样子好似眼泪快要流下来，我只等她讲一句：“儿啊！你们没有职业，跟我回家去吧！马德里家里容得下你们啊！”

但是，她没有说，她甚而连一句职业前途的话都没有提，只是抱着孩子。

我上去拥别她，婆婆说：“孩子，这次来，没有时间跟你相处，你太忙了，下次再来希望不要这么忙了。”

“我知道，谢谢母亲来看我们。”我替她理理衣襟上的花。

“好，孩子们，说再见，我们走了。”二姐弯身叫着孩子们。

“舅舅再见！舅妈再见！”

“再见！”大人们再拥抱一次，提着大包小包进入机坪。

荷西与我对看了一眼，没有说一句话，彼此拉着手走向停车场。

“三毛，你好久没有写信回台湾了吧？”

“这就回去写，你替我大扫除怎么样？”我的笑声突然清脆高昂起来。

这种家庭生活，它的基石建筑在哪里？

我不愿去想它，明天醒来会在自己软软的床上，可以吃生力面，可以不做蛋糕，可以不再微笑，也可以尽情大笑，我没有什么要来深究的理由了。

塑胶儿童

荷西与我自从结婚以来，便不再谈情说爱了，许多人讲——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我们十分同意这句话。

一旦进入了这个坟墓，不但不必在冬夜里淋着雪雨无处可去，也不必如小说上所形容的刻骨铭心地为着爱情痛苦万分。当然，也更不用过分注意自己的外观是否可人，谈吐是否优雅，约会太早到或太迟到，也不再计较对方哪一天说了几次——我爱你。

总之，恋爱期间种种无法形容的麻烦，经过了结婚的葬礼之后，都十分自然地消失了。

当然，我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以我的个性，如果恋爱真有上面所说的那么辛苦，想来走不到坟场就来个大转弯了。

婚后的荷西，经常对我说的，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本“对话录”都还要简单百倍的。

我们甚而不常说话，只做做“是非”“选择”题目，日子就圆满地过下来了。

“今天去了银行吗？”

“是。”

“保险费付了吗？”

“还没。”

“那件蓝衬衫是不是再穿一天？”

“是。”

“明天你约了人回来吃饭？”

“没有。”

“汽车的机油换了吗？”

“换了。”

乍一听上去，这对夫妇一定是发生婚姻的危机了，没有情趣的对话怎不令一个个渴望着爱情的心就此枯死掉？事实上，我们跟这世界上任何一对夫妇的生活没有两样，日子亦是平凡地在过下去，没有什么不幸福的事，也谈不上什么特别幸福的事。

其实上面说的完全是不必要的废话。

在这个家里，要使我的先生荷西说话或不说话，开关完全悄悄地握在我的手里。他有两个不能触到的秘密，亦是使他激动喜乐的泉源，这事说穿了还是十分普通的。

“荷西，你们服兵役时，也是一天吃三顿吗？”

只要用这么奇怪的一句问话，那人就上钩了。姜太公笑眯眯地坐在床边，看这条上当的鱼，突然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立正，稍息，敬礼，吹号，神情恍惚，眼睛发绿；军营中的回忆使一个普通的丈夫突然在太太面前吹成了英雄好汉，这光辉的时刻永远不会退去，除非做太太的听得太辛苦了，大喝一声——“好啦！”这才悠然而止。

如果下次又想逗他忘形地说话，只要平平常常地再问一次——“荷西，你们服兵役时，是不是吃三顿饭？”——这人又会不知不觉地跌进这个陷阱里去，一说说到天亮。

说说军中的生活并不算长得不能忍受，毕竟荷西只服了两年的兵役。

我手里对荷西的另外一个开关是碰也不敢去碰，情愿天天做做是非题式的对话，也不去做姜太公，那条鱼一开口，可是三天三夜不给人安宁了。

“荷西，窗外一大群麻雀飞过。”我这话一说出口，手中锅铲一软，便知自己无意间触动了那个人的话匣子，要关已经来不及了。

“麻雀，有什么稀奇！我小的时候，上学的麦田里，成群的……我哥哥拿了弹弓去打……你不知道，其实野兔才是……那种草，发炎的伤口只要……”

“荷西，我不要再听你小时候的事情了，拜托啊！”我捂住耳朵，那人张大了嘴，笑哈哈地望着远方，根本听不见我在说话。

“后来，我爸爸说，再晚回家就要打了，你知道我怎么办……哈！哈！我哥哥跟我……”

荷西只要跌入童年的回忆里去，就很难爬得出来。只见他忽而仰天大笑，忽而手舞足蹈，忽而作势，忽而长啸。这样的儿童剧要上演得比兵役还长几年，这才啪一下把自己丢在床上，双手枕头，满意地叹了口气，沉醉在那份甜蜜而又带着几分怅然的情绪里去。

“恭喜你！葛先生，看来你有一个圆满的童年！”我客气地说着。

“啊！”他仍在笑着，回忆实在是一样吓人的东西，悲愁的事，摸触不着了，而欢乐的事，却一次比一次鲜明。

“你小时候呢？”他看了我一眼。

“我的童年跟你差不多，捉萤火虫，天天爬树，跟男生打架，挑水蛇，骑脚踏车，有一次上学路上还给个水牛追得半死，夏天好似从来不知道热，冬天总是为了不肯穿毛衣跟妈妈生气，那时候要忙的事情可真多——”我笑着说。

“后来进入少年时代了，天天要恶补升初中，我的日子忽然黯淡下来了，以后就没好过——”我又叹了口气，一路拉着床罩上脱线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童年总是不错，你说是不是？”

“十分满意。”我拍拍他的头，站起来走出房去。

“喂，你是台北长大的吗？”

“跟你一样，都算城里人，可是那个时候的台北跟马德里一样，还是有野外可去的哪！而且就在放学的一路上回家，就有得好玩了。”

“荷西，你们的老师跟不跟你们讲这些，什么儿童是国家的栋梁、未来的主人翁之类的话啊？”

“怎么不讲，一天到晚说我们是国家的花朵。”荷西好笑地说。

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好笑，老师的话是对的，可惜的是，我不学无术，连自己家的主人翁都只做了一半，又常常要背脊痛，站不直，不是栋梁之材；加上长得并不娇艳，也不是什么花朵。浮面的解释，我已完完全全辜负了上一代的老师对我殷殷的期望。

多年来，因为自己不再是儿童，所以很难得与儿童有真正相聚的时候，加上自己大半时候住在别人的土地上，所以更不去关心那些外国人的孩子怎么过日子了。

这一次回国小住，忽见姐姐和弟弟的孩子都已是一朵朵高矮不齐可爱得迎风招展的花朵了，真是乍惊乍喜。看看他们，当然联想到这些未来的栋梁和主人翁不知和自己生长时的环境有了多大的不同，我很喜欢跟他们接近。

我家的小孩子，都分别住在一幢幢公寓里面，每天早晨大的孩子们坐交通车去上小学，小的也坐小型巴士去上幼稚园。

我因为在回国时住在父母的家中，所以大弟弟的一对双生女儿与我是住同一个屋顶下的。

“请问小朋友，你们的学校有花吗？”

说这话时，做姑姑的正在跟侄女们玩“上课”的游戏。

“报告老师，我们的学校是跟家里这样的房子一样的，它在楼下，没有花。”

“老师在墙上画了草地，还有花，有花嘛，怎么说没有。”另外一个顶了她姐姐一句。

“现在拿书来给老师念。”姑姑命令着，小侄女们马上找出图画书来送上。

“这是什么？”

“月亮。”

“这个呢？”

“蝴蝶。”

“这是山吗？”

“不是，是海，海里好多水。”小朋友答。

“你们看过海吗？”

“我们才三岁，姑姑，不是，老师，长大就去看，爸爸说的。”

“你们看过真的月亮、蝴蝶和山吗？”被问的拼命摇头。

“好，今天晚上去看月亮。”姑姑看看紧靠着窗口邻家的厨房，叹了一口气。

看月亮本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月亮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传说，但是手里拉着两个就站在文具店的街外看月亮的孩子，月光无论如何不能吸引她们。

我们“赏月”的结果，是两个娃娃跑进文具店，一人挑了一块彩色塑胶垫板回家，兴高采烈。

父亲提议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坚持全家的孩子都带去，姐姐念小学的三个和弟弟的两个都一同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三个大人，带五个小孩子去旅行？”姐姐不同意地说。

“孩子们的童年很快就会过去，我要他们有一点点美丽的回忆，我不怕麻烦。”

被孩子们盼望得双眼发直的旅行，在我们抵达花莲亚士都饭店时方才被他们认可了，兴奋地在我们租下的每一个房间里乱跑。

点心被拆了一桌，姐姐的孩子们马上拿出自己私藏的口香糖、牛肉干、话梅这一类的宝贝交换起来。

“小朋友，出来看海，妹妹，来看书上写的大海。”我站在凉台上高叫着，只有一个小男生的头敷衍地从窗帘里伸出来看了一秒钟，然后缩回去了。

“不要再吃东西了，出来欣赏大自然。”我冲进房内去捉最大的蕙蕙，口中命令似的喊着。

“我们正忙呢！你还是过一下再来吧！”老二芸芸头也不抬地说，专心地在数她跟弟弟的话梅是不是分少了一粒。

“小妹来，你乖，姑姑带你去看海。”我去叫那一双三岁的女娃娃们。

“好怕，阳台高，我不要看海。”她缩在墙角，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我这一生岂没有看过海吗？我跟荷西的家，窗外就是大海。但是回国来了，眼巴巴地坐了飞机带了大群未来的主人翁来花莲，只想请他们也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而他们却是漠不关心的。海，在他们上学放学住公寓的生活里，毕竟是那么遥远的事啊！

大自然对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啊！

黄昏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带着孩子们在旅馆附近散步，草丛里数不清的狗尾巴草在微风里摇晃着，偶尔还有一两只白色的蝴蝶飘然而过。我奔入草堆里去，本以为会有小娃娃们在身后跟来，哪知回头一看，所有的儿童——这一代的——都站在路边喊着——姑姑给我采一根，我也要一根狗尾巴——阿姨，我也要，拜托，我也要——狗尾巴，请你多采一点——

“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进来采？”我奇怪地回头去问。

“好深的草，我们怕蛇，不敢进去。”

“我小时候怕的是柏油路，因为路上偶尔会有车子；现在你们怕草，因为你们只在电视上看看它，偶尔去一趟荣星花园，就是全部了。”我分狗尾巴草时在想，不过二十多年的距离，却已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这一代还能接受狗尾巴草，只是自己去采已无兴趣了，那么下一代是否连墙上画的花草都不再看了呢？

看“山地小姐”穿红着绿带着假睫毛跳山地舞之后，我们请孩子们上床，因为第二天还要去天祥招待所住两日。

城里长大的孩子，最大的悲哀在我看来，是已经失去了大自然天赋给人的灵性。一整个早晨在天祥附近带着孩子们奔跑，换来的只是近乎为了讨好我，而做出的对大自然礼貌上的欢呼，直到他们突然发现了可以玩水的游泳池，这才真心诚意地狂叫了起来，连忙往水池里奔去。

看见他们在水里打着水仗，这样的兴奋，我不禁想着，塑胶的时代早已来临了，为什么我不觉得呢？

“阿姨，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塑胶做的？我们不是。”他们抗辩着。

我笑而不答，顺手偷了孩子一粒话梅塞入口里。

天祥的夜那日来得意外的早，我带了外甥女芸芸在广场上散步，一片大大的云层飘过去，月亮就悬挂在对面小山的那座塔顶上，月光下的塔，突然好似神话故事里的一部分，是这么的中国，这么的美。

“芸芸，你看。”我轻轻地指着塔、山和月亮叫她看。

“阿姨，我看我还是进去吧！我不要在外面。”她的脸因为恐惧而不自在起来。

“很美的，你定下心来看看。”

“我怕鬼，好黑啊！我要回去了。”她用力挣脱了我的手，往外祖父母的房内飞奔而去，好似背后有一百个鬼在追她似的。

勉强孩子们欣赏大人认定的美景，还不如给他们看看电视吧！大自然事实上亦不能长期欣赏的，你不生活在它里面，只是隔着河岸望着它，它仍是无聊的。

这一代的孩子，有他们喜好的东西，旅行回来，方才发觉，孩子们马上往电视机奔去，错过了好几天的节目，真是遗憾啊！

我家十二岁的两个外甥女，已经都戴上了眼镜，她们做完了繁重的功课之后，唯一的消遣就是看电视，除了这些之外，生活可以说一片空白。将来要回忆这一段日子，想来不过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就带过了吧。

再回到加纳利群岛来，荷西与我自然而然地谈起台北家中的下一代。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分不清树的种类，认不得虫，没碰过草地，也没有看过银河星系。”

“那他们的童年在忙什么？”荷西问。

“忙做功课，忙挤校车，忙补习，仅有的一点空闲，看看电视和漫画书也就不够用了。”

“我们西班牙的孩子可能还没那么紧张。”

“你的外甥女们也是一样，全世界都差不多了。”

没有多久，荷西姐姐的几个孩子们被送上飞机来我们住的岛上度假。

“孩子们，明天去山上玩一天，今天早早睡。”

我一面预备烤肉，一面把小孩们赶去睡觉，想想这些外国小孩也许是不相同的。

第二天早晨进入车房时，孩子们发现了一大堆以前的邻居丢掉的漫画书，欢呼一声，一拥而上，杂志马上瓜分掉了。

在蓝灰色的山峦上，只有荷西与我看着美丽的景色，车内的五个孩子鸦雀无声，他们埋头在漫画里。

烤肉，生火，拾枯树枝，在我做来都是极有乐趣的事，但是这几个孩子悄悄耳语，抱着分到的漫画书毫不带劲地坐在石块上。四周清新的空气，野地荒原，蓝天白云，在他们，都好似打了免疫针似的完全无所感动，甚而连活动的心情都没有了。

最后，五个显然是有心事的孩子，推了老大代表，咳了一声，很有礼地问荷西：“舅舅，还要弄多久可以好？”

“怎么算好？”

“我是说，嗯，嗯，可以吃完了回去？”他摸了一下鼻子，很不好意思地说。

“为什么急着回去？”我奇怪地问。

“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三点有电视长片，我们——我们不想错过。”

荷西与我奇怪地对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又是一群塑胶儿童！”

这几个孩子厌恶地瞪着我们，显然地不欢迎这种戏称。

车子老远地开回家，还没停好，孩子们已经尖叫着跳下车，冲进房内，按一按电钮，接着热烈地欢呼起来。

“还没有演，还来得及。”

这批快乐的儿童，完完全全沉醉在电视机前，忘记了四周一切的一切。

我轻轻地跨过地下坐着躺着的小身体，把采来的野花插入瓶里去。这时候，电视里正大声地播放广告歌——喝可口可乐，万事如意，请喝可——口——可——乐。

什么时候，我的时代已经悄悄地过去了，我竟然到现在方才察觉。

卖花女

我们的家居生活虽然不像古时陶渊明那么的悠然，可是我们结庐人境，而不闻车马喧，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能够坚持做乡下人的傻瓜如我们，大概已不多见了。

我住在这儿并不是存心要学陶先生的样，亦没有在看南山时采菊花，我只是在这儿住着，做一只乡下老鼠。

荷西更不知道陶先生是谁，他很热中于为五斗米折腰，问题是，这儿虽是外国，要吃米的人倒也很多，这五斗米、那五斗米一分配，我们哈弯了腰，能吃到的都很少。

人说：“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们是穷人，居然还敢去住在荒僻的海边，所以被人遗忘是相当自然的事。

在乡间住下来之后，自然没有贵人登门拜访，我们也乐得躲在这桃花源里享享清福，遂了我多年的心愿。

其实在这儿住久了，才会发觉，这个桃花源事实上并没有与世隔绝，一般人自是忘了我们，但是每天探进“源”内来的人还是很多，起码卖东西的小贩们，从来就扮着武陵人的角色，不放过对我们的进攻。

在我们这儿上门来兜售货物的人，称他们推销员是太文明了些，这群加纳利岛上来的西班牙人并不是为某个厂商来卖清洁剂，亦不是来销百科全书，更不是向你示范吸尘器。他们三天五天地登门拜访，所求售的，可能是一袋番茄，几条鱼，几斤水果，再不然几盆花，一打鸡蛋，一串玉米……

我起初十分乐意向这些淳朴的乡民买东西，他们有的忠厚，有的狡猾；有的富，有的穷，可是生意一样地做，对我也方便了不少，不必开车去镇上买菜。

说起后来我们如何不肯再开门购物，拒人千里之外，实在是那个卖花老女人自己的过错——

写到这儿，我听见前院木栅被人推开的声音，转头瞄了外面一眼，马上冲过去，将正在看书的荷西用力推了一把，口里轻喊了一声——“警报”，然后飞奔去将客厅通花园的门锁上，熄了厨房熬着的汤，再跟在荷西的后面飞奔到洗澡间去，跳得太快，几乎把荷西挤到浴缸里去，正在这时，大门已经被人砰砰地乱拍了。

“开门啊！太太，先生！开门啊！”

我们把浴室的门轻轻关上，这个声音又绕到后面卧室的窗口去叫，打着玻璃窗，热情有劲地说：“开门啊！开门啊！”

这个人把所有可以张望的玻璃窗都看完了，又回到客厅大门来，她对着门缝不屈不挠地叫着：“太太，开门吧！我知道你在里面，你音乐在放着嘛！开门啦，我有话对你讲。”

“收音机忘记关了！”我对荷西说。

“那么讨厌，叫个不停，我出去叫她走。”荷西拉开门预备出去。

“不能去，你弄不过她的，每次只要一讲话我们就输了！”

“你说是哪一个？”

“卖花的嘛！你听不出？”

“嘘！我不出去了。”荷西一听是这个女人，缩了脖子，坐在抽水马桶上低头看起书来，我笑着拿了指甲刀剉手指，两人躲着大气都不喘一下，任凭外面震天价响地打着门。

过了几分钟，门外不再响了，我轻手轻脚跑出去张望，回头叫了一声——警报解除——荷西才慢慢地踱出来。

这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为什么被个卖花的老太婆吓得这种样子，实在也是那人的好本事；看着房间内大大小小完全枯干或半枯的盆景，我内心不得不佩服这个了不起的卖花女，跟她交手，我们从来没有赢过。

卖花女第一次出现时，我天真地将她当做一个可怜的乡下老婆婆，加上喜欢花草的缘故，我热烈地欢迎了她，家中的大门，毫不设防地在她面前打开了。

“这盆叶子多少钱？”我指着这老婆婆放在地上纸盒里的几棵植物之一问着她。

“这盆吗？五百块。”说着她自说自话地将我指的那棵叶子搬出来放在我的桌上。

“那么贵？镇上才一百五哪！”我被她的价钱吓了一跳，不由得叫了起来。

“这儿不是镇上，太太。”她瞪了我一眼。

“可是我可以去镇上买啊！”我轻轻地说。

“你现在不是有一盆了吗？为什么还要去麻烦，咦——”她讨好地对我笑着。

“我没有说买啊！请你拿回去。”我把她的花放回到她的大纸盒里去。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她敏捷自动地把花盆又搬到刚刚的桌上去，看也不看我。

“我不要。”我硬愣愣地再把她的花搬到盒子里去还她。

“你不要谁要？明明是你自己挑的。”她对我大吼一声，我退了一步，她的花又从盒子里飞上了桌。

“你这价钱是不可能的，太贵了嘛！”

“我贵？我贵？”她好似被冤枉似的叫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碰到厉害的家伙了。

“太太！你年轻，你坐在房子里享福，你有水有电，你不热，你不渴，你头上不顶着这个大盒子走路，你在听音乐，煮饭，你在做神仙。现在我这个穷老太婆，什么都没有，我上门来请你买一盆花，你居然说我贵，我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只请你买一盆，你说我贵在哪里？在哪里？”她一句一句逼问着我。

“咦！你这人真奇怪，你出来卖花又不是我出的主意，这个账怎么算在我身上？”我也气了起来，完全不肯同情她。

“你不想，当然不会跟你有关系，你想想看，想想看你的生活，再想我的生活，你是买是不买我的花？”

这个女人的老脸凑近了我，可怕的皱纹都扭动起来，眼露凶光，咬牙切齿。我一个人在家，被她弄得怕得要命。

“你要卖，也得卖一个合理的价钱，那么贵，我是没有能力买的。”

“太太，我走路走了一早晨，饭也没有吃，水也没有喝，头晒晕了，脚走得青筋都起来了，你不用离开屋子一步，就可以有我送上门来的花草，你说这是贵吗？你忍心看我这样的年纪还在为生活挣扎吗？你这么年轻，住那么好的房子，你想过我们穷人吗？”

这个女人一句一句地控诉着我，总而言之，她所受的苦，都是我的错。我吓得不得了，不知自己居然是如此的罪人，我呆呆地望着她。

她穿着一件黑衣服，绑了一条黑头巾，背着一个塑胶的皮包，脸上纹路印得很深，卷发在头巾下像一把干草似的喷出来。

“我不能买，我们不是有钱人。”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再度把她的花搬回到盒子里去。

没想到，归还了她一盆，她双手像变魔术似的在大纸盒里一掏，又拿出了两盆来放在我桌上。

“跟你说，这个价钱我是买不起的，你出去吧，不要再搞了。”我板下脸来把门拉着叫她走。

“我马上就出去，太太，你买下这两盆，我算你九百块，自动减价，你买了我就走。”说着说着，她自说自话地坐了下来，她这是赖定了。

“你不要坐下，出去吧！我不买。”我扠着手望着她。

这时她突然又换了一种表情，突然哭诉起来：“太太，我有五个小孩，先生又生病，你一个孩子也没有，怎么知道有孩子穷人的苦——呜——”

我被这个人突然的闹剧弄得莫名其妙，她的苦难，在我开门看花的时候，已经预备好要丢给我分担了。

“我没有办法，你走吧！”我一点笑容都没有地望着她。

“那么给我两百块钱，给我两百块我就走。”

“不给你。”

“给我一点水。”她又要求着，总之她是不肯走。

她要水我无法拒绝她，开了冰箱拿出一瓶水和一只杯子给她。

她喝了一口，就把瓶里的水，全部去洒她的花盆了，洒完了又叹着气，硬跟我对着。

“给我一条毯子也好，做做好事，一条毯子吧！”

“我没有毯子。”我已经愤怒起来了。

“没有毯子就买花吧！你总得做一样啊！”

我叹了口气，看看钟，荷西要回来吃饭了，没有时间再跟这人磨下去，进房开了抽屉拿出一张票子来。

“拿去，我拿你一盆。”我交给她五百块，她居然不收，嘻皮笑脸地望着我。

“太太，九百块两盆，五百块一盆，你说哪一个划得来？”

“我已经买下了一盆，现在请你出去！”

“买两盆好啦！我一个早上还没做过生意，做做好事，买两盆好啦！求求你，太太！”

这真是得寸进尺，我气得脸都涨红了。

“你出去，我没有时间跟你扯。”

“咦！没有时间的人该算我才对，我急着做下面的生意，是太太你在耽搁时间，如果一开始你就买下了花，我们不会扯那么久的。”

我听她那么不讲道理，气得上去拉她。

“走！”我大叫着。

她这才慢吞吞地站起来，把装花的纸盒顶在头上，向我落落大方地一笑，说着：“谢啦！太太，圣母保佑你，再见啦！”

我砰地关上了门，真是好似一世纪以后了，这个女人跟我天长地久地纠缠了半天，到头来我还是买了，这不正是她所说的——如果一开始你就买了，我们也不会扯那么久——

总之都是我的错，她是有道理的。

拿起那盆强迫中奖的叶子，往水龙头下走去。

泥土一冲水，这花盆里唯一的花梗就往下倒，我越看越不对劲，这么小的盆子，怎么会长出几片如此不相称的大叶子来呢？

轻轻地把梗子拉一拉，它就从泥巴里冒出来了，这原来是一枝没有根的树枝，剪口犹新，明明是有人从树上剪下来再插在花盆里骗人的嘛！

我丢下了树枝，马上跑出去找这个混账，沿着马路没走多远，就看见这个女人坐在小公园的草地上吃东西，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大概是她的儿子，路边停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车里还有好几个大纸盒和几盆花。

“咦！你不是说走路来的吗？”我故意问她，她居然像听不懂似的泰然。

“你的盆景没有根，是怎么回事？”我看着她吃的夹肉面包问着她。

“根？当然没有根嘛！多洒洒水根会长出来的，嘻！嘻！”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慢慢地瞪着她，对她说出我口中最重的话来，再怎么骂人我也不会了。

我这样骂着她，她好似聋了似的仍然笑嘻嘻的，那个像她儿子的人倒把头低了下去。

“要有根的价就不同了，你看这一盆多好看，一千二，怎么不早说嘛！”

我气得转身就走，这辈子被人捉弄得团团转还是生平第一次。我走了几步，这个女人又叫了起来：“太太！我下午再去你家，给你慢慢挑，都是有根的……”

“你不要再来了！”我向她大吼了一声，再也骂不出什么字来，对着这么一个老女人，我觉得像小孩子似的笨拙。

那个下午，我去寄了一封信，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邻居太太，她问起我“糖醋排骨”的做法，我们就站在路上聊了一会儿，说完了话回来，才进门，就看见家中桌上突然又放了一盆跟早上一模一样的叶子。

我大吃一惊，预感到情势不好了，马上四处找荷西，屋子里没有人，绕到后院，看见他正拿了我早晨买下的那根树枝往泥巴地里种。

“荷西，我不是才跟你讲过白天那个女人，你怎么又会去上她的当，受她骗。她又来过了？”

“其实，她没有来骗我。”荷西叹了口气。

“她是骗子，她讲的都是假的，你……”

“她下午来没骗，我才又买下了一棵。”

“多少钱？我们在失业，你一定是疯了。”

“这个女人在你一出去就来了，她根本没有强迫我买，她只说，你对她好，给她水喝，后来她弄错了，卖了一盆没有根的叶子给你，现在她很后悔，恰好只剩下最后一盆了，所以回来半价算给我们，也算赔个礼，不要计较她。”

“多少钱？快说嘛！”

“一千二，半价六百块，以后会长好大的树，她说的。”

“你确定这棵有根？”我问荷西，他点点头。

我一手把那盆叶子扯过来，猛地一拉，这一天中第二根树枝落在我的手里，我一点都不奇怪，我奇怪的是荷西那个傻瓜把眼睛瞪得好大，嘴巴合不上了。

“你怎么弄得过她，她老了，好厉害的。”我们合力再把这第二根树枝插在后院土里，希望多洒洒水它会长出根来。

我们与这卖花女接触的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她赢得很简单。

没过了几日，我在邻居家借缝衣机做些针线，这个卖花女闯了进来。

“啊！太太，我正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在这儿。”

她亲热地与我招呼着，我只好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鲁丝，不要买她的，她的盆景没有根。”我对邻居太太说。

“真的？”鲁丝奇怪地转身去问这卖花女。

“有根，怎么会没有根，那位太太弄错了，我不怪她，请你信任我，哪，你看这一盆怎么样？”卖花女马上举起一盆特美的叶子给鲁丝看。

“鲁丝，不要上她的当，你拔拔看嘛！”我又说。

“给我拔拔看，如果有根，就买。”

“哎呀！太太，这会拔死的啊！买花怎么能拔的嘛！”

鲁丝笑着看着我。“不要买，叫她走。”我说着。

“没有根的，我们不买。”鲁丝说。

“好，你不信任我，我也不能拔我的花给你看。这样好了，我收你们两位太太每人两百块订金，我留下两盆花，如果照你们说的没有根，那么下星期我再来时它们一定已经枯了，如果枯了，我就不收钱，怎么样？”

这个卖花女居然不耍赖，不噜苏，那日十分干脆了当。

鲁丝与我听她讲得十分合理，各人出了两百订金，留下了一盆花。

过了四五日，鲁丝来找我，她对我说：“我的盆景叶子枯了，洒了好多水也不活呢！”

我说：“我的也枯了，这一回那个女人不会来了。”

没想到她却准时来了，卖花女一来就打听她的花。

“枯了，对不起，两百块钱订金还来。”我向她伸出手来。

“咦！太太，我这棵花值五百块，万一枯了，我不向你要另外的三百块，是我们讲好的，你怎么不守信用？”

“可是我有两百订金给你啊？你忘了？”

“对啊！可是我当时也有碧绿的盆景给你，那是值五百的啊！你只付了两百，便宜了你。”

我被她翻来覆去一搞，又糊涂了，呆呆地望着她。

“可是，现在谢了，枯了。你怎么说？”我问她。

“我有什么好说，我只有搬回去，不拿你一毛钱，我只有守信用。”说着这个老太婆把枯了的盆景抱走了，留下我绕着手指头自言自语，缠不清楚。

这第三回合，我付了两百块，连个花盆都没得到。

比较起所有来登门求售的，这个老太婆的实力是最凶悍的，一般男人完完全全不是她的样子。

“太太！日安！请问要鸡蛋吗？”

“蛋还有哪！过几天再来吧！”

“好！谢谢，再见！”

我注视着这些男人，觉得他们实在很忠厚，这样不纠不缠，一天的收入就差得多了。

有一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年男人来敲门。

“太太，要不要买锅？”他憔悴的脸好似大病的人一样。

“锅？不要，再见！”我把他回掉了。

这个人居然痴得一句话都不再说，对我点了一下头，就扛着他一大堆凸凸凹凹的锅开步走了。

我望着他潦倒的背影，突然后悔起来，开了窗再叫他，他居然没听见，我锁了门，拿了钱追出去，他已经在下一条街了。

“喂！你的锅，拿下来看看。”

他要的价钱出乎意外的低，我买了他五个大小一套的锅，也不过是两盆花的钱，给他钱时我对他说：“那么老远的走路来，可以卖得跟市场一样价嘛！”

“本钱够了，日安！”这人小心地把钱装好，沉默地走了。

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我自然是喜欢后者，可是看了这些卖东西的男人，我心里总会怅怅的好一会儿，不像对待卖花女那么的干脆。

卖花女常常来我们住的一带做生意，她每次来总会在我们家缠上半天。

有一天早晨她又来了，站在厨房窗外叫：“太太，买花吗？”

“不要。”我对她大叫。

“今天的很好。”她探进头来。

“好坏都不能信你，算了吧！”我仍低头洗菜，不肯开门。

“哪！送你一盆小花。”她突然从窗口递进来极小一盆指甲花，我呆住了。

“我不要你送我，请拿回去吧！”我伸出头去看她，她已经走远了，还愉快地向我挥挥手呢！

这盆指甲花虽是她不收钱的东西，却意外地开得好，一个星期后，花还不断地冒出来，我十分喜欢，小心地照顾它，等下次卖花女来时，我的态度自然好多了。

“花开得真好，这一次你没有骗我。”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以前不过是你不会照顾花，所以它们枯死了，不是我的错。”她得意地说着。

“这盆花多少钱？”我问她。

“我送你的，太太，请以后替我介绍生意。”

“那不好，你做小生意怎么赔得起，我算钱给你。”我去拿了三百块钱出来，她已经逃掉了，我心里不知怎的对她突然产生了好感和歉意。

过了几日，荷西回家来，一抬头发觉家里多了一大棵爬藤的植物，吓了一大跳。

“三毛！”

“不要生气，这次千真万确有根的，我自动买下的。”我急忙解释着。

“多少钱？”

“她说分期付，一次五百，分四次付清。”

“小鱼钓大鱼，嗯！送一盆小的，卖一盆特大的。”荷西抓住小盆指甲花，作势把它丢到墙上去。

我张大了嘴，呆看着荷西，对啊！对啊！这个人还是赚走了我的钱，只是换了一种手腕而已，我为什么早没想到呀！对啊！

“荷西，我们约法三章，这个女人太厉害，她来，一不开门，二不开窗，三不回话；这几点一定要做到，不然我们是弄不过她的，消极抵抗，注意，消极抵抗，不要正面接触。”我一再地叮咛荷西和自己。

“话都不能讲吗？”

“不行。”我坚决地说。

“我就不信这个邪。”荷西喃喃地说。

星期六下午，我在午睡，荷西要去邻家替一位太太修洗衣机，他去了好久，回来时手上又拿了一盆小指甲花。

“啊！英格送你的花？”我马上接过来。

荷西苦笑地望着我，摇摇头。

“你——？”我惊望着他。

“是，是，卖花女在英格家，唉——”

“荷西，你是白痴不成？”我怒喝着。

“我跟英格不熟，那个可怜的老女人，当着她的面，一再地哭穷，然后突然向我走来，说要再送我一小盆花，就跟她‘一向’送我们的一样。”

“她说——一向——？”我问荷西。

“你想，我怎么好意思给英格误会，我们在占这个可怜老女人的便宜，我不得已就把钱掏出口袋了。”

“荷西，我不是一再告诉你不要跟她正面接触？”

“她今天没有跟我接触，她在找英格，我在修洗衣机，结果我突然输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还敢再见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吗？荷西？”我轻轻地问他。

荷西狼狈地摇摇头，恐怖地反身把大门锁起来，悄悄地往窗外看了一眼，也轻轻地问着我：“我们敢不敢再见这个天才？”

我大喊着：“不敢啦！不敢啦！”一面把头抱起来不去看窗外。

从那天起，这个伟大的卖花女就没有再看到过我们，倒是我们，常常在窗帘后面发着抖景仰着她的风采呢！

守望的天使

耶诞节前几日，邻居的孩子拿了一个硬纸做成的天使来送我。

“这是假的，世界上没有天使，只好用纸做。”汤米把手臂扳住我的短木门，在花园外跟我谈话。

“其实，天使这种东西是有的，我就有两个。”我对孩子眨眨眼睛认真地说。

“在哪里？”汤米疑惑好奇地仰起头来问我。

“现在是看不见了，如果你早认识我几年，我还跟他们住在一起呢！”我拉拉孩子的头发。

“在哪里？他们现在在哪里？”汤米热烈地追问着。

“在那边，那颗星的下面住着他们。”

“真的，你没骗我？”

“真的。”

“如果是天使，你怎么会离开他们呢？我看还是骗人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不明白，不觉得这两个天使在守护着我，连夜间也不阖眼地守护着呢！”

“哪有跟天使在一起过日子还不知不觉的人？”

“太多了，大部分都像我一样地不晓得哪！”

“都是小孩子吗？天使为什么要守着小孩呢？”

“因为上帝分小孩子给天使们之前，先悄悄地把天使的心装到孩子身上去了，孩子还没分到，天使们一听到他们孩子心跳的声音，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天使是悲伤的吗？你说他们哭着？”

“他们常常流泪的，因为太爱他们守护着的孩子，所以往往流了一生的眼泪。流着泪还不能擦啊，因为翅膀要护着孩子，即使是一秒钟也舍不得放下来找手帕，怕孩子吹了风淋了雨要生病。”

“你胡说的，哪有那么笨的天使。”汤米听得笑了起来，很开心地把自己挂在木栅上晃来晃去。

“有一天，被守护着的孩子总算长大了，孩子对天使说——要走了。又对天使们说——请你们不要跟着来，这是很讨人嫌的。”

“天使怎么说？”汤米问着。

“天使吗？彼此对望了一眼，什么都不说，他们把身边最好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了要走的孩子，这孩子把包袱一背，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使关上门哭着是吧？”

“天使们哪里来得及哭，他们连忙飞到高一点的地方去看孩子，孩子越走越快，越走越远，天使们都老了，还是挣扎着拼命向上飞，想再看孩子最后一眼。孩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渐渐地，小黑点也看不到了，这时候，两个天使才慢慢地飞回家去，关上门，熄了灯，在黑暗中静静地流下泪来。”

“小孩到哪里去了？”汤米问。

“去哪里都不要紧，可怜的是两个老天使，他们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心，翅膀下没有了要他们庇护的东西，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可是撑了那么久的翅膀，已经僵了，硬了，再也放不下来了。”

“走掉的孩子呢？难道真不想念守护他的天使吗？”

“啊！刮风、下雨的时候，他自然会想到有翅膀的好处，也会想念得哭一阵呢！”

“你是说，那个孩子只想念翅膀的好处，并不真想念那两个天使本身啊？”

为着汤米的这句问话，我呆住了好久好久，捏着他做的纸天使，望着黄昏的海面说不出话来。

“后来也会真想天使的。”我慢慢地说。

“什么时候？”

“当孩子知道，他永远回不去了的那一天开始，他会日日夜夜地想念着老天使们了啊！”

“为什么回不去了？”

“因为离家的孩子，突然在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也长了翅膀，自己也正在变成天使了。”

“有了翅膀还不好，可以飞回去了！”

“这种守望的天使是不会飞的，他们的翅膀是用来遮风蔽雨的，不会飞了。”

“翅膀下面是什么？新天使的工作是不是不一样啊？”

“一样的，翅膀下面是一个小房子，是家，是新来的小孩。是爱，也是眼泪。”

“做这种天使很苦！”汤米严肃地下了结论。

“是很苦，可是他们以为这是最最幸福的工作。”

汤米动也不动地盯住我，又问：“你说，你真的有两个这样的天使？”

“真的。”我对他肯定地点点头。

“你为什么不去跟他们在一起？”

“我以前说过，这种天使们，要回不去了，一个人的眼睛才亮了，发觉原来他们是天使，以前是不知道的啊！”

“不懂你在说什么！”汤米耸耸肩。

“你有一天大了就会懂，现在不可能让你知道的。有一天，你爸爸，妈妈——”

汤米突然打断了我的话，他大声地说：“我爸爸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在学校教书，从来不在家，不跟我们玩；我妈妈一天到晚在洗衣煮饭扫地，又总是在骂我们这些小孩，我的爸爸妈妈一点意思也没有。”

说到这儿，汤米的母亲站在远远的家门，高呼着：“汤米，回来吃晚饭，你在哪里？”

“你看，噜不噜苏，一天到晚找我吃饭，吃饭，讨厌透了。”

汤米从木栅门上跳下来，对我点点头，往家的方向跑去，嘴里说着：“如果我也有你所说的那两个天使就好了，我是不会有这种好运气的。”

汤米，你现在不知道，你将来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相思农场

电视机里单调的报数声已经结束了，我的心跳也回复了正常，站起来，轻轻地关上电视，房间内突然的寂静使得这特别的夜晚更没有了其他的陪衬。

“去睡了。”我说了一声，便进卧室去躺下来，被子密密地将自己盖严，双眼瞪着天花板发呆。

窗外的哭柳被风拍打着，夜显得更加的无奈而空洞，廊外的灯光黯淡地透过窗帘，照着冰冷的浅色的墙，又是一般的无奈，我趴在枕上，叹了口气，正把眼睛阖上，就听见前院的木栅被人推开的声音。

“荷西！三毛！”是邻居英格在喊我们。

“嘘，轻一点，三毛睡下了。”又听见荷西赶快开了客厅的门，轻轻地说。

“怎么那么早就上床了？平日不是总到天亮才睡下的？”英格轻轻地问。

“不舒服。”荷西低低地说。

“又生病了？”惊呼的声音压得低低的。

“没事，明天就会好的。”

“什么病？怎么明天一定会好呢？”

“进来吧！”荷西拉门的声音。

“我是来还盘子的，三毛昨天送了些吃的来给孩子们。”

“怎么病的？我昨天看她蛮好的嘛！”英格又问。

“她这病颠颠倒倒已经七八天了，今天最后一天，算准了明天一定好。”

“怎么了？”

“心病，一年一度要发的，准得很。”

“心脏病？那还了得！看了医生没有？”

“不用，嘿！嘿！”荷西轻轻笑了起来。

“心脏没病，是这里——相思病。”荷西又笑。

“三毛想家？”

“不是。”

“难道是恋爱了？”英格好奇的声音又低低地传来。

“是在爱着，爱得一塌糊涂，不吃，不睡，哭哭笑笑，叹气摇头，手舞足蹈，喜怒交织，疯疯癫癫弄了这好几日，怎么不病下来。”

“荷西，她这种样子，不像是在爱你吧？”英格又追问着。

“爱我？笑话，爱我——哈——哈——哈！”

“荷西，你真奇怪，太太移情别恋你还会笑。”

“没关系，今天晓得失恋了，已经静静去睡了，明天会醒的。”

“这样每年都发一次？你受得了吗？”

“她爱别的。”荷西简单地说。

“看你们平日感情很好，想不到——”

“英格，请不要误会，三毛一向不是个专情的女人，不像你，有了丈夫孩子就是生命的全部。她那个人，脑子里总是在跑野马，我不过是她生命里的一小部分而已。”

“也许我不该问，三毛发狂的对象是每年一换还是年年相同的呢？”

“啊！她爱的那个是不换的，冬天一到，她就慢慢痴了，天越冷越痴，到了最后几天，眼看美梦或能成真，就先喜得双泪交流，接着一定是失恋，然后她自己去睡一下，一夜过去，创伤平复，就好啦！再等明年。”

“哪有那么奇怪的人，我倒要——”

“坐下来喝一杯再走吧！要不要点樱桃酒？”

“不会吵到三毛吗？”英格低声说。

“不会，这时候一定沉沉睡去了，她这七八天根本没睡过觉，硬撑着的。”

“其实，三毛的确是爱得神魂颠倒，对象可不是人，英格，你大概误会了。”荷西又说。

“可是——你说得那么活龙活现——我自然——”

“唉！那个东西弄得她迷住了心，比爱一个人还可怕呢！”

“是什么东西？”

“七千五百万西币。”（注：五千万台币。）

“在哪里？”英格控制不住，尖叫起来。

“你看我——”英格又不好意思地在抱歉着。

“事情很简单，三毛每年一到耶诞节前，她就会把辛苦存了一年的铜板都从扑满里倒出来，用干净毛巾先擦亮，数清楚，再用白纸一包一包像银行一样扎起来，只差没有去亲吻膜拜它——”

“要买礼物送你？”

“不是，你听我讲下去——她什么也不舍得买的，吃的，穿的从来不讲究，放着那一堆铜板，连个四百块钱的奶油蛋糕也不肯买给我。一年存了快一万块，三个扑满胀得饱饱的，这下幻想全都生出来了，拿个小计算机，手指不停地在上面乱点——”

“做什么？不是数出来近一万块了吗？”

“买奖券，那堆钱，是三毛的鱼饵，只肯用来钓特奖的，看得死紧。”

“那个小计算机是她算中奖或然率的，一算可以算出成千上万的排列来。开奖前一天，凑足了一万，拖了我直奔奖券行。这时候她病开始显明地发出来了，脸色苍白，双腿打抖，她闭上眼睛，把我用力推进人群，一句话也不说，等在外面祷告，等我好不容易抢到十张再挤出来，她啊——”

“她昏倒了？”

“不是——她马上把那一大卷写在干净卫生纸上的数目字拿出来对，看看有没有她算中的号码在内，反正写了满天星斗那么多的数字，总会有几个相似的。她也真有脸皮，当着众人就拿起奖券来亲，亲完了小心放进皮包里。”

“不得了，认真的啦！”

“认真极了。我对她说——三毛，如果你渴慕真理也像渴慕钱财这样迫切，早已成了半个圣人了，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奖券也是上帝允许存在的一种东西，金钱是上帝教给世人的一种贸易工具，不是犯法的，而且，钱是世界上最性感、最迷人、最不俗气的东西。只是别人不敢讲，她敢讲出来而已。”

屋外传来英格擤鼻涕的声音，想来她被荷西这一番嚼舌，感动得流泪了吧！

“你说到她买了奖券——”英格好似真哭了呢，鼻音忽然重了。

“哪里是奖券，她皮包里放的那十张花纸头，神志不清，以为是一大片农场放在她手里啦！”

“农场？”

“我跟三毛说，就算你中了特奖七千五百万，这点钱，在西班牙要开个大农场还是不够的。”

“原来要钱是为了这个。”

“三毛马上反过来说啦——谁说开在西班牙的，我问过费洛尼加的先生了，他们在南美巴拉圭做地产生意，我向他们订了两百公顷的地，耶诞节一过就正式给回音——”

“这是三毛说的？”

“不止哪——从那时候起，每天看见隔壁那个老园丁就发呆，又自言自语——不行，太老了，不会肯跟去——随便什么时候进屋子，三毛那些书又一年一度地搬出来了——畜牧学，兽医入门，牧草种植法——都摊在巴拉圭那张大地图上面，她人呢，就像个卧佛似的，也躺在地图上。”

“拉她出去散散步也许会好，给风吹吹会醒过来的。”英格在建议着。

“别说散步了，海边她都不肯去了。相反的，绕着大圈子往番茄田跑，四五里路健步如飞；每天蹲在番茄田加纳利人那幢小房子门口，跟人家谈天说地，手里帮忙捣着干羊粪做肥料，一蹲蹲到天黑不会回来。”

“跟乡下人说什么？”

“你说能在说什么——谈下种、收成、虫害、浇肥、气候、土壤——没完没了。”

“她以为马上要中奖了？”

“不是‘以为’，她心智已经狂乱了，在她心里，买地的钱，根本重沉沉地压在那里，问题是怎么拿出来用在农场上而已——还说啊——荷西，那家种番茄的人我们带了一起去巴拉圭，许他们十公顷的地，一起耕一起收，这家人忠厚，看不错人的——我听她那么说，冷笑一声，说——你可别告诉我，船票也买好了吧？这一问，她马上下床跑到书房去，在抽屉里窸窸窣窣一摸。再进来，手里拿了好几张船公司的航线表格，我的老天爷——”

“都全了？”

“怎么不全，她说——意大利船公司一个月一班船，德国船公司，两个月也有一次，二等舱一个人四百美金管伙食。到阿根廷靠岸，我们再带两辆中型吉普车，进口税只百分之十二；如果是轿车，税要百分之一百二十；乳牛经过阿根廷去买，可以在巴拉圭去交牛——这都是她清清楚楚讲的。”荷西说。

“病得不轻，你有没有想过送她去看心理医生？”

“哪里来得及去请什么医生。前两天，我一不看好她，再进房子来，你知道她跟谁坐在我们客厅里？”

“谁？医生？”

“医生倒好啰！会请医生的就不是病人啦！上条街那个卖大机器给非洲各国的那个德国商人，被她请来了家里，就坐在这把沙发上。”

“三毛去请的？”

“当然啦！急诊似的去叫人家，两个人叽叽喳喳讲德文，我上去一看，满桌堆了铲土机的照片和图样，三毛正细心在挑一架哪！一千七百万的机器，三毛轻轻拿在手里玩。‘三毛，我们不要铲土机，家里这三四坪地，用手挖挖算啦！’我急着说。‘奇怪，荷西先生，您太太说，两百公顷的原始林要铲清楚，我们正在研究交货地点呢，怎么会不需要？’那个德国商人狠狠地瞪着我，好似我要毁了他到手的生意似的。”荷西的声音越说越响。

“耶诞节一过，就给您回音，如果交易不成，明年还有希望——三毛就有那个脸对陌生人说大话。我在一旁急得出汗，不要真当她神经病才好。”荷西叹着气对英格倾诉着。

“她热恋着她的特奖奖券，自己不肯睡，夜间也不给旁人睡，刚刚闭上眼，她啪一下打人的脸——荷西，小发电机是这里带去，还是那边再买——睡了几秒钟，她又过来拔胡子——种四十公顷无子西瓜如何？南美有没有无子西瓜——我被她闹不过，搬去书房；她又敲墙壁——二十头乳牛，要吃多少公顷的牧草？牛喝不喝啤酒？听不听音乐？猪养不养？黑毛的好还是白毛的好？

“这个人日日夜夜谈她的农场，奖券密封在一个瓶子里，瓶子外面再包上塑胶袋，再把澡缸浸满了水，瓶子放在水里。不开奖不许洗澡，理由是——这样失火了也不会烧掉七千五百万——”

“疯得太厉害了，我怎么不知道？”英格惊吓得好似要逃走一般。

“前几天，米蓝太太要生产，半夜把我叫起来，开车进城，医院回来都快天亮了，我才把自己丢进梦乡，三毛又拼命拿手指掐着我，大叫大嚷——母牛难产了，快找兽医——

“还得养鸽子。有一日她花样又出，夜间又来跟我讲——那种荒山野地里，分一些鸽子去给兽医养，养驯了我们装回来，万一动物有了病痛，我们一放鸽子，飞鸽传书，兽医一收到信，马上飞车来救牛救羊，这不要忘了，先写下来——”

“啧！啧！疯子可见也有脑筋！”英格叹息着。

“咦！请你不要叫她疯子，三毛是我太太，这么叫我是不高兴的哦！”荷西突然护短起来。

“明明是——怎么只许你说，不许别人叫？”

“你听我讲嘛！”

“是在听着啊！说啊！”

“再说什么？嗳！她这几天说太多了，我也记不全，还说中文哪，什么——红玉堂，赤花鹰，霹雳骧，雪点雕——”

“这是什么东西？”

“我也问她啊——这是什么东西？她看也不看我，脸上喜得要流泪似的说——马啊！连马也没听说过吗？都是我的马儿啊！

“人是发痴了，心是不呆，台湾家人，马德里我的兄弟们都还记得。她说——弟弟们不要做事了，去学学空手道，这两家人全部移民巴拉圭，农场要人帮忙，要人保护。十枝火枪，两个中国功夫巡夜；姐姐喂鸡，妈妈们做饭，爸爸们管账兼管我们；又叫——荷西，荒地上清树时，留下一棵大的来，做个长饭桌，人多吃饭要大桌子，妈妈的中国大锅不要忘了叫她带来——”

“不得了，胡言乱语，弥留状态了嘛！”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三毛，是个可爱的女人。”

“荷西，这相思病会死吗？”

“怕的是死不了，这明年再一开奖，她棺材里也蹦出来抢奖券哦！”

“如果要心理医生，我倒认识一个，收费也合理——”

“医生来了也真方便，她的病，自己清清楚楚画出来了，在这儿，你看。”

“啊！这原来是农场蓝图啊？我以为是哪家的小孩子画在你们白墙上的。”

“房子在小坡上，一排都是木造的，好几十间。牛房猪舍在下风的地方，鸡隔开来养，怕鸡瘟。进农场的路只有一条。这个她放四把火枪，叫我大哥守。仓库四周不种东西，光光的一片，怕失火烧了麦子。这几十公顷是种玉米，那边是大豆，牧草种在近牛栏的地方，水道四通八达，小水坝拦在河的上游，果树在房子后面，地道通到农场外面森林里，狗夜间放出来跟她弟弟们巡夜，菜蔬是不卖的，只种自己要吃的，马厩夜间也要人去睡，羊群倒是不必守，有牧羊犬——”

“天啊！中了特奖不去享受，怎么反而弄出那么多工作来，要做农场的奴隶吗？”

“咦！农场也有休闲的时候。黄昏吃过饭了，大家坐在回廊上，三毛说，让姐姐去弹琴，她呢，坐在一把摇椅上，换一件白色露肩的长裙子，把头发披下来，在暮色里摇啊摇啊地听音乐，喝柠檬汁；楼上她妈妈正伸出半个身子在窗口叫她——妹妹，快进来，不要着凉了啊——”

“好一幅——乱世佳人的图画——”

“就是，就是——”荷西沉醉的声音甜蜜缓慢地传来。

“你们什么时候去？三毛怎么也不叫我？我们朋友一场，有这样的去处，总得带着我们一起——”

听到这儿，我知道我的相思病已经传染到英格了。匆匆披衣出来一看，荷西与英格各坐一把大沙发，身体却像在坐摇椅似的晃着晃着，双目投向遥远的梦境，竟是痴了过去。

我不说话，去浴室拿了两块湿毛巾出来，一人额上一块替他们放好；打开收音机，电台也居然还在报中奖的号码。

回头看荷西，他正将一个五十块钱的铜板轻轻地丢进扑满里去。

这时收音机里改放了音乐，老歌慢慢地飘散出来——三个喷泉里的镍币，每一个都在寻找希望——

痴人说梦，在我们的家里，可不是只有我这一个。

巨人

第一次看见达尼埃是在一个月圆的晚上，我独自在家附近散步，已经是夜间十点多钟了。当我从海边的石阶小步跑上大路预备回去时，在黑暗中，忽然一只大狼狗不声不响地往我唬一下扑了上来，两只爪子刷一下搭在我的肩膀上，热呼呼的嘴对着我还咻咻地嗅着，我被这突然的惊吓弄得失去控制地尖叫了起来，立在原地动也不敢动。人狗僵持了几秒钟，才见一个人匆匆地从后面赶上来，低低地喝叱了一声狗的名字，狗将我一松，跟着主人走了，留下我在黑暗中不停地发抖。

“喂！好没礼貌的家伙，你的狗吓了人，也不道个歉吗？”我对着这个人叫骂着，他却一声不响地走了。再一看，是个孩子的背影，一头卷发像棵胡萝卜似的在月光下发着棕红的颜色。

“没教养的小鬼！”我又骂了他一句，这才迈步跑回去。“是谁家的红发男孩子，养着那么一只大狼狗。”在跟邻居聊天时无意间谈起，没有人认识他。

有一阵我的一个女友来问我：“三毛，上条街上住着的那家瑞士人家想请一个帮忙的，只要每天早晨去扫扫地，洗衣服，中午的饭做一做，一点钟就可以回来了，说是付一百五十美金一个月，你没孩子，不如去赚这个钱。”

我当时自己也生着慢性的妇人病，所以对这份差事并不热心，再一问荷西，他无论如何不给我去做，我便回掉了那个女友。瑞士人是谁我并不知道。

再过了不久，我入院去开刀，主治医生跟我谈天，无意中说起：“真巧，我还有一个病人住在你们附近，也真是奇迹，去年我看她的肝癌已经活不过三四个月，他们一家三口拼死了命也要出院回家去聚在一起死，现在八九个月过去了，这个病人居然还活着。苦的倒是那个才十二岁的孩子，双腿残废的父亲，病危的母亲，一家重担，都叫他一个人担下来了。”

“你说的是哪一家人啊！我怎么不认识呢？”

“姓胡特，瑞士人，男孩子长了一头红发，野火似的。”

“啊——”荷西与我恍然大悟地喊了起来，怎么会没想到呢，自然是那个老是一个人在海边的孩子嘛。

知道了胡特一家人，奇怪的是就常常看见那个孩子，无论是在市场、在邮局、在药房，都可以碰见他。

“喂！你姓胡特不是？”有一天我停住了车，在他家门口招呼着他。

他点点头，不说话。

“你的狗怪吓人的啊！”他仍不说话，我便预备开车走了。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达尼埃，是谁在跟你说话啊？”

这孩子一转身进去了，我已发动了车子，门偏偏又开了。

“等一等，我母亲请你进去。”

“下次再来吧！我们就住在下面，再见！”

第二天下午，窗子被轻轻地敲了一下，红发孩子低头站着。

“啊！你叫达尼埃是不？进来！进来！”

“我父亲、母亲在等你去喝茶，请你去。”他是有板有眼的认真，不再多说一句闲话。

“好，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推门走进了这家人的大门，一股不知为什么的沉郁的气氛马上围上来了，空气亦是不新鲜，混合着病人的味道。

我轻轻地往客厅走去，两个长沙发上分别躺着中年的一男一女，奇怪的是，极热的天气，屋内还生着炉火。

“啊！快过来吧！对不起，我们都不能站起来迎接你。”

“我们姓葛罗，你们是胡特不是？”我笑着上去跟两个并排躺着的中年男女握握手。

“请坐，我们早就知道你了，那一阵想请你来帮忙，后来又说不来了，真是遗憾！”主妇和蔼地说着不太流畅的西班牙文，她说得很慢，脸孔浮肿，一双手也肿得通红的，看了令人震惊。

“我自己也有点小毛病，所以没有来——而且，当时不知道您病着。”我笑了笑。

“现在认识了，请常常来玩，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朋友。”

男主人用毛毯盖着自己，一把轮椅放在沙发旁边，对我粗声粗气地说着。

“来，喝点茶，彼此是邻居，不要客气。”主妇吃力地坐了起来，她肿胀得有若怀胎十月的腹部在毯子下露了出来。

这时达尼埃从厨房里推着小车子，上面放满了茶杯、茶壶、糖缸、牛奶、点心和纸餐巾，他将这些东西像一个女孩子似的细心地放在小茶几上。

“太麻烦达尼埃了。”我客气地说。

“哪里，你不来，我们也一样要喝下午茶的。”

男主人不喝茶，在我逗留的短短的四十分钟里，他喝完了大半瓶威士忌，他的醉态并不显著，只是他呼喝着儿子的声音一次比一次粗暴起来。

“对不起，尼哥拉斯嗓门很大，你第一次来一定不习惯。”女主人鲁丝有点窘迫地说，又无限怜爱地看了一眼正在忙来忙去的儿子。

“我先生有时候也会大叫的，鲁丝，请你不要介意。”我只好这么说，自己也有些窘迫，因为我突然看到尼哥拉斯用力拿叉子往达尼埃丢过去，那时我便站起来告辞了。

认识了胡特一家之后，达尼埃常常来叫我，总说去喝茶，我因为看过好几次尼哥拉斯酒后对达尼埃动粗，心中对这个残废的人便不再同情，很不喜欢去。

“他总是打达尼埃，看了好不舒服。”我对荷西说着。

“你想想看，十二年坐轮椅，靠着点救济金过日子，太太又生了肝癌，他心情怎么会好。”

“就是因为十二年了，我才不同情他。残而不废，他有手、有脑，十二年的时间不能振作起来，老是喝酒打孩子，难道这样叫面对现实吗？”

“达尼埃那个孩子也是奇怪，不声不响似的，好似哑巴一样，实在不讨人喜欢，只有鲁丝真了不起，每天都那么和蔼，总是微笑着。”我又说着。

有一天不巧我们又在市场碰见了达尼埃，双手提满了重沉沉的食物要去搭公共汽车，荷西按按喇叭将他叫过来。

“一起回去，上来啊！”

达尼埃将大包小包丢进车内来，一罐奶油掉了出来。

“啊，买了奶油，谁做蛋糕？妈妈起不来嘛！”我顺口问着。

“妈妈爱吃，我做。”总是简单得再不能短的回答。

“你会做蛋糕？”

他骄傲地点点头，突然笑了一下，大概是看见了我脸上不敢相信的表情吧。

“你哪来的时间？功课多不多？”

“功课在学校休息吃饭时间做。”他轻轻地说。

“真是不怕麻烦，做奶油蛋糕好讨厌的。”我啧啧地摇着头。

“妈妈爱吃，要做。”他近乎固执地又说了一次。

“你告诉妈妈，以后她爱吃什么，我去做，你有时间跟荷西去玩玩吧，我不能天天来，可是有事可以帮忙。”

“谢谢！”达尼埃又笑了笑。我呆望着他一头乱发，心里想着，如果我早早结婚，大概也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了吧！

那天晚上达尼埃送来了四分之一的蛋糕。

“很好。不得了，达尼埃，你真能干。”我尝了一小块，从心里称赞起他来。

“我还会做水果派，下次再做给你们吃。”他喜得脸都红了，话也多了起来。

过了一阵，达尼埃又送了一小篮鸡蛋来。

“我们自己养的鸡生的，母亲叫我拿来。”

“你还养鸡？”我们叫了起来。

“在地下室，妈妈喜欢养，我就养。”

“达尼埃，工作不是太多了吗？一只狗，十三只猫，一群鸡，一个花园，都是你在管。”

“妈妈喜欢。”他的口头语又出来了。

“妈妈要看花。”他又加了一句。

“太忙了。”荷西说。

“不忙！再见。”说完他半跑地回去了。

达尼埃清早六点起床，喂鸡、扫鸡房、拾蛋、把要洗的衣服泡在洗衣机里、喂猫狗、预备父母的早饭、给自己做中午的三明治、打扫房屋，这才走路去搭校车上学。下午五点回来，放下书包，跟了我们一同去菜场买菜，再回家，马上把干的衣服收下来，湿的晾上去，预备母亲的午茶，再去烫衣服，洗中午父母吃脏的碗筷，做晚饭，给酒醉的父亲睡上床，给重病的母亲擦身，再预备第二日父母要吃的中饭，这才带狗去散步。能上床，已是十二点多了，他的时间是密得再也不够用的，睡眠更是不够。一个孩子的娱乐，在他，已经是不存在的了。

有时候晚上有好的电影，我总是接下了达尼埃的工作，叫荷西带他去镇上看场电影，吃些东西，逛一逛再回来。

“真搞不过他，下次不带他去了。”荷西有一日跟达尼埃夜游回来后感喟地说着。

“怎么？顽皮吗？”

“顽皮倒好了，他这个小孩啊，人在外面，心在家里，一分一秒地记挂着父亲母亲，叫他出去玩，等于是叫他去受罪，不如留着他守着大人吧！”

“人说母子连心，母亲病得这个样子，做儿子的当然无心了，下次不叫他也罢，真是个苦孩子。”

前一阵鲁丝的病况极不好，送去医院抽腹水，住了两夜。尼哥拉斯在家里哭了整整两天，大醉大哭，达尼埃白天在学校，晚上陪母亲，在家的父亲他千托万托我们，见了真令人鼻酸。鲁丝抽完了腹水，又拖着气喘喘地回来了。

鲁丝出院第二日，达尼埃来了，他手里拿了两千块钱交给我。

“三毛，请替我买一瓶香奈尔五号香水，明天是妈妈生日，我要送她。”

“啊！妈妈生日，我们怎么庆祝？”

“香水，还有，做个大蛋糕。”

“妈妈能吃吗？”我问他，他摇摇头，眼睛忽一下红了。

“蛋糕我来做，你去上学，要听话。”我说。

“我做。”他不再多说，返身走了。

第二日早晨，我轻轻推开鲁丝家的客厅，达尼埃的蛋糕已经静静地放在桌上，还插了蜡烛，他早已去上学了。

我把一个台湾玉的手镯轻轻地替鲁丝戴在手腕上，她笑着说：“谢谢！”

那天她已不能再说话了，肿胀得要炸开来的腿，居然大滴大滴地在渗出水来，吓人极了。

“鲁丝，回医院去好不好？”我轻轻地问她。

她闭着眼睛摇摇头：“没有用的，就这几天了。”

坐在一旁看着的尼哥拉斯又唏唏地哭了起来，我将他推到花园里去坐着，免得吵到已经气如游丝的鲁丝。

当天我一直陪着鲁丝，拉着她的手直到达尼埃放学回家。那一整夜我几乎没有睡过，只怕达尼埃半夜会来拍门，鲁丝铅灰色的脸已经露出死亡的容貌来。

早晨八点半左右，我正矇眬地睡去，听见荷西在院里跟人说话的声音，像是达尼埃。

我跳了起来，趴在窗口叫着：“达尼埃，怎么没上学？是妈妈不好了？”

达尼埃污脏的脸上有两行干了的泪痕，他坐在树下，脸上一片茫然。

“鲁丝昨天晚上死了。”荷西说。

“什么？死啦！”我叫了起来，赶紧穿衣服，眼泪蹦了出来，快步跑出去。

“人呢？”我跺着脚问着达尼埃。

“还在沙发上。”

“爸爸呢？”

“喝醉了，没有叫醒他，现在还在睡。”

“什么时候死的？”

“昨晚十一点一刻。”

“怎么不来叫我们？”我责问他，想到这个孩子一个人守了母亲一夜，我的心绞痛起来。

“达尼埃，你这个晚上怎么过的？”我擦着泪水用手摸了一下他的乱发，他呆呆的像一个木偶。

“荷西，你去打电话叫领事馆派人来，我跟达尼埃回去告诉尼哥拉斯。”

“荷西，先去给爸爸买药，叫医生，他心脏不好，叫了医生来，再来摇醒他。”

达尼埃镇静得可怕，他什么都想周全了，比我们成年人还要懂得处理事情。

“现在要顾的是父亲。”他低声说着。

鲁丝在第二天就下葬了，棺木依习俗是亲人要抬，达尼埃和荷西两个人从教堂抬到不远的墓地。

达尼埃始终没有放声地哭过，只有黄土一铲一铲丢上他母亲的棺木时，他静静地流下了眼泪。

死的人死了，生的人一样继续要活下去，不必达尼埃说，我们多多少少总特别地在陪伴不能行动的尼哥拉斯，好在他总是酒醉着，酒醒时不断地哭泣，我倒情愿他醉了去睡。

尼哥拉斯总是夜间九点多就上床了，鲁丝死了，达尼埃反倒有了多余的时间到我们家来，夜间一同看电视到十一点多。

“达尼埃，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们聊天时谈着。

“做兽医。”

“啊！喜欢动物，跟妈妈一样。”

“这附近没有兽医，将来我在这一带开业。”

“你不回瑞士去？”我吃惊地问。

“这里气候对爸爸的腿好，瑞士太冷了。”

“你难道陪爸爸一辈子？”

他认真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倒令我觉得有点羞愧。

“我是说，达尼埃，一个人有一天是必须离开父母的，当然，你的情形不同。”

他沉默了好一阵，突然说：“其实，他们不是我亲生的父母。”

“你说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是领来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秘密的？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我骇了一跳。

“不是秘密，我八岁才从孤儿院被领出来的，已经懂事了。”

“那——你——你那么爱他们，我是说，你那么爱他们。”

我惊讶地望着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孩子，震撼得说不出别的话来。

“是不是自己父母，不都是一样？”达尼埃笑了一笑。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达尼埃。”

我喃喃地望着面前这个红发的巨人，觉得自己突然渺小得好似一粒芥草。

书信（加纳利·台湾）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

爹爹，姆妈：

先向你们报告好消息，荷西与我今天下午五点已经再度会合，我二十二日离开撒哈拉，荷西今天在最最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形下，坐军舰离开，我十日的无食无睡的焦虑完全放下。这十日来，完全没有荷西消息，我打了快二十个电话，接不进沙漠，没有信，我去机场等，等不到人，我向每一个下飞机的人问荷西的下落，无人知道，我打电报，无回音，我人近乎疯掉。

结果今天下午他来了，爹爹，姆妈，你们的女婿是世界上最最了不起的青年，他不但人来了，车来了，连我的鸟、花、筷子、书、你们的信（我存的一大箱）、刀、叉、碗、抹布、洗发水、药、皮包、瓶子、电视、照片……连骆驼头骨、化石、肉松、紫菜、冬菇……全部运出来，我连一条床单都没有损失，家具他居然卖得掉，卖了一万二千元（小冰箱、床、地毯、洗衣机），不但人来了，钱也有多，在AAIUN那种人挤人，人吃人（已无水十五日、无车、无食物、无汽油、无药），人争着抢上飞机的情形下，他独自逃去海边，睡了两夜露天，等船来。军舰来了，不带，恰好有一条船卡住了，非潜水夫不能开，他说：“我下水去替你们弄，你们不但要带我走，我所有满满一车的东西也要上。”结果他奇迹似的出现在我眼前，我们相抱痛哭一场，我是喜极而泣，他看见我，口袋里马上掏出大堆钱来给我看。

他下午五点到，我们六点已租好一幢美丽的房子，在海边（荷西不能缺水），合同签好，一日旅馆费也不花，住进一幢美梦中的洋房，完完全全有家具，连墙上的画都布置好，有一大厅、一卧室、一小客房、小浴室，大窗对着海，家具用品应有尽有，有一小园子。这是一个海边的社区，远离城市，完全是几百千幢小平房造在山坡上，居民有四十多种国籍，街上白天不见人影，幽静高尚，不俗，人也高尚极了，是个人间天堂，治安好到没有警察，许多老年人（北欧）在此终老，此地四季如春，我在此区已住十日朋友家。

房子是我向一个瑞典夫妇租下（我讲德文），一月一万西币（水电在内）（合七千多台币），食物是沙漠的半价，我的厨房应有尽有，令我眼花缭乱。荷西已入睡，十日来，他白天上班，夜间搬家，尚去弄好了此地Las Palmas的药医保险，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勇的好男子汉，我太爱他了，我当初嫁他，没有想到如此，我们的情感，是荷西在努力增加，我有这样一个好丈夫，一生无憾，死也瞑目。（要妹妹Echo讲出这样死心塌地的话来，是太阳西边出了。）我比起他来，在人格上理想上是高他一等，在能干上不及他一半，只有爹爹可与他相比，但爹爹性格内向，身体不好，常常自苦，荷西却没有这种使他痛苦的性格，这是我们陈家的骄傲，有如此一个好女婿。你们一定要更加爱他这个儿子。

爹爹，姆妈，你们一定会喜欢荷西，经过此次的考验，我对他敬重有加。别人的先生逃出来只一个手提包，脸色苍白，口袋无钱，乱发脾气，荷西比他们强很多很多。我们陈家人，有骨气，但是性格全都内向（包括姆妈，她忍在心里）过分老实，但是荷西就是“滑落”，也不自苦，也不多愁善感，我很欣赏他，粗中有细，平日懒洋洋，有事不含糊。

三毛在加纳利岛上的房屋小院。

三毛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可以望见大海的大玻璃窗”。

西班牙的家中一角。

再说撒哈拉，在本月十八日摩洛哥送三十万平民走过边界，后又增到二百万“人海战”，西班牙吓得瘫掉了，AAIUN连军人才四万，全撒哈拉西属，才七万五（二十八万平方公里），后来南边毛里塔尼亚也由南边送平民来过边境（我就逃掉了，无票上机），这几日紧急会议再会议再会议的结果，西班牙不战而败，已签密约，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瓜分撒哈拉，最最可怜的是撒哈拉威人，他们苦苦血战的独立，已成泡影，AAIUN所有撒哈拉威人完全失业，军人（西班牙军内也有撒哈拉威人）解散，他们成了无国籍的一批可怜虫，现在他们恨死西班牙人。

我们好友罕地，三十二年跟西班牙军，现解散，完全不理，失去西班牙籍，AAIUN在军队重兵保护下，西班牙平民撤入军营同食同住，撒哈拉威人住的区完全在坦克严密监视中，他们是被西班牙人出卖了。西班牙人没有为他们的死活做打算，现无水，无食物，孩子要饿死了，红十字会已开去救济，我虽然痛恨撒哈拉威人，但是他们将来临的命运是可怜可悯的，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无国籍的七万五千人。荷西临去送给罕地八千西币，罕地流泪不语，已收下，他有九个孩子，如今吃什么？吃沙土，完完全全无食物。

再说荷西的职业，我们大约再做两个月便失业，但西班牙可能留下磷矿与摩洛哥合开，也可能放弃（用摩洛哥的海权交换给西国打鱼），但是公司说，我们可再分配国内工作，也可拿钱走路，如留下去，薪水加百分之百（因撒哈拉威人有游击队，要杀死所有西班牙人，有道理，西班牙利用了他们），好在荷西有一个月的假（我们留下的），先住一个月再去做，等公司分派将来工作。

我的“沙漠学校”在我等机的空当，尚回家给一个女生上了“最后的一课”，她流泪握住我的手（姑卡），我们相对无语，机场已成地狱，那是十天之前，现在的AAIUN更是难以想象，我今天听荷西说撒哈拉威人的情形，我流泪吃不下盘中的牛排，撒哈拉是第二个越南，西班牙人出卖了他们。

我要写一个中篇约十万字，《撒哈拉最后的探戈》（探戈是一种舞蹈），这是三毛眼见的血泪史。另外我要写《最后的一课》和《大逃亡》（荷西）。

可怜的是，我好友Paloma的丈夫Jauies（万事通）明日尚得回沙漠（为了工作），他们全家人哭成一团，但他们无一文积蓄，只有去，又有孩子，要去赚钱。我借给Paloma的钱算做十日的住宿费，坚持不要她还，萍水相逢，收容我十日，已是义薄云天，我们现在是近邻，也好彼此分担忧苦。今日晚饭是Paloma送来。

我们已打长途电话给公婆，婆婆终日啼哭不已，现已会笑，下星期姐夫来住三日（他是旅行社的社长）。

荷西在分别后，寄给我几封信，我一封也未收到，因西班牙封锁消息，只说摩洛哥不再入侵，没有说密约，但AAIUN人自是完全知道，所以信件完全封锁，交通军方有，平民已断，妇女尚有未走，全在军营中吃住等机等船。ZBERIA航空公司说因为有狂风，不再飞AAIUN，荷西能逃出来，是他的机智，我们只有原子笔掉了一支，所以用红笔写。

爹爹，姆妈，我们平安、健康、幸福，居所美丽，这都是荷西所赐，我感谢上帝给我如此的好丈夫。

姐姐一同看信，我不再写，小鸟“芸芸”也出来了，很高兴，在睡觉（鸟食也带出来），都是荷西一人弄的，他人很瘦很瘦，要好好休息。

再说，荷西在沙漠出大车祸，对方死了，他完全没事，是死了的那方错。

荷西十二月再去沙漠，我们十一月薪水尚未领，已托好友代领（最最好友，好男孩，我有妹妹一定嫁此年轻人），他周末出来带钱给我们。在外朋友就是财富，现在苦难才见真情，人间温暖不会消失。

此地静得没有邮差，小分局邮局每日开半小时，自去取信，你们有事打电报来可送到我们家，没有电话（不需要），海边在十分钟下坡路，空旷无一人迹。

我们住的四周，是瑞典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对面是一小小超级市场，有煤气，每日牛奶、面包送来门口，一星期结账一次。在此“芳邻”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在区内，人人见面道“早安、午安、晚安”，不必交谈，谈不通也。我住友人家十日，全家出去了，门就大大地开着，但邻居不来往，有教养而亲切，跟西班牙风格大不相同，荷西也喜欢，我也喜欢。附近有一小镇，镇上全部西班牙人，人和气得像在天堂上，太和气太和气了，是糖做的一群老百姓，太好太好太和平的人了。

爹爹眼睛不好，要不然我还多写，将来寄照片给你们看美丽的新家。我们很幸福，前途不知，荷西饿不死，要饿死他恐怕很难，他手很巧，什么都会做，不愁！

妹妹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

爹爹，姆妈：

荷西去上班四日，又回来了。

他的公司在十二月十五日停工，转交给摩洛哥国营公司保证的工作，是一个骗局，过去大家都要罢工，公司就发通知保证每一个人将来都转派工作（是国营的公司），现在高级职员，有人情的职员，全都有工作，但是所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失业，劳工部长保证的事，是放屁，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遣散费（一个月底薪约两万台币），没有发旅费回来，没有一切政府一再保证承诺的事项，当我们是狗一样地一脚踢开，我们没有工会，要告政府只有自己请律师告（我们有劳工部长签字的印刷信，保证工作），现在我们很镇静，开销马上省下来，不可再花一分一文不当的钱。然后我们要跟马德里一群专门替工人打官司的律师去商量，看看是否有补救之道（这群律师不收钱，等案子了了，才收一点点，以前荷西案子，完完全全不收钱，是一群年轻人）。

我们是西班牙跟摩洛哥交易下的牺牲品，西班牙出卖了撒哈拉人，也出卖了自己三千劳工，西班牙的政府在烂掉，法兰哥的家族成了千万富翁，全西最大的百货公司、市场、房地产都是他女儿的，最大的医院是他女婿的，他的太太、女儿、孙女，穿孝穿黑色貂皮大衣算穿孝，我们吃沙吃灰在沙漠苦，现在一脚踢开，遣散费等于是狗屎，付两个月房租正好，生活那么高，三万块西币正好是三千包一公升的鲜牛奶价，现在摩洛哥人在沙漠屠杀六十岁以下的撒哈拉威人，年轻人全部逃亡阿尔及利亚加入“人民解放游击队”。西班牙人有许多跟了去，我不拉住荷西，他也要去（他如去，我跟去打游击），这次的事件，我看出西班牙的腐败，我们没有失业保险（德国有），没有救济金（工作三年满每月付四千台币，我们不满三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不要太逼人，人逼急了，不过是死路一条，我是一个分析明白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正义在哪里？天理又在哪里？我们的前途政府没有管，叫我们去死吗？

现在另有一个机会，荷西希望替摩洛哥工作，等矿公司一移交，我们留下来替新工作做事，但是更无保证，是外国公司要请你走路便走。

现在公司薪水十二月不发，他们说“放假”半个月，以后再看。我们有房款可用，你们不要急，二月再说，我们如付不出房款，可以登报卖，如一时卖不掉，可打官司。打官司期内，每月付八千西币仍算我们的，直到法院宣判，所以也不是什么好急的事情。

爹爹眼睛不好，为了我们，牺牲了一辈子，请你们不要再背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尚年轻，长长的人生可以受一点风浪，不要管我们了。荷西是很能干的人，我可回来出书，都是出路。荷西是个有为的青年，我们不会太潦倒，请千万放心，他要上船去做海员，我不赞成，全西班牙只有二十八个如他文凭的潜水人员，难道这一道一关的考试都是废纸吗？（是废纸，如是法兰哥的孩子，不必学写字也可一生做花花公子。）

现在唯一的机会是跟摩洛哥签新合同，但是如果付太少（会付很少很少），也划不来做，我们很镇静，请放心，放心。

亲爱的双亲，你们不要天天东想西想，请放开我们，给我们自己来，我们不能再收你们的钱，如果房子付不出，可以卖掉，还是有出路，不是太坏的事，你们不要再焦急，不要担心，过一阵子马上会好转的。总之你们不要再背十字架了，我知道我们台湾房子卖不掉，租不出，爹爹眼睛不好，我们自己家也很困难，不能再管子女，我们已成年太久，难道还不能自立吗？

妹妹上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爹爹，姆妈：

前天收到包裹，我回来打开看了，才知什么叫蜂皇精，以前只听过。昨天早晨服一针，今日又服一针（因没有疲倦感），睡得非常好，目前还不觉得有什么反应，也不见强，但我想十天以后一定会胖起来。今日渔业专员梁先生开车来看我，进门便问我，为什么说谎话，我被他弄得莫名其妙，问清楚了才知是夏教授元瑜发表了我的信，信中我曾提起，我不太与渔船船员来往，因为他们不赞成我嫁外国人。我实在记不得自己信里胡说八道了什么，但是我也许有讲，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叛国罪，值得今天看到报纸便来问我何故如此写，我老实告诉他，在码头上，中国渔船员的确骂我“婊子”（用中文骂我，因与荷西在一起走），结果我轻轻将话带过，这种小事，不值争辩，我的心胸气量都不是个傻瓜，我才不去计较他。他又说，非洲有四宝，一宝二宝三宝全讲了，又哈哈大笑，说还有一个宝就是“三毛”，语气嘲讽不堪，又笑我——你只值三毛钱，看一看你，只要付三毛钱入场券——（因为此地许多华侨要看我），我久不习惯这种语气，因为我们的朋友，都是尊重他人、诚恳坦白的人，我所以不知如何回答他的嘲笑。写作何罪？做三毛何罪？为什么人人都喜欢我，偏偏有同胞不喜欢我？为什么我在中国人里吃不开？为什么？为什么？不再问了，这是我很清楚的事。我尚未收到报纸，明后日收到了再看我这么写，犯了什么死罪。

最奇怪的是，他和另外两个人来时，尚有我一西籍女友在家同坐，她看那人用中文高声大气问我，吓得马上走了，我真对不起这位太太，梁先生走了，我又赶快开车去她家道歉。外国人，最讲礼貌，不在他人面前高声讲话，而我也给梁先生吓一大跳，原来是这么一回小事情。

我以前会被弄得气得哭，现在不气，只是好笑这些人，马德里腰痛那一大阵，也是如此这般，人，真奇怪，做了官，就以为老百姓都是狗屎，所以我不做官，也做不到，因为没有官架子也！

爹爹，蜂皇精是那么贵的东西，如何寄给我，你们自己不吃？我身体无大病了，血止了，咳停了，颈子扭好了，现在脚扭伤已可开车（因为跌倒当时马上有西班牙老太太脱靴替我扭回，又马上上绷带，夜间荷西与姐夫也用力替我擦，又用热水泡，这一次恢复得很快，已开车），所以我无大病，你们不要担心，吃得也很好，包裹中附来《中央日报》，说维他命A的重要，我昨日吃两大根生的红萝卜，现在再去吃一大根，每日有鸡汤吃。水果也有吃橘子、苹果（不贵，三十元一公斤）。

房子卖的事情，尚在谈，周末我们再去打电话给马德里。荷西星期五回来。

沙漠边界打了起来，看情形也拖不长了，我们尚不知如何，反正有事做，不做有钱拿，不愁不愁。听说分派的工作都收入很差，不怕，我们有两三条路可走，不做也有三十万可领，一年失业不怕找不到事。听说失业政府尚借两百万给买房，我就不愁。

上个月写伤了，这个月一字不写，上月出了好几万字，我休息，勉强不出来。何况我现在朋友很多，说英文的瑞士女友，她先生回来了（在北非工作，是探矿工程师），今日也来看我，我们相处十分投合，不说别人长短，只说有趣的事情，这些人都是好邻居。我认识的人很多，来往的只有瑞士女友、她英国丈夫、西籍女友，也够热闹了，每二日见一见面。都没有是非，彼此的友情，是有建设性的，不是小心眼找人碴子的。荷西回来了，也去拜访他们。我们相处，每日大笑特笑，不生气，对健康心情有益。邻居小孩也来，他们总是用英文问我：

“你爹地怎么不在？”

我说：“我先生吧，什么爹地。”

他们问：“你几岁？”

我说：“我二十八岁。”

他们说：“唉！我们以为你十五岁，所以以为那个大胡子是你爸爸！”我大乐。爸爸不常回家，我也过得好极了。

中国人是好，那是老一代的。西方人，开朗，尊重他人的私生活，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好相处。他们好佩服我呢！中文看不懂，但我每有报纸，都给他们看看。来了也不招待，一杯咖啡坐一个下午，没有客套，白学英语！

汗衫好极了，荷西回来一定喜欢，粉丝我尚未打开来吃，等老爷回来同吃，我一大锅鸡汤可吃一星期。另外吃面包，不太吃饭。

爹爹，姆妈，我的足踝已好，走路不痛，也可开车了，明日再服一针蜂皇精，人会胖，放心，一切都好，外公处请代问候。我一天平均写三封信，荷西不写信，我要代他写全家人的信，美国大姑、小姐姐都是我在联络，好在也不费事，不费心——邮费很贵，仍是值得。

另外我在翻译一本漫画书，每日译三五小格，也不是工作。我的植物，欣欣向荣，长得好美。

不要担心我，你们才要保重，希望早早见面，荷西说，卖了房子给我回家，我说：我们一同去。他舍不得钱，其实可以一同回娘家一个月荷西再回，我住久些。

爹爹，我身体好了，不必担心，我会去全身检查，不要愁，我去检查。

不多写了，我是顺手写来不费吹灰之力，爹爹姆妈眼睛吃不消。

妹妹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爹爹，姆妈：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到昨天才知道，因为我去寄挂号信给皇冠五月份的稿子，才知已是三十三岁足了，对于年龄我并不在乎，因为人毕竟是要老的，如花开花落，都是自然的现象。回想三十三年来的岁月，有苦有乐，而今仍要走下去，倒已是有点意兴阑珊了。我的半生，到现在，已十分满足，金钱、爱情、名声、家庭都堪称幸福无缺，只缺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也无遗憾，如果今后早死，于己于人都该贴红挂彩，庆祝这样的人生美满结束，我的心里毫无悲伤，只有快乐。自从去年大哥死去之后，我细想了一下，死的人去了，是安息了，是永恒了，生着的人，不应该悲痛，要有坦然的心胸去接受人生的现象，这也是我近来身体极不好之下，想到你们，而要劝告你们的话，人生的长短和价值，都是一样，一旦进入死亡，那就是永远地活下去，没有什么好悲痛的，请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荷西仍未回来，卖房、找事之外尚得向银行借钱，都不可能十天半月弄好，他亦有信来。

外公身体好吗？你们又如何？我有点发烧，开刀二次，疮结了又生，开了又结，又生，子宫流血又来，下月十日刮子宫，肝病也在吃药打针，我是私人医生在看，我撑得住，千万不要为我做无用的焦急。

钻戒我没有用，于我身份也不配，姆妈留着，回来住家中，因荷西不来（太贵了），等一切安置妥，我就回台湾，千万放心我。

宝宝如何？小妹们好吗？我回来买漂亮衣服给她们。不多写了。祝

好

妹妹上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

爹爹，姆妈：

现在的生活安静朴素极了，每天穿一件比基尼游泳装随处可去，衣服实在用不着，今日我打扮了一下，不过是一件牛仔裤衣，已算很好了，荷西平日亦是短裤赤膊，此地住家人人如此，非常省衣服钱。

我们又看到一幢房子，是一老先生死了，他太太想卖，也是一百五十万台币，我现在杀她价一百万台币，看她肯不肯（也许肯），这个岛上我们都去找了，其他地方即使院大也无处可去（荒秃秃泥巴山），这儿有海湾，有极好的环境可以外出散步，所以我选来选去还是现在住的地方。这儿对老人、年轻人、小孩都有好处，空气又好，现在这家如肯卖，我们马上买下（一大厅、四人房、两浴、一厨、有车房、院子），要等介绍人去丹麦问消息。我很喜欢这小房，对着大海，但不吵，因在远坡上，没有花树，光秃秃的一片，请爹爹、姆妈等我们买下房子了来住，你们肯来，将来车也换大的。

今日去问失业保险，可领两年，我们方领四个月（每月一万六台币），所以我们不急，有很好的事才去做，如不太好，所赚差不多失业金，将来失业了还没有现在领的多，所以一定要小心找事。一万六一月对我来说是必须十分省了，房租一百，荷西学英文五十，汽油六十元，大约是二百十元美金，只有一百九十美元可吃饭杂用，所以不能看电影、穿衣、吃牛排……但这儿生活环境非常好，我很满足，吃穿都是次要，现在我就在院子里写字，对着大海，清风徐来，比花莲亚士都饭店好一百倍。以前我用大约七百美金一月，常常上馆子。

希望过几年爹爹姆妈同来过过这里的安静日子，只怕你们会寂寞，你们来了，爹爹管花园，姆妈管厨房，这样不会无事做。

妹妹上

版权信息

书名：温柔的夜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302-1477-0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开场白
拾荒梦
黄昏的故事
巫人记
饺子大王
赤足天使——鞋子的故事
亲不亲，故乡人
浪迹天涯话买卖
故乡人
寂地
五月花
玛黛拉游记
温柔的夜
永远的马利亚
石头记
相逢何必曾相识
书信（加纳利·台湾）

开场白

永远的夏娃

《永远的夏娃》是很久以来就放在心里的一个标题，两年来，它像一块飘浮不定的云，千变万化，总也不能捉住它，给它定下清晰的形状来。

起初想出这个名字，倒是为了一个西籍女友，因为她的种种遭遇，使我总想到其他许许多多在我生命中经历过的女友们，她们的故事，每一篇都是夏娃的传奇。当时，很想在这个标题下，将她们一个一个写出来。后来，我又不想写这些人了。可是专栏得开了，夏娃这个名字我还是很爱，因为它不代表什么，也不暗示什么，专栏既然要一个名字，我就用了下来，它本身实在是没有意义的。

俄国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说过一句使我十分心惊的话，他说：“除非太卑鄙得偏爱自己的人，才能无耻地写自己的事情。”

我有一阵常常想到这句话，使得写作几乎停顿，因为没有写第三者的技巧和心境；他人的事，没有把握也没有热情去写；自己的事，又心虚得不敢再写，我不喜欢被人看视成无耻的人，可是老写自己生活上的事，真是觉得有些无耻。

后来我们搬家了，新家门口每天早晨都会有一匹白马驮着两个大藤篮跟着它的主人走过，沿途叫卖着：“苹——果——啊！”

每听见马蹄哒哒地来了，还不等那个做主人的叫嚷，我就冲出去靠在栏杆上看，直看到他们走远。

这匹马天天来，我总也不厌地看它，每当荷西下班回来了，我照例按压不住内心的欢喜向他喊着：“今天马又来了！”

马总是来的，而我的喜悦，却像当初第一次见它时一样的新鲜。

有一天，再也忍不住了，跟荷西说：“我要把这匹马写出来。”

他说：“有什么好写的，每天来，每天去的。”

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要把它写下来，说我天天看见一匹马经过，不知为什么有说不出的欢喜和感动。

后来，我又想到许多我生命中经历的事，忍不住想写，不写都不行，当时，总会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那句话——老写自己的事是无耻的——每想这句话，心中便气馁得很，呆呆地坐下来看电视，什么也不写了。可是那匹马啊，一直在心底压着，总得把它写出来才好。

又有一阵，一个朋友写信给我，他说：“你总不能就此不写了，到底你做的是文以载道的工作！”

我被这句话吓得很厉害，从来没有想到载什么东西的问题，这更不能写了，不喜欢那么严重。

以后有一段长时间就不写什么了。

今天荷西下班来对我说，工地上有个工人朋友家住在山里面，如果我们跟他回去，可以去看看这人养的猪羊，还有他种的菜。我们去了，挖了一大筐蔬菜回来，我的心，因为这一个下午乡间的快乐，又恨不得将它写了下来。久已不肯动笔的人，还是有这种想望。

回来后我一直在写作的事情上思想，想了又想，结果想明白了，我的写作，原本是一种游戏，我无拘无束地坐下来，自由自在地把想写的东西涂在纸上。在我，是这么自然而又好玩的事情，所以强迫自己不写，才会是一种难学的忍耐，才会觉得怅然若失，我又何苦在这么有趣的事情上节制自己呢！

像现在，我在上面把那匹马写了出来，内心觉得无比的舒畅，这真是很大的欢喜。我做这件事，实在没有目的，说得诚实些，我只是在玩耍罢了，投身在文章里，竟是如此快乐，连悲哀的事，写到情极处，都是快乐的感觉，这一点，连自己也无由解释的，总是这样下去了吧，我毕竟是一个没有什么大道理的人啊！

《永远的夏娃》将会是我一些美丽的生命的记忆，在别人看来，它们可能没有价值，在我，我不如不去想它价值不价值的问题，自由得像空气一般地去写我真挚的心灵。其实，它不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写了对事情还是一样的，可是既然我想写了，我就不再多想，欢天喜地地将它们写出来吧！

拾荒梦

永远的夏娃之一

在我的小学时代里，我个人最拿手的功课就是作文和美术。当时，我们全科老师是一个教学十分认真而又严厉的女人。她很少给我们下课，自己也不回办公室去，连中午吃饭的时间，她都舍不得离开我们，我们一面静悄悄地吃便当，一面还得洗耳恭听老师习惯性的骂人。

我是常常被指名出来骂的一个。一星期里也只有两堂作文课是我太平的时间。也许老师对我的作文实在是有些欣赏，她常常忘了自己叫骂我时的种种可厌的名称，一上作文课，就会说：“三毛，快快写，写完了站起来朗诵。”

有一天老师出了一个每学期都会出的作文题目，叫我们好好发挥，并且说：“应该尽量写得有理想才好。”

等到大家都写完了，下课时间还有多，老师坐在教室右边的桌上低头改考卷，顺口就说：“三毛，站起来将你的作文念出来。”

小小的我捧了簿子大声朗读起来。

我的志愿——

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更重要的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做垃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这……

念到这儿，老师顺手丢过来一只黑板擦，打到了坐在我旁边的同学，我一吓，也放下本子不再念了，呆呆地等着受罚。

“什么文章嘛！你……”老师大吼一声。她喜怒无常的性情我早已习惯了，可是在作文课上对我这样发脾气还是不太常有的。

“乱写！乱写！什么拾破烂的！将来要拾破烂，现在书也不必念了，滚出去好了，对不对得起父母……”老师又大拍桌子惊天动地地喊。

“重写！别的同学可以下课。”她瞪了我一眼便出去了。

于是，我又写：

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烤红薯的街头小贩，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玩耍，更重要的是，一面做生意，一面可以顺便看看，沿街的垃圾箱里，有没有被人丢弃的好东西，这……

第二次作文缴上去，老师画了个大红叉，当然又丢下来叫重写。结果我只好胡乱写着：“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老师看了十分感动，批了个甲，并且说：“这才是一个有理想，不辜负父母期望的志愿。”

我那可爱的老师并不知道，当年她那一只打偏了的黑板擦和两次重写的处罚，并没有改掉我内心坚强的信念，这许多年来，我虽然没有真正以拾荒为职业，可是我是拾着垃圾长大的，越拾越专门，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什么处罚也改不了我。当初胡说的什么拯救天下万民的志愿是还给老师保存了。

说起来，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儿童，可以说是没有现成玩具的一群小孩。树叶一折当哨子，破毛笔管化点肥皂满天吹泡泡，五个小石子下棋，粉笔地上一画跳房子，粗竹筒开个细缝成了扑满，手指头上画小人脸，手帕一围就开唱布袋戏，筷子用橡皮筋绑绑紧可以当手枪……那么多迷疯了小孩子的花样都是不花钱的，说得更清楚些，都是走路放学时顺手捡来的。

我制造的第一个玩具自然也是地上拾来的。那是一枝弧形的树枝，像滚铁环一样一面跑一面跟着前面逃的人追，树枝点到了谁谁就死，这个玩具明明不过是一枝树枝，可是我偏喜欢叫它“点人机”，那时我三岁，就奠定了日后拾荒的基础。

拾荒人的眼力绝对不是一天就培养得出来的，也不是如老师所说，拾荒就不必念书，干脆就可以滚出学校的。

我自小走路喜欢东张西望，尤其做小学生时，放学了，书包先请走得快的同学送回家交给母亲，我便一人田间小径上慢吞吞地游荡，这一路上，总有说不出的宝藏可以拾它起来玩。

有时是一颗弹珠，有时是一个大别针，有时是一颗狗牙齿，也可能是一个极美丽的空香水瓶，又可能是一只小皮球，运气再好的时候，还可以捡到一角钱。

放学的那条路，是最好的拾荒路，走起来也顶好不要成群结队，一个人玩玩跳跳捡捡，成绩总比一大批人在一起好得多。

捡东西的习惯一旦慢慢养成，根本不必看着地下走路，眼角闲闲一飘，就知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必理睬的，这些学问，我在童年时已经深得其中三昧了。

做少女的时代，我曾经发狂地爱上一切木头的东西，那时候，因为看了一些好书，眼光也有了长进，虽然书不是木头做的，可是我的心灵因为啃了这些书，产生了化学作用，所谓“格调”这个东西，也慢慢地能够分辨体会了。

十三岁的时候，看见别人家锯树，锯下来的大树干丢在路边，我细看那枝大枯枝，越看越投缘，顾不得街上的人怎么想我，掮着它走了不知多少路回到家，宝贝也似的当艺术品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心一意地爱着它。

后来，发现家中阿巴桑坐在院子里的一块好木头上洗衣服，我将这块形状美丽的东西拾起来悄悄打量了一下，这真是宝物蒙尘，它完全像复活岛上那些竖立着的人脸石像，只是它更木头木脑一点。我将这块木头也换了过来，搬了一块空心砖给阿巴桑坐着，她因为我抢去她的椅子还大大地生了一场气。

在我离家远走之前，我父母的家可以说堆满了一切又一切我在外面拾回来的好东西。当时我的父母一再保证，就是搬家，也不会丢掉我视为第二生命的破铜烂铁。

有些有眼光的朋友看了我当时的画室，赞不绝口，也有一些亲戚们来看了，直截了当地说：“哎呀，你的房间是假的嘛！”这一句话总使我有些泄气，对于某些人，东西不照一般人的规矩用，就被称做假的。

我虽然是抗战末期出生的“战争儿童”，可是在我父母的爱护下，一向温饱过甚，从来不知物质的缺乏是什么滋味。

家中四个孩子，只有我这个老二，怪异得有拾废物的毛病，父亲常常开导我，要消费，要消耗，社会经济才能繁荣，不要一块碎布也像外婆似的藏个几十年。这些道理我从小听到大，可是，一见了尚可利用的东西，又忍不住去捡，捡回来洗洗刷刷，看它们在我的手底下复活，那真是太快乐的游戏。

离开了父母之后，我住的一直是外国的学生宿舍，那时心理上没有归依感，生命里也有好几年没有再捡东西的心情。无家的人实在不需要自己常常提醒，只看那空荡荡的桌椅就知道这公式化的房间不是一个家。

那一阵死书念得太多，头脑转不灵活，心灵亦为之蒙尘，而自己却找不出自救之道，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竟在教科书本中度过实是可惜。

不再上学之后，曾经跟其他三个单身女孩子同住一个公寓，当时是在城里，虽然没有地方去捡什么东西，可是我同住的朋友们丢掉的旧衣服、毛线，甚而杂志，我都收拢了，夜间谈天说地的时候，这些废物，在我的改装下，变成了布娃娃、围裙、比基尼游泳衣……

当时，看见自己变出了如此美丽的魔术，拾荒的旧梦又一度清晰地浮到眼前来，那等于发现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枯萎的生命，那份心情是十分感动自己的。

到那时为止，拾破烂在我的生活中虽然没有停顿，可是它究竟只是一份嗜好，并不是必须赖以生存的工作，我也没有想过，如果有一日，整个的家庭要依靠别人丢弃的东西一草一木地重组起来，会是怎么美妙的滋味。

等我体会出拾荒真正无与伦比的神秘和奇妙时，在撒哈拉沙漠里，已被我利用在大漠镇外垃圾堆里翻捡的成绩，布置出了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家，那是整整两年的时间造成的奇迹。

拾荒人眼底的垃圾场是一块世界上最妩媚的花园。过去小学老师曾说：“要拾破烂，现在就可以滚，不必再念书了！”她这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学校可以滚出来，书却不能不念的。垃圾虽是一样的垃圾，可是因为面对它的人在经验和艺术的修养上不同，它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回报。

在我的拾荒生涯里，最奇怪的还是在沙漠。这片大地看似虚无，其实它蕴藏了多少大自然的礼物，我至今收藏的一些石斧、石刀还有三叶虫的化石都是那里得来的宝贝。

更怪异的是，在清晨的沙漠里，荷西与我拾到过一百多条长如手臂的法国面包，握在手里是热的，吃在嘴里外脆内软，显然是刚刚出炉的东西，没法解释它们为什么躺在荒野里，这么多条面包我们吃不了，整个工地拿去分，也没听说吃死了人。

还有一次西班牙人已经开始在沙漠撤退了，也是在荒野里，丢了一卡车几百箱的法国三星白兰地，我们捡了一大箱回来，竟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结果仍是放在家里人就离开了，离开沙漠时，有生以来第一回，丢了自己东西给人捡，那真说不出有多心痛。

我们定居到现在的群岛来时，家附近靠海的地方也有一片垃圾场，在那儿，人们将建筑材料、旧衣鞋、家具、收音机、电视、木箱、花草、书籍数也数不清，分也分不完的好东西丢弃着。

这个垃圾场没有腐坏的食物，镇上清洁队每天来收厨房垃圾，而家庭中不用的物件和粗重的材料，才被丢弃在这住宅区的尽头。

也是在这个大垃圾场里，我认识了今生唯一的一个拾荒同好。

这人是我邻居葛雷老夫妇的儿子，过去是苏黎世一间小学校的教师，后来因为过分热爱拾荒自由自在的生涯，毅然放下了教职，现在靠拾捡旧货转卖得来的钱过日子。

在他住父母家度假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据他说，拾荒的收入，不比一个小学老师差，这完全要看个人的兴趣。我觉得那是他的选择，外人是没有资格在这件事上来下评论的。

我的小学老师因为我曾经立志要拾荒而怒叱我，却不知道，我成长后第一个碰见的专业拾荒人居然是一个小学老师变过来的，这实在是十分有趣的事情。

这个专业的拾荒同好，比起我的功力来，又高了一层，往往我们一同开始在垃圾堆里慢慢散步，走完了一趟，我什么也没得着，他却抬出一整面雕花的木门来送荷西，这么好的东西别人为什么丢掉实在是想不透。

我的拾荒朋友回到瑞士之后不久，他的另一个哥哥开车穿过欧洲再坐船也来到了加纳利群岛。这一次，我的朋友托带来了一架货真价实的老式瑞士乡间的运牛奶的木拖车，有三分之二的汽车那么长，轮子、把手什么都可以转。它是绑在车顶上飘洋过海而来的一个真实的梦。我惊喜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一本淡绿封面，精装，写着老式花体英文字母，插画着精美钢笔线条画的故事书《威廉特尔》轻轻地又放在我手里，看看版本，竟是一九二〇年的。

这两样珍贵非常的东西使我们欢喜了好一阵，而我们托带去的回报，是一个过去西班牙人洗脸时盛水用的紫铜面盆和镶花的黑铁架，一个粗彩陶绘制的磨咖啡豆的磨子，还有一块破了一个洞又被我巧妙地绣补好了的西班牙绣花古式女用披肩。当然，这些一来一往的礼物，都是我们双方在垃圾堆里掏出来的精品。

拾荒不一定要在陆上拾，海里也有它的世界。荷西在海里掏出来过腓尼基人时代的陶瓮，十八世纪时的实心炮弹、船灯、船窗、罗盘、大铁链，最近一次，在水底，捡到一枚男用的金戒指，上面刻着一九四七年，名字已被磨褪得看不出来了。海底的东西，陶瓮因是西班牙国家的财产归了加地斯城的博物馆，其他的都用来装饰了房间，只有那只金戒指，因为不知道过去是属于什么人的，看了心里总是不舒服，好似它主人的灵魂还附在它里面一样。

拾荒赔本的时候也是有的，那是判断错误拾回来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见极大极大一个木箱，大得像一个房间，当时我马上想到，它可以放在后院里，锯开门窗，真拿它来当客房用。

结果我付了大卡车钱、四个工人钱。大箱子运来了，花园的小门却进不去。我当机立断，再要把这庞然大物丢掉，警察却跟在卡车司机后面不肯走，我如果丢了，他要开罚单，绕了不知多少转，我溜下车逃了，难题留给卡车司机去处理吧。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大箱子居然挡在门口。支解那个大东西的时候，我似乎下决心不再张望路上任何一草一木了。

前一阵，荷西带了我去山里看朋友，沿途公路上许多农家，他们的垃圾都放在一个个小木箱里。

在回程的路上，我对荷西说：“前面转弯，大树下停一停。”

车停了，我从从容容地走过去，在别人的垃圾箱内，捧出三大棵美丽的羊齿植物。

这就是我的生活和快乐。

拾荒的趣味，除了不劳而获这实际的欢喜之外，更吸引人的是，它永远是一份未知，在下一分钟里，能拾到的是什么好东西谁也不知道，它是一个没有终止，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结局的谜。

我有一天老了的时候，要动手做一本书，在这本书里，自我童年时代所捡的东西一直到老年的都要写上去，然后我把它包起来，丢在垃圾场里，如果有一天，有另外一个人，捡到了这本书，将它珍藏起来，同时也开始拾垃圾，那么，这个一生的拾荒梦，总是有人继承了再做下去，垃圾们知道了，不知会有多么欢喜呢。

黄昏的故事

永远的夏娃之二

我喜欢漫游，也喜欢黄昏和黑夜交接的那一段时光。

我们现在的家，坐落在一个斜斜山坡的顶上。前面的大玻璃窗看出去，星罗棋布的小白房在一脉青山上迤逦着筑到海边。

厨房的后窗根本是一幅画框，微风吹拂着美丽的山谷，落日在海水上缓缓转红，远方低低的天边，第一颗星总像是大海里升上来的，更奇怪的是，墙下的金银花，一定要开始黄昏了，才发出淡淡的沁香来。这时候，一天的家务差不多都做完了，咖啡热着，蛋糕烘烤得恰到好处。荷西已经下工回来，电视机也开始唱广告歌。我换上舒服的凉鞋，把荷西的茶点小心地用托盘搬出来，这才摸摸他的头，对他说：“我走了。”

这时候的荷西，也许在看报，也可能盯着电视，也可能开始吃东西，他照例含糊地说一句：“旅途愉快！”便将我打发去了。

我轻轻地带上房门，呼吸着第一口甚而还有些寒冷的空气，心情不知怎的就那么踏实欢喜起来。

很少在清晨散步，除了住在撒哈拉的那一阵经常早起之外，以后可以说没有在极早的时光里生活过。

早晨是一日的开始，心情上，有一日的负担和算计，迎接未知的白日，总使人紧张而戒备。黄昏便是不同，它是温柔的夜的前奏，是释放、舒畅，教人享受生命最甜美的一段时光。

这两年多来，无论住在哪里，家总是安置在近海的地方，黄昏长长的漫步成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习惯。

在丹纳丽芙岛，现在的住家，我每日漫游的路途大致是相同的。后山下坡，穿过海也似的芭蕉园，绕过灌溉用的大水池，经过一排极华丽的深宅大院，跟“水肺”站着谈一会儿闲话，再下坡，踏过一片野菊花，转弯，下到海岸线，沿着海边跑到古堡，十字港的地区就算是到了，穿进峡谷似的现代大旅馆，到渔港看船，广场打个转，图书馆借本书，这才原路回来。

每日经过女友黛娥的家，她总是抱了孩子想跟我一块去游荡，有时候看见她近乎委屈地巴望着我，总觉得自己拒绝得有些残忍。

总是哄她，用各种理由不带她去，有时候远远看见她向我走来，干脆装着不看见，掉头就跑，这样无情地一次一次甩掉她，她居然也不生气。

我喜欢适度的孤单，心灵上最释放的一刻，总舍不得跟别人共享，事实上也很难分享这绝对个人的珍宝，甚至荷西自愿留在家里看电视，我的心里都暗藏了几分喜悦。

清风明月都该应是一个人的事情，倒是吃饭，是人多些比较有味道。

每次散步，那条乡间小路上可以说是碰不到一个人影的，只有“水肺”，像是赴约会似的等在他华厦的大门口，苦盼着我经过。

“水肺”是一个八十多岁生病的德国老头子，跟他单身的儿子住在一幢极大的房子里，父子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儿子中年了，好似也病着似的。

这一家异乡人没有朋友，也不外出做事，种了一园的玫瑰花。老人因为肺水肿，已经不太能动了，天天趴在花园的门上，见我去了，老远的就一步一步将我吞下去似的望。

第一次经过老人的门口，就是被他喂喂地叫过去的。我过去了，他隔着镶花铁门，把手蓦然伸出来牢牢捉住人不放，手指冰冷的，骷髅似的大眼洞瞪着人，肺里风箱似的响，总是说：“上个月医生就说要死了，可是这个月都快完了，还没有死。”

“水肺”是我自己心里给老人叫的名字，他们姓什么从来不知道，散步去了，每天被他捉住，随他乱扯什么我都忍着听，后来日子久了，究竟是烦了，常常坚决地抽开他的手，转身逃开去。

有一次老人突然问我：“你穷不穷？你先生穷不穷？”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唐突地问我，站着不响，没有回答他，带些愠怒地微笑着。

他又突然说：“我唯一的儿子，死了不放心他，订婚两次，结果都给人跑掉了，如果，如果你肯跟他——我们是有钱的人，将来都是你的，不信你进来看，进来看呀——”

我静静地看着老人，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不为钱结婚。”

“可是也可以为钱结婚，是不是，是不是？”

老人又伸出手来急切地死拉住我，我悄悄抬眼往他身后望去，老人那个苍白沉默的中年儿子正躲在窗帘后面的一角偷看我。

后来我告诉荷西老人的事，荷西将我骂了一顿，说：“你已经结婚了，怎么还去跟人家争为不为金钱出嫁的事情，干脆把他骂过去才是。”

我也想过要骂这个老人，可是一经过他们的家门，看见那一园寂寂的玫瑰，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不忍和悲凉，便又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了。

前几天老人真的死了，晚上死的，第二天清早就搬去葬了，好方便的，大概早就预备着等他死的。

听见了这个消息的黄昏，一样在散步，经过死去老人的门口，发觉跟他长得那么相像的儿子，居然代替了父亲的位置，穿了一件鲜明的红毛衣，一色一样地趴在家门口。我看见了他，本想上去说几句哀悼的话，没想到他先对我喂喂地叫了起来，那个姿势和声音，就像他父亲第一次看见我时死命地把我叫过去一个样子，我被他这怪异的举动，吓得头发根根竖了起来，青着脸往山下没命地逃，一回头，那个儿子的半身，还挂在门外向我招手。身后如此华丽的洋房，却像个大坟似的，埋葬着一个喂喂呼叫的寂寞的活人，也是够残忍的了。

这几天还是经过死去老人的家门前，那个儿子不挂在门上了——他在窗后面看我。不知是忌什么，总是加快了脚步，怕一个那么堪怜的人，也算是生命的无奈吧。

我是不喜欢芭蕉园的，一走进去，再好的夕阳都幽暗暧昧起来，无风的时候四周静得要窒息，稍稍吹过一点点微风，芭蕉叶又马上夸张地沙沙乱响。

从小听带我长大的女工人玉珍说鬼，她每说鬼时，总要顺手一指过去在父母家中院里的一丛芭蕉树，说：“鬼啊，就在那种树下面，还会哭哦！女的，抱了小孩吱吱惨哭！”

我的童年被鬼故事吓得很厉害，直到现在，看见芭蕉心里还是不自在。

散步的路，不经过密密的蕉林就到不了海边。这一段长路，总是跑的，有时候天气阴暗，出门之前总再三拜托荷西：“过十五、二十分钟左右请你站出来在阳台上给我看看，好少怕一点。”

跑过一段蕉园，抬起头来往老远高岗上的家里望，荷西如果站在那儿，哪怕是个小黑点，心里也好过些。后来我天天叫他出来站一站，他不耐烦了，不再理我，我就一口气跑下去，两边树影飞也似的掠过，奔出林子，海边的路来了，这也就过了，可惜的是，芭蕉园里从来没有停下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吃它一根绿蕉，总是太怕了些。

从海岸一直走到古堡那一条路是最宽敞的，没有沙滩，只有碎石遍地，那么长一条滩，只孤零零一棵松树委委屈屈地站着，树下市政府给放了条长木椅。

这儿没有防波堤，巨浪从来不温柔，它们几乎总是灰色的一堆堆汹涌而来，复仇似的击打着深黑色怪形怪状的原始礁岩，每一次的冲击，水花破得天一般的高，惊天动地地散落下来，这边的大海响得万马奔腾，那边的一轮血红的落日，凄艳绝伦地静静地自往水里掉。

这两种景象配合起来，在我的感动里，竟是想象中世界末日那份摄人心魂的鬼魅和怪异，又想到日本小林正树导演的《怪谈》中的几场片景。这样的画面，总有一份诗意的凶恶，说不出是爱还是不爱，可是每天经过那张松树下的木椅，还是忍不住被吸引过去，坐下来看到痴了过去。

过了古堡，进入街道、商店、大旅馆……混入各色各样的外籍游客里去，这本是个度假的胜地，冬暖夏凉，虽是小街小巷，人世的鲜明活泼毕竟比大自然的景象又多了一层温柔。

经过小小的渔港，船都拉上了滩，没有预备出海的迹象，有些面熟的年轻人坐着钓鱼，老人在补网，穿热裤的金发游客美女在他们身边哗笑走过，这么不同的生活和人种同住在弹丸大小的十字港，却平静得两不相涉，亦是有趣的画面。

港口的椅子上，一个外国老太太，一个西班牙老渔夫，两个人话也不通，笑眯眯地靠在一起坐着，初恋似的红着脸。

过了那么多年，《巴黎最后的探戈》才在西班牙解禁了。港口电影院的队伍排列到另外一条街。

一看是这张电影，连忙跑上去看挂着的剧照，人群里却有人在叫着：“喂，三毛，三毛！”

发觉另外一个女友卡门居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挤在买票的队伍里，跑了上去问她：“你干吗？”

她暧昧地笑，神经兮兮地问我：“你看不看？看不看？”

“像你这种小气巴拉的样子，我就不看。”我拍拍她的头，斜斜睇着她，她一下气得很。

“这不是色情片，它有它本身的意义。”她十分严肃地分析起来，声音也大了。

“啊！这么严重？我更不要看了。”我又笑她，她气得想掐我又不敢离开队伍。

“我去买冰棒，你吃不吃？”我问她，她摇摇头，用手指指远方，原来是她的摄影家先生慢慢晃来了。

在广场向老祖母买冰棒，向她要柠檬的，她必定给人凤梨的，要凤梨的，她一定弄成柠檬的，跟她换，她会骂人。

很喜欢向她买冰棒，总得站好，专心想好，相反地要，得来才是正的。

我一向是向她要柠檬，得来正是我要的凤梨。有一次想，如果向老太婆买橘子冰棒，不知她弄成什么，结果她没弄错，我大大失望一番，以为橘子会变草莓的。

荷西叫我顺便去图书馆借海洋方面的书。

我跑进去拿了一本褚威格，一本卫斯特，这是荷西最受不了的两个作家，他自己不下来借，结果便是如此活该。

夜来了，黄昏已尽，巷内一家家华丽高贵的衣饰店看花了人的眼，看痛了人的心，繁华依然引人，红尘十丈，茫茫的人世，竟还是自己的来处。

回程下雨了，将借来的书塞进毛衣里面，发狂地往家里跑。一日将尽，接着来的，将是漫漫长夜，想到雨夜看书的享受，心里又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和欢欣，夜是如此的美，黑夜淋雨，更是任性的豪华。

跑过蕉园的外围，先去守园老夫妇的小瓦房，老婆婆正在屋内搬了空罐头预备接漏雨呢。

坐了一会儿，老公公回来了，跳上去捉住他，叫他陪着穿过蕉林，天越走越黑，雨却不大了，老公公一再地问，荷西怎么不捉鱼给他吃了。

快到家门了，开始小跑，这是一天的运动，跑到家里，冲进门去，愉快地喊着：“回来啦！”

那时候，荷西看见我总很高兴的样子。

我们十点钟吃简单的晚饭。

夜间十二时上床开始看书，我叹了口气，对荷西说：“散步太快乐了，这么快乐，也许有一天散成神仙，永远不再回家了，你说好不好？”

荷西不置可否。

结婚四年了，我也知道，这种鬼话，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才能回答我。

“如果我成仙去了，你不要忘了吃东西，蛋炒饭冰箱里总是有一盘的。”

荷西还是专心做他的填字游戏，咿咿啊啊地假装听着。

我又自说自话了好一阵，这才拿起书来，默默地看了下去。

看了一看，还是搁下书来想了一下——荷西不知道会不会找不到蛋炒饭。

巫人记

永远的夏娃之三

居住在加纳利群岛不觉已有两年了。

一直很想将这儿亲身经验的一些“治疗师”用巫术治病的情形记录下来。

知道《皇冠》在这个群岛上拥有可观的订户和读者，住在这儿的侨胞，看了以下的文字时，很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肯介绍这个美丽而现代的北非观光胜地的旅游事业，偏偏要去写些旁门左道的巫术，好似这儿是个无比落后荒谬的地区一般。

我因为去年曾经给这个群岛写了一个中篇游记，收录在《哭泣的骆驼》那本书里，因此有关加纳利群岛的其他，无心再在这儿重述了。

有兴趣写的还是几次接受土地郎中治病的经过情形。

第一次听说加纳利人相信巫术是在沙漠里居住的时候。

那时，许多加纳利岛的工人过海去沙漠的小镇讨生活，他们或多或少总会说说自己故乡的事情。

我们的朋友之一马诺林是大加纳利岛去的，他可以说是同乡们中的知识分子，本身极爱思考，也很喜欢心灵学方面的知识，据说，他的养父，过去一度是做巫人的，后来娶了他的母亲，才改在香烟厂去做事了。

马诺林在性格方面有他的神秘性，思想有时候十分的怪异，我跟他很谈得来，而荷西就比较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人的心灵领域里去。

当时，我们的撒哈拉威邻居的男孩子，一个名叫巴新的，不知为什么迷上了一个沙漠里的妓女，几个月来鬼魔附体似的，白天糊涂到家人也不太认识，可是只要黄昏一来，他的步子就会往女人住的那个方向走。家里的东西不但偷出去卖，连邻居那儿都红着吓人的眼睛死赖着借钱，钱一到手，人就摇摇晃晃地被吸去了，好似那个妓女勾着他的魂一般。

有一天巴新晃进来借钱，我看他实在可怜，给了他三百，这点钱上女人那里去自然是不够的，他又可怜巴巴地求。马诺林当时恰好在我们家，也给了他两百，他才低着头走了。

“这个孩子可怜，中了蛊。”马诺林说。

我一听，全身寒毛肃立，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么可怕的话。

“中的还是加纳利群岛那边人搞过来的鬼东西。”马诺林又说。

“迷女人呀？”我又吓吓地探了一句。

“不小心，吃下了一点别人放的不该吃的东西，就回不了头了。”

“你怎么晓得？”荷西很不以为然地问。

“这种东西，发起来一个样子，没有那个女人，就是死路一条，妓女常常用这种方法去教人中迷的。”

本想反驳马诺林这过分荒谬无知的说法，后来想到他家庭的背景——养父是巫人，母亲开过酒吧。在他生长的环境里，这样的迷信可能还是存在的。我因此便不说什么，笑笑地看着他，可是心里是不相信这一套的。

“巴新也真可怜，十六岁的小家伙，爱上那个女人之后完全变了，有一次三更半夜来敲门借钱，好像毒瘾发作的人一样，我们开慢了一点，他就疯了似的一直敲一直敲，真开了，他又不响了，呆呆地站在月光里，好可怕好可怕的红眼睛瞪着人看。”我越说越怕，声音也高昂起来了。

马诺林听了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

“他们家是保守的回教家庭，出了这样个儿子，真是伤心透了，上礼拜巴新还给绑起来打，有什么用，一不看好，又逃出去了。”我又说。

这时候马诺林抬头很奇异地抹过一丝微笑，说：“可以解掉的嘛！”

“巴新是初恋狂，性格又内向，所以这个怪样子，不是你说的中了什么蛊。”我很简单地说。

马诺林也不争辩，站起来，穿过我们的天台，到巴新家里的楼梯口去。

“要巴新的妈妈来跟我谈。”马诺林对我说。

虽是沙漠女人，为了谈儿子，匆匆忙忙就跑过来了，马诺林低低地对她不知讲什么，巴新的母亲猛点头，一句一句答应着，又擦眼泪，不停地擦泪。

没过第三天，巴新意外地好了，人也精神起来了，很快活地坐在大门口，黄昏也不出去，接连十多天都没再出去，以后完全好了。

我心里奇怪得不得了，又不能问巴新。

马诺林来了，我自是逼上去死死追问，可是他也不肯讲，只说：“这种事只有巴新的妈妈可以化解，如果没有母亲，就难了。”

“可是做了什么呢？”我又追问着。

“小魔术。”马诺林仍是笑而不答。

我们是不相信的，看了巴新仍不相信。直到来了丹纳丽芙岛，发觉连乡下女人要抓住丈夫的心，都还相信这些巫术，真教人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慢慢地也听习惯了这些事。

当然，我说的这些只是一般少数没有知识的乡下女人男人，并不能代表大半的加纳利民风，这些事在城市里是不常听讲的。

个人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治疗师，是在两年前的冬天。那时候，我得了一次恶性感冒，初来这个岛上，没有一个相识的朋友，那时候荷西又单独去了半年沙漠，我一个人居住在海边生病。

感冒了近乎一个多月，剧烈的咳嗽和耳痛将人折磨得不成样子，一天早午要两次开车去镇上打针，可是病情始终没有丝毫进展。

医生看见我那副死去活来的样子非常同情，他惊异地说：“开给你的抗生素足足可以杀死一只大象了，你怎么还不好呢？”

“因为我不是那只象。”我有气无力地答着。

药房的人看我一次又一次地上门，也是非常不解，他们觉得我吃药吃得太可怕了。

“这种东西不要再用了，你啊，广场上那个卖草药的女人去试试看吧！”药剂师无可奈何地建议着。

我流着冷汗，撑着走了几十步，在阳光下找到了那个被人叫“治疗师”的粗壮女人。

“听说你治病？”那一阵真是惨，眼前金星乱冒的虚弱，说话都说不动。

“坐下来，快坐下来。”治疗师很和气，马上把我按在广场的一把椅子上。

“咳多久了？”

“一个多月了，耳朵里面也很痛，发烧。”

女人一面听一面很熟练地抓了一把草药。

“来，把手给我，不要怕。”治疗师把我的双手合起来交握在她手掌里抱在胸前，闭上了眼睛喃喃有词地说了一段话，又绕到我背后，在我背上摸摸，在耳朵后面各自轻轻弹了一下，双手在我颈下拍拍，这就算治过了。

我完全没有被她迷惑，排拒地斜望着这个乡下女人，觉得她很滑稽。阳光下，这种治疗的气氛也不够吸引人。

那份药，收了相当于三块美金的代价，念咒是不要钱的，总算是很有良心了。

说也奇怪，熬了三次草药服下去，人不虚了，冷汗不流了，咳出一大堆秽物，缠绵了近四十天的不适，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那还是以前服的抗生素突然有了作用。治疗师的草药不过是也在那时候服了下去，巧合罢了。

虽然那么说，还是去买了一包同样的草药寄给台北的父母收藏。

治疗师笑着对我说：“其实，这只是一种煮肉时放进去用的香叶子，没有什么道理，治好你的，是上面来的力量。”她指指天上。

我呆呆地看着她，觉得很有趣，好在病也过了，实在不必深究下去。

“你怎么学的？”我站在她摊子边东摸西看，草药的味道跟台湾的青草店差不多，很好闻的。

“老天爷赐的特别的天赋，学不来的呀！”很乐天地笑着。

“你还会什么？”又问她。

“爱情，叫你先生爱你一辈子。”女人粗俗地恶狠狠地对我保证，我想她这是在开人玩笑了，掉头笑着走开去。世上哪有服药的爱情。

加纳利群岛一共大小七个岛，巫风最盛的都说是多山区的拉芭玛岛，据说一般居住在深山里的乡民万一生了小毛小病，还是吃草药，不到真的严重了不出来看医生的。

有的甚而连草药都不用，只用巫术。

荷西与我曾经在这个多山的岛上，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抢拔了一些毛发去，她拉了我一小撮头发，荷西是胡子。这件事去年已经写在游记里了。至今不明白，这个女人抢我们的毛发是有什么作用。

很有趣的是，我们被拔了毛发那日回旅社去，不放心地请教了旅馆的主人，问他们有没有拔毛的风俗。

旅馆主人笑说：“是巫术嘛！”

我们没说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那种不愉快的感觉过了好多天都萦绕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拉芭玛岛居住又住了十数日。一天旅馆楼下隔邻的人要请巫师来家里，清洁工人就来跟我们说了。

“治什么？”

“那家太太瘫在床上好多年啦！还送到马德里去治过，没有好。”

我马上跑去请旅社主人带我去看，他很干脆，当时便答应了，并且说，瘫在床上的是他堂嫂嫂，有亲戚关系的。

下午五点多钟吧，他们打电话上来叫我，说巫师来了。当然，为了尊敬对方，他是说：“治疗师来了！”

这位治疗师也真有意思，听说他平日在市政府上班，兼给人念咒治病，穿得很时髦，体格十分魁伟，很有自信的样子，怎么看都没有阴气，是个阳间的人物。

我跟去楼下这家请巫师的人家时，那个瘫着的女人居然被移开了，只有空床放着，这不免使我有些失望，人总是残忍的，对悲惨的事，喜欢看见了再疼痛，看不见，就不同了。

治疗师在房内大步走来走去，好像散步一样，也不作法，不念咒，然后简单地说：“把床换到这头来。”又说：“从今天起，这扇门关上，走另外一边出入。”

说完他走掉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跟在旅社主人后面走出来时，我不解地问他：“你想床换了位置，再开开门关关门，瘫女人就会走路了吗？怎么可能呢？”

他停下来很奇怪地看着我，说：“谁说她会走路来的？”

“不是明明请人来医她的吗？”我更不懂了。

“谁有那么大的法力叫瘫子走路？那不过是个兼差的治疗师而已呀！”他叫了起来。

“他来到底是做什么？”

“来治我堂嫂嫂的伤风感冒，你看吧，不出一星期一定好，这个人在这方面很灵的。”

“就这样啊？”

“就这样？你以为巫术是做什么，是给你上天下地长生不老的吗？”

去年荷西远赴尼日利亚去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有一天，因为滂沱大雨，车子在乡间小路上熄了火，我不顾一切下来死命推车，一时过去车祸受伤过的脊椎又大痛了起来。

我一连去看了七八次医生，睡在硬地上，都不能减轻那剧烈的痛。

那时家中正在油漆，工人看见我痛得那个样子，马上热心地要开车送我上山去找“治疗师”。

当时不知为什么那么无知，竟然表示肯去试试，跟油漆匠约了次日一同去看那个传说中的瞎子治疗师。

一个受伤的脊椎必然需要时间给它复元，而我去痛心切，大意地将身体那么重要的部位去交给一个瞎子老人，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愚昧。

这个瞎子很著名，乡下人相信他，我们社区的油漆匠也有脊椎的毛病，所以才把我给带去看。

去了原来是给脊椎痛的人“拔火罐”，跟中国的老方法差不多。有趣的是，瞎老人用个马铃薯放在脊椎上，马铃薯上再插一根火柴，火柴由他的助手女儿一燃上，马上从上面罩个玻璃杯，这一来，开始贴着肉推，痛得差不多要叫，治疗也好了。治好的人，也是助手来，拿长条的宽绷带将胸口到下腰紧紧地绑起来，这个在医学上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可是我个人绑了几天之后，痛减轻了很多。

当我回到自己的医生处去检查时，跟他说起瞎子治疗师的事，当然被他大骂了一顿，我也就没有再回去给放马铃薯了。

今年换了居处，来了美丽的丹纳丽芙岛，这儿景色非常美丽，四季如春，冬不冷，夏不热，而我，在这么怡人的岛上，居然一连发了数个月的微烧，医生查遍身体，却找不出毛病。

在这种情形之下，又有人好意来带我去找“治疗师”了。

据说，那是一个极端灵验的南美委内瑞拉远道而来的治疗师，专治疑难病痛。我女友的母亲因为手腿麻木，要去看，把我也一同捉了去。

治疗师住在山里面，我们清晨几点到，已经有一长队的人在等着了，等待的人，绝大多数是没有知识的乡村妇女们。她们说，这一个比较贵，多少要放五百、一千西币。虽然照习俗，治疗师本人是不定价不讨钱的，因为这天赋治病的异能，是该用来解除众生的苦痛，所以不能要钱。说是这么说的，可是每一个都拿。

南美来的术师长得非常动人，深奥的眼睛摄人心魂似的盯住每一个哀愁的女人。他是清洁的，高贵的，有很深的神学味道，在他的迫视下，一种催眠似的无助感真会慢慢地浮升上来。

每一个病人到他面前，他照例举木十字架出来在人面前一左一右地晃，然后轻轻地祷告，静静地听病人倾诉。当时场内的气氛有若教堂，每一个穷苦的女人受了他的催眠，走出去时，绿绿蓝蓝的大钞票就掏出来了。

这是个江湖术士，草药都不用了。轮到我时我退开了，不肯给他看。

同去的女友的母亲接受治疗之后大概一时感动得十分厉害，出门还流下了眼泪。

最假的治疗师最会赚钱，也最受人们爱戴，这是我的一大发现。

比较起来，我喜欢市政府那个叫人搬床的治疗师，他什么气氛都不制造，连病人也不必看，多么干脆。

西班牙本土人爱孩子，加纳利群岛人也爱孩子，更爱男孩子。荷西与我结婚四年，没有生育，在这儿简直被乡下人看成人间悲剧，他们一再地追究盘问，实在使人啼笑皆非。

有一天，打扫女工玛丽亚匆匆地跑上楼来激动地问我：“要不要一个男娃娃？”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了一跳，马上想到一定是个弃婴，叫了出来：“在哪里？”

“什么在哪里，我打听到一个治疗师，治好了不知其数的不孕妇人，生的都是男娃娃。”她愉快地向我宣布。

我听了叹了口气。这些愚民村姑，怎么会无知可怜到这个样子。

“什么！我不去。”我很无礼地回答。

“你去，你今天下午去，明年这个时候请我参加孩子受洗典礼。”玛丽亚有这么固执的信心。

“我不相信，不去，不去。”简直神经嘛。

玛丽亚走了，过了一下，带来了我很面熟的一个希腊邻居太太，手里抱了个小婴儿。

“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结婚几年没有孩子，也是别人介绍我去那个治疗师那里治了几次，现在有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你如果肯去，我下午可以带路。”那个太太很温柔地说。

“我们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小孩。”我硬着头皮说。在一旁听的玛丽亚做了一个昏倒的表情，她三十六岁，有四个小孩，最大的十七岁。

“千万不要这么说，你去试试，太多的女人被这个老人医好了。”希腊太太又说。

“痛不痛？”我动摇了。

“不痛，要拉手臂，两手交抱，治疗师从后面抱起来拉，脊椎骨头一节节响，就好了。”

“嗄！”我听了脊椎马上真痛起来。

“我们都是要帮助你，去一次怎么样？”

我开始愠怒起来，觉得这两个女人太讨厌了。

到了下午，希腊先生热情地来了，不由分说，就拿了我的毛衣皮包自说自话地下楼了。

我无可奈何，强忍了怒，锁了门，走下楼时，他们这对过分热心的夫妇已在车内等着我了。

治疗师也是个老人，他很得意地说，连葡萄牙那边都有不孕的女人慕名来找他，结果都怀孕了，而且生男孩。

接着老人站在一格高楼梯上，叫我双手交抱，手臂尽量往背后伸，他从后面抱住我，将我凌空举起来乱晃，骨头果然咔啦啦乱响，我紧张得尖叫了起来，他又将我上下乱顿，这一来，受伤过的脊椎马上剧痛，我几乎是打架似的从老人手臂里又叫又喊地挣脱下地。

在一旁看的希腊夫妇很不甘心，一齐叫着：“这不算，再摔一次，再摔一次。”

“差不多啦，下次再来，下星期六早晨来最好。”老人被我乱叫得有些不乐，门外候诊的另外几个女人马上露出了害怕的神情来。

我送了治疗师两百块钱，那么少，他还是谢了又谢，这一点使我十分喜欢他，可是我再也不会回去找他了。还是把时间让给葡萄牙女人去吧。

治疗师，我们背地叫他们巫师，在这儿还有很多很多，我去过的还有其他三四个，不过都没有什么过分特别，不值得记述，比起我所见过的尼日利亚与贝宁国（早先称作达荷美），真正非洲丛林里的巫师又更是厉害恐怖邪门了千万倍，我在尼日利亚看过一次女巫对当地女神“水妈咪”的献祭，当时身受的惊吓可能一生也不能忘怀，这是加纳利群岛之外的故事，放在以后再说了。

饺子大王

永远的夏娃之四

我个人在日常生活上的缺点很多，优点却很少。

比较认识我的人都会发觉，就因为我做任何无关紧要的小事情都过分专注的缘故，因此在大事上反倒成了一个心不在焉的糊涂人。

套一句西班牙的说法，我是一个“常常在瓦伦西亚的月亮里的人”，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的月色特别的美，对月的人，往往魂飞天外，忘了身在何处，而成了嫦娥一枚也。

当那日我极专心地提了两大包重重的食物和日用品从小铺子里走出来时，虽然觉得眼前寂寂的窄街上好似有个影子挡在我面前，可是我连无意识地抬头望一下的想法都不曾有，茫茫地越过这个人往我的车子走去。

虽然当时正是烈日当空，可是我一向是踏在月亮里走着的人，心没带在身上是十分普通的事。

走了几步，这个人却跟了上来，居然又犹犹豫豫地在侧面看我，再看我，又打量我。

我一样茫茫然地开车门，弯下身将手里的东西丢进去，对身边的人没有什么知觉。

“请问你是三毛吗？”这个人突然用国语说。

听见自己国家的语言多少使我有些意外，很快地站直了身子，微笑着客气地说：“是啊！您也是中国人吗？”

不知为什么，这个人听到我那么客气而有礼的回答，居然露出窘气不堪的表情来，斜斜地侧过头去，自言自语地用乡音长叹了一声：“唉——莽记塌啦！”

一个长久失乡的人突然听到乡音，心里的震动是不能形容的，虽然我们家自小讲国语，可是父母亲戚之间仍然用家乡话。眼前这个人一句话，轰开了我久已不去接触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物，像火花一般在脑海里纷纷闪烁起来。而我，张大着眼睛呆望着来人，却像被点穴了一般不能动弹也不能言语。

“这个人我认识的呀！”我心里喊了起来。

“哎呀！表姐夫啊！”终于尖叫了出来。

这个姐夫将手一摊，做了个——“这不就是我吗”的表情，默默上前来接过我手里另一包东西放进车里去，我呢，仍然歇斯底里地站在一边望着他，望着他，讷讷不能成言。

我的表姐，是父亲嫡亲大姐的第六个孩子，所以我们称她六表姐。多年前，表姐与现在的表姐夫如何认识，如何结婚，我都在一旁看过热闹，跟这位表姐夫并不生疏。当时家族里所有的小孩都喜欢这个会开船又会造船的人，跟着他四处乱跑，因此我们总是叫这表姐夫是“孩子王”。

想不到十一年的岁月轻轻掠过，相逢竟成陌路。

表姐夫犹犹豫豫不敢认我，而我，比他更惊人，居然笑问他是不是中国人。

相见之后快快开车带姐夫回去，心绪虽然稍稍平静下来，却又再生感触，但觉时光飞逝，人生如梦，内心不由得涌出一丝怅然和叹息来。

这一次表姐夫从纽约运高粱来丹纳丽芙岛，船要泊一个星期，他事先写给我的信并未收到，停了两天码头仍不见我的影子。这一下船，叫了计程车，绕了半个岛找到我们住的地方来，来了却没有人应门，邻居说，三毛是去买菜了，就在附近呢。表姐夫在街上转着等我，却在路上碰到了。

这几年来，我一直以为表姐夫仍在日本造船，却不知他为了航海年资，又回到船上去工作了。多年前的他，是个日本回来的平头小伙子，而今的他，却已做了五年的船长，头发竟然也星星地花白了。

十一年不见，这中间有多少沧桑，坐定了下来，却发觉我这方面，竟没有太多过去值得再去重述。

表姐夫一向是话不多的，我问，他答，对话亦是十分亲切自然。

先问家族长辈们平安健康，再问平辈表姐妹兄弟事业和行踪，又问小辈们年龄和学业，这一晃，时间很快地过去了。

说着说着已是午饭时分，匆匆忙忙弄了一顿简单的饭菜请姐夫上桌，同时心里暗忖，这星期天还得好好再做一次像样的好菜请请远客才是。

说着闲话，正与姐夫商量着何处去游山玩水，却见荷西推门进来了。

这荷西，但见他身穿一件蓝白棋子布软绉衬衫，腰扎一条脏旧不堪牛仔短裤，脚踏脱线穿底凉鞋，手提三五条死鱼，怀抱大串玉米，长须垢面，面露恍笑，正施施然往厨房走去——他竟没看见，家里除了我还有别人坐着。

平日看惯了荷西出出入入，倒也没有什么知觉。今日借了表姐夫眼光将他打量了三数秒，不禁骇了一跳——他那副德行，活脱是那《水浒传》里打鱼的阮小七！只差耳朵没有夹上一朵石榴花。

这一看，微微皱眉，快快向他喊了过去：“荷西，快来见过表姐夫！”

荷西回头，突见千山万水那边的亲戚端坐家中，自是吓了天大的一跳。

表姐夫呢，见到表妹千辛万苦，寻寻觅觅，嫁得的妹夫却是如此这般人物，想来亦是惊愕交织，面上不由得浮出一丝悲凉之色来。

三人惊魂甫定，表姐夫与荷西相谈之下，发觉在学校里念的竟是差不多的东西，这一来，十分欢喜，下午便结伴游山玩水去也。

说了上面那么多家务事，还是没有一个跟题目相干的字写出来，这实在也不奇怪。天下的事，总有因果，所谓姐夫来访正是因的一面的讲述，而饺子的出现，却是由这个原因而带来的结果，所以没有法子不把这些事情扯进去。

话说当天夜晚将表姐夫送回船去，相约周末再去船上参观，又约周日表姐夫与船上同仁一同再来家中聚餐。

临去时，顺便问了姐夫，可否带女友上船，姐夫满口答应，并说：“好呀！欢迎你的朋友来吃饺子，饺子爱吃吗？”

荷西中文虽是听不懂，可是这两个字他是有印象的，别了姐夫之后，在车内他苦恼地说：“怎么又要吃饺子，三吃饺子真不是滋味。”

这不能怪荷西，他这一生，除了太太做中国菜之外，只被中国家庭请去吃过两次正正式式的晚饭，一次是徐家，吃饺子，一次是林家，也吃饺子，这一回自己表姐夫来了，又是饺子。

我听了荷西的话便好言解释给他听，饺子是一种特别的北方食物，做起来也并不很方便，在国外，为了表示招待客人的热忱，才肯包这种麻烦的东西。这一次船上包饺子更是不易，他们自己都有多少人要吃，我们必要心怀感激才是。

我的女友们听说周末荷西和我要上大船去，羡慕得不堪，都想跟去凑热闹。

我想了一会儿，挑了玛丽莎和她三岁的小女儿玛达。原因很简单，玛丽莎长住内陆马德里，从来没有上过一条大船，这一次她千里迢迢来丹纳丽芙看望我，并且来度假一个月，我应该给她这个难得的机会的，还有一个理由，这个女友在马德里单身时，跟我同租过房子，住了一年，她爱吃中国菜。

为了不肯带丹纳丽芙的女友黛娥和她的丈夫孩子同去，这一位，在努力游说失效之余，还跟我怄了一场好气。

船上的同胞，对我们的热忱和招待令我有些微激动，虽然面上很平静地微笑着，心里却是热热湿湿的，好似一场濛濛春雨洒在干燥的非洲荒原上一般，怀乡的泪，在心里漫漫地流了个满山遍野，竟是舒畅得很。

荷西说是南方女婿，不爱吃饺子，饭桌上，却只见他埋头苦干，一口一个，又因为潜水本事大，可以不常呼吸，别人换气时，他已多食了三五十个，好大的胃口。

玛丽莎是唯一用叉子的人，只见她，将饺子割成十数小块，细细地往口里送，我斜斜睇她一眼，对她说：“早知你这种食法，不如请厨房别费心包了，干脆皮管皮，馅管馅，一塌糊涂分两盘拿上来，倒也方便你些。”

我说话一向直率，看见荷西那种吃法，便笑着说：“还说第三次不吃了，你看全桌山也似的饺子都让在你面前。”

“这次不同，表姐夫的饺子不同凡响，不知怎么会那么好吃。”荷西大言不惭，我看他吃得那样，心中倒也跟着欢喜起来。

时间飞快地过去，我们要下船回家了，表姐夫才说，临时半夜开船巴西，次日相约到家吃饭的事已经没有可能了。

“可是我已经预备了好多菜。”我叫了起来。

“你们自己慢慢吃吧！哪！还有东西给你带回去。”表姐夫居然提了大包小包，数不清多少珍贵的中国食物塞给荷西。

厨房伙委先生还挑出了台湾常吃的大白菜，硬要我们拿去。

跟船出海的唯一的大管轮先生的夫人，竟将满桌剩下的饺子也细心地用袋子装好了，厨师先生还给特意洒上麻油。

离船时，虽然黄昏已尽，夜色朦胧，可是当我挥手向船舷上的同胞告别时，还是很快地戴上了太阳眼镜。

表姐夫送到车门边，荷西与他热烈地拥抱分手，我头一低，快快坐进车内去，不敢让他看见我突然泪水弥漫的眼睛。

多少年离家，这明日又天涯的一刹那间的感触和疼痛，要控制起来仍是相当的困难，好在也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刹那，不然这世上大半的人会是什么情形，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世上的事情，真要看它个透彻，倒也没有意思，能哭，总是好事情。

我是个B型的人，虽然常常晴天落大雨，可是雨过天青亦是来得个快。

夜间荷西睡下了，我坐在地上，将表姐夫给的好东西摊了一地，一样一样细细地看——酱油、榨菜、辣萝卜、白糟鱼、面条、柠檬茶、黄冰糖、大包巧克力、大盒口香糖，甚至杀虫粉、防蚊油、李小龙英文传记，他都塞给了我们。

这一样一样东西，代表了多少他没有说出口来的亲情，这就是我的同胞，我的家人，对他们，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爱和骄傲。

看到最后，想到冰箱里藏着的饺子和白菜，我光脚悄悄跑进厨房去，为了怕深夜用厨房吵到荷西和邻居，竟然将白菜轻轻切丝，拌了酱油，就着冷饺子生吃下去，其味无穷。

数十个胖胖的饺子和一棵白菜吃完，天已快亮了，这才漱漱口，洒些香水，悄悄上床睡觉。

冰箱里就剩了五个饺子，在一只鲜红的盘子里躺着，好漂亮的一幅图画，我禁不住又在四周给排上了一圈绿绿的生菜。

第二日吃中饭，荷西跟玛丽莎对着满桌的烤鸡和一大锅罗宋汤生气。

“做人也要有分寸，你趁人好睡偷吃饺子也罢了，怎么吃了那么多，别人还尝不尝？你就没想过？自私！”荷西噜噜苏苏地埋怨起来。

“来来，吃鸡。”我笑着往玛丽莎的盘子里丢了三只烤鸡腿去。

“啊！你吃光了饺子，就给人吃这个东西吗？”玛丽莎也来发话了，笑吟吟地骂着。

“三毛，我要吃饺子。”小家伙玛达居然也凑上一角，将鸡腿一推，玫瑰色的小脸可爱地鼓着。

“吃饺子又不犯死罪，不成叫我吐出来？”

我格格地笑着，自然也不去碰鸡腿，经过昨晚那一番大宴，谁还吃得下这个。

失去的爱情，总是令人怀念的，这三个外国人，开始天天想念饺子，像一群失恋的人般曾经沧海起来，做什么菜侍候都难为水哦。

我生长在一个原籍南方的中国家庭里，虽然过去在父母膝下承欢时，连猪肉和牛肉都分不清楚，可是为人妻子以来，普通的中国菜多少也摸索着做得差强人意。荷西因此很不爱去中国饭店吃饭，他总说我做得比饭店里的口味好，却不知道，国外的中国饭店有他们的苦衷，如果不做浆糊和杂碎，那批外国人会说吃的不是中国菜，可能还会闹着不付钱呢。

这一回，荷西说着不吃的饺子吃出了味道，我心里却为难了起来。

饺子皮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我知道是面粉。

面粉要掺凉水，热水，还是温水？不知道。

掺水揉面要不要放盐？更没听说过。

听说馒头是要发的，那么饺子面发不发？

真买了面粉回来，是筛是不筛？多揉了会不会揉出面筋来呢？

我跑到小店里去张望，架子上排着一大排蔬菜，这不行呢，没听说用番茄、玉米、青椒、洋葱，还有南瓜做饺子馅的。

我站着细细地想了一想，打长途电话去问马德里的徐伯伯要怎么和面应该是个好主意，可是他老人家年纪大了，用这个长途电话去吓他，总是不礼貌。再说，我自己有个毛病，旁人教的，不一定学得来，自己想的，倒是不会太错。

爱迪生不是小学四年级就给学校赶了出来吗？我的情形跟他乱像的呢。

求人不如求己，我来给这饺子实验实验，就算和不出饺子皮，错和个小面人出来烤烤，吹口气，看它活不活，不也很有趣吗？

那一阵我是很忙的，女友玛丽莎来此度假，部分是为了来看我。我坚持她顿顿在家里吃，好叫她省了伙食费。全家才四个人吃饭，可是荷西吃得重，玛丽莎吃得轻，玛达是个小娃娃，又得另外做营养的食物，我自己呢，吃这些人多下来的，跟母亲的习惯一色一样。

第一顿饺子开出来，我成了个白面人，头发一拍，蓬一下一阵白烟往上冒。

这次的成绩，是二十七个洋葱牛肉饺，皮厚如城墙，肉干如废弹，吃起来洋葱吱吱响。

大家勉强吃了一两个，荷西变得好客气，直说做的人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倒是玛达小娃娃并不挑剔，一旁吃得好高兴，荷西看她那个样子，恶作剧地对玛丽莎说：“三毛这些饺子皮是用茶杯擀出来的，当心吃下玻璃碴。”

玛丽莎本来就是个神经质的母亲，这一唬，拎了玛达便往洗手间跑，掏她的脖子，硬迫她把口里的饺子给吐出来。

这些人这么不给人面子实在令人叹息，也因为他们如此激将，激出了我日后定做饺子大王的决心来。

一个人，大凡肯虚心反省自己的过失，将来不再重蹈，成功的希望总是会有的。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固然是好，动脑筋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是重要，小如做菜，大如齐家、治国，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初次的饺子皮是用温水和出来的。第二次便知道可以用冷水了，因为不是做蒸饺，是做水饺。

外国的蔬菜大半跟他们的人一般，硬邦邦的多，那么由我来以柔克刚像对荷西一样。再硬的粗脆包心菜，都给细细地切成碎末，再拿热水来煮软，然后找出一双清洁的麻纱袜子，将包心菜倒进去，挤掉水分，掺进碎肉里去。

玛丽莎坚持三岁的小孩吃猪肉太油腻，我便用牛肉馅，趁她不注意，给它混进了一大匙猪油，她竟也吃不出来，还说这个小肉牛又嫩又滑，吃起来一包香油呢！

开始时，我的饺子们是平平的，四周用叉子压压好，东一个西一个躺在满桌细细的干面粉上，如同一群沙滩上的月亮，有上弦月，也有下弦月。

再实验几次之后，它们站起来啦，一只只胖胖的，有若可爱的小白老鼠排着队去下锅。

擀面棍这个东西外国自然也有，可是我已习惯了用细长优美的长杯子做饺子皮，没有再去换它的必要，再说，用久了的东西，总多了一份感情。

一个多月的时光飞逝而去，玛丽莎和玛达已经从马德里来了两封好亲热的信，而我这个厨房里，也是春去秋来，变化很多，不消一个钟头，一百个热腾腾的饺子可以面不改色地马上上桌。连粗手粗脚的荷西，也能包出小老鼠来了，他还给它们用小豆子加眼睛，看了不忍心给丢下锅去烫死。

我的饺子，终于有了生命。

这个十字港游客那么多，我开始日日夜夜谱狂想曲，想用饺子把这些人荷包里的钱全骗过来——一个饺子二十块，十个饺子两百块，一百个饺子两千块……如果我一天做八小时，卖八小时，还有八小时可以数钱。

饺子这个东西，第一次吃可能没有滋味，第二次吃也不过如此，只要顾客肯吃第三次，那么他就如同吃了爱情的魔药，再也不能离开我的饺子摊了。

我不敢说全世界的人都会吃饺子吃上瘾，可是起码留大胡子的那一批，我是有把握的。

荷西每天望着空荡荡的电锅，幸福而又惊讶地叹道：“三毛，我们这两个南方人，都给饺子换了北方了的胃，可怕呀！”

天天说要去卖饺子，可也没有实现过。

以前荷西和我卖过一次鱼，小小受了一点教训，做梦的事，可以天花乱坠，真的要美梦变成钞票，还是需要大勇气和大牺牲的。

虽说钱是决心不用饺子去换了，可是我的手艺那么高明了，总还是希望表现一次，满足这小小的虚荣心。

机会终于来了，去年我在大加纳利岛上班的某国领事馆的老板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她近日里要陪马德里来的总领事到丹纳丽芙来巡视一天，同来的还有几个总馆里的人，说想见我这半途脱逃的秘书呢。

她的信中又说，这一次来，完全是很轻松的观光，没有认真的西班牙官方的人要会面，问我丹纳丽芙有什么不气派而菜扎实的小饭店可以介绍大伙吃一餐。

这还用说吗！丹纳丽芙最好的馆子就开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嘛！名字叫“饺子大王”。

我一再地对荷西说：“小子，你不要怕，这些人再怎么高贵，也挑剔不了我的饺子，何况我从前做秘书的那个月，打字错得自己都不认识，邮票把加洛斯国王倒过来贴，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是一群见过世面的人。这次招待他们，是我心甘情愿，顺便也证实一下，我这个人啊，是美食大师，当初做那个秘书，实在是大材小用，所以逃了，不是上司虐待了我。”

“你能吗？”荷西十分忧愁。

吃一顿饭又不是什么大事情。盲目的自夸自满只有愚人才会，展示自己的真本实力，便不应拿愚昧来做形容。我虽是谦虚的人，可是在给人吃饺子这件事上，还是有些骄傲的，毕竟我是一步一步摸索着才有今天的啊！

你看过这样美丽的景色吗？满布鲜花的阳台上，长长一个门板装出来的桌子，门上铺了淡橘色手绣出来滚着宽米色花边的桌布，桌上一瓶怒放的天堂鸟红花，天堂鸟的下面，一只只小白鹤似的饺子静静地安眠着。

这些饺子，有猪肉的，有牛肉的，有石斑鱼的，有明虾的，有水芹菜的，还有凉的甜红豆沙做的，光是馅便有不知多少种。

在形状上，它们有细长的，有微胖的，有绞花边的，有站的，有躺的。当然，我没有忘记在盘子的四周，放上一些青菜红萝卜来做点缀，红萝卜都刻成小朵玫瑰花。

当这些过去的上司们惊叹着拿着盘子绕长桌转圆圈的时候，我衣着清洁美丽地交臂靠在柱子上安然地微笑着。

“三毛，你实在太客气了，今天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一生都会记住。”

我的顶头上司，那个美丽的妇人真诚地悄声谢我。

我呢，跑到洗手间去哈哈大笑起来。

我哪里是为谁做这些事情呢，我不过是在享受我的生命，拿饺子当玩具，扮了一桌童年时便梦想着的货真价实的家家酒罢了。

赤足天使——鞋子的故事

永远的夏娃之五

我们的朋友，开小饭店的亚当，在上个月意外地中了一张奖券，奖金大约是一百多万西币，折合台币五十多万的样子。

这个数目，在生活这么高的地方，要置产是不太可能，如果用来买买生活上的小东西，便是足足有余了。

在我碰到亚当的太太卡门时，我热烈地恭喜了她一番，最后很自然地问她：“你买了些什么新的东西吗？”

卡门非常愉快地拉我回家，向我展示了她一口气买下的二十八双新鞋子，我蹲下去细细地欣赏了一番，竟没有一双是我敢穿在脚上的，尤其可怕的是，她居然买了一双花格子布做的细跟高统长靴——真难为她找得到这么难看的东西。

我告辞了卡门出来，心里一想再想，一个多了一些金钱的人，在生活上，精神上，通往自由之路的理想应该更畅通些才是，她不用这些钱去享受生命，竟然买下了二十几双拘束自己双脚的东西回来，实在不明白这是出自什么心理。

其实我个人对鞋子一向亦是十分看重的，回忆起童年时代的生活，我常常搬了小板凳坐在阳光下，看家中老佣人替我纳鞋底，做新鞋，等不及地要她挑一块小花布做鞋面。

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我们家住在南京鼓楼。一幢西式的大房子里，有前院有后院，还有一个停车的偏院。童年的生活，所记得的不外是玩耍的事情，玩耍又好似与奔跑总脱不开关系，虽然不过是三四岁吧，可是当年如何跨了大竹竿围着梧桐树骑竹马，如何在雪地里逃不及吃了堂哥一颗大雪弹，如何上家中假山采桑叶，又如何在后院被鹅追赶，这种种愉快的往事，全得感谢我脚下那双舒服的纯中国鞋子。

那时候我们家的孩子们，夏天穿的是碎布衬底，缝上鞋面，加上一条布绊扣横在脚面上，如同蚕豆瓣似的舒服布鞋。冬天的棉鞋便没有横绊扣，它们的形状是胖胖的如同元宝似的一种好玩的东西，穿着它好似踏进温暖的厚棉被似的，跑起路来却不觉得有什么重量。

记得有一年耶诞节，母亲给我穿上了一双硬邦邦的小皮鞋，我吃了一惊，如同被套了个硬壳子一般的不舒服，没有几天，新鲜的感觉过了，我仍是吵着要回旧布鞋来穿，还记得母亲叹了口气，温柔地对我说：“外面多少小孩子饭都没得吃，你们有皮鞋穿，还要嫌东嫌西地吵。”

到了台湾，大人背井离乡，在离乱的大时代里，丢弃了故乡一切的一切，想来在他们的内心是感触极深的。可是做孩子的我们，哪懂那些天高地厚的道理，当我从中兴轮上下来，进了台北建国北路那幢小小的日式房子，发觉每一个人都要脱鞋才能上榻榻米的地时，简直没将我高兴得发狂，跟着堂哥和姐姐尽情地又叫又跳，又低头看着自己完全释放的光脚丫，真是自由得心花怒放，又记得为了大家打赤足，堂哥竟乱叫着：“解放了！解放了！”为了这一句可怕的共产党才用的字，我们这些也跟着乱喊起解放来的小孩子还被大人打了一顿，喝叱着：“以后再也不许讲这句话，再喊要打死！”天晓得我们只是为了光脚在高兴而已。

初进小学的时候，我姐姐是三年级，我是一年级。

我们班上的同学大部分不穿鞋子，这使我羡慕得不堪，每天下了课，打扫教室的时候，我便也把鞋袜脱了，放在书包里，一路滴滴答答地提着水桶泼进教室去玩。下课回家时，踏着煤渣路和鸡粪，一步一刺地慢慢走着，再怎么也不肯穿上鞋子，快到家之前，舒兰街的右边流着一条小河，我坐下来洗洗脚，用裙子擦擦干，这才穿上鞋袜，衣冠整齐地回到母亲面前去给她看。

小学生的日子，大半穿的是白球鞋，高小时比较知道爱美了，球鞋常常洗，洗清洁了还给涂上一种鞋粉，晒干了时，便雪也似的白亮，衬上白袜子，真是非常清洁美丽的，那时候我的鞋子就是这一种，上学的路也仍是那一条，小小的世界里，除了家庭、学校之外，任何事都没有接触。社会的繁华复杂，人生的变化、欢乐和苦痛都是小说里去看来的，我的生活，就像那双球鞋似的一片雪白。

球鞋也是布做的，布的东西接近大自然，穿着也舒适，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大家都改穿起皮鞋来了，连小孩子都逃不掉，如果我穿了球鞋出门，母亲便会说：“新鞋子搁着不穿吗？再放着又要小了。”

我的回答照例千篇一律：“新鞋磨脚呢！再说穿新鞋天一定下雨。”

少女时代的我是个非常寂寞的怪物，念书在家，生活局限在那一幢寂寂的日式房子的高墙里，很少出门，没有朋友，唯一的真快乐，就是埋头狂啃自己喜爱的书籍，那时候我自卑感很重，亲友间的聚会大半都不肯去。回想起来，在那一段没有身份也没有路走的黯淡时代里，竟想不起自己穿过什么式样什么颜色的鞋子，没有路的人，大概鞋子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再想起我的鞋，已是十六岁了，那时候，我在顾福生老师的画室里开始学画，每星期去两次，因为遇见了这位改变我一生的恩师，我的生活慢慢地找到了光明和希望，朦朦胧胧的烟雾逐渐地散去，我的心也苏醒了似的快乐起来。

有一阵，母亲带我们去永和镇父亲的朋友郑伯伯的鞋厂里定做皮鞋，姐姐挑了黑皮的漆皮，那几年我一向穿得非常素暗，可以说是个铁灰色的女孩，可是，我那天竟看中了一块明亮柔和的淡玫瑰色的皮革，坚持要做一双红鞋。鞋子做好了，我踏着它向画室走去，心情好得竟想微笑起来，那是我第一双粗跟皮鞋，也是我从自己藏着的世界里甘心情愿地迈出来的第一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好似还在幽暗而寂寞的光线里神秘地发着温柔的霞光。

灰姑娘穿上了红鞋，一切都开始不同了。

因为顾老师给我的启发和帮助，我慢慢地认识了许多合得来的朋友，潜伏了多年的活泼的本性也跟着逐渐美丽的日子焕发起来。那时候，生活一日一日地复杂广阔，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成了一匹年轻的野马，在心灵的大草原上快活地奔驰起来，每天要出门时，竟会对着一大堆鞋子发愣，不知要穿哪一双才好。

那时候流行的鞋子都是尖头细跟的，并不自然，也不很美丽，可是它们有许多其他的用处，踢人、踩人都是很好的工具。又因为鞋跟一般都做得高，穿上了之后，总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在迫切渴望成长的年龄里，它给了我某种神秘的满足感，那已不是虚荣心可以解释的了。

我的凉鞋时代来得很晚，如果说木拖板也算某种形式的凉鞋，那便另当别论了。可是在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穿木拖板上过街。总觉得将脚趾露出来是在海边和洗澡时才能做的事情。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跟现在不同，越不接近大自然的装扮，越是一般地觉得好看，也可以说，当时的文明，是那个样子的。十八岁的时候，做了一件旗袍，上面扣着硬高领不能咽口水，下面三吋高跟鞋只能细步地走，可是大家都说好看，我那时傻得厉害，还特为去拍了一张照片留念。三吋高跟鞋一生也只穿了那么一年，以后又回到了白球鞋，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记得了，球鞋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极爱穿。

在我进了华冈的校园里去做旁听生的时候，我的朋友强尼从远远的夏威夷给我寄来了一双美丽的淡咖啡色的凉鞋，收到那个包裹的时候，真是说不出有多么新鲜高兴，那时候市面上也有空花皮鞋卖了，可是完全平底，简直没有什么鞋面，只有两条简单皮革绕过的凉鞋，在那时的台北真是不多见，我在家里试穿着它们，乱动着完全释放的脚趾，那份自由的欢欣，竟像回到了儿时第一次在榻榻米上光脚跳上跳下的心情。第二天，我马上将它穿在脚上跑到学校去了。父亲在我放学回来时才看见我那副样子，他很愣了一会儿，最后才婉转地对我说：“你这种像打光脚一样的鞋子，还是不要穿了吧！别人会误会你是中山北路那些陪外国人的吧女呢！”

我听了父亲的话倒是改了一点，从那时候起，我上学总是穿件白衬衫，洗得泛白了的蓝卡其布裙，下面，还是那双凉鞋，就算别人先看我的脚，再一抬头看我的衣，两相印证一番，便错不到中山北路去了。

凉鞋真是自由的象征，我跟它相见恨晚，一见钟情，这样的东西踩在脚下，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才真正流露了出来，人生自然的态度，生命的享受，竟然因为简简单单的脚下释放，给了我许多书本里得不到的启示。

当时，为了这份凉鞋的感动，我死命鼓励我的姐姐和大弟也来试试这种东西，大弟说得有趣，一个大男人，把脚趾露出来是多么难为情的事情，如果要他穿这种鞋子，他里面还是要加袜子。姐姐在当年是人人必争的淑女，更是不肯如我一般乱来，而今，她的孩子都上初中了，姐姐寄来的照片里，居然也是一双早年死也不肯穿的凉鞋，真是沧海桑田。这个世界变化得真快，我们还没有老，鞋子却打了好几十个圈子在流行了。

离家以后我一直不再穿什么高跟鞋，那种东西，只是放在架上，也许一年一度去听歌剧了，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了，为了对他人的敬重和礼貌，我才勉强把自己放入那不合自然的鞋子里去忍耐几个小时。好在我这一生也只听过不到十次歌剧，婚礼吗，只有我自己那次，穿的是一双凉鞋，我是新娘，不必去敬重他人。

雪天来了，靴子又成了我的另一种经验，高高长统的马靴，总使我回忆起小时候那双黄色橡皮长统雨鞋，台风一过，小孩子们都穿了那种有趣的东西在巷子里蹚水。这甜蜜的回忆，使我天生地对马靴产生了好感。在德国，长靴不是时髦，它是生活的必需品，穿着它踏着厚厚的积雪去学校，在教室休息时，双脚往暖气管上一放，搁着烘干，跟同学们谈天说地，那份舒适，女皇来了也不换。

马靴不用来骑马，沙漠里的夜晚，竟也用得到它，靴子里插一把牛骨柄的小刀，外面长裙一盖，谁也看不出里面的乾坤来。动刀子我是不会，可是在荒野夜行的时候，那份安全感，就很不相同了。

今年夏天我照例从加纳利群岛飞了两千哩路去马德里看看朋友们，当年同住的女友全有了小娃娃，拖儿带女的，一派主妇风味，她们脚下的鞋子，却失去了风华，半高跟素面，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三个人一个样的鞋。

那几日大家不停地见面，在有限的时间里，恨不能说尽无限平凡生活的哀乐，说着说着话题绕到打扮上去了，这些女友们看我仍是一双凉鞋，就不甘心了，硬拖了我一家一家鞋店去逛，要我买下一双四周有东西围住的“鞋子”，我试了几次，实在不舒服，她们硬说好看，我无可奈何地买了一双，还是说了一句：“在我们那群岛上，度假的气氛浓，每个人都悠悠闲闲的，这种鞋，跟当地气氛是不称的。”

鞋子买了，我穿了一次，就给丢在旅馆里了，平日仍是几根带子绑在脚上，大街小巷地去乱逛。

回家来了，荷西惊见我竟多了一双高跟鞋，大笑了起来，硬是叫我穿了陪他出去。这种东西，我给取了个名字，叫做“百步鞋”，走一步还可以，走十步已经不耐烦了，走百步必然大发脾气，只有将它们脱下来光脚走下去来得自在，我喜欢我的心灵和我的肉体都与世无争，鞋子决定我心情的宁静和舒泰，这是勉强不来的事。

我常常看见我的女友们在照片中穿着高跟鞋，我想，这是我与她们在社会上的身份不同而造成的差别，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办公室里的妇女，她们的衣着和打扮，不只是为着一己的舒适，也包括了对工作环境和他人的恭敬，也许有一天，这种观念会慢慢改变过来，舒适自然的打扮，其实才是对个人生命最大的认知和尊敬，那时候，踩一双平底凉鞋去参加鸡尾酒会大概也不会被人视为失礼了。

秋天来了，昨日清晨微微地下了一场怡人的小雨，我出门买菜时，已经脱线的凉鞋踩进一个小水塘里，鞋底泡了水，每走一步，它们便“吱呀”地响一声，我觉着好玩，快走了几步，它们又接连着响了好几声，我再想试试，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狂跑起来，脚下的鞋，竟然不断地唱起歌来——吱呀！吱呀！吱呀！好有节拍的。我想，无论中不中奖券，脚下的凉鞋又得再买一双了。

后记

兰小春给我来信，说起夏日和她的小孩豆豆不喜穿鞋子，每给他上鞋，他可爱的小脚趾总是向里面拼命缩，努力争取赤足的自由，结论是——豆豆十分的乡土！

我真庆幸这世界上还有我的同好，祝小豆豆享受赤足天使的滋味一直到老。

亲不亲，故乡人

永远的夏娃之六

你看到的可不是我

去年冬天我的日本朋友莫里在此地滨海大道旁摆小摊子卖东西。我常常跑去看他，一同坐着晒太阳。

有一日我对莫里说：“你知道吗，我在撒哈拉沙漠住着的时候，为了偷看当地人洗澡的风俗，差点没给捉去打死。后来有人怀疑到是我，我当然死也不承认，硬赖给你们日本人，嘿嘿，聪不聪明？”

莫里听我这么说，坏坏地抿嘴笑着，放下正在做的一条项链，向我伸出手来。

我虽不知他是什么居心，还是跳起来跟他重重地对握了一下，又问：“你干吗？”

“呵呵！”

“什么意思？”我紧张了。

“这个……每当我在国外做了什么不太体面的事情时，偶尔也会变成中国人哩！”

我听了莫里这句话吃了一惊，出口骂了他一句：“丑恶的日本人。”又往他坐着的木箱踢了一脚。

这时荷西也下工走了过来，我还在逼问莫里：“到底变了几次？说！”

莫里苦笑着向荷西求救，指指我，做出不能忍受的表情。

荷西慢吞吞地说：“中国人日本人有什么好赖的，要是换了我在做什么不太好的事情，我一定跟旁观的人说——嘘，注意！你看到的可不是我，你看到的是那个住在我左边公寓的那个叫做菲力的讨厌鬼。”

这一回轮到莫里和我笑得东倒西歪。

总不能老做日本人

政府明令开放观光的新闻传来时，我正安安静静地在给《皇冠》写一篇叫做《小路》的文章，一打开报纸，发现这条大新闻，只差没喜得昏了过去，那一个星期里我给父母亲涂去了近五封邮简，语无伦次。又给兰小春去了两次信叫她快存钱好背了小豆豆出来旅行，又写给很多朋友明信片，总而言之一句话——快来欧洲看看吧，人生几何！

因为父母来信首肯明年参加旅行团来欧，将在西班牙离团留下来跟荷西及我相聚一月，这个承诺又使我过度兴奋而严重失眠，整天不停地对荷西唠叨：“要是爸爸妈妈来了你表现不佳，当心我事后跟你拼命！”

这种心情维持了好多天，那篇正在写的《小路》也给丢掉了，觉得它实在无关紧要。

这一阵中文报上提的总是出国旅游这件事，看到许多篇有关国人出国之后种种怪异行为的报导，我细细地看，慢慢地在脑子里印证，觉得报上写的事情句句属实，这勾起了我本身的新愁旧恨，再看某大报一位导游先生口述的《洋相大观》，使我惊出汗来，以为是自己在梦中说的，怎么跟那人讲的一色一样呢？

想到明年开始有那么多的同胞要顶着中国人的名字在世界各地参观游览，我在喜过之后反倒心乱如麻起来，镇日思潮起伏，极度的忧念和爱国情操混成一条浊流在我的心里冲激着，人却变得沉默不堪。每当与荷西对看时，我总是故作轻松地笑笑，一开口话题又绕着我过去对出国同胞的所闻所见讲个不完。

荷西见我如此忧心忡忡，很不以为然地说：“人，是独立的，一个中国人不代表整体的中国人，你这么担心同胞在外的言行，就是变相地侮辱他们。”

“可是我是有根据的，我看过太多次像报上《洋相大观》里说的事情，天平一样公正的心，难道自己的同胞还会冤枉他们吗？”

“少数几个不算的。”荷西又说。

“整团的中国人，整团，听清楚了！”我叫了起来。

我在西班牙看过的国人考察团共有三次，单独来的朋友反而多，水准也好极了，可是让我永生难忘的同胞就是那些“团”，相处一次就够结结实实，荷西不在场，才会说出相反的话来，“总不能老说自己是日本人吧！”我叹了口气。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自己的同胞？”荷西暴跳起来。

其实我是过分重视国家的荣辱才会有如此的忧念，在外旅行的团体不太可能跟当地人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也是浮面的。吃饭，行路，谈话，甚而脸上的表情，都可能是别人衡量我们的标准。我过去所见到的许许多多有辱国体的同胞行为如果不写出来觉得违背了自己的良知，这篇文字可能绝不讨好，连荷西这个看不懂中文的人都不高兴我写，我的同胞们看了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不是聋子

两年半以前我回国去探望父母，家人带我去饮早茶，走进那一幢挤得水泄不通的大餐厅，一阵乱哄哄的吵闹喧哗扑面而来，几乎将人袭倒。邻桌又坐了一群谈生意谈得拍桌对骂几乎大打出手的客人，在那样令人神经衰弱的噪音里我们全家默默地吃了一顿，彼此没法交谈一句。出来时在街上我生起气来，脸色僵僵的，父亲长叹一声对我说：“不要气，如果这种事也要气，身体还可能健康吗？”

“这是消极的说法。”我大不以为然地说。

“咦，你要怎么样？在公共场所说话太大声的人难道抓去坐牢吗？”大弟说了。

“不安静不给他上菜。”我说。

全家笑得一塌糊涂，我的小侄女突然说：“我们在幼稚园就是这样，谁吵就不给点心吃。”

这些事回想起来心里还是遗憾，进过幼稚园的人怎么都不上餐馆呢？

在国外，我一共跟三个旅行团体有过接触（那时候叫考察团），有的是间接的友人跟团来，有次是给拉去做零碎翻译，还有一次是国内工商界组团来，当时我尚在给一家商业杂志写稿，总编嘱我去旅馆看看写一篇访问。

旅馆的大厅本来是一个公共场所，偶尔大声说话并不犯法，可是同胞们一团总是二十多个人，大家目中无人地“喊话”，声量惊人，四星高级旅馆宁静的气氛因为同胞的入侵完全破坏，一些原先在看书或阅报的其他旅客在忍无可忍之下大半向我们轻藐又愤怒地瞪了一眼无可奈何地离去。

有一回我实在是窘迫不下去了，非常小心地微笑着向几位中年同胞说：“我们小声一点说话好吧？”这句话说出来我脸就先红了，觉得对人太不礼貌，可是听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他们的声量压过了我太多，虽然我的性情并不太温柔，可是总不能出手打人叫他们闭嘴吧！

大声谈话不是人格上的污点，绝对不是，可是在公共场所我们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一群，所到之处人人侧目皱眉，这总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为什么不有备而来

俗语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旅行本是增长见闻最直接的吸收方法。现在的世界跟古代不同，有关各国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资料多不胜数。我个人的旅行方法是先看书，看地图，大略了解了要去的国家是怎么个情形，然后再亲身去印证一番，我发觉用这种方法去行路比毫无概念地进入一个陌生国度乱闯的收获要多得多。

碰见过很多游遍欧洲再来到西班牙的同胞，交谈之下，他们所游所看的各国印象都很混淆，说不出什么有见地的感想，更有些人连地理位置都弄不清楚，这当然是因为奔波太烈，过分走马看花必然的结果。可是如果在家中稍稍念念书本再来，那么游览时间的不够消化是可以因为事先的充实预备而补足的。

亲耳听过国内带团来的先生将西班牙最著名的古城多雷托叫做“乡下”，在旅馆宣布：“明天要去乡下旅行，参加的人请缴十五块美金。”

“乡下”是什么地方，离马德里有多少公里来回，有些什么古迹文化和背景，带队的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去了“乡下”回来的同胞在看过了大画家格里哥的故居名画，古城无与伦比美丽的建筑、彩陶、嵌金手工艺种种令人感动不已的景象之后，居然没有什么感想和反应。这情形令我讶异非常，我觉得这是导游的失职，他带领了他的羊群去了一片青草地，却不跟这群羊解释——这草丰美，应该多吃，可是羊也极可能回答牧羊人：我们要吃百货公司，不要吃草。

这只是我看见少数同胞对文化的无感，并不代表我所认识的其他知识分子，这是一定要声明的。很可惜知识和财富往往并不能两得，有家产的暴发户并不一定有家教，而出得起庞大旅费跟团来旅游的往往是这批人占大多数。

请你一定要给小账

我的两个间接又间接的朋友跟团来到马德里，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两人都在台做外销生意。他们一抵达旅馆便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就坐车去了他们下榻的旅馆。

当我跟他们见面时，旅馆正在分配房间给这群同胞，头发已花白了的茶房将这对夫妇的两个大皮箱提进房间，有礼地平放在搁箱架上。这两个朋友就管跟我说话，无视于已经稍露窘迫垂手立在一旁等小账的人。

当时我想他们可能没有当地钱，所以很快地掏出钱来给了茶房并且谢了他一声。

“什么？还要给小账的，这种习惯不好。”那位太太马上说了。

“住进来提箱子给一次，搬出去提箱子再给一次，就好了。”我说。

“我们跟团来的，说好一切全包，这种额外的开销不能加的。”她不但没有谢我，反而有些怨怪我的口气。

我突然很讨厌这个说话的太太，入境随俗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如此固执，损失的何止是那几块钱小账。

我也是个节俭的人，婚后每年回马德里去一次，住同样的旅馆，里面工作的人总还记得我，原因很简单，我离开的时候总是给小账，连接线生都不忘记她，因为经常麻烦的人往往是这位小姐。小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几十块钱，换来的态度却是完全不同的。

坚持不付小账的同胞太多了，我们何苦在这件小事上被人轻慢呢。

大家来捏水果

我赴旅馆接两位太太去逛百货公司，在大厅里碰到其他几位同胞都要去，所以我们大群人就上街了。

途中经过一间小小的店铺，里面陈列了成箱成排鲜艳如画，彩色缤纷的各色水果。同胞们看了热烈地反应起来。

那位留着小胡子的胖老板好端端地在店里坐着，突然间闯进一群吱吱喳喳的客人，连彼此照个面的时间都没有，他的水果已经被十几双手拼命地又掐又捏又拎起来，无论是水蜜桃、杏子、梨还是西瓜都逃不过那一只只有经验的指甲。

这个老板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志，气得个发昏，大喊大叫地骂起山门来，我赶快跟他说：“这些捏过的我们买，对不起，对不起！”

这位老板还是狂怒着，啪一下把同胞手里抱的一个甜瓜夺了过去，瞪眼大喊了一声：“野蛮人！”

我听了这话也动了气，死命拉了同胞们离开，临走时对这老板说：“您太过分了，对顾客是这样称呼的吗？”

他将玻璃门对我脸上重重地关过来，那一次真是灰头灰脸，大家都扫了兴。两位太太问我那个混蛋西班牙人骂我们什么丑话，我照实说了，她们也很硬，要再回去对骂，我做翻译的自然是不肯了——那位水果店的老板其实是在自卫，不能算太错，再说先发动攻击的是我们。

吃饭还是吵架

我替一个考察团做了一点点口头的翻译工作，有一次全团吃晚饭的时候便硬要拉我同去，我因见同胞实在是诚心诚意，盛情难却之下，便欣然答应了。

二楼餐厅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包下来的，四周还有其他的客人在吃饭。那一夜不知为什么全体团员相处得非常和谐亲密，有人建议唱歌，大家附议，于是大合唱——《望春风》，一面拍手一面唱。

一个人，心里觉得愉快时喜欢唱一唱歌是自然的流露，即使在一个餐厅里拍手高唱都不是什么太失礼的事，虽然这是很天真的行为。

望过春风之后，坐在我很远的两个不认识的同胞大概是兴致太好了，他们哇一声同时跳叫起来，彼此甩着手臂暴喊着划起拳来。

这一番突然而来的声势就像爆炸似的骇惨了全餐厅的人，两位同胞涨红着脸叫来叫去，别人初初以为他们是在吵架，又见手臂不停地挥着，茶房们都紧张地聚了过来，等到他们发觉并不是什么争吵时，那份藐视又好笑的表情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猜拳是非常有趣的游戏，可是要看场合，闹酒更是在私人场合才可做的事。过了一会儿四周的客人纷纷结账而去，临去时厌恶地看着我们，有一个外籍客人的眼光跟我无意间碰到了，我石像似的跟他对着，四周猜拳的叫喊仍像放大龙炮似的起落着，这个人居然悄悄地对我做了一个很顽皮的鬼脸，我没有幽默感去反应他。在当时，因为过分窘迫，只觉得一切都像在梦境中似的不真实，几几乎要流下泪来，后来这顿饭怎么结束的都不太清楚，只记得临走时有一个同胞把桌上的烟灰缸摸到口袋里去。

在国外看同胞划拳也只有那一次，这实在是一次例外又例外的事情，所以记了下来。

我不是好欺负的

又碰过一种同胞，在外步步为营，总觉得外国人要欺生，觉得所有的人都有骗他的可能，一天到晚担心的事情便是怕吃亏，这种同胞因为心虚的缘故，所以往往露出架子十足，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铜墙铁壁似的表情，望之令人生厌，他好似在对天下人宣告——本人不是好欺负的。好厉害的中国人啊！

有一个朋友单独来马德里，过分猜忌他人的心理已使这人成了一个不能快乐的怪物，任何一次付账，少到相当于台币一两百元的数目他都要一再地不放心地追问：“是不是弄错了？会不会骗我们？你确定了吗？刚刚计程车有没有绕路？”

我因为那几日一再地被这朋友无止无休地盘算金钱所困，烦得顶了他一场，两人不欢而散。我呢，吃力不讨好，出钱出力出时间，落得是一场不愉快，这真叫伤感情。

在有些古老的高楼建筑里，电梯是只限三个人一起进去的，有一次我的同胞们因为言语不通，挤了四个人，门房看了赶上来阻止，起了一场争执，其中一位同胞气着对门房挥拳，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怎么，你看不起我，我揍你！”

我死命地解释，那个同胞不听，硬说门房看不起我们。我又解释，他冲着我来了，说我不爱国，我倒抽一口气硬是闭上了嘴。这四个人一涌都挤上了电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愉快的时光

大伯父汉清先生及大伯母来西班牙时都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人了。那时我在沙漠，千里迢迢地飞回马德里去陪伴。这一对亲人在西班牙相聚的时光可说是一段极愉快的回忆。

我们共游了许多名胜古迹，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们对艺术的欣赏和好奇，伯父伯母不抢购洋货，不考究饮食，站在马德里西比留斯广场边，一句一句地谦虚地要我解释塑像、建筑、历史、渊源……在柏拉图美术馆里面，大伯父因为已是高龄，我讨了一把轮椅请他坐着，由伯母及我推着他一间一间慢慢地去欣赏。这一对中国人，竟然在西班牙大画家戈耶的一幅幅油画下面徘徊不忍离去。他们甚至并不冬烘，在国内还在为了裸体画是不是艺术而争论的今天，大伯父母特别欣赏的竟是《公爵夫人的裸像》。遇见那么多的同胞，数伯父的问题最多，他不停地发问，我不断地回答，西班牙死死板板的历史地理政治和民情一下子活了出来，这便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秘密。当时我们下榻在一家普普通通的三星旅馆，不豪华不气派，可是我相信他们所得的见闻比国内许许多多来抢购西班牙皮货的同胞多得多。

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对我说：“你们东方人的谦和气度真使人感到舒适，请你翻译给两位老人家听。”

我伯父客气地回了他一句：“四海一家，天涯比邻，只要人类还有一丝爱心存在，哪一国的人都是相同的。”

这样的对话我乐于传译，真是有着春风拂面似的感动和平。

这样的同胞国内很多，怎么不多来一点呢！

第三类接触

我看过同胞在飞机上把光脚跷得老高，也看过大批渔船船员在飞机上硬要两人挤一个位子，更看过飞机正在起飞，同胞一等空中小姐查看完安全带马上站了起来跑到后排同伴扶手上去斜着。还有一次是一大群同胞看别人叫酒，他们也乱叫，喝完了，空中小姐来收钱他们不付，说不知道原来是要付钱的，那一次惊动了全机的乘客，一场好戏。

两年前我与十六个同胞一起搭机由瑞士经香港回台，这些同胞是合约满了的远洋渔船的渔民，一路上大家表现都很好，不吵不闹，一行人中我是唯一的女性，他们也很客气，不爱吃的瑞士乳酪一律传来给我保存，这一路到了香港，当我们快要登上“中华”班机回台北时，一个外国中年旅客一不小心从下降的电动楼梯上绊了一跤，重重地一路滚下来，当时我就在靠楼梯下面的椅子上坐着，本能地一声惊呼，冲上去要接住这位绊跤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同胞们看见别人绊倒，竟然不约而同地哄笑怪叫，甚而大力鼓掌，如同看马戏一般地兴奋起来。

我弯下腰去替那位旅客拾起了旅行袋，又拉了他的手肘问他：“摔伤没有？你自己动动看？你还好吧？”这位旅客面红耳赤低声道谢而去，他后来也上了同班飞机去台北，请问他对我们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一定要说

我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朋友洛丽是一位极美丽而聪慧的西班牙女郎，她嫁的是中国丈夫，说的是一口许多中国人都及不上的京片子，去过台湾三次，师大国语中心的高材生。当她与我谈起台湾时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显见她对中国的深情。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她突然说：“台湾只有一样事情我不能忍受。”我问她是什么，她说吃完饭才能讲，吃完饭我又问她，她说：“你猜。”

我很自然地回答她：“餐馆内的厕所。”

后来我们都不再讲了，因为彼此意见相同，不愿再恶心一次。

隐地先生写过一本《欧游随笔》，三年前隐地随团游欧数十天，在他的书里也曾提到一件类似的事情，同团的同胞在飞机上用了厕所不冲水，隐地接着进去看见黄金万两几乎将他骇昏，赶快替前一位同胞做善后工作，又庆幸跟着进去的人恰好是他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总算保住一点中国人的颜面。

我个人在大加纳利岛上一共看过四次同胞随地小便的情形，三次是站在渔船甲板上对着车水马龙的热闹码头洒水。另一次是在大街上，喝醉了，当街出丑。

我其实并未看清楚，每次都是荷西将我的脖子用力一扭，轻轻说：“别看，你的同胞在方便。”

“你怎么知道是中国渔船？”我也悄悄地问。

“国旗在那里飘呢！”荷西笑了。

他总是笑，我一对自己的同胞生气荷西就要笑：“三毛，你真是荣辱共存呀！好严重呀！中国人真团结关心呀！”

这种地方我没有幽默感，一点也没有。

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七八个同胞，其中我只认识一位，这些同胞坐了一小时左右，非常有礼地告别了，当我们送客上车再进屋来时，发觉地上许多脏水鞋印，一路由洗手间印到客厅的地毯上，我心思比荷西快了一步，抢先开了洗手间的门，低头一看——我老天爷！！液体横流。原来他们没有用抽水马桶，错把欧洲洗脚用的白瓷缸当做了代用品。

荷西不让我擦地，自己闷声不响地去提了一桶水和拖把进来，一面发怒一面骂：“为什么？为什么？”

我听他怪我自己人，又反气了起来，无理地跟他对骂：“在台湾，没有这种怪瓷缸，这就是为什么了。”

“他们刚刚上厕所不关门，我好怕你经过受窘，台湾厕所没有门的吗？”他又说。

“荷西，他们是渔船的船员，船上生活那么苦，举止当然不会太斯文，你——”

荷西见我傻起来了，便是笑让下去。

“好啦！荣辱共存又来啦！”总是如此结束争论。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写到这里荷西走了过来，又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说我写了一些心里不吐不快的真情，写了些我亲身见到的同胞在外的言行。

荷西又是不快，说：“你难道就不能写别的？”

“可是政府明令开放观光了。”

“你所见的只是极小部分的中国人呀！怎么这么写出来呢？”

“小部分也是我的同胞。”

“你不能回过去写那篇诗意盎然的《小路》吗？”

“不能，《小路》可以等，这篇不能等。”

爱之深，忧之切，我以上所写的事情在每一个民族里都可能发生，并不止是中国人，可是我流的不是其他民族的血液，我所最关心的仍是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恳请我的故乡人在外旅行时自重自爱，入境随俗，基本的行仪礼貌千万不要太忽略。至于你会不会流利的外语，能不能正确地使用刀叉，是不是衣着时髦流行，反而是一些极次要的问题了——你看郎静山先生一袭布衣，一双布鞋环游世界，那份飘逸的美多么替中国人风光。

在国内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臂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浪迹天涯话买卖

自小以来最大的想望就是做个拾破烂的人，一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是一份非常有趣而生动的职业。

小时候常常看见巷子里叫卖竹竿的推车，那个车子岂止是卖几根竹竿而已，它简直是把全套家家酒的美梦放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木屐、刷子、小板凳，卖到筛子、锅碗、洗衣板，什么样的宝贝都挤在那一台小车里，羡慕得我又迷上了这种行业。

后来早晚两次来的酱菜车又一度迷惑了我，吃是并不想吃，那一层层的变化对一个小人来说又是一番梦境，大人买，我便站在一边专心地一盘一碗的颜色去看它个够，那真叫缤纷。

念小学的时候常常拿用过的练习簿去路边的小铺子换橄榄，挤在一大群吱吱喳喳的同学里研究着那些玻璃瓶里红红绿绿的零食，又曾想过，就算不拾破烂，不卖竹竿，不贩酱菜，开这么一家杂食铺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再后来迷上了中药房的气氛，看着那一墙的小抽屉一开又一开，变出来的全是不同的草根树皮，连带加上一个个又美又诗意的名字，我又换了念头，觉得在中药房深深的店堂里守着静静的岁月，磨着药材过一生也是一种不坏的生涯。

后来我懂得一个人离家去逛台北了，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更使我迷失了方向，一下想卖干货，一会儿想贩花布，还有一阵认真地想去庙里管那一格一格的签条——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极有趣的谜语。夏天来了，也曾想开个冰果店，红豆、绿豆、八宝、仙草、爱玉、杏仁、布丁、凤梨、木瓜、酸梅汤……给它来个大混卖。

总而言之，我喜欢的行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个“杂”。杂代表变化，变化代表一种美，美代表我追求的东西，至于它们哪一种比较赚钱我倒是没有想过。

小孩子的人生观是十分单纯的，无形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作家、科学家这些事对我都太遥远，我看得见的就是眼前街上形形色色的店铺和生计，真是太好看了。

父亲常常说我是杂七杂八的人，看手相的人一看我的掌纹总是大吃一惊，兴奋得很，因为这么乱的掌纹他可以多盖好几小时。

童年到现在我从来不是个纯净而有定向的小孩，脑子里十分混乱古怪。父亲预言我到头来必然一事无成，这点他倒是讲中了。

离开台湾之前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冷冷的冬天大街小巷地漫游，有店看店，没店看街，没街便去翻垃圾，再有趣的娱乐也不过如此了。

那时候是十一年前的台北，记忆中没有几家百货公司，“南洋”是记得的，别家都没有印象了。就算是去过，也可能里面货色不多，不如小街小巷里的商店好看，所以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初次离家时，傻瓜似的带了大批衣服——大概是预备一辈子“爱用国货”下去。虽然穿的也是所谓洋装的东西，可是挤在西班牙同学里面总觉得自己异国风味得相当厉害，这份不同的情调使我心理上极度地没有归属感，是虚荣或者不是，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时父亲管我每月一百美金的生活费，缴六十美金给书院吃住，还有四十美金可以零花，那时西班牙生活程度低，四十美金跑跑百货公司足足有余，那时候一件真毛皮大衣也只需六十美金就可以买下一件了。

马德里有好几家极大极大的百货公司，衣食住行只差棺材没有卖，其他应有尽有，本该是个大开眼界的好地方，可惜当时的我青春过分，什么都不关心，下了课书本一丢，坐了地下车就往百货公司跑，进了电梯，走出来那一层必然是女装部，傻气得可以，却不知道青春少年本身便是光华，哪里需要衣服来衬托。

那一阵情歌队夜间老是到宿舍窗口下来唱歌，其中必有一支唱给那个名叫Echo的中国女孩，我自是被宠昏了头，浸在阳台的月色里沉醉。回忆起来我的浪漫和堕落便是如此开的头，少年清明的理想逐渐淡去，在迷迷糊糊的幸福里我成了一颗大千世界的浮尘。

青春的甜美和迷人而今回想起来仍然不能全然地否定，虽然我的确是个百货公司里的常客和俗人。跟百货公司结了缘也是那一年开始的。

其实小店仍有小店的气氛和美，可是为了贪图方便总是喜欢在百货公司里流连，在外离家的人一切都不踏实，对生命其他的追求也觉得很可笑，倒是单纯物质的欲望来得实实在在，这种事百货公司最能满足我的渴求和空虚。

以后我去了西柏林念语文，德国人凡事认真实在，生活的情调相对地失去了很多，我的课业重到好似天天被人用鞭子在背后追着打似的紧张，这使我非常的不快乐。时间永远不够用，睡觉吃饭乘车都觉得一个个生字在我后面咻咻地赶。那时学校在闹区最繁华的KURFURSTEDAMM大道的转角处，这条美丽的大道长三公里半，不但是商业的中心，也是艺术家们工作游乐的街头，在这条上西柏林最大的数家百货公司差不多都是排着来的。

总是在上学的途中早一站下车，一面快步地赶路，一面往经过的百货公司里去绕路打转，每天上学进去逛一圈便是我唯一的娱乐了。

换了国家，换了生活程度，父亲涨了我五十美金的生活费，日子还是过得东倒西歪。每吃一次新鲜牛排总不知不觉地会写信回家去报告，母亲看得心酸，我却不太自觉，只等她航空寄来了牛肉干才骇了我一跳。

那时候我很需要钱，可是从来不去超支银行的存款，父亲说一百五十美金，我便照他的嘱咐去生活，百货公司天天去，都是眼睛吃吃冰淇淋，也就是说，纯吃茶式的。

有一日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很醒目的广告，征求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孩替法国珂蒂公司做香水广告，要拍照，也要现场去推销香水。当时我要钱心切，虽然知道自己并不合报上要求的标准，可是还是横着心寄了好多张彩色照片去，没想到那家公司竟然选中了我，给我相当四十美金一天的马克，在当时那是很高的薪水了，工作时间是十天，我一算可以赚四百美金，这一大笔金钱使我下定了去工作的决心，学校的课业先去向老师问了来，老师好意地说一天五小时的课，十天是缺课五十小时，这将来怎么可能赶上同学？我向她力争夜间可以拼命自修，我非要去赚这一笔大钱。

学校一弄好，我便去跑了好几家租戏装的仓库，租到一件墨绿色缎子，大水袖，镶淡紫色大宽襟，身前绣了大朵淡金色菊花的“东方衣服”，穿上以后倒有几分神秘的气氛，第一日拍了些照片，第二日叫我去上工，当我知道我要去抛头露面的地方竟是西柏林最大的“西方百货公司”时，我望着身上那件戏袍哭笑不得。我一定要去！四百美金是两个半月的生活费，父亲可以不再为我伏案这么久，光是这件事就一定不能退下来。

虽然我不必做店员的工作，而只需要站在香水部门向每一个顾客微笑，喷他们一些叫做什么米的象征东方神秘的新出品香水，可是第一天进百货公司，那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是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强悍的老太婆要我在一天之内记住所有百货公司货品的名称和柜台，每一层都不能弄错，加上当时是耶诞节之前，又加了大批耶诞货，这真使我急得要流下泪来，我说我只是来喷香水的，她说你在这儿就是公司的一分子，顾客问到你，你要什么都答得出来，天晓得当时我不过才学了不到三月的德文，尤其是工具方面的东西那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记得住的，她交给我电话簿似的一本货单便走了。

几小时的工作可以每四小时休息二十分钟，那时候我总是躲到洗手间去，脱下丝袜，把发肿的脚浸在冷水里。

照理说进入一个大如迷城似的百货公司去工作应是正合我意，可是那些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一切东西就像一个陷阱，天天张着幽暗的大口等我落下去，我虽然虚荣，可是也知道我是失足不起的。

当我看见成千上万的顾客抱着彩色纸包装的大批货品出门，我的心竟然因为这份欠缺而疼痛起来。那么多穿着皮裘的高贵妇人来买昂贵的香水，我却为着一笔在她们看来微不足道的金钱在这儿做一场并不合我心意的好戏。那缺着的五十堂课像一块巨石般重重地压在胸口，白天站得腿已不是自己的了，夜间回去还得一面啃着黑面包一面读书至深夜，下工的时候哪怕骨头累得都快散了，那几块马克的计程车费总也舍不得掏出来，再渴再冷，公车的站牌下总是靠着捧着一本书的我。

生命有时候实在是一个玩笑。一个金钱和时间那么拮据的穷学生，竟在耶诞节之前被安置进一幢百货公司里去。

在那次累死人的经验之后，我了解了店员罚站的苦痛，也恨透了百货公司。当那一千六百块马克的支票拿到手时，我珍惜得连一双丝袜都舍不得买。赚钱的不易多少是懂得了一些，内心对父母的感激和歉疚却是更深更痛。那一阵我渴望快快念完学校出来做事，父亲夜深伏案的影像又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不能再拖累他了！

那次百货公司的工作，并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赚钱，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珍惜地花钱。经过德国生活的磨练之后，我的本性被改掉了许多。至今父亲还说德国人有本事，他亲生的女儿在家里，想修改她一丝一毫都不可能，德国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将她改成了另一副形象。

几年前我去撒哈拉沙漠，那一番渺茫的天地又给了我无边的启示，物质的欲望越来越淡，心境的清明却是一日亮似一日。以后虽然离了沙漠又回到繁华的社会里来，可是百货公司竟跟我失了缘分，就连普通的店铺都不再吸引我。

唯一没有使我改变的是童年的梦想，人是返老还童的，去年荷西远赴尼日利亚工作，一个人在海边住了快七八个月，那时候的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高高的天空下，在空旷的沙滩旁，拾我的漂流物和垃圾。

现在要是女友们邀我去逛百货公司，大半是拒绝的。理由是：“那么多的东西，看得眼睛也塞住了。”别人总是奇怪：“那不是很好吗？没有东西看叫什么百货公司呢？”我再对她们说：“那么多货品的名字，你去背背看。”别人一头雾水，喃喃自语：“奇怪，为什么要背呢？为什么……”

这几日因为荷西的家人来度假，我们开车上了高山，进入国家公园的松林里去，那日烟雾濛濛，四周白茫茫一片，大家惋惜得很，觉得白来了一场。我脱口而出：“这样才好。”他们大为不解，扫兴嘛！“怎么还好呢？”“这叫空无一物啊！”我很满意地叹了口气。

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政府开放的自由港，重税进口的东西在这儿便宜得多了，家人们自然而然地涌进百货公司里去购物，我甘愿坐在外面街上的露天咖啡座等候。荷西的姐姐奇怪地说：

“这个人连百货公司都舍不得逛，怪女人一个呢。”

我照例答了一句：“眼睛会堵住，太杂了。”

“你难道什么都不要？”又问。

我笑了笑摇摇头。真的太杂了，眼花缭乱好没意思。

百货公司虽然包括了人生种种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可是那儿的东西我真的不要了；不是“难道什么都不要”，我还是要的。可是我要的东西不在那儿，我现在经营的东西太大也太小了，大过百货公司，又小得一颗跳动的心就可装满。它们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就让它成为一个我自己也不去猜测的谜吧！

故乡人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地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鲁丝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尼日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鲁丝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鲁丝便是住公寓。

在鲁丝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地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

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地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鲁丝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

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啰！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地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

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地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

“如果来看鲁丝，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地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地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

“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地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〇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见了面，我能说什么？那顿饭，曾家人诚心要请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结果，我没有再跟他们联络。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加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联络。谢谢！

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

寂地

我们一共是八个人，两辆车，三个已经搭好的帐篷。

斜阳最后的余晖已经消失了，天空虽然没有了霞光，还隐隐透着鸽灰的暮色，哀哀的荒原开始刮着刺骨的冷风。夜，并没有很快就化开来，而身后那一片小树林子，却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

为着搭帐篷、搬炊具，迷离的大漠黄昏竟没有人去欣赏，这一次，为着带了女人和小孩，出发时已经拖得太晚了。

马诺林在一边打坐，高大的身材，长到胸口的焦黄胡子，穿着不变的一件旧白衬衫，下面着了一条及膝的短裤，赤着足，头上顶着一个好似犹太人做礼拜时的小帽，目光如火如焚，盘着腿，双手撑地，全身半吊着，好似印度的苦行僧一般，不言不语。

米盖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洗得发白的清洁牛仔裤，浓眉大眼，无肉的鼻子，却配了极感性的嘴唇，适中的个子，优美的一双手，正不停地拨弄着他那架昂贵的相机。

米盖怎么看都挑不出毛病，一副柯达彩色广告照片似的完美，却无论如何融不进四周的景色里去。

总算是个好伙伴，合群、愉快、开朗，没什么个性，说得多，又说得还甚动听，跟他，是吵不起架来的，总缺了点什么。

吉瑞一向是羞涩的，这个来自加纳利群岛的健壮青年是个渔夫的孩子，人，单纯得好似一张厚厚的马粪纸，态度总是透着拘谨，跟我，从来没直接说过话。在公司里出了名的沉默老实，偏偏又娶了个惊如小鹿的妻子黛奥。这个过去在美容院替人烫发的太太，嫁了吉瑞，才勉强跟来了沙漠，她，亦很少跟别的男子说话。这会儿，他们正闷在自己的新帐篷里，婴儿夏薇咿咿啊啊的声音不时地传过来。

荷西也穿了一条草绿色短裤，上面一件土黄色的卡其布衬衫，高筒篮球鞋，头上带了一顶冬天的呢绒扁舌帽，他弯身拾柴的样子，像极了旧俄小说里那些受苦受难的农民，总像个东欧外国人，西班牙的味道竟一点也没有。

荷西老是做事最多的一个，他喜欢。

伊底斯阴沉沉地高坐在一块大石上抽烟，眼睛细小有神，几乎无肉的脸在暮色里竟发出金属性的黄色来，神情总是懒散的，嘲讽的；在公司里，他跟欧洲人处不好，对自己族人又不耐烦，却偏是荷西的死党，一件大蓝袍子拖到地，任风拍着。细看他，亦不像撒哈拉威，倒是个西藏人，喜马拉雅高原上的产物，总透着那么一丝神秘。

我穿着游泳衣在中午出发的，这会子，加了一件荷西的大外套，又穿上了一双齐膝的白色羊毛袜，辫子早散花了，手里慢吞吞地打着一盘蛋。

黛奥是不出来的，她怕沙漠一切的一切，也怕伊底斯，这次加入了我们的阵容，全是为了母亲回加纳利岛去了，吉瑞要来，留在家中亦是怕，就这么惨兮兮地跟来了，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看着也可怜，大漠生活跟她是无缘的。

荷西起火时，我丢下盘子往远处的林子里跑去。不太说话的伊底斯突然叫了起来：“哪里去？”

“采——松——枝。”头也不回地说。

“别去林子里啊！”又随着风在身后喊过来。

“没——关——系——”还是一口气地跑了。

奔进林子里，猛一回头，那些人竟小得好似棋子似的散在沙上，奇怪的是，刚刚在那边，树梢的风声怎么就在帐篷后面沙沙地乱响着，觉着近，竟是远着呢。

林子里长满了杂乱交错的树，等了一会儿，眼睛习惯了黑暗，居然是一堆木麻黄，不是什么松枝，再往里面跑，深深地埋进了阴影中去，幽暗的光线里，就在树丛下，还不让人防备，那个东西就跳入眼里了。

静静的一个石屋，白色的，半圆顶，没有窗，没有门的入口，成了一个黑洞洞，静得怪异，静得神秘，又像蕴藏着个怪兽似的伏着虎虎的生命的气息。

风沙沙地吹过，又悄悄地吹回来，四周暗影幢幢，阴气迫人。

我不自然地咽了一下口水，盯着小屋子往后退，快退出了林子，顺手拉下了一条树枝乱砍，砍了一半，用力一拉，再回身去看了一眼那个神秘的所在，觉得似曾相识，这情景竟在梦中来过一般的熟悉，我呆站了一会儿，又觉着林中有人呻吟似的轻轻叹了口气，身上就这么突然毛了起来，拖了树枝逃也似的奔出林子，后面冷冷的感觉仍步步地追着人，跑了几十步，荷西远处的营火突然轰的一声冒了出来，好似要跟刚下去的落日争什么似的。

“叫你不要倒汽油，又倒了！”等我气喘喘地跑到火边，火，已经烧得天高了。

“松枝等一下加，火下去了再上。”

“不是松，是木麻黄呢。”我仍在喘着大气。

“就那么一根啊？”

“那里面，怪怪的，有胆子你去。”我叫了起来。

“刀拿来，我去砍。”马诺林放下了瑜伽术，接过了我手上的大刀。

“别去了吧！”伊底斯又懒懒地说了一句，“里面有个小房子，怪可怕的，你去看看。”

马诺林仍是去了，不一会儿，拖了一大堆树枝回来。

“喂，那个里面，不对劲。”马诺林回来也说。

“野地荆棘够烧了，不去也罢。”荷西无所谓地搭讪着，我抬头看了马诺林一眼，他正默默地在擦汗呢，那么冷的黄昏。

“米盖，来帮忙串肉。”我蹲了下去，把烤肉叉排出来，再回头看看吉瑞他们的帐篷，已经点起了煤气灯，人，却没有声息。

等了一会儿，吃的东西全弄好了，这才悄悄地托了打蛋的搪瓷盘子，绕着路，弯着腰，跑到吉瑞他们的帐篷后面去。

“脸狺来啦！”突然大喊一声，把支叉子在盘里乱敲乱打。

“三毛，不要吓人！”里面黛奥尖叫起来。

“出来吃饭，来，出来嘛！”拉开帐篷，黛奥披了一件中大衣蹲着，婴儿夏薇躺在地上，吉瑞正在灌奶瓶。

“不出去！”黛奥摇摇头。

“天晚了，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就不可怕了，当你不在沙漠，来，出来啊！”

她还犹豫着，我又叫了：

“你吃饭不吃？吃就得出来。”

黛奥勉勉强强地看了一下外面，眼睛睁得好大。

“有火呢，不要怕。”米盖也在喊着。

“吉瑞——”黛奥回身叫丈夫，吉瑞抱起了孩子，拥着她，低低地说：“不怕，我们出去。”

刚刚坐下来，黛奥又叫了起来。

“你烤什么，黑黑的，骆驼肉——啊——啊——”

这一来大家都笑了，只伊底斯轻微地露出一丝丝不耐烦的神气。

“牛肉，加了酱油，不要怕，哪，第一串给你尝。”递了一串肉过去，吉瑞代太太接了。

荷西把火起得壮烈，烤肉还得分一小摊红木条出来，不然总会烧了眉毛。

四周寂静无声，只烤肉的声音吱吱地滴在柴火上。

“慢慢吃，还有蛋饼。”我又打起蛋来。

“三毛就是这样，大手笔，每次弄吃的，总弄得个满坑满谷，填死人。”荷西说。

“不爱你们饿肚子，嘿嘿！”

“吃不吃洋葱？”我望着黛奥，她连忙摇头。

“好，生菜不拌洋葱做一盘，全放洋葱再拌一盘。”

“真不嫌麻烦。”米盖啧啧地叹着气。

“半夜火小了，再埋它一堆甜薯，你不每次都吃？”

“你们难道不睡的？”黛奥问着。

“谁爱睡，谁不睡，都自由，睡睡起起，睡了不起，也随人高兴。”我笑望着她，顺手又递一串烤肉过去。

“我们是要睡的。”黛奥抱歉地说，没人答腔，随人自由的嘛！

吃完了饭，我还在收拾呢，黛奥拉着吉瑞道了晚安，就走了。

快走出火圈外了，一时心血来潮，又对着黛奥大喊过去：“啊——后面一双大眼睛盯着瞧哪！”

这一叫，黛奥丢了吉瑞和夏薇唬一下地蹲了下去。

“三毛，啧——”马诺林瞪了我一眼。

“对不起，对不起，是故意的。”我趴在膝上格格地笑个不停，疯成这个样子，也是神经。

夜凉着，火却是不断地烧着，荷西与我坐了一会儿，也进自己的小帐篷去。

两人各自钻进睡袋，仰着脸说话。

“你说这地方叫什么？”我问荷西。

“伊底斯没说清。”

“真有水晶石吗？”

“上次那块给我们的，说是这里捡来的，总是有的吧。”

沉静了一会儿，荷西翻了个身。

“睡了？”

“嗯！”

“明早要叫我，别忘了，嗯！”我也翻了个身，背对着背，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荷西没声息了，想来是睡着了，拉开帐篷的边来看，火畔还坐着那三个人，米盖悄悄地跟伊底斯在说什么呢。

又躺了好一会儿，听着大漠的风哭也似的长着翅膀飞，营钉吹松了，帆布盖到脸上来，气闷不过，干脆爬起来，穿上长裤，厚外套，再爬过荷西，拖出自己的睡袋，轻轻地拉开帐篷往外走。“去哪里？”荷西悄声问着。

“外面。”也低声答着。

“还有人在吗？”

“三个都没睡呢！”

“三毛——”

“嗯？”

“不要吓黛奥。”

“知道了，你睡。”

我抱着睡袋，赤着脚，悄悄跑近火边，把地铺铺好，再钻进去躺着，三个人还在说着悄悄话呢。

天空无星无月，夜黑得冻住了，风畅快地吹着，只听见身后的树林又在哗哗地响。

“他总是吸大麻，说的话不能算数的。”米盖接着我没听见的话题，低低地跟伊底斯说。

“以前不抽，后来才染上的，就没清楚过，你看他那个小铺子，一地的乱。”伊底斯说。

我拉开盖着眼睛的睡袋，斜斜地看了他们一眼，伊底斯的铜脸在火光下没有什么表情。

“说的是老头子哈那？”我悄声问。

“你也认识？”米盖惊讶地说。

“怎么会不认识，三番两次去求他，硬是不理，人呢，总大鸟似的一个，蹲在橱台上，迷迷糊糊，零钱老撒了一地，还替他卖过两次东西呢，他是不理顾客的，老是在旅行。”

“旅行？”米盖又问。

“三毛意思是说，在迷魂烟里飘着。”马诺林夹上了一句。

“有一次，又去问他，哈那，哈那，把通脸狺的路径画出来给我们去吧，那天他没迷糊，我一问，他竟哭了起来——”我翻个身，趴在睡袋里，低低地对他们说。

“为什么偏找哈那呢？”伊底斯不以为然地说。

“你不知道他年轻时是脸狺守墓的？”我睁大着眼睛反问他。

“族人也知道路。”伊底斯又说。

“别人不敢带啊，你，你带不带，伊底斯？”我又压低着嗓子说。他暧昧地笑了一下。

“喂，脸狺这东西，你们真相信？”米盖轻问着伊底斯。

“信的人，就是有，不信的人，什么也没有。”

“你呢？”我又抬起头来问。

“我？不太相信。”

“是信，还是不信，说清楚。”

他又暧昧地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

“你还吃猪肉。”我顶了他一句。

“这不就是了。”伊底斯摊摊手也笑了。

“那次哈那哭了起来——”马诺林把我没讲完的话又问了下去。

“只说要他带路，他双手乱摇，说——太太，那是个禁地，外人去不得的，两年前带了个记者去，拍了照，回来老太婆就暴死了啊，脸狺罚的，贪那么一点钱，老太婆赔上了命啊——说完他突然拍手拍脚地恸哭起来，我看他那天没抽大麻——”

“听说哈那的老婆死的时候，全身黑了，鼻孔里马上钻出蛆来呢！”米盖说。

“加些柴吧。”我缩进睡袋里去，不再言语，四个人静静地对着，火圈外，分不清哪个是天，哪儿是地，风又紧了些，哭号着鬼叫似的凄凉。

过了好一会儿，伊底斯又说：“地倒真是裂开的，每次都裂。”

“你看过？”

伊底斯阴沉地点点头，眼光望出火外面去。

“以前总是哈那走上几天几夜的路，跑回镇上去报信，人还没进镇，就老远地叫喊着——又裂啦！又裂啦——好可怕的，这一来，族里的人吓得魂不附体，没几天，准死人，有时还不止一个哪！”

“总是死的，没错过？”

“没错过，倒是现在，谁也不守墓了，心理上反倒好得多。”

“还在裂？”马诺林问着。

“怎么不裂，人死了抬去，地上总有那个大口子等着呢。”“巧合，地太干了吧！”我这句话，说得自己也不信。

“水泥地，糊得死死的，不地震，裂得开吗？”

“咦，你刚才还说不太相信的，这会子怎么又咬定这种事了。”

“亲眼看见的，好多次了。”伊底斯慢慢地说。

“老天！脸狺送谁的葬？”我问他。

“我太太——也埋在那里，十四岁，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伊底斯好似在说别人的事一样。

大家都骇住了，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在说什么？”荷西也悄悄地跑了出来，不小心踢到一块木板。

“嘘，在说脸狺的事呢！”

“那个东西——唉——米盖，把茶递过来吧！”

火光下，再度沉寂下来。

“伊底斯——”我趴在睡袋里叫着。

“嗯？”

“为什么叫‘脸狺’，什么解释？”

“脸狺这种东西以前很多，是一种居住在大漠里的鬼魅，哈萨尼亚语也解释成‘灵魂’，他们住在沙地绿洲的树丛里，后来绿洲越来越少了，脸狺就往南边移，这几十年来，西属撒哈拉，只听说有一个住着，就是姓穆德那一族的墓地的地方，以后大家就脸狺脸狺地叫着，鬼魅和墓地都用了同一个名字。”

“你不也姓穆德？”荷西说。

“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太太就埋在那儿，你没听到。”我悄悄地跟荷西说。

“穆德族干吗选了那块地方？”

“是不小心，一下葬下了七个，后来知道有脸狺住着，又弄裂着地预告族人死的消息，大家没敢再迁，每年都献祭呢！”

“我是看过照片的。”我低低地说。

“脸狺有照片吗？”米盖骇然地问。

“就是那个记者以前拍的嘛，不是鬼魅那东西，是坟地，外面没拍，室内拍了好多张，小小的，水泥地，上面盖了块红黑条子的粗布，看不出什么道理，地上也没裂口子，墙上满满地写了名字。”

“坟地怎么在屋子里？”荷西问。

“本来没起屋子，只用石块围着，结果地总是在埋死人的上面裂开来，后人去找，地下总也没有白骨，就再在裂口上埋下一个，快一百年了，小小一块地，总也埋不满，就三毛睡袋大不了几倍的面积，竟把全族的死人一年一年埋过去。”

伊底斯拿我的睡袋做比方，弄得我浑身不自在，用背抵着地，动也不敢动。

“没有细心找吧！听说沙漠尸身大半不烂的啊！”米盖说。

“埋人总也得挖得很深的，下面真的没有东西。”

“加些柴吧，马诺林！”我喊着。

“后来你们砌了房子，敷了水泥地，总想它不再裂了，是吧？哈——”荷西居然大笑起来，茶水啪的一声泼在火上。怪吓人的。

“你不信？”马诺林低低地问。

“人嘛，总是要死的，地裂不裂总是死，何况穆德又是个大族。”

“就你们这一族有脸狺放预兆，三毛他们家附近那两个大坟场可就没有。”米盖轻声说。

“喂，不要乱扯，我们那儿可是安安静静的。”

“嘘，小声点。”荷西拍了我一下，把我伸出来的手臂又塞回袋内去。

“镇上人也奇怪，不去你们那儿混着。”

“不是穆德族的人，脸狺也不给葬那儿呢，因为献祭的总是穆德，脸狺就只认他们，也不给去呢！”

“有一次，父子三个外族的在旅行，半途上，父亲病死了，儿子们正好在脸狺附近，他们抬了父亲，葬在穆德人一起，那时候还没敷水泥，只在坟上压了好多大石块，等两个儿子走路回到扎骆驼的地方，就在那儿，冒出个新坟来，四周一个人影也不见，这两个儿子怎么也不相信，挖开坟来看，里面赫然是他们葬在半里路外的父亲，这一下，连跌带爬地回脸狺去看，父亲的坟，早空了，什么也没有——”

“下面我来说，”米盖叫了起来，“这次他们又把父亲抬回原地去葬，葬了回来，又是一座新坟挡路，一翻开，还是那个父亲——他们——”

“你怎么知道？”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我也听过，是公司那个司机拉维的先祖，他总是到处说，说得大家不愉快起来才收场。”

“喂，烤甜薯怎么样？”我伸出头来说。

“在哪里？”荷西悄声问。

“在桶里面，好几斤呢，把火拨开来。”

“找不到。”荷西在远处乱摸。

“不是红桶，在蓝桶里。”

“起来找嘛，你放的。”又悄叫着。

“起不来。”四周望着一片黑，火光外好似有千只眼睛一眨一眨的。

“烤多少？”又轻轻地问。

“全烤，吃不了明天早晨也好当早饭。”

几个人埋甜薯，我缩在睡袋里，竟幻想他们在埋七个死人，全姓穆德。

“说起公司的人，那个工程师又是一个。”米盖又说。

“谁？”

“警察局长的大儿子。”

“不相干的人，米盖。”我说。

“我比你来得早，相干的，你没听说罢了。”

“两个人去找圣地亚哥大沙丘，迷了路没回去，父亲带警察去找，两天后在个林子里找到了，也没渴死，也没热死，车子没油了，僵在那儿，一个好好的，另一个找到时已经疯了。”

“啊，听说本来就不正常的嘛。”

“哪里，认识他时还好好的，那次捡了回来，真疯了，上下乱跑，口吐白沫，总说身后有个鬼追他，拉着强打了安眠针，睡这么一下，人不看好他，又张着红丝眼睛狂奔，这么闹了几天，快跑死了，本地人看不过去。领了他去看‘山栋’，山栋叫他朝麦加拜，他母亲挡着，说是天主教，拜什么麦加，倒是镇上神父，说是心理治疗，就叫他拜吧，麦加拜得好病也是天主的旨意——”

“哪有那么奇怪的神父，镇上神父跟山栋一向仇人似的……”

“三毛不要扯远了。”米盖不高兴地停住了。

“后来——”

“后来对着麦加拜啊拜啊，脸狺不跟了，走了，居然放过了他。”

“心理治疗，没错，在沙漠，就跟麦加配，别的宗教都不称。”荷西又不相信地笑了起来。

米盖不理他，又说下去：“病好了，人整个瘦了，整天闷闷不乐，阴阴沉沉，半年不到，还是死了。”

“吞枪死在宿舍里，那天他大弟弟刚好在西班牙结婚，父母都回去了。是吧？”我悄悄地问。

“吞枪？”米盖不解地望着我。

“是中文西用，不是手枪放进口里往上轰的？”

“就吞了嘛！”我又说。

“听说是女友移情别恋，嫁了他弟弟，这才不活的，跟脸狺扯不上。”荷西说。

“谁说的？”我不以为然地看着荷西。

“我。”

“哎——”我叹了口气。

“沙漠军团也说脸狺呢，说起来呸呸地乱吐口水，好似倒楣似的。”我又说。

“几十年前，听说军团还捡到过一群无人的骆驼队，说是一个脸狺给另一个去送礼的呢！”

“这个不怕，有人情味。”我格格地笑了。

“伊底斯——”

沉默了许久的马诺林突然开口了。

“要烟吗？”伊底斯问他。

“这个脸狺，到底在哪里？”马诺林低沉的声音竟似在怀疑什么似的。

“你问我，我怎么说，沙漠都是一样的。”伊底斯竟含糊起来。

“小的甜薯可以吃了，谁要？”荷西在火边轻轻地问。

“丢个过来。”我轻叫着，他丢了一个过来，我半坐起身接住了，一烫手，又丢给米盖，他一烫又丢伊底斯。

“哈哈，真是烫手热薯，谁也接不了。”我嘻笑起来，忽地又丢来给了我，将它一接，往沙地上一按。

这一闹，四周的阴气散多了，荷西又在加枯干的荆棘，火焰再度穿了出来。

这时，吉瑞的帐篷里突然骚动起来，东西碰翻了的声音，接着婴儿夏薇大哭起来。

“吉瑞，什么事？”荷西喊着。

“三毛扑在后面帐篷上，弄醒了夏薇。”黛奥可怜兮兮地叫着，煤气灯亮了起来。

“我没有，我在这里。”被她那么一讲，竟抖了一下，接着不停地抖起来，四周的人全往他们帐篷去看，只我一个人半躺在火边。

“睡得好好的，后面靠林子那面帐篷啪的一声怪响。”吉瑞解释着，米盖拿个大手电筒去照。

“嗯，这里有爪子印啊，好清楚一串，快来看。”听见米盖那么一叫，我坐直了，就往黛奥喊，男人都跑到黑暗里去。

“快过火边来，来火边吧！”

黛奥跄跄跌跌地奔来了，脸色雪也似的白，夏薇倒是在她怀里不哭了。

“是狼吗？有郊狼吗？”她背靠着我坐下来，人亦索索地抖。

“哪里有，从来没有过，别怕。”

“怕的倒不是狼——”我注视着慢慢转回来的人群，又缓缓地说。

“几点了？三毛。”

“不知道，等荷西来了问他。”

“四点半了。”伊底斯低低地说。

“喂，别吓人，不是一道跟去找爪子印的吗，怎么背后冒出来了。”我一转身骇得要叫出来，黛奥本来怕撒哈拉威，这会子，更吓了。

“我——没去。”伊底斯好似有些不对。

这时候那三个人也回来了。

“野狗啦！”荷西说。

“这儿哪来的狗？”我说。

“你是要什么吗？”荷西竟然语气也不太对，总是紧张了些，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不理他。

四周一片沉寂，吉瑞回帐篷去拿了毯子出来，铺在地上一条，黛奥跟小夏薇躺下去，上面又盖了两条，吉瑞又摸太太的头发。

“再睡吧！”悄悄地说，黛奥闭上了眼睛。

我们轻轻地剥着甜薯，为了翻小的，火都拨散了，弱弱地摊着一地。

“加柴！”轻轻地叫坐在柴边的米盖，他丢了几枝干的荆棘进去。

四周又寂静了下来，我趴着用手面撑着下巴，看着火苗一跳一跳的，伊底斯也躺下了，马诺林仍盘膝坐着，米盖正专心地添火。

“伊底斯，脸狺你不肯带路吗？”马诺林又钻进早已打散的话题里去。

伊底斯不说话。

“你不带，镇上鬼眼睛也许肯带？！”米盖又半空插了进来。

“哈那带了一次外地人，老婆死了，谁还敢再带。”我轻轻叫起来。

“不要乱凑，哈那自己不死，记者不死，偏偏没去的老太婆死了……”荷西也低着嗓子说。

“记者——还是死了的。”马诺林低低地讲了一句话，大家都不晓得有这回事，竟都呆了。

“车祸死的，快一年了。”

“你怎么知道？”

“他工作的那家杂志刊了个小启，无意中看到的，还说了他一些生前的好话呢！”

“你们在说脸狺？”半途插进来的吉瑞轻轻地问着伊底斯，又打手势叫我们不要再说下去，黛奥没睡着，眼睛又张又闭的。

我们再度沉寂了下来，旷野里，总是这样。

沙漠日出，在我们这儿总是晚，不到清早七八点天不会亮的，夜仍长着。

“说起鬼眼睛，她真看过什么？”米盖低声在问伊底斯。

“别人看不到啊，就她看见，起初自己也是不知道，直到有次跟去送葬，大白天的，突然迷糊了，拉着人问——咦，哪来那么多帐篷羊群啊——”

“又指着空地说——看，那家人拔营要走了，骆驼都拉着呢——”

“胡扯，这个我不信。”

“胡扯也扯对了，不认识的死人，叫她带信，回镇上跟家属一说，真有那么个族人早死了好几年了，来问女儿沙夏嫁到哪里去了。”

“这种人，我们中国也有，总是诈人钱呢！”

“鬼眼睛不要钱，她自己有着呢！”

“她看过脸狺？”

“说是脸狺坐在树枝上，摇啊晃啊地看着人下葬，还笑着跟她招手呢，这一吓，鬼眼睛自己还买了只骆驼来献祭。”

“对啦，还有人说那祭台老装不满呢！”米盖说。

“祭台也是怪，看看只是个大石块，平平的，没个桌子大，杀一头骆驼也放不下，可是别说放了一头，十头祭上去，肉也满不出来。”

“脸狺贪心！”我悄悄地说。

这时不知哪里吹来一阵怪风，眼看将尽的火堆突然斜斜往我轰一下烧过来，荷西一拖我，打了半个滚，瞪着火，它又回去了，背后毛毛的感觉凉飕飕地爬了个全身。

“拜托啦，换个话题吧。”黛奥蒙着眼睛哀叫起来。

四周的人，被那火一轰，都僵住了。

阴气越来越重，火渐烧渐微，大家望着火，又沉寂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米盖说：

“镇上演《冬之狮》看过没？”

“看过两遍了。”

“好吗？”

“得随你性情，我是喜欢，荷西不爱。”

“舞台味道的东西。”荷西说。

说起戏剧，背后的树林又海涛似的响，我轻喊了起来：“别说了。”

“又不许说。”米盖奇怪地看着我。

“马克贝斯。”我用手指指身后的林子。

“那么爱联想，世界上还有不怕的东西吗？”米盖骇然地笑了起来。

“总是怪怪的，问马诺林，他刚才也进去过。”

马诺林不否认也不肯说什么。

“好似会移的。”我又说。

“什么会移的？”

“树林嘛！”

“太有想象力啦，疯子！”

我翻个身，刚刚冒出来烧人的火，竟自弱了下去，阴森彻骨，四周的寒意突然加重了。

“拾柴去！”荷西站了起来。

“用煤气灯吧！”伊底斯说，眼光竟夹着一丝不安，总往光外面看。

又沉寂了好一会儿，火终于熄成了暗色的一小堆，煤气灯惨白地照着每一个人的脸，大家又移近了些。

“伊底斯，这儿真有水晶石？”吉瑞努力在换话题，手里环着黛奥。

“上回拾的一大块，就是这儿浮着，三毛要去了。”

“你以前来，就是捡那个？”我不禁怀疑起来，内心忽然被一只铁爪子抓住了，恐怖得近乎窒息，这一刹间，我是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夜在哪儿坐着，我是恍然大悟了。

伊底斯看见我的神情，他明白，我已知道了，眼光躲过了我，低低地说：“以前，是为别的事情来的。”

“你——”

终于证实了最不想证实的事实，神经紧张得一下子碎成片片，我张着嘴，看着马诺林，喘了一口大气，我们两个是唯一去过林子里的人，我惊骇得要狂叫出来。

马诺林轻微得几乎没有动的一个眼神，逼得我咬住了下唇，那么，他亦是明白了，早就明白了，我们就是在这鬼地方啊。

米盖不知道这短短几秒钟里我心情上的大震惊，居然又悄悄地讲起来：“有次地没裂，人却死了，大家觉着怪，仍是抬去葬了，葬了回来，没跟去的鬼眼睛却在家里发狂了，吃土打滚，硬说那人没死，脸狺要人去拿出来，大家不理她，闹了一天一夜，后来也闹得不像话，终是去了，挖出来，原是口向上埋着的人，翻开来，口竟向下趴着，缠尸布拉碎了，包头的那一块干干的包下去，口角竟是湿湿黏黏的一大片挖出来，竟给活埋了。”

“耶稣基督——你，做做好事，别讲啦！”我叫了起来，这一叫，婴儿也惊叫着乱踢乱哭。风又吹了，远处的夜声，有人呻吟似的大声而缓慢地飘过来，风也吹不散那低沉含糊的调子，再抬头，月亮出来了一点，身后的树林，竟披着黑影，沙沙哗哗地一步一步移过来。

“疯了，叫什么嘛！”荷西喊起来，站起身来就走。

“去哪里，你——”

“去睡觉，你们有完没有——”

“回来啊，求求你。”

荷西竟在黑暗中朗笑起来，这一混声，四周更加不对劲，那声音像鬼在笑，那是荷西的。

我爬过去用指甲用力掐伊底斯的肩，低声说：“你这鬼，带我们来这死地方。”

“不是遂了你早先的心愿。”他斜斜地睇着我。

“别说出来，黛奥会吓疯掉。”我又掐着他的肩。

“你们说什么？有什么不对？”黛奥果然语不成声地在哀求着。

呻吟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我恐怖得失了理智，竟拿起一个甜薯向林子的方向丢过去，大喊着：“鬼——闭嘴——谁怕你！”

“三毛，你有妄想症。”米盖不知就里，还安然地笑着呢。

“睡吧！”伊底斯站了起来，往帐篷走去。

“荷西——”我再叫，“荷西——”

小帐篷内射出一道手电筒的光来。

“照好路，我来了。”我喊着，拖着睡袋飞也似的跑去。

一时人都散入帐篷里去了，我扑进荷西身边，抓住他发抖。“荷西，荷西，我们这会子，就在脸狺地上住着，你，我……”

“我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跟你同时。”

“我没说啊——啊——脸狺使你心灵感应啦！”“三毛，没有脸狺。”

“有……有……在呻吟着吓人呢……”

“没有，没——有，说，没——有。”

“有——有——有——你没进林子，不算的，对我，是有，是有，我进了林子的呀……”

荷西叹了口气，把我围住，我沉静下来了。

“睡吧！”荷西低低地说。

“你听——听——”我悄悄地说。

“睡吧！”荷西再说。

我躺着不动，疲倦一下子涌了上来，竟不知何时沉沉睡了过去。

醒来荷西不在身边，他的睡袋叠得好好的放在脚后，朝阳早已升起了，仍是冷，空气里散布着早晨潮湿的清新。

万物都活了起来，绯红的霞光，将沙漠染成一片温暖，野荆棘上，竟长着红豆子似的小浆果，不知名的野鸟，啪啪地在低空飞着。

我蓬着头爬了出来，趴着再看那片树林，日光下，居然是那么不起眼的一小丛，披带着沙尘，只觉邋遢，不觉神秘。

“嗯！”我向在挖甜薯的荷西和伊底斯喊了起来。

伊底斯犹豫不决地看着我的脸色。

“甜薯不要吃光了，留个给黛奥，好引她下次再来。”我清脆地喊过去。

“你呢？”

“我不吃，喝茶。”

望着伊底斯，我回报了他一个粲然的微笑。

五月花

五月一日

从北非加纳利群岛，飞到“新内加”首都达卡，再飞西非尼日利亚，抵达拉哥斯（Lagos）机场时已是夜间九点多了。

荷西在入境处接过我的行李小推车，开口就说：“怎么弄到现在才出来，别人早走光了。”

“大家乱推乱挤，赶死似的，我不会挤，自然落在最后。”擦着满脸的汗，大口地喘着气。

“以为你不来了呢！”

“黄热病应该打了十天才生效，没小心，第七天就跑来了，不给入境，要送人回去，求得只差没跪下来，还被送到机场那个挂着大花布帘的小房间里去骂了半天，才放了。”

“为什么不早打？”怪我似的问着。

“哪来的时间？机票九天前收到的，马上飞去马德里弄签证，四千五百里，一天来回，接着就是黄皮书啦，银行啦，房子过户啦这些事情在瞎忙，行李是今天早晨上飞机之前才丢进去的，什么黄热病几天生效，谁还留意到。”

这不知是结婚以来第几次与荷西小别，又在机场相聚，竟是一次不如一次罗曼蒂克，老夫老妻，见面说的竟都是生活的琐事，奇怪的是，也不觉得情感比以前淡薄，只是形式已变了很多。

机场外没有什么人，只有三五个卖东西的小贩点着煤油灯在做生意，雨稀稀落落地下着，打在身上好似撒豆子似的重，夜色朦胧里，一片陌生的土地静静地对着疲倦万分的我，汗，如水似的流入颈子里。那么，我这是在西非了，在赤道上了，又一个新的世界。

“有车吗？”问荷西。

他推着行李往停车场走去，远远一辆TOYOTA中型车孤零零地停着。

还没到车边，早有一个瘦高穿大花衬衫的黑人迎了上来。

“司机，这是我太太。”荷西对那人说。

那人放下行李，弯下了腰，对我说着英语：“欢迎你，夫人。”我伸出手来与他握了一握，问说：“叫什么名字？”

“司机——克里司多巴。”

“谢谢你！”说着自己拉开了车门爬上了高高的车厢。

“机场离宿舍远吗？”问荷西。

“不远。”

“路易呢，怎么不见他来？”又问。

“在宿舍里闷着。”

车子开动了，雨也逐渐大了起来，只见路边的灯火，在雨里温暖而黯淡地闪烁着，雨越下越大，终于成了一道水帘，便什么也看不清了。

“为什么要我来，不是再一个月就有假回去了？”我仰靠在座位上，叹了口气。

“马德里弄签证有问题吗？”荷西有意不回答我的问话，顾左右而言他。

“没麻烦，只等了四小时，当天晚上就搭机回加纳利了。”

“他们对你特别的，普通总要等三四天。”

“我说，是加纳利岛去的乡下人，很怕大城市，请快弄给我，他们就弄了。”笑了起来。

“四小时就在使馆等？”

“没有，跑出去看了个画展，才又回去拿签证的。”

“没碰见我家里人？”

我不响，望着窗外。

“没带礼物，怎么有脸回去。”轻轻地说。

“碰到了？”他担心地又问。

“运气不好，在机场给你姐夫一头撞见，只差一点要上机了。”我苦笑一下。

“他怎么说？”荷西很紧张。

“我先抱歉的，解释得半死，什么脊椎痛啦，要赶回去啦，没礼物啦，人太累啦，结果……嗳……”

“结果还是弄僵了。”他拍了一下膝盖。

“是。”我叹了口气。

两人都不说话，空气又闷又热又湿，顾不得雨，打开了车窗。

“你走了三个月，我倒躺了两个月，坐骨神经痛到整个左腿，走路都弯着腰拐着走，开车子呢，后面就垫着硬书撑背，光是医生就看了不知多少趟，片子照了六张，这种情形之下，还在旅行，清早飞马德里，中午才到，跳进计程车赶到使馆已经快一点了，当天五点一刻的飞机又要赶回加纳利群岛，你说，哪来的时间回去？难道做客似的去打个转？他们不是更不高兴，不如不通知了。”

“随你吧！”荷西沉沉地说，显然不悦。

“一个人住在那个岛上，你家里人也没来信问过我死活，写了四次信给你大姐、二姐、三姐、小妹，公婆更不用说了，他们回过没有？叫过我回去没有？”

“我说了什么惹出你那么一大堆牢骚来？”他就是不给人理由，这家庭问题是盒不安全火柴，最好不要随便去擦它吧！

车子静静地滑过高速公路，司机越开越快，越开越疯，看看码表，他开到一百四十，明明是单线道，不时有车灯从正面撞上来，两车一闪，又滑过了，路上行人乱穿公路，鸡飞狗跳。

“克里司多巴，慢慢开！”我拍拍司机的肩，他果然慢了下来，再一看，他正把车开上安全岛，横转到对面的路上去，前面明明有岔口可以转道，他却不如此做。

车子跳过安全岛，掉入一个大水坑里去，再跳出来，我弹上车顶，跌落在位子上，又弹上去，再要落下来时，看见路边一个行人居然在抢路。“当心！”我失声叫了起来，司机骂着，加速去压死这个人，那人沾了满头满身的污水，两人隔着窗，挥拳，死命地骂来骂去，司机推门要下去打，我拉住他，大喝着：“好啦！你也不对。”

这才又上路疯狂大赛车起来。

回身细看荷西，三个月不见，瘦了很多，穿了一件格子衬衫，一条白短裤，脚上穿着我托路易给他带来的新凉鞋，上面一双齐膝的白袜子，一副殖民地白人的装扮，手指缠着纱布，眼睛茫茫地望着前方。

“工作多吗？”温柔地摸摸他的手指。

“还好。”简短地说。

“上月路易说，你们一天做十四小时以上，没有加班费，是真的？”

“嘿，有时候还十八小时呢！”冷笑着。

“明天几点？”担心地问着。

“五点半起床。”

“今天休息了吗？”

“今天十二小时，为了接你，早了两小时收工。”

“今天是星期天啊！”我惊奇地说，荷西狠狠地望着我，好似跟我有仇似的一句话也不答。

公路跑完了，车子往泥巴路上转进去，路旁的房子倒都是大气派的洋房，只是这条路，像落了几千发的炮弹一样千疮百孔。

我无暇再想什么，双手捉住前座，痛了两月的脊椎，要咬着牙才不叫出来，汗又开始流满了全身，荷西死气沉沉坐在一旁，任着车子把人像个空瓶子似的乱抛，无视这狼狈的一刻。

过了十七八个弯，丛林在雨里，像黑森森的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漫涌上来。

“宿舍不是在城里？”我问。

“这幢房子，租金合两千美金，城里价钱更不可能了。”

“常下雨吗？”擦着汗问着。

“正是雨季呢，你运气好，不然更热。”

“这么大的雨吗？”把手伸出去试试。

“比这大几千倍，总是大雷雨，夹着闪电。”

到了一幢大房子前面，铁门关着，司机大按喇叭，一个穿白袍子的黑人奔出来开门，车子直接开入车库去。

“进去吧，行李有人拿。”荷西说。

我冒着雨，穿过泥泞的院子，往亮着灯光的房子跑去，大落地窗后面，路易正扠着手望着我，门都不拉一下。

“路易。”我招呼着他，他笑了笑，也不说话，这儿的人全是神经兮兮的，荷西是一个，认识了三年的路易，沙漠的老同事，又是一个。

“三毛，这是守夜的伊底斯。”荷西也进来了。

“你好，谢谢你！”我上去与他握手，请他把行李就放在客厅里。

“哪，太太的信。”打开手提包，把信递给路易，他一接，低头走了，谢都没谢。

客厅很大很大，有一张漆成黑色的大圆桌，配了一大批深红假丝绒的吃饭椅，另外就是四张单人沙发，咖啡、灰色、深红、米色，颜色形式都不相同，好似旧货摊里凑来的东西，四壁漆着深黄色，桃红夹着翠蓝的绞花窗帘重沉沉地挂满了有窗的地方。

这么热的天，那么重的颜色，灯光却濛濛的一片昏黄。

“运气好，今天有电，夜里不会睡不着。”荷西说。

“冷气修好了？”想起他信上说的事。

“平日也没什么用，这是一个新区，电总是不来的时候多。”

“我们的房间呢？”

荷西打开客厅另一道门，走出去是一个内院，铺了水泥地，上面做了个木架子，竟然挂着不少盆景。

“你弄的？”我笑问着他。

“还会有谁弄这个，除了我。”他苦笑了一下。

“这间是我们的，后面那间是汉斯和英格的，对面架子那边路易住，就这么三间。”

“浴室呢？”我担心地问。

“各人分开。”

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推门进房间，有七八个榻榻米大，里面放着一个中型的单人床，挂着帐子，有一个壁柜，一张椅子，好几个大竹筒做的灯，或吊，或站，点缀得房间稍有几分雅气。

“你做的灯？好看！”静静地笑望着他。

他点点头，这才上来抱住我，就不松手了，头埋在我颈子后面，推开他来一看，眼圈竟是湿了，我叹了口气，研究性地看着他，然后摸摸他的头发，对他说：“去厨房找些喝的来，渴了。”

再出客厅，路易双手捧头，坐在沙发上，太太的信，儿子的照片丢在地上。

“喂，你儿子的照片是我拍的，不错吧！”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又是一个眼睛红红的男人。

“嗳，不是上个月才请假回去过吗？”我也不劝他了，往厨房走去。

荷西不在倒什么饮料给我，他正在切一大块牛肉下锅。

“做什么，你？”

“做晚饭。”

“你们还没吃啊，都快十二点了。”我惊呼起来。

“等你。”

“我飞机上吃过了，让我来吧，你出去。”

马上接下了工作，在厨房里动手做起饭来，牛排先搬出去给他们吃，又去拌了一盘生菜。

“吃得不错嘛！”在饭桌旁我坐下来，看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

“嘿嘿！努力加餐吧，再过四天，又得吃面包牛油撒白糖了。”路易用力切了一块肉。

“为什么？”

“汉斯跟英格德国回来，这就完了。”

“不是有厨子吗？”

“做半天，我们中午不回来吃，晚上英格不做饭，他们自己七点多钟开小伙先吃，我们十点多回来，没有菜，切块牛排自己煮，就说要扣薪水，肉是不给人吃的。”

“不是有四百美金伙食费？公司又不是汉斯一个人的？”我问。

“谁要你跟他们住在一起，他是老板之一，英格当然赚伙食钱嘛！”路易又说。

“老板娘？”

“没结婚，同居的，架子倒摆得像——”

“啧——”荷西听烦了，瞪了路易一眼。

“怎么，你君子，你不讲，还不让人讲。”路易一拍桌子叫了起来，火气都大得不得了。

“好啦！神经！”我喝住了路易，总算住嘴了。

“你们吃，我去洗澡。”

留下两个阴阳怪气的人，心里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

洗完澡出来，荷西正在替我开行李，挂衣服，身上居然换了我的一条牛仔裤空荡荡的，我噗的一下笑了出来，再一想，这不对，正色地问他：“三个月，瘦了多少？”

“没磅，八九公斤吧！”

“你疯了！三个月瘦那么多。”

“要怎么胖，疟疾才两天，杜鲁医生逼着一天吃了几十颗药，乱打针，第三天就给叫下水，手指割得骨头都看见了，纱布包一包，又做工，三个月，捞了七条沉船——”

“你老板是疯子，你是傻瓜加白痴。”我的愤怒一下子冲了上来。

“路易没有你瘦。”又说。

“他来了一个月，就请假回去，他会耍赖，我不会耍赖。”

“你不会慢慢做。”又吼他。

“合同有限期的，慢做老板死了。”他苦笑了一下。

“薪水付了多少？按时付吗？”

荷西被我这一问，就不响了，去放帐子。

“喂！”

还是不响。

“付了多少嘛！”我不耐烦起来。

“半个月，一千美金，还付的是此地钱‘奈拉’，给你买了机票，就没剩多少了。”

“什么！”我叫了起来。

“信上为什么不讲？”又叫。

“你要吵架？”荷西把衣架一丢，预备大吵的样子，我瞪了他一眼，忍住不再说下去。

回浴室去梳头发，挂好浴巾出来，荷西已经睡下了。

“怎么不发薪水呢？”又忍不住轻问了一声，他闭着眼睛不理。

“公司没钱吗？”

“不是。”

“七条沉船可以赚多少？”

“你想想看，废铁，里面的矿砂，再加工程费，是几千万？”

“那为什么不付薪水呢？你没要过？”

“要过了，要过了，要得快死了，说说会发的，拖到现在也没发，汉斯倒度假走了。”

“你太好说话了，荷西。”我又开始发作起来。

“三毛，求求你好不好，明天五点半要起床，你不看现在几点了？”

我不再说话，熄了灯，爬上床去。

“荷西，床太软了。”在黑暗中忍了一下，还是说了。

“将就一下吧！”

“我背痛，不能睡软床。”又委屈说了一句。

“三毛，不要吵啦！”荷西累得半死的声音沉沉地传来，我叹了口气，把双手垫在腰下，又躺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又说：“荷西，冷气太吵了，火车似的。”

“是旧的，当然吵。”没好气地说。

“我睡不着。”

荷西唬一下跳起来，揭开帐子，啪的一下关了冷气，又气呼呼地丢上床，过了几分钟，房里马上热得蒸笼似的，我又爬起来开了冷气。

在黑暗中被轰轰地炸到快天亮，才阖了一下眼。

五月二日

早晨醒来已是十点多钟，荷西不在了，窗外哗哗地下着大雨，室内一片昏暗，想开灯，才发觉电停了。

厨房里吱吱喳喳有人说话的声音，穿好衣服走出去，看见黑人一高一矮，两个正在厨房吃东西喝啤酒，冰箱门就大开着。

我站住了，他们突然停住了说话，一起弯下身来，对我说：“夫人，欢迎你！”

“你们是谁？”我微笑着问。

“厨子”，“工人”，两人一同回答。

“叫什么名字？”

“约翰！”

“彼得！”

“好，继续工作吧！”我走上去把冰箱门轻轻关上，就走了开去，背后毛森森的，觉得四只眼睛正瞪着我估价——这个女人管得管不住人。

一向没有要别人帮忙做事的习惯，铺好床，挂好帐子，洗了浴缸，把荷西的脏衣服泡进肥皂水里，再理了理大衣柜，一本“工作日记”被我翻了出来。

从荷西第一天抵达拉哥斯开始，每一日都记得清清楚楚——几时上工、几时下工、工作性质、进度、困难、消耗的材料、需要补充的工具、承包公司传来的便条、黑人助手的工作态度、沉船的情形、打捞的草图、预计的时限——再完美不过的一本工作报告。这就是荷西可爱的地方。

翻到两页空白，上面只写了几个字：“初期疟疾，病假两日。”

下面一笔陌生的字，用西班牙文写着：“药费自理，病假期间，薪水扣除。”

再翻翻，星期天从来没有休息过。

叹了口气，把这本厚厚的日记摔回柜子里去，厨子正在轻叩房门。

“什么事？”

“请问中午吃什么？”

“过去你做什么？”我沉吟了一会儿。

“做汉斯先生和英格夫人的中饭。”

“好，一样做吧，我吃得不多，要蔬菜。”

厨子走了，推门走进路易的卧室，工人正在抽路易的烟，人斜靠在床上翻一本杂志。

“厨房地太脏了，打扫完这间，去洗地，你叫彼得是不是？”我问他。

他点点头。

“荷西先生说，他前天晒的衬衫少了一件，你看见没有？淡蓝色的。”

“我没拿。”他木然地摇摇头。

再走进厨房去一看，厨子正把一块半冻着的肉，在洗过碗的脏水里泡。

“水要换。”过去拎出肉来，放在桌上。

吃过了一顿看上去颜色很调和的中饭，把盘子搬回厨房去，这两人正在开鱼罐头夹面包吃。

过了好一会儿，两个劳莱哈台又出现在我面前，说：“夫人，我们走了。”

我去厨房看了一看，抹布堆了一堆，发出酸味，地是擦了，水汪汪的一片，垃圾全在一个竹篮里面，苍蝇成群地飞，两只长得像小猪似的黑狗也在掏垃圾，墙角一只手肘长的蜥蜴顶着个鲜红的小尖头呆望着我。

“来，每个人十个奈拉。”我分了两张钱。（这约合七百台币每个人，上次写错了，说是七十块台币。）

“从今天起，香烟不要拿，衣服不要拿，食物要拿，先得问，知道吗？”和气地对他们说。他们弯身谢了又谢，走了。

十个奈拉，在这个什么都昂贵的国家里是没什么用的。

电仍不来，担心着冰箱里的食物，不时跑去看，天热得火似的。

这幢房子全是小格子的铁门铁窗槛，治安听说极不好，人竟把自己锁在笼子里了。窗外微雨不断，几棵不知名的瘦树，高高的，孤单单地长在路边，好似一只只大鸵鸟一般，右边的丛林，密不可当，冒着一股雾气，细细碎碎的植物纠缠不清，没有大森林的气派，更谈不上什么风华，蓬头垢面地塞了一海的绿。

总算雨停了，去院里走了一下，踏了满鞋的泥水，院内野草东一堆西一堆，还丢了好些造房子用剩的砖块，一条灰黑色、肚皮银白的蛇，慢慢地游进水沟里去，对面人家空着，没人住，再望过去，几个黑女人半裸着上身，坐在一张湿席子上，正在编细辫子，右鼻孔上穿了一个金色的环，乳房像干了的小口袋一般长长地垂在腰下，都是很瘦的女人。

脊椎痛，来了热带，居然好了很多，走路也不痛不拐了。

夜来了找出蜡烛，点了四根，室内静悄悄地闷热，伊底斯拎了一把大弯刀，卷了一条草席，在房门口蹲了下来。

好似等了一世纪那么长，荷西和路易才回来，浑身脏得像鬼似的，两人马上去洗澡洗头，我忙着开饭，再跟荷西不愉快，看见他回来，心里总是不知怎的欢喜起来。

“天啊！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两个男人吃着热菜，满足地叹着气，我笑着去洗澡了。

真可怜！吃一顿好菜高兴成那副样子，人生不过如此吗？

刚刚泡进水里，就听见外面车声人声，伊底斯奔跑着去拉铁门，接着一片喧哗，一个女人大声呼喝着狗，荷西也同时冲进浴室来。

“快出来，尼国老板娘来了。”

“这么晚了？”我慢吞吞地问。

“人家特意来看你，快，啧！”他紧张得要死，更令我不乐。

“告诉她，我睡下了。”还慢慢地泼着水。

“三毛，求你好不好？”说完又飞奔出去了。

到底是出来了，梳了头，穿了一件大白袍子，涂了淡淡的口红，一步跨进客厅，一个黑女人夸张地奔过来，紧紧地抱住我，叫着：“亲爱的，叫人好等啊！”

就在这一刻，电突然来了，冷气马上轰的一下响了起来，客厅灯火通明，竟似舞台剧一般有灯光，有配乐，配合着女主角出场。

“你一来，光明也来了，杜鲁夫人。”我推开她一点，笑着打量着她，她也正上下看着我。

她，三十多岁，一件淡紫缀银片的长礼服拖地，金色长耳环塞肩，脚蹬四吋镂空白皮鞋，头发竖立，编成数十条细辫子，有若蛇发美人，一派非洲风味，双目炯炯有神，含威不怒，脸上荡着笑，却不使人觉得亲切，英语说得极好，一看便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只是还不到炉火纯青，迎接人的方式，显得造作矫情。

她一把拉了我坐在饭桌边，开始问话：“住多久？”笑盈盈的。

“一个月吧！”

“习不习惯？”

我笑着不答，才来两天，怎么个惯法？

她笑着望我，又歪头看荷西，这才说：“来了就好，你先生啊，想你想得厉害，工作都不做了，这会儿，太太在宿舍，他不会分心了。”

荷西奇怪地看了一眼杜鲁夫人，她在胡说什么，大概自己也不知道，稀里哗啦的。

这情景倒使我联想到《红楼梦》里，黛玉初进贾府，王熙凤出场时的架势，不禁暗自笑了起来。

“工人怎么样？”她突然转了话题问我。

工人怎么样她应该比我清楚。

“要催着做，不看就差些了。”想了一下，告诉她。

“什么！”她叫了起来，好像失火了一样，两副长耳环叮叮地晃。

“你们这些人，就是太人道了，对待这种黑鬼，就是要凶，要严，他们没有心肝的，知不知道。”她一拍桌子，又加重语气。

她忘了，她也是黑的，不过是黑色镶了金子银子而已。

“还偷东西吗？”关心地问着荷西和路易。

早知道他们偷的，何苦再来问，我们苦笑着，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种偷儿，放在家里也是不妥当，我看——”

说了一半，窸窸窣窣地在皮包里数钱，数了一百二十奈拉，往桌上平平一铺，对我看着。

“哪！这是一百二十奈拉，厨子工人一人六十奈拉，是上月份的薪水，明天你叫他们走，知道吗？说杜鲁夫人说的，不要再做了。”

“我不能辞他们。”我马上抗议起来。

“你不辞，谁辞？你现在是这宿舍的女主人，难道还得我明天老远赶来？”

“再留几天，请到新的人再叫他们走好了。”

荷西说着，面有不忍之色。

“杜鲁夫人——”我困难地说，不肯收钱。

“不要怕，对他们说，有麻烦，来找我，你只管辞好了。”

“可是——”我再要说，她一抬手，看看表，惊呼一声：“太晚啦！得走了！”

接着蹬着高跟鞋风也似的走了出去，还没到院门，就大叫着：“司机，开门，我们回去！”

车声溅着泥水呼啸而去。一如来时的声势。

“嘘——”我对着荷西和路易大大地吐了口气。

“哼，六十奈拉一个月，坐公共汽车转两次，再走四十五分钟泥路进来，车费一个月是廿四奈拉，还剩卅六个奈拉，一斤米是一个奈拉六十个各贝（各贝也叫考包，尼日利亚货币），你们说，叫人怎么活？厨子还有老婆和三个孩子——”我摇着头数着那几张纸。

“他们平常都吃一顿的，面包泡水撒些盐。”

“他们怎么能不偷——”

“她早就知道这两个人偷吃，现在突然来退了。”路易奇怪不解地说。我格格地笑了起来。

“这是戏，傻瓜，荷西太太来了，闲着白吃白住，不甘心，来派工作省钱啦！”我说着。

“可是讲好是公司配家属宿舍的，现在大家挤在一起，她还叫你来做打杂？”荷西说。

“没关系，一个月满了本人就走，嘿嘿！”

“汉斯、英格再两天要回来了，事情会很多。”

“再说吧！”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夜间睡到一半，雨又排山倒海地倾了下来，像要把这世界溺没一般。

五月三日

工人和厨子听见我辞他们，呆住了，僵立着，好似要流泪一般苦着脸，也不说一句话。

“再找事，不要灰心，总会有的。”我柔声地劝着。

想到去年一整年荷西失业时的心情，竟再也说不出安慰的话来。

“这个——给你们。”我指着一小箱沙丁鱼罐头对他们说。

看见他们慢慢走开去的背影，竟没有心情给自己弄饭吃。

我来，反而害得两个工人失了职业。

下午正在拖地，杜鲁医生没有敲门，就直直地进来了，一抬头，吓了一跳，好没礼貌的人。

一来，把公事包一丢，斜斜靠坐在沙发上，一只腿就搁在扶手边晃。

穿着雪白的衬衫，红领带，肤色淡黑，可以说算得上英俊，自大的神气，反而衬出了内在的自卑，他是极不亲切的，才开口，就说：“拿罐冰啤酒来好吗？”完全叫佣人的口气。

问了些不着边际的话，站起来要走，临走好似想起什么地说：“你在这里的伙食费——怎么算？房间钱是荷西分内扣的。”

“我吃什么会记账。”我干涩地说。

“那好，那好……”

“明天汉斯回来，叫荷西下工早一点，去机场接，再说——港口那条沉船估价了没有？”

“工程上的事我是不知道的。”

“啧——”他踩了一下脚，再见也没说，掉头走了。

尼国方面的两个老板，总算见识过了。

给路易的床去铺了，脏衣服找出来洗，床单成了灰色，也给泡在浴缸里，想到明天汉斯他们要回来，又提水去擦了他们房间的地，脊椎隐隐又痛，没敢再做什么，便去厨房预备晚餐，又是盼到天黑透了，人才回来。

已经预备睡了，路易突然来敲门，隔着门问他：“什么事？”

“你为什么泡了我的被单？”语气十分不悦，我听了匆匆披衣去开门。

“你的被单是灰色的，知不知道？”我没好气地说。

“现在叫我睡什么？床垫子是褪色的，一流汗，就褪红红的颜色。”他完全没有感激的口气，反而怪上门来，真恨死自己多事。

“真抱歉，将就一夜吧！”

“以后早晨洗，晚上就干了嘛！”他还在抱怨。

“天下雨你没看见！”我双手一扠也凶起他来。

“好了，我让你，好了，好了吧？”路易双手做出投降的样子，转身走了。

“神经！”把门砰一下关上，骂了他一句。

荷西躺在床上想事情，过了一会儿，突然轻轻问我：“上次——托路易带了芒果回去，他给了你几个？”

“五个，都烂了的嘛，还问。”

“才五个？”荷西睁大了眼睛不相信地又问。

“买了五十个，装好一小竹箩，托他带去的啊！知道你爱吃。”

“在他们冰箱里看见一大堆，不知道是你托带的，说是他们送我的礼——五个。”

“这个狐狸。”荷西咬着牙骂了一句。

“啧，小声点，你。”

“唉——人哪——”荷西叹了口气。

五月四日

今天一直有点紧张，汉斯和英格要回来，以后能不能处得好还不知道，听说汉斯承包了工程，就不上班的，三两天才去港口看看，这个家，如果白天也得挤在一起，日子一定更不好过了，尽力和睦相处吧，我不是难弄的人。

下午又去汉斯他们房间，把窗帘拉拉好，枕头拍拍松，床边地下一摊书，跪下去替他们排排整齐，拿起一本来看，竟是拍成流行色情电影“Emmanuelle”的德文版口袋书，翻开来一看，正是一句有趣的对话：“那么，你是说，要跟我上床吗？”我倒笑了起来，书就在床边嘛！

再看看其他的书，大半是黄色小说加些暴力侦探，汉斯和英格会看书我不奇怪，怪的是，四十六七岁的人，怎么还在这一套里打滚。

“快走吧，路上交通一堵，两三小时都到不了机场，今天不是星期天，路挤。”

荷西早早下班回来，开始催我，匆匆地换了衣服，把头发梳成一个髻。

“这件衣服是新的？”他拉拉我的裙子。

“嗯，英国货，还买了好几件挂着，你没看见？”

突然有些不乐，荷西注意我穿什么，全是为了汉斯和英格，平日他哪管这个。

在机场外挤啊等啊热啊，盼了半天，才见一个大胖子和一个高瘦的女人推着行李车挤出人群来。

“汉斯。”荷西马上迎了上去，几乎是跑的。

“啊！”汉斯招呼了一声，与荷西握握手，英格也跟荷西握握手，我站在他身后不动。

“这位——想来是你的太太了。”我笑笑，望着英格，等她先伸出了手，才原地握了握，并不迎上去。

握了手，英格的一只小皮箱居然自然而然地交给了我，用手拢着长发，啧啧叫热。

“车在哪里？”汉斯问。

“就在那边。”荷西急急地推了行李车走了。

“司机呢？”

“自己开来的。”荷西开始装行李。

这两个人已坐进了后座，那么自然。

“怎么样，工作顺利吗？”汉斯问着。

“又测了两条沉船，底价算出来了，还等你去标。”

“其他的事呢？圣马利亚号做得怎么了？”

“出水了一半，昨天断了四条钢索，船中间裂了，反而好起。”荷西报告着。

我们沉默着开车，回身看了一眼英格，她也正在看我，两人相视一笑，没有什么话讲。

英格很年轻，不会满三十岁，衣着却很老气，脸极瘦，颧骨很高，鼻子尖尖的，嘴唇很薄，双眼是淡棕色，睫毛黄黄的，看见她，使我想起莫底格尼亚尼画中长脸、长脖子、没画眼珠的女子，又很像毕卡索立体画派时的三角脸情人，总是有个性的，不算难看，透着点厉害，坐在她前面，总觉坐在冷气机前一样。

汉斯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胖得不笨，眼神很灵活，衣着跟英格恰恰相反，穿得很入时年轻，也许是长途飞行累了，总给人一点点邋遢的感觉，说话很有架子，像个老板，跟杜鲁医生一搭一档，再配不过了。

“嗯，你来的时候，见到罗曼没有？”他突然问起我来，我们四个人说的是西班牙话。

“我叫Echo。”我说。

“啊，Echo，见到罗曼没有？”他又问。

罗曼是西班牙方面的合伙人，这个公司是三个国籍的人组成的，杜鲁百分之四十的股，汉斯百分之四十，罗曼百分之二十。

“走之前，打了两次电话去，总是录音机在回话，告诉录音带，我要来尼日利亚了。如果有器材叫带来，机场见面，机场没见到他，就来了。”我慢慢地说。

“好！”汉斯回答着，突然又对开车的荷西说，“以前讲的薪水，上个月就替你从德国汇去加纳利岛你的账内去了。”

“谢谢！”荷西说，我仰头想了一下，要说什么，又忍了下来。

到了家，伊底斯马上奔上来拿行李，对汉斯和英格，大声地说：“欢迎先生、夫人回家。”

这两个人竟看也不看哈着腰的他，大步走了进屋，我心里真替伊底斯难过，独自跟他道了晚安，对他笑笑。

“啊！”英格四周看了一看，对路易招呼了。

“来几天了？”转身问我。

“四天。”

“荷西说你写过一本书。”她问。

“弄着玩的。”

“我们也很喜欢看书。”她说。

这马上使我联想到她床边的黄色小说。

“你们吃了吗？”英格问。

“还没呢！”路易说。

“好，开饭吧，我们也饿死了。”她说着便往房里走去，谁开饭？总是我啰，奇怪的是飞机上难道饿得死人？德国飞来此地，起码给吃两顿饭。

“这一趟，花了九万马克，真过瘾。”

吃饭时汉斯夸张着他的豪华，英格喜不自胜，加了一句：“蒙地卡罗输的那一大笔还没算进呢，嗳——豪华假期。”

听的人真不知道接什么话才好。

“原来你们不是直接回德国的？”总算凑上了一句。

“法国、荷兰、比利时一路玩过去，十天前才在德国。”

我一听又愣了一下，竟无心吃饭了。

汉斯这种人，我看过很多，冒险家，投机分子，哪儿有钱哪儿钻，赚得快，花得也凶，在外出手极海派，私底下生活却一点也不讲究，品格不会高，人却有些小聪明，生活经验极丰富，狡猾之外，总带着一点隐隐的自弃，喝酒一定凶，女人不会缺，生活不会有什么原则，也没有太大的理想，包括做生意在内，不过是撑个两三年，赚了狂花，赔了，换个国家，东山再起。就如他过去在西班牙开潜水公司一样，吃官司，倒债，押房子，这一走，来了尼日利亚，又是一番新天新地，能干是一定的，成功却不见得。

荷西跟着这样的人做事，不会有前途，那一顿晚饭，我已看定了汉斯。

吃完饭，英格一推盘子站起来，伸着懒腰。

“工人和厨子都走了。”我说。

“是吗？”英格漫应着，事不关己地进了自己房间，他们房内冷气再一开，又加了一节火车头在轰人脑袋。

进了房间，一把拉过荷西，悄悄地对他说：“汉斯说谎，来时在车上，说钱上个月从德国汇给我们了，吃饭时又说，十天前才回德国，根本不对。”

荷西呆了一下，问我：“你怎么跟银行说的？”

“收你信以后，就天天去看账的啊，没有收到什么德国汇款，根本没有。”

“来的时候跟银行怎么交代的？”又问。

“去电信局拿了单子，打好了电文，说，一收到钱，银行就发电报给你，梅乐是我好朋友，她说银行账她天天会翻，真有钱来，马上给我们电报。”

“再等几天吧！”荷西沉思着，亦是担心了。

“荷西。”

“嗯？”

“你没跟汉斯他们说我会德文吧！”

“有一次说了，怎么？”

“嗳——”

“有什么不对？”

“这样他们在我面前讲话就会很当心了。”“你何必管别人说什么？”荷西实在是个君子，死脑筋。

“我不存心听，可是他们会防我啦！”

荷西忍了一会儿，终于下决心说了：“三毛，有件事没告诉你。”

“什么事？”看他那个样子心事重重的。

“汉斯收走了路易和我的职业潜水执照，护照一来，也扣下了。”

我跳了起来：“怎么可能呢？你们两个有那么笨？”

“说是拿去看看，一看就不还了。”

“合约签了四个月，还不够，凭什么扣人证件？”我放低了声音说。

“没有合约。”

“什么！”又控制不住地叫了起来。

“嘘，轻点。”荷西瞪我一眼。

“做了三个月，难道还没有合约？”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荷西低头不响。

“难怪没有固定薪水，没有工作时间，没有保险，没有家属宿舍，你跟路易是死人啊？！”

“来了第一天就要合约，他说等路易来了一起签，后来两个人天天叫他弄，他还发了一顿脾气，说我们不信任他。”

“这是乱讲，任何公司做事，都要有文件写清楚，我们又是在外国，这点常识你都没有？三个月了居然不告诉我。”

“他无赖得很。”荷西愁眉苦脸地说。

“你们为什么不罢工？不签合约，不做事嘛！”

“闹僵了，大家失业，我们再来一次，吃得消吗？”

“这不比失业更糟吗？怎么那么笨？”

恨得真想打他，看他瘦成那副样子，长叹一声，不再去逼他了。

荷西这样的正派人，只能在正正式式的大公司里做事，跟汉斯混，他是弄不过的，这几日，等汉斯定下来了，我来对付他吧！

又何尝愿意扮演这么不愉快的角色呢！

上床总是叹着气，荷西沉沉睡去，起床服了两片“烦宁”，到天亮，还是不能阖眼。

矇矇地睡了一会儿，荷西早已起床走了。

五月五日

今天是姐姐的生日，在加纳利寄给她的卡片这会儿应该收到了吧。家，在感觉上又远了很多，不知多久才会有他们的消息，夜间稍一阖眼，总是梦见在家，梦里爹爹皱纹好多。

早晨起床实在不想出房门，汉斯和英格就睡在隔壁，使人不自在极了，在床边呆坐了好久，还是去了客厅。

昨夜擦干净的饭桌上，又是一堆杯子盘子，还留着些黑面包、火腿和乳酪，三只不知名的小猫在桌上乱爬，这份早餐不是荷西他们留下的，他们不可能吃这些，总是英格行李里带来的德国东西。

厨房堆着昨夜的油渍的盘子，小山似的一堆，垃圾被两只狗翻了一地的腐臭，我是爱清洁的人，见不得这个样子，一双手，马上浸到水里去清理起来。

在院里晒抹布的时候，英格隔着窗，露出蓬蓬的乱发，对我喊着：“嗯，三毛，把早饭桌也收一下，我们旅行太累了，吃了还继续睡，猫再给些牛奶，要温的。”

我背着她漫应了一声，一句也没有多说。这是第一天，无论如何不跟她交手，等双方脾气摸清楚了，便会不同，现在还不是时候。

闷到下午两点多，他们还没有起床的意思，我开了一小罐鲔鱼罐头，拿个叉子坐在厨房的小柜子上吃起来。

才吃呢，英格披了一件毛巾浴衣跑出来，伸头看我手里的鱼，顺手拿了个小盘子来，掏出了一大半，说：“也分些给猫吃。”

接着她咪咪地叫着小猫，盘子放在地上，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三只猫，买来一共一千五马克，都是名种呢，漂亮吧！”

我仰头望着这个老板娘，并不看这堆钞票猫，她对我笑笑，用德文说：“祝你好胃口！”就走回房去了。

胃口好个鬼！把那只剩一点点的鱼肉往猫头上一倒，摔了罐头去开汽水。

下午正在饭桌上写信，汉斯打着赤膊，穿了一条短裤，啪啪地赤足走出来，雪白的大肚子呕心地袒着，这人不穿衣服，实在太难看了，我还是写我的信，淡淡地招呼了他。

过了一会儿，他从房内把两个大音箱，一个唱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唱片搬了出来，摊在地上，插头一插，按钮一转，热门音乐像火山爆发似的轰一下震得人要从椅子上跌下去，鼓声惊天动地地乱打，野人声嘶力竭地狂叫，安静的客厅，突然成了疯狂世界。

“喜不喜欢音乐？”他偏偏有脸问我。

这叫音乐？这叫音乐？

如果你叫这东西是音乐，我就不喜欢音乐。

“不喜欢。”我说。

“什么？”他对我大叫，不叫根本不能说话嘛！

“太响啦！”用手指指唱机也喊过去。

“在卧室听，就刚好。”他又愉快地喊着，邋邋遢遢地走了。

我丢掉原子笔，奔到房间里去，音乐穿墙而入，一捶一捶打进太阳穴里去，用枕头压住头，闷得快窒息了，这精神虐待第一天就开始了，预备忍到第几天？机票那么贵，不能来了就逃回去，荷西的薪水还得慢慢磨他出来，不能吵，要忍啊！

晚上做的是青椒炒牛肉，拿不定主意汉斯他们是不是分开吃，就没敢多做。

才做好，还在锅子里，英格跑出来，拿了两个盘子，问也不问，拨了一大半去，白饭也拿了小山似的，开了啤酒，用托盘搬走了，临走还对我笑了笑。

我的眼睛烧得比青椒还绿，总是忍吧。

妈的，虎落平阳，别不认识人，饶你七十七次，第七十八次再来欺人，就得请你吃回马枪了！

荷西路易回来，白饭拌了一点点菜吃下了。

正睡下去，客厅里轰的一声有人撞倒椅子的声音，我惊得跳了起来，用力推荷西。

“强盗来了！快醒啊！荷西。”

再一听，有人在客厅追逐着跑，英格嗳嗳地又叫又逃。

“荷西，不得了啦！”我再推睡死了的他。

“没事，不要理他们。”慢吞吞地回了一句。

“什么事情吗？”我还是怕得要死。

“汉斯喝醉了，在追英格来啃。”

跳到喉咙的心，这才慢慢安静下来，躺在黑暗中不能动弹。隔着一道墙，狂风暴雨似的男女尖叫示爱的声音一阵阵透过来，比强盗来了还吓人，就在客厅里。

“荷西，我不喜欢这些人。”我轻声地说。

“别理他们，睡觉！”荷西一捶枕头，怒喝着。

“拿到薪水就走吧，这里不是我们的地方。”我闷在床单下面，几乎哭出来。

五月六日

下午烫了大批的衣服，补了荷西裂口的短裤，桌布漂白了，盆景都洒了水，自己房间的地，又用水擦了一次，刚刚弄完，才坐下来看书，英格抱了一大堆衣服出来，丢在桌上，说：“趁着熨斗还放着，这些也烫烫好。”

“我只管荷西的衣服。”我直截了当地回答她。

“可是现在没有工人。”她奇怪得不得了，好似我说的不是人话一样。

“我不是工人。”

“可是工人是被你赶走的啊！这件事我还没问你呢！咦！”

“英格，你要讲理。”我斩钉截铁地止住了她。

“不烫算了，你以为你是谁？”她翻脸了。

“我是荷西的太太，清楚得很。”

“我没结婚，不干你的事。”这下触到她的痛处了，张牙舞爪起来。

“本来不干我的事嘛！”我一语双关，把汉斯那堆衣服拎了一件起来，在她面前晃了晃，再轻轻一丢，走了。

走到哪里去，还不是去卧室闷着。

难道真走到高速公路上去叫计程车，高速公路上又哪来的计程车？

公共汽车远在天边，车外吊着人就开，总不会没事去上吊，没那么笨。

有胆子在沙漠奔驰的人，在这里，竟被囚住了，心里闷得要炸了开来。

这几千美金不要了，送他们买药吃，我只求快快走出这不愉快的地方去。

日子长得好似永远不会过去，才来了六天，竟似六千年一般的苦。

五月七日

早晨为了汉斯的一块火腿，又闹了一场，我肯定荷西是个有骨气的人，不可能为了口腹之欲降格偷吃火腿，可是汉斯和英格还是骂了半天。

“这些人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对他们那么好，竟爬到我们头上来了。”英格就在房间外面大声说。

“哼，一天做十四小时工，晚上回来吃一顿苦饭，薪水还不发，有脸再开口，真是佩服之至！”我靠着门冷笑着，虽说不要自己生气，还是气得个发抖。

汉斯看我气了，马上下台，拉了英格出去了，天黑了还没回来。

“荷西，钱，不要了，我们走吧，再弄下去更没意思了。”吃晚饭时，我苦劝着荷西。

“三毛，八千多美金不是小数目，我们怎么能丢掉，一走了之，这太懦弱了。”他硬要争。

“八千万美金也算了，不值得。”

“可是——我们白苦了四个月？”

“也是一场经验，不亏的。”我哽住了声音咽了一口饭。路易紧张地望着我们。

“你怎么说，路易？”我问他。

“不知道，再等一阵吧，看看付不付薪。”

“荷西，下决心嘛！”我又说，他低头不响。

“那我先走。”声音又哽住了。

“你去哪里？”荷西拉住我的手，脸上一阵苦痛掠过。

“回加纳利岛去。”

“分开了三个月，来了一个星期，就走，你想想，我会是什么心情。”荷西放下叉子低下了头。

“你也走，不做了。”

荷西脸上一阵茫然，眼睛雾濛濛的，去年失业时的哀愁，突然又像一个大空洞似的把我们吸下去，拉下去，永远没有着地的时候，双手乱抓，也抓不住什么，只是慢慢地落着，全身慢慢地翻滚着，无底的空洞，静静地吹着自己的回声——失业——失业——失业——

“不要怕，我们有房子。”我轻轻地对他说。

荷西还是茫茫然的。

“我也会赚钱，可以拼命写稿，出书。”又说。

“要靠太太养活，不如自杀。”

“失业不是你的错，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发了信，没有位置就是没有，而且，也不是马上会饿死。”我还是劝着。

“三毛，我，可以在全世界的人面前低头，可是在你面前，在你父母面前，总要抬得起头来，像一个丈夫，像一个女婿。”荷西一字一字很困难地说着，好似再碰他，就要流泪了。

“你这是乱扯，演广播剧，你失业，我没有看不起你过，我父母也不是势利的人，你向别人低头，只为了给我吃饭，那才是羞耻，你去照照镜子，人瘦得像个鬼，你这叫有种了，是不是，是不是？”我失去控制地吼了起来，眼泪迸了出来。

路易放下叉子，轻轻地开门走了。

五月八日

今天是星期天，荷西八点多还没有出门，等到汉斯房里有了响声，荷西才去轻叩了房间。“什么事？病了？”汉斯沉声问。

“不是，今天不做工，想带三毛出去看看。”

“路易呢？”

“也在睡。”

汉斯沉吟了一回，很和气地说：“工作太多我也知道，可是合同有期限，你们停一天，二十个黑人助手也全停了，公司损失不起，这样吧，你还是去上工，结薪时，每人加发四百美金分红，三毛嘛，明天我带她跟英格一起出去吃中饭，也算给她出去透透气，好吗？帮帮忙，你是开天辟地就来做的，将来公司再扩大了，总不会亏待你，今天帮帮忙，去上工，好吧？也算我汉斯求你。”

汉斯来软的，正中荷西弱点，这么苦苦哀求，好话说尽，要翻脸就很难了。

“你去吧，我不出去，就算没来过尼日利亚好了。”我跟出去说。

“你不出去，怎么写尼日利亚风光？”荷西苦笑着。

“不写嘛，没关系的，当我没来，嗯！”

其实，荷西哪有心情出去，睡眠不足，工作过度，我也不忍加重他的负担了。

“今天慢慢做好了，中午去‘沙发里’吃饭，你们先垫，以后跟公司报，算公司请的，嗯！”汉斯又和气地说。

路易和荷西，绵羊似的上车走了。

我反正心已经死了，倒没生什么气。

五月九日

早晨起床不久，英格就在外面喊：“三毛，穿好看衣服，汉斯带我们出去。”

“我无所谓，你们出去好了。”我是真心不想去。

“嗯，就是为了你啊，怎么不去呢！”汉斯也讨好地过来劝了。

勉强换了衣服，司机送荷西他们上班，又赶回来等了。

“先去超级市场，再去吃饭，怎么样？”汉斯拍拍我的肩，我闪了一下。

进了超级市场，汉斯说：“你看着买吧，不要管价钱，今天晚上请了九个德国人回来吃中国菜。”

我这一听，才知又中计了，咬着牙，不给自己生气，再气划不来的是自己，做满这个月，拿了钱，吐他一脸口水一走了之。

买了肉、鱼、虾、蔬菜、四箱葡萄酒、四箱啤酒，脑子里跑马灯似的乱转，九个客人，加上宿舍五个，一共是十四个人要吃。

“英格，刀叉盘子可能不够，再加一些好吗？”

又买了一大堆盘子、杯子。

结账时，是三百四十奈拉（两万三千多台币），英格这才说：“现在知道东西贵了吧，荷西他们每个月不知吃掉公司多少钱，还说吃得不好。”

“这不算的，光这四箱法国葡萄酒就多少钱？平日伙食用不着这十分之一，何况买的杯子都是水晶玻璃的，用不着那么豪华。”恨她什么事都往荷西账上记。

“好，现在去吃中饭。”汉斯说，我点点头，任他摆布。

城里一片的乱，一片的挤，垃圾堆成房子那么高没有人清，排水设备不好，满城都是污水，一路上就看见本地人随地大小便，到处施工建设，灰尘满天，最富的石油国家，最脏的城市，交通乱成疯人院一般，司机彼此谩骂抢路，狂按喇叭，紧急刹车，加上火似的闷热，我晕得一阵一阵作呕。

中饭在一幢高楼的顶层吃，有冷气，有地毯，有穿白制服的茶房，大玻璃窗外，整个新建旧建的港口尽入眼底，港外停满了船。

“你看，那个红烟囱下面，就是你先生在工作。”汉斯指着一条半沉在水面的破船说。

我望着蚂蚁似的人群，不知哪个是荷西。

“嘿嘿！我们在冷气间吃饭，他们在烈日下工作，赚大钱的却是我。”汉斯摸着大肚子笑。

被他这么一得意，面对着一盘鱼，食不下咽。

“资本主义是这个样子的。”我回答他。

“我会抢生意。”汉斯又笑。

“当然，你有你的本事，这是不能否认的。”这一次，我说的是真心话。

“荷西慢慢也可以好起来。”汉斯又讨好地说了一句。

“我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马上说。

沉默了一会儿，汉斯又说：“说良心话，荷西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技术人员，做事用心，脑筋灵活，现在打捞的草图、方法，都是他在解决，我不烦了，他跟黑人也处得好。”

“上个月路易私下里跟英格说，要公司把他升成主管，英格跑来跟我讲，我把荷西同路易都叫来，说，荷西大学念的是机械，考的是一级职业潜水执照，路易只念过四年小学，得的是三级职业执照，两个人不要争什么主管不主管，才这么一点黑人助手，管什么呢！”

“荷西没有争，他根本没讲过这事。”我惊奇地说。

“我是讲给你听，荷西做事比路易强，将来公司扩大了，不会亏待他的。”他又在讨好了。

我们是活在现在，不是活在将来，汉斯的鬼话，少听些才不会做梦。

吃完中饭，仍不回家，担心着晚饭，急得不得了，车子却往汉斯一个德国朋友家开去。

好，德国人开始喝啤酒，这一喝，什么都沉在酒里了。

“英格，叫汉斯走嘛，做菜来不及了。”

英格也被汉斯喝得火大，板着脸回了我一句：“他这一喝还会停吗？要说你自己说。”

我何苦自讨没趣，随他去死吧，晚上的客人也去死吧！

熬到下午五点半，这个大胖子才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居然毫无醉态，酒量惊人。

“走，给荷西他们早下工，一起去接回家。”

车子开进了灰天灰地的新建港口，又弯过旧港，爬过石堆，跳过大坑，才到了水边，下了车，不见荷西，只见路易扠着手站着，看见汉斯来了，堆下一脸的笑，快步跑过来。

再四处张望荷西，突然看见远远的一条破汽艇上，站着他孤单单的影子，背着夕阳，拼命地在向我挥手，船越开越近，荷西的脸已经看得清了，他还在忘情地挥着手，意外地看见我在工地，使他高兴得不得了，我没有举手回答他，眼睛突然一下不争气地湿透了。

车上荷西才知道汉斯请人吃中菜的事，急得不得了，一直看表，我轻声安慰他：“不要急，我手脚很快的，外国人，做些浆糊可以应付了。”

路上交通又堵住了，到家已是八点，脊椎骨坐车太久，又痛起来。

英格一到家就去洗澡打扮，我丢下皮包，冲进厨房就点火，这边切洗，那边下锅，四个火一起来，谢天谢地的，路易和荷西帮忙在放桌子，煤气也很合作，没有半途用光，饭刚刚焖好，客人已经挤了一室，绕桌坐下了。

我奔进浴室，换了件衣服，擦掉脸上的油光，头发快速地再盘盘好，做个花髻，这才从容地笑着走出来。

是进步了，前几天哭，这一会儿已经会笑了，没有总是哭下去的三毛吧！

才握了手，坐下来，就听见汉斯在低喝荷西：“酒不冰嘛，怎么搞的。”

他说的是西班牙文，他的同胞听不懂他在骂人，我紧握荷西的手，相视笑了笑，总是忍吧，不是吵架的时候。

吃了一会儿，汉斯用德文说：“三毛，中国饭店的虾总是剥壳的，你的虾不剥壳？”

“茄汁明虾在中国是带壳做的，只有小虾才剥了做。”

“叫人怎么吃？”又埋怨了一句。

你给人时间剥什么？死人！

这些德国佬说着德文，我还听得进去，荷西和路易一顿饭没说过一句话，别人也不当他们是人，可恶之极！

深夜两点了，桌上杯盘狼藉，空酒瓶越堆越多，荷西涨满红丝的眼睛都快闭上了。

“去睡，站起来说晚安，就走，我来撑。”我轻轻推他，路易和荷西慢慢地站了起来。

勉勉强强道了晚安，汉斯和客人显然扫了兴，好似赶客人走似的，汉斯窘了一会儿，沉声说：“再等一会儿，还有公事要谈。”

等到清晨四点半，客人才散了，我的脸已经冻成了寒霜。

“明天一条小沉船，挡在水道上，要快挖掉，船里六千包水泥，刚刚卖给一个客人了，限你们三天挖出来。”

“你说什么？”路易茫茫然地说。

“六千包水泥，三天挖出来，船再炸开，拖走。”

“这是不可能的，汉斯，硬的水泥不值钱，犯不着花气力去挖。”

“小钱也要赚啊！所以我说要快，要快。”

“汉斯，一天两千包，结在沉船舱里，就路易和我两个挖，再扎上绳子，上面助手拖，再运上岸，你想想，可不可能？”

“你不试怎么知道不可能？”汉斯慢慢在发作了。

“那是潜水夫的事。”荷西慢吞吞地说。

“你以为你是谁？”汉斯瞪着荷西，脸上一副嘲弄的优越感浮了上来。

“我是‘潜水工程师’，西班牙得我这种执照的，不过廿八个。”荷西还是十分平静的。

“可是你会下水挖吧？”汉斯暴怒着站了起来。

“会挖，嘿！”气到某个程度，反倒笑了起来。

“把毕卡索叫去做油漆匠，不识货，哈！”

想想毕卡索搬个梯子在漆房子，那份滑稽样子，使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咳个不停，涨红了脸，又指着汉斯笑。

“男人的事，有你说话的余地吗？”他惊天动地地拍着桌子，真凶了，脸色煞青的，英格一溜烟，逃了出去。

“好，我不说话，你刚刚吃下去的菜，是女人做的，给我吐出来。”我止住了笑，也无赖起来，仰头瞪着他，迎着那张丑恶的脸。

“你混蛋！”（其实他骂的西班牙文不是这句中文，是更难堪的字，我一生没写过。）

“你婊子养的，呸！”我也气疯了，有生以来还没人敢这么凶过我，真怕你吗？

“三毛，好啦，回房去。”路易上来一把拖住我就往房间拉。

进了房，荷西铁青着脸进来了，跟着骂我：“狗咬你，你也会去反咬他，有那么笨。”

我往床上扑下去，闭着眼睛不响，骂过了汉斯，心里倒不再痛苦了，隐隐地觉得畅快。

“荷西，明天罢工，知不知道。”

他坐在床沿，低着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不理他，慢慢做吧！”

我唬一下撑了起来：“不合理的要求，不能接受，听见没有，不能低头。”

“再失业吗？”他低低地说。

“荷西，中国人有句话——士可杀，不可辱——他那种态度对待你们，早就该打碎他的头，一走了之，我不怕你失业，怕的是你失了志气，失了做人的原则，为了有口饭吃，甘心给人放在脚下踩吗？”

他仍是不说话，我第一次对荷西灰心欲死。

睡了才一会儿，天濛濛地亮了，荷西翻过身来推我，呜咽地说：“三毛，三毛，你要了解我的苦衷，我这么忍，也是为了两个人的家在拼命啊！”

“王八蛋，滚去上工吧！”

黑暗中，荷西好像在流泪。

五月十日

为了清晨对荷西那么粗暴，自责得很厉害，闷躺在床上到了十一点多才起来。

厨房里，英格正奇迹似的在洗碗。

一步跨进去，她几乎带着一点点惊慌的样子看了我一眼，抢先说：“早！”

我也应了她一声，打开冰箱，拿出一瓶牛奶来靠在门边慢慢喝，一面看着她面前小山也似的脏盘子。

“昨天你做了很多菜，今天该我洗碗了，你看，都快弄好了。”她勇敢地对我笑笑，我不笑，走了。

原来这只手也会洗碗，早些天哪一次不是饭来张口，吃完盘子一推就走，要不是今天清晨破了一次脸，会软下来吗？开饭都是荷西路易在弄，这女人过去瞎子，残了？贱！

“中午你吃什么？”她跟出来问。

“我过去一向吃的是什么？”反问她。

她脸红了，不知答什么才好。

“有德国香肠。”又说。

“你不扣薪？”瞪了她一眼。

英格一摔头走了出去，脸上草莓酱似的紫。

翻翻汉斯的唱片，居然夹着一张巴哈，唱片也有变种，啧啧称奇。

低低地放着音乐，就那么呆坐在椅子上，想到荷西的两千包水泥，心再也放不下去。

汉斯从外面回来，看见我，脸上决不定什么表情，终于打了个哈哈。

“我说，你脾气也未免太大了，三毛。”

“你逼的。”我仰着头，笑也不笑。

“昨天菜很好，今天大家都在工地传，这么一来，我们公共关系又做了一步。”

“下次你做关系，请给荷西路易睡觉，前天到现在，他们就睡了那么一个多钟头又上工了，这么累，水底出不出事？”

“咦，客人不走，他们怎么好睡——”

“妓男陪酒，也得有价钱——”

“三毛，你说话太难听了。”

“是谁先做得难看？是你还是我？”又高声了起来。

“好啦，和平啦！啧！没看过你这种中国女人。”

“你当我是十八世纪时运去美国筑铁路的‘唐山猪仔’？”我瞪着他。

“好啦！”

“你这个变种德国人。”我又加了一句，心里痛快极了。

“哪！拿去玩。”汉斯突然掏出一盒整套的乒乓球来。

“没有桌子，怎么打？”

“墙上打嘛，像回力球一样。”

我拿了拍子，往墙上拍了几下，倒也接得住。

“你打不打？”

他马上讨好地站了起来，这人很精明，知道下台，公司缺了荷西，他是损失不起的。

“怎么玩？”大胖子舍命陪君子啦！

“朝墙上打，看谁接的球多，谁就赢。”

“荷西说，你台北家里以前有乒乓球桌的，当然你赢。”

“现在是打墙，不一样。”我说。

“好，来吧！”他叹了口气。

“慢着，我们来赌的。”我挡住了他发球。

“赌什么？汽水？”

“赌荷西薪水，一次半个月，一千美金。”“三毛，你——”

“我不一定赢，嘿嘿——”

“我比你老！”他叫了起来。

“那叫英格来好啰，她比我小。”

“你这海盗，不来了。”

他丢下球拍牙缝里骂出这句话，走了。

我一个人听着巴哈，一球一球往墙上打，倒有种报复的快感，如果一球是一包水泥就好了。

吃晚饭后，路易一直不出来，跑去叫他，他竟躺在床上呻吟。

“怎么了？”

“感冒，头好痛。”

“有没有一阵冷一阵热？不要是疟疾哦！”吓了一跳。

“不是。”可怜兮兮地答着。

“饭搬进来给你吃？”

“谢谢！”

我奔出去张罗这些，安置好路易，才上桌吃饭。“路易病了。”我担心地说，没有人接腔。

“挖了几包？”汉斯问荷西。

“三百八十多包。”低低地答着。

“那么少！”叫了起来。

“结成硬硬的一大块，口袋早泡烂了，要用力顶，才分得开，上面拉得又慢。”

“进度差太多了，怎么搞的，你要我死？”

“路易没有下水。”荷西轻轻地说。

“什么？！”

“他说头痛。”

我在一旁细看荷西，握杯子的手一直轻微地在抖，冰块叮叮地碰，放下杯子切菜，手还是抖，指甲都裂开了，又黑又脏，红红的割伤，小嘴巴似的裂着。

“妈的，这种时候生病！”汉斯丢下叉子用桌布一擦嘴走了。“来，去睡觉。”我稳住荷西用力太过的手，不给他再抖。

进了房，荷西扑到床上去，才放下帐子，他居然已经睡着了。

五月十一日

早晨闹钟响了，荷西没有动静。

等到八点半，才推醒他，他唬一下跳了起来。

“那么晚了，怎么不叫我？”懊恼得要哭了出来，低头穿鞋，脸也不洗就要走。

“吃早饭？”

“吃个鬼！”

“荷西——”我按住他，“公司不是你的，不要卖命。”

“做人总要负责任，路易呢，快去叫他。”

我去敲路易的房门，里面细细地嗯了一声。

“起来吧，荷西等你呢！”

“我病了，不去。”

“他不去。”我向荷西摊摊手，荷西咬咬牙，冒着雨走了。

在刷牙时，就听见路易对汉斯在大叫：“病了，你怎么样？”

汉斯没出声，倒是英格，慢吞吞地说了一句：“休息一天吧，晚上给杜鲁医生看看。”

过了一会儿汉斯和英格出去了，说是去承包公司领钱，两个人喜气洋洋的。

临走时丢下一句话给我：“明天四个重要的客人来吃饭，先告诉你。”

“汉斯！”我追了出去。

“下次请客，请你先问我，这种片面的通知，接不接受——在——我。”

“我已经请啦！”他愣了一下。

“这次算了，下次要问，不要忘了说谢谢！”

“难道活了那么大，还得你教我怎么说话？”

“就——是。”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跟这种人相处，真是辛苦，怎么老是想跟他吵架。

汉斯他们一走，路易就跑出来了，大吃冰箱里汉斯的私人食物，音乐也一样放得山响，还跑出大门口去，看半裸的黑女人，眯眯笑着。

“好点没有？”我问他。

“嘻嘻！装的，老朋友了，还被骗吗？”

说着大口喝啤酒，狠咬了一块火腿。

我呆呆地望着他，面无表情。

“谁去做傻瓜，挖水泥，哼，又不是奴隶。”

“可是——路易，你不看在公司面上，也看在荷西多年老友的面上，帮他一把，他一个人——”我困难地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啧，他也可以生病嘛，笨！”又仰头喝酒。

我转身要走，他又大叫：“喂，嫂子，我的床麻烦你铺一下啊！”

“我生病，不能做事。”我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他一句。

晚上汉斯问荷西：“今天几包？”

“两百八十包。”

“怎么少了？你这是开我玩笑。”口气总是最坏不过的了。

“舱很深，要挖起来，举着出船舱，再扎绳子，上面才拉，又下大雨——”

“你在水下面，下雨关你什么事？”

“上面大雷雨，闪电，浪大得要命，黑人都怕哭了，丢下我，乘个小划子跑掉了，放在平底船上的水泥，差点又没翻下海。”

“汉斯，找机器来挖掉吧，这小钱，再拖下去就亏啦！”我说。

汉斯低头想了好久，然后才说：“明天加五个黑人潜水夫一起做，工钱叫杜鲁医生去开价。”

总算没有争执。路易躲在房内咳得惊天动地，也怪辛苦的。

在收盘子时，杜鲁医生进来了，他一向不敲门。

“怎么还没弄完？”一进门就问汉斯。

“问他们吧，一个生病，一个慢吞吞。”汉斯指了指荷西，我停止了脚步，盘子预备摔到地下去，又来了！又怪人了！有完没有？

“路易，出来给杜鲁医生看。”汉斯叫着。

路易不情不愿地拖着凉鞋踱出来。

拉拉荷西，跟他眨眨眼，溜回房去了。

“路易怎么回事？”荷西问。

“装的。”

“早猜到了，沙漠时也是那一套。”

“他聪明。”我说。

“他不要脸！”荷西不屑地呸了一口。

“我没有要你学他，我要的是——‘堂堂正正’地来个不干。”

“算了吧，你弄不过他们的，钱又扣在那里。”

雨，又下了起来，打在屋顶上，如同丛林的鼓声，这五月的雨，要传给我什么不可解的信息？

五月十二日

剥了一早上的虾仁，英格故态复萌，躺在床上看书，不进厨房一步。

我一推她房门，她吓了一跳，坐了起来，堆下一脸的笑。

“英格，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她怕了。

“汉斯在德国汇薪水是跟你一起去的？”

“我没看到。”声音细得像蚊子。

“跟你事后提过？”

“也没提，怎么，不信任人吗？”心虚的人，脸就红。

“好！没事了。”我把她的房门轻轻关上。

到了下午，汉斯大步走了进来，先去厨房看了看，说：“很好！”就要走。

“汉斯，借用你五分钟。”我叫住他。

“啧，我要洗澡。”

“请你，这次请求你。”我诚恳地说，他烦得要死似的丢下了公事包，把椅子用力一拖。

“荷西，已经在公司做了三个半月了。”我说。

“是啊！”

“薪水在西班牙时，面对面讲好是两千五百美金，可以带家属，宿舍公家出。”

“是啊！”他漫应着，手指敲着台面。

“现在来了，杜鲁医生说，薪水是两千美金，扣税，扣宿舍钱，回程机票不付。”

“这是荷西后来同意的！”他赶快说。

“好，他同意，就算话，两千美金一月。”

“好了嘛，还噜苏什么。”站起来要走。

“慢着，荷西领了一千美金，折算奈拉付的，是半个月。”“我知道他领了嘛！”

“可是，公司还差我们六千美金。”

“这半个月还没到嘛！”

“好——三个月，欠了五千美金。”我心平气和地在纸上写。

“德国汇了两千去西班牙。”汉斯说。

“汇款存单呢，借来看看？”我偏着头，还是客气地说。

他没防到我这一着，脸红了，喃喃地说：“谁还留这个。”

“好，‘就算’你汇去了两千，还差三千美金，请你付给我们。”我轻轻一拍桌子，说完了。

“急什么，你们又不花钱？”真是乱扯。

“花不花钱，是我们的事，付薪水是公司的义务。”我慢慢地说。

“你带不出境，不合法的，捉到要关十五年，怕不怕。”这根本是无赖起来了。

“我不会做不合法的事，带进来五千五美金，自然可以带出去五千美金。”

回房拿出入境单子给他看，上面明明盖了章，完全合法。

“你带进来的钱呢？”他大吼，显然无计可施了。

“这不是你的事，出境要搜身的，拿X光照，我也不多带一块钱出去。”

“怎么变的？”

“没有变，不必问了。”

“好吧，你什么时候要？”

“二十三号我走，三千美金给我随身带，西班牙那笔汇款如果不到，我发电报给你，第四个月薪水做满了，你付荷西——‘结汇出去’。德国汇款如果实在没有收到，你也补交给他——美金——不是奈拉，给他随身带走。”

“荷西怎么带？”

“他入境也带了五千美金来，单子也在。”

“你们怎么弄的？”他完全迷惑了。

“我们不会做不合法的事，怎么弄的，不要再问了。”

“说定啰？我的个性，不喜欢再说第二遍。”我斩钉截铁地说，其实心里对这人一点没把握。

“好。”他站起来走了。

“生意人，信用第一。”在他身后又丢了一句过去，他停住了，要说什么，一踩脚又走了。

这样交手，实在是太不愉快了，又不抢他的，怎么要得那么辛苦呢，这是我们以血汗换来的钱啊！

晚上客人来吃饭，一吃完，我们站起来，说了晚安就走，看也不看一桌人的脸色，如果看，吃的东西也要呕出来了。

路易仍在生病，躲着。

雨是永远没有停的一天了。

五月十三日

晚上杜鲁医生拿来两封信，一封是家书，一封是骆先生写来的，第一次看见台湾来的信封，喜得不知怎么才好，快步回房去拆，急得把信封都撕烂了。

荷西，平儿，亲爱的孩子：当妈妈将你们两人的名字再一次写在一起时，内心不知有多么喜悦，你们分别三月，再重聚，想必亦是欢喜……收到平儿脊椎痛的信，姐姐马上去朱医生处拿药，据说这药治好过很多类似的病例，收到药时一定照爹爹写的字条，快快服下，重的东西一定不要拿，软床不可睡，吃药要有信心，一定会慢慢好起来……同时亦寄了荷西爱吃的冬菇，都是航空快递寄去尼国，不知何时可以收到……

平儿在加纳利岛来信中说，荷西一日工作十四小时以上，这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听了辛酸不忍，虽然赚钱要紧，却不可失了原则，你们两人本性纯厚老实，如果公司太不合理，不可为了害怕再失业而凡事低头，再不顺利，还有父母在支持你们——

听见母亲慈爱的声音在向我说话，我的泪水决堤似的奔流着，这么多日来，做下女，做厨子，被人呼来喝去，动辄谩骂，怎么也撑了下来，一封家书，却使我整个地崩溃了。

想到过去在家中的任性、张狂、不孝，心里像锥子在刺似的悔恨，而父母姐弟却不变地爱着千山万水外的这只出栏的黑羊，泪，又湿了一枕。

五月十四日

路易仍不上工，汉斯拿他也没办法。

荷西总是在水底，清早便看不见他，天黑了回来埋头就睡，六点走，晚上十点回家。

今天星期六，又来了一批德国人吃晚饭，等他们吃完了，荷西才回来，也没人招呼他，悄悄地去炒了一盘剩菜剩饭托进房内叫他吃，他说耳朵发炎了，很痛，吃不下饭，半边脸都肿了。

雨还是一样下着。

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半个月了。

德国集中营原来不只关犹太人。

五月十五日

又是星期天，醒来竟是个阳光普照的早晨，荷西被汉斯叫出海去测条沉船，这个工作总比挖水泥好，清早八点多才走，走时笑盈盈的，说下午就可回来，要带我出去走走。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荷西又匆匆赶回来了，一进来就去敲汉斯的房门，火气大得很，脸色怪难看的。

汉斯穿了一条内裤伸出头来，看见荷西，竟“咦！”的一声叫了出来。

“什么测沉船，你搞什么花样，弄了一大批承包公司的男男女女，还带了小孩子，叫我开船去水上游园会，你，还说我教潜水——”荷西叫了起来。

“这不比挖水泥好？”汉斯笑嘻嘻的。

“何必骗人？明说不就是了。”

“明说是‘公共关系’，你肯去吗？”

“公共关系是你汉斯的事，我管你那么多？”“你看，马上闹起来了！”汉斯一摊手。

“回来做什么，把那批人丢了？”沉喝着。

“来带三毛去，既然是游船，她也有权利去。”几乎在同时，汉斯和我都叫了起来：

“她去做什么？”

“我不去！”

“你别来找麻烦？你去。”荷西拖了我就走。

“跟你讲，不去，不去，这个人没有权利叫你星期天工作，再说，公共关系，不是你的事。”

“三毛，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那边二十多个人等着我，我不去，将来码头上要借什么工具都不方便，他们不会记汉斯的账，只会跟我过不去——”荷西急得不得了，真是老实人。

“哼，自己去做妓男不够，还要太太去做妓女——”我用力摔开他。

荷西猛然举起手来要刮我耳光，我躲也不躲，存心大打一架，他手一软，垂了下来，看了我一眼，转身冲了出去。

大丈夫，能屈能伸，好荷西，看你忍到哪一天吧，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笨的人吗？

骂了他那么难听的话，一天都不能吃饭，总等他回来向他道歉吧！

晚上荷西七点多就回来了，没有理我，倒了一杯可乐给他，他接过来，桌上一放，望也不望我，躺上床就睡。

“对不起。”我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对他说。

“三毛——”

“嗯！”

“决心不做了。”他轻轻地说。

我呆了，一时里悲喜交织，扑上去问他：“回台湾去教书？”

他摸摸我的头发，温柔地说：“也是去见岳父母的时候了，下个月，我们结婚都第四年了。”

“可惜没有外孙给他们抱。”两个人笑得好高兴。

五月十六日

晚上有人请汉斯和英格外出吃饭，我们三个人欢欢喜喜地吃了晚饭，马上回房去休息。

“荷西，要走的事先不讲，我二十三号先走，多少带些钱，你三十号以后有二十天假，薪水结算好，走了，再写信回来，说不做了——不再见。”

“啧，这样做——不好，不是君子作风，突然一走，叫公司哪里去找人？”

“嗳，你要怎么样，如果现在说，他们看你反正是走了，薪水会发吗？”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做人总要有责任。”

“死脑筋，不能讲就是不能讲。”真叫人生气，说不听的，哪有那么笨的人。

“一生没有负过人。”他还说。

“你讲走，公司一定赖你钱，信不信在你了。”

荷西良心不安了，在房里踱来踱去。

外面客厅哗地一推门，以为是英格他们回来了，却听见杜鲁医生在叫人。

我还没有换睡衣，就先走出去了。

“叫荷西出来，你！”他挥挥手，脸色苍白的。

我奔去叫荷西。

荷西才出来，杜鲁医生一沓文件就迎面丢了过来。“喂！”我大叫起来，退了一步。

“你做的好事，我倒被港务局告了。”脸还是铁青的。

“他说什么！”荷西一吓，英文根本听不懂了。

“被告了，港务局告他。”我轻轻地说。

“那条夹在水道上的沉船，标了三个多月了，为什么还不清除？”手抖抖地指着荷西。

“哪条船？”荷西还是不知他说什么。

“港口图拿出来。”荷西对我说，我马上去翻。

图打开了，杜鲁医生又看不懂。

“早就该做的事，现在合约时限到了，那条水道开放了，要是任何一条进港的船，撞上水底那条搁着的，马上海难，公司关门，我呢，自杀算了，今天已经被告了，拿去看。”他自己拾起文件，又往荷西脸上丢。

“杜鲁医生，我——只做汉斯分派的船，上星期就在跟那些水泥拼命，你这条船，是我来以前标的，来了三个半月，替汉斯打捞了七条，可没提过这一条，所以，我不知道，也没有责任。”

荷西把那些被告文件推推开，结结巴巴的英文，也解释了明明白白。

“现在你怎么办？”杜鲁还是凶恶极了的样子。

“明天马上去沉船上系红色浮筒，围绳子，警告过来的船不要触到。”

“为什么不拿锯子把船去锯开，拉走？”

荷西笑了出来，他一笑，杜鲁医生更火。

“船有几吨？装什么？怎么个沉法？都要先下水去测，不是拿个锯子，一个潜水夫就可以锯开的。”

“我说你去锯，明天就去锯。”他固执地说。

“杜鲁医生，捞船，要起重机，要帮浦抽水，要清舱，要熔切，要拖船，有时候还要爆破，还要应变随时来的困难，不是一把小空气锯子就解决了的，你的要求，是外行人说话，我不可能明天去锯，再说，明天另外一条船正要出水，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能丢了那边，再去做新的，这一来，租的机器又损失了租金，你看吧！”

我把荷西的话译成英文给杜鲁医生听。

“他的意思是说，他，抗命？”杜鲁医生沉思了一下问我，以为听错了我的话。

“不是抗命，一条大船，用一个小锯子，是锯不断的，这是常识。”我再耐心解释。

“好，好，港务局告我，我转告荷西，好，大家难看吧！”他冷笑着。

“他要告我吗？”荷西奇怪地浮上了一脸迷茫的笑，好似在做梦似的。

“杜鲁医生，你是基督徒吗？”我轻轻地问他。

“这跟宗教什么关系？”他耸了耸肩。

“我知道你是浸信会的，可是，你怎么错把荷西当做全能的耶和华了呢？”

“你这女人简直乱扯！”他怒喝了起来。

“你不是在叫荷西行神迹吗？是不是？是不是？”我真没用，又气起来了，声音也高了。

这时玻璃门哗一下推开了，汉斯英格回来，又看见我在对杜鲁医生不礼貌。

他一皱眉头，问也不问，就说：“哼，本来这个宿舍安安静静的，自从来了个三毛，鸡飞狗跳，没有一天安宁日子过。”

“对，因为我是唯一不受你们欺压的一个。”我冷笑着。

杜鲁医生马上把文件递给汉斯，他一看，脸色也变了，窘了好一会儿，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东接工程，西接工程，把这一个合约期限完全忘了。

“这个——”他竟不知如何措辞，用手摸了摸小胡子，还是说不出话来。

“荷西，我以前，好像跟你讲过这条船吧！”他要嫁祸给荷西了，再明白不过。

“没有。”荷西双手扠在口袋里坦然地说。

“我记得，是你一来的时候，就讲的，你忘了？”

“汉斯，我只有一双手，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有十六小时交给你，还有八小时可以休息，你，可以交代我一千条沉船，我能做的，已经尽力了，不能做的，不是我的错，而且，这水道上的一条，实在没交代过。”

汉斯的脸也铁青的，坐下来不响。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快，船炸开，拖走，里面的矿不要了。”荷西说。

“装的是锌，保险公司不答应的，太值钱了，而且已经转卖出去了。”汉斯叹口气说。

“明天清舱，你二十四小时做，路易也下水，再雇五十个人上面帮忙，黑人潜水夫，有多少叫多少来。”

荷西听了喘了口大气，低下了头。

“打电报给罗曼，快送人来帮忙。”我说。

“来不及了。”汉斯说。

“这两天，给他们吃得好，司机回来拿菜，做最营养的东西。”他看了我一眼吩咐着。

“没有想过荷西的健康，他的肺，这样下去，要完了。”我轻轻地说。

“什么肺哦，公司眼看要垮了，如果因为我们这条船，发生了海难，大家都死了拉倒，还有肺吗？”

汉斯冷笑了起来。

“汉斯，整个尼日利亚，没有一架‘减压舱’，如果海底出了事，用什么救他们？”

“不会出事的。”他笑了。

我困难地看着荷西，前年，他的朋友安东尼奥潜完水，一上岸，叫了一声：“我痛！”倒地就死了的故事，又吓人地浮了上来。

“不担心，潜不深的。”荷西悄悄对我说。

“时间长，压力还是一样的。”我力争着。

“好，没什么好说了，快去睡，明天五点半，我一起跟去。”汉斯站起来走了，杜鲁医生也走了，客厅留下我们两个。

对看一眼，欲哭无泪。

道义上，我们不能推却这件事情，这不止是公司的事，也关系到别的船只的安全，只有把命赔下去吧。

晚上翻书，看到乔治·哈里逊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披头，并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

我苦笑了起来，“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相信谁也没有答案。

五月十七日

昨夜彻夜未眠，早晨跟着爬起来给荷西煮咖啡，夹了一大堆火腿三明治给路易和他带着，又倒了多种维他命逼他服下去，一再叮咛司机，黄昏时要回来拿热茶送去，这才放他们走了，现在连晚上也不能回来了。

荷西走了后，又上床去躺了一会儿，昏昏沉沉睡去，醒来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吓了一跳，想到牛排还冻在冰箱里，奔出去拿出来解冻，拿出肉来，眼前突然全是金苍蝇上下乱飞，天花板轰的一下翻转过来。

一手抓住桌子，才知道自己在天旋地转，深呼吸了几口，站了一会儿，慢慢扶着墙走回房去，慢慢躺下，头还是晕船似的昏，闭上眼睛，人好似浮在大浪上一样，抛上去，跌下来，抛上去，又跌下来。

再醒来天已灰灰暗了，下着微雨，想到荷西路易的晚饭，撑起来去厨房煎了厚厚的肉，拌了一大盘生菜，又切了一大块黑面包、火腿、乳酪，半撑半靠地在装篮子，人竟虚得心慌意乱，抖个不停，冷汗一直流。

“啊！在装晚饭，司机刚好来了。”英格慢慢踱进厨房来。

“请你交给他，我头晕。”我靠在桌子边，指指已经预备好的篮子，英格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拿了出去。

拖着回房，觉得下身湿湿的，跑去浴室一看，一片深红，不是例假，是出血，这个毛病前年拖到去年，回到台湾去治，再出来，就止住了，这一会儿，又发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再出血？是太焦虑了吗？

圣经上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看顾它们，你们做人的，为什么要忧虑明天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

荷西不回来，我的忧虑就要担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担到永远……

夜悄悄地来了，流着汗，床上垫了大毛巾，听朱医生以前教的方法，用手指紧紧缠住头顶上的一撮头发，尽力忍住痛，往上吊，据说，妇人大出血时，这种老方子可以缓一缓失血。

不知深夜几点了，黑暗中听见汉斯回来了，杜鲁医生在跟他说话，英格迎了出去，经过我的房门，我大声叫她：“英格！英格！”

“什么事？”隔着窗问我。

“请杜鲁医生进来一下，好像病了，拜托你。”

“好！”她漫应着。

擦着汗，等了半天，听见他们在笑，好像很愉快，工程一定解决了。

又听了一会儿，汽车门砰的一关，杜鲁医生走了。

客厅的音乐轰一下又炸了出来，英格和汉斯好似在吃饭，热闹得很。

还是出着血，怕弄脏了床单荷西回来不能睡，悄悄地爬下床，再铺了两条毛巾，平躺在地上，冷汗总也擦不完地淋下来。

荷西在水里，在暗暗的水里，现在是几点啊？他泡了多久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想到海员的妻子和母亲，她们一辈子，是怎么熬下来的？

离开荷西吧！没有爱，没有痛楚，没有爱，也不会付出，即使有了爱，也补偿不了心里的伤痕。

没有爱，我也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没有名字的行尸走肉而已。

“做一个披头，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

做荷西的太太，也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那么要做谁呢？要做谁呢？要什么目的呢？

血，随你流吧，流完全身最后一滴，流干吧，我不在乎。

五月二十日

“不要说话，不要问，给我睡觉。”荷西扑上床马上闭上了眼睛。

三天没有看见荷西，相对已成陌路，这三天的日子，各人的遭遇，各人的经验都已不能交通，他，经历了他的，我，经历了我的，言语不能代替身体直接的感受，心灵亦没有奢望在这一刻得到滋润，痛的还是痛，失去的，不会再回来。

睡吧！遗忘吧，不要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呜咽。

没有梦，也不会看见五月的繁花。

五月二十一日

锌起出来了，今天炸船，明天起重机吊。

汉斯今夜请客，报答德国大公司在这件事上借机器借人力的大功劳。

英格去买的菜，还是撑了起来，血总算慢慢地在停，吃了一罐沙丁鱼，头马上不晕了。

已经撑了二十一天了，不能前功尽弃，还有两天，汉斯欠的钱应该付了。

有一天，如果不小心发了财，要抱它几千万美金来，倒上汽油烧，点了火，回头就走，看都不要看它怎么化成灰烬，这个东西，恨它又爱它。

荷西休息了一夜，清晨又走了，意志真是奇怪的东西，如果不肯倒下来，成了白骨，大概也还会摇摇晃晃地走路吧！

只做了四个菜，没有汤，也没做甜点，也没上桌吃，喘着气，又扑到床上去。

半夜荷西推醒我，轻轻叫着：“三毛，快起来，你在流血呢，是月经吗？怎么那么多？”

“不要管它，给我睡，给我睡。”迷迷糊糊地答着，虚汗又起，人竟是醒不过来。

“三毛，醒醒！”

我不能动啊！荷西，听见你在叫我，没有气力动啊！

“唉！天哪！”又听见荷西在惊叫。

“不要紧！”死命挤出了这句话，又沉落下去。

觉得荷西在拉被单，在浴室放水洗被单，在给我垫毛巾，在小腹上按摩……

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两天，我就走了，走的时候，要带钱啊！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赔上了半条命，还不肯释放我们。

五月二十二日

早晨醒来，荷西还在旁边坐着。“为什么在这里？”慢慢地问他。“你病了。”

“汉斯怎么说？”

“他说，下午再去上工，路易去了，不要担心。”

“要不要吃东西？”

我点点头，荷西赶快跑出去，过了一会儿，拿了一杯牛奶，一盘火腿煎蛋来。

“靠着吃！”他把我撑起来，盘子放在膝上，杯子端在他手里。

“不流血了。”吃完东西，精神马上好了，推开盘子站起来，摸索着换衣服。

“你干吗？”

“问汉斯要钱，明天先走，他答应的。”

“三毛，你这是死要钱。”

“给折磨到今天，两手空空地走，不如死。”

“汉斯——”我大叫他。

“汉斯。”跑出去敲他的门。

“咦，好啦！”他对我笑笑。

我点点头，向他指指客厅，拿了一张纸，一支笔，先去饭桌上坐下等他，荷西还捧了牛奶出来叫我吃。

“什么事？”他出来了。

“算账。”趴在桌上。

“今天星期天。”

“你以前答应的。”

“你明天才走。”

“明天中午飞机。”

“明天早上付你，要多少？”

“什么要多少？荷西做到这个月底，有假回去二十天，我们来结账。”

“他还没做满这个月。”

“结前三个月的，一共要付我五千美金，荷西走时，再带这个月的两千，什么以前说的四百美金加班费，就算税金扣掉，不要了。”

“好，明天给你，算黑市价。”

“随你黑市、白市，亏一点不在乎，反正要美金。”

“好了吧！”他站了起来。

“五千美金，明天早晨交给我。”

“一句话。”

再逼也没有用了。

“千万不要讲不做了，度假回去，他们护照会还你，职业执照我们去申请补发，三十号，你一定要走，带钱，知道吧？”在床上又叮咛着荷西，他点点头，眼睛看着地下。

我们实在没有把握。

“箱子等我回来再理，你不要瞎累。”

临上工时，荷西不放心地又说了一句。

五月二十三日

荷西还是去上工，说好中午十二点来接我去机场，飞机是两点一刻飞“达卡”，转赴加纳利群岛，行程是八小时。

在房内东摸西弄，等到十一点多，杜鲁医生匆匆来了，汉斯叫我出来。

“这一沓空白旅行支票，你签字。”

真有本事，要他换，什么都换得出来。

我坐下来一张一张签，签了厚厚一小本，杜鲁医生没等签完，站起来，推开椅子，走了，连再见都没说。

签完支票，开始数，数了三遍，只有一千五百二十美金，小票子，看上去一大沓。

“怎么？”我愕住了。

“怎么？”汉斯反问我。

“差太多了。”这时心已化成灰烬，片片随风飘散，无力再作任何争执，面上竟浮出一丝恍惚的笑来，对着那一千五百二十美金发呆。

“哼！”我点着头望着汉斯。

“好，好！”盯住他，只会说这一个字。

“临时要换，哪来那么多，五千美金是很多钱啊，你不知道？”他还有脸说话。

“汉斯，我有过钱，也看过钱，五千美金在我眼里，不是大数目，要问的是，你这样做人，这样做吸血鬼，天罚不罚你？良心平不平安？夜深人静时，睡得睡不着？”

“妈的！”他站起来去开了一罐啤酒，赤着脚，一手扠腰一面仰头喝酒，眼睛却盯住我。

“荷西三十号走，我们答应你的期限，已经遵守了，希望你到时候讲信用，给他假，付他薪，就算你一生第一次破例，做一次‘正人君子’，也好叫人瞧得起你。”

“哼！你瞧不瞧得起我，值个鸟。”

不再自取其辱，回房穿好鞋子，放好皮箱，等荷西来接。

“怎么？只付了一千多啊？”荷西不相信地叫了，也没时间再吵，提了箱子就往车上送。

“三毛，再见！”英格总算出来握握手，汉斯转身去放唱片。

“汉斯——”我叫他，他有点意外地转过身来。

“有一天，也许你还得求我，人生，是说不定的。”我微笑地伸出手来，他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心平气和地跟他告别，脸上一阵掩饰不住的赧然，快速地伸出手来。

“还再见吗？”他说。

“不知道，有谁知道明天呢？”

过了海关，荷西在铁栏外伸手握住我。

“下星期一，机场等你，嗯！”我说。

“马上去看医生，知道吧！家事等我回来做。”他说。

“好！”我笑笑，再伸出手去摸摸他的脸。

扩音器正在喊着，“伊伯利亚航空公司，第六九八号班机，飞达卡、加纳利群岛的乘客，请在一号门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第——”

“三毛！”荷西又叫了一声，我回过身去，站住了。

“嗯！飞机上，要吃东西啊！”他眼睛湿了。

“知道，再见！”我笑望着他。

再看了他一眼，大步往出口走去。

停机坪上的风，畅快地吹着，还没有上机，心已经飞了起来，越来越高，耳边的风声呼呼地吹过，晴空万里，没有一片云。

后记

六月十二日，我在加纳利群岛的机场，再度搭乘同样的班机，经达卡，往尼日利亚飞去。

荷西没有回家，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都没有他的影子。

汉斯在我走后数日撞车，手断脚断。

荷西无伤，只青了一块皮。

英格护着汉斯马上回德医治，公司失了他们，全靠荷西一人在撑，路易没拿到钱，走了。荷西亦要走，汉斯发了八次电报去加纳利岛给我，几近哀求，薪水仍然未发，越积越多，道义上，我们又做了一次傻瓜，软心的人啊！你们要愚昧到几时呢？

下机时，杜鲁医生、夫人，都在接我，态度前倨后恭。

人，总要活得有希望，再走的时候，不该是口袋空空的了。

万一下月再走，还是没领钱，那么最爱我的上帝，一定会把汉斯快快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不会只叫他断手断腿了。

“要相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

玛黛拉游记

其实“玛黛拉”并不是我向往的地方，我计划去的是葡萄牙本土，只是买不到船票，车子运不过海，就被搁了下来。

第二天在报上看见旅行社刊的广告：“玛黛拉”七日游，来回机票、旅馆均可代办。我们一时兴起，马上进城缴费，心理上完全没有准备，匆匆忙忙出门，报名后的当天清晨，葡萄牙航空公司已经把我们降落在那个小海岛的机场上了。

“玛黛拉”是葡萄牙在大西洋里的一个海外行省，距本土七百多公里远，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二十万人；在欧洲，它是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名气不比加纳利群岛小，而事实上，认识它的人却不能算很多。

我们是由大加纳利岛飞过来的。据说，“玛黛拉”的机场，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难降落的机场之一。对一个没有飞行常识的我来说，难易都是一样的；只觉得由空中看下去，这海岛绿得像在春天。

以往入境任何国家，都有罪犯受审之感，这次初入葡萄牙的领土，破例不审人，反倒令人有些轻松得不太放心。

不要签证，没有填入境表格，海关不查行李，不问话，机场看不到几个穿制服的人，气氛安详之外透着些适意的冷清，偶尔看见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是和和气气，笑容满面的，一个国家的民族性，初抵它的土地就可以马上区别出来的。机场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它骗不了人，罗马就是罗马，巴黎就是巴黎，柏林也不会让人错认是维也纳，而“玛黛拉”就是玛黛拉，那份薄薄凉凉的空气，就是葡萄牙式的诗。

本以为“玛黛拉”的首都“丰夏”是个类似任何一个拉丁民族的破旧港。——依着波光粼粼的大海，停泊着五颜六色的渔船，节节的石阶通向飘着歌曲的酒吧……

等到载着我们的游览车在“丰夏”的市区内，不断地穿过林荫大道、深宅巨厦和小湖石桥时，方才意外地发现，幻象中的事情和实际上的一切会相去那么遥远，我的想象力也未免太过分了些，“丰夏”完全不是我给它事先打好的样子。

我们的旅馆是一长条豪华的水泥大厦，据说有七百五十个房间，是“丰夏”最新的建筑之一，附近还有许许多多古色古香老式的旅馆，新新旧旧的依山而建，大部分隐在浓浓的绿荫里，配合着四周的景色，看上去真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只有我们这一幢叫做“派克赌场大旅馆”的怪兽，完全破坏了风景，像一个暴发户似的跻身在书香人家洋洋自得，遗憾的是我们居然被分在它这一边。

旅馆大得有若一座迷城，豪华的东西，在感觉上总是冷淡的，矜持的，不易亲近，跟现代的文明人一个样子。

安置好房间，换上干净的衣服，荷西跟我在旅馆内按着地图各处参观了一圈，就毫不留恋地往“丰夏”城内走去。

旅馆站门的人好意地要给我们叫车，我婉拒了他，情愿踏着青石板路进城去，人行道老得发绿，一步一苔，路旁的大梧桐竟在落叶呢。

与其说“丰夏”是个大都市，不如说它是个小城市镇，大半是两三层楼欧洲风味的建筑，店面接着店面，骑楼一座座是半圆形的拱门，挂着一盏盏玻璃罩的煤气灯，木质方格子的老式橱窗，配着一座座厚重殷实刻花的木门，挂着深黄色的铜门环，古意盎然，幽暗的大吊灯，白天也亮，照着深深神秘的大厅堂，古旧的气味，弥漫在街头巷尾，城内也没有柏油路，只是石板路上没有生青苔而已。

一共不过是十几条弯弯曲曲上坡又下坡的街道，一座大教堂，三五个广场，沿海一条长堤，就是“丰夏”市中心的所有了。

住在“玛黛拉”那几日，几乎每天都要去“丰夏”，奇怪的是，这个可爱的城镇越认识它，越觉得它亲切、温馨，变化多端。

只四万人口的小城一样有它的繁华，斜街上放满了鲜花水果，栉比的小店千奇百怪，有卖木桶的，有卖瓦片的，有鞋匠，有书报摊，有糕饼铺，有五金行，还有卖衬裙、花边、新娘礼服的，也有做马鞍，制风灯的，当然还夹着一家家服装店，只是，挂着的衣服，在式样上看去就是一件件给人穿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给人流行用的。

这儿没有百货公司，没有电影院，没有大幅的广告，没有电动玩具，没有喧哗的唱片行，它甚至没有几座红绿灯。

这真是十七世纪的市井画，菜场就在城内广场上，卖货的，用大篮子装，买货的，也提着一只只朴素的杨枝编的小篮子，里面红的番茄，淡绿的葡萄，黄的柠檬满得要溢了出来，尼龙的口袋在这儿不见踪迹，它是一派自然风味，活泼的人间景气在这儿发挥到了极致，而它的本身就是人世安然稳当的美，这种美，在二十世纪已经丧失得快看不见了。

这样的小城，不可能有面目可憎的人，看来看去，表情都是悦目，令人觉得宾至如归，漂泊大城的压迫感在这里是再也不可能感到的。

在“丰夏”市内，碰见了几次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一连几次通过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店面的老铺，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堆红泥巴做出来的雕塑，形状只有两三种，鸽子、天使和一个个微笑的小童，进店去摸了半天，也没人出来招呼，跑到隔壁店铺去问，说是店主人在另一条街下棋，等了很久很久，才回来了一个好老好老的白发瘦老头。

当时我已经选好了一个标价三百葡币的天使像抱在怀里，老人看见了，点点头，又去拿了三个同样的天使，一共是四个，要装在一个破纸盒里给我们。

“只要一个。”我讲西班牙文，怕他不懂，又打着手势。

“不，四个一起。”他用葡萄牙文回答，自说自话地继续装。

“一——个——，老公公。”我拍拍他的肩，伸手把天使往盒子外搬，他固执地用手按住盒子。

“一个就好了。”荷西恐他听不见，对着他耳朵吼。

“不要叫，我又不老，听得见啦！”他哇哇地抗议起来。

“啊，听得见，一——个，只要一个。”我又说。

老公公看着我开始摇头，唉——的一声大叹了口气，拉了我的手臂就往店后面走，窄小的木楼梯吱吱叫着，老人就在我后面推，不得不上去。

“喂，喂，到哪里去啊？”

老人也不回答，一推把我推上满布鲜花的二楼天台。

“看！”他轻轻地说，一手抖抖地指着城外一幢幢白墙红瓦的民房。

“什么啊？”

“看啊！”

“啊？”我明白了。

原来这种泥塑的东西，是用来装饰屋顶用的，家家户户，将屋子的四个角上，都糊上了四个同样的像，或是天使，或是鸽子，也有微笑小童的，非常美丽，只是除了美化屋顶之外不知是否还有宗教上的原因。

“是啦！懂啦！可是我还是只要一个。”我无可无不可地望着老人。

这一下老人生气了，觉得我们不听话。

“这不合传统，从来没有单个卖的事。”

“可是，我买回去是放在书架上的啊！”我也失了耐性，这人怎么那么说不通。

“不行，这种东西只给放在屋顶上，你怎么乱来！”

“好吧，屋顶就屋顶吧——一个。”我再说。

“不买全套，免谈！”他用力一摇头，把盒子往地上一放，居然把我们丢在店里，自己慢慢走下街去了，神情这么的固执，又这么的理所当然，弄得我们没有办法偷买他的天使，废然而去。这样可爱的店老板也真没见过，他不要钱，他要传统。

另一次是走渴了，看见远远街角拱门下开着一家小酒店，露天座位的桌子居然是一个个的大酒桶，那副架势，马上使我联想到海盗啦、金银岛啦等等神秘浪漫的老故事，这一欢喜，耳边仿佛就听见水手们在酒吧里呵呵地唱起“甜酒之歌”来了。

很快地跑上去占了一只大酒桶，向伸头出来的秃头老板喊着：“两杯黑麦酒。”

无意间一抬头，发觉这家酒店真是不同凡响，它取了个太有趣的店名，令人一见钟情。

当老板托着盘子走上来时，我将照相机往荷西一推，向老板屈膝一点脚，笑嘻嘻地对他说：“老板，合拍一张照片如何？拜托！”

这个和气的胖子很欢喜，理理小胡子，把左腿斜斜一勾，下巴仰得高高的，呼吸都停住了，等着荷西按快门。

我呢，抬起头来，把个大招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一八三二年设立——殡仪馆——酒——吧——”

老板一听我念，小小吃了一惊，也不敢动，等荷西拍好了，这才也飞快地抬头看了一下他自己的牌子。

“不，不，太太，楼上殡仪馆，楼下酒店，你怎么把两块牌子连起来念，天啊，我？殡仪馆？”

他把白色抹布往肩上一抛，哇哇大叫。

不叫也罢了，这一叫，街角擦鞋的，店内吧台上喝酒的，路上走过的，全都停下来了，大家指着他笑，擦鞋的几乎唱了起来。

“殡仪馆酒吧！殡仪馆酒吧！”

这老实人招架不住了，双手乱划，急得脸上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你又不叫某某酒店，只写‘酒店’，聪明人多想一步，当然会弄错嘛！”我仰靠在椅子上不好意思地踢着酒桶。

“嗳噫！嗳噫！”他又举手，又顿足，又叹气，忙得了不得。

“这样特别，天下再也没有另外一家‘殡仪馆酒店’，还不好吗？”我又说了一句。

他一听，抱头叫了起来，“还讲，还讲，天啊！”

全街的人都在笑，我们丢下钱一溜烟跑掉了。

这叫——“酒家误作殡仪馆——不醉也无归。”

人在度假的时候，东奔西走，心情就比平日好，也特别想吃东西，我个人尤其有这种毛病，无论什么菜，只要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全都变成山珍海味。

“丰夏”卖的是葡萄牙菜，非常可口，我一家一家小饭店去试，一次吃一样，绝对不肯重复。

有一天，在快近郊外的极富本地人色彩的小饭店里看见菜单上有烤肉串，就想吃了。

“要五串烤肉。”我说。

茶房动也不动。

“请问我的话您懂吗？”轻轻地问他，他马上点点头。

“一串。”他说。

“五串，五——”我在空中写了个五字。

“先生一起吃，五串？”他不知为什么有点吃惊。

“不，我吃鱼，她一个人吃。”荷西马上说。

“一串？”他又说。

“五串，五串。”我大声了些，也好奇怪地看着他，这人怎么搞的？

茶房一面往厨房走一面回头看，好似我吓了他一样。

饭店陆续又来了好多本地人，热闹起来。

荷西的鱼上桌了，迟来的人也开始吃了，只有我的菜不来。

我一下伸头往厨房看，一下又伸头看，再伸头去看，发觉厨子也鬼鬼祟祟地伸头在看我。

弹着手指，前后慢慢摇着老木椅子等啊等啊，这才看见茶房双手高举，好似投降一样地从厨房走出来了。

他的手里，他的头上，那个吱吱冒烟的，那条褐色的大扫把，居然是一条如——假——包——换——的——松——枝——烤——肉——

我跟荷西几乎同时跳了起来，我双手紧张地撑住椅子，眼睛看成斗鸡眼了。

茶房戏剧性地把大扫把在空中一挥，轻轻越过我面前，慢慢横在我的盘内，那条“东西”，两边长出桌子一大截。

全饭店的人，突然寂静无声，我，成了碧姬·芭杜，大家快把我看得透明了。

“这个——”我咽了一下口水，擦着手，不知如何才好。

“玛黛拉乡村肉串。”茶房一板一眼地说。

“另外四串要退，这不行，要撑死人的。”

不好意思看茶房，对着荷西大叫起来。

大家都不响，盯住我，我悄悄伸出双臂来量了一量，一百二十公分。

我的身高是一百六十三，有希望——一串。

那天如何走出饭店的，还记得很清楚，没有什么不舒服，眼睛没有挡住，就是那个步子，结结实实的，好似大象经过阅兵台一样有板有眼的沉重。

松枝烤肉，味道真不错，好清香的。

人家没有收另外四串的钱，还附上了一杯温柠檬水给消化，他们也怕出人命。

有一年跟随父亲母亲去梨山旅行，去了回来，父亲夸我。说：“想不到跟妹妹旅行那么有趣。”

“沿途说个不停，你们就欢喜了啦！”我很得意地说。

父亲听了我的话笑了起来，又说：“你有‘眼睛’，再平凡的风景，在你心里一看，全都活了起来，不是说话的缘故。”

后来，我才发觉，许多人旅行，是真不带心灵的眼睛的，话却说得比我更多。

在“玛黛拉”的旅客大巴士里，全体同去的人都在车内唱歌，讲笑话，只有我，拿了条大毯子把自己缩在车厢最后一个玻璃窗旁边，静静地欣赏一掠即过的美景。

我们上山的路是政府开筑出大松林来新建的，成“之”字形缓缓盘上去，路仍是很狭，车子交错时两车里的游客都尖声大叫，骇得很夸张。

导游先生是一位极有风度，满头银发的中年葡萄牙人，说着流利的西班牙文，全车的乘客，数他长得最出众，当他在车内拿着麦克风娓娓道来时，却没有几个人真在听他的，车厢内大半是女人，吵得一塌糊涂。

“玛黛拉是公元十五世纪时由葡萄牙航海家在大西洋里发现的海岛，因为见到满山遍野的大松林，就将它命名为‘玛黛拉’，也就是‘木材’的意思，当时在这个荒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凶猛的野兽，葡萄牙人陆续移民来这儿开垦，也有当时的贵族们，来‘丰夏’建筑了他们的夏都……”

导游无可奈何地停下来不说了，不受注意的窘迫，只有我一个人看在眼里，他说的都是很好听的事，为什么别人不肯注意他呢？

旅行团在每个山头停了几分钟，游客不看风景，开始拼命拍照。

最后，我们参观了一个山顶的大教堂，步行了两三分钟，就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滑车车站。

“滑车”事实上是一个杨枝编的大椅子，可以坐下三个人，车子下面，有两条木条，没有轮子，整个的车，极似爱斯基摩人在冰地上使用的雪橇，不同的是，“玛黛拉”这种滑车，是过去的居民下山用的交通工具。山顶大约海拔两千五百多公尺高，一条倾斜度极高的石板路，像小河似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弯弯曲曲地奔流着，四周密密的小户人家，沿着石道，洋洋洒洒地一路排下去，路旁繁花似锦，景色亲切悦目，并不是悬崖荒路似的令人害怕。

我们每人缴了大约合一百元新台币的葡币从旅馆出发，主要的也是来尝尝古人下山的工具是怎么一种风味。

在滑车前面，必然的犹豫、争执，从那些太太群里冒出来了，时间被耽搁了，导游耐性地在劝说着。

荷西和我上了第二辆车，因为是三个人坐一排的，我们又拉了一个西班牙女孩子来同坐，她跟另外三个朋友一起来，正好分给我们。

坐定了，荷西在中间，我们两边两个女人，夹住他。

“好！”回过头去向用麻绳拉着滑车的两个葡萄牙人一喊，请他们放手，我们要下去了。

他们一听，松了绑在车两旁的绳子，跳在我们身后，车子开始慢慢地向下坡滑去。

起初滑车缓慢地动着，四周景色还看得清清楚楚，后来风声来了，视线模糊了，一片片影子在身旁掠过，速度越来越快，车子动荡得很厉害，好似要散开来似的。

我坐在车内，突然觉得它正像一场人生，时光飞逝，再也不能回返，风把头发吹得长长地平飞在身后，眼前什么都捉不住，它正在下去啊，下去啊。

突然，同车的女孩尖叫了起来，叫声高昂而持续不断，把我从冥想里叫醒过来。

“抓住荷西，抓住荷西！”我弯下身向她喊。

她的尖指甲早已陷在荷西的大腿上，好似还不够劲，想穿过荷西的牛仔裤，把他钉在椅子上一样，一面还是叫个不停。

荷西痛不可当，又不好扳开她，只有闭着眼睛，做无声的呐喊，两个人的表情搭配得当，精彩万分。

站在椅背后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跳了下来，手中的麻绳一放，一左一右，开始在我们身后拉，速度马上慢了下来。

回头去看拉车的人，身体尽量向后倾，脚跟用力抵着地，双手紧紧拉住绳子，人都快倒到地上去了，这样的情形，还跟着车在小跑，不过几分钟吧，汗从他们戴的草帽里雨似的流下来。

“上车，踩上来，我们不怕了。”我大声叫他们，那个女孩子一听，又开始狂叫。

“上来！”我再回身去叫，拖车的人摇摇头，不肯，还是半仰着跟着小跑。

这时，沿途的小孩，开始把野花纷纷向我们车内撒来，伸手去捉，抓到好几朵大的绣球花。

好似滑了一辈子，古道才到尽头，下了车，回身去望山顶的教堂，居然是一个小黑点。山路从下往上望，又成了一条瀑布似的悬挂着，我们是怎么下来的，真是天知道。

拉车的两个人，水里捞出来的似的湿透了，脱下了帽子，好老实的，背着我们，默默地在一角擦脸汗，那份木讷，那份羞涩，不必任何一句语言，都显出了他们说不出的本分和善良，我呆望着他们，不知怎么地感动得很厉害，眼睛一眨一眨地盯住他们不放。

荷西在这些地方是很合我心意的，他看也不看我，上去塞了各人一张票子，我连忙跟上去，真诚地说：“太辛苦你们了，谢谢，太对不起了！”

给小账当然是不值得鼓励，可是我们才缴不过合一百块台币，旅行社要分，大巴士要分，导游再要分，真正轮到这些拉车的人赚的，可能不会占二十分之一，而他们，用这种方式赚钱，也要养活一大家人的啊！

我们抵达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有一辆又一辆的滑车跟了下来，那些拉胖太太们的车夫真是运气不好，不累死才怪。

我注意看下车的游客，每一个大呼小叫地跨出车来，拍胸狂笑，大呼过瘾，我一直等着，希望这一排十几辆车，其中会有一个乘客，回身去谢一句拉车的人，不奢望给小费，只求他们谢一声，说一句好话，也是应该的礼貌，可是，没有一个人记得刚刚拉住他们生命的手，拉车的一群，默默地被遗忘了。

这种观光游戏，是把自己一时感官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劳力辛苦上，在我，事后又有点后悔，可是不给他们拉，不是连糊口的钱都没有了吗？

当时我倒是想到一个减少拉夫辛劳的好方法——这种滑车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全程都拉住车子不放的，车速虽快，可是只要每几十公尺有人用力拉一把，缓和冲力，它就会慢下来。

其实，只要在滑车的背后装两枝如手杖一样钩的树枝，拉夫们每两个一组沿着窄窄的斜道分别站下去，像接力赛似的，每一辆滑车间隔一分钟滑下来，他们只要在车子经过自己那一段时，跳上去，抓住钩子，把车速一带，慢下来，再放下去，乘客刚刚尖叫，又有下一段的拉夫跳上来拉住，这样可以省掉许许多多气力，坐的人如我，也不会不忍心，再说，它是雪橇似的，没有轮子，路面是石板，两旁没有悬崖，实在不必费力一路跑着卖老命。

我将这个建议讲给导游听，他只是笑，不当真，不知我是诚心诚意的。

细细分析起来，“玛黛拉”事实上并不具备太优良的观光条件。

它没有沙滩，只有礁岩，没有优良的大港口，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也谈不上什么文化古迹，离欧洲大陆远，航线不能直达……

可是游客还是一日多似一日地涌来“玛黛拉”。

当地政府，很明白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小岛，要吸引游客总得创出一样特色来才行，于是，他们选了鲜花来装饰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比花朵更能美化环境的了。

“丰夏”的市中心不种花，可是它卖花，将一个城，点缀得五颜六色，“玛黛拉”的郊外，放眼看去，除了山林之外，更是一片花海。

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可是车开了三百多公里的路，沿途的花没有断过，原先以为大半是野生的，因为它们没有修剪的匠气，茂茂盛盛地挤了个满山满谷，后来跟导游先生谈起来，才发觉这些绣球花、燕子花、菊花、中国海棠、玫瑰，全是居民配合政府美化计划一棵一棵在荒野里种出来的，不过十年的时间吧，他们造出了一个奇迹，今日的玛黛拉，只要去过的人，第一句话总不例外地脱口而出：“那些花，不得了！”

三百多公里的道路，在我眼前飘过的花朵不下有亿万朵吧，这样的美，真怀疑自己是否在人间。

同游览车内的两个中年太太，大概实在忍不住花朵的引诱，伸手在窗外采了两朵白色的玫瑰，导游一转身看见了，只见一向和蔼有礼的他，脸色突然涨红了，狮子似的大吼一声，往这两个太太走过去，他拿起麦克风来开始在全车的人面前羞辱她们，大家都吓坏了，这个导游痛责破坏他乡土风景的游客，保护花朵有若保护他的生命一样认真，几亿朵花，她们不过采了两朵，却被“修理”得如此之惨，这是好的，以后全车的人，连树叶都再也不敢碰一碰了。

怎么怪导游不生气，花朵是玛黛拉的命脉之一啊。

“玛黛拉”的松树长在高山上，杨树生在小溪旁，这儿的特产之一就是细直杨枝编出来的大小篮子和家具，非常的雅致朴实，柳树看得多了，改看杨枝，觉得它们亦是风韵十足，奇怪的是，每看杨树，就自然地联想到《水浒传》，李逵江边讨鱼，引得浪里白条张顺出场的那一章里，就提到过杨树。

岛上的居民几乎全住的是白墙红瓦的现代农舍，四周种着葡萄和鲜花，一丝也看不出贫穷的迹象来。

在岛的深山里，一个叫做“散塔那”的小村落，却依然保持了祖先移民房舍的式样。

茅草盖着斜斜的屋顶，一直斜到地上，墙是木头做的，开了窗，也有烟囱，小小的窄门，胖子是进不去的，这种房子，初看以为不过是给游客参观的，后来发觉整个山谷里都散着同式样的房子，有些保持得很好，漆得鲜明透亮，远看好似童话故事中的蛋糕房子一般。

“散塔那”坐落在大森林边，居民种着一畦畦的蔬菜，养着牛羊，游客一车车地去看他们的房舍，他们也不很在意，甚而有些漠然，如果换了我，看见那么多游客来参观，说不定会摆个小摊子卖红豆汤，不然，钉些一色一样的小茅屋当纪念品卖给他们，再不，拉些村民编个舞唱个狩猎歌，也可以赚点钱。

可贵的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这个山谷里，没有如我一般的俗人，游客没有污染他们，在这儿，天长日久，茅草屋顶上都开出小花来，迎风招展，悠然自得，如果那田畦里摘豆的小姑娘，头上也开出青菜来，我都不会认为奇怪，这个地方，天人早已不分，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了。

回归田园的渴望和乡愁，在看见“散塔那”时痛痛地割着我的心，他们可以在这天上人间住一生一世，而我，只能停留在这儿几十分钟，为什么他们这么安然地住在我的梦乡里，而我，偏偏要被赶出去？

现实和理想总没有完全吻合的一天，我的理想并不是富贵浮云，我只求一间农舍，几畦菜园，这么平淡的梦，为什么一样的辛苦难求呢？

旅行什么都好，只是感动人的事物太多，感触也因此加深，从山林里回到旅馆，竟失眠到天亮。

离开“玛黛拉岛”的前一天，我们在旅馆休息，很欢喜享受一下它的设备，可惜的是，它有的东西，都不合我的性情。夜总会、赌场、美容院、三温暖、屋顶天体浴、大菜间、小型高尔夫球，都不是我爱去的地方，只有它的温泉游泳池，在高高的棕榈树下，看上去还很愉快，黄昏时，池里空无一人，去水里躺了个痛快，躺到天空出星星了才回房。

七日很快地过去，要回去了，发现那双希腊式的凉鞋从中间断开了，这双鞋，跟着我走过欧洲，走过亚洲，走过非洲，而今，我将它留下来，留在旅馆的字纸篓里，这就是这双鞋的故事和命运，我和它都没料到会结束在玛黛拉。

行李里多了一只粗陶彩绘的葡萄牙公鸡，手里添了一个杨枝菜篮，这是我给自己选的纪念品。

回到大加纳利岛家里，邻居来问旅行的经过，谈了一会儿，又问：“下次去哪里啊？”

“不知道啊！”漫然地回应着。

人间到处有青山，何必刻意去计划将来的旅程呢。

温柔的夜

那个流浪汉靠在远远的路灯下，好似专门在计算着我抵达的时刻，我一进港口，他就突然从角落里跳了出来，眼睛定定地追寻着我，两手在空中乱挥，脚步一高一低，像一个笨拙的稻草人一般，跌跌撞撞地跳躲过一辆辆汽车，快速地往我的方向奔过来。

也许是怕我走了，他不但挥着手引我注意，并且还大声地喊着：“夜安！喂！夜安！”

当时，我正在大加纳利岛的港口，要转进卡特林娜码头搭渡轮。

听见有人在老远地喊着，我不由得慢下车速，等着那人过来，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不对劲。

那个陌生人很快地跑过了街，几乎快撞到我车上才收住了脚，身体晃来晃去的。

“什么事？”我摇下玻璃窗来问他。

“夜安！夜安！”还是只说这句话，喘得很厉害，双手一直攀在我车顶的行李架上。

我深深地看了这个陌生人一眼，确定自己绝对不认识他。

见我打量着他，这人马上弯下了腰，要笑不笑地又说了一句：“夜安！”接着很紧张地举起右手来碰着额头，对我拖泥带水地敬了个礼。

我再看他一眼，亦对他十分认真地点点头，回答他：“夜安！”趁他还没时间再说什么，用力一踏油门，车子滑了出去。

后视镜里，那个人蹒跚地跟着车子跑了两三步，两手举在半空中，左手好像还拎了一个瘪瘪的塑胶口袋。暮色里，他，像一个纸剪出来的人影，平平地贴在背后一层层高楼辉煌的灯火里，只是身上那件水红色的衬衫，鲜明得融不进薄黯里去。一会儿，也就看不见了。

卡特林娜码头满满地停泊着各色各样的轮船，去对岸丹纳丽芙岛的轮渡在岸的左边，售票亭还没有开始卖票，候船的长椅子上只坐了孤零零的一个老年人。

我下了车，低低地跟老人道了夜安，也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还没来，已经七点多了。”老人用下巴指指关着的售票窗口，搭讪地向我说。

“也去对面？”我向他微笑，看着他脚前的小黑皮箱。

“去儿子家，你呢？”他点了一支烟。

“搬家。”指指路旁满载行李的车又向他笑笑。

“过去要夜深啰！”

“是。”漫应着。

“去十字港？”

“是！”又点头。

“到了还得开长途，认识路吗？”又问。

“我先生在那边工作，来回跑了四次了，路熟的。”

“那就好，夜里一个人开车，总是小心点才好。”

我答应着老人，一面舒适地将视线抛向黑暗的大海。

“好天气，镜子似的。”老人又说。

我再点点头，斜斜地靠在椅背上打哈欠。

一天三班轮渡过海，四小时的旅程，我总是选夜航，这时乘客稀少，空旷的大船，灯光通明，好似一座无人的城市。走在寒冷的甲板上，总使我觉得，自己是从一场豪华的大宴会里出来，那时，曲终人散，意兴阑珊，此情此景，最是令人反复玩味。

黑夜大海上的甲板，就有这份神秘的魅力。

等船的人，还是只有老人和我两个。

远远的路灯下，又晃过来一个人影。

老人和我淡漠地望着那个越走越近新来的人，我心不在焉地又打了一个哈欠。

等到那件水红色的衣服映入我眼里时，那个人已经快走到我面前了。

我戒备地坐直了些，有些不安，飞快地掠了来人一眼，眼前站着的流浪汉，就是刚刚在港口上向我道夜安的人，不可能弄错，这是他今夜第二次站在我的面前了，该不是巧合吧！

想着巧不巧合的问题，脸色就不自在了，僵僵地斜望着一艘艘静静泊着的船。

一声近乎屈辱的“夜安”，又在我耳边响起来，虽然是防备着的，还是稍稍吓了一跳，不由得转过了身去。

我用十分凝注的眼神朝这个流浪汉看着，那是一张微胖而极度疲倦的脸，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眼睛很圆很小，嘴更小得不衬，下巴短短的，两颊被风吹裂了似的焦红，棕色稀淡的短发，毛滋滋的短胡子，极皱的衬衫下面，是一条松松的灰长裤。

极高的身材，不知是否因为他整个潦倒的外形，使人错觉他是矮胖而散漫的，眼内看不出狡猾，茫茫然得像一个迷了路的小孩。

看了他一会儿，我轻轻地将视线移开，不再理会他。这一次，我没有再回答他的“夜安”。

“也要过海吗？”他说。

我不回答。

“我——也过去。”他又说。

我这才发觉这是个外地人，西班牙文说得极生硬，结结巴巴的。

因为这个人的加入，气氛突然冻结了，一旁坐着的老人也很僵硬地换了个坐姿。

“要过海，没有钱。”他向我面前倾下了身子，好似要加重语气似的摊着手，我一点反应都不给他。

“我护照掉了，请给我两百块钱买船票吧！”

“求求你，两百块，好不好？只要两百。”

他向我更靠近了一点，我沉默着，身体硬硬地向老人移了过去。

“我给你看证明……”流浪汉蹲在地上索索地在手提袋里掏，掏出一个信封，小心地拿出一张白纸来。

“请你……”好似跪在我面前一样，向我伸出了手。

他还没有伸过纸来，我已经一闪开，站了起来，往车子大步走去。

他跟上来了，几乎是半跑的，两手张开，挡住了我的路。

“只要一张船票，帮助我两百块，请你，好不好，好不好？”声音轻轻地哀求起来。

我站定了不走，看看椅上的老人，他也正紧张地在看我，好似要站起来了似的。

码头上没有什么人，停泊着的许多船只见灯光，不见人影。

“让我过去，好吗？”我仰起头来冷淡地向着这个流浪汉，声音刀子似的割在空气里。

他让开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脸在灯下惨白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我开了车门，坐进去，玻璃窗没有关上。

那个人呆站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拖着步子又往我靠过来。

“请听我说，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有困难——”

他突然改用英文讲话了，语调比他不通顺的西班牙文又动人些了。

我叹了口气，望着前方，总不忍心做得太过分，当着他的面把车窗摇上来，可是我下定决心不理这个人。

他又提出了两百块钱的要求，翻来覆去说要渡海去丹纳丽芙。

这时，坐在椅子上的老人沙哑地对我喊过来：“开去总公司买船票吧，那边还没下班嘛！不要在这里等了。”

一向是临上船才买票的，尤其是夜间这班。老人那么一提醒我，倒是摆脱这个陌生人纠缠的好办法，我马上掏出钥匙来，发动了车。

那人看我要开车了，急得两手又抓上了车窗，一直叫着：“听我说嘛，请听我——”

“好啦！”我轻轻地说，车子稍稍滑动了一点。

他还是不肯松手。

“好啦！你……”我坚决地一踩油门，狠心往前一闯，几乎拖倒了他。

他放手了，跟着车跑，像第一次碰到我时一样，可是这次他没有停，他不停地追着，跄跄跌跌的，好像没有气力似的。我再一加速，就将他丢掉了。

船公司就在港口附近的转角上，公司占了很大的位置，他们不只经营加纳利群岛的各色渡轮，也代理世界各地船运公司预售不同的船票。

跨进售票大厅的时候，一排二十多个售票口差不多都关了，只有亮着去丹纳丽芙渡轮的窗口，站着小小的一撮买票的人。

我走去站在队尾，马上有人告诉我应该去入口的地方拿一个牌子。

拿的是二十六号，墙上亮出来的号码是二十号。

穿过昏暗的大厅，在一群早到的人审视的目光下，选了一条空的长木椅子坐下去。

也许是空气太沉郁了，甩掉流浪汉时的紧张，在坐了一会儿之后，已经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我的右边坐了五个男女老小，像是一家出门旅行的乡下人，售票口站着三个正在服兵役的大男孩，穿着陆军制服还在抽烟，左边隔三条长椅子，坐着另外两个嬉皮打扮的长发青年，还有十几个人散坐得很远，灯光昏昏暗暗，看不真切。

那两个嬉皮，在我坐定下来的时候就悄悄地在打量我，过了只一会儿，其中的一个站了起来，慢慢往我的方向踱过来。

我一直在想，到底那时候我的脸上写了什么记号，会使得这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要拿我，来试试他们的运气。

这一想，脸上就凛然得不自在了。

青年人客气地向我点点头。

“可以坐下来吗？”

温和的语气使我不得不点了点头。

也是个异乡人，说的是英语。

“请问，你是不是来买去巴塞隆纳的票？”

“嗯，什么？”一听这人不是向我要钱，自己先就涨红了脸。我断定他也是上来讨钱的啊！

“是这样的，我们有两张船票，临时决定不去巴塞隆纳了，船公司退票要扣百分之二十，损失太大了，所以想转卖给别人。”

我抱歉地向他摇摇头，爱莫能助地摊摊手，他不说什么，却也不走，沉默地坐在我一旁。

墙上的电子板亮出了二十一号。

我静静地等着，无聊地看着窗外，一辆绿色的汽车开了，一个红衣服的女人走过——就在那时候，我又看见了，在窗外，清清楚楚地赶着在过街的，那个被我刚刚才甩掉的流浪汉。

我快速地转过身，背向着玻璃，心加速地跳起来，希望他不要看见我，可是那是没有用的，知道那个人不是路过，知道他是跟着我老远跑来的，知道他是有企图地钉上了我，认定我是那个会给他两百块钱的傻瓜，现在他正经过窗口，他在转弯，他要进来了。

那个流浪汉跨进了船公司，站在入口处，第三次出现在我面前。

他的眼光扫视到我，我迎着他，恶狠狠地瞪着眼。

看得出他有一点狼狈，有羞辱，有窘迫，可是他下决心不管那些，疲惫而又坚决地往我的位子一步一步地拖过来。

明明料中的事，看他真过来了，还是被惊气得半死，恨不得跳起来踢死他。

他实在没有邪恶的样子，悲苦的脸，恍恍惚惚的，好似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一生里遭遇的都是人世的失意和难堪。

他走近我，小心翼翼地沾着长椅子的边，在我身旁轻轻地坐下来，他一坐下，我就故意往一边移开，当他传染病似的嫌给他看。

这时，大概他发觉我身旁还坐了一个跟他气质差不多的人，简直骇了一大跳，张着嘴，决不定要什么表情，接着突然地用手指着嬉皮，结结巴巴地低嚷了起来。

“怎么，你也向她要钱吗？”

这个陌生人如此无礼地问出这么荒谬的问题来，窘得我看着自己的靴子，像个木头人一样地僵着，看也不敢看那嬉皮。

“没有，你放心，我不向她讨钱。”嬉皮和气地安慰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个人看见别人笑，居然也嘻嘻地笑起来，那份天真，真叫人啼笑皆非。

我不相信他是疯子，他不过是个没有处世能力而又落魄的流浪人罢了，也许是饿疯了一点。

“你看，我又来了。”他吸了一口气向我弯了弯身，又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来。

我冷着脸，沉默着。

“你的船呢？”青年人问他。

“什么船？”他茫然不知所措的。

“你不是船上下来的海员？”青年肯定地说。

“我？不是啊！”他再度吓了一跳。

“我——我——我是这个，给你看。”

他又去掏他的纸头了，隔着我，递给青年人，那边接了过去。

“挪威领事馆，证明你是挪威公民，护照在丹纳丽芙被人偷掉了——啊！这么回事。”

他高兴得很，如释重负拼命点头。

“那你在这里干吗？”青年又好奇地问他。

他一指就指着我，满怀希望地说：“向她请求两百块钱，给我渡海过去，到了那边，就有钱了。”

我再度被他弄得气噎，粗暴地站了起来，换到前面一张长椅上去。

这个人明明在说谎，一张船票过海是五百块，不是他说的两百。

当然，他又跟着坐了过来了。一步都不放松的。

“这样好吧？你不肯给我钱，干脆把我藏在你的车子里，偷上船，上了船，我爬出来，自己走上岸，不是就过去了吗？”他像发明什么新花样似的又兴奋地在说了。

嬉皮青年听了仰头大笑起来，我被气得太过头，也神经兮兮地笑了，三个人一起笑，疯子似的。

“不要再吵了，没有可能的，请你走吧！”

我斩钉截铁地沉下了脸，身后嬉皮青年仍在笑，站起来，走了开去，对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鬼脸。

那个陌生人笑容还没有退去，挂在那儿，悲苦的脸慢慢铺满了欲泣的失望。

“我替你做工，洗车，搬东西，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几乎哀求到倒下地去了，仍然固执地缠住我。

我的忍耐已到了失去控制的边缘，不顾一大厅的人都悄悄地在注视我们这一角，站起来再度换了一排椅子。

不能给他钱，一毛钱也不给他，这样过分的骚扰实是太可恶了，绝对不帮助他，何况，他是假的。

“我已经流浪了四天了，没吃、没睡，只求你帮帮忙，渡过海，到了丹纳丽芙就有钱了，我支持不下去啦，善心的，请你——”

他又跟了上去，在我旁边嗫嚅不停地讲着，好像在哭了。

“我是从挪威来度假的，第一次来加纳利群岛，住在丹纳丽芙的十字港，来了才三天，一个女人叫我请她喝酒，我就去跟她喝，喝了好多又去跟她过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躺在一个小旅馆里，身上的护照、钱、自己旅馆的钥匙、外套，都不见了……我走回住着的旅馆去，叫他们拿备用钥匙给我开门，我房间里面还有支票、衣服，可是旅馆的人说他们旅客太多，不认识我，不肯开，要我渡海来这边挪威领事馆拿了身份证明回去才给开房门，借了我一点钱过海来，后来，后来，就没钱回去了，一直在码头上流浪……”

我听他那么说，多少受了些感动，默默地审视着他，想看出他的真伪来。

“只要两百块，这么一点钱，就可以渡我过去了，到了那里，开了房门，就有钱了。”

“你自己领事馆不帮你？”怀疑地问他。

他死死地摇头，不愿答一个字。

“这几天，只要渡船来了，我就跑上去求，我情愿替船上洗碗，洗甲板，搬东西，擦玻璃，什么都肯做，只要他们给我免费坐船过去，可是没有人理我，他们不听我的。”他低喊着。

“如果你肯帮助我，我一生都会记得你，两百块钱不是一个大数目，而我的幸福却操在你的手里啊！”

“这当然不是大数目，可是，我的朋友，你的困难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内心挣扎得很厉害，眼看他已经要征服我的同情心了，又眼看他将拿了我的钱，在背后诅咒我的拖延，又好似听见他暗笑我傻子的声音，这么一想，我竟残酷地回答了他上面那句话。

“好吧，当然，当然跟你没有关系……好吧……好……”他终于不再向我纠缠了。喃喃低语着，脸上除了疲倦之外，再已没有了忧伤，嘴唇又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来，他知道，盼望着的收获是落空了。

“总是一团糟，总是坏运气的啊！”

他突然又慢慢地抬起头来，恍惚地、濛濛地微笑起来，慢慢说出这样的句子来，像唱歌，像低泣，又像叹息。

当然，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惊异地呆望着他，那张悲愁的脸，那个表情，终其一生，我都不能够忘记吧！

那时，窗口站着的一个军人突然向我招手，隔着老远，大声喊着：“是二十六号吗？快来吧！”

我蓦然惊觉，跳了起来，那个流浪汉也惊跳了起来，我匆匆忙忙地往售票窗口跑去。

“等你二十六号好久了。”窗口的小姐埋怨起来。

“对不起，我没注意。”

“哪里？”

“丹纳丽芙，现在那班船，带车，牌子是西亚特一二七。”

售票小姐很快地开了票，向大门的方向努努嘴，说：“去那边付钱，一千五百块。”

我不敢回头，往第一个小窗口走去，递进去两张千元大钞。

那时我内心挣扎得很厉害。我的意念要挣脱自己做出相反的事情来。

两百块钱只是一杯汽水，一个牛肉饼的价钱，只是一双袜子，一管口红的价钱，而我，却在这区区的数目上坚持自己美名“原则”的东西，不肯对一个可怜人伸出援手。万一，那个流浪的人说的都是真话，而我眼看他咫尺天涯地流落在这里，不肯帮他渡过海去，我的良知会平安吗？我今后的日子能无愧地过下去吗？

“喂！找钱！”窗内的小姐敲敲板壁，叫醒了在窗前发愣的我。

“快去吧！时间不多了！”她好意地又催了一句。

我抓起了船票和找回来的零钱，一甩头，冲了出去，船要开了，不要再犹豫这些无聊的事了。

夜来了，虽然远远的高楼灯火依旧，街上只是空无一人，夜间的港口，更是凄凉。

大玻璃窗就在我身后，我刚刚才走出船公司，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不要去理那一丝丝牵住我心的什么东西，绿灯马上要转亮了，我过街，拿车，开去码头，上船，就要渡到对岸去了。

可是我还是回了头，在绿灯转亮，我跨过街的那第一步，我突然回了头。

在那个老旧的大厅里，流浪的人好似睡去了一般动也不动，垂着眼睑，上身微微向前倾着，双手松松地摊放在膝盖上，目光盯在前面的地下，悲苦和忧伤像一个阴影，将他那件水红的衬衫也弄褪了颜色，时间，在他的身上已经永远不会移动了，明天的太阳好似跟这人也不相干了。

我觉得自己在跑的时候，已经回到大厅里了，正在大步向那个人跑去，踏得那么响的步子，都没有使他抬起头来。

“这个，给你。”我放了五百块钱在他手里，他茫茫然地好似不认识我似的对着我，看看钱，他还是不相信，又看我，又看钱。

“去买些热的东西吃吧！”温和地对他轻轻地说。

“你——”他喃喃地说。

“下次再向人借口要钱的时候，不要忘了，从大加纳利岛去丹纳丽芙的船票是五百块，不是两百。”我诚恳地说。

“可是，我还有三百在身上啊！”他突然愉快地喊了起来。

“你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就是了吗？”他又喊着。

我匆匆忙忙再度跑了出来，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不能再回过去想，那个人最后说的是不是又是一个谎话，他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人，被我指破了他的漏洞，马上说他还有另外三百块在身上。

急急地闯进码头，开过船边铺好的跳板，将车子开进船舱，用三角木顶住轮胎，后座拿出大披风来，这才进了电梯上咖啡室去。

买了牛奶、夹肉面包，小心地托着食物，推了厚重的门，走到外甲板上去。

那时，乘客已经都上来了，船梯下面，只有一个三副穿着深蓝滚金边的制服踱来踱去。船上的铃响了，三副做手势，叫人收船梯。

那时候，在很远的码头边，一个小影子，拼命挥着一张船票，喊着，追着，往这边跑过来，我趴在船舷上往下看，要收的船梯又停下来等了。

那个人，跑近了，上了梯子，弯着腰，拼命地喘气，拼命地咳。

当我再度看见那件水红色的衬衫时，惊骇得手里的面包都要掉到水里去了，上天饶恕我，这个人竟是真的只要一张船票，我的脸，因为羞愧的缘故，竟热得发烫起来。

他上船来了，上来了，正站在我下一层的甲板上，老天爷，我怎么折磨了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灵魂，这一个晚上，我加给了这个可怜的人多少莫须有的难堪，而他，没有骗我，跟他说的一色一样——只要两百块钱渡海过去。

那个人不经意地抬了抬头，我退了一步，缩进阴影里去，饶恕我吧，我加给你的苦痛，要收回已是太迟了。

船乘风破浪地往黑暗的大海里开去，扩音机轻轻地放着一首西班牙歌：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为什么

这世上

有那么多寂寞的人啊——

夜，像一张毯子，温柔地向我覆盖上来。

永远的马利亚

当我从兰赫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时，恰好看见荷西正穿过对面的街道向我迎了上来。

“可不可怕，兰赫说，那边公寓非派一个清洁工给我们呢，难怪房租要贵那么多。”我晃着已拿到手的新家钥匙，报告大新闻似的说着。

“啊！”荷西无所谓地漫应了一句。

“说是房租内有三千块是工人钱，三十家人，摊了四个工人，每天来家一两小时。我跟兰赫说，这种事情我可不喜欢，他竟然说不喜欢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不太高兴地又在噜噜苏苏，一面用力打了一下路旁的一棵玫瑰花。

荷西并没有回答我，在空旷无人的路上，他开始对着空气，做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可怖表情，手掌弯弯地举着，好似要去突击什么东西似的，口中微微地发出好凶的声音，狠狠地说着：

“小时候，几乎每一个带我的佣人都知道怎么欺负我，屁股上老是给偷掐得青青紫紫的，那时候胆子小，吃了她们多少苦头都不敢告状。嘻嘻——想不到二十年后也有轮到我回掐女佣人的一天，要来的这一个，不知是肥不肥，嘿嘿——”

荷西说出这样神经而又轻浮的话来实在令人生气，我斜瞪了他一眼也不说什么，想不到他竟在无人的草坪上张牙舞爪地往我嘿嘿冷笑地欺了上来。

“正经一点，人家不是你的佣人，要来的不过是个清洁工人罢了。”我厉喝着，跳开了一步。

“哈哈，都一样——都一样。”荷西又用恐怖片内复仇者的声音低喊着，假装笨重地摇晃着身体。

我空踢了荷西一脚，转身很快地逃回家去。

那一天我们在理搬家的杂物，荷西一直很兴奋的样子。

“兰赫有没有说，这个工人到底做什么事情？”他有趣地问着。

“吸尘、换床单、擦洗澡间，还有什么事就随我们了，反正每天来一下。”

“给她做了这些事，那你呢？”荷西惊奇地喊着。

“我吗？买菜、煮两顿饭、洗衣、烫衣、洗碗、浇花、理衣柜、擦皮鞋、改衣服、烘蛋糕、写信、画画、看书，还要散步、睡觉，很忙的。”

“三毛，你真会说话。”荷西做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表情笑着我。

我愤怒地向他举举双手作状要扑过去，又蹲下柜子里去找东西了。

“那么忙，有一个人来，不是正合你心意吗？”他又说。

“自己的事自己做，又不是烂掉了。”我反喊地叫起来。

荷西并不理会这些，他整日为着复仇的美梦恍恍惚惚地微笑着。

我们最初租下的公寓，是一个非常小巧美丽的房间，厨房、浴室是一个个大壁柜，要用时拉开来，用完门一关上便都消失了。

因为家里的活动空间实在太小，跟荷西彼此看腻了时，另一个只有到阳台上站着看山看海看风景去。

又有时候，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竟会为了谁在这个极小的家里多踩了谁几脚，又无聊地开始纠缠不清，存心无赖吵闹一番，当做新鲜事来消遣。

这种拥挤的日子过了三四个月，我打听到在同一个住宅区的后排公寓有房子出租，价钱虽然贵了些，可是还是下决心去租了下来，那儿共有两间，加上一个美丽的大阳台对着远山，荷西与我各得其所自然不会再步步为营了。

搬家的那一日，我们起了个早，因为没有笨重的家具要搬，自然是十分轻松的。

当荷西将书籍盆景往车上抬的时候，我抱起了一大堆衣服，往不远处的新家走去，幻想着，在这阳光和煦的春日里，我正怀抱着一大批五颜六色的万国旗，踏着进行曲，要去海滩布置一个节日的会场。这么一乱想，天，蓝得更美丽了，搬家竟变成了惊人有趣的事情。

当我拖拖绊绊地爬上三楼，拿出钥匙来时，才发觉新家的房门是大开着的。

客厅里，一个斜眼粗壮的加纳利群岛的女人正扠腰分脚定定地望着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嘴巴微微地张着，看上去给人一种痴呆的感觉。

“日安！”我向她点点头，想来这个便是兰赫强迫我们接收的清洁工人了。

我将衣服丢在床上，自己也扑下去，大大地呻吟了一声。

“床刚刚铺好。”背后一声大吼袭来，我顺势便滑了下床，趴在床边望着跟上来的人发呆。

“对不起。”我向她有些惶惑地微微一笑，她不笑，仍然盯住我，我一看，又连忙将衣服它们也拉了起来，一件一件挂进衣柜里去。

“您叫什么名字？”我客气地问着这个外形粗陋不堪的人，她也正在上下打量着我。

“马利亚。”死样怪气地答着。

“这么好听的名字，跟圣母一样嘛！”我又愉快地向她说。

这一回没有回答，翻了一个大白眼。

“你家几个人？”轮到她发问了。她出口便是“你”字，没有对我用“您”，这在西班牙文里是很不礼貌的。

“两个，我先生和我，很简单的。”

“做什么的？”又说。

“潜水。”我耐着性子回答。

“什么！拳手？”她提高了声音。

“潜，不是拳。”我听了笑了起来。

这一回她很轻率地望着我哼了一声，不知是什么意思。

“你呢？你不上班？”又称我“你”字，刺耳极了。

“我在家。”我停下挂衣服的手，挑战地冷淡起来。

“好命哦！”微微又睇了我一眼。

“对不起，还要去搬东西。”我轻轻侧身经过被这马利亚挡了大半边的房门，望也不再望她就跑下楼去了。

半路上碰到慢慢开车来的荷西，我凑上去笑着对他说：“恭喜你，倒是个肥肥的，不过你还是小心点好，刀枪不入的样子呢！”

新家堆满了杂物，这个清洁工人无礼地顺手乱翻着我们的书籍、照片和小摆设，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情。

我几次想请她出去，可是话到口边，又因为做人太文明了，与荷西对看一眼，彼此都不愿给马利亚难堪，最后看她开始拉开衣橱，将我的衣服一件一件用手拉出一角来欣赏，我便放下了工作，很客气地对她讲话了。

“马利亚，今天我们很忙，请您明天再来好吗？”

“我今天也不是来打扫的，也不能扫嘛，都是东西。”她回答着，手可没停，又在拎一条我的长裙子。

“我倒是有些小事情请您做，替我去楼下小店买盐酸好吗？”既然她不走，我便要力阻她再放肆下去。

“买什么？”茫茫然的。

“买镪水，明天请您洗洗抽水马桶，我看了一下，都发黄了。”改用一个俗字，她便懂了。

“明天洗明天再买好了嘛！”

她这一顶我，令人为之语塞。

这时荷西在外面叫我，我走了出去，他将我一把拖到阳台上，小声地说：“第一天，不要就轻慢了她，这些人，要顺着她们的毛摸啊！”

“为什么？我跟她是平等的，为什么要顺她？”我挣脱了荷西，很快地又跑进屋去了。

“你们怎么没有结婚照？一般人都有一张搁着，你们没有。”马利亚像法官似的瞪着我。

我不睬她，自去做事。

“不要是同居的吧！”她的口气简直严重到好似连带她也污染了一般，脸色好凝重的。

“是啊！我们是同居的。”荷西捉住这个恶作剧的机会，马上笑嘻嘻地回答起来。

我怒目瞪着荷西，这一来马利亚更确定了她的疑惑。荷西怕我找他算账，施施然装作没事似的踱到阳台上去了。

“没事做我得走了。”马利亚懒洋洋地又睇着我，看见书架上一包搬家带过来的口香糖，她问也不问，顺手拿了一片，剥开纸，往口里塞。

“拿钱去，明天请带一瓶镪水来。”我交给她一百块钱。

“女孩子，洗马桶我是不干的哦！”她又翻了一次白眼。

“明天开始，请您叫我太太。”我很和气地对她微笑着，眼睛却冷淡得像冰一样了。

她听了倒吸一口气，扫兴透了地说了一句：“罢了！”再见也懒得再说，一抽我手里的钱就走了出去。

当我确定这个马利亚已经走下楼去了，马上关上房间，找出荷西来怒喊过去：“你疯了吗？什么同居的，那种人脑筋跟我们不一样，以后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

“就是要她心里梗上一块刺，何必解释呢，上当啦！”荷西得意非凡地大笑着。

“昨天不是还说要去掐她吗？怎么不上去把她掐走，嗯，问你，我问你！”

我又对荷西大喊了一阵，把一只玩具小熊狠狠一脚踢到墙角去。

荷西看见我发怒的样子更加高兴了，抱起我来硬打着转，口里还高唱着：“马利亚，马利亚，我永远的，马利亚——”

等新家差不多理好了，想来想去不愿这样的一个女人闯进我们平静的生活里来，又跑到这个公寓管理处的兰赫先生那里去说：“请您还是退我一点钱吧，我不要工人来打扫。”

兰赫是一个看上去温和，事实上十分狡猾的德国人，我们以前的公寓也是向他租的，我知道，一旦钱进了他的口袋，再要他拿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了。

“这是公寓清洁维持费啊，有人帮您做家事不是很好吗？听说您常常会生病呢。”

“生病又不是做家事做出来的。”我顶了他一句，向他点点头，就大步走了开去。

“喂，兰赫先生，换一个给我怎么样？不要那个叫马利亚的来。”已经走了，又想通一个办法，这又跑了回去。

“四个都叫马利亚呢，你要换，来的还是马利亚呢！”他无可奈何地向我摊摊手。

原先，我是一个愉快的主妇，荷西从来不给我压力，我也尽责地将家事做得很好，这个家，始终弥漫着自由自在的气氛，一切随心所欲，没有谁来限制谁的生活。

自从我们家中多了一个马利亚之后，因为她早晨九点钟开始要来打扫，我便如临大敌似的完全改变了生活的习惯。

夜间再好看的书想一口气念完它，为着怕第二天早晨起不了床，强迫自己闭上眼睛睡觉。

抽水马桶马利亚早已声明是不洗的。我又不能请她洗衣、烫衣，所以她能做的事情，便是吸尘了，平日无论请她做什么，都说不在工作分内的。

从来不敢轻慢她，她来了，先是坐下来喝咖啡，再吃一些给荷西做的玉米甜饼，然后我洗早饭杯盘，她打开吸尘器随便吸吸，十五分钟吧，就算了。

当我们有一天发觉，两个人竟是同年岁时，彼此都吓了天大的一跳。

“老天爷就是不公平，你看我。”她气忿地拍拍自己肥胖的身躯叹了口气。

“很公平的，您有四个孩子，十六岁结的婚，这就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收获。”我说。

“可是你呢？你呢？你在付出什么？”她凶巴巴地反问我。

“各人的选择不同，这跟您无关嘛！”

我走了开去，总觉得马利亚潜意识里在恨我，怎么对待她都不能改变她的态度。

马利亚常常向我要东西，家里的小摆设、盆景、衣服、鞋子、杂志，吃了半盒的糖她都会开口要，有时说：“已经用了很久了，给我好吗？”

有时候她干脆说：“这半盒糖想来你们不再吃了，我拿走了。”

最气人的是她拿我的盆景，只要我辛苦插枝又插活了一盆小叶子，她就会说：“你有两盆嘛！我何不拿一盆去。”

有时我会明白地告诉她不能拿，可是大部分的时间，实在挂不下脸来为一点不足道的东西跟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去计较，总是忍了下来，而心里却是一日一日地看轻了这个不自重的女人。

有一天，看马利亚照例吃完了早饭将盘子丢在水槽里开始吸尘时，我一阵不乐，再也忍耐不住了，干脆叫住了她。

“不用扫了，我看您还是每星期来一次吧，好在兰赫那儿薪水合约都是一样的。”

她一听，脸色也变了，满脸横肉，凶悍地对我叫起来：“女孩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没有做错事。”

“对啊！几个月来，您根本没有做过事嘛，怎么会错。”我好笑地说。

“你没有事给我做嘛！”她有些心虚了，口气却很硬。

“没有事？厨房、洗澡间每天是谁在擦？阳台是谁在扫？您来了，是谁在澡缸边跪着洗衣服，是谁在一旁坐着讲话喝咖啡？”

“咦，我又不是你全用的，你只有两小时一天呀！难道还要我洗衣服吗？”她气得比我厉害。

“别说了，马利亚，对不起，我发了脾气，请您以后每星期三来，彻彻底底地替我扫一次，就够了，好吗？”

“好吧！我走了，将来共产党当选执政了，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她喃喃地说。

本来不应该跟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这么计较，可是一听她如此不公平地说着，还是将我气得发晕，一脚提起来，拦住了门框，非要她讲个清楚不可。

“我们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替你做事？”她倔强地说。

“因为您靠这个赚钱，这是您分内的工作，不是平不平等的问题。”我尽力解释给她听。

“有钱人就可以叫穷人做事吗？”

“荷西难道不也在替人做事？我们的钱，也是劳力换来的呀！”

“他比我赚得多。”她喊了起来。

“您怎么不到水里去受受那个罪看？”

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争执，使我对马利亚更加敬而远之了，她每周来打扫时，我大半是下山去十字港，不跟她碰面。

她的工作态度跟以前差不多，有时打扫完了我回去一看，连窗户都没打开，好在也真是不靠她做事，我又恢复了往常安静的日子。

每个月付房租时，我总是要对兰赫大人抗议一场：“马利亚根本连厨房的地都不擦，我付她钱做什么，您不能讲讲她吗？”

“我知道啦！老天爷，我知道啦！她扫我的房子也是一样乱来的呀！”他无可奈何地叹着气。

“这种没有敬业精神的女人，换掉她嘛！”

“我能辞她就好啰！这年头没有天大的理由不能辞人呢！工会保护很周全的。”兰赫苦笑着。

在超级市场买菜时，那个结账的女孩子见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叫了起来：“难怪问你有没有小孩，总是说没有，原来是不结婚同居的，啧，啧，真新派哦。”

我当然知道是谁跟她说的是非，当时等着结账的邻居很多，大家都有趣地看着我，我一句也没有解释，拿起东西就走了。

有一天，女友黛娥照例跑来了，一进门就说：“快给我看看你的金子，好朋友！”

“什么金子？”我莫名其妙地问。

“藏在茶叶罐子内的呀！”

“我自己都忘掉了，你怎么会晓得的？”我更不明白了。

“马利亚讲给你楼下那家听，楼下的传到黛安娜家去，黛安娜告诉了奥薇，奥薇在天台上晒衣服，顺口讲给卡门听，我们娃娃在天台上玩，回来说，妈妈，三毛有一块金子放在茶叶里，叫她拿出来看。”

“什么金子，不过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块金锁片，小孩子挂的东西。”

我气忿地将茶叶倒了满桌，露出包着锁片的小手帕来。

“哪！拿去看！三毛茶叶里的金子。”我啪一下，将小手帕丢在黛娥面前。

“三毛，马利亚这人不能不防她了，下次她来打扫，你还是不出去的好。”黛娥说。

“唯一值钱的东西都被她翻出来，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苦笑起来。

下一个星期三我真是在家等着马利亚。

“马利亚，请您下次不要再翻我的东西了，不然我对兰赫去说。”我重重地说着她。

她第一次讪讪的，竟涨红了脸没有说什么。

对人说了重话，自己先就很难过，一天闷闷不乐。我喜欢和平的事情。

“有时候讨厌马利亚，可是想想她有老母亲，生肺病的丈夫，四个孩子要靠她养，心里又很同情她，不能怪她有时太鲁莽。”

吃晚饭时我跟荷西说起马利亚的事情，自己口气便温和了下来。

“她先生的确得过一次轻微的肺病，可是社会福利金是不能少他的，病假一年，收入职位都不能赖他的，这是劳工法，肺病疗养院也是社会福利，不收钱的，他生病还是领百分之百的钱呢！”荷西说。

“两个人赚，七个人用，还是不够的。”

“法兰西斯自己说的，他岳母每月在领过世岳父的退休金，再加社会福利金，收入比马利亚还要多，马利亚一个月是两万不是？”（注：约合一万台币）

“谁是法兰西斯？”我惊奇地说。

“马利亚的先生嘛！天天在土地旁边那家有弹子房的酒馆里，他呢，喝一百几十块钱一公升的葡萄酒，你先生呀，难得跟朋友去一次，只喝得起六十八块一公升的，法兰西斯倒是大方，听说马利亚替我们打扫，还请我喝了一杯呢。”荷西说。

“那个家一共三个人有收入？”我问他。

“五个。大儿子在旅馆做茶房，大女儿在印度人的商店做店员，他们的车，是英国摩里斯进口轿车，住的是国民住宅，一个月只要付三百五十块，二十五年以后就是他们的了。”

我听了十分感触，反倒同情起自己来了，很小心地问荷西：“你为什么没有这种保障呢？”

“我们的工作是看工程的，跟固定的公司不同，再说，我没有参加任何工会。”荷西很安然地说。

“为什么不参加？”我叹了口气。

“有事找律师嘛，一样的。”

“马利亚常常恨我呢，听了去年共产党竞选人的话，总是叫我——资方、资方呢！”我咬咬牙狠狠地说着。

马利亚并不是个过分懒散的人，她只是看人做事而已。

有一天我看见她挂在二楼那家人家窗外殷勤地擦玻璃窗，我有趣地站住了。

“马利亚，我住了半年了，玻璃窗一直是自己擦呢，什么时候轮到您来帮帮忙。”我笑着说。

“这家人每月另外给我小账的。”她不耐烦地说。

这家的太太听见我们谈话就走了出来，对我点点头，又在走廊上轻轻跟我说：“太苦啦，孩子又多，是帮助她的。”

我抿嘴一笑跑掉了。

也许马利亚看透了我是拿她没有办法的人，有什么事情仍是大大方方地来找我。

“女孩子，法兰西斯的车今天送去保养了，没人送我回家，你送我去怎么样？”她要求人的时候，脸就软了，笑得一块蛋饼似的。

我望着她，说：“不去。”

“我从来不求你的。”她的脸色僵了。

“上礼拜我发烧，黛娥到处找您，请您来换床单、扫地，您跟她怎么说的？您说，我是一个星期扫一次的，多了不去。”我好笑地说。

“本来就是嘛！”她耸耸肩。

我咬着原子笔，看了一眼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再也不理她了，低下头来看书。

走廊那头荷西吹着口哨过来了。

马利亚马上跑上去求他，荷西无所谓地说：“好啊！我们送您回家。”又叫着：“三毛，快出来。”

“我不去。”我冷淡地说。

“我送了她就回来。”荷西喊着。

“不必回来了。”我大叫起来。

荷西过了很久才回来，说法兰西斯请他喝酒呢。又形容了马利亚的房子，四房一厅，有这个，有那个，前有小花圃，后有天井，最后又说：“还有，她有一样你做梦都在想的东西。”

“什么？”我好奇地问。

“全新电动，可以绣花的缝衣机，三万九买下的。”

我听了苦笑了起来。

“荷西，一公斤新鲜牛肉是四百六十块，马利亚的国民住宅大概每月分期三百五十块买下的，可是下次选举她还要选共产党，你我要投什么党才能把她的缝衣机抢过来，问你？”

夏天来了，我有事去了马德里半个月。

回来时顺口便问荷西：“马利亚有没有常常来？我托了她的。”

“不知道，我上班呢，下班回来也看不出。”

“做了家事总是看得出的嘛！”

“奇怪就是看不出呢！”荷西抓抓头。

我去菜场买菜，那个算账的小姐一见了我，当大消息似的向我说：“你不在的时候，马利亚在你床上睡午觉，用你的化妆品擦了个大花脸，用你的香水，切荷西吊着的火腿，下班时还把你的披肩围在身上回家，偷看你们的文件房契，还拿了你的防晒油去海边擦。”

“她自己讲的？”我带笑不笑地说。

“她自己夸出来的，我跟她说，当心三毛回来我告诉她，马利亚说，啊，三毛是傻瓜，说了也是一样的，才不在乎呢。”

“谢谢您，再见！”我笑了起来，好高兴的。

在路上遇到女友卡门，她尖叫了一声，愉快地说：“呀！回来啦！以为你还在马德里呢！”

“还好回来了，你不在，荷西带女人回家，晓不晓得？”她拉拉我，低声地说。

我一向最厌恶这些悄悄话，听着脸上就不耐烦了，卡门却误会了我，以为我在生荷西的气。

“马利亚去给荷西打扫，听见里面有女人说话声，吓得她马上逃开了。”卡门说。

“又是马利亚。”我叹了口气。

“好啦！你可别跟荷西闹哦，男人嘛！”卡门扬扬手走了。

我跑到黛娥那儿去，气冲冲地对她说：“马利亚那个死人，竟然说荷西带女人回家，如果他会做这种事，我头砍下来给你。”

黛娥听了大笑起来，指着自己：“女人在这里嘛！就是我呀！埃乌叫我天天去喊荷西来家吃饭，他不肯来，乱客气的。”

埃乌是黛娥的丈夫，荷西的同事。

“奇怪马利亚怎么那么会编故事，她明明看见是我。”黛娥不解地说。

“你这一阵看见她没有？”我问。

“度假去啦！不会来跟你扫地，你傻瓜嘛！”

过了十多天，有人按门铃，门外站着一个全身大黄大绿的女人，用了一条宽的黄丝巾系在头发上，脸上红红白白的，永不消失的马利亚又出现了，只是更艳丽了。

“女孩子，好久不见啦！”她亲热地一拍我的肩，高跟鞋一扭一扭地进来了。

“快给我杯啤酒，热死人了。”她一向是轻慢我的。

“您算来上工吗？”我笑着说。

“上工？你疯了？我是下来买菜的，顺便来看你。”

“谢谢！”我说。

“你在马德里还玩得好吗？”

我又谢了她，她喝完冰啤酒便走了。

对这个人，她还不配我跟她闹。

在那天下午，我再度进了兰赫的办公室。

“马利亚不必再替我打扫，这三千块清洁费我这月起也不再付您了。”我简单地向他宣布，这一次不再是商量了。

“这不合规定，早就说过了。”兰赫自然又来这一套，不很客气了。

“什么规定？谁定的？住户租屋，要强迫合请佣人吗？请了个无耻的不负责任的工人来，您明明知道得很清楚，管过她吗？”我冷笑起来。

“你不付，我薪水平均不过来了。”他脸色也难看了。

“那是您的事情，这十个月来，我一忍再忍，对您抗议了快二十次这个马利亚，您当我过一回事吗？”说着说着我声音就高昂起来了。

兰赫没有什么话好回答，恼羞成怒，将原子笔啪一下掷在桌上。我本来亦是在气头上，又看见这人这么的态度，自己也恶劣起来，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的风度，顺手举起那本厚电话簿，惊天动地地给他摔在桌上。走出去时，想到平日每月准时去付房钱时，亲热地叫着他：“兰赫先生！兰赫先生。”自己又是一阵恶心，将他的办公室门嘭一把推开，昂然走掉了。

好多年没有对外人那么粗暴，闹了一场回来，心跳得要吃镇静剂。

没多久，听说兰赫多给了马利亚半年的薪水算遣散费把她退了。

又听说马利亚要告兰赫悔约。

再听说马利亚终于争取到多一年的薪水，不再闹了，同时她的社会福利开始给她为期两年的失业金，金额是原薪水的百分之七十五。

有一日我去后山新的一个住宅区散步，突然又看见马利亚了，她在一幢白房子的阳台上拼命叫我，样子非常得意。

“您在上面干吗？”我喊着。

“看护一个有钱的外国老太太，薪水比以前好，又没有人管我，这里政府查不到，失业金照领呢！”她好愉快地说。

“恭喜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这时，一个削瘦的坐轮椅的老太太，正被马利亚粗鲁地一把推出阳台来，快得像炮弹一样。

老人低着头，紧紧地抓住扶手，脸上一副受苦受难怯怯的表情。

我别了马利亚，经过芭蕉园，在一个墙洞里，发现一座小小的圣母像灰尘满身地站着。

伸手摸摸，是水泥黏住的塑像。

我搬来了一块石头做垫脚，拉起自己的长裙子替圣母擦起脸来。望了一下四野，芭蕉树边一丛月季花，我跳了下去，采了一朵来，放在圣母空空的手中。

这时好似听见兰赫在说，“她们都叫马利亚，换一个来，又是一个马利亚，都一样的。”

又好似听见荷西在高歌：“马利亚，马利亚，我永远的马利亚——”

我细细地擦着这座被人遗忘了的圣像，在微凉的晚风里，圣母的脸上仿佛涌出一阵悲恸，我呆住了，再一细看，她仍是低着头，一样的温柔谦卑，手中的月季花，却已跌在地上了。

石头记

那几天海浪一直很高，整片的海滩都被水溺去了，红色警示旗插得几乎靠近公路，游人也因此绝迹了。

我为着家里的石头用完了，忍不住提了菜篮子再去拾些好的回来。

其实，那天早晨，那个人紧急煞了车从路上往海边奔来时我是看见的，还看见他举着双手，我茫茫然地看了他一眼，觉得这跟我没有关系，就又弯下腰去翻石头了。

再一抬头，那人已闪电也似的奔到我面前来了，他紧张的脸色似乎要告诉我什么，可是他却来不及说话，抓住我的手返身就跑，我踉跄地跟了几步，几乎跌了一跤，乱扭着手腕想从这个陌生人的掌握里挣脱出来，他越发地拉紧我向公路上拖，一面快速地回过脸，向我哇哇乱喊，身后的大海万马奔腾，哪里听得清他在叫什么。那个人的表情十分恐怖，我看了很怕，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舍命地跑了起来。

这人再跑了几步，突然回过身来，用双臂环抱着我，在我耳边叫喊着：“来了，拉住我。”

我也回身向背后的海望去，这才发现，天一般高的大浪就在我眼前张牙舞爪地噬了上来，我知道逃不过了，直直地吓得往后仰倒下去，一道灰色的水墙从我头顶上哗的一声罩了下来，那一霎间，我想我是完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在水里被打得翻筋斗，四周一片的昏暗，接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向外海吸出去，那在身后死命抱住我的手臂却相反地把我往岸上拖，我呛着水想站起来，脚却使不出气力，浪一下退远了，我露出了头来，这又看见另外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踏着齐胸的水伸着手臂向我们又叫又喊地过来。

“快，下一浪又要来了！”拖住我的那个人大喊着。

两个人挟着我出了水，一直拖到快上了公路才将我丢了下来。

我跌坐在地上不停地呛，牙齿不住地格格地抖着，细小的水柱从头发里流进眼睛里去。

“谢谢！”我呛出这句话，趴在膝盖上惊天动地地咳起来。

救命的两个人也没比我镇静多少，只是没有像我似的瘫在地上，其中的一个用手捂着胸口，风箱似的喘着。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中年人，第一个下水救我的不太喘了，这才大声向我叱骂起来。

“要死啊！那么大的浪背后扑上来了，会不知道的？”

我还是在发抖，拼命摇头。

中年人又喊：“昨天这里卷走两个，你要凑热闹不必拉上我，我打手势你看到了，为什么不理，嗯？”

我抬起头来呆呆地望着他，他满面怒容地又喊：“嗯，为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我哀叫起来，恨不得再跳下水去，如果这个人因此可以高兴一点。

“喂，你的篮子。”另一个后来跑上来帮忙的年轻人把菜篮拾了过来，放在我脚边，他全身也湿透了。

“那么早，在捡螃蟹吗？”他好奇地问着。

我偷偷瞄了在拧湿衣服的中年人一眼，心虚地轻轻回答：“不是。”

篮子里躺着圆圆的十几块海边满地都是的鹅卵石。

中年人还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伸过头来往篮内一探，看了不敢相信，又蹲下去摸了一块在手里翻着看，又看了半天，才丢回篮子里去，这才做出了个“我老天爷”的姿势，双手捂着太阳穴，僵着腿，像机器人似的卡拉一步，卡拉又一步，慢慢地往他停在路边的红色汽车走去，连再见都不肯讲。

“先生，请留下姓名地址，我要谢您。”我慌忙爬了起来，追上去，拉住他的车门不放。

他叹了口气，发动了车子，接着又低头看了一眼全身滴水的衣服，疲倦地对我点点头，说：“上帝保佑你，也保佑你的石头，再见了！”

“上帝也保佑你，先生，谢谢，真的，谢谢！”我跟在车后真诚地喊着，那位先生脸上的表情使我非常难过，他救了我，又觉得不值得，都写在脸上了。

“唉，他生气了！”我望着远去的车子喃喃地说着。

身旁的年轻人露出想笑的样子，从我篮子拿了一块石头出来玩。

“捡石头做什么？”他问。

“玩。”我苦笑了一下。

“这么好玩？”他又问。

我认真地点点头。

“把命差点玩掉啰！”他轻轻地半开玩笑地说。接着吹了一声长哨，把他的狗唤了过来，双手将湿衣服抖一抖，就要走了。

我赶快跑上去挡住他，交缠着手指，不知要如何表达我的谢意，这样陷害人家，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我赔你衣服。”我急出这一句话来。

“没的事，一下就干了。再见！”他本来是要走了，这时反而小步跑开去了，脸红红的。

人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路边，深灰色的天空，淡灰色烟雾腾腾翻着巨浪的海，黑碎石的海滩刮着大风，远方礁石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废弃了的小灯塔，这情景使我想起一部老电影《珍妮的画像》里面的画面。又再想，不过是几分钟以前，自己的生命，极可能在这样凄凉悲怆的景色里得到归宿，心中不禁涌出一丝说不出的柔情和感动来。

回家的路上，大雨纷纷地落下来，满天乌云快速地游走着，经过女友黛娥的家，她正抱着婴儿站在窗口，看见我，大叫了过来：“啊，清早七点多，梦游回来了吗？”

“还说呢，刚才在下面差点给浪卷掉了，你看我，脸都吓黄了。”拉起湿湿的头发给她看。

“活该！”她笑了起来。

“你看，捡了十几块。”我把篮子斜斜地倾下来给她看。

“真是神经，起那么早，原来是在搞这个。”她惊叹着。

“根本还没睡过，画到清早五点多，荷西去赶工，我也干脆不睡到海边去玩玩。”我认真地说。

“什么时候才画得完，我的那块轮到什么时候？”黛娥又急切地叫了过来。

“我也不知道呢，再见了！”迎着大雨快步跑回家去。

去年耶诞节的时候，我的一个女友送了我一大盒不透明水彩，还细心地替我备了几支普通的画笔。

老实说，收到这样的东西，我是不太开心的，它只能算一件工具，一份未完成的礼物，还得自己再加创造才知道它会成什么样子。

当时，我马上把很多用白线缝过的衣服翻了出来，细细地调出跟衣料一样的颜色，将它涂在不衬而刺眼的白线上，衣服一下变好看了很多。

后来，我碰到了这个送颜料的女友，就把牛仔裤管下面自己缝的地方给她看，告诉她蓝色的线原是白的，是她的颜料涂蓝的。

我的女友听了我的话十分窘迫地说：“三毛，送你颜料是希望你再画画儿，不是给你染白线用的；缝衣服，街上卖线的地方很多——”

我听了这话就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画画我是再也不会做了，上辈子的事不能这辈子再扯回来。

所以我只是望着这个女友笑，也不说什么。

后来我一个人去港口看船，无意间发觉一家小店竟然在卖画好的鹅卵石，比青果还小的一枚小石头，画得五颜六色，美丽非凡，我看了好欢喜，忍不住买下了一块，回来后，把玩不已，心里又挂念着那些没有买回来的。第二天清晨又跑去看，又忍不住带回来了另一块，黄昏又去了一趟，这次是跟女友黛娥一起去的，结果又是买了一块回来，三块石头，花掉了一星期的菜钱。

“你如果吃石头会更高兴对不对？”黛娥问我，我举着石头左看右看，开心地点头。

“自己画嘛，这又不难。”黛娥又说。

我被她一说，不知怎的动了凡心，彩石太诱人了！

海滩就在家的下面，石头成千上万。

第一天决心画石头，我只捡了一块胖胖的回来。

完全不知道要画什么，多年不动画笔，动笔却是一块顽石，实在不知道为了什么有这份因缘。

“这不是艺术，三毛。”荷西好笑地说。

“我也不是画家。”我轻松地答着。

夜来了，荷西睡了，我仍然盘膝坐在地上，对着石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要看出它的灵魂来，要它自己告诉我，藏在它里面的是什么样的形象，我才给它穿衣打扮。

静坐了半夜，石头终于告诉了我，它是一个穿红衣服黑裙子，围着阔花边白围裙，梳着低低的巴巴头，有着淡红双颊深红小嘴，胸前绣着名字，裙上染着小花的一个大胖太太，她还说，她叫——“芭布”，重九十公斤。

我非常欢喜，马上调色，下笔如同神助，三小时之后，胖太太芭布活龙活现地在石块上显了出来，模样非常可亲，就是她对我形容的样子，一点也不差。为了怕她再隐进去，我连忙拿亮光漆轻轻地在石上拂过，把她固定，颜色就更鲜明起来了，竟然散发着美丽灵魂的光泽。

我的第一块彩石，送给荷西，他没有想到一觉睡醒粗陋的小石头变成了一个胖太太，这样惊人的魔术使得我们两人都欢喜得不知怎么才好，我一提菜篮，飞奔海滩，一霎间所有的石头都有了生命，在我眼前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

“照什么画的，照什么画的？”黛娥来看了，也兴奋得不得了，叫个不停。

“石头自己会告诉你该画什么，只要你静下心来跟它讲话，不用照画册的。”当时我正弯着头细心地在一块三角形的石头上画一个在屋顶烟囱上筑巢的鹳鸟，石块太小，我以极细的小点代替了线条，这样远看上去是非常有诗意的。

“石头会跟你说话？”黛娥呆了。

“国王有新衣吗？”我反问她，她马上摇头。

“在我，这个童话故事里的国王是穿着一件华丽非凡的新衣服的。”我笑着说。

“当然，有想象力的人才看得见。”我慢慢地又加了一句。

黛娥急急忙忙拿起一块圆形的石头来，歪着头看了一会儿，说：“没有，它不说话，不过是块石头罢了。”

“对你是石头，对我它不是石头。”

那是今年一月的对话。

二月时，我画完了颜料，我用光了一小罐亮光漆，我不断地去海边，日夜不停地默对着石头交谈，以前，石头是单独来的，后来它们一组一组来，往往半个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画个不停，只画出了一组几块小石头而已，石头大半都有精致高贵的灵魂，我也不烦厌地一遍又一遍仔细到没有法子再仔细地、完美地去装饰它们。

有一天，我把石头放好，对着自己画出来的东西严格地审视了一遍，我突然发觉芭布不知怎的那么不整齐，围裙原来是歪的，眼睛又有点斜白眼，那支鹳鸟腿好像断了一般不自然，长发少女表情扭捏作态，天鹅的脖子打结了一般，小鹿斑比成了个四不像，七个穿格子裙的苏格兰兵怎么看都有嫌疑是女人装的，美丽的咕咕钟看来看去都是一只蛋糕——

我非常的伤心，觉得石头们背叛了我，以前画它们时，没有看出这些缺点的啊。

想了一夜，第二天把石头都丢回海里去了。

黛娥听说这么多美丽的彩石都被丢掉了，气得跺脚。

“不要气，不过是石头罢了。”我笑着说。

“对我，它们不是石头。”她伤心地说。

“啊，进了一步，见石不是石了。”我拍手嚷了起来。

不合意的东西，是应该舍弃的。不必留恋它们，石头也是一样，画到有一天，眼睛亮了，分辨出它们的优劣，就该把坏的丢掉，哪怕是一块也不必留下它来。

我不知不觉地一日复一日地沉浸在画石的热情里，除了不得已的家事和出门，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石头，不吃不睡不说话，这无比的快乐，只有痴心专情的人才能了解，在我专注的静静的默坐下，千古寂寞的石魂都受了感动，一个一个向我显现出隐藏的面目来。

有时候，默对石头一天一夜，它不说话，我不能下笔。有时下笔太快，颜色混浊了，又得将它洗去再来，一块石头，可以三小时就化成珍宝，也可以一坐十天半月没有结果。

呼唤它是最快乐了，为它憔悴亦是自然得不知不觉。有一天，我笔下出现了一棵树，一树的红果子，七只白鸟绕树飞翔，两个裸体的人坐在树枝浓荫深处，是夜晚的景色，树上弯弯地悬了一道新月，月光很淡，雨点似的洒在树梢……

荷西回来，见到这幅文字再也形容不出来极致的神秘的美，受了很大的感动，他用粗麻绳圈了一个小盘托，将这块石头靠书架托站了起来。

“三毛，伊甸园在这里。”他轻轻地说，我们不敢大声，怕石里面幸福的人要惊醒过来。

后来，我放弃了过分小巧的石头，开始画咖啡杯口那么大的，我不再画单一的形象，我画交缠的画面，过去不敢画太清楚的人脸，现在细致忧伤的表情也有把握了，藏在石头里的灵魂大半是不快乐的，有一个仰着乱蓬蓬的头发口里一直在叫：“哦——不——哦——不——”

另有一个褐衣面带微笑的小女孩，在画她时，她心里一直在喊：“救命——救命——救命——”我听见了，用英文字在她的画像上围了一圈“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还有一个音乐师带了一只鸡坐在红色的屋顶上拉小提琴，音符在黄黄红红的大月亮上冻住了，那是一块正方形的石头里的灵魂。

我不断地画，不断地丢，真正最爱最爱的，不会超过五六块，我不在乎多少，我只要最好的。

黛娥住在家附近，她每次都带了两个孩子来看我，我一听见她婴儿车的声音，就跳起来把最宝贵的一批石头藏进衣柜里去。

打扫的女工每星期来一次，来了也是拿块抹布在我身边看画看痴了似的，我付房租时几次对公寓的管理人说，我不要人服侍，可是公寓是一起收费的，不要工人也不行。

那天我在海边“鬼门关”里回来之后一直很不开心，做什么都不带劲，工人马利亚来打扫，发现我居然不坐在桌前画石头，十分意外，我又重复了一遍什么脸也吓黄了，差点捡石头溺死了的话给她听。

“不要再画了，这么弄下去总有一天要送命的，山上没有石头吗？”她听了关心地嚷起来。

“海边石头细，圆，山上没法比的。”我叹了口气，等她桌子一擦好，习惯性地又坐了下去，顺手摸了一块石头来，又痴痴地看起来。

“你难道靠这个吃饭吗？”马利亚无可奈何地叹息起来。

天下多少真正的艺术家，就因为这份情痴，三餐不继，为之生、为之死都甘愿，我的热情和才华，比较起他们来，又是差太多了，而马利亚想的还是吃不吃饭的问题，她不知道，世上有一种人是会忘记吃饭的。

我很珍爱少数几块被我保存下来的石头，是我画了几百块石头里面挑出来的最极品。对我，它们有灵魂，有生命，有最细的技巧，最优美的形状和质地，只要握这石头中间任何的一块，我的心真会不知怎么的欢欣感动起来，它们是自己与我交谈了很久很久，才被我依照它们想要的外形画出来的。

为了这十一块石头，我买下了一个细小的竹篮子，里面铺上了红色的绒布，轻轻地盖着我的宝贝，绝对不轻易展示给别人看，每天起床，我总是拿了它们，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轻轻地拂擦它们已被亮光漆保护得很好的颜色，这种幸福，是没有东西能够代替的。

复活节来了，过去我们居住在大加纳利岛的邻居来了一大家，要在丹纳丽芙度四天假，加纳利群岛的大家族来起来总是一群十几个的，他们突然来看我，我自然十二分的高兴，奔了出去买食物和成箱的啤酒，又去海边通知荷西叫他早回来，乱了一阵才抱着大批烤鸡回家。

脚没上楼，就听见一向只有鸟叫点缀的安静公寓吵得成了大菜场，德国老太太吓得拉住我拼命指我们的门。

“不要怕，是我的朋友们来了，只吵一下午就走。”我愉快地安慰她，她结果还是做出了愤怒的表情。

冲进门去，啤酒发给男人们喝，几个年轻女人们一起涌进小厨房来帮忙，又挤又笑，不停地讲话，愉快得不得了。

这时候，其中有一个洛丽说：“三毛，你那一篮石头是自己画的还是人家给的？真好看。”

我开罐头的手突然停住了，来不及回答，匆匆往客厅走，身边四个十岁以下的小男孩野人打战似的穿来穿去。

我的石头，我的命根，被丢了一地，给大人踩来踩去，小孩子捡了在玩，其中一个很小的胖男孩，洛丽的儿子，居然把我视为生命归宿的那块伊甸园拿在嘴里用牙齿啃，我惊叫一声扑上去舍命抢了下来，小孩尖叫狂哭，女人们都奔出来了。

“什么都可以拆，可以动，这些石头不行。”我对围过来的孩子们大嚷，把聚拢来的石头高高地放在书架最上一层。

“难怪三毛紧张，这些石头实在是太美太美了。”洛丽的妹妹班琪叹着气，无限欣赏地说。

接着她说出了我已经预料得到的话：“给我一块，我那么远来看你。”

“你要，以后替你画，这几块绝对不可能。我一生再也画不出比这十一块更好的石头了。”

班琪也不再争了，可是坏坏地笑着，我有些不放心，把石头又换到抽屉里去。

后来大伙儿就吃饭了，乱哄哄地吃，热闹得一塌糊涂，说话得叫着说才听得见。

这些好朋友，一阵旋风似的来，又一阵旋风似的走了。

我那日被搞得昏头转向，石头就忘记了。

直到第二天，想起藏着的石头，拉开抽屉把它们请出来，才发觉好像少了三块。

我心跳得不得了，数了又数，一共是七块，少了四块，整整的四块，我完全记得它们是什么，它们是一个流泪的瘦小丑，一个环着荆棘的爱神，一整座绕着小河的杏花村，还有那个一直在叫救命的微笑小女孩。

我的心差点啪一下碎成片片。班琪偷走了我四个灵魂。

我难过了很久很久，决定这余下来的七块石头要锁到银行保险库里去，绝对不给任何人看了。

我们租的保险柜在大加纳利岛的中央银行，里面放了一些文件，还有几枚母亲给我的小戒指，其他没有东西了，我们暂时搬家时，也用不着去开。

一时不回大加纳利岛去，我的七块宝石就用报纸包好，放在一个塑胶袋里，再藏在床底下，对马利亚，我一再地说，床下的是石头，不要去动它，我再也不去拿出来给人看了。

有一天早晨，我先去买菜，买好菜又转去公寓管理处付房租，跟收款的先生随口聊着天气，他说：“这一阵很多人感冒，马利亚今天也没上工，说是生病了。”

“啊！那我回去打扫。”我说着站了起来。

“不要急，有替工的，正在你房里扫呢。”

我突然有些不放心，急急地走了出来，快步往家里走去，还没到，就听见吸尘器的声音，心里一块铅遽然地落了下来。

“早啊！”我笑着踏进房，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在吸尘，她人在，我总放心了。

为了不妨碍她工作，我关上了厨房的门，冲了一杯红茶，要丢茶袋时，发觉昨天的垃圾已经倒掉了，这不是马利亚的习惯。

我心里又有点发麻，镇静地慢慢走进卧室，弯下腰来看看我的石头还在不在，可是床下除了地毯之外，还是地毯，我的石头，不见了！

我双手扑进床底下乱摸，又趴了下去，钻了进去找，袋子没有了，什么地方都没有。

我冲了出去，喊着：“床下的口袋呢？”

“刚刚垃圾车经过，我连同厨房的垃圾、床下的报纸一起赶着丢掉了。”细声细气地回答着。

没有再听下去，我一口气飞下了楼，哪里还有垃圾车的影子。

当时我实在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激动得很厉害，清洁工人没有错，我不能这样上楼去吓她骂她，我冲到黛娥家去，她不在，我就一直冲，一直冲，直到了海边，冲进礁石缝里，扑在一块大黑石头上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哭了很久很久，没了气力，这才转过身，对着大海坐了下来。

风呼呼地吹了起来，海水哗哗地流着，好像有声音在对我说：“不过是石头！不过是石头！”

我听见这么说，又流下泪来，呆呆地看着海滩上满满的圆石子，它们这一会儿，都又向我说话了：“我有一块石头，它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它属于山，它属于海，它属于大自然……怎么来的，怎么归去——”

我不相信石头对我说的话，我捡拾它们时曾经几乎将生命也付了上去，它们不可能就这样地离开我。

我一直在海边坐到夜深，月亮很暗，星星占满了漆黑的天空，我抬起头来叹息着，突然看见，星星们都退开了，太阳挂在天空的一边，月亮挂在天空的另一边，都没有发光，中间是无边深奥的黑夜，是我失去的七块彩石，它们排列成好似一柄大水勺，在漆黑美丽的天空里，正以华丽得不能正视的颜色和光芒俯视着地下渺小哀哭的我。

我惊呆了，望着天空不能动弹，原来是在那里！我的身体突然轻了，飞了出去，直直望着天空，七块石头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它们连成一只大手臂，在我还没有摸触到其中的任何一块时，已经将我温柔地拥抱了进去。

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的朋友莫里离开这儿已快一个夏季了。

每看到他那张斜斜插在书架上的黑白照片，心里总是涌上一阵说不出的温柔。

窗外的大雪山荻伊笛依旧如昔，衬着无云的长空。

就在那座山脚下的荒原里，莫里穿着练武的衣服，在荷西跟我的面前，认认真真地比划着空手道，每跨出一步，口里都大喊着——啊——啊——

那个冬日积雪未散，日正当中，包括莫里在内，大地是一片耀眼的雪白。当他凌空飞踢出去的时候，荷西按下快门，留住了这永恒的一霎。

所谓阳刚之美，应该是莫里照片里那个样子吧。

这时候的莫里不知飘流在世界哪一个角落里，他是不是偶尔也会想念荷西跟我呢？

认识莫里是去年十二月初的事情。

冬日的十字港阳光正好，游人如织。

因为一连串的节日近了，许多年轻人将他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艺术品放在滨海的人行道上做买卖，陆陆续续凑成了一条长街的市集。

这一个原先并不十分动人的小渔港，因为这群年轻人的点缀，突然产生了说不出的风味和气氛。

当我盼望已久的摊贩出现在街上的第一日开始，荷西与我便迫不及待地跑下港口去。

五光十色的市集虽然挑不出什么过分特别的东西，可是只要在里面无拘无束地逛来逛去，对我们这种没有大欲望的人来说，已是十二分愉快的事了。

第二次去夜市的时候，我们看中了一个卖非洲彩石项链的小摊子，那个摊子上煤气灯照得雪亮，卖东西的人却隐在一棵开满白花的树下，看不清楚他的样子。

“请问多少钱一条？”我轻声问着。

卖东西的人并没有马上回答，朦胧中觉着他正在凝望我。

“请问是日本人吗？”花下站着的人突然说。

在这样的海岛上听到日语使我微微有些吃惊，一方面却也很自然地用日语回答起来。

“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哩！”我笑说。

“啊！会说日文吗？”这人又惊喜地说。

“一共只会十几句。”我生硬地答着，一面向荷西做了一个好窘的表情。

在我们面前站着的是一个英俊非凡的日本人，平头，极端正的五官，长得不高，穿着一件清洁的白色套头运动衫，一条泛白的牛仔裤，踏着球鞋，昂昂然地挺着腰，也正含笑注视着我呢。

“嗯——要这个，多少钱？”我举起挑好的两串项链给他看，一说日文，话就少了。

“每条两百块。”很和气地回答着。

“怎么样？一共四百。”我转身去问荷西，他马上掏出钱来递了上去。

四周的路人听见我们刚才在说外国话，都停住了脚，微笑地盯住我们看。

我拿了项链，向这个日本人点点头，拉了荷西很快地挤出好奇的人群去。

走了没几步，身后那个年轻人追了上来，拿了两张百元的票子不由分说就要塞回给荷西。

“都是东方人，打折。”他谦虚地对荷西改说着西班牙文，脸上的笑容没有退过。

荷西一听要打折，马上退了一步，说着：“不要！不要！”

这两个人拼命客气着，荷西挣扎不过，都想拿了，我在一旁喊了起来：“不能拿，人家小本生意啊！”

路人再度停住了，笑看着我们，我急了，又对日本人说：“快回去吧！摊子没人管了。”

说完用力一拖荷西，发足奔逃开去，这人才没有再追上来。

跑了一阵，荷西很快地不再去想这件事，专心在街头巷尾找卖棉花糖的摊子。

我跟着荷西大街小巷地穿出穿进，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了：“不行，一直忘不掉那个人。”

“什么人？”

“刚才那个日本人。”我叹了口气。

荷西在粉红色的棉花后面眨也不眨眼地瞪着我。

“想想看，一个陌生人，对我们会有那样的情谊。”我慢慢地说。

“可是我们没有拿他的钱呀！”荷西很干脆地回答，还做了个好天真的手势。

“拿，不拿，这份情，是一样的，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吗？”我再叹息起来。

“要怎么样才能忘记他，你说吧！”

“流浪的人，也许喜欢吃一顿家常菜，你答应吗？”我温柔地求着荷西。

荷西当然是首肯的，拉着我便往回走。

这一回我们绕到那日本人的摊子后面去，轻轻敲着他的肩。

荷西跟我笑着互看了一眼，荷西推推我：“你说。”

“嗯——中华料理爱吃吗？”我的日文有限，只能挑会说的用，胆子倒是来得大。

“爱极了，哪里有吃呀？”果然他欢喜地回答着。

“在我爸爸和我的家里。”我指指荷西。

说完马上发觉讲错了，也不改正，站在树下一个人哈哈地笑。

这个人看看荷西，也笑了起来。

“我叫莫里。”他对我们微微弯了一下身子，并不握手，又慢慢在摊子上用手指画出一个“森”字来。

“我们是荷西和三毛，请多指教。”说着我对他鞠了一躬，荷西在一旁看呆了。

第二日早晨，我正在泡虾米和冬菇，女友黛娥抱着孩子兴冲冲地跑来了。

“早上碰见荷西，说有同胞来晚饭，要去大菜场吗？我也跟去。”她好起劲地叫着。

黛娥是西班牙人，因为跟我十分要好，言谈之间总是将中国人叫同胞，每次听她这么说，总使我觉得好笑，心里也就特别偏爱她。

“是日本人，不是同胞。”我笑说。

“啊！算邻居。”黛娥马上接了下去。

在去菜场的途中，黛娥按不住她的好奇心，一定要我先带她去看莫里。

“在那边，我停车，你自己下去看，不买东西还是不要去扰人家才好。”

黛娥抱了孩子跑了上去，过一会儿又悄悄地跑回车上来。

“这个人我喜欢，没买他的东西，他看见娃娃，送给她一朵小花，好谦和的，跟你不一样呢。”

莫里也是给我那样的第一印象，谦和诚恳，不卑不亢，他那个摊子，挤在一大群嬉皮打扮的年轻人里面，鹤立鸡群似的清爽。

我们照约定的时间去接莫里，却发觉他的摊子上生意正旺，挤满了现定的游客，要莫里当场用银丝绕出他们的名字胸针来。

莫里又要卖又要做手工，忙乱不堪。看见我们去了，马上跟面前围着的人说要收摊。那时，我才发现自己弄巧成拙，请莫里回家吃顿苦饭，却没有想到挡掉了他下半夜的财路。一时心里不知怎的懊悔起来。

在我们温暖的小公寓里，莫里对着一桌子的菜，很欢喜地用日文说了一堆感谢的话，这才拿起筷子来。

他的西班牙文很不好，只能说简单的字，荷西在他筷子旁边放一支笔，叫他跟我笔谈。

“我的父母，是种田的乡下人。故乡在日本春日井市。”莫里慢慢地用日语说给我听。

故乡，竟有个这么诗意的名字。

“我赚钱，旅游，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慢慢走，出外已有好几年了。”

“喜不喜欢西班牙？”荷西问他。

“喜欢，这里不但人好，更有生活的情调。”

虽然莫里跟荷西不能畅谈，可是我请莫里回家的目的是要他吃菜，他说多说少，对我都是一样的。

当我看见荷西跟莫里两个人把一桌的菜都扫光了，还捧着饭碗拌菜汁津津有味地大食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你平常吃什么？上餐馆吗？”我问莫里。

“馆子太贵了，我买蔬菜水果吃。”

“肉类呢？”我又问。

“今天吃了很多。”他双手放在膝盖上，坐着又向我微微欠身道谢。

“你没有厨房，以后在十字港的时间请常常来这儿吃饭。”荷西友爱地对他说。

莫里微笑着，要说什么又没说，面上突然有些伤感的样子，我看那情形赶快站起来收盘子，一下就把话扯开去了。

饭后荷西将他海里淘出来的破铜烂铁搬出来献宝，两个人又跑到阳台上去看荷西养的海龟。过一会儿莫里又把他整个的摊子从大背包里倾倒出来，挑了一大堆礼物要送我们。这么弄来弄去，已是深夜了。

送莫里回港口去的途中，我对他说：“莫里，我们下星期可能要搬家，下次你来大概是在新家了。”

“这么好的房子还要搬吗？”他不解地说。

“现在的公寓只有一大间，做菜的油烟味总是睡着了还不散，新找的地方有两间，厨房是隔开的。”虽然我很婉转地解释着，可是不知怎的觉得自己生活很腐败，羞耻，一下子涌了上来。

在莫里的指点下，我们开进了港口后面一条安静的狭街，三层水泥楼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床位出租”——这就是莫里在十字港暂时的居处了。

冬天的夜晚仍是冻得人发抖，莫里一进门，我们就跳上车快快回家了。

“三毛，明天把我那件翻领毛衣拿去给莫里，差不多还是新的。”荷西突然说。

“他是穿得单薄，可是——”我沉吟了一下，不同意荷西的做法。

“他没有厨房，拿吃的去总还有个理由，分衣服给他也许会伤了人家自尊心，不好。”我说。

“我是诚心诚意的，他不会误会。”

“再说吧！”我还是不肯。

以后莫里没有再来过家里。

我只要做了肉类的食物，总是用锡纸包好，拿到莫里的摊子上去给他。

多去了几次，莫里不再客气了，见我远远地向他走过去，就会笑着猜：“是鸡肉？还是猪肉？”

有的时候，他也会买一包糖果，叫我带回去给荷西，我一样大方地收下叫他心安。

渐渐地，莫里的西班牙文越说越好，四周一起摆摊子的年轻人也熟了。

每当我三两天经过一趟时，莫里总是很欢喜地向我报账，昨天赚好多，今天又赚了好多。买了新衣服，马上背包里抖出叫我看。

“莫里，钱多了存到银行去吧！”我劝他。

“反正摊贩执照还有二十多天就不再发了，存了又要拿出来麻烦，放在背包里一样的。”

“只能再卖二十多天啦？”我有些替他可惜。

“不要怕，这次赚了快合一千三百美金，省省用可以维持很久。”他十二分乐观地踢踢背包里藏着的钱。

我见莫里的生活情形慢慢安稳下来了，不由得替他高兴，又看他交了一些新朋友，生意仍然很好，原本牵挂着他的心便也相对地淡了下来，以后慢慢地就不常去了。

新年来了，这一年的开始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时因为一时的因缘，我突然拿起久搁的画笔，跌进画石头的狂热里去。

虽然我照样机械地在做家事，也一样伺候荷西，可是我全部的心怀意念都交给了石头。只要简单的家务弄完了，荷西睡觉了，我便如痴如醉地坐在桌前画画，不分白昼，没有黑夜，不眠不休地透支着自己有限的体力，可以说，为了画石头走火入魔，沉迷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知回头。

有一日，我辛苦画出来爱之如命的一批石头被工人当做垃圾丢掉了，这一场大恸使我石头梦醒，再觉得还有自己的躯体存在时，已是冬去春来，数十天的时光，不知何时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莫里呢？”我向荷西叫了起来。

“街上没有摊子了。”

“我忘了去看他，你怎么不去？”我敲着时时要剧痛的头，懊恼得不得了。

“三毛，我只管上工，人际关系一向是你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去看他。”

“我忘了嘛！一画画，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你怎么不提醒我？”

我是急了，又奇怪莫里怎么也不来找我们，却忘了自己早已搬了一个公寓。

“不要急，明后天去他住的地方看看，说不定已经走了。”荷西说着。

想着莫里，却毕竟没有马上去找他，那时，长时间不分日夜地疯狂画画拖垮了我原本不很健康的身体，我开始不停地淌冷汗，不断地咳嗽，每天发烧，头剧痛，视线模糊，胸口喘不过气，走几步路都觉得天旋地转。

病，缠缠绵绵地绕上了我，除了验血，照X光，看医生这些不能避免的劳累之外，我虚弱得离不开卧室一步，心情也跟着十分消沉，神经衰弱得连偶尔的敲门声都会惊得跳起来。

有好几次荷西把我拉起来拖到阳台的躺椅上去靠着，好言好语地劝我：“有时候，撑得起来，也要出去走走，这么一天一天地躺下去好好的人也要弄出病来了。”

我哪里能睬他，一起床人像踏着大浪似的晕，那时候就算是天堂放在前面召唤我，大概也没有气力跨进去，更别说出去乱走了。

“振作起来啦！我们下午去找莫里，怎么样？”

黛娥也是三天两头地跑来，想尽办法要拖我出门。我病恹恹地闭着眼睛不理她，一任自己的病体自然发展，不去强求什么。

有一天我发觉黛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上了无袖的夏装。

“这么久了？”我叹了口气看着黛娥。

“夏天快来啦！你还赖在毯子里面。”她吼着我。

那么久足不出户，再一开窗，窗外已是一片荫浓，蝉声叫得好热闹。

我的体力慢慢地恢复了，慢慢有兴趣做菜了，理家了，渐渐不叫黛娥代我上市场了，有时候还能撑着洗些衣服了。终于，有一天的黄昏，我站在莫里居住的那幢出租床位的房子前了。

“日本人？早就走了，都好几个月了。”房东太太好奇怪地看着我。

我默默地回来，也不怎么失望，日子一样静静地过了下去。

十字港庇护渔人们的卡门圣母节渐渐近了，街头巷尾又张灯结彩起来，那时候，听说摆摊子的执照又开始发放了。

这一批新的年轻人换了市集的地方，他们在广场的大榕树下围成一个方城，一面乘凉一面做买卖。

黄昏的时候我一个人去走了一圈，大半都是陌生的脸孔，只有那个皮革刻花的小摊子坐着我认识的阿根廷女孩丁娜。

“咦！三毛，原来你还在十字港。”她见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

我停住了脚，笑着，没有什么话好讲。

“你去哪里了？上几个月莫里找你快找疯掉了。”

我询问地看着她。

“难道莫里找你你不晓得呀？”她张大了眼睛问着，一面又拍拍身旁的木箱叫我坐下来。

“我也去找过他，他不住在那儿了。”我坐在丁娜的身旁，看着远方的海洋轻轻地说。

“难道这几个月都没有再看到他呀？”丁娜奇怪地盯着我。

我摇摇头。

那你是不晓得啰！莫里上一阵好惨——

“他呀！几个月前去了一次南部，回来就只剩了身上那件衣服，什么货啊，钱啊，护照啊全部被人偷光了，惨得饭都没得吃——”

丁娜低头开始做手工，我在她旁边心跳得越来越快，好似要炸了出来一般。

“他一回来就去你们家找你，说是搬了，到处打听荷西的公司，又没有人知道在哪里，莫里天天在他以前摆摊子的地方等你等你等你……我们看不过去，有时候分他一点面包吃，他等你等了不知道多少天，你呢，就此没有再出现过。后来摊子散了，大家都走了，莫里更惨，没有工作证，连给人洗碗都没人要，那一阵他怎么熬过来的真没有人知道，睡都睡在小船上——”

我呆看着丁娜灵巧的小手在做皮包，小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在牛皮上，我的耳朵嗡嗡地响起来，视线开始不规则地一下远一下近，病后的虚弱又缓缓地淹没了我全身——

丁娜还低着头在讲，什么违警啦，坐牢啦，生肝病啦，倒在街上给人送去医院啦——

“好啦，反正最倒楣的几个月莫里也熬过来了，你要看他，晚一点来嘛！他就在那边对面摆摊子。”她笑着指指不远的大榕树。

我站起来，低声谢了丁娜，举着千斤重负的步子要走开去，丁娜又笑着抬起头来，说：“我们以前还以为你是莫里的女朋友呢，他给我们看过那些在大雪山上拍的照片。”

“照片是荷西拍的。”我轻轻地说。

“对不起，你不要不高兴，我乱说的。”丁娜很快地又说。

“没有不高兴，莫里的确是我的朋友。”

我慢慢走到图书馆去，呆呆地坐在桌前，等到窗外的灯都亮了，才发觉顺手拿的杂志连一页都没有翻开。

我走出来，下了石阶，广场上，莫里果然远远地在那儿坐着，低着头。

我停住了，羞愧使我再也跨不出脚步，我是一个任性的人，凭着一时的新鲜，认人做朋友，又凭着一时的高兴，将人漫不经心地忘记掉。这个孤零零坐在我眼前的人，曾经这样地信赖我，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将我看成他唯一的拯救，找我，等我，日日在街头苦苦地盼我，而我——当时的我在哪里？

我用什么颜面，什么表情，什么解释才能再度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不知道。

他坐牢，生病，流浪街头的时候，又是什么心情？该当是很苦的吧！这种苦对我又是那么陌生，我终其一生都不会了解的。

我盯着莫里看，这时候他一抬头，也看见了我。

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在濛濛的路灯下穿来穿去，莫里和我对看着，中间突然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几步路，竟是走得那么艰难。

我笔直地走到莫里的摊子面前，停住了。

他缓缓地站了起来，人又瘦又黑，脸上虽在微笑着，可是掩不住受伤的表情。

“莫里，我没有去看你，因为我病了一大场。”

我讷讷地解释着，眼光一下子看住地上，不知再说什么。

莫里仍是微笑着，没有说什么。

这时，我发觉莫里的摊子变小了很多，以前他的摊子架着木板，上面铺着一层深蓝的丝绒，丝绒上放满了灿若星辰的项链。

现在，他用一块破的尼龙布，上面摆了一些化学绒做的廉价小猫小狗，布就铺在水泥地上。

乍一看到他现在潦倒的情景，心情恍如隔世，我的眼睛突然湿了。

“生意怎么样？”

“不太好。”轻轻地安详地回答我。

我们僵立了一会儿，过去那条看不见的线已经断了，要说什么都像是在应酬似的格格不入。

莫里对于过去几个月的遭遇没有提一个字，更没有说他曾经找过我们的事。

“听说前几个月你的情形不太好。”我吃力地说。

“都过去了。”他轻喟了一声，眼睛倦倦地望着远方。

“你生了一场肝病？”我又说。

“是。”

我挣扎了一下，还是很小心地问了他：“要不要钱用？先向我们拿，以后慢慢还。”

他还是耐人寻味地微笑着，轻轻地摇着头。

“这样好吧，荷西快下班了，我先去接他，再跟他一起回来找你，我们三个去吃饭。”

他看看他的摊子，犹豫着。

我转眼看见另一个女友马利亚正远远地在小公园里看孩子荡秋千，急着向莫里点点头，说了一句：“一言为定哦！等下我们再来。”

我很快地跑到马利亚旁边去。

“马利亚，你看见那边那个日本人吗？你去，把他摊子上那些东西全买下来，不要多讲，东西算你的。”

我匆匆忙忙塞了一千块钱给她，跑到莫里看不见的地方去等。

马利亚很快地回来了，婴儿车里堆了一大群小猫小狗。

“总共才六百多块，统统买了，哪！还剩三百多块。”她大叫着跑回来。

“谢啦！”我拿了找钱掉头就往荷西工地跑去。

“什么！莫里还在这里啊？”荷西被我拉了跑，我们跑回莫里的地方，本以为他会等着的，结果他已经不见了。

我沉默着跟荷西回去，夜间两人一起看电视，很普通的影片，我却看得流下泪来。

我欠负了莫里，从他一开始要打折给我的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欠着他。当他毫不保留地信赖了我，我却可耻地将他随随便便地忘了。

那流落的一段日子，他恨过我吗？该恨的，该恨我的，而今天，他看我的眼光里，竟然没有恨，只有淡漠和疲倦，这使我更加疼痛起来。

在一个深夜里，荷西和我都休息了，门铃突然轻轻地响了一下。

荷西看看表，已经一点多钟了。

他对我轻轻地说：“我去。”就奔出客厅去应门。

我静听了一会儿，荷西竟然将人让进客厅来了。

偷偷将卧房门拉开一条缝，看见莫里和另一个不认识的西籍青年正要坐下来。

我吓了一大跳，飞快地把睡衣换掉，匆匆忙忙地迎了出去。

“怎么找到的？我忘了把新家地址给你啊！”

我惊喜地喊着。

“你的朋友马利亚给我们的。”

那个还没有介绍的青年一见如故地说。

“谢谢你，一次买去了我一天的货。”莫里很直接地说了出来。

我的脸猛一下涨红了，僵在原地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去拿饮料。”我转身奔去厨房。

“对不起，我们是收了摊子才来的，太晚了。”我听见莫里对荷西说。

“这是夏米埃，我的朋友。”他又说。

我捧了饮料出来，放在茶几上，莫里欠了身道谢，又说：“我是来告辞的，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护。”

“要走了？”我有些意外。

“明天下午走，去巴塞隆纳，夏米埃也一起去。”

我呆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他们可能还没有吃饭，赶快问：“吃晚饭好吗？”

莫里和夏米埃互看了一眼，很不好意思地笑，也不肯说。

“我去弄菜，很快的。”我赶快又奔进厨房去。

在心情上，我渴望对莫里有一次补偿，而我所能够做的，也只是把家里能吃的东西全部凑出来，摆出一顿普通的饭菜来而已。

在小小的阳台，橘红色的桌布上，不多时放满了食物。

“太丰富了。”莫里喃喃地说。

这两个人显然是很饿，他们风扫残云地卷着桌上的食物，夏米埃尤其是愉快非凡。

哀愁的人，给他们安慰，饥饿的人，给他们食物，而我所能做的，为什么总只是后者。

“莫里常常说起你们。”夏米埃说。

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你们哪里认识的？”荷西问。

“在牢里。”夏米埃说完笑了起来。

“两个人都在街上卖东西，流动执照没了，被抓了进去。要罚钱，两个人都没有，后来警察把我们关得也没意思了，先放了我，我出去了，想到莫里一个异乡人，孤零零地关着实在可怜，又借了钱去付他的罚款，就这么认识的。”

夏米埃很亲切，生着一副娃娃脸，穿得好脏，就是一副嬉皮的样子。

“很惨了一阵吧？”我问。

“惨？坐牢才不惨哪！后来莫里病了，那时候我们白天批了一些便宜玩具来卖，还是跟店里欠的，赚也赚不足，吃也吃不饱，他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倒下来了，倒在街上，我送他去医院，自己又在外面大街小巷地卖货张罗钱给他看病，那时候啊，又怕警察再抓，又担心莫里发神经病，老天爷，怎么熬过来的真是不知道，莫里啊，有好一阵这里不对劲——”

说完夏米埃用手指指太阳穴，对莫里做了一个很友爱的鬼脸。

我听着听着眼睛一下子湿了，抬头去看阳台外面，一轮明月正冉冉地从山岗上升出来。

夜风徐徐地吹着，送来了花香，我们对着琥珀色的葡萄酒，说着已经过去了的哀愁，此时，我的重担慢慢地轻了下来。

如果说，人生同舟过渡都算一份因缘，那么今夜坐在阳台上的我们，又是多少年才等待得来的一聚。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我举起杯来，凝望着眼前一张张可亲的笑脸，心里不再自责，不再怅然，有的只是似水的温柔。

临去之前，莫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一把乒乓球大小的小猫小狗来，夏米埃又抓了一把小黄鸡给我们。

“还可以留着卖嘛！”我说。

“我们有自己的路线和手艺，巴塞隆纳去添了货，再从头来过，这东西不卖了。”莫里说。

“钱够吗？”我又关心地问了一句。

“不多，够了。”

我们执意要送他们回港口去，这一回，他们居然睡在一间打烊的商店里。

荷西与莫里重重地拥抱着，又友爱地拍拍夏米埃。

轮到我了，莫里突然用日语轻轻说：“感谢你！保重了。”

我笑着凝望着他，也说：“珍重，再见！”接着向他微微鞠了一躬，一如初见他的时候一样。

在回家的路上，荷西突然提醒我：“明天约了工地的老守夜人来吃饭，你没忘了吧？”

我没有忘，正在想要给这个没家的老人做些什么西班牙好菜。

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

深蓝色的夜空里，一颗颗寒星正向我眨眼呢！

书信（加纳利·台湾）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爹爹，姆妈：

首先报告你们好消息，荷西有工作了，今日送他去机场，已去上工，如果一切没有变化，那么今日开始上工，在另外一个岛上，做海底电缆的装配，有五万四千一个月，就是九百美金一月。这个岛很荒凉，在我们Las Palmas岛的上方，他去的地方更荒凉，所以我留下来，他独自去，以后每星期回来（机票吃住自理），如果两地开销，再加上机票，可存无几，但一个人总是要工作才好，不然心情上是不健康的，待遇不比沙漠好，但亦够用了，足够用了，这个工作到明年五月，所以我们放弃了保险金，因是替一很大的潜水公司做，这一做下去，以后可能又有路线进下一工程去做，我非常满意。

家中尚未整理完，墙还是水泥的，但卧室已好，厨房已好，客厅不必急，我累得很，已无法再做，一切都乱丢着，墙不好无法再做，等荷西回来再漆吧！这几日因搬家流汗，又同时吹风，所以感冒了，每日躺着看看书，有发烧，家中理不清，因荷西一动工，就是泥巴水泥灰尘，我亦不去做了，实在做不动了，他走了，我倒是习惯，因为以前他亦有半年不在家住。

爹爹，姆妈，买林伯伯的房子，如何说是向我借款，我尚欠爹爹好多钱，书钱放着做什么，自是拿去用，本是要还，但不好说，所以说给爹爹、姆妈过生日去用，我们此地邮局罢工，所以信好慢才到。

我这几日看报，有几篇消息看了令我心中十分不安，爹爹姆妈是否要在外买些不动产，因为退休了后总要来看看我们，在外有些房子亦是很好，爹爹说我们这儿贵，我告诉爹爹，在德国、瑞典、瑞士、法国，比这儿更贵两三倍，所以我们这儿有外国人成群地来度假，而且，你们来了，我们要一起去玩，不会长住在这小岛。“飞碟”常常来这个岛，也常常去撒哈拉沙漠，报上说的那一次是发生不久，常常来，而且剪报上那次出现后，连附近的羊都死了，骆驼、马都死了，用刀劈开来看如何死的，发觉血都没有了，被吸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以前加纳利群岛是“大西洋洲”的一部分（连接非洲与南美洲），后来陆沉了大西洋洲，只留下几个小顶点，成了加纳利群岛。飞碟常常来，可惜我未看过，还有一个几千公尺的大洞，有地道，都不是天然的，人传说，史前时代飞碟来过，做基地，我亦去看过。

我们这儿住着，几天不见人迹，现在已申请电话，但要等很久（半年以上）才会装，好在我有车，可以出出进进，平日很累，这个家，如果要全扫，要四五小时（花园尚未开工种花之类）。我是不扫，一星期才动一次，现荷西去外岛，邻近男孩子每天晚上来看我一次，我贴邻住是一个老头子，他不理我们，我们亦不理他（比利时人）。其他附近都是空房，要等天再冷了，北欧人才来住，危险是没有，有偷东西，但治安十分不错了，抢案完全没有，住着很安全，越是文明的人，越不来往，我很喜欢如此，万一有事，我还是有旧邻会帮忙。

房子已全好，只差涂涂粉，荷西要里外都粉刷，就是大工程了，总得再一两个月才会好，他是什么都做的，这一点像小弟陈令，不必我费心，今日去，衣物自己理理，就走了，他何时去买的机票我都不知亦不管他。

海内已不能去游泳，太冷，我很咳，不去了。

衣服我看荷西不在，都将偷送出去洗，明日送一大包去洗，根本不贵嘛！（洗衣坊，不是现代洗衣店）才二十台币一公斤，送十公斤去也不过二百元，荷西不让送，他要自己洗省钱。但我不能弯腰，我不洗，荷西周末回来休息亦不要再洗了，因房子尚要里外全漆。

这房子如此一修，已可涨价二十万，不贵不贵！

家中一切保重，我们都好，请你们自己保重，小妹妹尚要阿斯匹灵吗？

我们的家是磨石子的，要铺地毯。祝

好！

妹妹上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

爹爹，姆妈：

旅行七日，见到世界奇观美景，恨不能与父母兄弟同游，每看一样好的，吃一样好的，无不想到父母家人。这真是人间憾事，“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真正明白已是太晚了。

昨夜深夜三时回来，今早去邮局拿回包裹，内容丰富极了，令人不忍马上就食，香肠已挂在车房，桂圆汤已煮食，腊肉切了一小块中午炒葱，今夜小年夜，将吃稀饭配肉松，我们十二分的高兴，荷西已将“蜜果”（？）吃光，这一包裹省去我们半月菜钱，父母的爱，真是无法报答，我很想家，很想回来。小木马是否小孩子送我的？谢谢！太好了。

我昨日在船上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坐甲板舱，后撑不住，便加钱要了一房间，睡到Las Palmas，坐船很晕，吃药无大用，旅行事以后再说，去七日，船费（四次）四千台币，用三千（住帐篷，民家，买着蛋菜吃，不上馆子），太累太累了。

荷西找事已找去全世界油井（Alaska、南美、非洲、挪威），但希望不大。如再无事，我们回来一年教教书，与父母同住，也是一乐。

房子事荷西不赞成，他怕我们此地住不久，买了房，又不能走了，我仍想买，仍看，如太好，仍买。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日

爹爹，姆妈：

你们一定已经听说了丹纳丽芙机场的大惨案，这件事说来也奇怪，德国有一青年人早已预言三月二十七日在那儿有飞机相撞，结果真的相撞，所以我相信这是“命运”不是“巧合”。每个人的归宿都已有定数，是难逃的。

今日我一瑞士好友，早晨好好地去南部海边游泳，约我同去，我因有油漆匠约好来漆房子，所以未同去，而好友还有Nicoles与他儿子Daniel还有一个瑞士人同去，我早晨尚见他们，与她说再见（才五十二岁，极健康）。下午六点多，Nicoles回来，告我Ida已死，游泳完了上岸走几步，倒地不起，红十字会马上担了在沙上跑，跑了二十分钟才坐车，送院已死于心脏病（一向无病）。这消息令我大吃一惊，尖叫起来，一夜在外散步，无法安下心来，她去年来此地，买下房子，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房子合同还是荷西替她弄的，现在房契未下来，人已死了，死后无亲无友、无子女，无一个人可以报丧，我们已找领事馆，下周送回瑞士下葬。她这次由瑞士才来一星期（来来去去，两地住），数次来看我，说下周便回瑞士，而今是睡了回去，令人叹息。

爹爹，姆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心理预备，人，是无常的，一定要预备好，有一天，我们也会分离，万一有此一日来临，不可悲伤，生离死别是人之常情，要有庄子妻死，而鼓盆唱歌的哲学来迎接这件事情，这一年在海边，看见太多人死，我已能够接受，只是一想到家人，便悲伤难禁，所以大家都要预备好，免得有一日来了受不了，一定要彼此记住。

我的腰痛已慢慢在好转，但今生不可再坐软沙发，只能坐地下，或硬椅子，总之仍在看医生。

这一星期来，此地机场被放炸弹，房价一落千丈，加纳利群岛要独立已不是一日，现在变本加厉，我本想再买地，现已不买，因为情势不太好，今日机场又一炸弹。

现在已又开始《玛法达》最后十九、二十集，请告诉我十七、十八集收到了吗？我早已寄出了，这几日听说你们要去旅行，我又有点担心，希望常常来短信，只报平安便可，不必多写，以免我挂念。

荷西去了一月，只收到过一次信（两封），那儿的邮政太差，他另一朋友太太生产，打三封电报去，也无回音，实是奇怪。不过知道他是安好的。

我本来不想请公公婆婆来，但今日又想，如果不请他们来，万一公公死了，荷西终生怪我，所以想请他们来，要寄路费去。另外干爹徐五月要来西国，我在三千里外，但他不明白，我一再地讲，他仍要见我，我再讲，他仍要见我，所以为了不翻脸，只有五月去西班牙陪他，真是苦。公婆来要五百美金，我为徐，又得五六百美金，这月漆房子，又是三百美金，看医照X光已用好多，下周车又要大修，何苦来，这世界。

请寄一千五百台币给桂文亚，她要生产了，我要送她钱，她对我太好，不断送东西，不断来信，又常常送我礼，所以请寄一千五给她。

谢谢爹爹，姆妈！请扣账内！

不多写了，我的游记已寄出半日，不知《联合报》收到没有？我常给王惕吾伯伯写信，今日又接两百美金津贴，已去谢（下周买一大娃娃寄去给他们家做装饰）。

请多来信，短短几字，告我家中各人如何便是，外公好吗？毛毛有否收到我信？不必回，叫他用功。祝

平安健康

妹妹上

一九七七年四月

爹爹，姆妈：

如果一切计划没有改变，我将于五月一日飞赴Nigeria，在这之前，先得去马德里弄签证，今日荷西托人带来机票、钱和信，我一看，机票弄错了（开成由N国到西国，当相反），我明日清晨便去换，因为我们要将尼国的钱尽量在那儿用掉，免得将来不可出口，现在我马上要去打防疫针（三种）、银行租保险箱（珠宝存入，外币及房契也存入）、申请户籍（设籍在加纳利岛，去马德里可打百分之二十五机票折扣）、买赴马德里机票（一日来回，清早去，拿到visa，下午回来），另外尚得买许多荷西所要的东西，忙碌不堪。开车我是开入大城，停在车场，再坐短程计程车，这样神经不太紧张，我们这儿车子也是很挤很多。

家中门窗关好，皮大衣交邻居管，电视留下，要被偷也罢了，不过七百美金。

今日朋友由Nigeria回来，说荷西一日工作十五小时以上，深夜尚在爆炸海底，公司对他很坏，星期日也不给休息，清早五点赴工作，夜间十点尚无法回家，吃得越来越不好，黑人不爱工作，我想荷西太老实，一天工作八小时对肺已是太坏太伤，如何能一直在水中，这样要废掉了，我去了会与公司交涉，（德国老板）这个薪水不高，不是卖命，同时我自己想去做他们三个工人的厨娘，他们正在找厨子做饭，我去做，也要领薪（好在不过三个人吃），荷西脾气坏，其实脸皮薄，没有原则，任人欺负，我去了会不同些。这个混蛋德国人太欺负他，如不加薪，不减工作时间，我们便走（一日工作两小时在水里，已是太多，水中压力不相同，肺要炸掉的，血管内会进空气，太危险）。真是混账，荷西去年一年无工作，什么也忍下来了，我去了会好好讲，叫老板改时间。

六月我们有二十天假，便去英国一周，再回家来住十天，再看将来如何，因我现在去，是与荷西、他同事、老板、老板太太同住一大宿舍，这个要解决，一人一幢房不可混住，老板太太天天给吃三明治，工作十五小时回来，尚吃三明治，不是气疯了。

同时也请爹爹替我们在台湾找事，如有三万台币一月（现赚九万一月），我们便回来。荷西已可讲英文（很坏，没有句子），同时我又替他在象牙海岸找事，是法国公司，待遇一样，可是环境较好。在尼日利亚，一幢房子租一年是一百五十万台币（一月不租）；交通如同疯子，左右不分，车辆乱行，人在街上大小便，从我们家到敦化南路的距离，要开两小时（全缠在一起）；警察拿鞭子在街上打人，人还是乱走；一条裤子要合四五千台币，尚是尼龙的，不是棉的，是个疯狂的国家。垃圾堆成一人高，无车来清理，黄热病，打摆子一塌糊涂（我每日便要服“奎宁丸”），这样的地方尚叫国家，黑人走路如蜗牛，不做事，走十步路要十分钟，荷西一下水，助手黑人就睡觉，不看守水下的他要什么，总之是个疯狂世界，二千二百美金所付代价太大，划不来。

我不去也是不行了，荷西一走，此地男人都来找我，满镇风雨，社区内大家讲来讲去，都是说我有男人。此地北欧女人都与人同居（丈夫在非洲），我实是被这些流言弄得十分苦恼。现在参加俱乐部，每日做体操、游泳（全是女的），但也不长，因我要走了。

我的一生，多彩多姿，感谢父母给我生命，虽然今生不能如树芬做少奶奶（她其实也不苦，只是在加拿大没有香港一样而已），但我所活一生，胜于别人十倍百倍，对于去Nigeria，我十分兴奋，又是一种不同的人生，何其幸福。

我下周一赴马德里，但只去签证，再看Marisa，便回Las Palmas来，休息四五天，便由此地上机，经非洲“新内加”国首都Dakar再转赴Nigeria首都Lagos。Lagos是几内亚湾内最大的港口，港内一船下货要等半年以上（太挤），有一百多条船在外海等，五十多条在港内等，夜间海盗便来上船偷货，都是有趣。

虚线便是我下周要飞上飞下的行程。

我现在尽量休息，预备长程飞行。（马德里来回六小时飞机，赴Lagos要八九小时飞机，共要十五六小时。）去了荷西不能来接（工作），我便去找一位Duru博士的家（尼国人，也是老板之一），荷西仔细，坐计程车钱已交人带来，一切无问题，我是旅行老手，不会出错，万一飞机出事，亦是命中注定，不必悲伤，人生聚散都是容易，要有大智慧来接受，我对你们，亦有心理预备，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坚强的人，要有老庄哲学的想法，大而化之，才是天下第一人，我很爱你们和兄弟姐姐，也爱荷西，他是好丈夫。

妹妹

PS.春霞衣服十分美丽，今日收到，正穿身上，谢谢盛情，以后不可再寄。药尚未收到。

版权信息

书名：梦里花落知多少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302-1480-0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目录 CONTENTS
背影
荒山之夜
克里斯
离乡回乡
雨禅台北
周末
不死鸟
明日又天涯
云在青山月在天
归
梦里梦外
不飞的天使
似曾相识燕归来
梦里花落知多少
夏日烟愁
你从哪里来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春天不是读书天
我先走了
星石
吉屋出售
随风而去
E.T.回家
重建家园

背影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着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地怅望着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地依恋着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

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荷西最后工作的地方，看得见古老的小镇，自然也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地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地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同样的守墓人，拿着一个大铜环，环上吊着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地劝慰着：“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地跟着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了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地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姆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躺下来，望着天花板，等着黎明的再来，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着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地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儿，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了，堆着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着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地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着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地沉默着，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地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着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地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地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

要去葬仪社结账，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地盘算着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地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地指着我，拉着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着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着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地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地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地在受着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着。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地走走。”

母亲重复着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地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

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地握在手里，父亲弯着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地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地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地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地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

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

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着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在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地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了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又扶了扶正，心里想着，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厚的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太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地说。

“不用，只要刻这几个简单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

“下面刻上——你的妻子纪念你。”我轻轻地说。

“刻好请你自己来拿吧，找工人去做坟，给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啊！”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地握着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地感谢您。”

我不自觉地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着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地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着西班牙话，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

窗外的海，白日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的海洋爱抚得更是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十二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便是那样地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去拿十字架和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着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地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姆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西班牙话，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会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地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做坟的事，怕他拼了命也要跟着我同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要用手指再一次去挖那片埋着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似天高。

我缓缓地开着车子，堤防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排排被海风蚀剥得几乎成了骨灰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了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地夹着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地各提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地弯着小腿在慢慢一步又一步地拖着。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零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地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地说着。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乡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些日子，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语言的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思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赶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用，仍然在喊荷西回来，荷西回来！父亲在当时也快崩溃了，只有母亲，她不进来理我，她将我交给我眼泪汪汪的好朋友格劳丽亚，因为她是医生。我记得那一天，厨房里有油锅的声音，我事后知道母亲发着抖撑着用一个小平底锅在一次一次地炒蛋炒饭，给我的婆婆和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开饭，而那些家属，哭号一阵，吃一阵，然后赶着上街去抢购了一些岛上免税的烟酒和手表、相机，匆匆忙忙地登机而去，包括做母亲的，都没有忘记买了新表才走。

以后呢？以后的日子，再没有听见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么安静了呢，好像也没有看见父母吃什么。

“姆妈上车来，东西太重了，我送你回去。”我的声音哽住了。

“不要，你去办事情，我可以走。”

“不许走，东西太重。”我上去抢她的重口袋。

“你去镇上做什么？”妈妈问我。

我不敢说是去做坟，怕她要跟。

“有事要做，你先上来嘛！”

“有事就快去做，我们语言不通不能帮上一点点忙，看你这么东跑西跑连哭的时间也没有，你以为做大人的心里不难过？你看你，自己嘴唇都裂开了，还在争这几个又不重的袋子。”她这些话一讲，眼睛便湿透了。

母亲也不再说了，怕我追她似的加快了步子，大风里几乎开始跑起来。

我又跑上去抢母亲袋子里沉得不堪的一瓶瓶矿泉水，她叫了起来：“你脊椎骨不好，快放手。”

这时，我的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又不能通畅地呼吸了，肋骨边针尖似的刺痛又来了，我放了母亲，自己慢慢地走回车上去，趴在驾驶盘上，这才将手赶快压住了痛的地方。等我稍稍喘过气来，母亲已经走远了。

我坐在车里，车子斜斜地就停在街心，后视镜里，还是看得见母亲的背影，她的双手，被那些东西拖得好似要掉到了地上，可是她仍是一步又一步地在那里走下去。

母亲踏着的青石板，是一片又一片碎掉的心，她几乎步伐踉跄了，可是手上的重担却不肯放下来交给我，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便不肯委屈我一秒。

回忆到这儿，我突然热泪如倾，爱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辛酸那么苦痛，只要还能握住它，到死还是不肯放弃，到死也是甘心。

父亲，母亲，这一次，孩子又重重地伤害了你们，不是前不久才说过，再也不伤你们了，这么守诺言的我，却是又一次失信于你们，虽然当时我应该坚强些的，可是我没有做到。

守望的天使啊！你们万里迢迢地飞去了北非，原来冥冥中又去保护了我，你们那双老硬的翅膀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

终于有泪了，那么我还不是行尸走肉，父亲，母亲，你们此时正在安睡，那么让我悄悄地尽情地流一次泪吧。

孩子真情流露的时候，好似总是背着你们，你们向我显明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地看一眼，不再隐藏彼此，也不只在文章里偷偷地写出来，什么时候我才肯明明白白地将这份真诚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向你们交代得清清楚楚呢。

荒山之夜

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拉蒙、巧诺、奥克塔维沃，还有我。

黄昏的时候我们将车子放在另一个山顶的松林里，便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了两个山谷，再翻一个草原就是今夜将休息的洞穴了。

巧诺和奥克塔维沃走得非常快，一片晴朗无云的天空那样广阔地托着他们的身影，猎狗戈利菲的黑白花斑在低低的芒草里时隐时现。

山的棱线很清楚地分割着天空，我们已在群山的顶峰。

极目望去，是灰绿色的仙人掌，是遍地米黄的茅草，是秃兀的黑石和粗犷没有一棵树木的荒山，偶尔有一只黑鹰掠过寂寞的长空，这正是我所喜欢的一种风景。

太阳没有完全下山，月亮却早已白白地升了上来，近晚的微风吹动了衰衰的荒原，四周的空气里有一份夏日特有的泥土及枯草蒸发的气味。在这儿，山的庄严，草原的优美，大地的宁静是那么和谐地呈现在眼前。

再没有上坡路了，我坐在地上将绑在鞋上以防滑脚的麻绳解开来，远望着一座座在我底下的群山和来时的路，真有些惊异自己是如何过来的。

拉蒙由身后的谷里冒了出来，我擦擦汗对他笑笑，顺手将自己掮着的猎枪交给了他。

这一个小时山路里，我们四人几乎没有交谈过。这种看似结伴同行，而又彼此并不相连的关系使我非常怡然自由，不说话更是能使我专心享受这四周神奇的寂静。于是我便一直沉默着，甚而我们各走各的，只是看得见彼此的身影便是好了。

“还能走吗？马上到了。”拉蒙问。

我笑笑，站起来重新整了一下自己的背包，粗绳子好似陷进两肩肉里似的割着，而我是不想抱怨什么的。

“不久就到了。”拉蒙越过我又大步走去。

齐膝的枯草在我脚下一批一批地分合着，举头望去，巧诺和奥克塔维沃已成了两个小黑点，背后的太阳已经不再灼热，天空仍旧白花花的没有一丝夕阳。

这是我回到加纳利群岛以后第一次上大山来走路，这使我的灵魂喜悦得要冲了出来，接近大自然对我这样的人仍是迫切的需要，呼吸着旷野的生命，踏在厚实的泥土中总使我产生这么欢悦有如回归的感动。跟着这三个乡下朋友在一起使我无拘无束，单纯得有若天地最初的一块石头。

事实上那天早晨我并不知道自己会来山里的。我是去镇上赶星期六必有的市集，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蔬菜摊子旁碰到了另一个村落中住着的木匠拉蒙，他也正好上镇来买木材。

“这里不能讲话，我们去那边喝咖啡？”我指指街角的小店，在人堆里对拉蒙喊着。

“就是在找你呢！电话没人接。”拉蒙笑嘻嘻地跑了过来。

拉蒙是我们的旧识，四年前他给我们做过两扇美丽的木窗，以后便成了常有来往的朋友。

这次回来之后，为着我开始做木工，常常跑到拉蒙乡下的家里去用他的工具，杏仁收成的上星期亦是去田里帮忙了一整天的。

拉蒙是一个矮矮胖胖性子和平的人，他的头发正如木匠刨花一般的鬈曲，连颜色都像松木。两眼是近乎绿色的一种灰，鼻子非常优美，口角总是含着一丝单纯的微笑，小小的身材衬着一个大头，给人一种不倒翁的感觉。他从不说一句粗话，他甚而根本不太讲话，在他的身上可以感觉到浓浓的泥土味，而我的眼光里，土气倒也是一份健康的气质。

在镇外十几里路的一个山谷里，拉蒙有一片父母传下来的田产，溪边又有几十棵杏树，山洞里养了山羊。他的砖房就在田里，上面是住家，下面是工作房，一套好手艺使得这个孤零零的青年过得丰衣足食，说他孤零亦是不算全对，因为他没有离乡过一步，村内任何人与他都有些亲戚关系。

“不是昨天才见过你吗？”我奇怪地问。

“晚上做什么，星期六呢？”他问。

“进城去英国俱乐部吃饭，怎么？”

“我们预备黄昏去山上住，明天清早起来打野兔，想你一起去的。”

“还有谁？”

“巧诺、奥克塔维沃，都是自己人。”

这当然是很熟的人，拉蒙的两个学徒一个刚刚服完兵役回来，一个便是要去了。跟巧诺和奥克塔维沃我是合得来的，再说除了在工作房里一同做工之外，也是常常去田野里一同练枪的。

拉蒙是岛上飞靶二十九度冠军，看上去不显眼，其实跟他学的东西倒也不会少的。

“问题是我晚上那批朋友——”我有些犹豫。

我还有一些完全不相同的朋友，是住在城里的律师、工程师、银行做事的，还有一些在加纳利群岛长住的外国人。都是真诚的旧友，可是他们的活动和生活好似总不太合乎我的性向。

我仍在沉吟，拉蒙也不特别游说我，只是去柜上叫咖啡了。

“你们怎么去？”我问。

“开我的车直到山顶，弯进产业道路，然后下来走，山顶有个朋友的洞穴，可以睡人。”

“都骑车去好吗？”我问。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有摩托车。

“开车安稳些，再说以后总是要走路的。”

“好，我跟人家去赖赖看，那种穿漂亮衣服吃晚饭的事情越来越没道理了。”我说。

“你去？”拉蒙的脸上掠过一阵欣喜。

“下午六点钟在圣璜大教堂里找我，吃的东西我来带。要你几发子弹，我那儿只有四发了。”

回到家里我跟女友伊芙打电话，在那一端可以听出她显然的不愉快：“倒也不是为了你临时失约，问题是拿我们这些人的友情去换一个乡下木匠总是说不过去的。”

“不是换一个，还有他的两个学徒和一只花斑狗，很公平的。”我笑着说。

“跟那些低下的人在一起有什么好谈的嘛。”伊芙说。

“又不是去谈话的，清谈是跟你们城里人的事。”我又好笑地说。

伊芙的优越感阻止了她再进一步的见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随你吧！反正你是自由的。”最后她说。

放下了电话我有些不开心，因为伊芙叫我的朋友是低下人，过一会儿我也不再去想这件事情了。生命短促，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一切随心自由才是应该努力去追求的，别人如何想我便是那么的无足轻重了。

事实上我所需要带去山上的东西只有那么一点点：一瓶水，一把折刀，一段麻绳和一条旧毯子，为了那三个人的食物我又加添了四条长硬面包，一串香肠，两斤炸排骨和一小包橄榄，这便是我所携带的全部东西了。

我甚而不再用背包、睡袋及帐篷。毛毯团成一个小筒，将食物卷在里面，两头扎上绳子，这样便可以背在背上了。

要出门的时候我细细地锁好门窗，明知自己是不回来过夜，卧室的小台灯仍是给它亮着。

虽然家中只有一个人住着，可是离开小屋仍使我一时里非常的悲伤。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不回家，我的心里有些不惯和惊惶，好似做了什么不讨人欢喜的事情一般的不安宁。

在镇上的大教堂里我静悄悄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拉蒙和奥克塔维沃便来会我了。

我的车弯去接乡下的巧诺，他的母亲又给了一大包刚刚出锅的咸马铃薯。

“打枪要当心呀！不要面对面地乱放！”老妈妈又不放心地叮咛着。

“我们会很小心的，如果你喜欢，一枪不放也是答应的。”我在车内喊着。

于是我们穿过田野，穿过午后空寂的市镇向群山狂奔而去。

车子经过“狩猎人教堂”时停了一会儿，在它附近的一间杂货店里买了最便宜的甜饼。过了那个山区的教堂便再也没有人烟也没有房舍了。

其实我们根本已是离群索居的一批人了。

我在海边，拉蒙在田上，巧诺和奥克塔维沃的父母也是庄稼人。可是进入雄壮无人的大山仍然使我们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

难怪拉蒙是每星期天必然上山过一整天的。这又岂止是来猎野兔呢！必然是受到了大自然神秘的召唤，只是他没有念过什么书，对于内心所感应到的奥秘欠缺语言的能力将它表达出来罢了。

我真愿意慢慢化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乡下人，化做泥土，化做大地，因为生命的层层面貌只有这个最最贴近我心。

“Echo，山洞到啦！”

草原的尽头，我的同伴们在向我挥手高喊起来。

我大步向他们走过去，走到那个黑漆漆的洞口，将背着的东西往地上一摔便径自跑了进去。

那是一个入口很窄而里面居然分成三间的洞穴。洞顶是一人半高的岩石，地下是松软的泥土。已经点上了蜡烛。

在这三间圆形的洞穴里，早有人给它架了厨房和水槽。一条铁丝横过两壁，上面挂着几条霉味的破毯子，墙角一口袋马铃薯和几瓶已经发黄的水，泥土上丢满了碎纸、弹壳和汽水瓶。

“太脏了！空气不好，没有女人的手来整理过吧？”

说着我马上蹲在地上捡起垃圾来。这是我的坏习惯，见不得不清洁的地方，即使住一个晚上亦是要打扫的。

“如果这个洞的岩石全部粉刷成纯白色，烛台固定地做它九十九个，泥巴地糊水泥，满房间铺上木匠店里刨花做的巨大垫子，上面盖上彩色的大床毯，门口吊一盏风灯，加一个雕花木门，你们看看会有多么舒服。”我停下工作对那三个人说着。

这是女人的言语，却将我们带进一份童话似的憧憬里去。

“买下来好啰！主人要卖呢！”拉蒙突然说。

“多少钱？”我急切地问。

“他说要一万块。”巧诺赶紧说。

“我们还等什么？”我慢慢地说，心里止不住地有些昏眩起来，一万块不过是拉蒙半扇木窗的要价，一百五十美金而已，可是我们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山洞——

“我是不要合买的哦！”我赶快不放心地加了一句。旁边的人都笑了。

“以后，只要下面开始选举了，那些扩音机叫来叫去互骂个不停的时候，你们就上山来躲，点它一洞的蜡烛做神仙。如果你们帮忙抬水泥上来，我也同意分给一人一把钥匙的，好不好呢？”

“就这么给你抢去了？”拉蒙好笑地说。

“我是真的，请你下星期去问清楚好吗？”我认真地叮咛了一声。

“你真要？”奥克塔维沃有些吃惊地问。

“我真想要，这里没有人找得到我。”

也不懂为什么我的心为什么只是寻求安静，对于宁静的渴求已到了不能解释的地步，难道山下海边的日子静得还不够刻骨吗？

我跑出洞口去站着，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一轮明月在对面的山脊上高悬着，大地在这月圆之夜化做一片白茫茫的雪景，哪像是在八月盛夏的夜晚呢。

这儿的风景是肃杀的，每一块石头都有它自己苍凉的故事。奇怪的是它们并不挣扎亦不呐喊，它们只是在天地之间沉默着。

那样美的洞儿其实是我的幻想，眼前，没有整理的它仍是不能吸引人的。

“你们不饿吗？出来吃东西吧！”我向洞内喊着。

不远处巧诺和奥克塔维沃从洞里抬出来了一个好大的纸匣，外面包着塑胶布，他们一层一层地解开来，才发觉里面居然是一个用干电池的电视机。

我看得笑了起来，这真是一桩奇妙的事。

天还不算全暗，我拔空了一个圆圈的草地，跑去远处拾了一些干柴，蹲在地上起了一堆烤香肠用的野火，又去洞里把毯子拉出来做好四个躺铺，中型的石块放在毯子下面做枕头。

那边两个大孩子踏在地上认真地调电视机，广告歌已唱了出来，而画面一直对不好。

“Echo，你小时候是在乡下长大的？”拉蒙问。

“乡下长大的就好啰！可惜不是。”我将包东西的纸卷成一个长筒趴下来吹火。

“老板，叫他们把电视搬到这边来，我们来吃电视餐。”我喊着一般人称呼拉蒙的字眼愉快地说。

火边放满了各人带来的晚餐，它们不是什么豪华精致的东西，可是在这么乡野的食物下，我的灵魂也得到了饱足，一直在狂啃拉蒙带来的玉米穗，倒是将自己的排骨都分给别人了。

影片里在演旧金山警匪大战，里面当然有几个美女穿插。我们半躺着吃东西、看电视，彼此并没有必须交谈的事情，这种关系淡得有若空气一般自由，在这儿，友谊这个字都是做作而多余的，因为没有人会想这一套。

月光清明如水，星星很淡很疏。

夜有它特别的气息，寂静有它自己的声音，群山变成了一只只巨兽的影子，蠢蠢欲动地埋伏在我们四周。

这些强烈隐藏着的山夜的魅力并不因为电视机文明的侵入而消失，它们交杂混合成了另外一个奇幻的世界。

巧诺深黑的直短头发和刷子一般的小胡子使他在月光、火光及电视荧光的交错里显得有些怪异，他的眼白多于瞳仁，那么专心看电视的样子使我觉得他是一只有着发亮毛皮的野狼，一只有若我给他取的外号——“银眼睛”一般闪着凶光露着白齿的狼。

奥克塔维沃的气质又是完全不同的了，他是修长而优美的少年，棕色的软发在月光下贴服地披在一只眼睛上，苍白的长手指托着他还没有服兵役的童稚的脸。

在工作室里，他不止帮我做木框，也喜欢看我带去的一张一张黑白素描，他可以看很久，看得忘了他的工作。

我盯着他看，心里在想，如果培植这个孩子成为一个读书人，加上他生活的环境，是不是有一天能够造就出加纳利群岛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呢？

而我为什么仍然将书本的教育看得那么重要，难道做一个乡村的木匠便不及一个诗人吗？

我又想到自己，我不清楚我是谁，为什么在这千山万水的异乡，在这夏日的草原上跟三个加纳利群岛的乡下人一起看电视。我的来处跟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拉蒙在远处擦枪，我们的四把枪一字排开，枪筒发出阴森的寒光来。他做事的样子十分专注而仔细，微胖的身材使人误觉这是迟钝，其实打飞靶的人是不可能反应缓慢的，他只是沉静土气得好似一块木头。

“拉蒙！”我轻喊着。

“嗯！”

“干什么要打野兔，你？”

“有很多呢！”

“干什么杀害生命？”

拉蒙笑笑，也讲不出理由来。

“明天早晨我们只打罐子好不好？”

“不好。”

“我觉得打猎很残忍。”

“想那么多做什么。”

我怔怔地看着拉蒙慢吞吞的样子，说不出话来。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他这句话里，还是不要再谈下去的好。

电视片演完了，巧诺满意地叹了口气，都二十多岁的人了，电视里的故事还是把他唬得怪厉害的。

我收拾了残食去喂戈利菲，其实它已经跟我们一块儿吃过些了。

我们拿出自己的毛毯来盖在身上，枕着石头便躺下了。

“谁去洞里睡？”巧诺说。

没有人回答。

“Echo去不去？”又问。

“我是露天的，这里比较干净。”我说。

“既然谁都不去洞里，买下它又做什么用呢。”

“冬天上来再睡好了，先要做些小工程才住得进去呢！”我说。

“冬天禁猎呢！”拉蒙说。

“又不是上来杀兔子的！”我说。

这时我们都包上了毛毯，巧诺不知什么地方又摸出来了一个收音机。反正他是不肯谛听大自然声音的毛孩子。

“明天几点起来？”我问。

“五点半左右。”拉蒙说。

我叹了口气，将自己的毯子窝窝紧，然后闭上了眼睛。

收音机放得很小声，细微得随风飘散的音乐在草原上回荡着。

“Echo！”奥克塔维沃悄悄地喊我。

“什么？”

“你念过书？”

“一点点，为什么？”

“书里有什么？”

“有信息，我的孩子，各色各样的信息。”

称呼别人——“我的孩子”是加纳利群岛的一句惯用语，街上不认识的人问路也是这么叫来叫去的。

“做木匠是低贱的工作吗？”又是奥克塔维沃在问，他的声音疲倦又忧伤。

“不是，不是低贱的。”

“为什么读书人不大看得起我们呢？”

“因为他们没有把书念好呢！脑筋念笨了。”

“你想，有一天，一个好女孩子，正在念高中的，会嫁给一个木匠吗？”

“为什么不会有呢！”我说。

我猜奥克塔维沃必是爱上了一个念书的女孩子，不然他这些问题哪里来的。

奥克塔维沃的眼睛望着黑暗，望着遥远遥远的地方。这个孩子与巧诺，与他的师父拉蒙又是那么的不相同，他要受苦的，因为他的灵魂里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喂！塔维沃！”我轻轻地喊。

“嗯！”

“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尘世的父亲是约瑟？”

“知道。”

“他做什么的？”

“木匠。”

“听我说，两件事情，马利亚并没有念过高中。一个木匠也可以娶圣女，明白了吗？”我温柔地说。

奥克塔维沃不再说什么，只是翻了一个身睡去。

我几几乎想对他说：“你可以一方面学木工，一方面借书看。”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这个建议可能造成这孩子一生的矛盾，也可能使世上又多一个更受苦的灵魂，又是何必由我来挑起这点火花呢！

这是奥克塔维沃与我的低语，可是我知道拉蒙和巧诺亦是没有睡着的。

火焰烧得非常微弱了，火光的四周显得更是黑暗，我们躺着的地方几乎看不到什么，可是远处月光下的山脊和草原却是苍白的。

天空高临在我们的头上，没有一丝云层，浩渺的清空呈现着神秘无边的伟大气象。

四周寂无人声，灌木丛里有啾啾的虫鸣。

我们静默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电台的夜间节目仍在放歌曲，音乐在微风里一阵一阵飘散。

我仍然没有睡意，卷在毯子里看火光如何静静地跳跃，在做熄灭前最华丽的燃烧。

对于自己的夜不归家仍然使我有些惊异，将一己的安全放在这三个不同性别的朋友手里却没有使我不安，我是看稳看准他们才一同来的，这一点没有弄错。

“拉蒙！”我轻轻地试着喊了一声。

“嗯！”睡意很浓的声音了。

“月亮太大了，睡不着。”

“睡吧！”

“明天可不可以晚一点起来？”

他没有回答我。

收音机在报时间，已是子夜了。有高昂悲哀的歌声在草上飘过来：

我也不梳头呀！我也不洗脸呀！直到我的爱人呀！从战场回来呀！

……

……

我翻了一个身，接着又是佛兰明哥的哭调在回荡：

啊……当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我便流泪成河——

我掀开毯子跑到巧诺那儿去关收音机，却发觉他把那个小电晶体的东西抱在胸口已经睡着了。

我拉了两张毯子，摸了拉蒙身畔的打火机进入黑黑的洞穴里去。

泥地比外面的草原湿气重多了，蜡烛将我的影子在墙上反映得好大，我躺着，伸出双手对着烛光，自己的手影在墙上变成了一只嘴巴一开一合的狼。

我吹熄了火，平平地躺在泥土上，湿气毫不等待地开始往我的身体里侵透上去，这么一动不动地忍耐睡眠还是不来。

过一会儿我打了第一个喷嚏，又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胸口不舒服，然后那个可恶的胃痛一步一步重重地走了出来。

我又起身点了火，岩洞显得很低，整座山好似要压到我的身上来，顺着胃的阵痛，岩顶也是一起一伏地在扭曲。

已经三点多了，这使我非常焦急。

我悄悄地跑出洞外，在月光下用打火机开始找草药，那种满地都有的草药，希望能缓冲一下这没法解决的痛。

“找什么？掉了什么？掉了什么东西吗？”拉蒙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来。

“露易莎草。”我轻轻地说。

“找到也不能吃的，那个东西要晒干再泡。”

“是晒枯了，来时看见的，到处都有呢。”

“怎么了？”

“胃痛，很痛。”

“多盖一床毯子试试看。”

“不行的，要嚼这种叶子，有效的。”

拉蒙丢开毯子大步走了过来，我连忙做手势叫他不要吵醒了另外两个睡着的人。

“有没有软纸？”我问拉蒙。

拉蒙摸了半天，交给我一条洁白的大手帕，我真是出乎意外。

“我要用它擤鼻涕！”我轻轻地说。

“随便你啦！”

拉蒙睡意很浓地站着，他们都是清晨六点就起床的人，这会儿必是太困了。

“你去睡，对不起。”我说。

这时我突然对自己羸弱的身体非常生气，草也不去找了，跑到洞内拖出自己的毯子又在外面地上躺下了。

“不舒服就喊我们。”拉蒙轻手轻脚地走了。

虽然不是愿意的，可是这样加重别人的心理负担使我非常不安。

我再凑近表去看，的确已经三点多钟了，可是我的胃和胸口不给人睡眠，这样熬下去到了清早可能仍是不会合眼的。

想到第二天漫山遍野地追逐兔子，想到次日八月的艳阳和平原，想到我一夜不睡后强撑着的体力，想到那把重沉沉的猎枪和背包，又想到我终于成了另外三个自由人的重担……

这些杂乱的想法使我非常不快活，我发觉我并不是个好同伴，明天拖着憔悴的脸孔跟在这些人后面追杀兔子也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了。

那么走了吧！决定回家去！山路一小时，开车下山一小时半，清晨五点多我已在家了。

我是自由的，此刻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丈夫，没有子女，甚而没有一条狗。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犹豫呢！这样地想着又使我的心不知怎么的浸满了悲伤。

家里什么药都有，去了就得救了，家又不是很远，就在山脚下的海边嘛！

我坐起来想了一下，毯子可以留下来放在洞穴里，水不必再背了，食物吃完了，猎枪要拿的，不然明天总得有人多替我背一把，这不好。

我要做的只是留一张条子，拿着自己的那一串钥匙，背上枪，就可以走了。

我远望着那一片白茫茫的草原，望过草原下的山谷，再翻两座没有什么树林的荒山便是停车处了。产业道路是泥巴的，只有那一条，亦是迷不了路。

我怕吗？我不怕，这样安静的白夜没有鬼魅。我是悄悄地走了的好。没有健康的身体连灵魂都不能安息呢！

我忍着痛不弄出一点声音，包香肠的粗纸还在塑胶袋里面，我翻了出来，拉出钥匙圈上的一支小原子笔，慢慢地写着：

走了，因为胃痛。

我的车子开下去，不要担心。下星期再见！谢谢一切。

我将字条用一块石头压着，放在巧诺伸手可及的地方，又将明早要吃的甜饼口袋靠着石块，这样他们一定看见了。

如果他们早晨起来看不见我，没发觉字条，焦急得忘了吃甜饼便四野去找人又怎么办？我不禁有些担心了，这一挂心胃更是扭痛起来。

于是我又写了两张字条：“你们别找我，找字条好了，在甜饼旁的石头下。”

我将这另外两张字条很轻很细微地给它们插进了巧诺的领口，还有拉蒙的球鞋缝里。

再看不到便是三个傻瓜了。

于是我悄悄地摸到了那管枪，又摸了几发子弹，几乎弯着身子，弓着膝盖，在淡淡的星空下丢弃了沉睡在梦中的同伴。

“嘘！你。”拉蒙竟然追了上来，脸色很紧张。

“我胃痛，要走了。”我也被他吓了一跳。

“要走怎么不喊人送。”他提高了声音。

“我是好意，自己有脚。”

“你这是乱来，Echo，你吓得死人！”

“随便你讲，反正我一个人走。”

“我送你！”拉蒙伸手来接我的枪。

“要你送不是早就喊了，真的，我不是什么小姐，请你去睡。”

拉蒙不敢勉强我，在我的面前有时他亦是无可奈何。

“一来一回要五小时，就算你送到停车的那个山脚回来也要两小时，这又为了什么？”

“你忘了你是一个女人。”

“你忘了我有枪。”

“送你到停车的地方。”拉蒙终于说。

我叹了口气，很遗憾自己给人添的麻烦，可是回去的心已定了，再要改也不可能。

“拉蒙，友谊就是自由，这句话你没听过吗？如果我成了你们的重担，那么便不好做朋友了。”

“随你怎么讲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走的。”

“分析给你听，岛上没有狼，没有毒蛇，山谷并不难走，车子停得不远，月光很亮，我也认识路，如果你陪我去，我的胃会因为你而痛得更厉害，请你不要再纠缠了，我要走了。”

“Echo，你是骄傲的，你一向看上去温和，其实是固执而拒人千里的。”

“讲这些有什么用嘛！我不要跟你讲话，要走了！”我哀叫起来。

“好！你一个人走，我在这边等，到了车子边放一枪通知，这总可以了吧！半路不要去吃草。”

我得了他的承诺，便转身大步走开去了。

不，我并不害怕，那段山路也的确不太难走，好狗戈利菲送了我一程，翻过山谷时滑了一下，然后我便走到了停车的地方，我放了一枪，那边很快地也回了一枪，拉蒙在发神经病，那么一来巧诺和奥克塔维沃必是被吵醒了。

我甚而对这趟夜行有些失望，毕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夜里穿过群山和幽谷，可是它什么也没有发生，简单平淡得一如那晚并不朦胧的月光。

在产业道路上我碰到了另外一辆迎面开来的车子，那辆车倒了半天才挤出来一块空路给我开过去。

交错时我们都从窗口探出上半身来。

“谢啦！”我喊着。

“怎么，不打猎了吗？”那边车上一个孤零健壮的老人，车内三条猎狗。

“同伴们还在等天亮呢！”我说。

“再见啦！好个美丽的夜晚啊！”老人大喊着。

“是啦！好白的夜呢！”我也喊着。

这时我的胃又不痛了，便在那个时候，车灯照到了一大丛露易莎草，我下车去用小刀割了一大把，下次再来便不忘记带着晒干的叶子上来了。

注：过去亦曾写过一篇叫做《荒山之夜》的文字，那已是几年前在沙漠的事了。

这次的记录也是在一座荒山上，同样是在夜间，因此我便不再用其他的题目，仍然叫它《荒山之夜》了。

克里斯

在我居所附近的小城只有一家影印文件的地方，这些个月来，因为不断地跟政府机关打交道，因此是三天两头就要去一趟的。

那天早晨我去复印的却不是三五张文件，而是一式四份的稿子。

等着影印的人有三五个，因为自己的份数实在太多，虽则是轮到我了，却总是推让给那些只印一张两张纸的后来者。最后只剩下一个排在我后面的大个子，我又请他先印，他很谦虚地道谢了我，却是执意不肯占先，于是我那六七十张纸便上了机器。

“想来你也能说英语的吧？”背后那人一口低沉缓慢的英语非常悦耳的。

“可以的。”我没法回头。因为店老板离开了一下，我在替他管影印机。

“这么多中国字，写的是什么呢？”他又问。

“日记！”说着我斜斜地偷看了这人一眼。

他枯黄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淡蓝而温和的眼睛，方方的脸上一片未刮干净的白胡楂，个子高大，站得笔挺，穿着一件几乎已洗成白色了的淡蓝格子棉衬衫，斜纹蓝布裤宽宽松松地用一条旧破的皮带扎着，脚下一双凉鞋里面又穿了毛袜子。

这个人我是见过的，老是背着一个背包在小城里大步地走，脸上的表情一向茫茫然的，好似疯子一般，失心文疯的那种。有一次我去买花，这个人便是痴痴地对着一桶血红的玫瑰花站着，也没见他买下什么。

店老板匆匆地回来接下了我的工作，我便转身面对着这人了。

“请问你懂不懂《易经》？”他马上热心地问我，笑的时候露出了一排密集尖细的牙齿，破坏了他那一身旧布似的恬淡气氛，很可惜的。

看见尖齿的人总是使我联想到狼。眼前的是一条破布洗清洁了做出来的垮垮的玩具软狼，还微微笑着。

“我不懂《易经》，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懂《易经》的。”说着我笑了起来。

“那么风水呢？中国的星象呢？”他追问。

在这个天涯海角的小地方，听见有人说起这些事，心里不由得有些说不出的新鲜，我很快地又重新打量了他一下。

“也不懂。”我说。

“你总知道大城里有一家日本商店，可以买到豆腐吧？”他又说。

“知道，从来没去过。”

“那我将地址写给你，请一定去买——”

“为什么？”我很有趣地看着他。

他摊了摊手掌，孩子气地笑了起来，那份淡淡的和气是那么的恬静。总是落了一个好印象。

“那家店，还卖做味噌汤的材料——”他又忍不住加了一句。

“把地址讲我听好了。”我说。

“瓦伦西亚街二十三号。我还是写下来给你的好——”说着他趴在人家的复印机上便写。

“记住啦！”我连忙说。

他递过来一小片纸，上面又加写了他自己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原来住在小城的老区里，最旧最美的一个角落，住起来可能不舒适的。

“克里斯多弗·马克特。”我念着。

他笑望着我，说：“对啦！Echo！”

“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我有些被人愚弄了的感觉，却没有丝毫不快，只觉这个人有意思。

“好！克里斯，幸会了！”我拿起已经影印好的一大沓纸张便不再等他，快步出门去了。

影印店隔壁几幢房子是“医护急救中心”的，可是小城里新建了一家大医院，当然是设了急诊处的，这个中心的工作无形中便被减少到等于没有了。

我走进中心去，向值班的医生打了招呼，便用他们的手术台做起办公桌来，一份一份编号的稿纸摊了满台。

等我将四份稿件都理了出来，又用订书机钉好之后，跟医生聊了几句话便预备去邮局寄挂号信了。

那个克里斯居然还站在街上等我。

“Echo，很想与你谈谈东方的事情，因为我正在写一篇文章，里面涉及一些东方哲学家的思想……”

他将自己的文章便在大街上递了过来。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烟尘弥漫，风沙满街，阳光刺目，更加上不时有大卡车轰轰地开过，实在不是讲话看文章的地点。

“过街再说吧！”我说着便跑过了大街，克里斯却迟迟穿不过车阵。

等他过街时，我已经站在朋友璜开的咖啡馆门口了，这家店的后院树下放了几张木桌子，十分清静的地方。

“克里斯，我在这里吃早饭，你呢？”我问他，他连忙点点头，也跟了进来。

在柜台上我要了一杯热茶，自己捧到后院去。克里斯想要的是西班牙菊花茶，却说不出这个字，他想了一会儿，才跟璜用西文说：“那种花的……”

“好，那么你写哪方面的东西呢？”

我坐下来笑望着克里斯。

他马上将身上背着的大包包打了开来，在里面一阵摸索，拿出了一本书和几份剪报来。

那是一本口袋小书，英文的，黑底，彩色的一些符号和数字，书名叫做——《测验你的情绪》。封面下方又印着：“用简单的符号测出你，以及他人潜意识中的渴望、惧怕及隐忧。”“五十万本已经售出”。右角印着克里斯多弗·马克特。

看见克里斯永不离身的背包里装的居然是这些东西，不由得对他动了一丝怜悯之心。这么大的个子，不能算年轻，西班牙文又不灵光，坐在那张木椅上嫌太挤了，衣着那么朴素陈旧，看人的神情这样的真诚谦虚，写的却是测验别人情绪的东西。

我顺手翻了翻书，里面符号排列组合，一小章一个名称：“乐观”“热情”“积极”“沮丧”……

“这里还有一份——”他又递过来一张剪报之类的影印本，叫做：“如何测知你与他之间是否真正了解。”

这类的文字最是二加二等于四，没有游离伸缩，不是我喜欢的游戏。

“你的原籍是德国，拿美国护照，对吗？”我翻着他的小书缓缓地说。

“你怎么知道？”他惊讶地说。

我笑而不答。

“请你告诉我，中国的妇女为何始终没有地位，起码在你们的旧社会里是如此的，是不是？”

我笑望着克里斯，觉得他真是武断。再说，影印文件才认识的路人，如何一坐下来便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呢！

“我的认知与你刚刚相反，一般知书识礼的中国家庭里，妇女的地位从来是极受尊重的……”我说。

克里斯听了露出思索的表情，好似便要将整个早晨的光阴都放在跟我的讨论上去似的。这使我有些退却，也使我觉得不耐。喝完了最后一口茶便站了起来。

“我要走了！”我放下两杯茶钱。

“你不是来吃早饭的吗？”

“这就是早饭了，还要再吃什么呢？”我说。

“要不要测验你自己的情绪？”

“既然是潜意识的东西，还是让它们顺其自然一直藏着吧！”我笑了。

“用你的直觉随便指两个符号，我给你分析……”

我看了书面上的好几个符号，顺手指了两个比较不难看的。

“再挑一个最不喜欢的。”他又说。

“这个最难看，白白软软的，像蛆一样。”说到那个蛆字，我夹了西班牙文，因为不知英文怎么讲，这一来克里斯必是听不懂了。

“好，你留下电话号码，分析好了打电话给你——”

我留下电话时，克里斯又说起八卦的事情，我强打住他的话题便跑掉了。

等我去完邮局，骑着小摩托车穿过市镇回家时，又看见了克里斯站在一家商店门口，手中拎着一串香蕉，好似在沉思似的。

“克里斯再见！”我向他大喊一声掠过，他急急地举起手来热烈地挥着，连香蕉也举了起来。

我一路想着这个人，一直好笑好笑地骑回家去。

四万居民的小城并不算太小，可是每次去城里拿信或买东西时总会碰到克里斯。

若是他问我要做些什么事，我便把一串串待做的事情数给他听。轮到我问克里斯时他答的便不同：“我只是出来走走，你知道，在玩——”

克里斯那么热爱中国哲学家的思想，知道我大学念过哲学系，便是在街上碰到了，跟在我身旁走一段路也是好的。

碰巧有时我不急着有事，两人喝杯茶也是孔子、老子、庄子地谈个不停。事实上清谈哲学最是累人，我倒是喜欢讲讲豆腐和米饭的各种煮法，比较之下这种生活上的话题和体验，活泼多了。

只知道克里斯在城内旧区租了人家天台上的房间为家。照他说是依靠发表的东西维生，其实我很清楚那是相当拮据的。

认识克里斯已有好一阵了，不碰见时也打电话，可是我从不请他来家里。家是自己的地方，便是如克里斯那么恬淡的人来了也不免打破我的宁静。他好似跟我的想法相同，也不叫我去他的住处。

有一阵夜间看书太剧，眼睛吃了苦头，近视不能配眼镜，每一副戴上都要头晕。眼前的景象白花花的一片，见光更是不舒服。

克里斯恰好打电话来，一大清早的。

“Echo，你对小猫咪感不感兴趣呢？”

“不知道，从来没有开过——”我迷迷糊糊地说。

“小猫怎么开呢？”他那边问。

“我——以为你说小赛车呢——”

跟克里斯约好了在小城里见面，一同去看小猫，其实猫我是不爱的。

在跟克里斯喝茶时他递过来几本新杂志，我因眼睛闹得厉害，便是一点光也不肯面对，始终拿双手捂着脸说话，杂志更别想看了。

“再不好要去看医生了。”我苦恼地说。

“让我来治你！”他慢慢地说。

“怎么治呢？”我揉着酸涩的眼睛。

“我写过一本书，简单德文的叫做《自疗眼睛的方法》，你跟我回去拿吧！”

原来克里斯又出过一本书。可是当时我已是无法再看书了。

“讲出来我听好了，目前再用眼会瞎掉的。”

“还要配合做运动，你跟我回家去我教你好吗？”

“也好——”我站起来跟克里斯一路往城外走去。

克里斯住的区叫做圣法兰西斯哥，那儿的街道仍是石块铺的，每一块石头缝里还长着青草，沿街的房子大半百年以上，衬着厚厚的木门。

那是一幢外表看去几乎已快塌了的老屋，大门根本没有了颜色，灰净的木板被岁月刻出了无以名之的美。

克里斯拿出一把好大的古钥匙来开门，风吹进屋传来了风铃的声响。

我们穿过一个壁上水渍满布的走廊，掀开一幅尼龙彩色条子的门帘，到了一间小厅，只一张方形小饭桌和两把有扶手的椅子便挤满了房间，地上瓶瓶罐罐的杂物堆得几乎不能走路，一个老太太坐在桌子面前喝牛奶，她戴了眼镜，右眼玻璃片后面又塞了一块白白的棉花。

这明明是中国老太太嘛！

“郭太太，Echo来了！”克里斯弯身在这位老太太的耳旁喊着，又说：“Echo，这是我的房东郭太太！”

老太太放下了杯子，双手伸向我，讲的却是荷兰语：“让我看看Echo，克里斯常常提起的朋友——”

以前在丹纳丽芙岛居住时，我有过荷兰紧邻，这种语文跟德文有些相似，胡乱猜是能猜懂的，只是不能说而已。

“你不是中国人吗？”我用英文问。

“印尼华侨，独立的时候去了荷兰，现在只会讲荷语啦！”克里斯笑着说，一面拂开了椅上乱堆的衣服，叫我坐。

“克里斯，做一杯柠檬水给Echo——”老太太很有权威的，克里斯在她面前又显得年轻了。

“这里另外还住着一位中国老太太，她能写自己的名字，你看——”克里斯指指墙上钉的一张纸，上面用签字笔写着中文——郭金兰。

“也姓郭？”我说。

“她们是姐妹。其实都没结婚，我们仍叫她们郭太太。”

“我呀——在这里住了十七年了，荷兰我不喜欢，住了要气喘——”老太太说。

“听得懂？”克里斯问我。

我点点头笑了起来。这个世界真是有趣。她说的话我每一句都懂，可是又实在是乱猜的，总是猜对了。

克里斯将我留在小厅里，穿过天井外的一道梯阶到天台上去了。

我对着一个讲荷语的中国老太太喝柠檬水。

过了一会儿，克里斯下来了，手里多了几本书，里面真有他写的那本。

“不要看，你教吧！”我说。

“好！我们先到小天井里去做颈部运动。”说着克里斯又大声问老太太：“郭太太，Echo要用我的法子治眼睛，你也来天井坐着好吗？”

老太太站了起来，笑眯眯地摸出了房门，她坐在葡萄藤下看着我，说：“专心，专心，不然治不好的，这个法子有用——”

我照着克里斯示范的动作一步一步跟，先放松颈部，深呼吸，捂眼睛静坐十分钟，然后转动眼球一百次……

“照我的方法有恒心地去做，包你视力又会恢复过来——”

我放开捂住的眼睛，绿色的天井里什么时候聚了一群猫咪，克里斯站在晒着的衣服下，老太太孩童似的颜面满怀兴趣地看着我。

“讲你的生平来我听——”老太太吩咐着。

“说什么话？”我问克里斯。

“西班牙文好啦！郭太太能懂不能讲——”

我吸了口气，抬眼望着天井里露出来的一片蓝天，便开始了：“我的祖籍是中国沿海省份的一个群岛，叫做舟山，据一本西班牙文书上说，世界以来第一个有记载的海盗就是那个群岛上出来的——而且是个女海盗。我的祖父到过荷兰，他叫汽水是荷兰水。我本人出生在中国产珍奇动物熊猫的那个省份四川。前半生住在台湾，后半生住在西班牙和一些别的地方，现在住在你们附近的海边，姓陈。”

克里斯听了仰头大笑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样大笑过。老太太不知听懂了多少，也很欣赏地对我点头又微笑。

“克里斯，现在带Echo去参观房子——”老太太又说，好似在跟我们玩游戏似的粲然。

“房子她看到了嘛！小厅房、天井、你们的睡房——”克里斯指指身旁另一个小门，门内两张床，床上又有一堆猫咪蜷着。

“天台上的呢——”老太太说。

克里斯的脸一下不太自在了：“Echo，你要参观吗？”

“要。”我赶快点头。

我跟着克里斯跑上天台，便在那已经是很小的水泥地上，立着一个盆子似的小屋。

“看——”克里斯推开了房门。

房间的挤一下将眼睛堵住了。小床、小桌、一个衣柜、几排书架便是一切了，空气中飘着一股丢不掉的霉味。不敢抬头看屋顶有没有水渍，低眼一瞧，地上都是纸盒子，放满了零碎杂物，几乎不能插脚。

我心中默默地想，如果这个小房间的窗子打开，窗台上放一瓦盆海棠花，气氛一定会改观的。就算那么想，心底仍是浮上了无以名之的悲伤来。那个床太窄了，克里斯是大个子，年纪也不算轻了。

“天台都是你的，看那群远山，视野那么美！”我笑着说，“黄昏的时候对着落日打打字也很好的！”

“那你是喜欢的了——”克里斯说。

“情调有余，让天井上的葡萄藤爬上来就更好了——”

我又下了楼梯与老太太坐了一下。克里斯大概从来没有朋友来过，一直在厨房里找东西给我尝。我默默地看看这又破又挤却是恬然的小房子，一阵温柔和感动淡淡地笼罩了我。两位老太太大概都九十好多了，克里斯常在超级市场里买菜大半也是为着她们吧。

那天我带回去了克里斯的小黑皮书和另外一些他发表在美国杂志上的剪报，大半是同类的东西。

在家里，我照着克里斯自疗眼睛的方法在凉棚下捂住脸，一直对自己说：

“我看见一棵在微风中轻摆的绿树，我只看见这棵优美的树，我的脑子里再没有复杂的影像，我的眼睛在休息，我只看见这棵树……”

然后我慢慢转动眼球一百次，直到自己头昏起来。

说也奇怪，疲倦的视力马上恢复了不少，也弄不清是克里斯的方法治对了我，还是前一晚所服的高单位维他命A生了效用。

眼睛好了夜间马上再去拼命地看书。

克里斯的那些心理测验终于细细地念了一遍。

看完全部，不由得对克里斯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此人文字深入浅出，流畅不说，讲的还是有道理的，竟然不是枯燥的东西。

我将自己初次见他时所挑的那两个符号的组合找了出来，看看书内怎么说。深夜的海潮风声里，赫然读出了一个隐藏的真我。

这个人绝对在心理上有过很深的研究。克里斯的过去一直是个谜，他只说这十年来在岛上居住的事，前半生好似是一场空白。他学什么的？

我翻翻小书中所写出的六十四个小段落的组合，再看那几个基本的符号——八八六十四，这不是我们中国八卦的排法。

另外一本我也带回家来的治眼睛的那本书注明是克里斯与一位德国眼科医生合著的，用心理方法治疗视弱，人家是眼科，那么克里斯又是谁？他的书该有版税收入的，为什么又活得那么局促呢？

那一阵荷西的一批老友来了岛上度假，二十多天的时间被他们拖着到处跑，甚至坐渡轮到邻岛去。岛上没有一个角落，不去踩一踩的。一直跟他们疯到机场，这才尽兴而散。

朋友们走了，我这才放慢步子，又过起悠长的岁月来。

“Echo，你失踪了那么多日子，我们真担心极了，去了哪儿？”克里斯的声音在电话中传来。

“疯去了！”我叹了口气。

“当心乐极生悲啊！”他在那边温和地说。

“正好相反，是悲极才生乐的。”我噗的一下笑了出来。

“来家里好吗？两位郭太太一直在想你——”

克里斯的家越来越常去了，伴着这三个萍水相逢的人，抱抱猫咪，在天井的石阶上坐一下午也是一场幻想出来的亲情，那个家，比我自己的家像家。他们对待我亦是自自然然。

始终没有请克里斯到我的家来过，两位老太太已经不出门了，更是不会请她们。有时候，我提了材料去他们家做素菜一起吃。

那日我又去找克里斯，郭太太说克里斯照旧每星期去南部海边，要两三天才回来。我看了看厨房并不缺什么东西，坐了一会儿便也回家了。

过了好一阵在城内什么地方也没碰见克里斯，我也当做自然，没想到去找他。

一天清晨，才六点多钟，电话铃吵醒了我，我迷迷糊糊地拿起话筒来，那边居然是郭太太。

“Echo，来！来一趟！克里斯他不好了——”

老太太从来不讲电话的，我的渴睡被她完全吓醒了。两人话讲不通，匆匆穿衣便开车往小城内驶去。

乒乒乓乓地赶去打门，老太太耳朵不好又不快来开。

“什么事——”在冷风里我瑟瑟地发抖，身上只一件单衣。

“发烧——”另外一个老太太抢着说。

那对姐妹好似一夜未睡，焦急的脸将我当成了唯一的拯救。

“我去看看——”我匆匆跑上了天台。

克里斯闭着眼睛躺在那张狭小的床上，身上盖了一床灰濛濛的橘色毯子。他的嘴唇焦裂，脸上一片通红，双手放在胸前剧烈地喘着。我进去他也没感觉，只是拼命在喘。

我伸手摸摸他额头，烫手的热。

“有没有冰？”我跑下楼去问，也不等老太太回答，自己跑去了厨房翻冰箱。

那个小冰箱里没有什么冰盒，我顺手拿起了一大袋冷冻豌豆又往天台上跑。

将克里斯的头轻轻托起来，那包豆子放在他颈下。房内空气混浊，我将小窗打开了一条缝。克里斯的眼睛始终没有张开过。

“我去叫医生——”我说着便跑出门去，开车去急救中心找值班医生。

“我不能去，值班不能走的。”医生说。

“人要死了，呼吸不过来——”我喊着。

“快送去医院吧！”医生也很焦急地说。

“抬不动，他好像没知觉了。你给叫救护车，那条街车子进不去。快来！我在街口等，圣法兰西斯哥区口那儿等你的救护车——”

克里斯很快被送进了小城那家新开的医院，两个老太太慌了手脚，我眼看不能顾她们，径自跟去了医院。

“你是他的什么人？”办住院手续时窗口问我，那时克里斯已被送进急诊间去了。

“朋友。”我说。

“有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又问。

“不知道。”

“费用谁负责，他人昏迷呢。”

“我负责。”我说。

医院抄下了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坐在候诊室外等得几乎麻掉。

“喂！你——”有人推推我，我赶快拿开了捂着脸的手，站了起来。

“在病房了，可以进去。”

也没看见医生，是一个护士小姐在我身边。

“什么病？”

“初看是急性肺炎，验血报告还没下来——”

我匆匆忙忙地跑着找病房，推开门见克里斯躺在一个单人房里，淡绿色的床单衬着他憔悴的脸，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的眼睛始终闭着。

“再烧要烧死了，拿冰来行不行——”我又冲出去找值班的护士小姐。

“医生没说。”冷冷淡淡地，好奇地瞄了我一眼。

在我的冰箱里一向有一个塑胶软冰袋冻着的，我开车跑回去拿了又去医院。

当我偷偷地将冰袋放在克里斯颈下时，他大声地呻吟了一下。

医生没有再来，我一直守到黄昏。

郭太太两姐妹和我翻遍了那个小房间，里面一堆堆全是他的稿件，没有刊出来的原稿。可是有关健康保险的单子总也没有着落。克里斯可说没有私人信件，也找不到银行存折，抽屉里几千块钱丢着。

“不要找了，没有亲人的，同住十年了，只你来找过他。”另一位郭太太比较会讲西班牙文，她一焦急就说得更好了。

我问起克里斯怎么会烧成那样的，老太太说是去南部受了风寒，喝了热柠檬水便躺下了，也没见咳，不几日烧得神志不清，她们才叫我去了。

我再去医院，医生奇怪地说岛上这种气候急性肺炎是不太可能的，奇怪怎么的确生了这场病。

到了第五日，克里斯的病情总算控制下来了，我每日去看他，有时他沉睡，有时好似醒着，也不说话，总是茫茫然地望着窗外。

两个老太太失去了克里斯显得惶惶然的，她们的养老金汇来了，我去邮局代领，惊讶地发觉是那么的少，少到维持起码的生活都是太艰难了。

到了第六日，克里斯下午又烧起来了，这一回烧得神志昏迷，眼看是要死掉了。我带了老太太们去看他，她们在他床边不停地掉眼泪。

我打电话去给领事馆，答话是死亡了才能找他们，病重不能找的，因为他们不能做什么。

第七日清晨我去医院，走进病房看见克里斯在沉睡，脸上的红潮退了，换成一片死灰。我赶快过去摸摸他的手，还是热的。

茶几上放着一个白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七日的账单。

这个死医院，他们收大约合两百美金一天的住院费，医药急诊还不在内。

残酷的社会啊！在里面生活的人，如果不按着它铺的轨道乖乖地走，便是安分守己，也是要吃鞭子的。没有保险便是死好啰！谁叫你不听话。

我拿了账单匆匆开车去银行。

“给我十万块。”我一面开支票，一面对里面工作的朋友说。

“开玩笑！一张电话费还替你压着没付呢！”银行的人说。

“不是还有十几万吗？”我奇怪地说。

“付了一张十四万的支票，另外零零碎碎加起来，你只剩一万啦！”

“账拿来我看！”我紧张了。

一看账卡，的确只剩一万了，这只合一百二十美金。那笔十四万的账是自己签出的房捐税，倒是忘个干净。

“别说了，你先借我两万！”我对朋友说。

他口袋里掏了一下，递上来四张大票。两万块钱才四张纸，只够三十小时的住院钱。

我离开了中央银行跑到对街的南美银行去。

进了经理室关上门便喊起来：“什么美金信用卡不要申请了，我急用钱！”

经理很为难地看着我。为了申请美金户的信用卡，他们替我弄了一个月，现在居然要讨回保证金。

“Echo，你急钱用我们给你，多少？信用卡不要撤了申请——”

“借我十六万，马上要——”

总得准备十天的住院费。

经理真是够义气，电话对讲机只说了几句话，别人一个信封送了进来。

“填什么表？”我问。

“不用了！小数目，算我借你，不上账的。”

“谢了，半个月后还给你。”我上去亲了一下这个老好人，转身走掉了。

人在故乡就有这个方便，越来越爱我居住的小城了。

自从克里斯病了之后，邮局已有好几天未去了，我急着去看有没有挂号信。

三封挂号信等着我，香港的、台湾的、新加坡的，里面全是稿费。

城里有一个朋友欠我钱，欠了钱以后就躲着我，这回不能放过他。我要我的三万块西币回来。

一个早晨的奔走，钱终于弄齐了。又赶着买了一些菜去郭太太那儿。

方进门，老太太就拼命招手，叫我去听一个电话，她讲不通。

“请问哪一位，克里斯不在——”我应着对方。

南部一个大旅馆夜总会打来的，问我克里斯为什么这星期没去，再不去他们换人了。

“什么？背冰？你说克里斯没去背冰？他给冷冻车下冰块？”我叫了起来，赫然发现了克里斯赖以谋生的方法。

这个肺炎怎么来的也终于有了答案。

想到克里斯满房没有刊登出来的那些心理上的文稿和他的年纪，我禁不住深深地难过起来。

“是这样的，克里斯，你的那本小书已经寄到台湾去了，他们说可以译成中文，预付版税马上汇来了，是电汇我的名字，你看，我把美金换成西币，黑市去换的，我们还赚了——”

在克里斯的床边，我将那一包钱放在他手里。说着说着这事变成了真的，自己感动得很厉害，克里斯要出中文书了，这还了得。

克里斯气色灰败的脸一下子转了神色，我知他心里除了病之外还有焦虑，这种金钱上的苦难是没有人能说的，这几日就算他不病也要愁死了。

他摸摸钱，没有说话。

“请给我部分的钱去付七天的住院费——”我趴在他身边去数钱。

数钱的时候，克里斯无力的手轻轻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我对他笑笑，斜斜地睇了他一眼。

克里斯又发了一次烧，便慢慢地恢复了。

那几日我不大敢去医院，怕他要问我书的事情。

我在克里斯的房内再去看他的稿件，都是打字打好的，那些东西太深了，文字也太深，我看不太懂。他写了一大堆。

没几日，我去接克里斯出院，他瘦成了皮包骨，走路一晃一晃的，腰仍是固执地挺着。

“什么素别再吃啦！给你换鲜鸡汤吧！”我笑着说，顺手将一块做好的豆腐倒进鸡汤里去。

克里斯坐在老太太旁边晒太阳，一直很沉静，他没有问书的事情，这使我又是心虚了。

后来我便不去这家人了。不知为什么不想去了。

那天傍晚门铃响了，我正在院中扫地，为着怕是邻居来串门子，我脱了鞋，踮着脚先跑去门里的小玻璃洞里悄悄张望，那边居然站着克里斯，那个随身的大背包又在身上了。

我急忙开锁请他进来，这儿公车是不到的，克里斯必是走来的，大病初愈的人如何吃得消。他的头发什么时候全白了。

“快坐下来，我给你倒热茶。”我说。

克里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笑着，眼光打量着这个客厅，我不禁赧然，因为从来没有请他到家里来过。

“这是荷西。”他望着书桌上的照片说。

“你也来认识一下他，这边墙上还有——”我说。

那个黄昏，第一次，克里斯说出了他的过去。

“你就做过这件事？”我沉沉地问。

“还不够罪孽吗？”他叹了口气。

二次世界大战时，克里斯，学心理的毕业生入了纳粹政府，战争最后一年，集中营里的囚犯仍在做试验，无痛的试验。

一个已经弱得皮包骨的囚犯，被关进隔音的小黑房间一个月，没有声音，不能见光，不给他时间观念，不与他说话，大小便在里面，不按时给食物。

结果，当然是疯了。

“这些年来，我到过沙摩阿、斐济、加州、加纳利群岛，什么都放弃了，只望清苦的日子可以赎罪，结果心里没法平静——”

“你欠的——”我叹了口气说。

“是欠了——”他望着窗外的海，没有什么表情，“不能弥补，不能还——”

“有没有亲人？”我轻轻地问。

“郭太太她们——”接着他又说，“她们日子也清苦，有时候我们的收入混着用。”

“克里斯，这次病好不要去下冰了，再找谋生的方法吧！”我急急地冲口而出。

克里斯也没有惊讶我这句话，只是呆望着他眼前的茶杯发愣。

“你的书，不是印着五十万册已经售出了吗？版税呢？”我很小心地问。

“那只是我谋生的小方法。”克里斯神情黯然地笑笑，“其实一千本也没卖出去，出版商做广告，五十万本是假的——”

“那些较深的心理方面的文稿可以再试着发表吗？”

“试了五十多次，邮费也负担不起了——”

“你想不想开班教英文——”我突然叫了起来，“我来替你找学生——”

“让我先把你的债还完，南部下星期又可以工作了，他们付得多——”

“克里斯，别开玩笑，那不是我的钱——”

他朝我笑了笑，我的脸刷一下热了起来。

克里斯坐了一会儿说是要走，问明他是走路来的，坚持要送他。

知道克里斯只为了研究的兴趣残酷地毁过另一个人的一生，我对他仍是没有恶感。这件事是如此地摸触不着，对他的厌恶也无法滋长，我只是漠然。

他们家，我却是真不去了。

过了好一阵，我收到一封信，是丢进我门口的信箱来的，此地有信箱而邮差不来，所以我从没有查看信箱的习惯，也不知是搁了多久了。

Echo，我的朋友，跟你讲了那些话之后，你是不是对我这个人已有了不同的看法。本来我早已想离开这个岛的，可是十年来与郭太太们相依为命，实是不忍心丢下高年的她们远走。

你为了我的病出了大力，附上这个月所剩的五千元，算做第一期的债款。

出书是你的白色谎话，在我病中给了我几天的美梦和希望，谁也明白，我所写的东西在世上是没有价值的。

我很明白为什么你不大肯再来家里，你怕给我压力，事实上，就算是在金钱上回报了你，你所施给我的恩情，将成为我另一个十字架，永远背负下去。

我也不会再去烦你，没有什么话可说，请你接受我的感谢！

克里斯上

我握着那五千块钱，想到克里斯没法解决的生活和两位清苦的老太太，心中执意要替他找学生教英文了。

世上的事情本来便是恩怨一场，怎么算也是枉然，不如叫它们随风而去吧！

那天早晨我骑车去小城，在那条街上又见克里斯的格子衬衫在人群里飘着，我加足油门快速地经过他，大喊一声：“克里斯再见！”

他慌慌张张地回过头来，我早已掠过了，远远的他正如第一次与我告别时一样，高高地举起手来。

离乡回乡

几天前，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给我来了长途电话，说是宋局长嘱我回国一次，日期就在眼前，如果同意回去，收拾行装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起初，我被这突然而来的电话惊住了，第一个反应是本能的退却，坚持没有回台的计划和准备，再说六月初当是在摩洛哥和埃及的。

放下了电话，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向国际台要接了台湾的家人，本是要与父母去商议的，一听母亲声音传来，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可怜的母亲，多少相思便在这一句话里得到化解。只说肯回去，对父母也如施恩。这一代的儿女是没有孝道的。

我让自己安静下来，再拨电话去找马德里的刘先生，说是喜欢回台，谢谢美意。

半生的日子飘飘零零也是挡了下来，为什么一提回国竟然情怯如此。

每次回国，未走之前已是失眠紧张，再出国，又是一场大恸。十四年在外，一共回去过三次，抵达时尚能有奢侈的泪，离去时竟连回首都不敢。我的归去，只是一场悲喜，来去匆匆。

在这边，夏天的计划全都取消了，突然而来的琐事千头万绪。

邻居的小男孩来补英文，我跟他说以后不再上课了，因为Echo要回中国去。

本来内向的孩子，听了这句话，便是痴了过去，过了半晌，才蹦出一句话来：“我跟你走。绝对不吵的！”

要走的事情，先对一个孩子说了，他竟将自己托付了给我，虽是赤子情怀，这份全然的信，一样使我深思感动。

朋友们听见我要去了的话，大半惊住了，“Echo，不可以！你再想想，不可以，你是这里的人了，要去那么远做什么，不行的——”

我说，我仍会回来的，那些人不肯相信，只怕我一去不返，硬是要留下人的翅膀来。

其实在一九八五年之前，是不会永远离开群岛的，放下朋友容易，丢下亲人没有可能。五年之后请求捡骨，那时候心愿已了，何处也可成家，倒不一定要死守在这个地方了。

我通知马德里的朋友，夏天不必来岛上了，那时我已在远方。

“不行的！你讲，去多久？不能超过两个月，听见没有！不能这样丢下我们，去之前先来马德里见面，只我一个人跟你处两天，别人不要告诉——”

“才回一趟自己的国家你们就这个样子，要是一天我死了呢？”我叹了口气。

“你还没有死嘛！”对方固执地说。

“马德里机场见一面好了，告诉贝芭，叫她也来，别人不要说了。”

不到一会儿，长途电话又来了，是贝芭，声音急急的：“什么机场见，什么回中国去了，你这是没有心肝，八月我们岛上看谁去？——”

我是没有心肝的人，多少朋友前年共过一场生死，而今要走了却是懒于辞行。

父母来过一次岛上，邻居想个礼物都是给他们，连盆景都要我搬回去给妈妈，这份心意已是感激，天下到处有情人，国不国籍倒是小事了。

那天黄昏，气温突降，过了一会儿，下起微微的细雨来，女友卡蒂狂按我的门铃。

“哗！你也要走了！一定开心得要死了吧！”

卡蒂再过几日也要回瑞士去了。

“惊喜交织！”我哈哈地笑着。

“怎么样？再去滑一次冰，最后一次了。”

“下雨吔！再说，我还在写稿呢！”

“什么时候了，不写算了嘛！”

我匆匆换了短裤，穿起厚外套，提着轮式冰鞋，便与卡蒂往旧飞机场驶去。

卡蒂的腿不好，穿了高低不同的鞋子，可是她最喜欢与我两人去滑冰。

在那片废弃的机场上，我慢慢地滑着，卡蒂与她的小黑狗在黄昏的冷雨里，陪着我小跑。

“这种空旷的日子，回台湾是享受不到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舍不得吧！舍不得吧！”卡蒂追着我喊。

我回头朝她疼爱地笑了一眼，身上用耳机的小录音机播出音乐来，脚下一用劲，便向天边滑去。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

走了！走了！心里不知拌成了什么滋味，毕竟要算是幸福的人啊！

写了一张台湾朋友的名单，真心诚意想带些小礼物，去表达我的爱意。那张名单是那么的长，我将它压在枕头下面，不敢再去想它。

本来便是失眠的人，决定了回国之后，往往一夜睁眼到天亮。往事如梦，不堪回首，少小离家的人，只是要再去踏一踏故国的泥土，为什么竟是思潮起伏，感触不能自已。

梦里，由台湾再回岛上来，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常去的孤坟。梦里，仆跌在大雪山荻伊笛的顶峰，将十指挖出鲜血，而地下翻不到我相依为命的人。

中国是那么的远，远到每一次的归去，都觉得再回来的已是百年之身。

一次去，一场沧桑，失乡的人是不该去拾乡的，如果你的心里还有情，眼底尚有泪，那么故乡不会只是地理书上的一个名词。

行装没有理好，心情已是不同，夜间对着月光下的大西洋，对着一室静静的花草，仍是有不舍，有依恋，这个家因为我的缘故才有了欣欣向荣的生命，毕竟这儿也是我真真实实的生活与爱情啊！

这份别离，必然也是疼痛，那么不要回去好了，不必在情感上撕裂自己，梦中一样可以望乡，可是梦醒的时候又是何堪？

《绿岛小夜曲》不是我喜欢的歌，初夏的夜晚却总听见有人在耳边细细幽幽地唱着，这条歌是淡雾形成的带子，里面飘浮着我的童年和亲人。

再也忘不掉的父亲和母亲，那两个人，永不消失的对他们的情爱，才是我永生的苦难和乡愁啊！

一个朋友对我说：“我知道你最深，不担心你远走，喝过此地的水就是这儿的人了。你必回来。”

水能变血吗？谁听过水能变成血的？

要远行了，此地的离情也如台湾，聚散本是平常事，将眼泪留给更大的悲哀吧。

“多吃些西班牙菜，此去吃不着这些东西了。”

朋友只是往我盘里夹菜，脸上一片濛濛的伤感。我却是食不下咽了！

上次来的时候，母亲一只只大虾剥好了放在我盘里，说的也是相同的话，只是她更黯然。

离乡又回乡，同时拥有两个故乡的人，本当欢喜才对，为什么我竟不胜负荷？

这边情同手足，那儿本是同根。人如飞鸟，在时空的幻境里翱翔，明日此时我将离开我的第二祖国，再醒来已在台湾，那个我称她为故乡的地方。

雨禅台北

那一阵子我一直在飞，穿着一双白色的溜冰鞋在天空里玩耍。

初学飞的时候，自己骇得相当厉害，拼命乱扑翅膀。有时挣扎太过，就真的摔了下来。

后来，长久的单独飞行，已经练出了技术。心不惊，翅膀几乎不动，只让大气托着已可无声无息地翱翔。

那时我不便常下地了，可是那双红色轮子的溜冰鞋仍是给它绑在脚上。它们不太重，而且色彩美丽。

飞的奥秘并不复杂，只有一个最大的禁忌，在几次摔下来时已被再三叮咛过了——进入这至高的自由和天堂的境界时，便终生不可回头，这事不是命令，完全操之在己。喜欢在天上，便切切记住——不要回头，不可回头，不能回头——因为毕竟还是初学飞行的人。有一日，道行够了，这些禁忌自然是会化解掉的，可是目前还是不要忘了嘱咐才好。

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连在天上慢慢转弯的时候，都只轻轻侧一下身体和手臂。至于眼底掠过的浮影，即使五光十色，目眩神迷，都不敢回首。我的眼睛始终向着前面迎来的穹苍。

有一日黄昏，又在天上翱翔起来，便因胆子壮了一些，顽心大发，连晚上也不肯下地回家了。

夜间飞行的经验虽然没有，三千里路云和月，追逐起来却是疯狂的快乐。

这一来，任着性子披星戴月，穿过一层又一层黑暗的天空，不顾自己的体力，无穷无尽地飞了下去。

那时候，也许是疲倦了，我侧着身子半躺着，下面突然一片灯火辉煌，那么多的人群在华灯初上的夜里笑语喧哗，连耳边掠过的风声都被他们打散了。

我只是奇异地低头看了一眼，惊见那竟是自己的故乡，光芒万丈地照亮了漆黑的天空。

我没有停飞，只是忍不住欢喜地回了一下头。

这一动心，尚未来得及喊叫，人已坠了下来。

没有跌痛，骇得麻了过去，张开眼睛，摸摸地面，发觉坐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广场侧门的石阶上，那双溜冰鞋好好地跟着我。奇怪的是怎么已经骤然黄昏。

我尚不能动弹，便觉着镁光灯闪电似的要弄瞎我的眼睛，我举起手来挡，手中已被塞进了一支原子笔，一本拍纸簿，一张微笑的脸对我说：“三毛，请你签名！”

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的名字，怎么自己倒是忘了。

在我居住的地方，再没有人这样叫过它。而，好几千年已经过去了。

我拿起笔来，生涩地学着写这两个字，写着写着便想大哭起来——便是故乡也是不可回首的，这个禁忌早已明白了，怎么那么不当心，好好飞着的人竟是坠了下来。我掉了下来，做梦一般地掉了下来，只为了多看一眼我心爱的地方。

雨水，便在那时候，夹着淡红色的尘雾，千军万马地向我杀了过来。

我定定地坐着，深深吸了口气。自知不能逃跑，便只有稳住自己，看着漫漫尘水如何地来淹没我。

那时我听见了一声叹息：“下去了也好，毕竟天上也是寂寞——”那么熟悉又疼爱的声音在对我说：“谁叫你去追赶什么呢！难道不明白人间最使你动心的地方在哪儿吗？”

雨是什么东西我已不太熟悉了，在我居住的地方，不常下雨，更没有雨季。

没有雨的日子也是不太好的，花不肯开，草不愿长，我的心园里也一向太过干涩。

有一阵长长的时期，我悄悄地躲着，倒吞着咸咸的泪水，可是它们除了融腐了我的胃以外，并没有滋润我的心灵。后来，我便也不去吞它们了。常常胃痛的人是飞不舒服的。

据说过那边去的人——在我们世上叫做死掉的人，在真正跨过去之前，是要被带去“望乡台”上看的。他们在台上看见了故乡和亲人，方知自身已成了灵魂，已分了生死的界限，再也回不来了。那时因为心中不舍，灵魂也是会流泪的，然后，便被带走了。故乡，亲人，只得台上一霎相望便成永诀。

我是突然跌回故乡来的。

跌下来，雨也开始下了。坐在国父纪念馆的台阶上，高楼大厦隔住了视线，看不见南京东路家中的父亲和母亲，可是我还认识路，站起来往那个方向梦游一般地走去。

雨，大滴大滴地打在我的身上、脸上、头发上。凉凉的水，慢慢渗进了我的皮肤，模糊了我的眼睛，它们还是不停地倾盆而来，直到成为一条小河，穿过了那颗我常年埋在黄土里已经干裂了的心。

然后，每一个早晨，每一个深夜，突然在雨声里醒来的时候，我发觉仍然是在父母的身边。

“望乡台”不是给我的，没有匆匆一霎便被带走，原来仍是世上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一个事实，便也谈不上悲喜了。

既然还是人，也就不必再挣扎了。身落红尘，又回来的七情六欲也是当然。

繁华与寂寞，生与死，快乐与悲伤，阳光和雨水，一切都是自然，那么便将自己也交给它吧！

一向是没有记事簿的人，因为在那边岛上的日子里要记住的事情不多。再说，我还可以飞，不愿记住的约会和事情来时，便淡然将溜冰鞋带着飞到随便什么地方去。

回来台北不过三四天，一本陌生的记事本却因为电话的无孔不入而被填满到一个月以后还没有在家吃一顿饭的空当。

有一天早晨，又被钉在电话旁边的椅子上，每接五个电话便玩着写一个“正”字，就如小学时代选举班长和什么股长一般的计票方式。当我画到第九个正字时，我发了狂，我跟对方讲：“三毛死掉啦！请你到那边去找她！”挂掉电话自己也骇了一跳，双手蒙上了眼睛。

必然是疯了，再也不流泪的人竟会为了第九个正字哭了一场。这一不逞强，又使我心情转到自己也不能明白的好。翻开记事簿，看看要做的事情，要去的地方，想想将会遇到的一个一个久别了的爱友，我跳进自己的衣服里面去，向看家的母亲喊了一声：“要走啦！尽快回来！好大的雨呀！”便冲了出去。

不是说天上寂寞吗？为什么人间也有这样的事情呢？中午家中餐桌上那一副孤零零的碗筷仍然使我几乎心碎。

五月的雨是那么的欢悦，恨不能跳到里面去，淋到融化，将自己的血肉交给厚实的大地。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将会变出一摊繁花似锦。

对于雨季，我已太陌生，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可是我一直在雨的夹缝里穿梭着，匆匆忙忙地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都是坐在一滴雨也不肯漏的方盒子里。

那日吃完中饭已是下午四点半了，翻了一下记事簿，六点半才又有事情。突然得了两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站在雨中，如同意外出笼了的一只笨鸟，快乐得有些不知何去何从。

我奔去了火车站前的广场大厦找父亲的办公室。那个从来没有时间去的地方。

悄悄推开了木门，跟外间的秘书小姐和父亲两个年轻的好帮手坐了几分钟。然后父亲的客人走了，我轻轻走进去，笑着喊：“终于逃出来玩啦！”

父亲显见地带着一份也不隐藏的惊喜，他问我要做什么。我说：“赶快去踩踩台北的街道呀！两小时的时间，想想有多奢侈，整整两小时完全是自己的吔！”

父亲马上收拾了公事包，拿了一把雨伞，提早下班，与我一同做了逃学的孩子。

每经过一个店铺，一片地摊，一家小食店，父亲便会问我：“要什么吗？想要我们就停下来！”

哪里要什么东西呢？我要的是在我深爱的乱七八糟的城市里发发疯，享受一下人世间的艳俗和繁华罢了。

雨仍是不停地下着。一生没有挡雨的习惯，那时候却有一个人在我身边替我张开了一把伞。那个给我生命的人。

经过书店，忍不住放慢了脚步。结果就是被吸了进去。那么多没有念过的书使我兴奋着急得心慌，摸了一本又一本。看见朋友们的书也放在架上，这些人我都认识，又禁不住地欢喜了起来。

过街时，我突然对父亲说：“回国以来，今天最快乐，连雨滴在身上都想笑起来吔！”

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街，突然看见橱窗内放着李小龙在影片中使的“双节棍”，我脱口喊出来：“买给我！买给我！”

奇怪的是，做小孩子的时候是再也不肯开口向父亲讨什么东西的。

父亲买了三根棍子，付账时我管也不管，跑去看别的东西去了。虽然我的口袋里也有钱。

受得泰然，当得起，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功学社的三楼有一家体育用品社的专柜，他们卖溜冰鞋——高筒靴的那种。

当我从天上跌下来时尚带着自己那双老的，可是一走回家，它们便消失了。当时我乱找了一阵，心中有些懊恼，实在消失了的东西也不能勉强要它回来，可是我一直想念它们，而且悲伤。

父亲请人给我试冰鞋，拿出来唯一的颜色是黑的。

“她想要白的，上面最好是红色的轮子。”父亲说。

“那种软糖一样的透明红色。”我赶快加了一句。

商店小姐客气地说白色的第二天会有，我又预先欢喜了一大场。

雨仍然在下着，时间也不多了，父亲突然说：“带你去坐公共汽车！”

我们找了一会儿才找到了站牌。父亲假装老练，我偷眼看他，他根本不大会找车站，毕竟也是近七十的父亲了，以他的环境和体力，实在没有挤车的必要。可是这是他多年的习惯，随时给我机会教育，便也欣然接受。

我从不视被邀吃饭是应酬。相聚的朋友们真心，我亦回报真心。这份感激因为口拙，便是双手举杯咽了下去。

雨夜里我跑着回家，已是深夜四时了。带着钥匙，还没转动，门已经开了，母亲当然在等着我。

那么我一人在国外时，她深夜开门没有女儿怎么办？这么一想又使我心慌意乱起来。

我推了母亲去睡，看出她仍是依依不舍，可是为着她的健康，我心硬地不许她讲话。

跑进自己全是坐垫的小客厅里，在静静的一盏等着我回家的柔和的灯火及父亲预先替我轻放着的调频电台的音乐声里，赫然来了两样天堂里搬下来的东西。

米色的地毯上站着一辆枣红色的小脚踏车，前面安装了一个纯白色的网篮，篮子里面，是一双躺着的溜冰鞋。就是我以前那双的颜色和式样。

我呆住了，轻轻上去摸了一下，不敢重摸，怕它们又要消失。

在国外，物质生活上从来不敢放纵自己，虽然什么也不缺，那些东西毕竟不是悄然而来，不是平白得到，不是没有一思再思，放弃了这个才得来了那个的。

怎么突然有了一份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只因我从天上不小心掉了回家。

我坐在窗口，对着那一辆脚踏车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雨是在外面滴着，不是在梦中。可是我怕呢！我欢喜呢！我欢喜得怕它们又要从我身边溜走。我是被什么事情吓过了？

第二日，在外吃了午饭回来，匆匆忙忙地换上蓝布裤，白衬衫，踏了球鞋，兴冲冲地将脚踏车搬下楼去，母亲也很欢喜，问我：“去哪里溜冰呢？不要骑太远！”

我说要去国父纪念馆，玩一下便回家，因为晚饭又是被安排了的。

骑到那个地方我已累了，灰灰的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将车子放在广场上时，大滴的雨又豆子似的洒了下来。

我坐在石凳上脱球鞋，对面三个混混青年开口了：“当众脱鞋！”

我不理他们，将球鞋放在网篮内，低头绑溜冰鞋的带子。然后再换左脚的鞋，那三个人又喊：“再脱一次！”

我穿好了冰鞋坐着，静等着对面的家伙。就是希望他们过来。

他们吊儿郎当地慢慢向我迫来，三个对一个，气势居然还不够凌人。

还没走到近处，我头一抬，便说：“你别惹我！”

奇怪的是来的是三个，怎么对人用错了文法。

他们还是不走，可是停了步子。其中的一个说：“小姐好面熟，可不可以坐在你身边——”

椅子又不是我的，居然笑对他们说：“不许！”

他们走开了，坐到我旁边的凳子上去，嘴巴里仍是不干不净。

雨大滴地洒了下来。并不密集。我背着这三个人慢慢试溜着，又怕他们偷我脚踏车上挂着的布包，一步一回头，地也不平，差点摔了一跤。

后来我干脆往他们溜过去，当然，过去了，他们的长脚交叉着伸了出来。

我停住了，两边僵在雨中。

“借过……”我说了一声，对方假装听不见。

“我说——借过！”我再慢慢说一次。

这时，这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假装没事般地拼命彼此讲话，放掉了作弄我的念头。

赶走了人家，自己又是开心得不得了，尽情地在雨中人迹稀少的大广场上玩了一个够。当我溜去问一个路人几点钟时，惊觉已是三小时飞掉了。

那是回台湾以来第一次放单玩耍，我真是快乐。

一个人生活已成了习惯，要改变是难了。怎么仍是独处最乐呢？

书桌上转来的信已堆集成了一摊风景，深夜里，我一封一封慢慢地拆，细细地念，慢慢地想，然后将它们珍藏在抽屉里。窗外已是黎明来了。

那些信全是写给三毛的。再回头做三毛需要时间来平衡心理上的距离，时间不到，倔强地扳回自己是不聪明的事情，折断了一条方才形成的柳枝亦是可惜。将一切交给时间，不要焦急吧！

雨，在我唯一午间的空当里也不再温柔了。它们倾盆而下，狂暴地将天地都抱在它的怀里，我的脚踏车寂寞，我也失去了想将自己淋化的念头。

在家中脱鞋的地方，我换上了冰鞋，踏过地毯，在有限的几条没有地毯的通道上小步滑着，滑进宽大的厨房，喊一声：“姆妈抱歉！”打一个转又往浴室挤进去。

母亲说：“你以为自己在国父纪念馆吗？”

“是呀！真在那边。‘心到身到’，这个小魔术难道你不明白吗？”在她的面前我说了一句大话。

说着我滑到后阳台去看了一盆雨中的菊花叶子，喊一声：“好大的雨啊！”转一个身，撞到家具，摔了一跤。

那夜回家又不知是几点了，在巷口碰到林怀民，他的舞蹈社便在父母的家旁边。

我狂喊了起来：“阿民！阿民！”在细雨中向他张开双臂奔去。他紧抱着我飞打了一个转，放下地时问着：“要不要看我们排舞？”

“要看！可是没时间。”我说。

旁边我下的计程车尚停着，阿民快步跑了进去，喊了一声：“再见！”我追着车子跑了几步，也高喊着：“阿民再见！”

静静的巷口已没有人迹，“披头”的一条歌在我心底缓缓地唱了起来：“你说哈啰！我说再见！你说哈啰！我说再见——”

我踏着这条歌一步一步走上台阶——人生聚散也容易啊，连告别都是匆匆！

难得有时间与家人便在家附近的一家西餐厅吃了一次饭，那家餐馆也是奇怪，居然放着书架。餐桌的另一边几张黑色的玻璃板，上面没放台布。

弟弟说那些是电动玩具，我说我在西班牙只看过对着人竖起来下面又有一个盘面的那种。他们笑了，说那已是旧式的了。

“来，你试试看！”弟弟开了一台，那片动态的流丽华美真正眩惑住了我的心灵。它们使我想起《黄色潜水艇》那部再也忘怀不掉的手绘电影。在西柏林时就为了它其中的色彩，连看过六遍。

“你先不要管它颜色好不好看，专心控制！你看，这个大嘴巴算是你，你一出来，就会有四个小精灵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吃你，你开始快逃，吃不掉就有分数。”弟弟热心地解释着。

“好，我来试试！”我坐了下来。

还没看清楚自己在哪里，精灵鬼已经来了！

“啊！被吃掉了！”我说。

“这个玩具的秘诀在于你知道什么时候要逃，什么时候要转弯，什么时候钻进隧道，胆怯时马上吃一颗大力丸吓一吓那只比较笨的粉红鬼。把握时机，不能犹豫，反应要快，摸清这些小鬼每一只的个性——”弟弟滔滔不绝地说着。

“这种游戏我玩过好多次了嘛！”我笑了起来。

“不是第一次坐在电动玩具面前吗？”他奇怪地说。

我不理他，只问着：“有没有一个转钮，不计分数，也不逃，也不被吃，只跟小精灵一起玩耍玩耍就算了。不然我会厌呢！”

弟弟哑然失笑，摇摇头走开了，只听见他说：“拿你这种人没办法！”

还是不明白这么重复的游戏为什么有人玩了千万遍还是在逃。既然逃不胜逃，为什么不把自己反过来想成精灵鬼，不是又来了一场奇情大进击吗！

弟弟专心地坐下来，他的分数节节高升，脸上表情真是复杂。

我悄悄弯下腰去，对他轻说一句：“细看涛生云灭——”

这一分心，啪一下被吃掉了。

“你不要害人好不好！”他喊了起来。

我假装听不见，趴到窗口去看雨，笑得发抖。

雨仍是不停地下着，死不肯打伞这件事使母亲心痛。每天出门必有一场争执。

有时我输了，花伞出门，没有伞回家。身外之物一向管不牢，潜意识第一个不肯合作。

那日云层很厚，是个阴天。我赶快搬出了脚踏车往敦化南路的那个方向骑去。碰到了一个圆环，四周不是野狼便是市虎。我停在路边，知道挤进去不会太安全。

那时来了一位警察先生，我对他无奈地笑笑，坐在车上不动。他和气地问我要去哪儿，我说去国父纪念馆呢！

“那你往复兴南路去，那条路比较近。”

本想绕路去看看风景的，便是骑术差到过不了一个小圆环，我顺从地转回了头。

就因为原先没想从复兴南路走，这一回头，又是一场不盼自来的欢喜。

回到台北之后，除了餐馆之外可以说没有去什么别的地方。

我的心在唯一有空闲的时间便想往国父纪念馆跑，那个地方想成了乡愁。

相思最是复杂，可是对象怎么是一幢建筑。

我绕着那片广场一遍又一遍地骑，一圈又一圈慢慢地溜——我在找什么，我在等什么，我在依恋什么，我在期待什么？

不敢去想，不能去想，一想便是心慌。

有什么人在悄悄地对我说：这里是你掉回故乡来的地方，这里是你低头动了凡心的地方。

时候未到，而已物换星移，再想飞升已对不准下来时的方向——我回不去那边了。

不，我还是不要打伞，羽毛是自己淋湿的，心甘情愿。那么便不去急，静心享受随波逐浪的悠然吧！

梦中，我最爱看的那本书中的小王子跑来对我说：“你也不要怕，当我要从地球上回到自己的小行星上去的时候也是有些怕的，因为知道那条眼镜蛇会被派来咬死我，才能将躯壳留在地上回去。你要离开故乡的时候也是会痛的，很痛，可是那只是一霎间的事情而已——”

我摸摸他的头发对他说：“好孩子，我没有一颗小行星可以去种唯一的玫瑰呢！让我慢慢等待，时候到了自然会有安排的。再说，我还怕痛呢！”

小王子抱着我替他画的另外一只绵羊满意地回去了。我忘了告诉他，这只绵羊没有放在盒子里，当心它去吃掉了那朵娇嫩的玫瑰花。这件事情使我担心了一夜，忘了玫瑰自己也有四根刺！

雨仍在下着，我奔进一辆计程车，时间来不及了，日子挤着日子，时光飞逝，来不及地捉，来不及地从指缝里渗走，手上一片湿湿的水。

可是我不再那么惊慌失措了。张开十指，又有片片光阴落了下来，静静地落给我，它们来得无穷无尽无边无涯只要张开手便全是我的。

司机先生在后视镜中一再地偷看我，下车时他坚持不肯收钱，说：“下次有缘再收！只请你不要再说封笔——”

我吃了一惊，看见车内执照上他姓李，便说：“李先生，我们的缘分可能只有这一霎，请你千万收费！心领了！”

一张钞票在两人之间塞来塞去，我丢下了钱逃出了车子。李先生就将车停在路中间追了上来，那时我已进了一家餐馆。

“三毛——”他口拙得说不出另外的话。

我伸手接下了已经付出去了的车钱。

打开掌心，那张塞过来的钞票，什么时候，赫然化成了一朵带着露珠的莲花。

周末

星期六，父亲母亲的登山朋友们相约去神木群中旅行，要两日方能回来。

原先父母是算定了我也同去的，游览车内预先给订了位子，在朋友间也做了女儿同去的承诺。

在父母的登山旅行中必有车内唱歌表演之类的节目。尤其是一位沐伯伯，前年开始勤练《橄榄树》这首歌，他是父母挚爱的朋友，唱这条歌无非是想令我欢喜。虽然这样迁就答应在车上唱歌我听，而我，却是连借口也不肯找地拒绝参加。

之所以不去旅行，实在是习性已成。结群同游的事情最辛苦的是不能独处。再说万一长辈们命我唱个歌什么，那便难堪了。

众乐乐的事情在我来说仍是累人，而且艰难。

父母中午才离开台北，我的不肯参加或许伤了他们的心。孝而不顺一向是自知的缺点，万里游子，只不过归来小歇，在这种事情上仍然做得自私。有时候我也不很明白自己。

母亲离家时依依叮咛冰箱里有些什么食物，我口中漫应着，将父母往门外送，竟无一丝离情。

对着一室寂寂，是骇然心惊，觉得自己这回做得过分。又骇只是不陪父母出游，竟然也会有这样深重的罪恶感，家庭的包袱未免背得太沉重了。

我将大门防盗也似的一层层下了锁，马上奔去打电话给姐姐和弟弟——这个周末谁也不许回父母家来，理由对他们就也简单了，不要见任何人。

在台湾，自己的心态并不平衡，怕出门被人指指点点，怕眼睛被人潮堵住，怕电话一天四十几个，怕报社转来的大批信件，更怕听三毛这个陌生的名字，这些事总使我莫名其妙地觉着悲凉。

每一次，当我从一场座谈会，一段录音访问，一个饭局里出来，脸上虽然微微地笑着，寂寞却是彻骨，挥之无力，一任自己在里面恍惚浮沉，直到再不能了。

本性最是爱玩的人，来了台湾，只去了一趟古老的迪化街，站在城隍庙的门口看他们海也似的一盏盏纸灯，看得痴迷过去。

那一带是老区，二楼的窗口间或晒着大花土布做成的被套，就将那古代的桃红柳绿一个竹竿撑进了放满摩托车的回廊。午后恹恹的阳光，看见这样的风景，恍如梦中，心里涨得满满的复杂滋味，又没有法子同谁去说。

在每一个大城里，我的心总是属于街头巷尾，博物馆是早年的功课和惊叹，而今，现世民间的活泼才是牢牢抓住我的大欢喜。

只是怀念迪化街，台北的路认识的不多。

迪化街上也有行人和商家，一支支笔塞进手中，我微微地笑着写三毛，写了几个，那份心也写散了，匆匆回家，关在房间里话也懒得讲。

自闭症是一点一点围上来的，直到父母离家，房门深锁，才发觉这种倾向已是病态得不想自救。

那么就将自己关起来好了，只两天也是好的。

记事簿上的当天有三个饭局，我心里挣扎得相当厉害，事先讲明时间不够，每个地方到一会儿便要离开，主人们也都同意了。

再一想，每个地方都去一下诚意不够，不如一个也不去。电话道歉，朋友们当然大呼小叫了一场，也就放了我。

我再度去检查了一下门锁，连那串铁链也给它仔细扣上。窗子全关，窗帘拉上，一屋的阴暗里，除了寂寂之外，另有一层重重的压迫逼人。

我将电话筒拿起来放在一边，书桌上读者的来信叠叠理清全放进衣箱里去。盆景搬去冲水，即便是后面三楼的阳台，也给锁了个没有去路。

然后我发觉这两幢里面打通的公寓已成了一座古堡，南京东路四段里的一座城堡。我，一个人像十六世纪的鬼也似的在里面悄悄地坐着啃指甲。

回台时带的夏天衣服没有几件，加纳利群岛没有盛夏，跟来的衣服太厚了。

那次迪化街上剪了两块裙子布，送去店里请人做，拿回来却是说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合意，虽然心中挑剔，当时还是道谢了，不敢说请人再改的话，毕竟人家已经尽心了。

一向喜欢做手工，慢慢细细地做，总给人一份岁月悠长，漫无止境的安全和稳当。

我趴在地毯上，将新裙子全部拆掉，一刀一刀再次剪裁，针线盒中找不到粉块，原子笔在布的反面轻轻细细地画着。

原先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听了觉得外界的事物又是一层骚扰，啪一下给它关掉了。

说是没有耐性的人，回想起来，过去每搬一次家，家中的窗帘便全是日日夜夜用手缝出来的。

最爱在晚饭过后，身边坐着我爱的人，他看书或看电视，我坐在一盏台灯下，身上堆着布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将那份对家庭的情爱，一针一针细细地透过指尖，缝进不说一句话的帘子里去。然后有一日，上班的回来了，窗口飘出了帘子等他——家就成了。

有一年家里的人先去了尼日利亚，轮到我要去的前一日，那边电报来了，说要两条短裤。

知道我爱的人只穿斜纹布的短裤，疯了似的大街小巷去找，什么料子都不肯，只是固执而忠心地要斜纹。

走到夜间商店打烊，腿也快累断了，找到的只有大胖子穿的五十四号，我无可奈何地买下了。连夜全部拆开剪小，五十四号改成四十二号，第二日憔悴不堪地上飞机，见了面衣箱里拿出两条新短裤，自己扑倒在床上呻吟，细密的针脚，竟然看不出那不是机器缝出来的东西。

缝纫的习惯便是这么慢慢养成了，我们不富裕，又是表面上看去朴素，其实小地方依旧挑剔的人，家中修改的衣物总是不断的。

难得回到自己的国家来，时间紧凑，玩都来不及才是，可是这生活少了一份踏实和责任，竟有些迷糊的不快乐和茫然。

天热得令人已经放弃了跟它争长短的志气。冷气吵人，电扇不是自然风，窗子不肯开，没有风吹进来。

整整齐齐的针脚使自己觉得在这件事上近乎苛求，什么事都不求完美的人，只是在缝纫上付出又付出，要它十全十美。而我，在这份看来也许枯燥又单调的工作里，的确得到了无以名之的满足，踏踏实实地缝住了自己的心。

开始缝裙子是在正午父母离家时间，再一抬头，惊见已是万家灯火，朦胧的视线里，一室幽暗，要不是起身开灯，那么天长地久就是一辈子缝下去都缝不转的了。

深蓝底小白点的长裙只差荷叶边还没有上去，对着马上可以完工的衣服，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喜悦。这便有如旅行一般，眼看目的地到了，心中总有那么一份不甘心和怅然。

夜来了，担心父母到了什么地方会打长途电话回来，万一电话筒老是搁着，他们一定胡思乱想。当然知道他们担心什么，其实他们担心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这便是我的艰难了。

刚刚放好电话，那边就响过来了，不是父母，是过去童年就认识的玩伴。

“我说你们家电话是坏了？”

“没有，拿下来了。”

“周末找得到你也是奇迹！”

我在这边笑着，不说什么。

“我们一大群老朋友要去跳舞，都是你认识的，一起去吧！”

“不去哦！”

“在陪家里人？”

“家里没人，一直到明天都没有人呢！”

“那你是谁？不算人吗？”那边笑了起来，又说：“出来玩嘛！闷着多寂寞！”

“真的不想去，谢啰！”

那边挂了线，我扑在地上对着那摊裙子突然心恸。

要是这条裙子是一幅窗帘呢！要是我缝的是一幅窗帘，那么永远永远回不去了的家又有谁要等待？

冰箱里一盆爱玉冰，里面浮着柠檬片，我爱那份素雅，拿来当了晚饭。

吃完饭，倒了一盆冰块，躺下来将它们统统堆在脸上，一任冷冷的水滴流到耳朵和脖子里去。

电视不好看，冰完了脸再回到裙子上去，该是荷叶边要缝窄些了。

想到同年龄的那群朋友们还在跳舞，那一针又一针长线便是整整齐齐也乱了心思。即便是跟了去疯玩，几小时之后亦是曲终人散，深夜里跑着喊再见、再见，虽然也是享受，又何苦去凑那份不真实的热闹呢！

针线本不说话，可是电话来过之后，一缕缕一寸寸针脚都在轻轻问我：“你的足迹要缝到什么地方才叫天涯尽头？”

针刺进了手指，缓缓浮出一滴圆圆的血来。痛吗？一点也不觉得。是手指上一颗怪好看的樱桃。

这么漂亮的长裙子，不穿了它去跳圆舞曲，那么做完了就送人好了。送走了再做一条新的。

邻居不知哪一家人，每到夜间十二点整，闹钟必定大鸣。一定是个苦孩子考学校，大概是吃了晚饭睡一会儿，然后将长长的夜交给了书本。

闹钟那么狂暴的声音，使我吓了一跳，那时候，正穿了新裙子低头在绑溜冰鞋。家里都是地毯，走几步路都觉得局促。燠热的夜，胶水一样地贴在皮肤上，竟连试滑一下的兴致都没有，懒懒地又脱了鞋子。

听说青年公园有滑冰场，深夜里给不给人进去呢！

这座城堡并不是我熟悉的，拉开窗帘一角看去，外面只是一幢又一幢陌生的公寓，看不见海上升起的那七颗大星。

夜，被夏日的郁闷凝住了，不肯流过。拂晓迟迟不来，那么我也去储藏室里找我的旧梦吧！

这个房间没有什么人进来的，一盏小黄灯昏暗，几层樟木箱里放着尘封的故事。

每一次回台湾来，总想翻翻那本没有人再记得的厚书，重本红缎线装的厚书又被拿了出来，里面藏着整个家族生命的谜。

《陈氏永春堂宗谱》放在膝盖上，一个一个祖先的灵魂在幽暗的光影里浮动，那些名字像鬼，可是他们曾经活活地一步一步从河南跋涉到浙江，再乘舟去定海。四百年的岁月重沉沉地压在第几世子孙的心头。到我陈家已是第几世了？

宗谱里明明写着：“女子附于父传之末仅叙明夫婿姓名不具生卒年月日者以其适人详于夫家也。”

难道女子是不入宗谱的吗？在我们的时代里，父亲将为我续下一笔吗？

最爱细读祖父传奇的故事，辛酸血泪白手成家的一生。泰隆公司经售美孚煤油，祥泰行做木材生意，顺和号销启新水泥，江南那里没有他的大事业。可是祖父十四岁时只是一个孤零零小人儿，夹着一床棉被，两件单衣和一双布鞋到上海做学徒出来的啊！

晚年的祖父，归老家乡，建医院，创小学，修桥铺路，最后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产业，只是总在庙里去度了余生，没有见过面的祖父，在我的身上也流着你的血液，为什么不列上我一个名字呢！

家谱好看，看到祖宗茔葬的地点，便是怕了。

他们的结尾总是大大地写着：坟墓。下面小字，葬什么什么地方，曾祖父葬下屋门口坐南朝北栏土坟门大树下。

我放好了家谱，逃出了那个满是灵魂的小房间。

柜子里翻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看看影中以前的自己，竟然比见了鬼还陌生。

岁月悠悠，漫长没有止境，别人活了一生，终就还得了一个土馒头。那我呢，已活了几场人生了，又得了些什么？

想到身体里装着一个生死几次的灵魂，又吓得不敢去浴室，镜里的人万一仍是如花，那就更是骇人心碎了。

深夜的电话忘了再拿下来，是几点了，还有人打进来找谁？我冲过去，那边就笑了。

“知道你没睡，去花市好不好？”

“深夜呢！”我说。

“你看看天色！”

什么时候天已亮了。

“是不去的，门都上锁了，打不开！”

“一起去嘛！也好解解你的寂寞。”

听见对方那个说法，更是笑着执意不去了。

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旧欢如梦，不必化解，已成共生，要割舍它倒是不自在也不必了。

我迷迷糊糊地在地毯上趴着，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又是好一会儿不知身在何处。

多么愿意便这样懒懒地躺下去，永远躺在一棵大树下吧！

可是记事簿上告诉我，这是台北，你叫三毛，要去什么地方吃中饭呢！

门锁着，我出不去。开锁吗？为什么？

知道主客不是自己，陪客也多，缺席一个，别人不是正好多吃一份好菜。

打电话去道歉，当然被骂了一顿，童年就认识的老朋友了，又骂不散的。

我猜为什么一回台湾便有些迷失，在家里，完全的呵护拿走了生命的挑战和责任，不给负责的人，必然是有些不快乐的。

回来好多天了，不会用母亲的洗衣机，胡乱将衣服用手搓了一下，拿去后阳台上晒。

对面后巷一个主妇也在晒衣服，我向她笑了一笑。她好像有些吃惊，还回头看了一下。回什么头呢，你又不是在街上，当然是专门笑给你的嘛！

“你们的盆景长得真好呀！”我喊了过去。

她是不惯这种喊话的，看得出来。僵僵地瞄了我一眼，纱门砰的一响，人是不见了。

我慢慢地给竹竿穿衣服，心惊肉跳的，怕衣服要跌到楼下去。

一盆素心兰晒到了大太阳，懒得搬它进房，顺手撑起一把花伞，也算给它了一个交代。

这回离开，该带一把美浓的桐油纸伞走啰！

伞是散吗？下雨天都不用伞的人，怎么老想一把中国伞呢！

以前做过那么一个梦：伦敦雨雾迷濛的深夜街头，孤零零地穿了一条红艳如血的长裙子，上面撑着一面中国桐油伞，伞上毛笔写着四个大字——风雨英雄。

醒来还跟身边的人笑了一大场，那么幼稚的梦，居然会去做它，好没格调的。

弟弟打电话来，说是全家去故宫看好东西去，问我也去吗。我不去，星期天的故宫更是不去了。

还有一条裙子没有改，这条才是奇怪，三段式的颜色，旗子一样。

当时裁缝做得辛苦，还笑着对我说：“这么大胆的配色一辈子还没做过。”拿回新裙子，才觉得反面的布比较不发亮，这种理由不能请人再改，于是全部拆开来给它翻个面。

热热闹闹寂寞的星期天啊，我要固执地将你缝进这条快乐而明艳的裙子里去。

幻想这是一幅船旗，飘扬在夏天的海洋上。

嗅到海洋特有的气息，觉着微风拂面长裙飞舞，那片蓝澄澄的晴空，正串起了一架彩桥，而我，乘风破浪地向那儿航去。

船旗有许多种，代表不同的语言和呼唤。

我的这一幅只要拿掉一个颜色，就成了一句旗语——我们要医生！

奇怪，是谁教我认的旗帜，又有谁在呼唤着医生！

我寂寞的女人啊！你在痴想什么呢！

抬头望了一眼书桌上的放大照片，我的眼光爱抚地缠着照片里的人缱绻地笑了。什么时候，又开始了这最亲密的默谈，只属于我们的私语。

船长，我的心思你难道不明白吗？一切都开始了，我只是在静心等待着，等待那七颗星再度升空的时候，你来渡了我去海上！

家里死一般的寂静，针线穿梭，没有声音。

将这未尽的青春，就这样一针一针地缝给天地最大的肯定吧！

午后的夏日没有蝉声，巷口悠长的喊声破空而来——收买旧报纸旧瓶啊——

我停了针线，静听着那一声声胜于夜笛的悲凉就此不再传来。可是那声音又在热炽如火的烈日下哀哀地一遍又一遍地靠近了。

想到父亲书房铁柜上那层层叠叠的报纸，几乎想冲下楼去，唤住那个人，将报纸全部送给他，再请他喝一碗凉凉的爱玉冰。

可是我不知父亲的习惯，他收着报纸是不是有另外的用途。又疑心母亲的钱是藏在什么报堆里，怕送走了一份双方的大惊吓。

竟是呆呆地听着那唤声渐行渐远，而我，没有行动，只是觉着滋味复杂的辛酸。

再去阳台上摸摸衣服，都已经干了。将竹竿往天上一竖，蓝天里一件一件衣服直直地滑落下来，比起国外的晒衣绳又多了一份趣味，这陌生的喜悦是方才懂的，居然因此一个人微笑起来。

皱皱的衣服在熨斗下面顺顺贴贴地变平滑了，这么热的天再用热气去烫它们，衣服都不反抗，也是怪可怜的，它们是由不得自己的啊！

昨天吃的爱玉冰碗没有冲洗，经过厨房一看，里面尽是蚂蚁。

不忍用水冲掉这些小东西，只好拿了一匙砂糖放在阳台上，再拿了碗去放在糖的旁边，轻轻地对它们说：“过来吃糖，把碗还给我，快快过来这边，不然妈妈回来你们没命啰！”

想到生死的容易，不禁为那群笨蚂蚁着急，甚而用糖从碗边铺了一条路，它们还是不肯出来。

我再回房去缝裙子，等蓝色的那一段缝好了，又忍不住想念着蚂蚁，它们居然还是不顺着糖路往外爬。

我拿起碗来，将它轻轻地丢进了垃圾筒。就算是妇人之仁也好，在我的手中，不能让一个不攻击我的生命丧失，因为没有这份权力。

三层的裙子很缓慢地细缝，还是做完了。我的肩膀酸痛，视线朦胧，而我的心，也是倦了。

我将新裙子用手抚抚平，将它挂在另外一条的旁边。

缝纫的踏实是它的过程，当这份成绩放在眼前时，禁不住要问自己——难道真的要跟谁去跳圆舞曲，哪儿又吹着夏日海上的微风呢！

去浴室里用冷水浸了脸，细细地编了辫子，换一件精神些的旧衣，给自己黯淡的眼睛涂亮，憔悴的脸上只一点点淡红就已焕发。可是我仍然不敢对镜太久，怕看见瞳仁中那份怎么也消失不了的相思和渴望。

星期天很快要过去了，吹不着海风的台北，黄昏沉重。

翻开自己的电话簿，对着近乎一百个名字，想着一张张名字上的脸孔，发觉没有一个可以讲话的人。

在这个星期天的黄昏里，难道真的跟谁去讲两条裙子的故事。

听见母亲清脆的声音在楼下跟朋友们道别，我惊跳起来，飞奔到厨房去，将那一小锅给我预备的稀饭慌忙倒掉，顾不得糟蹋天粮，锅子往水槽里丢下去。

父母还没有走上楼，我一道道的锁急着打开，惊见门外一大盒牛奶，又拾起来往冰箱里乱塞。

他们刚刚进门，便笑着迎了上去：“回来啦！好不好玩？”

母亲马上问起我的周末来，我亮着眼睛喊着：“都忙不过来吔！只有早饭是在家里吃的，乱玩了一大场，电话又多，晚上还跟朋友去跳了一夜的舞呢！”

不死鸟

一年多前，有份刊物嘱我写稿，题目已经指定了出来：“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

我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去答这份考卷。

荷西听说了这件事情，也曾好奇地问过我——“你会去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正在厨房揉面，我举起了沾满白粉的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慢慢地说：“傻子，我不会死的，因为还得给你做饺子呢！”

讲完这句话，荷西的眼睛突然朦胧起来，他的手臂从我身后绕上来抱着我，直到饺子上桌了才放开。

“你神经啦？”我笑问他，他眼睛又突然一红，也笑了笑，这才一声不响地在我对面坐下来。

以后我又想到过这份欠稿，我的答案仍是那么的简单而固执：“我要守住我的家，护住我的丈夫，一个有责任的人，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

虽然预知死期是我喜欢的一种生命结束的方式，可是我仍然拒绝死亡。在这世上有三个与我个人死亡牢牢相连的生命，那便是父亲、母亲，还有荷西，如果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在世上还活着一日，我便不可以死，连神也不能将我拿去，因为我不肯，而他也明白。

前一阵在深夜里与父母谈话，我突然说：“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的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

母亲听了这话，眼泪迸了出来，她不敢说一句刺激我的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喃喃地说：“你再试试，再试试活下去，不是不给你选择，可是请求你再试一次。”

父亲便不同了，他坐在黯淡的灯光下，语气几乎已经失去了控制，他说：“你讲这样无情的话，便是叫爸爸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你今天既然已经说了出来，使我，这个做父亲的人，日日要活在恐惧里，不晓得哪一天，我会突然失去我的女儿。如果你敢做出这样毁灭自己生命的事情，那么你便是我的仇人，我不但今生要与你为仇，我世世代代要与你为仇，因为是——你，杀死了我最最心爱的女儿——”

这时，我的泪水瀑布也似的流了出来，我坐在床上，不能回答父亲一个字，房间里一片死寂，然后父亲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出去。母亲的脸，在我的泪光中看过去，好似静静地在抽筋。

苍天在上，我必是疯狂了才会对父母说出那样的话来。

我又一次明白了，我的生命在爱我的人心中是那么的重要，我的念头，使得经过了那么多沧桑和人生的父母几乎崩溃，在儿女的面前，他们是不肯设防地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刺伤，而我，好似只有在丈夫的面前才会那个样子。

许多个夜晚，许多次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躺在黑暗里，思念荷西几成疯狂，相思，像虫一样地慢慢啃着我的身体，直到我成为一个空空茫茫的大洞。夜是那样的长，那么的黑，窗外的雨，是我心里的泪，永远没有滴完的一天。

我总是在想荷西，总是又在心里自言自语：“感谢上天，今日活着的是我，痛着的也是我，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一分又一分钟的长夜，那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要是他像我这样地活下去，那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换他。”

失去荷西我尚且如此，如果今天是我先走了一步，那么我的父亲、母亲及荷西又会是什么情况？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对我的爱，让我的父母在辛劳了半生之后，付出了他们的全部之后，再叫他们失去爱女，那么他们的慰藉和幸福也将完全丧失了，这样尖锐的打击不可以由他们来承受，那是太残酷也太不公平了。

要荷西半途折翼，强迫他失去相依为命的爱妻，即使他日后活了下去，在他的心灵上会有怎么样的伤痕，会有什么样的烙印？如果因为我的消失而使得荷西的余生再也没有一丝笑容，那么我便更是不能死。

这些，又一些，因为我的死亡将带给我父母及丈夫的大痛苦，大劫难，每想起来，便是不忍，不忍，不忍又不忍。

毕竟，先走的是比较幸福的，留下来的，也并不是强者，可是，在这彻心的苦，切肤的疼痛里，我仍是要说——“为了爱的缘故，这永别的苦杯，还是让我来喝下吧！”

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杯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

所以，我是没有选择地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要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

总有那么一天，在超越我们时空的地方，会有六张手臂，温柔平和地将我迎入永恒，那时候，我会又哭又笑地喊着他们——爸爸、妈妈、荷西，然后没有回顾地狂奔过去。

这份文字原来是为另一个题目而写的，可是我拒绝了只有三个月寿命的假想，生的艰难，心的空虚，死别时的碎心又碎心，都由我一个人来承当吧！

父亲、母亲、荷西，爱你们胜于自己的生命，请求上苍看见我的诚心，给我在世上的时日长久，护住我父母的幸福和年岁，那么我，在这份责任之下，便不再轻言消失和死亡了。

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

明日又天涯

我的朋友，今夜我是跟你告别了，多少次又多少次，你的眼光在默默地问我，Echo，你的将来要怎么过？你一个人这样地走了，你会好好的吗？你会吗？你会吗？

看见你哀怜的眼睛，我的胃马上便绞痛起来，我也轻轻地在对自己哀求——不要再痛了，不要再痛了，难道痛得还没有尽头吗？

明日，是一个不能逃避的东西，我没有退路。

我不能回答你眼里的问题，我只知道，我胃痛，我便捂住自己的胃，不说一句话，因为这个痛是真真实实的。

多少次，你说，虽然我是意气飞扬，满含自信若有所思地仰着头，脸上荡着笑，可是，灯光下，我的眼睛藏不住秘密，我的眸子里，闪烁的只是满满的倔强的眼泪，还有，那一个海也似的情深的故事。

你说，Echo，你会一个人过日子吗？我想反问你，你听说过有谁，在这世界上，不是孤独地生，不是孤独地死？有谁？请你告诉我。

你也说，不要忘了写信来，细细地告诉我，你的日子是怎么地在度过，因为有人在挂念你。

我爱的朋友，不必写信，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是走了，回到我的家里去，在那儿，有海，有空茫的天，还有那永远吹拂着大风的哀愁海滩。

家的后面，是一片无人的田野，左邻右舍，也只有在度假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地方，可以走两小时不见人迹，而海鸥的叫声却是总也不断。

我的日子会怎么过？

我会一样地洗衣服，擦地，管我的盆景，铺我的床。偶尔，我会去小镇上，在买东西的时候，跟人说说话，去邮局信箱里，盼一封你的来信。

也可能，在天气晴朗，而又心境安稳的时候，我会坐飞机，去那个最后之岛，买一把鲜花，在荷西长眠的地方坐一个静静的黄昏。

再也没有鬼哭神号的事情了，最坏的已经来过了，再也没有什么。我只是有时会胃痛，会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有些食不下咽。

也曾对你说过，暮色来时，我会仔细地锁好门窗，也不再在白日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因为我很明白，昨日的风情，只会增加自己今日的不安全，那么，我的长裙，便留在箱子里吧。

又说过，要养一只大狼狗，买一把猎枪，要是有谁，不得我的允许敢跨入我的花园一步，那么我要他死在我的枪下。

说出这句话来，你震惊了，你心疼了，你方才知道，Echo的明日不是好玩的，你说，Echo，你还是回来，我一直是要你回来的。

我的朋友，我想再问你一句已经问过的话，有谁，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地生，不是孤独地死？

青春结伴，我已有过，是感恩，是满足，没有遗憾。

再说，夜来了，我拉上窗帘，将自己锁在屋内，是安全的，不再出去看黑夜里满天的繁星了，因为我知道，在任何一个星座上，都找不到我心里呼叫的名字。

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儿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擦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

云在青山月在天

从香港回来的那个晚上，天文来电话告别，说是她要走了，算一算等我再要真走的日期，发觉是很难再见一面了。

其实见不见面哪有真的那么重要，连荷西都能不见，而我尚且活着，于别人我又会有什么心肠。

天文问得奇怪：“三毛，你可是有心没有？”

我倒是答你一句：“云在青山月在天。”你可是懂了还是不懂呢？

我的心吗？去问老天爷好了。不要来问我，这岂是我能明白的。

前几天深夜里，坐在书桌前在信纸上乱涂，发觉笔下竟然写出这样的句子：

我很方便就可以用这一支笔把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人杀掉，因为已经厌死了她，给她安排死在座谈会上好了，“因为那里人多”——她说着说着，突然倒了下去，麦克风嘭地撞到了地上，发出一阵巨响，接着一切都寂静了，那个三毛，动也不动地死了。大家看见这一幕先是呆掉了，等到发觉她是真的死了时，镁光灯才拼命无情地闪亮起来。有人开始鼓掌，觉得三毛死对了地方，“因为恰好给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她又一向诚实，连死也不假装——

看着看着自己先就怕了起来，要杀三毛有多方便，只要动动原子笔，她就死在自己面前。

那个老说真话的三毛的确是太真了，真到句句难以下笔，现在天马行空，反是自由自在了，是该杀死她的，还可以想一百种不同的方式。

有一天时间已经晚了，急着出门，电话却是一个又一个地来缠，这时候，我突然笑了，也不理对方是谁，就喊了起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找的三毛已经死啦！真的，昨天晚上死掉的，倒下去时还拖断了书桌台灯的电线呢！”

有时真想发发疯，做出一些惊死自己的事情来，譬如说最喜欢在忍不住别人死缠的电话里，骂他一句“见你的鬼！”如果对方吓住了，不知彬彬有礼而又平易近人的三毛在说什么，可以再重复好几句：“我是说——见你的鬼，见你的鬼！见你的鬼！”

奇怪的是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绑住我，就连不见对方脸上表情的电话里，也只骗过那么一次人——说是三毛死掉啦。例如想说的那么一句简单的话“见你的鬼”便是敢也不敢讲。

三毛只是微笑又微笑罢了，看了讨厌得令自己又想杀掉她才叫痛快。

许多许多次，在一个半生不熟的宴会上，我被闷得不堪再活，只想发发疯，便突然说：“大家都来做小孩子好不好，偶尔做做小孩是舒服的事情。”

全桌的人只是看我的黑衣，怪窘地陪笑着，好似在可怜我似的容忍着我的言语。

接着必然有那么一个谁，会说：“好啊！大家来做小孩子，三毛，你说要怎么做？”

这一听，原来的好兴致全都不对劲了，反倒只是礼貌地答一句：“算啦！”

以后我便一直微笑着直到宴会结束。

小孩子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问得那么笨的人一定做不成小孩子。

对于这种问题人，真也不知会有谁拿了大棒子在他身后追着喝打，打得累死也不会有什么用的，省省气力对他笑笑也够了，不必拈花。

原先上面的稿子是答应了谢材俊的，后来决定要去峇里岛，就硬是赖了过去：“没办法，要去就是要去，那个地方这次不去可能死也不会去了，再说又不是一个人去，荷西的灵魂也是同去的。”

赖稿拖上荷西去挡也是不讲理，谁来用这种理由疼惜你真是天晓得，别人早已忘了，你的心里仍是冰天雪地，还提这个人的名字自己讨不讨人嫌？

三三们（按：意指文艺杂志《三三集刊》的同仁们）倒是给我赖了，没有一句话，只因为他们不要我活得太艰难。

今天一直想再续前面的稿子，发觉又不想再写那些了，便是随手改了下来，如果连他们也不给人自由，那么我便不写也罢。写文章难道不懂章法吗，我只是想透一口气而已，做一次自由自在的人而不做三毛了。

跟三三几次来往，最怕的倒不是朱老师，怕的却是马三哥，明明自己比他大，看了他却老是想低头，讨厌他给人的这份压迫感。

那天看他一声不响地在搬书，独个儿出出进进，我便逃到后院去找桃花，还故意问着：“咦，结什么果子呀！什么时候给人采了吃呀！”

当然没有忘了是马三哥一个人在做事，我只是看不见，来个不理不睬——你去苦好啰！我看花还更自在呢。

等到马三哥一个人先吃饭要赶着出门，我又凑上桌，捞他盘里最大的虾子吃，稀里哗啦只不过是想吵闹，哪里真是为吃呢。

跟三三，就是不肯讲什么大道理，去了放松心情，尽挑不合礼数的事情做，只想给他们闹得个披头散发，胡说八道，才肯觉得亲近，也不管自己这份真性情要叫别人怎么来反应才好。

在三三，说什么都是适当，又什么都是不当，我哪里肯在他们里面想得那么清楚，在这儿，一切随初心，初心便是正觉，不爱说人生大道理便是不说嘛！

要是有一天连三三人也跟我一本正经起来，那我便是不去也罢，一本正经的地方随处都是，又何必再加一个景美。

毕竟对那个地方，那些人，是有一份信赖的，不然也不会要哭便哭得个天崩地裂，要笑也给它笑得个云开月出，一切平常心，一切自然心。

跟三三，我是随缘，我不化缘。

其实叫三三就像没在叫谁，是不习惯叫什么整体的，我只认人的名字，一张一张脸分别在眼前掠过，不然想一个群体便没什么意思了。

天文说三毛于三三有若大观园中的妙玉，初听她那么说，倒没想到妙玉的茶杯是只分给谁用的，也没想她是不是槛外人，只是一下便跳接到妙玉的结局是被强盗掳去不知所终的——粗暴而残忍的下场，这倒是像我呢。

再回过来谈马三哥，但愿不看见你才叫开心，碰到马三哥总觉得他要人向他交代些什么，虽然他待我一向最是和气，可是我是欠了马三哥什么，见了便是不自在呢。就如宝玉怕去外书房那一样的心情。

刚刚原是又写完了另一篇要交稿，马三哥说：“你的草稿既然有两份不同的，不如都写出来了更好。”

我说：“两篇完全不同的，一篇要杀三毛，另一篇是写三三。”

他又说两篇都好，我这一混，就写了这第三篇，将一二都混在一起写，这份“放笔”也是只敢对三三任一次性。奇怪的是，不是材俊在编这一期的集刊吗？怎么电话里倒被马三哥给迫了稿，材俊我便是不怕他，见面就赖皮得很。

几次对三三人说，你们是散了的好，散了才是聚了，不散不知聚，聚多了反把“不散的聚”弄得不明白了，说是说得那么清楚，有一次匆匆跑去景美，见不到人，心中又不是滋味，好似白去了似的有些怅然。

到底跟荷西是永远地聚了还是永远地散了，自己还是迷糊，还是一问便泪出，这两个字的真真假假自己就头一个没弄清楚过，又跟人家去乱说什么呢？

那次在泰国海滩上被汽艇一拖，猛然像放风筝似的给送上了青天，身后扎着降落伞，涨满了风，倒像是一面彩色的帆，这一飞飞到了海上，心中的泪滴得出血似的痛。死了之后，灵魂大概就是这种在飞的感觉吧？荷西，你看我也来了，我们一起再飞。

回忆到飞的时候，又好似独独看见三三里的阿丁也飞了上来，他平平地张开双手，也是被一把美丽的降落伞托着，阿丁向我迎面飞过来，我抓不住他，却是兴奋地在大喊：“喂，来接一掌啊！”

可是风是那么的紧，天空是那样的无边无涯，我们只来得及交换一个眼神，便飞掠过了，再也找不到阿丁的影子，他早已飞到那一个粉红色的天空里去了。

我又飞了一会儿，突然看见阿丁又飞回来了，就在我旁边跟着，还作势要扑上来跟我交掌，这一急我叫了起来：“别乱闯，当心绳子缠住了大家一起掉下去！”

这一嚷阿丁闪了一下，又不见了，倒是吓出我一身汗来。

毕竟人是必须各自飞行的，交掌都不能够，彼此能看一眼已是一霎又已是千年了。

最是怕提笔，笔下一斟酌，什么大道理都有了伏笔，什么也都成了放在格子里的东西。

天女散花时从不将花撒成“寿”字形，她只是东一朵、西一朵地掷，凡尘便是落花如雨，如我，就拾到过无数朵呢。

飞鸿雪泥，不过留下的是一些爪印，而我，是不常在雪泥里休息的，我所飞过的天空并没有留下痕迹。

这一次给三三写东西，认真是太放松了自己，马三哥说随我怎么写，这是他怕我不肯写哄我的方法，结果我便真真成了一枝无心柳，插也不必插了，顺手沾了些清水向你们洒过几滴，接得接不着这些水露便不是我的事情了。

归

亲爱的双亲：

虽然旅行可以逃避一时，可是要来的仍是躲也躲不掉，回到加纳利群岛已有一星期了。

在马德里时曾打电话给你们，因为婆婆不放心我用电话，所以是在姐姐家打的。请你们付电话费实是没有办法，婆家人怕我不付钱，所以不肯我打，只有请台北付款他们较安心。

电话中与毛毛及素珍说了很久的话，虽然你们不在家，可是也是安慰的，毛毛说台北一切都好，我亦放心些了。

抵达此地已是夜间，甘蒂和她的丈夫孩子都在，另外邮局局长夫妇也来了，就如几个月前我们回台时同样的那群朋友在接我。

因是在夜里，甘蒂坚持将我的衣箱搬到她家，不肯我独自回去。虽说如此，看见隔墙月光下自己房顶的红瓦，还是哽咽不能言语，情绪激动胃也绞痛起来，邮局局长便拉了我去他们家弹电风琴给我听，在他们的大玻璃窗边仍是不断地张望我那久别了的白屋。又开了香槟欢迎我的归来，一举杯，眼泪便狂泻下来，这么一搞只得下楼去打乒乓球，朋友们已是尽情尽意地在帮助我度过这最艰难的一刻，不好再不合作。吵吵闹闹已是深夜，当晚便睡在他们家，白天回自己的房子总是光明些。

清晨，克里斯多巴还在睡，我留下条子便回家去了。虽说家中几个月没人居住已是灰天灰地，可是邻居知道我要回来，院子已扫过了，外面的玻璃也替我清洗了，要打扫的只是房子里面。

旅途中不断地有家书寄回去，瑞士、意大利、奥国及西班牙都有信寄出，不知你们是否已收到，挂念得很。

经过一个星期的打扫，家又变得清洁而美丽。院中的草也割了，树长大了，野鸟仍在屋檐下筑巢，去年种的香菜也长了一大丛，甘蒂他们周末来时总是进来采的。花也开了几朵，圣诞红是枯死了。

回来第二天邮局开车拖下来一个大布口袋的信件，因我实在搬不动，所以他们送到家中来，大半是这几个月积下来的，难得镇上的朋友那么照顾和帮忙。

拆信拆了一个下午，回信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太多太多了。

这几日已去法院申报遗产分割之事，因荷西没有遗嘱，公婆法律上当得的部分并不是我们私下同意便成立，必须强迫去法院。法院说如果公婆放弃继承权，那么手续便快得多。事情已很清楚，便是这幢小房子也不再是我的，公婆再三叮咛要快快弄清，所以一来就开始申请文件，光是证明文件约要二十多张，尚得由西班牙南部公婆出生的地方开始办理，已托故乡的舅舅在申请。我个人的文件更是困难，因西属撒哈拉已不存在，文件证明不知要去哪里摸索。想到这些缓慢的公文旅行，真是不想活了。

答应姆妈三五月内回台是不可能的事情，如说完全将此地的一切都丢掉不管亦是太孩子气，只有一步一步地来熬吧。

电话也去申请了，说是两个月之后便给装。过了那么多年没有电话的日子，回想起来仍是非常幸福，现在为了一己的安全而被迫改变生活的形态是无奈而感伤，不过我仍然可以不告诉外人电话号码，只打出去不给人打进来。

这几天来一直在对神说话，请求他给我勇气和智慧，帮我度过这最艰难的时刻。我想智慧是最重要的，求得渴切的也是这个。

夜里常常惊醒，不知身在何处，等到想清楚是躲在黑暗里，完全孤独的一个人，而荷西是死了，明明是自己葬下他的，实在是死了，我的心便狂跳起来，跳得好似也将死去一般的慌乱。开灯坐起来看书，却又听见海潮与夜的声音，这么一来便是失眠到天亮无法再睡。

每天早晨大半是在法院、警察局、市政府、社会福利局和房地产登记处这种地方弄文件，下午两点左右回海边，傍晚总有朋友们来探望我，不然便是在院子里除草，等到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夜间方才睡下，只要半夜不惊醒，日子总是好过些的。午夜梦回不只是文人笔下的形容，那种感觉真是尝怕了又挽回不了任何事情。

此地朋友仍是嫌太多，从来没有刻意去交朋友，可是他们不分国籍地来探望我，说的话虽是情真意切，而我却没有什么感觉，触不到心的深处，反而觉得很累，只是人家老远地跑来也是一番爱心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总是心存感激的。

旅途中，写的家信曾经一再地说，要离开此地另寻新的生活，可是回到了西班牙，一说西班牙话，我的想法又有了改变，太爱这个国家，也爱加纳利群岛。虽说中国是血脉，西班牙是爱情，而非洲，在过去的六年来已是我的根，又要去什么地方找新的生活呢？

这儿有我深爱的海洋，有荒野，有大风，撒哈拉就在对岸，荷西的坟在邻岛，小镇已是熟悉，大城五光十色，家里满满的书籍和盆景，虽是一个人，其实它仍是我的家。

台北是太好的地方，可是我的性情，热闹一时是可以应付下来，长久人来人往总是觉得身心皆疲，那么多的朋友亲人在台北疼我，不是宠坏了我吗？虽然知道自己是永远也宠不坏的，可是在台北那样的滚滚红尘里过日子总是太复杂了，目前最需要的还是恢复一个单纯而清朗的日子，荷西在过去六年来教给我的纯净是不该失去的。

爹爹，姆妈，我一时里不回到台北，对做父母的来说自是难过牵挂，其实人生的聚散本来在乎一念之间，不要说是活着分离，其实连死也不能隔绝彼此的爱，死只是进入另一层次的生命，如果这么想，聚散无常也是自然的现象，实在不需太过悲伤。

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几个月来，思想得很多，对于生死之谜也大致有了答案，这一切都蕴藏着因果缘分，更何况，只要知道荷西在那个世界安好，我便坦然感恩，一样可以继续地爱他如同生前一样。

我们来到这个生命和躯体里必然是有使命的，越是艰难的事情便越当去超越它，命运并不是个荒谬的玩笑，虽然有一度确是那么想过。

偏偏喜欢再一度投入生命，看看生的韧力有多么的强大而深奥。当然，这一切的坚强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能力，如果不好好地去善用它不是可惜了这一番美意。

姆妈的来信是前天收到的。姆妈，请你信任我，绝对不要以为我在受苦，个人的遭遇、命运的多舛都使我被迫成熟，这一切的代价都当是日后活下去的力量。再说，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我的这些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心中的落落寡欢，那已是没有办法的创伤，也不去多想它了。

健康情形非常好，甘蒂他们周末总是来的，昨天在他们家吃饭，过几日甘蒂教书的那一班小学生要我去讲话，我想还是去上一课，有时甘蒂身体不适也讲好了由我去代课。

许多你们去年在此认识的朋友来看我，尼哥拉斯下月与凯蒂回瑞士去结婚。记不记得，就是我有一篇文章中写的，坐轮椅而太太生肝病去世的那个先生，他又要结婚了，约我同去参加婚礼，我才从瑞士回来实是不打算再去了。

还有许许多多朋友来看我，也讲不清楚，怎么有那么多人不怕烦地来，实是不明白。

现在再次展读姆妈的来信，使我又一度泪出。姆妈，我的牵挂是因为你们对我的牵挂而来，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福分，你们的四个孩子中看上去只有我一个好似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可是只要我本身不觉得辛酸，便不需对我同情，当然在你们的心中不会是同样的想法，因为我是来自你们的骨肉，不疼惜我也办不到。

如说我的心从此已没有创伤和苦痛，那便是说谎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和信心，而今孩子是站在自己的脚上。爹爹、姆妈，实在不知如何安慰你们，如果这样说仍是不能使你们安心，那么我变卖一切回台也是肯的，只是在台又要被人视为三毛，实在是很厌烦的事情。

说了那么多道理，笔下也呆笨起来了，还是不再写这些了。

前天中午因为去南部的高速公路建好了，临时一高兴便去跑了一百多公里，车子性能好，路面丝一样的平滑，远山在阳光下居然是蓝紫色的，驾驶盘稳稳地握在手里，那样快速地飞驰真是无与伦比的美好，心中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掺在一起，真恨不得那样开到老死，虽是一个人，可是仍是好的。

也泡了咸蛋，不太会做，是此次在维也纳曼嫂教我的。这种东西吃起来最方便，只是不知要多久才能咸。

这个家照样有许多事做，仍然充满着过去的温馨和欢乐的回忆，荷西的感觉一日强大一日，想起他仍是幸福的。

我仍是个富足的人。

甘蒂有一条新狗，平日叫我喂它，周末他们来了才自己喂。甘蒂说，我吃剩的食物便给狗吃，狗那么大一条，当然是以它为主，平日煮了一大锅通心粉加碎肉，与狗一同吃。台北的山珍海味却是不想念，能吃饱已很满足了，再说一个人吃饭实在不是滋味。

海滩风很大，有海鸥在哀鸣，去了两次海边散步，没有见到一个邻居。海是那么的雄壮而美丽，对它，没有怨也没有恨，一样地爱之入骨。

附近的番茄田也收获了，篱笆拆掉了，青椒也收成了，田主让我们去采剩下的果实，只因我一个人吃不了，便没有去。往日总是跟荷西在田里一袋一袋地拾，做成番茄酱吃上半年也吃不完。洛丽，那个电信局送电报彼得的太太倒是给我送来一袋大青椒。这时候的黄昏大家都在田里玩。

你们认识的路易斯，去年在他们家喝茶的那个智利朋友，一直要我去看他的律师，叫我跟保险公司打官司。其实我是打定主意不去为这笔人寿保险争公理，虽然公司不赔偿是不合理的，可是为了这笔也不会富也不会穷的金钱一再地上法院实是不智，因为付出的精神代价必然比获得的金钱多太多，再说要我一再地述说荷西出事的经过仍是太残忍。让快乐的回忆留住，最最惊骇伤痛的应该不再去想它，钱固然是重要，可是这种钱尚要去争便不要也罢。

下月初乘机去拉芭玛岛，明知那儿只是荷西的躯体，他并不在那儿，可是不忍坟地荒芜，还是去整理一下才好安心。去了住拉蒙那位你们认识的医生家，约两三天便回来。

去年海中找到荷西尸体的男人没有留下地址，只知住在岛的北部。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此次去想去他的乡村打听，是要跪下谢他的。另外想打一条金链条给他，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这种恩情一生无法回报，希望能找到此人才好。

知道家人不喜写信却爱收信，十三年来家信没有断过，以后一样每周一封。爹爹，姆妈，你们忙，只要写几个字来给我看看便安心了，不必费时给我长信。

离此才几个月，洛丽在等第二个小孩的出生，三个朋友死了，尼哥拉斯下月再婚，孀居的甘蒂的弟妇也已再婚两个月了，达尼埃在瑞士断了腿，海蒂全家已回美国去，胖太太的房子卖了，另一对朋友分居，瑞典朋友梅尔已去非洲大陆长住，拉斯刚从泰国回来，琼却搬去了新加坡。世界真是美丽，变化无常，有欢喜有悲哀，有笑有泪，而我也是这其中的一个，这份投入有多么的好。

中国虽在千山万水之外，可是我们共的是同样的星辰和月亮，爹爹，姆妈，非洲实在并不远啊。

谢谢姐姐、宝宝、毛毛在父母身边，替我尽了一份子女的孝心，更谢谢弟妹春霞和素珍这样的好媳妇。想到我们一团和气的大家庭，仍是有些泪湿。多么地想念你们，还有那辆装得下全家大小快十五人的中型汽车，还有往淡水的路，全家深夜去碧潭划船的月夜……

可是我暂时是不回来了，留在这个荒美的海边必然有我的理由和依恋，安静的日子也是美丽的。等到有一天觉得不想再孤独了，便是离开吧。

等你们的来信。请全家人为我珍重，在我的心里，你们仍是我的泉源和力量啊。

祝

安康

女儿 Echo 上

一九八○年六月三日

梦里梦外

⋒
迷航之一
⋓

我不很明白，为什么特别是在现在，在窗帘已经垂下，而门已紧紧闩好的深夜，会想再去记述一个已经逝去的梦。

也问过自己，此刻海潮回响，树枝拍窗，大风凄厉刮过天空，远处野狗嗥月，屋内钟声滴答。这些，又一些夜的声音应该是睡眠中的事情，而我，为什么却这样地清醒着在聆听，在等待着一些白日不会来的什么。

便是在这微寒的夜，我又披着那件老披肩，怔怔地坐在摇椅上，对着一盏孤灯出神。

便是又想起那个梦来了，而我醒着，醒在漆黑的夜里。

这不是唯一纠缠了我好多年的梦，可是我想写下来的，在今夜却只有这一个呢。

我仿佛又突然置身在那座空旷的大厦里，我一在那儿，惊惶的感觉便无可名状地淹了上来，没有什么东西要害我，可是那无边无际的惧怕，却是渗透到皮肤里，几乎彻骨。

我并不是一个人，四周围着我的是一群影子似的亲人，知道他们爱我，我却仍是说不出的不安，我感觉到他们，可是看不清谁是谁，其中没有荷西，因为没有他在的感觉。

好似不能与四周的人交谈，我们没有语言，我们只是彼此紧靠着，等着那最后的一刻。

我知道，是要送我走，我们在无名的恐惧里等着别离。

我抬头看，看见半空中悬空挂着一个扩音器，我看见它，便有另一个思想像密码似的传递过来——你要上路了。

我懂了，可是没有听见声音，一切都是完全安静的，这份死寂更使我惊惶。

没有人推我，我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迫着向前走。

——前面是空的。

我怕极了，不能叫喊，步子停不下来，可是每一步踩都是空的！

我拼命向四周张望着，寻找绕着我的亲人。发觉他们却是如影子似的向后退，飘着在远离，慢慢地飘着。

那时我更张惶失措了，我一直在问着那巨大无比的“空”——我的箱子呢，我的机票呢，我的钱呢？要去什么地方，要去什么地方嘛！

亲人已经远了，他们的脸是平平的一片，没有五官，一片片白濛濛的脸。

有声音悄悄地对我说，不是声音，又是一阵密码似的思想传过来——走的只有你。

还是管不住自己的步伐，觉着冷，空气稀薄起来了，濛濛的浓雾也来了，我喊不出来，可是我是在无声地喊——不要！不要！

然后雾消失不见了，我突然面对着一个银灰色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弧形的洞，总是弧形的。

我被吸了进去。

接着，我发觉自己孤零零地在一个火车站的门口，一眨眼，我已进去了，站在月台上，那儿挂着明显的阿拉伯字——六号。

那是一个欧洲式的老车站，完全陌生的。

四周有铁轨，隔着我的月台，又有月台，火车在进站，有人上车下车。

在我的身边，是三个穿着草绿色制服的兵，肩上缀着长长的小红牌子。其中有一个在抽烟，我一看他们，他们便停止了交谈，专注地望着我，彼此静静地对峙着。

又是觉着冷，没有行李，不知要去哪里，也不知置身何处。

视线里是个热闹的车站，可是总也听不见声音。

又是那股抑郁的力量压了上来，要我上车去，我非常怕，顺从地踏上了停着的列车，一点也不敢挣扎。

——时候到了，要送人走。

我又惊骇地从高处看见自己，挂在火车踏板的把手上，穿着一件白衣服，蓝长裤，头发乱飞着，好似在找什么人。我甚而与另一个自己对望着，看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去。

接着我又跌回到躯体里，那时，火车也慢慢地开动了。

我看见一个红衣女子向我跑过来，她一直向我挥手，我看到了她，便突然叫了起来——救命！救命！

已是喊得声嘶力竭了，她却像是听不见似的，只是笑吟吟地站住了，一任火车将我载走。

“天啊！”我急得要哭了出来，仍是期望这个没有见过的女子能救我。

这时，她却清清楚楚地对我讲了一句中文。

她听不见我，我却清晰地听见了她，讲的是中文。整个情景中，只听见过她清脆的声音，明明是中文的，而我的日常生活中是不用中文的啊！

风吹得紧了，我飘浮起来，我紧紧地抱住车厢外的扶手，玻璃窗里望去，那三个兵指着我在笑。

他们脸上笑得那么厉害，可是又听不见声音。

接着我被快速地带进了一个幽暗的隧道，我还挂在车厢外飘着，我便醒了过来。

是的，我记得第一次这个噩梦来的时候，我尚在丹纳丽芙岛，醒来我躺在黑暗中，在彻骨的空虚及恐惧里汗出如雨。

以后这个梦便常常回来，它常来叫我去看那个弧形的银灰色的洞，常来逼我上火车，走的时候，总是同样的红衣女子在含笑挥手。

梦，不停地来纠缠着我，好似怕我忘了它一般地不放心。

去年，我在拉芭玛岛，这个梦来得更紧急，交杂着其他更凶恶的信息。

夜复一夜，我跌落在同样的梦里不得脱身。在同时，又有其他的碎片的梦挤了进来。

有一次，梦告诉我：要送我两副棺材。

我知道，要有大祸临头了。

然后，一个阳光普照的秋日，荷西突然一去不返。

我们死了，不是在梦中。

我的朋友，在夜这么黑，风如此紧的深夜，我为什么对你说起上面的事情来呢？

我但愿你永远也不知道，一颗心被剧烈的悲苦所蹂躏时是什么样的情形，也但愿天下人永远不要懂得，血雨似的泪水又是什么样的滋味。

我为什么又提起这些事情了呢，还是让我换一个题材，告诉你我的旅行吧。

是的，我结果是回到了我的故乡去，梦走了，我回台湾。

春天，我去了东南亚，香港，又绕回到台湾。

然后，有一天，时间到了，我在桃园机场，再度离开家人，开始另一段长长的旅程。

快要登机的时候，父亲不放心地又叮咛了我一句：确定自己带的现款没有超过规定吗？你的钱太杂了，又是马克，又是西币，又是美金和港纸。

我坐在亲人围绕的椅子上开始再数一遍我的钱，然后将它们卷成一卷，胡乱塞在裙子口袋里去。

就在那个时候，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如同潮水似的渗了上来，悄悄地带我回到了那个梦魇里去。有什么东西，细细凉凉地爬上了我的皮肤。

我开始怕了起来，不敢多看父母一眼，我很快地进了出境室，甚而没有回头。我怕看见亲人面貌模糊，因为我已被梦捉了过去，是真真实实地踏进梦里去了。梦里他们的脸没有五官。

我进去了，在里面的候机室里喝着柠檬茶，我又清醒了，什么也不再感觉。

然后长长的通道来了，然后别人都放了手。只有我一个人在大步地走着，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别人是不走的——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

我的朋友，不要觉得奇怪，那只是一霎的感觉，一霎间梦与现实的联想而引起的回忆而已，哪有什么梦境成真的事情呢？

过了几天，我在香港上机，飞过昆明的上空，飞过千山万水，迎着朝阳，瑞士在等着我，正如我去时一样。

日内瓦是法语区，洛桑也是。

以往我总是走苏黎世那一站，同样的国家，因为它是德语区，在心理上便很不同了。

常常一个人旅行，这次却是不同，有人接，有人送，一直被照顾得周全。

我的女友熟练地开着车子，从机场载着我向洛桑的城内开去。

当洛桑火车站在黎明微寒的阳光下，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却是迷惑得几乎连惊骇也不会了——这个地方我来过的，那个梦中的车站啊！

我怎么了，是不是死了？不然为什么这个车站跑了出来，我必是死了的吧！

我悄悄地环视着车中的人，女友谈笑风生，对着街景指指点点。

我又回头去看车站，它没有消失，仍是在那儿站着。

那么我不是做梦了，我摸摸椅垫，冷冷滑滑的，开着车窗，空气中有宁静的花香飘进来，这不是在梦中。

我几几乎忍不住想问问女友，是不是，是不是洛桑车站的六号月台由大门进去，下楼梯，左转经过通道，再左转上楼梯，便是那儿？是不是入口处正面有一个小小的书报摊？是不是月台上挂着阿拉伯字？是不是卖票的窗口在右边，询问台在左边？还有一个换钱币的地方也在那儿，是不是？

我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到了洛桑郊外女友的家里，我很快地去躺了下来。

这样的故事，在长途旅行后跟人讲出来，别人一定当我是太累了，快累病了的人才会有的想象吧。

几天后，我去了意大利。

当我从翡冷翠又回到瑞士洛桑的女友家时，仍是难忘那个车站的事情。

女友告诉我，我们要去车站接几个朋友时，我迟疑了一下，仍是很矛盾地跟去了。

我要印证一些事情，在我印证之前，其实已很了然了。因为那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个车站，虽然今生第一次醒着进去，可是梦中所见，都得了解释，是它，不会再有第二个可能了，我真的去了，看了，也完全确定了这件事。

我的朋友，为什么我说着说着又回到了梦里去呢？你知道我下一站是维也纳，我坐飞机去奥国，行程里没有坐火车的安排，那么你为什么害怕了呢？你是怕我真的坐上那节火车吧！没有，我的计划里没有火车呢。

在瑞士法语区，除了我的女友一家之外，我没有相识的人，可是在德语区，却有好几家朋友已有多年的交往了。

对于别的人，我并不想念，住在哀庭根的拉赫一家却是如同我的亲人似的。既然已在瑞士了，总忍不住想与她通一次电话。

电话接通了。歌妮，拉赫十九岁的女儿听说是我，便尖叫了起来：“快来，妈妈，是Echo，真的，在洛桑。”

拉赫抢过话筒来，不知又对谁在唤：

“是Echo，回来了，你去听分机。”

“一定要来住，不让你走的，我去接你。”拉赫在电话中急促地说。

“下一站是去维也纳哥哥处呢！不来了，电话里讲讲就好啰！”我慢慢地说。

“不行！不看见你不放心，要来。”她坚持着。

我在这边沉默不语。

“你说，什么时候来，这星期六好吗？”

“真的只想讲讲电话，不见面比较好。”

“达尼埃也在这儿，叫他跟你讲。”

我并不知道达尼埃也在拉赫家，他是我们加纳利群岛上邻居的孩子，回瑞士来念书已有两年了。他现在是歌妮的男朋友。

“喂！小姐姐吔——”

一句慢吞吞的西班牙文传过来，我的胃马上闪电似的绞痛起来了。

“达尼埃——”我几乎哽咽不能言语。

“来嘛！”他轻轻地说。

“好！”

“不要哭，Echo，我们去接你，答应了？”

“答应了。”

“德莱沙现在住洛桑，要不要她的电话，你们见见面。”又问我。

“不要，不想见太多人。”

“大家都想你，你来，乌苏拉和米克尔我去通知，还有希伯尔，都来这儿等你。”

“不要！真的，达尼埃，体恤我一点，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拜托你！”

“星期六来好不好？再来电话，听清楚了，我们来接。”“好！再见！”

“喂！”

“什么？”

“安德列阿说，先在电话里拥抱你，欢迎你回来。”

“好，我也一样，跟他说，还有奥托。”

“不能赖哦！一定来的哦！”

“好，再见！”

挂断了电话，告诉女友一家，我要去哀庭根住几日。

“你堂哥不是在维也纳等吗？要不要打电话通知改期？”女友细心地问。

“哥哥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台北时太忙太乱了，没有写信呢！”

想想也是很荒唐，也只有我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准备自己到了维也纳才拉了箱子去哥哥家按铃呢！十三年未见面，去了也不早安排。

“怎么去哀庭根？”女友问。

“他们开车来接。”

“一来一回要六小时呢，天气又不太好。”

“他们自己要来嘛！”我说。

女友沉吟了一下：

“坐火车去好啰！到巴塞尔，他们去那边接只要十五分钟。”

“火车吗？”我慢吞吞地答了一句。

“每个钟头都有的，好方便，省得麻烦人家开车。”女友又利落地说。

“他们要开车来呢！说——好几年没来洛桑了，也算一趟远足。”

——我不要火车。

“火车又快又舒服，去坐嘛！”又是愉快地在劝我。

“也好！”迟迟疑疑地才答了一句。

要别人远路开车来接，亦是不通人情的，拉赫那边是体恤我，我也当体恤她才是。再说，那几天总又下着毛毛小雨。

“这么样好了，我星期六坐火车去，上了车你便打电话过去那边，叫他们去巴塞尔等我，跟歌妮讲，她懂法文。”我说。

——可是我实在不要去上火车，我怕那个梦的重演。

要离开洛桑那日的早晨，我先起床，捧着一杯热茶，把脸对着杯口，让热气雾腾腾地漫在脸上。

女友下楼来，又像对我说，又似自言自语：“你！今天就穿这身红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梦来，怔怔地望着她出神。

午间四点那班车实在有些匆促，女友替我寄箱子，对我喊着：“快！你先去，六号月台。”

我知道是那里，我知道怎么去，这不过是另外一次上车，重复过太多次的事情了。

我冲上车，丢下小手提袋，又跑到火车踏板边去，这时我的女友也朝我飞奔而来了。

“你的行李票！”她一面跑一面递上票来。这时，火车已缓缓地开动了。

我挂在车厢外，定定地望着那袭灰色车站中鲜明的红衣——梦中的人，原来是她。

风来了，速度来了，梦也来了。

女友跟着车子跑了几步，然后站定了，在那儿挥手又挥手。

这时，她突然笑吟吟地喊了一句话：“再见了！要乖乖的呀！”

我就是在等她这句话，一旦她说了出来，仍是惊悸。

心里一阵哀愁漫了出来，喉间什么东西升上来卡住了。

难道人间一切悲欢离合，生死兴衰，在冥冥中早已有了定数吗？

这是我的旅程中最后一次听中文，以后大概不会再说什么中文了。

我的朋友，你看见我一步一步走入自己的梦中去，你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这不过又是一次心灵与心灵的投契和感应，才令我的女友说出梦中对我的叮咛来。事实上这只是巧合罢了，与那个去年大西洋小岛上的梦又有什么真的关连呢？

车厢内很安静，我选的位子靠在右边单人座，过道左边坐着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人，后面几排有一个穿风衣的男人闭着眼睛在养神。便再没有什么人了。

查票员来了，我顺口问他：“请问去巴塞尔要多久？”

“两小时三十三分。”他用法语回答我。

“我不说法语呢！”我说的却是一句法语。

“两小时三十三分。”他仍然固执地再重复了一遍法语。

我拿出唯一带着的一本中文书来看。火车飞驰，什么都被抛在身后了。

山河岁月，绵绵地来，匆匆地去。什么？什么人在赶路？不会是我。我的路，在去年的梦里，已被指定是这一条了，我只是顺着路在带着我远去罢了。

列车停了一站又一站，左边那对夫妇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好似只有我，是驶向终站唯一的乘客。

身后有几个人走过来，大声地说笑着，他们经过我的身边，突然不笑了，只是盯住我看。

梦幻中的三个兵，正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草绿色的制服，肩上缀着小红牌子。

看我眼熟吗？其实我们早已见过面了。

我对他们微微地笑了一笑，不怀好意地笑着。心里却浮上了一种奇异虚空的感觉来。

窗外流过一片陌生的风景，这里是蜂蜜、牛奶、巧克力糖、花朵还有湖水的故乡。大地挣扎的景象在这儿是看不见的，我反倒觉得陌生起来。

难道在我的一生里，熟悉过怎么样的风景吗？没有，其实什么也没有熟悉过，因为在这劳劳尘梦里，一向行色匆匆。

我怔怔地望着窗外，一任铁轨将我带到天边。

洛桑是一个重要的起站，从那儿开始，我已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了，茫茫天涯路，便是永远一个人了。

我是那么的疲倦，但愿永远睡下去不再醒来。

车厢内又是空寂无人了，我贴在玻璃窗上看雨丝，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能休息。

好似有什么人又在向我传递着梦中的密码，有思想叹息似的传进我的心里，有什么人在对我悄悄耳语，那么细微，那么缓慢地在对我说——苦海无边……

我听得那么真切，再要听，已没有声息了。

“知道了！”

我也在心里轻轻地回答着，那么小心翼翼地私语着，好像在交换着一个不是属于这个尘世的秘密。

懂了，真的懂了。

这一明白过来，结在心中的冰天雪地顿时化做漫天杏花烟雨，寂寂、静静、茫茫地落了下来。

然而，春寒依旧料峭啊！

我的泪，什么时候竟悄悄地流了满脸。

懂了，也醒了。

醒来，我正坐在梦中的火车上，那节早已踏上了的火车。

不飞的天使

⋒
迷航之二
⋓

往巴塞尔的旅程好似永远没有尽头。火车每停一个小站，我从恍惚的睡梦中惊醒，站上挂着的总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藏身在这飞驰的巨兽里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但愿我的旅程在这单调的节奏里永远晃过去直到老死。

对于去拉赫家做客的事情实在是很后悔的，这使我非常不快乐。要是他们家是一座有着树林围绕的古堡，每天晚餐时彼此才见一次面，那么我的情况将会舒坦得多了。

与人相处无论怎么感情好，如果不是家人的亲属关系，总是使我有些紧张而不自在。

窗外一片朦胧，雨丝横横地流散着。我呵着白气，在玻璃上画着各样的图画玩。

车子又停了一个小镇，我几乎想站起来，从那儿下车，淋着寒冷的雨走出那个地方，然后什么也不计划，直走到自己消失。

火车一站又一站地穿过原野，春天的绿，在细雨中竟也显得如此寂寞。其实还不太晚，还有希望在下一次停车的时候走出去，还来得及丢掉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做一个永远逃亡的士兵。

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做，更别说下车了，这只是一霎间的想法罢了。

我又闭上眼睛，第一次因为心境的凄苦觉得孤单。

当火车驶入巴塞尔车站时，一阵袭上来的抑郁和沮丧几乎使我不能举步，那边月台上三个正在张望的身影却开始狂喊着我的名字，没命地挥着手向我这节车厢奔来。

对的，那是我的朋友们在唤我，那是我的名字，我在人世的记号。他们叫魂似的拉我回来又是为了什么？

我叹一口气，拿起自己的小提包，这便也含笑往他们迎上去。

“哎呀，Echo！”歌妮抢先扑了上来。

我微笑地接过她，倦倦地笑。

在歌妮身后，她的男朋友，我们在加纳利群岛邻居的孩子达尼埃也撑着拐杖一步一跳地赶了上来。

我揉揉达尼埃的那一头乱发慢慢地说：“又长高了，都比我高一个头了。”

说完我踮起脚来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

这个男孩定定地看着我，突然眼眶一红，把拐杖往歌妮身上一推，双手紧紧环住我，什么也不说，竟是大滴大滴地流下泪来。

“不要哭！”我抱住达尼埃，又亲了他一下。

“歌妮！你来扶他。”我将达尼埃交给在一边用手帕蒙住眼睛的小姑娘。

这时我自己也有些泪湿，匆匆走向歌妮的哥哥安德列阿，他举过一只手来绕住我的肩，低头亲吻我。

“累不累？”轻轻地问。

“累！”我也不看他，只是拿手擦眼睛。

“你怎么也白白的了？”我敲敲他的左手石膏。

“断了！最后一次滑雪弄的，肋骨也缠上了呢！”

“你们约好的呀！达尼埃伤腿你就断手？”

我们四个人都紧张，都想掩饰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惊骇和疼痛，而时间才过去不久，我们没法装做习惯。在我们中间，那个亲爱的人已经死了。

“走吧！”我打破了沉默笑着喊起来。

我的步子一向跨得大，达尼埃跟歌妮落在后面了，只安德列阿拉提着我的小行李袋跟在我旁边。

下楼梯时，达尼埃发狠猛跳了几步，拿起拐杖来敲我的头：“走慢点，喂！”

“死小孩！”我回过头去改用西班牙文骂起他来。

这句话脱口而出，往日情怀好似出闸的河水般淹没了我们，气氛马上不再僵硬了，达尼埃又用手杖去打安德列阿的痛手，大家开始神经质地乱笑，推来挤去，一时里不知为什么那么开心，于是我们发了狂，在人群里没命地追逐奔跑起来。

我一直冲到安德列阿的小乌龟车旁才住了脚，趴在车盖上喘气。

“咦！你们怎么来的？”我压着胸口仍是笑个不停。

歌妮不开车，达尼埃还差一年拿执照，安德列阿只有一只手。

“你别管，上车好啰！”

“喂！让我来开！让我来开嘛！”我披头散发地吵，推开安德列阿，硬要挤进驾驶座去。

“你又不识路。”

“识的！识的！我要开嘛！”

安德列阿将我用力往后座一推，我再要跟他去抢他已经坐在前面了。

“去莱茵河，不要先回家，拜托啦！”我说。

安德列阿后视镜里看我一眼，当真把方向盘用力一扭，单手开车的。

“不行！妈妈在等呀！”歌妮叫了起来。

“去嘛！去嘛！我要看莱茵河！”

“又不是没看过，等几天再去好啰！”达尼埃说。

“可是我没有什么等几天了，我会死掉的！”我又喊着。

“别发疯啦！胡说八道的。”达尼埃在前座说。

我拿袖子捂住眼睛，仰在车垫上假装睡觉，一手将梳子递给歌妮：“替我梳头，拜托！”

我觉着歌妮打散了我已经毛开了的粗辫子，细细地在刷我的头发。

有一年，达尼埃的母亲在加纳利群岛死了，我们都在他家里帮忙照顾他坐轮椅的父亲。

拉赫全家过几日也去了群岛，我也是躺在沙发上，歌妮在一旁一遍又一遍地替我梳头，一面压低了声音讲话。那时候她才几岁？十六岁？

“有一件事情——”我呻吟了一声。

“什么？”

“我们忘了去提我的大箱子了！”说完我咯咯地笑起来。

“怎么不早讲嘛！”安德列阿喊了起来。

“管它呢！”我说。

“你先穿我的衣服好啰！明天再去领。”歌妮说。

“丢掉好啦！”我愉快地说。

“丢掉？丢掉？”达尼埃不以为然地叫起来。

“什么了不起，什么东西跟你一辈子哦！”说完我又笑了起来。

哀庭根到了，车子穿过如画的小镇。一座座爬满了鲜花的房子极有风味地扑进眼里。欧洲虽然有些沉闷，可是不能否认的它仍有感人古老的光辉。

我们穿过小镇又往郊外开去。夕阳晚风里，一幢瑞士小木屋美梦似的透着黄黄的灯光迎接我们回家。楼下厨房的窗口，一幅红白小方格的窗帘正在飘上飘下。

这哪里只是一幢普通人家的房子呢！这是天使住的地方吧！它散发着的宁静和温馨使我如此似曾相识，我自己的家，也是这样的气氛呢！

我慢慢地下了车，站在那棵老苹果树下，又是迟疑，不愿举步。

拉赫，我亲爱的朋友，正扶着外楼梯轻快地赶了过来。

“拉赫！”我拨开重重的暮色向她跑去。

“哦！Echo！我真快乐！”拉赫紧紧地抱住我，她的身上有闲闲的花香。

“拉赫！我很累！我全身什么地方都累。”

说着我突然哭了起来。

这一路旅行从来没有在人面前流泪的，为什么在拉赫的手臂里突然真情流露，为什么在她的凝视下使我泪如泉涌？

“好了！好了！回来就好！看见你就放心了，谢谢上天！”

“行李忘在车站了！”我用袖子擦脸，拉赫连忙把自己抹泪的手帕递给我。

“行李忘了什么要紧！来！进来！来把过去几个月在中国的生活细细地讲给我听！”

我永远也不能抗拒拉赫那副慈爱又善良的神气，她看着我的表情是那么了解又那么悲恸，她清洁朴实的衣着，柔和的语气，都是安定我的力量，在她的脸上，一种天使般的光辉静静地光照着我。

“我原是不要来的！”我说。

“不是来，你是回家了！如果去年不是你去了中国，我们也是赶着要去接你回来同住的。”

拉赫拉着我进屋，拍松了沙发上的大靠垫，要我躺下，又给我开了一盏落地灯，然后她去厨房弄茶了。

我置身在这么温馨的家庭气氛里，四周散落有致地堆着一大沓舒适的暗花椅垫，古老的木家具散发着清洁而又殷实的气息，雪亮的玻璃窗垂挂着白色荷叶边的纱帘，绿色的盆景错落地吊着，餐桌早已放好了，低低的灯光下，一盘素雅的野花夹着未点的蜡烛等我们上桌。靠近我的书架上放着几个相框，其中有一张是荷西与我的合影，衬着荻伊笛火山的落日，两个人站在那么高的岩石上好似要乘风飞去。

我伸手去摸摸那张两年前的照片，发觉安德列阿正在转角的橡木楼梯边托着下巴望着我。

“小姐姐，我的客房给你睡。”达尼埃早先是住在西班牙的瑞士孩子，跟我讲话便是德文和西文夹着来的。

“你在这里住多久？”我喊过去。

“住到腿好！你呢？”他又叫过来，是在楼梯边的客房里。

“我马上就走的呢！”

“不可以马上走的，刚刚来怎么就计划走呢！”

拉赫搬着托盘进来说，她叹了口气，在我对面坐下来沏茶，有些怔怔地凝望着我。

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这家人孩子的朋友还是父母的朋友，我的情感对两代都那么真诚而自然，虽然表面上看去我们很不相同，其实在内心的某些特质上我们实是十分相近的。

虽是春寒料峭，可是通阳台的落地窗在夜里却是敞开的，冷得很舒服。歌妮在二楼的木阳台上放音乐。

“爸爸回来了！”歌妮喊起来。

本是脱了靴子躺在沙发上的，听说奥托回来了，便穿着毛袜子往门外走去。

夜色浓了，只听见我一个人的声音在树与树之间穿梭着：“奥帝，我来了！是我呀！”

我从不唤他奥托，我是顺着拉赫的唤法叫他奥帝的。

奥帝匆匆忙忙穿过庭园，黑暗中的步子是那么稳又那么重，他的西装拿在手里，领带已经解松了。

我开了门灯，跑下石阶，投入那个已过中年而依旧风采迷人的奥帝手臂里去，他棕色的胡子给人这样安全的欢愉。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奥帝只重复这一句话，好似我一向是住在他家里的一样。

拉赫是贤慧而从容的好主妇，美丽的餐桌在她魔术的手法下，这么丰丰富富地变出来。外面又开始下着小雨，夜却是如此的温暖亲切。

“唉！”奥帝满足地叹了口气，擦擦两手，在灯下对我微笑。

“好！Echo来了，达尼埃也在，我们总算齐了。”他举起酒杯来与我轻轻碰杯。

拉赫有些心不在焉，忡忡地只是望着我出神。

“来！替你切肉。”我拿过与我并肩坐着的安德列阿的盘子来。“你就服侍他一个人。”达尼埃在对面说。

“他没有手拿刀子，你有拐杖走路呢！”

达尼埃仍是羡慕地摇摇他那一头鬈毛狗似的乱发。

我们开始吃冰淇淋的时候，安德列阿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我去城里跳舞。”他说。

我们停住等他走，他竟也不走，站在那儿等什么似的。灯光下看他，实在是一个健康俊美的好孩子。

“你怎么不走？”歌妮问他，又笑了起来。

“有谁要一起去？”他有些窘迫地说，在他这个年纪这样开口请人已很难得了。

“我们不去，要说话呢！”我笑着说。

“那我一个人去啦！”他粗声粗气地说，又看了我一眼，重重地拉上门走了。

我压低声音问拉赫：“安德列阿几岁了？”

“大啰！今年开始做事了。”

“不搬出去？像一般年轻人的风气？”

“不肯走呢！”拉赫笑着说。

如果我是这家的孩子，除非去外国，大概也是舍不得离开的吧！

“以前看他们都是小孩子，你看现在歌妮和达尼埃——”我笑着对拉赫说，那两个孩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在分冰淇淋呢！

“再过五年我跟歌妮结婚。”达尼埃大声说。

“你快快出来赚钱才好，歌妮已经比你快了！”我说。

“孩子们长得快！”拉赫有些感喟，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一对孩子。

“怎么样？生个火吧？”奥帝问我们。

其实这个家里是装了暖气的，可是大家仍是要个老壁炉，我住在四季如春的加纳利群岛，对这种设备最是欢喜。

对着炉火，我躺在地上，拉赫坐在摇椅里织着毛线，奥帝伸手来拍拍我，我知道他要讲大道理了，一下子不自在起来。

“Echo，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好再痛苦下去。”

被他这么碰到了痛处，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拿起垫子来压住脸。

“加纳利群岛不该再住了，倒是想问问你，想不想来瑞士？”

“不想。”

“你还年轻，那个海边触景伤情，一辈子不可以就此埋下去，要有勇气追求新的生活——”

“明天就走，去维也纳。”我轻轻地说。

“箱子还在车站，明天走得了吗？”

“火车站领出来就去飞机场。”

“票划了没有？”

我摇摇头。

“不要急，今天先睡觉，休息几天再计划好了。”拉赫说。

“希伯尔还要来看你呢！”达尼埃赶快说。

“谁叫你告诉他的？”我叹了口气。

“我什么？乌苏拉、米克尔、凯蒂和阿尔玛他们全都没说呢！”达尼埃冤枉地叫了起来。

“谁也不想见，我死了！”我拿垫子又蒙住脸。

“Echo，要是你知道，去年这儿多少朋友为你们痛哭，你就不会躲着不肯见他们了。”拉赫说着便又拿手帕擦眼角。

“拉赫，我这里死了，这里，你看不见吗？”我敲敲胸口又叹了口气，眼泪不干地流个不停。

“要不要喝杯酒？嗯！陪奥帝喝一杯白兰地。”奥帝慈爱地对我举举杯子。

“不了！我去洗碗！”我站起来往厨房走去。

这是一个愉快又清洁的卧房，达尼埃去客厅架了另外一个小床，别人都上楼去了。

我穿着睡袍，趴在卧室的大窗口，月光静静地照着后院的小树林，枝桠细细地映着朦朦的月亮，远天几颗寒星，夜是那么的寂静，一股幽香不知什么风将它吹了进来。

我躺在雪白的床单和软软的鸭绒被里，仿佛在一个照着月光的愁人的海上飘进了梦的世界。

“小姐姐！”有人推开房门轻轻地喊我。

“谁？”

“达尼埃！已经早晨九点了。”

我不理他，翻过身去再睡。

“起来嘛！我们带你去法国。”

我用枕头蒙住了头，仍是不肯动。如果可以一直如此沉睡下去又有多好，带我回到昨夜的梦里不要再回来吧！

我闭着眼睛，好似又听见有人在轻唤我，在全世界都已酣睡的夜里，有人温柔地对我低语：“不要哭，我的，我的——撒哈拉之心。”

世上只有过这么一个亲人，曾经这样捧住我的脸，看进我的眼睛，叹息似的一遍又一遍这样轻唤过我，那是我们的秘密，我们的私语，那是我在世上唯一的名字——撒哈拉之心。

那么是他来过了？是他来了？夜半无人的时候，他来看我？在梦与梦的夹缝里，我们仍然相依为命，我们依旧悄悄地通着信息。

——不要哭，我的心。

我没有哭，我很欢喜，因为你又来了。

我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答应过，你将转回来，带我同去。

拉赫趴在窗台上看了我好一会儿我都不觉得。

“做什么低低地垂着头？不睡了便起来吧！”她甜蜜的声音清脆地吹了过来。

我望着她微笑，伸着懒腰，窗外正是风和日丽明媚如洗的五月早晨。

我们去火车站领出了行李便往飞机场开去。

“现在只是去划票，你是不快走的啰！”歌妮不放心地说。

“等我手好了带你去骑摩托车。”安德列阿说。

“就为了坐车，等到你骨头结起来呀！”我惊叹地笑起来。

“这次不许很快走。”达尼埃也不放心了。

在机场瑞航的柜台上，我支开了三个孩子去买明信片，划定了第二天直飞维也纳的班机。

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岁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片中的母亲叫孩子去买大饼，孩子回来母亲已经跳江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联想呢？

我收起机票对迎面走来的安德列阿他们笑。

“喂喂！我们去法国吧！”我喊。

“车顶上的大箱子怎么办？过关查起来就讨厌了。”安德列阿说。

“要查就送给海关好啰！”我说。

“又来了！又要丢箱子了，那么高兴？”达尼埃笑了起来。

“放在瑞士海关这边嘛！回来时再拿。”我说。

“哪有这样的？”歌妮说。

“我去说，我说就行，你赌不赌？”我笑说。

“那么有把握？”

“不行就给他查嘛！我是要强迫他们寄放的。”

于是我们又挤上车，直往法国边界开去。

那天晚上，等我与维也纳堂哥通完电话才说次日要走了。

“那么匆忙？”拉赫一愣。

“早也是走，晚也是走，又不能真住一辈子。”我坐在地板上，仰起头来看看她。

“还是太快了，你一个人回去过得下来吗？”奥帝问。

“我喜欢在自己家里。”

“以后生活靠什么？”奥帝沉吟了一下。

“靠自己，靠写字。”我笑着说。

“去旅行社里工作好啦！收入一定比较稳当。”歌妮说。

“写字已经是不得已了，坐办公室更不是我的性情，情愿吃少一点，不要赚更多钱了！”我喊起来。

“为什么不来瑞士又不回台湾去？”达尼埃问着。

“世界上，我只认识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我海边的家，还要什么呢？我只想安静简单地过完我的下半辈子。”

火光照着每一张沉默的脸，我丢下拨火钳，拍拍裙子，笑问着这一家人：“谁跟我去莱茵河夜游？”

炉火虽美，可是我对于前途、将来，这些空泛的谈话实在没有兴趣，再说，谈又谈得出什么来呢，徒然累人累己。不如去听听莱茵河的呜咽倒是清爽些。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发觉又是新的旅程放在前面，心里无由地有些悲苦，就要看到十三年没有见面的二堂哥了，作曲教钢琴的哥哥，还有也是学音乐的曼嫂，还有只见过照片的小侄儿，去维也纳的事便这样地有了一些安慰。在自己哥哥的家里，不必早起，我要整整地大睡一星期，这么一想，可以长长地睡眠在梦中，便又有些欢喜起来。

虽然下午便要离开瑞士，我一样陪着拉赫去买菜，一样去银行，去邮局，好似一般平常生活的样子，做游客是很辛苦的事情，去了半日法国弄得快累死了。

跟拉赫提了菜篮回来，发觉一辆红色的法国“雪铁龙”厂出的不带水小铁皮平民车停在门口。

这种车子往往是我喜欢的典型的人坐在里面，例如《娃娃看天下》那本漫画书里玛法达的爸爸便有这样一辆同样的车。它是极有性格的，车上的人不是学生就是那种和气的好人。

“我想这是谁的车，当然应该是你的嘛！希伯尔！”

我笑着往一个留胡子的瘦家伙跑过去，我的好朋友希伯尔正与达尼埃坐在花园里呢！

“怎么样？好吗？”我与他重重地握握手。

“好！”他简短地说，又上去与拉赫握握手。

“两年没见了吧！谢谢你送给荷西的那把刀，还有我的老盆子，也没写信谢你！”我拉了椅子坐下来。

希伯尔的父母亲退休之后总有半年住在加纳利群岛我们那个海边。跟希伯尔我们是掏垃圾认识的，家中那扇雕花的大木门就是他住在那儿度假时翻出来送我们的。

这个朋友以前在教小学，有一天他强迫小孩子在写数学，看看那些可怜的小家伙，只是闷着头在那教室里演算，一个个屈服得如同绵羊一般，这一惊痛，他改了行，做起旧货买卖来，再也没有回去教书。别人说他是逃兵，我倒觉得只要他没有危害社会，也是一份正当而自由的选择和兴趣。

“Echo，我在报上看见你的照片。”希伯尔说。

“什么时候？”我问。

“一个月以前，你在东南亚，我的邻近住着一个新加坡来的学生，他知道你，拿了你的剪报给我看，问我是不是。”

达尼埃抢着接下去说：“希伯尔就打电话来给拉赫，拉赫看了剪报又生气又心痛，对着你的照片说——回来！回来！不要再撑了。”

“其实也没撑——”说着我突然流泪了。

“嘿嘿！说起来还哭呢！你喜欢给人照片里那么挤？”达尼埃问。

我一甩头，跑进屋子里去。

过了一会儿，拉赫又在喊我：“Echo，出来啊！你在做什么？”

“在洗头，烫衣服，擦靴子呢！”我在地下室里应着。

“吃中饭啦！”

我包着湿湿的头发出来，希伯尔却要走了。

“谢谢你来看我。”我陪他往车子走去。

“Echo，要不要什么旧货，去我那儿挑一样年代久的带走？”

“不要，真的，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

“好——祝你……”他微笑地扶着我的两肩。

“祝我健康，愉快。”我说。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希伯尔点点头，突然有些伤感。

“再见！”我与他握握手，他轻轻摸了一下我的脸，无限温柔地再看我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

就算是一个这样的朋友，别离还是怅然。

下午三点多钟，歌妮和奥帝已在机场等我们了。

我们坐在机场的咖啡室里。

“多吃一点，这块你吃！”拉赫把她动也没动的蛋糕推给我。

“等一下我进去了你们就走，不要去看台叫我好不好？”我匆匆咽着蛋糕。

“我们去看，不喊你。”

“看也不许看，免得我回头。”

“好好照顾自己，不好就马上回来，知道吗？”拉赫又理理我的头发。

“这个别针是祖母的，你带去啰！”拉赫从衣领上拿下一个花别针来。

“留给歌妮，这种纪念性的东西。”

“你也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带去好了！”拉赫又说。

我细心地把这老别针放在皮包里，也不再说什么了。

“听见了！不好就回来！”奥帝又叮咛。

“不会有什么不好了，你们放心！”我笑着说。

“安德列阿，你的骨头快快结好，下次我来就去骑摩托车了。”我友爱地摸摸安德列阿的石膏手，他沉默着苦笑。

“七月十三号加纳利群岛等你。”我对达尼埃说。

“一起去潜水，我教你。”他说。

“对——”我慢慢地说。

扩音器突然响了，才播出班机号码我就弹了起来，心跳渐渐加快了。

“Echo，Echo——”歌妮拉住我，眼睛一红。

“怎么这样呢！来！陪我走到出境室。”我挽住歌妮走，又亲亲她的脸。

“奥帝！拉赫！谢谢你们！”我紧紧地抱着这一对夫妇不放。

安德列阿与达尼埃也上来拥别。

“很快就回来哦！下次来长住了！”拉赫说。

“好！一定的。”我笑着。

“再见！”

我站定了，再深深地将这些亲爱的脸孔在我心里印过一遍，然后我走进出境室，再也没有回头。

似曾相识燕归来

⋒
迷航之三
⋓

维也纳飞马德里的班机在巴塞隆纳的机场停了下来。

由此已是进入西班牙的国境了。

离开我的第二祖国不过几个月，乍听乡音恍如隔世，千山万水地奔回来，却已是无家可归。好一场不见痕迹的沧桑啊！繁忙的机场人来人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归程，而我，是不急着走的了。

“这么重的箱子，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呀？”

海关人员那么亲切地笑迎着。

“头发卷。”我说。

“好，头发卷去马德里，你可以登机了。”

“请别转我的箱子，我不走的。”

“可是你是来这里验关的，才飞了一半呢！”

旁边一个航空公司的职员大吃一惊，他正在发国内航线的登机证。

“临时改了主意，箱子要寄关了，我去换票……”

马德里是不去的好，能赖几天也是几天，那儿没有真正盼着我的人。

中途下机不会吓着谁，除了自己之外。

终于，我丢掉了那沉沉的行李，双手空空地走出了黄昏的机场。

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心里却夹着那么巨大的惊惶。自由了！我自由吗？为什么完全自由的感觉使人乍然失重。

一辆计程车停在面前，我跨了进去。

“去梦特里，请你！”

“你可别说，坐飞机就是专程来逛游乐园的吧？”司机唬的一下转过身来问我。

哪里晓得来巴塞隆纳为的是什么，原先的行程里并没有这一站。我不过是逃下来了而已。

我坐在游乐场的条凳上，旋转木马在眼前一圈又一圈地晃过。一个金发小男孩神情严肃地抱着一匹发亮的黑马盯住我出神。

偶尔有不认识的人，在飘着节日气氛的音乐里探我：“一个人来的？要不要一起去逛？”

“不是一个人呢！”我说。

“可是你是一个人嘛！”

“我先生结伴来的。”我又说。

黄昏尽了，豪华的黑夜漫住五光十色的世界。

此时的游乐场里，红男绿女，挤挤攘攘，华灯初上，一片歌舞升平。

半山上彩色缤纷。说不尽的太平盛世，看不及的繁华夜景，还有那些大声播放着的，听不完的一条又一条啊浪漫的歌！

我置身在这样欢乐的夜里，心中突然涨满了无由的幸福。遗忘吧！将我的心从不肯释放的悲苦里逃出来一次吧！哪怕是几分钟也好。

快乐是那么的陌生而遥远，快乐是禁地，生死之后，找不到进去的钥匙。

在高高的云天吊车上，我啃着一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吹着令人瑟瑟发抖的冷风，手指绕着一只欲飞的黄气球，身边的位子没有坐着什么人。

不知为何我便这样的快乐，疯狂地快乐起来。

脚下巴塞隆纳的一片灯海是夜的千万只眼睛，冷冷地对着我一眨又一眨。

今天不回家，永远不回家了。

公寓走廊上的灯光那么的黯淡，电铃在寂寂的夜里响得使人心惊。门还没有开，里面缓缓走来的脚步声却已使我的胃紧张得抽痛起来。

“谁？”是婆婆的声音。

“Echo！”

婆婆急急地开着层层下锁的厚门，在幽暗的光线下，穿黑衣的她震惊地望着我，好似看见一个坟里出来的人一般。

“马利亚妈妈！”我扑了上去，紧紧地抱住她，眼里涌出了泪。

“噢！噢！我的孩子！我孤零零的孩子！”婆婆叫了起来，夹着突然而来的呜咽。

“什么时候来马德里的？吓死人啊！也不通知的。”

“没有收到我的明信片？”

“明信片是翡冷翠的，说在瑞士，邮票又是奥地利的，我们哪里弄得懂是怎么回事，还是叫卡门看了才分出三个地方来的！”

“我在巴塞隆纳！”

“要死啰！到了西班牙怎么先跑去了别的地方？电话也不来一个！”婆婆又叫起来。

我将袖子擦擦眼睛，把箱子用力提了进门。

“睡荷西老房间？”我问。

“睡伊丝帖的好了，她搬去跟卡门住了。”

在妹妹的房内我放下了箱子。

“爸爸睡了？”我轻轻地问。

“在饭间呢！”婆婆仍然有些泪湿，下巴往吃饭间抬了一下。

我大步向饭厅走去，正中的吊灯没有打开，一盏落地灯静静黄黄地照着放满盆景的房间。电视开着，公公，穿了一件黑色的毛衣背着我坐在椅子上。

我轻轻地走上去，蹲在公公的膝盖边，仰起头来喊他：“爸爸！”

公公好似睡着了，突然惊醒，触到我放在他膝上的手便喊了起来：“谁？是谁？”

“是我，Echo！”

“谁嘛！谁嘛！”公公紧张了，一面喊一面用力推开我。

“你媳妇！”我笑望他，摸摸他的白发。

“Echo！啊！啊！Echo！”

公公几乎撞翻了椅子，将我抱住，一下子老泪纵横。

“爸爸，忍耐，不要哭，我们忍耐，好不好？”我喊了起来。

我拉着公公在饭厅的旧沙发上坐下来，双臂仍是绕着他。

“叫我怎么忍？儿子这样死的，叫我怎么忍——”

说着这话，公公抓住我的黑衣号啕大哭。

能哭，对活着的人总是好事。

我拉过婆婆的手帕来替公公擦眼泪，又是亲了他一下，什么话也不说。

“还没吃饭吧！”婆婆强打起精神往厨房走去。

“不用麻烦，只要一杯热茶，自己去弄。先给爸爸平静下来。”我轻轻地对婆婆说。

“你怎么那么瘦！”公公摸摸我的手臂喃喃地说。

“没有瘦。”我对公公微笑，再亲了他一下。

放下了公公，跟在婆婆后面去厨房翻柜子。

“找什么？茶叶在桌上呢。”婆婆说。

“有没有波雷奥？”我捂着胃。

“又要吃草药？胃不好？”婆婆问。

我靠在婆婆的肩上不响。

“住多久？”婆婆问。

“一星期。”我说。

“去打电话。”她推推我。

“快十点了，打给谁嘛！”我叹了口气。

“哥哥姐姐他们总是要去拜访的，你去约时间。”婆婆缓缓地说。

“我不！要看，叫他们来看我！”我说。

门上有钥匙转动的声音，婆婆微笑了，说：“卡门和伊丝帖说是要来的，给你一打岔我倒是忘了。”

走廊上传来零乱的脚步声，灯一盏一盏地被打开，两张如花般艳丽的笑脸探在厨房门口，气氛便完全不同了。

“呀——”妹妹尖叫起来，扑上来抱住我打转。

姐姐卡门惊在门边，笑说：“嗄！也有记得回来的一天！”接着她张开了手臂将我也环了过去。

“这么晚了才来！”我说。

“我们在看戏呢！刚刚演完。”妹妹兴高采烈地喊着。

荷西过世后我没有见过妹妹，当时她在希腊，她回马德里时，我已在台湾了。

“你还是很好看！”妹妹对我凝视了半晌大叫着又扑上来。

我笑着，眼睛却是湿了。

“好，Echo来了，我每天回家来陪你们三件黑衣服吃饭。妈妈，你答不答应呀？”妹妹又嚷了起来。

“我叫她去看其他的哥哥姐姐呢！”婆婆说。

“啊！去你的！要看，叫有车的回来，Echo不去转公共汽车。”

“喂！吃饭！吃饭！饿坏了。”卡门叫着，一下将冰箱里的东西全摊了出来。

“我不吃！”我说。

“不吃杀了你！”妹妹又嚷。

公公听见声音挤了过来，妹妹走过顺手摸了一下爸爸的脸：“好小孩，你媳妇回来该高兴了吧！”

我们全都笑了，我这一笑，妹妹却砰一下冲开浴室的门在里面哭了起来。

妹妹一把将浴室的门关上，拉了我进去，低低地说：“你怎么还穿得乌鸦一样的，荷西不喜欢的。”

“也有穿红的，不常穿是真的。”我说。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讲话？”她紧张地又问。

“这里不行，去卡门家再说。”我答应她。

“不洗澡就出来嘛！”卡门打了一下门又走了。

“Echo，记住，我爱你！”妹妹郑重其事地对我讲着。二十二岁的她有着荷西一式一样的微笑。

我也爱你，伊丝帖！荷西的手足里我最爱你。

“明天我排一整天的戏，不能陪你！”卡门咽着食物说。她是越来越美了。

“演疯了，最好班也不上了，天天舞台上去混！”婆婆笑说。

“你明天做什么？”卡门又问。

“不出去，在家跟爸爸妈妈！”我说。

“我们要去望弥撒的。”婆婆说。

“我跟你去。”我说。

“你去什么？Echo，你不必理妈妈的嘛！”妹妹又叫起来。

“我自己要去的。”我说。

“什么时候那么虔诚了？”卡门问。

我笑着，也不答。

“Echo是基督教，也望弥撒吗？”婆婆问。

“我去坐坐！”我说。

吃完了晚饭我拿出礼物来分给各人。

卡门及伊丝帖很快地便走了，家中未婚的还有哥哥夏米叶，都不与父母同住了。

我去了睡房铺床，婆婆跟了进来。

“又买表给我，其实去年我才买了一只新的嘛！荷西葬礼完了就去买的，你忘记了？”

“再给你一个，样式不同。”我说。

没有，我没有忘，这样的事情很难忘记。

“你——以后不会来马德里长住吧？”婆婆突然问。

“不会。”我停了铺床，有些惊讶她语气中的那份担心。

“那幢加纳利群岛的房子——你是永远住下去的啰？当初是多少钱买下的也没告诉过我们。”

“目前讲这些都还太早。”我叹了口气。

“是这样的，如果你活着，住在房子里面，我们是不会来赶你的，可是一旦你想卖，那就要得我们同意了，法律怎么定的想来你也知道了。”婆婆缓缓地又说。

“法律上一半归你们呀！”我说。

“所以说，我们也不是不讲理，一切照法院的说法办吧！我知道荷西赚很多钱——”

“妈妈，晚安吧！我胃痛呢！”我打断了她的话，眼泪冲了出来。

不能再讲了，荷西的灵魂听了要不安的。

“唉！你不肯面对现实。好了，晚安了，明天别忘了早起望弥撒！”婆婆将脸凑上来给我亲了一下。

“妈妈，明天要是我起不来，请你叫我噢！”我说。

终于安静下来了，全然地安静了。

我换了睡袍，锁上房门，熄了灯，将百叶窗卷上，推开了向着后马路的大窗。

微凉的空气一下子吹散了旅途的疲劳，不知名的一棵棵巨树在空中散布着有若雪花一般的白色飞絮，路灯下的黑夜又仿佛一片迷濛飞雪，都已经快五月了。

我将头发打散，趴在窗台上，公寓共用的后院已经成林。我看见十三年前的荷西、卡门、玛努埃、克劳弟奥、毛乌里、我，还有小小的伊丝帖在树下无声无影地追逐。

——进来！荷西！不要犹豫，我们只在这儿歇几天，便一同去岛上了。

——来！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了。

梦中，我看见荷西变成了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手中捧着一本用完了的练习簿。

“妈妈！再不买新本子老师要打了，我没有练习簿——”

“谁叫你写得那么快的！”婆婆不理。

“功课很多！”小孩子说。

“向你爸爸去要。”妈妈板着脸。

小孩子忧心如焚，居然等不及爸爸银行下班，走去了办公室，站在那儿嗫嚅地递上了练习簿，爸爸也没有理他，一个铜板也不给。

七岁的孩子，含着泪，花了一夜的时间，用橡皮擦掉了练习簿的每一个铅笔字，可是老师批改的红笔却是怎么也擦不去，他急得哭了起来。

夜风吹醒了我，那个小孩子消失了。

荷西，这些故事都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想它们，我给你买各色各样的练习簿，放在你的坟上烧给你——

婚后六年的日子一直拮据，直到去年环境刚刚好转些荷西却走了。

梦中，总是一个小孩子在哭练习簿。

我的泪湿透了枕头。

“Echo！”婆婆在厨房缓缓地喊着。

我惊醒在伊丝帖的床上。

“起来了！”我喊着，顺手拉过箱子里的格子衬衫和牛仔裤。

“嗳呀！太晚了。”我懊恼地叫着往洗澡间跑。

“妈妈！马上好。”我又喊着。

“不急！”

我梳洗完毕后快速地去收拾房间，这才跑到婆婆那儿去。

“你不是去教堂？”婆婆望了一眼我的衣着。

“噢，这个衣服——”我又往房间跑去。

五月的天气那么明媚，我却又穿上了黑衣服。

“实在厌死了黑颜色！”我对婆婆讲。

“一年满了脱掉好啰！”她淡淡地说。

“不是时间的问题，把悲伤变成形式，就是不诚实，荷西跟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管，随便你穿什么。至于我，是永远不换下来的了。荷西过去之后我做了四套新的黑料子，等下给你看。”婆婆平和地说，神色之间并没有责难我的意思。

公公捧着一个小相框向我走来，里面一张荷西的照片。

“这个相框，花了我六百五十块钱！”

“很好看。”我说。

“六百五十块呀！”他又说了一句。

六百五十块可以买多少练习簿？

“你们好了没有？可以走了吧！”公公拿了手杖，身上又是一件黑外套。

“啰！我们三个人真难看。”我叹了口气。

“什么难看，不要乱讲话。”公公叱了我一句。

星期天的早晨，路边咖啡馆坐满了街坊，我挽着公婆的手臂慢慢地走向教堂，几个小孩子追赶着我们，对我望着，然后向远处坐着的哥哥姐姐们大喊：“对！是Echo，她回来啦！”

我不回头，不想招呼任何人，更受不了别人看我时的眼光。黑衣服那么夸张地在阳光下散发着虚伪的气息。

“其实我不喜欢望弥撒。”我对婆婆说。

“为什么？”

“太忙了，一下唱歌，一下站起来，一下跪下去，跟着大家做功课，心里反而静不下来。”我说。

“不去教堂总是不好的。”婆婆说。

“我自己跟神来往嘛！不然没人的时候去教堂也是好的。”我说。

“你的想法是不对的。”公公说。

我们进了教堂，公公自己坐开去了，婆婆与我一同跪了下来。

“神啊！请你看我，给我勇气，给我信心，给我盼望和爱，给我喜乐，给我坚强忍耐的心——你拿去了荷西，我的生命已再没有了意义——自杀是不可以的，那么我要跟你讲价，求你放荷西常常回来，让我们在生死的夹缝里相聚——我的神，荷西是我永生的丈夫，我最懂他，忍耐对他必是太苦，求你用别的方法安慰他，补偿他在人世未尽的爱情——相思有多苦，忍耐有多难，你虽然是神，也请你不要轻看我们的煎熬，我不向你再要解释，只求你给我忍耐的心，静心忍下去，直到我也被你收去的一日——”

“Echo，起来了，怎么又哭了！”

婆婆轻轻地在拉我。

圣乐大声地响了起来。

“妈妈，我们给荷西买些花好吗？”

教堂出来我停在花摊子前，婆婆买了三朵。

一路经过熟悉的街道，快近糕饼铺的时候我放掉公婆自己转弯走了。

“你们先回家，我马上回来。”

“不要去花钱啊！”婆婆叫着。

我走进了糕饼店，里面的白衣小姑娘看见我就很快地往里面的烤房跑去。

“妈妈，荷西的太太来了！”她在里面轻轻地说，我还是听到了。

里面一个中年妇人擦着手匆匆地迎了出来。

“回来啦！去了那么久，西班牙文都要忘了吧！”平静而亲切的声音就如她的人一般。

“还好吗？”她看住我，脸上一片慈祥。

“好！谢谢你！”

她叹了口气，说：“第一次看见你时你一句话也不会讲，唉！多少年过去了！”

“很多年。”我仍是笑着。

“你的公公婆婆——对你还好吗？来跟他们长住？”口气很小心谨慎的。

“对我很好，不来住。下星期就走了。”

“再一个人去那么远？两千多公里距离吧！”

“也惯了。”我说。

“请给我一公斤的甜点，小醉汉请多放几个，公公爱吃的。”我改了话题。

她称了一公斤给我。

“不收钱！孩子！”她按住我的手。

“不行的——”我急了。

“荷西小时候在我这儿做过零工，不收，这次是绝对不收的。”她坚决地说。

“那好，明天再来一定收了？”我说。

“明天收。”她点点头。

我亲了她一下，提了盒子很快地跑出了店。

街角一个少年穿着溜冰鞋滑过，用力拍了我一下肩膀：“让路！”

“呀！Echo！”他已经溜过了，又一刹车急急地往我滑回来。

“你是谁的弟弟？”我笑说。

“法兰西斯哥的弟弟嘛！”他大叫着。

“来马德里住了？要不要我去喊哥哥，他在楼上家里。”他殷勤地说。

“不要，再见了！”我摸摸他的头发。

“你看，东妮在那边！”少年指着香水店外一个金发女孩。

我才在招呼荷西童年时的玩伴，药房里的主人也跑了出来：“好家伙！我说是Echo回来了嘛！”

“你一定要去一下我家，妈妈天天在想你。”

东妮硬拉着我回家，我急着赶回去帮婆婆煮饭一定不肯去。

星期天的中午，街坊邻居都在外面，十三年前就在这一个社区里出进，直到做了荷西的妻子。

这条街，在荷西逝去之后，付出了最真挚的情爱迎我归来。

婆婆给我开了门，接过手中的甜点，便说：“快去对面打个招呼，人家过来找你三次了！”

我跑去邻居家坐了五分钟便回来了。

客厅里，赫然坐着哥哥夏米叶。

我靠在门框上望着他，他走了过来，不说一句话，将我默默地抱了过去。

“夏米叶采了好大的玫瑰花来呀！”婆婆在旁说。

“给荷西的？我们也买了。”我说。

“不，给你的，统统给你的。”他说。

“在哪里？”

“我跟夏米叶说，你又没有房间，所以花放在我的卧室里去了，你去看！”婆婆又说。

我跑到公婆的房里去打了个转，才出来谢谢夏米叶。

婚前，夏米叶与我有一次还借了一个小婴儿来抱着合拍过一张相片，是很亲密的好朋友，后来嫁了荷西之后，两人便再也没有话讲了，那份亲，在做了家人之后反而疏淡了。

“两年多没见你了？”我说。

夏米叶耸耸肩。

“荷西死的时候你在哪里？”

“意大利。”

“还好吗？”他说。

“好！”我叹了口气。

我们对望着，没有再说一句话。

“今天几个人回家吃饭呀？妈妈！”我在厨房里洗着一条条鳟鱼。

“伊丝帖本来要来的，夏米叶听说你来了也回家了，二姐夫要来，还有就是爸爸、你和我了。”

“鳟鱼一人两条？”我问。

“再多洗一点，洗好了去切洋葱，爸爸是准两点一定要吃饭的。”

在这个家中，每个人的餐巾卷在银质的环里，是夏米叶做的，刻着各人名字的大写。

我翻了很久，找出了荷西的来，放在我的盘子边。

中饭的时候，一家人团团圆圆坐满了桌子，公公打开了我维也纳带来的红酒，每人一杯满满的琥珀。

“来！难得大家在一起！”二姐夫举起了杯子。

我们六个人都碰了一下杯。

“欢迎Echo回来！”妹妹说。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我说。

“夏米叶！”我唤了一声哥哥，与他照了一下杯子。

“来！我来分汤！”婆婆将我们的盘子盛满。

饭桌上立刻自由地交谈起来。

“西班牙人哪，见面抱来亲去的，在我们中国，离开时都没有抱父母一下的。”我喝了一口酒笑着说。

“那你怎么办？不抱怎么算再见？”伊丝帖睁大着眼睛说。

姐夫咳了一声，又把领带拉了一下。

“Echo，妈妈打电话要我来，因为我跟你的情形在这个家里是相同的，你媳妇，我女婿，趁着吃饭，我们来谈谈加纳利群岛那幢房子的处理，我，代表妈妈讲话，你们双方都不要激动……”

我看着每一张突然沉静下来的脸，心，又完全破灭得成了碎片，随风散去。

你们，是忘了荷西，永远地忘记他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我看了一下疼爱我的公公，他吃饭时一向将助听器关掉，什么也不愿听的。

“我要先吃鱼，吃完再说好吗？”我笑望着姐夫。

姐夫将餐巾啪一下丢到桌子上：“我也是很忙的，你推三阻四做什么？”

这时妈妈突然戏剧性地大哭起来。

“你们欺负我……荷西欺负我……结婚以后第一年还寄钱来，后来根本不理这个家了……”

“你给我住嘴！你们有钱还是荷西Echo有钱？”

妹妹叫了起来。

我推开了椅子，绕过夏米叶，向婆婆坐的地方走过去。

“妈妈，你平静下来，我用生命跟你起誓，荷西留下的，除了婚戒之外，你真要，就给你，我不争……”

“你反正是不要活的……”

“对，也许我是不要活，这不是更好了吗？来，擦擦脸，你的手帕呢？来……”

婆婆方才静了下来，公公啪一下打桌子，虚张声势地大喊一声：“荷西的东西是我的！”

我们的注意力本来全在婆婆身上，公公这么一喊着实吓了全家人一跳，他的助听器不是关掉的吗？

妹妹一口汤哗一下喷了出来。

“呀——哈哈……”我扑倒在婆婆的肩上大笑起来。

午后的阳光正暖，伊丝帖与我坐在露天咖啡座上。

“你不怪他们吧！其实都是没心机的！”她低低地说，头都不敢抬起来看我。

“可怜的人！”我叹了口气。

“爸爸妈妈很有钱，你又不是不晓得，光是南部的橄榄园……”

“伊丝帖，连荷西的死也没有教会你们一个功课吗？”我慢慢地叹了一口气。

“什么？”她有些吃惊。

“人生如梦——”我顺手替她拂掉了一丝树上飘下来的飞絮。

“可是你也不能那么消极，什么也不争了——”

“这件事情既然是法律的规定，也不能说它太不公平。再说，看见父母，总想到荷西的血肉来自他们，心里再委屈也是不肯决裂——”

“你的想法还是中国的……”

“只要不把人逼得太急，都可以忍的。”

我吹了一下麦管，杯子里金黄色的泡沫在阳光下晶莹得炫目。我看痴了过去。

“以后还会结婚吗？”伊丝帖问。

“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我笑望着她。

远处两个小孩下了秋千，公园里充满了新剪青草地的芳香。

“走！我们去抢秋千！”我推了一下妹妹。

抓住了秋千的铁链，我一下子荡了出去。

“来！看谁飞得高！”我喊着。

自由幸福的感觉又回来了，那么真真实实，不是假的。

“你知道——”妹妹与我交错而过。

“你这身黑衣服——”我又飞越了她。

“明天要脱掉了——”我对着迎面笑接来的她大喊起来。

梦里花落知多少

⋒
迷航之四
⋓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正要从丹纳丽芙岛搬家回到大加纳利岛自己的房子里去。

一年的工作已经结束，美丽无比的人造海滩引进了澄蓝平静的海水。

荷西与我坐在完工的堤边，看也看不厌地面对着那份成绩欣赏，景观工程的快乐是不同凡响的。

我们自黄昏一直在海边坐到子夜，正是除夕，一朵朵怒放的烟火，在漆黑的天空里如梦如幻地亮灭在我们仰着的脸上。

滨海大道上挤满着快乐的人群。钟敲十二响的时候，荷西将我抱在手臂里，说：“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跟着钟声说。”

我仰望着天上，只是重复着十二句同样的话：“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

送走了去年，新的一年来了。

荷西由堤防上先跳了下地，伸手接过跳落在他手臂中的我。

我们十指交缠，面对面地凝望了一会儿，在烟火起落的五色光影下，微笑着说：“新年快乐！”然后轻轻一吻。

我突然有些泪湿，赖在他的怀里不肯举步。

新年总是使人惆怅，这一年又更是来得如真如幻。许了愿的下一句对夫妻来说并不太吉利，说完了才回过意来，竟是心慌。

“你许了什么愿。”我轻轻问他。

“不能说出来的，说了就不灵了。”

我勾住他的脖子不放手，荷西知我怕冷，将我卷进他的大夹克里去。我再看他，他的眸光炯炯如星，里面反映着我的脸。

“好啦！回去装行李，明天清早回家去啰！”

他轻拍了我一下背，我失声喊起来：“但愿永远这样下去，不要有明天了！”

“当然要永远下去，可是我们先回家，来，不要这个样子。”

一路上走回租来的公寓去，我们的手紧紧交握着，好像要将彼此的生命握进永恒。

而我的心，却是悲伤的，在一个新年刚刚来临的第一个时辰里，因为幸福满溢，我怕得悲伤。

不肯在租来的地方多留一分一秒，收拾了零杂东西，塞满了一车子。清晨六时的码头上，一辆小白车在等渡轮。

新年没有旅行的人，可是我们急着要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

关了一年的家，野草齐膝，灰尘满室，对着那片荒凉，竟是焦急心痛，顾不得新年不新年，两人马上动手清扫起来。

不过静了两个多月的家居生活，那日上午在院中给花洒水，送电报的朋友在木栅门外喊着：“Echo，一封给荷西的电报呢！”

我匆匆跑过去，心里扑扑地乱跳起来，不要是马德里的家人出了什么事吧！电报总使人心慌意乱。

“乱撕什么嘛！先给签个字。”朋友在摩托车上说。

我胡乱签了个名，一面回身喊车房内的荷西。

“你先不要怕嘛！给我看。”荷西一把抢了过去。

原来是新工作来了，要人火速去拉芭玛岛报到。

只不过几小时的光景，我从机场一个人回来，荷西走了。

离岛不算远，螺旋桨飞机过去也得四十五分钟，那儿正在建新机场，新港口。只因没有什么人去那最外的荒寂之岛，大的渡轮也就不去那边了。

虽然知道荷西能够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看他每一度提着小箱子离家，仍然使我不舍而辛酸。

家里失了荷西便失了生命，再好也是枉然。

过了一星期漫长的等待，那边电报来了。

“租不到房子，你先来，我们住旅馆。”

刚刚整理的家又给锁了起来，邻居们一再地对我建议：“你住家里，荷西周末回来一天半，他那边住单身宿舍，不是经济些嘛！”

我怎么能肯。匆忙去打听货船的航道，将杂物、一笼金丝雀和汽车托运过去，自己携着一只衣箱上机走了。

当飞机着陆在静静小小的荒凉机场时，又看见了重沉沉的大火山，那两座黑里带火蓝的大山。

我的喉咙突然卡住了，心里一阵郁闷，说不出的闷，压倒了重聚的欢乐和期待。

荷西一只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向机场外面走去。

“这个岛不对劲！”我闷闷地说。

“上次我们来玩的时候不是很喜欢的吗。”

“不晓得，心里怪怪的，看见它，一阵想哭似的感觉。”我的手拉住他皮带上的绊扣不放。

“不要乱想，风景好的地方太多了，刚刚赶上看杏花呢！”他轻轻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又安慰似的亲了我一下。

只有两万人居住的小城里租不到房子。我们搬进了一房一厅连一个小厨房的公寓旅馆。收入的一大半付给了这份固执相守。

安置好新家的第三日，家中已经开始请客了，婚后几年来，荷西第一回做了小组长，水里另外四个同事没有带家眷，有两个还依然单身。我们的家，伙食总比外边的好些，为着荷西爱朋友的真心，为着他热切期望将他温馨的家让朋友分享，我晓得，在他内心深处，亦是因为有了我而骄傲，这份感激当然是全心全意地在家事上回报了他。

岛上的日子岁月悠长，我们看不到外地的报纸，本岛的那份又编得有若乡情。久而久之，世外的消息对我们已不很重要，只是守着海，守着家，守着彼此。每听见荷西下工回来时那急促的脚步声上楼，我的心便是欢喜。

六年了，回家时的他，怎么仍是一样跑着来的，不能慢慢地走吗？六年一瞬，结婚好似是昨天的事情，而两人已共过了多少悲欢岁月。

小地方人情温暖，住上不久，便是深山里农家讨杯水喝，拿出来的必是自酿的葡萄酒，再送一满怀的鲜花。

我们也是记恩的人，马铃薯成熟的季节，星期天的田里，总有两人的身影弯腰帮忙收获。做热了，跳进蓄水池里游个泳，趴在荷西的肩上浮沉，大喊大叫，便是不肯松手。

过去的日子，在别的岛上，我们有时发了神经病，也是争吵的。

有一回，两人讲好了静心念英文，夜间电视也约好不许开，对着一盏孤灯就在饭桌前钉住了。

讲好只念一小时，念了二十分钟，被教的人偷看了一下手表，再念了十分钟，一个音节发了二十次还是不正确，荷西又偷看了一下手腕。知道自己人是不能教自己人的，看见他的动作，手中的原子笔啪一下丢了过去，他那边的拍纸簿哗一下摔了过来，还怒喊了一声：“你这傻瓜女人！”

第一次被荷西骂重话，我呆了几秒钟，也不知回骂，冲进浴室拿了剪刀便绞头发，边剪边哭，长发乱七八糟地掉了一地。

荷西追进来，看见我发疯，竟也不上来抢，只是依门冷笑：“你也不必这种样子，我走好了！”

说完车钥匙一拿，门砰一下关上离家出走去了。

我冲到阳台上去看，凄厉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哪里肯停下来，车子刷一下就不见了。

那一个长夜，是怎么熬下来的，自己都迷糊了。只念着离家的人身上没有钱，那么狂怒而去，又出不出车祸。

清晨五点多他轻轻地回来了，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脸也哭肿了。离开父母家那么多年了，谁的委屈也受下，只有荷西，他不能对我凶一句，在他面前，我是不设防的啊！

荷西用冰给我冰脸，又拉着我去看镜子，拿起剪刀来替我补救剪得狗啃似的短发。一刀一刀细心地给我勉强修修整齐，口中叹着：“只不过气头上骂了你一句，居然绞头发，要是一日我死了呢——”

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令我大恸，反身抱住他大哭起来，两人缠了一身的碎发，就是不肯放手。

到了新的离岛上，我的头发才长到齐肩，不能梳长辫子，两人却是再也不吵了。

依山背海而筑的小城是那么的安详，只两条街的市集便是一切了。

我们从不刻意结交朋友，几个月住下来，朋友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他们对我们真挚友爱，三教九流，全是真心。

周末必然是给朋友们占去了，爬山，下海，田里帮忙，林中采野果，不然找个老学校，深夜睡袋里半缩着讲巫术和鬼故事，一群岛上的疯子，在这世外桃源的天涯地角躲着做神仙。有时候，我快乐得总以为是与荷西一同死了，掉到这个没有时空的地方来。

那时候，我的心脏又不好了，累多了胸口的压迫来，绞痛也来。小小一袋菜场买回来的用品，竟然不能一口气提上四楼。

不敢跟荷西讲，悄悄地跑去看医生，每看回来总是正常又正常。

荷西下班是下午四点，以后全是我们的时间，那一阵不出去疯玩了。黄昏的阳台上，对着大海，半杯红酒，几碟小菜，再加一盘象棋，静静地对弈到天上的星星由海中升起。

有一晚我们走路去看恐怖片，老旧的戏院里楼上楼下数来数去只有五个人，铁椅子漆成铝灰色，冰冷冷的，然后迷雾凄凄的山城里一群群鬼飘了出来捉过路的人。

深夜散场时海潮正涨，浪花拍打到街道上来。我们被电影和影院吓得彻骨，两人牵了手在一片水雾中穿着飞奔回家，跑着跑着我咯咯地笑了，挣开了荷西，独自一人拼命地快跑，他鬼也似的在后面又喊又追。

还没到家，心绞痛突然发了，冲了几步，抱住电线杆不敢动。

荷西惊问我怎么了，我指指左边的胸口不能回答。

那一回，是他背我上四楼的。背了回去，心不再痛了，两人握着手静静醒到天明。

然后，缠着我已经几年的噩梦又紧密地回来了，梦里总是在上车，上车要去什么令我害怕的地方，梦里是一个人，没有荷西。

多少个夜晚，冷汗透湿地从梦魅里逃出来，发觉手被荷西握着，他在身畔沉睡，我的泪便是满颊。我知道了，大概知道了那个生死的预告。

以为先走的会是我，悄悄地去公证人处写下了遗嘱。

时间不多了，虽然白日里仍是一样笑嘻嘻地洗他的衣服，这份预感是不是也传染了荷西。

即使是岸上的机器坏了一个螺丝钉，只修两小时，荷西也不肯在工地等，不怕麻烦地脱掉潜水衣就往家里跑，家里的妻子不在，他便大街小巷地去找，一家一家店铺问过去：“看见Echo没有？看见Echo没有？”

找到了什么地方的我，双手环上来，也不避人地微笑痴看着妻子，然后两人一路拉着手，提着菜篮往工地走去，走到已是又要下水的时候了。

总觉相聚的因缘不长了，尤其是我，朋友们来约周末的活动，总拿身体不好挡了回去。

周五帐篷和睡袋悄悄装上车，海边无人的地方搭着临时的家，摸着黑去捉螃蟹，礁石的夹缝里两盏濛濛的黄灯扣在头上，浪潮声里只听见两人一声声狂喊来去的只是彼此的名字。那种喊法，天地也给动摇了，我们尚是不知不觉。

每天早晨，买了菜蔬水果鲜花，总也舍不得回家，邻居的脚踏车是让我骑的，网篮里放着水彩似的一片颜色便往码头跑。骑进码头，第一个看见我的岸上工人总会笑着指方向：“今天在那边，再往下骑——”

车子还没骑完偌大的工地，那边岸上助手就拉信号，等我车一停，水里的人浮了起来，我跪在堤防边向他伸手，荷西早已跳了上来。

大西洋的晴空下，就算分食一袋樱桃也是好的，靠着荷西，左边的衣袖总是湿的。

不过几分钟吧，荷西的手指轻轻按一下我的嘴唇，笑一笑，又沉回海中去了。

每见他下沉，我总是望得痴了过去。

岸上的助手有一次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

“再一个月就六年了。”我仍是在水中张望那个已经看不见了的人，心里慌慌的。

“好得这个样子，谁看了你们也是不懂！”

我听了笑笑便上车了，眼睛越骑越湿，明明上一秒还在一起的，明明好好地做着夫妻，怎么一分手竟是魂牵梦萦起来。

家居的日子没有敢浪费，扣除了房租，日子也是紧了些。有时候中午才到码头，荷西跟几个朋友站着就在等我去。

“Echo，银行里还有多少钱？”荷西当着人便喊出来。

“两万，怎么？”

“去拿来，有急用，拿一万二出来！”

当着朋友面前，绝对不给荷西难堪。掉头便去提钱，他说的数目一个折扣也不少，匆匆交给尚是湿湿的他，他一转手递给了朋友。

回家去我一人闷了一场，有时次数多了，也是会委屈掉眼泪的。哪里知道那是荷西在人间放的利息，才不过多久，朋友们便倾泪回报在我的身上了呢！

结婚纪念的那一天，荷西没有按时回家，我担心了，车子给他开了去，我借了脚踏车要去找人，才下楼呢，他回来了，脸上竟是有些不自在。

匆匆忙忙给他开饭——我们一日只吃一顿的正餐。坐下来向他举举杯，惊见桌上一个红绒盒子，打开一看，里面一只罗马字的老式女用手表。

“你先别生气问价钱，是加班来的外快——”他喊了起来。

我微微地笑了，没有气，痛惜他神经病，买个表还多下几小时的水。那么借给朋友的钱又怎么不知去讨呢！

结婚六年之后，终于有了一只手表。

“以后的一分一秒你都不能忘掉我，让它来替你数。”荷西走过来双手在我身后环住。

又是这样不祥的句子，教人心惊。

那一个晚上，荷西睡去了，海潮声里，我一直在回想少年时的他，十七岁时那个大树下痴情的孩子，十三年后，在我枕畔共着呼吸的亲人。

我一时里发了疯，推醒了他，轻轻地喊名字，他醒不全，我跟他说：“荷西，我爱你！”

“你说什么？”他全然地骇醒了，坐了起来。

“我说，我爱你！”黑暗中为什么又是有些呜咽。

“等你这句话等了那么多年，你终是说了！”

“今夜告诉你了，是爱你的，爱你胜于自己的生命，荷西——”

那边不等我讲下去，孩子似的扑上来缠住我，六年的夫妻了，竟然为着这几句对话，在深夜里泪湿满颊。

醒来荷西已经不见了，没有见到他吃早餐使我不安歉疚，匆匆忙忙跑去厨房看，洗净的牛奶杯里居然插着一朵清晨的鲜花。

我痴坐到快正午。这样的夜半私语，海枯石烂，为什么一日泛滥一日。是我们的缘数要到了吗？不会有的事情，只是自己太幸福了才生出的惧怕吧！

照例去工地送点心，两人见了面竟是赧然。就连对看一眼都是不敢，只拿了水果核丢来丢去地闹着。

一日我见阳光正好，不等荷西回来，独自洗了四床被单。搬家从来不肯带洗衣机，去外面洗又多一层往返和花费，不如自己动手搓洗来得方便。

天台上晾好了床单，还在放夹子的时候心又闷起来了，接着熟悉的绞痛又来。我丢下了水桶便往楼下走，进门觉着左手臂麻麻的感觉，知道是不太好了，快喝了一口烈酒，躺在床上动也不敢动。

荷西没见我去送点心，中午穿着潜水衣便开车回来了。

“没什么，洗被单累出来了。”我恹恹地说。

“谁叫你不等我洗的——”他趴在我床边跪着。

“没有病，何必急呢！医生不是查了又查了吗？来，坐过来……”

他湿湿地就在我身边一靠，若有所思的样子。

“荷西——”我说，“要是我死了，你一定答应我再娶，温柔些的女孩子好，听见没有——”

“你神经！讲这些做什么——”

“不神经，先跟你讲清楚，不再婚，我是灵魂永远都不能安息的。”

“你最近不正常，不跟你讲话。要是你死了，我一把火把家烧掉，然后上船去飘到老死——”

“放火也可以，只要你再娶——”

荷西瞪了我一眼，只见他快步走出去，头低低的，大门轻轻扣上了。

一直以为是我，一直预感的是自己，对着一分一秒都是恐惧，都是不舍，都是牵挂。而那个噩梦，一日密似一日地纠缠着上来。

平凡的夫妇如我们，想起生死，仍是一片茫茫，失去了另一个的日子，将是什么样的岁月？我不能先走，荷西失了我要痛疯掉的。

一点也不明白，只是茫然地等待着。

有时候我在阳台上坐着跟荷西看渔船打鱼，夕阳晚照，凉风徐来，我摸摸他的颈子，竟会无端落泪。

荷西不敢说什么，他只说这美丽的岛对我不合适，快快做完第一期工程，不再续约，我们回家去的好。

只有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发疯，是将有大苦难来了。

那一年，我们没有过完秋天。

荷西，我回来了，几个月前一袭黑衣离去，而今穿着彩衣回来，你看了欢喜吗？

向你告别的时候，阳光正烈，寂寂的墓园里，只有蝉鸣的声音。

我坐在地上，在你永眠的身边，双手环住我们的十字架。

我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轻划过你的名字——荷西·马利安·葛罗。

我一次又一次地爱抚着你，就似每一次轻轻摸着你的头发一般的依恋和温柔。

我在心里对你说——荷西，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这一句让你等了十三年的话，让我用残生的岁月悄悄地只讲给你一个人听吧！

我亲吻着你的名字，一次，一次，又一次，虽然口中一直叫着“荷西安息！荷西安息！”可是我的双臂，不肯放下你。

我又对你说：“荷西，你乖乖地睡，我去一趟中国就回来陪你，不要悲伤，你只是睡了！”

结婚以前，在塞哥维亚的雪地里，已经换过了心，你带去的那颗是我的，我身上的，是你。

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

我拿出缝好的小白布口袋来，黑丝带里，系进了一握你坟上的黄土。跟我走吧，我爱的人！跟着我是否才叫真正安息呢？

我替你再度整理了一下满瓶的鲜花，血也似的深红的玫瑰。留给你，过几日也是枯残，而我，要回中国去了，荷西，这是怎么回事，一瞬间花落人亡；荷西，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离去的时刻到了，我几度想放开你，又几次紧紧抱住你的名字不能放手。黄土下的你寂寞，而我，也是孤零零的我，为什么不能也躺在你的身边。

父母在山下巴巴地等待着我。荷西，我现在不能做什么，只有你晓得，你妻子的心，是埋在什么地方。

苍天，你不说话，对我，天地间最大的奥秘是荷西，而你，不说什么地收了回去，只让我泪眼仰望晴空。

我最后一次亲吻了你，荷西，给我勇气，放掉你大步走开吧！

我背着你狂奔而去，跑了一大段路，忍不住停下来回首，我再度向你跑回去，扑倒在你的身上痛哭。

我爱的人，不忍留下你一个人在黑暗里，在那个地方，又到哪儿去握住我的手安睡？

我趴在地上哭着开始挖土，让我再将十指挖出鲜血，将你挖出来，再抱你一次，抱到我们一起烂成白骨吧！

那时候，我被哭泣着上来的父母带走了。我不敢挣扎，只是全身发抖，泪如血涌。最后回首的那一眼，阳光下的十字架亮着新漆。你，没有一句告别的话留给我。

那个十字架，是你背，也是我背，不到再相见的日子，我知道，我们不会肯放下。

荷西，我永生的丈夫，我守着自己的诺言千山万水地回来了，不要为我悲伤，你看我，不是穿着你生前最爱看的那件锦绣彩衣来见你了吗？

下机后去镇上买鲜花，店里的人惊见是远去中国而又回来的我，握住我的双手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相视微笑，眼里都浮上了泪。

我抱着满怀的鲜花走过小城的石板路，街上的车子停了，里面不识的人，只对我淡淡地说：“上车来吧！送你去看荷西。”

下了车，我对人点头道谢，看见了去年你停灵的小屋，心便狂跳起来。在那个房间里，四支白烛，我握住你冰凉苍白的双手，静静度过了我们最后的一夜，今生今世最后一个相聚相依的夜晚。

我鼓起勇气走上了那条通向墓园的煤渣路，一步一步地经过排排安睡了的人。我上石阶，又上石阶，向左转，远远看见了你躺着的那片地，我的步子零乱，我的呼吸急促，我忍不住向你狂奔而去。荷西，我回来了——我奔散了手中的花束，我只是疯了似的向你跑去。

冲到你的墓前，惊见墓木已拱，十字架旧得有若朽木，你的名字，也淡得看不出是谁了。

我丢了花，扑上去亲吻你，万箭穿心的痛穿透了身体。是我远走了，你的坟地才如此荒芜，荷西，我对不起你——

不能，我不是坐下来哭你的，先给你插好了花，注满清水在瓶子里，然后我要下山去给你买油漆。

来，让我再抱你一次，就算你已成白骨，仍是春闺梦里相思又相思的亲人啊！

我走路奔着下小城，进了五金店就要淡棕色的亮光漆和小刷子，还去文具店买了黑色的粗芯签字笔。

路上有我相熟的朋友，我跟他们匆匆拥抱了一下，心神溃散，无法说什么别后的情形。

银行的行长好心要伴我再上墓园，我谢了他，只肯他的大车送到门口。

这段时光只是我们的，谁也不能在一旁，荷西，不要急，今天，明天，后天，便是在你的身畔坐到天黑，坐到我也一同睡去。

我再度走进墓园，那边传来了丁字镐的声音，那个守墓地的在挖什么人的坟？

我一步一步走进去，马诺罗看见是我，惊唤了一声，放下工具向我跑来。

“马诺罗，我回来了！”我向他伸出手去，他双手接住我，只是又用袖子去擦汗。

“天热呢！”他木讷地说。

“是，春天已经尽了。”我说。

这时，我看见一个坟已被挖开，另外一个工人在用铁条撬开棺材，远远的角落里，站着一个黑衣的女人。

“你们在捡骨？”我问。

马诺罗点点头，向那边的女人望了一眼。

我慢慢地向她走去，她也迎了上来。

“五年了？”我轻轻问她，她也轻轻地点点头。

“要装去哪里？”

“马德里。”

那边一阵木头迸裂的声音，传来了喊声：“太太，过来看一下签字，我们才好装小箱！”

那个中年妇人的脸上一阵抽动。

我紧握了她一下双手，她却不能举步。

“不看行不行？只签字。”我忍不住代她喊了回去。

“不行的，不看怎么交代，怎么向市政府去缴签字——”那边又喊了过来。

“我代你去看？”我抱住她，在她颊上亲了一下。

她点点头，手绢捂上了眼睛。

我走向已经打开的棺木，那个躺着的人，看上去不是白骨，连衣服都灰灰地附在身上。

马诺罗和另外一个掘坟人将那人的大腿一拉，身上的东西灰尘似的飞散了，一天一地的飞灰，白骨，这才露了出来。

我仍是骇了一跳，不觉转过头去。

“看到了？”那边问着。

“我代看了，等会儿这位太太签字。”

阳光太烈，我奔过去将那不断抽动着双肩的孤单女人扶到大树下去靠着。

我被看见的情景骇得麻了过去，只是一直发冷发抖。

“一个人来的？”我问她，她点头。

我抓住她的手，“待会儿，装好了小箱，你回旅馆去睡一下。”

她又点头，低低地说了一声谢谢。

离开了那个女人，我的步伐摇摇晃晃，只怕自己要昏倒下去。

刚刚的那一幕不能一时里便忘掉，我扶着一棵树，在短墙上靠了下来，不能恢复那场惊骇，心中如灰如死。

我慢慢地摸到水龙头那边的水槽，浸湿了双臂，再将凉水泼到自己的脸上去。

荷西的坟就在那边，竟然举步艰难。

知道你的灵魂不在那黄土下面，可是五年后，荷西，叫我怎么面对刚才看见的景象在你的身上重演？

我静坐了很久很久，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再次给自己的脸拼命去浸冷水，这才拿了油漆罐子向坟地走过去。

阳光下，没有再对荷西说一句话，签字笔一次次填过刻着字的木槽缝里——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纪念你。

将那几句话涂得全新，等它们干透了，再用小刷子开始上亮光漆。

在那个炎热的午后，花丛里，一个着彩衣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地漆着十字架，漆着四周的木栅。没有泪，她只是在做一个妻子的事情——照顾丈夫。

不要去想五年后的情景，在我的心里，荷西，你永远是活着的，一遍又一遍地跑着在回家，跑回家来看望你的妻。

我靠在树下等油漆干透，然后再要涂一次，再等它干，再涂一次，涂出一个新的十字架来，我们再一起掮它吧！

我渴了，倦了，也困了。荷西，那么让我靠在你身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恸哭，我只是要靠着你，一如过去的年年月月。

我慢慢地睡了过去，双手挂在你的脖子上。远方有什么人在轻轻地唱歌——

记得当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

我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夏日烟愁

⋒
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
⋓

那份电报稿几乎发不出去，电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并没有发现那个地名，在这之前，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行车地图，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说，试试看，发给村庄附近大约在六十公里距离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转过去。那发电报的人问我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说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故乡。

于是，就那么发了电报：“邦费拉达城附近小镇德尔·席。洛贝斯家庭收。”内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旅馆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玛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与在马德里停留的我联络。

说起来，当年在沙漠结婚的时候，夏依米还是我们婚礼时签字的证人。西属撒哈拉结束占领之后，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因为谋职不易，搬了许多次家。最后搬来加纳利群岛时，我的丈夫荷西已经过世七个月了。无形中，巴洛玛和夏依米成了亲密的家人，逢年过节总是一起度过。那时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们和我都是酷爱那片土地的人，相处起来，总有一份乡愁和伤感可以了解。而，离开沙漠之后的几年，好似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加倍艰难。夏依米一直没有持续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们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湾回到加纳利岛家中去时，邻居们一个一个奔来告诉我，说巴洛玛病重，眼睛瞎了，双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来拜托邻居转告我，他们无法再付房租，带着两个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玛母亲有些祖产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们，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玛的情况之后，我提早离开岛上，飞去了马德里。赶去巴洛玛父母亲在城郊的花园房子，却发现那儿变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于实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态下，发出了那封没有地址的电报。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长途电话就来了。他说次日一早开车来马德里接我，一同去乡下住几天。本来，那个叫做德尔·席的故乡，是巴洛玛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梦土，照片里早已看过许多次，只是没有跟去过。这一回，想不到是在这种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时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着，跟认识多年的老门房说，车子一来接，就得赶快帮忙放箱子。那个小旅社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绝对不可以停车的，一停警察立即会来罚。

算算车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时由故乡开出来，中午一点左右便可以抵达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们都晓得的。

站到下午一点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现，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将东西塞进后车厢，跟老门房拥抱了一下，就跳上车去了。以为来接的只是他一个人，进了前座，才发觉巴洛玛半躺在后车厢。那部老破车子体型大，我从前座赶快爬过手排挡的空隙，挤到后面去。

那么热的天气里，巴洛玛却包着毛毯，用大枕头垫着。我上去亲亲她的面颊，拉起她的双手，将它们放在我的脸上，轻轻地问：“亲爱的，看得清楚我吗？”说时湿了眼睛，可是声音是安静的。她不说话，只是笑了笑，剪得乱七八糟的短发梳也没梳，如同枯黄了的麦梗。想到当年我们在沙漠时一起用旧布做针线时的情形，我的心里升起一片沧桑。

“带我出城去，快点，四周太闹了。”巴洛玛说。我在一个比较不挤的街角下车，买了一大口袋饮料、乳酪、火腿和面包，又上了车。夏依米说一路开车去乡下，七八小时的路，晚上十点可以到家了。巴洛玛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苍老了许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说没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会儿，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轻声和开车的夏依米说话。“怎么才离开你们不过五个月，病成这样了？”夏依米叹了口气，说：“查不出来，身体上完全健康。焦虑太久搞出来的，你知道，失业都快两年了。”我深知巴洛玛的性格，在沙漠时好好的人都在随时神经紧张地等待一切灾祸——她想象出来的。这两年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天天迎接一个找事无着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担不下。

“怎么发生的？”我悄声问。

“福利金停了，积蓄眼看快要贴光，她天天在家发脾气。有天打了孩子，自责很深，到下午说一只眼睛看不清楚。过了几天，我又没找到事，回到家看见她在地上爬，问她怎么了，说腿没有知觉，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将她送到医院去，从此就不肯讲话，也不吃，也不问孩子，拖了一个月完全查不出毛病来，实在撑不下去，就下决心搬回故乡来。”

“有没有再找事？”我问。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顾，孩子的饭我得煮，得去城里找，村里没有事情好做。”说着夏依米突然泪如雨下。我快快回头看了巴洛玛一眼，抽了一张化妆纸递上去，夏依米很大声地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玛。

“我们在哪里了？”她问。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干的大平原和不断出现的古堡，跟她说，还在加斯底亚行政区里面开呢。加斯底亚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玛要起来，我用身体斜过去给她靠着。她说要看古堡。“你看！亲爱的，你的眼睛没有瞎，是心理上给关闭住了，乖！你靠住我，试一试，去看。”我摸摸巴洛玛的头发，在她耳边说。“看不见。”说完这话又要躺下，我用枕头垫着膝盖，给她枕着。“你住多久？”巴洛玛突然张开眼问我。“高兴我住？”我问。她点点头，将脸侧过一边去，慢慢流下了眼泪。

“我来，给你剪头发，洗小孩，煮中国菜，然后说话，讲我们的沙漠，还有台湾……”我替她擦眼泪，又轻轻地说。

“那你住多久呢？家里房间好多。”巴洛玛问。

不敢讲台湾学校就得开课，要赶回去。也根本没讲决定回台教书的事。我说住一阵再讲。

我们由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开。在我的观点里，阿斯都里亚的山区是人间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学时代复活节春假时，开车去过。也是在这一个山区里，看过一次成群飞跃的野马，在长满着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铭心的美，看了剧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无法忘怀的地方，今生这才是第二次回去。

“这一回，可以看到强尼，还有那个神父了！”我说。

强尼是一个白痴，在村里面做泥土帮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这两个人，是巴洛玛多年来一再讲起的故乡人。巴洛玛讨厌村里其他的人，说他们自私、小气、爱管闲事又愚昧保守和长舌，她不跟他们来往。只这两个人，白痴心好，神父谈得来，是巴洛玛所挚爱的。她最恨村里的寡妇，说她们是巫婆变的，一生穿着黑色衣服还不够，总是包着黑头巾，老在窗口阴沉沉地偷看别人。而寡妇又偏偏好多个。

其实，巴洛玛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亲是空军少将，母亲是一个画家。巴洛玛也学画，师范毕业了出来教小学生的书，十九岁那年认识了孤儿夏依米——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聚会里，没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没有一技之长，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后连着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一向艰难，直到去沙漠做了总务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几年。这一回，贫病交集，出于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来——那个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说起白痴强尼和神父，巴洛玛噗一下笑了。说强尼分不清时间，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强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见电视里有一个美国兵叫这个名字，他就硬要别人也叫他强尼，如果再叫他“璜”这个本名，就在村里拿了砖头追着人打。

讲起村里的事，巴洛玛话多了些。我说那些寡妇们怎么啦？巴洛玛哈哈笑起来，接着突然指着我身上披的一个花绸西班牙披肩说：“你穿这种颜色的东西，她们马上骂你。不要跟她们讲你的事，不要理她们——”

她不自觉，夏依米和我吓得跳起来——巴洛玛什么时候看得见我的颜色了？！她根本没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视神经绝对没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造成的自闭。夏依米两年多的失业将她搞出来的。

“你看见我了？看见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玛的肩，拼命摇她。

“啊，啊——”她不承认也不否认，歇斯底里地用手来推我，然后一趴下来，又不说话了。

“妈妈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讲悄悄话。“爸爸在马德里心脏开刀，不要告诉她。”当然是认识巴洛玛全家人的，她的母亲是一个慈爱又有风韵的女人，巴洛玛不及妈妈，每天乱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极美的，她爱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结婚蛋糕当年就是巴洛玛做的。因为太敏感，不会出来做职业妇女，人也心气高傲，看不顺眼的人，一句话都不讲，看顺的，就把心也给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个样子，一颗一颗垂在车窗外，辽阔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产生那熟悉的疼痛。对于西班牙这片土地的狂爱，已经十七年了，怎么也没有一秒钟厌倦过它？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案。

气温开始变了，一过“加斯底亚”，那夏日的炎热便也退去，初秋的微凉，由敞开的窗口吹进来。

巴洛玛好似睡去。夏依米又要我做了第七个厚三明治。他已经很胖很胖了，也不高，都九十六公斤了，还拼命吃。那种吃法，使人觉得他是个自暴自弃的家伙，很不快乐的胖子。将吃，当成了一种生命欠缺的唯一慰藉。

经过了拍电报上写的小城“邦费拉达”，看见火车站边堆着煤山，相当闭塞的一种冷静，罩着没有一切活动的城市。

民风保守又沉闷，是我的印象。夏依米每天就开车来这里找事，而事情不可能太多的。这个城的经济，可能是守成多于开发，一看就猜到了。城内餐馆不多，表示人们不大出来花钱。倒是药房，看见好几家。

穿过了城，我们弯进了一条柏油公路，小的，两旁全是大松林。车子开始爬山，山下小城的灯火，暗暗淡淡。山区里，东一盏西一盏灯，距离得那么远，使人觉着夜的寂寞和安详。可是毕竟是寂寞多了太多。

又开了四十多分钟，来到一个小桥边，车子向左一转，柏油路面结束了，真正的泥巴路加上大石头，颠醒了又不说话的巴洛玛。她坐起来，靠在我的身上，用手摸索，摸她的毛线披肩。她用摸的。

“教堂到了。”巴洛玛说。“你看到？”“不，我知道。从小在这里度夏天，我知道。”黑暗中，黄泥巴的老教堂没有一丝灯火，坟地就在教堂旁边，十字架成排成排地竖着，不知名的大树哗哗地在风里乱摇。车灯照过的一幢又一幢老破房子全很大，上面住人，下面住牛马，那股味道，并不讨厌，很农村味。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边一个交叉口等着。看见那两个长高了的身影，我的心又痛起来。当年小的那个费南度，我们叫他“南”，总在沙漠里骑在我先生荷西的肩上，那时他才两岁多。而今，一个高高瘦瘦的长发大眼少年在车灯下静静地站着。也不迎上来。

“南——”我向他叫了起来，他抿抿嘴，不动。倒是那个微胖的哥哥叫西撒的，喜出望外似的一脸傻笑冲向车子。

我要下车，夏依米也不停，说家还要得开山路上去。我说孩子呢？叫他们上车，还有强尼。说时，那等的三个根本不走山路，斜斜地向树林里爬，抄近路跑了。

这是巴洛玛乡村的家，白白的竹篱笆后面，是一个大院子，三幢有着厚木窗的尖顶小房子，建在院子的坡上。院内野花遍地。一盏小灯亮着，恰好射在一树结实累累的苹果树上。

我下车，动了一下僵硬的脚，白痴不上来打招呼，抢着行李就走，也不敢看我。夏依米下了车，将巴洛玛抱起来，用毯子盖好，送进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厅。

是夏天，可是山区凉，白痴拿个大锯子进来，又没锯什么，对着壁炉挥了挥，这才出去抱了一堆柴进来。

“巴洛玛，我们煮好了一锅马铃薯给Echo吃。”大的那个西撒奔到厨房去。这家人，只叫爸爸，不叫妈妈的——除非是在生气。孩子一向叫巴洛玛的名字，叫得那么自然又亲爱。

两个孩子脸上都是泥巴，衣服也脏，倒是那个家，火炉一点上，四周的艺术风味——巴洛玛的风格，全显出来了。

“我来弄。”我快速进了厨房。开始煎蛋。南没有说什么，在身后围上来一条围裙。我忍不住转过身去，抱住了他。“乖不乖？”我说。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有一份比年龄长了太多的痛。我亲亲他，拍了南一下屁股，催他开饭去了。

三幢小屋，巴洛玛说另外两小幢也是空的，随我住。我挑了孩子们的阁楼。南和西撒挤一个床，另外一个床分给我。我们仍然住同一幢。那天太累了，碗也没有洗，就上床了。夜很静，风吹过山冈，带来呜咽的调子。院子里不时有声音，砰一下砰一下地发出声响。我问孩子，那是什么，他们说是苹果在掉。

黑暗中，西撒问我：“荷西的鬼来不来看你？”我说来的，偶尔来。我问西撒：“妈妈怎么了？”西撒说：“我们快要没饭吃了，爸爸有一天说银行还有六万多块（台币两万块左右）。巴洛玛马上出去找事，去推销花被单，去了一天回来，没有卖掉一块。后来，她慢慢病了，瞎了，也不会走路，我们就搬回来这里了。”

夜，阿斯都里亚的夏夜，有若深秋似的凉。我起床给孩子掖好毯子，叫他们睡了。阁楼上的斜窗看出去，山峦连绵成一道道清楚的棱线，在深蓝色的穹苍下，也悄然睡去。

苹果树下的小桌子边坐着南和西撒，南耐心又友善地在考哥哥：“那么，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又包括哪几省呢？”西撒乱七八糟地给答，连北部的省也搞到南部去了。

我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淡淡阳光透过树梢，金钱斑似的光影落在两兄弟的脸上。西撒已经留级过一年，跟南同班了，今年又是四科不及格。山区的小学不在附近，要走一个多钟头的路才能到，眼看九月下旬要开学了，西撒的补考还不知过不过。

洗好了碗，我跟巴洛玛说，我们去院子里晒太阳，夏依米马上过来抱她，我向他轻轻一摇头，两人蹲下去架巴洛玛，不用抱的。巴洛玛的脚没有力，可是拖着也拖了几步。

“啊！巴洛玛走路了。”西撒睁大了眼睛微微张着口。

“我累。”巴洛玛讲完就躺下了，躺在一张长椅上。

家在村落的最高处，邻居用斜斜的屋顶层层节节地迤逦到小坡下。天那么高，远山的松林里冒着一串黑烟也没将天染灰。院子里烂果子掉了一地，花是野的，自己会开，老狼狗懒懒地躺着，也不理人。是老了，沙漠里抱来喂的，许多年来巴洛玛不肯弃它，带来带去的。

“有没有看见光？”我将巴洛玛的脸轻转一下，叫她对着太阳。“有，感觉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树枝看准巴洛玛脚底中枢神经反射的位置，用力给她刺下去。她没有叫痛。

“南，去拣石头，比你拳头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小孩立即跑开了，一会儿抱了一小堆回来。

“你把我做什么？！”巴洛玛问。“撑你站起来。”我把石头放在地上，弯身抱她，小孩也来帮忙，撑住巴洛玛叫她站在石头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来。“我看不见的！Echo，为什么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见——”“西撒，去压巴洛玛的肩。”这一下，她狂叫起来，两手向空中抓。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神父推开院门进来了。

“贝尼！来帮忙！”我向他喊过去，也没介绍自己。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谁了。巴洛玛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树枝压她中枢神经反射的地方。那时夏依米从坡下上来了，抱着一手臂的硬长面包。“好，你做。”贝尼就让给夏依米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做什么了，台东吴若石神父的治疗法其实去年就彼此讲过了。巴洛玛在寂静的院子里哀叫。

我和贝尼对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树林偏一下头，说：“我们去散步？有话问你。”我们走了，听见巴洛玛在跟南说：“你跟在他们后面远一点，一有村子里的人走进树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Echo分开走，去——”

贝尼气狠狠地说：“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妇，连巴洛玛跟我多讲话，村里人都会乱猜——”我笑了，踩着叶子往森林里去。

“他们怎么生活？”我问贝尼，开门见山地。

“房子不要钱，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亲每天会留一桶给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们买面包，还有鸡蛋，不吃肉，孩子念书不用钱——水电要付，两个月收一次，唉——”贝尼叹了口气，掏出一支烟来。“你知道，我要回台湾了，巴洛玛只有请你多照顾了，很对不起——”我很挂心，放不下这家人。

走出了林子，另一个山谷出现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盘，梦一样在眼前展开。贝尼跳起来，往栗子树上拉，我们剥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来。第一次才见面的，却十分自然而友爱。

“村里一共几个人？”我说。“三十几家，五十多个吧！年轻人都走了，田产不值钱，活不下去。”“望弥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会来。你知道巴洛玛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说是虚伪。她不来的，小孩也不来，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

“虚伪吗？”我反问。“村里人的确虚伪，上教堂来坐着打瞌睡，讲邻居坏话，这是一种习惯，不是信仰。”“你到底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里做什么？”贝尼笑了笑，说：“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为家贫，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亲硬送进去的，就成了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点事？”我说。他笑笑，说：“人们不大需要我，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一个神父，平日要的是面包。这东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养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妹，你说我们在吃什么？”

我不说话。贝尼又说：“有几个月，我去城里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说要对教区专心些，后来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讲了。”我知道，贝尼一个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玛告诉我的。他也养家。村里没有人给教堂奉献的。

附近有牛铃的声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里吹的那种，尖锐而急切地传过来。贝尼一低头，匆匆走了。

中午吃过马铃薯饼，我说要进城去买东西。巴洛玛要跟，夏依米脸上很快乐，傻子似的。巴洛玛被我们架上车，她自己走的，很吃力地走，神经质地笑个不停。

那天进城有如提早过耶诞节。火腿、香肠、腊肉、乳酪、蛋、冰淇淋，还有糖、油、酱、醋、咖啡、茶、面粉、毛衣一大车装回来……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晚上开了一桶酒，强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风笛叭叭叭地吹个不停。

“我们去教堂玩，我们去坟场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玛叫起来，我们拿毯子把她包扎好，抱着，开车往坡下冲，一路叫下去，村里早睡的寡妇一定吓死了。

“小时候，我们四个姐妹就坐在这一条条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脚朝天，妈妈立即上来打，口里念着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天啊！巴洛玛，你的内裤给人看见了啦呀——”巴洛玛在教堂里大笑个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盏油灯点在圣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地祷告，很急，因为白痴在拉人的辫子，不给安静。一直向圣母喊——继续叫巴洛玛看得见，她又看见了，天呀！不要叫她再关闭自己了。行行好，给夏依米一个事情做吧。

贝尼看见我们吵闹，也没说圣母马利亚会生气，一直要锁门赶我们出去，说吵醒了村里的母亲，会责骂他的。于是我们抱起巴洛玛去了墓地。

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树给风刮着，叶子乱响。巴洛玛就说：“你看，墙上有一片磷火，是坟场里的泥巴砌的墙，我的祖宗统统躺在里面，有没有蓝火？有没有？”我专心去看，什么也没有，可是那风的声音太怕人了。就在这时候，白痴手上拿的风笛叭一下又响了，我们哇地叫起来往车里跑，丢下了巴洛玛。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

家里的必需用品又去城里买了一满车，都是可以储存的食物。那几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巴洛玛也不要人抱，每天撑扶在火炉边压她的中枢神经。孩子们睡下时，我们在深夜里起火，围着壁炉说话，神父和白痴还有老狗，照例是在的。问巴洛玛眼睛怎么了，她说看得见人影和光。那一阵，她有时很疯狂地笑闹，有时闷闷地坐在门槛上用手剥豆子。

“这么破费，总是叫我于心不安的。”她说。

“万一老了，还不是来跟你住，别讲啦！”我给骂一句过去。

说到这里巴洛玛突然喊了一声：“这种无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学几天，他们的教育——”说着说着，扑到膝盖上去，豆子撒了满地。而天气的确已经凉透了，暑假也快过去。

只要那天巴洛玛哭过，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站起来，只是不响。上厕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

黄昏时我出去散步，村人怀怀疑疑地看我，一些恶狗跳出来作势要咬。村人看上去很闷，都是些老人。我走过，一位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从家里出来，说是巴洛玛的姨婆，硬拉我进去吃自己做的香肠，又问巴洛玛的病，然后叫我告诉巴洛玛，明天姨婆要去看她。

“她来做什么？把门锁上，不给她进来。”巴洛玛发怒地叫，“这种样子，谁也不给看，没有看过瞎子和失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应她，姨婆来只我出去应付，这才不闹了。巴洛玛不肯见人，除非是她信任的。

我们散步，总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玛一手挂住我，一手撑一根拐杖，走几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树林后面的山冈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

那时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

姨婆叫我拿几颗大青椒给巴洛玛，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个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诉她：“就是跟电视广告上冲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一个发音，叫EKO，懂了吧！EKO、EKO！”

等我喝完了咖啡提着菜往家里去时，那个老婆婆追出来，狂喊：“喂！你，那个叫什么来的，对——啦——雀巢咖啡——再来玩呀！”

那个晚上，讲起这个故事，大家笑得呛出了泪，只有白痴强尼不懂，可是他看见巴洛玛笑得叫肚子痛，就欢喜得一上一下地跳。

许多年了，没有那么狂笑过，笑着笑着夏依米、巴洛玛和神父的表情，都很伤感，才知这三个人，在乡居生活上实在是寂寞的。村里人，不是坏人，根本不是，他们懂的东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讲美国人上了月亮，他们也是拼命笑，哪肯相信。

夏日已经快过去了。火烧山是第一天到村里就看见的，烧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

白天的阳光下，都穿上了毛衣了，站在院子里看那股越烧越近的大火，浓烟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几道火了。“还不救！”我说。夏依米望着望着，说：“等一下去敲钟吧！要烧过来了。”巴洛玛一直十分泰然，她说她家没有森林了，烧也不是她的事。

“村里都是树——”我也不敢吓她，可是怕大火来烧屋子。黄昏时分的火光在暮色里冲出来了，村庄下的一口钟这才啰啰、啰啰地敲得紧急。空气里，满天落尘飘下来，我们退到屋子里去，关上了门窗，将巴洛玛安顿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见出来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还算中年。夏依米的膝盖在两年前开过刀，里面有钢钉的，又胖，去了也没有什么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铲子和锄头，觉得这些工具对待大火实在太弱了。就算去挡，只得二十几个人。

我呛着烟尘跑回去看巴洛玛，她一个人把睡房的门锁了躺在床上。“看见南和西撒没有？”我问她。“没有！好一会儿不见了！”巴洛玛开始摸她的毛线披肩，急着要挣扎下来。

“我去换球鞋，你留着，我跑——”我脱掉了靴子，叫了一声：“把门关好，当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见直升机在转，也看见邻近山区的人三三两两地低头往火光处跑。寒冷的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烧到泥巴路那个小桥边来了。

我奔到公路上，拼命喘着，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在压树林，大约两百多个人用各种方法锯火巷。那些人的身边，不时落下燃烧着的小火枝。火光里，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动着。

“南——，西——撒——”我放开喉咙向人群里喊。烟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呛，锯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

恨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来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来，不敢入火林去。

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一根大棍子，说：“你守路这边，有小火种飞过来，就上去打熄。”不停地有树枝着火，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女人们也来了，我们在这边打火，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总没有回音。火，带着一种恐怖的声音，急惶惶地吞过来。

“林务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

“怎么没有，十几处在一起烧，他们来不及！”

一面骂一面打火，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对烧过去，那条火巷才隔出来了。

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对着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

想到巴洛玛一个人在家，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来了，已经深夜两点多，孩子没有到家。

“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玛也不哭，就这么一句。说时两张乌黑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我走上去，捉过来就打，头上身上给乱打，打完这个追来那个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头蹲着。

那个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阁楼上的南，悄悄问我：“Echo，你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他又说：“如果巴洛玛死了，你来不来带我和西撒一起去台湾？”我跑过去，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顶住他的头，不说什么。旁边睡着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

“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

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写了生辰八字，说平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

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士，回台湾了。

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袜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

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地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地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

“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

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地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地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

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地散步。他反反复复地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地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地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

“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Echo，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嗳！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

你从哪里来

⋒
闹学记之一
⋓

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沓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地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地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D幢二〇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D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〇二，也找到了二〇六，就是没有二〇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荡无人的教室里，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把门对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进来了，很熟悉地各就各位。就在那时候，来了一位东方女生，她看见我时，轻微地顿了那么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

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马上说：“不要紧，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标准，身体语言却明显地流露出她祖国的教养，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脱帽子、挂大衣、放书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顿了，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学盯得我特别锐利。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她说：“哪个地方？”我说：“台湾。”她说：“台湾什么地方？”我说：“台北。”她说：“台北什么地方？”我说：“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那个女同学，短发、刘海、深眼窝、薄嘴唇的，站起来，一拍手，向我大步走来。我开始笑个不停。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推开，拉了一把椅子挤在我们中间，突然用国语说：“你像一个人。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随便你想了。”我又笑说，“等一下我们才讲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对着我的脸，不动。

这时候同学们大半到齐了，十二三个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地一句又一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人？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人种嘛，相当丰富。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当然伊朗应该算东方。只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是南美洲，巴西上来的。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就是个老师样子。进门大喊一声：“嗨！”开始脱她的外套。这一看见我，又提高了声音，再叫一声——“嗨！”这一声是叫给我的。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稀里哗啦笑得前俯后仰。

“哦——我们来了新同学。”老师说着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别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我也在看她。她——

银白色齐耳直发、打刘海、妹妹头、小花枣红底衬衫、灰蓝背心、牛仔过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妆。那眼神，透出一种忠厚的顽皮和童心。温暖、亲切、美国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那一霎间，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那种微妙，很难说。

“好！不要笑啦！大家把书摊出来呀——”老师看一下手表喊着。我也看一下手表，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看我没有书，自动凑过来，把书往我一推，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法书，封面写着：“经由会话方式，学习英文文法。”书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浅的必叫《手牵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业——双字动词的用法。那六十条做完没有？”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我松了一口大气；程度很浅，就不再害怕了。

“好——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谁要念第一条？”

“我。”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来的同学先念。”老师说。

正要开始呢，教室的门被谁那么砰的一声推开了，还没回头看，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说：“救命——又迟到了，真对不起，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面对老师正面桌子的方向涌出来一大团颜色和一个活动大面积。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肩上一个好大的粗绳篮子，手上挂着另外一个披风一样的布料，臂下夹着半合的雨伞。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挂，一面说：“在我们以色列，哪有这种鬼天气。我才考上驾驶执照，雨里面开车简直怕死了。前几天下雪，我惨——”

我们全班肃静，等待这个头上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这才合了风云际会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等她哗叹了一口气，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我才有机会看见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黑色短发大眼睛，淡红色慢跑装，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早已安静得如同睡鸟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犹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又扎了一个大黑缎子蝴蝶结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体往桌上哗地一扑，大喊一声：“咦——”接着高声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坐在我对面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领先呀的一声冲出来。他的声音沙哑，好似水鸭似的。这时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笑了。”老师喊。

我发觉，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在任何情况之下，她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那就是大喊一声：“好——”

老师一指我，说：“好——你来做第一题。”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我瞪住书本咯咯吱吱地抖得快抽筋。这时笑气再度扩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乘机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今天我们那么开心，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地扇。这时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们来自我介绍，新同学来一遍。”老师说。

我说：“不行，这么一来你们认识了我，我又不认识你们。”

“好——”老师说，“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向这位新同学。然后，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她自己。行不行？”

全班听了，纷纷把文法课本啪啪地乱合起来，又弄出好大的声音。

以前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过了的人，好似向我做报告似的讲得精简。等到那个不大肯有表情的米黄毛衣老先生讲话时，全班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叫阿敏，是伊朗人，以前是老国王时代的军官，后来政变了，我逃来美国，依靠儿子生活。”另外两个伊朗同学开始插嘴：“老王好、老王好。”

对于伊朗问题，大家突然很感兴趣，七嘴八舌地冲着阿敏一句一句问个不停。阿敏虽然是军官，英文毕竟不足应战，我我我地答不上话来。

那个伊朗女同学突然说：“我们还有一个坏邻居——伊拉克，大混账……”

全班三个伊朗人突然用自己的语言激烈地交谈起来。一个先开始哭，第二个接着哭，第三个是男的阿敏，开始擤鼻涕。

我说：“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一个坏邻居，就是——”我一想到正在借读邻居的文法书，这就打住了。

老师听着听着，说：“好——现在不要谈政治。新同学自我介绍，大家安静。”

“我嘛——”我正要说呢，对面那个还在哭的女同学一面擦眼睛一面对我说：“你站起来讲。”

我说：“大家都坐着讲的，为什么只有我要站起来？”

她说：“我是想看看你那条长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机大乐，开始拍手。

我站起来，有人说：“转一圈、转一圈。”我推开椅子，转一圈。老师突然像在看西班牙斗牛似的，喊了一声：“哦类！”

我一听，愣住了，不再打转，问老师：“艾琳，你在讲西班牙文？”这时候，一个日本女同学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看那斜裁功夫，还问：“哪里买的？哪里买的？”

老师好得意，笑说：“我的妈妈是英国移民，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美国第一个墨西哥民航飞机驾驶师就是他。”我对地上那个同学说：“没得买，我自己乱做的啦！”

“什么鬼？你做裙子，过来看看——”那个红头发的女人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来——她口中其实叫我——你过来看看。

“好——大家不要开始另一个话题。我们请这位新同学介绍自己。”老师说。

“站到桌子上去讲。”那个还在研究裁缝的同学轻轻说。我回了她一句日文：“请多指教。”

“好——”我说，“在自我介绍之前，想请教艾琳一个重要问题。”我坐了下来，坐在椅子上。

“好——你请问。”老师说。

“我问，这个班考不考试？”我说。

老师沉吟了一下，问说：“你是想考试还是不想考试呢？”她这句反问，使我联想到高阳的小说对话。

“我不想考试。如果你想考我试，那我就说再见，不必介绍了。”我说。

这一说，全班开始叫：“不必啦！不必啦！”

那个蝴蝶结正在啃指甲，听到什么考不考的，惊跳起来，喊说：“什么考试！开学那天艾琳你可没说要考试——”

艾琳摊一摊手，说：“好——不考试。”

这一说，那个巴西男孩立即站起来，说：“不考？不考？那我怎么拿证书？我千辛万苦存了钱来美国，就是要张语文证书。不然，不然我做事的旅馆要开除我了——”

蝴蝶结说：“不要哭，你一个人考，我们全部签字证明你及格。”

巴西男孩不过二十二岁，他自己说的。老师走过去用手从后面将他抱了一抱，说：“好！你放心，老师给你证书。”

这才开始我的自我介绍了。教室突然寂静得落一根针都能听见。

我走上咖啡板，挑出一支黄色短粉笔，把笔横躺着画，写下了好大的名字，宽宽的。

我说，在我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当时，那位移民官问我：“你做什么来美国？”我跟他说：“我来等待华盛顿州的春天。”那个移民官笑了一笑，说：“现在正是隆冬。”我笑说：“所以我用了等待两字。”他又说：“在等待的这四个月里，你做什么？”我说：“我看电视。”

说到这儿，艾琳急着说：“你的入境，跟英国作家王尔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税务官问王尔德有什么东西要报关，王尔德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时几个同学向老师喊：“不要插嘴，给她讲下去呀！”

老师又挤进来一句：“他报才华，你等春天。”

大家就嘘老师，艾琳说：“好——对不起。”

“好——”我说，“我不是来美国看电视等春天的吗？我真的开始看电视。我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看到深夜、清晨。我发觉——春天的脚步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同学们聚精会神的。

“我去超级市场——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服装店——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公寓里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邮局寄信，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他朝我身后看，叫——下一位。我没有人讲话，回到公寓里，打开电视机，那个《朝代》里的琼考琳丝突然出现，向我尖叫——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真的，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好——给她讲下去呀！”

我说：“于是我想，要找朋友还是要去某些团体，例如说教堂呀什么的。可是华盛顿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做什么。于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学校呀！那时候，我东挑西选，就来到了各位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九天。”

蝴蝶结慢慢说：“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不得了。”

这时候，大家听得入港，谁插嘴就去嘘谁。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无业。”

“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你的情况呀！”“我的经济情况？”“不是啦！”“我的健康情况？”“不是、不是，你的情——况？”

“哦——我的情况。我结过婚，先生过世了。”

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我很遗憾。”讲出来，我大喊一声：“好——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各位同学看到了，我们得到了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她吸一口气，说：“好——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今天要讲——虚拟式。”

这时候那个台北人月凤一打桌子，叫道：“艾琳、艾琳，Echo是个作家，她在我们的地方出了好多书——”

老师不翻书了，说：“真的吗？”

“真的、真的。”月凤喊。

我说：“我不过是写字，不是她口中那样的。”

这时候，那个坐在对面极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说：“对啦——我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老天爷，就是你，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她的“虚拟式”问说：“你为什么抱羊？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有一次，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片羊声，大家开始说羊。说到后来起了争论，是澳洲的羊好，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

老师说：“好——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她立刻会意，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说：“我们去楼下买书。快，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并没有上课，包括老师在内都不肯进入文法。就听见：“那你的国家是比美国热情啰？”“那你没有永久居留怎么躲？”“那你原来还是顿顿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转美术课？”“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讲不讲什么时候跟你结婚？”“那这样子怎么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课时间到了，大家噼里啪啦推椅子，还在说个没完。下楼梯时又喊又叫又挥手：“后天见！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决不定回不回公寓。这时，老师艾琳走过我，她说：“你刚才说不会发音我的姓，那没关系。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还有一个本姓，叫做VELA。这是西班牙文。”

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帆。帆船。”

“好——对了，我是一面帆。”她说，“亲爱的，因为你的到来，为我们的班上，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好——那么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地来航它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我摊开信纸，对父母写家书。写着写着，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级里，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型——在这星条旗下。我自信，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至于读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课程简单，可以应付有余。我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这一点，对于我的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儿，提笔再写：“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念完冬季班，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留下来，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你们放心，我从今日开始，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师说——不必考试，只需游戏读书。竞争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注意，我夏天才回来啦！”

又写了一段：“这的生活简单，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学费，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经济实惠，钱一下多出来了。勿念。”

我去邮局寄信，那位扶拐杖卖邮票的先生，突然说：“出了一套新邮票，都是花的。我给你小额的，贴满芳香，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第一次主动地对我讲了一串话。我投邮，出了邮局，看见飘动的星条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么那么顺眼又明亮呢。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
闹学记之二
⋓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啪地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地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

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地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都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地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

“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孀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哪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地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著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啰——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

“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地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同学拼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哪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地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粿。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地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地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吔。”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

“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地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地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

“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

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地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啰！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

春天不是读书天

⋒
闹学记之三
⋓

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地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

“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地跟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

“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地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啰！PAPER MAN。”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

“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

“真的吔！”这位美国大胡子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地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桃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追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地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WEEN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地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

“你哦，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同学中的一位说。

“我不是好像很快乐。”我把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乐。”

“为什么？”

“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你说该不该？”

“Echo讲出这几句话来好像一首歌词。”同学们笑起来。

“而且押韵——注意喔。”我唱了起来。

这一生，没有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位老师，曾经带给我如此明显的喜悦，想不到，却在美国这第四次再来的经验里，得到了这份意外的礼物。

是老师艾琳的功劳。

想到艾琳她就进来了。

全新的发型、小耳环、新背心、脸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师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从不去管人的年龄。艾琳几岁，到底？

她一进来，先嗨来嗨去地看学生，接着急急地说：“各位，等下放学绝对不要快回家，你们别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树下去睡个午觉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师，懂得书本以外时时刻刻的生活教育。她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读书。

却因为如此，两个日本同学换了另一班。

她们说：“那个隔班的英文老师严格。”

我不要严的那位，我是艾琳这一派的。再说，她留下那么重的作业我们也全做的，不须督促。

新来的学期带来了新的同学和消息，艾琳说：“各位，学校给了我们这一班一个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书桌，还有大窗，不过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愣了一下，接着全体反对起来。

“我们围着这张大会议桌上课，可以面对面讲话，如果变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学的背后，气氛就不亲密了。”我说。

“校分部只是建筑新，不像学校，倒像个学店。”

“说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动贩卖机，没有人味的。”

“有大窗吔。”老师说。

“有了窗不会专心读书，都去东张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留在这个小房间里。”

“对了——”全班齐声说。

对了，班上去了几个旧同学，来了两个新同学，这一走马换将，那句：“你哪里来的？”又开始冒泡泡。

当然，为着礼貌，再重新来一次自我介绍。

来的还是东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刘杰克，夫妇两个一起从台湾来的，太太做事，杰克开创电脑公司，他一个人来上个没有压力的英文课。

我观察这位刘同学，立即喜欢了他。

我看一眼阿雅拉，她对我点一个头。我们显然接受这位和蔼可亲又朴朴素素的好家伙。杰克合适我们班上的情调，步伐一致。而且有童心。

另外一位女同学，是东南亚中的一国人。

她略棕色，黑发卷曲着长到腰部，身材好，包在一件黑底黄花的连身裙里，手上七个戒指是她特别的地方。眼窝深，下巴方，鼻子无肉，嘴唇薄……是个好看的女人。

杰克有着一种不知不觉的自信，二十八九岁吧，活得自在怡然的。我猜他必然有着位好太太。

那位新女同学，英文太烂，只能讲单字，不能成句子。这使她非常紧张。艾琳马上注意到她的心态，就没有强迫她介绍自己。她只说了她的来处。

第一堂课时，我移到这位新来的女同学身边去，把书跟她合看，她的感激非常清楚地传达到我心里，虽然不必明说。

下了第一堂课，我拉她去楼下书店买教材，她说不用了。我看着她，不知没有书这课怎么上下去呢。

“我，来试试。”她说。

我突然明白了，其实班上的同学都是存心来上课的，虽然我们很活泼。而这一位女人，完全不是来念书的，她只是来坐坐。她连书都不要，不是节省，是还在观望。

这位谁也懒得理的新同学跟我孤零零地坐着。她的不理人是一种身体语言的发散。说说话就要去弄一下肩上的长发，对于本身的外貌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备——她很注意自己——自卑。

虽然她讲话不会加助动词，这无妨我们的沟通，可是当我知道她住在美国已经十一年了，而且嫁给一个美国人已经十六年了时，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那你先生讲你国家的话？”我问。

“不，他只讲英语。”

说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种自得。也许是很想在班上找个姊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轻轻踢了我一脚，那鞋子是半吊在脚上的，所谓风情。

这在另一个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赏，可是同样半脱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学说：“你，找个美国老头子嫁了，做个美国人，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语。

她又说：“嫁个白人，吃他一辈子，难道不要？”

这几句英文，她讲得好传神。

听见她讲出这种话来，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长年的越南战争、饥饿、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带回了东南亚新娘的美国人。

又上课了，阿雅拉一把将我拉过去，说：“那个女人你别理她——廉价。”

“她有她的生长背景和苦难，你不要太严。”

“我们犹太人难道不苦吗？就没有她那种下贱的样子。”阿雅拉过分爱恶分明，性子其实是忠厚的，她假不来。

这个班级，只有我跟这位新同学做了朋友，也看过来接她的好先生——年纪大了些，却不失为一个温文的人。我夸她的先生，她说：“没有个性，不像个男人。”

听见她这么衡量人，我默默然。

没上几次课，这位同学消失了，也没有人再问起过她。至于杰克，他开始烘蛋糕来班上加入我们的游乐场教室，大家宝爱他。

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可敬可爱的全班人，在相处了三个月之后。

阿敏不再来上学了，虽然过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军官，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听说去做了仓库的夜间管理员。

南斯拉夫来的奥娃以前是个秘书，目前身份是难民。为着把她四年不见的母亲接来美国相聚，她放弃了学业，去做了包装死鱼冷冻的工作。

这两个弃学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种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变成如此的渺小而无力。看见他们的消失，我心里怕得不得了。

“不要怕，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都不怕的。”阿雅拉说。

我注视着那三五个日本女同学，她们那么有守有分有礼又有自信。内心不由得对这个国家产生再一度的敬——虽然他们过去对中国的确有着错失，却不能因此把这种事混到教室的个人情感上来。

日本女同学的丈夫们全是日本大公司——他们叫做“会社”派驻美国的代表。她们生活安稳，经济情况好，那份气势也就安然自在。我们之间很友爱的。

瑞恰也是个犹太人，她的黑短发，慢跑装，球鞋，不多说话，都在在表现出她内在世界的平衡和稳当。那永远只穿两套替换衣服的她，说明了对于本身价值的肯定。她的冷静中自有温柔，是脑科开刀房的护士。

阿雅拉同是犹太人，却是个调色盘。从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现实生活，都是一块滚动的石头。在她的人格里，交杂着易感、热忱、锐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对待活着这件事情强烈的爱悦。越跟她相处、越是感到这人的深不可测和可贵，她太特殊了。却是个画家。

伊朗女同学仍是两个。一个建筑师的太太，上课也不放弃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国大气，她披金戴钻，衣饰华丽，整个人给人的联想是一匹闪着沉光的黑缎绣着金线大花。真正高贵的本质，使她优美，我们很喜欢她。

讲起她的祖国，她总是眼泪打转。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学完全相反，她脂粉不施，头发用橡皮筋草草一扎，丈夫还留在伊朗，她带着孩子住在美国。说起伤心事来三分钟内可以趴在桌上大哭，三分钟后又去作业边边上用铅笔画图去了。画的好似一种波斯画上的男女，《夜莺的花园》那种童话故事里的神秘。虽然遭遇堪怜，却因为本性的快乐，并没有悲伤得变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来的，深黑的大眼睛里饱藏寂寞，不过二十多岁，背井离乡的滋味正开始品尝。好在拿到语文证书可以回去参加嘉年华会了。他是我们班的宠儿，不跟他争的。

月凤是个台北人，别跟她谈历史文学，跟她讲股票她最有这种专业知识。那份聪明和勤劳，加上瘦瘦而细致的脸孔，使人不得不联想到张爱玲笔下那某些个精明能干又偏偏很讲理的女子。月凤最现实，却又现实得令人赞叹。她是有家的，据说家事也是一把抓，精彩。

日本同学细川，阅读方面浩如烟海，要讲任何世界性的常识，只有她。有一次跟她讲到日本的俳句，不能用英文，我中文，她日文，笔谈三天三夜不会谈得完。在衣着和表情上，她不那么绝对日本风味，她是国际的。在生活品位上，她有着那么一丝“雅痞”的从容和讲究，又是个深具幽默感的人。不但如此，金钱上亦是慷慷慨慨的一个君子。我从来没有在日本人之间看过这么出众的女子。一般日本人，是统一化的产品，她不是。

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绝对没法形容。他们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现普通，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就怎么忘记。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那惊人地坚持普通里。

“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彩了。”我靠在门边跟老师艾琳说话。

“的确很棒。”艾琳说，“可是，你是那个团结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说：“不是，是你在我们里面，才叫好了。”

“现在可以走了吧？”我问艾琳。

“我又没有留你。”艾琳说，“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

我摇摇车钥匙，说：“进城——PIKE PLACE MARKET去玩。”那里数百家小店，够疯了。

“祝你快乐。”艾琳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远才回头，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乐快乐。”

说起快乐，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阿雅拉找我，说：“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我们三个，瑞恰、你、我，下学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惊讶居然存在这种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跑到注册组去查课目表，这才发现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画廊游览”。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HOPPING这个字。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真是充满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由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注了册，上了课。那不是国际学生班。

起初，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五堂课以后，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艺术罩顶，也没有用。假的。

“噢，做人真自由。”跷课以后，我满意地叹了口气。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可是她们说，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我们彼此笑骂：“没品位的、没品位的。”也不知到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位，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位。

说到坚持下去，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他们或由台湾去、或由中国大陆去，都念得相当认真。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他们念书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没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彩绝伦地活着，那成绩好不必说，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北京来的周霁，成了我心挚爱的朋友。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霁——呀——”远远听起来，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她说：“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无论哪一边来的，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周霁绝不是个普通人，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课的时候，霁的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静下心来，诚诚恳恳地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我哭过一次，那事无关风月，在霁的面前，我湿湿的眼睛，是那份说不清楚的对于中华民族爱成心疼的刻骨。

跟霁交往之后，汽车的后座垫子永远没有了靠垫。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货车，摆的是霁随时上车的附属品——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在买名贵化妆品——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艾琳说，这才叫做生活嘛！热门音乐大集会，艾琳买好票，兴奋地倒数日子——再三天后的晚上，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他是一个音乐家，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课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的行踪不出西雅图。

“你还想砍树吗？”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

“你不回家吗？”他说。

“你、我什么家？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嗳，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桠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地说，“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地在享受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对呀我是在上课呀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我先走了

⋒
闹学记之四
⋓

那天我刚进教室才坐下，月凤冲进来，用英文喊了一句：“我爸爸——”眼睛哗地一红，用手蒙住了脸。月凤平日在人前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朝她走去。

“你爸怎么了？”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跟着公公婆婆，自己母亲已经过世，爸爸在台北。

说时艾琳进门了，一听见这消息，也是同样反应。一时里，教室突然失去了那份欢悦的气息，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想着想着，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讲好一同去订飞机票，一同走了。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哦——你——”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你走什么？”同学说。

我的去意来得突然，自己先就呆呆的，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我计划提早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一个月，然后再飞赴西班牙转飞加纳利群岛——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

这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只是在我们周遭的那几十个人变成很不安——月凤要暂时走了，带走了他们的朋友Echo。

阿雅拉和瑞恰原先早已是好朋友，连带她们由以色列派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丈夫，都常跟我相聚的。

这匆匆忙忙的走，先是难过了那二十多个连带认识的犹太朋友。他们赶着做了好多菜，在阿雅拉的家里开了一场惜别会。

我好似在参加自己的葬礼一般，每一个朋友，在告别时都给了我小纪念品和紧紧的拥抱，还有那一张张千叮万咛的地址和电话。

细川慎慎重重地约了月凤和我，迎到她家中去吃一顿中规中矩的日本菜。我极爱她。

霁听到我要走，问：“那你秋天再来不来？那时候，我可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去了。”

我肯定以后为了父母的缘故，将会长住台湾。再要走，也不过短期而已。我苦笑着替我的“弟”整整衣领，说：“三姐不来了。”

一个二十岁的中国女孩在走廊上碰到我，我笑向娇小的她张开手臂，她奔上来，我抱住她的书和人。她说：“可是真的，你要离开我们了？”说着她呜呜假哭，我也呜地哭一声陪伴她，接着两人哈哈笑。

奥娃也不知听谁说的我要走了，请了冷冻工厂的假，带着那千辛万苦从南斯拉夫来的妈妈，回到学校来跟我道别。

在班上，除了她自己，我是唯一去过奥娃国家的人。两人因此一向很亲。

巴西的古托用葡萄牙文唤我——姐，一再地说明以后去巴西怎么找他。在班上，我是那个去过亚马逊大河的人。在巴西情结里，我们当然又特别些。

杰克中文名字叫什么我至今不晓得，却无妨我们的同胞爱。他说：“下回你来西雅图，我去机场接。”

我笑说：“你孤单单给乖乖留着，艾琳是不会欺负你的。别班可说不定。”

伊朗那大哭大笑的女同学留下一串复杂的地址，说：“我可能把孩子放到加州，自己去土耳其会晤一次丈夫。也可能就跟先生回伊朗。你可得找我，天涯海角用这五个地址联络。”

一群日本女同学加上艾琳，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商量什么。

我忙着打点杂物，东西原先不多，怎么才五个多月，竟然如此牵牵绊绊。一发心，大半都给放下了，不必带回台湾——尤其是衣服。

决定要走之后，月凤比较镇定了，她去忙她的琐事。毕竟月凤去了台北还有人情礼物不得不周到。她买了好多东西。

就算这样吧，我们两人的课还是不愿停。

艾琳一再地问：“上飞机前一天的课你们来不来？”

我和月凤都答：“来。”

“一定来？”同学们问。

“一定来，而且交作业。”我说。

艾琳问我，要不要她写一张证明，说我的确上过她的班级而且认真、用功等等好话。

我非常感谢她的热忱，可是觉得那实在没有必要——“人，一生最大的事业，不过是放心而已。”我不再需要任何他人的证明了。

在离开美国四天以前，我在学校老师中间放出了消息——加纳利群岛海边花园大屋一幢，连家具出售，半卖半送。七月中旬买卖双方在那遥远的地方会面交屋。

几个老师动了心，一再追问我：“怎么可能？海景、城市夜景、花园、玻璃花房、菜园，再加楼上楼下和大车库，才那么点钱。”

我说：“是可能。当一个人决心要向那儿告别时，什么价都可能。”

为着卖一幢千万里之外的房子，我在美国的最后几天闹翻了学校十分之一的老师们。

最后，每一个人都放弃了，理由是：“我们要那么远的房子做什么？”

我知道卖不成的，可是却因此给了好几个美国家庭一场好梦。

要去学校上那对我来说是“最后的一课”的那天，我在桌子上查好生字、做完全本英文文法——包括还没有教的、整理清所有的上课笔记，再去买了惯例三块美金的糖果，这才早早开车去了学校。

咖啡馆里围坐了一桌亲爱的同胞手足加同学。我们都是中国人，相见有期。没有人特别难过。

霁是唯一大陆来的，他凝神坐着，到了认识我快半年的那一天，还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知当年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曾是我的读者。而今成了我的“弟”呀，还没弄明白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

坐了一会儿，一个中国同学踢了我一脚，悄悄说：“你就过去一下，人家在那边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那个纸人老师一个人坐在方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纸，在阅读。

我静悄悄地走向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明天走，是吗？”他笑着。

“明天中午。”我说。

“保持联络。”他说。

“好。”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说：“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也站了起来，把我拉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走了。

霁的接待家庭里的主妇，也是学校的职员唐娜，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话别。我们很少见面，可是看见霁那么健康快乐地生活在美国，就知道唐娜这一家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我说。

“也谢谢你善待他。”唐娜说。

我们拥抱一下，微笑着分开。我大步上楼，走进那真正属于我的教室。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我一进门，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居然铺上了台布。在那优雅的桌巾上，满满的菜啊——走遍世界吃不到——各国各族的名菜，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筵席。

“哦——”我叹了口大气，“骗子——你们这群骗子，难怪追问我们来不来、来不来。”我惊喜地喊了起来。

“来——大家开始吃——世界大同，不许评分。”

我们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闹闹打打，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至于月凤，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太爱我们了，没烤对，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大家笑他技术还不够，可是一块一块都给吞下去了，好快。

最后的一课是我给上的，在写字板上留下了台湾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联络地址。这一回，写下了全名，包括丈夫的姓。同学们才知我原来是葛罗太太，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追想到第一次进入教室的那一天，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棚。

下课钟响起了，大家开始收拾桌子，一片忙乱。阿雅拉没有帮忙，坐着发愣。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地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啰——”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草坪上，用小剪刀在剪草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一句话，我要终生终世地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地一句一句说——

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地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分悲伤。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

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vue Community 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星石

⋒
遗爱之一
⋓

那个人是从旧货市场的出口就跟上我的。

都怪我去了那间老教堂，去听唯有星期天才演奏的管风琴。那日去得迟了，弥撒正在结束，我轻轻划了十字架，向圣坛跪了一下，就出来了。那间教堂就贴着市场旁边。

也是一时舍不得离开，我在树荫下的长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人，那个后来跟住了我的人，就坐在那里。他先在的。

每一次回西班牙，总当心地选班机，选一班星期五黄昏左右抵达的，那么，星期六可以整整一天躺在旅馆内消除疲劳。而星期天，正好可以早起，走个半小时多路，去逛只有星期日才有的市集——大得占住十数条街的旧货市场。然后，去教堂静静地坐着，闭上眼睛，享受那古老教堂的管风琴演奏。

每一次回马德里，在起初的一两天里都是这么过掉的，不然就不觉得在回国了。

当我坐在长椅上的时候，旁边的中年人，那个在夏天穿着一件冬天旧西装还戴了一顶破帽子的人就开始向我讲话了。我很客气地回答他，好有耐性又友善的。

谈了一会儿话，旁边的人问起我的私事来，例如说，结了婚没有？靠什么生活？要在马德里留几天？住在哪一家旅馆什么又什么的。我很自然地站起来，微微笑着向他说再见，转身大步走了。

一路穿过一条一条青石砖铺的老街，穿过大广场，停下来看街头画家给人画像，又去吃了一个冰淇淋，小酒馆喝了一杯红酒，站着看人交换集邮，看了一会儿斗牛海报……做了好多事情，那个跟我同坐过一张长椅子的人就紧紧地跟着。也没什么讨厌他，也不害怕，觉得怪有趣的，可是绝对不再理他了。他总是挤过一些人，挤到我身边，口里反复地说：“喂！你慢慢走，我跟你去中国怎么样？你别忙走，听我说——”

我跑了几步，从一个地下车站入口处跑下去，从另外一个出口跑出来，都甩不掉那个人。

当这种迷藏开始不好玩的时候，我正好已经走到马德里的市中心大街上了，看见一家路边咖啡馆，就坐了下去。那时，茶房还在远远的一个桌子上收杯子，我向他举举手，他点了一下头，就进去了。

才坐下来呢，那个跟我的人就也到了，他想将我对面的一张椅子拉开，要坐下来，我赶紧说：“这把椅子也是我的。”说时立即把双脚交叉着一搁搁在椅子上，硬不给他坐。

“喂！我跟你讲，我还没有结过婚，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他也不坚持坐下来了，只弯下腰来，在我耳边鬼里鬼气地乱讲。

我想了一下，这个人七八成精神不正常，两三成是太无聊了，如果用软的方法来，会缠久一点，我性子急，不如用骂的那种法子快快把他吓走。

他还在讲鬼话呢，不防被我大声骂了三句：“滚开！讨厌！疯子！”好大声的，把我自己也给吓了一跳。走路的人都停下来看，那个跟踪的家伙跳过路边咖啡馆放的盆景，刷一下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茶房向我这边急急地走来，一副唐·吉诃德的架势，问说什么事情。我笑起来了，跟他讲：“小事情，街头喜剧。”

点了一杯只有在西班牙夏天才喝得到的饮料——一种类似冰豆浆似的东西，很安然地就将脚搁在对面的椅子上，拾起一份别人留在座位上的报纸，悠悠闲闲地看起来。

其实也没有那么悠闲，我怕那个被骂走的人回来抢我东西，当心地把皮包放在椅子后面，人就靠在包包上坐着，眼睛还是东张西望的。防着。

这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前后，天热，许多路人都回家去休息了，咖啡座的生意清淡。就在那个时候，我身边一把椅子被人轻轻拉开，茶房立即来了。那人点的东西一定很普通，他只讲了一个字，茶房就点头走了。

我从报纸后面斜斜瞄了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还好不是那个被我骂走的人，是个大胡子。

报纸的广告读完了，我不再看什么，只是坐着吹风晒太阳。当然，最有趣的是街上走过的形形色色的路人——一种好风景。

那么热的天，我发觉坐在隔壁的大胡子在喝一壶热茶。他不加糖。

我心里猜：一、这个人不是西班牙人。二、也不是美国人。三、他不会讲西班牙话。四、气质上是个知识分子。五、那他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那时，他正将手边的旅行包打开，拿出一本英文版的——《西班牙旅游指南》开始看起来。

我们坐得那么近，两个人都不讲话。坐了快一小时了，他还在看那本书。

留大胡子的人，在本性上大半是害羞的，他们以为将自己躲在胡子里面比较安然。这是我的看法。

时间一直流下去，我又想讲话了。在西班牙不讲话是很难过的事情，大家讲来讲去的，至于说讲到后来被人死缠，是很少很少发生的。不然谁敢乱开口？

“我说——你下午还可以去看一场斗牛呢。”

慢吞吞地用英文讲了一句，那个大胡子放下了书，微笑着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相当深。

“看完斗牛，晚上的法兰明歌舞也是可观的。”

“是吗？”他有些耐人寻味地又看了我一眼，可亲的眼神还是在观察我。

终于又讲话了，我有些不好意思。才骂掉一个疯子，现在自己又去找人搭讪就是很无聊的行为。何况对方又是个很敏感的人。

“对不起，也许你还想看书，被我打断了——”

“没有的事，有人谈谈话是很好的，我不懂西班牙文，正在研究明天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说着他将椅子挪了一下，正对着我坐好，又向我很温暖地一笑，有些羞涩的。

“是哪里人？”双方异口同声说出完全一样的句子，顿了一下，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中国。”“希腊。”

“都算古国了。”不巧再说了一句同样的话，我有些惊讶，他不说了，做了个手势笑着叫我讲。

“恰好有个老朋友在希腊，你一定认识他的。”我说。

“我一定认识？”

“苏格拉底呀！”

说完两人都笑了，我笑着看他一眼，又讲：“还有好多哲人和神祇，都是你国家的。”他就报出一长串名字来，我点头又点头，心里好似一条枯干的河正被一道清流穿过似的欢悦起来。

也许，是很几天没有讲话了，也许，是他那天想说话。我没敢问私事，当然一句也不说自己。讲的大半是他自动告诉我的，语气中透着一份瞒不住人的诚恳。

希腊人，家住雅典，教了十年的大学，得了一个进修的机会去美国再攻博士，一生想做作家，出过一本儿童书籍却没有结过婚，预计再一年可以拿到物理学位，想的是去撒哈拉沙漠里的尼日国。

我被他讲得心跳加快，可是绝对不提什么写书和沙漠。我只是悄悄地观察他。是个好看的人啊！那种深沉却又善良的气质里，有一种光芒，即使在白天也挡不住的那种光辉。

“那你这一次是从希腊度假之后，经过马德里，就再去美国了？”我说。

他很自然地讲，父母都是律师，父亲过世了，母亲还在雅典执业，他是由美国回去看母亲的。

我听了又是一惊。

“我父亲和弟弟也是学法律的，很巧。”我说。

就那么长江大河地谈了下去。从苏格拉底讲到星座和光年，从《北非谍影》讲到《印度之旅》，从沙达特的被刺讲到中国近代史，从《易经》讲到电脑，最后跌进文学的漩涡里去，那一片浩瀚的文学之海呀……最后的结论还是“电影最迷人”。

有一阵，我们不说话了。我猜，双方都有些棋逢敌手的惊异和快悦，我们反而不说话了。

什么都讲了，可是不讲自己，也不问他名字，他也没有问我的。下午微热的风吹过，带来一份舒适的悠然。在这个人的身边，我有些舍不得离开。

就是因为不想走，反而走了。

在桌上留下了我的那份饮料钱加小账，我站起来，对他笑一笑，他站了起来，送我。

彼此很用劲地握了握手，那句客套话：“很高兴认识你。”都说成了真心的。然后我没有讲再见，又看了他一眼，就大步走了。

长长直直的大街，一路走下去就觉得被他的眼光一路在送下去的感觉。我不敢回头。

旅馆就在转弯的街角，转了弯，并没有忘记在这以前那个被我骂走的跟踪者，在街上站了五分钟，确定没有人跟我，这才进了旅馆。

躺在旅社的床上，一直在想那个咖啡座上的人，最后走的时候，他并不只是欠欠身，他慎重其事地站起来送我，使我心里十分感谢他。

单独旅行很久了，什么样的人都看过一些。大半的人，在旅途中相遇的，都只是一种过客，心理上并不付出真诚，说说谈谈，飞机到了，一声“再见，很高兴认识你”都只是客套而已。可是刚才那个人，不一样，多了一些东西，在灵魂里，多了一份他人没有的真和诚。我不会看走眼。

午睡醒来的一霎间，不知自己在哪里，很费了几秒钟才弄清楚原来是在马德里的一家旅社。我起床，将头发带脸放到水龙头下去冲，马德里的自来水是雪山引下来的，冰凉彻骨。这一来，完全清醒了。

翻开自己的小记事簿，上面一排排西班牙朋友的电话。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还是不要急着打过去比较清静。老朋友当然是想念的，可是一个人先逛逛街再去找朋友，更是自在些。虽然，午睡醒了也不知要到哪里去。

我用毛巾包着湿头发，发呆。

我计划，下楼，穿过大马路，对街有个“麦当劳”，我去买一份最大的乳酪汉堡再加一个巨杯的可口可乐，然后去买一份杂志，就回旅馆。这两样吃的东西，无论在美国或是台湾，都不吃的。到了西班牙只因它就在旅馆对面，又可以外卖，就去了。

那天的夜晚，吃了东西，还是跑到火车站去看了看时刻表，那是第二天想去的城——塞哥维亚。也有公车去，可是坐火车的欢悦是不能和汽车比的。火车，更有流浪的那种生活情调。

塞哥维亚对我来说，充满了冬日的回忆：是踏雪带着大狼狗去散步的城，是夜间跟着我的朋友夏米叶去爬罗马人运水道的城，是做着半嬉痞，跟着一群十几个国籍的朋友做手工艺的城，是我未嫁以前，在雪地上被包裹在荷西的大外套里还在分吃冰淇淋的城。也是一个在那儿哭过、笑过、在灿烂寒星之下海誓山盟的城。我要回去。

夏天的塞哥维亚的原野总是一片枯黄。

还是起了一个早，坐错了火车，又换方向在一个小站下来，再上车，抵达的时候，店铺才开门呢。

我将以前去过的大街小巷慢慢走了一遍，总觉得它不及雪景下的一切来得好看。心里有些一丝一丝的东西在那儿有着棉絮似的被抽离。经过圣·米扬街，在那半圆形的窗下站了一会儿，不敢去叩门。这儿已经人事全非了。那面窗，当年被我们漆成明黄色的框，还在。窗里没有人向外看。

夏日的原野，在烈日下显得那样的陌生，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了。

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再去任何地方，斜坐在罗马人高高的运水道的石阶上，又是发呆。

就在那个时候，看见远远的、更上层的地方，有一个身影。我心扑一下跳快了一点，不敢确定是不是看错了，有一个人向我的方向走下来。是他，那个昨天在马德里咖啡座上交谈了好久的希腊人。确定是他，很自然地没有再斜坐，反过身去用背对着就要经过我而下石阶来的人。不相信巧合，相信命运。我相信，所以背着它。

只要一步两步三步，那个人就可以经过我了。昨天我扎着头发，今天是披下来的，昨天是长裙，今天是短裤，他认不出来的。

这时候，我身边有影子停下来，先是一个影子，然后轻轻坐下来一个人。我抬起眼睛对着他，说了一句：“哦，你，希腊左巴。”

他也不说话，在那千年的巨石边，他不说话。很安静地拿起一块小石子，又拿起另外一块石子，他在上面写字，写好了，对我说：“你发发看这个拼音。”我说：“亚兰。”

“以后你这么叫我？”他说。

我点点头，我只是点点头。哪来的以后呢？

“你昨天没有说要来这里的？”我说。

“你也没有说。”

“我搭火车来的。”

“我旅馆旁边就是直达这个城的车站，我想，好吧，坐公车，就来了。是来碰见你的。”

我笑了笑，说：“这不是命运，这只是巧合而已。”

“什么名字？”终于交换名字了。

“Echo。你们希腊神话里的山泽女神。那个，爱上水仙花的。”

“昨天，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可是又绝对没见过。”

我知道他不是无聊才讲这种话，一个人说什么，眼睛会告诉对方他心里的真假。他不是跟我来的，这是一种安排，为什么被这样安排，我没有答案。那一天，我是悲哀的，什么也不想讲，而亚兰，他也不讲，只是静悄悄地坐在我身旁。

“去不去吃东西？”他问我，我摇摇头。

“去不去再走？”我又摇摇头。

“你钉在这里啦？”我点点头。

“那我二十分钟以后就回来，好吗？Echo。”

在这个悲伤透了的城里，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来，好似是一种回音，是十三年前那些呼叫我千万遍人的回声，它们四面八方地跃进我的心里，好似在烈日下被人招魂似的。那时候，亚兰走了。

不知为什么，在这一霎间，觉得在全西班牙的大荒原里，只有亚兰是最亲的人。而他，不过是一个昨日才碰见的陌生人，今天才知道名字的一个过客。这种心情，跟他的大胡子有没有关系？跟他那温暖的眼神有没有关系？跟我的潜意识有没有关系？跟他长得像一个逝去的人有没有关系？

“你看，买了饮料和三明治来，我们一同吃好不好？”亚兰这一去又回来了，手上都是东西，跑得好喘的。

“不吃，不吃同情。”

“天晓得，Echo，我完全不了解你的过去，昨天你除了讲电影，什么有关自己的事都没讲，你怎么说我在同情你？你不是快乐地在度假吗？我连你做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只是，我只是——”

我从他手里拿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三明治，咬了一口，他就没再说下去了。

那天，我们一同坐火车回马德里，并排坐着，拿脚去搁在对面的椅子上。累了，将自己靠到玻璃窗上去，我闭上眼睛，还是觉得亚兰在看着我。我张开眼睛——果然在看。他有些害羞，很无辜的样子对我耸耸肩。

“好了，再见了，谢谢你。”在车站分手的时候我对着亚兰，就想快些走。

“明天可不可以见到你？”

“如果你的旅社真在长途公车站旁边，它应该叫‘北佛劳里达’对不对？四颗星的那家。”

“你对马德里真熟！！”

“在这里念大学的，很久以前了。”

“什么都不跟我讲，原来。”

“好，明天如果我想见你，下午五点半我去你的旅馆的大厅等你，行不行？”

“Echo，你把自己保护得太紧了，我们都是成人了，你的旅馆就不能告诉我吗？应该是我去接你的。”

“可是，我只是说——如果，我想见你。这个如果会换的。”

“你没有问我哪天走。”

真的，没有问。一想，有些意外的心慌。

“后天的班机飞纽约，再转去我学校的城，就算再聚，也只有一天了。”

“好，我住在最大街上的REX旅馆，你明天来，在大厅等，我一定下来。五点半。”

“现在陪你走回去？”

我咬了一下嘴唇，点了头。

过斑马线的时候，他拉住了我的手，我没有抽开。一路吹着黄昏的风，想哭。不干他的事。

第二天我一直躺着，也不肯人进来打扫房间，自己铺好床，呆呆地等着，就等下午的那个五点半。

把衣服都摊在床上，一件一件挑。换了一双凉鞋，觉得不好，翻着一条白色的裙子，觉得它皱了。穿牛仔裤，那就去配球鞋。如果穿黑色碎花的连衣裙呢？夏天看上去热不热？

很多年了，这种感觉生疏，情怯如此，还是逃掉算了，好好的生活秩序眼看不知不觉地被一个人闯了进来，而我不是没有设防的。这些年来，防得很当心，没有不保护自己。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容易受骗。

五点半整，房间的电话响了，我匆匆忙忙，跳进一件白色的衣服里，就下楼去了。

在大厅里，他看见我，马上站了起来，一身简单的恤衫长裤，夏日里看去，就是那么清畅又自然。而他，不自然，很害羞，怎么会脸红呢？

“我们去哪里？”我问亚兰。

“随便走走，散步好不好？”

我想了一下，在西班牙，八点以前餐馆是不给人吃晚饭的。五点半，太阳还是热。旅馆隔壁就是电影院，在演《远离非洲》这部片子。

我提议去看这部电影，他说好，很欣喜地一笑。接着我又说：“是西班牙文发音的哦！”他说没有关系。看得出，他很快乐。

当，那场女主角被男主角带到天上去坐飞机的一刻出来时，当那首主题曲再度平平地滑过我心的时候，当女主角将手，在飞机上往后举起被男主角紧紧握住的那一刻，我第三次在这一霎间受到了再一次的震动。

幸福到极致的那种疼痛，透过影片，漫过全身每一个毛孔，钉住银幕，我不敢看身边的人。

戏完了，我们没有动，很久很久，直到全场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坐着。

“对不起，是西班牙发音。”我说。

“没关系，这是我第三次看它了。”

“我也是——”我快乐地叫了出来，心里不知怎的又很感激他的不说。他事先没有说。

走出戏院的时候，那首主题曲又被播放着，亚兰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那一霎间，我突然眼睛模糊。

我们没有计划地在街上走，夜，慢慢地来了。我没有胃口吃东西，问他，说是看完了这种电影一时也不能吃，我们说：“就这样走下去吗？”我们说：“好的。”

“我带你去树多的地方走？”

他笑说好。他都是好。我感觉他很幸福，在这一个马德里的夜里。

想去“西比留斯”广场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散步的，在那个之前，非得穿过一些大街小巷。行人道狭窄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亚兰在后面。走着走着，有人用中文大喊我的笔名——“三毛——”喊得惊天动地，我发觉我站在一家中国饭店的门口。

“呀！真的是你嘛——一定要进来，进来喝杯茶……”我笑望了一下身后的亚兰，他不懂，也站住了。

我们几乎是被拖进去的，热情的同胞以为亚兰是西班牙人，就说起西文来。我只有说：“我们三个人讲英文好不好？这位朋友不会西班牙话。”

那个同胞马上改口讲英文了，对着亚兰说：“我们都是她的读者，你不晓得，她书里的先生荷西我们看了有多亲切，后来，出了意外，看到新闻我太太就——”

那时候，我一下按住亚兰的手，急急地对他讲：“亚兰，让我很快地告诉你，我从前有过一个好丈夫，他是西班牙人，七年前，水里的意外，死了。我不是想隐瞒你，只是觉得，只有今晚再聚一次你就走了，我不想讲这些事情，属于我个人的——”

我很急地讲，我那么急地讲，而亚兰的眼睛定定地看住我，他的眼眶一圈一圈变成淡红色，那种替我痛的眼神，那种温柔、了解、同情、关怀，还有爱，这么复杂地在我眼前一同呈现。而我只是快速地向他交代了一种身份和抱歉。

我对那位同胞说：“我的朋友是这两天才认识的，他不知你在说什么。我们要走了，谢谢你。”

同胞冲进去拿出了照相机，我陪了他拍了几张照片，谢了，这才出来了。

走到西比留斯的广场边，告诉亚兰想坐露天咖啡座，想一杯热的牛奶。我捧着牛奶大口地喝，只想胃可以少痛一点。那段时间里，亚兰一直默默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喝完了牛奶，我对着他，托着下巴也不讲话。

“Echo。”亚兰说，“为什么你昨天不告诉我这些？为什么不给我分担？为什么？”

“又不是神经错乱了，跟一个陌生人去讲自己的事情。”我叹了口气。

“我当你是陌生人吗？我什么都跟你讲了，包括我的失恋，对不对？”

我点点头。“那是我给你的亲和力。也是你的天真。”我说。

“难道我没有用同样的真诚回报你吗？”

“有，很诚恳。”我说。

“来，坐过来。”他拉了一下我的椅子。我移了过去。亚兰从提包里找出一件薄外套来给我披上。

“Echo，如果我们真正爱过一个人，回忆起来，应该是充满感激的，对不对？”

我点点头。

“如果一个生命死了，另一个爱他的生命是不是应该为那个逝去的人加倍地活下去，而且尽可能欢悦地替他活？”我又点点头。

“你相信我的真诚吗？”

我再度点头。

“来，看住我的眼睛，看住我。从今天开始，世上又多了一个你的朋友。如果我不真诚，明天清早就走了，是不是不必要跟你讲这些话？”

我抬起头来看他，发觉他眼睛也是湿的。我不明白，才三天。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明天，看起来我们是散了，可是我给你地址，给美国的，给希腊的，只要找得到我的地方，连学校的都留给你，当然，还有电话号码。你答应做我的朋友，有事都来跟我说吗？”

我不响，不动，也没有点头。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轻轻地问。

“我并不去分析，在咖啡座上跟你谈过话以后，我就知道了。你难道不明白自己吗？”

“其实，我只想做一个小孩子，这是我唯一明白的，只要这样，也不行。”我叹了口气。

“当你在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又只想做大人，赶快长大好穿丝袜和高跟鞋？”

我把头低下了。

他将我的手拉了过去。呀——让我逃走吧，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怕过。

“不要抖，你怕什么？”

“怕的，是自己，觉得自己的今夜很陌生——”

“你怕你会再有爱的能力，对不对？事实上，只要人活着，这种能力是不会丧失的，它那么好，你为什么想逃？”

“我要走了——”我推椅子。

“是要走了，再过几分钟。”他一只手拉住我，一只手在提包里翻出笔和纸来。我没有挣扎，他就放了。

这时，咖啡座的茶房好有礼貌地上来，说要打烊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走，我只是胡说。

我们付了账，换了一把人行道上的长椅坐下来，没有再说什么话。

“这里，你看，是一块透明的深蓝石头。”不知亚兰什么地方翻出来的，对着路灯照给我看，圆饼干那么大一块。

“是小时候父亲给的，他替我镶了银的绊扣，给我挂在颈子上的。后来，长大了，就没挂，总是放在口袋里。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护身符，我不相信这些，可是为着逝去父亲的爱，一直留在身边。”他将那块石头交给了我。

“怎么？”我不敢收。

“你带着它去，相信它能保护你。一切的邪恶都会因为这块蓝宝而离开你——包括你的忧伤和那神经质的胃。好吧？替我保管下去，直到我们再见的时候。”

“不行，那是你父亲给的。”

“要是父亲看见我把这块石头给了你——一个值得的人，他会高兴的。”

“不行。”

“可以的，好朋友，你收下了吧。”

“才三天，见面三次。”

“傻孩子，时光不是这样算的。”

我握住那块石头，仰脸看着这个人，他用手指在我唇上轻轻按了一下，有些苦涩地微笑着。

“那我收了，会当心，永远不给它掉。”我说。

“等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你可以还给我，而后，让我来守护你好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再见了，我——浪迹天涯的。”

“我们静等上天的安排，好吗？如果他肯，一切就会成全的。”

“他不肯。”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很早以前，就知道的，苍天不肯……”我有些哽咽，扑进他怀里去。

他摸摸我的头发，又摸我的头发，将我抱在怀里，问我：“胃还痛不痛？”

我摇摇头，推开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要走了，你今天早班飞机。”

那时候，已是清晨四点多，清道夫一个一个在街上出现了。“我送你回旅馆。”

“我要一个人走，我想一个人走一走。”

“在这个时间，你想一个人去走一走？”

“我不是有了你的星石吗？”

“可是当我还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不需要它。”

在他旁边慢慢地走起来。风吹来了，满地的纸屑好似一群苍白的蝴蝶在夜的街道上飞舞。

“放好我的地址了？”

我点点头。

“我怎么找你？”

“我乱跑的，加纳利岛上的房子要卖了，也不会再有地址。台湾那边父母就要搬家，也不知道新地址，总是我找你了。”

“万一你不找呢？”

“我是预备不找你的了。”我叹了口气。

“不找？”

“不找。”

“那好，我等，我也可以不走，我去改班机。”

“你不走我走，我去改班机。”我急起来了，又说：“不要等了，完了就是完了，你应该感激才是，对不对？你自己讲的。刚才，在我扑向你的那一霎间，的确对你付出了霎间的真诚。而时间不就是这样算的吗？三天，三年，三十年，都是一样，这不是你讲的？”说着说着我叫了起来。

“Echo——”

“我要跑了，不要像流氓一样追上来。我跟你说，我要跑了，我的生活秩序里没有你。我一讲再见就跑了，现在我就要讲了，我讲，再——见，亚兰——再见——”

在那空旷的大街上，我发足狂奔起来，不回头，那种要将自己跑到死的跑法，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我转弯，停下来，抱住一根电线杆拼命地咳嗽。

而豪华的马德里之夜，在市区的中心，那些十彩流丽的霓虹灯，兀自照耀着一切有爱与无爱的人。而那些睡着了的，在梦里，是哭着还是笑着呢？

吉屋出售

⋒
遗爱之二
⋓

飞机由马德里航向加纳利群岛的那两个半小时中，我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邻座的西班牙同胞和空中小姐都问了好多次，我只是笑着说吃不下。

这几年来日子过得零碎，常常生活在哪一年都不清楚，只记得好似是一九八四年离开了岛上就没有回去过，不但没有回去，连岛上那个房子的钥匙也找不到了。好在邻居、朋友家都存放着几串，向他们去要就是了。

那么就是三年没有回去了。三年内，也没有给任何西班牙的朋友写过一封信。

之所以不爱常常回去，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加纳利群岛上，每一个岛都住着深爱我的朋友，一旦见面，大家总是将那份爱，像洪水一般地往人身上泼。对于身体不健康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安静而不是爱。这一点他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常常叫累，也不会有人当真。

虽然这么说，当飞机师报告出我们就要降落在大加纳利岛的时候，还是紧张得心跳加快起来。

已是夜间近十点了，会有谁在机场等着我呢？只打了电话给一家住在山区乡下的朋友，请他们把我的车子开去机场。那家朋友是以前我们社区的泥水匠，他的家好大，光是汽车房就可以停个五辆以上的车。每一回的离去，都把车子寄放在那儿，请他们有空替我开开车，免得电瓶要坏。这一回，一去三年，车子情况如何了都不晓得，而那个家，又荒凉成什么样子了呢？

下了飞机，也没等行李，就往那面大玻璃的地方奔去。那一排排等在外面的朋友，急促地用力敲窗，叫喊着我的名字。

我推开警察，就往外面跑，朋友们轰一下离开了窗口向我涌上来。我，被人群像球一样地递来递去，泥水匠来了、银行的经理来了、电信局的局长来了，他们的一群群小孩子也来了，直到我看见心爱的木匠拉蒙那更胖了的笑脸时，这才扑进他怀里。

一时里，前尘往事，在这一霎间，涌上了心头，他们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朋友，也曾是我们夫妇的好友。

“好啦！拿行李去啦！”拉蒙轻轻拍拍我，又把我转给他的太太，我和他新婚的太太米雪紧紧地拥抱着，她举起那新生的男婴给我看，这才发觉，他们不算新婚，三年半，已经两个孩子了。

我再由外边挤进隔离的门中去，警察说：“你进去做什么？”我说：“我刚刚下飞机呀！进去拿行李。”他让了一步，我的朋友们一冲就也冲了进去，说：“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我们进去替她提箱子——”警察一直喊：“守规矩呀！你们守守规矩呀……”根本没有人理他。

这个岛总共才一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警察可能就是接我的朋友中的姻亲、表兄、堂哥、姐夫什么的，只要存心拉关系，整个岛上都扯得出亲属关系来。

在机场告别了来接的一群人，讲好次日再联络，这才由泥水匠璜扛着我的大箱子往停车场走去。

“你的车，看！”璜的妻子班琪笑指着一辆雪白光亮的美车给我看，夜色里，它像全新的一样发着光芒。他们一定替我打过蜡又清洗过了。

“你开吧！”她将钥匙交在我手中，她的丈夫发动了另外一辆车，可是三个女孩就硬往我车里挤。

“我们先一同回你家去。”班琪说，我点点头。这总比一个人在深夜里开门回家要来得好。而那个家，三年不见了，会是什么样子呢？

车子上了高速公路，班琪才慢慢地对我说：“现在你听了也不必再担心了，空房子，小偷进去了五次，不但门窗全坏了，玻璃也破了，东西少了什么我们不太清楚，门窗和玻璃都是拉蒙给你修的。院子里的枯叶子，在你来之前，我们收拾了二十大麻袋，叫小货车给丢了。”

“那个家，是不是乱七八糟了？”我问。

“是被翻成了一场浩劫，可是孩子跟我一起去打扫了四整天，等下你自己进去看就是了。”

我的心，被巨石压得重沉沉的，不能讲话。

“没有结婚吧？”班琪突然问。

我笑着摇摇头，心思只在那个就要见面的家上。车子离开了高速公路，爬上一个小坡，一转弯，海风扑面而来，那熟悉的海洋气味一来，家就到了。

“你自己开门。”班琪递上来一串钥匙，我翻了一下，还记得大门的那一只，轻轻打开花园的门，眼前，那棵在风里沙沙作响的大相思树带给了人莫名的悲愁。

我大步穿过庭院，穿过完全枯死了的草坪，开了外花园的灯，开了客厅的大门，这一步踏进去，那面巨大的玻璃窗外的海洋，在月光下扑了进来。

璜和班琪的孩子冲进每一个房间，将这两层楼的灯都给点亮了。家，如同一个旧梦，在我眼前再现。

这哪里像是小偷进来过五次的房子呢？每一件家具都在自己的地方等着我，每一个角落都给插上了鲜花，放上了盆景，就是那个床吧，连雪白的床罩都给铺好了。

我转身，将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各亲了一下，她们好兴奋地把十指张开，给我看，说：“你的家我们洗了又洗，刷了又刷，你看，手都变成红的了。”

我们终于全都坐下来，发现一件银狐皮大衣不见了，我说没有关系，真的一点也不心痛。在沙发上，那个被称为阿姨的Echo，拿出四个红封套来，照着中国习俗，三个女儿各人一个红包——她们以前就懂得这个规矩，含笑接下了。至于送给班琪的一个信封，硬说是父母亲给的。长辈赐，小辈不可辞。班琪再三地推让，我讲道理给她听，她才打开来看了。这一看吓了一大跳，硬是不肯收。我亲亲她，指着桌上的鲜花和明亮的一切，问她：“你对我的情，可以用钞票回报吗？收下吧，不然我不心安。”

璜——泥水匠的工作收入不稳定，是有工程才能赚的。班琪因此也外出去替人打扫房子贴补家用，而三个宝爱的女儿，夫妇俩却说要培植到大学毕业。他们不是富人，虽说我没有请他们打扫，他们自动做了四整天，这份友谊，光凭金钱绝对不可能回报。不然，如果我踏进来的是一幢鬼屋一样的房子，一定大哭去住旅馆。

班琪不放心我一个人，说：“怕不怕？如果怕，就去睡我们家，明早再回来好了。”

我实在是有些害怕，住过了台北的小公寓之后，再来面对这幢连着花园快有两百五十坪的大房子时，的确不习惯。可是我说我不怕。

那个夜里，将灯火全熄了，打开所有的窗户，给大风狂吹进来。吹着吹着，墙上的照片全都飞了起来，我静听着夜和风的声音，快到东方发白，等到一轮红日在我的窗上由海里跳了出来时，这才拉开床罩躺了下去。

很怕小偷又来，睡去之前，喊了耶稣基督、荷西、徐干爸三个灵魂，请他们来守护我的梦。这样，才睡了过去。

“呀——看那边来的是谁？”邮局早已搬了家，柜台上全都装上了防弹玻璃，里面的人看见我，先在玻璃窗后比划了一下拥抱的手势，这才用钥匙开了边门，三三两两地跑出来——来拥抱。

我真喜欢这一种方式的身体语言。偏偏在中国，是极度含蓄的，连手都不肯握一下。好久不见，含笑打个招呼虽然也一样深藏着情，可是这么开开朗朗的西班牙式招呼法，更合我的性情。

“我的来，除了跟你们见面之外，还有请求的。房子要卖了，邮局接触的人多，你们替我把消息传出去好不好？”我说。

“要卖了？那你就永远回中国去了？你根本是西班牙人，怎么忘了呢？”

“眼看是如此了，父母年纪大了，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我有些感慨地说。

“你要住多久，这一次？”

“一个半月吧！九月中旬赶回台湾。”

“还是去登报吧！这几年西班牙不景气，房子难卖喔！况且你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告别了邮局的人，我去镇上走了一圈，看老朋友们。谈到最后，总是把房子要卖的事情托了别人。他们听了就是叫人去登报，说不好卖。房价跌得好惨的。

“那我半价出售好了，价格减一半，自然有人受引诱。”我在跟邻居讲电话。

“那你太吃亏了，这一区，现在的房价都在千万西币以上，你卖多少？”

“折半嘛！我只要六百万。”

“不行，你去登报，听见没有，叫价一千两百万。”邻居甘蒂性子又直又急，就在那边叫过来。

那是“有价无市”的行情，既然现在的心就放在年迈的父母上，我不能慢慢等。

就在抵达加纳利群岛第二天的晚上，我趴在书桌上拟广告稿，写着：“好机会——私人海滩双层洋房一幢，急售求现。双卫、三房、一大厅、大花园、菜园、玻璃花房、双车车库，景观绝美。可由不同方向之窗，观日出，观日落，尚有相思树一大棵，情调浪漫，居家安全。要价六百五十万，尚可商量。请电六九四三八六。”

写好了字数好多的广告，我对着墙上丈夫的照片默默地用心交谈。丈夫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是应该回到中国父母的身边去了。不要来同我商量房价，这是你们尘世间的人看不破金钱，你当比他们更明白，金钱的多或少，在我们这边看来都是无意义的。倒是找一个你喜欢的家庭，把房子贱卖给他们，早些回中国去，才是道理。”

果然是我的好丈夫，他想的跟我一色一样。

第二天的早晨，我将房基旁的碎石捡了一小块，又拿掉了厨房里一个小螺丝钉，在赴城内报社刊登广告之前，我去了海边。

当，潮水浸上我的凉鞋时，我把家里的碎石和螺丝钉用力向海水里丢去，在心里喊着：“房子，房子，你走了吧！我不再留恋你——就算做死了。你走吧，换主人去，去呀——”

大海，带去了我的呼叫，这才往城内开去。

替人刊登广告的小姐好奇地对我说：“那一区的房价实在不止这么些钱的，你真的这样贱价就卖掉了？可惜我连六百万也没有，不然就算买下投资，也是好的。”（注：六百万西币等于一百八十万台币左右。）

登报的第二天，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倒是邻居们，在家中坐了很久。甘蒂看了报纸，就来怪责我，说我不听话，怎么不标上一千万呢。卖一千万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要等多久？我是在跟岁月赛跑，父母年高了，我在拼命跑。

就在那个中午，有一位太太打电话来，说想看房子，我请她立即过来，她来了。

打开门，先看来人的样子就不太喜欢。她，那位太太，珠光宝气的，跟日出日落和相思树全都不称，神情之间有些傲慢。

我站在院子里，请她自己上上下下地去观望免得她不自在。看了一会儿，她没说喜不喜欢，只说：“我丈夫是位建筑师吔！”

“那你为什么要买房子？自己去盖一栋好了。”我诚恳地说。

“我喜欢的是你这块地，房子是不值钱的，统统给推倒再建，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好。”

我笑了笑，也不争辩，心里开始讨厌她。

“这样吧，四百万我就买了。”她说。

“对面那家才一层楼，要价一千一百万，我怎么可能卖四百万？”我开始恨起她来。

“那没有办法了，我留下电话号码，如果你考虑过之后又同意了，请给我电话。”

收了她的电话，将她送出去。我怎么会考虑呢，这个乘人之危的太太，很不可爱。

加纳利群岛的夏天到了夜间九点还是明亮的，黄昏被拉得很长。也就在登报的同一天里，又来了好几个电话，我请他们统统立即来看。

门外轰轰的摩托车声响了一会儿才停，听见了，快步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如花也似的年轻人，他们骑摩托车，这个，比较对胃口了。男人一脸的胡子，女人头发长长的。

他们左也看、右也看、上也看、下也看，当那个年轻的太太看见了玻璃花房时，惊喜得叫了起来，一直推她的先生。

“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那个太太问。

当然欢迎他们，不但如此，还倒了红酒出来三个人喝。好，开始讲话了，讲了一个多钟头，都不提房子，最后我忍不住把话题拉回来，他们才说，两个人都在失业。

“那怎么买房子呢？”我说。

“等我找到事了，就马上去贷款。”

“可是我不能等你们找到事。”

“你那么急吗？”他们一脸的茫然。

“不行，对不起。”

“我们有信心，再等几个月一定可以找到事情做的，我们大学才毕业。你也明白这种滋味，对不对？”

还是请他们走了，走的时候，那个太太很怅然，我一狠心，把他们关在门外。

接了电话之后，来的大半是太太们，有一位自称教书的太太，看了房子以后，立即开始幻想：这间给自己和丈夫，那间给小孩，厨房可以再扩充出去，车房边再开一个门，草地枯死了是小意思，相思树给它理理头发就好了，那面向海的大窗是最美的画面，价格太公道了，可以马上付……

她想得如痴如醉，我在一旁也在想，想——房子是卖掉啦！可惜了那另外六天的广告费。没想到第一天就给卖了。

等到那位太太打电话叫先生飞车来看屋时，等到我看见了她先生又羞又急的表情时，才觉着事情不太顺利了。

那位先生——又是个大胡子，好有耐性地把太太骗上了属于她的那一辆汽车，才把花园的门给关上，轻声对我说：“对不起，我太太有妄想症，她不伤人的，平日做事开车都很正常，就是有一样毛病，她天天看报纸，天天去看人家要卖的房子，每看一幢，都是满意的啦！你这一幢，我们并不要买，是她毛病又发了。你懂吗？我太太有病。”

我呆看着这个做先生的，也不知他不买房子干什么要讲他太太有毛病来推托。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过几天我拿些水果来给你，算做道歉，真对不起，我们告退了。”

他弯着腰好似要向我鞠躬似的，我笑着笑着把门关上了。卖房子这么有趣，多卖几天也不急了。想到那个先生的样子，我笑了出来。他一直说太太有毛病，回想起来的确有点可疑。这种人来看房子，无论病不病，带给卖主的都是快乐。

那个黄昏，我将厨房的纱窗帘拉开，看着夕阳在远方的山峦下落去，而大城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想到自己的决心离去，心里升出一份说不出的感伤和依恋。心情上，但愿房子快快脱手，又但愿它不要卖掉。可是，那属于我的天地并不能再由此地开始。父母习惯了住在台湾，为着他们，这幢房子的被遗弃，应该算做一件小事，不然住在海外，天天口说爱父母而没有行动，也是白讲。

既然如此，就等着，将它，卖给心里喜欢的人吧。父母是我的命根，为了他们，一切的依恋，都可以舍去。

就在那么想的时候，门铃又响了，那批打过电话来的人全来看过房子了，这时候会是谁呢？我光脚轻轻地往大门跑，先从眼洞里去张望——如果又是那位建筑师太太来杀价，我就不开门。

门开了，一对好朴实好亲切、看上去又是正正派派的一对夫妇站在灯光下。

“听说，你的房子要卖？”我笑说是，又问怎么知道地址的，因为地址没有刊登在报上，而他们也没有打过电话来。

“我叫璜，在邮局做事的，Echo，你忘了有一年我们邮局为了你，关门十五分钟的事情吗？”

我立即想到六年前的一个早晨，那一次我回台不到四个月，再回岛上来时，邮局拖出来三大邮包的口袋，叫我拿回去。当时，我对着那么多邮件，只差没有哭出来。怎么搬也搬不上汽车。而小汽车也装不下三大袋满满的信。

就在那种进退不得的情况下，邮局局长当机立断，把大门给关上了，挂出“休息”的牌子，在一声令下，无论站柜台的或在里面办公的人，全体出动，倒出邮袋中所有的东西，印刷品往一边丢，信件往另一边放，航空报纸杂志全都丢，这才清理出了一邮袋的东西——全是信。那一场快速的丢和捡，用了十五个人，停局十五分钟。

“对了，你就是当时在其中帮忙的一个。”我一敲头，连忙再说，“平日你是内部作业的，所以一时认不出来，对不起！对不起！”

恩人来了，竟然不识，一时里，我很惭愧。

那位太太，静静的，一双平底布鞋，身上很贴切的一件旧衣。她自我介绍，说叫米可。

我拉开相思树的枝叶，抱歉地说，说草地全枯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璜和米可只看了一圈这个房子，就问可不可以坐下来谈。在他们坐下的那当儿，我心里有声音在说——“是他们的了。”

“好，我们不说客气话，就问了——你们喜欢吗？”我说。

那两个人，夫妇之间，把手很自然地一握，同时说：“喜欢。”看见他们一牵手，我的心就给了这对相亲相爱的人。

“要不要白天再来看一次？”我又问。

“不必了。”

“草死了、花枯了，只有葡萄还是活的，这些你们都不在乎？”

他们不在乎，说可以再种。

璜，先咳了一声，脸就红了，他说：“讲到价格——”

“价格可以商量。”我说。看看这一对年轻人，我心里不知怎的喜欢上了他们，价格这东西就不重要了。

“我们才结婚三年，太贵的买不起，如果，如果——我们实在是喜欢这房子。”

“报上我登的是六百五十万，已经是对折了。你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不贵，真的太便宜了，可是我们存来存去只有五百八十万，那怎么办呢？”米可把她的秘密一下子讲出来了，脸红红的。

“那就五百六十万好了，家具大部分留下来给你们用。如果不嫌弃，床单、毛巾、桌布、杯、碗、刀、叉，都留给你们。”

我平平静静地说，那边大吃一惊，因为开出来的价格是很少很少的，这么一大幢花园洋房，等于半送。不到一百六十万台币。

“你说五百六十万西币就卖了？”璜问。

“米可说你们只有五百八十万，我替你们留下二十万算做粉刷的钱，就好了嘛！”

“Echo，你也得为自己想想。”米可说。

“讲卖了就是卖了，不相信，握一个手，就算数。”

璜立即伸出手来与我重重地握了一下，米可吓成呆呆的，不能动。

“明天我们送定金来？”

“不必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双方握了手，就是中国人这句话。好了，我不反悔的。”

那个夜里，我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动手把荷西的照片由墙上一张一张取下来，对于其他的一切装饰，都不置可否。心里对这个家的爱恋，用快刀割割断，不去想它，更不伤感，然后，我拨长途电话给台湾的母亲，说：“房子第一天就卖掉了，你看我的本事。九月份清理掉满坑满谷的东西，就回来。”母亲问起价格，我说：“昨日种种，比如死了。没有价格啦！卖给了一对喜欢的人，就算好收场。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饭吃就算好了，妈妈不要太在意。”

就在抵达岛上的第三天，干干脆脆地处理掉了一座，曾经为之魂牵梦萦的美屋。奇怪的是，那份纠缠来又纠缠去的心，突然舒畅得如同微风吹过的秋天。

那个夜晚，当我独自去海边散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升起的新天新地，它们那么纯净，里面充满了的，是终于跟着白发爹娘相聚的天伦。

我吹着口哨在黑暗的沙滩上去踏浪，想着，下一步，要丢弃的，该是什么东西和心情呢？

随风而去

⋒
遗爱之三
⋓

当我告诉邻居们房子已经卖掉了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左邻右舍甚至镇上的朋友都愣了一下。几家镇上的商店曾经好意提供他们的橱窗叫我去放置售屋的牌子，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牌子倒有三家人自己替我用油漆整整齐齐地以美术字做了出来——都用不上，就已卖了。

当那个买好房子的璜看见报上还在刊登“售屋广告”时，气急败坏地又赶了来，他急得很，因为我没有收定金，还可以反悔的。

“求求你拿点定金去吧！余款等到过户的手续一办好就给你。你不收我们不能睡觉，天天处在紧张状态里，比当年向米可求婚的时候还要焦虑。Echo，你做做好事吧！”

璜和米可以前没有和我交往过，他们不清楚我的个性。为了使他们放心，我们私底下写了一张契约，拿了象征性的一点定金，就这样，璜和米可放放心心地去了葡萄牙度假。而我，趁着还有一个多月，正好也在家中度个假，同时开始收拾这满坑满谷的家了。

“你到底卖了多少钱？”班琪问我。那时我正在她家中吃午饭。

“七百万西币啦！”我说着不真实的话，脸上神色都不变。

“那太吃亏了，谁叫你那么急。比本钱少了一半。”班琪很不以为然地说。

如果她知道我是五百六十万就卖掉的，可能手上那锅热汤都要掉到地上去了。所以，为着怕她烫到脚不好，我说了谎话。

那几天长途电话一直响，爸爸说：“恭喜！恭喜！好能干的孩子，那么大一幢美屋，你将它只合一百六十万台币不到就脱手了。想得开！想得开！做人嘛，这个样子才叫豁达呀！”

马德里的朋友听说我低价卖了房，就来骂对方，说买方太狠，又说卖方的我太急。

“话可不是那么说，人家年轻夫妇没有钱，我也是挑人卖的。想想看，买方那么爱种植，家给了他们将来会有多么好看，你们不要骂嘛！我是千肯万肯的。”

“那你家具全都给他们啦？”邻居甘蒂在我家东张西望，一副想抢东西的样子。

“好啦！我去过璜和米可的家——那幢租来的小公寓，他们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给他们也算做好事。”

“这个维纳斯的石——像——？”甘蒂用手一指，另一只手就往口边去咬指甲。

“给你。”我笑着把她啃指甲的手啪地一打。

“我不是来讨东西的，你晓得，你的装饰一向是我的美梦，我向你买。”

“我家的，都是无价之宝，你买不起，只有收得起。送你还来不及呢，还说什么价钱，不叫朋友了。”我笑着把她拉到石像边，她不肯收。

台湾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把你的东西统统海运回来，运费由我来付，东西就算我的了，你千万不要乱送人。”

台湾的朋友不容易明白，在西班牙，我也有生死之交。这次离别，总得留些物品给朋友当纪念，再说，爱我的人太多太多，东西哪里够分呢？

那个晚上，甘蒂的大男孩子、女儿和我三个人，抱着爱神维纳斯的石像、掮着一只一百二十年前的一个黑铁箱，箱内放了好大一个手提收录音机、一个双人粗棉吊床、一整套老式瓷器加上一块撒哈拉大挂毡，将它们装满了一车子，小孩子跟着车跑，我慢慢往下一条街开，就送东西去了。

“出来抱女人呀！莫得斯多——”我叫唤着甘蒂先生的名字，声音在夜风里吹得好远好嘹亮。

甘蒂看见那只老箱子，激动得把手一捂脸，快哭出来了。她想这只海盗式的老箱子想了好多年。以前，我怎么也不肯给她。

“Echo，你疯了。”甘蒂叫起来。

“没有疯，你当我也死啦！遗产、遗产——”说着我咯咯地笑，跑上去抱住她的腰。

“一天到晚死呀死呀的，快别乱说了。”

我叹了口气，凝望着我最心爱的女友，想到丈夫出事的那个晚上，当时她飞车沉着脸跟先生赶来时的表情，我很想再说一次感谢的话，可是说不出来。

“下了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吃晚饭就快走，我受不了你。”甘蒂说着就眼湿，眼湿了就骂人。

我笑着又亲了一下她，跑到她厨房里拿了一个面包，捞了一条香肠，上车就走。

回到家里，四周望了一望，除了家具之外，光是书籍就占了整整九个大大小小的书架，西班牙文的只有十分之二，其他全是中文的。当年，这些书怎么来的都不能去想，那是爸爸和两个弟弟加上朋友们数十趟邮局的辛苦，才飘洋过海来的。

除了书籍，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珍品，我舍得下吗？它们太大了，带着回台湾才叫想不开。

“妈的，当做死了。”我啃一口面包夹香肠，对着这个艺术之家骂了一句粗话，打开冰箱，对着瓶子喝它一大口葡萄酒，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夜深了，电话又响，我去接，那边是木匠拉蒙。

“有没有事情要帮忙？”他说。

“有，明天晚上来一次，运木材的那辆车子开来，把我的摩托车拿走，免得别人先来讨去了。”

“你要卖给我？”“什么人卖给你？送啦！”“那我不要。”“不要算了。要不要？快讲！”“好啦！”

车是荷西的，当时爸爸妈妈去加纳利群岛——摩托车是我一向不肯买的东西，怕他骑了去玩命。结果荷西跟爸爸告状，爸爸宠他，就得了一辆车，岳父和半子一有了车，两个人就去飞驰，顽皮得妈妈和我好担心。车子骑了不到一个月，荷西永远走了。后来我一个人住，也去存心玩命，骑了好多次都没出事。这一回，是拉蒙接下了手。

第二天深夜，拉蒙来了，在车房里，我帮他推摩托车，将车横摆在他的小货车里。这时，突然看见了车房内放杂物的大长柜子，我打开来一扇橱门，一看里面的东西，快速把门砰一声关上，人去靠在门上。

“拉蒙——”我喊木匠，在车房黯淡的灯光下，我用手敲敲身后的门。

“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我不能看，你过来——”

说着我让开了，站得远远的。

门开了，拉蒙手上握着的，是一把阴森森的射鱼枪——荷西死时最后一刻握着的东西。

“我到客厅去，你，把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清掉，我说‘一切的潜水用器’，你不必跟我来讲再见，理清楚了，把门带上，我们再打电话。今天晚上，不必叫我来看你拿走了什么。”

“这批潜水器材好贵的，你要送给我？”

“你神经是不是？木头木脑不晓得我的心是不是？不跟你讲话——”说着我奔过大院子跑到客厅去。我坐在黑暗里，听见拉蒙来敲玻璃门，我不能理他。

“陈姐姐，来——亲——一——个——”

街那边的南施用中文狂喊着向我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她拼命地跑，两个人都喊着中文，在街上，拥抱着，像西班牙人一样地亲着脸颊，拉着手又叫又跳。

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她跟着父母多年前就来到了岛上，经营着一家港口名气好大的中国餐馆。南施新婚不到一个月，嫁给了小强，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又酷爱历史的中国同胞，可惜我没能赶上他们的婚礼。

“那你现在是什么太太了？”我大喊。

“钟太太呀！可是大家还是叫我南施。”

我们拉着手跑到南施父母的餐馆里去，张妈妈见了我也是紧紧地拥抱着。在这个小岛上，中国同胞大半经营餐旅业，大家情感很亲密，不是一盘散沙。

“南燕呢？”问起南施的妹妹，才知南燕正去了台湾，参加夏令营去了。

“三年没有消息，想死你了，都不来信。”张妈妈笑得那么慈爱，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缠在她身上不肯坐下来。

“房子卖了。”我亲一下张妈妈，才说。

“那你回台湾去就不回来了。”南施一面给我倒茶水一面说。

“不回来对你最好，‘所有的书’——中文的，都给你。”知道南施是个书痴，笑着睇了她一眼。

南施当然知道我的藏书。以前，她太有分寸，要借也不敢借的，这一回我说中文书是她的了，她掐住小强的手臂像要把小强掐断手一样欣喜若狂。

“那么多书——全是我的了？”南施做梦似的恍惚一笑。我为着她的快乐，自己也乐得眼眶发热。

张伯伯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太贵重了，太贵重了——”

我看着这可亲可敬的一家人，想到他们身在海外那么多年，尚且如此看重中国的书籍，那种渴慕之心，使我恨不能再有更多的书留下来送给他们。

那天中午，当然在张伯伯的餐馆午饭，张伯伯说这一顿不算数，下一次要拿大海碗的鱼翅给我当面条来吃个够。

城内的朋友不止中国同胞，我的女友法蒂玛，接受了全部的西班牙文的书籍和一些小瓶小碗加上许许多多荷西自己做框的图画。

“你不难过吗？书上还有荷西的字迹？”法蒂玛摸摸书，用着她那含悲的大眼睛凝望着我。

我不能回答，拿了一支烟出来，却点不着火柴，法蒂玛啪一下用她的打火机点好一支烟递上来。我们对笑了一笑，然后不说话，就坐在向海的咖啡座上，看落日往海里跌进去。

“想你们，怎么老不在家？回来时无论多晚都来按我的门铃，等着。Echo。”

把这张字条塞进十九号邻居的门缝里去，怕海风吹掉，又用胶带横贴了一道。

我住二十一号。

我的紧邻，岛上最大的“邮政银行”的总经理夫妇是极有爱心的一对朋友，他们爱音乐，更爱书籍。家，是在布置上跟我最相近的，我们不止感情好，在文化上最最谈得来的也是他们。假日他们绝对不应酬的，常常三个人深谈到天亮，才依依不舍地各自去睡。这一趟回来总也找不着人，才留了条子。

那个留了字条的黄昏，玛利路斯把我的门铃按得好像救火车，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锁门，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着：“快来！克里斯多巴在开香槟等你。”

一步跨进去，那个男主人克里斯多巴的香槟酒塞好像配音似的，啵一下给弹到天花板上去。

我们两家都是两层楼的房子，亲近的朋友来了总是坐楼下起居室，这回当然不例外。

“对不起，我们不喜欢写——信。”举杯时三个人一起叫着，笑出满腔的幸福。他们没有孩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样开开心心的。

谈到深夜四点多，谈到我的走。谈到这个很对的选择，他们真心替我欢喜着。

“记不记得那一年我新寡？晚上九点多停电了，才一停，你们就来拍门，一定拉我出去吃馆子，不肯我一个人在家守着黑？”我问。

“那是应该的，还提这些做什么？”玛利路斯立刻把话拨开去。

“我欠你们很多，真的。如果不是你们，还有甘蒂一家，那第一年我会疯掉。”

“好啦！你自己讨人喜欢就不讲了？天下孀妇那么多，我们又不是专门安慰人的机构——”玛利路斯笑起来，抽了一张化妆纸递过来，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去擤鼻涕。

“我走了，先别关门，马上就回来——”我看了看钟，一下子抽身跑了。

再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身上斜背了好长一个尼日利亚的大木琴，两手夹了三个半人高的达荷美的羊皮鼓，走不到门口就喊：“快来接呀——抬不动了，克里斯多巴——”

他们夫妇跑出来接，克里斯多巴是个乐器狂，他们家里有钢琴、电子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笛子、喇叭，还有一支黑管加萨克斯风。

“这些乐器都给你们。”我喊着。

“我们保管？”“不是，是给你们，永远给的。”

“买好不好？”“不好。”“送的？”“对！”

“我们就是没有鼓。”克里斯多巴眼睛发出了喜悦的闪光，将一个鼓往双脚里一夹，有板有眼地拍打起来。

“谢了！”玛利路斯上来亲我一下，我去亲克里斯多巴一下，他把脸凑过来给我亲，手里还是砰砰地敲。

“晚安！”我喊着。“晚安！明天再来讲话。”他们喊着。我跑了几步，回到家中去，那边的鼓声好似传递着消息似的在叫我：“明天见！明天见！”

没有睡多久，清早的门铃响了三下，我披了晨衣在夏日微凉的早晨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我以前帮忙打扫的妇人露西亚。

“呀——”我轻叫了起来，把脸颊凑上去给她亲吻。露西亚并不老，可是因为生了十一个孩子，牙齿都掉了。

当初并没有请人打扫的念头，因我太爱清洁，别人无论如何做都比不上我自己。可是因为同情这位上门来苦求的露西亚，才分了一天给她，每星期来一次。她乱扫的，成绩不好。每来一次，我就得分一千字的稿费付给她。

“太太，听说你房子卖了，有没有不要的东西送给我？”

我沉吟了一下，想到她那么多成长中的女儿，笑着让她进来，拿出好多个大型的垃圾筒塑胶袋，就打开了衣柜。

“尽量拿，什么都可以拿，我去换衣服。不要担心包包太多，我开车送你回去。”说完了我去浴室换掉睡衣，走出来时，看见露西亚手中正拿了一件荷西跟我结婚当天穿的那件衬衫。

我想了几秒钟，想到露西亚还有好几个男孩子，就没有再犹豫，反而帮她打起包裹来。

“床单呢？窗帘呢？桌布呢？”她问。

“那不行，讲好是留给新买主的，露西亚你也够了吧？”我看着九大包衣物，差不多到人腰部那么高的九大包，就不再理她了。

“那鞋子呢？”她又问。

“鞋子给甘蒂的女儿奥尔加，不是你的。”

她还在屋内东张西望，我一不忍心，将熨斗、烫衣架和一堆旧锅给了她，外加一套水桶和几把扫帚。

“好啦！没有啦！走吧，我送你和这批东西回去。”

我们开去了西班牙政府免费分配给贫户的公寓。那个水准，很气人，比得上台北那些高价的名门大厦。露西亚还是有情的人，告别时我向她说不必见面了，她坚持在我走前要带了先生和孩子再去看我一次，说时她眼睛一眨一眨地，浮出了泪水。她的先生，在失业。

送完了露西亚，我回家，拿了铜船灯、罗盘、船的模型、一大块沙漠玫瑰石和一块荷西潜水训练班的铜浮雕去了镇上的中央银行。

那儿，我们沙漠时的好朋友卡美洛在做副理，他的亲哥哥，在另一个离岛“兰沙略得”做中央银行分行的总经理。这两兄弟，跟荷西亲如手足，更胜手足，荷西的东西，留给了他们。

“好。嫂嫂，我们收下了。”

当卡美洛喊我嫂嫂时，我把他的衬衫用力一拉，也不管是在银行里。一霎间，热闹的银行突然静如死寂。

“快回去，我叫哥哥打电话给你。”

我点点头，向他要了一点钱，他也不向我讨支票，跑到钱柜里去拿了一束出来，说要离开时再去算账。这种事也只有对我，也只有这种小镇银行，才做得出来。没有人讲一句话。

“那你坐飞机过来几天嘛！孩子都在想你，你忘了你是孩子的教母了？”卡美洛的哥哥在一个分机讲，他的太太在另一个分机讲，小孩子抢电话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不来——”

想到荷西的葬礼，想到事发时那一对从不同的岛上赶了去的兄弟，想到那第一把土啪一下撒落在荷西棺木上去时那两个兄弟哭倒在彼此身上的回忆，我终于第一次泪如雨下，在电话中不能成声。

“不能相见，不能。再见了，以后我不会常常写信。”

“Echo，照片，荷西的放大照片，还有你的，寄来。”

我挂下了电话，洗了一把脸，躺在床上大喘了一口气。那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Echo，你只来了一次就不见了，过来吃个午饭吧，我煮了意大利面条，来呀——”

是我的瑞士邻居，坐轮椅的尼哥拉斯打来的。他是我亲爱的瑞士弟弟达尼埃的爸爸，婚娶四次，这一回，他又离了婚，一个人住在岛上。

去的时候，我将家中所有的彩陶瓶子都包好了才去，一共十九个。

“这些瓶子，你下个月回瑞士时带去给达尼埃和歌妮，他们说，一九八七年结婚。这里还有一条全新的沙漠挂毡，算做结婚礼物。尼哥拉斯，你不能赖，一定替我带去喔。”

“他们明年结婚，我们干什么不一起明年结婚呢？Echo，我爱了你好多年，你一直装糊涂？”

“你醉了。”我卷了一叉子面条往口里送。

“没有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吗？”尼哥拉斯把轮椅往我这边推，作势上来要抱我。

“好啦你！给不给人安心吃饭！”我凶了他一句，他就哭倒在桌子边。

那一天，好像是个哭丧日，大家哭来哭去的，真是人生如戏啊！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问班琪。

“忙的是你呀！等你来吃个饭，总是不来，朋友呀，比我们土生土长的还要多——”她在电话里笑着说。

“我不是讲吃饭的事情，我在讲过入你名下的东西，要去办了，免得夹在房子过户时一起忙，我们先去弄清楚比较好。”

“什么东西？”

“汽车呀！”

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知道班琪家只有一辆汽车，他们夫妇都做事，东奔西跑地就差另一辆车子，而他们买不起，因为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盖房子上去了。

“Echo，那我谢了。你的车跑了还不到四万公里，新新的，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新是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保管得好，当然给你了。”

“我——”“你不用讲什么了，只讲明天早上十点钟有没有空？”“有。”“那就好了嘛！先过给你，让我开到我走的那一天，好不好？保险费我上星期又替车子去付了一年。”

“Echo，我不会讲话，可是我保证你，一旦你老了，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你来跟我们一起住，让孩子们来照顾你。”

“什么老了，这次别离，就算死一场，不必再讲老不老这种话了。”

“我还是要讲，你老了，我们养你——”

我啪一下把电话挂掉了。

处理完了最大的东西，看看这个家，还是满的，我为着买房子的璜和米可感到欣慰，毕竟还是留下了好多家具给他们，而且是一批极有品位的家具。

那个下午，送电报的彼得洛的大儿子来，推走了我的脚踏车。二十三号的瑞典邻居，接受了我全部古典录音带。至于对门的英国老太太，在晚风里，我将手织的一条黑色大披风，围上了她瘦弱的肩。

在那个深夜里，我开始整理每一个抽屉，将文件、照片、信件和水电费收据单整理清楚。要带回台湾的只有照片、少数文件，以及小件的两三样物品。虽说如此，还是弄到天方亮了才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将不可能带走的大批信件抱到车房去，那儿，另有十六个纸盒的信件等着人去处理。将它们全部堆上车，开到海滩边最大的垃圾箱里去丢掉，垃圾箱很深，丢到最后，风吹起了几张信纸，我追了上去，想拾回它们，免得弄脏了如洗的海滩。

而风吹得那么不疾不徐，我奔跑在清晨的沙地上，看那些不知写着什么事情的信纸，如同海鸥一样地越飞越远，终于在晨曦里失去了踪迹。

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

E.T.回家

⋒
遗爱之四
⋓

那个马德里来的长途电话缠住我不放。

“听见没有，如果他们不先付给你钱，那么过户手续就不可以去签字。先向他们要支票，不要私人支票，必须银行本票。记住了吧？”

“好啦！又不是傻瓜，听到啦！”我叫喊过去。

“我不放心呀！你给我重复讲一次。”

我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这又被千叮万嘱地才给放了。卡洛斯最喜欢把天下的人都当成他的小孩子，父性很重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距离回台只有十天了，我的房子方才要去过户，因为买了房子的璜和米可刚刚由葡萄牙度假归来。

“你们要先给我钱，我才去签字。”跑去跟在邮局做事的璜说。

“咦，如果你收了钱，又不肯签字了，那怎么办？”璜笑着说。

“咦，如果我签了字，你们不给我钱，那又怎么办？”我说。

“我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出这个字来，指着对方大笑。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彼此都不——信——任——对——方。”

“好，一手交钱，一手签字。”我说。

“可是办过户的公证人是约了城里的一个，镇上的那一个度假未回，你别忘了。”璜说。

“进城去签字，也可以把本票先弄好再去呀！”我说。

“好朋友，我们约的是明天清晨八点半吔，你看看现在是几点，银行关门了。”

“你的意思是说，明天我先签字过户房子给你们，然后才一同回镇上银行来拿支票，对不对？”我说。

“对！”璜说。

“没关系，我可以信任你，如果你赖了，也算我——”还没说完呢，璜把我的手轻轻一握，说：“Echo，别怕，学着信任人一次，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

我笑着向他点点头，讲好第二日清晨一同坐璜和米可的车进城去。如果过户了以后，他们赖我钱，我还可以放一把火把那已经属于他们的家烧掉。一想到原来还有可能烧房子，那种快乐不知比拿支票还要过瘾多少倍。

第二天，我们去了公证人那儿，一张一张文件签啊，也不仔细看。成交了！

签好了，璜、米可还有我，三个人奔下楼梯，站在街上彼此拥抱又握手，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快去庆祝吧！先不忙拿钱，去喝一杯再说！”我喊着喊着就拉了米可往对街的酒吧跑去。

“请给我们三杯威士忌加冰块，双料！”一拍吧台桌，喊着。

三个神经兮兮的人，大清早在喝烈酒。

“呀——现在可以讲啦！那幢房子漏雨、水管不通、瓦斯炉是坏的、水龙头关不紧、抽水马桶冲不下、窗子铰链是断的、地板快要垮下去啰——”我笑着讲着，恶作剧地看看他们如何反应。

米可一点也不信，上来亲我，爱娇地说：“Echo，你这个可爱的骗子！”

“说实在，你们买了一幢好房子，嗳——”

“钱要赖掉了！”璜笑着说。

“随便你，酒钱你付好了。”我又要了一杯。

有节有制地少少喝了两杯，真是小意思，这才三个人回到镇上去。

璜叫米可和我坐在邮局里谈话，璜去街上打个转又回来了，一张薄薄的本票被轻轻放进我手里。我数了好多个零字，看来看去就是正确的数目，把它往皮包塞，跑掉了。

人性试验室，又成功一次，太快乐了。

下一步，去了银行。

这回不是去中央银行，去了正对面的西班牙国际银行，那儿的总经理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大步向经理的办公室走去，一路跟柜台的人打招呼，进了经理室，才对米盖说：“关上门谈一次话，你也暂时别接电话可不可以？”

米盖好客气地站起来，绕过桌子，把我身后的门一关，这才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米盖，还记不记得三年前你对我说的话，在那棵相思树下的晚上？”我微笑着问他。

米盖慢慢点头，脸上浮出一丝我所不忍看的柔情来。

“好，现在我来求你了，可以吗？”我微微笑着。

“可以。”他静静地将那双修长的手在下巴下面一交叉，隔着桌子看我。等着。

“有一笔钱，对你们银行来说并不多，可是带不出境。是我卖房子得来的。”我缓缓地说。

“嗯——不合法。”他慢慢地答。

“我要你使它合法地跟我回台湾去。”

我们对看了很久很久，都不说话。

“你，能够使这笔钱变成美金吗？”米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我能。”我说。

“方法不必告诉我。”米盖说。

“不会，你没听见任何不合法的话。”

“变了美金再来找我。”他说。

我们隔着桌子重重地握了一下手。他忍不住讲了一声：“换的时候当心。”我笑着接下口说：“你什么都没讲，我没听见。”

那个下午，我往城里跑去，那儿，自然有着我的管道。不，稳得住的事，不怕。只要出境时身上没有什么给查出来的支票就好。

“Echo，钱拿到没有？”电话那边是邻居尼哥拉斯的瑞士德文。

“拿了。”我说。

“要不要我替你带去瑞士？”

“找死吗？检查出来谁去坐牢？”我问。

“他们不查坐轮椅的人。”

“谢谢你，我不带走，放在这边银行。”“那——什么时候再来拿？”

“随它了。总之谢谢你的好意。”

“你没有在换钱吧？”他说。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再见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真的，不懂你在讲什么。”

挂下电话，叹了一口气，看看饭桌上打好包的一些纪念品，将它们轻轻摸一下，对自己说：“还有九天。就结束了。”

坐在桌前列了一个单子，总共二十八家人要去告别。这里面，有许多家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去了是去通知自己的来，也同时就讲再见了。

那个黄昏，在窗口看着太阳落下远方紫色的群山，竟有些把持不住的感伤。既然如此，不必闲着，就开始大扫除吧！

“喂，你，当心摔下来呀！”一个邻居走过我的墙外，我正吊在二楼的窗子外面擦玻璃。

“本来是不会跌下去的，给你这一叫，差一点吓得滑了脚，快别叫了。”我凶了那个不认识的男人一句。

“拿梯子来站呀！哪有反钩在窗框子上的人呢？”

“一下就好啰！”我说。

“你的房子不是卖了吗？还打扫做什么？”

我笑睇了那不识的人一眼，说：“我高兴。”

那个黄昏，只要有邻居散步走过我的房子，都可以看见我吊在不同方向的窗子外面，在用力清洗那并不算脏的玻璃。

好，做了事情，没得闲愁了，干脆一直做到天亮也罢。

厨房中的每一个抽屉都给打开了，把那些刀叉和汤匙排成军队被阅兵时那么整齐，当然，先用干绒布将它们擦得雪亮的。

一切的中国药品，一件一件被放到信封中去，封套上写明了治什么病，如何用法，也给放在柜子里站好。米可会喜欢这些中国药。

那些各式各样的酒杯，再被冲洗一次，拿块毛巾照着灯光将它们擦到透明得一如水晶，再给轻轻放下，不留一个指纹在上面。

所有的食谱和西班牙文的食物做方，都给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靠在厨房书架上面。

那个炉子，本身就是干干净净的，还是拿了一支牙刷，沾上去污粉，在出火口的地方给它用力去擦。除烟机的网罩并没有什么油渍，仍然拆下来再洗一次。

冰箱的背后可能藏着蜘蛛网，费了好大的气力给拖出来，把那个死角好好查了一下——果然有些灰尘。那么炉子下面呢？好了，这一回拖炉子了。炉子边上有那么一片老油渍，沾了汽油洗得手开始发红，而太阳又从客厅窗外的大海上跳了出来，这间厨房还不算数。

把厨房的窗帘给取下来，洗衣机水力不够，不能用，就用手洗吧。这么一弄，第二天也就来了。

我轻叹了口气，对自己说：“还有八天。”

我阖着眼睛躺在床上，院子里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地来吃面包渣子了。

那几天，白天默默地一间一间打扫，黄昏一家一家地去看朋友。有吃的时候，吃些东西，没吃的时候，喝些水。总之那个全新的厨房已经不再算是我的，舍不得去做一顿饭吃，免得污染了那连干燥花都插好了的美丽厨房。

进客厅的地方给放上了两三双拖鞋，有朋友来，我就喊一声：“脱鞋！当心我雪亮的地！”

那个地，原先亮成半个门框的倒影贴在地上，现在给擦成整个房间家具的倒影都在里面，踏上去有若镜花水月，一片茵梦湖似的，看了令人爱之不舍。而我，一天一天地计算，还有五天了，还有四天了，还有三天了。

在走之前，坚持璜和米可不能够来这幢房子，不要他们来，直到我上了飞机。

“Echo，我不爱穿拖鞋，光脚可不可以进来？”

邻居甘蒂的女儿奥尔加可怜兮兮地站在客厅外面喊着我。我笑着跑过去把她抱起来，不给她踏到地面，把她抱到长沙发上去放着。她，双手缠着我的脖子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们两个人靠着肩坐着，还是半抱着她。

“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睡在我床上？”我亲亲她金色的头发，奥尔加用力点头。

“那时候，你才五岁，你哥哥七岁，爸爸妈妈要去跳舞，你们就来跟我过夜。记不记得早上我不许你起床，直到我自己睡够了？”我又问。

奥尔加咯咯地又笑，拼命点头。

“你现在几岁？”我推了她一下。

“十一。”

“那都七年了？”我说。

“对嘛！”她说。说着说着，奥尔加拿出一个信封来，抽出两张照片，说：“这个你带回去给陈爸爸和陈妈妈，叫他们早点回来看我。”

我沉默了一下，问她：“你真的还记得他们？”

奥尔加慢慢地点头。

“那你还记得另外一个人啰？也是我们家的。”我说。

她又点点头。

“他哪里去了？”

“天上。”

我把下巴顶在奥尔加的头发上，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摇晃。

“Echo要走了，你知道吧！”

小人没有动，斜过去看她，她含着好满的一眶眼泪。

“来！”我紧紧抱住她，把她靠在我肩上。

“来——让Echo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有关另外一个星球的故事，跟E.T.那种很像的——”

“听不听？”我微笑着把奥尔加推开一点，看住她的大眼睛，又对她鼓励地笑一笑，这才再把她抱着，一如小时候哄她睡时一样。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快到月亮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民族，叫中国。那儿的人，在古老古老的时代，就懂得天空里所有的星星，也知道用蚕吐的丝，织出美丽的布料来做衣服。在那个国家里，好多好多的人跟我们这边一样，在穿衣、吃饭、唱歌、跳舞，有时候他们会哭，因为悲伤，有时候他们笑，并不一定为了快乐——”

“你就是中国过来的。”奥尔加轻轻地说。

“真聪明的孩子——有一年，中国和日本打了好久好久的仗，就在两边不再打的时候，一个小婴儿生了下来，她的父亲母亲就叫她平，就是和平的意思——那是谁呢？”

“你——”奥尔加说，双手反过来勾在我的颈子上。

“对啦！那就是我呀！有一天，中国神跟加纳利群岛天上的神去开会了，他们决定要那个叫做平的中国女人到岛上来认识一个好美丽的金发女孩子——”

“我出来啦？”奥尔加仰头问。

“听下去呀——神说：叫这两个人去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等到七年以后，才可以分开。亲爱的——你，现在我们认识七年满啰，那个中国神说——嗳，中国的回中国去吧，走啰！走啰！还有三天了，不能再赖了。你看E.T.不是也回他的星球去了——”

奥尔加瞪住我，我轻轻问她：“今晚如果你留下来，可以睡在我的床上，要不要？”

她很严肃地摇摇头：“你不是说只有七年吗？我们得当心，不要数错了一天才好。”

“那我送你回家，先把眼泪擦干呀！来，给我检查一下。”

我们默默地凝视了好一会儿，这才跑到门口去各自穿上鞋子，拉着手，往甘蒂家的方向走去。

那个孤零零的晚上，为着一个金发的小女孩，我仰望天空，把那些星月和云，都弄湿了。

是的，我们要当心，不要弄错了日子。

神说——还有两天了。

银行的那扇门——经理室的，在我又进去的时候被我顺手带上了。坐在米盖的对面，缴在桌上的是两张平平的美金本票，而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现金。

“你怎么变的？”米盖笑了起来。

也不讲，轻轻叹了口气。

“请你把这两张支票再换成西币。”我说。

“什么？”

“想了一下，觉得，留下来也好，台湾那边不带去了。”

“换来换去已经损失了好多，现在再换回来，凭空亏了一笔，为什么？”

“三年前，我们不是有个约定吗？你忘了，亲爱的朋友。”我轻轻说。

“约定，也不过是两个人一生中的七天。”米盖苦笑了一下。

“而且在十年之后。”我笑着笑着，取了他烟盒里一支烟，说，“一九九三年，夏天，瑞士。”

米盖把头一仰，笑着伤感：“你看我头发都白了。”

“那时候，如果不死，我也老了。”我说。

“没关系，Echo，没关系，我们不是看这些的，我——”

我把左手向他一伸，那几颗小钻镶成的一圈戒指，就戴在手上，我说：“戴到一九九三年，夏天过后，还给你，就永别了。”

“在这之前，你还回来吗？”

我叹了口气，说：“先弄清这些支票，再拿个存折吧！去弄。”

外面的朋友，银行的，很快替我弄清了一切，签了字，门又被他们识相地带上了。

“我走了。”我站起来，米盖走到我身边，我不等他有什么举动，把那扇门打开了。

“我要跟他们告别，别送了。”我向他笑一笑，深深地再看了这人一眼。重重地握了一下手，还是忍不住轻轻拥抱了一下。

银行的朋友，一个一个上来，有的握手，有的紧紧地抱住我，我始终笑着笑着。

“快回来喔，我们当心管好你的钱。”

我点点头，不敢再逗留，甩一下头发，没有回头地大步走出去。背后还有人在喊，是那胖子安东尼奥的声音——“Echo，快去快回——”

第二天清晨，起了个早，开着车子，一家花店又一家花店地去找，找不到想要的大盆景，那种吊起来快要拖到地的凤尾蕨。

最后，在港口区大菜场的花摊上，找到了一根长长头发披着，好大一盆吊形植物，西班牙文俗称“钱”的盆景。也算浪漫了，可是比不上蕨类的美。

我将这盆植物当心地放在车厢里，怕它受闷，快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毡、桌布拿出来重新折过，每一块都折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地走，那种，没有眼泪地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地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地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插好了的鲜花边，写着：

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Echo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儿见啰！”“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地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地来，空空地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

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嘘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地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地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

重建家园

⋒
新天新地
⋓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拼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

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快走，草里都是蚊子。”达尼埃说。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顶一指，就在那没有断裂的梁下，两盏细布中国纱灯就吊在那儿。

“太脏了！你还要？”

“是很脏，但是可能用水洗干净。”

“不许拿。”达尼埃说。

我跳了几次，都够不上它们。达尼埃不帮忙，冷眼看着，开始生气。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张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过来，轻轻往吊着纱灯的细绳打了一下，那一对老灯，就落在我手里了。梁上哗哗地撒下一阵灰尘弄得人满身都是，达尼埃赶快跳开。

欢喜地观察了一下那一对灯，除了中国配色的大红大绿之外，一盏灯写着个“柯”姓，另一盏写着“李”。

我提着它们向歌妮跑去，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正想快乐地叫出来，一看身后达尼埃不太好看的脸色，很犹豫地只好“呀”了一声。

“走，前面有人家，我们讨水去冲一冲。”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地追着问。我笑着也不答。屋顶都烂了的空房子，大门也没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请来的呀！

向人借水洗纱灯，那家人好殷勤地还拿出刷子和肥皂来。没敢刷，怕那层纱布要破，只有细心地冲冲它们。干净些，是我的了。

“待会儿骑协力车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办法！”达尼埃无可奈何的样子叫着。他一向称我小姐姐的，哪里会怕他呢。

那辆协力车是三个人共骑的，在垦丁，双人骑的那种比较容易租到，我们一定要找一辆三个人的。骑来的时候，达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间，我最后。这么一来，在最后面的人偷懒不踩，他们都不知道。

向土产店要了一根绳子，把纱灯挂在我的背后，上车骑去，下坡时，风来了，灯笼就飞起来，好似长了翅膀一样。土产店的人好笑好笑地对我用台语说：“这是古早新嫁娘结婚时带去男家的灯，小姐你捡了去，也是马上会结婚的哦！”歌妮问：“说什么？”我说：“拿了这种灯说会结婚的。”“那好呀！”她叫起来。达尼埃用德文讲了一句：“神经病！”就拼命踩起车子来了。

我们是清早就出发的，由垦丁的“青年活动中心”那边向灯塔的方向骑，等到饿了，再骑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一间清洁的小食店里，我们三个人占了三张椅子，那第四张，当心地放着两盏看上去还是脏兮兮的灯笼。达尼埃一看见它们就咬牙切齿。

点了蛋炒饭和冷饮。冷饮先来了，我们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另外四个客人，在我们的邻桌坐下来。应该是一家人，爸爸、妈妈，带着十五六岁的一对女儿。

当时我们正为着灯在吵架，我坚持那辆小喜美还装得下东西，达尼埃说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灯丢到海里去。

进来了别的客人，我们声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敌视着，恨恨的。

就因为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听见邻桌的那个爸爸，用着好和蔼好尊重的语调，在问女儿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那种说话的口吻，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教养、关怀、爱和包涵。

很少在中国听见如此可敬可亲的语气，我愣了一下。

“别吵了，如果你们听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讲话的态度，听了都是享受，哪里像我们。不信你听听，达尼埃。”我拍打了达尼埃一下。

“又听不懂。”歌妮听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结论是，那个妈妈长得很好看，虽然衣着朴素极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偷看邻桌的四个人。

歌妮会讲不太好的英文，达尼埃一句也不会。歌妮又爱跟人去讲话，她把身子凑到那一桌去，搭讪起来啦！

那桌的爸爸也听见了我们起初在讲德文，他见歌妮改口讲英文，就跟她讲起某一年去德国旅行的事情来。

说着说着，那桌年轻极了的妈妈，笑着问我：“是三毛吧？”我欣喜地赶快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结交这一家人。他们的衣着、谈吐、女儿、气质，都是我在台湾少见的一种投缘，很神秘的一种亲切，甚而有些想明白地跟他们讲，想做一个朋友，可不可以呢？

后来，我们开始吃饭，我一直愣愣地看着那两盏死命要带回台北的灯笼。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讲：“我要把这两盏灯，送给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疯了！疯啦！”达尼埃这才开始护起灯来。

“没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欢他们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么鬼？”达尼埃说。

“要送。他们是同类的那种人，会喜欢的，我在旅行，只有这个心爱的，送给他们。”

当我表示要把灯送给那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很客气地推辞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当他们答应收下的时候，我又大大地欢喜了一场。忘了，这只是两盏脏得要命的老灯笼，还当宝贝去送人呢。

分别的时候，交换了地址，一下发现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四段，只差几条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地惊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认识了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认识了在实践家专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又认识了他们的一对女儿——依缦、依伶。

再惊喜地发现，那些侄女们的儿童书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园》《小琪的房间》，这些书籍里的图画，都是陈寿美老师的作品。

为什么直觉地喜欢了这家人，总算有了一部分的答案——我爱教书的人，我仰慕会画画的人。虽然他们是留学美国的，我也很接受。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国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节。

在机场挥泪告别了达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进箱子，暂别了父母，飞向美国加州去。那时，还在教书的，抢着寒假的时间，再请老同学代课到春假，使我在美国得到了整整六个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为燃烧性的狂热投入，使得教书的短短两个学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体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条。

美国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可爱的妹妹赖依伶，送来了一大棵包心菜，说是去横贯公路上旅行时买下来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来信，告诉我：“你的朋友赖老师一家带了朋友来清泉，还给我买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给依伶，她的来信已经埋伏在我的信箱里了。厚厚的一封，细细小小的字，写了好多张，又画了地图，将她和全家人去横贯公路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出来。最后，把那些沿途乱丢垃圾的游客大骂了一顿，又叫我以后写文章也应该一起来骂。我深以为是。

这一家人，以后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岁吧，跟我通起信来。

休息了六个星期，忘不了学校和学生，急急赶了回来，务必教完了下学期才离开。我日日夜夜地改作业，人在台北，却没有去赖家探望。他们体恤我，连依伶都不叫写信了。

那个学期没能教完，美国的医生叫我速回加州去开刀。我走了，搬出了教职员宿舍，搬去母亲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把书籍安置妥当，和心爱的学生道了再见。

妈妈的公寓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底的地方，叫做“名人世界”，二十三坪，够住了。我一个人住。

邻居，很快地认识了，左邻、右舍都是和蔼又有教养的人。不很想走，还是抱着衣服，再度离开台湾到美国去。

“家”这个字，对于我，好似从此无缘了。

在美国，交不到什么朋友，我拼命地看电视，一直看到一九八四年的年底。

“当我知道隔壁要搬来的人是你的时候，将我吓死了！”少蓉，我的紧邻，压着胸口讲话。我嘻嘻地笑着，将她紧紧地一抱，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先生。

“名人世界”的八楼真是好风好水，邻居中有的在航空公司做事，有的在教钢琴，有的教一女中，有的在化工厂做事。有的爱花，有的打网球，李玉美下了班就写毛笔字。这些好人，都知道我的冰箱绝对是真空的，经过我的门口，食物和饮料总也源源不绝地送进来“救济难民”。

我的家——算做是家吧，一天一天地好看起来，深夜到清晨也舍不得睡的。大厦夜班的管理员张先生，见了我总是很痛惜地说：“昨天我去巡夜，您的灯又是开到天亮，休息休息呀！身体要紧。”他讲话的语气，我最爱听。

我不能休息，不教书了，写作就来，不写作时，看书也似抢命。

住在那幢大楼里，是快乐的，我一直对父母说：“从管理员到电梯里的人，我都喜欢。妈妈，如果我拼命工作存钱，这个公寓就向你和爸爸买下来好不好？”他们总是笑着说：“你又绝对不结婚，也得存些钱养老。妈妈爸爸的房子给小孩子住也是天经地义的，安心住着，每天回家来吃晚饭才是重要，买房子的事不要提了。”

每天晚上，当我从父母家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时，只要钥匙的声音一响，总有哪个邻居把门打开，喊一声：“三毛！回来了吗？早点睡喔！”

我们很少串门子，各做各的事情，可是，彼此又那么和睦地照应着。

“名人世界”里真的住了一个我敬爱的名人——孙越，可是很少看见他。一旦见了，欢天喜地。

我的朋友，由大楼一路发展出去，街上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杯子的、卖画的、卖书的。小食店的、自助洗衣店的、做饺子的、改衣服的、药房、茶行、金店、文具……都成了朋友，三五日不见，他们就想念。

我不想搬家，但愿在台湾的年年月月，就这么永远地过下去。

“三毛姐姐：我们快要搬家了，是突然决定的。那天，妈妈和我到延吉街附近去改裤子，看见一家四楼的窗口贴着‘出售’的红纸，我们一时兴起，上去看了一下，妈妈立即爱上了那幢房子。回来想了一夜，跟爸爸商量后，就去付了定金，所以我们现在的家就要卖了。如果你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楼和屋顶花园，以后卖掉就看不到了，如果你能来——”

看着依伶的信时，已是一九八五年的二月了，正好在垦丁相识一年之后。这一年，常常想念，可是总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想去，他们那方面呢，怕我忙，不敢打扰，都是有教养的人，就那么体恤来体恤去的，情怯一面。

看了信，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请问可不可以当天晚上就去赖家坐一下？那边热烈地欢迎我，约好在一家书店的门口等。我从父母家吃过晚饭，才走三分钟，就看见了依伶的身影。

再走三分钟，走到一排排如同台北市任何一种灰色陈旧的公寓巷子里，就在那儿，依伶打开了楼下公用的红门，将我往四楼上引。

那儿，灯火亮处，另外三张可亲的笑脸和一双拖鞋，已经在等着我了。

进门的那一霎间，看见了柔和的灯光、优雅的竹帘、盆景、花、拱门，很特别的椅子、钢琴、书架、鱼缸、彩色的靠垫……目不暇给的美和温暖，在这一间客厅里发着静静的光芒。

来不及坐下来，寿美将我一拉拉到她的卧室去，叫我看她的窗。即使在夜里，也看到，有花如帘，有花如屏，真的千百朵小紫花，垂在那面窗外。

“来看你的纱灯。”依缦对我说。我们通过曲折的拱门之外，穿过厨房，走到多出来的一个通道，有宽宽的窗台，那两盏灯，并挂在许多盆景里，而我的右手，一道木制的楼梯，不知通向哪儿？

“上去吗？”我喊着，就往上跑。

四楼的上面啊，又是一幢小楼，白色的格子大窗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花园。

我在哪里？我真的站在一幅画的面前，还是只不过一场梦？

花园的灯打开了，我试试看走出去，我站在红砖块铺的院子中间，而四周的墙、花坛，明明鹿港的风景。一丛丛蕨类草和一切的花果，散发着一种野趣的情调，而一切能爬墙的植物，贴着红砖墙往上野野而自由地生长着。有花，又有花，垂到地面。我摸摸树叶，发觉不是在一个梦里，我活活地看见了台北市中这神秘的一角，它竟然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父母家几步路外的巷子里。

“看这棵樱花。”寿美说。

我抬起头来，在那凸出的花坛里，一棵落尽了叶子的樱花，衬着台北市灰暗的天空。它那么高，那么骄傲而自信地生长着，它，那棵樱花树，好似在对我说话，它说：“我是你的，我将是你的，如果你爱我。”

那一刻，当我看见了樱花的一刻，我的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感动，我突然明白了上天冥冥的安排——在垦丁开始。

那个夜晚，当我终于和赖家的人，很自然又亲密地坐下来喝茶时，我捧着杯子，怯怯地问：“你们真的决定不住这儿了？”

他们看上去伤感又欢欣。他们说，付了定金的那幢比较大，也有屋顶小楼和花园，他们决定了，很不舍，可是决定搬了。

“有没有买主了？这一幢？”

“有，还是你间接的朋友呢，说是林云大师的弟子，说你们见过面的。还有另外两家人也来看过了，刊登卖屋的广告是在《国语日报》上的——我们喜欢这份报。”

“那位我间接的朋友，付了定金没有？”我说。

“这两天来付。”

“那我——那我——”我结结巴巴起来。

“三毛，我们绝对没有卖你房子的意思，我们只是请你来看一看，因为要搬家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很乱。一下子飞快地想了很多事情。

“可不可以给我四天的时间？可不可以向对方拖一拖？可不可以告诉我价格？可不可以——”我急着问，他们好似很不安，怕我错会是向我卖房子似的。

那夜，告别了这家可爱可亲的人，想到垦丁的偶遇，想到那和和乐乐的家庭气氛，想到他们的教养和亲切，想到这份“和气”充满的屋子，想到这就是接着了一份好风水，想到那棵樱花树……我突然想哭。吹着台北市冷冷的夜风，我想，在这失去了丈夫的六年半里，在这世界上，居然还出现了一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是活着的了。我还有爱——爱上了一幢小楼，这么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它，心里隐隐地知道，里面没有后悔。

回到“名人世界”，我碰到了教钢琴的林老师，她热烈地招呼我，我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恍恍惚惚地对她微笑又微笑。

都夜深了，进了温馨的屋子，拿起电话来就往父母家里拨。接电话的是爸爸。

“爸爸，我有事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生没有求过你，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我——”我越说越大声。

接电话的爸爸，突然听见这种电话，大概快吓死了。我猜，他一定以为我突然爆发出来要去结婚，不然什么事情会用这种口气呢？

“什么事？妹妹？”妈妈立即抢过了电话。

“妈妈——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我一定要它，妈妈，对不起，我要钱，我要钱……”

“你慢慢讲啊——不要哭嘛——要不要我马上过来？你不要哭呀——”

“一幢房子，有花的，我想要，妈妈，请你答应我——”

“看上了一幢房子？也不必急呀！明天你来了再讲嘛，电话里怎么讲呢？你这么一哭怎么睡觉呢？明天妈妈一定听你的，慢慢讲——”

“可是我的钱都在西班牙呀，妈妈，我要钱我要钱我现在就要钱——”

“要钱大家可以想办法，你不要哭呀——”

“那你一时也没有那么一笔钱，我们怎么办嘛？！”

“你那么坚持，明天爸爸妈妈同你一起去看，是不是依伶、依缦家的那幢呢？”

“是——我要。你们看不看我都要定了，可以先去贷款，再叫西班牙银行汇过来，不然我——”

“不要急嘛！吓死人了！你听话，不要激动，洗一个热水澡，快快去睡，明天——”

“什么明天？妈妈，你亲眼看到的，我什么都没有真心要过，现在我要了而我一时没有你们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我急不急呢西班牙那边是定期的还要等期满，那我——”

“妹妹，你安静、安静，爸爸有存款，你不要急成这种样子，安静下来，去吃安眠药。爸爸这点钱还有，答应你，不要心乱，去睡觉。不过爸爸还是要去看过。”爸爸在分机讲话，我听见了，大声抽了一口气，说了一个“好”，又讲：“对不起。”

“爸爸，你看那棵樱花，你看。”

爸爸站在赖家的小楼门口，探头向院子里看了一看，和蔼地说：“看见了！看见了！”

他哪里看见什么花呢，他看见的是女儿在恋爱的一颗心。

爸爸妈妈初见赖老师、寿美、依缦。而依伶，因为送包心菜去过，是认识的。爸爸妈妈喜欢上了这家人。其实，两家人很像。

妈妈开始谈起一同去代书那儿办过户的事情，赖家的人，给了我一幢他们也是心爱的房子，那种表情，谦卑得好似对不起我似的。他们一定要减价，说是房子给了我，他们心里太快乐了。我们一定不肯他们减价，赖老师很坚持，不肯多讲，一定要减。

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地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啰！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地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地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拼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地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画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

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看到一套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插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地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

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地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羞涩地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

“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

“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插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找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地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地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

“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坐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

“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

“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地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拼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

“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

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地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地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上才结一次账。不要客气，做工辛苦，一定要去拿水喝，不然我要难过的，好吗？好吗？让我请你们。”师傅们很久很久才肯点头，他们，很木讷的那种善良人。

我喜欢木匠，耶稣基督在尘世上的父亲不就是个木匠吗？

当，学弟将我的冷气用一个活动木板包起来，在出气口打上了木头的格子架时，我知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深，而他的太太，毓秀，正忙着我的沙发。我全然地将那份“信”，完全交托给这一对夫妇。而我，也不闲着，迪化街的布行里，一次又一次地去找花布，要最乡土的。

“那种，你们老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大花棉布，越土的越好。不，这太新了，我要更老的花色。”

最后，就在八德路的一家布行里，趴在桌子底下翻，翻出了的确是他们最老最不卖，也不存希望再卖的乡土棉布。

“小姐要这种布做什么？都不流行了。”

我快乐地向店员女孩挤一下眼睛，说：“是个秘密，不能说的。”

这一块又一块花色不同的棉布，跑到毓秀的手中去，一次又一次。窗帘，除了百叶之外，就用米色粗坯布。毓秀要下水才肯做，我怕她累，不肯。结果是仁定，在深夜里，替我把布放在澡缸里浸水，夫妇两个三更半夜的，把个阳台晒成了林怀民的舞台一样。

我看见了，当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信任的，受到了多大的鼓励。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如此反应，而我的学弟，他就是这样。

灯，是家里的灵魂，对于一个夜生活者来说，它绝对是的。什么心情，什么样的灯光，要求学弟在每一盏灯的开关处，一定加上调光器。

客厅顶灯，用了一把锯掉了柄的美浓雨伞，撑开来，倒挂着。请伞铺少上一道桐油，光线透得出来。客厅大，用中伞。卧室，另一把美浓纸伞灯，极大的，小房间反过来用大伞，我，就睡在它下面。

妈妈来看，吓了一跳，觉得太美了，又有些不放心。

“伞，散，同音，不好吧？”

“不，你看，伞（伞）字下面都是小人躲着，百子千孙的。再说，我一个人睡，跟谁去散呢？喂，妈妈，你要不要我百子千孙呢？”

“乱讲！乱讲！出去不要乱讲，什么生小孩子什么的——”

我笑倒在妈妈的肩上。我吓她：“万一我有了小孩呢？”“神经病！”“万一去了一趟欧洲回来有了个小孩呢？”我再整她。

妈妈平静地说：“我一样欢迎你回来。”

“好，你放心，不会有。”我大喊。

这一回，妈妈在伞灯下擦起眼睛来了。

这个家，一共装了二十盏灯，全不同，可是全配得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楼上楼下的。

植物在夜间也得打灯，跑去电器行，请我的朋友电工替我做了好多盏小灯。那时候，寿美，最爱植物的，也送来了一盏夹灯，用来照的，当然又是盆景。可是我还没有盆景。盆景是生命，等人搬过来的时候一同请进来吧。

我正由台南的一场演讲会上夜归。开车的是林蔚颖，他叫我陈姐姐。车子过了台中，我知道再往北上就是三义，那个木材之乡。

我怯怯地问着林蔚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去三义弯一下？只要十五分钟，你肯不肯呢？”

他肯了，我一直向他说谢谢、谢谢。

店都打烊了，人没睡，透着灯火的店，我们就去打门。也说不出要什么，一看看到一组二十几张树桩做成的凳子，好好看的。那位客气的老板说：“明天再上一次亮光漆，就送出去了。”我赶紧说：“不要再亮了，就这种光度，拜托分两个给我好不好？”他肯了，我们立即搬上汽车后座怕他后悔。

“那个大牛车轮，你卖给我好吗？”

“这个不行，太古老了，是我的收藏。”

我不说什么，站着不肯走。

旁边一位小姐，后来知道也是姓赖的，就指着对街说：“那边有卖好多牛车轮，我带你们过去，那个人大概睡了啦！让我来叫醒他。”

我就厚着脸皮催着她带路。

在濛濛的雾色里，用手电筒照来照去——我又多了两只牛车轮。加上自己早有的，三个了。他们真好，答应给运到台北来。

那两只随车带来的树根凳子，成了进门处，给客人坐着换鞋的东西，衬极了。

眼看这个家一点一点地成长、成形，我夜间梦着都在微笑。

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场辛苦工作后的纪念。

师傅们死不肯去签名，推说字不好看。我说我要的是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字好不好看有什么重要？他们太羞了，一定不肯。不能强人所难，我有些怅然地谢了他们，道了真心诚意的再见。

家，除了沙发、桌子、椅垫、灯光之外，架上仍是空的。学弟说：“这以后，要看你的了。你搬进来，我们再来看。”

要搬家了，真的可以搬了，我在夜晚回家去的时候，才去按了“名人世界”好几家人的门铃。

“要走了，大后天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一日为邻，终生为友，将来，你们来看看我？”

“怎么？那么突然？”林老师金燕叫了起来。

“不突然，只是我没说。”

“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说。

“去一个陌生的公寓多寂寞，不像我们这种大厦，开了门喊来喊去的。”林老师说。

“是会寂寞的，我先有了心理准备。”

“什么！三毛要走啦？！”走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起来。

我点点头，有些疲倦地笑着。

“我们请你吃饭！”“我们跟你帮忙！”“再多住一阵！”“我不喜欢你走！”“怎么那么突然？”

我一直说：“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大家还是难过了。没有办法，连我自己。

过了两个晚上，左邻、右舍、对门，全都涌到家里来。他们，一样一样的东西替我包扎，一包一包的书籍为我装箱，一次一次替我接听永远不给人安宁的电话，说——三毛不在家。

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姐都要来帮忙，我说不必来任何一个人，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手足，他们——嗳——

垦丁，纱灯，一棵樱花树，一幢天台的小楼，带着我的命运，离开了曾经说过但愿永远不要搬的房子。

那一天，六月一日中午，一九八五年。全家的人全部出动，包括小弟才五岁的女儿天明，一边在“名人世界”，一边在育达商校的那条巷子，跟着搬家公司，一趟一趟地在烈日下穿梭。星期天，老邻居也当然过来递茶递水。

我，好似置身在一个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显出了无比的亲密和团结。我累，我忙，可是心里被这份无言的爱，扎扎实实地充满着。

不后悔我的搬，如果不搬，永远不能体会出，有这么多人在深深地关爱着我。

新家一片大乱，爸爸做了总指挥，他太了解我，把挂衣服和放被褥的事情派给家中的女性——妈妈、姐姐、弟妹。把书籍的包裹，打开来，一堆一堆的书放在桌上、椅上、地板上，是弟弟们流着汗做的苦工。爸爸叫我，只要指点，什么书上哪一个架。什么瓶，在什么地方，我才发觉，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才一个人的。光是老碗和土坛子就不知有多少个，也不是装泡菜的，也不是吃饭的，都成了装饰。

腹稿事先打得好，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没有犹豫，弄到黄昏，书都上架了，这件大事一了，以后的细细碎碎，就只有自己慢慢去做了。

那一夜，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画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地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裸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尼日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和谐的一片美丽世界，它们不争吵。

照片，只放了两张，一张跟丈夫在晨雾中搭着肩一同走的挂书桌右墙。一张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独照放在床头。而后，拿出一大串重重的褐色橄榄木十字架，在另一面空墙上挂好，叹了一口气，看看天色，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阳光普照了。

电话响了，第一次新家的电话打来的是妈妈。“妹妹，你没有睡？”她说。

“没有，现在去花市。”我说。

“要睡。”

“要去花市，要水缸里有睡莲，要小楼上全是植物。”

“家，不能一天造成的，去睡！”

“妈妈，人生苦短，比如朝露——”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命令你睡觉！”

“好。”我答应了，挂掉电话，数数皮包里的钱就去拿钥匙，穿鞋子。

那个下午，我有了三缸莲花，满满一室青绿青绿的盆景。不行，我不能休息，地板得重擦一次，玻璃窗怎么不够明亮，屋顶花园还没有浇水，那盏唯一没有调光器的立灯得换成八十烛光的，书架上的书分类不够好……对不起你，妈妈，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睡觉，那我也就安心。

人生那么短，抢命似的活是唯一的方法，我不愿慢吞吞地老死。

“妹妹，你这次搬家，让妈妈爸爸送你一架电视机好不好？”父母同时说，我在他们家里。

“嗯——自己买，只买一架录放影机好了，从来不看电视的，不用电视机了。买录影机去租名片来看，这个我喜欢。”

“那你怎么看？”大弟吓了一跳似的。

“就用录影机看呀！”我奇怪地说。

“看哪里呀？”大弟叫了起来。

“就看好片子呀！”我也大惊。

“没有电视机，你想只用录影机看片子？！”

“有什么不对？”

“你白痴啦！嗳唷——”

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电视机和录影机的相联关系，这又大吃一惊。

过了三天，妈妈带了一个长得好整齐又和气的青年人来，他带来了电视机和录放影机，我只有将它们放在屋内最不显眼的角落。

那个青年人，装好天线，热心地教我怎么使用。我的问题多，他一样一样耐心给我讲解。我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叫他小张好了。

小张又来过两次，都是因为我太笨，他教过的就给忘了。那一阵睡眠不足，记忆力立即丧失一半，我知道，眼看精神崩溃就在面前了。

那个录影机，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每个星期，我放自己三小时假，看影片。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仍然交给了要写的歌词、家事，还有三更半夜小院里的静坐。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又想到小张，没过几个月，杉林溪那边峡谷崩石，压死了许多游客，小张的尸体，是最后给认出来的一个。

小张接的天线，成了他和我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永远不会把这条线拆掉。他的死，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对于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更加地去热爱它。

“你呀——把那个家当成假的，有空走过去玩玩，洒洒花，就好了。晚上还是回来吃饭、睡觉。”妈妈说。

“那怎么行，它明明是真的。”我说。

“夜里我想想你，怕你寂寞，那边没有熟邻居，太静了。”

“妈妈，我好早就出国的，习惯了，你何必自苦？”

妈妈擦擦眼睛不再说什么。

突然发觉，寂寞的可能是她。爸爸整天上班，我不要她操心，姐弟各自成家立业——而妈妈，整天一个人，守着那几盘菜，眼巴巴等着黄昏过尽，好有人回来吃饭。这就是她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妈妈。

“妈妈，明年夏天，我去西班牙，把那边完全结束，永远回来了好吗？”

“真的？”妈妈一愣。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又点点头，我借故走到浴室去。

夜里，爸爸看完了电视新闻，我试探地说：“爸爸，空军医院对面在盖一幢大厦，明年交屋，我们散步过去看看样品屋怎么样？不买，只是参观参观。”

他们上当了，跟了我去。

“你们看，五十六坪，四房两厅，分期付，还有贷款，住高楼视线也辽阔，又凉快……”我说。

“装修费，我西班牙卖了房子够了，还有一笔定期，再把你们现在太旧了的公寓卖掉。如果有必要，我的新家也可以卖，莲花也不必了，只养蚊子的。爸爸妈妈，你们苦了一生，理所当然应该在晚年住一幢过得去的房子——”

“我们两个老人，何必搬呢？将来——听说内湖的松柏山庄什么的不错，最好的养老院了。”

“什么话，你们住养老院那我靠谁？”我叫了起来。

爸爸突然很快慰，立刻拿出定金，说好第二天再开支票给出售的公司，就定了下来。

爸爸买了一幢新房子，突然而然的，只为了我说：“如果你们进养老院那我靠谁？”

再没有这句话使父母更高兴的了，就因为这样，他们的内心，不会因为儿女的各自分飞而空虚。

“那你将来，明年，房子好了，就跟我们住了？”

“当然嘛，那一幢小楼，不过是我的任性而已呀——现在告诉你们真话了，我哪里在乎它呢。”我笑了起来。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那个夜晚的对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下飞机，全家人都在接，除了爸爸。

处理掉了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我换机、换机再换机、换机，一路不停地飞回了台湾。

坐在弟弟的车里，他递上来一个信封，是英文的，爸爸漂亮极了的书法，写着——给我的女儿。

打开来一看，又是英文信，写着：

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我不能亲自来机场接你。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了，切望你的心里，不要藏着太多的悲伤，相反的，应该仰望美好的未来。

这一次，你在加纳利岛上处理事情的平静和坚强，使爸爸深感骄傲。我在家中等着你的归来。

爱你的父亲

我看了，不说什么，将信放入口袋中去。

知道爸爸不肯在中文里用这些字，他用英文写出“亲爱的女儿”和“爱你的爸爸”自然而然，而这种出自内心的深情，要他用中文来表达，是很羞涩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去写英文的道理。

回家了，仍睡父母的旧家。

大睡了一天一夜，起床后正是一个星期天的黄昏。爸爸妈妈等着我醒来，迫不及待地带着我走向他们的那幢新房子。在一大堆水泥、砖块、木材的工地上，爸爸指着第十四层楼，对我说：“看见了没有？左边那一个阳台，就是我们未来的家。现在我们走上去看里面，爸爸在地上画了粉笔印子代表家具和橱柜的位置，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合不合意，我们才开始装修。明年春天，我们可以搬进去了，计划做好多好多书架给你放书——”

我听着听着，耳边传来了一年以前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向爸爸说：“爸爸，你看那棵樱花，看见没有，那棵樱花？”

我有一些恍惚，我的小楼、我的睡莲、我的盆景、书、娃娃、画、窗外的花帘、室内的彩布、石像、灯、铜器、土坛……“我的家——我的生命”，都在眼前淡去。它们渐行渐远，远到了天边，成为再也看不见的盲点。

我紧紧地拉住妈妈的手，跟她说：“当心，楼梯上有水，当心滑倒。爸爸，你慢慢走，十四楼太高，这个电梯晚上怎么不开……前面有块木板，看到了？不要绊了——”

分别二十年后的中秋节，我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每天夜里去看一次那幢即将成为我们的家。我常常有些恍惚，觉得这一切，都在梦中进行。而另一种幸福，真真实实的幸福，却在心里滋长，那份滋味，带着一种一切已经过去了的辛酸，疲倦、安然地释放，也就那么来了。

“我们去你家玩，小姑，好不好？”

小弟的孩子天明、天白叫喊着。

“什么家？”

“那个嘛！有屋顶花园又有好多梯子的家嘛！带我们去玩好不好？”

“好呀！不过那只是个去玩玩的地方，可以去浇花。那不再是小姑的家了。”

“那你的家在哪里？”

“阿Iㄚ、阿娘（注：Iㄚ读yà，阿Iㄚ、阿娘是宁波话中祖父、祖母的意思。）住在哪里，小姑的家就在哪里。”

“哦——好可惜啊——”天明叫着。

“不可惜，明天我们就去看它——那个屋顶花园。我们一起去浇水玩好不好？不能赖喔——来，勾勾手指，明天一定去——”

版权信息

书名：万水千山走遍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1-01

ISBN：978-7-5302-1475-6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大蜥蜴之夜
街头巷尾
青鸟不到的地方
中美洲的花园
美妮表妹
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药师的孙女——前世
银湖之滨——今生
索诺奇——雨原之一
夜戏——雨原之二
迷城——雨原之三
逃水——雨原之四
高原的百合花
智利五日
情人
悲欢交织录
但有旧欢新怨
夜半逾城
附录

大蜥蜴之夜

墨西哥纪行之一

当飞机降落在墨西哥首都的机场时，我的体力已经透支得几乎无法举步。长长的旅程，别人睡觉，我一直在看书。

眼看全机的人都慢慢地走了，还让自己绑在安全带上。窗外的机场灯火通明，是夜间了。

助理米夏已经背着他的东西在通道边等着了。经过他，没有气力说话，点了一点头，然后领先出去了。

我的朋友约根，在关口里面迎接，向我高举着手臂。我走近他，先把厚外套递过去，然后双臂环向他拥抱了一下。他说：“欢迎来墨西哥！”我说：“久等了，谢谢你！”

这是今年第四次见到他，未免太多了些。

米夏随后来了，做了个介绍的手势，两人同时喊出了彼此的名字，友爱地握握手，他们尚在寒暄，我已先走了。

出关没有排队也没有查行李。并不想做特殊分子，可是约根又怎么舍得不使用他的外交特别派司？这一点，是太清楚他的为人了。

毕竟认识也有十四年了，他没有改过。

“旅馆订了没有？”我问。

“先上车再说吧！”含含糊糊的回答。

这么说，就知道没有什么旅馆，台北两次长途电话算是白打了。

在那辆全新豪华的深色轿车面前，他抱歉地说：“司机下班了，可是管家是全天在的，你来这儿不会不方便。”

“住你家吗？谁答应的？”改用米夏听不懂的语言，口气便是不太好了。

“要搬明天再说好吗？米夏也有他的房间和浴室。你是自由的，再说，我那一区高级又安静。”

我不再说什么，跨进了车子。

“喂！他很真诚啊！你做什么一下飞机就给人家脸色看？”米夏在后座用中文说。

我不理他，望着窗外这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出神，心里不知怎么重沉沉的。

“我们这个语文？”约根一边开车一边问。

“英文好啰！说米夏的话。”

说是那么说，看见旁边停了一辆车，车里的小胡子微笑着张望我，我仍是忍不住大喊出了第一句西班牙文——“晚安啊！我的朋友——”

这种令约根痛恨的行径偏偏是我最爱做的，他脸上一阵不自在，我的疲倦却因此一扫而空了。

车子停在一条林荫大道边，门房殷勤地上来接车，我们不必自己倒车入库，提着简单的行李向豪华的黄铜柱子的电梯走去。

约根的公寓，他在墨西哥才安置了半年的家，竟然美丽雅致高贵得有若一座博物馆，森林也似的盆栽，在古典气氛的大厅里，散发着说不出的宁静与华美。

米夏分配到的睡房，本是约根的乐器收藏室，里面从纸卷带的手摇古老钢琴、音乐匣、风琴，到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古古怪怪可以发声音的东西，都挂在墙上。

我被引着往里面走，穿过一道中国镶玉大屏风，经过主卧室的门外，一转弯，一个客房藏着，四周全是壁柜，那儿，一张床，床上一大块什么动物的软毛皮做成的床罩静静地等着我。

“为什么把我安置在这里？我要米夏那间！”

我将东西一丢，喊了起来。

“别吵！嘘——好吗？”约根哀求似的说。

心里一阵厌烦涌上来，本想好好对待他的，没有想到见了面仍是连礼貌都不周全，也恨死自己了。世上敢向他大喊的，大概也只有我这种不买账的人。

“去小客厅休息一下吗？”约根问。

我脱了靴子，穿着白袜子往外走，在小客厅里，碰到了穿着粉红色制服、围洁白围裙的墨西哥管家。

“啊！您就是苏珊娜，电话里早已认识了呀！”

我上去握住她的手，友爱地说着。

她相当拘谨，微屈了一下右脚，说：“请您吩咐——”

约根看见我对待管家不够矜持，显然又是紧张，赶快将苏珊娜支开了。

我坐下来，接了一杯威士忌，米夏突然举杯说：“为这艺术而舒适的豪华之家——”

对于这幢公寓的格调和气派，米夏毫不掩饰他人全然的沉醉、迷惑、欣赏与崇拜。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公平地说，这房子毕竟是少见的有风格和脱俗。而米夏的惊叹却使我在约根的面前有些气短和不乐。

“阿平，请你听我一次话，他这样有水准，你——”米夏忍不住用中文讲起话来。

我假装没有听见，沉默着。正是大梦初醒的人，难道还不明白什么叫做盖世英雄难免无常，荣华富贵犹如春梦吗？

古老木雕的大茶几上放着我的几本书，约根忙着放《橄榄树》给我们听。这些东西不知他哪里搞来的，也算做是今夜的布景之一吧，不知我最厌看的就是它们。

波斯地毯，阿拉伯长刀，中国锦绣，印度佛像，十八世纪的老画，现代雕塑，中古时代的盔甲，锡做的烛台、银盘、铜壶——没有一样不是精心挑选收集。

“收藏已经不得了啦！”我说，衷心地叹了口气。

“还差一样——你猜是什么？”他笑看着我，眼光中那份收藏家的贪心也掩饰不住了。

刚刚开始对他微笑的脸，又刷一下变了样子。

我叹了口气，坐在地毯上反手揉着自己的背，右肩酸痛难当，心里一直在对自己说：“我试了！试了又试！再没有什么不好交代的，住两日便搬出去吧！”

约根走去打电话，听见他又叫朋友们过来。每一次相聚，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拿我显炫给朋友们看，好似一件物品似的展览着。

米夏紧张地用中文小声说：“喂！他很好，你不要又泄气，再试一次嘛！”

我走开去，将那条苍苍茫茫的《橄榄树》啪一下关掉，只是不语。

旅程的第一站还没有进入情况，难缠的事情就在墨西哥等着。这样的事，几天内一定要解决掉。同情心用在此地是没有价值的。

门铃响了，来了约根的同胞，他们非常有文化，手中捧着整整齐齐的十几本书和打字资料，仔细而又友爱地交给我——全是墨西哥的历史和地理，还有艺术。

我们一同谈了快三小时，其实这些上古和马雅文化，在当年上马德里大学时，早已考过了，并没有完全忘记。为了礼貌，我一直忍耐着听了又听——那些僵死的东西啊！

他们不讲有生命的活人，不谈墨西哥的衣食住行，不说街头巷尾，只有书籍上诉说的史料和文化。而我的距离和他们是那么的遥远，这些东西，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是来活一场的。

“实在对不起，米夏是我的助理，这些书籍请他慢慢看。经过二十多小时的飞行，我想休息了！”

与大家握握手，道了晚安，便走了。

米夏，正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年龄，新的环境与全然不同的人仍然使他新鲜而兴奋。留下他继续做听众，我，无法再支持下去。

寂静的午夜，我从黑暗中惊醒，月光直直地由大玻璃窗外照进来。床对面的书架上，一排排各国元首的签名照片静静地排列着，每张照片旁边，插着代表元首那国的小旗子。

我怔怔地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照片对峙着，想到自己行李里带来的那个小相框，心里无由地觉着没有人能解的苍凉和孤单。

墨西哥的第一个夜晚，便是如此张大着眼睛什么都想又什么都不想地度过了。

早晨七点钟，我用大毛巾包着湿头发，与约根坐在插着鲜花、阳光普照的餐厅里。

苏珊娜开出了丰丰富富而又规规矩矩的早餐，电影似的不真实——布景太美了。

“不必等米夏，吃了好上班。”我给约根咖啡，又给了他一粒维他命。

“是这样的，此地计程车可以坐，公共汽车对你太挤。一般的水不可以喝，街上剥好的水果绝对不要买，低于消费额五十美金的餐馆吃了可能坏肚子，路上不要随便跟男人讲话。低级的地区不要去，照相机藏在皮包里最好，当心人家抢劫——”

“城太大了，我想坐地下车。”我说。

“不行——”约根叫了起来，“他们强暴女性，就在车厢里。”

“白天？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里？”

“报上说的。”

“好，你说说，我来墨西哥是做什么的？”

“可以去看看博物馆呀！今天早晨给自己去买双高跟鞋，这星期陪我参加宴会，六张请帖在桌上，有你的名字——”

我忍住脾气，慢慢涂一块吐司面包，不说一句伤人的话。那份虫噬的空茫，又一次细细碎碎地爬上了心头。

约根上班之前先借了我几千披索，昨日下机没来得及去换钱。这种地方他是周到细心的。

推开米夏的房间张望，他还睡得像一块木头，没有心事的大孩子，这一路能分担什么？

为什么那么不快乐？右肩的剧痛，也是自己不肯放松而弄出来的吧！

苏珊娜守礼而本分，她默默地收桌子，微笑着，不问她话，她不主动地说。

“来，苏珊娜，这里是三千披索，虽说先生管你伙食费，我们也只在这儿早餐，可是总是麻烦您，请先拿下了，走的时候另外再送你，谢谢了！”

对于这些事情，总觉得是丰丰富富地先做君子比较好办事，虽说先给是不礼貌的，可是，这世界上，给钱总不是坏事。

苏珊娜非常欢喜地收下了。这样大家快乐。

“那我们怎么办？照他那么讲，这不能做，那又不能做？”

米夏起床吃早餐时我们谈起约根口中所说的墨西哥。

“低于五十美金一顿的饭不能吃？他土包子，我们真听他的？”我笑了。

“你不听他的话？他很聪明的。”米夏天真地说。

“认识十四年了，也算是个特殊的朋友，有关我半生的决定，他都有过建议，而我，全没照他的去做过——”我慢慢地说。

“结果怎么样？”米夏问。

“结果相反的好。”我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你去睡了，约根说，他想拿假期，跟我们在中美洲走五个星期，我没敢讲什么，一切决定在你，你说呢？”米夏问。

我沉吟了一下，叹了口气：“我想还是一个人走的好，不必他了，真的——”

“一个人走？我们两人工作，你却说是一个人，我问你，我算谁？”

“不知道，你拍你的照片吧！真的不知道！”

我离开了餐厅去浴室吹头发，热热的人造风一阵又一阵闷闷地吹过来。

米夏，你跟着自然好，如果半途走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要承当的是自己的前程和心情，又有谁能够真正地分担呢？

住在这个华丽的公寓里已经五天了。

白天，米夏与我在博物馆、街上、人群里消磨，下午三点以后，约根下班了，我也回去。他要伴了同游是不答应的，那会扫兴。

为着台北一份译稿尚未做完，虽然开始了旅程，下午仍是专心地在做带来的功课。

半生旅行飘泊，对于新的环境已经学会了安静地去适应和观察，并不急切于新鲜和灿烂，更不刻意去寻找写作的材料。

这对我来说，已是自然，对于米夏，便是不同了。

“快闷死了，每天下午你都在看译稿，然后晚上跟约根去应酬，留下我一个人在此地做什么？”米夏苦恼地说。

“不要急躁，孩子，旅行才开始呢，先念念西班牙文，不然自己出去玩嘛！”我慢慢地看稿，头也不抬。

“我在笼子里，每天下午就在笼子里关着。”

“明天，译稿弄完了，寄出去，就整天出去看新鲜事情了。带你去水道坐花船，坐公车去南部小村落，太阳神庙、月神庙都去跑跑，好吗？”

“你也不只是为了我，你不去，写得出东西来吗？”米夏火起来了。

我笑看着这个名为助理的人，这长长的旅程，他耐得住几天？人生又有多少场华丽在等着？不多的，不多的，即使旅行，也大半平凡岁月罢了。米夏，我能教给你什么？如果期待得太多，那就不好了啊！

认真考虑搬出约根的家到旅馆去住，被他那么紧迫钉人并不算太难应付，只是自己可能得到的经验被拘束在这安适的环境里，就未免是个人的损失了。

决定搬出去了，可是没有告诉米夏，怕他嘴不紧。约根那一关只有对不起他，再伤一次感情了。

才五天，不要急，匆匆忙忙地活着又看得到感得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这一夜，那么前面的日子都不能引诱我写什么的，让我写下这一场有趣的夜晚，才去说说墨西哥的花船和街头巷尾的所闻所见吧！

不带米夏去参加任何晚上的应酬并没有使我心里不安。他必须明白自己的职责和身份，过分地宠他只有使他沿途一无所获。

再说，有时候公私分明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国籍不一样的同事，行事为人便与对待自己的同胞有些出入了。

那一夜，苏珊娜做了一天的菜，约根在家请客，要来十几个客人，这些人大半是驻在墨西哥的外交官们，而本地人，是不被邀请的。

约根没有柔软而弹性的胸怀。在阶级上，他是可恨而令人瞧不起的迂腐。奇怪的是，那么多年来，他爱的一直是一个与他性格全然不同的东方女孩子。这件事上怎么又不矛盾，反而处处以此为他最大的骄傲呢？

再大的宴会，我的打扮也可能只是一袭白衣，这样的装扮谁也习惯了，好似没有人觉得这份朴素是不当的行为。我自己，心思早已不在这些事上争长短，倒也自然了。

当我在那个夜晚走进客厅时，已有四五位客人站着坐着喝酒了。他们不算陌生，几个晚上的酒会，碰来碰去也不过是这几张面孔罢了。

男客中只有米夏穿着一件淡蓝的衬衫，在那群深色西装的中年人里面，他显得那么的天真、迷茫、兴奋而又紧张。冷眼看着这个大孩子，心里不知怎的有些抱歉，好似欺负了人一样。虽然他自己蛮欢喜这场宴会的样子，我还是有些可怜他。

人来得很多，当莎宾娜走进来时，谈话还是突然停顿了一会儿。

这个女人在五天内已见过三次了，她的身旁是那个斯文凝重给我印象极好的丈夫——文化参事。

她自己，一身银灰的打扮，孔雀似的张开了全部的光华，内聚力极强的人，只是我怕看这个中年女人喝酒，每一次的宴会，酒后的莎宾娜总是疯狂，今夜她的猎物又会是谁呢？

我们文雅地吃东西、喝酒、谈话、听音乐、讲笑话，说说各国见闻。不能深入，因为没有交情。为了对米夏的礼貌，大家尽可能用英文了。

这种聚会实在是无聊而枯燥的，一般时候的我，在一小时后一定离去。往往约根先送我回家，他再转回去，然后午夜几时回来便不知道了，我走了以后那种宴会如何收场也没有问过。

那日因为是在约根自己家中，我无法离去。

其中一个我喜欢的朋友，突然讲了一个吸血鬼在纽约吸不到人血的电影：那个城里的人没有血，鬼太饿了，只好去吃了一个汉堡。这使我又稍稍高兴了一点，觉得这种谈话还算活泼，也忍受了下去。

莎宾娜远远地埋在一组椅垫里，她的头半枕在别人先生的肩上，那位先生的太太拼命在吃东西。

一小群人在争辩政治，我在小客厅里讲话，约根坐在我对面，神情严肃地对着我，好似要将我吃掉一样地又恨又爱地凝视着。

夜浓了，酒更烈了，室内烟雾一片，男女的笑声暧昧而释放了，外衣脱去了，音乐更响了。而我，疲倦无聊得只想去睡觉。

那边莎宾娜突然高叫起来，喝得差不多了：“我恨我的孩子，他们拿走了我的享受，我的青春，我的自由，还有我的身材，你看，你看——”

她身边的那位男士刷一抽身站起来走开了。

“来嘛！来嘛！谁跟我来跳舞——”她大嚷着，张开了双臂站在大厅里，嘴唇半张着，眼睛迷迷濛濛，说不出是什么欲望，那么强烈地狂奔而出。

唉！我突然觉得，她是一只饥饿的兽，在这墨西哥神秘的夜里开始行猎了。

我心里喜欢的几对夫妇在这当儿很快而有礼地告辞了。分手时大家亲颊道晚安，讲吸血鬼故事给我听的那个小胡子悄悄拍拍我的脸，说：“好孩子，快乐些啊！不过是一场宴会罢了！”

送走了客人，我走回客厅去，在那个阴暗的大盆景边，莎宾娜的双臂紧紧缠住了一个浅蓝衬衫的身影，他们背着人群，没有声息。

我慢慢经过他们，坐下来，拿起一支烟，正要找火，莎宾娜的先生啪一下给我凑过来点上了，我们在火光中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说一句话。

灯光扭暗了，音乐停止了，没有人再去顾它。梳妹妹头发、看似小女孩般的另一个女人抱住约根的头，半哭半笑地说：“我的婚姻空虚，我失去了自己，好人，你安慰我吗——”

那边又有喃喃的声音，在对男人说：“什么叫快乐，你说，你说，什么叫快乐——”

客厅的人突然少了，卧室的门一间一间关上了。

阳台不能去，什么人在那儿纠缠拥抱，阴影里，花丛下，什么事情在进行，什么欲望在奔流？

我们剩下三个人坐在沙发上。

一个可亲的博士，他的太太跟别人消失了，莎宾娜的先生，神情冷静地在抽烟斗，另外还有我。

我们谈着墨西哥印地安人部落的文化和习俗，紧张而吃力，四周正在发生的情况无法使任何人集中心神，而我的表情，大概也是悲伤而疲倦了。

我再抽了一支烟，莎宾娜的先生又来给我点火，轻轻说了一句：“抽太多了！”

我不再费力地去掩饰对于这个夜晚的厌恶，哗一下靠在椅垫上，什么也不理也不说了。

“要不要我去找米夏？”这位先生问我，他的太太加给他的苦痛竟没有使他流露出一丝难堪，反而想到身边的我。而我对米夏又有什么责任？

“不！不许，拜托你。”我拉住他的衣袖。

在这儿，人人是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命和道路吧！米夏，你也不例外。

莎宾娜跌跌撞撞地走进来，撞了一下大摇椅，又扑到一棵大盆景上去。

她的衣冠不整，头发半披在脸上，鞋子不见了，眼睛闭着。

米夏没有跟着出现。

我们都不说话，大家窒息了似的熬着。

其实，这种气氛仍是邪气而美丽的，它像是一只大爬虫，墨西哥特有的大蜥蜴，咄咄地向我们吹吐着腥浓的喘息。

过了不知多久，博士的太太疯疯癫癫地从乐器室里吹吹打打地走出来，她不懂音乐，惊人的噪音，冲裂了已经凝固的夜。一场宴会终是如此结束了。

唉唉！这样豪华而狂乱的迷人之夜，是波兰斯基导演的一场电影吧！

那只想象中的大蜥蜴，在月光下，仍然张大着四肢，半眯着眼睛，重重地压在公寓的平台上，满意地将我们吞噬下去。

还有两个客人醉倒在洗手间里。

约根扑在他卧室的地毯上睡了。

我小心地绕过这些身体，给自己刷了牙，洗了脸，然后将全公寓的大落地窗都给它们打开来吹风。

拿了头发刷子，一间间去找米夏。

米夏坐在书房的一块兽皮上，手里在玩照相机，无意识地按快门，咔嚓一下，咔嚓又一下，脸上空空茫茫的。

我一面刷头发，一面喊了一声：“徒儿——”

“没做什么，真的——”米夏淡淡地说。

“这没什么要紧，小事情。”我说。

“可是我没有做——”他叫了起来。

“如果今夜我不在呢？”我叹了口气。

米夏不响，不答话。

“莎宾娜可怜——”他说。

“不可怜——”

“阿平——你无情——”

我慢慢地梳头发，没有解释。

“今夜够受了——”米夏喘了一口大气。

“有挣扎？”我笑了。

米夏没有笑，怔怔地点了点头。

“没有见识的孩子，要是真的事情来时你又怎么办？”我站起来走开了。

“阿平——”

“明早搬出去，旅馆已经打电话订了，这一种墨西哥生涯到此为止了，好吗？”我说。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墨西哥

街头巷尾

墨西哥纪行之二

这一趟旅行虽说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全然是未知，可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仍然算是有备而来的。

我的习惯是先看资料，再来体验印证个人的旅行。

这一回有关中南美的书籍一共带了四册，要找一家便宜而位置适中的旅馆也并不是难事，书上统统都列出来了。

来到墨西哥首都第六天，一份叫做“EL HERALDO DE MEX-ICO”的报纸刊出了我的照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

那么大的照片刊出来的当日，也是我再梳回麻花辫子，穿上牛仔裤，留下条子，告别生活方式极端不同的朋友家，悄悄搬进一家中级旅馆去的时候了。

旅馆就在市中心林荫大道上，老式的西班牙殖民式建筑，白墙黑窗，朴素而不豪华，清洁实惠，收费亦十分合理，每一个只有冲浴的房间，是七百披索，大约是合二十七元美金一日，不包括早餐。

书上列出来的还有十元美金一日的小旅馆，看看市区地图，那些地段离城中心太远，治安也不可能太好，便也不再去节省了。

助理米夏在语言上不能办事与生活，这一点再再地督促他加紧西班牙文。鼓励他独自上街活动，不可以完全依靠我了。

墨西哥城是一个方圆两百多平方公里，坐落在海拔二千二百四十公尺高地的一个大城市。

初来的时候，可能是高度的不能习惯，右耳剧痛，鼻腔流血，非常容易疲倦，这种现象在一周以后便慢慢好转了。

有生以来没有在一个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市内住过，每天夜晚躺在黑暗里，总听见警车或救护车激昂而快速的哀鸣划破寂静的长夜。这种不间断的声音，带给人只有一个大都会才有的巨大的压迫感，正是我所喜欢的。

这一张张美丽的脸

除了第一日搬去旅舍时坐的是计程车之外，所用的交通工具起初还是公共汽车，后来试了四通八达的地下车之后，便再也舍不得放弃了。

大部分我所见的墨西哥人，便如上帝捏出来的粗泥娃娃，没有用刀子再细雕，也没有上釉，做好了，只等太阳晒干，便放到世上来了——当然，那是地下车中最最平民的样子。

这儿的人类学博物馆中有些故事，述说古时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喜欢将小孩子的前额和后脑夹起好几年，然后放开，那些小孩子的头变成扁平的，脸孔当然也显得宽大些，在他们的审美眼光中，那便是美丽。

而今的墨西哥人，仍然有着那样的脸谱，扁脸、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不算太清洁，衣着鲜艳如彩虹，表情木然而本分。而他们身体中除了墨西哥本地的血液之外，当然掺杂了西班牙人的成分，可是看上去他们仍是不近欧洲而更近印地安人的。

常常，在地下车中挤着去某个地方，只因时间充分，也因舍不得那一张张已到了艺术极致的脸谱，情愿坐过了站再回头。

人，有时候是残酷的，在地下车中，看见的大半是贫穷的人，而我，却叫这种不同的亦不算太文明装扮的男女老幼为“艺术的美”，想起来是多么大的讽刺。

墨西哥城内每天大约有五百到两千个乡下人，涌进这个大都市来找生活。失业的人茫茫然地坐在公园和街头，他们的表情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张张深刻，而这些对于饥饿的肚子，又有什么关联？

自杀神

虽说对于参观大教堂和博物馆已经非常腻了，可是据说墨西哥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仍然可能是世界上最周全的一座，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还是勉强去了。

第一次去，是跟着馆内西语导游的。他不给人时间看，只强迫人在馆内快速地走，流水账似的将人类历史尤其墨西哥部分泼了一大场，进去时还算清楚，出来时满头雾水。

结果，又去了第二次，在里面整整一日。虽说墨西哥不是第一流的国家，可是看过了他们那样大气势的博物馆，心中对它依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尊敬。

要说墨西哥的日神庙、月神庙的年代，不过是两千多年以前。他们的马雅文化固然辉煌，可是比较起中国来，便不觉得太古老了。

只因那个博物馆陈列得太好，介绍得详尽，分类细腻，便是一张壁画吧，也是丰富。馆内的说明一律西班牙文，不放其他的文字，这当然是事先设想后才做的决定。我仍是不懂，因为参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

古代的神祇在墨西哥是很多的，可说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多神民族。日神、月神、风神、雨神之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神。

也可能是地理环境和天灾繁生，当时的人自然接受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事实上，此种信仰是因为对大自然的敬畏而产生的。

其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两个神——玉米神和自杀神。

玉米是我爱吃的食物之一，可说是最爱的。有这么一位神，当然非常亲近他。

当我第一次听见导游用棒子点着一张壁画，一个个神数过去，其中他滑过一个小名字——自杀神时，仍是大吃了一惊。

跟着导游小跑，一直请问他古时的自杀神到底司什么职位，是给人特许去自杀，还是接纳自杀的人，还是叫人去自杀？

导游也答不出来，只笑着回了我一句：“你好像对自杀蛮感兴趣的，怎么不问问那些影响力更深、更有神话意义的大神呢？”

后来第二次我自己慢慢地又去看了一次博物馆，专门研究自杀神，发觉他自己在图画里就是吊在一棵树上。

世上无论哪一种宗教都不允许人自杀，只有在墨西哥发现了这么一个书上都不提起的小神。我倒觉得这种宗教给了人类最大的尊重和意志自由，居然还创出一个如此的神，是非常有趣而别具意义的。

墨西哥大神每一个石刻的脸，看痴了都像魔鬼。

这么说实在很对不起诸神，可是他们给人的感应是邪气而又强大的。没有祥和永恒的安宁及盼望。他们是惩罚人的灵，而不是慈祥的神。说实在，看了心中并不太舒服，对于他们只有惧怕。

是否当时的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挣扎得太艰苦，才产生了如此粗暴面孔的神祇和神话呢！

金字塔

当然，我们不可避免地去了西班牙文中仍叫它“金字塔”的日神庙及月神庙。

据考证那是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九百年时陶特克斯人时期的文明。在今天，留下了人类在美洲壮观的废墟和历史。

那是一座古城，所谓的日神月神庙是后人给它们加上去的名称。外在的形式，像极了埃及的金字塔，只是没有里面的通道，亦没有帝王的陵墓。

为了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类文明和古代城市的建筑，我看了几个夜晚的资料，预备在未去之前对它们做一个深切的纸面上的了解。

然后米夏与我在转车又转车之后，到了那个叫做“阿那乌阿克之谷”（VALLE DE ANAHUAC）的底奥帝乌刚诺的金字塔。

烈日下的所谓金字塔，已被小贩、游览车，大声播放的流行音乐和大呼小叫的各国游客完全污染光了。

日神庙六十四公尺高的石阶上，有若电影院散场般的人群，并肩在登高。手中提着他们的小型录音机，放着美国音乐。

我没有去爬，只是远远地坐着观望。米夏的红衬衫，在高高石阶的人群里依旧鲜明。

那日的参观没有什么心得。好似游客涌去的地方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当米夏努力在登日神庙顶时，我借了一辆小贩的脚踏车，向着古代不知为何称为“死亡大道”的宽大街道的废墟上慢慢地骑去。

本想在夜间再去一趟神庙废墟的，终因交通的问题，结果没有再回去。

我还是不羞耻地觉得城镇内的人脸比神庙更引人。

至于马雅文化和废墟，计划中是留到洪都拉斯的“哥庞”才去看一看了。

吃抹布

第一次在街头看见路边的小摊子上在烘手掌大的玉米饼时，我非常喜欢，知道那是墨西哥人的主食“搭哥”（taco），急于尝尝它们。

卖东西的妇人在我张开的掌心中啪一下给了一张饼，然后在饼上放了些什么东西混着的一摊馅，我将它们半卷起来，吃掉了，有酱汁滴滴答答地从手腕边流下来。

“搭哥”的种类很多，外面那个饼等于是一张小型的春卷皮，淡土黄色的，它们永远不变。

里面的馅放在一只只大锅里，煮来煮去，有的是肉，有的是香肠，有的看不清楚，有的猜不出来。要换口味，便换里面的东西。

在城内，除非是游客区，那儿可以吃中国菜、意大利面食，还有丹麦甜点蛋饼之外，也可以吃“搭哥”。

可是当我们坐车离城去小村落时，除了“搭哥”之外，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

在城外几百里的小镇上，当我吃了今生第几十个“搭哥”之后，那个味道和形式，实在已像是一块抹布——土黄色的抹布，抹过了残余食物的饭桌，然后半卷起来，汤汤水水地用手抓着，将它们吞下去。

一个“搭哥”大约合几角到一元五美金，看地区和内容，当然吃一个胃口是倒了，而肚子是不可能饱的。这已是不错了，比较起城内高级饭店的食物，大约是十倍到十五倍价格的差距。虽然我们的经费充足，仍是坚持入境问俗，一路“搭哥”到底。这对助手米夏便是叫苦连天，每吃必嚷：“又是一块小抹布！”

在墨西哥的最后一日，我怕米夏太泄气，同意一起去吃一顿中国饭，不肯去豪华的中国饭店，挑了一家冷清街角的。先点了两只春卷——结果上来的那个所谓“春天的卷子”的东西，竟然怎么看，怎么咬，都只是两只炸过了的“搭哥”。

吃在一般的墨西哥是贫乏而没有文化的。

它的好处是不必筷子与刀叉，用手便可解决一顿生计，倒也方便简单。至于卫不卫生就不能多去想它了。

货物大同

在城内的游客区里，看见美丽而价格并不便宜的墨西哥人的“大氅”，那种西班牙文叫做“蹦裘”（poncho）的衣物。

事实上它们只是一块厚料子，中间开一个洞套进颈子里，便是御寒的好东西了。

我过去有过两三个“蹦裘”，都因朋友喜欢而送掉了。这次虽然看见了市场上有极美丽的，总因在游客出没的地区，不甘心付高价去买它。

下决心坐长途车去城外的一个小镇，在理由上对米夏说的是请他下乡去拍照。事实上我有自己的秘密，此行的目的对我，根本是去乡下找漂亮、便宜，而又绝对乡土的“蹦裘”来穿。

坐公路车颠几百里去买衣服也只有最笨的人——而且是女人，会做的事情，不巧我就有这份决心和明白。

到了一个地图上也快找不到的城镇，看到了又是所谓景色如画的贫穷和脏乱。我转来转去找市场——资料书中所说的当地人的市集，找到了，怪大的一个广场。

他们在卖什么？在卖热水瓶、镜子、假皮的皮夹、搪瓷的锅、碗、盆、杯、完全尼龙的衣服、塑胶拖鞋、原子笔、口红、指甲油、耳环、手镯、项链——

我到处问人家：“你们不卖poncho？怎么不卖poncho？”

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举起他们手中彩色的尼龙衣服向我叫喊：“这个时髦！这个漂亮！怎么，不要吗？”

水上花园

那是过去的一大片沼泽，而今部分已成了城镇，另外一小部分弯弯曲曲的水道，仍然保存着，成了水上的花园。

本来也是要自己去划船的。星期天的旧货市场出来后计划去搭长途公车。我的朋友约根算准我必然会在星期日早晨的市集里与当地人厮混。他去了，也果然找到了我与米夏。

于是，我们没有转来转去在公车上颠，坐了一辆大轿车，不太开心地去履行一场游客必做的节目。

一条条彩色缤纷的木船内放着一排排椅子，比碧潭的大船又要大了些。墨西哥人真是太阳的儿女，他们用色的浓艳，连水中的倒影都要凝固了。

参考书上说是二十五块美金租一条船，划完两小时的水道。船家看见是大轿车来的外国人，偏说是五十美金，我因不肯接受约根的任何招待，坚持报社付钱，就因如此，自己跑去与人争价格，已经降到四十块美金了，当然可以再减。讲价也是一种艺术，可惜我高尚的朋友十分窘迫，不愿再磨，浪费了报社的钱，上了一条花船。

三个人坐在船中木头似的沉默无聊，我忍不住跑去船尾跟船家说话，这一搭上交情，他手中撑的那支好长的篙跑到我手上来了。

用尽了气力撑长篙，花船在窄窄的水道里跟别的船乱撞，这时我的心情也好转了，一路认真撑下去。

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水道，只因也有音乐船，卖鲜花、毯子和食物的小船一路挤着，它也活泼起来。

虽是游客的节目，只因长篙在自己的手中，身份转变成了船家，那份生涯之感便是很不同了。

那一天，我的朋友约根没有法子吃他昂贵的餐馆，被迫用手抓着碎肉和生菜往玉米饼里卷着做“搭哥”吃。买了一大堆船边的小食。当然，船夫也是请了一同分食的。

水上花园的节目，一直到我们回码头，我将粗绳索丢上岸，给船在铁环上扎好一个漂亮利落的水手结，才叫结束。

自己动手参与的事情，即便是处理一条小船吧，也是快乐得很的。奇怪的是同去的两位男士连试撑的兴趣都没有。

你们求什么

又是一个星期天，也是墨西哥的最后一日了。

我跟米夏说，今天是主日，我要去教堂。

来了墨西哥不去“爪达路沛大教堂”是很可惜的事情。据说一五三一年的时候，圣母在那个地方显现三次，而今它已是一个一共建有新旧七座天主教堂的地方了。

“爪达路沛的圣母”是天主教友必然知道的一位。我因心中挂念着所爱的亲友，很喜欢去那儿静坐祷告一会儿，求神保佑我离远了的家人平安。

我们坐地下车往城东北的方向去，出了车站，便跟着人群走了。汹汹滔滔的人群啊，全都走向圣母。

新建大教堂是一座现代的巨大建筑，里面因为太宽，神父用扩音机在做弥撒。

外面的广场又是大得如同可以踢足球。广场外，一群男人戴着长羽毛，光着上身，在跳他们古代祭大神的舞蹈。鼓声重沉沉地混着天主教扩音机的念经声，十分奇异的一种文化的交杂。

外籍游客没有了，本地籍的人，不只是城内的，坐着不同形状的大巴士也来此地祈求他们的天主。

在广场及几个教堂内走了一圈，只因周遭太吵太乱，静不下心坐下来祷告。那场祭什么玉米神的舞蹈，鼓得人心神不宁，而人群，花花绿绿的人群，挤满了每一个角落。

我走进神父用扩音机在讲话的新教堂里去。

看见一对乡下夫妇，两人的身边放着一个土土的网篮，想必是远路来的，因为篮内卷着衣服。

这两个人木像一般地跪在几乎已经挤不进门的教堂外面，背着我，面向着里面的圣母，直直地安静地跪着，动也不动，十几分钟过去了，我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他们的姿势一如当初。

米夏偷偷上去拍这两人的背影，我看得突然眼泪凝眶。

那做丈夫的手，一直搭在他太太的肩上。做太太的那个，另一只手绕着先生的腰，两个人，在圣母面前亦是永恒的夫妻。

一低头，擦掉了眼泪。

但愿圣母你还我失去的那一半，叫我们终生跪在你的面前，直到化成一双石像，也是幸福的吧！

我独自走开去了，想去广场透透气，走不离人群，而眼睛一再地模糊起来。

那边石阶上，在许多行路的人里面，一个中年男人用膝盖爬行着慢慢移过来，他的两只手高拉着裤管，每爬几步，脸上抽筋似的扭动着，我再低头去看他，他的膝盖哪里有一片完整的皮肤——那儿是两只血球，他自己爬破的一摊生肉，牛肉碎饼似的两团。

虽然明知这是祈求圣母的一种方式，我还是吓了一大跳，哽住了，想跑开去，可是完全不能动弹，只是定定地看住那个男人。

在那男人身后十几步的地方，爬着看上去是他的家人，全家人的膝盖都已磨烂了。

一个白发的老娘在爬，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在爬，十几岁的妹妹在爬，一个更小的妹妹已经忍痛不堪了，吊在哥哥的手臂里，可是她不站起来。

这一家人里面显然少了一个人，少了那个男子的妻子，老婆婆的女儿，一群孩子的母亲——

她在哪里？是不是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是不是正在死去？而她的家人，在没有另一条路可以救她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来祈求上天的奇迹？

看着这一个小队伍，看着这一群衣衫褴褛向圣母爬去的可怜人，看着他们的血迹沾过的石头广场，我的眼泪迸了出来，终于跑了几步，用袖子压住了眼睛。

受到了极大的惊骇，坐在一个石阶上，哽不成声。

那些人扭曲的脸，血肉模糊的膝盖，受苦的心灵，祈求的方式，在在地使我愤怒。

愚蠢的人啊！你们在求什么？

苍天！圣母马利亚，下来啊！看看这些可怜的人吧！他们在向你献活祭，向你要求一个奇迹，而这奇迹，对于肉做的心，并不过分，可是你，你在哪里？圣母啊，你看见了什么？

黄昏了，教堂的大钟一起大声地敲打起来，广场上，那一小撮人，还在慢慢地爬着。

我，仰望着彩霞满天的苍穹，而苍天不语。

这是一九八一年的墨西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青鸟不到的地方

洪都拉斯纪行

由墨西哥飞到洪都拉斯的航程不过短短两小时，我们已在洪国首都“得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的机场降落了。

下飞机便看见掮枪的军人，虽说不是生平第一次经验，可是仍然改不掉害怕制服的毛病。对我，制服象征一种隐藏的权力，是个人所无能为力的。

排队查验护照时，一个军人与我默默地对峙着，凝神地瞪着彼此，结果我先笑了，他这也笑了起来，踱上来谈了几句话，心情便放松了。

那是一个寂寞的海关，稀稀落落的旅客等着检查。

碰到一个美国人，是由此去边境，为萨尔瓦多涌进来的难民去工作的。

当这人问起我此行的目的时，我说只是来做一次旅行，写些所闻所见而已。在这样的人面前，总觉得自己活得有些自私。

我们是被锁在一扇玻璃门内的，查完一个，守门的军人查过验关条，就开门放人。

当米夏与我被放出来时，蜂拥上来讨生意的人包围了我们。

有的要换美金，有的来抢箱子提，有的叫我们上计程车，更有人抱住脚要擦鞋。

生活的艰难和挣扎，初入洪国的国门便看了个清楚。

我请米夏与行李在一起坐着，自己跑去换钱，同时找“旅客服务中心”，请他们替我打电话给一家已在书上参考到的旅馆。

洪都拉斯的首府只有四五家世界连锁性的大旅馆，那儿设备自然豪华而周全。可是本地人的客栈也是可以住的，当然，如果付的价格只是十元美金一个房间的话，也不能期待有私人浴室和热水了。

此地的钱币叫做“连比拉”（Lempira）。这本是过去一个印地安人的大酋长，十六世纪时在一场赴西班牙人的和谈中被杀。而今他的名字天天被洪都拉斯人提起无数次——成了钱币。

两个连比拉是一块美金。

计程车向我要了十二个连比拉由机场进城，我去找小巴士，可是那种车掌吊在门外的巴士只能坐十二个人，已经客满了。于是我又回去跟计程车司机讲价，讲到六个大酋长，我们便上车了。

公元一五〇三年，当哥伦布在洪都拉斯北部海岸登陆时，发现那儿水深，因此给这片土地叫做“洪都拉斯”，在西班牙语中，便是“深”的意思。

并不喜欢用落后或者先进这些字句来形容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毕竟各样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与先天不平等的立国条件。

虽然那么说，一路坐车，六公里的行程，所见的洪都拉斯仍是寂寞而哀愁的。

便是这座在印地安语中称为“银立”的三十万人的首都，看上去也是贫穷。

这是中美洲第二大面积的国家，十一万两千八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百分之四十五被群山所吞噬，人口一直到如今还只三百万左右。

洪都拉斯出产蔗糖、咖啡、香蕉、棉花和一点金矿、锡矿，据说牛肉也开始出口了。

我到了旅馆除了一张床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家具。走道上放着一张方桌子，我将它搬了进房，作为日后写字的地方。

米夏说他床上有跳蚤，我去看了一看，毯子的确不够清洁，可是没有看见什么虫，大半是他心理作用。当然，旅馆初看上去是有些骇人。

街上的餐馆昂贵得不合理，想到此地国民收入的比率，这样的价格又怎么生活下去？

走在路上，沿途都是讨钱的人。

初来洪都拉斯的第一夜，喝了浴室中的自来水，大概吃下了大肠菌。这便昏天黑地地吐泻起来，等到能够再下床走路，已是两天之后了。

在旅舍内病得死去活来时，米夏向“马雅商店”的中国同胞去讨了热水，如果不是那壶热水和人参茶救命，大概还得躺两天才站得起来。

三十万人的首都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东西，十六世纪初叶它本是一个矿区小镇，到了现在，西班牙殖民式的教堂和建筑仍是存在的，有些街道也仍是石块砌成的。

城内好几家中国饭馆和杂货店，看见自己的同胞无孔不入地在世界各地找生活，即便在洪都拉斯这样贫穷而幽暗的地方，也住了下来，心中总是一阵又一阵说不出的黯然。

这儿纯血的印地安人——马雅的后裔，可说找不到，百分之九十是混血、棕色皮肤的人，只有少数北部海岸来的黑人，在城内和谐地生活着。

虽说整个的山城是杂乱而没有秩序的，可是一般的建筑在灰尘下细看仍是美丽，窄窄的石砌老街，漆得红黄蓝绿有若儿童图画的房子，怎么看仍有它艺术的美。

生活在城市中，却又总觉得它是悲伤而气闷的，也许是一切房舍的颜色太浓而街道太脏，总使人喘不过气来似的不舒服，那和大都市中的灯火辉煌又是两回事了。

洪都拉斯首都的夜，是浓得化不开的一个梦境，梦里幽幽暗暗，走不出花花绿绿却又不鲜明的窄巷，伸手向人讨钱苦孩子的脸和脚步，哀哀不放。

这儿，一种漆成纯白色加红杠的大巴士，满街地跑着。街上不同颜色和形式的公车，川流不息地在载人，他们的交通出人意料的方便快捷。

特别喜欢那种最美的大巴士，只因它取了一个童话故事中的名字——青鸟。

青鸟在这多少年来，已成了一种幸福的象征，那遥不可及而人人向往的梦啊，却在洪都拉斯的街道上穿梭。

我坐在城内广场一条木椅上看地图，那个夜晚，有选举的车辆，插着代表他们党派的旗子大声播放着音乐来来回回地跑，有小摊贩巴巴地期待着顾客，有流落街头的人在我脚旁沉睡，有讨钱的老女人在街角叫唤，更有一群群看来没有生意的擦鞋童，一路追着人，想再赚几个铜板。当然，对面那座大教堂的石阶上，偶尔有些衣着整齐的幸福家庭，正望了弥撒走出来——

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失落园的大图画里，那一辆辆叫做“青鸟”的公车，慢慢地驶过，而幸福，总是在开着，在流过去，广场上的芸芸众生，包括我，是上不了这街车。

“不，你要去的是青鸟不到的地方！”长途总车站的人缓缓地回答我。

计划在洪都拉斯境内跑一千四百公里，工具当然是他们的长途汽车，其实也知道青鸟是不会跑那儿的，因为要去的小城和村落除了当地的居民之外，已经没有人注意它们了。

那是“各马亦阿爪”城中唯一的客栈。

四合院的房子里面一个天井，里面种着花、养着鸡、晒着老板一家人的衣服。小孩在走廊上追逐，女人在扫地煮饭，四个男人戴着他们两边向上卷的帽子围着打纸牌。而我，静静地坐在大杂院中看一本中文书。因为肠炎方愈，第一日只走了不到一百公里，便停住了。

平房天花板的木块已经烂了，小粉虫在房间里不断地落下来。床上没有毯子，白床单上一片的虫，挡也挡不住。

“我的床不能睡。”米夏走出房间来说。

“可以，晚上睡在床单下面。”我头也没抬地回了一句。

天气仍是怪凉的，这家小客栈坚持没有毯子，收费却是每个房间二十个连比拉，还是落虫如雨的地方，只因他们是这城内唯一的一家，也只有将就了。

问问旅舍里的人第二天计划要去的山谷，一个七八小时车程距离，叫做“马加拉”的印地安人村落，好似没有人知道。他们一直在收听足球赛的转播，舍不得讲话。

小城本是洪都拉斯的旧都，只因当年目前的京城“得古西加尔巴”发现了银矿，人口才往那儿迁移了。

一条长长的大街，几十家小店铺，一座少不了的西班牙大教堂，零零落落的几家饭店，就是城内唯一的风景了。当然，为了应应景，一小间房间，陈列着马雅文物，叫做“博物馆”。

小城一家杂货店的后院给我们找到了。极阴暗的一个食堂。没有选菜的，老妇给了煮烂的红豆，两块硬硬的肉，外加一杯当地土产的黑咖啡，便收六块连比拉，那合三块美金，同吃的还有一位警察，也付一样价格。

虽然报社给的经费足足有余，可是无论是客栈和食堂，以那样的水准来说，仍是太贵了。

照相胶卷在这儿贵得令人气馁，米夏只剩一卷墨西哥带过来的，而我们有三架照相机。

黄昏时我们在小城内慢慢逛着没事做时，看见大教堂里走出一个拿着大串钥匙的老年人，我快步向他跑过去。

“来吧！米夏，开心点，我们上塔顶去！”我大喊起来。

老人引着我们爬钟楼，六个大铜钟是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时代送过来的礼物，到如今它仍是小城的灵魂。那个老人一生的工作便是在守望钟楼里度过了。

我由塔边小窗跨出去，上了大教堂高高的屋顶，在上面来来回回地奔跑。

半生以来，大教堂不知进了多少座，在它屋顶上跑着却是第一次。不知这是不是冒犯了天主，可是我猜如果他看见我因此那样的快乐，是不会舍得生气的。毕竟小城内可做的事情也实在不多。

坐小型巴士旅行，初开始时确是新鲜而有趣的事情。十七八岁的男孩算做车掌吊在门外，公路上若是有人招手，车尚没有停稳他就跳了下去，理所当然地帮忙乘客搬货物和行李，态度是那样的热心而自然，拼命找空隙来填人和货，车内的人挤成沙丁鱼，货里面当然另有活着的东西：瘦瘦的猪，两只花鸡。因为不舒服的缘故，那只猪沿途一直号叫。

一对路边的夫妇带了一台炉子也在等车，当然炉子也挤进来了，夫妇两人那么幸福地靠在炉子边，那是天下唯一的珍贵了。

泥沙飞扬的路上，一个女人拿着小包袱在一座泥巴和木片糊成的小屋前下车，里面飞奔出来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做母亲的迫不及待地将手中几片薄饼干散了出去。那幅名画，看了叫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儿是青鸟不到的地方，人们从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便也没有梦了。

米夏与我一个村一个镇地走。太贫苦的地方，小泥房间里千篇一律只有一张吊床。窗是一个空洞框框，没有木板更没有玻璃窗挡风。女人和一堆孩子，还有壮年的男人呆呆地坐在门口看车过，神色茫然。他们的屋旁，大半是坡地，长着一棵橘子树，一些玉米秆，不然什么也不长的小泥屋也那么土气又本分地站着，不抱怨什么。

看见下雨了，一直担心那些泥巴做成的土房子要冲化掉，一路怔怔地想雨停。

洪都拉斯的确是景色如画，松林、河流、大山、深蓝的天空、成群的绿草牛羊，在在是一幅幅大气魄的风景。

只是我的心，忘不了沿途那些贫苦居民的脸孔和眼神，无法在他们善良害羞而无助的微笑里释放出来。一路上，我亦是怔怔。

旅行了十天之后，方抵达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边境。马雅人著名的“哥庞废墟”便在丛林里了。

这一路如果由首都直着转车来，是不必那么多时间的，只因每一个村落都有停留，日子才在山区里不知不觉地流去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全身被跳蚤咬得尽是红斑，头发里也在狂痒。那么荒凉的村落，能找到地方过夜已是不易，不能再有什么抱怨了。

还是喜欢这样的旅行，那比坐在咖啡馆清谈又是充实多了。

到了镇名便叫“哥庞废墟”的地方，总算有了水和电，也有两家不坏的旅舍，冷冷清清。

我迫不及待地问旅舍的人供不供热水，得到的答复是令人失望的。

山区的气候依旧湿冷，决定不洗澡，等到去了中北部的工业城“圣彼得稣拉”再找家旅馆全身大扫除吧！

这片马雅人的废墟是一八三九年被发现的，当时它们在密密的雨林中已被泥土和树木掩盖了近九个世纪。

据考证，那是公元后八百年左右马雅人的一个城镇。直到一九三〇年，在发现了它快一百年之后，才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组队来此挖掘、重建、整理。可惜最最完整的石雕，而今并不在洪都拉斯的原地，而是在大英博物馆和波士顿了。

虽然这么说，那一大片丛林中所遗留下来的神庙，无数石刻的脸谱、人柱，仍是壮观的。

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脚下古时称为“球场”、而今已被一片绿茵铺满的旷野，幻想一群高大身躯的马雅人正在打美式橄榄球，口中狂啸着满场飞奔。

千古不灭的灵魂，在我专注的呼唤里复活再生。神秘安静布满青苔的雨林里，一时鬼影幢幢。

我捡了一枝树枝，一面打草一面由废墟进入丛林，惊见满地青苔掩盖的散石，竟都是刻好的人脸，枕头般大的一块又一块。艳绿色的脸啊！

一直走到“哥庞河”才停了脚步，河水千年不停地流着，看去亦是寂寞。

米夏没有进入树林，在石阶上坐着，说林里有蛇。竟不知还有其他或许更令他惊怕的东西根本就绕着他，只是他看不见而已。

当我们由“哥庞”到了工业城“圣彼得稣拉”时，我的耐力几乎已快丧失殆尽了。

路面是平滑而大部分铺了柏油的，问题是小巴士车垫的弹簧一只只破垫而出，坐在它们上面，两个位子挤了三个人，我的身上又抱了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脚下一只花鸡扭来扭去，怕它软软的身体，拼命缩着腿。这一路，两百四十多公里结结实实的体力考验。

下车路人指了一家近处的旅馆，没有再选就进去了——又是没有热水的，收费十几块美金。

米夏捉了一只跳蚤来，说是他房间的。

本想叫他快走开，他手一松，跳蚤一蹦，到我身上来了，再找不到它。

自从初来洪都拉斯那日得了一场肠炎之后，每日午后都有微烧，上唇也因发烧而溃烂化脓了，十多日来一直不肯收口结疤。

为了怕冷水冲凉又得一场高烧，便又忍住不洗澡，想等到次日去了北部加勒比海边的小城“得拉”再洗。

仔细把脸洗干净，牙也刷了，又将头发梳梳好，辫子结得光光的，这样别人看不出我的秘密。虽然如此，怎么比都觉自己仍是街上最清洁的人。

那一晚，放纵了自己一趟，没有要当地人的食物，去了一家中国饭店，好好吃了一顿。

也是那一晚，做了一个梦，梦中，大巴士——那种叫做青鸟的干净巴士，载了我去了一个棕榈满布的热带海滩，清洁无比的我，在沙上用枯枝画一个人的名字。画着画着，那人从海里升出来了，我狂叫着向海内跑去，他握住了我的双手，真的感到还是湿湿的，不像在梦中。

由“圣彼得稣拉”又转了两趟车，是大型的巴士，也是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挤了坐，也是载了货。它不是梦中的“青鸟”。

“得拉”到了，下车看不到海。车站的人群和小贩也不同于山区小村的居民，他们高瘦而轻佻，不戴大帽子，不骑马，肤色不再是美丽的棕色，大半黑人。房子不再有瓦和泥，一幢幢英国殖民地似的大木头房子占满了城。

过去洪都拉斯的北部是英国人、荷兰人，甚而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水果公司移来的黑人和文化。西班牙人去了内陆，另外的人只是沿海扩张。

一个同样的小国家，那么不同的文化、人种和风景。甚而宗教吧，此地基督教徒也多于天主教了。

那片海滩极窄，海边一家家暗到有如电影院似的餐馆就只放红绿色的小灯，狂叫的美国流行歌曲污染了大自然的宁静，海浪凶恶而来，天下着微雨。

城里一片垃圾，脏不忍睹，可惜了那么多幢美丽的建筑。十几家大规模的弹子房比赛似的放着震耳欲聋的噪音。唉，我快神经衰弱了。

菜单那么贵，食物是粗糙的。旅馆的人当然说没有热水。这都不成问题了，只求整个的城镇不要那么拼命吵闹，便是一切满足了。

夜间的海滩上，我捡了一只垃圾堆里的椰子壳，将它放到海里去。海浪冲了几次，椰子壳总是去了又漂回来。

酒吧里放着那首“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中文改成《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老歌。海潮里，星空下，恰是往事如烟——

我在海边走了长长的路，心里一直在想墨西哥那位小神，想到没有释放自己的其他办法，跑进旅馆冰冷的水龙头下，将自己冲了透湿透湿。

这个哀愁的国家啊！才进入你十多天，你的忧伤怎么重重地感染到了我？

回到首都“得古西加尔巴”来的车程上，一直对自己说，如果去住观光大饭店，付它一次昂贵的价格，交换一两日浴缸和热水的享受，该不是羞耻的事情吧！

可是这不过是行程中的第二个国家，一开始便如此娇弱，那么以后的长程又如何对自己交代呢？毕竟这种平民旅行的生涯，仍是有收获而值得的。

经过路旁边的水果摊，葡萄要三块五毛连比拉一磅，气起来也不肯买。看中一幅好油画，画的就是山区的小泥房和居民，要价四千美金。我对着那个价钱一直笑一直笑，穷人的生活真是那么景色如画吗？

米夏看我又回到原先那家没有热水的旅舍去住，他抗议了，理由是我太自苦。

我没理他，哗哗地打开了公用浴室的冷水，狠狠地冲洗起这一千四百多公里的尘埃和疲倦来。

旅舍内关了三整日，写不出一个字。房间换了一间靠里面的，没有窗，再也找不到桌子，坐在地上，稿纸铺在床上写，撕了七八千字，一直怔怔地在回想那一座座鬼域似凄凉的村庄。家徒四壁的泥屋，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神就是爱”，想起来令人只是文字形容不出的辛酸。

可是不敢积功课，不能积功课。写作环境太差，亮度也不够。不肯搬去大旅馆住，也实在太固执。

这儿三日观光饭店连三餐的消费，可能便是山区一贫如洗的居民一年的收入了。

虽说一路分给孩子们的小钱有限，报社经费也丰丰足足，可是一想到那些哀愁的脸，仍是不忍在这儿做如此的浪费。窗外的孩子饿着肚子，我又何忍隔着他们坐在大玻璃内吃牛排？当然，这是妇人之仁，可是我是一个妇人啊！

最后一日要离去洪都拉斯的那个黄昏，我坐在乞儿满街的广场上轻轻地吹口琴。那把小口琴，是在一个赶集的印地安人的山谷里买的，捷克制的，算做此行的纪念吧！

便在那时候，一辆青鸟巴士缓缓地由上街开了过来。

米夏喊着：“快看！一只从来没有搭上的青鸟，奔上去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我苦笑了一下，仍然吹着我的歌。

什么青鸟？这是个青鸟不到的地方！

没有看见什么青鸟呢！

后记

洪都拉斯是一个景色壮丽、人民有礼、安静而有希望的国家。他们也有水准极高的工业、城镇和住宅区。

这篇文字，只是个人旅行的记录，只因所去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地，所处的亦是我所爱好最基层的大众。因此这只代表了部分的洪都拉斯所闻所见，并不能一概而论，特此声明。

中美洲的花园

哥斯达黎加纪行

这一路来，常常想起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和他的跟随者桑却的故事。

吉诃德在书本中是一位充满幻想，富正义感，好打抱不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骑士。他游走四方，凭着一己的意志力，天天与幻想出来的敌人打斗——所谓梦幻骑士也。

桑却没有马骑，坐在一匹驴子上，饿一顿饱一餐地紧紧跟从着他的主人。他照顾主人的一切生活起居，当主人面对妖魔时，也不逃跑，甚至参加战斗，永远不背叛他衷心崇拜的唐·吉诃德。

当然，以上的所谓骑士精神与桑却的忠心护主，都是客气的说法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两个人，一个是疯子，另一个是痴人。

此次的旅行小组的成员也只有两个人——米夏与我，因此难免对上面的故事人物产生了联想。

起初将自己派来演吉诃德，将米夏分去扮桑却，就这样上路了。

一个半月的旅程过去了，赫然惊觉，故事人物身份移位，原来做桑却的竟是自己。

米夏语文不通，做桑却的我必须助他处理，不能使主人挨饿受冻，三次酒吧中有什么纠缠，尚得想法赶人走开——小事不可惊动主人。

在这场戏剧中，米夏才是主人吉诃德——只是他不打斗，性情和顺。

只要一想到自己的身份，沿途便是笑个不休。

当我深夜里在哥斯达黎加的机场向人要钱打公用电话时，米夏坐在行李旁边悠然看杂志。

生平第一次伸手向人乞讨，只因飞机抵达时夜已深了，兑换钱币的地方已经关门，身上只有旅行支票和大额的美金现钞。不得已开口讨零钱，意外地得到一枚铜板，心中非常快乐。

洪都拉斯已经过去了，住在哥国首都圣荷西有热水的旅舍里，反觉恍如梦中。

在洪国时奔波太烈，走断一双凉鞋，走出脚上的水泡和紫血，而心中压着的那份属于洪都拉斯的叹息，却不因为换了国家而消失。

写稿吧！练练笔吧！如果懒散休息，那么旅行终了时，功课积成山高，便是后悔不及了。

一个月来，第一次跟米夏做了工作上的检讨，请他由现在开始，无论是找旅馆、机票、签证或买胶卷、换钱、搭车、看书、游览……都当慢慢接手分担，不可全由我来安排，他的日常西语，也当要加紧念书了。

说完这些话，强迫米夏独自进城办事，自己安静下来，对着稿纸，专心写起沿途的生活记录来。

这一闭关，除了吃饭出去外，摒除万念，什么地方都不去，工作告一段落时，已是在哥斯达黎加整整一周了。

七日中，语文不通的米夏如何在生活，全不干我的事情。

据说圣荷西的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的，米夏却没有什么友谊上的收获。只有一次，被个女疯子穷追不舍，逃回旅馆来求救，被我骂了一顿——不去追美女，反被疯子吓，吓了不知开脱，又给疯子知道了住的地方，不是太老实了吗？

中美洲的花园

哥斯达黎加号称中美洲的瑞士，首都圣荷西的城中心虽然不能算太繁华，可是市场物资丰富，街道比起洪国来另是一番水准，便是街上走的人吧，气质便又不同了。

这个西邻尼加拉瓜、东接巴拿马、面积五万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和平小国，至今的人口方才两百万人左右。

这儿的教师多于军队，是个有趣的比例。一九四八年时，哥斯达黎加宣布中立，除了一种所谓“国家民防队”的组织维持国内秩序之外，他们没有军防。

据说，当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进占这片土地的时候，当地的印地安人因为欧洲带过来的传染病，绝大多数都已死亡，因此混血不多，是一个白人成分极高的国家。

东部加勒比海边的里蒙海港地区，因为十九世纪末期“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引进了大批牙买加的黑人来种植香蕉，因此留下了黑人劳工的后裔，占数却是不多。

哥斯达黎加在一八〇五年由古巴引进了咖啡，政府免费供地，鼓励咖啡的种植。四十年后，它的咖啡已经供应海外市场。又四十年以后，国内铁路贯穿了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两个海港，咖啡的外销，至今成了世上几个大量出口国之一。

在建筑哥国的铁路时，来自中国的苦力，因为黄热病、极坏的待遇和辛苦的工作，死掉了四千人。那是一八九〇年。

那条由圣荷西通到里蒙港的铁路，我至今没有想去一试。

一节一节铁轨被压过的是我们中国人付出的血泪和生命。当年的中国劳工，好似永远是苦难的象征，想起他们，心里总是充满了流泪的冲动。

哥斯达黎加实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儿，因为不曾计划深入全国去旅行，因此便算它是一个休息站，没有跑远。

去了两个距首都圣荷西不远的小城和一座火山。沿途一幢幢美丽清洁的独院小平房在碧绿的山坡上怡然安静地林立着，看上去如同卡通片里那些不很实在的乐园，美得如梦。

这儿不是洪都拉斯，打造的大巴士车厢一样叫“青鸟”，而我，很容易就上了一辆。

中美洲躲着的幸福之鸟，原来在这儿。

中国的农夫

在哥国，好友的妹妹陈碧瑶和她的先生徐寞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离开台北时，女友细心，将妹夫公司的地址及家中的电话全都写给了我，临行再三叮咛，到了哥国一定要去找这一家亲戚。

只因我的性情很怕见生人，同时又担心加重别人的负担，又为了自己拼命写稿，到了圣荷西一周之后，徐寞夫妇家的电话仍是没有挂过去。

其实自己心里也相当矛盾，徐寞是中兴大学学农的，进过农技队。而今不但是此地一家美国农技公司的大豆推广专家，同时也与好友合作经营自己的农场。他当是一个与自己本性十分相近的人才是。

碧瑶是好友的亲妹妹，十几年前她尚是个小娃娃时便见过的，当然应该拜望。

眼看再过三日便要离此去巴拿马了，偏是情怯，不太肯去麻烦别人，只怕人家殷勤招待，那便令我不安了。

电话终于打了，讷讷地自我介绍，那边徐寞就叫起我三毛来，说是姐姐早来信了，接着碧瑶也在喊，要我过去吃晚饭。巧是他们农场大麦丰收，当天请了许多朋友，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定要一同去吃饭。

晚上徐寞开车亲自来接，连米夏都强邀了一起去，这份情谊，叫人怎么拒绝？

徐寞及碧瑶的家，如果在台北，是千万富翁才住得起的花园小平房，他们却说是哥国最普通的住宅。

我仍有一些失望，只因徐家不住在农场里。其实孩子上学的家庭，住在偏远的农场上是不方便的，徐家两个可爱的孩子，五岁的小文是双声带，家中讲中文，学校讲西文。可是她的儿童画中的人脸，都是哥斯达黎加味道的。

那个夜晚，遇见了在此定居的中国同胞，其中当然有徐寞农场的合伙好友们。

这些农夫谈吐迷人，修辞深刻切合，一个个有理想、有抱负，对自己的那块土地充满着热爱和希望。

他们称自己的农场是“小农场”，我听听那面积，大约自己走不完那片地就要力竭。

如果不是为了社交礼貌，可能一个晚上的时间都会在追问农场经营的话题上打转。毕竟对人生的追求，在历尽了沧桑之后，还有一份拿不去的情感——那份对于土地的狂爱。我梦中的相思农场啊！

谁喜欢做一个永远飘泊的旅人呢？如果手里有一天捏着属于自己的泥土，看见青禾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算计着一年的收获，那份踏实的心情，对我，便是余生最好的答案了。

徐寞和碧瑶怪我太晚通知，来不及去看他们的农场和乡下。最后徐寞又问我，能不能多留几日，与米夏一同下乡去。

我不敢改变行程，只怕这一下乡，终生的命运又要做一次更大的变动。而现实和理想必然是有距离的。更怕自己孤注一掷，硬是从头学起，认真辛苦地去认识土地，将自己交付给它，从此做一个农妇——

徐寞在送米夏和我回旅舍时，谈起他的孩子，他说：“希望将来她也学农！”听了这话，心里深受感动，他个人对土地、对农夫生活的挚爱，在这一句平凡的话里面表露得清清楚楚。

我们这一代的移民是不同的了！

哥国地广人稀，局势安定，气候温和，人民友善真诚。学农的中国青年，在台湾，可能因为土地有限而昂贵，难以发展。在这儿，如果不怕前十年经营的艰苦，实是可以一试的地方。带着刻苦耐劳不怕吃苦的中国人性格，哥斯达黎加会是一片乐土。

上面这番话，包括了作者十分主观的情感和性向。事实上移民的辛酸和价值，见仁见智，每一个人的机遇又当然是不同了。

光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和前程，能否成功，操在自己手中的那份决心，事实上只有一半的承诺和希望，毕竟大自然也有它的定律在左右着人的命运呢！

另一种移民

圣荷西是一个不满三十万人口的首都，满街中国餐厅，几步便是一个。去了几家，营业都不算太兴旺，价格却是不公平的低廉。想来此地餐馆竞争仍烈，价高了便更不能赚钱。

去了一家中国饭店认识了翁先生。都是宁波人，谈起来分外亲切。那晚没有照菜单上的菜吃，翁先生特别要了“清蒸鱼”给我尝。

这份同胞的情感，没有法子回报。也只有中国人对中国人，不会肯在食物上委屈对方，毕竟我们是一个美食文化的民族。

翁先生来了哥斯达黎加五年，娶了此地的女子为妻。白手成家，年纪却比米夏大不了两三岁。能干的青年，中文程度在谈吐中便见端倪，在见识上亦是广博，分析侨情十分中肯，爱家爱国，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在异乡又创出一番天地。想想他的年纪，这实是不容易。

所以我又说，这一代的移民，我们华人移民，在哥斯达黎加，是表现杰出的。

我想再来

与徐寞和碧瑶相见恨晚，他们可爱的大孩子小文，赚去了我的心，另一个因为太小，比较无法沟通。

碧瑶说得一口西班牙文，初来哥国时住在没有水电的农场上，那种苦日子一样承受了下来。而今相夫教子，过得怡然本分，说起农场和将来，亦是深爱她自己选择的人生，这一点，便是敬她。

三日相聚，倒有两日是碧瑶煮菜包饺子给米夏与我吃。

徐家的朋友们，个个友爱，更可贵的是彼此谈得来，性向相近，都是淡泊的人。

本是没有什么离情的异乡，因为每一个人的友谊，使我一再想回哥斯达黎加。

异乡人

在我的旅程中，哥国是来休息的一站，便真的放松了自己。有时就坐在公园内看人。

一个卖爆米花的潦倒中年人，掮了一个大袋子，就在公园里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兜。默默地看他跑了三四圈，竟没有一笔小生意成交。

最后他坐到我身边的长椅子上来，头低垂着，也不去卖了。

“你怎么不卖给我呢？”我笑着问他。

他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马上打开了袋子，拿出纸口袋来，问我要几块钱一包的。

我不忙接米花，问他今日卖了多少。他突然眼睛湿湿的，说生意不好做。

原来是古巴出来的难民，太太孩子都留在那儿，只等他在异乡有了发展去接他们。

“卖了几个月的爆米花，自己都三餐不济，只想等到签证去美国，可是美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保入境，有些早来的古巴人在这里已经等了三年了，而我——”

我静静地听着他，看他擦泪又擦泪，那流不干的眼泪里包含了多少无奈、辛酸和乡愁——

“这包米花送给您，在这个异乡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讲心里的话，说出来也好过些了，请您收下吧！”

他交给我一个小包包，站起来慢慢地走开去了。

我摸摸口袋里的钱，还有剩的一沓，忍不住去追他，塞在他的衣服口袋里，不说一句话就跑。后面那个人一直追喊，叫着：“太太！太太！请您回来——”

自己做的事情使我羞耻，因为数目不多，同情别人也要当当心心去做才不伤人。可是金钱还是最现实的东西。第一日抵达哥国时，别人也舍给我过一枚铜板，那么便回报在同样的一个异乡人身上吧！

我是见不得男人流泪的，他们的泪与女人不同。

离去

只因圣荷西是一个在十八世纪末叶方才建造的城市，它确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但是在建筑和情调上便缺少了只有时间才能刻画出来的那份古意盎然。

这儿没有印地安人，亦是不能吸引我的理由之一。哥国太文明了。

走断了一双鞋，在此又买了一双新的，预备走更长的路。

离去时，坐在徐寞的吉普车上，看着晴空如洗的蓝天和绿色的原野，一路想着农场的心事——我会为着另一个理由再回这儿来吗？

上机之前要米夏给徐寞拍照。这一些中国好青年在海外的成就和光荣，是不应该忘记的。

美妮表妹

巴拿马纪行

又是陌生的一站了。

机场大旅馆的价格令人看了心惊肉跳，想来小旅馆也不可能便宜。

这儿是巴拿马，美国水准，美式风格，用的钞票也干脆是美金，他们自己只有铜板，纸钞是没有的，倒也干脆。

旅途中经费充足，除了洪都拉斯超出预算之外，其他国家都能应付有余。可是住进巴拿马一家中级旅舍时，却使人因为它的昂贵而忧心了。

抵达的那个夜晚，安置好行李，便与米夏拿了地图去老城中心乱走，只想换一家经济些的安身。

找到一家二十多块美金一间的，地区脏乱不堪，恶形恶状的男女出出进进，它偏叫做“理想旅舍”。

门口的醉汉们也罢了，起码躺在地上不动。那些不醉的就不太好了，即使米夏在我身旁，还是不防被人抓了一把。我停住了步子，骂了那群人一句粗话，其实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认真的恶意，却将米夏吓得先跑了几步才回头。

那样的地区是住不得的了。

二姨的女儿在此已有多年了，虽然想念，却又是担心惊动他们一家，住了一夜，迟迟疑疑，不知是不是走的那日再打电话见见面，这样他们便无法招待了。

虽说如此，才有四日停留，巴拿马不预备写什么，而亲情总是缠心，忍不住拨了电话。再说，这个妹夫我也是喜欢的。

只说了一声：“美妮！”那边电话里的表妹就发狂地喊了起来——“平平姐姐——”

那声惨叫也许是她平日的语气，可是还是害我突然哽住了。表妹十年远嫁，她的娘家亲人还算我是第一个来巴拿马。

过了一会儿，表妹夫也打电话来了，惊天动地地责我不叫人接机，又怪不预先通知，再问我身体好不好，又说马上下班，与表妹一同来接了家去。

这份亲情，因为他们如此亲密的认同，使我方才发觉，原来自己一路孤单。

虽然不喜欢劳师动众，可是眼见表妹全家因为我的抵达而当一回大事，也只有心存感激地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和招待。

在旅馆楼下等着表妹与妹夫来接时，我仍是紧张。米夏说好是不叫去的，他坐在一边陪我。

妹夫外表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比以前成熟了。

表妹相逢几乎不识，十年茫茫，那个留着长发、文静不语的女孩，成了一个短发微胖戴眼镜的妇人。

表妹拉着我的手腕便往外走。当然米夏也被强拉上车了。

“不要米夏去，我们自己人有话讲，他在不方便！”我抗议着。

表妹倒是实际：“有什么话要讲？吃饭要紧，先给你们好好吃一顿再做道理！”

十年前，表妹二十岁，妹夫也不过二十四五，两个不通西班牙文的大孩子，远奔巴拿马，在此经商，做起钟表批发买卖，而今也是一番天地了。

表妹与我仍说上海话，偶尔夹着宁波土话，一点不变。变了的是她已经羼杂了拉丁美洲文化的性情：开放、坦率，西班牙文流利之外，还夹着泼辣辣的语调。是十年异乡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一个坚强的妇人，她不再文弱，甚而有些强悍。

用餐的时候，我无意间讲起表妹祖母在上海过世的消息，本以为她早就知道的，没想台北阿姨瞒着她。这一说，她啪一下打了丈夫一掌，惊叫起来：“德昆！德昆！我祖母死啦！死掉啦！”说着说着便要哭出来了！

眼看要大哭了，一转念，她自说自话，找了一番安抚的理由，偏又是好了起来。

初次见面，在餐厅里居然给了表妹这么一个消息，我自己内疚了好几日，谁晓得她不知道呢？

“你前两年伤心死了吧？”表妹问我，给我夹了一堆菜。

“我吗？”我苦笑着，心里一片空空茫茫。

“要是表姐夫还活着，我们家起码有我跟他讲讲西班牙文——”表妹又说。

我突然非常欣赏这个全新的表妹，她说话待人全是直着来的，绝不转弯抹角，也不客套，也不特别安慰人，那份真诚，使她的个性突出、美丽，而且实在。

只有四日停留，不肯搬去表妹家，只为着每日去会合米夏又得增加妹夫的麻烦。虽然那么样，表妹夫仍然停了上班。自由区的公司也不去了，带着米夏与我四处观光。

换钱，弄下一站的机票，吃饭的和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包办了。在巴拿马，我们没有机会坐公共汽车。

名为表姐，在生活起居上却被表妹全家，甚而他们的朋友们，照顾得周周密密。

在这儿，同胞的情感又如哥斯达黎加一般地使人感动。

农技团苏团长一家人过来表妹处探望我，一再恳请去他们家用餐。妹夫不好意思，我也坚持不肯麻烦苏妈妈。结果第二日，“使馆”的陈武官夫妇，中国银行的向家，苏家，彭先生，宋先生加上表妹自己，合起来做了满满一席的酒菜，理由是——请远道来的表姐。

苏家的女孩子们离开中国已经好多年了，家教极好，仍看中文书，是我的读者。武官太太陈妈妈也是喜欢看书的。看见别人如此喜爱三毛，心里十分茫然，为什么自己却不看重她呢？难道三毛不是部分的自己吗？

巴拿马本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当年它的独立当然与美国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

运河与自由贸易区繁荣了这个国家，世界各地的银行都来此地吸取资金。市区像极了美国的大城，街上的汽车也是美国制造的占大多数，英文是小学生就开始必读的语言。

虽然美国已将运河交还给巴拿马政府了，可是美军在此驻扎的仍有三万人。

妹夫与表妹各人开的都是美国大车，度假便去迈阿密。免不了的美国文化，可是在家中，他们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生意上各国顾客都有，而平日呼朋引伴地度周末，仍旧只与中国朋友亲密。

在表妹可以看见海景的高楼里，妹夫对我干干脆脆地说：“什么外国，在家里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周末早晨交给孩子们，带去公园玩玩，下午打打小牌，听听音乐，外面的世界根本不要去看它，不是跟在中国一样？”

我听了笑起来，喜欢他那份率真和不做作，他根本明白讲出来他不认外国人，只赚他们的钱而已。这是他的自由，我没有什么话说。

这又是另一种中国移民的形态了！

要是有一日，巴拿马的经济不再繁荣，大约也难不倒表妹夫。太太孩子一带，再去个国家打市场，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中国人是一个奇怪而强韧的民族，这一点是在在不同于其他人种的，随便他们何处去，中国的根，是不容易放弃的。

表妹来巴拿马时根本是个不解事的孩子，当年住在“哥隆”市，接近公司设置的自由区。在那治安极坏的地区，一住五年，等到经济环境安定了才搬到巴拿马市区来。

回忆起“哥隆”的日子，她笑说那是“苦笼”。两度街上被暴徒抢皮夹，她都又硬夺了回来。

被抢当时表现得勇敢，回家方才吓得大哭不休。这个中国女孩子，经过长长的十年之后，而今是成熟了。

我看着表妹的三个伶俐可爱的孩子和她相依为命的丈夫，还有她的一群好中国朋友，心中非常感动，毕竟这十年的海外生活，是一份生活的教育，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

表妹与表妹夫深深地迷惑了米夏，他一再地说，这两个人的“个性美”。虽然表妹夫的西班牙文不肯文绉绉，粗话偶尔也滑出来，可是听了只觉那是一种语调，他自己的真性情更在里面发挥得淋漓。奇怪的是，这些在家中只讲中文的人，西班牙文却是出奇的流利。

在巴拿马的最后一日，曾“大使”夫妇与“中央社”的刘先生夫妇也来了表妹夫家中。

“大使”夫妇是十多年前在西班牙做学生时便认识的，只因自己最怕麻烦他人，不敢贸然拜望，结果却在表妹家碰到。

聆听“大使”亲切的一番谈话，使我对巴拿马又多了一份了解。只因这一站是家族团聚，巴拿马的历史和地理也便略过了。

三天的时间飞快地度过，表妹和他们朋友对待我的亲切殷勤，使我又一次欠下了同胞的深情。

临去的那一个下午，表妹仍然赶着包馄饨，一定要吃饱了才给上路。她的那份诚心，一再在实际的生活饮食里，交付给了我。

行李中，表妹硬塞了中国的点心，说是怕我深夜到了哥伦比亚没有东西吃。

妹夫再三叮咛米夏，请他好好做我的保镖。

朋友们一趟又一趟地赶来表妹夫家中与我见面，可说没有一日不碰到的。

机场排队的人多，妹夫反应极快，办事利落，他又一切都包办了。

表妹抱着小婴儿，拖着另外两个较大的孩子，加上向家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彭先生、应先生……一大群人在等着与我们惜别。

进了检查室，我挥完了手，这才一昂头将眼泪倒咽回去。

下一站没有中国人了，载不动的同胞爱，留在我心深处，永远归还不了。

巴拿马因为这些中国人，使我临行流泪。这沉重的脚踪，竟都是爱的负荷。

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哥伦比亚纪行之一

这一路来，随行的地图、资料和书籍越来越重，杂物多，索绊也累人。

巴拿马那一站终于做了一次清理，部分衣物寄存表妹，纸张那些东西，既然已经印在脑子里，干脆就丢掉了。

随身带着的四本参考书，澳洲及英国出版的写得周全，另外两本美国出版的观点偏见傲慢，而且书中指引的总是——“参加当地旅行团”便算了事。于是将它们也留在垃圾桶中了。

说起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时，参考书中除了详尽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介绍之外，竟然直截了当地唤它“强盗国家”。

立论如此客观而公平的书籍，胆敢如此严厉地称呼这个占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总使人有些惊异他们突然的粗暴。

书中在在地警告旅行者，这是一个每日都有抢劫、暴行和危险的地方，无论白昼夜间，城内城外，都不能掉以轻心，更不可以将这种情况当做只是书中编者的夸张。

巴拿马台湾农技团的苏团长，来此访问时，也遭到被抢的事情。

可怕的是，抢劫完苏团长的暴徒，是昂然扬长而去，并不是狂奔逃走的。

米夏在听了书中的警告和苏团长的经历之后，一再地问我是不是放弃这一站。而我觉得，虽然冒着被抢的危险，仍是要来的，只是地区太差的旅舍便不住了。

离开台湾时，随身挂着的链条和刻着我名字的一只戒指，都交给了母亲。

自己手上一只简单的婚戒，脱脱戴戴，总也舍不得留下来。几番周折，还是戴着走了那么多路。

飞机抵达博各答的时候，脱下了八年零三个月没有离开手指的那一个小圈，将它藏在贴胸的口袋里。手指空了，那份不惯，在心理上便也惶惶然地哀伤起来。

夜深了，不该在机场坐计程车，可是因为首都博各答地势太高，海拔两千六百四十公尺的高度，使我的心脏立即不适，针尖般的刺痛在领行李时便开始了。没敢再累，讲好价格上的车，指明一家中级旅馆，只因它们有保险箱可以寄存旅行支票和护照。

到了旅馆，司机硬是多要七元美金，他说我西班牙话不灵光，听错了价格。

没有跟他理论，因为身体不舒服。

这是哥伦比亚给我的第一印象。

住了两日旅舍，第三日布告栏上写着小小的通告，说是房价上涨，一涨便是二十七元美金，于是一人一日的住宿费便要六十七元美金了。

客气地请问柜台，这是全国性的调整还是怎么了，他们回答我是私自涨的。

他们可以涨，我也可以离开。

搬旅馆的时候天寒地冻，下着微雨，不得已又坐了极短路的计程车，因为冬衣都留在巴拿马了。

司机没有将马表扳下，到了目的地才发现。他要的价格绝对不合理，我因初到高原，身体一直不适，争吵不动，米夏的西班牙文只够道早安和微笑，于是又被迫做了一次妥协。

别的国家没有那么欺生的。

新搬的那家旅馆，上个月曾被暴徒抢劫，打死了一个房间内的太太，至今没有破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倒是门禁森严了。

初来首都博各答的前几日，看见街上每一个人紧紧抱着他们皮包的样子，真是惊骇。生活在这么巨大的，随时被抢的压力下，长久下去总是要精神衰弱的。

米夏一来此地，先是自己吓自己，睡觉房间锁了不说尚用椅子抵着门。每次唤他，总是问了又问才开。

便因如此，偏是不与他一起行动，他需要的是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不能老是只跟在我身边拿东西，听我解释每一种建筑的形式和年代。便是吃饭吧，也常常请他自己去吃了。

个人是喜欢吃小摊子的，看中了一个小白饼和一条香肠，炭炉上现烤的。卖食物的中年人叫我先给他二十五披索，我说一手交钱一手交饼，他说我拿了饼会逃走，一定要先付。

给了三十披索，站着等饼和找钱，收好钱的人不再理我，开始他的叫喊：“饼啊！饼啊！谁来买饼啊！”

我问他：“怎么还不给我呢？香肠要焦了！”

他说：“给什么？你又没有付钱呀！”

这时旁边的另一群摊贩开始拼命地笑，望望我，又看着别的方向笑得发颤。这时方知又被人欺负了。

起初尚与这个小贩争了几句，眼看没有法子赢他，便也不争了，只对他说：“您收了钱没有，自己是晓得的。上帝保佑您了！”

说完这话我走开，回头对那人笑了一笑，这时他眼睛看也不敢看我，假装东张西望的。

要是照着过去的性情，无论置身在谁的地盘里，也不管是不是夜间九点多钟自己单身一个，必然将那个小摊子打烂。

那份自不量力，而今是不会了。

深秋高原的气候，长年如此。微凉中夹着一份风吹过的怅然和诗意。只因这个首都位置太高，心脏较弱的人便比较不舒服了。

拿开博各答一些小小的不诚实的例子不说，它仍是一路旅行过来最堂皇而气派的都市。殖民时代的大建筑辉煌着几个世纪的光荣。

虽说这已是一生中第一百多个参观过的博物馆，也是此行中南美洲的第十二个博物馆了。可是只因它自己说是世上“唯一”的，忍不住又去了。

哥伦比亚的“黄金博物馆”中收藏了将近一万几千多件纯金的艺术品。制造它们的工具在那个时代却是最最简陋的石块和木条。金饰的精美和细腻在灯光和深色绒布的衬托下，发出的光芒近乎神秘。

特别注意的是一群群金子打造的小人,有若鼻烟壶那么样的尺寸。他们的模样，在我的眼中看来，每一个都像外太空来的假想的“人”。

这些金人，肩上绕着电线，身后背着好似翅膀的东西，两耳边胖胖的，有若用着耳机，有些头顶上干脆顶了一支天线般的针尖，完全科学造型。

看见这些造型，一直在细想，是不是当年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确看过这样长相和装备的人，才仿着做出他们的形象来呢？这样的联想使我立即又想到朋友沈君山教授，如果他在身边，一定又是一场有趣的话题了。

博物馆最高的一层楼等于是一个大保险箱，警卫在里面，警卫在外面，参观的人群被关进比手肘还厚的大铁门内去。

在那个大铁柜的房间里，极轻极微号角般的音乐，低沉、缓慢又悠长地传过来。

全室没有灯光，只有专照着一座堆积如黄金小山的聚光灯，静静地向你交代一份无言的真理——黄金是唯一的光荣，美丽和幸福。

放出那层严密保护着金器的房间，再见天日时，刚刚的一幕宝藏之梦与窗外的人群再也连不上关系。

下楼时一位美国太太不断叹息着问我：“难道你不想拥有它们吗？哪怕是一部分也好！天啊，唉！天啊！”

其实它们是谁的又有什么不同？生命消逝，黄金永存。这些身外之物，能够有幸欣赏，就是福气了。真的拥有了它那才叫麻烦呢！

在中南美洲旅行，好似永远也逃不掉大教堂、美国烤鸡、意大利馅饼和中国饭店这几样东西。

对于大小教堂，虽说可以不看，完全意志自由，可是真的不进去，心中又有些觉得自己太过麻木与懒散，总是免不了去绕一圈，印证一下自己念过的建筑史，算做复习大学功课。

至于另外三种食的文化，在博各答这一站时，已经完全拒绝了。

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烤鸡、汉堡和麦克唐纳那个国家的食物和文化，是很难接受的。至于中国饭店，他们做的不能算中国菜。

在这儿，常常在看完了华丽的大教堂之后，站在它的墙外小摊边吃炸香蕉、芭蕉叶包着有如中国粽子的米饭和一支支烤玉米。

这些食物只能使人发胖而没有营养。

博各答虽是一个在高原上的城市，它的附近仍有山峰围绕。有的山顶竖了个大十字架，有的立了一个耶稣的圣像，更有一座小山顶上，立着一座修道院，山下看去，是纯白色的。

只想上那个白色修道院的山顶去。它叫“蒙色拉”，无论在哪一本参考书，甚至哥伦比亚自己印的旅游手册上，都一再地告诫旅客——如果想上“蒙色拉”去，千万乘坐吊缆车或小铁路的火车，不要爬上去，那附近是必抢的地区。

城里问路时，别人也说：“坐计程车到吊缆车的入口才下车吧！不要走路经过那一区呀！”

我还是走去了，因为身上没有给人抢的东西。

到了山顶，已是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了，不能好好地呼吸，更找不到修道院。山下看见的那座白色的建筑，是一个教堂。

那座教堂正在修建，神坛上吊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神坛后面两边有楼梯走上去，在暗暗的烛光里，一个玻璃柜中放着有若人身一般大的耶稣雕像——一个背着十字架、流着血汗、跪倒在地上的耶稣，表情非常逼真。

在跌倒耶稣的面前，点着一地长长短短的红蜡烛，他的柜子边，放着许许多多蜡做的小人儿。有些刻着人的名字，扎着红丝带和一撮人发。

总觉得南美洲将天主教和他们早期的巫术混在一起了，看见那些代表各人身体的小蜡像，心中非常害怕。

再一抬头，就在自己上来的石阶两边的墙上，挂满了木制的拐杖，满满的、满满的拐杖，全是来此祈求，得了神迹疗治，从此放掉拐杖而能行走的病人拿来挂着做见证的。

幽暗的烛光下，那些挂着的拐杖非常可怖，墙上贴满了牌子，有名有姓有年代的人，感恩神迹，在此留牌纪念。

对于神迹，甚而巫术，在我的观念里，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信心是最大的力量。

就在那么狭小的圣像前，跪着一地的人，其中一位中年人也是撑着拐杖来的，他燃了一支红烛，虔诚地仰望着跌倒在地的耶稣像，眼角渗出泪来。

那是个感应极强的地方，敏感的我，觉得明显的灵息就在空气里充满着。

我被四周的气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自己一无所求，而心中却好似有着莫大的委屈似的想在耶稣面前恸哭。

出了教堂，整个博各答城市便在脚下，景色辽阔而安静，我的喉咙却因想到朋友张拓芜和杏林子而哽住了——他们行走都不方便。

又回教堂里面去坐着，专心地仰望着圣像，没有向他说一句话，他当知道我心中切切祈求的几个名字。

也代求了欧阳子，不知圣灵在此，除了治疗不能行走的人之外，是不是也治眼睛。

走出圣堂的时候，我自己的右腿不知为何突然抽起筋来，疼痛不能行走。拖了几步，实在剧痛，便坐了下来。在使人行走的神迹教堂里，我却没有理由地跛了。那时我向神一直在心里抗议，问他又问他：“你怎么反而扭了我的腿呢？如果这能使我的朋友们得到治疗，那么就换好了！”他不回答我，而腿好了。

代求了五个小十字架给朋友，不知带回台湾时，诚心求来的象征，朋友们肯不肯挂呢？

虽说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抢，可是走在博各答的街上，那份随时被抢的压迫感却是不能否认地存在着。

每天看见街上的警察就在路人里挑，将挑出来的人面对着墙，叫他们双手举着，搜查人的身体，有些就被关上警车了。

在这儿，我又觉得警察抓人时太粗暴了。

米夏在博各答一直没有用相机，偶尔一次带了相机出去，我便有些担心了。

那一日我坐在城市广场里晒太阳，同时在缝一件脱了线的衣服。米夏单独去旧区走走，说好四小时后回公园来会合。

一直等到夜间我已回旅馆去了，米夏仍未回来。我想定是被抢了相机。

那个下午，米夏两度被警察抓去搜身，关上警车，送去局内。

第一回莫名其妙地放了，才走了几条街，不同的警察又在搜人，米夏只带了护照影印本，不承认是证件，便又请入局一趟。

再放回来时已是夜间了。这种经历对米夏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回来时英雄似的得意。

这个城市不按牌理出牌，以后看见警察我亦躲得老远。

离开博各答的前两日，坐公车去附近的小城参观了另一个盐矿中挖出来的洞穴教堂，只因心脏一直不大舒服，洞中空气不洁，坐了一会儿便出来了，没有什么心得。

哥伦比亚的出境机场税，是三十块美金一个人，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与它相比。

记录博各答生活点滴的现在，我已在厄瓜多尔一个安地斯山区中的小城住了下来。

飞机场领出哥伦比亚来的行李时，每一只包包都已打开，衣物乱翻，锁着的皮箱被刀割开大口，零碎东西失踪，都是博各答机场的工作人员留给我的临别纪念。

那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药师的孙女——前世

厄瓜多尔纪行之一

那时候，心湖的故事在这安地斯山脉的高原上，已经很少被传说了。

每天清晨，当我赤足穿过云雾走向那片如镜般平静的大湖去汲水的时候，还是会想起那段骇人的往事。

许多许多年前，这片土地并不属于印加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是自称加那基族的我们，因为拒绝向印加政府付税，他们强大的军队开来征服这儿，引起了一场战争。

那一场战役，死了三万个族人，包括我的曾祖父在内，全都被杀了。

死去的人，在印加祭司的吩咐下，给挖出了心脏，三万颗心，就那么丢弃在故乡的大湖里。

原先被称为银湖的那片美丽之水，从此改了名字，我们叫它“哈娃哥恰”，就是心湖的意思。

那次的战役之后，加那基族便归属于印加帝国了，因为我们的山区偏向于城市基托，于是被划分到阿达华伯国王的领地里去。

那时候，印加帝国的沙巴老王已经过世了，这庞大的帝国被他的两个儿子所瓜分。

在秘鲁古斯各城的，是另一个王，叫做华斯加。

岁月一样地在这片湖水边流过去。

战争的寡妇们慢慢地也死了，新的一代被迫将收获的三分之二缴给帝国的军队和祭司，日子也因此更艰难起来。

再新的一代，例如我的父母亲，已经离开了故乡，被送去替印加帝王筑石头的大路，那条由古斯各通到基托的长路，筑死了许多人。而我的父母也从此没有了消息。

母亲离开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懂事而伶俐的孩子，知道汲水、喂羊，也懂得将晒干的骆马粪收积起来做燃料。

她将我留给外祖父，严厉地告诫我要做一个能干的妇人，照顾外祖父老年后的生活，然后她解下了长长一串彩色的珠子，围在我的脖子上，就转身随着父亲去了。

当时我哭着追了几步，因为母亲背走了亲爱的小弟弟。

那一年，我六岁。一个六岁的加那基的小女孩。

村子里的家庭，大半的人都走了，留下的老人和小孩，虽然很多，那片原先就是寂静的山区，仍然变得零落了。

外祖父是一个聪明而慈爱的人，长得不算高大，他带着我住在山坡上，对着大雪山和湖水，我们不住在村落里。

虽然只是两个人的家庭，日子还是忙碌的。我们种植玉米、豆子、马铃薯，放牧骆马和绵羊。

收获来的田产，自己只得三分之一，其他便要缴给公共仓库去了。

琼麻在我们的地上是野生的，高原的气候寒冷，麻织的东西不够御寒，总是动物的毛纺出来的料子比较暖和。

母亲离开之后，搓麻和纺纱的工作就轮到我来做了。

虽然我们辛勤工作，日子还是艰难，穿的衣服也只有那几件，长长的袍子一直拖到脚踝。

只因我觉得已是大人了，后来不像村中另外一些小女孩般地披头散发。

每天早晨，我汲完了水，在大石块上洗好了衣服，一定在湖边将自己的长发用骨头梳子理好，编成一条光洁的辫子才回来。

我们洗净的衣服，总是平铺在清洁的草地上，黄昏时收回去，必有太阳和青草的气味附在上面，那使我非常快乐，忍不住将整个的脸埋在衣服里。

在我们平静的日子里，偶尔有村里的人上来，要求外祖父快去，他去的时候，总是背着他大大的药袋。那时候，必是有人病了。

小时候不知外祖父是什么人，直到我一再地被人唤成药师的孙女，才知治疗病人的人叫做药师。

那和印加的大祭司又是不同，因为外祖父不会宗教似的作法医病，可是我们也是信神的。

外祖父是一个沉默的人，他不特别教导我有关草药的事情，有时候他去很远的地方找药，几日也不回来。家，便是我一个人照管了。

等我稍大一些时，自己也去高山中游荡了，我也懂得采些普通的香叶子回来，外祖父从来没有阻止过我。

小时候我没有玩伴，可是在祖父的身边也是快活的。

那些草药，在我们的观念里是不能种植在家里田地上的。

我问过外祖父，这些药为什么除了在野地生长之外，不能种植它们呢？

外祖父说这是一份上天秘密的礼物，采到了这种药，是病家的机缘，采不到，便只有顺其自然了。

十二岁的我，在当时已经非常著名了，如果祖父不在家，而村里的小羊泻了肚子，我便抱了草药去给喂。至于病的如果是人，就只有轮到外祖父去了。

也许我是一个没有母亲在身边长大的女孩，村中年长的妇女总是特别疼爱我，她们一样喊我药师的孙女，常常给我一些花头绳和零碎的珠子。

而我，在采药回来的时候，也会送给女人们香的尤加利叶子和野蜂蜜。

我们的族人是一种和平而安静的民族，世世代代散居在这片湖水的周围。

在这儿，青草丰盛，天空长蓝，空气永远稀薄而寒冷，平原的传染病上不了高地，虽然农作物在这儿长得辛苦而贫乏，可是骆马和绵羊在这儿是欢喜的。

印加帝国的政府，在收税和祭典的时候，会有他们的信差，拿着不同颜色和打着各样绳结的棍子，来传递我们当做的事和当缴的税，我们也总是顺服。

每当印加人来的时候，心湖的故事才会被老的一辈族人再说一遍。那时，去湖边汲水的村中女孩，总是要怕上好一阵。

外祖父和我，很少在夜间点灯，我们喜欢坐在小屋门口的石阶上，看湖水和雪山在寂静平和的黄昏里隐去，我们不说什么多余的话。

印加帝国敬畏太阳，族人也崇拜它，寒冷的高原上，太阳是一切大自然的象征和希望。

当然，雨季也是必需的。一年中，我们的雨水长过母羊怀孕的时间。

小羊及小骆马出生的时候，草原正好再绿，而湖水，也更阔了。

我一日一日地长大，像村中每一个妇女似的磨着玉米，烘出香甜的饼来供养外祖父。在故乡，我是快乐而安静的，也更喜欢接近那些草药了。

有一日，我从田上回来，发觉屋里的外祖父在嚼古柯叶子，这使我吃了一惊。

村子里的一些男人和女人常常嚼这种东西，有些人一生都在吃，使得他们嘴巴里面都凹了一块下去。这种叶子，吃了能够使人活泼而兴奋，是不好的草药。

外祖父见到了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表情，他淡淡地说：“外祖父老了！只有这种叶子，帮助我的血液流畅——”

那时候，我才突然发觉，外祖父是越来越弱了。

没有等到再一个雨季的来临，外祖父在睡眠中静静地死了。

在他过世之前，常常去一座远远的小屋，与族人中一个年轻的猎人长坐。那个猎人的父母也是去给印加人筑路，就没有消息了。

回来的时候，外祖父总是已经非常累了，没有法子与我一同坐看黄昏和夜的来临，他摸一下我的头发，低低地喊一声：“哈娃！”就去睡了。

在我的时代里，没有人喊我的名字，他们一向叫我药师的孙女。

而外祖父，是直到快死了，才轻轻地喊起我来。他叫我哈娃，也就是“心”的意思。

母亲也叫这个名字，她是外祖父唯一的女儿。

外祖父才叫了我几次，便放下我，将我变成了孤儿。

外祖父死了，我一个人住在小屋里。

我们的族人相信永远的生命，也深信转世和轮回，对于自然的死亡，我们安静地接受它。

虽然一个人过的日子，黄昏更寒冷了，而我依然坐在门前不变地看着我的故乡，那使我感到快乐。

那一年，那个叫做哈娃的女孩子，已经十五岁了。

外祖父死了没有多久，那个打猎的青年上到我的山坡来，他对我说：“哈娃，你外祖父要你住到我家去。”

我站在玉米田里直直地望着这个英俊的青年，他也像外祖父似的，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发，那时候，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湖水也似的温柔起来。

我没有说一句话，进屋收拾了一包清洁的衣物，掮起了外祖父的药袋，拿了一串挂在墙上的绳索交给这个猎人。

于是我关上了小屋的门，两人拖着一群骆马和绵羊还有外祖父的一只老狗，向他的家走去。

我的丈夫，其实小时候就见过了，我们的狗几年前在山里打过架。

当时他在打猎，我一个人在找草药，回家时因为狗被咬伤了，还向外祖父告过状。

外祖父听到是那个年轻人，只是慈爱而深意地看了我一眼，微笑着，不说什么。

没晓得在那时候，他已经悄悄安排了我的婚姻。

有了新的家之后，我成了更勤劳的女人，丈夫回来的时候，必有烤熟的玉米饼和煮熟的野味等着他。那幢朴素的小屋里，清清洁洁，不时还拿尤加利的树叶将房间熏得清香。

我们的族人大半是沉默而害羞的，并不说什么爱情。

黄昏来临时，我们一样坐在屋前，沉静地看月亮上升。而我知道，丈夫是极疼爱我的。

那时候，村里的药师已经由我来替代了。

如同外祖父一个作风，治疗病家是不能收任何报酬的，因为这份天赋来自上天，我们只是替神在做事而已。

虽是已婚的妇人了，丈夫仍然给我充分的自由，让我带了狗单独上山去摘草药。

只因我的心有了惦记，总是采不够药就想回家，万一看见家中已有丈夫的身影在张望，那么就是管不住脚步地向他飞奔而去。

那时印加帝国已经到了末期，两边的国王起了内战，村里的人一直担心战争会蔓延到这山区来。

虽然我们已成了印加人收服的一个村落，对于他们的祭司和军队，除了畏惧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认同，只希望付了税捐之后，不要再失去我们的男人。

战争在北面的沙拉萨各打了起来，那儿的人大半战死了。北部基托的阿达华伯国王赢了这场战役，华斯加王被杀死了。

也在内战结束不多久，丈夫抱了一只奇怪的动物回来，他说这叫做猪，是低原的人从白人手中买下来的。

我们用马铃薯来喂这只猪。当时并不知猪有什么用处。

三只骆马换回了这样的一只动物是划不来的。

村里偶尔也传进来了一些我们没有看过的种子。

我渴切地等待着青禾的生长，不知种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农作物。

有关白人的事情便如一阵风也似的飘过去了，他们没有来，只是动物和麦子来了。

平静的日子一样地过着，我由一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妇人。我的外祖父、父亲、母亲都消失了，而我，正在等待着另一个生命的出世。

作为一个药师的孙女，当然知道生产的危险，村中许多妇人便是因此而死去的。

黄昏的时候，丈夫常常握住我的手，对我说：“哈娃！不要怕，小孩子来的时候，我一定在你身边的。”

我们辛勤地收集着羊毛，日日纺织着新料子，只希望婴儿来的时候，有更多柔软而暖和的东西包裹他。

那时候，我的产期近了，丈夫不再出门，一步不离地守住我。

他不再打猎，我们每餐只有玉米饼吃了。

那只猪，因为费了昂贵的代价换来的，舍不得杀它，再说我们对它也有了感情。

一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发觉门前的大镬里煮着几条新鲜的鱼。这使我大吃一惊，叫喊起丈夫来。

心湖里满是跳跃的银鱼，可是百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去捉它们，毕竟那儿沉着我们祖先的身体啊！

丈夫从田上匆匆地跑回来，我痛责他捕鱼的事情，他说：“哈娃！你自己是药师的孙女，怀着孩子的妇人只吃玉米饼是不够的，从今以后吃鱼吧！”

丈夫每夜偷偷去湖里捉鱼的事情，慢慢地被族人发现了。他们说我们会遭到报应，可是我们不理会那些闲话。

只因跟着丈夫相依为命，生产的事情，约好了绝对不去请求村中的老妇人来帮忙。她们能做的不多，万一老妇人们来了，丈夫是必定被赶出去的，没有丈夫在身边，那是不好过的。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我开始疼痛。

悄悄起床煎好了草药才喊醒沉睡的丈夫。

起初两个人都有些惊慌，后来我叫丈夫扶着，包着毯子到门外的石阶上去坐了一会儿，这便心静了下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月光下的雪山、湖水和故乡茫茫的草原。

挣扎了三个日出与日落，那个叫做哈娃的女人与她未出世的孩子一同死了。

在一汪油灯的旁边，跪着爱她如命的丈夫。他抱着哈娃的身体，直到已成冰冷，还不肯放下来。

那是后人的日历十六世纪初叶，一个被现今世界统称为南美印地安人的女子平凡的一生。

哈娃离世时十九岁。

银湖之滨——今生

厄瓜多尔纪行之二

挂完了电话，心中反倒松了口气。

朋友马各不在家，留下了口讯给他的父亲，总算是联络过了，见不见面倒在其次。

旅途的疲倦一日加深一日，虽然没有做什么劳苦的工作，光是每日走路的时间加起来便很可观，那双脚也老是水泡。

无论在什么时候，看见旅馆的床，碰到枕头，就能睡着。

万一真休息了，醒来又会自责，觉得自己太过疏懒，有时间怎么不在街上呢？

打完电话时正是炎热的午后，朦胧中阖了一下眼睛，柜台上的人来叫，说是楼下有客在等着。

我匆匆忙忙地跑下去，看见找不着的马各就站在大厅里。

多年不见，两人犹豫了一会儿，才向彼此跑过去。

“马各，我回来了！”我喊了起来。

“回来了？什么时候来过厄瓜多尔了？”他将我拉近，亲了一下面颊。

“忘了以前跟你讲的故事了？”

“还是坚持前生是印地安女人吗？”他友爱地又将我环抱起来，哈哈地笑着。

“而且不是秘鲁那边的，是你国家里的人，看我像不像？”我也笑吟吟地看着他。

马各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静静地看了我几秒钟，也不说话，将我拉到沙发上去坐下来。

“还好吗？”他拍拍我的脸，有些无可奈何地看着我。

“活着！”我叹了口气，将眼光转开去，不敢看他。

马各是多年的朋友了，结婚时给寄过贺卡，我失了自己的家庭时，又给写过长信，后来他由法国去了黎巴嫩，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彼此便不联络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谁都不说话。

“说说在厄瓜多尔的计划吧！”

“上安地斯高原去，跟印地安人住半个月到二十天，沿途六个大小城镇要停留，然后从首都基托坐车下山，经过低地的另外两个城，再回到这儿来搭机去秘鲁，总共跑一千几百公里吧！”

当时我正住在厄瓜多尔最大的海港城娃雅基的旅馆里。

“先来我们家过了节再走，明天耶诞夜了！”

“我这种人，哪有什么节不节，谢谢你，不去了！”

“几号上高原去？”

“二十五号走，第一站七小时车程呢！”

“先去哪里？”

“里奥庞巴！”我又说了那个城附近的几个小村落的名字。

“你的地理不比我差，前世总是来过的啰！”马各笑着说。

“要去找一片湖水——”我说。

“湖应该在沃达华罗啊！弄错了没有，你？”

我知道没有错，那片湖水，不看详细地图找不着，可是它必是在的。

“Echo，可不可以等到二十七号，我开车回首都基托去上班，你和那位同事跟我沿途玩上去？那样不必坐长途公车了！”

最令人为难的就是朋友太过好意，接受别人的招待亦是于心难安的，以我这么紧张的个性来说，其实是单独行动比较轻松自在的。

坚持谢绝了马各，他怎么说，也是不肯改变心意。

约好二十日后两人都在基托时再联络，便分手了。

对于不认识的马各，米夏的兴趣比我还大，因为马各是社会学家，跟他谈话会有收获的。

听说有便车可搭，米夏巴不得跟了同去。这两个人语言不通，如果长途旅行尚得做他们的翻译，便是自讨苦吃了。

再说，我要去的印地安人村落仍是极封闭的地方，如果三个游客似的人拿了照相机进去，效果便很可能是相反的坏了。

厄瓜多尔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简单地可分三个部分。

东部亚马逊丛林，至今仍是莽荒原始，一种被叫做“希哇洛斯·布拉浮”的野林人据说仍然吹箭猎头，他们不出来，别人也不进去。

厄瓜多尔的政府对于丛林内的部落至今完全没有法子控制，便两不相涉了。

中部的厄瓜多尔，一路上去便是安地斯山脉所造成的高原，两条山链一路延伸到哥伦比亚，中间大约六十五公里阔的大平原里，纯血的印地安人村落仍是多不胜数。他们的人口，占了六百万人中的百分之四十。

高原上除了几个小城之外，六十多万人口的首都基托，就建在海拔两千八百五十公尺的北部山区里，是世界第二高的首都。

南方的海岸部分，一般书中叫它做低原，那儿气候常年炎热，农产丰富，一座叫做“葛位托”的中型城市，更有另一个别名——中国城。

许多广东来的老华侨，在那儿已经安居三代了。那儿的“香蕉王”，便是一位中国老先生。

厄瓜多尔另有几个小岛，叫做“加拉巴哥斯”，泡在远远的太平洋里面。

渴切想去的地方，在我，当然是安地斯山脉。

其实山区里的高原人民，自有他们的语言和族称，只是当年哥伦布航海去找中国，到了古巴，以为安抵印度，便将当时美洲已住着的居民错称为“印度人”，便是而今美洲印地安人名称的由来了。

车子是中午在炎热的海港开出的，进入山区的时候，天气变了，雨水倾倒而下，车厢内空气浑浊不堪，我靠着窗户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当我被刺骨的微风冻醒时，伏盖着的安地斯苍苍茫茫的大草原，在雨后明净如洗的黄昏里将我整个拥抱起来。

眼前的景色，该是梦中来过千百次了，那份眼熟，令人有若回归，乡愁般的心境啊，怎么竟是这儿！

车子转了一个弯，大雪山“侵咆拉索”巨兽也似的扑面而来。

只因没有防备这座在高原上仍然拔地而起的大山是这么突然出现的，我往后一靠，仍是吃了一惊。

看见山的那一骇，我的灵魂冲了出去，飞过尤加利树梢，飞过田野，飞过草原，绕着那座冷冰积雪的山峰怎么也回不下来。

一时里，以为自己是车祸死了，心神才离开了身体，可是看看全车的人，都好好地坐着。

“唉！回来了！”我心里暗暗地叹息起来。

对于这种似曾相识的感应，没有人能数说，厄瓜多尔的高地，于我并不陌生的啊！

“阿平！阿平！”米夏一直在喊我，我无法回答他。

我定定地望着那座就似扑压在胸前的六千多公尺高的雪山，觉着它的寒冷和熟悉，整个人完全飘浮起来，又要飞出去了。

一时里，今生今世的种种历练，电影般快速地掠过，那些悲欢岁月，那些在世和去世的亲人，想起来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感觉，好似在看别人的事情一般。

大概死，便是这样明净如雪般的清朗和淡漠吧！“哎呀！你的指甲和嘴唇都紫了！”米夏叫了起来。

我缓缓地问米夏：“海拔多少了？”

“这一带，书上说超过三千两百公尺，下到里奥庞巴是两千六百五十。”

这时候我才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怎么都肿起来了，呼吸也困难得很。

什么灵魂出窍的感应，根本是身体不适才弄出来的幻觉。

车子停在一个小站上，司机喊着：“休息十分钟！”

我没有法子下车，这样的高度使人难以动弹。

就在车站电线杆那支幽暗的路灯下，两个老极了的印地安夫妇蹲坐在路边。

女人围着深色的长裙，披了好几层彩色厚厚的肩毯，梳着粗辫子，头上不可少地戴着旧呢帽。

两个人专心地蹲在那儿用手撕一块面包吃。

我注视着这些纯血的族人，心里禁不住涌出一阵认同的狂喜，他们长得多么好看啊！

“老妈妈啊！我已经去了一转又回来了，你怎么还蹲在这儿呢！”我默默地与车边的妇人在心里交谈起来。

有关自己前世是印地安人的那份猜测，又潮水似的涌上来。

这个小镇的几条街上，全是印地安人，平地人是看不到了。

暮色更浓了。街上人影幢幢，一切如梦如幻，真是不知身在何处。

方才下了里奥庞巴的公车站，一对欧洲模样的男女好似来接我们似的走了上来。

那时我的心脏已经很不舒服了，对他们笑笑，便想走开去，并不想说什么话。

他们拦住了我，一直请我们去住同一家旅馆，说是那间房间有五个床，位子不满，旅馆叫他们自己出来选人。

下车的人那么多，被人选中了，也算荣幸。

旅馆是出租铺位的，一个大房间，宿舍一般，非常清洁安静。

那对旅客是瑞士来的，两人从基托坐车来这小城，预备看次日星期六的印地安人大赶集。看上去正正派派的人，也不拒绝他们了。

进了旅舍，选了靠窗的一张铺位，将简单的小提包安置在床上，便去公用浴室刷牙了。

旅行了这一串国家，行李越来越多，可是大件的东西，必是寄存在抵达后的第一个旅舍里，以后的国内游走，便是小提包就上路了。

打开牙膏盖子，里面的牙膏哗一下喷了出来，这样的情形是突然上到高地来的压力所造成的，非常有趣而新鲜。

初上高原，不过近三千公尺吧，我已举步无力，晚饭亦不能吃，别人全都没有不适的感觉，偏是自己的心脏，细细针刺般的疼痛又发作起来。

没有敢去小城内逛街，早早睡下了。

因为睡的是大通铺，翻身都不敢，怕吵醒了同室的人，这样彻夜失眠到清晨四点多，窗外街道上赶集的印地安人已经喧哗地由四面八方进城来了。

里奥庞巴的星期六露天市集，真是世上仅存的几个惊喜。

一般来厄瓜多尔的游客，大半往著名的北部沃达华罗的市集跑，那儿的生意，全是印地安人对白人，货品迎合一般观光客的心理而供应，生活上的必需品，便不卖了。

这儿的市集，近一万个纯血的印地安人跑了来，他们不但卖手工艺，同时也贩菜蔬、羊毛、家畜、布料、食物、衣服、菜种、草药……

满城彩色的人，缤纷活泼了这原本寂静的地方。

他们自己之间的交易，比谁都要热闹兴旺。

九个分开的大广场上，分门别类的货品丰丰富富地堆着。缝衣机就在露天的地方给人现做衣服，卖掉了绵羊的妇人，赶来买下一块衣料，缝成长裙子，正好穿回家。

连绵不断的小食摊子，一只只“几内亚烤乳猪”已成了印地安人节日的点缀，卖的人用手撕肉，买的人抓一堆白饭，蹲在路边就吃起来。

但愿这市集永远躲在世界的一角，过他们自己的日子，游客永远不要知道的才好。

印地安人的衣着和打扮，经过西班牙人三四百年的统治之后，已经创出了不同的风格。

市集上的印地安男人沉静温柔而害羞。女人们将自己打扮得就像世上最初的女人，她们爱花珠子、爱颜色，虽然喧哗笑闹，却也比较懂得算计，招揽起生意来，和气又媚人。

那些长裙、披肩、腰带，和印加时代只有祭司和贵族才能用上的耳环，都成了此地印地安女子必有的装饰。

欧洲的呢帽，本是西班牙人登陆时的打扮，而今的印地安人，无论男女都是一顶，不会肯脱下来的。

沃达华罗那边的族人又是一种，那儿的女人用头巾，不戴帽子。她们穿阔花边的白衬衫。

虽说统称印地安人，其实各人的衣着打扮，甚而帽檐的宽狭，都因部落不同而有差异，细心的人，观察一会儿，便也能区分了。

在我眼中，印地安人是世上最美的人种，他们的装饰，只因无心设计，反倒自成风格。而那些脸谱，近乎亚洲蒙古人的脸，更令我看得痴狂。

高原地带的人大半生得矮小，那是大自然的成绩。这样的身材，使得血液循环得快些，呼吸也方便。起码书本中是如此解释的。

看了一整天的市集，没有买下什么，这份美丽，在于气氛的迷人，并不在于货品。

卖东西的印地安人，才是最耐看的对象。

坐在街边地上吃烤猪时，偷偷地细听此地人讲契川话，付账时，我亦学了别人的音节去问多少钱，那个胖胖的妇人因此大乐。

便因我肯学他们的话，卖烤猪的女人一面照顾她的猪，一面大声反复地教我。很疼爱我的样子。

教了十几句，我跑去别的摊子立即现用，居然被人听懂了。他们一直笑着，友善地用眼睛悄悄瞟着我。

黄昏来临之前，镇上拥挤的人潮方才散光，一座美丽的城镇，顿时死寂。

我爬上了城外小丘上的公园，坐在大教堂的前面，望着淡红色的云彩在一片平原和远山上慢慢变成鸽灰。

呼吸着稀薄而凉如薄荷的空气，回想白日的市集和印地安人，一场繁华落尽之后所特有的平静充满了胸怀。

再没有比坐看黄昏更使我欢喜的事情了。

次日早晨，当我抱着一件厚外套，拿着自己的牙刷出旅舍时，一辆旅行车和它的主人华盛顿，还有华盛顿的太太及一男一女的小孩，已在门外站着等了。

车子是前晚在小饭店内跟老板谈话之后去找到的，不肯只租车，说是要替人开去。

那位叫做华盛顿的先生本是推土机的机械师，星期天才肯出租车子。他的名字非常英国。

我要去的一群印地安人村落，大约需要几小时的车程在附近山区的泥沙路内打转。华盛顿说，他的家人从来没有深入过那儿，要求一同参加，我也一口答应了。

只有米夏知道，如果附近果然找到那片在我强烈感应中定会存在的湖水，我便留下来，住几日，几天后自会想法子回镇。

这一路来，米夏的兴趣偏向美洲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辉煌大建筑与教堂，还有数不清的博物馆，这一切在在使他迷惑惊叹。毕竟他来自一个文化背景尚浅的国家，过去自己看得也不够。

我因教堂及博物馆看得不但饱和，以前还选了建筑史，那几场考试不但至今难忘而且还有遗恨，不想再往这条线上去旅行。

向往的是在厄瓜多尔这块尚没有被游客污染的土地上，亲近一下这些纯血的印地安人，与他们同样地生活几天，便是满足了。

于是米夏选择了镇内的大教堂，我进入高原山区，讲好两人各自活动了。

这趟坐车去村落中，米夏自然跟去的，他独自跟车回来便是了。

这样开了车去山区，华盛顿尽责地找村落给我们看，那儿的印地安人，看见外人进来，便一哄而散了。

因为无法亲近他们，使我一路闷闷不乐。

眼看回程都来了，我仍然没有看见什么，一条没有经过的泥路横在面前，心中不知为何有些触动起来，一定要华盛顿开进去。

“这儿我没有来过，据说山谷内是块平原，还有一片湖水——”他说。

听见湖水，我反倒呆了，说不出话来。

我们又开了近四十分钟的山路。

那片草原和水啊，在明净的蓝天下，神秘地出现在眼前，世外的世外，为何看了只是觉得归乡。

“你们走，拜托，米夏不许再拍照了！”我下了车就赶他们，湖边没有车路了。

远处的炊烟和人家那么平静地四散着，没有注意到陌生人的来临。

这时华盛顿的太太才惊觉我要留下，坚决反对起来。

“我一个人进村去找地方住，如果找到了，出来跟你们讲，可以放心了吧！”

过了四十分钟不到，我狂跑过草原，拿起了自己的外套和牙刷，还有一盒化妆纸，便催他们走了。

“过几天我来接你！”米夏十分惊怕的样子，依依不舍地上车了。

他不敢跟我争，赢不了这场仗的。虽然他实在是不很放心。

车子走了，草原上留下一个看上去极渺小的我，在黄昏的天空下静静地站着。

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因为座谈会结束后的力瘁和空虚偷偷地哭泣，而今一个人站在旷野里，反倒没有那样深的寂寞。我慢慢地往村内走去，一面走一面回头看大湖。

误走误撞，一片梦景，竟然成真。

有时候我也被自己的预感弄得莫名其妙而且惧怕。

她叫做“吉儿”，印地安契川语发音叫做。

我先是在她的田地上看动物，那儿是一匹公牛、一匹乳牛、一只驴子和一群绵羊。

一站在那儿，牛羊就鸣叫起来了。

吉儿出门来看，并没有看我的人，眼睛直直地钉住我脖子上挂的一块银牌——一个印地安人和一只骆马的浮雕便在牌子上，骨董店内买来的小东西。

她也没问我什么地方来的，走上前便说：“你的牌子换什么？我想要它。”

她的西班牙语极零碎，拼着讲的。

我说留我住几日，给我吃，我帮忙一切的家务，几天后牌子给她，再给一千个“苏克列”——厄瓜多尔的钱币。她马上接受了。

我就那么自然地留了下来，太简单了，完全没有困难。

吉儿有一个丈夫和儿子，两间没有窗户只有大门的砖屋。

第一天晚上，她给了我一张席子，铺在干的玉米叶堆上，放了一个油灯，我要了一勺水，喝了便睡下了。隔着短木墙的板，一只咖啡色的瘦猪乖乖地同睡着，一点也不吵。

他们全家三人睡在另一间，这些人不问我任何问题，令人觉得奇怪。

这家人实在是好，能盖的东西，全部找出来给了我。在他们中间，没有害怕，只是觉得单纯而安全。

第二日清晨，便听见吉儿的声音在门外哇哇地赶着家畜，我也跟着起床了。

我跟她往湖边去，仍是很长的路，湖边泥泞一片，吉儿打赤脚，我用外套内带着的塑胶袋将鞋子包起来，也走到湖边去帮她汲水。

虽然这是一个村落，里面的房舍仍是稀落四散的，因为各人都有田庄。

一九七三年此地的政府有过一次土地改革，印地安人世居的土地属于自己的了，他们不再为大农场去做苦工。

印地安人村居的日子，我尽可能地帮忙做家事，这些工作包括放牛羊去湖边的草地上吃草，替吉儿的儿子接纺纱时断了的线，村附近去拾柴火，下午一起晒太阳穿玻璃珠子。

吉儿有一大口袋麦片，她将牛奶和麦片煮成稀薄的汤，另外用平底锅做玉米饼。

我们一日吃一顿，可是锅内的稀汤，却一直熬到火熄，那是随便吃几次的，吉儿有一只铝做的杯子。

我也逛去别人的家里，没有人逃我，没有人特别看重我，奇怪的是，居然有人问我是哪一族的——我明明穿着平地人的牛仔裤。

黄昏的时候，田里工作的男人回来了，大家一起坐在门口看湖水与雪山，他们之间也很少讲话，更没有听见他们唱歌。

那片湖水，叫做“哈娃哥恰”，便是心湖的意思。

玉米收获的季节已经过了，收获来的东西堆在我睡房的一角，里面一种全黑色的玉米，也跟那咖啡猪一样，都是没见过的东西。

黑玉米不是磨粉的，吉儿用它们煮汤，汤成了深紫色，加上一些砂糖，非常好喝。

这儿的田里，种着洋葱、马铃薯和新的玉米青禾。

湖里的鱼，没有人捞上来吃。

问他们为什么不吃鱼，吉儿也答不上来，只说向来不去捉的。

湖水是乡愁，月光下的那片平静之水，发着银子似的闪光，我心中便叫它银湖了。

村中的人睡得早，我常常去湖边走一圈才回来，夜间的高原，天寒地冻，而我的心思，在这儿，简化到零。

但愿永不回到世界上去，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

别人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哈娃”。

村中的老妇人一样喜爱珠子，我去串门子的时候，她们便将唯一的珍宝拿出来放在我手中，给我看个够。我们不多说话。

岁月可以这样安静而单纯地流过去，而太阳仍旧一样升起。

也就是在那儿，我看到了小亚细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女人佩戴的一种花彩石，那是一种上古时代的合成品，至今不能明白是什么东西造出来的。

它们如何会流传到南美洲的印地安人手中来实在很难猜测。

这种石头，在北非的市场上已经极昂贵而难得了。

妇人们不知这种宝石的价值，一直要拿来换我那块已经许给吉儿的银牌，不然换我的厚外套。

不忍欺负这群善良的人，没有交换任何彩石，只是切切地告诉他们，这种花石子是很贵很贵的宝贝，如果有一日“各林哥”进了村，想买这些老东西，必不可少于四十万苏克列，不然四百头绵羊交换也可以。

“各林哥”便是我们对白人的统称。

村里的人大半贫苦无知，连印加帝国的故事，听了也是漠不关心而茫然。

他们以为我是印加人。

最远的话题，讲到三百里外的沙拉萨加那边便停了。

我说沙拉萨加的男男女女只穿古怪的黑色，是因为四百年前一场战争之后的永久丧服，他们听了只是好笑，一点也不肯相信。

吉儿一直用马铃薯喂猪，我觉得可惜了，做了一次蛋薯饼给全家人吃，吉儿说好吃是好吃，可是太麻烦了。她不学。

银湖的日子天长地久。好似出生便在此地度过，一切的记忆，都让它随风而去。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你把辫子打散，再替你缠一回！”

村中一间有着大镜子人家的男人，正在给我梳头，长长的红色布条，将辫子缠成驴尾巴似的拖在后面。

我松了头发，将头低下来，让这安静温和的朋友打扮我。那时我已在这个村落里七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细细的咔嚓一声。

室内非常安静，我马上抬起了头来。

那个米夏，长脚跨了进房，用英文叫着：“呀！一个印地安男人替你梳头——”

他的手中拿着相机，问也不问地又举起来要拍。

我的朋友沉静地呆站着，很局促的样子。

“有没有礼貌！你问过主人可以进来没有？”我大叫起来。

“对不起啊！”我赶紧用西班牙文跟那个人讲。

米夏也不出去，自自在在地在人家屋内东张西望，又用手去碰织布机。

“我们走吧！”我推了他一把。

我跑去村内找每一个人道别，突然要走，别人都呆掉了。

跑去找吉儿，她抱了一满怀的柴火，站在屋旁。

“牌子给你，还有钱！”我反手自己去解链条。

“不要了！哈娃，不要！”吉儿拼命推。

她丢下了柴，疾步跑回屋内去，端了一杯牛奶麦片汤出来，硬叫我喝下去。

“你跟各林哥去？”她指指米夏。

米夏要求我与吉儿拍照，吉儿听我的，也不逃相机，坐了下来。

消息传得很快，吉儿的先生和儿子都从田上跑回来了。

我抱起自己的外套，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吉儿一定拒绝那块银牌子，不说一句话就跑掉了。

我塞了几张大票子给吉儿的丈夫，硬是放在他手里，便向远远那辆停在湖边入口处的旅行车跑去。

我爱的族人和银湖，那片青草连天的乐园，一生只能进来一次，然后永远等待来世，今生是不再回来了。

这儿是厄瓜多尔，一九八二年初所写的两篇故事。

索诺奇——雨原之一

秘鲁纪行之一

那个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线里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衬衫下面是条带着流苏的破长裤。

棕色的头发黏成一条一条，额头绑着印地安人手编的花绳子，脖子挂着项链，左耳用了一只耳环。

吹的是秘鲁常见的木笛，不会弄，呜呜的成不了调子。

房间没有窗，只有对着天井的方向，开着一扇宽宽的木门。

房内两张双层床，无论上铺下铺都已成了一片零乱不堪的旧衣摊，就连地上，也满是半干的果皮、烟蒂和纸团。

我进房的时候，室外雨水滂沱，低头先用一把化妆纸擦净鞋底，再对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个人理也不理，站起来大步走到开着的门边去，用脚嘭一下踢上了房门。

“请问上铺的东西是你的吗？”我用西班牙文问他，他不理，又用英文问，也是不睬。

那支死笛子吹得要裂开了还不肯放手。

当时我跟米夏刚刚从首都利马乘飞机上到高原的古斯各来——

印加帝国当年的都城。

下机时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气派非凡。印加的石基叠建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两种文化的交杂，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提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一家问旅舍，因为雨季，陆空交通时停时开，滞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级的旅馆安身便是难了。

问了十几个地方，全是客满，那不讲理的大雨，却是狂暴地倒了下来。

我知自己体质，初上高原，不能再捂着心脏乱走，眼看一家名为旅舍而气氛实在是不合适的地方，还是走了进去。

就连这样的小客栈，也只剩两张上铺了。

“上层被我租下了，请您将东西移开好吗？”又对那个吹笛人说话。

他反正是不理。

我将床上的一大堆乱东西仔细地给拿了下来，整齐地放好在那人的身边。

自己的小行李包没有打开，也不去占下面的任何一块空间，脱了鞋子，两只鞋带交互打了一个结，系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挂在床头。

屋里空气浑浊不堪，一只暗暗的灯泡秃秃地从木板缝里吊下来，几面破墙上涂满了公共厕所里才写的那些脏话。

另一张双层床的情况不会比我这张好到哪里去，乱堆的脏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记好旅馆，也进来了，看我坐在上铺，也动手去理起另一张床来。

“最好先别动它，这张床主不在，万一赖我们少了东西反而麻烦！”我用中文对他说，那样吹笛子的人八成听不懂。

又来了一个头发爆米花似的脏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泞，也不擦一下就踩进来了，地板上一只只湿印子。另一张下铺位子是她的。

“妈的！又住人进来了。”她自言自语地骂着，也是不打招呼的，讲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着她，居然一声惊喜的呼唤：“你是美国人吗？”

妈的米夏，我被他气得发昏，这种低级混混也值得那么高兴碰到，况且她正在骂我们。

我知自己快发“索诺奇”了，快快地躺着，希望能够睡一下，给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高度。

再醒来时，房内一样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几点了。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的不是米夏，是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下铺的笛声没有了，坐着蹲着另外四个脏脏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别。

第一个反应便是赶紧去摸自己后腰上的暗袋，那儿全是报社的经费和重要的证件，它们仍在原来的地方。

除了这个动作之外，惊觉自己竟不能移动一丝一毫了。

头痛得几乎要炸开来，随着怦怦狂击的心脏，额上的血管也快炸开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头内干裂到剧痛。

这是高原病，契川话叫做“索诺奇”的那种鬼东西来了。

并不是每一个上高原的人都会发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声是停了，代替着大声播放的音乐，打击乐器的声音，将我本已剧痛的头弄得发狂。

一伙家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个味道，喉咙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哪怕是洗手间里接来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动自己。

“音乐小声一点可以吗？”我呻吟起来。

下铺没有人睬我，上铺的男女传着大麻烟，也是没有表情的。

我趴着挂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头发，他抬头看着我，我又说：“音乐小一点啊！拜托！”

“咦！我们在庆祝中国新年呢，什么小声一点。”他耸耸肩，嬉皮笑脸的。

再不喝水要渴死了，而米夏没有出现。

本是穿着毛衣长裤睡觉的，强忍着痛，滑下了床，撞到了一个人的肩上去，他乘机将我一抱，口里喊着：“哎呀！哎呀！”

我滑坐到地上去，慢慢地穿鞋，眼前一片金星乱冒，打个鞋带的结手指都不听话。

这种高原病没什么要紧，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托我也犯过，只需一两天便好了，只是这儿又比基托高了七百多公尺，便又惨了一些。

我摸到门边去，出了门，找到洗手间，低下头去饮水，那个浴室，脏得令人作呕，进去一次几个月也别想忘记。

铺位不是没有睡过，这些嬉痞的大本营却不是我当留下的地方了。

我撑到街上去，经过杂货店，趴在柜台边向他们买古柯叶子。

已是黄昏了。大雨仍是倾盆而下。老板娘看见我那么痛苦的样子，马上将我扶到椅子上去坐着，向后间喊起来：“爸爸，快拿滚水来，冲古柯给这位女士喝！”

“刚刚上来是不是？慢慢走，不要乱动，古柯茶喝了会好的。”她慈爱地拢了一下我的头发。

那双粗糙的手是基督给她的。

在店里靠了半天，喝了一般书中都说已经禁售了的古柯，可是没有什么效果。

古斯各并不是一个小城，十四万的人口加上四季不断的游客，旅舍不可能没有空位，只是我已力瘁，无法一家一家去找。

“武器广场”的附近便是一家四颗星、最豪华的饭店，也不知自己是如何飘过去的。

没问价格，也没再找米夏，旅舍的好人扶我上二楼，我谢了人家，回绝了旅馆要请医生的好意，扑在床上，便又睡了过去。

睡着下去时，觉着有妇人用毛巾替我擦全湿了的头发。

第二日清晨我醒来，一切的不适都已消失，下楼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居然跑去柜台跟人讲起价来。

“啊！会动啦！”柜台后面的那位老先生和和气气地说。

我嘻地一笑，说起码要住半个月以上的古斯各，他一口答应给我打八折房钱——四十块美金一日。

那边铺位是三块半美金一个人。

经过广场，回到小客栈去，看见米夏尚在大睡，我禁不住纳闷起来，想也想不明白。

想呆了过去，米夏才醒。

“咦！那么早就起床了？”

失踪一整夜，这个福气的人居然不知道。

“我昨晚回来，看见你不在，想你跑出去看土产，所以先睡了。”

他说。

那时房内的家伙们都已不在了，东西居然又摊到我的上铺，反正不住了，我把那些杂物哗一下扫到地上去。

在那样杂乱的环境里，米夏将身怀巨款的我丢在一群品行不端的陌生人中间睡觉，而没有守望，是他的失职，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不是和大意。

也没告诉米夏自己已有了住处，昨日的高原病狂发一场，要杯水喝尚是没人理会，这个助理该罚一回。

陪米夏吃过了他的早餐，两人坐在大广场的长椅上，这个城市的本身和附近的山谷值得看的东西太多。

便是我们坐着的地方吧，一八一四年西班牙人还在这儿公开处决了企图复国的最后一个印加帝国的皇族杜巴克·阿玛鲁二世，他的全家和那些一同起义的族人。好一场屠杀啊！

过了十二年，秘鲁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宣布独立。又过了二十三年，秘鲁进口中国劳工，惨无人道地对待他们，直到公元一八七四年。

说着这些热爱而熟读的历史给米夏听，晒着寒冷空气中淡淡的阳光，计划着由这儿坐火车去“玛丘毕丘”——失落的印加城市，这旅程中最盼望一探的地方便在附近了。

广场上游客极多，三五成群地喧哗而过，不吵好似不行似的，看了令人讨厌。

便在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金发齐肩，穿着暗红棉外衣、蓝布长裤的女孩，身边放着一只小行李包。

只有她，是安静极了的。

雨，又稀稀落落地开始洒下来。我跟米夏说，该是买雨衣雨伞的时候了，这雨季是斗不过它的。

我们慢慢走开了，跑进广场四周有着一道道拱门的骑楼下去。

那个女孩，单独坐着的，竟然没有躲雨，干脆整个的人平躺到椅上去，双手紧紧地压着太阳穴。看上去极度的不适而苦痛。

我向她跑过去，跟她说：“回旅馆躺下来，将脚垫高，叫他们冲最浓的古柯茶给你吃，会好过些的呀！”

她不会西班牙文，病得看也不能看我，可是一直用英文道谢。脸色很不好了，一片通红的。

“淋湿啦！”我说，改了英文。

“没有旅馆，都满了，刚下飞机。”她有气无力地说。

直觉地喜欢了这个朴朴素素的女孩。

“我在附近旅馆有一个房间，暂时先跟我分住好不好？分担一天二十块美金对你贵不贵呢？”我轻轻地讲，只怕声量太大头痛的人受不了。

那种索诺奇的痛，没有身受过的人，除非拿斧头去劈他的头，可能才会了解是怎么回事。

那女孩呻吟起来，强撑着说：“不贵，只是麻烦你，很对不起，我——”

“来，我的同事扶你，慢慢走，去旅馆有暖气，会好过的。”我提起了她的行李包。

米夏发觉我居然在四颗星的大旅馆中有了房间，骇了一大跳。

这是旅途中第一次没有与他公平分享物质上的事情，而我的良心十分平静安宁。

进了旅馆的房间，那个女孩扑到床上便阖上眼睛。

我将她的白球鞋脱掉，双脚垫高，盖上毛毯，奔下楼去药房买喜巴药厂出的“阿诺明那”——专治高原病的药片。我自己心脏不好，却是不能服的。

回旅舍时，那个女孩又呻吟起来：“替我叫医生，对不起——”眼看她是再也痛不下去了。

米夏奔下楼去找柜台要医生。

“这里有钱和证件，请你替我支配——”

女孩拉住我的手，摸到背后，她藏东西的暗袋，与我一个样子，同样地方，看了令人禁不住一阵莞尔。

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傻女孩，而她却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全交给了我——一个连姓名尚不知道的陌生人。

这份对我全然的信任，使我心中便认定了她，在她狂病的时候，一步也不肯离开了。

医生给打了针，开的便是我给买来的同样的药。

安妮沉沉地睡去，我站在窗口大把大把地嚼古柯叶子。

印地安人吃这种叶子是加石灰一起的，我没那个本事，而索诺奇到了下午，又找上了我。

我躺到另一张床上去，米夏跑去小客栈拿来了我的行李，这一回他不敢走了，守着两个一直要水喝的病人。

第二日早晨我醒来，发觉那张床上的女孩张着大眼睛望着我，没有什么表情地在发愣。

“还痛不痛，安妮？”

“你晓得我的名字？”

“替你登记旅馆，医药费二十五块美金也付掉了！东西还你！”

我将枕下的护照支票现款都交给了她，对她笑笑，便去梳洗了。

“你是——印地安人吗？”她躺在床上问我。

我噗的一下笑出来了，一路来老是被问这同样的问题，已将它当做是一份恭维。

做了八年多空中小姐的安妮，见识不能说不广，而她竟难猜测我的来处。

“相信人有前生和来世吗？我认识过你，不在今生。”安妮缓和低沉的声音令我一怔。

很少有人见面谈这些，她如何知道这是我十分寂寞的一环——其他人对这不感兴趣而且一说便要讥笑我的。

我笑看了她一眼，荷兰女孩子，初见便是投缘，衣着打扮，谈吐礼貌，生病的狂烈，甚而藏东西的地方，都差不多一个样子。

眼看安妮已经好转了，我不敢因此便自说自话地约她一同上街，当做个人的权利。

单独旅行的人，除了游山玩水之外，可能最需要的尚是一份安静。

留下她再睡一会儿，我悄悄地下楼用餐去了。

早餐两度碰到一个从利马上来看业务的青年，两人坐在一起喝茶，谈了一会儿我突然问他：“你房间分不分人住？”

他看着我，好友爱地说：“如果是你介绍的，可以接受，只是我可不懂英文呀！”

于是米夏处罚结束，也搬了过来。

那个愉快而明朗的秘鲁朋友叫做埃度阿托。

雨，仍是每日午后便狂暴地倾倒下来，不肯停歇。

去玛丘毕丘是每一个来到秘鲁的旅人最大的想望，那条唯一的铁路却是关闭了。

我每日早晨乘着阳光尚明，便去火车站跑一趟，他们总也说过一日就能通车，满怀盼望地淋着小雨回来，而次日再去，火车仍是没有的。

车站便在印地安市场的正对面，问完火车的事情，总也逛一下才回来。

那日看见菜场的鲜花开得灿烂，忍不住买下了满满一怀。

进旅馆的房间时，只怕吵醒了还在睡眠中的安妮，将门柄极轻极轻地转开。

门开了，她不在床上，背着我，靠在敞开的落地窗痛哭。

我骇了一跳，不敢招呼她，轻轻又将门带上，抱着一大把花，怔怔地坐在外面的走廊上。

她是不快乐的，这一点同住了几日可以感觉出来。可是这样独处时的哀哀痛哭，可能因为我的在场，已经忍住好多次了。

一个人，如果哭也没有地方哭，是多么苦痛的事情，这种滋味我难道没有尝过吗？

等了近两小时才敢去叩门。

“买了花，给我们的。”我微笑着说。

她啊了一声，安静地接了过去，将脸埋在花丛里，又对我笑了笑。

两人插好了一大瓶花，房中的气氛立即便是温馨，不像旅馆了。

那几日埃度阿托被雨所困，到不了玻利维亚的边境去继续做业务考察，长途公车中断了，短程的也不下乡。

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合租了一辆小车，轮流驾驶，四处参观去了。

星期天的小镇毕沙克便在古斯各九十多公里来回的地方，那儿每周一次的印地安人市集据说美丽多彩，而印地安人的弥撒崇拜亦是另有风味的。

我们四人是一车去的，到了目的地自然而然地分开，这样便省去了说话的累人；再说独处对我，在旅行中实在还是重要的。

不知别人在做什么，我进了那间泥砖的教堂，非常特别的一座。

印地安人用自己的绘画、花朵、诗歌、语言，在主日的时间诚诚心心地献上对神的爱。

破旧的教堂，贫苦的男女老幼，幽暗烛光里每一张虔诚的脸，使人不能不去爱他们。

去挤在人群里，一同跪了下去。

听不懂契川话，说阿门时，每一颗心却都是相同的。

弥撒散了，远远椅边一个人仍是跪着，仰着头，热泪如倾——那是安妮，不知何时进来的她。

我没有上去招呼，怔怔地坐在外边的石阶上那乱成一片的市场和人群，心里一阵黯然。

雨，意外地没有落下来，远山上烧出一串串高高的白烟，别人告诉我，这是河水暴涨时，印地安人求雨停止的一种宗教仪式。

再见安妮时，她戴上了太阳眼镜，在骨董摊子上看一只老别针，我帮忙上去讲价，等她买下了，才将自己的手掌摊开给她看——里面一只一色一样的。

然后我们又分开了，讲好一个小时以后车上见面。刚刚恸哭过的人，给她安静比较好。

山中人家租马给人骑，不是在什么马场里跑，而是满山遍野去骑的。

骑完了马，时间差不多了，我急着找安妮，想她一试。

悲伤的人，只有运动可能使她得到一点点暂时的释放，哪怕是几分钟也是好的。

世上的欢乐幸福，总结起来只有几种，而千行的眼泪，却有千种不同的疼痛，那打不开的泪结，只有交给时间去解。

我不问别人的故事，除非她自己愿意。

“来！那边有马骑，太好玩了！”我将安妮从摊子上拉出来。

我们向租马的人家走去，路上互看一眼，不说什么，其实都已了然——只有失落的人才要追寻，我们又找到了什么？

那几日的暴雨时歇时落，谁也去不了别的地方，古城内走走看看，只等玛丘毕丘的铁路通车，看过那个地方，便可以离开了。

安妮与我在这高原上，每天下午必然又要头痛，病中的人精神自然差一些，两人静静地躺着，几小时也不说一句话。

除了吃饭的时候四个同旅舍的人凑在一起之外，上街仍是各自披了雨衣散去。

合得来，又不特别安排缠在一块，实在是一件好事。

有时我上街去，买下了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东西——玻璃弹珠，碎布做的印地安娃娃，一只木扣子，一对石刻小羊……回到房间顺手一放，便是漠然，并不能引起什么真正的欢喜。

这些类似的小玩意儿，安妮不巧也买几乎同样的回来，买来也是一丢，再也不去把玩它们。

有一日安妮与我说起美国这个国家，我说那儿只有一州，是我可能居住的地方。

“是缅因州吗？”她笑着说。

“你怎么晓得？”我看了她一眼。

“那个地方寒冷寂寞而荒凉，该是你我的居处。”

安妮，难道以前我们真真认识过，为什么彼此那么熟悉呢？

一日早晨我去看城市清晨的市场批卖菜蔬，回到旅馆时埃度阿托在用餐，他叫住我，说安妮早班飞机走了。

我跑回房间去，桌上一张信纸，一瓶鲜花插好了放在旁边。

Echo：

你我从来只爱说灵魂及另一个空间的话题，却不肯提一句彼此个人kkkk的身世和遭遇。

除了这十天的相处之外，我们之间一无所知，是一场空白。我们都是有过极大创伤的人，只是你的，已经融化到与它共生共存，而我的伤痕，却是在慢慢习惯，因为它毕竟还是新的。

也许你以为，只有我的悲愁被你看了出来，而你的一份，并没有人知晓，这实在是错了。

广场上一场索诺奇，被你认了过来，这是你的善心，也是我们注定的缘分。

彼此的故事，因为过分守礼，不愿别人平白分担，却都又不肯说了。

虽然我连你的姓都忘了问，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坚信永生的人，前几世必然已经认识过，而以后再来的生命，相逢与否，便不可知了。

我走了，不留地址给你。我的黑眼珠的好朋友，要是在下一度的生命里，再看见一对这样的眼睛，我必知道，那是你——永远的你。

彼此祝福，快乐些吧！

安妮

看完了安妮流畅的英文信，我轻轻地抚那一朵一朵仍然带着水珠的鲜花，房内寂静无声，人去楼空。

这一封信，是安妮的教养逼她写下的，其实性情如我们，不留一字，才叫自然，安妮又何尝不明白那份相知呢！

窗外的雨，一过正午，又赴约似的倾倒了下来，远处的那片青山，烟雨濛濛中一样亘古不移，冷冷看尽这个老城中如逝如流的哀乐人间。

夜戏——雨原之二

秘鲁纪行之二

那个中午，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过，闷闷热热地照着这片广场。

我们还在古斯各，等待着去玛丘毕丘的火车。不看见那个地方是不肯离开秘鲁的。

无尽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体里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缓慢加重的压力。

旅程在这古老的城市中暂时中断了。

这个大广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因为它的宽畅和清洁，便是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望它，也是不厌的。

这一日我坐在大教堂最高石阶的上面，托着下巴静静地看人来人往，身边一只总是自己跑来找我的小白狗。

广场上兜售土产的人很多，大半全是印地安的妇女和小孩，男人便少见了。

“印地安人”这个字眼，在中文里没法另找代用字，可是这种称呼在他们中间是不可用的，那会被视为是极大的侮辱。

他的出现是平凡的：身上一件灰朴朴的旧西装，米色高领毛衣，剪得发根很短的老派头发，手中一只方硬公事包——却是个中年印地安人。

晒太阳的游客很多，三五成群地聚在广场上。

只因他手中不卖任何货品，却向一个个游客去探问，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每见别人总是听不完话便对他摇头，他还是道谢才去，便使我的视线跟住他的脚踪不放了。

古斯各的人，在对人处事上，总带着一份说不出的谦卑和气，这种情形在厄瓜多尔也是一样的。只因他们全是安地斯山脉的子孙。

也是这份柔和安静而温顺的性格，使得当年印加帝国的版图由现今阿根廷、智利的北部、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的全境，延伸到哥伦比亚的南方才停止。

印加帝国用严厉手段统治了这一片高原不同的民族近四百年，直到十五世纪初叶，却被西班牙的征服者用一百八十个士兵便占了下来。

比较之下，印加帝国仍是又老实了一步。

广场上那个拿手提箱的人一直在被人拒绝着，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却不气馁，步子缓缓地又向另一个游客走上去。

看来不像讨钱的样子，每一回的失望，使我的心便跟着跳一下，恨不得在这已经几十次的探问里，有人对他点一下头。

雨，便在同样的正午，撒豆子似的开始落了。

广场上的人一哄而散，剩下远远的提着公事包的男人，茫茫然地站在空地上。

我坐的石阶背后是教堂的大木门，躲小雨是个好地方，再说，雨来的时候，便套上了橘红色的一大片塑胶布，又在教堂的门环上斜撑了伞。

这一来，坐着的地方即使在雨中，也是干的了。

也许是水中的那一块橘红色过分鲜明，远远的身影竟向我走了过来。

我钉住那人渐走渐近的步子，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向我逼上来，这人到底在要什么？

还没有到能够讲话的距离，那张已经透着疲倦而淋着雨丝的棕色的脸，先强挤出了一个已经陪出过几十次卑微的笑容来。

我的心，看见他的表情，便已生出了怜悯。

“日安！”也不擦一下雨水，先对我鞠了一躬。

“坐一下吧！这里还是干的！”我挪了一下身体，拍拍身边的石阶。

他不敢坐，竟然吓住了似的望着我。

那只势利的小白狗，对着来人狂吠起来。

既然我已是他广场上最后的一个希望，就当在可能的范围里成全他了。

“请问你喜欢音乐和舞蹈吗？”他问。

我点点头，撑着的伞推开了一些。

“我们，是一个民族音乐舞蹈团，想不想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呢？”这几句话，也说得怪生涩害羞的。

“你也跳吗？”我问他。

“我吹‘给诺’！”他非常高兴的样子，急急地回答着我。

给诺便是一种印地安人特有的七孔芦笛，声音极好听的。

“音乐家呀！”我笑着说。

想到这个可怜的人还站在越下越大的雨里，我不敢再多扯下去。

“多少钱一张票？”赶快问他。

“不多的，才合三块美金，两小时不中断的表演，可以拍照——”

他紧张起来，因为价格已说出来了，对我又是贵不贵呢？“给我三张。”我站起来便掏口袋，里面的秘鲁零钱折算下来少了一千，也就是两块美金左右。

不愿意当人的面到背后暗袋中去提钱，我告诉他钱暂时没有了。

“那么你晚上来的时候再补给我好了。”他迁就地说，竟连已付的钞票都递上来还给我。

“这些当然先付了，晚上再补一千，好吗？”

眼看是个没有生意头脑也过分信任他人的艺术家，好不容易卖掉了三张票，怎么连钱都不知要先收下的。

“我们的地方，有一点难找，让我画张地图给您！”他打开公事包，找了白纸，蹲在雨中便要画。

“票上有地址就找得到。您淋湿了，快去吧，谢谢了！”

两个人彼此又谢了一回，他离去时我又喊：“别忘了我欠您的钱呀！”

回到旅舍去找米夏和埃度阿托，他们都不在，我便下楼去看电视新闻去了。

看得专心，头上被雨伞柄剥地敲打了一下。

“做秘鲁人算啰！我们部长讲话，傻子听得像真的！”

我见是埃度阿托这么说，便笑了起来。

“晚上请你看民族舞蹈！”我摇摇手中的票子。

“请我？做秘鲁人一辈子了，还看骗游客的东西？再说晚上那种狂雨酷寒，谁愿去走路？”

“才三块美金一张吔！”我说。

旅行中，三块美金实在不能做什么，再说古斯各花钱的地方太多，一张大钞出去便花了。

“这个路要是再不修好，我们是被闷死，连观光客做的事情都会跑去了，民族舞蹈，唉——”埃度阿托又说：

“不去玛丘毕丘我是绝不走的。”

为了对那座失落迷城的痴心，一日一日在等待着雨歇。

旅馆内的早餐不包括在房租里，当然不敢再去吃了，外面便宜的吃饭地方太多了。

“票买了，到底去不去呢？”我又问。

“这算一个约会吗？”埃度阿托笑嘻嘻地说。

“神经病！”骂他一句，还是点头。

“好，晚上见！穿漂亮一点啊！”他走了。

虽然请旅馆傍晚六点钟一定唤我，又开了闹钟，又托了米夏，可是还是不能睡午觉。

索诺奇这种东西，别人发过便好，可是我每天午后仍是要小发一场，不得不躺下。

“紧张什么嘛！就算去晚了，也不过少一场舞蹈！”米夏说。

“我想早些去，把欠钱补给人家，万一开场一乱，找不到人还钱，晚上回来又别想睡了！”

“他哪里会逃掉的，你头痛痛傻啦！”米夏说。

“那个人吹吹笛子会忘掉的！”我仍坚持着。

吵吵闹闹，黄昏已来了，而我的头痛并不肯好一些。

风雨那么大，高原气温到了夜间便是突降，埃度阿托说他要看电视转播足球，无论如何不肯出门，赖掉了。

“你要跟去的哦！是工作，要去拍照！”我威胁米夏，只怕他也不去。

那个市场地区白日也抢，晚间单身去走是不好的，舞蹈社的地方大致知道在那附近了。

多余的票白送给街上的行人，大家看了都说不要，好似我在害人似的。

也没吃晚饭，冒着大雨，冻得牙关打结，踏着几乎齐膝的泥浆，与米夏两人在风里走到裤管和鞋袜透湿。

其实我也是不想看这种观光表演的，谁叫欠了人的钱，失信于人这种事情实在做不出来。

到了地址的门牌，里面悄无声息，推开了铁门，一条长长的走廊，每一扇门内都有人探头出来。

“看跳舞吗？再往下走——”有人喊着。

经过一家一家的窗户，里面的人放下了煮菜的锅子，张大着眼睛，望着我们穿过。

难道看表演的人如此稀奇，也值得那么张望吗？他们每晚都在表演的啊！

弯弯曲曲地走到了底，一扇毛玻璃门被我轻轻推开，极大的剧场厅房竟然藏在黑冷的走廊尽头。

没有人开灯，近两百个全新的座位在幽暗中发着蓝灰色的寒光。

看看米夏的表正是六点三十分——票上写的开场时间，而里面是空的。

我们不知如何才好，进退两难。

回到走廊上去站着，这才看见白天的印地安人匆匆忙忙地进来了，看见我们，慌忙道歉，跑着去开了全场的灯。

“其他的客人还在吃晚饭，请你们稍稍等十五分钟，不然先去对面喝杯咖啡再来好吗？”

他的脸是那么的疲倦，那身旧西装已经全湿了，说话的口气尽可能愉快有礼，可是掩饰不住那份巨大的悲愁。

“早晨欠的另一千先给您！”我说。

“啊！谢谢，不忙的！”他弯了一下腰，双手来接钞票。

三个人难堪地对立着，大家都不知说什么才好！“真的，我们的票，全卖给了一个旅行团，他们在吃饭，马上要来了——”

“我们去喝杯咖啡再回来，不急的。”我拉了米夏便往外走。

临行还是托了那人一声：“第三排靠走道的位子请留下给我，别给人占去了呀！”

“不会的，一定给您，请放心！”他说着说着好似要哭出来了似的。

我快步踏到外面去。

对面哪儿有什么东西喝，一组电动玩具响得好热闹。

我们才在街上，便看见那个提着公事包男人又在大雨倾盆的街边，拦住了每一个匆匆而过的路人，想再售一张票。

“你想他是不是骗我们的？没有什么旅行团的客人了？”我问米夏，两人便往广场的方向走回去。

“不会吧！游客那么多！”

到了广场的走廊下，那儿的地摊边全是买土产的外国人，外面倾盆大雨，走道上仍是一片活泼。

那个可怜人，竟还在拼命销票，彼此几次又快碰到了，都躲开去，看也不敢再看。

已是七点半了，我们不得不再走回跳舞的地方去。

里面灯亮了，布幕的后面有人悄悄地偷看我们，一只辫子滑了出来，一双黑眼睛明丽如湖水。

我移坐到第一排去，米夏在我旁边。

这么深远的空虚，在静极了的大厅里，变成了一份看不见的压力重重压在我的双肩上。

除了我们，另外近两百张位子全空。

提着公事包的人匆匆赶回来，低着头，一手擦着脸上狼狈不堪的雨水，逃也似的推开通向舞台的小门，然后消失了。

“嗳呀！不要强撑了，退票算了吧！”我轻轻地捂住头，低低地喊起来。

便在那个时候，布幔缓缓地拉开来。

舞台的地竟是光滑的木板，正正式式的场地，在这样的老城里，实在难得了。

四个乐师坐在舞台后方凹进去的一块地方，抱着不同的乐器，其中那位销票的中年人，也在里面。

他们的服装，换了蹦裘外衣和本地人的白长裤，下面是有风味的凉鞋，只有匆忙赶回来那人的长裤没有换。

那时，其中一个大男孩站出来报幕，问候欢迎观众在先，介绍乐师在后，有板有眼。

我与米夏尽可能给他们最大的掌声，四个乐师欠了一下身算做回礼。

那样的掌声，将大厅回响得更是寒冷空洞而悲伤。

第一个表演不是舞蹈，合奏的音乐本是欢乐的节日曲，可是对着空空的台下，他们实在止也止不住地奏成了不同的心情。

特别细听那支芦笛，音色滚圆而深厚，不是乱来的。

一面听着音乐，一面紧张地期待着突然而来的大批游客，只要外边的走廊起了一点声响，我都以为是导游带人进来了。

不敢常常回头，怕台上的人分心，毕竟他们的演出，只是想承担那一份信，便是九块美金的收入，亦是不能失信于人的。

这样守信演出，是他们对观众的看重，便是这份心意，就当得起全力敬爱的回报。

给他们掌声吧！只要有一双手可拍，今夜哪怕是我一个人来，也必将全场弄热才甘休。

一曲终了，我喊了起来：“好孩子！bravo！”

这是西班牙文中看任何表演都可用的字——夸奖他们的演出。

台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有了笑容。

我们狂烈的鼓掌不能使报幕的人继续，他站了一会儿等我们停，自己很不好意思地也笑了起来。

虽然场内的那份紧张已经消失，我深深的自责却不能释然，如果不是早晨自己的多事，这场演出也取消了。

哪一种情况更令台上的人难堪？是今夜不表演，还是对着只有两个观众的台下强撑着唱出舞出一场并不欢乐的夜来？

舞台的后帘一掀，六对打扮活泼美丽的印地安男女，唱着契川语，脸上荡着淡淡的笑容。眼光一溜一溜地偷看台下也是梳辫子、穿着蹦裘的我，载歌载舞地跳了起来。

我偷看米夏的表，已经八点钟了，还会有人进来吗？

还来得及的，他们只演两小场。

算了一下，台上的舞者，乐师加报幕的，一共十七个人。

九块美金十七个人能吃什么？

这么一算，什么也无法欣赏，盯住那坐着吹笛的人尚是透湿的裤管和鞋子，一直黯然。

表演出乎意料的紧凑和精彩，一场团舞之后，同样的舞者退去换衣。

那支笛子站出来独奏，悠长的笛声，安静了刚才的一场热闹，如泣如诉的笛，在那人站得笔直的腰脊上，吹出了一个没落印地安人悲凉的心声。

他们是骄傲的，他们不是丐者，这些艺人除了金钱之外，要的是真心诚意的共鸣。那么还等什么呢？尽可能地将这份心，化做喝彩，丢上去给他们吧！

“你的头还痛不痛了？”米夏问着。

“痛！”我简短地回答他，一面又向台上喊了起来，“bravo! bravo!”

这些舞者乐者，不是街上随便凑来的，举手投足之间，那深植在他们身体里的“艺骨”，便算只是跳给观光客看的东西，仍然挡也挡不住地流露出来。

已是九点，台下冻得忍不住发抖，可是开场的空虚，却因米夏与我的热烈，慢慢融化消失。

虽说米夏与我的掌声再也填不满一室的空虚，可是那天夜里，只因存心回报，强大的内聚力海水似的送上舞台，定要台上和台下结合成一体。

他们感到的力量和共鸣，不该再是两个孤零零的观众，我，也不觉得身后完全是空的了。

歌舞的人沉醉到自己的韵律里去，那九块美金的辛酸，暂时消失。

“米夏，拍些照片吧！”我说。

这种舞蹈的照片其实是不好看的，可是闪光灯的加入，起码又起了一种气氛，虽然那游客似的趣味是我自己并不喜欢的。

米夏站起来去拍照，台上的一群人，对着台下唯一的我，那份好不容易才化去的悲凉，竟然因为一个人的离座，又一丝一丝地渗了回来。

我不再是唯一的，身后什么时候坐着一个漫不经心打着毛线的本地太太。

“快结束了才来？”我轻声问她。

“不，我是前面的住户，过来坐坐的！”

“这么好的场地又是谁的呢？”

“那个嘛！吹给诺的呀，田产全卖了，一生就想吹笛子给人听，知道没有人只肯听他独奏，又组了一个舞蹈团，太太小孩都快饿死了，他还在强撑，疯子啦！”

“这种事情，要贴大海报，每个旅馆内给佣金销票，再不然早晨不下雨的时候，全团的人先去广场游行宣传，然后当场开始卖票，绝对做得出来，水准又不算差的——”我说。

“艺术家嘛，哪里在想这些，再说他这几天内就要垮了，拖不了多久啦！”

说完这话，那位太太也不管台上正在演奏，大声地叹了好长一口气，站起来摇摇头，慢慢踱出去了。

骗人骗己的艺术家，还说票子全卖给了旅行团，真是有点疯了。

最后一场舞蹈是“抢婚”，一个个印地安姑娘被背进了后台，他们自己先就笑得要命，做起游戏来了似的孩子气。

幕落了，我松了口气，长长的一夜，终于结束，这场戏，大家都尽了全力。

静坐在那儿发愣，台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幕又打开了。

全体舞蹈的人奔下台来拉我，音乐又吹弹起来。

我笑着将米夏推给他们，女孩子们喊着：“要你！要你！”

我上了台，四周的男女将我放在中间，他们围住我，手拉手，唱起最后告别的歌。

这一回，突然正面对着台下，那两百张空位子，静成一场无声无色的梦魅，空空洞洞地扑了上来。

面对这样的情景，方才明白了，台上两小时热烈的表演，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勇气和那份顽固的执著。

我不愿站在中间，拆开了一个手环，将自己交给他们，也参与进歌舞，成了其中的另一个印地安人。

大家笑着握手分别，我下台来，穿上蹦裘预备离去。

那吹笛的中年人，站在一角静静地看着我，被凝视到全身都凝固了，他方才走到后台去。

报幕的人衣服已换了，又跑上台来。

“各位观众，今天的节目本来到此已是终止，可是我们的团长说，他要加进另一场独奏，献给今天早晨在雨中广场上碰到的一位女士，这是他自己谱曲的一组作品，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定标题——”

我的心狂跳起来——他要为我一个人演奏。

灯光转暗，后台舞蹈的一群，从边门一个一个溜出——竟连他们，也是先走了。

那个身体宽矮的印地安人，慢慢地走上了舞台，神情很安详，手中那支已经吹抚了千万次的芦笛，又被粗糙短胖的手指轻轻擦过。

灯光只照到他一个人，他的双手，缓缓地举了起来。

演奏的人，闭上了眼睛，将自己化为笛，化为曲，化为最初的世界，在那里面，一个神秘的音乐灵魂，低沉缓慢地狂流而出。

刚才的民族舞蹈和演奏再不存在，全室的饱满，是那支音色惊人浑厚的笛，交付出来的生命。

一只简单的笛子，表露了全部的情感和才华，这场演奏，是个人一生知音未得的尽情倾诉，而他竟将这份情怀，交给了一个广场上的陌生人。

奏啊奏啊，那个悲苦潦倒的印地安人全身奏出了光华，这时的他，在台上，是一个真正的君王。

我凝视着这个伟大的灵魂，不能瞬眼地将他看进永恒。

不死的凤凰，你怎么藏在这儿？

那只魔笛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整个大厅仍然在它的笼罩下不能醒来。没有掌声，不能有掌声，雨中一场因缘，对方交付出的是一次完整的生命，我，没有法子回报。

舞台上的人不见了，我仍无法动弹。

灯熄了，我没有走。

后台的边门轻轻拉开。

那袭旧衣和一只公事包悄悄地又露了出来。

彼此没有再打招呼，他走了，空空洞洞的足音在长长的走廊里渐行渐远。

迷城——雨原之三

秘鲁纪行之三

那一日我拿了两张火车票，弯弯曲曲地在城内绕近路，冒着小雨，跑进伊莲娜的餐馆去。

午餐的时间尚早，食堂内没有人，推开边门走到大厨房里去。

伊莲娜和她的母亲坐着在剥一大篮蚕豆——我给订的今日客饭菜单。

“明天去玛丘毕丘！”说着跨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也动手帮忙起来。

住了十七八日的古斯各，吃饭已经在这家经济的小店包了下来，他们每天只做一种汤、一种菜算做定食，收费只是一块五毛美金一客——当然是没有肉的。

“那么快吗？”伊莲娜的母亲停了工作，很遗憾地看着我。

嬷嬷知道，看过玛丘毕丘便也是我永远离开古斯各的时候了。

这里一般人对老年些的妇人统称“妈妈”（音：，mǎmà），对我和伊莲娜这样的，便叫“妈咪达”，也就是小妈妈的意思。

我喜欢将这印地安妈妈写成——嬷嬷，正如她的麻花辫子一般。

“总算通车了！”我叹了口气。

“去一天就回来吧！”伊莲娜说。

“不一定哦！如果喜欢，当天下玛丘毕丘，走一两公里路，去‘热泉’找铺位睡，便不回来了——”

“还是回来吧！”嬷嬷说。

“那片废墟里有鬼——”伊莲娜冲口而出。

我听了笑了起来，还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原来是这个。

“就是找鬼去的呀！”我嚼嚼生豆子，怪怪地笑。

嬷嬷听我这么说，噜噜苏苏地念起契川话的经文来，又用手画了一个十字架。

其实嬷嬷和伊莲娜都没有去过玛丘毕丘，那是所谓游客去的地方。

只因这座在一九一一年方被美国人希兰姆·宾汉（Hiram Bingham）发现的废城至今考证不出它的居民何以一个也不存在，便罩上了“失落的印加城市”的名称，慢慢知名于世了。

嬷嬷和伊莲娜为着玛丘毕丘这两个契川字，热烈地争论着，一个说是“老城市”的意思，一个说该译成“老山峰”。

管它叫什么东西，反正那座山城内的居民一个也不剩下，挖出来的骨骸比例是十个女人对一个男子。

“处女城啊！”嬷嬷说。

“骨头只看得出是男是女，处不处女你怎么晓得？”伊莲娜又跟母亲辩起来。

“其实我们印加帝国的子孙，一直晓得那座废城是存在的，无意间带了个美国人去看，变成他发现的了——”嬷嬷说。

“你们又没有去告诉美国耶鲁大学！”我笑说。

“不告诉不是好一点，你看那些嬉痞年年涌来古斯各，不全是玛丘毕丘害的！”伊莲娜骂着。

我摇摇头，站了起来，出去走一圈再回来吃午餐，知道在我的那份客饭里一定又是多个荷包蛋。

“明天吃什么菜单？”嬷嬷追出来。

“乌埃酿合炒一炒，加绿蒜叶和白米饭！”我喊着。

“我不来吃呀！”回头加了一句。

“乌埃酿合”也是契川话——玉米粒发的芽，便是那好吃的东西。

长久的等待不止是在这十多天的雨季，童年时书上便看过的神秘迷城，终究也是要过去了。

那个夜间几乎彻夜未眠，清晨尚是一片黑暗，便去敲米夏和埃度阿托住着的房间了。

“祝你们旅途愉快！去了不要失望！”埃度阿托趴在枕上喊着。

“一定会失望的，哈哈——”他又恶作剧地笑起来。

“快走吧！不许吃早饭了。”我催着米夏。

清晨六点多的火车站一片人潮，看见那么多挤挤嚷嚷的各国游客，先就不耐。

“那么吵！”我慢慢地说。

“不吵不能表示开心嘛！”

“开什么心？”我反问米夏。

我们买的是二等车票，上了火车，找好位子，将雨具放在架上，我守着，米夏一定要下车去喝咖啡。

“去吃！去吃！车开了活该，不会再给你去了！”我说。

“饭也不给人吃？太严格了吧！”米夏喊起来。

“那就快去嘛！”

只七分钟便开车了，米夏匆匆忙忙与一群上车来的人乱挤，跑下去了。

那群嘈杂的人也是一阵忙乱找座位，对号的票，竟会坐在我对面和右边两排。

“咦！是她吔！”一个披着鲜绿发闪光夹克的青年人叫起来。

彼此照了个面，发觉竟是第一天上古斯各来时一同住铺位的那一伙家伙。

“喂！喂！印地安姑娘，你好吗？”

“笛子吹出调来了没有？”我似笑非笑地答着。

他们将我围住，恶作剧地戏笑起来，旁边两个他们一伙的女孩子，又是泥泞的鞋子就伸过来在我清洁的座位上一搁。

“这是我的座位！”我啪一下将一个人的脚推下去。

“妈的！”那个女孩瞪我一眼，移坐到另一边去。

这一团人不再找我，竟又围上了一个刚上车来卖玉米穗的极小印地安女孩嘘个不停。

那个小孩被一群金发陌生人吓得快哭了，一直挤不出去，涨红着脸拼命用篮子去抵挡。

“给她走好不好？”

用力扳开一个人的肩，拉过小孩子，叫她从另一边车厢下车，她提着重重的篮子逃掉了。

一场战争结束，双方成仇，面对面坐着都板着脸。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这群人一阵鼓掌号叫，米夏匆匆赶过来，正好跳上车。

“咦！是他们——”米夏轻轻地说。

我叹了口气，不说什么。

这近四小时的车程想来是不可能安静了。

火车沿着“乌日庞巴河”慢慢地开，我坐在左边窗口，整个山谷中的农田、牛羊及花草看得清清楚楚。

昨日力争要左窗的票子，卖票的人奇怪地问我：“你去过了？怎么知道那一边风景好？”

这一着是算中了，其他全都不对，那群讨厌的人会在我四周坐着便是自己不灵。

这条乌日庞巴河与整个古斯各附近的山谷用了同一个名字，由高原一直进入亚马逊丛林，长长地奔流下去。

火车缓慢地开着，那条河紧跟不舍，水面汹汹滔滔地竟起着巨浪，一波一波地互撞着，冒起了一阵濛濛的雾花来。

天没有下雨，绿色的山谷和穿着自己服装的印地安人在田野里是那么的悦目而安然，一座座农舍的水准，比起厄瓜多尔那片同样的安地斯山高原来，又是好了很多。

河水越走越高，那边座位的人挤到这一半来看大水，一只手臂压到我肩上来。

“嗳唷！让开好不好？”我反身将人推开，又闹了一场。

米夏看见那份乱，拿了相机跑到两车连接的外面去，不再进来了。

我怕那伙人乘机占下米夏的空位，赶紧脱了鞋子，穿着干净的厚毛袜，平搁在他的一边。

另一些远排的游客将面对面位子中间的一块板撑了出来，开始打桥牌。

我从车窗内伸出头去数车厢，铁路绕着山、沿着河走，一目了然是五节车子。一节头等，四节二等，位子全满了，三百七十个游客。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来回每人收二十美金，大概贵在火车太慢的理由上，一小时才走二十七八公里。

玛丘毕丘是一座不语的废城，去看它的旅客却是什么样的都有，说着世上各色各样的方言。

随车服务员客气地给我送来了一杯滚热的古柯茶，付钱时顺口问他：“那条外面的河，在平常也是起巨浪的吗？”

他想了一下，自己也有些犹豫：“好像没有，今天怪怪的！”

天空晴朗得令人感激，趴在窗口尽情地吸入一口口凉凉的新鲜空气，一面向下边站着修路基的工人摇手。

那条怒江，在有些地方咬上了铁轨，一波一波的浪，眼看将枕木下的泥沙洗了带去。

我挤到火车的门外去找站着吹风的米夏。

“看见一小段枕木下面是空的，水吃掉了下面的路基。”我有些忧心。

“不会怎么样的，天气那么好，说不定到了下午也不会有雨呢！”

我钉住远远山谷中一道印加时代便建着的石桥，火车开得极慢，总也绕不过它。

“刚刚的水位，在桥下第四块石基上，你看，现在涨了一块石头变成第三块泡在水里了！”

“你眼花啦！哪会这么快嘛！”米夏说。

我想自己是眼花了，一夜未睡，头晕得很，跑进自己的两个座位，将毛衣外套做了枕头，轻轻地侧躺下来。

那群旁边的人之中有一个犯了索诺奇，大声地抱住头在呻吟，我听了好高兴。

他的同伴们一样不给他安静，不知什么事情那么兴奋，一阵一阵哗笑吵翻了车厢。

“还不到吗？”我问经过的查票人，他说路基不好，慢慢开，雨季中要五小时才能到，平日三小时半。

这条去玛丘毕丘的山路，前半段是有公车可通的，后半段五十公里便只有靠铁路了。

这样著名的遗迹，如果去掉来回十小时的车程，最多只在它的青峰上逗留两小时，那是太匆忙了。

我决定看完了废城，下山住小村“热泉”，次日再上一次，傍晚才坐车回来。

除了雨具之外完全没有行李，所谓雨具，也不过是一方塑胶布而已，这样行路就省了许多麻烦。

那片即将来临的废城，在瑞士作家凡恩·登尼肯的书中亦有过介绍，偏说全城的人神秘失踪，不是当年弃城而去，是被外太空来的人接走了。

这我是不相信的，不知倪匡又怎么想？

信不信是一回事，偏在这条去见它的路上，想起许多热爱神秘事情的朋友来。

到了那儿，必要试试呼唤那些灵魂，看看他们来不来与我做一场宇宙大谜解。

想着想着，自己先就出神，慢慢在河水及火车有节奏的声中睡了过去。

睡眠中觉着脸上有雨水洒下来，哗一惊醒，发现是对面的人喝啤酒，竟沾湿了手指悄悄往我面孔上弹。

我慢慢地坐了起来，擦一下脸。

对方紧张地等我反应，偏偏一点也不理他，这下他真是窘住了。

近五小时缓慢的旅程，便在与正面那排人的对峙上累得不堪地打发掉。

火车上早已先买下了抵达时另上山的巴士票，别人还在下车挤票，我拉了米夏已经上了最先的一班。

玛丘毕丘尚在山的顶峰，车子成之字形开上去，这一段路，如果慢慢爬上去，沿途的奇花异草是够瞧的，只是我已失了气力。

“这段路只有铁轨，这些公车怎么飞过来的？”我趴在司机先生后面同他说着话。

“火车运来的嘛！”他笑笑。

“河呢？你们不用河运东西？”我反身望着山崖下仍在怒吼的乌日庞巴河，一片片河水还在翻腾。

“太危险了，不看见今天更是暴涨了吗？”

开了二十分钟左右的山路，车子停在一片广场上，同车的一位导游先生先下车，喊着：“太阳旅行社的客人请跟我走，不要失散了！”

竟有人到了古斯各还不会自己来玛丘毕丘，实在太简单的事情了嘛！

旅行团的人一组一组地走了，除了那条在二千公尺的高山上尚能望见的山谷河水之外，没有见到废城，而我们，的确是在目的地了。

跟着游人慢慢走，一条山谷小径的地方设了关口，入场券分两种，外国人五块美金，秘鲁人一块多。

“怎么分国籍收费的呢？”我说。

“外国人有钱！”卖票的说。

“秘鲁人做这次旅行比较便宜，我们路费贵——”

“路费贵还会来，可见是有钱。”这是他的结论。

那一片迷城啊，在走出了卖票的地方，便呈现在山顶一片烟雨朦胧的平原上。

书本中、画片上看了几百回的石墙断垣，一旦亲身面对着它，还是有些说不出的激动。

曾经是我心中梦想过千万遍的一片神秘高原，真的在云雨中进入它时，一份沧桑之感却上心头，拂也拂不开。

“米夏，跟你分开了，不要来找我——”说着拿自己的那片雨布，便快步跑开去了。

大群的游客在身后挤上来，通向石城的泥路只有一条。

我滑下石砌的矮墙，走到当年此地居民开垦出来的梯田中去，那些田，而今成了一片芳草，湿湿地沾住了裤管。

快速地跑在游客前面，在尚没有被喧哗污染的石墙和没有屋顶的一间间小房子内绕了一圈。

整个废墟被碧绿的草坪包围着，那份绿色的寂寞，没有其他的颜色能够取代。

迷宫一般的小石径，转个弯便可能撞倒一个冒出来的旅人，不算气派大的建筑。

四十分钟不到，废墟跑完了，山顶的平原不多，如果再要摸下去，可能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书中的考证说，这个城市一直到十七世纪，都已证实是有人居住的，那么为何突然消失了呢？

平原后面一座青峰不长一棵树地峙立在那儿，守护着这被弃的一片荒凉。

高岗的上面三五个印地安人，才见到游人的头顶冒上石阶，便吹弹起他们的乐器来。

我弯身，在乐师脚前的一个空罐里轻轻放下小铜币，赶快走了。

同火车来的人全涌进了石墙内，导游拼命想管住他的客人，一直在狂喊：“请走这边！请跟住我，时间有限——”

我离开了城，离开了人，一直往另一个小山峰上爬去。

在那一片雨水中，玛丘毕丘与我生了距离，便因不在那里面，它的美，方才全部呈现在眼前。

长长的旅程没有特别企盼看任何新奇的东西，只有秘鲁的玛丘毕丘与南面沙漠中纳斯加人留下的巨大鸟形和动物的图案，还是我比较希望一见的。

玛丘毕丘来了，旅程的高潮已到，这些地方，在几天内，也是如飞而逝。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那么便让它们随风而去吧！

我坐在一块大石上，盘上了双脚。

这座失落的城市，在我的推测里，可能只是一座如同修道院一般的地方。

当年的印加帝国崇拜太阳，他们极少像现今墨西哥的古代阿斯塔人或马雅人，用活人献祭，可是族中最美最好的处女，仍然被选出来侍奉太阳神，关在隔离的地方。

如有重大的祭典和祈求，处女仍是要拿出来杀的。

这座城镇的空茫，也许是慢慢没有了后裔方才完全没落的。

印加帝国的星象、社会组织、道路与建筑虽是完整，只因他们当年所用的是精密的结绳记事，已有契川话而没有文字，一些生活细节便难以考查了。

那么唱游诗人呢？吟唱的人必是有的，这座迷城为何没有故事？

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回，将自己安静下来，对着不语的自然，发出了呼唤。

另一度空间固执地沉默着，轻如叹息的微波都不肯回给我。

“阿木伊——阿木伊——”改用契川语的音节在心中呼叫着，“来吧，来吧！”

众神默默，群山不语。

云来了，雨飘过，脚下的废城在一阵白絮中隐去，没有痕迹。

“咦……哈啰！”那边一个也爬上来的人好愉快地在打招呼。

原来是伊莲娜餐室中合用过一张桌子的加拿大人。

“你也来了？”我笑着说。

“不能再等啰！这儿看完就去玻利维亚！”

“啊！这里好——”他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自己一分心，跟来人说了些话，那份专注的呼吸便放下了。

就因这份轻松，那边的空间不再因我个人强大内聚力的阻挡，微微地有了反应。

方要去捕捉那份异感，身边的青年又开始说话了。

“这里有鬼，你还是下去吧！”我拉拉披在身上的雨布，慢慢地说。

听了这话他大笑起来，脱下了外套抖着沾上的雨，一直有趣地看着我。

“怎么样，一同下去喝杯咖啡吧？”他问。

“不能——”我失礼地喊了出来。

“你先去，我一会儿便来，好吗？”又说。

“也好，这儿突然冷起来了，不要着凉啦！”

那人以为是推托他，赧然地走了。

细细碎碎的雨声洒在塑胶布上，四周除了我之外，再没有人迹。

有东西来了，围在我的身边。

空气转寒了，背后一阵凉意袭上来。

——不要哭，安息啊，不要再哭了！

啜泣和呜咽不停，他们初来不能交谈。

可怜的鬼魂，我的朋友，有什么委屈，倾诉出来吧，毕竟找你们、爱你们的人不多！

云雨中，除了那条河水愤怒的声音传到高地上来之外，一切看似空茫宁静而安详。

我将自己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静坐了好久好久，雨雾过去了，淡淡的阳光破空而出。

听完最后几句话，不敢让那边空间的灵魂为我焦急，收起了雨布便往山下跑去。

游人早都去吃饭了，迷城中稀稀落落的几只骆马在吃草。

“米夏——”我叫喊起来。

“米夏——米夏——米夏——”山谷回答着我。

在那座废城内快速地找了一遍，只有吹奏音乐的印地安人躺在石块上。

“看见了我的同伴没有？”我问他们。

“你是一个人来的呀！”他们说。

我跑着离开迷城，背后一阵麻冷追着不放。

停下来再看了一眼阳光下绿野里的废墟，心里轻轻地说：“再见了！”

“不要悲伤，再见了！”

我又静了一会儿——灵魂，我的朋友们散去，肩上也不再冷了。

米夏根本就好好地坐在山谷外边的餐厅里吃中饭。

“快吃！我们赶火车回古斯各去。”我推推他快吃光了的盘子，一直催着。

“不是今天去住‘热泉’的吗？”

“现在突然改了！”

“才三点钟吔！”

“火车要早开的，不等人啦！”

“你怎么晓得？”

“不要问啦？反正就是晓得了——”

眼看最后两班巴士也要走了，我拉起米夏来就跑。

经过那个还在栏杆上靠着的加拿大人，我急问他：“你不下去？”

“也许坐六点半的那班火车——”

“请你听我一次，这班就走，来嘛！”

我向他喊，他摇摇头，我又喊了一遍，他仍是不动。

“你神经了？跟你旅行实在太辛苦，行程怎么乱改的。”米夏跳上了公车，气喘喘地说。

“那个加拿大人没有走？”我回身张望。

“他的自由呀！”

“唉！傻瓜——”我叹了口气，这才靠了下来。

巴士停了，我跑去购票口要火车票，回程给我的，竟是来时同样的座号。

三点二十分，铁轨四周仍是围了一大群游客在买土产，不肯上车。

“上来吧！他们不通知开车的！”我对一组日本家庭似的游客叫着，他们带了两个孩子。

“还有二十分钟！”下面的人说。

“你急什么呢？”米夏不解地说。

便在这时候，火车慢慢地开动了，连笛声都不鸣一下就开动起来。

下面的人一片惊呼，抢着上车，好几个人追着火车跑，眼看是上不来了。

我趴在窗口怔忡地注视着河水，它们的浪花，在河床中冲得已比岸高。

“我睡一会儿，请不要走开！”

对米夏说完了这话，再回望了一眼青峰顶上的那片高地，靠在冷冷的窗边，我阖上了眼睛。

逃水——雨原之四

秘鲁纪行之四

这一回，对面来的是个妇人，坐稳了才惊天动地地喘气，先骂火车不守时间早开，再抱怨一路看见的印地安人脏，最后又干脆怪起玛丘毕丘来。

我闭着眼睛不张开，可是她说的是利马口音的西班牙文，不听也不行。

朦胧中开了一下眼，对座的脚，在厚毛袜外穿的竟然是一双高跟凉鞋，这种打扮上到玛丘毕丘去的实在不多。

“你说我讲得对不对？”雨伞柄敲敲我的膝盖，原来跟我在说话。

我抬起头来，对这短发方脸，涂着血红唇膏的妇人笑笑，伸了一下懒腰，也不回答什么。

她的旁边，一个亦是短发刘海的时髦女孩自顾自地在吃苏打饼干，不太理会看来是她母亲的人。

“累吗？”那个妇人友善地看着我，一副想找人讲话的样子。

“又累又饿！”我说。

“为了那一大堆烂石头跑上一天的路，实在划不来，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下次再也不上当了——”她的声浪高到半车都听得见。

“吃饼干吗？”那个女孩对我说。

我拿了一片，谢了她。

“你呢？”又去问米夏。

“啊！谢谢！”

四个大人排排坐着吃饼干，看上去有点幼稚园的气氛，我笑了，趴到窗口去看风景。

车子开了只短短一程便慢慢地停了下来。

“怎么了？”那个妇人最敏感，倒抽一口气，一片饼干咬了半边，也停了。

“会车！”我说。

“会什么车？这条铁路只有早上来的两班，晚上去的两班，你乱讲——”收短的雨伞又来敲我的膝盖。

“紧张什么嘛！”身边的女孩瞪了她一眼。

“是你母亲？”我笑着问。

“姑姑！歇斯底里——”她摇摇头。

因为车停了，一半的人乱冲下铁轨，举起照相机，对着那条已是巧克力色，咆哮而来的愤怒河水拍起照来。

“看那条河，不得了啦！”那个妇人指着窗外，脸色刷一下变了。

“整天只下了一点小雨，河能怎么样嘛！”她的侄女看也不看，又塞了一片饼干。

车下的人孩子似的高兴，左一张右一张地拍个不停，米夏也下车去了。

我经过一节一节车厢，走到火车头上去。

车停着，司机、列车长、随车警察和服务员全在那儿。

“怎么突然停了？”我微笑着说。

他们谁也不响，做错了事情一般地呆立着，那份老实，看了拿人没办法。

“是不是河水？”我又问。

也不置可否，脸上忧心忡忡的样子。

“三十多公里外的那道桥，可能已经漫水了。”

终于开口的是一位警察。

“开到那里再看嘛！”我说。

“这边路基根本也松了。”讷讷地答着，竟是骇得要死的表情。

车外一片河水喧哗的声音，游客红红绿绿的衣服，将四周衬得节日般地欢喜起来。

“预备将我们这三百多个乘客怎么办？”我对着他们问。

“不知道！”慢慢地答着，完全茫然了。

窗外的人，不知事情一般地跳上跳下，扳住车厢边的横柄做起游戏来。

“再等下去，这儿也可能上水！”一个警察说。

我抬头望了一眼左边的峭壁山脊和右边的河，再看看天色——只是四点不到，已经雾濛濛的了。

挤过头等车厢，那个身材高大的导游无聊地坐着抽烟，彼此瞄了一眼，不肯打招呼。

在玛丘毕丘山顶的时候，这位西语导游带着十几个客人在看一条印加时代运水的小沟，我从他正面走来，眼看石径太小，不好在他讲解的时候去挤乱那一团人，因此停了步子。

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也停了说话，瞪住我，脸上一片不乐：“有些人没有付钱参加旅行团，也想听讲解，是无耻的行为！”

“您挡在路中间，我怎么过去？”我大吃一惊，向他喊起来。

“那么请你先过，好吗？”他仍怒气冲天地对着我，态度很不好的。

“过不过，如何过，是我的自由。”说着我靠在墙上干脆不走了。

有了一次这样的过节，再见面彼此自然没有好感。

回到自己的车厢去，只有伊达，那个妇人，独坐着在咬指甲。

“你去问了？”她又先倒抽了一大口气，紧张万分地等我回答。

“河水有些太高，他们停一停再开。”我笑着说。不吓她，她其实也已先吓到了。

起码伊达比车下那些宝贝灵敏多了。

“我们怎么办？”她张大眼睛望着我。

“等一会儿再说了！”我也坐了下来。

等到六点左右，眼看对岸低地的牛羊与草房整个被水所吞掉，只是一些屋顶露在水面。

房舍里的人一个也没有看见。

本来尚是嬉笑的人群，沉静茫然地望着越压越重的天空，车内一片死寂。

忍不住又去了一次车头，穿过一节车厢，发觉有两个小孩子趴在父母的身上睡了。

头等车中白发高龄的外籍游客很多，他们听不懂话，焦急地拉住过往的人打探消息。

“我们现在在哪里？”指着火车头内贴着的一张旧地图问司机。

“才这儿。”他指指前面的一小段。

“接不上公路？”

“过桥再二十多公里就有路了。”

“慢慢开过去成不成？”

“除非很慢，还是危险的。”

“停在这儿地理情况不好，水涨了除非上火车顶，那边的峭壁是爬不上去的。”

“我跟列车长商量一下再说。”他擦了一下汗水，也紧张得很。

过了一会儿，车子极慢极慢地开动起来。

天色昏暗中，我们丢掉了泛滥的河，走到一片平原上去，车内的人一片欢呼，只有伊达与我仍是沉默着。

“还要再来的，那道桥——”她喃喃地说。

那道桥，在缓慢的行程里总也没有出现。

窗外什么时候已经全黑的，寒冷的雨丝刷刷地打着玻璃。

另一节车内一个小孩子哭闹的声音无止无休地持续着，做父亲的一排一排问着人：“请问有没有阿斯匹灵，我的孩子发烧——”

没有人带什么药，大家漠然地摇着头，只听见那个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向前车远去。

“桥来了！”我趴在窗口对伊达说。

她扑到窗边，看见那涌上桥基的洪水，呀地叫了一声，便躺在椅上不动了。

“停呀！！”全车惊叫的人群乱成一团。

那条长桥，只有桥墩与铁轨，四周没有铁栏杆，更没有再宽的空间。

先是火车头上去了，再是头等车厢，我们在的是第三节。

车子剧烈地抖动起来，晃得人站不稳，车速加快，窗外看不见铁路，只是水花和汹滔的浪在两旁怒吼。

我趴在窗外静静地回望，第四五节也上来了，火车整个压在桥上，车头永远走不到那边的岸。

“阿平——”米夏在我身后，两只手握上了我的肩。

我望了他一眼，脸色苍白的。

车头上了岸，这边拖着的车厢拔河般地在用反力，怎么也不肯快些被拖过去。

那一世纪长的等待，结束时竟没有人欢呼，一些太太们扑到先生的怀里去，死里逃生般地紧紧地抱着不肯松手。

峭壁，在昏暗的夜里有若一只只巨鸟作势扑来的黑影，那兽一般吼叫的声音，竟又出现在铁轨的左边。

穷追不舍的河，永远没法将它甩掉，而夜已浓了。

喘着气的火车，渐行渐慢，终于停了。

“怎么又停了！”

方才安静下来的伊达，拉拉毛衣外套，挣扎着坐直，茫茫然的脸上，好似再也承受不了任何惊吓，一下变成很老的样子。

铁轨边是一个小小的车站，就在河水上面一片凸出来的地方建着，对着车站的仍是不长树的峭壁荒山。

天空无星无月，只有车灯，照着前面一弯弧形的冰凉铁轨。

司机下了车，乘客也跟着下，向他拥上去。

“今晚一定要回古斯各去！”伊达一拍皮包，狠狠地说。

她的侄女兴致很高地爬上车回来，喊着：“没希望了！前面山洪暴发，冲掉了路基，空悬着的铁轨怎么开呢！”

“都是你这小鬼，雨季里拖人上古斯各，好好地在利马舒舒服服过日子，不是你拼命拉，我会上来呀！”她哗哗地骂起侄女来。

二十二岁的贝蒂也不当姑姑的话是在骂她，伏身到我耳边来说：“不走最好，我喜欢那个穿绿夹克的青年，快看，窗下那个绿的。”

我知道她在指谁，就是那一群同车来时对面位子上的嬉痞之一嘛！

“趣味不高！”我开她玩笑，摇摇头。

“你觉得他不好看？”追问我。

“脸是长得可以，那份举止打扮不合我意。”

“也好！我倒是少了个情敌。”她笑嘻嘻地半跪在椅子边。

“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讲悄悄话！”姑姑又叫起来，一手放在胸前。

“九点半，晚上！”贝蒂耸耸肩，又下车去了。

“米夏，也下去听消息，拜托！”

米夏顺从地走了，好一阵没有回来。

“替你盖着吧？天冷了！”我拿出蹦裘来，坐到姑姑身畔去，一人一半罩在毯子下。

手电筒光照射下的人影，一个个慌张失措。

下面一阵叫喊，人们退了，有的跳上小月台，有的回了车厢。

“怎么了？”我问一个经过的人。

“水来了，一个浪就淹掉了这片地。”

身边的伊达闭上了眼睛，圣母马利亚耶稣地低喊，一直在祈祷。

米夏过了很久才上车，我翻他放照相机的袋子。

“明明早晨出门时塞了一板巧克力糖在你包包里的，怎么找不着呢？”低头在暗中一直摸。

“我吃掉了！”他说。

“什么时候吃的？”我停了摸索。

“刚刚，在月台上。”

“米夏，你早饭中饭都吃了，我——”

他很紧张地在黑暗中看着我，一只手慢慢放到后面去。

我一拉他，一只纸杯子露了出来，杯底荡着喝残的咖啡。

“这个时候，哪里有热的东西吃？”我惊问。

“月台旁边那家点蜡烛的小店开着在做生意——”

“怎么不知道自己先喝了，再买两杯来给伊达和我？”我摇着头，瞪了他一眼。

“再去买？”商量地问他。

“没有了！卖完了！”

“卖完了——”我重复着他的句子，自己跳下车去。

浅浅的水，漫过了铁道，四周一片人来人往，看不清什么东西，只有月台边的小店发着一丝烛光。

我抱着三杯咖啡，布包内放了一串香蕉、四支煮熟的玉米出了店门，月台下挤着那群嬉痞，贝蒂的身影也在一起靠着。

“贝蒂，过来拿你的一份！”我叫起来。

她踏着水过来接，脸上好开心的样子。

回到车上裤管当然湿了，分好了食物，却是有点吃不下，一直注视着渐涨渐高的水。

已是十点一刻了。

车站的人说，打了电话到古斯各去，要汽车开公路绕过来接人。

问他们由古斯各到这个车站要多久时间，说最快两小时，因为沿途也在淹水。

两小时以后，这儿的水是不是齐腰，而那公路的好几道桥，水位又如何了？

漫长的等待中，没有一个人说话，寒夜的冷，将人冻得发抖。

十一点半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不知在黑暗中坐了多久，下面一片骚乱，贝蒂狂叫着：“来了一辆卡车，姑姑快下！”

我推了伊达便跑，下了火车，她一脚踏进冷水中，又骇得不肯走了。

“跟住我，拉好伊达！”我对米夏丢下一句话，先狂奔而去。

许多人往那辆缓缓开来的卡车奔着，车灯前一片水花和喊叫。

“后面上！不要挤！”车上的司机叫着，后面运牛羊的栅栏嘭一下开启了。

人潮狂拥过去，先上的人在里面被挤得尖叫。

我根本不往后面跑，一溜烟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将右边的门锁锁上，这才想起伊达他们来。

米夏在一片混乱的黑暗中张望了几次，找不到我，跑到后面去了。

我不敢大叫，又溜下了位子，跑下去一把捉住他说：“上前面，伊达和我可以坐司机旁边！”

“噢！我不能坐卡车，一生没有坐过卡车啊！”伊达叫喊挣扎着。

“这时候了你还挑什么？”我用力将她往上推。

“贝蒂呢？贝蒂不在了！”又不肯上。

“她有人管，你先上！”我知她爬得慢，怕人抢位子，一下先滑进了司机位，才拉伊达。

“！！这种车我怕啊！”她的喊叫引来了疯狂往后面卡车上挤的人群。

锁住右边的玻璃拼命被人敲打着，我不理他们。

“我们是有小孩子的！”一个男人冲到司机一边来强拉我下去。

听见是有孩子的父亲，一句也不再争，乖乖地下来了。

那个外籍游客，推进了太太、小孩和他自己，司机用力关上后面挤得狂叫的木栅栏，跑上他的座位，喊着：“快走吧！公路的桥也撑不住啦！”

一阵巨响及水花里，那辆来去匆匆的卡车消失了。

“都是你，讨厌鬼！都是你！”贝蒂向姑姑丢了一个纸杯子，狂骂起来。

“孩子，你姑姑一生过的是好日子，哪里上得了那种车！”伊达站在水中擦泪。

“下一辆车再来，我们快跑，伊达不管她了！”我轻轻对米夏说。

“他们刚刚讲，就是有车来接，也是旅行团导游的车，铁路是不负责叫公车的，我们没有参加团体的人不许上——”米夏说。

“什么？什么？你听对了？”我问。

“不知对不对，好像是这么说的。”

黑暗中没有一个人再说话，一辆卡车的来临激起了人们的盼望，三百多个男女老幼，都不再回火车，泡在渐渐上涨的冷水中静静地等待着。

雨水，又在那个天寒地冻的高原上洒了一天一地。

我看了一下地势，除了火车顶和车站的平台上可以避水之外，那座大石山没有绳索是上不去的。

小店中的一家人，扛着成箱的货品，急急地踏水离去，那一小撮烛光也熄灭不见。

通往公路的那条泥路有些斜坡，水尚没有完全淹住它，再下去是什么情况完全不知道。

这便是所能看见的一切了！

河，在黑暗中看不见，可是膝下冰凉的水，明明一分一秒在狂涨。

已经上膝盖了。

远处有着不同于河水的声音，接着灯光也看见了，一辆小型的迷你巴士在人们开始狂奔向它的时候，停在斜坡上不肯下来。

“宇宙旅行社的客人，手拉手，跟着我，不要散开了——”一个说瑞典话的导游跳上了车，霸住车门不给挤过去的人上。

真是只有旅行团的人才能上？我便不信那个邪。

才上了十一个人，明明车厢内的灯光大亮着，后面的位子全空，那辆车撞下水，趁着人群惊叫散开的时候，快速地在铁轨上倒了车，一个急转弯，竟然只载着十一个客人跑了。

“喂！混账！”我追着去打车子，水中跑也跑不快，连腰上都已湿了。

“我不懂——”我擦擦脸上的水，不知要向谁去拼命。

大雨倾盆中，又来了一辆小巴士，一阵扭打哄乱，上去的竟又只是十几个游客，还是没有坐满，那辆车子根本没有停，是导游推着整团手拉手的游客追车上去的。

车上另有一位男车掌把门，他们居高临下，占了优势，下面的人要爬进去不太可能的。

听说一共来了四辆车，想不到都是小型的，更想不到他们竟然如此处理事情。

“再下一辆我要冲了，跟不住我就古斯各再见面，照相机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要当心！”我对米夏说。

“Echo，我们一起的，我们在一起——”贝蒂跑上来站在我身边，伊达跄跄跌跌地也来了。

“等会儿车一来，如果我先上了，挡住车门时你就抢，知不知道！这些导游车掌都是婊子养的混账！”我说着。

已经十二点半了，水好似慢了些，铁路工作人员一个也没走，提着煤气灯出来给人照路。

“不是大家要抢，你们也得管管事情，刚才那种空车给他们跑掉，是你们太懦弱——”我对一个随车警察说。

一般的人都沉默着，可怜的另一对父母亲，背上怀里掮着两个孩子，也站在黑黑的水中。

车又来了，看见远远的灯光一闪，我便开始往斜坡上狂奔而去。

那群太阳旅行社的人串成一条链子，突然成了全部抢车的敌人，彼此挤成一片。

车掌开了门，导游跳上去了，有人抢着上，他便踢。

旅行团的人上了全部，才十四个，我紧紧挤在后面，车门尚未关。已经抓住了门边的横杠。

“你不是的，下去——”那个与我有过过节的导游惊见我已踏进了门，便用手来推。

我一把拉住他的前襟，也不往上挤了，死命拖他一起下车，车门外便是人群，人群后面那条疯狂的水。

“我们不走，你也别想走——”我大喊着，他怎么挣扎，都不放他的衣服，拼命拉他下水。

“要上来可以，先给五千块。”他吓住了，停了手，车子看见门关不上，也停了。

“要钱可以，先给人上——”我又去推他。

“下面的人还不去挡车子。”我叫起来。

人群涌向车头，导游一慌，我跑上了车。

他又跑去挡门，米夏扳住门把，上了一半。

“给他上来呀——”我冲去门边帮忙，将那人抵住米夏前胸的膝盖狠命往后一拉。

米夏上了车，我拼命地喘气，眼看前例已开，车头又被挡住了，这一回他们跑不了。

门边的伊达哭叫起来，她就是太细气，还没来得及上，车门砰一声关上了，一个坐在第一排的游客，马上把里面的那片锁啪一下扣住了。

“走——”导游催着司机，那辆王八蛋巴士，竟然往人群里真压过去。

“疯啦！”我脱下蹦裘，丢在一个空位子上，奔到司机座又去扭打。

“是不是人！上帝惩罚你们下地狱去！是不是基督徒——”我上去拍司机的肩，狂骂起来。

说起宗教，这些人还是被抽了一鞭，他们全是天主教徒——也就是我西语中的基督徒。

“太太，这是旅行团包的车，你不讲理——”

“我不讲理？车上全是空位，你们让下面的人泡在水里，眼看路要断了竟然不救，是谁不讲理？”

说着我一溜就跑到门边去开门扣，扣柄开了，门钮在司机旁边控制中，无法打开。

“开门！”我叫着。

“让你上来了还要吵，要怎么样？下去！”

导游真生气了，上来双手捉住我就往外推。

门开了，这次我拉不住他的衣襟，双臂被他铁钳般的大手掐得死死的。

眼看要被推下车了，下面的人抵住我，不给我倒下去。

“帮忙呀！”我喊了起来。

便在这时候，车内坐着的一个黑胡子跳了过来，两步便扳上了导游的肩。

“混账！放开她！”一把将我拉进车。

导游不敢动他的客人，呆在那里。那个大胡子门边站着，车又开动了。

“别开！”一声沉喝，车不敢动了。

“请不要挤！那边抱孩子的夫妇上来！老先生老太太，也请让路给他们先上！”他指挥着。

人潮让开了一条路，上来的夫妇放好两个小孩子在空位上，做母亲的狂亲孩子，细细地低泣着。

另一对白发老夫妇也被人送上来了。

伊达、贝蒂全没有上，我拼命在人群里搜索着她们，雨水中人影幢幢，只看见那件绿色的夹克。

“什么我多管闲事，这是闲事吗？你们秘鲁人有没有心肝——”那边那个大胡子推了导游一把，暴喝着。

“不要吵啦！快开车吧！”车上其他的客人叫着，没有同情下面的人，只想快快逃走。

“不许开！还可以站人。”我又往司机扑上去。

那时车门嘭的一下被关上了，车掌最后还踢了挂在门上一个人的前胸。

一个急转弯，车子丢开了乱打着车厢的人群，快速地往积水的公路上奔去。

我不闹了，呆在走道上，这时车内的灯也熄了。

“阿平，你坐下来——”米夏什么时候折好了我丢掉的蹦裘，轻轻地在拉我。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很快移开了。

那边的大胡子走过来，在我面前的空位子上一靠，长叹口气，也不闹了。

掏出一包半湿的火柴来，发抖的手，怎么样也点不着烟。

“请问哪里来的？”前面的那人问我。

“中国，台湾，您呢？”我说。

“阿根廷。”他向我要了一支烟，又说，“讲得一口西班牙话嘛！”

“我先生是西班牙人。”

明明是过去的事情了，文法上却不知不觉地用现在式。

长长的旅途中，头一回与陌生人讲出这句话来，一阵辛酸卡上了喉头，便沉默不说了。

雨水哗哗地打着车厢，车内不再有任何声息，我们的车子过不了已经积水的公路桥，转往另一条小路向古斯各开去。

清晨四点钟方才到达古斯各。

一个一个游客下车，到了我和米夏，导游挡住了路：“一万块！”

“答应过你的，不会赖掉。”

在他手中放下了两张大钞。

“钱，不是人生的全部，这些话难道基督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柔和地说。

他头一低，没敢说什么。

“回去好好休息吧！”米夏窘窘地说。

“什么休息，现在去警察局，不迫到他们派车子再去接人，我们能休息吗？”我拖着步子，往警局的方向走过去。

注：

那一日的大水，失踪六百个老百姓，尸体找到的只有三十五具。

掉在车站的那两百多个游客，终被警方载回了古斯各。

铁路中断，公路亦完全停了，那些留在玛丘毕丘山区中没有下来的旅人，在我已离开古斯各坐车下山去纳斯加的时候，尚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高原的百合花

玻利维亚纪行

当飞机就要降落在世界最高的机场“埃·阿尔多”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位欧洲旅客已经紧张得先向空中小姐要氧气了。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瘫在位子上的中年人，这时前面几排的一个日本人也开始不对劲，地叹了一口长气便不出声了。

两个空中小姐捧着氧气瓶给他们呼吸，弄得全机的旅客都有些惶惶然。

我将自己靠在前面的椅背上，脸色苍白，话也不能说，两手冰冷的。

旁边一位来过拉巴斯的日本老先生一直握住我的手，替我拿一本薄书打空气，口里温和地说：“不要怕！先不要就怕了嘛！”

其实我根本没有一丝惧怕，只是因为飞机下降，正在剧烈地晕机而已。

“到了之后慢慢走路，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吃太饱，更不可以喝酒，第二天就没有事了！”

“我不是——”

还没说完，那位日本先生又加了一句：“不许讲话，省氧气！”

听他那么吩咐，我先噗地笑了出来，便真的一句话也不讲了。

下机的时候，手提的东西全托给米夏，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好，便不逞强了。

海拔四千一百公尺的平原是我生平所面临最高的地势，在这儿，机场的跑道也比一般的长，因为空气的阻力不同了。

第一日上到这高原，尽可能一切放慢，我的步伐慢得如同散步，飞机边的警察看得笑了起来。

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过去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

便是只在机场吧，那苍苍茫茫的大草原已呈现了不凡而极静的美。

入境的人很多，一些没事似的去排队了，另一些大约如我，是第一次来，大半先坐着，不敢乱动。

对于一个旅客来说，一个国家的机场是否豪华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查照和海关人员是不是办事快捷，态度亲不亲切，才是旅客对这国家最初步的印象。

玻利维亚的机场虽然不算太气派，可是无论在哪一方面，他们都给了旅客至诚的欢迎和周到的服务，使人宾至如归。

旅客服务中心交给我的资料对我们来说仍是有些太贵，旅馆的一长列名单上，没有低于四十美金一日的地方，有些更贵到一百美金左右一日了。

进城的公车说是没有的，计程车可以与人合并一辆，收费非常合理，一块五毛美金一个人。

坐上了计程车还不知要去哪家旅馆，这已习惯了，心中并不慌张，开车的司机先生是最好的顾问，他们会带的。

司机先生不但热心，同坐的三位玻利维亚人也是极好，他们替我们想出来的旅社，却因价格太低了，令人有些茫然。

“我可以付再高些的，最好有私人浴室。”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车子因为找旅馆，绕了好几个弯，结果停在旧区女巫市场斜斜的街道边。

一看那个地方风味如此浓烈的区域，先就喜欢了，下得旅馆来一看，又是好的，便留住了。

付车钱的时候，因为麻烦了司机，心中过意不去，多付了百分之三十的小费。没有多少钱，那位司机先生感激的态度，又一次使人觉得这个国家的淳朴和忠厚。

放下了行李，先去街上摊子买古柯叶子治将发的高原病，知道是逃不过的。

这些叶子在秘鲁的古斯各城其实还有一大包没有用完的，只因害怕放在行李中带过境，海关当做毒品，因此便留下了。

古柯叶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毒品，可能一吨的叶子也提炼不出几公克的古柯因。

高原的居民将少数的几片拿来冲滚水喝，只是帮助呼吸而已。

旅馆的餐厅冲来了一大壶滚水，问他们多少钱，说是不收费的。

给送水的人一点点小账，换来的又是连声道谢，这样的民风令人受宠若惊，好似是来此受恩的一般叫人失措，不由得更加想回报他们。

这一路来，只要进入了掺杂着印地安人血液的国家，在我的经验中，总多了一份他们待人的忠厚善良。

厄瓜多尔亲如家人，秘鲁亦是一团和气，而今的玻利维亚，更是厚拙。

在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国里，只住着不到六百万的居民，这儿百分之七十是印地安人，百分之二十五是西班牙及本地人的混血，百分之五是欧洲移民来的白种人。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两个没有海港的国家之一，它的西部是秘鲁与智利，东北部与巴西交界，南边有阿根廷及巴拉圭。

在一八七九年之前，玻利维亚原先的领土本是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因为一场争占沙漠矿场的五年之战，那片沿海的土地被智利夺去，直到现在没能讨回来，虽然智利同意玻利维亚使用原先的一个海港，但是在意义和便利上便不相同了。

虽说拉巴斯是一般公认的世界最高的首都，事实上玻利维亚真正的首都却在另一个城市——苏克列。

只因外交使节团及政府部会都在拉巴斯办公，而苏克列只有最高法院仍在那儿开庭，普通都将拉巴斯当做了这个国家的都城。

初抵拉巴斯，除了呼吸不太顺畅之外，并没有过分的不适，加上以前在厄瓜多尔及秘鲁高原的经验，知道如何冲古柯茶并且服药，静躺两三小时休息之后，便没有事了。

女巫市场

没来玻利维亚之前，参考书中提到几次此地的巫术街，说是不能错过的。

没有想到自己的旅馆门外没有二十步便是那条著名的横街。

休息过了之后，赶快穿了厚衣服到街上去玩耍，高原的夏天，即使是正午，也穿一件薄毛衣，到了夜间便要再加一件了。

石板砌的街道斜斜地往城中心滑下去，那份欧式老城的情怀，却因当年西班牙人的进占南美远远地将这欧风一路建到另一个大洲来。

便在那些美丽的老建筑下面，放着一摊一摊的街头店铺，守摊子的嬷嬷们，披着丝质绣本色花拖着长流苏的披肩，穿着齐膝而多褶的大裙子，梳着双条粗辫子，一个个胖墩墩地在卖她们深信的巫术道具。

此地的印地安人，在衣着打扮上和厄瓜多尔及秘鲁又是不同，虽然粗看上去，那顶头上的呢帽不变，其实细细分别，他们又是另一种文化了。

即使是语言吧，此地除了契川话之外，又多了一种阿伊玛惹，听上去极为温和的调子。

当然，那些嬷嬷们都是能说西班牙文的。

嬷嬷们卖石刻的手、脚、动物，也卖各色奇特的种子，也有各色毛线，更有许多已经配好方的小瓶子，里面放着一些吉祥如意的象征。

为了嬷嬷不厌烦我，先买了一排小动物的石刻，说是保佑家畜平安的。

“这只干鸟呢？”我指着一只只干黑大眼睛的死动物问她们。

“不是鸟，是流产出来的小骆马——”卖东西的妇人笑了起来。

“治什么病？叫谁来爱？还是旅行平安的？”

“都不是那些事情用的——”那个妇人又笑。

“你买了去，建房子的时候将它埋了，运气会好。”她说。

“这些花花的毛线呢？”我又问。

“要配的，光毛线没有用。”

那边摊子的地下便是一盘一盘配好的像菜一样的好运的东西。

摊子的生意不错，总有当地人来买些什么。

“嬷嬷！这些东西灵吗？要不要找什么人给念一念咒呢？”我看看自己买下的一个小瓶子，里面用油泡着一大堆小东西，红红绿绿的，还有一条虫也在内。

“不必了，放在你左边的口袋里。好运就会来。”

这只是巫术嬷嬷讲的话，我不能相信这些，可是就是不敢将它放在右边口袋里去。

与其说这些五光十色的摊子是一份迷信，不如将它们视为一份珍贵的民俗和神话。

便在那个摊子上，我买下了一块石刻的老东西——此地人称她“班恰妈妈”的大地之母。

绕着“班恰妈妈”的是她的丈夫，一儿一女，一只山羊，一条蛇和一道道河流田园，都在一块汤碗般大的石块上活着。

据说这种大地之母的石刻，是应悄悄埋在家中土里的，每年她生日的那一日，将她请出来，在石刻上浇香油供拜，再埋回地里去，这样大地之母一定保佑田宅家畜的兴旺。

那样的摊子，每买一样小东西，都给人带来几分承诺，光是那份期许，付出的小钱也就值得了。

在那无数次的散步里，我的巫术嬷嬷卖了金钱、幸福、爱情、健康、平安的每一个代表给我。

她们在做生意，我买下了一个人平生所有的愿望，比较之下，赚的人应当是我。

对于有着极深信仰的我，巫术其实并无可求，只是那份游戏的心情，民俗的欢喜，都在这些小摊子上得到了满足。

中南美洲的巫术已不可求，只有在玻利维亚的市场上看见他们公开售卖，觉得新鲜。

此地极有趣的是，在一个博物馆内，亦陈列了一个房间的“巫术陈列室”，里面的东西与街头售卖的相差无几，只是解释更清楚了些。

有关诅咒人的那些东西，博物馆内说得明白，至于我自己，与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避之不及，也无心去探问如何害人的事了。

欧鲁鲁的魔鬼

嘉年华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在秘鲁古城古斯各的时候，交了一大群同为旅客的朋友们，他们的下一站大半都是由边界进入巴西，去参加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会狂欢。

几个旅行的人一再拉我去巴西，说是那样的盛会错过不得，终生要遗憾的。

我知那儿的嘉年华会必是疯狂灿烂，喝醉酒的人更不会少，旅馆也成问题，满城的狂人喧哗并不见得真能唤出旅人的快乐，便坚持不去了。

玻利维亚一样庆祝嘉年华会，只是有着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另一种形式。

在一个叫做欧鲁鲁的矿工城内，他们跳一种完全民俗风味的舞蹈，算做嘉年华会的大典，那种舞，叫做——魔鬼舞。

魔鬼们有太太，太太们也会出来街上游行，鬼的太太叫做“China”，与中国女人的称呼同音。

初到拉巴斯时，旅馆内住满了来此地参加嘉年华会的人，欧鲁鲁是一个距离拉巴斯两百公里的十一万人口的小城，那儿的嘉年华会却是玻利维亚最盛大的。

旅馆柜台的人一直向我销售一日来回旅行团组成的票，每张要五十美金。

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坐长途公车去，所见所闻必然胜于跟团一起去，便不肯参加。

旅馆的人跟我说，前一日才抵达的我们，是无论如何挤不到巴士票了。

虽然那么说，仍是爬了长长的斜坡，就是一家一家的巴士公司问过去。

票确是售完了，我不肯放弃，站在窗口向人说好话。

玻利维亚的人本身心肠便好，被我哀求了没有几次，羞羞涩涩地拿出一张退票来，也不加钱，答应卖给我。

一张票只有我去得了，米夏站在一旁当然不太开心，我知人家确是没有了，也不好无理取闹，先买下了这张。

又等了好一会儿，来了一位太太，说要退票，竟是同一班车的，于是两张位子都被我抢到了。

第二日的清晨，天尚是全黑的，叫起了米夏，在昏昏暗暗的街上喘着气往公车总站走。

地势那么高的地方，再往上坡走，头痛得不得了，拖了好几十步，实在走不动了，清晨的街头，有计程车将我们送到车站，又是亲切得令人感激的那种好人。

玻利维亚在一般的传闻中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公车，是对号的宾士牌大巴士，它不但准时、清洁、豪华，而且服务的态度是那么的诚恳——中南美洲数它最好。

车站的建设非常现代化，弄不错班车，挤不到人，一般乘客都是本地人，衣着不豪华可是绝对不寒酸，那份教养，那份和气，可能世上再找不着。

车子绕着公路往上爬，脚下的拉巴斯城在一片迷雾中淡去。

一望无际的草原在寒冷的空气里迎着朝阳苏醒，远天边冻结着的一排大雪山，便是粉红色的霞光也暖不了它们，那么明净的一片高原，洗净了人世间各样的悲欢情怀。

什么叫草原，什么叫真正的高山，是上了安地斯高地之后才得的领悟，如果说大地的风景也能感化一个人的心灵，那么我是得道了的一个。

云彩便在草地上平平地跟着我们的车子跑，如果下车，就能抓到一团；不能忘记自己是在四千多公尺的地方了。

欧鲁鲁城的魔鬼舞实在并不重要，只是这一路的风景，便是一次灵魂的洗涤，如果一个人，能死在如此干净雄伟的蓝天之下，也是一种幸福吧！

在美的极致下，我没有另一个念头，只想就此死去，将这一霎成为永恒。

远天有苍鹰在翱翔，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和骆马，那些穿着民族风味的男女就在云的下面迎着青草地狂跑，这份景致在青海、西康，又是不是相同呢？

看风景看得几度出神，车子停在检查哨亭，一群美丽狭脸的印地安女人涌到车边来卖煮熟的玉米和羊酪。

这都是我极爱吃的食物，伸出手去付小钱，换来的又是一声声诚恳的道谢，这个国家如何能不爱它。

欧鲁鲁到了，长途车停在城外，又转城内的公车进市中心，车太挤了，我不会推人，站在下面大叫。

车掌看见我上不去，伸出手来用力拉我，将我塞安全了，一双手托住我，才叫开车。

这份人情，是玻利维亚的象征，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女，他们没有羞耻了这个名字。

游行已经开始了，米夏急着找看台要上去，我却固执地定要先去买回程的车票，不然不能放心。

买好了回程的票，转在人山人海里找看台上的座位，一路被人用好烈的水枪狂射——那是生气不得的，被水射中的人算做好彩头，要带运气来的。这也是南美几国嘉年华会的风俗。

看台是当地的老百姓沿街自己搭出来的，一共五层，每个位子收五块美金，有权利坐看两天游行的节目，我们找到的两个在第四层上。

同台看舞的人什么样的都有，上层坐的是两个印地安老妈妈，我的厚毛衣挤得没有空隙放，她们马上接了上去给我保管。

舞蹈队共有四十五组，大半是欧鲁鲁城内人自己组成的。这个在平日勤劳采锡矿的苦城，今日一片狂欢，快乐得那么勇敢，便是一种智慧吧！

魔鬼群出场了，先是乐队打头阵，闹了好半天，在大家的掌声及叫声下，那一群群戴着面具的魔鬼载歌载舞而来。

本以为来的是一群披头散发、青面獠牙的鬼，结果看见了极似中国狮面、漆成红红绿绿、瞪着大眼球、披着绣龙绣凤披肩、胸前明明一只麒麟伏着的所谓魔鬼们的打扮。

“这是我们中国的老东西，你看那些龙凤——”我向旁边坐着的一个欧鲁鲁女孩叫了起来。

“怎么可能嘛！这个风俗是好久好久以前就传下来的，是玻利维亚的呀！”她坚持着。

“可是中国人比西班牙人又早来了南美洲，这已经有上千的证明了，你们哪里来的龙凤嘛！”

“不可能的。”另一个老先生也夹进来了。

“那为什么魔鬼的太太们要叫China，不是与中国女人又同音了，是巧合吗？”我问。

“是巧合的，中国人没有来过这里！”老先生又说。

四周太嘈杂了，这种话题不能继续，而我的眼睛，几乎将那一群一群来不完的魔鬼吃下去。

他们实在是中国的，狮口里还含着一把宝刀，不正是台南安平一带许多老房子门上刻着避邪的图画吗？

据说，在欧鲁鲁城郊外的一片湖水旁边，仍然住着一群有着中国人脸谱的居民，在他们的语言中，依然带着与中国话相似的字眼，至于这群人实在的居所在哪儿，便不能考察了。

看到欧鲁鲁的魔鬼舞，使人深深地觉得，如果做一场长时期的追查，可能有希望查出南美印地安人及亚洲的关系。

虽说印地安人是由蒙古经过西伯利亚未化的冰原，再由阿拉斯加一路下到南美洲来，已是每一个人类博物馆内一致的说明，可是中国的文化当是后来流传过来的。

这些事情虽说茫无头绪，可是例如此地的一些村落的印地安人，在喝酒的时候，必先将一些酒洒在地上，便与中国古时祭过往鬼魂的风俗有相同之处，实在是有趣的事情。

这些欧鲁鲁著名的魔鬼，都给拍下了幻灯片，回台时大家一同欣赏吧！

沙嗲娘

来到拉巴斯的最后一个晚上，碰到了一位华侨小弟弟，大家一同去吃晚饭，沿街找餐馆时，只要是印地安人开的，他便直截了当地叫这种饭菜是——土人餐。

却不知玻利维亚的本地风味比起其他的南美国家来，真是另有文化及口味，实在是极好，一点也不土的。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食物也算做是文明的一部分，那么玻利维亚的文明是值得称道的。

在这儿，观光旅馆中几十美金亦是一顿好菜，而街头、菜场和一般的平民小饭店中亦有不同而价廉物美的食物。

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世界最高的大湖“第第各各”，鳟鱼在此并不算太名贵的东西。

他们的辣味鸡南美唯一，牛舌不输哥斯达黎加，便是餐馆做出来菜式的色香味，也绝对不是粗糙的。

许多人听说玻利维亚落后，来了之后才知传闻的不实在和可笑，明明是一个极好的国家。

在这儿，没有太差的食物，便是街头印地安妇人点着烛火摆的小摊，吃起来都是一流调味的。

特别爱吃的是一种本地风味的烤饺子，我喜欢将它译成“沙嗲娘”，烤过的面粉外皮，里面包着多汁辣味的鸡肉、猪肉、马铃薯和洋葱，一只只放在温火烘着的玻璃柜子内，二毛五美金一只，小皮夹的大小。

这是一种最最平民化的食物，每天早晨，我出了旅馆，必在附近一家印地安人的小咖啡店中喝一杯新鲜牛奶，加两只“沙嗲娘”。

几乎每一个本地人进了咖啡馆，必吃一两只这样的东西当早饭，牛奶面包之类的欧式早餐也许是因为我太平民化，倒没见到有人吃。

在我吃早饭的那家小店内，每天批进一百只沙嗲娘，不到中午已经卖完。

这种当地风味的食物，一般的观光饭店内要吃便比较难了。

玻利维亚能吃到的东西很多，而且风味不同于其他南美国家。

据我所知，来玻利维亚的华人旅客仍是很多，如果能够放弃观光旅馆，到街头尝尝他们的食物，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

我个人，是吃了第三十六个沙嗲娘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玻利维亚。

打水仗

我的冬天衣服原先带得便不够，总以为南美的夏天在一二月。没有想到高原的地势即使夏日风景，也要毛衣御寒的。

秘鲁买了两件毛衣，哥伦比亚买了一件纯毛的蹦裘，却因一次大晕车，失落了整个的小提包，离开旅馆时，又掉了那件蹦裘。

身外之物，失去了反而轻松，再说到了拉巴斯，迫于情势非买新毛衣不可，这又使我高兴了好几分钟。

在拉巴斯时，每日就穿那件五彩手织的花毛衣，一直不换，因为没有第二件。

欧鲁鲁的嘉年华会被水枪喷得透湿，毛衣里面穿着的白衬衫在夜间脱下来时，全是各色水渍，这才发现新毛衣被印地安妈妈手染得太简单，会褪色的。

欧鲁鲁的嘉年华会是星期六，拉巴斯城内的星期天也开始用水洒人了。

这种泼水的风俗本是好玩的事情，农业社会时各村的青年男女彼此认识，洒洒水只有增进感情，实是无伤大雅的事。

拉巴斯是一个大城，每家都有阳台，许多人有汽车。

他们在星期日这一天，开了中型吉普车，上面盛满了水，街道上慢慢开车，看见路人便泼个透湿。

阳台下面不敢走人，随时会有水桶浇下来。

路边的小孩子买气球的皮，里面灌足了水，成为一只只胖水弹，经过的人便请吃一只。

我的毛线衣是褪色的，站在旅馆的玻璃门内不敢出去。

在秘鲁利马时已经吃了一只水弹，三楼丢下来的，正好打在头上，那边挨了一只之后便来玻利维亚了。

不敢出门便吃不到沙嗲娘，衡量了一下之后还是出门了。

这条窄窄的石街上，两边阳台都有人站着，我方走了几步，眼看一个穿西装的路人被一桶水洒得透湿透湿。

在这风俗下，怎么被淋也不能骂人的。

那个穿西装的人真生气了，捡起路边的小石块就去丢阳台上的人。

“打他！打他！好！”我在路边叫起来。

这种游戏不公平，居高临下的人全是干的。

明明自己在看好戏，一抬头，便在我站的阳台上，一桶水泼了下来。

“哎呀！毛衣褪色的呀！”我也不知逃开，便是站在那边狂叫哀求。

然后，我的头发到裤管全都湿了。

“跟你讲是褪色的，怎么还要浇呢？”我擦了一把脸上的水，向着阳台大喊。

这时另一勺水又淋了下来，我又没能躲开。

这一回我气了，死命拍人家楼下入口的门，要上楼去跟这家人对打。

“不要生气嘛！泼到了是好运气的呀！”上面笑得不得了。

这美丽的星期天错过可惜，虽说一定被弄湿的，还是与米夏在这古城内大街小巷地去走，躲躲闪闪的有如惊弓之鸟。

水是清洁的东西，阳光下打了无害。

再说我所接触的玻利维亚人实在是一群令人感动的好百姓，入境问俗的道理也应明白，不当见怪。

那一日吃了十几个水弹，背后一片透湿，别人没有恶意，自己一笑置之。

打水仗其实是一路挨泼，自己没有工具，这个特别的日子留在毛衣上，算做纪念。

和平之城

亲爱的市长先生：

那日分手的时候忘了告诉您，我的中文名字，与你们可爱的城市有着同样的意义，也叫做“和平”。

初到拉巴斯的时候，不知道会面临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和人民，心中是十分茫然的。

您已经知道了，我住的是旧城区的一家客栈，并不是拉巴斯那些豪华的观光旅馆，也正如您对我所说的：“如你这样的人，应该更深入地观察我们的城镇村落人民和这块土地，不应只是在大饭店内消磨旅行的时光。”

市长先生，短短十八日的时间过去了，在这飞逝的时光里，我虽然利用玻利维亚便捷的火车和长途汽车跑了很长的路，去了不同的城镇，可是对于拉巴斯这一个特别的城市，还是加上了更深的感情。

您的城市，您的人民，在我逗留的时间里，对我付出了最真挚的爱和慷慨，使得异乡的旅人如我，宾至如归，舍不得离开。

我眼中所看到的拉巴斯，是一个和平之城。在这儿，街道清洁，公车快速，车厢全新。计程车司机和气，商店有礼，餐馆的服务无论大小贵廉都是亲切。

在市中心布满鸽子的广场上，即使坐满了人群，他们却不喧哗，一群安静而宽厚的好百姓。

你们的摩天大楼建在古式欧风的市中心，新旧交杂的建筑并没有破坏整个城市的风格，只有使人怡然。

在这儿，我的足迹由拉巴斯的好几个博物馆、老城、新区、大街、小巷一直走到花市、菜场，甚至动物园、美容院。

我所接触到的百姓，在这一片土地上，是快乐而安宁的。

特别要感谢拉巴斯给了我们那么多棵的大树和广场，你们爱护荫浓，却使旅人的脚步，在深夜里踏着落叶散步时，心中怅然不舍，因为期望再来。

在您的城市里，没有抢劫，没有暴行，没有不诚实的人，这使旅行的我在这城内觉得安全自在，没有异乡之感。

中南美洲的旅行，虽然处处是可爱的人，如画的风景，但是民风如玻利维亚，城市如拉巴斯，却是难得一见。

我是一个中国人，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国，照理说，在感情上，应当不会对另一个国家付出这样深的欣赏和爱。

但是我不得不写这样的信给您，请您转告拉巴斯——即使一个中国人，也是不能够不爱这片土地的。

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玻利维亚先爱了我。

在我离去的时候，咖啡店中的小姐，路边卖大地之母石刻给我的嬷嬷，都湿了眼睛，一再地喊：“妈咪达！快回来呀！”

市长先生，在这儿我被人称为：“妈咪达！”已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了，我不是外国人。

您问起过我，拉巴斯像什么，我想告诉您，拉巴斯是一朵永远的百合，开在高原的青草地上，它的芳香，我永不能忘怀。

只要见到世上的人，我乐意告诉他们，玻利维亚是什么样的国家，拉巴斯又是一个如何的城市。

听说您在今年初夏，可能访问台湾，我期望我的同胞，也能给您好印象，用同样的教养、热情来欢迎您。

与您分手的时候，并没有留下您的地址。

机场询问台的小姐热心地写下了市政府的名称给我。

这封信，如果只寄给您一个人，那么台湾便看不到拉巴斯的优美，因此发表在报上，算做一个中国人对于玻利维亚最大的感激和赞美吧！

敬祝

安康

你的朋友

Echo敬上

离去

这一路来，长辈们爱护我，各站旅行的地方都给我写了介绍的名片，要我到了一地便与当地台湾的驻外机构联络，寻求旅行的资料和帮助。

我的性情最是孤僻，见到生人更是拘束，这一点外表也许看不出来，可是内心实在是那样的。

如果说到了一地便联络驻外机构，那会使我觉得羞愧。

中南美洲一路都说西班牙文，行路上没有困难，因此那些名片再也不肯拿出来用，也绝不肯因为我的抵达，使得办公的人忙上加忙。毕竟只是来旅行的，没有什么大事。

离开玻利维亚的前两日，终于跟“使馆”打了电话，那边是张文雄先生在讲话，他听见我到了，立即要我过去吃晚饭，同时尚有外客的一次晚餐。

我因夏天的衣服尚有，冬天的毛衣只有一件，因此坚持谢绝了张先生的诚意，说是第二天去“使馆”，也是拜望也是再见了。

那日去之前又去手工艺市场买了一件新毛衣，换了穿上，算是对“使馆”的尊敬，可是下面仍穿着蓝布长裤。

米夏的鞋子拍照时跌进第第各各湖边的水塘里去，全湿了，在那样的气候下只有穿了一双凉鞋去“使馆”。

“你我衣冠不够美，还是我进去，穿凉鞋的等在外面的广场上，二十分钟一定出来了！”我对米夏说。他听说不必进去，很开心地晃走了。

玻利维亚的秘书小姐有礼地请我进“使馆”，我说来拜望张文雄先生的，穿过两张大书桌，脸上微微笑着，跟着秘书往内间走。

看见一位中国妇女，我仍是微微笑着，不停步子，对她点点头。

“哎呀！你——”那个妇人喊了起来。

“来找一位张先生。”我笑着说。

“你不是三毛吗？叫人好等呀！”那个妇人跑上来抓住我的手，欢喜得不能形容。

“我是你滋荷表姐的老同学，叫你大姑妈——姆妈的那个丁虹啊！”

我见她如此相认，心中欢喜，便唤了一声“丁姐姐”。

一时便被她拉住了，张先生的办公室也去不了。

“来看看‘大使’，进来嘛！夫人恰好也在呢！”她不由分说地便将我往一个办公室内拖。

本来也是要拜望“大使”的，只求张先生给介绍，没想丁姐姐就这么给拉进了办公室。

“‘大使’，我行李中是有介绍名片带来的，可是——”我讷讷地说。

“来了怎么不先通知，我们欢喜还来不及呢！不用名片了——”“大使”那么亲切地握住我的手。

“大使”夫人梁宜玲女士马上拉了我坐下，嘘寒问暖，这时工人将一杯古柯茶也送上来了。

丁姐姐最是高兴，马上去拿了照相机进来，东一张西一张地拍。

听说我次日便要离开了，吴妈妈——也就是吴祖禹“大使”的夫人，便说中饭要带了出去吃。

我心中急得很，眼看他们要来爱护我了，这使我非常不安，觉得给人招了麻烦，浪费了别人宝贝的时间。

“外面还有一个同事等着。”不得已说了出来。

“什么样子的？我去找！”丁姐姐那份率真令人拒绝不得。

“穿凉鞋毛线衣的高个子。”我说。

这一来，米夏也被拉了进来。

其实“大使”夫人吴妈妈的照片已经在此地最大的报纸上看过了，一共两张，是宴请玻利维亚总统夫人及各首长夫人茶会时刊登的。

我在街上买的报纸，除了看照片中的人物之外，一直在细看桌上丰盛的点心是些什么好东西，后来才知，这些中国点心都是“大使”夫人亲手做的。

“我这里有一张请帖，是此地军校校长邀请的，下午参加他们的嘉年华会庆祝，不是太正式的场合，你们要不要一起参加？”

吴妈妈很客气地问着米夏与我。

“那我们先离开，吃完中饭再来了一起去。”我说。

“吃饭当然跟我们去了！”

长辈如此诚意，却之不恭，勉强接受了，心中还是不安得很。

那一日是周末，“大使”请他司机回去休息，自己开车，带着米夏与我回到他们住宅区的家中去。

“大使”的家，坐落在高级住宅区里面，四周是一个大院落，种满了花草果树，建筑是欧式的，不但气派而又有一种保守的深度，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的叶子。

“这个房子在搬来的时候花园完全荒芜了，弄了近两年，才有这样的规模。”吴妈妈指着眼前的一片欣欣向荣，快乐地说。

那个喷水池，车道所用的石块，是“大使”周末上雪山上抬回来的，这时才知为何我们的“大使”在下班时间有一辆吉普车的道理了。

我的性格是深爱吉普车的，看见“大使”也有一辆，心中不由地喜欢了他。

“进屋来看房子。”吴妈妈亲切地引我入室。

报上茶会中的布置便尽入眼前了。

吴妈妈喜欢收集古董，墙上尽是安地斯高原的居民所用的银器，满满地挂着。

“大使”特别送给我玻利维亚的诗和神话书籍，他最爱书，自己的收藏亦是丰富。

这儿的报纸，曾经写过长长的一篇文章介绍我们的吴“大使”，题目叫做：《一个亲近印地安人的“大使”》。

五年的时光在这个国家度过，“大使”夫妇被选为此地一个古风犹存的印地安村落“达日阿布哥”的教父教母，这份百姓对他们的爱，是民间亲近台湾最好的象征。

我是一个怕生而敏感的人，如果对方对我有些矜持和距离，不必再留几分钟，一定有理由可以逃掉。

在“大使”夫妇的家中，却因看不完的珍藏和花草，以及他们对待小辈的那份儒者的亲和，一直如沐春风，舍不得离开。

“坐吉普车出去好不好？”“大使”换下了西装，一件夹克便下楼了，笑吟吟地问我。

他的手中拿了好大一顶西部牛仔式米色的帽子，上车自自然然地往头上一戴。

“今天嘉年华会！”“大使”笑着说，那份怡然自得的态度，便是他的好风采。

我看这一对“大使”夫妇，喜爱的不是书籍便是石头，收集的东西，民俗古物偏重，花园内的果实累累，下班开的竟是一辆吉普车。

这位“大使”先生喜爱大自然，星期天海拔五千多公尺的大雪山一个人爬上去，躺在冰雪中休息，说是灵魂的更新。

说他是高人雅士当然不错，事实上也是个怪人。

“吃本地菜好吗？”吴妈妈问我。

最喜入境问俗，当然喜爱本地菜。

爬上了那辆情趣充足的吉普车，心中十分快乐。

车子在市郊一带开着，处处好风景。

“大使”说话淡淡、低沉的调子，冷不防一句幽默滑出来，别人笑，他不笑，没事似的。

那是一幢被鲜花和果树包围着的餐厅，里面布置脱俗雅致，一派乡村风味。

也只有懂得生活情趣的人，才找得到如此的好地方。

那一顿饭吃得热闹，其他桌上的人、餐馆的工作人员，个个与“大使”夫妇亲密友好，招呼不断。

看得出那些人不是在应酬，因为他们没有必要。

这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大使”，便是在小小的地方也看得出来。

他的夫人功不可没——吴妈妈是甜蜜的。

走出餐馆时，花径旁落着一只好大的梨，“大使”拾了起来，追着前面两个本地小女孩便喊：

“小女孩，你的梨掉啦！回来拿吧！”

那个大眼睛的孩子回过头来，果然抱了满怀的梨子。

“送给你啰——”她甜甜地望着“大使”一笑，转身又走了。

“送给我可以，也让我谢谢你一个亲吻吧！”“大使”回答她。

小家伙仰起了头，“大使”弯下了腰。

那只梨，他恭恭敬敬地谢了孩子，带上车来。

这份亲子的赤子之心，被我悄悄地看了下来，藏在心里。

一个对小孩子也付出尊敬的人，我又如何能不敬他？

“有没有去过月谷？”“大使”问着。

“还没有，因为距离近，计划是今天下午坐公共汽车去的。”我说。

“那么现在就开你们去吧！”吴妈妈说。

“嘉年华会呢？”我问。

“再晚些去也可以，他们开始得晚！”

我实是怕累了长辈，心中不安得很，不能去风景区打一个转就走，好给他们周末安静休息，可是以后尚有嘉年华会在等着呢！

一路上“大使”风趣不断，迷人的谈吐却偏是一副淡然的样子，与吴妈妈的另一份活泼，恰好是一个对比。

美丽的月谷拍完照片，又去了高尔夫球场。

“这是世界最高的球场，拍一张照片吧！”“大使”说。

“在这儿打球，阻力也是少的。”

听见“大使”这么说，我笑了起来，好多天在这片高原上，事实已不太喘，常常忘了自己的位置。

那辆潇潇洒洒的小吉普车，终于开到军校里去，校长为了这个嘉年华会，特别在请帖之外又附了一封信给“大使”，非来不可的。

那时候，我悄悄地看“大使”，怕他觉得累，已经是下午五点半钟了。

进入礼堂内，主人当然在，另有此地的内政部长、省长、市长、将军和一大群带了眷属的人，气氛很轻松，衣着也随便，因是嘉年华会。

吴妈妈十二分的活跃而有人缘，马上被省长拉了去跳舞，她的步伐轻、身体灵活，是全场视线的中心。

“大使”在此朋友多，看得出过去五年来在“外交”上所付出的努力。

虽然我知“大使”夫妇陪着我们一下午，实在也累了，可是场中两人的好风采一样怡然，那些玻利维亚的友人又是多么地爱他们。

“做这种工作太辛苦了，平日国家大事已经够重了，周末不能在家休息，还得来这儿联络感情，唉——”我望着场中跳舞的吴妈妈叹了口气。

当然这句话是用中文跟米夏说的，旁边坐着的内政部长听不懂。

“他们合适，不看大家如何地欢迎你的‘大使’夫妇——”米夏笑着说。

这时拉巴斯的市长走了过来，我放下米夏的谈话，与市长说起他的城市来，将这份欣赏不保留地倾诉给他。

市长听了我的谈话，一再问我何时离去，我说次日便要走了。

不知他回去却给我安排了电台的访问。

夜来了，“大使”带着我们想离去，吴妈妈却被主人硬留下来，不肯我们没有吃晚饭便走。

那是一顿丰盛的玻利维亚菜和美酒。四周的人，对我亲切自然，一家人似的没有距离。

回去时夜已深了，我们走过深蓝天空下的军校操场，眼看别离又临，对于这一对长者更加付出了一份亲密，那时凉凉的青草地上已经沾满了夜露。

一日与“大使”夫妇的相处，学到的东西并不能诉诸笔墨，那是一种无形的感化和熏染，是一个人的风度言谈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学问，亲近这股汩汩的气质，是不可能空手而回的。

次日早晨又与吴妈妈打了电话才上街去，回来时两本忘在吉普车上的书籍放在旅舍柜台上，必是“大使”来过了。

接受了电台的访问之后已是午后，匆匆跑去“使馆”，再见丁虹姐姐一面。

丁姐姐一个人在玻利维亚，想来亦是寂寞，可是她是那种懂得安排生活的人，并不太需要别人多余的挂心。

丁姐姐坚持要带米夏与我去吃最后一顿饭，又找了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小朋友作陪。

“不跟你客气，要去中国饭店内吃豆腐。”我说。

丁姐姐只要我肯吃，哪有不答应的，饭店内叫了一大堆菜，也算是份难忘的回忆吧！

夜间的拉巴斯是那么的宁静平和，在那多树的街道上谈话，散步，呼吸着完全没有污染的空气，走过一幢一幢透着灯火的小楼，我禁不住为自己的离去，留下了深深的怅然。

第二日早晨离去之前，与张文雄先生通了电话：“张先生，不与你说再见是不能走的，再见了，谢谢一切！希望很快再见！”

旅馆看柜台的男孩子追了出来，喊了一声：“快回来，一定要快回来！”便呆住了，好似要哭似的。

玻利维亚，我深爱的国家，在这儿，我得了自己同胞的情分，也得了你们珍贵的友谊，但愿再回来，重温一次如此的温馨和爱。

我的小读者们，玻利维亚的时光太匆忙，你们要求的座谈会来不及安排，亦是使我难过。

中国的好孩子，虽然身在异国，但是中文永远不要放下，这份美丽的文化，将是终身的享受和珍宝。天涯海角，我们彼此鼓励纪念吧！

智利五日

智利纪行

出了智利的海关，找不到旅客服务中心的柜台，我等了一会儿，看见海关的官员有一个已经不忙了，便请问他询问处的所在。

“别问我，我又不是的。”

一句冷冷淡淡的回答并没有将我吓到，厚着脸皮又问：“请您告诉我在哪儿好吗？”

“外面！”

外面左边还是右边他没说，我道谢了便出来了。

许多计程车在揽生意，拿出参考书中的几家旅舍地址来问司机先生们，其中的一位不耐烦地说：“你去旅客服务中心好了！我们又不是导游。”

我又道谢了，往旅客中心跑去。

那时太阳已经偏西，柜台内的小姐位子正好西晒，一副无精打采的表情。

“请给我看看旅馆名单好吗？”

她的手臂下便压着一张，略略移了几行，都是百元美金以上一日的。

“再低价一些的有吗？”

手臂又移下了些，露出六十元美金以上的一排。

“我可以付到四十美金一日。”我说。

她很特别地看了我一眼，那张纸一丢丢了过来，还是不说一句话。

“请问哪里可以换钱？”我再问。

“关了！”

“进城的公车有吗？”

“没有换钱怎么坐？”她说。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根本没有问完，她就说不可以，别再自讨没趣了，道谢离开。

在这儿，智利的首都圣地牙哥，不敢如同在哥斯达黎加的机场一样伸手向人讨零钱，因为感觉不同，也知道得不着什么的。

抵达秘鲁的那一站是深夜四点，身上没有当地钱，也没有旅馆，可是巴士司机热心服务，一直将我们转到有了安身之处才肯离去，那份照顾，回想起来便是感激。

因为旅程拖了好几个月了，体力渐渐不支，每一次的飞行，必然大晕呕吐，下机便很累了，很想快快躺下休息。

没有公车坐计程车也是可以的，挑了一家三十八元美金的旅馆，已是最便宜的了。

上了车，也没跟司机生气，他先发制人了。

“你的同胞在智利越来越多了。”

“是吗？我倒不晓得呢！”

“都是小气鬼，一毛不拔的。”

“中国人，是勤劳刻苦又和平的民族，我们不扰乱社会的。”

我慢吞吞地说，心中对司机便不能有好感了。

“死要钱，赚那么多有什么用，不知享受生命的！”

“那只是你的看法而已！”我不想再说什么，心中计算着到了旅馆要多给这位偏见的人小账，免得他又骂中国人。

旅馆坐落在一条没有通路的死巷中，车子进不去，我先下车去看有没有空房间，为着跑快一些，手中一个放着全部旅行支票、现款美金、护照及机票的皮包便交给了米夏。

“拿好了！我先下车。”说完我便走了。

跑了没几步，一回头发觉米夏竟然也下车了，跟在我后面，双手完全空的。

“你——”我吃了一惊，眼光马上转向那辆车子。

那辆车没有停住，居然慢慢在跑开。

因为那条街是单行道，车子一时挤不上线，半个车身已经开出去了。

我来不及喊，反身就追，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仍要闯出去，我一下拍上了他的肩。

“你做什么？”我的脸大约也煞白了。

他的表情极冷极冷，眼看跑不掉，便停了。

“我们这儿下车吧！请您开行李厢。”

米夏这时也跟了过来，两人拿下行李，司机冷眼在一旁看。

“您的车钱，十三块美金，一共给您十六块，请数一下。”我的声音也僵硬了。

“谁说的，是二十五块。”他居然还有脸加。

“上车说好的。”我说。

“谁跟你说好的？二十五块！”

我看了这人一眼，也狠了下来，提起东西便往旅馆走，根本一块也不付。

他一直跟到旅馆内，我也不再理，要了房间，只对柜台说了一句：“请先替我付公定的价格给司机先生，一会儿再下来跟你们换钱。”

司机不敢拦我，只是喃喃地骂。

初抵智利，这一场惊吓固然是自己的粗心，可是那份委屈，却是机场便受了下来的。

放好行李已是夜间了，跟旅馆换了一点钱，带了米夏上街找饭吃。

在市中心一家生意好得不堪的餐厅里挤到一张桌子，吃完时一对父母带了三个小孩，就站在我们桌边等。

我看别人等得辛苦，拿起了桌上已经放着的账单便站了起来，好把位子让给别人。

这时收账的小姐不知哪里闯了过来，高声嚷着：“你为什么不坐着付账？如果每个顾客都像你，我们别开店了！”

“你的小账已经留在桌上了！”我慢慢地说。

这人仍是气冲冲的，瞪了我一眼，刷一下将钱收走，脸上绝对不会笑的。

“智利人好奇怪的。”米夏说。

“这是巧合，不能那么说。”我没趣地走出了餐馆，心中实在是有些不舒服。

圣地牙哥的市中心全是装潢极豪华的商店，车辆不能进入，商业区中许多长椅，坐满了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只有一位小姐独坐的长椅，我向她道了歉，在她身旁坐下来。

要是在别的国家吧，那个坐在正当中的人一定会挪开一点，叫米夏与我都坐得下，说不定还交谈两句，可是这位小姐就是不让。

“别坐了，难道还一左一右地坐她两边当保镖吗？”我对米夏说。

走了好大一圈，大都市内车水马龙，每一个人都很匆忙，衣着极考究，相对地神情也冷漠了。

看见复活岛的图片放在一家旅行社内，忍不住进去问问旅费，这个岛虽是智利的版图，却在来回大约八千公里的太平洋中。

旅行社的小姐根本不说多少钱，又是跟人不开心的样子，简简单单地说：“很贵的。”

“有多贵呢？”我问。

“你要去吗？”她看了我一眼。

“可是有多贵呢？”我又问。

“这些游客没事做，专门来问，问了多半去不起。”这位小姐似笑非笑地跟她同事讲，也不看我。

我真是委屈了，也不回什么坏话，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

没踏上智利的土地三小时，不愉快的人大概都碰全了。

回到旅馆时碰到打扫的妇人，跟她打招呼时我说：“智利的人好冷淡的，我的衣服干了就要走，这儿不欢迎我们，走了倒好！”

抵达旅馆时将牛仔裤都泡了水，衬衫也洗出来了，晾在浴室里。

“别那么说啊！可别一来就泄气嘛！”那个妇人急着说。

“你是智利人吗？”我笑了。

“百分之百啊！不要快走，明天旅馆买水果你吃！”

“衣服干了还是马上要走。”我固执地说。

那个妇人听了什么也不说，转身去她的工作房里拿了一盘水蜜桃和大串葡萄来，在我手中一放：“只有先给你吃了！”

这一来我不由得笑了。

圣地牙哥是南美第四大城，占地一百平方公里，人口近四百万，怎么能因为几次不通顺的接触便误解了它呢！

那一夜切切地想念秘鲁和玻利维亚，那儿的百姓手足似的亲密，住了一个多月也没不愉快，没有印地安人的地方便是不同了。

智利虽说在印加帝国时代，它的北边也入版图，可是今日的它，都市内印地安人看不见，西班牙、法国、德国及英国人来此移民的结果，使这狭长地形的国家成了几乎白人的土地。圣地牙哥首都更是一派欧化。

虽说这个七十五万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国家确实不小，它的居民也只有一千一百万人。

这条如彩虹一般横在安地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的土地，全长四千两百公里，而它最阔的地方只有一百八十公里。

圣地牙哥是一个在一五四一年便建造的城市，旧城气派，新城摩登，完善的都市计划，使得它的公园、大道、广场和树木整整齐齐，不但地面上交通方便，就是地下车，也是南美旅行各大城市中所没有的。

置身在一个如此的大城市里，生活指数当然增加，可是观察的方向与目的也就与安地斯山区不同，一样能够得益的。

这儿的男女可说是南美一路看下来衣着最讲究的，极年轻的孩子，一样穿西装打领带，少女不太穿平底鞋，大半高跟凉鞋，上面一件美丽的衣裙。民族风味不浓，而都市的气氛，实在如同置身欧洲，好似不再拉丁味了。

智利的葡萄酒在哥伦比亚时便已尝过，他们的水蜜桃世界第一，市场丰丰盛盛，街头看不见贫穷的人。

就是乞丐吧，少数几个奏乐乞钱的街头乐师里，竟然看到两个穿着全套西装，手戴日本表，甚而用电子琴在路边讨生活的。

事实上将音乐带上街头的人并不能算完全的乞者，他们的付出，欢乐了都市的人群，所得也是应当的。

每一家餐馆拿旅行的经验来说，实在比其他国家昂贵了很多，可是生意好到那个样子，令人不知它们报上的经济不景气是在说什么。

这些观念，在广场坐着时与一个青年人说起，他完全不同意我。

“你看见的智利是表象的！”

“才来三天，只能看见你们的市面和人民，就算是表面的，也要露得出来，其他的国家民风不说，经济的不景气、贫富的不均衡便是游客也瞒不住的。”我说。

“没有政治自由。”他说。

我手上恰好买了当天的报纸，翻出一段来，指着大标题笑问这人：“你们明指自己的总统政治谋杀，却拿不出证据，这家报纸明天照样出刊，是不是一种自由？”

说起政治，这个在玻利维亚碰也不敢碰的话题，便是非常起劲了。

那位青年大学程度，在一家银行做事，听我如此解释自由，几乎被我气死。

智利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时本是一位左派思想的弗来伊总统当政，一九七〇年之后阿亦安得总统又走社会主义的路线。

那几年，政治技术和现实社会的不能配合，使得智利民不聊生。

一九七三年毕诺却将军接过了智利，成立军人政府，一直到现在。

选举，在这个国家要到一九八八年才被允许。

这是智利比较特殊的一种国情，与它的百姓，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交谈时，躲不掉的话题。

切切地想去复活岛，可是路费太贵，一直犹豫，到了智利才知自己的血压太低，因此才会那么剧烈地晕车、晕机，甚而在电梯内上下也要昏眩。

药房的人非常好，免费量血压、开药，又翻了我的眼睑，说我可能贫血，也给了带铁质的维他命，什么都服下了，而昏眩的感觉不肯退，牙龈却开始灌脓发炎了。

米夏最怕我沿途闹小毛病，复活岛如果撑着去，先就增加米夏的心理压力，加上两个人的路费实该考虑，便放弃了这原先也不在计划中的一站。

智利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一样著名的东西，那是安地斯山脉中一个冰冻印地安小孩，是在距离圣地牙哥四十公里左右的埃·布罗莫的山巅发现的。

据说当年这个孩子是在一场对神的献祭里付出了生命，尸体因为长年埋在雪堆里，几百年后找出来时仍是完好的。坐了公车去博物馆，只有看见照片，没有看见小孩。

“请问冰冻孩子呢？”我问馆内的人。

“在修。”

“在哪里修？我远路来的，很想看看他。”

“同样的温度冻着呢！四月底会放出来展览的，现在不能看。”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实在缠人，每入一个博物馆时，不去则已，去了问题特多。

不敢再找智利人讨厌，走了一圈博物馆便出来了。这儿的人像医生，不肯多讲话。

智利的博物馆不及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秘鲁，也不及玻利维亚，他们没有爱护这一份文化遗产。

公平地说，圣地牙哥实在是一极美又受到照顾的城市。

马波秋河由东到西贯穿全城，河边林荫大道，绿草如茵，都市中的人，沿河散步，那份大城的压力在同样的城内得到舒展。

除了市中心之外，它的住宅区内全是落叶老树，深夜里跟米夏跑过桥，到它没有人迹的空巷中去走，那时家家户户都已安睡了，只有树和幽暗的街灯照着寂静的空城，夏季快过去了，圣地牙哥的夜，一片秋凉。

因为一直头晕，口腔发炎，量了两次血压也没因服药而升高，我知道这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剧烈奔波积下来的累，智利这站不敢跑远，计划一周之后便去阿根廷了。

智利也是带着介绍名片来的，当然不敢用。

最后两日的黄昏，在街上走着，背后不知何时有人一直用中文追着喊：“三毛，三毛！”

我转身，看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国青年很斯文地站在那儿。

原来是台湾来的，在这儿做生意的好孩子。

交谈之下，这位青年一再邀我和米夏去家中晚餐，我坚持不肯，觉得已经受恩太多，每到一处，只要碰到中国同胞，必是被接待得太好，这份情，还不完，积在心中要罪过的。

“我父亲很想看看你，吃饭不重要，大家谈谈话才是主要的，好吗？”那位同胞又说。

听见他提出父亲来，我倒为难了，毕竟长辈在中国还是为大，他想看我，怎能拒绝呢？

“我叫王铠男，这是我的片子。”他递上来，又说，“我的妹妹叫王铠珠。”

这回该我喊了：“铠珠不是我马德里的女友吗？”

原来是女友的哥哥，还有父亲、嫂嫂都在智利，这顿饭便不推却了。

“过一小时来。”我说。不敢贸然便跟去吃饭吓人，还是请铠男先回去说的好。

“找得到吗？”

“有地址就好找！一会儿见！”我说。

“你看，有同胞就有饭吃，做中国人好不好？”我笑着对米夏说。

米夏最爱吃中国菜，这一路在食物上我没有委屈，他却常常要吃中国饭店，一般南美菜不合心意的。

女友的父亲当然要尊称一声王伯伯，见面时上车便喊，王伯伯非常欢喜，虽然他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

铠男的太太延莲是韩国华侨，那一日，吃到许多好菜，最中意的却是她做的韩国泡菜。

他乡遇同胞，喝了许多葡萄酒，谈到深夜才散。

“林享能主任那边去了没有呀？”王伯伯问。

林先生是台湾派驻智利贸易中心的代表，我的行李中便放了介绍名片，可是他那么忙碌的人，不敢打扰，当然没有脸去麻烦他。

“不敢去。”我说。

“明天我跟你联络。”王伯伯说。

联络了便马上必有爱护，这令人急不急？

已经债台高筑了，一路便是同胞的爱，他们慷慨付出，我又如何平白受恩？

次日走路去王伯伯的商店拿《联合报》，并不知中午又有饭吃，结果王伯伯说我们已经被新闻局的代表曾茂川先生请了去吃饭。

听说台湾“奥运会主席”沈家铭伯伯也来了智利，中午会见到他，我看自己穿的是一条工装蓝布裤，便要赶回旅舍去换。

“沈伯伯一生为体育辛劳，我换一条布长裙子去，也算是对他的尊敬。”说着便往旅舍跑，米夏也跟着跑。

已是正午了，跑得满身大汗回去，换了衣服便叫计程车，下车又到王伯伯的地方，米夏突然很难堪地说，临时交给他拿的那一小口袋支票和现款完全忘在旅馆他房间的桌上了。

王伯伯听了紧张，车子又开入市中心去挤，拿到那个小口袋出来，时间已是不早了。

曾先生在住宅区的入口处接我们，舒适的房子，能干的太太，一屋子的客人，一大桌的菜都在等我们。

在那儿，不但认识了沈伯伯，还有林主任夫妇、李寒镜先生、魏先生与他美丽的太太，更大的惊喜是秘鲁才分别的王允昌主任，我的西班牙学长，竟然又在智利见面，看见他，高兴得叫了起来，真想念那边的一群朋友，急着问安。

吃饭时我一直在对自己说，那些负担全部放下吧！如果同胞们乐于照顾我，不如从此坦然接受，安不安心都是要受宠爱的，何必跟自己那么过不去呢？

讲了很多遍，还是没有什么效果，麻烦别人总使我羞愧难安。

王伯伯周末并没有休息，陪着我们又去林主任的家，在那儿，黄贵美老师——文化大学的同学那么称呼的林夫人，又给了我们最热忱、亲切的欢迎和接待。

林家三个孩子国外长大，《联合报》来了一样抢着看，中文一直没有荒废。

夜间李寒镜先生家中宴客，请沈家铭伯伯、王允昌先生、许许多多智利的来宾，也一定要米夏与我参加。

当大家都在尽力为台湾做事的时候，我这无用的旅人便是夹在里面吃。

中国的太太个个是能干的，那一夜不知多少客人，菜就没有吃完过，全是主妇幕后的功劳。

本以为一日的骚扰已是饱和，恨不能自己快快消失，省了别人的累。我自己也被那份歉疚的心情弄得快折死。

第二日，曾茂川先生全家，还有王伯伯、米夏与我，又开长途车去海边了。

这都是路上被王铠男一喊喊出来的一场大乱，总是怪三毛了！

海边回来，文化大学在此的学弟陈吉明夫妇前一日已转请黄贵美老师约了，要我去外面晚饭。文化的同学便有这份团结友爱，太客气了。

旅馆下楼来，我的读者朋友，另一对年轻的夫妇打听到旅舍，便是要相见！

“时间太匆忙，不能说话，明早上飞机前再去你们的商店拜望。”我匆匆忙忙地说。

丢下了才到旅馆的读者，心中过意不去，拿了名片便分手了，次日当然去一趟。

那个夜晚，林主任、黄老师、曾先生、陈吉明、廖玉瑟和我又抢时间聚了一次，到了深夜才回去。

智利的最后两日，同胞的温情潮水而来。

上机前曾先生夫妇陪去吃饭的中国饭店的主人钱维国叔叔又是不肯收钱。

钱叔叔在梨山的农场是天文、天心他们常去的，后来说是钱叔叔全家出国，去了玻利维亚的。

曾先生无意间说起有家中国饭店内的北方面食好，我一猜便是朱西宁先生的那位好友，定要见面相问，结果却是猜中了。

曾先生是极谈得来的理想青年，曾太太性格跟我相近，他们诚意陪伴，我心中只有感谢接受。

时间很紧凑，与曾先生在车子内还在拼命计划如何宣传台湾，那时黄贵美老师也上了车，一路开到机场，不让她送是没办法的，只有感谢。

眼看自己又一次劳师动众，深恨自己的麻烦，这份情感的债，不是挥挥手便能忘却，永远深植在心中，有机会时报答在另一个同胞的身上吧！

情人

阿根廷纪行

载着我们的大巴士在开过了整个早晨时光的大平原之后，终于转入一条古木参天的林荫大道上去。

进口处没有木栅，看不到人迹。

一棵古树上钉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恬睡牧场”。

夏日晴空下的草原散落着看似玩具的牛羊，地平线的尽头一幢幢淡成骨灰色的小屋冒着青烟，树林边无缰的骏马成群，一只快乐的黑狗在草地上追逐，而那条贯穿牧场的小溪，丝带般地系住了这一片梦土。

路的最底端，扬起了沙尘，几匹骏骑迎着我们狂奔而来。

车上的游客一阵骚动，都趴出窗口去摇手，长途的累一霎间已消失了。

我的窗口什么时候已经有了骑马的人，那些马匹肌肉的美令人炫目。

牧场的名字便如眼前的景色一般的甜美而不真实，人间哪里可能还有这样的乐土？

面对着已经进来的牧场，我仍是不信，望着那些有血有肉的“高裘”，怎能明白他们也是如我一般的人呢！

一时里，我的心被一阵巨大柔软的欢乐淹过，生命的美，又一次向我证明呈现。

别人急着下车，我的双手托住下颚，动也不敢动，只怕一瞬眼，自己要流下泪来。

一生里梦想的日子，不就是明白放在这儿吗？

骑在马背上的一个人，就在注意地看我，那么锐利的目光，便是在树荫下也是灼人。

“下来啊！还在睡觉吗？小姑娘！”导游在草地上喊着。

我的样子在外国人的眼里确是一个工装裤梳辫子的小姑娘，谁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理理衣服，最后下了车，骑马的那个人一勒缰绳，弯下腰来扶我，我的手从他手中滑过，对他笑了一笑。

参加旅行团出来做一日的游览，在这四个半月的长程旅行中尚是第一次。

阿根廷这一站只想看牧场，私人没有门路，不得已请旅行社给安排，说好必要有马骑的地方才去。

买票的时候我一再地问，是不是行动受制的，如果非得跟着导游走，那么便不参加了。

“只要吃午饭的时候你回来，其他表演如果不想看，可以自由，不拘束你啦！”

导游小姐见我下车，立刻又对我表明了一次，态度非常和气又愉快的。

下了车，早有一群“高裘”弹着吉他，在一大排炭火烤着的牛排、羔羊、香肠的架子边高唱起草原之歌来。

远远的树林里站着上好鞍的骏马，正午的阳光并不炎热，一团一团铜板似的洒落在静静吃草的马群身上。

周围的一大批游客，包括米夏在内，大都进入了一个草棚，去喝冰冻的葡萄酒和柠檬汁去了。

我不急于去骑马，注视着“高裘”们的服装，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高裘”是阿根廷草原上一种特别的居民，早先这个字的意思，等于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一五八〇年时，西班牙人阿里亚斯在南美阿根廷这片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移进了牛群。

当时因为管理的困难，牛群四散蔓延生长，终于变成了上万的野牛。

那时候，一种居所不定的人，叫做“高裘”的，开始跟着野牛一同生活，不放牧，不占土地，逐水草而生。他们的生活方式演变到今天，已成了大牧场中牛仔生活的代称。

“高裘”们到现在仍穿着古式黑色的上衣，同色的灯笼长裤，腰扎缀满银币的阔皮带，脚蹬牛皮靴，背后插得一把手肘般长银鞘刀，右臂圈着牛筋绳索，头上一顶呢帽及脖上系着的手绢永远跟着。

那块厚料子中挖一个洞，套头穿下的“蹦裘”在冬天是外衣，在寒流的原野，也是睡觉的毯子。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大草原中讨生活的他们，一匹骏马之外，可能也只有一把吉他了。

过去的高裘没有家庭，没有固定的女人，到处留情的结果，又产生了一群没有父亲的孩子。

我喝了两大杯紫红色的好酒，便问米夏去不去骑马。

“太阳晒，再说骑了马明天要酸痛死的！”

“先享受再说嘛！不痛也没有快乐了，是不是？”

“不去！”他说。

“那我去了啊！一会儿你来替马和我照相！”

我离开了人群，向那些马儿跑过去。

寂寂的草原上听不见自己的足音，马儿们见我去了，起了轻微的骚动。

“不要怕，好宝贝，来，来——”我轻轻地靠上去，贴着一匹棕色的马低低说话。

“不怕，不怕，乖！”试着用手慢慢抚过马鼻，它不动了。

双手环上去亲吻马，它贴着我好舒服的样子，大眼睛温柔地一溜一溜偷看着我。

“我们去玩，你带我，好不好？”我问。

马儿不说话，又贴近了我一点，我解下了系着的马缰，爬到铁栏杆上，再扳住马鞍，一下子跨上去了。

“走吧！好孩子！”我拍拍马，两个便在阳光下小跑起来。

那匹马并不知有几岁了，也许因为天气对它仍是太热，跑得不烈，最后干脆慢吞吞地在那一大片蓝天下散起步来。

不勉强马儿载着我快跑，坐直了身子，让草原的轻风畅快地吹拂着，一颗心，在这儿飞扬起来。

四周什么也不见，苍鹰在高高无云的天空打转。

那个人奔驰而来的时候先在草原上带起了一阵轻烟，他的领巾在风里抖动得如同一只跟着飞翔的白鸟，马蹄狂翻的声音远远便能听见，直直地往我追上来。

眼看又是下车时钉住我看的那个“高裘”，我一掉头，便不看他了。

那匹大马哗一下冲过我，手中高举的鞭子呼地打在我背后，结结实实一鞭。

他打我的马。

马吃了鞭子，嘶叫了一声，我一拉紧缰绳，它干脆站立起来，这时我也狂叫了。

前面的人听见我喊，勒住了马，见我并没有跌下来，一转身又跑，我的马疯狂地追了上去。

追逐的马怎么也收不回，任着它奔腾，不知自己在什么时候会滚下马背。

前面那匹马跑进了树林，我见那些低垂的枝桠越来越近，一低头抱住了马的脖子。

“呀——救命——”

那人就在我冲进去的地方站着，伸手一够我的马缰，马硬刹住了，蹬着蹄子呼呼喘气。

“我不会骑马的，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

吓得全身发抖，要哭了似的叫着。

那个高裘勒马过来，递上一条手帕，我啪一下打开了他，滑下马背，抱住一棵树咳个不停。

“对不起！”

“你故意的，走开！滚开！”

他凝视了我好一会儿，脸上丝丝地笑着，也不再说话，拎起尚在挣扎的我，往那匹空马上一丢，自己悠然地出了林子，头都不再回一下。

吃中饭的时候我坐在长桌最边上的一个，高裘们开始弄吉他，气氛非常热烈，葡萄美酒大壶大壶地传上来。牧场里的宴会，粗粗犷犷的大盘牛排带血地放满了长桌。

“今天第一首阿根廷的民歌，是我们中间的一个高裘，特别指定送给一位中国女孩子的，向她献上最真诚的欢迎——”

听见吉他手那么说，也没抬头，不知他是指的谁，四周便响起了掌声。

“中国女孩，就是你嘛！”导游西维亚指着我叫。

我放下了刀叉，站起来举举双手，算做答谢，那首情歌便在空空朗朗的草原上荡着飘下去，也不知谁送来的。

远远大树下一张小方桌特别铺了白桌布，一张椅子等着人来，不是游客的位子。

那个打我马的人，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在那单独的桌子前坐了。立刻有烤肉的茶房拿了一份酒和牛排上去。

我看了那人一眼，远远地他向我悄悄举了一下酒杯，轻微得只有我们两人知晓。

这一顿长长的午餐便是再也不肯看他了。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神气的人。

马术表演热热闹闹地在草原里展开，满场狂奔的马匹又引来了一群无鞍的马，不知何处冲来那么多条猎狗，跟着这场喧哗吠叫。

我坐在一只木箱上，远远地离开了观众，身后几十棵巨大的尤加利树，密密地落下一片荫凉。

那匹穿饰得特别华丽的马并不在表演。

我悄悄地一回头，又看见他骑在马上，站在林荫深处，望着我出神。

我们对视了很久，谁都不肯动。

他轻轻一策马，移到我身边来。

马蹄再移一步便要踩上我了，我站起来，靠到树干上去，瞪了他一眼。

四周的喧哗突然听不见了，树林里静得只有沙沙风吹的声音。

“上来吧！”他轻轻地说。

我犹豫了一会儿，又接触到他的眼光。

我不说什么，将木箱竖直了，站在它上面，也不动也不求他。

他弯腰下来一提，我上了他的马背。

这个人乘势亲了一下我的头发。

“抱住我。”他说。

我顺从地做了。

那匹马踏着小跑步，绕过树林，慢慢地离开了看表演的人群。

“喜欢牧场吗？”

“太喜欢了！”我叹了口气。

“喜欢高裘们吗？”

“你算一个真正的高裘吗？”

“当然，孩子，一生都是的啊！”

“我却不是孩子。”我说。

那人勒住了马，转过身来，握住我的手，静静地看着我，深深地看进我的眼里去。

“你这种女人，对马说话的样子，天生该是一个‘高恰’，孩子，我一直在观察你呢！”

“没有高恰的，只有牧场男人叫高裘，女人没有的。”我笑了起来。

“哪里学的西班牙文？”他问。

“马德里。”

“你知道，在阿根廷，一般如我们的乡下人怎么叫自己的太太吗？”

“China。”我说，想到玻利维亚魔鬼们的太太也发这个音，不禁笑了。

“你愿做一个China吗？”

“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女人嘛！”

他玩文字游戏，便不好讲下去了。

“带我去看牛。”我拍拍马，马小跑起来。

“带你去一个地方——”

“树林不去的。”我说。

“不是——”

这人纵马跑着，不再说话。

跑到河边他不停步，进入完全密封了的大柳树，穿过花花的流水，涉了过去。

是不是每星期一次的旅行团来，在他的马背上必有一个不同国籍的女人呢？

想到自己可能只是别人收集的一个数目，就想下马走路算了，一时里非常后悔自己的轻浮。

“这个地方平日没有人来，就连牧场上的人也不过来的。”他说。

又跑了许多路，一幢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大房子巨人般地呈现在寂寂的草原上。

他停住了马，远远地站着。

那幢楼房不能否认的是一个人间的梦魅，静静地立在地平线上，四周的百叶窗全下着，午后的阳光下，一份凝固的死寂。

“喜欢吗？”

“很喜欢，非常喜欢。”

我快要哭起来了，这一切，于我都是平日生活里不可能看见的幸福！

“我们走近去看！”他慢慢骑过去。

这个人萍水相逢，可是他知道我，知道我心中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每周一次的游客参观你都加这么个节目？”我说。

他停了马，转过身子，微微笑了一下。

“孩子，我对你特殊，你怎么反而轻看自己了？”

“这幢房子是谁的？”我问。

“牧场主人，连带这一千公顷的土地和牛羊，我们不是靠游客吃饭的——”

“谁是牧场的主人？”

“贾莫拉先生。”

“不住这房子里了？”

“太太死了，孩子散了，他一个人什么地方也能住，房子，是不必了。”

“那干脆走掉算了，什么也不带。”

“牧场是他的生命，你懂吗？”

怎能不懂呢！高裘失了草原，还算是高裘吗？高裘不骑马，难道去城内坐公共汽车吗？

他们是特殊的一种人，离开了马匹、牛群和天空便活不下去了吧！

“这个牧场，来过很多的旅行团参观，他们要看的，只是那些表演，对于土地的爱和感动，没有几个人——”他说。

“我——”

“你不是的，因此带你上了马背，还不明白吗？”

我沉默着，靠在他的背上，马儿将我载着越走越近那幢房子。

“做一个高裘，是快乐的，虽然别人眼中的这种旷野生活，以为艰苦。”

“我喜欢。”

“知道你喜欢，住下来，三五年便离不开了。下来吧！”他下了马，将我接下地。

“看房子去吗？”我有些吃惊。

那人也不说话，掏出一大串钥匙来。

“你怎么能有钥匙？我是不进去的。”

“不想看吗？”他淡淡地问。

“主人不在。”我坚持不进去。

“也好！”他是索然了，可是掩饰得好。

“想看什么？”

“牛群。”我说。

“很远的。”

“没关系。”

他轻轻打了一鞭子马，载着我往天边奔去。

一路上我们没有再说话。

“累了，放我下来！”看过了牛群已不知离开烤肉的地方有好远了。

“那边，竖着一个直木干的地方，有一口活井，喝些水来便不会累了，我在这儿等你。”

说着他下了马，将脚环给我调整到踏得稳的高度。

“我一个人骑？”

“试试看，不要怕，你会喜欢的。”

他轻轻一打马，我便向黄昏草原那颗血红的太阳里奔了进去。

这是他引诱女人的一种方式，绝对不要上当，有的女人不能这种方法，对我，却是完全猜中。

斜挂着的太阳怎么也追不到，我呵叱着那匹骏马，也不喝水，尽情地在旷野里奔驰。

恬睡牧场，你是你，我是我，两不相涉，除非我坠马，从此躺在这片土地上，不然便不要来弄乱我平静的心吧！

马跑得累了，转身去找它的主人，无云的天空下只有马蹄的声音重沉沉地响着。

距离尚很远，他的目光是绳子，一步一步将我收过去。

我的头发散了，趴在马背上不能动弹。

“来——”他伸出了手臂。

“骑得好，怕不怕？”将我托下了地。

我摇摇头，走到一片草上去，扑在它上面默然不语。

“孩子，你会回来吗？”身后有人问我。

我摇摇头。

“这是适合你的一种生活，来做一个马上的高恰吧！”一只手温柔地替我梳理头发，扎头绳。

我再摇头。

“跟住我，住在牧场上，肯吗？”

“你不知我是谁。”

“我知道你会成为一个好高恰，想一想！嗯！”

不能想，这个牛仔疯了。

“我们回去吧！”我说。

他先抱我上马，上了一半，又在我发际亲了一下。

“你住布埃诺斯·埃宜勒斯的哪一家旅馆？”

“佛罗里达之家，很小的一间旅馆。”我说。

“什么时候走？”

“五天以后去乌拉圭。”

“明天晚上七点我来找你，一起开车去兜风好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好的。”

“给我五天的时间，留住你——”

“留住了又怎么样？”我说。

“牧场是你的。”

这个人是疯子还是谁？

我不说什么，任着他将我带，双手环在他的腰上，一直跑到来着的那群人里去。

“失踪的人回来啦！以为绑架走了呢！”

导游喊着跑过来，我靠在那人的背上不语。

“再绕一圈就下，好吗？”那人问我。

我方一点头，他狂鞭一下马，口里一阵长啸，这一回拉紧了马缰，那匹马直直人站起来，一次不够，又拉一次，再一次不够，又拉一次，马嘶叫得壮烈，人群也惊叫退后了。

然后他一低身体，对我喊：“抱紧了，我们跑呀！”

牧场上的人影远了，马背上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双手紧紧抱住前面的人，他一面狂驰，一面喊叫着，好似这一午后的情怀便要在这飞翻的马蹄里踏出一个答案来——

“爱我吗？”他问，风里的叫声如吼。

“不爱——”我喊着。

他又鞭了一下马，我吓得狂喊不停。

那一个世纪长的奔驰，我一直抱着他。

回到游览车旁，他终于慢下了马，我问他：“能不能下来了？”

他一跳下马，伸手将我一拉，当着众人紧紧地抱住我，不肯放手。

“明天在旅馆等我？”

“你当真？”

“你不当真？”

我看着他，慢慢地又说：“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别再开这种玩笑了。”

如果我认真，他又如何？他根本知道要受拒的。

“爱的是这种生活和环境，不是你。”我说。

“我知道，我又是谁呢？”他轻轻地说，环着我的双臂松了。

“你是贾莫拉，这个牧场的主人，一个到处留情的骗子。”

他听见我喊出了他的名字，微微一愣，歪着头苦涩地笑了。

“不如说是一个寂寞的老头子吧！”

“年纪不是问题，如果愿意，我会留下的。”

我急了，喊了起来。

他不说什么，拉着马踱开去。

导游西维亚什么时候靠过来了。望着那个背影说：“贾莫拉先生今天发疯了。平日的他根本不理游客的，很孤独的一个高裘！”

我讶异地看着她。

“真的，他对你很特殊，连吃饭都在我们旁边加了桌子。便是要在你身旁——”

“平常——”

“什么平常？来了好多回了。他来看一看就走。还有带人去骑马的事吗？”

我听了这话便去追他，这时候他戴上了眼镜，一下显得苍老了。

“我来跟你说再见！”

“再陪我走一段？”

“好——”

“下次你再回来，我不知活不活了。”

“人是永生的，不要这么说。”

说着我忍不住亲了他一下面颊。

“你叫什么名字？也好以后常常在心里唤你。”

这个高裘真是疯狂，我却没有一丝怪责。

“我叫China！”我说。

巴士车发动了，一群群高裘骑在马上相送，跟着慢慢开出牧场的车子挥手狂跑。

那时的贾莫拉先生又在马上了。

黄昏的草原在他身后无尽地铺展下去，那副昂然挺伸的身躯在夕阳西下的霞光里成了一个不动的小点。

悲欢交织录

三毛故乡归

中国这片海棠叶子，实在太——大了。

而我，从来不喜欢在我的人生里，走马看花、行色匆匆。面对它，我犹豫了，不知道要在哪一点，着陆。

终于，选择，我最不该碰触的，最柔弱的那一茎叶脉——我的故乡，我的根，去面对。

从小，我们一直向往着那“杏花烟雨江南”，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竟然能让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于是，放弃了大气磅礴的北方，决定走江南。在春天，去看那无际的油菜花。

就这么决定了，要先对祖先和传统回归，对乡愁做一个交代，然后，才能将自己的心情变成一个游客。

因此，在南方的第一大城——上海，降落。它，是我父母出生的地方。

在上海，有个家，就是三毛爸爸——漫画家张乐平的家。

在现今的三毛还没有出生以前，张乐平已经创造了一个叫做三毛的孤儿——这个孩子和父母总是无缘的。所以，这个叫三毛的女子，也就和那个叫三毛的小人儿一样，注定和父母无缘。即使是回家吧，也不过只得三天好日子而已。

张府方才三日天伦，又必匆匆别离，挥泪回首，脚步依依，而，返乡之行开始了。

那时候，三毛回大陆的消息已经见报，三毛不能是她自己了，三毛是三毛。于是，搬进了上海同济大学招待所，没有去住旅馆。招待所有警卫。为着身体的健康，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毛对广大的中国知识青年保持着一段距离，免得在情感上过分的冲击与体力上过分的消耗，使自己不胜负荷。

那个张爱玲笔下魂牵梦萦，响着电车叮叮，烤着面包香，华洋夹杂的大上海，果然气派不同。

但是，跑不完哪。

七天之后，还是离开上海，到了苏州。

姑苏，苏州，林黛玉的故乡，而那位林妹妹是《红楼梦》里非常被人疼惜的一个角色。

那天到了苏州已是黄昏。为着已经付了昂贵的车资，把行李往表哥家一丢，就道：“我们利用车子赶快走吧！”随行关爱三毛的亲戚都问：“要去什么地方那么急迫？”答：“寒山寺。”

四点多钟的下午，游客已经散尽。

天气微凉，初春雨滴在风里斜斜地打在绿绿发芽的枫叶上。轻轻地走进寒山寺，四周鸦雀无声。绿荫小道上，一个黑衣高僧大步走来，这时蹲了下去，对着背影咔嚓一声，一张照片，并没有惊动任何人。

走到禅房，看到一个大和尚静悄悄地在写字，两个小和尚在一旁拉纸。站在门槛外，头伸进门里，微微一笑。

小和尚认出来者是他的精神好友，叫了一声“哎唷”。于是被请进禅房，又是微微一笑。就在大和尚还没有了悟过来来者是谁的时候，双林小和尚立即道：“这是台湾来的，鼎鼎大名的作家三毛小姐。”

三毛此时已知了一分，三毛在中国的所有名声，并不是个脚踏实地之人，只是个“鼎鼎大名的三毛”而已，此时，内心一阵黯然。

了然了，是一个虚的。

于是，大和尚给写了一幅字，于是也还出一幅字出来。拿起笔来一挥，自称郑板桥式。写好之后，大和尚极有分寸地合掌，道了再见。

小和尚依依不舍，送了出来，跟到一栋小楼，就在三毛措手不及的时候引上楼梯。一个转弯，哎呀，三毛叫了一声，寒山寺那口大钟就在眼前。

钟在眼前，心中说了一句：“这是假的。那个真的钟已经到日本去了。”

但是钟就是钟，也就不再分真分假。

小和尚把三毛引到钟锤垂吊之处，道：“你敲。”

当时本想谦虚，一看，钟上塑着八卦，那个钟锤正对着乾卦“≡”字。自己的名字就在上面，大好机会如何不敲，须知机会稍纵即逝。手一扬，扶住钟锤，开始用尽全身的气和志——冲撞，横着冲的。

ㄅㄤ（bɑnɡ）——余音几乎要断了，ㄅㄤ——余音要断，ㄅㄤ——

撞毕三下。一边旁听的亲友都说：“这一生再要听钟，必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黄昏，静坐在寒山寺外，等待，感受今天这种措手不及之下的寒山寺的钟声。”

下得楼来，靠在墙上问自己：这莫非是梦吧？！双脚几乎无法走路。

踯躅走到香火的地方，见到明明一座禅寺，禅的境界何需香火？此时开口笑道：“上香不必了。”

正待举步，小僧来报：“性空法师请入禅房。”原来那收入相机的黑衣高僧就是方丈性空。

方丈来了，留下一幅字，小和尚立即上前卷好。以三毛之名留下一件东西之后，离去。

回到家里，嫂嫂开饭了。

从此，苏州五日，成了一个林黛玉，哭哭笑笑，风、花、雪、月。

走进苏州小院，笑道：“这个院子跟照片里的，不同。照片里的中国名园，看了也不怎么样，深入其境的时候，嗳——”不说话了。

旁边的人问：“跟照片有什么不同呢？”

又道：“少了，一阵风——吧！”

这时，微风吹来，满天杏花缓缓飘落地上。众人正要穿越花雨，三毛伸手将人挡住，叫道：“别动，且等，等林妹妹来把花给葬了，再踩过去。林妹妹正在假山后面哭着呢，你们可都没听到吗？”

如此五日。

五日之后，经过一条国人所不太知悉的水道，开始了河上之行。

跟着堂堂哥哥行在一条船上，做妹妹的就想：“这不是林妹妹跟着琏二哥哥走水道回家去吗？”这时哥哥累极，躺下就开始打呼，妹妹看到哥哥累了，轻轻打开船舱门。

哥哥警觉性高，扬声说道：“妹妹不要动，哪里去？”妹妹用吴侬软语说：“外面月亮白白的，我去看看。”哥哥实在力竭，便说：“妹妹，那么自己当心，不要掉到水里去。”

这一夜，沿着隋炀帝的运河，一路地走，妹妹开始有泪如倾。

水道进入浙江省的时候，哥哥醒来，已是清早。哥哥问了一句话，妹妹没听清楚，突然用宁波话问道：“梭西？”这一路，从上海话改苏州话，又从苏州话改成宁波话。妹妹心中故国山河随行随变，都在语言里。

杭州两日，躲开一切记者。记者正在大宾馆里找不到三毛的时候，已然悄悄躲进铺位，开始挤十六路公共汽车。

那时三毛不再是三毛，三毛只是中国十一亿人里的一株小草，被人——尽情践踏。

两天的经历，十分可贵。

只因血压太低，高血压七十，低血压四十，六度昏了过去。妹妹终于道：“哥哥，不好了，让我们回故乡吧。”

当车子进入宁波城，故乡人已经从舟山群岛专来远迎。此去四小时之路，只要车子行过的地方，全部绿灯。

到了码头，船长和海军来接，要渡海进入舟山群岛。来接的乡亲方才问说：“刚才一路顺畅，知道为什么吗？”答道：“没有注意，一直在看两岸风景。”问话的人又说：“绿灯一条龙，全是为你，妹妹。”妹妹脸色不大好看，回答：“也太低估我了，我可不是这等之人。”一时场面颇窘。

船进舟山群岛鸭蛋山码头，船长说：“妹妹，远道而来，码头上这么多人等着你，这一声入港的汽笛——你拉。”妹妹堂而皇之地过去。

尖叫呀，那汽笛声，充满着复杂的狂喜，好似在喊：“回来啦——”

船靠岸，岸上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自忖并无近亲在故乡，哥哥说：“他们都是——记者。”妹妹不知道要把这一颗心交给故乡的谁？便又开始洒泪。

上岸，在人群里高唤：“竹青叔叔，竹青叔叔，你——在——哪——里？”眼睛穿过人群拼命搜索——陈家当年的老家人——倪竹青。

人群挤了上来，很多人开始认亲，管他是谁，一把抓来，抱住就哭。乡愁眼泪，借着一个亲情的名词，洒在那些人的身上。

抱过一个又一个，泪珠慌慌地掉。等到竹青叔叔出现，妹妹方才靠在青叔肩上放声大哭。

“竹青叔，当年我三岁零六个月，你抱过我。现在我们两人白发、夕阳、残生再相见，让我抱住你吧。”说罢，又是洒泪痛哭。

然后，这一路走，妹妹恍恍惚惚，一切如在梦中。将自己那双意大利短靴重重地踩在故乡的泥土上，跟自己说：“可不是——在做梦吧？”

这时候，所有听到的声音都说着一样的话：“不要哭，不要哭。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休息了，休息了，休息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妹妹的泪流不止歇。

当时一路车队要送妹妹直奔华侨宾馆，妹妹突然问：“阿龙伯母在哪里？她是我们在故乡仅存的长辈，要去拜访。”于是，车子再掉头驶近一幢老屋。

人未到，妹妹声先夺人：“阿龙伯母——平平回来啦——”老太太没来得及察觉，一把将她抓来往椅子上一推，不等摄影记者来得及拍照，电视台录影的人还没冲进来，妹妹马上跪了下来，磕三个头，一阵风似的，又走了。上华侨宾馆。

好，父母官来了。记者招待会来了。

三天后，回到定海市郊外——小沙乡，陈家村。祖父出生的老宅去了。

那一天，人山人海，叫说：“小沙女回来了。”

三毛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小沙女。

乡亲指着一个柴房说：“你的祖父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出生的。”妹妹扑到门上去，门上一把锁。从木窗里张望，里面堆着柴，这时候妹妹再度洒泪。

进入一个堂堂堂伯母的房子，有人捧上来一盆洗脸水，一条全新的毛巾，妹妹手上拿起，心下正想脸上还有化妆，又一转念，这毛巾来得意义不同，便坦坦然洗掉——四十年的风尘。用的是——故乡的水。

水是暖的。妹妹却再度昏倒过去。

十五分钟之后，妹妹醒来，说道：“好，祭祖。”

走到已经关了四十年的陈家祠堂，妹妹做了一个姿势，道：“开祠堂。”

乡人早已预备了祭祖之礼，而不知如何拜天祭祖，四十年变迁，将这一切，都遗失了。点了香一看，没有香炉，找了个铁罐头也一样好。妹妹一看，要了数根香，排开人群，叫了一声：“请——让开。”

转过头来，对着天空，妹妹大声道：“先谢天，再谢地，围观的乡亲请一定让开，你们——当不起。”

回过身来，看到一条红毯，妹妹跌跪下去。将香插进那破破小罐头里。此时妹妹不哭，开始在心中向列位祖先说话：“平儿身是女子，向来不可列入家谱。今日海外归来的一族替各位列祖衣锦还乡，来的可是个，你陈家不许进入家谱之人。”

拜祖先，点蜡烛，对着牌位，平儿恭恭敬敬地三跪九叩首——用的是闽南风俗。因为又是个台湾人，从关帝庙里看来的。

拜完，平儿又昏过去，过了十五分钟后，醒来，道：“好，上坟。”数百人跟着往山上去了。

几乎是被人拖着上山，好似腾云驾雾。

来到祖父坟前。天刚下过雨，地上被踩得一片泥泞。妹妹先看风水，不错。再看地基稳不稳固，水土保持牢不牢靠，行。再看祖父名字对不对，为他立碑人是谁，再看两边雕的是松，是柏，是村花，点头道：“很好。”这才上香。

坟前，妹妹放声高唤：“阿（yà）、阿——魂——魄——归——来，平平来看你了。”此时放怀痛哭。像一个承欢膝下的孙儿，将这一路心的劳累、身的劳累，都化做放心泪水交给亲爱亲爱的祖父。

正当泪如雨下之时，一群七八岁的小孩穿着红衣在一旁围观，大笑。心里想起贺知章的句子：乡音不改鬓毛——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他们只道来了一个外地人，坐着轿车来的，对着一个土馒头在那里哭。他们又哪里懂得。

儿童拍手欢笑，但是在场四十岁以上的人眼眶里全含着一泡泪，有的落了下来，有的忍着。

一切祭祖的形式已完。父亲的老书记竹青叔走到毛毯前，扑通跪了下去，眼睛微微发红，开始磕头。三毛立即跪下，在泥泞地里，还礼。

亲友们，乡人们，陆续上来。外姓长辈的，平儿在泥地里还礼；平辈的，不还礼。乡人一面流泪，一面哭坟：“叔公啊，当年我是一个家贫子弟，不是你开了振民小学给村庄里所有孩子免费来读书，今天我还做不成一个小学的老师，可能只是一个文盲。”少数几个都来拜啦，都来哭啦。这时陈姓人站着，嗳——可暂时平了，那过去四十年——善霸之耻。

还完礼，祖父魂魄并未归来。平儿略略吃惊。

扑到新修墓碑上，拍打墓碑叫唤：“阿，阿，你还不来。时光匆匆，不来，我们来不及了。”

来了，阿来了。留下几句话。

平儿听了祖父的话，收起眼泪擦干。抓起祖父坟头一把土，放进一个塑胶袋。平儿道：“好，我们走了，下山吧。”

下山路滑，跟随记者有的滑倒，有的滚下山坡，只小沙女脚步稳稳地，一步一踏。只见她突然蹲下，众人以为又要昏倒，又看她站起来，手里多了一朵白色小野花。红色霹雳袋一打开，花朵轻轻摆进去。不够。再走十步之后，又蹲一次，一片落叶，再蹲一次，一片落叶，再蹲一次——三片落叶。

好了。起身道：“故乡那口井，可没忘，我们往它走去。”

祖父老宅的水井仍在。

亲戚疼爱小沙女，都以为台湾小姐娇滴滴的，立即用铅桶打了一桶水上来要给。妹妹道：“别打，让我自己来。”乡人问：“你也会打水吗？”小沙女道：“你们可别低估了人。”

于是，把水倒空，将桶再放进井里去，把自己影子倒映在水里，哐一声，绳子一拉，满满一桶水。

水倒进一个瓶子里。不放心沿途还有很多波折，深恐故乡的水失落。拿起一个玻璃杯，把没有过滤的、混混的井水装了，不顾哥哥一旁阻拦：“妹妹不可以，都是脏的——”一口喝下。

东张西望，看到屋顶上有个铁钩挂着，一指：“那个破破旧旧的提篮，可还用吗？”堂堂伯母说：“提篮里不过是些菜干，妹妹可要菜干吗？”妹妹答：“菜干不必，提篮倒是送给我也好。”

堂伯母把提篮擦擦，果然给了平儿。

喝了井水，拿了提篮，回到旅馆，还是不放心。拿出那罐土，倒来那瓶井水，掺了一杯，悄悄喝下。心里告诉自己：“从此不会生病了，走到哪里都不再水土不服。”

两天后，三毛离开了故乡。

天，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送别它的小沙女。正是——风雨送春归。

妹妹洒泪上车，仍然频频回首道：“我的提篮可给提好啊！”里面菜干换了，搁着一只陈家当年盛饭的老粗碗。

上船了，对着宾馆外面那片美丽的鸦片花，跟自己说：“是时候了。”拿着一块白色哭绢头，再抱紧一次竹青叔，好，放手。上船。

此时，汽笛响了，顾不到旁的什么，哭倒在栏杆上，自语：“死也瞑目。”

此生——

无——憾。

是了，风雨送春归，在春楼主走也。是《红楼梦》里，“元迎探惜”之外多了的一个姊妹——在春。

走了走了。

好了好了。不再胡闹了。

但有旧欢新怨

金陵记

每当有亲友返回大陆旅游或归乡，总会在临行之前顺口问一句：“可要带些什么东西给你？”我的回答千篇一律：“口袋里放些雨花台的小石头回来，那就千恩万谢了。”人说：“你还是爱石头。”我笑说：“是呀——嗳——”

也有些年轻人不明白——这么不晓事的，会紧接着追问：“雨花石在什么地方？难道要亲自去为你捡石头吗？”我又嗳了一声，说：“南京呀——”

说起南京，那是中国六大名都之一。

每当我看历史，看到唐、虞、夏、商、晋、战国、梁武帝、三国、太平天国……这些时代，总也脱不开那份跟南京这个地名的联想。包括有一回，坐计程车，驾驶先生姓澎名建业，我就去问他是否江苏南京人。那人说不是，反问我为什么如此猜测。我说：“三国时代吴国建都南京，时称——建业。”那位老先生笑说：“小姐倒是反应灵敏，却是不相干的。倒想请教小姐——我有个弟弟唤做建康，你当他是何地人联想？”我说：“那您令弟必然又是个南京人——晋朝时代，五胡乱华，晋室被迫南渡——就在南京建都，当时南京叫做建康。以后宋、齐、梁、陈还有南唐，都在那个地方建都。”那位驾驶先生笑道：“小姐倒是真会拉扯，我的儿子叫做子文，总不能也给扯到南京去了吧？”我说：“那就得请求您大伯伯让我在车子里开窗——抽烟，就再说了——”他连忙递上自己的长寿烟来，说：“你请、你请。”我取一支烟，说：“好——东南之奥区，群山之总汇——金陵也。而其统领，实为钟山。钟山是大茅山脉的支阜——这不扯了。钟山又名蒋山——东汉时代有个秣陵尉——蒋子文，就死在那里——而得名。”我向窗外忽——

吹了一口烟，笑说：“大伯伯，您老家河北，这我也听得出来。不过请看，您老——公子的大名，不也在南京给扯出来了？”那位驾驶伯伯喜得一直回头看我，都不顾那交通了。又说：“小姐好生有趣，倒是再来考考你。我们河北小地方，在《水浒传》里可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县——至今还在——是我老家。你倒猜猜？”我当当心心地笑说：“大伯伯莫非是清河县人氏？”那位荣民伯伯突然一踩刹车，快没把那紧贴在我们后面开车的一位小姐给惊死——

她按喇叭骂我们。我说：“大伯伯是武大郎的好同乡。”那伯伯喊道：“你小姐怎不说我是好汉武松的小同乡，倒来笑话人。”此时的我，在这种对话中，正是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我又笑说：“倒是您老哦——可别笑话了自家人。请问伯伯——武大武二是一母所生两个，还是几母所生？”那计程车一拍手，喊声“对呀——”的同时，我的地方到了，我付钱，下车。那追赶的声音急迫：“小姐可是南京人——”我开始冲向绿灯跑斑马线，在人群里大喊一声——

中国人——吓倒了另一位低头迎面而来的——小姐。

我并不是南京人。

倒是祖父陈宗绪先生，在当年南京一个叫做下关的地方，经营着北方袁世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祖父将“启新洋灰”由天津水运过来——一桶一桶装的，做了江南五省的代理。什么叫做洋灰呢？说白些，就是现代的水泥。当时，祖父的事业并不只是如此，同时另做木材五金冰厂以及美孚煤油这些买卖。为着运输上的方便，祖父在南京下关就靠着长江的地方，设立了仓库和码头。

又买下了大片的土地，盖起了这么五六十幢二层楼的房子成为一条一条的街巷。我父亲，就在南京度过了他的童年。

有关父亲的童年，据父亲说，并不是只在南京一个地方生活的。我问他这是为了什么，他说：“打仗呀！兵来了我们就得逃难。一天到晚都在逃的吔！”我又问父亲：“你是民国初年的人了，你们逃什么难呢？”他说：“军阀嘛，南方北方打来打去，中国人自己打个不停。”我说：“对了，阿爷自传里也说：自从孙文革命以来，业务一落千丈。”父亲说：“这是祖父文件里的事，你又知道了。”我说：“这种信函、地契、自传、族谱……你们是不看的了，家族中也只有我。当年你们晒衣箱，我就晒在大太阳底下拼命地看。”父亲说：“后来，南京那一整条街，都给日本人炸光了。”我说：“我们的产业也就完了。”父亲说：“是。我们近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心里笑说：“唉——还不是一样吃饭睡觉生孩子——伟大。”

我就是在那一睁开眼睛就是兵荒马乱的——中国，出生的。我看见在几道河流的三角地带，停着一架铁鸟，我在很高的坡地上看得清楚，我们正往那架大鸟的方向接近。我又看见，姐姐和我进入了一种空间，很窄的空间，我们被安放在一个饼干盒子上坐好，四周尖锐的声音将我的耳膜弄得很痛。我看见我的头顶有网篮一般的吊袋，我看见母亲的脸色有些紧张。我感觉到坐着的铁盒子开始倾斜，我绝对没有可能听见母亲向我说话，因为巨大的声响盖过了一切。可是，我知道，我正在经历一桩危险奇特的事情。当这种时刻来临时，我感到害怕，于是，我用手紧紧地扳住那坐着的铁盒子，对自己悄悄说：“哦——耶稣基督。”

“那是什么地方，有水围绕？”四十年后我问父亲。

“那是重庆珊瑚坝飞机场嘛！”父亲说。

“我为什么不是坐在椅子上？”我说。

“你倒记得了。你的确坐在铁盒子上飞的。”

抗战胜利了，我的出生卡住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就那样，我们全家由重庆飞回了南京。那个祖父居留过的城市。

祖父并不在南京，我没有见过阿爷。那时候祖父回到舟山群岛老家定海城去了。

我的家庭意识并不成长在南京。如果有家人肯听我拉扯，好好的大晴天都能够给我扯到落大雨——我的记忆来自我出生的那一天——有人在说——嗳，又来了个妹妹，也好也好。我听见父亲骑着大马飞奔而来，马蹄的声音方才歇了，他本人的脚步静静踏入房间。我又听见有人对父亲说：“是个女孩。”——我心虚，不敢啼哭。我知道——这是父亲来世上跟我照面第一回。

我又听见马蹄的声音哒哒响过青石板的路面，而我只看见好大的格子布蒙在我身上。我在一辆马车里——深夜，向什么地方走去。那马蹄的声音催人放心入梦，空气中充满着树林般的清香。母亲就在旁边。然后，那个平平坦坦的大宅第，为我的童年，拉开了序幕。

我的家，在南京、鼓楼、头条巷、四号。

那是不必有人教的，因为我没有单独出门的权力，所以也不必记住地址以便迷路了好回来。那是因为哥哥姐姐们讲电话给同学听，讲自己住在什么地方、什么门牌，就给我听进心里去了一辈子。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父亲的长兄、长嫂、我的四个堂兄一个堂姐加上我的嫡亲姐姐、父亲母亲和另外一个小男孩子——马蹄子和他的妈妈兰瑛以及兰瑛的亲戚——门房老婆婆，还有那永不消失的江妈、大师傅、吴妈、小赵和那温文儒雅、默默无言的竹青叔叔，全在这个大宅第中一起度着八年抗战之后再度重建家园的岁月。

“一共二十个人。那我们可是依靠祖上余荫在过日子，对不对？”我后来请问父亲，已在好多年后了。

父亲说：“没有。”父亲说，祖父当年告老还乡去了。南京的大房子是租下来的。这一大家族没有分过家。是大伯父汉清先生和父亲做事情来维持的。

在南京，父亲和大伯父没有另设办公室，那幢三层楼西式洋房的楼下书房，做了他们兄弟两人的法律事务所。至于楼上的几个房间给了伯父全家人共住。楼下除了客厅书房饭厅之外，另有小房间，那是竹青叔叔居住的地方。

竹青叔姓倪，是我们同乡——祖父至爱的乡侄，练得一手好字，当年一切文书全以毛笔字抄写的时代，青叔是伯父以及父亲必须的依靠。青叔自家人，名义上是法律事务所的书记。父亲长竹青叔七岁。

我们是两房姐妹兄弟大排行。我行第七。

就因为我的弟弟也来到了这个世界，虽然家中人口众多，江妈被分到我们二房来看视，但是我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孤单。那时候我两岁多。不知要说哪一种语言。我们家中，上海话、宁波话、四川话和南京话混着讲，我也就没有了特定的母语。

当年，不上学的孩子只我和小婴儿弟弟，其他的手足白天不常在家。没有人讲话也是好的，小时候，就因为不必讲话，反而学会了一样终生的兴趣——观察。

那个房子是独幢的，成为一个回字形。有围墙，不算太高，如果我爬上假山，站在假山顶上就可以看见外面的街道。如果我不爬假山只站在院子里，我能看见鼓楼那幢建筑以及在空中飘扬的英国旗子和苏联的国旗。英国人和俄国人是我们的邻居。在那幢大房子里面，有正门，两面对开的。正门旁边有着一扇小门，于是门房老婆婆的房间就在那里了。

每当有客来的时候，先在门房处按铃，如果有名片的来人，会把名片交给门房，于是名片被先送了进去，伯父或者父亲就站在楼下迎客人。当客人要离开的时候，必然由主人亲自送到大门外，方才告别。

也不止是客人才来的，那时，有一种推销员，他们不是白俄就是由苏联流亡过来的犹太人，在身上披挂着好重的地毯，也会来按铃。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地毯人跟父亲说：“OK——You get it．”然后彼此握了握手。我们家就多了一条地毯。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听见英文。

当然，墙外的岁月与我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可是每当那——“马头牌冰棒！马头牌冰棒！”的吆喝声开始传进墙来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后院水井中，就开始被泡下了西瓜。要吃的黄昏，就像打水一般，用个桶下去，哐一声——冰西瓜就上来了。

不，我们是有自来水的，井水用来洗车子。

刚刚讲的是前门，在回字形左边的地方，另有好大的边门，伯父和父亲的三轮车、吉普车就放在后院边门的地方。于是，前院种了梧桐树、桑树和花草。那分隔前后院的篱笆成了一面花的墙——爬墙玫瑰。一切客人来时，视线中望去，并没有生活的痕迹，只能看见大树、草地这种东西。而我的游踪，却是满屋子转着。我酷爱后院那鲜明活泼的生活——大师傅炒菜、江妈纳鞋底、吴妈烫衣服、小赵洗车子、兰瑛打她的孩子、门房老婆婆打兰瑛。

一到了夏天，堂哥们兴趣大，弄来了个“手摇机器”开始自制冰淇淋。

那时候我总听见他们说：“再加些盐，不够。”很多年以后，我还是肯定冰淇淋是盐做出来的。那时候我不问为什么，那是小七时代，问了也得一句：“小孩子走开！”没有回答。

其实，家中住着二十个人，常常来的人就不止这么些。伯母的弟弟们老往我们家中跑，那三舅舅和五舅舅的样子，我至今记得。那时他们是一种有着救国思想的热血青年，一天到晚跟堂哥堂姐讲政治，国民党也是那时候知道的，还有委员长蒋介石也曾听过。每当，舅舅们讲到他们的理想，声音就低起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名词，总是在对我先来凶一句“你小孩子走开呀——”之后，在我背后轻轻传来。我觉得有一种气氛不对劲，可是哪里说得上来。他们在冬天特别讲得多。都靠着壁炉悄悄讲。

夏天了，马蹄子总是要长脓疮，而且长在头顶上，母亲把他的头发给剃了，满头涂上白白的粉，我和马蹄子常常头靠头的——顶住，不是玩，抢秋千。母亲看见就要喊：“你们不要头靠头呀！看传染了——妹妹你也没有头发。”我哪里明白那么多。只知道，如果想抢赢，只要叫声：“兰瑛——”

兰瑛是门房老太太给引介进来帮忙家事的，拖着个孩子，并不知男人有没有。门房老婆婆是病着了，病着病着不能起床了，兰瑛每天拿了饭菜得去喂她。每当老婆婆坐在床沿，而兰瑛拿个汤匙叫“你吃呀——你吃呀——”的时候，我就静静地观察老太太的白骨——她极瘦。那两只小腿在夏天里给露了出来，一种令人惊异的细枯。也在那一个夏天，家中有人说：“不成了，要走了，最好给她准备准备。”我知道必是讲门房。我常常一个人去偷看她，倒看她怎么走。那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串白色的飞蛾由老婆婆的口里飞出去，我很惊奇，跑了开去，又没有人好去告诉，因为不太会形容这种现象。那天晚上，老婆婆死了。

她的棺材被抬上了一辆大卡车，伯父、父亲，还有很多人都坐上了车，我自然只是旁观者。兰瑛哭得怪大声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当时我边看死人边采栀子花苞，一共四朵。

母亲告诉我：“妹妹，我们要相信耶稣，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很认真地又一次点头。在我学讲话的时代中，爸爸妈妈伯伯嬷嬷——我的大伯母，是共同存在的大人物，还有一位就是耶稣。我实在不知道他是谁，怎么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母亲总是带了头要我们小孩子闭上眼睛，然后母亲就开始——“求你——求你——求你——”了呢？于是，我了然了，耶稣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如只有我——看见过门房老婆婆口中飞出去的白蛾一样，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耶稣是一种比飞蛾更奇妙的东西，因为连我也看不见，一次也没有见过。有一次我为了讨好母亲，想，她最爱的名字好像就是耶稣。于是我说：“我要上天堂去看耶稣了。”母亲立即骂我：“不要乱说话。”我实在不明白大人的心理。爱他，怎么又怕真的碰见他呢？

而那幢大房子之外的世界，也并不是永恒地将我被高墙所阻隔。每到星期天，母亲会拉了姐姐和我，走路去一个有着许多排长条椅子的地方，在那边唱歌——他们叫那种歌——赞美诗。我一周一次的出门，在三岁半的时候，实在是托了我主耶稣基督之福，好让我出去逛逛。虽然那教堂不是夫子庙，总也聊胜于无。

在南京，我们住着西洋式的房子，过着西式的耶诞节。每到雪花快要飘落的冬季，那家中大客厅的壁炉上面，自有哥哥姐姐给铺上了白棉花造成雪景，也会跑出晶晶闪闪的小碎片被什么人给撒在白雪上。当，耶诞树顶上那一大颗银色的伯利恒之星被悬挂了上去的时候，自会有人向我叫喊：“快，把袜子拿出来——挂在壁炉边边上，今天晚上圣诞老公公要来送礼物啰——”我从来不在这件事情上费过心，那种大家庭团聚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最不自由的证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比我大，他们对我说话都是命令式的，包括——“乖——过来。跳一个舞给大家看。好。一二三——跳。”

在冬天下雪不能够去院子里玩的时候，我最爱最爱跑到楼下的书房中去。那是家中的办公室，也是竹青叔写公文的地方。而我们小孩子，一再被严重警告——不许进去玩的禁地。在那安静极了的地方，我看见了至今仍然酷爱把玩的文房四宝。它们，就像那竹青叔叔，永远一袭长袍，不说什么话，而散发出一份文人雅士的清幽之气——谓之风华。这我自小时候就喜欢上了的家中一角，却是很少进去。大人很欢喜我去看耶诞树并且赞叹它，而我的爱物，却是一只书房中的中国小瓷花缸。

瓷花缸比一只汤碗还小，里面斜斜搁着一支比珍珠耳环还要细小的水勺，父亲用这水勺淘水，放在大砚台中磨出墨来写字。每当无人的午后，只要江妈不注意我，我就往书房中跑。进去了，先上椅子，再上桌子，趴在小瓷缸边，一小匙一小匙的水往砚台凹处当心地倒下去，再拿起墨来，把自己弄成全身上下黑漆漆的时候，大概已经被捉了出来。

冬天的孩子被母亲捉住，一定用棉袍把我们变成圆球，行动很不方便。两只手臂总是成为八字形，小脚也肿了起来——穿元宝鞋了。在这种包裹的季节里，院子开始积雪，哥哥姐姐们打雪仗啦！他们放寒假，不必上学。在大雪纷飞的开始，家中大的孩子们——十七八九岁了，会等、等、等，等到他们说“好啦”的时候，积雪一定够厚，厚到可以堆雪人了。哥哥们做出来的雪人老是咬着一支烟斗，那眼睛——是一圈圈葡萄干给塞出来的。总是雪人一做好就开始打雪仗，平日不太理会我的那上面六个兄姐，在这种时候特别注意到跑不快的我，那种雪弹——啪——往我飞来的时候，只有给自己炸掉，哭都不好哭，不然就不给参加了。打中了还得合作倒地——叫做——死啦！

有一次，院子里还在呼啸开战的当儿，我悄悄跑进了书房。那会子撞到了父亲，他对我说：“不许碰东西。”父亲离开了，我哪里忍得住不爬上椅子去碰文具。还是那只放水的小花瓷缸，水面上露出小勺子来。我只轻轻一拿小勺子，那小水缸啪一下子碎开了，而水不流出来——它们结成了冰。我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立即开溜，心跳得好快。不久之后，父亲在楼梯间中将我找到了，把我带进书房，轻轻问我：“这小水缸是不是你弄破的？”我拼命摇头。

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不开口也说了谎，动机出于害怕。

那一次，没有人打骂我，我被单独留在书房中罚站。那竹青叔叔——不过二十多岁但是绝对不参加哥哥们游戏、谈话的他，悄悄走了进来，抱起了三岁零六个月的我，交给我一支毛笔。

可以想见，四十年后，当竹青叔叔和我再度在故乡舟山群岛的码头上相见时，我狂喊着“竹青叔叔——”同时扑进他怀里去时，那——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在他和我的泪眼中，数十年光阴重叠镜头般，哗哗流转成时空倒置的浮生幻境。

四十年前的楼下书房之外，在南京那幢大房子里的二楼，还有一间图书室。大人的书，给放在架子上面，儿童书籍被排在接近地板的地方。我常常躲在书架跟墙缝的角落里看小人书——我没有不识字的记忆而我还没有上幼稚园。就在那个快乐天堂里，我发现唯一的堂姐明珠，坐在床沿，生气般地垂着头，而三舅的一位男同学，正在向她下跪。那个图书室大概也是明珠姐姐的睡房，不然哪来的一张单人床呢？

当时，是我先进去看书的，挤在凹进去的墙缝里，他们两个也进来了，而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于是，男的向姐姐求爱。姐姐一看到那呆住了的我，一推跪着的人，自己就冲了出去，接着那个三舅的男同学也冲了出去。我的心，啪一下炸掉了，炸成好多好多鸡心由空中再向自己的身上慢慢、慢慢飘落下来。那好几天，我魂不能守舍，一直脸上发热。我亲眼看见了一件比耶稣基督、飞蛾更神秘的东西——爱情。就在南京的图书室里那个下跪男人的反光眼镜里。

也是在那一场好戏里，我手中正拿着一本漫画书——《三毛从军记》。

四十年之后的初春，我下了中国民航，在大上海的夜里，上了汽车往一个人直奔而去。我奔向归乡第一站中的第一个人——他——八十二岁——他——站在寂静的巷堂中被儿女搀扶着迎接我——我——紧张得跑了起来，我们同时张开了手臂，我这天涯倦客，轻轻拥抱住了——三毛的创作者——张乐平大师。一时里我哭了。方才知道，浮生如梦，只要还是眼底有泪，又何曾舍得梦觉。

南京故居的那个爱看书的小孩子，再一度不知今夕何年。

当时，我又何曾明白，徐蚌会战，山河易色——是什么时代的转换带动了包括我们家族的变迁。只听见，伯母告诉她的弟弟们：“你们这种样子的言论，国民党要来捉人了。”家中呈现了一份不寻常的紧张气氛。不，那不是因为祖父阿爷的过世，那也是紧张的。全家大小突然在我身边消失了好久好久，连姐姐弟弟都不见了。我跟着江妈，唱“春天里呀百花香”。家人再出现时，母亲逼我穿上一种白色的布鞋，我不肯穿上，母亲指着墙角幽暗的地方对我说：“你不听话，看，阿爷的鬼魂从那个地方冒出来捉你。”我怕得不得了，就穿上了那双白布鞋。那是我第一次又意识到，除了飞蛾——我可是看到的、耶稣基督、爱情之外，生命中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叫做——鬼魂。可是哥哥的泪并不因为他怕鬼。

我从来没有看见三堂哥哭过，他十多岁了，喜欢养蚕，而我很不喜欢这种凉凉软软的东西，它们灰白的颜色也令人感到恶心。就有那么一天，我爬到窗沿边去玩，窗沿下放着一盘盘竹子编成的好大扁盘，盘子里面数千条哥哥养的蚕。我一不当心，仰面跌倒下去，跌在那些蚕的身上，我一时爬不起来，那些未死的蚕开始爬到我身上来，在我尖声狂叫的同时，哥哥赶来——发觉我压死了他的数百条心肝宝贝——他哭了。

而上三段我正在说起并不知道南京家中紧张气氛的来临是为了什么的时候，父亲突然交给我好大一沓钞票——真的金圆券——国民政府的钞票，对我淡淡地说：“拿去玩吧——没有用了。”那是一种比鬼魅更要令人不安的东西，看得见的，在我小小的手中，一大沓——钞票，父亲叫我拿去玩。在那同时，三堂哥把他视为第二生命的蚕宝宝，整盘整盘地给抖落到院子中的桑树上去——

他站在假山上把蚕往树顶上倒，口里说：“你们自己活命去吧，我不能再养你们了。”

我听见明珠姐姐对大伯父说：“要走你们走，我要留下来念大学。”我听见母亲跟父亲深夜里商量——先带妹妹走，还是先带宝宝——宝宝是我的大弟。我看见箱子，大箱子由阁楼上被拖了下来。我看见地毯被卷了起来，我看见小赵、江妈、吴妈、兰瑛日渐严肃的面容——他们忙。我看见哥哥们理书包、丢书。我看见家中人来人往，我听见姐姐的同学们向她说再见。我发觉母亲不许我跟马蹄子抢一只玩具熊，她对我说：“你不许抢，留下来给他，统统给他。”在这些不合一般生活秩序中最使我惧怕的却是一种“分离的意识”：明珠姐姐要跟父亲分开。舅舅们可能被一种力量捉去。母亲在选择弟弟和我。姐姐的小朋友不再一起上学。代表行动的箱子一口一口出现。哥哥宝爱的蚕要被倒在树上。明明是纸钞，父亲给了我又说它没有用。我们的书都不能再翻——叫我们放下。生活中每天一样的日子不能够再度出现。

我当时并不能明白，中国人的命运和那永不停止的战争，和小小的我有着什么关系。而我所甚感知足的日子，为什么要以离开，成为我长大的记忆。我以为，南京鼓楼的一切，就是我的全部；而我不是刚刚被送进鼓楼幼稚园通过了一场考试——在老师们面前唱歌跳舞，而被允许去做幼儿生了吗？

没有人向我解释这一场变化。

我生命中第二次的迁移发生在南京火车站。当我被举着放进车厢里去时，我看见家中不可分离的江妈、小赵、大师傅、兰瑛他们，拼命向车内的我们递塞吃的东西，连平日不常吃到的香蕉都成串地往我们丢上来。他们紧紧拉住母亲的手、姐姐的手、我的手。火车长鸣一声——汽笛拉起了尖锐的声音，车子慢慢开动了，双方的手链不肯放开。人群中，车外送行的老家人，叫喊起来：“小妹——妹妹——快快回来——太太——三五个月——就快回来——我们当心看住房子——快去快回呀——不过又是一场逃难——”他们哭了，车速渐渐加快，我们被拉得快断掉的手，啪一下松了。母亲哗一下扑倒在卧铺上。我不敢出声，看见母亲那个样子，我吓得不能动弹。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南京。

那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底的冬天。

总有人来问我：“三毛我们要去大陆了，你要什么东西？”

我说：“请你心里为我带些雨花台的小石头来，就很感谢了。”

听的人说：“上半年你只身去了大陆，光是江苏浙江就走了三十七天，难道没有去南京吗？”

我笑了笑，摇摇头。

父亲说：“对呀——你这次回大陆怎么没有去南京看看呢？”我说：“肯定碰到明珠姐姐，如果我去头条巷。”母亲骇了一跳，说：“明珠不是死在‘文化大革命’了吗？”“没有。”我说：“假如我这次走进南京的老房子——我当然先向书房走去，人还正在花园里呢，背后会有笑声说——妹妹这一觉睡得好长，都黄昏了才起来。看——姐姐手里什么好东西，过来拿呀——”我说：“明珠姐姐就站在我背后假山上，手里面捧着那同治年间粉彩小花水缸，笑着向我招手哪——”父亲说：“你又来吓人了。”我说：“我可是被吓了一跳，问说——明珠姐姐你不是死在沈阳的吗？怎么倒来吓我？姐姐笑着说——妹妹可真是睡蒙过去了，尽说胡说——看，四岁多的娃娃了还不知道梳头洗脸，不看江妈又要来数落你了。”

母亲说：“好了，快吃饭，不要再做白日梦了。”“对啦！明珠姐姐也说——妹妹不过做了一场梦。什么台湾欧洲非洲美洲的，不看哥哥姐姐都还在大学中学，妹妹到底怎么环游世界去了。都是墙外边那面英国旗子飘啊飘地把妹妹梦里飘零四十年——”

母亲看了我一眼，把个电视遥控器轻轻一压——民进党正在演讲，桌子拍得好大声呀——那声音淹没了明珠姐姐的讲话，我笑了起来。

我看见了，就在三百八十度电视机画面中间的我，我正用自己的脚踪，再度走向南京的故居，在那夕阳将尽的黄昏。我轻轻按铃，站在门外等待。夜茫茫。让我进去可不可以？我是以前这幢房子的住客。重尊无处——嗳——一切的东西都缩小了尺寸。觉来小园行遍。让我上去图书室好吗——明珠姐姐——异时对——明珠姐姐你在家吗——燕子楼空——那怎么连江妈也看不到了呢——好——当它是——来呀——三毛——古今如梦——我们在这梧桐树下合拍一张照片好不好——对——用镁光灯——笑呀——不要叹气嘛——一二三我们笑呀——看，这黄楼夜景多么美丽——还有这秋天的月亮当头照着——好了。快。拍好了就快走吧。车子在等。后天我们飞回台北就快快去冲底片了——

如果，我青石板的街道——哒哒的马蹄——是个过客——不是不是归人——我——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挥一挥手——我——走了——如果这也要参破成空——望断成空故国成空心眼成空——那一个失去了梦的人，活得活不下去又活得活不下去——小姐可是南京人——大伯伯你我可是个中国人。

夜半逾城

敦煌记

印度悉达多太子十九岁时，有感人世生老病死各种痛苦，为了寻求解脱诸苦方法，决定舍弃王族生活，于一日夜间乘马逾越迦毗罗卫城到深山修道。悉达多骑马上，驭者车匿持扇随行马后。天人托着马足飞奔腾空而去。空中飞天一迎面散花，一追逐前进。

——敦煌莫高窟 三七五窟 西壁龛南侧壁画故事

“那么你是后天早晨离开吗？”父亲说。

我说：“是。”

“好，祝你旅途愉快了。”父亲又说。

我谢了父母，回到自己温暖的小楼来坐了一夜。天亮了，再静坐到黄昏，然后慢慢走路去了父母家。

“咦，我们以为你不再来了。等等，我们看完这个电视剧。”父母说。

我等了十数分钟。坐了一会儿。

“那么我走了。”我说。

“好，祝你旅途愉快哦！”

“谢谢。”我轻轻说，再深深地看了父母一眼。

回家之后，将房子上上下下的尘埃全部清除，摸摸架上书籍、拍松所有彩色靠垫、全部音乐卡带归盒、屋顶花园施上肥料浇足水、瓦斯总门确定关好、写了几封信贴足邮资，这才打开衣柜，将少数衣裳卷卷紧，放进大背包里去。拿了一本书想带着行路——《金刚经》，想想又不带了。

离开家的清晨，是一个晴天，我关上房门之前，再看了一眼这缤纷的小屋，轻轻对它说：“再见了。我爱你。谢谢。”

当我亲眼看见那成排的兵马俑就立在我面前时，我的心跳得好快，梦境一般的恍惚感，再度成为漩涡，将我慢慢、慢慢，卷进一种奇异的昏眩里去。

去年在江南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第二次归去。

当国际旅行社的海涛在嘉峪关机场接到我的时候，我笑着跟他握手，彼此道了辛苦。

一路上舟车的确紧张，行色匆匆，总也不感觉人和天有着什么关系，直到进入河西走廊，那壮阔的大西北方才展现了大地的气势。

车子到了嘉峪关的城关口，海涛说下来拍照，然后再上车开进去。

我没有再上车，将东西全部丢在座位上，开始向那寸草不生的荒原奔去。

在那接近零度的空气里，生命又开始了它的悸动，灵魂苏醒的滋味，接近喜极而泣，又想尖叫起来。

很多年了，自从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不再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地的孩子、苍天的子民。很多人对我说：“心嘛，住在挤挤的台北市，心宽就好了呀。”我说：“没有这种功力，对不起。”

海涛见我大步走向城墙，一不当心又跑了起来，跑过他身边的时候，海涛说：“是太冷了吗？”我说：“不是。很快乐。跑跑就会平静下来的。”

站在万里长城的城墙上。别人都在看墙，我仰头望天。天地宽宽大大、厚厚实实地将我接纳，风吹过来，吹掉了心中所有的捆绑。

我跑到无人的一个角落去，——长啸了一下，却吓到了躲在转弯墙边的一对情侣。我们三个人对视了几秒钟，我咯咯笑着往大巴士狂奔而去，没有道歉。

趴在窗口等开车的时候，远处那驻守的解放军三三两两地正在追逐嬉耍——他们也在跑着玩。我笑了起来。

离开了嘉峪关，我的下一站是敦煌。

海涛说，休息吧，接着而来的七八小时车程全是戈壁——戈壁就是荒原的意思。

荒原的变化是不多的，它的确枯燥——如果你不爱它。车上的人全都安静了，我睁大着眼睛，不舍得放过那流逝在窗外的每一寸风景，脑海中那如同一块狗啃骨头形状的地图——中国甘肃省，又在意识里浮现出来。

而我这一回，将这辆行走的巴士和我自己也放进想象的地图中间去，一时里，那种明显的漩涡再度开始旋转，我又不能控制地被卷进了某种不真实的梦境里去。它，这一回掺杂进了那条《大黄河》的音乐曲调作为背景，鬼魅一般占住了我全部的思绪。

虽然外边起了大风暴，我还是悄悄推开了那么一公分的窗框。为着担心坐在我身后的人不喜欢，我回了一下头。

我回过身来，将窗子砰一下关了起来，心里惊骇到不能动弹：“怎么会是他？”

我不敢再回头，呆呆地对着窗外，我听见有声音在说：“原来你在这儿。”

这原是两个人的位子，却是我一个人给坐了，当然是我自己在对自己说话。又有声音说：“去年在姑苏的时候，林妹妹先用一块雪白的丝手帕托人在一场宴会里悄悄送上，等到我上了那条运河从水道去杭州的时候，她左手戴了一只空花的白手套出现在岸边哭得死去活来地送别——”

我疑疑惑惑地再度回头，又看见了那光头的青年。我接触到他那双眼睛，我再度回过身来看着窗外那连绵到天边的电线杆，又听见自己在说同样的话：“宝玉，原来你在这儿。”

这时，昏眩的感觉加重了，我对自己说：“不好了，今生被这本书迷得太厉害，这不是发疯了吧？为什么一到中国，看见的人全是它的联想，包括大西北也扯上了宝玉和出家。”

我不敢再回头，拿出喷水小壶来，往脸上喷了一些凉水。

一时里我发觉我已经站在那个青年人的座位前。我们含笑望着彼此。我说：“你从哪里来？”他说：“兰州。”我说：“你到哪里去？”他说：“敦煌。”我说：“你去敦煌做什么？”他说：“我住在莫高窟。”我说：“你在莫高窟做什么？”他说：“我临摹壁画。”

“你怎么会临摹？”

“我不知道。”

“学的？”我说。

“小时候就会了。”

我说：“我认识你。”他说：“我也认识你。”

我笑说：“我是谁？”他说：“你是三毛。”

我觉得疲倦如同潮水般地淹住了我，又有声音在我心里响起：“我以为，你会说，你认识我——因为我是你的三姐姐探春，不然、不然，好歹我当年也是你们大观园里的哪一个人——”

我又对他笑笑，我们就是微微地笑着。后来，我坐回了自己的位子，两三小时，不再讲话。

再回首的时候，那个青年拿手掌撑着面颊，斜躺在座位上。

一霎间，宝玉消失了。他不是。

“小兄弟，看你是一座涅槃像。”我笑说。

车里的人听我这么说，都开始看他。他抿抿嘴，恬散的笑容，如同一朵莲花缓缓开放。

“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伟文。”

“一九六七年出生的。”我肯定地说，不是问句。

“对了。”

旁边的一位乘客插进来说：“那请你也看看我是哪一年生的。”我说：“没有感应不行的。”笑指着伟文，又说：“他的生肖是——”我心里想的超出了十二生肖，我心里说：“他是蟾蜍。”

“我是青蛙。”伟文突然说。

我深深地看了伟文一眼，一笑，走了。

那个傍晚，我们抵达了敦煌市。

我将简单的行李往旅馆房间里一丢，跑下楼去吃了一顿魂不守舍的晚饭，这就往街上走去。

海涛说：“今晚起大风，可惜没得夜市了。三毛加件衣服，认好路回来。”

我说：“没事。”这句没事在大陆非常好用。

无星无月的夜晚，凛冽的风，吹刮着一排排没有叶子的白杨树，街上空空荡荡，偶尔几辆脚踏车静悄悄滑过身边、行人匆匆赶路、商店敞开着、没有顾客，广场中心一座“飞天”雕像好似正要破空而去。

我大步在街道上行走，走到后来忍不住跑到街道中间去试走了一段——没有来车，整条长长的路，属于我一个人。我觉得很不习惯，又自动回到人行道上来。另一个旅者，背着他的背包，戴着口罩与我擦肩而过。这时我看见有旅舍外边写着：“住宿三元。”

一时里，我的思绪又把正在走路的自己，给夹进了那几本放在台北家中书架上的“敦煌宗教艺术”的书籍里去混成一团。天是那么的寒冷，我被冻在一种冷冷的清醒里面。

这时候经过一家大商场，想起来这一路过来都是用手指梳头的，进去买一把梳子倒也很好。我一个一个的柜台看过去，对于那些乡土气息的大花搪瓷杯碗起了爱恋之心，可是没有碰触它们。付完了梳子钱，我说：“同志，你没有找我钱。”那位同志叫喊起来：“我明明找给你了。”我打开腰包再看，零钱就在里面。那时候，隔壁一个柜台在放录音带，他们把扩音机放得震天价响，我听见罗大佑的《恋曲一九九〇》在大西北之夜里惆惆怅怅地唱着——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一幅巨大的标语在路灯下高悬——“效法雷锋精神”。

我进入了另一种时空混乱的恍惚和不能明白，梦，又开始哗哗地慢慢旋转起来。

就在那个邮箱的旁边，我又看到了他。

“伟文。”我说，“今天是一九八九年几月几日？”

伟文看着我手中拿着的小录音机，轻轻摇头说：“三毛。你怎么了？”

我哦了一声，没有做什么解释，笑起来了。

伟文和我完全沉默地开始大街小巷地走着。风，在这个无声的城市里流浪，夜是如此的荒凉，我好似正被刀片轻轻割着，一刀一刀带些微疼地划过心头，我知道这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的土地，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

亲爱的朋友，我走了。

当我在敦煌莫高窟面对“飞天”的时候，会想念你。谢谢多年来真挚的友情。再见的时候，我将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爱你的朋友三毛

离开台湾之前，我把三五封这样的信件，投进了邮箱，又附上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拍摄的照片，清楚注明日期，然后走进了候机室。

一路上，其实不很在意经过了什么地方又什么地方，只有在兰州飘雪的深夜里看到黄河的时候，心里喊了她一声母亲。那一夜我没有阖过眼。

敦煌的夜晚，在旅馆客厅里跟海涛、伟文，一些又加进来的国内朋友坐了一会儿。我变得沉静，海涛几次目示我，悄悄对我说：“三毛，去睡。”我歉然地站起来道了晚安，伟文叫住我，举起了我遗落在沙发上的小背包，我笑着摇摇头说：“不行，太累了。”

其实我正在紧张。潜意识里相当的紧张。

明天，就是面对莫高窟那些千年洞穴和壁画的日子。

我的生命，走到这里，已经接近尽头。不知道日后还有什么权利要求更多。

那一夜，我独自在房间里，对着一件全新的毛线衣——石绿色，那种壁画上的绿，静静地发愣。天，就这么亮了。

我又看见了海涛和伟文，在升起朝阳的清晨。

“早上好。”我笑着打招呼。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伟文说。

我笑着掠了一下梳洗清洁的头发，竖竖外套的领子，说：“过了今天，还会再有更大的变化。”

那时候广场上有人陆陆续续上来请求一起拍照。我把海涛一拉，说：“来，我们来拍照。”

我将他拉开了人群，小声说：“海涛，我要跟你打商量，今天，是我的大日子，一会儿这一车的人到了莫高窟，你负责他们参观的事情，我会一下子就不见了。你不要找我也不要担心我不回市区里来吃中饭。到了黄昏，我自会找到你的车子回来。放心。”

这时候三五个人过来问我：“三毛，兵马俑和莫高窟比起来你怎么想呢？”

我说：“古迹属于主观的喜爱，不必比的。严格说来，我认为，那是帝王的兵马俑，这是民间的莫高窟。前者是个人欲望和野心的完成，后者满含着人类对于苍天谦卑的祈福、许愿和感恩。敦煌莫高窟连绵兴建了接近一千年，自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三六六年开始——”

我突然发觉在听我讲话的全是甘肃本地人，这一下红了脸，停住了。

其实，讲的都是历史和道理。那真正的神秘感应，不在莫高窟，自己本身灵魂深处的密码，才是开启它的钥匙。

在我们往敦煌市东南方鸣沙山东面断崖上的莫高窟开去时，我悄悄对伟文说：“你得帮我了，伟文，你是敦煌研究所里的人。待会儿，我要一个人进洞子，我要安安静静地留在洞子里，并不敢指定要哪几个窟。我只求你把我跟参观的人隔开，我没有功力混在人群里面对壁画和彩塑，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求求你了——”

“今天，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又说。

当那莫高窟连绵的洞穴出现在车窗玻璃上时，一阵眼热，哭了。

海涛宣布停车照相的时候，我站在结冰的河岸边、白杨树林的枯枝下，举起相机拍了的——不是那些洞穴。

当那西北姑娘，研究所里工作的小马——马育红，为我把第一扇洞穴的门轻轻打开时，我迟疑了几秒钟。

“要我为你讲解吗？”小马亲切地问。

“我持续看过很多年有关莫高窟的书，还有图片。”我说。伟文拉了她一下。我慢慢走进去，把门和阳光都阖在外面了。

我静静站在黑暗中。我深呼吸，再呼吸、再呼吸——

我打开了手电棒，昏黄的光圈下，出现了环绕七佛的飞天、舞乐、天龙八部、胁侍眷属。我看到了画中灯火辉煌、歌舞蹁跹、繁华升平、管弦丝竹、宝池荡漾——壁画开始流转起来，视线里出现了另一组好比幻灯片打在墙上的交叠画面——一个穿着绿色学生制服的女孩正坐在床沿自杀，她左腕和睡袍上的鲜血叠到壁画上的人身上去——那个少女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并没有死。她的一生电影一般在墙上流过，紧紧交缠在画中那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中，最后它们流到我身上来，满布了我白色的外套。

我吓得熄了光。

“我没有病。”我对自己说，“心理学的书上讲过：人，碰到极大冲击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一生，从头算起——在这世界上，当我面对这巨大而神秘——属于我的生命密码时，这种强烈反应是自然的。”

我仆伏在弥勒菩萨巨大的塑像前，对菩萨说：“敦煌百姓在古老的传说和信仰里，认为，只有住在兜率天宫里的你——‘下生人间’，天下才能太平。是不是？”

我仰望菩萨的面容，用不着手电筒了，菩萨脸上大放光明灿烂，眼神无比慈爱，我感应到菩萨将左手移到我的头上来轻轻抚过。

菩萨微笑，问：“你哭什么？”

我说：“苦海无边。”

菩萨又说：“你悟了吗？”

我不能回答，一时间热泪狂流出来。

我在弥勒菩萨的脚下哀哀痛哭不肯起身。

又听见说：“不肯走，就来吧。”

我说：“好。”

这时候，心里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跪在光光亮亮的洞里，再没有了激动的情绪。多久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

“请菩萨安排，感动研究所，让我留下来做一个扫洞子的人。”我说。

菩萨叹了口气：“不在这里。你去人群里再过过，不要拒绝他们。放心放心，再有你回来的时候。”

我又趺坐了一会儿。

菩萨说：“来了就好。现在去吧。”

我和小马、伟文站在栏杆边边上说着闲话，三个人，透着一片亲爱祥和。

“伟文，为什么我看过的这些洞子里，只有那尊弥勒菩萨的洞顶开了天窗，这样不是风化得更快了吗？菩萨的脸又为什么只有这一尊是白瓷烧的呢？”

伟文说：“没有天窗。不是瓷的。”

“可是我明明没有举手电棒，那时候根本是小马在外边替我拿着电棒的。有明显的强光直射下来，看得清清楚楚。”我说。

伟文看着我，说：“我不知道。”

我一掉头，开始去追其他的参观者，我拦住一个，问他弥勒菩萨是什么样子，我听了不相信，又拦住了两个人追问。他们一致说：“太高了，里边暗暗的，看不清楚什么。”

我腿软，坐了下来，不能够讲一句话。

一群人等在栏杆外大树下，叫喊：“三毛，下来让我们合照呀——”

伟文说：“可以绕这边走，再躲一下。累不累？”

我说：“不累。不让人久等，我们过去吧。”

当我在空无一人的柏油路面上踩着白杨树影行走的时候，海涛带队的大巴士由后面开过来，突然刹车了。台湾同胞蔡健夫从车上双手递下来两本由他助印的经书，说：“三毛，前人藏经在莫高窟，我们要把这份工作再延续下去，接好了，你一会儿代表交给敦煌研究所了。”

我在阳光下打开了一本大红封面的经书，赫然发现那一段正在发愿，愿在来生一愿如何、二愿如何、三愿如何……我看到书中第八愿的时候，伟文匆匆跑上来，我将经书一合。

伟文说：“走了，去我们所里吃中饭。”

我笑说：“嗳。”

那一路，我对自己说，这又是一次再生的灵魂了，不必等待那肉身的消亡。那第九个愿其实我已看到了半段，伟文恰好上来将我阻住，那么就在今生自自然然去实践前面的几个发愿心也是好的。

跟伟文在食堂里吃过了中饭，研究所里的女孩子们请我去她们宿舍里去坐坐，我满含感激地答应了。

往宿舍去的小路上，一个工作人员跑上来拦住了我，好大声地说：“三毛，我得谢谢你，当初我媳妇儿嫌我收入不高又在这么远离人烟的地方工作，不肯答应我的求婚，后来她看了你的书，受到了感动，就嫁给我了。现在呀，胖儿子都有了，谢谢你大媒。”

我握住这个人的双手，眼里充满了笑意。

“远离人烟吗？真的。就我们所里这一百多人住在这里。一星期嘛，有车进一次城。冬天游客不来了，更是安静。”一个会讲德语的女孩子说，她是接待员。

“想离开吗？”我靠在床上问她们。

“想过。真走到外边儿去，又想回来。这是魔鬼窟哦——爱它又恨它，就是离不开它。”

“有没有讲西班牙文的接待员？”我问。

“什么文都有，就少西班牙文人才。”

我心跳得好快。把手去揉胸口。

“累了？三毛睡一下。”

我摇摇头，说：“明天要去吐鲁番了。舍不得。”

女孩子们说：“那就留下来了。”

我把衣袖蒙住了眼睛，说：“来了就好。现在得去。没有办法。”

黄昏了，我们在莫高窟外面大泉河畔那成千的白杨树林里慢慢地走，伟文不说什么话，包括下午我们再进了一个洞，爬架子，爬到高台上去看他的临摹，他都不大讲话。我们实在不必说什么，感应就好了。

“那边一个山坡，我们爬上去。”伟文说。

我其实累了，可是想：伟文不可能不明白我身体的状况，他想带我去的地方，必然是有着含意的。

我们一步一步往那黄土高地上走去，夕阳照着坡上坐着的三个蓝衣老婆婆，她们口中吟唱着反复而平常的调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面唱着一面用手拍打着膝盖，那梵音，在风中陪着我一步一步上升。经过老太太们时，伟文说：“距离这里四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佛寺，老太太们背着面粉口袋，走路去，要好几天才回得来，她们在寺里自己和面吃。”我听着听着，就听见好像是老太太在说：“好了、好了。来了、来了。”

山坡的顶上，三座荒坟。那望下去啊——沙漠瀚海终于如诗如画如泣如诉一般地在我脚下展开，直到天的终极。

我说：“哦——回家了。就是这里了。”

伟文指指三座沙堆做成的坟，只用土砖平压着四周的坟，说：“这是贡献了一生给莫高窟的老先生们，他们生，在研究所里，死了也不回原籍，在这里睡下了。”又说：“清明节刚过，我们来给他们上坟呢！”

一个被风弄破了的纸花圈，在凉凉的大气里啪啪地吹打着。明亮的大红、橘黄、雪白是这片沙地上特别寂寞的颜色。

“伟文，你也留在这里一辈子？”我说。

“嗳。”

“临摹下来的壁画怎么保存呢？”

“库存起来。有一天，洞子被风化了，还有我们的记录。”

“喜欢这个工作吗？”

“爱。”

“上洞子多少年了？”

“五年。”

“将来你也睡在这儿。”

“是。”

夕阳染红了这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我对伟文说：“要是有那么一天，我活着不能回来，灰也是要回来的。伟文，记住了，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到时候你得帮帮忙。”

“不管你怎么回来，我都一样等你。”

“好，是时候了。”我站起来，再看了一眼那片我心的归宿，说，“你陪我搭车回敦煌市去了。”

“小马，再见了。莫高窟的一扇扇门，是你亲手为我打开。我会永远记得感激你。”我紧紧地拥抱着小马。一撒手，大步走去，不敢回头。

海涛问我这莫高窟的一日过得如何，我点点头，一笑，上车了。

伟文一路跟车子送到敦煌市，他手里一个袋子也没有的，卷着一团布，也不知做什么。

我跑回敦煌市的旅馆里，快快脱下了那件V字领的毛线衣，放在一个小包包里面。

“伟文，快，今晚有夜市，我们去坐露天茶馆吃小摊子。”我接近欢悦地叫喊起来。

“吃摊子吗？”

“不然呢？吃饭店多么辜负了地方风味。”

我半躺在露天茶座上，用厚外套盖住自己。今天没有风暴，满街的人们，不挤的一种活泼，将这敦煌衬得另是一番流丽风情。

夜来了，我得回旅馆。而我实在舍不得。

“你是从壁画上下来接我的对不对？”我又问一遍伟文。

他开玩笑地说：“是。”

“不过，你不是佛，你是一种——嗯——弟子。这是我的感觉。”

伟文指指乍一下亮起来的霓虹灯，说：“看灯。”

“哦，很好看。”我赞叹着人间灯火，受到了很真切的感觉。而那广场中间白色的塑雕“飞天”依旧舞出了她那飞上天去的姿势。

“这不过是塑像罢了，真的她，早就飞来飞去了。”

我指指广场中心，向伟文笑笑。

这时，台湾来的同胞向我叫过来——他们也在街上，“三毛，我们去跳舞，来嘛来嘛——我们去跳DISCO，吔吔吔——”一个宝贝蹲在我座位旁边扭来扭去。

我笑着把他们挥挥走，亲爱地啪一下轻打了那个台湾青年的头。整条街上又饱满了这样在唱着的歌——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飘泊……

我仍旧在想为什么那个弥勒大佛在我眼中变成白瓷面孔？又在想那照明给我看的光束为何别人都没有看见的问题。侧过去看看伟文，他手里卷着的那包布料轻描淡写地递了过来。我突然发觉伟文像极了他正在临摹壁画的洞子——那位站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身边的大弟子——阿难。

“这是我很爱的一件衣服，还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几套敦煌壁画的明信片，你带去了做个纪念。”伟文说。

我慢慢打开了那块灰色的布料——一件小和尚的僧衣，对襟开的，在我手里展开。

“我喜欢。谢谢你。”

我的手抚过柔软棉布的质地，抬眼看了一下穹苍，天边几颗小星星疏疏落落地挂了上来。

“明天我要走了。”我轻轻说。

“嗳。”

“以后的路，一时也不能说。”我说，“我们留地址吗？”

“都一样。”伟文说。

“我也是这么想。”我又说，“我看一本书上说，我们甘肃省有一种世界上唯一的特产，叫做‘苦水玫瑰’，它的抗逆性特别强韧，香气也饱含馥郁，你回去，告诉所里的女孩子，她们就是。”

“知道了。”

“年纪轻轻的，天天在洞子里边面壁，伟文，我叫做——这是你的事业，不是企业，我们知道做事情和赚钱有时候是两回事的，对不对？”我说。

“我也是这么看法。”

“谢谢你们为敦煌所做的事情。也谢谢你给我这两天的日子。”

“没事。”

“我给你讲个故事，就散了。”我开始说，“很久以前，一个法国飞机师驾着飞机，因为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漠里去。头一天晚上，飞机师比一个飘流在大海木筏上面的遇难者还要孤单。当天刚破晓的时候，他被一种奇异的小孩声音叫醒，那声音说——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伟文很专心很专心地听起《小王子》的故事来。

“很多年以后，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我也偶然想起了你，伟文，我们去看星星。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好像铃铛一样。”

“嗳。”

“记住我选的地方了？那个瞭望沙漠的小坡？”

“记得。”

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站住了，旅馆在我的背后。我拿出放着绿色毛衣的口袋来，紧了一紧伟文送给我的衣服。

“伟文，恰好我要给你的纪念，也是一件衣服。现在我把我的颜色，亲手交给你了。”

“好，我收下。”

天是那么的黑，因为没有月亮。

我看见伟文的一双眼睛，寒星一样看住了憔悴的我。

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也不必联络了。

我再看了伟文最后一眼，他的身后，那DISCO的霓虹灯和“飞天”同时存在着，一前一后。

“那么我走了。”我说。

“嗳。”伟文抿了抿嘴唇，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我转身，慢慢、慢慢往天边的几颗星星走上去，口袋里那把旅馆钥匙，被我轻轻握在掌心中。

附录

一封给邓念慈神父的信

敬爱的邓神父：

收到您的来信的现在，我正在巴西旅行。这封信经过《联合报》转到台北我父母的家中，因为是限时信，很抱歉地由我父亲先代为拆阅了，然后转到巴西给我。

拜读了您的英文信之后，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与不安，在我的文字中，无意间伤害到了您的情感和国家，虽然并不是故意的，可是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个人在处置上的粗心和大意。

身为一位哥伦比亚的公民，在看到了我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报道上有所偏差时，必然是会觉得痛心的。您写信向我抗议是应当的行为。这一点，如果我与您换了身份与国籍，也一定会向作者写出同样的信来，在这儿，我要特别向您以及您的国家道歉。

因为我这次旅行，在哥伦比亚恰巧碰到了一些不诚实的事情，首都博各答的治安也因事先阅读书籍的报道而影响了我的心理，因此便写了出来。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每一个城市，每日都有大小不同的暴行在发生，这不只是哥伦比亚，是全球人类的悲哀和事实，不巧我的文字中记录下来的只有一国，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尤其使我歉疚的是——我深深地伤害到了一位为着我们中国人而付出了爱与关心的神父，这是我万万不愿意的。

在我旅行结束回到台湾去时，请您千万给我一个补过的机会，请您答应见我，接受我个人的道歉。希望这件事情能有一个挽回的机会，不但是向您私人致歉，我也有义务将这封信发表，算做对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歉意。

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对于这个美丽的世界和生命，除了感恩之外，必然将天主的爱也分布到人间。您，早已做到了这一点，而我，却在这份功课上慢慢学习。爱，是没有国籍也没有肤色之分的，这份能力来自上天，失了它，我们活着又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

看完您的来信已经一天了，可是我心中的愧疚不能使我安睡，请您了解我的真诚，但愿因为这一篇文字，而使我们因此做了朋友。回到台北时，我要来“耕莘文教院”拜望您，如果您肯接见我，当是我最大的欢喜，因为可以当面向您解释和交谈，也但愿您对我的粗心大意能够有所教导，都是我当向您学习的地方。

许多的话，说出来并不能减轻我内心的负担，可是这封信是一定要写的，请您原谅，宽容，实在是十分对不起。急着回来见您！

敬祝

安康

晚

三毛敬上

飞越纳斯加之线

米夏

小型飞机终于从崎岖不平的碎石跑道上起飞了，飞进沙漠的天空，早晨的空气清凉又干爽。我心里在想：“又要飞了。”

又飞了，不过，这一趟空中之旅就是不一样。自从三毛和我去年离开台湾，我们曾经飞过千山万水，飞越过成千上万各有悲欢离合的芸芸众生。

每一次在飞机降落之后，我们刚刚才看清楚一片新土地，也才揭开这片土地的一点点秘密，不过，只有一点点。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不足以完全了解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乡在内。时间过得太快，我们还没准备妥当，就又要上飞机了。

我坐在驾驶员的旁边，小飞机起飞的时候，他在胸前画十字，我心里就在想：“这一趟一定跟以前不一样。”他的举动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由于这趟旅程的终点充满了神秘色彩，驾驶员的举动倒很适合这种气氛。

“纳斯加之线嘛！”三毛说。

“什么线？”我回问三毛。在我们前往秘鲁途中，三毛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有名的古迹。

“我们马上就要到秘鲁了，难道你对南美洲最令人不解的谜竟然一无所知吗？”

“我当然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玛丘毕丘，印加帝国失落的古城，对不对？”

“不对啦，那是一个废墟，是印加人过去居住的地方，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放弃了那个城市。我现在说的是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能解开的谜。”

“什么谜？”

“你没有看过登尼肯（Von Daniken）的书，还是根本没听说过他的书？”

“谁的书？”我问。她每提一个问题，我就愈发觉得自己没知识。三毛看过不少杂书，她看西班牙文、德文书，当然还有中文书，虽然她自谦英文不行，但无损于她阅读英文作品。三毛不仅看书，而且过目不忘。

她不仅看书过目不忘，她对看到的东西，吃过的东西，在哪里吃，跟谁一起吃的，以及价钱多少，都有很好的记性。

有一天，她真令我大吃一惊，她能记得十一年前住在芝加哥时香肠卖多少钱，并且拿来跟利马市华埠香肠的价钱相比。

在这次旅行中，我不只一次觉得自己像个笨瓜，这个中国女孩子总会问出一些我从未念过或记不得的事情。

三毛像老师教笨学生一样，很有耐心地向我解释：“登尼肯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谈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未解开的谜，他认为这些奥秘与地球以外的生命有关。”

“我不是从他的书里第一次听说纳斯加之线，但是，我看了他的书以后，就很想到秘鲁观光，亲自看一看。”又说。

飞机把我带到了纳斯加这个绿洲小城的上空，“亲自看一看”

这句话还在我的脑际回响。纳斯加坐落在秘鲁南方的大沙漠中。

从空中看，这个小城像一个绿色的岛，大片的荒漠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的山脉，只有这一小片绿色。

在我们的脚下，一天的作息刚刚开始。一个女人在井边洗她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座泥屋升起了袅袅炊烟。一对父子已经带着工具骑自行车上工了，母亲和儿媳妇留在家里。

一屋又一屋，一街又一街，到处都有日常的活动。在我这趟飞行中，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没有把我跟我熟悉的日常生活完全隔离。

飞机飞过城中心的时候，我往下看那家旅馆，三毛想必还在床上休息。

“实在是不太对。”我觉得，“她才应该在飞机上，去看沙漠中的那些神秘的巨大图案，不该由我去。”

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三毛竟不能去看这些神秘的古迹，她一直认为这些东西真是南美洲比较重要、比较有趣的一景。

说实在的，她已无法上飞机。在前往纳斯加途中，三毛开始晕车，因为长途公车在秘鲁崎岖的道路上行驶，颠得厉害。

公车愈往前行，她晕得愈厉害。几个小时她都默默不语，一手按在头上，一手按着肚子，后来，她喘着气说：

“我晕得好像要死了！”

“我们下一站一定要下车！”

“不行！”

“但是，你病得很重，不能再走。”

“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到纳斯加。”三毛很坚决地说。

这是她典型的个性。一旦她下定决心，什么事也阻止不了她达到目标。

经过大约五百公里的折磨，深夜里我们终于到了纳斯加。感谢上天，公车站附近有一家旅馆，我们住进去的时候，三毛已经十分虚弱了。

“米夏，我告诉你，我真的病了。”我扶她进房间的时候，她很痛苦地说。

“吃一点药，好好休息。”

“明天我不能飞了。”三毛有气无力地说。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刚才听到的话，我知道她累疯了，身上有病痛，但是，我认识中的三毛不会就此罢手。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今晚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我不行。”

“可是，你盼望了那么久，跑了那么远的路。”我表示不平。

“别傻了，你今天已经看到我在公车上是什么样子。如果我坐那架小型飞机飞上天，我会晕死。”

“我们能不能买些什么药来？”

“以前试过所有这一类的药，没有一种管用。即使到兰屿，只坐很短时间的飞机，下飞机的时候我也快要死了。”

“那你为什么要到纳斯加来，你明知纳斯加之线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

“我以为我可以勉强自己，可是，经过今天在公车上的情形以后，我知道我在空中支持不到五分钟。”三毛深深叹口气，“你走吧，让我休息！”

飞机飞过旅馆上空，我希望她好好休养。我还是不相信她竟会放弃这个机会，不过，我知道，她一定达到了体力的极限，才会忍痛这样决定的。

仰望万里无云的碧蓝天空，我不禁要问，上天何其不公，为什么世间一个意志最强的女子，身子却经不起风霜。

没有多久，我们已经离开纳斯加很远。我们还要在荒凉的沙漠上空再飞二十二公里，才能看到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所留下的巨大创作。

“你是哪里人？”有人用西班牙话问我。一上飞机，我就专心在想缺席的三毛，还没留意到飞机上其他的人。

我朝说话的人望去，看到驾驶员笑着跟我招呼。

“美国人，”我用非常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你呢？”

“我是秘鲁人，不过，我母亲是意大利人，我父亲是法国人。”

我很想多问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无奈我的西班牙语已经技穷，只好笑笑，大家都没再说话。

其他的座位上只有两个年轻人，他们用德语交谈。虽然我是第三代的德裔美国人，可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

我觉得我跟他们有很大的距离，就像我与地面上的人相隔甚远。既然没有交谈的对象，我就设想，如果是三毛，而不是我在飞机上，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她的西班牙语和德语都说得很好，她的聪明活泼会透过语言发散出来，让人如沐春风。任何人如果跟三毛聊过五分钟，一定会念念不忘。她讲话就像玫瑰在吐露芬芳。

在这趟单独飞行之前，我体会不出如果没有我的老板娘，这趟南美之行就不够圆满。

沙漠很快就越过了，在破晓的阳光中，展现出一片到处都是石头的不毛之地，有一种寂静的美。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的驾驶员说。

他指向第一道线，我赶紧把照相机准备好。

在我们底下，有一块绵延好几公里，至少有半公里宽的广大地区，看起来像飞机跑道。

这条地带的边缘很平、很直，好像是用建筑师的直尺画出来似的。在界线以内的表面地区，没有任何石头，而且很平滑，与周围崎岖及多石块的沙漠恰成对比。

一个甚至没有文字的农业文化，怎么会有这种技术造出这么庞大、这么精确的地界标呢？

这是登尼肯在他的书中提到的一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理论作为答案，他认为，纳斯加文化（在西元八百年达到巅峰，大约比印加帝国的兴起早四百年）不可能有足够的技术造出这样的地界标。登尼肯推论的结果是，这些纳斯加之线是地球以外生物的杰作，他们把这片沙漠当做降落的场所。

这只是一个理论而已，而且很难证明是否正确。无论是谁铺的，这些线铺了许多。有些铺成长方形，有些是三角形，有些线成直角交叉。

我们飞越的是一个布满了几何图形的沙漠，而且不知这些图形是怎么来的，可是，这还只是纳斯加之谜的一半。

驾驶员指向地面，用英文说：“Monkey（猴子）。”然后把机身急转，让我们仔细看清刻在沙漠中的巨大图形。图形很简单，看起来像是出自儿童之手。

沙漠中这一块地盘变成了动物园。我们飞越过鸟、鱼、蛇、鲸鱼、蜘蛛、狗，甚至还有一棵树的图案。

这些图形最令人惊讶之处是体形庞大。其中有一只鸟，翅膀超过一百公尺。没有空中鸟瞰之助如何能刻出这些图形？为什么要刻这些图案？这是迄今仍未解开的谜。

我们飞过一个小小的观测塔，此塔是由德国女子玛丽亚·雷奇所建，她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研究这些奥秘。

不过，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她只做了一个结论——这些庞大的线和动物图形可能是巨大天文历的一部分。她并且认为，这些线大约是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所建，远在纳斯加文化出现之前。

直到今天，雷奇和登尼肯都不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因此，纳斯加之线之谜仍然无人能解。

我们的飞机在这个谜团的上空再盘旋几圈，让我们看这些动物图形和跑道最后一眼，然后飞回纳斯加。

我们默默地离开这片沙漠，奥秘仍未揭开，只有山边一个由不知来历的古人所刻的巨大人形，在那里永久守望着迄今仍未解开的纳斯加之线之谜。

三毛注：

米夏并未在文中说明，其实在赴纳斯加之线以前，已在秘鲁全境做了近六十小时的长途公车之旅，因此体力不继，未能到空中去。不是晕车五百公里，是晕车近六十小时不退。

版权信息

书名：送你一匹马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4-01

ISBN：9787530214763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爱马
回娘家
梦里不知身是客
野火烧不尽
不觉碧山暮　但闻万壑松
朝阳为谁升起
一生的战役
说给自己听
爱和信任
简单
什么都快乐
天下本无事
狼来了
一定去海边
不负我心
爱马落水之夜
我要回家
求婚
忠孝西路P.M.5：15　1986
我的快乐天堂
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轨外的时间
他
孤独的长跑者
永恒的母亲
他没有交白卷
逃亡
往事如烟
送你一匹马
看这个人
我所知所爱的马奎斯
罪在哪里
乡愁
杨柳青青

爱马

常常，听到许多作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最好的一本书是将要写的一本，过去出版的，并不能使自己满意。”

每见这样的答复，总觉得很好，那代表着一个文字工作者对未来的执著和信心，再没有另一种回答比这么说更进取了。

我也多次被问到同类的问题，曾经也想一样地回答，因为这句话很好。

可是，往往一急，就忘了有计谋的腹稿，说出完全不同的话来。

总是说：“对于每一本自己的书，都是很爱的，不然又为什么去写它们呢？至于文字风格、表达功力和内涵的深浅，又是另一回事了。”

也会有人问我：“三毛，你自以为的代表作是哪一本书呢？”“是全部呀！河水一样的东西，慢慢流着，等于划船游过去，并不上岸，缺一本就不好看了，都是代表作。”

这种答复，很吓人，很笨拙，完全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实在不想说，也就不说了。

其实，才一共没出过几本书，又常常数不出书名来，因为并不时时在想它们。

对自己的工作，在心里，算的就只有一本总账——我的生命。

写作，是人生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坚持看守个人文字上的简单和朴素，欣赏以一支笔，只做生活的见证者。绝对不敢诠释人生，让故事多留余地，请读者再去创造，而且，一向不用难字。

不用难字这一点，必须另有说明，因为不大会用，真的。

又要有一本新书了，在书名上，是自己非常爱悦的——叫它《送你一匹马》。

书怎么当做动物来送人呢？也不大说得出来。

一生爱马痴狂，对于我，马代表着许多深远的意义和境界，而它又是不易拥有的。

马的形体，交织着雄壮、神秘又同时清朗的生命之极美。而且，它的出现是有背景做衬的。

每想起任何一匹马，一匹飞跃的马，那份激越的狂喜，是没有另一种情怀可以取代的。

并不执著于拥有一匹摸得着的骏马，那样就也只有一匹了，这个不够。有了真马，落了实相，不自由，反而怅然若失。

其实，马也好，荒原也好，雨季的少年、梦里的落花、母亲的背影、万水千山的长路，都是好的，没有一样不合自然，没有一样不能接受，虚实之间，庄周蝴蝶。

常常，不想再握笔了，很多次，真正不想再写了。可是，生命跟人恶作剧，它骗着人化进故事里去活，它用种种的情节引诱着人热烈地投入，人，先被故事捉进去了，然后，那个守麦田的稻草人，就上当又上当地讲了又讲。

那个稻草人，不是唐吉诃德，他却偏偏爱骑马。

这种打扮的梦幻骑士，看见他那副样子上路，谁都要笑死的。

很想大大方方地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一匹马，当然，是养在心里、梦里、幻想里的那种马。

我有许多匹好马，是一个高原牧场的主人。

至于自己，那匹只属于我的爱马，一生都在的。

常常，骑着它，在无人的海边奔驰，马的毛色，即使在无星无月的夜里，也能发出一种沉潜又凝炼的闪光，是一匹神驹。

我有一匹黑马，它的名字，叫做——源。

（本篇原为台湾皇冠出版社三毛全集《送你一匹马》自序。）

回娘家

每当我初识一个已婚的女友，总是自然而然地会问她：“娘家在哪里？”

要是对方告诉我娘家在某个大都市或就在当时住的地方时，我总有些替她惋惜，忍不住就会笑着叹口气，嗳一声拖得长长的。

别人听了总是反问我：“叹什么气呢？”

“那有什么好玩？夏天回娘家又是在一幢公寓里，那份心情就跟下乡不同啰！”我说。

当别人反问起我的娘家来时，还不等我答话，就会先说：“你的更是远了，嫁到我们西班牙来——”

有时我心情好，想发发疯，就会那么讲起来——“在台湾，我的爸爸妈妈住在靠海不远的乡下，四周不是花田就是水稻田，我的娘家是中国式的老房子，房子就在田中间，没有围墙，只有一丛丛竹子将我们隐在里面，虽然有自来水，可是后院那口井仍是活的，夏天西瓜都冰镇在井里浮着。”

“每当我回娘家时，要先下计程车，再走细细长长的泥巴路回去，我妈妈就站在晒谷场上喊我的小名，她的背后是袅袅的炊烟，总是黄昏才能到家，因为路远——”

这种话题有时竟会说了一顿饭那么长，直到我什么也讲尽了，包括夏夜将娘家的竹子床搬到大榕树下去睡觉，清早去林中挖竹笋，午间到附近的小河去放水牛，还在手绢里包着萤火虫跟侄女们静听蛙鸣的夜声，白色的花香总在黑暗中淡淡地飘过来——

那些没有来过台湾的朋友被我骗痴了过去，我才笑喊起来：“没有的事，是假的啦！中文书里看了拿来哄人的，你们真相信我会有那样真实的美梦——”

农业社会里的女儿看妈妈，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幅美景。可惜我的娘家在台北，住在一幢灰色的公寓里，当然没有小河也没有什么大榕树了。

我所憧憬的乡下娘家，除了那份悠闲平和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对于生活全然释放的渴望和向往。妈妈在的乡下，女儿好似比较有安全感，家事即使完全不做，吃饭时照样自在得很，这便是娘家和婆家的不同了。

我最要好的女友巴洛玛已经结婚十二年了，她无论跟着先生居住在什么地方，夏天一定带了孩子回西班牙北部的乡下去会妈妈。那个地方，满是森林、果树及鲜花，邻居还养了牛和马。夏天也不热的，一家人总是在好大的一棵苹果树下吃午饭。

有一年我也跟了去度假，住在巴洛玛妈妈的大房子里，那幢屋顶用石片当瓦的老屋。那儿再好，也总是做客，没几天自己先跑回了马德里，只因那儿不是我真正的娘家。

又去过西班牙南部的舅舅家，舅舅是婚后才认的亲戚，却最是偏爱我。他们一家住在安塔露西亚盛产橄榄的夏恩县。舅舅的田，一望无际，都是橄榄树，农忙收成的时候，工人们在前面收果子，不当心落在地上未收的，就由表妹跟我弯着腰一颗一颗地捡。有时候不想那么腰酸背痛去辛苦，表妹就坐在树荫下绣花，我去数点收来的大麻袋已有多少包给运上了卡车。

田里疯累了一天回去，舅妈总有最好的菜、自酿的酒拿出来喂孩子，我们呢，电影画面似的抱一大把野花回家，粗粗心心地全给啪一下插在大水瓶里就不再管了。

凉凉的夜间，坐在院子里听舅舅讲故事，他最会吹牛，同样的往事，每回讲来都是不同。有时讲忘了，我们还在一旁提醒他。等两老睡下了，表妹才跟我讲讲女孩子的心事，两人低低细语，不到深夜不肯上楼去睡觉。

第二日清晨，舅舅一叫：“起床呀！田里去啰！”表妹和我草帽一拿，又假装去田上管事去了。事实上那只是虚张声势，在那些老工人面前，我们是尊敬得紧呢！

回忆起来，要说在异国我也有过回娘家的快乐和自在，也只有那么两次在舅舅家的日子。

后来我变成一个人生活了，舅舅家中人口少，一再邀我去与他们长住，诚心要将我当做女儿一般看待，只是我怕相处久了难免增加别人的负担。再说，以我的个性，依靠他人生活亦是不能快乐平安的。舅舅家就再也不去了。

既然真正的父母住得那么远，西班牙离我居住的岛上又有两千八百哩的距离。每当我独自一个人飞去马德里时，公婆家小住几日自然是可以，万一停留的日子多了，我仍是心虚得想搬出去。

女友玛丽莎虽然没比我大两岁，只是她嫁的先生年纪大些了，环境又是极好的人家。我去了马德里，他们夫妇两个就来公婆家抢人，我呢，倒也真喜欢跟了玛丽莎回家，她的家大得可以捉迷藏，又有游泳池和菜园，在市郊住着。这个生死之交的女友，不但自己存心想对我尽情发挥母爱，便是那位丈夫，对待我也是百般疼爱，两个小孩并不喊我的名字，而是自自然然叫“阿姨”的，这种情形在没有亲属称呼的国外并不多见，我们是一个例外。

在玛丽莎的家里，最是自由，常常睡到中午也不起床，醒了还叫小孩子把衣服拿来给阿姨换，而那边，午饭的香味早已传来了。

这也是一种回娘家的心情，如果当年与玛丽莎没有共过一大场坎坷，这份交情也不可能那么深厚了。

可是那仍不是我的娘家，住上一阵便是吵着要走，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明白。

在西班牙，每见我皮箱装上车便要泪湿的人，也只有玛丽莎。她不爱哭，可是每见我去，她必红眼睛，我走又是一趟伤感，这种地方倒是像我妈妈。

过去在西德南部我也有个家，三次下雪的耶诞节，就算人在西班牙，也一定赶去跟这家德国家庭过十天半月才回来。当然，那是许多年前做学生时的事情了。

那位住在德国南部的老太太也如我后来的婆婆一样叫马利亚，我当时也是喊她马利亚妈妈。有一年我在西柏林念书，讲好雪太大，不去德国南部度节了，电话那边十分失望，仍是盼着我去，这家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我的朋友。当时家中的小妹要结婚，一定等着我去做伴娘，其实最疼我的还是马利亚妈妈，我坚持机票难买，是不去的了。

结果街上耶诞歌声一唱，我在雪地里走也走不散那份失乡的怅然。二十三号决定开车经过东德境内，冒雪长途去西德南部。到的时候已是二十四日深夜，马利亚妈妈全家人还在等着我共进晚餐。更令我感动的是，一入西德境内，尚在汉诺瓦城的加油站打了长途电话去，喊着：“过来了，人平安，雪太大，要慢慢开！”并没有算计抵达南部小镇的时间，车停下来，深夜里的街道上，马利亚妈妈的丈夫，竟然穿了厚大衣就在那儿淋着雪踱来踱去地等着我。

我车一停，跑着向他怀内扑去，叫了一声：“累死了！车你去停！”便往那幢房子奔去。房间内，一墙的炉火暖和了我冻僵了的手脚，一张张笑脸迎我回家，一件件礼物心急地乱拆。那当然也是回娘家的感觉，可惜我没有顺着马利亚妈妈的心意做他们家庭的媳妇。没有几年，马利亚妈妈死了。当那个印着黑边的信封寄到了我的手中时，我已自组家庭两年了。

跟那一家德国家庭，一直到现在都仍是朋友，只是妈妈走了，温暖也散了，在德国，我自是没有了娘家可回。

飘流在外那么多年了，回台的路途遥远，在国外，总有那么一份缘，有人要我把他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当然是别人的爱心，而我，却是有选择的。

去年搬了一次房子，仍在我居住的岛上，搬过去了，才发觉紧邻是一对瑞典老夫妇，过去都是做医生的，现在退休到加纳利群岛来长住了。

搬家的那一阵，邻居看我一个人由清早忙到深夜，日日不停地工作，便对孤零零的我大发同情，他们每天站在窗口张望我，直到那位老医生跑来哀求：“Echo，你要休息，这样日也做，夜也做，身体吃不消了，不能慢慢来吗？”

我摇摇头，也不肯理他的好意。后来便是那位太太来了，强拉我去一同吃饭，我因自己实在是又脏又忙又累，谢绝了他们。从那时候起，这一对老夫妇便是反复一句话：“你当我们家是娘家，每天来一次，给你量血压。”

起初我尚忍着他们，后来他们认真来照顾我，更是不答应了。

最靠近的邻居，硬要我当做娘家，那累不累人？再说，我也是成年人，自己母亲都不肯去靠着长住，不太喜欢的邻居当然不能过分接近。也只有这一次，可能是没有缘分吧，我不回什么近在咫尺的假娘家。

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台北，突然回来的、久不回来的娘家。

妈妈在桃园机场等着我时，看见我推着行李车出来，她冲出人群，便在大厅里喊起我的小名来，我向她奔去，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趴在我的手臂上眼泪狂流。我本是早已不哭的人了，一声“姆妈！”喊出来，全家人都在一旁跟着擦泪。这时候比我还高的妈妈，在我的手臂中显得很小很弱。妈妈老了，我也变了，怎么突然母女都已生白发。

十四年的岁月恍如一梦，十四年来，只回过三次娘家的我，对于国外的种种假想的娘家，都能说出一些经过来。

而我的心，仍是柔软，回到真正的娘家来，是什么滋味，还是不要细细分析和品味吧！这仍是我心深处不能碰触的一环，碰了我会痛，即使在幸福中，我仍有哀愁。在妈妈的荫庇下，我没有了年龄，也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毕竟这份情，这份母爱，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

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着我的亲人，我却是情不自禁啊！

本是畸零人，偶回娘家，滋味是那么复杂。掷笔叹息，不再说什么心里的感觉了。

梦里不知身是客

提笔的此刻是一九八三年的开始，零时二十七分。

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想一个愿望。

并不是新年才有新希望，那是小学生过新年时，作文老师必给的题目。过年不写一年的计划，那样总觉得好似该说的话没有说。一年一次的功课，反复地写，成了惯性，人便这么长大了，倒也是好容易的事情。

作文簿上的人生，甲乙丙丁都不要太认真，如果今年立的志向微小而真诚，老师批个丙，明年的本子上还有机会立志做医生或科学家，那个甲，总也还是会来的。

许多年的作文簿上，立的志向大半为了讨好老师。这当然是欺人，却没有法子自欺。

其实，一生的兴趣极多极广，真正细算起来，总也还是读书又读书。

当年逃学也不是为了别的，逃学为了是去读书。

下雨天，躲在坟地里啃食课外书，受冻、说谎的难堪和煎熬记忆犹新，那份痴迷，至今却没有法子回头。

我的《红楼梦》《水浒传》《十二楼》《会真记》《孽海花》《大戏考》《儒林外史》《今古奇观》《儿女英雄传》《青洪帮演义》《阅微草堂笔记》……都是那时候刻下的相思。

求了一个印章，叫做“不悔”。

红红的印泥盖下去，提起手来，就有那么两个“不——悔”。好字触目，却不惊心。

我喜欢，将读书当做永远的追求，甘心情愿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如果因为看书隐居，而丧失了一般酬答的朋友，同时显得不通人情，失却了礼貌，那也无可奈何，而且不悔。

愿意因此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他人眼中的繁华，只因能力有限，时间不能再分给别的经营，只为了架上的书越来越多。

我的所得，衣食住行上可以清淡，书本里不能谈节俭。我的分分秒秒吝于分给他人，却乐于花费在阅读。这是我的自私和浪费，而且没有解释，不但没有解释，甚且心安理得。

我不刻意去读书，在这件事上其实也不可经营。书本里，我也不过是在游玩。书里去处多，一个大观园，到现在没有游尽，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

孔夫子所说的游于艺那个游字，自小便懂了，但是老师却偏偏要说：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对付，在我来说，就一样也不有趣。不能游的工作，做起来吃力，不能游的书本，也就不去了。

常常念书念白字，也不肯放下书来去查查《辞海》，《辞海》并不是不翻，翻了却是看着好玩，并不是为了只查一个发音。

那个不会念的字，意思如果真明白了，好书看在兴头上，搁下了书去翻字典，气势便断，两者舍其一，当然放弃字典，好在平凡人读书是个人的享受，也是个人的体验，并不因为念了白字祸国殃民。

念书不为任何人，包括食谱在内。念书只为自己高兴。

可是我也不是刻意去念书的，刻意的东西，就连风景都得寻寻切切，寻找的东西，往往一定找不到，却很累人。

有时候，深夜入书，蓦然回首——咦，那人不是正在灯火阑珊处吗？并没有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怎么已然躲在人的背后，好叫人一场惊喜。

迷藏捉到这个地步，也不知捉的是谁，躲的又是谁，境由心生，境却不由书灭，黄粱一梦，窗外东方又大白，世上一日，书中千年，但觉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落花流水，天上人间。

贾政要求《红楼梦》中的宝玉念“正经书”，这使宝玉这位自然人深以为苦。好在我的父亲不是贾政，自小以来书架上陈列的书籍，包括科学神怪社会伦理宗教爱情武侠侦探推理散文手工家事魔术化学天文地理新诗古词园艺美术汉乐笑话哲学童谣剧本杂文……真个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在我看来，好书就是好书，形式不是问题。自然有人会说这太杂了。这一说，使我联想到一个故事：两道学先生议论不合，各自诧真道学，而互诋为假，久之不决，乃共请正于孔子。孔子下阶，鞠躬致敬而言曰：“吾道甚大，何必相同，二位先生真正道学，丘素所钦仰，岂有伪哉？”两人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谀之甚也？”孔子曰：“此辈人哄得他去够了，惹他甚么？”

读尽天下才子书，是人生极大的赏心乐事，在我而言，才子的定义，不能只框在“纯文学”这三个字里面。图书馆当然也是去的，昂贵的书、绝版的书，往往也已经采开架式，随人取阅，只是不能借出。去的图书馆是文化大学校内的，每当站在冷门书籍架前翻书观书，身边悄然又来一个不识同好，彼此相视一笑，心照不宣，亦是生活中淡淡的欣喜。

去馆内非到不得已不先翻资料卡，缓缓走过城墙也似的书架，但觉风过群山，花飞满天，内心安宁明净却又饱满。

要的书，不一定找得到，北宋仁宗时代一本《玉历宝钞》就不知藏在哪一个架子上，叫人好找。找来找去，这一本不来，偏遇另一本，东隅桑榆之间，又是一乐也。

馆里设了阅览室，放了桌子椅子，是请人正襟危坐的，想来读书人当有的姿势该如是——规规矩矩。这种样子看书，人和书就有了姿势上的规定，规定是我们一生都离不开的两个字，并不吓人。可惜斜靠着看书、趴在地上看书、躺在床上看书、坐在树下看书、边吃东西边看书的乐趣在图书馆内都不能达到了。我爱音乐，却不爱去听音乐会大半也是这个理由。

图书馆其实已经够好了，不能要求再多。只因我自己的个性最怕生硬、严肃和日光灯，更喜深夜看书，如果静坐书馆，自备小台灯，自带茶具，博览群书过一生，也算是个好收场了。

心里那个敲个不停的人情、使命、时间和责任并没有释放我，人的一生为这个人活，又为那个人活，什么时候可以为自己的兴趣活一次？什么时候？难道要等死了才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

不太向人借书回家。借的书是来宾，唯恐招待不周，看来看去就是一本纸，小心翼翼翻完它，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能入化境。

也不喜欢人向我借书。每得好书，一次购买十本，有求借者，赠书一本，宾主欢喜。

我的书和牙刷都不出借，实在强求，给人牙刷。

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偏要二分。其实行路时更可兼读书，候机室里看一本阿嘉莎·克利丝蒂，时光飞逝。

再回来说图书馆。

知道俞大纲先生藏书，是在文化大学戏剧系国剧组的书馆里。初次去，发觉《红楼梦》类书籍旁边放的居然是俞先生骨灰一盒，涔然心惊，默立良久，这才开柜取书。

那一次再看脂砚斋批的红楼，首页发现适之先生赠书大纲先生时写的话，墨迹尚极清楚，而两人都已离世。这种心情之下遇到书，又有书本之外的沧桑在心底丝丝地升上来。大纲先生逝后赠书不能外借，戏剧系守得紧，要是我的，也是那个守法。大纲先生的骨灰最先守书，好。

看书有时只进入里面的世界去游玩一百一千场也是不够的。古人那么说，自己不一定完全没有意见，万一真正绝妙好文，又哪里忍得住不去赞叹。这种时候，偏偏手痒，定要给书上批注批注。如果是在图书馆里，自然不能在书上乱写，看毕出来，散步透气去时，每每心有余恨。

属于自己的书，便可以与作者自由说话。书本上，可圈、可点、可删，又可在页上写出自己看法。有时说得痴迷，一本书成了三本书，有作者，有金圣叹，还有我的噜苏。这种划破时空的神交，人，只有请来灵魂交谈时可以相比。

绝版书不一定只有古书，今人方莘的诗集《膜拜》，大学时代有一本，翻破了，念脱了页，每天夹来夹去挤上学的公车，结果终于掉了。掉了事实上也没有关系，身外之物，来去也看因缘，心里没有掉已是大幸。一九八○年回国，又得方莘再赠一本，他写了四个字——劫后之书。

这一回，将它影印了另一本，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是可贵，这一劫，十六年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

又有一本手做的，彩色纸做出来专给我的书，书还在，赠书的人听说也活着，却不知在哪里了。也自己动手做一本彩色的空白书，封面上写着“我的童年”，童年已经过去了，将逝去的年年月月一页一页在纸上用心去填满，十分安然而欣慰。

还说不借书给人的，出国几年回来，藏书大半零落。我猜偷书的人就是家中已婚手足，他们喊冤枉，叫我逐家去搜，我去了，没有搜出什么属于自己的旧友，倒是顺手拎了几本不属于自己的书回来。这些手足监视不严，实在是很大的优点。

入书神游，批书独白，却也又是感到不足。诗词的东西本身便有音乐性，每读《人间词话》《词人之舟》，反复品赏之余，默记在心之外，又喜唐诗宋词新诗都拿出来诵读，以自己的声音，将这份文字音节的美，再活出它一次重新的生命。

母亲只要我回家居住时，午夜梦回，总要起身来女儿卧室探视熄灯。这是她的慈心，是好奇心，也是习惯使然。脚步如猫，轻轻突然探头进来，常常吓得专心看书的人出声尖叫，每有怨言，怪她不先咳一声也好。

那夜正在诵读一首长诗，并不朗声；母亲照例突袭，听见说话声，竟然自作聪明，以为女儿夜半私语是后花园偷定终身，吓得回身便逃，不敢入室。这一回轮到我，无意中吓退母亲，不亦快哉！

其实，读书并不急着生吞活剥，看任何东西，总得消化了才再给自己补给。以前看金庸先生，只看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后来倪匡先生训人，说武侠也得细看过招。他的话有道理，应该虚心接受。一日看见书中主角一招“白鹤掠翅”打翻对方，心里大喜，放下书本，慢打太极，演化到这一个动作，凝神一再练习，念书强身又娱乐，是意想不到的收益，金庸小说，便能这般奇门幻术，谢谢。

说到书本所起的化学作用，亦得看时看地看境遇，自小倒背如流的《长恨歌》，直到三年前偶尔想到里面后段的句子，这才顿然领悟，催下千行泪。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常听人随口说，拓芜的白话写得顺口，天文天心丁亚民只是才情，却没有人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一群群文字工作者，私底下念了多少多少本书。天下万事的成就，都不是偶然，当然，读书之外，那份生来的敏锐和直觉却是天生的，强求不得，苦读亦不得。

念书人，在某种场合看上去木讷，那是无可奈何，如果满座衣冠谈的尽是声色犬马升官发财，叫那个人如何酒逢知己千杯少？其实一般通俗小说里，说的也不过是酒色财气，并不需要超尘。但是通俗之艳美，通俗之极深刻；饭局上能够品尝出味道来的恐怕只是黏溚溚的鱼翅。

看书，更说书，座谈会上没有人要听书，不可说。

座谈会不能细讲警幻仙子和迷津，更不能提《水浒传》中红颜祸水，万一说说咕汝宁波车（义为上师宝）、西藏黑洲佛灯之传播，听的人大概连叫人签名的书都砸上来打人去死。不可说，不可说，沉默是金，沉默看花一笑吧。

书到无穷处，坐看云起时，好一轮红太阳破空而出，光芒四射，前途一片光明，彼岸便是此身。

涅槃何处在，牧童遥指杏花村。

还是要说书。家中手足的孩子们，便将我当作童话里的吹笛童子，任何游乐场诱之不肯去，但愿追随小姑听故事。我们不讲公主王子去结婚，我们也不小妇人也不苦儿寻母，每一个周末，小小的书房里开讲犹太民族的流浪、以色列复国、巴勒斯坦游击队、油漆匠希特勒。也有东北王张作霖、狗肉将军张宗昌、慈禧和光绪、唐明皇与杨贵妃、西安事变同赵四小姐、宝玉黛玉薛宝钗沈三白芸娘武松潘金莲……

不怕孩子们去葬花，只怕他们连花是什么都不晓得。

自然明白看书不能急躁，细细品味最是道理。问题是生而有涯，以百年之身，面对中国的五千年，急不急人？更何况中国之外还有那么一个地球和宇宙。

有一日，堂上跟莘莘学子们开讲《红楼梦》，才在游园呢，下课钟却已惊梦。休息时间，突然对第一二排的同学们冲出一句话来：要是三毛死了——当然是会死的——《红楼梦》请千万烧一本来，不要弄错了去烧纸钱。

谈到身后事，交代的居然是这份不舍，真正不是明白人。

宝玉失玉后，变得迷迷糊糊，和尚送玉回来，走了，过几日偏偏又来吵闹。宝玉听说和尚在外面吵，便要把玉还给和尚，说：“我已有了心，还要这块玉做什么？”

失了欲，来了心，大梦初醒，那人却是归彼大荒去也——

那个玉字，在上一行里写成了欲，错了没有还是不要去翻字典，看看胡菊人先生书中怎么讲《红楼梦》里的这个字，比较有趣。

我为何还将这一方一方块的玉守得那么紧呢？书本又怎么叫它是玉呢？玉字怎么写的，到底是玉还是欲？不如叫它砖头好了，红砖也是好看的建材。

书，其实也是危险的东西，世上呆子大半跟书有点关系。在我们家的家谱里，就记着一个祖先，因为一生酷爱读书，不善经营，将好好的家道弄得七零八落，死了好多年了，谱里还在怪他。那么重的砖头压在脑袋里，做人还能灵活吗？应该还是灵活的，砖头可以压死人，也可以盖摩天大楼，看人怎么去用了。

过年了，本想寄一些书给朋友们，算作想念的表示。父亲说你千万不要那么好意，打麻将的人新年收到书不恨死你才怪。

这个世界的色彩与可观，也在于每一个人对价值的看法和野心都大异其趣。有人爱书，有人怕输，一场人生，输赢之间便成了竞兽场。

竞争不适合我的体质，那份十彩喧哗叫人神经衰弱而且要得胃溃疡。书不和人争，安安静静的，虽然书里也有争得死去活来的真生命，可是不是跟看书人争。

也有这么一个朋友，世间唯一的一个，不常见面，甚而一年不见一次，不巧见了面，问候三两句，立即煮茶，巴山夜雨，开讲彼此别后读书心得。讲到唇焦舌烂，废餐忘饮，筋疲力尽，竟无半句私人生活。时间宝贵，只将语言交给书籍幻境。分手亦不敢再约相期，此种燃烧，一年一次，已是生命极限的透支。分手各自闭门读书，每有意会，巧得奇书，一封限时信倾心相报。

神交至此，人生无憾，所谓笑傲江湖也。

走笔到现在，已是清晨六时，而十时尚有尘事磨人。眼看案上十数本待读新书，恨不能掷笔就书，一个字也不再写下去。

但愿废耕入梦——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啊！

自然，定会有某种层次的读者看了这篇文字，会说：三毛，以前你的一篇《云在青山月在天》狠狠放笔奔驰了一场，忽东忽西捉摸不定，好一场胡闹。现在怎么又来了？

宝玉在《红楼梦》中最后一句话不是说：“好了，好了，不再胡闹了，完事了——”仰面大笑而去。许多人不给我仰面大笑，也不舍我走，那么总得给人见见性情，明心不够，下面两个字才是更看重的。

我还是一定要走。

书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读者朋友们封封来信都是讨故事——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旅程老是藏着不肯写，不要你一下《红楼梦》，一下又出来了个和尚，一下又要走了，到底在说什么嘛？

我要说，人到了这个地步，哀不哀乐已经了然，可是“自由的能力”却是一日壮大一日。偶尔放纵自己，安静痴恋读书，兴之所至，随波逐浪，这份兴趣并不至于危害社会。就算新年立个旧志向，也不会有人来给你打个甲乙丙丁戊，更没有人借关心的理由来劝告你人情圆通前程慎重功名最要紧那样的废话，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但愿一九八三八四八五和往后的年年岁岁，风调雨顺，国泰平安，世界祥和，出版兴旺，各人在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岗位上，活出最最灿烂丰富的生命来，这便是世纪的欢喜了。

野火烧不尽

上完了学期最后一堂课，站在最喜爱的一班学生的面前，向他们致谢。道谢他们在这四个月里的鼓励、支持、了解、用功和这份永不跷课的纪录。

然后，我站在讲台上，向全体学生微微地弯下身去，说：“谢谢你们所给我的一切。”

学生们一个一个经过我，有的对我笑一笑，有的，上来说：“老师，谢谢你。”

已是傍晚了，我捧着大沓的作业，慢慢走回宿舍。山上的冬日总也是风雨，每一场课后筋疲力尽近乎虚脱的累，是繁华落尽之后的欣慰、喜悦、踏实和平安。

于是，我去买一个便当，顺路带回家，灯下的夜和生命，交付给批改到深更的散文和报告。

答案，已经来了。追求和执著，在课室那一堂又一堂全力付出的燃烧里，得到了肯定。

四个月，为学生念了多少本书，想了多少吸引他们、启发他们的读书写作的花样？在一张张大孩子的脸上，我，已清楚看见自己耕耘出来的青禾。

在那每一堂安静专注得连掉一根针也听得出来的课室里，只有我的声音，在讲述一场繁华鲜活的人世和美丽。

有的孩子，当我提醒重点，讲两遍三遍时，抄下了笔记，再闭上眼睛——他们不是在睡觉，他们正在刻下书本里所给我们的智慧、真理、人生的面相、艺术文学的美和那份既朦胧又清楚的了解与认知。

面对着这一群知识的探索者，一点也不敢轻心，不能大意，不可错用一个语句和观念。我的肩上，担着从来没有的责任和使命。而且，这是当仁不让的。

下课之后，常常想到自己哲学系时的一位老师李杜先生，因为这位老师当年认真的哲学概论和重得喘不过气来的逻辑课，打下了我这个学生今日仍然应用在生活、思想里的基础和准则。

老师，我永远不能忘记您的赐予。

一堂精彩的课，不可能是枯燥的，如果老师付出了这份认真，堂上便有等着滋润的幼苗和沃土。洒下去自己的心血吧，一个好农夫，当田就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能再去做梦。

我今天的孩子们，念了全世界最有趣的学系——中国文学系，文艺创作组。这自然是十分主观的看法，每一种学问里，都有它本身的迷藏和神秘，只是看人喜欢哪一种游戏，便参加了哪一场追求。我仍是说，退一步说，文艺创作组的学生除了勤读小说诗歌戏剧评论之外，该用功的，目前便是在纸上创造另一次生命，这种生涯，说来又是多好。

旁听的同学多，共同科目选课的同学也满。外系的孩子，并不是没有文学的欣赏能力和这一份狂爱。那么有教无类吧，孩子，你的脸上，已经溅到了书本的花瓣，老师，再给你一朵花。

最不喜欢偶尔翘了别的课，喘着气爬上大成馆五楼的学生，这份心，是真、是热，可是听课也得明白一气呵成的道理。师生之间，除了书本之外，尚有时日加深的沟通与了解；这份一贯，不能是标点句号，这是一道接连着奔涌而来的江河，偶尔地来听课，是不得已撞堂，取舍两难，结果呢？两个都失去了，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

师生之间心灵的契合，一霎相处只是激越出来的火花，不能长久。课堂上，我要求的是激越狂喜之后沉淀下来的结晶。这个实验，需要慢火、时间和双方的努力，战国之后，才有春秋；好一场智慧的长跑，标杆却是永恒。

知道学海无涯，我们发心做做笨人，孩子，跟老师一起慢慢跑，好不好？一面跑一面看风景吃东西玩游戏说笑话，让我们去追求那永不肯醒的痴迷和真心。它是值得的，里面没有如果。

有一天，当我们跑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回头看一看，那些绿水青山里，全是我们的足迹。那时候，你必然有汗，可是你不会汗颜。

我们没有跟什么人竞赛，我们只是在做一场自自然然的游戏，甘心情愿又不刻意，是不是？如果真是我的孩子们，这个是不是，都已是多余的了。

只有那么一堂课，我的讲台上少了一杯茶，忍耐了两小时的渴累，我笑着向学生说：“谢谢你们听课，下星期再见！”

回到宿舍里，我自责得很厉害，几乎不能改作业。不是好老师，失败的老师，不配做老师——我埋在自己的手臂里，难过得很，忘了去买便当。

自从搬到宿舍来之后，房间永远整整齐齐，地上一片细细的纸屑都赶快拾起来，不肯它破坏了这份整洁安适的美和美中的规矩，这个，在我，就是自然。

潜意识里，期望在生活上，也做一个师长的榜样，孩子下课来的时候，给他们一杯热茶，一个舒适又可以吐露心事的环境和一盏夜间的明灯。

然而，这些默默的礼貌和教化，却换不来那份书本与生活的交融。一个不懂得看见老师讲台上没有茶的学生，或是明明看见了却事不关己的学生，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书，在生活行事为人上不用出来，便是白读。

这份生活的白卷，是不是我——一个做老师的失职？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永远不肯在课堂上讲一句重话，孩子们因为不能肯定自己，已经自卑而敏感了。责骂治标不治本，如何同时治标治本，但看自己的智慧和学生的自爱了。

下一堂课，仍然没有那一杯象征许多东西的茶。老师轻轻讲了一个笑话，全班大半的人笑了，一个学生笑了不算，站起来，左转，走出去，那杯茶立即来了。在以后的学期里，不止是茶与同情，以后的课里，又有了许多书本之外师生之间出自内心的礼貌和教养。

彼此的改进，使我觉得心情又是一次学生，而我的老师们，却坐在我面前笑眯眯地听讲。春风化雨，谁又是春风？谁又是雨？

孩子，你们在老师的心底，做了一场化学的魔术，怎么自己还不晓得呢？

改作业，又是一个个孤寂的深夜和长跑。低等的孩子，拉他一把，给他一只手臂，一定成为中等。中等的孩子，激励他鼓励他，可能更进一步，成为优等。优等的孩子，最优等的，老师批改你们的心语时，有几次，掷笔叹息，但觉狂喜如海潮在心里上升——

这份不必止住的狂喜，不只在于青出于蓝的快慰，也在每一份进步的作业里。学期初，交来的作文那么空洞和松散，学期末，显然的进步就是无言的呐喊，在叫，在为老师叫：“陈老师加油！加油！加油！”

孩子，你们逼死老师了，如果老师不读书、不冥想、不体验、不下决心过一个完全挡掉应酬的生活，如何有良知再面对你们给我的成绩？

谢谢这一切的激励，我的学生们，老师再一次低低地弯下了腰，在向你们道谢。

学问，是一张渔网，一个结一个结，结出了捕鱼的工具。孩子，不要怪老师在文学课讲美术的画派，不要怪老师在散文课念诗，不要怪老师明明国外住了十六年，却一直强迫你们先看中国古典小说，也不要怪老师黑板写满又不能擦的时候，站在椅子上去写最上层黑板的空边，不要怪老师上课带录音机放音乐，不要怪老师把披风张开来说十分钟如何做一件经济又御寒的外衣，不要怪老师也穿着白袜子平底鞋和牛仔裤，不要怪老师在你的作业上全是红字，硬软兼施；不要不要请不要——

这一切，有一日，你长大了，全有答案。

老师，你还是走吧！在这儿，真懂得你的又有几个？与其在台湾教化出几批陶陶然不知有他的工匠，莫如好好地在外域落地生根，寻着幸福，化生一树林中国枝干的新品种。

自然不能恨你的走，不是——

这一封没有具名的信，字迹眼熟，必是我孩子中的一个塞到宿舍的门缝中来的。

这封信，没有要我留下，只因痛惜。

看完信，第一个想的是称呼；这一代的孩子不太会用您，而常常用你，该不该讲一讲您字里的距离之美和含意？一字之差，差了下面那个心字，便不相同了，虽是小节，下学期仍是提一提比较周全。

爱我的孩子，你以为老师这份付出得不回当得的代价？要我走却又不恨我走，又有多少无言的情意、怅然和了解。

写信给我的孩子，虽然你低估了老师，也低估了同学，这全是出于一片爱师之心才写的肺腑之言，老师感谢你。孩子，看重你的老师——你是看重了，谢谢——老师不是飞蛾扑火的浪漫烈士，老师骨子里是个有良知的生意人，讲课，自然会问：自己给了学生些什么？学生又给了老师什么？如果只是给，而没有收，老师便退；如果只是收而没有给，老师更当退。但是急流勇退之前的持、守、进、执的坚持仍然有待时间的考验和自我价值的判断与选择。

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的境界并不算最高，但老师的功力目前正走在这一步上，再提升，只在等待自然的造化，目前不能强求，便顺其自然地执著下去吧。

这封信里提到工匠两字，我个人，却恰恰十分欣赏工匠的本分和不知有他的陶陶然。如果同学里，真能造出几个做人本本分分的工匠来，也算是授业部分的成绩了。

再不然——庐山烟雨浙江潮，不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物，还可以——起脚再寻浙江潮啊。（注：原诗末句“庐山烟雨”四字，被沈君山先生改为“起脚再寻”。）

教学，是一件有耕耘有收获又有大快乐的事情。一心要做的农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百亩田，手里拿着不同的一把又一把种子，心里放出了血，口里传出了藏在生命中丰盛、艳美和神秘的信息，种子怎么舍得不发芽生根再茁壮？

答应我的恩师张其昀先生，只回国执教一年，也看见我们的主任高辉阳先生交付在老师手中那份自由与尊重。这都不够留住我自私的心，这不够，如果那块分给我的田，不肯回报我生的欢喜、颜色和果实，我仍然没有留下来的理由和爱。

田在发芽了，守田的人，你能不能走？

我听到了青禾在生长的声音，那么快速地拼命长向天空，那生长的响声，如火，燃烧了午夜梦回时无法取代的寒冷和孤寂。

我的孩子们，再谢你们一次。当一个人，三次向你道谢的时候，他，已是你的了。

孩子，你们是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双手和双肩暂时挑着各位，挑到你们长成了树苗，被移植到另一个环境去生长的时候，我大概才能够明白一个母亲看见儿女远走高飞时的眼泪和快乐。

要老师一年还是永远？请回答我，我的学生们，请回答我。做母亲的爱，当婴儿诞生的那一霎却已是一生一世，地老天荒。

有话要说

爱我的朋友，你们知不知心，真正知心吗？知道我，也有一颗心，而不只是浮名三毛吗？

你们如果知心，当知道我回国来是为了谁？又是为了什么责任和那一份付出？你以为我回来，是为了锦上添花还加织花边吗？

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叠积，在这样宝贵的光阴里，我必须明白自己的选择，是为和朋友相聚的累与欢喜，还是为自己的学生？我不戴表，可是我知道已是什么时刻。

爱我的朋友，你们不知心，你们的电话铃吵得我母亲几乎精神崩溃，吵得我永远不敢回家，吵得我以为自己失去了礼貌和不通人情。事实上，是你们——我的朋友，不懂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更没有在我的付出和使命里给我过尊严、看重和支持。你们只是来抢时间，将我本当交给教育的热忱、精力和本分，在一次又一次没有意义的相聚里，耗失。失礼的是你们，不是我。

这个社会，请求你，给我一份自己选择的权力，请求你，不要为着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处处麻烦人，不要轻视教育工作者必需的安静和努力，不要常常座谈，但求自己进修。不要因为你们视作当然的生活方式和来往，摧毁了一个真正愿意为中国青少年付出心血的灵魂。请求自己，不要在一年满了的时候，被太多方式不合适于我的关心再度迫出国门，自我放逐。

请求你，不要我为了人情包袱的巨大压力，常常潇潇夜雨，而不敢取舍。不要我变成泥菩萨，自身难保。请支持我，为中国教育，再燃烧一次，请求你，改变对待我的方式，写信来鼓励的时候，不要强迫我回信，不要转托人情来请我吃饭，不要单个地来数说你个人的伤感要求支持，更不能要求我替你去布置房间。你丢你捡，不是你丢叫我去捡；你管你自己，如同我管理我自己吧！

谁爱国家，是你还是我？

当我，为中国燃烧的时候，你——为什么来扰乱？你真爱我吗？你真爱中国的希望吗？问问自己！

母亲不许我发表这篇稿子。母亲是个经历过人世风霜的周全人，她因此有惧怕，本能地要保护她的女儿。

可是，女儿是不悔的人，这份不悔之前，有她的三思而后行，有她一向不为人知的执著、冷静与看守自己。人，看到的只是三毛的眼泪和笑容，在这份泪笑之间，还有更巨大的东西在心里酝酿，成熟，壮大。反过来说，万事都是有益，在这一场又一场永无宁日的应酬和勉强里，我被迫出了心里的话，被迫出了不屈服的决心，也更看清楚了，自己的付出，在哪一个方向才是真有意义。

回过来说我的教学和孩子，我知道要说什么。孩子，我们还年轻，老师和你们永远一起年轻而谦卑，在这份没有代沟的共同追求里，做一个勇士，一个自自然然的勇士。如果你，我的学生，有朝一日，屈服于社会，同流合污，而没有担起你个人的责任和认知，那么，我没有教好你，而你，也不必再称我任何一个名字。

三毛，你又胡闹了，你还不去中南美洲，你还在中国又中国，你走不走？

不要急，故事慢慢地总会讲，我去了一趟回来都还没讲完，你没去的怎么急成那个样子。

我们先一起在中国工作工作，再去游玩中南美洲好不好？

你不是自相矛盾，你上一段文章里不是工作时游戏、游戏时工作吗？自己讲的话，怎么又反悔了？三毛——

我没有矛盾，这是你个人体验的层次问题。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你懂了吗？我不晓得。我懂了吗？我确定懂了。

这个社会的可恨与可悯，就在于如我母亲那样怕事的人太多，而怕事后面一次又一次的教训，却是使得一个人不敢开口的原因。

但是，当一个发愿做清道夫的人，难道怕衣服脏吗？

当，沉默的大众，不再是大多数，而是全部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平凡的人，到哪里去听真理的回音？

不，你又弄错了，我的朋友，我仍然记挂你，爱你，没有因为教书而看轻了任何人世的情怀、温柔和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我只是在请求一份了解、认同和生活方式、时间控制的改变；也更在于自我的突破和智慧，这都又还不够，我只能要求自己，在一份行动的表现里，付出决心、毅力和不断地反省与进步。

不然，什么都是白说了。

不觉碧山暮　但闻万壑松

我的长辈、朋友，在我有着大苦难时曾经为我付出过眼泪的读者和知己：

我知道。当《野火烧不尽》那篇文章发表的一刹那，已经伤透了你们真挚爱我的那颗诚心。

爱我的朋友，我没忘掉你们与我共过的每一场生死。我还在，请给我补救的机会，不在为你们锦上添花的时刻，而在雪中送炭时才能见到的那只手臂和真心。

原谅我吧！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人，已经离世三年了，我一样爱他，更何况活着的你们？了解我，永远是真诚的那颗心——对你。

不要怪我在山上不肯见你们，不要怪我不再与你们欢聚。不要看轻我，更不要看轻你自己在我心里的分量。我只是已经看穿了看与不看之间的没有分野。我只是太累了。

请不要忘了：一个离开了这片土地已经十六年的人，她的再度回归，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这儿的一切又一切。这儿的太阳、空气、水、气候、交通、父母、家庭、社会和我已经支持不住的胃与算计……都要再度琢磨。慢慢地来好吗？请不要当我是一条游龙，我只是一个有血有肉，身体又不算太强的平凡人，我实在是太累了。

痴爱目前的工作，痴爱自己的学生，沉醉在又一次念书的大快乐里。你们爱我，我确实地知道了，我的感谢、你的爱护，让我们回报给我们共同痴爱的中国，而不是在饭局上，好吗？你了解我，便是鼓励了我们真正的友情和共同的追求。

不要怪我再也看不见了。当你，急迫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可能远离你。

琢磨，是痛的，我是一块棱棱角角的方砚台，一块好砚，在于它石质的坚美和它润磨出来的墨香，而不是被磨成一个圆球，任人把玩。

不能随方就圆，也许是我的执著，这样被磨着的时候就更痛了。滚石不生苔，造出了一个心神活泼的三毛，那是可贵的。可是，请在我有生之年，有一次安静的驻留，长出一片翠绿宁静的青苔来吧！

不，不是隐居在山上做神仙，我只是做了一个种树的农夫，两百颗幼苗交在我的田里，我不敢离开它们。

世上的事情，只要肯用心去学，没有一件是太晚的。我正在修葺自己，在学做一个好农夫。请你支持我这片梦想太久的一百亩田，让我给你一个不肯见面的交代和报告，来求得你的谅解吧！

这是我的一份工作报告，几百份中最普通的一份。漫漫的冬夜，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又是多么的甘心、安静又快乐。

文艺组的同学，在写作程度上自然更好些。不拿学分而来旁听的，也交报告。怕老师不肯批改，给的时候，那份向学之志，已说明在一双认真的眼神里。我请你——我的朋友，看看一份如此的报告，看见一个做老师的珍惜和苦心，再作为不肯见你的理由吧。

只要有志用功文字的同学，不分什么系，都不忍拒绝，一样照改，并且向他们道谢交在我手中的那份信任和爱。

师生之间的深夜长谈，学生讲，老师也讲改出来了彼此的进步和了解。

“改”事实上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字。

除了“标点”和“错字”之外，文章只有好与不大好，思想也只有异和同，何“改”有之？

于是，常常纸上师生“对话”，彼此切磋，慢慢再作琢磨，教学相长，真是人生极乐的境界。

也因为孩子太多，师生相处时间有限，彼此的了解不够深入。这唯一补救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在学期报告里。细看学生向老师讲什么话，多少可能知道一个学生的性情和志向。

这儿是一份极为普通的学期报告。没有任何刁难的题目，只要求很平常的几个问题。请求同学自由发挥。在没有了解一个学生之前，指引的方向便不能大意。自认没有透彻地认识每一个学生，也只有在“对话录”上，尽可能与他们沟通了。

宋平，是文化大学戏剧系二年级的一位学生，她的文章和报告，都不能算是最精彩的，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平平常常的一个好女孩子。

因为做老师的和这位同学有着共同的名字，都是平平凡凡的人，便将这份不拿学分的报告公开。看看学生如何说，老师又如何讲，变成了一份有趣的新报告。我的朋友，请你看一看吧！

这份报告，没有分数，只有彼此亦师亦友的谈话。教学相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学期作业报告

指导老师　陈平

国剧二　宋平

一、我最喜爱的一本书，为什么？

《人子》。因为有一阵子我看老庄的书（看哲学书便如打坐，没有上师在旁指途，是很危险的事，切记。）看得入迷了，就很想像老庄一样，抛弃一切世俗的道德规范，遁入山林，做个自由自在的人。（庄子老子仍然作书，可见没有抛弃“一切”。请再思老庄哲学真正的中心所在，抛与不抛之间仍有它的道理。请慢读老子《道德经》三次。细嚼“万物作焉而不辞”这句话。再说，“自由自在”四字的意思并不只在山林，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其实便是“境由心造”，不在于环境。请再体会。）可是，又觉得老是一个人，也不太受得了。（悟道之途尚远又近。回头是岸，聪明孩子也！）

第一次看《人子》，把它列为老庄一派的书，再看《人子》，觉得它是一本反老庄的书。（那个“再看”两字好。）因为里面的每一个故事的最后，都是在告诉我：活而为人，就只有在人群中找寻自己理想的答案。（请不要忘了去看看孔老夫子，很久没去拜望他了，是不是？）尤其是《鹞鹰》一篇，主人把鹰训练成一只完美的鹰，而最后将它放回天空。鹰的完美要在天空下的生活中才能显现得更充满生命力，我想人也一样。（你“想”，尚没有肯定吗？也好，再去想想。）书中人的主角几乎都是在老了之后，才发觉自己追求的目标就在自己身边。（还好没有死了才晓得，只是老了才晓得，仍然来得及朝闻道，夕死可也。）我想我用不着把自己的一生去做书本中这个试验，所以我回来了。（来去都在冥想中，并不付诸行动，当然来去自如了，倒也简单方便。）然后，我发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是要在人群中，因为我感到当我做的时候，不但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亿万苍生皆我身之理也）。（《人子》的作者，老师固然知道是鹿桥先生，可是报告中写出作者来，比较更周全。你喜欢这本书的内容和由书中得来的人生体验，都是可贵的，但分析本书的话可以再多写二十字，就更好了。）

二、我最喜欢的一个中国朝代

所有接受外族并与外族融合的朝代，我都喜欢。（胸襟宽阔，气量也不小，好！）从夏、汉、唐、元，而至清，我发觉中国人只有在外族的血液刺激下，才能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看事清楚，又潜见自己个性。好！）夏、汉离现在太远了，没有什么感觉。（再去感感看。）唐代是个丰富的时代，但也是个残忍的时代。（为何在你眼中残忍？并无一语说明，主观偏见处也。）不喜残忍，所以不喜唐代。（太主观，不过也只有随你自由写，主观总比无观来得好。）元朝太短了，不然我会优先喜欢它的。（看事只看长短，一霎永恒的境界便难达到。想来你比较喜欢福寿全归的老人胜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我喜欢清朝到了快疯了的地步。（好不容易才转入正题，怎么一下笔便快疯了？不要急，慢慢疯比较好。）从皇太极入关到溥仪，我觉得这是个人统治下的朝代，也许是资料的完全，（不可尽信“完全”两字。）也许是离现在近。（两句“也许”，尚不肯定，也好。暂时不求善解也是好的。）我所接触的清朝到了末年也是有生命的。（活孩子，要求看见生命，好！）慈禧太后、光绪、溥仪。（老师也喜这个朝代，还有魏晋，都活蹦乱跳鲜明的人，知音也！）我喜欢清朝。（知道了。）

三、中外历史上我喜欢的人物

清代光绪皇帝载湉。（老师亦喜他，知音也！）

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然后（这两字好。）看了好多有关他的清朝正史、野史、外史等等，越来越喜欢他，还是不知为什么。（一厢情愿，又见写者性情，好。）后来看了《红楼梦》，也喜欢贾宝玉。（将宝玉当历史人物，又好。）就是宝玉出家那一段，我很不赞成。（去问高鹗。）我是一向不赞成出家这种事情的。（赞不赞成，由不得你。遗恨！！是不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宝玉和载湉（虚人实人不分，可贵也。谁又是虚谁又是实？请再思。）同样生活在极富贵的地方，载湉的日子还不如宝玉，可是他没有出家。（做皇帝不是他要的，出家也由不得他。）珍妃死了，隆裕皇后又是那么丑得可怕的人，他都活了四十一年。（写来简直像在说白话，好文笔。可是，请再看四书中《大学》那一书《传十章》第九篇那句话“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再思三次。）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完全说白，好。）好像是清德龄郡主写的。（太多“也许”“也许”，“不知道”又“还是不知道”，现在又出来了个“好像”。你“大概”十分安然于不确知的事情，是不是？）她写慈禧光绪一般人（“一般人”三字用得好。）坐火车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又不知，老师再笑。）那是在戊戌政变之后的事。德龄和光绪在火车上见了一面，她看到的载湉是：“淡淡地一笑，神情泰然，丝毫没有自怨自艾的样子。”（人生的面相太多，德龄如此看光绪，你便也如此看他吗？看一眼，便订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来火车上看男朋友最好多看几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哎，我难过死了。（此处“大概”两字果然也出来了。可爱的孩子，可以难过，不要死，比较仍能更爱载湉，不死好不好？）想想看，一个皇帝落得如此下场，何况他又不是没有才干的人。（才干这两个字，是不是只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请再思。理想之外的识人，识己，机警，沉着，天时，地利，都是一个政治改革者背后必需的条件。光绪败在何处你当也明白了。理想主义者的可悲也在于如光绪那样的人太多。戊戌变法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实绩。其失败的原因，应从现实与变革理想中看出成败距离的差异，才能求得真相。光绪虽是专制君王，却无专制的实权。由此引申，请看《魏武帝集·求贤令》一篇中，曹操又如何用政。不过老师也仍是偏爱载湉的。）

四、我最喜欢的职业

跟电影、舞台有关的，我差不多都喜欢。（“差不多”也出来了，你这位“也许”“大概”“不知道为什么”的孩子，很好。总有一天这些字都不再出现了。目前才二十岁，可以原谅。）电视就不太喜欢了，因为一次投入的时间太长，（谁长？是你还是电视工作者？请说明。）会很快地厌烦。

我不喜欢死板又没有变化的工作，（银行对你是个好地方。那儿的数字一天变到晚，一张退票的背后，又有多少人生的面相，对不对？）如果做这种工作，我会很快地就死掉了。（一下要疯，一下要死，人生的韧性不够。爱一个朝代会爱疯，做死板的工作很快就要死掉，个性十分激烈而极端。如果遇事顺心或不遂心，便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将来要受的苦难便比性情中和的人要大得多。以你目前年纪来说，活得鲜明仍是极可贵可取的执著。当你四十岁，而老师又尚没有死时，还有话要跟你说，目前不必了。请暇时去看《中庸》第一章，最后那几句话。至要。谢谢。你们的年纪不爱孔子是不是？）当然，从事舞台、电影这份工作需要很多不同的知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实际工作方面。（有认知，好。）舞台方面我做过，不过那不是职业剧团那样来，是克难的业余做法。（克难两字又好。）我更喜欢弄实验电影，我和我的朋友本来计划要弄实验电影，后来双方家长反对，才暂时搁浅。（“暂时”两字用来，可见仍不屈服，执著也。父母之言，经验之谈，用在婚姻上最重要，切切当听一听，再与之沟通了解。“暂时搁浅”对大事来说是“三思”，非常好。）

电影和舞台的工作能随性而做。（随谁的性？你的？制片的人？导演的？编剧的？群众的？再想一想是不是如此简单？）当然，我喜欢能自由发挥的。（谁不喜欢？可是人世的艰难，就在于不能自由发挥也不能随性。我们当有这份认知，那么将来便更懂得如何珍惜自由两字的意义了。）

五、我最喜欢的戏剧种类

我喜欢电影，因为电影最能把导演的风格完全地呈现，不会在演出时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破坏导演在剧中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导演之外尚要哪些人的合作才能将电影拍得完美，请再思。）

我喜欢有内容的电影。（谁又不喜欢呢？）至于题材便没有什么选择了。（好！）但纯娱乐片我也爱看。（纯娱乐片其实也有内容。）其实，只要在一部片中，有一个镜头可看，对我，就有价值了。（有悟性，好。）

对于国外的电影、导演、制片公司，由于老是记不清他们的那一串名字，所以没有什么印象。（好电影不在名字，深印象当在内容和表达的手法上，是不是？）所以，对于国外片，我便简单些说了。

《第一滴血》是部好片，尤其好在结尾。男主角是越战退伍的游击队员，在回到美国本土之后，处处受到压抑，终于被逼上山，从事破坏行动。最后他独自一人造成小镇上的大乱。闯入警署中，他向他以前的长官哭诉发泄，讲他心里的感受。然后，天亮了，他很平静地戴上手铐，走出警署，脸上是不屑的表情。

比起《熄灯号》来，《第一滴血》是太成功了。但是《熄灯号》的前段处理比较紧凑、有力。我不是把《熄灯号》当成军校保卫战看的，我是把它当成成年人的世界和青年人理想之间的冲突来讨论的。一般来讲，理想和现实冲突时，尤其这种对立关系存在于成人与青年人之间时，多半是年轻人妥协，因为社会的枢纽终究是操纵在成年人手里。（后生可畏，不要自轻。）年轻人要争取，也是有为的，好比爱情、学业、前途……不会有人“为争取而争取”，因为这种人是搞不清楚争取到了什么的人。就好像，战争之起也不是为了“打仗为了要打仗”一样的道理。《熄灯号》的最后，让人觉得碉堡山军事学校多日的理想坚持，已变成了一种无聊的行动。（说得真好，老师不敢插嘴，再说下去。）

中国的武侠电影（和小说）是在世界上最独树一格的题材。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发展成像美国西部片一样的声势，那实在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再说！再说！）

据说在我还没出世以前有一部拍得不坏的武侠片，（什么片名？）可惜我没赶上。不然拿它来和《名剑》和《决战》比一比，不知会不会把这两部比下去。（“不知”两字用得留心又客观，在此是一好字。再说！）

《名剑》的重点是两场：一场救人，一场生死决斗。这两场战好在节奏明快，没有多余的对话和动作，以及剪接奇佳，所有我看过的电影中，《名剑》这两场的剪接，绝对是第一。（“绝对”两字终于出来了，你自己看见了吗？终于肯定了自己的眼光和看法，好。）除了这两场，《名剑》别无看头。

我认为《决战》和《名剑》是目前武侠片的代表。武术指导两片同一个人，但《决战》有戏可看，也比《名剑》清新，《决战》的剪接比《名剑》略逊一筹，但拍摄的技巧不输《名剑》。（语气越来越能肯定自己的看法，在这件事上极有自信，好，再说下去。）

还有许多相同题材，国外拍得严肃，国内处理得轻松。这是可以比较得出来的。（越说越有信心，再说！）

《心跳一百》和《会客时间》同样讲一个心理变态的男性，为了某种特定的刺激而杀害女性。（用词好。）但是《会客时间》是恐怖片，《心跳一百》是恐怖喜剧。《小姐撞到鬼》和《密使超生》同样是鬼附身而有杀害行为的片子，《密使超生》就是鬼片，《小姐撞到鬼》就是黑色喜剧。（好文好见解，再说！）

很奇怪的是，中国人拍鬼片，一定是风声鹤唳鬼影幢幢的拍来就不好，反而将之为喜剧来拍，倒是拍得好了。（请再去看《聊斋志异》一书。）

现在很流行的社会写实片，不知怎么搞的，有一部非常不错的，就硬三天下片，叫《无业游民》。导演非常冷静地处理这部片子，而且处理得好。常有人说：例如三毛陈平老师，她不爱看国片。其实一些真正的好片子，她根本没有看到。（多谢指教。下次改过、注意。）

台港两地的导演也可以讨论一下他们的风格：

张彻是拍武侠片的，捧出了六代的武侠明星。（怎么六代？！愿闻其详。）不过，他的片子在我看来，都是差不多的——非常平稳，但人物个性不够明显，早期片子又比现在好。（请看《张彻杂文》一书，再了解他一次，由不同的角度。）

胡金铨的片子，画面美，节奏够，但又不够好。（做影评人真舒服，左也不够，右也不够。）有时候咚咚咚的让我心烦。（你烦他不烦。）他的影片进行（节奏）速度快过一般同辈导演。（拍片速度超慢，嘻！）

我喜欢他的《山中传奇》，白天的鬼，（四个好字。）很特殊的表现手法。

李翰祥也是有固定形式的导演，但是《武松》一片他是做了很大的自我突破。（这末四字又好。）

（以上三位导演，念书都极多，才被你注意讨论了，请不要忘了他们成功背后的原因。）

张佩成的《乡野人》是部好片。

在年轻的新锐导演中，我最欣赏程小东。其他像许鞍华、谭家明、徐克、吴宇森、黄泰来也好。王童的片子，剧本弱，但他拍得好，像一件艺术品。

大致说来，新锐导演敢于横冲乱撞地拍，但老导演的功力深厚，也是有可看性的。反正，有好片看就成了，我也不太苛求制片、编剧和导演的。

（孩子，老师耐心等你讲，等你整理自己的思绪和志向。一篇报告，理出了自己当走的方向。你用父母的血汗钱去看电影，看出如此成绩，已经不算浪费和只是娱乐。可是还是要乖，暑假再去工读才是。只说不做，在目前来说，可以。毕业前的功课，照你目前来说，是多看电影，多分析，多观察，多研究，多接受间接的人生经验。而后的路，其实现在已慢慢地开始在打基础。听说你旁听许多别系的课，在本系内成绩也第一名，又看了那么多场电影，可见在时间的安排和知识的追求上都有能力突破，是好现象。更可贵的是，看事不迂腐，不教条，更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语体，自己的见解。风格，慢慢可以由此树立。老师认为，你可走的方向，就在戏剧系。再记住：认理修真心莫退，道德处处皆可为。谢谢你的认真，更谢你这清新的松涛。

再介绍一本好书：《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小野川秀美著　林明德、黄福庆译　时报出版公司出。）

朝阳为谁升起

那只小猪又胖了起来。

猪小，肚子里塞不下太多东西，它也简单，从不要求更多，喂那么两件衬衫、一条长裙、一把梳子和一支牙刷，就满足地饱了。

我拍拍它，说：“小猪！我们走吧！”

窗外，又飘着细雨，天空，是灰暗的。

拿起一件披风，盖在小猪的身上，扛起了它，踏出公寓的家。走的时候，母亲在沙发边打电话，我轻轻地说：“姆妈，我走了！”

“你吃饭，火车上买便当吃！”母亲按住话筒喊了一声。

“知道了，后天回来，走啦！”我笑了一笑。

一个长长的雨季，也没有想到要买一把伞。美浓的那一把，怕掉，又不舍得真用它。

小猪，是一只咖啡色真皮做成的行李袋，那一年，印尼峇里岛上三十块美金买下的。行李袋在这三年里跟了二十多个国家，一直叫它小猪。用过的行李都叫猪：大猪、旧猪、秘鲁猪、花斑猪。一个没有盖的草编大藤篮，叫它猪栏。

其中，小猪是最常用又最心爱的一只。人，可以淋雨，猪，舍不得。

出门时，母亲没有追出来强递她的花伞，这使我有一丝出轨的快感，赶快跑下公寓的三楼，等到站在巷子里时，自自然然地等了一秒钟，母亲没有在窗口叫伞，我举步走了。右肩背的小猪用左手横过去托着，因为这一次没有争执淋雨的事，又有些不习惯，将小猪抱得紧了些。

只要行李在肩上，那一丝丝离家的悲凉，总又轻轻地拨了一下心弦，虽然，这只是去一次外县。每一个周末必然坐车去外县讲演的节目，只是目的地不同而已。

可是，今天母亲在接电话，她没有站在窗口望我。

车子开过环亚百货公司，开过芝麻百货公司，开过远东百货公司，也慢慢地经过一家又一家路边挂满衣服的女装店。雨丝隔着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末能够逛逛时装店，想来会是一种女人的幸福吧！哪怕不买，看看试试也是很快乐的，那么遥远的回忆了，想起来觉得很奢侈。

小猪里的衣服，都旧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买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旧衣服也就依着我，相依为命。这一份生命的妥帖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

候车室里买了一份《传记文学》和《天下杂志》，看见中文的《汉声》，虽然家中已经有了，再见那些米饭，又忍不住买了一本。这本杂志和我有着共同的英文名字，总又对它多了一份爱悦。

“你的头发短了两吋。”卖杂志的小姐对我说。

我笑了笑，很惊心，头发都不能剪，还能做什么？卖杂志的小姐，没有见过。

剪票的先生顺口说：“又走啦！”

我点点头，大步走向月台，回头去看，剪票的人还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后的莒光号由台北开出时很空，邻位没有人来坐，我将手提包和杂志放在旁边，小猪请它搁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块枕头布翻到后面来，上面印着卖电钻工具的广告，位子前，一块踩脚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几个送别的人微笑着向已经坐定了的旅客挥手，不很生离死别。

月台上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拎着伞和皮包定定地望着车内，走道另一边一个大男孩子，穿灰蓝夹克的，连人带包包扑到我的玻璃上来，喊着：“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听到了没有，不回去也不摇头，她没有特别的动作，只是抿着嘴苦苦地笑了一下。“写信！我说，写信！”这边的人还做了一个夸张的挥笔的样子。这时候火车慢慢地开了，女孩的身影渐渐变淡，鲜明的，是那一把滴着雨珠的花伞。

车厢内稀稀落落的乘客，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孩子坐得极端正，双手没有搁在扶手上，低着头，短发一半盖在脸上，紧并着膝盖，两脚整整齐齐地平放在踏板上，手里的书，用来读，也用来盖住脸——那本书成了她的脸，上面写着《音乐之旅》。身边又靠了一本，是《观人术》。

她的两本新书，我都有，这个景象使我又有些高兴，顺便又观察了她一眼。这个孩子是一枝含羞草，将自己拘得很紧张，显然的孤单，身体语言里说了个明明白白。火车，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告别那个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个卡式小录音机，开开关关的，心思却不在那上面，茫茫然地注视着窗上的雨帘。

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火车缓慢地带动，窗外流着过去的风景，在生命的情调上来说是极浪漫的。火车绝对不同于飞机，只因它的风景仍在人间。

车到了桃园，上来了另一批挤挤嚷嚷的人，一个近六十岁的男子挤到我的空位上来，还没来得及将皮包和杂志移开，他就坐了下去，很紧张的人，不知道坐在别人的东西上。那把湿淋淋的黑伞，就靠在我的裙子边。

我没有动，等那个邻位的人自己处理这个情况。他一直往车厢的走道伸着颈子张望，远远来了一个衣着朴素而乡气的中年女人，这边就用闽南话大喊了起来：“阿环哪！我在这里——这里——”那个女人显然被他喊红了脸，快步走过来，低声说：“叫那么大声，又不是没看见你！”说着说着向我客气地欠了欠身，马上把那把湿伞移开，口里说着：“失礼失礼！”那个做丈夫的，站了起来，把位子让给太太，这才发觉位子上被他压着的杂志。

上车才补票的，急着抢空位子，只为了给他的妻。

我转开头去看窗外，心里什么东西被震动了一下。那边，做丈夫的弯腰给妻子将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脱下了西装上衣，盖在她的膝盖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地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语：“没位给你坐，要累的，没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后有空的，打算换过去，叫这对夫妇可以坐在一起，这样，他们安然。

没有空位了，实在没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说：“你睡，没要紧，你睡，嗯！”

我摸摸湿了一块的红裙，将它铺铺好，用手抚过棉布的料子，旧旧软软的感觉，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适。那个相依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车，窗外，是自己故乡的风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红砖房，看成了母亲的脸。

扩音机里请没有吃饭的旅客用便当，许多人买了。前面过道边的妇人，打开便当，第一口就是去喂她脸向后座望着的孩子；做母亲的一件单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饭，母亲打了他一下，开始强喂。

那个《音乐之旅》的女孩子姿势没有变，书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卖便当的随车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样，大概不惯于一个人吃饭，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吃便当，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亲一定在打长途电话，告诉举办讲演的单位，说：“三毛一个人不会吃饭，请在她抵达的时候叫她要吃东西。”

这是一个周末的游戏，母亲跟每一个人说：“那个来讲话的女儿不会吃饭。”忍不住那份牵挂，却吓得主办人以为请来的是个呆子。

随车小姐推来了饮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热量不够，买了一盒橘子水。邻座的那个好丈夫摇摇晃晃地捧来两杯热茶，急着说：“紧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却双手先捧给了我，轻轻对先生说：“再去拿一杯，伊没有茶……”

我道谢了，接过来，手上一阵温暖传到心里，开始用闽南话跟这位妇人话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来。也试着用日语。妇人更近了，开始讲起她的一个一个孩子的归宿和前程来。

然后，她打开皮包，很小心地拿出一沓用塑胶小口袋装着的彩色照片，将她生命里的人，一个一个指出来请我欣赏。

当我年轻的时候，最不耐烦飞机上的老太婆噜噜苏苏地将一长条照相皮夹拿出来对我东指西指，恨死这些一天到晚儿女孙子的老人。现在，那么津津有味地听着一个妇人讲她的亲人和怀念，讲的时候，妇人的脸上发光，美丽非凡。她自己并不晓得，在讲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许她还以为，这些远走高飞的儿女，已经只是照片上和书信上的事了。

“你有没有照片？你亲人的？”

“没有随身带，他们在我心肝里，没法度给您看，真失礼！”我笑着说。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说完，那沓照片又被仔细地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

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

“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

“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

“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地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当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

“要讲演？”我艰难地问。

“是，请求你。”

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

“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

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力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地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地一个人去过吧！

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

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

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

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

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

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地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

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

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对他说：“谢谢！”

花开一季，草存一世，自从做了一枝草之后，好似心里非常宁静，总是忍不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谢。

“你的妈妈在电话里说，你整天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来，还有一小时，我们带你去吃饭。”

果然，妈妈讲了长途电话，猜得不会错。

接我的青年会和生命线，给我饭吃。

“很忙？”雅惠问我。我点点头：“你们不是更忙，服务人群。”“大家都在做，我们也尽一份心力。”高信义大夫说。

我们，这两个字我真爱。我们里面，是没有疆域的人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人，顶着我尘世的名字。这个，不太愿意，却是事实。

“还有十分钟。”雅惠说，她是青年会的人。

“只要五分钟换衣服，来得及。”

侧门跑进礼堂，小猪里的东西拔出来，全是棉布的，不会太皱，快速地换上衣服，深呼吸一口，向司仪的同工笑着点一下头，好了，可以开始了。

你要将真诚和慈爱挂在颈项上，刻在心版上，就能够得到智慧。箴言第四章的句子，我刻了，刻在心上很多年，越刻越深，那拿不去、刮不掉的刻痕，是今日不再打生命线那支电话的人。

既然躲不掉这个担在身上的角色，那么只有微笑着大步走出去，不能再在这一刻还有挣扎。走出去，给自己看，给别人看；站在聚光灯下的一枝小草，也有它的一滴露水。告诉曾经痛哭长夜的自己：站出来的，不是一个被忧伤压倒的灵魂。

讲演的舞台，是光芒四射的，那里没有深渊，那里没有接不上的线，那里没有呼救的呐喊。在这样的地方，黑暗退去，正如海潮的来，也必然的走，再也没有了长夜。

没有了雨季，没有了长夜，也没有了我，没有了你，没有了他。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已经叫我们？

我们，是火车上那群人；我们，是会场的全体；我们，是全中国、全地球、全宇宙的生命。

“你要送我什么东西？”那时，已经讲完了。

我蹲在讲台边，第一排的那个女孩，一拐一拐地向我走来，她的左手弯着，不能动，右手伸向我，递上来一个小皮套子。

“一颗印章。”她笑着说。

“刻什么字？”我喊过去，双手伸向她。

“春风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给你。”

我紧紧地握住这个印，紧紧地，将它放在胸口，看那个行动不便、只能动一只手的女孩慢慢走回位子。全场、全场两三千人，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响彻云霄的鼓掌。

在那一刹那，我将这颗章，忍不住放在唇上轻轻快速地亲了一下，就如常常亲吻的小十字架一样。这个小印章，一只手的女孩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还刻了那么多字，居然送给了我。这里面，又有多少不必再诉的共勉和情意。

我告诉自己，要当得起，要受得下，要这一句话，也刻进我们的心版上去，永不消失。

那是站着的第七十五场讲话——又一场汗透全身、筋疲力尽的两小时又十五分钟。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时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是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常常哭着抗拒的人生角色——但愿不要做一个笔名下的牺牲者。

可是，我欠过生命线，给我还一次吧！

那是第一次，在人生的戏台上，一个没有华丽声光色的舞台，一个只是扮演着一枝小草的演员，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的回报。

曲终人不散，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包括行动困难的、包括扶拐杖的、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站着站着，站成了一片无边无涯的青青草原，站出了必来的又一个春天。

晴空万里的芳草地啊！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爱你？

也是那一个时刻，又一度看见了再升起的朝阳，在夜间的彰化，那么温暖宁静又安详的和曦，在瞳中的露水里，再度光照了我。

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归于了我们。

悲喜交织的里面，是印章上刻给我的话。好孩子，我不问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我。

感谢同胞，感谢这片土地，感谢父母上苍。

感谢慈爱和真诚。

一生的战役

妹妹：

这是近年来，你写出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写出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不说教，但不知不觉中说了一个大教。谦卑中显出了无比的意义。我读后深为感动，深为有这样一枝小草而骄傲。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整个宇宙的生命，感觉有了曙光和朝阳。草，虽烧不尽，但仍应呵护，不要践踏。

父留　八三、四、八

爸爸：

今天是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星期五。

是早晨十一点才起床的。不是星期天，你不在家，对于晚起这件事情，我也比较放心，起码你看不见，我就安心。

凌晨由阳明山回来的时候，妈妈和你已经睡了。

虽然住在台湾，虽然也是父女，可是我不是住在宿舍里，就是深夜才回家。你也晓得，我不只是在玩，是又在玩又在工作。白天杂务和上课，深夜批改作文写稿和看书。我起床时，你往往已去办公室，你回家来，我又不见了。

今天早晨，看见你的留条和《联合报》整整齐齐地夹在一起，放在我睡房的门口。

我拿起来，自己的文章《朝阳为谁升起》在报上刊出来了。

你的信，是看完了这篇文字留给我的。

同住一幢公寓，父女之间的谈话，却要靠留条子来转达，心里自然难过。

翻了一下记事簿，上面必须去做的事情排得满满的。今天，又不能在你下班的时候，替你开门，喊一声爸爸，然后接过你的公事包，替你拿出拖鞋，再泡一杯龙井茶给你。

所能为一个父亲做的事情，好似只有这一些，而我，都没能做到。

你留的信，很快地读了一遍，再慢读了一遍，眼泪夺眶而出。

爸爸，那一刹那，心里只有一个马上就死掉的念头，只因为，在这封信里，是你，你对我说——爸爸深以为有这样一枝小草而骄傲。

这一生，你写了无数的信给我，一如慈爱的妈妈，可是这一封今天的……

等你这一句话，等了一生一世，只等你——我的父亲，亲口说出来，肯定了我在这个家庭里一辈子消除不掉的自卑和心虚。

不能在情绪上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反应，只怕妈妈进来看见，我将整个的脸浸在冷水里，浸到湿眼睛和自来水分不清了，才开始刷牙。

妈妈，她是伟大的，这个二十岁就成婚的妇人，为了我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为丈夫儿女的俘虏。她不要求任何事情，包括我的缺点、任性、失败和光荣，她都接受。在她的心愿里，只要儿女健康、快乐、早睡、多吃、婚姻美满，就是一个母亲的满足了。

爸爸，你不同，除了上面的要求之外，你本身个性的极端正直、敏感、多愁、脆弱、不懂圆滑、不喜应酬，甚至不算健康的体质，都遗传了给我——当然也包括你语言和思想组织的禀赋。

我们父女之间是如此的相像，复杂的个性，造成了一生相近又不能相处的矛盾，而这种血亲关系，却是不能分割的。

这一生，自从小时候休学以来，我一直很怕你，怕你下班时看我一眼之后，那口必然的叹气。也因为当年是那么地怕，怕得听到你回家来的声音，我便老鼠也似的窜到睡房去，再也不敢出来。那些年，吃饭是妈妈托盘搬进来给我单独吃的，因为我不敢面对你。

强迫我站在你面前背《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和英文小说是逃不掉的，也被你强迫弹钢琴，你再累，也坐在一旁打拍子，我怕你，一面弹《哈诺》一面滴滴地掉眼泪，最后又是一声叹气，父女不欢而散。

爸爸，你一生没有打过我，一次也没有，可是小时候，你的忍耐，就像一层洗也洗不掉的阴影，浸在我的皮肤里，天天告诉我——你这个教父亲伤心透顶的孩子，你是有罪的。

不听你的话，是我反抗人生最直接而又最容易的方式——它，就代表了你，只因你是我的源头，那个生命的源。

我知道，爸爸，你最爱我，也最恨我，我们之间一生的冲突，一次又一次深深地伤害到彼此，不懂得保护，更不肯各自有所退让。

你一向很注意我，从小到大，我逃不过你的那声叹气，逃不掉你不说而我知道的失望，更永远逃不开你对我用念力的那种遥控，天涯海角，也逃不出。

小时候的我，看似刚烈，其实脆弱而且没有弹性，在你的天罗地网里，曾经拿毁灭自己，来争取孝而不肯顺的唯一解脱，只因我当时和你一样，凡事不肯开口，什么事都闷在心里。

也因为那次的事件，看见妈妈和你，在我的面前崩溃得不成人形。这才惊觉，原来父母，在对儿女的情债泪债里，是永远不能翻身的。

妈妈，她是最堪怜的人，因为她夹在中间。

伤害你，你马上跌倒，因为伤你的，不是别人，是你的骨血，是那个丢也丢不掉、打也不舍得打的女儿。爸爸，你拿我无可奈何，我又何曾有好日子过？

我的读书、交友、留学，行事为人，在你的眼里看来，好似经过了半生，都没有真正合过你的心意和理想。

我当然不敢反问你，那么对于你自己的人生，你满意了吗？是不是，你的那份潜意识里自我的不能完成，要女儿来做替代，使你觉得无憾？

这也不只是对我，当初小弟毕业之后在你的事务所做事，同是学法律的父子，爸爸，以你数十年的法学经验来看弟弟，他，当然是不够的。

同样的情况，同样的儿女，几年之后的弟弟，不但没有跟你摩擦，反而被你训练成第一流的商标注册专才，做事一丝不苟，井井有条，责任心极重。他，是你意志力下一个和谐的成果，这也是你的严格造成的。

爸爸，这是冤枉了你。你是天下最慈爱而开明的父亲，你不但在经济上照顾了全家，在关注上也付尽了心血。而我，没有几次肯聆听你的建议，更不肯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不只是你的女儿，我要做我自己。只因我始终是家庭里的一匹黑羊，混不进你们的白色中去。而你，你要求儿女的，其实不过是在社会上做一个正直的真人。

爸爸，妈妈和你，对我的期望并没有过分，你们期望的，只是要我平稳，以一个父亲主观意识中的那种方式，请求我实行，好教你们内心安然。

我却无法使你平安，爸爸，这使我觉得不孝，而且无能为力地难过，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很相同。

分别了长长的十六年，回来定居了，一样不容易见面。我忙自己的事、打自己的仗，甚而连家，也不常回了。

明知无法插手我的生活，使你和妈妈手足无措，更难堪的是，你们会觉得，这一生的付出，已经被遗忘了。我知道父母的心情，我晓得的，虽然再没有人对我说什么。

我也知道，爸爸，你仍旧不欣赏我，那一生里要求的认同，除了爱之外的赞赏，在你的眼光里，没有捕捉到过，我也算了。

写文章，写得稍稍深一点，你说看不懂，写浅了，你比较高兴，我却并不高兴，因为我不是为了迎合任何人而写作——包括父亲在内。

只肯写心里诚实的情感，写在自己心里受到震动的生活和人物，那就是我。爸爸，你不能要求我永远是沙漠里那个光芒万丈的女人，因为生命的情势变了，那种特质也随着转变为另一种结晶，我实在写不出假的心情来。

毕竟，你的女儿不会创造故事，是故事和生活在创造她的笔。你又为什么急呢？

难得大弟过生日，全家人吃一次饭，已婚的手足拖儿带女地全聚在一起了。你，下班回来，看上去满脸的疲倦和累。拿起筷子才要吃呢，竟然又讲了我——全家那么多漂亮人，为什么你还是又注意了一条牛仔裤的我？

口气那么严重地又提当日报上我的一篇文章，你说：“根本看不懂！”我气了，答你：“也算了！”

全家人，都僵住了，看我们针锋相对。

那篇东西写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心得，爸爸，你不看金庸，又如何能懂？

那日的你，是很累了，你不能控制自己，你跟我算什么账？你说我任性，我头一低，什么也不再说，只是拼命喝葡萄酒。

一生苦守那盏孤灯的二女儿，一生不花时间在装扮上的那个女儿，是真的任性过吗？

爸爸，你，注意过我习惯重握原子笔写字的那个中手指吗？它是凹下去的——苦写出来的欠缺。

如果，你将这也叫做任性，那么我是同意的。

那天，吃完了饭，大家都没有散，我也不帮忙洗碗，也不照习惯偶尔在家时，必然地陪你坐到你上床去睡，穿上厚外套，丢下一句话：“去散步！”不理任何人，走了。这很不对。

那天，我住台北，可是我要整你，教你为自己在众人面前无故责备我而后悔。晃到三更半夜走得筋疲力竭回家，你房里的灯仍然亮着，我不照习惯进去喊你一声，跟你和妈妈说我回来了。爸爸，我的无礼，你以为里面没有痛？

妈妈到房里来看我，对着她，我流下了眼泪，说你发了神经病，给我日子难挨，我又要走了，再也不写作。

这是父女之间一生的折磨，苦难的又何止是妈妈。

其实，我常常认为，你们并不太喜欢承认我已经长大了，而且也成熟了的事实。更不肯记得，有十六年的光阴，女儿说的甚而不是中文。人格的塑造，已经大半定型了，父母的建议，只有使我在良知和道德上进退两难。

事实上，爸爸，我是欣赏你的，很欣赏你的一切，除了你有时要以不一样的思想和处事的方式来对我做意志侵犯之外。对于你，就算不谈感情，我也是心悦诚服的。

今年的文章，《梦里不知身是客》那篇，我自己爱得很，你不说什么，却说跟以前不同了。

对，是不同了，不想讲故事的时候，就不讲故事；不讲不勉强，自己做人高高兴兴，却勉强不了你也高兴的事实。

另一篇《你是我特别的天使》，在剪裁上，我也喜欢，你又说不大好。《野火烧不尽》，你怕我讲话太真太直，说我不通人情，公开说了讨厌应酬和电话，总有一天没有一个朋友。

你讲归讲，每一封我的家书、我的文章、我东丢西塞的照片，都是你——爸爸，一件一件为我收集、整理、归档，细心保存。

十六年来，离家寄回的书信，被你一本一本的厚夹子积了起来，那一条心路历程，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走，还有你，你心甘情愿地陪伴。

要是有一个人，说我的文字不好，说我文体太简单，我听了只是笑笑，然后去忙别的更重要的事。而你和妈妈，总要比我难过很多。这真是有趣，其实，你不也在家中一样讲我？

这半年来，因为回国，父女之间又有了细细碎碎的摩擦，只是我们的冲突不像早年那么激烈了。我想，大家都有一点认命，也很累了。

我的文章，你欣赏的不是没有，只是不多，你挑剔我胜于编辑先生，你比我自己更患得患失，怕我写得不好。爸爸，我难道不怕自己写糟？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不怕，你怕。

这一生，丈夫欣赏我，朋友欣赏我，手足欣赏我，都解不开我心里那个死结，因为我的父亲，你，你只是无边无涯地爱我；固执，盲目而且无可奈何。而不知，除了是你的女儿，值得你理所当然的爱之外，我也还有一点点不属于这个身份也可以有的一点点美丽，值得你欣赏。爸爸，你对我，没有信心。

我的要求也很多——对你，而且同样固执。

对我来说，一生的悲哀，并不是要赚得全世界，而是要请你欣赏我。

你的一句话，就定了我文章生死。世界上，在我的心目里，你是最严格的批评家，其实你并不存心，是我自己给自己打的死结，只因我太看重你。

这三四个月来，越睡越少，彻夜工作，撑到早晨七点多才睡一会儿，中午必然要出门做别的事。妈妈当然心痛极了，她甚而勇敢地说，她要代我去座谈会给我睡觉。

你呢？爸爸，你又来了，责我拿自己的生命在拼。这一回，我同意你，爸爸，你没有讲错，我对不起你和妈妈，因为熬夜。

写了一辈子，小学作文写到现在，三四百万字撕掉，发表的不过九十万字，而且不成气候。这都不管，我已尽力了，女儿没有任性，的确钉在桌子面前很多很多时间，将青春的颜色，交给了一块又一块白格子。我没有花衣服，都是格子，纸的。

爸爸，这份劳力，是要得着一份在家庭里一生得不着的光荣，是心理的不平衡和自卑，是因为要对背了一生的——令父母失望、罪人、不孝、叛逆……这些自我羞辱心态所做的报复和反抗。

当年没有去混太妹，做落翅仔，进少年监狱，只因为胆子小，只会一个人深夜里拼命爬格子——那道永远没有尽头的天梯，想象中，睡梦里，上面站着全家人，冷眼看着我爬，而你们彼此在说说笑笑。

这封信，爸爸，你今天早晨留给我文章的评语，使我突然一下失去了生的兴趣。

跟你打了一生一世的仗不肯妥协，不肯认输，艰苦地打了又打，却在完全没有一点防备的心理下，战役消失了，不见了。一切烟消云散——和平了。那个战场上，留下的是一些微微生锈的刀枪，我的假想敌呢？他成了朋友，悄悄上班去了。

爸爸，你认同了女儿，我却百感交织，不知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很想大哭一场。

这种想死的念头，是父女境界的一种完成，很成功，而成功的滋味，是死也瞑目的悲喜。爸爸，你终于说了，说：女儿也可以成为你的骄傲。

当然，我也不会真的去死，可是我想跟你说：爸爸，这只不过是一篇，一篇合了你心意的文章而已。以后再写，合不合你的意，你还是可以回转；我不会迎合你，只为了你我的和平，再去写同样的文章。这就是我，你早已明白了，正如你明白自己一色一样。

女儿给你留的条子

注：本当称“你”为“您”，因为“天地君亲师”，尊称是该有的，可是一向唤爸爸是“你”，就这样写了。

说给自己听

Echo，又见你慢吞吞地下了深夜的飞机，闲闲地跨进自己的国门，步步从容地推着行李车，开开心心地环住总是又在喜极而泣的妈妈，我不禁因为你的神态安然，突而生出一丝陌生的沧桑。

深夜的机场下着小雨，而你的笑声那么清脆，你将手掌圈成喇叭，在风里喊着弟弟的小名，追着他的车子跑了几步，自己一抬就抬起了大箱子，丢进行李箱。那个箱子里啊，仍是带来带去的旧衣服，你却说：“好多衣服呀！够穿整整一年了！”

便是这句话吧，说起来都是满满的喜悦。

好孩子，你变了。这份安稳明亮，叫人不能认识。

长途飞行回来，讲了好多的话，等到全家人都已安睡，你仍不舍得休息，静悄悄地戴上了耳机要听音乐。

过了十四个小时，你醒来，发觉自己姿势未动，斜靠在床角的地上，头上仍然挂着耳机，便是那归国来第一夜的恬睡。没有梦，没有辗转，没有入睡的记忆，床头两粒安眠药动也没动。

这一个开始，总是好的。

既然你在如此安稳的世界里醒来，四周没有电话和人声，那么我想跟你讲讲话。趁着陈妈妈还没有发觉你已醒来，也没有拿食物来填你之前，我跟你说说话。毕竟，我们是不很有时间交谈的，尤其在台湾，是不是？

四周又有熟悉的雨声，淅沥沥地在你耳边落下，不要去看窗外邻居后巷的灰墙，那儿没有雨水。这是你的心理作用，回国，醒来，雨声便也来了。

我们不要去听雨，那只是冷气机的滴水声，它不会再滴湿你的枕头，真的不会了。

这次你回来，不是做客，这回不同，你是来住一年的。

一年长不长？

可以很长，可以很短，你怕长还是怕短？我猜，你是怕长也是怕短，对不对？

这三年来，我们彼此逃避，不肯面对面地说说话，你跟每一个人说话，可是你不敢对我说。

你躲我，我便也走了，没有死缠着要找你。可是现在你刚刚从一场长长的睡眠里醒来，你的四肢、头脑都还不能动得灵活，那么我悄悄地对你说些话，只这么一次，以后就再不说了，好吗？

当然，这一年会是新的一年，全新的，虽然中秋节也没有过去，可是我们当这个秋天是新年，你说好不好？

你不说话，三年前，你是在一个皓月当空的中秋节死掉的。这，我也没有忘记，我们从此最怕的就是海上的秋月。现在，我却跟你讲：“让我们来过新年，秋天的新年好凉快，都不再热了，还有什么不快活的？”

相信我，我跟你一样死去活来过，不只是你，是我，也是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人生。虽然我们和别人际遇不同，感受各异，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而每一个人爱的能力和生命力也不能完全相同地衡量，可是我们都过下来了，不只是你我，而是大家，所有的人类。

我们经历了过去，却不知道将来，因为不知，生命益发显得神奇而美丽。

不要问我将来的事情吧！请你，Echo，将一切交付给自然。

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

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

Echo，我们不放弃任何事情，包括记忆。你知道，我从来不望你埋葬过去，事实上过去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生命里割舍，我们的今天，包括一个眼神在内，都不是过去重重叠叠的生命造成的影子吗？

说到这儿，你对我笑了，笑得那么沉稳，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或许你什么也没有想，你只是从一场筋疲力尽的休息中醒来，于是，你笑了，看上去有些暧昧的那种笑。

如果你相信，你的生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你愿意真正地从头再来过，诚诚恳恳地再活一次，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已从过去里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而不是遗忘过去——

现在，是你在说了，你笑着对我说，伤心，是可以分期摊还的，假如你一次负担不了。

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残忍一点，不能纵容自己的伤心。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深爱的人残忍一点，将对他们的爱、责任、记忆搁置。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我们有义务要肩负对自己生命的责任。

这责任的第一要素，Echo，是生的喜悦。喜悦，喜悦再喜悦。走了这一步，再去挑别的责任吧！

我相信，燃烧一个人的灵魂的，正是对生命的爱，那是至死方休。

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对生命的狂爱的极限，极限不是由我们决定的，都是由生活经验中不断的试探中提取得来的认识。

如果你不爱生命，不看重自己，那么这一切的生机，也便不来了，Echo，你懂得吗？

相信生活和时间吧！时间如果能够拿走痛苦，那么我们不必有罪恶感，更不必觉得羞耻，就让它拿吧！拿不走的，自然根生心中，不必勉强。

生活是好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前面总会另有一番不同的风光。

让我悄悄地告诉你，Echo，世上的人喜欢看悲剧，可是他们也只是看戏而已，如果你的悲剧变成了真的，他们不但看不下去，还要向你丢汽水瓶呢。你聪明的话，将那片幕落下来，不要给人看了，连一根头发都不要给人看，更不要说别的东西。

那你不如在幕后也不必流泪了，因为你也不演给自己看，好吗？

虽然，这许多年来，我对你并不很了解，可是我总认为，你是一个有着深厚潜质的人，这一点，想来你比我更明白。

可是，潜质并不保证你以后一定能走过所有的磨难，更可怕的是，你才走了半生。

在我们过去的感受中，在第一时间发生的事件，你不是都以为，那是自己痛苦的极限，再苦不能了。

然后，又来了第二次，你又以为，这已是人生的尽头，这一次伤得更重。是的，你一次又一次的创伤，其实都仰赖了时间来治疗，虽然你用的时间的确是一次比一次长，可是你好了，活过来了。

医好之后，你成了一个新的人，来时的路，没有法子回头，可是将来的路，却不知不觉走了出去。这一切，都是功课，也都是公平的。

可是，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

你为什么要做过去的你？上一秒钟的你难道还会是这一秒钟的你吗？只问问你不断在身体里死去的细胞吧！

每一次的重生，便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装备比先前那个软壳子更好，忍受痛苦的力量便会更大。

也许我这么说，听起来令人心悸，很难想象难道以后还要经历更大的打击。Echo，你听我这么说，只是一样无声地笑着，你长大了很多，你懂了，也等待了，也预备了，也坦然无惧了，是不是？

这是新的一年，你面对的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是你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国。Echo，不要太大意，中国是复杂的。你说，你能应付，你懂化解，你不生气，你不失望。可是，不要忘了，你爱它，这便是你的致命伤，你爱的东西，人，家，国，都是叫你容易受伤的，因为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一点不肯设防。

每一次的回国，你在超额的张力里挣扎，不肯拿出保护自己的手段做真正的你，那个简简单单的你。

你感恩，你念旧，你在国内的柔弱，正因你不能忘记曾经在你身边伸出来过的无尽的同情和关爱的手，你期望自己粉身碎骨去回报这些恩情，到头来，你忘了，你也只是血肉之躯，一个人，在爱的回报上，是有极限的，而你的爱，却不够化做所有的莲花。

Echo，你的中文名字不是给得很好，父亲叫你——平，你不爱这个字，你今日看出，你其实便是这一个字。那么适合的名字，你便安然接受吧！包括无可回报的情在内，就让它交给天地替你去回报，自己，尽力而为，不再强求了，请求你。

我知道你应该是越走越稳的，就如其他的人一样，我不敢期望帮上你什么忙，我相信你对生命的需求绝对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你要的，只是一份信心的支援，让你在将来也不见得平稳的山路上，走得略微容易一点罢了。

你醒在这儿，沉静地醒着，连眼睛都没有动，在你的身边，是书桌，书桌上，有一架电话——那个你最怕的东西，电话的旁边，是两大袋邮件，是你离国之前存下来未拆的信件。这些东西，在你完全醒来，投入生活的第一日开始，便要成为你的一部分，永远压在你的肩上。

也是这些，使你无法快乐，使你一而再、再而三，因此远走高飞。

孩子，你忘了一句话，起码你回中国来便忘了这句话：坚持自己该做的固然叫做勇气，坚持自己不该做的，同样也是勇气。除了一份真诚的社会感之外，你没有理由为了害怕伤害别人的心灵而付出太多，你其实也小看了别人，因为别人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受到伤害的，因为他们比你强。

Echo，常常，你因为不能满足身边所有爱你的人对你提出的要求而沮丧，却忘了你自己最大的课题是生活。

虽说，你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适当的时候影响了你，而你借着这个媒介，也让身边的人从你那儿汲取了他们的想望和需要，可是你又忘了一句话——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

对于别人的生活，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份暗示，一份小小的启发，在某种情况下丰富了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越权代办别人的生命——即使他人如此要求，也是不能在善意的前提下去帮忙的，那不好，对你不好，对他人也不好的。

Echo，说到这儿，妈妈的脚步声近了，你回国定居的第一年的第一天也要开始了，我们时间不多，让我快快地对你讲完。

许多人的一生，所做的其实便是不断修葺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在修补之外，尚且有机会重新缔造自己，生命就更加有趣了，你说是不是？

有时候让自己奢侈一下，集中精神不为别人的要求活几天，先打好自己的基础，再去发现别人，珍惜自己的有用之身，有一天你能做的会比现在多得多。

而且，不是刻意的。

爱和信任

每次回国，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

其实，外在的压力事实上并不太会干扰到内心真正的那份自在和空白，是可以二分的。

最怕的人，是母亲。

在我爱的人面前，“应付”这个字，便使不出来。爱使一切变得好比“最初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国，单独上街去的时候，母亲追了出来，一再地叮咛着：“绿灯才可以过街，红灯要停步，不要忘了，这很危险的呀！”

当时，我真被她烦死了，跑着逃掉，口里还在悄悄地顶嘴，怪她不肯信任我。可是当我真的停在一盏红灯的街道对面时，眼泪却夺眶而出。“妈妈，我不是不会，我爱你，你看，我不是停步了？”

最近，又回国了，母亲要我签名送书给亲戚们，我顺从地开始写，她又在旁边讲：“余玉云姐姐的玉字，是贾宝玉的玉，你要称她姐姐，因为我们太爱这位正直、敬业的朋友。不要写错了，《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的玉，斜玉边字加一个点，不要错了——”那时，我忍下了，因为她永远不相信我会写这个玉字，我心里十分不耐，可是不再顶嘴。

我回国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吃鱼，母亲怕我被刺卡住。穿衣，她在一旁指点。万一心情好，多吃了一些，她强迫我在接电话的那挤忙不堪的时候内，要我同时答话，同时扳开口腔，将呛死人的胃药粉、人参粉和维他命，加上一杯开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灌溉下去。结果人呛得半死，她心安理得地走开。电话的对方，以为我得了气喘。

回想起来，每一度的决心再离开父母，是因为对父母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而我不反抗，在这份爱的泛滥之下，母亲化解了我已独自担当的对生计和环境全然的责任和坚强——她不相信我对人生的体验。在某些方面，其实做孩子的已是比她的心境更老而更苍凉。无论如何说，固执的母爱，已使我放弃了挑战生活的信心和考验，在爱的伟大前提之下，母亲胜了，也因对她的爱无可割舍，令人丧失了一个自由心灵的信心和坚持。

我想了又想，这件家庭的悲喜剧，只有开诚布公地与父母公开谈论，请他们信任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太过于以他们的方式来保护我。这件事，双方说得坦诚，也同意万一我回国定居，可能搬出去住，保持距离，各自按照正确的方向，彼此做适度的退让和调整。这一点，父母一口答应了。而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个在别的家庭中，可能引起极大的伤心，甚而加上不孝罪名的叛逆者，幸而父母开明，彼此总算了解。

讲通了，乐意回国定居，可是母亲突然又说：“那么你搬出去我隔几天一定要送菜去给你吃，不吃我不安心。”

又说：“莫名其妙的男朋友，不许透露地址，他们纠缠你，我们如何来救，你会应付吗？”

十七年离家，自爱自重，也懂得保护自己，分别善恶和虚伪，可是，在父母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他们绝对不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人世的复杂。虽然品格和教养是已慢慢在建立，可是他们只怕我上当。

父亲其实才是小孩子，他的金钱，借出去了，大半有去无还，还不敢开口向人讨回，这使他的律师公费，常常是年节时送来一些水果，便解决了他日夜伏案的辛劳。

有一次，一场费力的诉讼结果，对方送了一个大西瓜来，公费便不提了，当事人走时，父亲居然道谢又道谢，然后开西瓜叫我们吃。我当时便骂他太没有勇气去讨公费，他居然一笑置之，说这是意外的收入，如果当事人一毛不拔，过河拆桥，反脸不认，又将他如何。

这种行径，我不去向他反复噜苏，因为没有权力，因为我信任他，不会让我们冻饿。可是，当我舍不得买下一件千元以上的衣服时，他又反过来拼命讲道理我听，说我太节省，衣着太陈旧，有失运用金钱的能力，太刻苦，所谓刻薄自己也。

其实，名、利、衣、食和行，在我都不看重。只有在住的环境上，稍稍奢侈。渴望一片蓝天，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没有电话的设备，新鲜的空气，便是安宁的余生，可是，这样的条件，在台湾，又岂容易？

父母期望的是——“喂猪”。当我看见父母家的窗外一片灰色的公寓时，我的心，常常因为视线的无法辽阔和舒畅，而觉自由心灵的丧失和无奈——毕竟，不是大隐。吃不吃，都不能解决问题，可是母亲不理这些，绝对不理。

母亲看我吃，她便快乐无比。我便笑称，吃到成了千台斤的大肥猪而死时，她必定在咽气之前，还要灌一碗参汤下去，好使她的爱，因为那碗汤，使我黄泉之路走得更有体力。

爱和信任，爱与尊重，爱过多时，便是负担和干扰。这种话，对父母说了千万次，因为他们的固执，失败的总是我——因为不忍。毕竟，这一切，都是出于彼此刻骨的爱。

每当我一回国，家中必叫说“革命分子”又来了。平静的生活，因我的不肯将眼睛也吃到堵住，必然有一番伤到母亲心灵深处的悲哀。可是，我不能将自己离家十七年的生活习惯，在孝道的前提之下，丧失了自我，改变成一个只是顺命吃饭的人，而完全放弃了自我建立的生活形态。

在父母的面前，再年长的儿女，都是小孩子，可是中国的孩子，在伦理的包袱下，往往担得太认真和顺服，没有改革家庭的勇气和明智。这样，在孝道上，其实也是“愚孝”。我们忘了，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教导我们，等我们长大了，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当然，在方式和语气上，一定本着爱的回报和坚持，双方做一个适度的调整。不然，这个社会，如何有进步和新的气象呢。

一个国家社会的基本，还是来源于家庭的基本结构和建立，如果年轻的一代只是“顺”而不“孝”，默默地忍受了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一旦我们做了父母的时候，又用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自自然然地叫自己的孩子再走上祖父母的那种生活方式，这在理性上来说，便是“不孝”了。

父母的经历和爱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好的一方面，我们接受、学习、回报，在不合时代的另一方面，一定不可强求，闹出家庭悲剧。慢慢感化，沟通，如果这一些都试尽了，而没有成果，那么只有忍耐爱的负担和枷锁，享受天伦之乐中一些累人的无奈和欣慰。但是，不能忘了，我们也是“个体”，内心稍稍追求你那一份神秘的自在吧！

因为我的父母开明，才有这份勇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不再来替我——一个中年的女儿盖被的偶尔自由中，写出了一个子女对父母的心声。

父亲、母亲，爱你们胜于一切，甚而向老天爷求命，但愿先去的是你们。而我，最没有勇气活下去的一个人，为了父母，要撑到最后。这件事情，在我实在是艰难，可是答应回国定居，答应中国式接触的复杂和压力，答应吃饭，答应一切你们对我——心肝宝贝的关爱。那么，也请你们适度地给我自由，在我的双肩上，因为有一口嘘息的机会，将这份爱的重负，化为责任的欣然承担。

简单

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

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是拥挤的空间。

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得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地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缺了它们，日子便不完整。

一个生命，不止是有了太阳、空气、水便能安然地生存，那只是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其实单纯，可是我们是人类，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解决了饥饿之后，我们要求进步，有了进步之后，要求更进步，有了物质的享受之后，又要求精神的提升，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和谐、富有、健康，甚而永生。

最初的人类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多少万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划清了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

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

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索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得太多，不敢放下。

当婴儿离开母体时，象征着一个躯体的成熟。可是婴儿不知道，他因着脱离了温暖潮湿的子宫觉得惧怕，接着大哭。人与人的分离，是自然现象，可是我们不愿。

我们由人而来，便喜欢再回到人群里去。明知生是个体，死是个体，但是我们不肯探索自己本身的价值，我们过分看重他人在自己生命里的参与。于是，孤独不再美好，失去了他人，我们惶惑不安。

其实，这也是自然。

于是，人类顺其自然地受捆绑，衣食住行永无宁日的复杂，人际关系日复一日的纠缠，头脑越变越大，四肢越来越退化，健康丧失，心灵蒙尘。快乐，只是国王的新衣，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

童话里，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了那件新衣，只除了一个说真话的小孩子。

我们不再怀念稻米单纯的丰美，也不认识蔬菜的清香。我们不知四肢是用来活动的，也不明白，穿衣服只是使我们免于受冻。

灵魂，在这一切的拘束下，不再明净。感官，退化到只有五种。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感应到其他的人已经麻木的自然现象，其他的人不但不信，而且好笑。

每一个人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自然。每一个人又说，我们要求的只是那一点心灵的舒服，对于生命，要求的并不高。

这是，我们同时想摘星。我们不肯舍下那么重的负担，那么多柔软又坚韧的纲，却抱怨人生的劳苦愁烦。不知自己便是住在一颗星球上，为何看不见它的光芒呢？

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

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甚而不问你玫瑰。

不了，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

唉，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

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

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的遥不可企及。不知那朵花啊，那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无事忙，当然看不见了。

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役得更自由呢？

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

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

简单的人，社会也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笨的。一切单纯的东西，都成了不好的。

恰好我又远离了家国，到大西洋的海岛上来过一个笨人的日子，就如过去许多年的日子一样。

在这儿，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争名夺利，没有过分的情，没有载不动的愁，没有口舌是非，更没有解不开的结。

也许有其他的笨人，比我笨得复杂的，会说：你是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片大西洋的岛屿。唉，你要来吗？你忘了自己窗台上的那朵花了。怎么老是看不见呢？

你不带花来，这儿仍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又何必来？你的花不在这里，你的窗，在你心里，不在大西洋啊！

这里，对于一个简单的笨人，是合适的。对不简单的笨人，就不好了。

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和迷茫。

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这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恬。我不穿高跟鞋折磨我的脚，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安稳。我不跟潮流走，这使我的衣服永远长新，我不耻于活动四肢，这使我健康敏捷。

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当心地去爱别人，因为比较不会泛滥。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

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

什么都快乐

清晨起床，喝冷茶一杯，慢打太极拳数分钟，打到一半，忘记如何续下去，从头再打，依然打不下去，干脆停止，深呼吸数十下，然后对自己说：“打好了！”再喝茶一杯，晨课结束，不亦乐乎！

静室写毛笔字，磨墨太专心，黑成一缸，而字未写一个，已腰酸背痛。凝视字帖十分钟，对自己说：“已经写过了！”绕室散步数圈，擦笔收纸，不亦乐乎！

枯坐会议室中，满堂学者高人，神情俨然。偷看手表指针几乎凝固不动，耳旁演讲欲听无心，度日如年。突见案上会议程式数张，悄悄移来折纸船，船好，轻放桌上推来推去玩耍，再看腕表，分针又移两格，不亦乐乎！

山居数日，不读报，不听收音机，不拆信，不收信，下山一看，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如我，不亦乐乎！

数日前与朋友约定会面，数日后完全忘却，惊觉时日已过，急打电话道歉，发觉对方亦已忘怀，两不相欠，亦不再约，不亦乐乎！

雨夜开车，见公路上一男子淋雨狂奔，刹车请问路人：“上不上来，可以送你？”那人见状狂奔更急，如夜行遇鬼。车远再回头，雨地里那人依旧神情惶然，见车停，那人步子又停并做戒备状，不亦乐乎！

四日不见父母手足，回家小聚，时光飞逝，再上山来，惊见孤灯独对，一室寂然，山风摇窗，野狗哭夜，而又不肯再下山去，不亦乐乎！

逛街一整日，购衣不到半件，空手而回。回家看见旧衣，倍觉件件得来不易，而小偷竟连一件也未偷去，心中欢喜。不亦乐乎！

夜深人静叩窗声不停，初醒以为灵魂来访，再醒确定是不识灵魂，心中惶然，起床轻轻呼唤，说：“别来了！不认得你。”窗上立即寂然，蒙头再睡，醒来阳光普照，不亦乐乎！

匆忙出门，用力绑鞋带，鞋带断了，丢在墙角。回家来，发觉鞋带可以系辫子，于是再将另一只拉断，得新头绳一副，不亦乐乎！

厌友打电话来，喋喋不休，突闻一声铃响，知道此友居然打公用电话，断话之前，对方急说：“我再打来，你接！”电话断，赶紧将话筒搁在桌上，离开很久，不再理会。二十分钟后，放回电话，凝视数秒，厌友已走，不再打来，不亦乐乎！

上课两小时，学生不提问题，一请二请三请，满室肃然。偷看腕表，只一分钟便将下课，于是笑对学生说：“在大学里，学生对于枯燥的课，常常会逃。现在反过来了，老师对于不发问的学生，也想逃逃课，现在老师逃了，再见！”收拾书籍，大步迈出教室，正好下课铃响，不亦乐乎！

黄昏散步山区，见老式红砖房一幢孤立林间，再闻摩托车声自背后羊肠小径而来。主人下车，见陌生人凝视炊烟，不知如何以对，便说：“来呷蓬！”客笑摇头，主人再说：“免客气，来坐，来呷蓬！”陌生客居然一点头，说：“好，麻烦你！”举步做入室状。主人大惊，客始微笑而去，不亦乐乎！

每日借邻居白狗一同散步，散完将狗送回，不必喂食，不亦乐乎！

交稿死期已过，深夜犹看《红楼梦》。想到“今日事今日毕”格言，看看案头闹钟已指清晨三时半，发觉原来今日刚刚开始，交稿事来日方长，心头舒坦，不亦乐乎！

晨起闻钟声，见校方同学行色匆匆赶赴教室，惊觉自己已不再是学生，安然浇花弄草梳头打扫，不亦乐乎！

每周山居日子断食数日，神志清明。下山回家母亲看不出来，不亦乐乎！

求婚者越洋电话深夜打到父母家，恰好接听，答以：“谢谢，不，不能嫁，不要等！”挂完电话蒙头再睡，电话又来，又答，答完心中快乐，静等第三回，再答。又等数小时，而电话不再来，不亦乐乎！

有录音带而无录音机，静观音带小匣子，音乐由脑中自然流出来，不必机器，不亦乐乎！

回家翻储藏室，见童年时玻璃动物玩具满满一群安然无恙，省视自己已过中年，而手脚俱全，不亦乐乎！

归国定居，得宿舍一间，不置冰箱，不备电视，不装音响，不申请电话。早晨起床，打开水龙头，发觉清水涌流，深夜回室，又见灯火满室，欣喜感激，但觉富甲天下，日日如此，不亦乐乎！

天下本无事

很久以前看过一则漫画。画中的小男孩查理布朗突然想要逃学一天，于是早晨该起床的时候，推说头痛，死赖着不肯穿衣服。

“如果逃学一天，对整个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呢？”查理想了又想。

他的答案是：“没有什么影响。”

那天查理果然没有去学校，留在家里装病。

第二天，查理有些心虚地上学去了，脸色怪羞愧的。

那一天，太阳同样地升起，老师没有消失，课桌仍然在同样的地方，学校小朋友的姓名也没有改变，甚而没有人注意到，原来查理赖了一天的学。

查理看见这个景象，心中大乐。

这个漫画，看了之后印象很深，多年来一直不能忘怀。

从今年的旧历年开始，流行性感冒便跟上了自己，日日夜夜咳得如同一支机关枪也似的。

放寒假开始咳的，咳到开学，咳到三八妇女节，想来五一劳动节也是要这么度过了，没有好转的任何迹象。雨季不再来，雨季又来了。

许多外县市的座谈会，往往是去年就给订下的，学校的课，一请假就得耽误两百个莘莘学子，皇冠的稿件每个月要交，还有多少场必须应付的事情和那一大堆一大堆来信要拆要回。就算是没事躺着吧，电话是接还是不接？接了这一个下一个是不是就能饶了人？

除非是半死了，不肯请假的，撑着讲课总比不去的好。讲完课回到台北父母家里，几乎只有扑倒在床上的气力。身体要求的东西，如同喊救命似的在向自己的意志力哀求：“请给我休息，请给我休息，休息，休息……”

座谈会，事实上谈不出任何一种人生，可是好似台湾的人都极爱举办座谈会。台下面的人，请坐，台上的人，开讲。我总是被分到台上的那一个，不很公平。

“可是我不能来了，因为在生病……”

“可是你不是前天才去了台中？”

“现在真的病了，是真的，对不起……”

“你不是也在教课吗？”

“就是因为在教课，才分不出气力来讲演了，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撑不住了……”

“三毛，你要重承诺，你不来，我们不能向听众交代。”

“我妈妈来代讲行不行？她愿意代我来。”

“这个……三毛，我们很为难，这事是你去年就答应的，现在……怎么换了陈伯母呢？还是答应来，好不好？你自己来，求求你！”

“昨天晚上还在医院打点滴……”

“现在你没有在医院，你出来了吧？你在家里跟我们讲电话呀！明天坐长途车来，撑一撑，我们陪你撑，给你鼓励，来，打起精神来，讲完就回台北休息了，好不好！”

“好，明天见，谢谢您的爱护——是，准时来，再见了，对，明天见，谢谢！”

讲完电话，眼前一群金苍蝇飞来飞去，摸摸房门的框，知道睡房在了，扑到床上去一阵狂咳，然后闭上眼睛。

承诺的事还是去的好，不然主办讲演的单位要急得住院。

能睡的时候快快睡，这星期除了三班的课，另外四场讲演、三个访问、两百封来信、两次吃饭，都不能推，因为都是以前的承诺。

梦里面，五马分尸，累得叫不出来，肢体零散了还听见自己的咳声。

“你要不要命？你去！你去！拿命去拼承诺，值不值得？”

“到时候，撑起来，可以忍到一声也不咳，讲完了也不咳，回来才倒下的，别人看不到这个样子的——”

“已经第七十四场了，送命要送在第几场？”

“不要讲啦——烦不烦的，你——”

“我问你要不要命？”这是爸爸的吼声，吼得变调，成了哽咽。

“不要，不要，不要——什么都要，就是命不要——”做女儿的赖在床上大哭起来，哭成了狂喘，一气拿枕头将自己压住，不要看爸爸的脸。

那边，电话又响了，台湾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忘记人的学校？妈妈又在那边向人对不起，好似我们的日子，就是在对不起人里一日一日度过。

因为妇女节可以自动放假一日，陈老师的课，停了。不是因为妇女不妇女，是为了虚脱似的那个累。

女老师不上课，男学生怎么办？想起来心里内疚得很。觉得，如果要硬撑，还是能够讲课的，坏在那日没有撑。

开车再上山时，已是妇女节后了。

山仔后的樱花，云也似的开满了上山的路，那一片闹哄哄的花，看上去为什么有说不出的寂寞？

看见樱花，总是恨它那片红，血也似的，叫人拿它不知怎么办才好。又禁不起风雨，雨一打，它们就狂落，邋邋遢遢的，不像个样子。

春天，就是那么来了。

春天不是读书天，堂上的几个大孩子，咳得流出了眼泪，还不肯请假，看了真是心疼。

“请病假好不好，不要来了，身体要紧？”做老师的，轻声问一个女同学，那个孩子蒙住嘴闷咳，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你知道，老师有时候也写坏稿子，也讲过有气无力的课，这算不了什么。人生的面相很多，计较和得失不在这几日的硬撑上。做学生的，如果请三五天假，也不会留级也不会跳级的，好不好？”

不肯的，做老师的责任心重，做学生的更不肯请假，这么一来，一堂又一堂课也就过下来了。

就在这一天，今天，做老师的下课时，回掉了五个外校邀请的讲演，斩钉截铁地说不再公开说话，忍心看见那一张张失望的脸在华冈的风雨里消失。老师没有反悔了去追人家，脸上笑笑的，笑着笑着，突然又咳了一声。她不去追什么人，虽然心里有那么一丝东西，轻轻地抽痛了一下，可是是割舍了。

讲到整整一百场，大概是六月底了，可以永远停了，只要不再去看那一张张脸。

对于剧病还来上课的学生们，老师讲了查理布朗的那个漫画给他们听。当然，也是讲给自己听的。

“如果逃学一天，对整个的人生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没有什么影响。太阳明天一样会升起，老师没有消失，课桌仍然在同样的地方，学校小朋友的姓名也没有改变，甚而，没有人会注意到，原来你赖了一天的学。”

那么偶尔写了一两篇坏稿子，对整个的人生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聪明人，就不写啦，养好精神卷土重来嘛！真笨！”是哪个读者在大喊？

写不写可由不得我，请你去问皇冠的刘淑华。

淑华被冤了一个枉，急得眼泪也要滴下来了，哇哇大叫：“你去问平先生，我可没有迫坏稿！”

平先生，一口赖掉，说：“我还是去年耶诞节见的三毛呢，关我什么事？”

问来问去，找上了阿宝。陈朝宝更是一头雾水：“奇怪，三毛难道不知道，查理布朗不是我画的，去问何瑞元不好？”

老何说：“真是莫——名——其——妙，三毛见的山不是这个山，我跟那个画查理的家伙又扯得上什么关系，不晓事的——”

好，只有去找查理布朗了，他慢吞吞地说：“对呀！是我说的：偶尔逃学一天，对整个的人生，不会有任何影响。我可没说一个字三毛的稿子呀！”

狼来了

对于我在台北市开车的事情，在我们家中，不太赞成的有八个人，热切盼望的只有一个。我们一共是九个成人的家庭。

当然，如果我自己不发心买车，那九个人就想法一致了。

这几年来，海外的日子虽然过下来了，房子总觉得大到没有人气。一到夜间，阳光退去，黑暗里总有奇异的声音在每一个角落里轻轻地响。

有时候天气不好，海浪就如巨兽般地绕住房子怒吼。这种夜晚，我必是不能再睡，悄悄开了车房的门，将汽车倒出来，跑到高速公路上去慢慢地驶到天亮。再回家的时候，心中便很舒坦了。

所以说，相依为命的东西，一直是那匹马。我的白马。

回到台湾来之后，发觉我突然属于许多人。这当然增加了说话的对象，也缩减了长长的光阴，可是我的情况仍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人或物是完全属于我的。这一回，难道唯一的马也没有了吗？

坚持要一匹马，而且它必须是白色的。

白马是一辆喜美，报纸上找到它的，要它的人相当的多。它先前的主人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孩子。我恳求这一位老主人——这匹马和我一见钟情，请让我来驯养它吧。那个女孩子依依不舍地将它过给了我。

马来我家的时候，是下午五点，我跟着它跑进了台北最混乱的交通时刻里去，一直跑到深夜十二点半才回家。

台北是这么美丽的城市，尤其在落着微雨的深夜。以前不认识它，因为马和我没有在这里共同生活过。

于是，我属于了一匹马，彼此驯养着。

那时候，我还没有搬到阳明山的学校宿舍中去住，我常常借着种种的理由，将我的父母手足和下一代的孩子们装进白马里，一同出去跑路。这件事情就有如请亲人来我自己的家中坐坐一样，他们进车来，我便开车招待他们，心中十分欣慰。

开车的时候，不太镇静的弟弟总是忍不住大叫，这件事情使我有些抱歉。他们很怕。

事实上我自己也是心虚的，每次在街上一看见警察，就会刹车，口里也会轻轻地喊出来。

“一个警察！”

“警察总是有的，叫什么嘛！”坐在旁边的人总是奇怪。

“怕他捉我，不如先慢下来，表示我没有逃走的意念。”

“为什么要抓你？”

“就是不知道呀！不知道做了什么就更怕了，想想看，随时随地会被抓。”

“可是你没有犯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犯规，才那么紧张的。”

这么一说，将同座的人也弄成怕警察了，坐一趟车大家都很费力。

当我住在西班牙那个海岛上的时候，小城的交通也到了饱和点，停车当然是极大的难题。只因为警察们心肠软，我常常派他们看守我随便停着的车，自己跑去快速地办事，办好出来，不但没有被罚，反而有人吹哨子将交通挡住，让我上路。在那边，警察是一群卡通片里的熊，碰到他们，总是喜剧——华德狄斯奈的那种。

台北是不是卡通片？我猜不是。

那天夜里，我的弟弟和他们的小女儿回到父母家中来探望之后，要回家去了。

我当然热心地要送他们。彼此客气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上车了。

“你就穿这个样子跑出去啦？”弟弟问我。

我的百慕达式牛仔裤是旧的长裤剪成一半的，没有缝边，上身一件软得如同豆腐皮一般的恤衫，并没有穿袜子，踏着一双带子断了的白球鞋。乱发分叉盘在头顶，一丛芦花也似的。

当然，这个样子是不好看，可是只是坐在车内开一趟，十多分钟便又回来，谁会看得见呢？更何况天也是黑黑的，还下着雨。

送完了弟弟全家，彼此有礼貌地挥手晚安了一大场，我快快乐乐地往仁爱路财神酒店的方向开，要绕过圆环到敦化南路去。

那时候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了，雨地的反光将都市衬得更加凉快而空寂。

进入圆环之前，看到一盏红灯，接着看见不远处又是一盏红灯。我想了一下，好，开到远的红灯停下来就对了，那一盏对左转的人是要的。

四周看不到一辆车，我慢慢地过去了，收音机里正在放《环游世界八十天》的曲子。

正在漫游呢，一辆车子飞也似的由黑暗中向我直冲而来，鬼魅也似的突然出现在我左前方，我吓住了，一个紧急刹车——那辆车里，居然全是警察。

“小姐，你闯红灯了！”

“真的？”我伸出头去大喊了一句，不信似的。

“是闯了嘛！”

对嘛，原来是闯了嘛！对啦！我的心扑扑地狂跳起来，脸一下全热了。四周突然好安静，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们开到边上去说话好不好？”我赶紧说。

我不敢快开，怕警察误会我想逃。我慢慢地开，开出了圆环停在一排高楼大厦冷冷黑黑的边上。

没有什么办法了，这批警察不说西班牙话，我不知怎么对付他们。

我只有穿着那条有流苏的牛仔裤，慢吞吞地挨下了车。服装先就代表了身份，这种样子警察不喜欢的。

“驾照借看一下。”一个警察上来了，口气平淡。

我太紧张了，拿错了，出来的是一张保险卡。

“我——才开没有几天，不太明白台湾的交通规则。而且，也没有开过圆环的街道，我以为前面这盏红灯才是给我的——”我交缠着手，将十指扭来扭去，不自在极了。

“不懂交通规则怎么开车呢？”警察将我给他的保险卡翻来覆去地看，我发觉拿错了，赶紧又递上去一张，结果却是行车执照。我的驾照呢？

“是真的，不是说谎，实在不太懂台北的灯，请你了解，我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虽然做错了，绝对不是故意的——”

警察先生看了我一眼，这时候我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散了一撮，一半就被风吹到脸上来，更不讨人喜欢了。

你说不说西班牙文？求求你。

警察瘦瘦的，一口白牙在夜里闪烁。他不是熊，是一种狼——台北市之夜狼。

好啰！要说的话已经说过了，我还站着，狼坐在车子里，狼也在我面前，等吧！没有希望逃了。

“请您原谅我，给我改过的机会，这是第一次，以后绝对不再错了——”我的声音怎么好像生病了。

警察又看了我一眼。谁叫你随随便便就出门了，什么怪样子来给警察看到，我恨死自己了。

“请你不要罚我——”

“不是要罚你，这是你自己的安全，要当心的呀！”

“那你罚不罚？”

他也不说到底要将我怎么样，微微一笑，将我的什么证都还给了我，还了以后并没有再掏出笔来写字。他的笔掉了？没有罚单好写了？

“以后要当心哦！”警察说。

大概是可以走了，在全车的狼没有后悔之前赶快走。

这一场吓之后，我不认识方向了，不知道要怎么走。

四周没有什么行人，我只有再跑上去问警察：“现在我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要怎么走？”

警察指了一条大路要我走，我腿软软地跑去开车，头也不太敢回。

那一次之后，我得到了一个证明：狼的牙齿虽然很白，而且来去如风，可是它们不一定撕咬人。黄卡其布做的那种除了颜色吓人之外，其实是不错的。

“小姐你讲这种话实在很不公平，我们受警察的气不是一天了，凭你一次的接触，怎么说他们是讲理的？交通警察只有我们计程车最明白——”

“你不犯规他会抓你？”

“抓是没有错，抓的时候就没有商量了。”

“你自己被抓的时候是不是也死样怪气的呢？”

“倒楣啦！给他罚还会好脸色给他看？”

其实，跟计程车司机先生们说话是十二分有趣的，他们在某方面识人多，见到的社会现象也广，长长的路程一路说话，往往下车时都成了朋友，我喜欢跟他们接触。

当我的白马进医院去住院看内科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坐计程车。这一回因为讲到警察，彼此不大谈得拢，最后的结论是警察只有一个讲理的，就是那天晚上被我碰到的那一个。司机说他相信我没有说不老实的话。

可是，如果那天晚上他罚了我，难道便是不讲理的吗？

“你不要太大意哦！我那天开车，有一个斑马线上的人要过不过的，我给他搞得烦了，开过去也没压死他，警察竟然跑上来罚我钱，还抓我去上课，班都不能上了。”

女友阿珠长得比我美，汽车比我大，居然也被交通警察收去了，没有放她。活该，人又不是饺子皮，怎么能去压的？太大胆了。应该多上几堂课再放出来。

“什么活该？你怎么跟警察那么好？”

我嘻嘻地笑，觉得台北市的人相当有趣。阿珠的先生是交通记者，自己太太被罚，居然救不出来，真好。

说来说去，不觉开车已经快一个月了。

一般来说，我的行车路线是固定的，由家中上阳明山，由阳明山回父母家，平日有事在学校，周末回来省视父母请安，便是此次回台对生活的安排，并不乱跑。

当然，我一向也只会走民权东路、圆山、士林那几条路，别的就不大会。

听说外双溪自强隧道内有时候会有奇幻的影像出现。例如说明明看见一个小孩躺在隧道地上，开车的人停车探看，就不见了。又说有一个漂亮的小姐招手要上车，上了车过完隧道也消失了。当然，这都是计程车司机先生们说出来娱乐我的事情。

自从知道这些故事之后，我便想改道了，有次下山回家特意开过隧道，经过大直，转松江路过去。

隧道里没有小孩和女人，什么都没有。还好。

松江路上车水马龙，很多地方不许左转，等到有一条大街可以左转时，红灯又亮了，红灯亮了我正好从窗口买一串玉兰花。

红灯灭了，绿灯亮得好清爽，我便一打方向盘，转了过去。奇怪，台北市怎么居然有的地方一排同时挂着五个红绿灯的，不嫌多吗？眼花缭乱的有什么好。

转过去了，警哨划破长空，我本能地刹了车，眼前居然是一个警察在挥手。我连忙回头去看，身后没有车跟上来，心里有些孤单。不好了，难道是我吗？

买了路边的玉兰花有什么错？又不是警察家的。

“请问是吹我吗？有什么事？”我打开车窗来问。

警察叫我靠边停，许多路人开始看我。路边不远就是一个洗车站，我假装并没有什么脸红，假装自己是心血来潮要去洗车，慢慢地停下来了。

那个警察咬住哨子的牙齿又是雪亮的，不过不太尖。

“没有看左转灯，抢先转道。驾照借看一下。”

他说这句话，正好应了钟晓阳的小说名字——《停车暂借问》，以前总要念错的书名，这一回脑子里一顺就出来了。警察来了，居然有闲联想到晓阳身上去，自己竟是笑出来了，一面笑一面下车，这回是罚定了。

“你要罚我啰，对不对？”

“驾照呢？”

我双手递上去，那串花啪一下落到地上去了。

我蹲下去捡花，站起来的时候风刮过来了，脸上的红潮也就吹掉了。

“警察先生，你的红灯很特别，怎么有五个的？我挑了一个绿的看，不知道绿灯也不可以转过来，难道红灯才能转吗？请你教教我。”

“你来——”警察往前走，走到路中间，众目睽睽之下我也只好跟过去了。

“交通流量每一个地区都不同，这边车子多，没有左转绿灯就不能走，明白了吗？”

“别的路车子也很多，怎么只有三个灯呢？这一回应该不算，给我学习改过的机会，请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不会看灯怎么开车，奇怪呀？”

“我是乡下人，这种五灯的东西乡下没有，我刚刚才住到城里来的，请你相信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说谎，在国外我是住在市郊。

“那你要去学呀——”

“请你不要捉我去上课——”我叫了起来。

警察看见我那个样子，抿着嘴笑了笑，居然反过来安慰我：“没有抓你去上课，现在不是已经讲解给你听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可不可以走了？”我没命地点头。

“不要罚了哦？”我一面小跑一面不放心地回头问。

“下次不要再犯了——”

“谢谢你，一定不会了。”

上车的时候，心中非常感激那位警察先生，看见手里只有一串香花，很想跑上去送给他，可是又怕路人说我行贿。什么也不敢做，只是坐进车里，斜着头笑了一笑，就走了。

两次绝处逢生，对于制服底下的那些人也不再害怕了，交通警察总是站在空气最坏的地方服务，这个职业付出的多，收进去的废气又不健康，看见的脸色大半是坏的，他们实在也有自己的辛酸，毕竟也是血肉之躯的人啊！

“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北平路一带，我去过，环境不好，宿舍大统舱，外面吃灰淋雨，回到宿舍也不能安静，你以为警察好做吗？不跟你吼就好啰！”

柱国弟弟听说警察两次放了我，十分感慨地对我说。我愣了一阵，没有说什么话。在台湾，我知道的事不够深入，没有什么见识。

好，没过几天，我去了北平路，不是故意的，是在巴黎的时候答应了骞骞给他买裱好金边的宣纸，要去中山北路北平路交错的“学校美术社”买了寄出去。

天桥底下停满了车，转来转去找不出一个停车的位置，急得不得了。因为时间很紧，我要赶回阳明山去换衣服上课，眼看车子不能丢，路上都是黄线，四周全是警察地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一次是明知故犯，如果警察来抓，只有认了。

一咬牙，我就挡在警车前面停住了车。当然不能理直气壮，总是回头看了一下。

就在我车后，一辆红色的警察吊车因为我挡住了一个漆好车号在地上的空位，进不来了。

“我是故意的——”我一摔车门就向车后跑去，那儿一个警察也下车了。

“你这么停，我怎么办？”他说。

我现在知道警察的牙齿为什么全是白的了，他们风吹雨打，皮肤都黑，当然了。

我也说不出任何理由来，只是站在他面前，嘻地一笑。

“如果你要罚，我就干脆先去买纸头，两分钟，好不好？请你看住车，不要叫别的吊车来拖走了，拜托——”

“两分钟就出来，我等你——”吊车就是他嘛！

我笑笑，点点头，赶快跑过街去。

两分钟不到，买好了一盒纸，付了钱，抱着盒子飞快地穿过街，再跑去站在警察的面前。

“咦，你不是三毛吗？我是你的读者呀！”他哗一下叫了起来，表情真纯，很教人感动。好家伙，你笑的时候像我弟弟。

“谢谢你护车，对不起，我马上要走了。”我不敢多跟他讲话。跟警察扯自己的书也是不好的，他是我的读者，更不敢提醒他罚不罚了，还是赶快走，趁他没有要抓我之前就走掉，这样他的心里便不会有矛盾了。

我规规矩矩地把车开出去，回头笑了一笑。

经过忠孝东路两排高楼大厦的深谷，交通挤成麦芽糖似的扭成一团。看看那些争先恐后抢道争先的车队，我笑了起来，将玻璃窗摇上，免得吸进太多废气。收音机里播音员说要放一条歌，李珮菁唱的《到底爱我不爱》。然后，歌声飘了出来——

躲开一部压上来的大巴士，闪掉一辆硬挤过来的计程车，我在汹涌的车潮里不能脱身。快线道上什么时候来了一辆卖馒头的脚踏车，那个路人为什么在跨越安全岛？这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啊，都和我长着一样的脸孔。

台北，台北，如果你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我怎么回答？

想到这儿，酸楚和幸福的感觉同时涌了上来，滋味很复杂。十字路口到了，那儿站着的，明显的两个卡其制服的黄警察。

一定去海边

就是那样的，回来不过二十四天，棕色的皮肤开始慢慢褪色，阳光一下子已是遥远的事情了。

总不能就那样晒太阳过一辈子呀，毕竟夏天是要过去的。回台的那天，胃痛得钝钝的，并不太尖锐。

就是在松江路和长春路的交会口，开车开到一半，绿灯转成了红灯，想冲过去，松江路那边的车队却无视于卡在路中间的我，狼群一样地噬上来。拦腰切上来的一辆计程车好似要将人劈成两半似的往我的车右侧杀过来，那一霎间，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那是这三个月中第一次又在台北开车。

很累，累得想睡觉，狂鸣的喇叭非常遥远而不真实，比梦境里的一切还要来得朦胧。后来，前面绿灯亮了，本能地往前开，要去南京东路的，后来发觉人在松山机场，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去的，一切都是机械性的反应。

父母家的日光灯总也开得惨白白的，电视机不肯停，橄榄绿的沙发使人觉得眼皮沉涩，母亲除了永无宁日地叫人吃吃吃之外，好似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表达她的爱。

菜总是丰盛，眼睛是满的，四周永远有人和声音，餐厅里那张土黄色的地毯是闷热黄昏午睡时醒来的沉，在温水里慢慢溺死的那种闷。

学校是好的，有风没风的日子，都是清朗，大学生的脸，就不是那张地毯的样子。吃便当，也是好的，简单而安静，如果不吃，也没有关系，因为母亲的爱和它真是一点也没有关系。

于是，教课之前，去吃一个冰淇淋，它冷，不复杂，一个小小的冰淇淋，也是因为它简单。

世界上的事情，周而复始地轮转着，这有它的一份安然、倦淡的祥和，还有凡事意料得到的安全。

慢读《红楼梦》，慢慢地看，当心地看，仍是日新又新，第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梦，怎么不能醒呢？也许，它是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和迷幻，这一点，又使人有些不安；那本书，拿在手中，是活的，灵魂附进去的活，老觉得它在手里动来动去，鬼魅一般美，刀片轻轻割肤的微痛，很轻。

网球拍在书架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斜斜地搁着，溜冰鞋不知道在哪里，脚踏车听说在弟弟家的阳台上风吹雨打，下飞机时的那双红球鞋回家后就不见了；它走掉了。

总是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夜里是灯和梦，白天，不大存在，阳光其实一样照着，只是被冷气和四面墙取代了。

书本，又回来了，还有格子格子和一切四四方方的东西，包括那个便当，都是大盒子里的小盒子；摩登便当的里面又有小格子，很周到的。

才过了六天这样的日子，也是为了盒子去的杂货店，买方方的火柴盒和烟，出来的时候，看见卷着卖的草席子，很粗糙的那种，闻到了枯草的气味，它卷着，不是方的，一动心，买了下来，五十块台币，一张平平的东西，心里很欢喜，软软的可以卷来卷去。

这种草席给人的联想是用来盖突然死掉的人的。几次见到它的用途，两次是车祸现场，人被席子盖着，两只脚在外面，大半掉了一只鞋，赤脚露在草席的外面，没有什么血迹之类的现场，只那露出来的光脚静静地朝天竖着。还有一次在海边，野柳那边，溺死的人，也是席子下面看不见，好像死的人都会变成很长，盖住了脸总是盖不住脚。

买下草席，卷放在车子后厢，买了它以后，总是当心地穿上一双紧紧的白袜子，很怕光脚。

就是因为那条席子，一个星期天，开去了淡水。不，我不去翡翠湾，那儿太时髦了，时髦没有什么不好，时髦和太阳伞汽艇比较能够联上关系，我和我的草席，去的是乡镇小调的沙仑海滩。

没有什么游泳衣，在加纳利群岛，海滩上的男女老幼和狗，在阳光下都不穿任何衣服——大自然对大自然。连手提收音机也不许带的，海滩只许有海潮和风的声音，不然，警察要来抓的——如果你放人造音乐和穿衣服。

沙仑的人美，大半接近乡土，穿着短裤，在玩水，头上总也一把小花伞和帽子，没有几个人穿比基尼。

可是我最尽心的，也只有一件灰蓝色的比基尼，旧了，布很少，已经七年没有穿了，在大西洋那个久居的岛上，这几块布，也是不用的。这一回，带了回来，才突然觉得它仍然很小，小到海滩上的人，善意地回避了眼光。

后来，便不去沙仑了，仍爱那儿辽阔的沙滩和穿了许多布的同胞。

又经过长春路和松江路，总是午后六点半左右交通最塞住的时候，走到半途而绿灯快速变成红灯，很不好意思挡住了河流一般的来车，等到终于开过去时，警察先生吹了哨子，叫我靠边停，我下车，对他说：“身不由主，请您不要罚我……”警察先生很和气，看了驾照，温和地说：“下次快些过，当机立断，不要犹豫，你好心让人，结果反而挡在中间，知道了吗？”

总是让人的，可是人不让我，就变成挡路鬼了，而且总在同样的地方出现。

不能了，想念大海几成乡愁，不要挤了，我有一条草席，可以带了到海边，也不沙仑了，去没有人的地方，一个星期一次，不去任何海水浴场了。

第二次去郊外，发现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看看地图，是沿海的，一直开下去，房子少了，稻田来了，红瓦黑墙的台湾老厝零零落落地隐在竹林田野的远处。一直开，一个转弯，迎面来了大军车，车上的阿兵哥没命地又喊又叫又挥手，我伸出左手去打招呼，路挤，会车时客气地减速，彼此都有礼让，他们乱喊，听懂了，在喊：“民爱军，军爱民——小姐，小姐，你哪里去？”就在那一霎间，我的心，又一次交给了亲爱的亲爱的土地和同胞。海，在会车那一个转弯的地方，突然出现了，没有防波堤的海岸，白浪滚滚而来；风，是凉的，左手边的青山里仍然隐着红瓦的老房子，竹竿上迎风吹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没有人迹，有衣服，也就有了生活的说明。阳光下淡淡的愁、寂和安详。岁月，在台北市只一小时半的车程外，就放慢了脚踪。

那条路，又亮又平又曲折，海不离开它，它不离开海，而海边的稻田，怎么吹也吹不枯黄呢？那份夏末初秋的绿，仍然如同春日一般的寂寞。红和绿，在我，都是寂寞的颜色，只因那份鲜艳往往人们对它总也漠然。

沿着路挤着碎石子的边道停了车，不能坐在一个方盒子里，车子也是方方的。

大步向草丛里跨过去，走到卵石遍布的海岸，很大的枯树干在空旷的岸上是枯骨的巨手伸向苍天。阳光明媚，吹来的风仍是凉的，适意的凉，薄荷味的，这儿没有鱼腥——而鱼腥味也是另一种美。

看了一会儿的海，呆呆的，有乡愁。海滩上一堆一堆漂流物，其中最多的是单只的破鞋和瓶子，也有烂木块和洗刷得发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我蹲下来，在这堆宝物里，东翻西拣起来。拣到一只大弹珠，里面有彩色的那种，外面已经磨成毛边的了，也得一副假牙，心中十二分的欢喜。

然后，铺平了席子，四边用石头镇住，平躺在它的上面，没有穿袜子。

总是不大懂，为什么破鞋老是被人海葬，而它们却又最喜欢再上岸来。看见那一只又一只的鞋子，总悄悄地在问它们——你们的主人曾经是谁，走过什么样的长路才将你们丢了？另外那一只怎么不一起上来呢？

那是回台的第九天内第二次去海边，回来时，没有走松江路，心里焕然一新，觉得天地仍是那么辽阔，天好高呀，它不是一个大碗盖，它是无边无涯的穹苍，我的心，也是一样。

一定要去海边，常常去，无人的海边，那种只有海防部队守着寂寂的地方。阿兵哥棕黑色的笑脸，是黑人牙膏最好的活动广告——他们是阳光。

于是，又去了，去了第三次海边，相隔一天而已，十一天内的第三次，同样的长路，没有游人的地方，连少数几条渔船，也在路边用稻草和大石头盖着，好似天葬了它们一样。

这片绝美的台北近郊，再也不写出地名来，越少人知道越好，不要叫塑胶袋汽水瓶和大呼小叫的人群污染了。让它做它自己吧！

有的时候，也曾想，如果《红楼梦》里的那一群人去了海边，就又不对了，他们是该当在大观园里的。那么自己又怎么能同时酷爱大观园又酷爱大海呢？林黛玉说过一句话：“我是为我的心。”我也是为我的心。

台北的日子仍是挤着过，很挤，即使不去西门町，它也一样挤，挤不过去了，有一片随时可去的地方，三小时来回就可以漫游的仙境，就在那条不是高速公路通得过的地方。它不会变，除了山区里晒着的衣服变来变去之外，它在时空之外，一个安详的桃花源，而且可以出出进进的，不会再寻无踪。

去海的事情，成了自己的习惯。

很不忍看到一天到晚生活在四面公寓墙里的家人和手足，尤其是下一代的孩子，星期假日，他们懂得的、能做的，是去挤挤嚷嚷的餐馆，全家人吃一顿，然后对自己说：这一个假日，总算有了交代，对自己，也对孩子。

其实，天伦之乐，有时是累人的，因为不大乐，是喧哗、汤汤水水的菜和一大群人，不能说知心的话，不能松弛，只因我的家人是都市中的居民，寸金寸土大都会里的家族，我们忘了四面墙外面的天空，当然，也因为，吃成了习惯。然而举筷时，我仍然相信父母起码是欣慰的：儿孙满堂，没有一个远离身边，而且小孩子越生越多，何况又有那么多菜啊！父母的要求不多，对他们，这就是生命的珍宝了，他们一生辛劳，要的真是不多。每在这种聚会时，总有些发愣，觉得父母牺牲得已经没有了其他的能力。

一直觉得，三次去海边不带家人同行是不好的行为。说了，弟弟说那么全家都去，三辆车，十七八个男女老幼，大家忙着安排时间。我怕母亲，她第一个想的，必然是这一下，她要带多少饮料、食物加上每一个孙儿孙女的帽子、花伞、防风的衣服、奶瓶、尿布……她会很紧张地担起大批食物和一切的顾虑，郊游对她就是这种照顾家人的代名词。这只是去数小时的海边呀！

母亲的可爱和固执也在这里，将那无边无涯如海一般的母爱，总是实际地用在食物上叫我们“吃下去”。我们家的天伦之乐，已很明白了，不肯安静的，很闹，而一片大好江山，便无人静观自得了。我们一家，除了那个二女儿之外，好似离群索居，总是有些不安全而孤单，非得呼朋引伴不可。每当我几天不回家而确实十分自在时，母亲的心，总以为她主观的幸福判断，为我疼痛，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跟电视机共存而不能交谈的家庭团聚，其实在我，才叫十分孤单而寂寞。

试了一次，只带弟弟全家四口去海边，车上人满了，心里也快活，可是同样的，跟山水的亲近，怎么便消失了，那条寂美的路，也不再是同样的平和、简单又清朗。阳光很好，初生的婴儿怕风，车窗紧闭，只有冷气吹着不自然的风，而我，正跟亲爱的手足在做一次郊游。

不喜欢一大群人去海边，回来的车程上，这种排斥的心情，又使自己十分歉然和自责。

在海边，连家人都要舍弃，难道对海的爱胜于手足之情吗？原因是，大家一直在车内讲话，又不能强迫他人——不许开口，面向窗外。那才叫奇怪了。

有的时候，我又想，别人已经安然满足的生活，何苦以自己主观的看法去改变他们呢，这便跟母亲强迫人吃饭又有什么不同？虽然出发点都是好的。

昨天，又去了同样的地方，这一回，海边大雨如倾。

对我来说，也无风雨也无晴并不十分困难，可是有风有雨的心境，却是更合自然些。

常常跟自己说，一定要去海边，哪怕是去一会儿也好。这十分奢侈，就如看《红楼梦》一样的奢侈。孤独是必要的，它也奢侈，在现今的社会形态里。

晚上和朋友吃饭，他们抱怨老是找不到我，我说，大半是去了海边吧！

“你带我们去——”

“不——要。”

“为什么？”

“不为什么，天下的事，哪有凡事都为什么的？”

话说出来举桌哗然。为了所谓的不够朋友，喝下了一大杯酒，照了照杯子，笑笑。

去海边，会一直去下去，这终于是一个人的事情了。

不负我心

一次看刘墉散文，说到白日工作完毕，家人也都睡了，在夜晚的时光里，他喜欢一个人写写毛笔字，作几笔画，看本好书等等。其中最欣赏的，就是刘墉将这些自得其乐的时刻称为“以求不负我心”。

这句话说得那么贴切，多年来，自己找的也就是这几个字，苦于说不中肯，刘墉一语道出，真是不亦快哉。

自得其乐这回事相信每一个人多少都能体会，独处的时光如果安排得自在，境界想来十分高妙。

无论我住在哪里，总有邻居来说，说睡眠安然，因为我的孤灯一向点到清晨，可以说比“守望相助”站岗亭里的看更人还要值得信赖。

我喜欢过夜生活，每当黄昏来临，看见华灯初上、夜幕开始低垂，心中也充满了不厌的欣喜和期待。过夜生活的人，是不被了解的一群，有人专将夜和罪恶的事情联结在一起关想。早起的人说出来理直气壮而且觉得自己健康优秀；晏起的，除了报馆工作的少数外，一般都被视为生活糜烂等等。起初，背负着这种自卑罪恶的感觉活了许多年，父亲不上班的日子，起晚了必然面有愧色，觉得对他不孝。知道我的朋友，在早晨十时以前是不打电话来的，万一生人来找，母亲不好说天亮才睡，总说已经出门去了。对于我的作息，母亲的观念中也认为晚起是懒散的行为，我猜。

明白了自己之后，勤不勤劳这两个字已没有了负担，只要不拖累旁人供给衣食，生活如何安排经营都与他人无关，只求无负便是。

说起不负，当然想到《红楼梦》。黛玉之不讨贾府众人喜欢，无非是她坚持为了自己的心而活，不肯做人周全——倒不一定是不会。宝钗从来不提心字，廉洁寡欲，只恐人前人后失了照应——这颗心才叫真苦。人都说黛玉命薄，我却不如此看法，起码对于自己，她是不负的。

说到不睡的人，大半用“熬夜”两字来形容。那个熬字里面四把心火，小火炉炼丹似的，不到五更丹不成。这个字，能用在被聚光灯下照着疲劳审问的嫌犯身上，也可以是那些挑灯苦读为升学的一群群乖孩子。在被迫情况下想睡而不能的人，是受慢火煎熬的，煎熬两字用得吓，中国字有时的确骇得死人。

喜欢叫自己黑暗的生活为“消夜”，消字属水部，意思中包含着散的本质，散是个好字，其中自带舒展，毫无火气可言，与熬比较起来，绝对不同。

我的消夜由来已久，小时看诗人李白吟唱生涯多半在夜色中度过，最后水中捉月而去，也当然发生在晚上，便觉得他是个懂得生活的夜人。

夜睡的人，大半白日艰辛，也有嫌疑是现实生活中的逃避者，白天再不好过，到了全世界都入睡的时光，独醒的人毕竟感觉比较安全。起码我个人是如此的。

说到现实的问题，一般亲朋好友总拿针对现实生计的条件来给这事下定义，说：“不要不顾现实呀！生活是现实的，很残酷的，你不现实，饿了饭谁来给吃……”我一直在等，等有一天，有一个人会跟我说，说日常生活固然是一种必经的磨练，可是如果老想着经营衣食，而忘记了心灵的滋润，那也是不圆满的人生，这“心”和“形”本来可以兼美共存的。

一般胆小的人，以为照着内心的向往去行事，就会饿饭，随心而行便是不落实也会没有成就，这是假明白真胆小。

在白天，我也是做事的人，当做的事，当负的责任自然处理掉，而且尽力做得周全。责任是美丽，它使人的生活更有意义，同时也使人产生自尊自爱的推动力。责任的背后往往接承传流着千万因果，这份衍生，层层叠叠，繁华艳丽，如同七宝楼台，拆拆建建，其中暗藏多少玄机又是多么奇妙而有趣。想到三千大千世界中居然藏有微尘如我，是天律运转中人之大幸也。

佛家强调忘我无我，也或许并未强调，是本身悟错了，因此难以做到。对于自己，常是若即若离，可进可出，白天没有忘我，有时在消夜之旅中，又全然忘了，这都不很强求，对自己不忍深责甚且满意。

说回来讲晏起的事，晏起大半属于夜间不寐的人才有的现象。有趣的是“晏”这个字，一个单元来看，明明有着“晚”的意思，分开上下来念，就成了“日安”。一日之计在于晨，无计之人不起床，日当然安了，真是了得。

固然很喜欢责任，可是也不讨厌不负责任，不承担的事情，因为胆子也小，只敢做在与他人及社会两不相涉的情况下，例如说——全世界都睡了的时候。

习惯夜深人静时泡一杯好茶、点一支淡烟、捧本书、亮盏灯，与书中人物花草秉烛夜游而去。只要不为特定考试，书的种类不很当它太认真。易经老庄三国固然可以，武侠侦探言情又有何不可。报纸杂志最是好看小广告，字典无论中西不单只是发音。生活丛书那个丛字就自由，这本不耐另有一丛任君选择。晚清小说固然繁华似锦，唐人笔记也许另有风味。《封神榜》的确好看，传记文学难道不及？宗教哲学探它如何运字表达看不见的神理，《六法全书》有味在于怎么创造条律约束人性。

《史记》好看，看司马迁如何着墨项羽；《水浒》精彩，随鲁智深一同修成正果。就是《资治通鉴》媚在险诈，才知《小王子》纯得多么简单。至于说到《红楼梦》……妖书嗳一部。

倚马说书，但闻大海潮音奔腾而来，千言亦不能止，真正畅快，可狂笑而死也。

书在某些境界中又绝不可看。古今中外诗词歌赋描写夜色词句多不胜举，最是《枫桥夜泊》一首常驻我心。此时此景，夜半钟声，如果客船中人突然剪烛看书，在我看书族类中，该当唯一死罪。

常常怨怪邻人通宵麻将扰人，自己浸淫书本不是同样沉迷？乍看极不相同，其实声色犬马的骨子里难道没有痴迷与三昧？想说的是，痴迷是醉，“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这句话的确不差，可是醉的表面与那个醉法，在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

人叫书呆子书呆子听了总觉不是唤我，呆是先天性的食古不化，痴是后天来的甘心领悟，不同。

常常也听到一些朋友说近况，其中一人说起正在埋头苦读，举座必然肃而起敬。如有人说嗳呀熬夜卫生麻将去啦，反应便有些淡然。这叫多管闲事。

所欣赏的一些人，倒不要他苦读求功名，苦字像人脸，双眉皱着加上鼻子嘴巴。苦读表情不美。欣赏看见各人享受生命中隐藏的乐趣，兴趣深的人，活来必然精彩，不会感叹人生空虚乏味无聊。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只要不将个人之乐建立在他人的苦痛上，这个社会必然又和又乐。

很敬有目的的读书人，敬而远之。存心做学问之人，老以为不存心而也读书之类必然浪掷光阴。有目的的读书人最怕别人将他们看不清楚当成同类，往往强调看的是正派严肃有为之书，能够得救上天堂的只有他们。焉知只将念书视为人生至乐的另一批便完全没有收获？

一夜拥被沉迷侦探小说，耳边忽闻叹息又轻笑，笑说：“我惭携宝剑，只为看山来。”这句话本是曾国藩一位王姓幕僚自认怀才不受重用而发出的感叹，偏偏就在此时蹦出来唬人。想到这句话，停看书，过了几秒钟便给答了一句：“不携长剑短剑，只看山妩媚。”心安理得一路追踪，书到一半，凶手便被钉牢，结局果如所料，作者又输一局。大好识字本领，用在闲书上就算全然无用也是不惭得很。

当然，任何事情都得付代价，包括稍稍过分的自得其乐。再忙再累的日子里，明知睡眠不足是欠着身体的债，欠多了债主自会催讨。可是一日不看书，总觉面目可憎，事实上三日不睡眠，容颜惨淡，半生不睡足，提早长眠，这个道理谁不明白？问问上瘾的君子们，人人说惭愧，认真想戒者稀，宁死不回头者，多也。

前一阵子身体向灵魂讨债，苦缠不休，病倒下来。医生细问生活饮食起居睡眠，因为诊费高贵，不得不诚实道出前因后果，医生说切吧，欣然同意签字。早苦早好，早好早乐，不一会儿春去秋来又是一番景色。道别医生自有训话一场，例如烟不可多抽，神不能太伤，心不可妄动，书不能狂看，又将“夜必早寐”这四字反复说了三次，然后等着病家回答。

当时情景本是《杏林春暖图》，可是眼前看去的大夫竟成了《水浒传》中那位正与鲁智深摩顶受记的智真长老，长老正说一这不可、二那不能、三更不许、四必要戒……说了半天就是要人答应才给放行，于是诚恳道谢真言，说：“洒家记得。”医生拥抱告别，却忽略了病家暗藏心机，只说“记得”，没答“能否”。

人生最大快意在于心甘情愿，是为甘愿。活着连夜间都得睡觉不如去死。书少看或改为中午看才叫做醉生梦死，难道白天生计换成晚上去做？白日夜晚再一次兼美，健康小小让步不是大事。人生百年一瞬，多活少活不过五十百步微差，只要不负此心，一笑可置也。

古人今人读书大半为求功名，运气好的不但不病，破庙中读着读着尚有女鬼投怀送抱，那些身体差的就只有拿个锥子刺股才能不打瞌睡。这种苦读求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说不定招为驸马那更锦上添花。书生从此鲜衣怒马，戏文中就不再提起继续读书，这写得太好，不然就成败笔。

《红楼梦》里贾宝玉镇日在女人堆里瞎混，事实上也没做过什么正经事情。看宝玉，吟风弄月自我陶醉，痴痴傻傻不似个读书人样子，偏偏姐姐妹妹都爱他。说起宝哥哥，却有现世女子一样情有独钟，只为了为了他那颗啊最初的心。读不读书，什么要紧？

话说回来，贵族子弟不知冷暖冻饿，比不得庙里穷愁潦倒瘦书生。不读书没饭吃，你读是不读？

心之可要，倒又不是什么奢侈，这个东西人人都有，不然流行歌曲里负心的人不会那么受欢迎。自己的心负责看管好，任谁来也负它不去。就如衣帽间里寄存衣物，那个凭号取衣的小牌子总得当心保管，失落了，取不回衣物怨不得别人。世上赞人好，说：“好！是个有心人。”这句话只有中文那么说，不要去做别国人。

说到正负之心问题，心之快乐平安，便为不负，不负必然放心，放心又回返快乐，真是奇妙。

最近权威心理学家发表一篇报告，说的是——一个人抱着将日常工作当成娱乐去享受，成效不但更大而且产生精神病态的可能性能够减至最低。这是权威学者说的话，不是我编出来的。想，用中文意思来讲这篇报告不就是——恭敬地玩世吗？又可乐，又有薪水拿，还能睡觉，将不好玩的工作创造出可玩的兴趣加成绩来，是本文第三度兼美也。

总有一个观念很少得人注意——当年爱迪生因为痴迷发现才有了那么多发明；诗人荷马要不是吟唱游走传不下希腊史诗；仓颉造字拼拼拆拆玩出了伟大中国文明思想工具；居礼先生夫人寻寻觅觅推翻左右电流对称定律确立钴实验；相对论最重要的证据来自水星岁差；民间故事流传在于市井小民茶余饭后……这些又一些与生计无关的痴迷玩耍，转化为人类文明流传的基因与动力。

只因世人不识痴中滋味，以为荒唐，上段那些痴迷梦想其实根本一一展现。就连只爱看书之人，其中多少而今靠笔乐饭。痴到深处，三宝必现，迷到终极，另有天地。世人不敢深究，唯恐避之不及，庸庸碌碌亦是福寿人生，钟鼎山林，虽说不可强求，小负一场人生，终是稍稍可惜。

负人固然不可刻意，负己太多便是亏损。一次朋友换笔名，取为“无心”，看他神色凄凉，以无心许自己，如何得着欢颜？劝着改个名吧，只是黯然一笑，聪明人因伤心而弃心算不得大聪明。佛家要人忘我忘我，世人真能做到忘我，还需劳烦佛爷如此舍身相劝？可见我佛慈悲亦存苦心一片，是个有心之佛，并非无心。

心是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辞海》字典中，光是这个心字例引出来一共九十个由心而生的情境。九十只是被赋定的词句，其中可以幻化千万兆个情情境境，如此重要的东西，世人连讲起它来都觉不识时务。赚钱人人感兴趣，赚心没有听说过。

由于刘墉的一句话，生出那么多心得来，总是闲闲走笔，消夜又一章。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此心谈何容易，认真苦寻，反而不得。拉杂写来，无非玩味生之欢悦快意，值此寒雨良宵，是为自乐，以求不负我心而已。

爱马落水之夜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地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哪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地开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地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啰！”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地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

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停着的车子必须来个大转弯才能回头，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宽度，估计得倒一次车才能全转。我看一下右边，右边树下那块牌子又告诉我——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雨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转好了，不必倒车，一个大弯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时，我念着父母，又急。

好，发动车子，加足马力，驾驶盘用力一扭，马儿跳了出去，是匹好马。

不过一秒钟吧，我听见不算大声的一种冲击声，然后我发现——车窗外面不是雨水，而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

车子在沉——是在沉，的确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惊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不可能是真的。

车子还在沉，四面都是大水、大水。

我一定在做梦。

那时小弟带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车子去，夜寒，大家挤在伞下埋着头疾走。就在那时候，侄女天明三岁，她一回头，看见小姑的车子沉入“停车场”中去。她说：“小姑——”手中一朵菊花一指。

这一来，正往自己车去，也带着妻女的大弟听见了，猛一回头，忙丢掉了雨伞就往池塘水里跑。这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事后说的。

我无声无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时，水渗进车子里来了，水快速地浸过我的膝盖，水冻醒了我的梦，我又对自己说：“我正在死，原来是这种死法——真是浮生如梦。”

就算是梦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开被水逼住的车门，用力推，车门开了，水淹过了我。我不张口。

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见四周有科学馆、艺术馆，还有那向我远远奔来的大弟弟。

“救命呀——”这才不必要地尖叫起来。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说了一声：“我的皮包。”又钻进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时，开始跟大弟激辩：“明明是个停车场，怎么突然会变成一个大水塘？我问你，这是什么鬼？”

这时候家人都来围观啦！弟说：“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个池塘啊？”我尽可能不使牙齿打抖，说：“是刚刚变出来的，存心变出来淹死我的，从来没有什么池塘的，这是奇幻人间电视剧——”

爸爸当时立即指挥：“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湿的受不起这种冻。有小孩子的也都快回去。妈妈坐别人的车也回去。这个车，明早请人来吊——”

我舍不得我的马儿，一定要跟它共患难，我坚守现场，不愿离开。不但不离开，硬逼家人快快去打电话，请修车厂立即就来救马。

那种情形下，弟弟们也不肯走了。爸爸说：“要有理智，这种大雨里，都得回去，况且大家都淋湿了，快快给小孩们回去泡热水。”

在那个摄氏六度的冬夜里，爸爸和我苦等吊车来，弄到清晨三点半，马被救起来了。

我只差一点就跟那两位见义勇为的吊车好手跪下叩头。

中国同胞真好真好。我不是说爸爸。

过了几小时，我才真正弄懂了。

那是个真真实实的水池，以前就在的，偶尔水池里还有朵莲花什么的。我身上满布的浮萍也是真正的浮萍，不是幻象。那天下大雨，水池在夜间我停车时已经涨满了水，所以，看上去就成了一块平坦的地。再有那么一个神经病，就把“停车场”这块牌子给搁到水池边上去。

来停车的台北人，全不上当，很小心地避开这片告示，停得远远的，不会见山就是山。

然后，来了一个回国教书的土包子，很实心的一个“初恋台北人”，就相信了那块牌子，把车恰恰好停在牌下。过了两小时，自愿落水。

“这是一次教训，你可懂了吧？”爸爸说，“在台北做人，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斑马线上是压死人的地方，好味荫花生是送你到阴间去的，宾馆请你进去休息不是真正休息，马在此地是用来杀鸡的！”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次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金面的人来对我说：“谁叫你看见别人夫妻吵架就去多管闲事呢，自己功力全无，还弄神弄鬼替人去解。结果人家夫妻被你解好了，你自己担去了他人的劫难——落到水中去。”

家人后来说：“如果不是天明回头得早，过两秒钟你的车子可能完全没顶，水面又会合起来。我们绝对不会想象你在水底，总以为你突然开车先走了，也没讲一声；这种事在你做出来很平常，不会奇怪。于是我们挤一挤就上别人的车回家，三天以后再报失踪。你呢——在水底泡着呢——”我说：“放心，会来托梦的。”

后来梦中金面人又来了，说：“舍掉你的长发吧，也算应了一劫。”梦醒，将头发一把剪成国中女生。等我过了数月，经过新竹一间庙，突然看见梦中金面人原来是尊菩萨。沉思了一会儿，我跪了下去，心里发了一个大愿，这个愿，终生持续下去，直到天年了结，不会改变。

至今还是拥有一匹爱马，跟我的马儿情感很深很密，共享人间快乐，又一同创造了许多在此没有讲出来的故事。

我又想，那一次，应该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怎么没有去法院呢？那个没有去，是人生角度取舍问题，没法说了。

我要回家

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

一共四本书，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地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锐度上够深、够强、够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拼。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了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乳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张爱玲所有的书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弛，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分量，一颗、三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地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插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地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院之后，我出院，立即出国休息。

从那次的记忆丧失或说话错乱之后，我不再过分用脑了，这使我外在的成绩进度缓慢，可是一个人能够认路回家，却是多么幸福的事。

求婚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一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

“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

“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

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地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

“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

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地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你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十六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地，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地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地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像一朵花般地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啰！”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作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性地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切腹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地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

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

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地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摊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

“你们——”

“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好累。心情，是一只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太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

忠孝西路P.M.5：15　1986

那条街，比起异国任何一条马路，都要令人心慌。从来只是车里坐着经过，靠着玻璃不当心那么飘它一眼，心里马上几十团乱毛线打结。

十年吧，这才去了。

即使走在骑楼里，仍然感到一辆辆汽车压在背部——再加油烟浸渍的一只大手捂在人口上。

一种世纪将要灭亡之前一刻的幻觉。天地是加盖的压力锅。那听不听都得刺进身体里去的高音贝，是哪一个小伙子套住麦克风站在没有门面的衣服堆里狂喊那五十块任选一件不然隔壁还有六十块一把的雨伞。

在那叫人发狂的噪音真相里，没有人真正地发狂。如果说这种声音算做热带病毒，那么被感染的一群也不过是被扩音机吸了进去，开始发作时机械性的动作：翻那小山一般买了回去也不能改变任何生活秩序的小折伞，不然，一件不死不活的T恤。

小东西并不够小，寒伧花色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特性可以称赞它。那种小花伞，是一对手足失措的情人，小小气气躲在里面，怕，怕沾上任何一滴其实死不了的酸雨，挤那本来就够挤了的寒伧。

这也许是廉价，伞本来也只六十块一把，不能给人理直气壮的骨架。就如床单总也不换的宾馆，明晃晃大白天亮着日光灯招牌——“休息两百五十元”藏在高楼幽巷里，好使人看不见那一地的垃圾污水加烂菜叶子还有挡路的大锅。

那种，休息之后出来，手也不拉地出来，直直走向几步路骑楼边的小食档。男的问女的“吃什么？”女的，对着一摊猪肠，小声说：“随便。”他们弯曲了身体，就着一团热气，把灰嗒嗒的肉团，吃到口里不算，还在认真地咀嚼，然——后，咽——了——下——去。他们一直佝偻，在吃的时候。

伞还是有人买的，成就了一种那么微薄的安全——只要六十块就可以摆进皮包。天随时可以下雨。

扩音机不能不叫，叫成了都市的命脉。

那个叫卖的人很清楚，他的嗓门和货色对于路人是不可或缺的安抚，一旦沉默下来，城市要被吓得出大祸。叫着叫着，不过是反复几千次的——来呀！来呀！却将失群的人潮激起了狂喜的荡漾。在那饱满的呼唤里，有人只用五六十块的交换如同传道者一般救赎着人的灵魂——来呀耶稣爱你。

那么名贵的端砚毛笔名家字画的门前，有人起劲地把一块块臭豆腐下锅，臭豆腐的气味成了墨香，于是没有人看砚台。

红红的中国结衬着金色塑胶大字，财啦福啦，大吉大利、、、、、、、、招财进宝。一定要使幸福的颜色浓得伧俗。而那金银财宝，就算是佝着身体一辈子去膜拜它，也带给人心甘情愿的喜悦和亲爱。哦，如果叫它神的名字，买的路人会不会比财字更疯狂？

商店的门口倒不要神位，做了好多长条凳请人留步。就有条凳那么周到，摆明了功能还担心那不够殷勤切意，添上了“请坐”二字。就像它不请人坐，人不敢坐下去那般小心猜测路人的客气和谦卑。

而那些摆地摊的，知道自己绝对不算路人，就真敢也不敢坐下去，那么识大体地离着条凳只几分寸，卖着他的假名牌真恤衫，他们不在意口袋上那块小标记，对着商店一条凳子却又当当心心，壁垒分明。无论条凳是白是蓝是黄，他们靠也不去靠。

书店倒是好大一家，没有书香，闻到的老是胃里的东西，照样挤满了只看不买的人群。当然是不买的，它不能两百五十块休息不能十五块肉羹也不能给人蔽雨。

一群群被办公大楼吐出来的下班族类，面无表情地站在公车站牌下，他们当然不再表情，因为下班了。等惯了车的人不张望——早也惯了。该来的总是会来，载人去每天必然回得去的地方。用一种方盒子。

人，每天上班在大盒子里，下班苦等小盒子载人回家，家是另一种打着小方格子的空间，床不只是平面方形，电视叫做立体方形，等那中午好不容易松一口气可以品尝薪水变为食物的辛酸，还是面对一个便当盒——这就突然明白了，人在潜意识里没有面对棺材时，为什么乱七八糟地买T恤和小花伞。他们很自然地不再买四四方方的书。当然。

车子当然也是挤的，挤来挤去，挤掉车门外的尊严没有人会在意。而尊严也是一种习惯的代名词，惯了，就好。如果人人不再讲这个字，它就不必放在任何层次。这里已经够挤了，加不进一只发夹。

那么多装扮相似的人混成一团，仔细看看又实在没有一丝可以点明的相像。这个人的球鞋叠在那个人的背包上，那群人的外套挤成衣架上统一尺寸的货色，而女人的头发，全部冒着烫焦没有光泽没有弹性皱巴巴蓬成一团浓烟，享受着与众一同的安然。

与众一同，叫做美丽。注意，要——烫——焦——头——发。

三五个拿着地图的白种人，呆望着不能明了的公车站牌，没有人理会他们。尽管学英文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病毒，能不讲的时候，还是不发病来得不叫人脸红。学英文为的是：一开口说英文时，那一阵脸上涌出的热潮令人兴奋。听说台北市可以坐上六百道不同站牌的公车，为什么不看见有人，走上去，不讲一句英文，把那贴着不穿衣服女人的随手丢打火机啪一下去烧掉外国陌生路人手上紧握的台北市地图。

小得像凹字大一点的什么小柜子，里面卡住那个粗粗壮壮的青年，就在一家面包店大玻璃片前的骑楼下，把自己卡成了一个囚字。他的背后正好是食物，还配上出炉味。粗小子卖手镯、别针、项链、耳环，细成如同他手臂血管暴涨青筋三分之一细的链子，锁住了一个大男人的青春——我不要青春我要面包。

看了面包一眼，粗里有细的柜台囚人，警觉地堆出一脸笑来。“小姐你看，你身上这件衣服配上这月白色的耳环就更周全了。”就为了那用词，多看了人一眼。柜台上，张爱玲的《半生缘》看到一大半，反面搁着。“曼桢的结局你喜欢吗？”粗小子手中的耳环不晃了，静止在空中。“你也知道张爱玲，一百五十块的耳环算你八十块。”并不会因为张爱玲而移情，笑说：“那边走过去，一把花伞——可折的，才六十。”台北人是这么讲话的。

大厦跟大厦之间的巷子，永远没有阳光，夹缝里，生命流动得舒畅又缓慢，只要汽车开不过去的地方，就没有东西压在背上的感觉。人，在下棋，才夏天呢，灰扑扑的汗衫早也露了出来。卒子过河，车马炮无声地杀来杀去，慢慢杀、蓄意地杀。棋盘旁边，小卒子压着两张红票子，发印五百块和一百块相同颜色新台币的人不会因此杀头。猜是两百块吧，不看那穿堂风吹过，票子一起一伏的好像要飘走，赌棋的人压都不多压一个棋子。

台北人真真假假还是有钱。两百块可以买三把花伞加一个菠萝面包另外找回五块铜板用来当工具刮痧。台北人不要心理医生，人懂得怎么去疏导自己，那么漫不经心的。车子一辆一辆压上来，狭巷里，声音被一个过河卒子啵一下吸成透明。

是哪个小姐在等情郎用摩托车来载她去休息，长长胖胖打褶裙子的下面，一双球鞋加红袜子，人就落实到地面上去了。上身一件紧身衬衫，挤出了成熟多汁的性感加肉欲——什么？！这种身材的人会是处女。

“天主教文物供应中心”的前面站着那个肉体，一座圣母悲怆的塑像伸出一只手，好像就要穿过玻璃，去摸一摸那活生生的大地之母。圣母在悄悄地叹息——你是一个好女人，好到一如当初天主创造的夏娃。而那个不站在公车站牌下却时时张望着街头的胖小姐，正在起劲地咀嚼口里的东西，不，那不是口香糖，那是一种咸湿食物——带着五花肉的烤香肠。那么旁若无人地吃着，那么原始地磨着牙齿吞咽。果然来了一辆摩托车，小姐把香肠棒子一丢，粗粗鲁鲁地跨上车，紧紧抱住骑士的细腰，带着烫焦毛发的乌烟，哄一下飞驶而去。

人潮涌来涌去，扩音机永恒地在呐喊，公共汽车逼到骑楼边来载客，队伍总是突然乱一阵，带去了要去的人，而路上的人并没有因此减少。登山用品店为什么还不变成食品店，上公车的人绝对不是去了山上。在都市喧哗闷热叫人窒息的黄昏，山林之梦是不能也不可以做的——那太单调了——一幅不能感动人的廉价房地产广告。

不等车的人还是大部分，不知往哪里去的人们市政府给了天桥、给了地下道，如果胆子够大，冲过车阵也可以跑到对街——警察不会来抓你。这一片的街景全在骚动中跳舞，活生生的，活得朦胧又活得显明、活得那脉搏有如灌浓时的生猛，砰、砰、砰、砰，饱出令人想尖叫的喜悦或说恐惧。

晚报出来了，走过书报摊的人，收回了那迈出的右脚，丢下一个铜板，迫不及待地就在人群里把手臂拉开——更挤了，如果人人在街头看报。猜那看报的人并不那么好奇，人们看报纸，往往只有一个绝大的动机——不放心自身的利益和安危。这样一来，只看早报就不够了。

巨大的落日在都市大峡谷中静静坠落，人们一般并不意识它的存在，人们正在养精蓄锐，等待那立即将来的华灯初上歌舞升平。

我舍不得离开眼前的现象。我站着点燃了一支烟，就在街上当众吸着。我啪一下把烟蒂用手指弹到地上去甚而不许自己把它踏熄。我差一点走回头路跑去买花伞。我果然被店家的“请坐”所感动，略略沾了那条凳的边。我开始走过那总共包括六百个牌名的公车站牌，专心找一个指引人回家的地名。

而公车来了，我并没有挤上去。我说过了，尊严只是某种习惯的代名词。既然没有车子可以立即习惯，我往抽过烟的老地方走了回去。你知道，不久以前，我是种菜还有玻璃花房的那种乡下人。

虽然我佝偻了那么十秒钟不到的姿势有一些使人委屈，我还是在一大群地上的丢弃物里——观察，是哪一支烟蒂上透露出我吸过的特定记号。

我仔细地捡起“一支烟蒂”，把它用化妆纸包起来，小心放进皮包。当我做出这一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满月变红像血从市议会的方向升起，不，我没有看错，那绝对不是霓虹灯。我听见哗啦哗啦的笑声——人的笑声，掺杂着洗牌的碰撞，四面八方响起。人的五官模糊，可是他们明确地在噼噼啪啪拍手又欢笑，包围着我大声唱起来。

他们唱——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来——呀——六十块一把，你还等什么、等什么、等什么——

他们又轻轻地，说——

来。

我的快乐天堂

基本上，我之所以在成长期间老是不肯稳稳当当地去固定爱稳一个人的原因，是近十年来，方才整理出来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的男朋友们总是说——你小姐好大脾气——我自己也被这句话的方向所误导，以为自己是个不讲理又常常失去耐性的人。

的确，对于那个时代的恋爱方式，无论在中国或者在西方，我总要一不控制好，就生起气来。那是什么模式呢？男朋友准时来接，女朋友小小迟到十分钟——我都是早到的，也改变不了大局。一同去看一场不能够专心的电影，散了场当然什么咖啡馆再去赖一下之后，两个人打把伞，在家门口的巷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如果在国外，前景是一色一样的，那“走来走去”的一场，就换成女生宿舍的大铁门了，而且一定是修道院附设的——那种——那种好人家女儿——九点准——一定得回家，以示贞洁的地方。

我每一次恋爱的终结，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原因在于——那种花前月下——它们费了我的鞋子不说，还得磨破脚也可以了吧——时间的浪费在青春期倒是没有在乎过——好在可以挥霍——但——是，爱来爱去的结果——每天都有着同样的问题和答案。

答案是——我送你回去。

问题是——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

人，是可以换的。

电影，当然改片子。

街道，随便你怎么横着竖着左着右着走，最后还是——我送你回去。

恋爱给我的经历，等于永无止境的流浪。

流浪的意义在于每天面对新的挑战和喜悦——或说苦难——这十分引诱人。但——是，交男朋友是种一成不变的文明戏，里面乏善可陈、枯燥不堪、陈腔滥调、周而复始——如果，恋爱的双方——没——有——一——个——屋——顶——和——四方的——墙。我是说——对我。

有，有人有的，就在那种学生时代的情况里。有人一旦有的，那——么——交往或许可以拖长一点——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那是你的屋顶嘛，我每天到时候还是得——回去。于是，也就小姐你脾气好大——吹掉好了。

原来，我的脾气并不大，原来我的忍耐成了不知不觉的爱恋，原来我也实在不是什么小姐，原来我可以永远不再在换男朋友上叹气——哦——又是一样的——看透明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原来，以前的我，那——“生命感伤”——出自于——没有自己的房子。

好。我的看法是——父母家的房子，在某种特定年龄之下——可以是自己的房子。

等到已经被允许去看电影、上咖啡馆、逛街、交朋友——无论性别——的时期——我们生长的触角已经探向了家门和学校之外的界限。那——时——候——父母大概开始骂我们——把家当成旅馆，整天看不见人影，你以为翅膀硬了——等等的话——时。

起码在我的心理状态下，已经真的把父母的家当成旅馆了。我意识到这一件事实的时候，内心的歉疚实在很深很深，深到无力感也浮了上来，好似捞也捞不完的浮萍，一大片一大片地滋长起来。

对待国外修女们倒是没有浮萍的。她们夜里查房间，我用枕头加外套做成的——人形，如假包换地被蒙在已经熄灯的宿舍里的——一条毯子下面，于是——修女放心，我也放心去跳舞。

这种放荡的行为，其实不是我的本性。当时实在年纪小，也以为——是的。是的——使我一不小心，就要空虚得去向随便哪一个走在我身边的男性，大发脾气，好使他把我——大风——吹掉——吹死好了——又不在乎——

原来，在我的一生里，最爱的——东西，被我理了出来。

衣裳。布料。

房子。建筑。

衣裳包裹我的肉体。房——子，将我与外界隔绝。——造就我那——紧张兮兮的——灵魂。

对，我就是那种，那种灵肉一定要合一的人。

衣裳是今天不许进格子的题外话，于是——注意——就不给它们跑出衣柜。

好。

房子最可贵的特质在于，它就像是空的——是空的——才有那份——功能——将东西，给一样一样放进去。

房子有墙、房子有门、房子有窗、房子有锁——哦——我还有四道门栓——房子的别名——叫做——咦——“防止”。

真好。

于是，我将自己，在有了防止外界一切的安全意识下，在“我的房子”里——不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看书、吃饭、睡觉。而外界——根本没有欺负过我。

不过，你试试看——如果说——如果这三件最平凡不过的小事——在街头——进行——你看看能看几页书吃几顿饭睡几秒钟的觉？你去试试看。

不，我不是在说“租来的买下的”这种事情，我只是在说——人，跟房子的关系。

有一些事情——生活中必需的小事情——没有见不得人的——例如说——人人都剪的脚趾甲——好像大多数的人，总在——房子——里——完成。咦——

房子，是一切隐私——没有见不得人的——最好的帮手。房子，是另一个风貌向自我舒展开来时，唯一的证人——好在它从不说话。

房子不说话？！

房子说尽了所有的话。

看——一幢房子、一排房子、一批大楼、一个乡、城、小——镇、荒——郊——野——外——海——角——天——涯——只要房子一出现——那情调——的——定义——才落了——实在。

房子是情调、房子是价值、房子是心态、房子是地位、房子是性向、房子是记忆、房子是创造。房子是文化、房子是经济、房子是社会。

房子，是历史的纪录。

房子是——人。

我——所——惊——异——的——生——老——病——死——爱。

好。房子是人。

有人住房子，当然。

从这个方向去推理——或说——感性一点嘛——去感觉——那就好玩啰——

嗳——我的太太一只盘子放在地上，里面的剩菜都干成发霉了还不收掉，实在很懒——我喜欢回家时家里干干净净的，偏偏她——

你给我当——心——哦——你的太太恐怕不是懒，她很不——快乐。

三毛你怎么知道？！吓死了！

我的家呀——永远是干干净净清爽如洗的，连一根头发都不留在梳子上，你看，这么爱惜它——那个死人——还是不肯回家。

当然嘛！你先生回家来像个仰望你伟大成就的客人，他回来干什么？你是不是老举着一块干净的抹布，往他脸上刷？

三毛你——

于是，我们要讲求风水风水了。

他是不是公司太忙，又没有自己隔开的办公室？他是不是回来话也懒得跟你讲，即使礼拜天可以休息，也只是租来一大堆录影带坐在沙发上像典型的“沙发马铃薯”般变成植物？不是？他好像四肢百骸都没处放，吃完饭就抓了钥匙出去乱转？他是不是不爱你了？什么？！这跟爱情有什么关系——你试试看嘛，对对，我知道你喜欢光明——我也是，不过你试试看——把你家的那些日光灯全部换成可以调光的电灯——看看这种连林二哥都不一定会反对的方法——你先生这种——回家官能骚动症——能不能安静下来。万一不能够，那我们光讲电话就不够啰——好——你付我计程车钱，让我来给你——看看——那当然就像酒吧了嘛——不看你先生——嘘——就是酒吧里那种柔和的光线才不回来的。

好。林二哥最知道我了，那天他还在飞机上向台湾的落日追赶的下午，我鼻子上还在用氧气加上肺里那个痛得人不活的抽血管一吸一吸吸出人并不悲伤的眼泪——我又没有哭是身体自己痛哭的呀的下午，我对必须回答我一遍又一遍——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是不是车祸进来的、那你又是谁——的——特别护士小姐——说——我可是发梦话顺口说——今天晚上林云大师要来看我——不是，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云游不——过——哦——今天晚上他会出现在——这里——我的床边——来握住我的手——不——过——你还是要当心哦——这条血皮带——插在肺里——流到床下血罐子里去再接到墙上机器上的这种救我命的东西——还是要保护妥当——以免跟随大师来的那一——群朋友踢翻了孔明的七星灯——

那天深夜里——穿黑色衣服的林云大师，果然悄悄、悄悄，推开了我病房的门，在荣总——民总医院——

我只张开了一丝眼缝，感觉到——手被一只充满温暖以及巨大爱力的双手包裹，我笑了起来，闭上眼睛——哦——天花板又在地板上倒置了——说——二哥，我们真是心通啊——手足情深。

“林二哥最知道我了，我不做什么风水的。”有人讲给二哥听——不好了，三毛家我去看过了，她坐在——“刀口梁下”写文章，难怪背痛成快要变成十分之一的杏林子了——我叫她快快去买两支箫——把梁给象征性地——撑起来——二哥说对不对？又怕她挂倒了梁反而哗一下塌下来——

一年后二哥——林云二哥笑问着我——我笑说——那种东西何必去具相呢——我对自己说——梁——根本不存在——就不在了嘛——二哥赞叹——对了，你这种人多一点，二哥也可以少累一大半。对了对了——三毛的风水——是抽象实在的出世解——林二哥实在寂寞——虽然跟他的人成千上万——不给他睡觉——

好。

风水这种东西，就是——使你居住的房子里——有你的放心自在坦然。有你的——我想——我要——我爱——我舒服——就是大原则的掌握。

风水是——我的居所，使我没有不安，况且很是尘埃落定之后的——释放。

在这座我的城堡里——心，有个搁成四平八稳的宇宙。我放松吃饭、睡觉、工作、爱——安安静静地沉潜——于是——人生的大福气——就在里面得到了——空间——滋长——养分——完成。

看，这一切，和房子，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人，生命的最终目的——“跟自己和平，跟他人和平，跟社会和平，跟宇宙星辰日月天律的交融”——原来可以透过我们的椅子、桌子、床、柜子和厨房中的柴米油盐、四壁的灯光、盆景、唱片、衣裳、鞋子加两三条毛巾、抹布，以及刘墉一巨册——画集——蔡志忠的自然箫声——六朝怪谈——皇冠杂志——民生报——讲义杂志——石涛和尚花果集——史记——资治通鉴——爱在瘟疫蔓延时——宋室王朝——毛泽东沁园春——烟雨濛濛——在温暖的土地上——海上花——本草纲目——什么人写给儿子的第多少封信——上海生与死——革命之子——越南沦陷和中美关系——东京梦华录——十二楼——九尾龟——中国的法律与中国的社会——肉蒲团——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加上一支只打出去、并不常接的——电话——交织成——一片——氤梦楼——那假是真来真是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简单——又——红尘滚滚。

房子——是我的生命感伤——最后——成为生命意义完成的灵魂工程师——

在这肯定的结论里——我并不是——不是小龙女的古墓，也不再是那梅超风——请参看金庸中那一个个有血有泪，在人性枷锁中不得释放的英雄好汉乱世儿女——他们大半浪迹江湖——居无定所——不然——肯定在那里擦桌子抹灰，渔樵闲话起来，想起那爱恨情仇——哦——一笑——而已。

所以，武侠小说里的人——不许定居太久，不然哪来的戏唱？

房子，是我个人生活中极大的救赎。也是个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纪录材料。

其实这个“大家来讲房子”的话题，是我给提出来的。不——我还没有开始讲——在我所居住过的——形形色色的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样可以记录的生活与时代——那留待——以后。

写这篇稿子的现在——我一个人，住在都市窄巷的快——乐——天——堂——里——哦——我在这小楼灯火的——夜晚——安——身——立——命。

我在一幢——自己的房子里。

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小姑：

我们一直等，不想睡。可是也许会睡着。

可以在这里做功课。谢谢小姑！

天恩　天慈　留的条子

一月二十六日　晚上十点钟

夜已深了，知道太深了。还是在往父母的家里奔跑。软底鞋急出了轻轻的回声，不会吹口哨的少年，在心里吹出了急着归去的那首歌。

今天的心，有些盼望，跟朋友的相聚，也没能尽兴。怎么强留都不肯再谈，只因今天家里有人在等。只因今天，我是一个少年。

赶回来了，跑得全身出汗，看见的，是两张红红的脸，并在一起，一起在梦里飞蝶。

这张字条，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

再念了一遍这张条子，里面没有怨，有的只是那个被苦盼而又从来不回家的小姑。

“您”字被认真地改掉了，改成“”。尽心尽意在呼唤那个心里盼着的女人。

小姑明天一定不再出去。对不起。

可以在这里做功课，你们说的。你们睡在书桌的旁边，仍然知道：小姑的夜不在卧室，而在那盏点到天亮的孤灯。

那盏灯，仍然开着，等待的人，却已忍不住困倦沉沉睡去。小姑没有回来，字条上却说：“谢谢小姑！”

恩、慈并排睡着，上面有片天。

十点钟的一月二十六日，小姑没有回家，你们说“也许会睡着”，又是几点才也许？天慈的手表，没有脱下来，是看了第几百回表，才怅然入梦？

我想靠近你们的耳边去说，轻轻地说到你们的梦里去——小姑回来了，在一点三十七分的一月二十七日。小姑今天一定不出去。对不起，谢谢你们的也许。

“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你的房间还有灯光。再睡一下，起来的时候，又没有了你的光。后来十一点的时候，又来偷看，你就大叫我们倒茶进来了……”

一句话里，说的就是时候，时候，又时候，你们最盼望的时候，就是每天小姑叫茶的时候，对不对？

今天小姑不跟任何人见面，小姑也不能再跟你们一起去东方出版社。小姑还要做功课，可是你们也可以进来，在书房里赖皮，在书房里看天恩的《孤雏泪》，看天慈的《亚森罗苹》。也可以盖图章、画图画、吃东西、说笑语、打架、吵架，还有，听我最爱的英文歌：《你是我特别的天使》。听一百遍。

十岁了，看过那么多故事书，写过五个剧本，懂得运用三角尺，做过两本自己的书，还得到了一个小姑。

十岁好不好？双胞胎的十岁加起来，每天都是节庆日。双十年华，真好，是不是？

初见你们是在医院里。

再见你们已经三岁多了。

你们会看人了，却不肯认我——这个女人太可怕，像黑的外国人。你们躲在祖母的身后，紧紧拉住她的围裙。那个女人一叫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哭。

不敢突然吓你们，只有远远地唤。也不敢强抱你们，怕那份挣扎不掉的陌生。

“西班牙姑姑”是你们小时候给我的名字，里面是半生浪迹天涯之后回来的沧桑和黯然。

你们不认我，不肯认我。

我是那个你们爸爸口中一起打架打到十八岁的小姐姐，我也是一个姑姑啊。

第一次婚后回国，第一次相处了十天总是对着我哭的一对，第一次耐不住性子，将你们一个一个从祖母的背后硬拖出来痛打手心。然后，做姑姑的也掩面逃掉，心里在喊：“家，再也不是这里了——这里的人，不认识我——”

小姑发疯，祖母不敢挡，看见你们被拼命地打，她随着落下了眼泪。不敢救，因为这个女儿，并不是归人。

祖母一转身进了厨房，你们，小小弱弱又无助的身子，也没命地追，紧紧依靠在祖母的膝盖边；一对发抖抽筋的小猫。呜呜地哭着。

那么酷热的周末，祖父下班回来，知道打了你们，一句话也不说，冒着铁浆般的烈阳，中饭也忘了吃，将你们带去了附近公园打秋千。他没有责备女儿——那个客人。

那一个夜晚，当大家都入睡的时候，小姑摸黑起来找热水瓶，撞上了一扇关着的门。

这里不能住了，不能不能不能了。这里连门都摸不清，更何况是人呢？也是那个晚上，镜里的自己，又一度没有了童年，没有了名字。看见的反影，只是陈田心的妹妹和陈圣、陈杰的姐姐；那个不上不下，永远不属于任何人的老二。没有人认识我，偏在自己的家园里。不能了，真的再也不能了。

三件衣服、两条牛仔裤，又折了起来。那个千疮百孔的旅行袋里，满满的泪。

告别的时候，你们被爸爸妈妈举了起来，说：“跟小姑亲一个！”

你们转开了头，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小姑，笑了笑，提起了手里拎着的九个爱檬芒果，向父母中国，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出境室。

那本写着西班牙文的护照，递上柜台的时候，一片又一片台北的雨水。唉！这样也好，转开头吧！

你们是被妈妈推进来的，推进了今天这一间可以在里面做功课的书房。

两人一起喊了一声小姑，小姑没有回答，只是背过了身子，不给你们看见变成了两个大洞的眼睛。

孩子的身上，没有委屈，大人的脸，却躲不掉三年前的那句问话：“提那么多的芒果又去给谁吃呀？”

那一年，你们进了新民小学。第一次做小学生，中午打开便当来，就哭了。虽然妈妈和大姑一直在窗外守着你们。可是，新的开始还是怕的，怕成了眼泪，理所当然地哭。

也是那一年，小姑也重新做了一次小学生，对着饭菜，也哭了起来，不能举筷子。

“你是什么树？说！”洞穴里的两个女巫凶狠狠地在问。

“芒果树！”变树的小姑可怜兮兮地答。

“怎么变成树了呢？不是叫你变成扫把给我们骑的吗？！”女巫大喊，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打。

“你们的魔咒弄错了！”

“再变！变三个愿望给我们，快点！不然打死你这棵树——”

“给你恩，给你慈，再给你一片蓝天——”

“这个游戏不好玩，我们再换一个吧！”

三个小学生，玩了四个月，下学期来了，一个没有去新民小学。她，没有再提什么东西，也就走了。她，已经被女巫变成了树，一棵在五个月里掉了十五公斤叶子的树。

树走的时候，是笑了一笑的，再见，就没有说了。

不，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又一场儿童的游戏。我们卖爱情水、迷魂膏、隐身片、大力丸。我们变九头龙、睡美人、蛋糕房子和人鱼公主。我们变了又变，哈哈大笑，里面千千万万个名字，里面没有一个叫小姑。

唉，这样也好，远远的天涯，再不会有声音惊醒那本已漫长的夜。

“我们回家啰！你最好在后阳台上看一看我们经过。”这么不放心的一句话，只不过是：放学、下校车、奔上祖父母的家，做一小时的功课，吃点心，看十五分钟卡通片。然后极少极少的一次，妈妈下班晚了赶做饭，爸爸事情忙赶不来接的；经过一条巷子，回父母的家。

恩慈两个家，忙来忙去背着书包每天跑。

“小姑明天见！小姑明天见！小姑明天见……”

一路碎步走，一路向阳台叫了又喊再挥手。

那个明天，在黄昏六点半的联合新村，被哗啦哗啦地喊出了朝阳。

阳台上的小姑，想起了当年的游戏和对话：“再变！变出三个愿望来给我们，快点！不然打死你这棵树——”

这个游戏不好玩，太重了。可是我的回答，再也不能换。

因为，你们喊了三遍我的名字。第八年就这么来了。

然后，同样那只旅行袋和牛仔裤，又走了。

小姑，我们一直在等你。阿（yà）阿娘（宁波话祖父母）去了美国（lǚ）行。爸爸妈妈在上班，我们暑假在大姑家玩。请你快快回来。你在做什么？快快回来跟我们玩游戏和教（dǎo）我们好不好？妹妹和我画了两张（tú）画给你。在这里，寄给你看。

天恩

一张甜蜜，都是花和小人，还有对话。一张内脏密密麻麻的机器人，咕咕咕地说着看不懂的符号。也是开信的那一霎间，加纳利群岛的天空有了金丝雀飞过的声音。邮局外面的女人，不肯再卖邮票。她去买了一张飞机票。为了一朵花和一个机器人。

“你又要走啦？！”

一包一包的书和零碎东西摊在书房，两个放学的小人蹲在旁边看，声音却很安然。

“我们三个一起走，天涯海角不分手。帮忙提书呀！上阳明山去。”

二十五个小口袋的书，两个天使忙了来回多少次才进了宿舍。再没有转向左边，也没有转向右边。小姑不亲吻你们，你们长大了，而小时候，却又不敢强求。怕那一两朵玫瑰花瓣印在颊上的时候，突然举步艰难。

“这是你们的第三个家。左边抽屉给恩，右边抽屉给慈，中间的给小姑学生放作业，好不好？”

欣喜地各自放下了一颗彩色的糖，三颗心在华冈有了安全的归宿和参与。

“你打不打你的学生？”“不打。”“很坏的呢？”“也不打。”“还不打？”“这个时代，轮到学生来打老师啰！”“我们不来的时候你一个人怕不怕鬼？”“不怕。”“真的鬼哦！怕不怕？”“真的鬼就是姑丈嘛！”“你就一个人住啦？”“不然呢？”“我们的林慧端老师跟先生住，还有一个小孩。”“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是小姑。”“林老师比你漂亮，跟妈妈差不多好看——”

讲话、搬书，另一个家和城堡，在天使的手里发光。天使不再来了，小姑周末下山去看她们，接到阿阿娘的家里来睡，一起赖在地上，偷偷讲话到很晚，不管阿娘一遍又一遍进来偷袭叱骂。

我们只有一个童年和周末，为什么要用它去早早入梦？

天使说：我们林老师比你漂亮，跟妈妈差不多好看。小姑开始偷看恩慈的作文簿，一句一句林老师的红笔，看出了老师的美，看见了老师的苦心。也知道孩子的话里，除了“三毛说她不在家”的那种电话里，没有谎言。

星期四的黄昏，小姑去了新民小学，去得太早，站在校门外面数树上的叶子。数完两棵树，数出了一个又一个红夹克的小天使。慈先下来，本能地跑去排队上校车，操场上突然看见小姑，脸上火花也似的一灿，烧痛了小姑的心，恩也接着冲下来，笑向小姑跑。

接着的表情，却很淡漠，那张向你们不知不觉张开的手臂，落了空。这，住在台北，也慢慢习惯了。我向你们笑了一笑，唉！这样也好。

也是为林老师去的，却又没能跨进教室，又能告诉她多少她给予的恩和慈？没有进去，只因欠她太多，那个不能换的三个愿望，是林老师在替我给。只看孩子那么爱上学、爱老师，就知道里面没有委屈，有的是一片蓝天和一群小人。

小天使一群又一群地出来，马主任居然叫得出恩慈的名字，分得清她们的不同。在这小小的事情上，又一次感激新民小学的一草一木。

第二天，两个孩子抢着拿信给林老师，一封信被分放在两个信封里，里面是家长的感谢。

孩子回来做功课，打来骂去，算不出算术的角度。橡皮铅笔丢来丢去，其实也只为了坚持自己的答案。

“双胞胎打架，自己打自己，活该！”小姑从来不劝架，打着骂着一同长大，大了更亲密。

说完这话本能地一凛：双胞胎不是自己和另一个自己？顺口说的笑话，将来各自分散去生活时，缺不缺那永远的一半？

“小姑跟姑丈也是双胞胎。”“乱讲！乱讲！”“你们长大了也是要分开的，想清楚！”“早嫁早好，省得妹妹烦。”“你跟男人去靠，去靠！就生个小孩子，活该！”“你又知道什么鬼呀！还不是张佩琪讲的。”

十岁的女孩，送子鸟的故事再也不能讲了。小姑抢来纸和笔，画下了一个床：叫做子宫。

“原来就是这个呀，妈妈早就讲过了，枯燥！”

恩慈，你们一向拥有爸爸妈妈和祖父母。小姑不知能在你们的身边扮演什么角色，就如每一次的家庭大团圆时将小姑算单数而其他的人双数一样的真实，她从来不能属于任何人。

“请你驯养我吧！”我的心里在这样喊着。小王子和狐狸的对话，说过一次，孩子说不好听，她们要听吸血鬼。还是请你驯养我吧！不然我也只能永远在阳台上看你们。

每一个周末，你们盼望着来小姑的书房打地铺。阳明山的作业带下山来批改，约会座谈带下山来应付。那份真正的欢悦，仍然在孩子。

那个六点一定要出去、深夜一两点才回来的姑姑，就是在一起也没法子跟你们一起入梦的姑姑。周末的相聚往往匆匆，只有夜和灯在你们的腕表上说：“小朋友，睡觉啰！姑姑不能早回来。”

这样也好，不必朝朝暮暮。

也不能请你们驯养我，大家远远地看一眼就算好了。

我不敢再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去接任何人。

可是，小姑是宠的。物资上，宠的是文具和那一城儿童书籍的东方出版社。精神上，宠着一份不移的爱和真诚，里面不谈尊敬。

“不得了！宠坏人了，带回去，不许再来睡了！”

“你只知道大声骂、骂、骂，你做你的爸爸，我做我的小姑，她们在这里住满三天，我——说——的——”

小姑和爸爸都高了声音，为什么突然不懂得成长之后的客客气气了？只因为小姑——

我们只有一个童年，你要孩子的回忆里做什么样的梦？又能不能保证她们成年的日子全是繁花似锦？现在能够把握的幸福，为什么永远要在纠正里度过？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游戏快快乐乐地将童年不知不觉地学过、也玩过？我要留你的孩子三天，请答应我吧！

“小姑给你们的钱是请你们小心花用的，不能缴给爸爸，懂不懂？”

不懂不懂，两次都乖乖地缴掉了。

“吃饭的时候不驼背。是人在吃饭，不是为了吃饭去将就碗。我们把碗举起来比一比，看谁最端正，好不好？”那个不得已的食，也没有了委屈。

好孩子，慢慢懂得金钱的能力，再慢慢了解金钱的一无用处吧！保护自己，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啊！

双胞胎的路，真正一个人跨出去的时候，又比别人多了一份孤单。

放学了，看见小姑在家，笑一笑，喊一声。看见了祖母，这才一起乱叫起来：“阿娘！阿娘！我考第二名，我考第三名，我考第二第三名，我考……”

姑姑，看呆了眼睛，看见祖母的手臂里左拥右抱，满脸的幸福，只会不断地说：“好乖、好乖啊！”

童年的大姑和小姑，没有名次可以比。小姑也从来没有一张全部及格的成绩单。“姆妈，我考第一名我考第一名我考第一名……”的声音里，永远听不见小姑的声音。

小姑没有被抱过，承受了一生的，在家里，只是那份哀悯的眼光和无穷无尽父母手足的忍耐；里面没有欣赏。

孩子，我总也不敢在拉你们过街的时候，只拉恩的手或慈的手。小姑粗心，可是小姑一只手管一个。因为小姑的童年里，永远只是陈田心的妹妹，那个再也不会有第一名第二名的羞孩子。

前几天，大姑的学生钢琴发表会。大家都去了，会后小姑讲了一个学琴的故事，在台上。

讲完了，小姑出去开车，小姑实在太累了，没有看清楚雨天的地，将车子和人一起冲进了艺术馆旁边的池塘。

被你们的爸爸拉出了水，全家人撑着伞跑过来看。小姑出水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看大人的脸色，小姑偷偷很快地看了你们一眼，怕你们受到惊吓，怕你们突然明白旦夕祸福的悲哀。

你们的脸，很平静，没有一句话。大人的脸，很开心，他们以为，小姑早已刀枪不入了，又何况只是一片浅浅的池塘。

酷寒大雨的夜晚，你们被匆匆带回去，走的时候两个人推来挤去，头都没有再回一下。

好孩子，天晚了，应该回去睡觉，吊车子不是孩子的事，又何必牵绊呢？

回到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书房里，为着你们的那个——不——回——头，小姑用一张化妆纸轻轻蒙上了眼睛。

唱机上，放的又是那首歌：《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学校放假了，你们搬来住书房。小姑也搬下山来了，一同搬来的是那三班的学期报告和待批的成绩。

你们一说起小姑的落水，就是咯咯地笑。小姑也笑，一面笑一面用红笔在打学生的作业。小姑跟你们一起乱笑，什么都笑。右手的红笔，一句一句为作业在圈：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

“出去看电视吧！求求你们，不要再吵啦！小姑要精神崩溃了，出去呀！！”

恩慈不理，一个趴在膝盖上，一个压在肩膀上，争看大学生说什么话。

“求求你们，去看卡通片吧！卡通来了。”

“什么卡通？你，就是我们的卡通呀！”

说完不够，还用手弹了一下小姑的面颊，深情地一笑。

“小丑！小丑！小姑！小丑！”大叫着跑出去，还叫：“打开电视，卡通来了，今天演什么？”

她们唱了，又蹦又跳地在齐唱又拍手：“有一个女孩叫甜甜，从小生长在孤儿院……”

不满三岁时不认识也不肯亲近，而被痛打的恩慈；七年过去了，小姑从来没有忘过那一次欺负你们的痛和歉。这些年来，因为打吓过你们，常常觉得罪孽深重而无法补救。

今天，小姑终于知道自己在你们身边扮演的角色。那么亲爱、信任、精确地告诉了姑姑，原来自己是孩子生活里的哪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再不给你们眼泪，只叫你们唱歌。

终于被驯养了——一时百感交集。我们已经彼此驯养了。

卡通片在电视机内演完了，书房还有活的卡通和小丑。

孩子冲进来又赖在人的身上，啪一下打了我的头，说：“又听同样的歌，又听又听，不讨厌的呀！烦死了……”

好，不再烦小孩——打得好——换一首。又是英文的，真对不起。有人在轻轻地唱：“那些花啊——去了什么地方？时光流逝，很久以前……那些少女啊——又去了什么地方？时光远去，很久很久以前……什么时候啊——人们才能明白，才能明白，每一个人的去处……”

轨外的时间

其实，有一年，不久以前的一年，我也常常出去。

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旅行，我说的出去，是在梦与醒的夹缝里去了一些地方，去会一些埋在心里的人。

你看过一本叫做《时与光》的书吗？徐先生的作品。你没有看过？那么你看过他另一个短篇了？想来你可能看过，他写的那一篇叫做《轨外的时间》。

三毛你去了什么地方？

就在附近走走，穿过一层透明的膜，从床上起来——出去——就出去了。

费力是不行的，我们又不是拔河。我没有跟永恒拔河，绳子的那一端拉着的，不是血肉的双手。你放松，不能刻意，甚而不要告诉自己放松，就如风吹过林梢，水流过浅溪，也就如你进入舒适的一场睡眠那么的自然和放心，然后，你走了。

你怎么走？

我轻轻松松地走，轻到自己走了才知道。

你的拖鞋还在床边，你忘了讲穿鞋子那一段。

对，我也没有讲穿衣，洗脸，拿皮包。我也没有讲墙、讲窗和那一扇扇在夜里深锁着的门。我没有忘，只是出去时这些都不重要了，包括睡在床上的那个躯体。

可是，我走了，又回来，坐在这里，喝茶，写字，照镜子。

你也照镜子对不对？

那片冰冷镜中的反影使你安心，你会想——你在，因为看见了自己，是不是？

三毛，你到底要讲什么？

我不说了，让姑姑来跟你说。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很少出门。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丈夫早逝之后，我的一生便托付给了子女。年轻的时候，孩子小，我中年的时候，孩子们各自婚嫁，我高年，孩子们没有抛弃我，一同住在台北，在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和琐事里，我的一生便这样交了出去。我的天地是家，没有常常出门的习惯，当我终于有一些闲暇可以出外走走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脚步已经蹒跚，体力也不能支持，出门使我疲倦，也就不去了。

那一天，我为什么进了国泰医院？是家人送我去的。我并不喜欢住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只因为全身疼痛难当，他们就哄着我去住院了，孩子们总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的脑筋仍是很清楚的，八十年前做女儿的情景一段一段地能够讲得出来。不久以前我跟我的外甥女平平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打过高尔夫球。她眼睛睁得大大地瞪住我，也不笑，好似我说的不是家族生活的过去，而是洪荒时代的神话一般。她的眼神告诉我，像我这种老太太，哪里知道高尔夫球是怎么回事。

我也有过童年，我也做过少女，这一生，我也曾哭过，也曾笑过，当然，也曾丽如春花。而今，只因我说了全身酸痛，他们就将我送进了医院，我有什么办法，只有来了。

你也晓得，医院的岁月比什么地方都长，即使身边有人陪着，也不及家里自在。我不好跟儿女们老吵着要回家，于是，我常常睡觉，减去梦中的时间，天亮得也快些了。

那个午后，四周很安静，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病房，粘住了我床单的一角，长长方方的一小块，好像我们家乡的年糕一样。

看了看钟，下午四点——那块粘得牢牢的年糕动也不肯动。

天气不冷也不热，舒适的倦怠就如每一个午后的约会一般，悄悄地来探访我。

今天不同，我却没有睡过去。病房里没有人，走廊上看不见护士，我的心不知为何充满欢喜，我的年纪有如一件披挂了很久的旧棉袄，有那么一只手轻轻拂过，便不在了。当它，被抖落的那一霎间，我的脚，我的身体，奇迹似的轻快了起来。

我要出去玩——

什么时候已是黄昏了，满城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每一条街上都是匆匆忙忙各色各样的人。多年没有出来逛街，街道不同了，绸布庄里的花色夺目明亮，地摊上居然又在卖家乡小孩子穿的虎头鞋，面包烤房里出炉的点心闻着那么香。西门町以前想来很远，今日想着它它就在眼前，少男少女挤着看电影，我没有去挤，电影也没有散场，我只想看看里面到底在演什么，我就进去了，没有人向我要票，我想告诉一位靠着休息的收票小姐，我没有买票你怎么不向我讨呢，她好似没有看见我似的——

多年来被糖尿病折磨的身体，一点也不累了，我行路如飞——我是在飞啊——

百货公司我没有去过几家，台北什么时候多了那么多迷城也似的大公司？比起上海永安公司来，它又多了不知多少奇奇怪怪的货品。这里太好玩了，我动得了更是新鲜，健康的人真是愉快，走啊走啊，我的脚总也不累——

我拦住一个路人，告诉他我很欢喜，因为我自由，自由的感觉身轻如燕，我不停地向这个路人笑，他不理我，从我身上走上来——

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礼貌，也不让一让，就对着我大步正面走过来——我来不及让，他已经穿过我的身体走掉了，对，就是穿过我。再回头看他，只见到他咖啡色夹克的背影。我吓出一身汗来，怕他碰痛了，他显然没有知觉，好奇怪的年轻人呀！

我的心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地释放，没有想念那些孙子，没有怕儿女挂念我的出走，我只是想尽情地在台北看一看，玩一玩，逛一逛，多年的累，完全不在了。

这种感觉当然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丝毫惧怕，没有怕，只是快乐，轻松。自由啊，自由原来是这样好。

自从我的儿女开始奉养我之后，我们搬过两三次家，年轻人不念旧，我却突然想念罗斯福路的日本房子，在那儿，我们一家度过了大陆来台湾之后长长的时光。以前我走不动，我总是累，那么现在不累了，我要回去看一看。

从百货公司到罗斯福路好快啊，心里想它，它就到了，“心至身在”是怎么回事？这份新的经历陌生得如同我眼前的大台北，可是为什么去想呢，我赶快去找自己的故居，那个进门的玄关旁，总也开着一片片火也似的美人蕉——

日本房子没有了，我迷失在高楼大厦里，这里找不到我的老房子，花呢，花也不见了。那条长长的路通向什么地方？新店。我怎么在新店？

不好走远了，我回去吧，我不去医院，我回儿子女儿住的大厦，百乐冰淇淋招牌的那条巷子里就是我的家。

小孙子在吃饭，电视机开着也不看也不关，费电呢。我上去关，电视却不肯灭掉。

家里没有人叫我，我四处找找人，没有什么人在家，除了孙子之外。

后来我又想，回家是失策的，万一孙子看见我逃出了医院，大叫大嚷，捉住我又去躺病床也不舒服，我快走吧，趁他低头吃饭快快溜走。

汉清大哥、嗣庆、谷音全在台北，他们是我的手足，这些年来行动不方便，总也难得见面，见了面，大家怕我累，也不肯多说话，总是叫我休息、休息。这个时候谁要休息呢，我要快快去告诉他们，我根本没有病，走得飞快。我完全好了。

小弟嗣庆不在家，他的办公室在火车站正对面，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今天跑去看看他，他一定吓了一跳。

就看见嗣庆啦！他在看公文，头伏得低低的，我不跑到他面前去，我要跟他捉迷藏，就像我未上花轿以前在家里做他姐姐一般地跟他顽皮一下——

我浮在他的上面，用手指轻轻搔一下他的头顶心，嗣庆没有反应，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弟弟也老了，敲他的头都没有感觉，他不及我年轻了，我怎么又一下那么爽快了呢？

是的，我们都老了，爹爹姆妈早已过去了，我找不到他们，看不到他们，这也没有办法，我只有在台北跑跑，再去看看我的亲戚们。

今天不累，我一个一个房子去走亲戚，我好忙啊，已经是老婆婆了玩心还那么重，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可是能走还是去走走吧，今天不同凡响——

于是我走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看亲戚，看街，看外销市场，看新公园，看碧潭的水，看街上的人，看阳明山淡水河，看庙看教堂，也去了一间国民小学——

玩了不知多少地方，绕了好大的一场圈子，我到了一幢建筑面前，上面有字，写着“国泰医院”，这个地方眼熟，好像来过，二楼一个窗口尤其熟悉，我上去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于是我从窗外向里看，你可别问我怎么飞到二楼窗口去的，我没有说谎，我是在二楼外面看——

这一看吃了一惊，我的儿子阿三怎么坐在一张床的前面，哀哀地在向一个老太太一遍一遍地叫——“姆妈！姆妈！姆妈！姆妈……”

那个睡着不应的女人好面熟……她不是我自己吗？难道是我？那个镜中的我？一生一世镜中才看得见的我？

我急忙往窗内跑，跑向自己——

“姆妈——”

我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哽住的声音，叫得好大声，吵得很的。

再一看床头的钟，五点了，原来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我去了好多地方——而我又在床上。

“姆妈，现在是早晨五点，你昏迷了十三个小时，怎么救也救不过来，我们——”

傻孩子，急成那个样子，姆妈哪里是昏迷了，姆妈只是出去玩了一场，散散气闷，你们怎么叫护士小姐用针扎人呢。

我的姑姑跟你讲了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她不太会说故事，又越说越匆忙，因为说完她要收拾东西回百乐冰淇淋那条巷子里的家里去，她想回家，不肯慢慢细细地讲。

至于我的故事，并没有说完，可是让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有关我的秘密——

当我“出去”的时候，我从来不肯去照镜子。

他

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阳明山竹子湖一带走路，同行的人随口问了一句：“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谁？”还在沉吟，又说：“不许想的，凭直觉说，快讲——”讲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还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难道他不算？”当然问他啰，他们是好同学。

我拿了根干树枝啪啪地打过一排又一排芦花，一面跑一面口里呜呜地学风叫，并不回答。

他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打过他，用刷头发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钢钉在面颊上钉成小洞洞，过了好几秒钟，才慢慢渗出数十个血珠子来。那一回，他没有哭，我还要再打，是夹在中间死命拉扯的母亲发着抖流泪。那一年，我十九岁，他十七。

后来，没有几天，又在街上看见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面馆外边。他低头在踩摩托车，口里叼着一支烟，身后跟着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还记得，他们上车而去的时候，那套西装在夜风里飘出来的是一块大红的衬里，女孩的手，环在腰上，那么意气飞扬地招摇过市。他没有看见我，那个手里拎着一袋书，看到他就站住了脚的人。

我回家后并没有对母亲说什么，那几年，母亲稍一紧张就会极轻微地摇摆她的脖子，那种不自觉的反应，看了使人心酸。我深信，她的这种毛病，是因为女儿长年地不肯上学和阴沉的个性造成的。在家里，我总是攻击人，伤害性的那种打法。尤其看不惯只上学而不真读书的人。当年的他，就是那个死相，他假上学真跷课，只对自己花钱，对人不友爱，而且自高自大语气轻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见他的那副样子，把一本自己批注的《水浒传》送到小弟的房间里去。那时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当年批注这本书的年纪，我们一同看书，小弟也开始批写，批上一段，上学校去的时候，我就拿起来看。跟小弟，也没有说他什么。

又过了好多天，长春市场的路边边有人卖药玩蛇，算是夜市吧。围观的人怕蛇，圈圈围成很大，卖药的人费力地连说带表演，一直让蛇咬他的手肘——真咬，却没有一个人上去买药。那个弄蛇人又表演了吞蛇，紧紧握住长蛇的尾巴，让蛇身蛇头滑到口里去，这一招惹得许多人退了一步。就在人群扩散开去的那一霎，我又看见了他，有一丝惊惧，又有一丝哀怜，透过他的表情默默地投射到那个在一支光秃灯泡下讨生活的卖药人身上去。人群里的那个他，陌生、柔软，有一点孤零，透着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他没有在摩托车上。

再从窗口望他的那一年，小弟已经读大学了，我初次回国。巷子里的他，蹲着在锁车子，知道必然会进来，我等着跟这个一别四年，没有通过一封信写过一个字的人见面。

进门的时候微笑着喊了我一声，自己先就脸红了。看见他的手上拎着一个帆布袋子，里面装着想来是到处推销的油墨样品，没有穿什么怪里怪气的红衬西装，一件夹克十分暗淡，头发被风吹得很毛，看上去好似很累，脱鞋子的时候半弯着身体，那个灰扑扑的帆布袋也忘了可以搁在地上——那一年，他进入了社会。也是那个夜晚，想到他的口袋和脱鞋子时的神情，我伏在床上，在黑暗中流了一夜的眼泪。过不久，我又走了。

我们依然没有什么话讲，也不通信，有一天，母亲写信来，说他有了两个女儿，做了父亲。又不久，说他离开了油墨行，跟一个好同学拼凑了一点点小资金，合开了一家小公司。

很多年过去了，我结婚，他也没有片纸只字来。后来我便以为自己是忘了这个人，直到有一天的梦里，看见一大面狰狞的铁丝网，他在那边，我在另一边，清楚看见是他，脸上还有铁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洞。我很紧张，唤他，叫他跳铁丝网，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退了几步，然后向我跑过来，上网了，接着看见电光强闪，他无助地被挂在铁丝上成了一个十字形，然后，我在梦中的的确确闻到了生肉烧焦的气味——我被摇醒的时候还在惨叫，知道经历的是梦，只是一场梦，仍然不能停止地叫了又叫。梦的第二日，收到一封电报，是大伯父打来的，没看清楚内容先扑到地上去便痛哭，赤着脚没有带钱，奔过荒野，走进简陋的电信局，一定要他们挂长途电话回台湾。等到丈夫大步走进电信局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六个多小时。丈夫来，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父亲，我喊了父亲一声抱住电话筒失声大恸，好不容易双方弄懂了，说他没事——那个以为已经忘掉了的人没事，这才再细看那封捏成一团的电报，那封会错了意的电报。

那事以后的几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是恍惚，夜间，睁着眼睛向着黑暗，想起他，那个一生没有交谈过什么话的他，才发觉这个人对我，原来也有什么意义。

又是一年，我回国，父母一同回来的，下飞机，他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那时候，我心情不好，一路上很沉默。他将我放在前座，开到家的巷子里，他掏出来一把钥匙来给我看，脸上是逼出来的笑，他跟我说：“来，来看你的汽车，买给你的，二手货，可是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不信你问我，音响、冷气、香水瓶、录音带……你高不高兴？你看，买给你的车，来看嘛！看一眼……”我快步跑上楼，没有碰钥匙，他跟上来，我说：“以后精神好了才去看——”那辆车，在巷子里风吹雨打了三个月，我没有看它一眼，后来，他没有说什么，赔了三万块，转手卖掉了。

爸爸贴了他钱，他头一低，接下了。那一霎，我眼眶有些湿，他根本没有什么钱，却贴出了财产的大半，标会标来的，给了我。

再见他当然又是回国，窗外的大个子从一辆漆成紫绿两色的破汽车上下来，锁好车门，一手夹着一个小女娃儿上楼，那时候我叫了他，从窗口送下一句话：“胖子！好丑的车。”“实用就好，丑不丑什么相干？”还是谈不来的，可是这句话已经慢慢中听了。当年那件西装并不实用，却悄悄去做了会女朋友。那时候，也只是打架，我们不谈的。

有一回我问他，他家里为什么不订《大华晚报》，偏偏每天要来一次看看这份报才走。他说，怕忘了看有一个“爱心基金会”的消息，问他看了做什么，他不响，向母亲和我讨钱，讨到手便走。第二天，他汇了钱去基金会，然后才说了一句：“这种开销每个月很多，看报不大好，看了会有心理负担，不寄钱又不安。”我没有什么话跟他讲，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负担，是他传给我的。

很多年后，才发觉他早已通信认养了一个新竹地区的苦孩子。那时候，他的头发开始一丝一丝白出来了，我去香港，替他买简便的治白发药水，而我，早也染发了。

有一次在他家里，我赖他偷我当年的书，他很生气，说我的那种枯燥书籍他是一定不会看的，我不肯信，他打开书柜叫我搜，看见那些宝贝书，我呆了好一会儿，也确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书。那一天他很慷慨，说可以借我三本书带回去看，借了，当天晚上，翻了三页，便睡着了。

我还是有些讨厌他，没有什么话跟他讲。

有一天他来，已经深夜了，我正在因为剧烈的肩痛而苦恼，母亲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死也不肯。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做指压，我说夜深了，不好去烦固定做指压的朋友春香，他拿起电话便拨，听见在跟太太说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压，做到流汗。

我没有说什么，他很晚才走，走的时候，说了一声：“那我走了！”我说：“好。”想起当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来，说肩痛可能是在欧洲常年习惯喝葡萄酒，在台湾不喝酒的缘故。他很急地在我桌上放下了一只奥国的瓶子，说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给我。说完两人又没有什么话讲，他便走了。看看德文标签，发觉那是一瓶葡萄果汁。我们还是不通的，那么多年了。

他的车子换了许多次，办公室搬了自己的，不再租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觉得眼熟，一看是他，吓了一跳，才发觉，在白天跑工作的时候，他仍然骑车而不驾车。不太认识他，使自己有些脸红，我们已经认识够久了。

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邮箱中一张明信片，写的人是他美丽贤慧的妻子，夫妇两个人在东北亚旅途中寄的。他只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出国十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写的字——两个字。

这个人喜欢看电影、听歌、跳舞、吃小馆子，原先也喜欢旅行，那次东北亚回来的飞机上遭了一次火警，便发誓不坐飞机了。以后的钱，捐了好多给基金会，那个基金会骗钱不见了，他仍然不坐飞机，也没有多余的钱。

我们谈不来，只有一次，他跟我悄悄地讲了好久的话，说他大女儿如果坐在我的车子里，千万不要一面开车一面放音乐，因为女儿睡不够神经衰弱，一听音乐便说头昏，要烦的。我答应了，他又叮咛一次，叫我千万不能忘了，我说不会忘，他还不放心，又讲又讲。那一回，是他一生里跟我讲最多话的一回。我发觉他有些老了。

他的小公司，开业的时候明明是两个股东，后来各让出百分之十，无条件分给了一位职员。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说，那位职员是开天辟地便一起跑单子来的，做事勤快认真又忠诚，两位合伙人商量了一下，便分他二十股，不要投资，算做另外一个老板。做了好多年，那位股东要求退股，于是和和气气公公平平地分了账，说了再见，而今也仍是朋友。回想起小时候过年时我们孩子赌钱，可以赌三天，如果有他在场，我一定不参加，那时候他最善赖账，输了钱脸色很坏而且给的时候一定打折扣，如果赢了，死活也说坐庄的要讨双倍。为了过年的赌，也跟他摔过碗，吵过、气过，将新年气氛弄成大僵局。当年的他，守财奴一个，新年的收入，可以用上半年几个月不缺钱，而我，是看不起他的。

他的朋友多，在外买东西吃东西都有固定的人家，我洗照片，他叫去他的那家冲洗，去了，说是邦德公司介绍来的，老板娘一面开收据一面随口说：“邦德那两个老板真不简单，合作了那么多年，没看他们红过一次脸，从来不在背后说彼此一句坏话——”我有些发愣，这两个大宝贝，当年都是混毕业的，那种，打电动玩具出来的，那种，看书不用脑子只用眼睛的，绝对不是读书人，可是——

对于金钱，他越来越淡了，自己有限地吃吃用用，对他人，却是慷慨。手上一只光鲜好表，万华地摊上买来的，见人就要伸出来显一显，我猜那是“COPY”表。我看他，衣服也整洁，孩子护得紧，妻子也很疼爱——也确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妇人。那辆长长的面包车很老爷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全家和我的公共汽车，假日东家接西家送，当年的烦人和锐气就如他的体形，由瘦长到微胖，是一个和气又有耐性的小胖子，口头语，在从前是：“气死人！”而今，只说伤害他人的人“可悲可悯”。

有一次，在我的面前他动手打了左也不是右也不要的孩子，孩子惊吓大哭扑在妈妈的怀里，我气得发抖，想打他，并没有真动手。那几日看见他，我不跟他说话，他的脸，十分羞惭，穿鞋子的时候总是低着头。那几日，母亲对他也很冷淡。我们绝对不打孩子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琴棋书画和谈人生，一说这些，他就很不耐烦，就如他当年那辆可怕汽车的颜色一样，他偏说汽车是将人载到目的地的，性能好就好，外形什么重要。奇怪的是，他又爱看崔苔菁，这位敬业的艺人是他的专情歌星，崔苔菁并不实用——对他。

他不看我写的文章，他对我的稿费，却付出了极大的欣赏与关心，常常叫我：“捐出去！捐出去！”

看我捐得多了些，又会心疼，背地里噜噜苏苏，说我对己太节俭。当我下决心要买一台录影机的时候，他怕我后悔，当天便替我搬了回来，又装又教又借录影带，然后收钱，含笑而去，说我对自己慷慨了一次，他很愉快。

我骂他是一种一生的习惯，并没有存心，那次坐上他的车子，他将我一开开回了童年的老家老巷子，叫我慢慢走一次，又在老里长的门口徘徊，里长不在家，他有些怅然地离去。这个人，我不骂了。

可是叫他去看林怀民的云门，他不去呢，他宁愿去万华看夜市。这些地方，我也不怪他，因为万华我也爱去，一个又杂又深又活泼的台北。我又想，金庸小说可以看吧，他也不，他看别人的，那种催眠的东西。我也想，我的书不可读，《娃娃看天下》总可读吧，他不，他却看卡通片。

学校开母姐会，他不是母也不是姐，跟着太太，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看孩子的老师，竟然还敢说话，请老师少留功课，他不要孩子太用功，只要他们有一个快乐而糊涂的童年。那个可敬的老师，对他居然含笑而尊敬。功课果然留少了，少得适可又合理。

前几天，耶什么诞节的，姐姐为了给小弟的孩子一个未来的回忆，兴冲冲地抬了一棵树来放在父母家，鬼鬼祟祟地在树下堆满了各人的礼物，全家十几口，每人都有一个秘密在树下。那棵树，披头散发，红绿灯泡一闪又一闪。我一看便生气，尘世艰辛已久，磨人的事已经够多，再来应景，也去买礼物送家人，万万没有这份精神与心力，我很难堪，也真，也做得脸皮够厚，二十二日便逃离了台北，不回去过什么节。走的时候，自圆其说：“心里爱就够了，表面的不做，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小弟回了一句：“你不做，人家怎么知道？”我走了，走到中部乡下去看老厝，没有回来。家里太吵，精神衰弱。

那个他，却存心要给他一样东西，不为过节。他也坦然，说：“我不要皮鞋，我要皮带，你送，我干脆指定。”

于是，大街小巷百货公司去找，要一条全台北最漂亮的皮带送给一个微凸的肚子去用，一心一意地去找。

耶诞节过了，除夕也没有回家，元旦之后在狮头山和三峡，听人讲客家话看寺庙，我没有回家。

昨天姐姐来电话，说那辆全家人的司机和公车又载了十几口出去吃饭——我们家人喜欢吃饭。在餐厅里来了一个小妹妹卖玫瑰花，那些花，枯了，陪衬的“满天星”小白花朵都成了淡灰色，小女孩穿着国中制服出来卖花，一桌一桌地走，没有人理她——那是一把把枯了的花。

他不忍，招手唤了过来，笑着买了两束，全家人都在看他，他不大好意思，解释说：“一定卖了好几天了，不然花不会枯，卖不出去血本无归，我们买下，也是安心。”

这个人，这个当年在成长时被我憎恨的大俗人，在去年还不肯将他列入朋友的他，一点一点进入了我的心，手足之外的敬和爱，那优美却又平平凡凡的品格，使我自己在他的言行里得到了启示和光照。今年，我也不敢讲我能够是他的朋友，因为我自卑——在他和他好妻子的面前。

我要把这篇文章，送给我的大弟，永春堂陈家二房的长子。大弟，永远不会看我文章的你，你看了这一篇，也是会打瞌睡的，睡觉对健康有益。预祝你大年初七，生日快乐。对不起，当年的那一血掌。今生今世，我要对你的一双女儿尽力爱护，算作一种不能补偿的歉，谢谢你，你教了我很多。

孤独的长跑者

❀为台北国际马拉松热身❀

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甘心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可是父亲支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他的第一个球伴是球场中临时碰上的——而今的国民楷模孙越。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我住北非沙漠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来回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度的气温下又走上来回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纳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鱼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算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夫妻之间最不肯关心的就是事业，我们安稳地拿一份死薪水，绝对不想创业，这自然是生活中烦恼不多的大好条件。

有一年，偶尔回国，在电视上看见了纪政运动生涯的纪录片，我看见她如何在跑前热身，如何起跑，如何加速，如何诉说本身对于运动的理想和热爱……我专注地盯住画面不能分心，我分解她每一个举手投足的姿势，我观察她的表情，我回想报章杂志上有关她的半生故事，我知道她当时正跑出了世界纪录，我被她完全吸引住了的原因，还是她那运动大将的气质和风度，那份从容不迫，真是叹为观止。一个运动家，可以达到完美的极致，在纪政身上，又一次得到证明。

没过了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弟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恳请纪政，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

天恩、天慈开始每天下午，由体育老师带着，在市立体育场上课。记得初初上体育课时，父亲非常兴奋，他说，如果孙女有恒心，肯努力，那么小学毕业就要不计一切送到澳洲去训练打网球。又说，经济来源不成问题，为了培植孙女，他可以撑着再多做几年事不谈退休。很可惜的是，天恩、天慈所关心的只是读学校的书，她们无视于祖父对她们的热爱，不听祖父一再的劝告：“书不要拼命念，及格就好。”她们在家人苦苦哀求之下无动于衷，她们自动自发地读书，跑了一个半月的体育场，竟然哭着不肯再去。我们是一个配合国策迈向民主的家庭，绝对不敢强迫孩子，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孙女没有运动下去，父亲居然又转回来注意到了我。那一年我回国教书，父亲见我一日一日消瘦，母亲天天劝我：“睡觉、吃饭！”倒是父亲，他叫我不要休息，应该运动。我选择了慢跑。

有半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总有三天左右的晚上，我开车到内湖的大湖公园，绕着湖水开始慢跑，总要跑到全身放松了，出汗了，这才回家继续工作。就有那么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大湖公园的人行道上慢跑，不远处来了两辆私家车，车上的人看我跑步，就放慢了车速开始跟我，我停步不跑了，车上下来七个男子，他们慢慢向我围上来，把我挤在他们的人圈里。其中一个人说：“小姐一个人散心不寂寞？”我看看四周，没有其他的行人，只有车辆快速地在路边驶过。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待这一群家伙，说了几句不轻不重的双关语，“笑问”他们是哪一个角的。他们一听我说起什么角什么角，就有些不自在，我把其中挡路的一个轻轻推开，头也不回地再跑，很有把握地跑进对岸丛林小路中再绕公园出来，那批人已经走了。从那次之后，我停止了夜间的慢跑，而清晨尚在读书，不能跑，这再次的运动也就停了。“角”的意思就是黑话“帮派”，看杂志看来的，居然用得顺口。

我们的家族运动小史并没有告一段落。小弟的大女儿天明今年八岁，得的奖状里虽然包括体育，可是她最痴迷疯狂的还是在阅读上。小学二年级就在看我的《红楼梦》，金陵十二金钗都能背，她只运动那翻书的小指头。小弟的二女儿天白在两岁多时由茶几上跳下来，父亲观察她的动作，她不是直着脚跳的，她先弯下膝盖才借双脚的力一蹦落地，这发现又使父亲大喜，连说：“恐怕是这一个，可以训练。”从那时起，天白每与父亲见面时，祖孙两人就在游玩一种暗藏心机的运动游戏。可是天白现在已经四岁多了，她最大的成就却是：追赶着家中大人讲鬼故事。我们被她吓得哀叫，她是一句一句笑笑地逼上来，用词用句之外，气氛铺陈诡异、森冷、神秘，是个幻想魔术师——眼看她走上司马中原之路。她只做这种运动，四肢不算灵。每听孙女造鬼不疲，父亲总也叹一口气，他的期望这一次叫做活见鬼。

其实，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作为运动家或艺术家并不那么简单，可是保有活泼而健康的心态去参与，不必成家也自有意义。

拉杂写来，由家庭中的运动小史铺展到马拉松，内心的联想很多。其实每一个人，自从强迫出生开始都是孤独的长跑者，无论身边有没有人扶持，这条“活下去”的长路仍得依靠自己的耐力在进行。有时我们感到辛酸遭受挫折，眼看人生艰难，实在苦撑着在继续，可是即使如此，难道能够就此放弃吗？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份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

我自然也是这一群又一群长跑人类中的一员，但诚实地说，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期望而跑，支持着我的，是一份热爱生命的信念，我为不负此生而跑。我只鼓励自己，跟那向上的心合作。这些年来，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

永恒的母亲

我的母亲——缪进兰女士，在十九岁高中毕业那一年，经过相亲，认识了我的父亲。那是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在一种半文明式的交往下，隔了一年，也就是在母亲二十岁的时候，她，放弃了进入沪江大学新闻系就读的机会，下嫁父亲，成为一个妇人。

婚前的母亲是当年一个受着所谓“洋学堂”教育之下长大的当代女性，不但如此，因为生性活泼好动，也是高中篮球校队的一员。她打后卫。

嫁给父亲的第一年，父亲不甘生活在沦陷区里，他暂时与怀着身孕的母亲分别，独自一个，远走重庆，在大后方，开始律师的业务。那一年，父亲二十七岁。

等到姊姊在上海出生之后，外祖父母催促母亲到大后方去与父亲团聚。就是那个年纪，一个小妇人，怀抱着初生的婴儿，离别了父母，也永远离开了那个做女儿的家。

母亲如何在战乱中带着不满周岁的姊姊由上海长途跋涉到重庆，永远是我们做孩子的百听不厌的故事。我们没有想到过当时她的心情以及毅力，只把这一段往事当成好听又刺激的冒险记录来对待。

等到母亲抵达重庆的时候，大伯父母以及堂哥堂姊那属于大房的一家，也搬去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不但为人妻、为人母，也同时尝到了居住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做人的滋味。

虽然母亲生活在一个没有婆婆的大家庭中，但是因为伯母年长很多，“长嫂如母”这四个字，使得一个活泼而年轻的妇人，在长年累月的相处中，一点一滴地磨掉了她的性情和青春。

记忆中，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到了台湾，直到我已经念小学四年级时，才分家的。其实那也谈不上分家，祖宗的财产在大陆沦陷时，已经全部流失。所谓分家，不过是我们二房离开了大伯父一家人，搬到一幢极小的日式房子里去罢了。

那个新家，只有一张竹做的桌子、几把竹板凳、一张竹做的大床，就是一切了。还记得搬家的那一日，母亲吩咐我们做孩子的各自背上书包，父亲租来一辆板车，放上了我们全家人有限的衣物和棉被，母亲一手抱着小弟，一手帮忙父亲推车，临走时向大伯母微微弯腰，轻声说：“嫂嫂，那我们走了。”

记忆中，我们全家人第一次围坐在竹桌子四周开始在新家吃饭时，母亲的眼神里，多出了那么一丝陌生的闪光，虽然吃的只是一锅清水煮面条，而母亲的微笑，即使作为一个很小的孩子，也分享了那份说不出的欢喜。

童年时代，很少看见母亲在大家庭里有过什么表情，她的脸色一向安详，在那安详的背后，总使人感受到那一份巨大的茫然和恍惚，即使母亲不说，也知道，她是不快乐的。

父亲一向是个自律很严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小孩一直很尊敬他，甚而怕他。这和他的不苟言笑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父亲却是尽责的，他的慈爱并不明显，可是每当我们孩子打喷嚏，而父亲在另一个房间时，就会传过来一句：“是谁？”只要那个孩子应了问话，父亲就会走上来，给一杯热水喝，然后叫我们都去加衣服。对于母亲，父亲亦是如此，淡淡的，不同她多讲什么，即使是母亲的生日，也没见他有过比较热烈的表示。而我明白，父亲和母亲，是要好的。我们四个孩子，也是受疼爱的。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如同小树一般快速地生长着，在那一段日子里，母亲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昂，好似生命中的光和热，在那个时代的她，才渐渐有了信心和去处。

等我上了大学的时候，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才知道再做一次评估。记得放学回家来，看见总是在厨房里的母亲，突然脱口问她：“姆妈，你念过尼采没有？”母亲说没有。又问：“那叔本华呢？康德呢？沙特和卡缪呢？还有黑格尔、笛卡儿、齐克果……这些哲人你难道都不晓得？”母亲还是说不晓得。我呆看着她转身而去的背影，一时里挫折感很深，觉得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没有学问的女人。我有些发怒，向她喊：“那你去读呀！”这句喊叫，被母亲哗一下丢向油锅内的炒菜声挡掉了，我回到房间去放书，却听见母亲在叫：“吃饭了！今天都是你喜欢的菜。”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当我自己也成了家庭主妇，照着母亲的样式照顾丈夫时，握着那把锅铲，回想到青年时代自己的极浅浮和对母亲的不敬，这才升起了补也补不起来的后悔和悲伤。

以前，母亲除了东南亚之外，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八年前，当父亲和母亲排除万难，飞去欧洲探望外子与我的时候，是我的不孝，给了母亲一场心碎的旅行。外子的意外死亡，使得父亲、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更讽刺的是，母女分别了十三年的那一个中秋节，我们却正在埋葬一个亲爱的家人。这万万不是存心伤害父母的行为，却使我今生今世一想起那父母亲的头发，就要泪湿满襟。

出国二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再度回到父母的身边来。母亲老了，父亲老了，而我这个做孩子的，不但没有接下母亲的那把锅铲，反而因为杂事太多，间接地麻烦了母亲。虽然这么说，还是明白，我的归来，对父母来说，仍是极大的喜悦。也许，今生带给他们最多眼泪而又最大快乐的孩子，就是我了。

母亲的一生，看来平凡，但是她是伟大的，在这四十多年与父亲结缡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看过一次她发脾气的样子，她是一个永远不生气的母亲。这不因为她懦弱，相反的，这是她的坚强。四十多年来，母亲生活在“无我”的意识里，她就如一棵大树，在任何情况的风雨里，护住父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她从来没有讲过一次爱父亲的话，可是，一旦父亲延迟回家晚餐的时候，母亲总是叫我们孩子先吃，而她自己，硬是饿着，等待父亲的归来。一生如是。

母亲的腿上，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链子，那一条链子的长度，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大门虽然没有上锁，她心里的爱，却使她甘心情愿地把自己锁了一辈子。

我一直怀疑，母亲总认为她爱父亲的深广胜于父亲爱她的程度。我甚而曾经在小时候听过一次母亲的叹息，她说：“你们爸爸，是不够爱我的。”也许当时她把我当成一个小不点，才说了这句话。她万不会想到，就这句话，钉在我的心里半生，拔不去那根钉子的痛。

九年前吧，小弟的终身大事终于在一场喜宴里完成了。那一天，父亲当着全部亲朋好友的面前，以主婚人的立场说话。当全场安静下来的时候，父亲望着他最小的儿子——那个新郎，开始致词。

父亲要说什么话，母亲事先并不知道。再没有想到，父亲首先表达了他对国家的感谢，感谢国家给了我们现今的衣食和安定，感谢政府给予孩子的教育，当父亲在说着这些又一些话的时候，母亲也站在礼台的上面。

当父亲最后说出来：“我同时要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够得到这四个诚诚恳恳、正正当当的孩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够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当父亲说到这里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站在众人面前，任凭泪水奔流，那时，在场的人，全都湿着眼睛，站起来为这篇讲话鼓掌。我相信，母亲一生的辛劳和付出，终于在父亲对她的肯定里，得到了全然的回收和喜极而泣的感触。我猜，在那一刻里，母亲再也没有了爱情的遗憾。而父亲，这个不善表达的人，在一场小儿子的婚礼上，讲尽了他一生所不说的家、国之爱。

这几天吧，每当我匆匆忙忙由外面赶回家去晚餐时，总是呆望着母亲那拿了一辈子锅铲的手发呆。就是这一双手，把我们这个家，撑了起来。就是那条围裙，扎上又放下的，没有缺过我们一顿饭菜。就是这一个看上去年华渐逝的妇人，将她的一生一世，毫无怨言，更不求任何回报地，交给了父亲和我们孩子。

这样来描写我的母亲是万万不够的，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真真实实的守望天使，我只能描述她小小的一部分。就因为是她的缘故，我写不出来。

回想到一生对于母亲的愧疚和爱，回想到当年念大学时看不起母亲不懂哲学书籍的罪过，我恨不能就此匍匐在她的面前，向她忏悔。我想对她说的话，总也卡在喉咙里讲不出来。想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回报她，又不知做什么才好。今生唯一的孝顺，好似只有在努力加餐这件事上来讨得母亲的快乐。而我常常在心里暗自悲伤，新来的每一天，并不能使我欢喜，那表示，我和父亲、母亲的相聚又减少了一天。想到“孝子爱日”这句话，我虽然不是一个孝子，可是也同样珍惜每一天与父母相聚的时光。

但愿借着这篇文章的刊出，使母亲读到我说不出来的心声。想对母亲说：真正活过的人是她。真正了解人生的人，是她。真正走过那么多长路、经历过那么多沧桑、品尝过万般种滋味，也全然用行为诠释了爱的人，也是她。

在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能够比她更周全。

母亲、母亲，我亲爱的姆妈，你也许还不明白自己的伟大。你也许还不知道，在你女儿的眼中，在你子女的心里，你是源、是爱、是永恒。

你也是我们终生追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一九八七年的母亲节，写我伟大的母亲，亲爱的姆妈。

他没有交白卷

❀写我的大伯父二三事❀

我的大伯父陈汉清先生，是父亲唯一的胞兄，自小以来，我们陈家大房与二房，始终生活在一起。大伯父执业律师，父亲亦然。无论在事业上、生活上，我们两家人都没有区别过。直到我们孩子大了，居住的房子不够，这才搬开另住。所以说，对于大伯父母和堂哥们，我们的情感仍然很深。直到现在，我们二房的孩子称呼大伯母仍如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叫她“妈妈”，而我们自己的母亲，则被称为“姆妈”。

大伯父虽然不久前过世了，可是他生前的一些小事迹仍然值得一写。

因为过去二十年的岁月，我一直住在海外，对于大伯父在台湾的事情不甚了解，在这儿所记的，除了一两件之外，都是在西班牙时与大伯父母相处的情形。

记得在一九七三年，我新婚方才十七日的时候，伯父伯母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来旅行。当时我住在北非撒哈拉沙漠，万里迢迢赶去马德里接机，那时伯父大约是七十六岁。

为着伯父伯母步行方便，我为他们所订的旅馆就在马德里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带，因为由旅馆到任何参观的地方都很近，可是那是一间在外表上十分不起眼的三星旅社，也就是说，不过中等而已。

当我将伯父伯母安顿下来时，我向两位长辈抱歉旅馆的陈旧，请他们原谅。当时我的大伯父对我说：“我们是普通人，在旅游中，能有一个旅馆住已经很好了，你为什么耿耿于怀呢？”伯父是个随和的人，他那随遇而安的个性并不只在生活上，在做人上亦是如此。

在西班牙首都就靠近我们旅社的地方，住着伯父一位多年好友，一对过去曾经住在台湾的美国夫妇，他们退休之后没有回返美国，迁移到马德里来做了寓公。我记得非常清楚，以前每当这对美国夫妇回到台湾来时，伯父总是尽可能抱着最大的热忱招待他们，总也安排上好的酒席同时请了一大桌美国夫妇的朋友做陪客。

当伯父一抵达马德里，他就嘱我与那对夫妇电话联络，满腔欢喜地要去拜望人家。我联络好了，约好第二日早晨十一点见面，由我们去他们的家里。第二日途中，我问伯父母，这么好的朋友，如果留饭我们怎么办，伯父欣然笑说：“那就留下来呀！多年未见，也好谈谈话。”

没有想到到了那位朋友家，他们非常热烈地拥抱我们大家，带我们参观了那豪华的公寓，然后女佣人倒出一杯茶来，双方还没有讲什么话，只问了彼此近况和安好，那杯茶还没有凉呢，那位美国老太太很决断地说：“好了，看见你们来，真是高兴，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

这当然是表示送客，我带着大伯父母，就这么出来了，那对朋友只送到门口，我们还在等电梯时，他们公寓的大门已经关上了。

等我们走到街上时，我很生气很生气，想到他们在台时伯父如何招待他们，而今他们又如何冷待我们，更是生气。于是我在街上骂这对美国人，骂着骂着，伯父一点也不生气，他实在是不生气，还说：“看到老朋友身体健朗，真是高兴。好，现在我们找地方去吃中饭吧。”

大伯父就是这样一个人。

大伯父不但从不与人计较，也是童心很重的一个老人。在马德里时，我带大伯父母去看佛朗明哥舞，那种西班牙舞蹈的节拍是非常快速而狂热的。大伯父不但专心欣赏舞蹈，同时拿着他的手杖打拍子——他拿手杖去打一根桌边的柱子。当急速而高昂的歌舞进行时，只听见大伯父完全不合节拍的慢速敲打声，砰一下又砰一下地交杂在中间，十分突出。

那时我们就坐在舞台旁边，台上的舞者和乐者，听见那个手杖声都快笑死了，差一点把大伯父捉到台上去一同舞蹈。大伯父自己也非常高兴，说这种歌舞真是好看。

大伯父不是冬烘，他什么都能欣赏的。

又有一次，我们在马德里坐计程车，一路上我跟司机先生聊天，司机夸奖伯父气质高尚，我翻译了这句话，大伯父马上回一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请我再翻译给这位司机，结果双方做了朋友，第二日以极合理的价格包了这辆车去郊外名胜参观了。

大伯父好奇心重，这又是他一个优点，因为好奇心就是知识的起源。

当大伯父母与我走在马德里的城市内时，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气候、历史、风俗、人口、物产、交通、政治……他全都要问的，甚而包括建筑式样都要我解说。这种旅行就等于在念一本活书，收获是立即的。

我们去参观马德里极大的柏拉图美术馆，大伯父不良于行，可是他又舍不得匆匆而去。于是我向馆方借了一把轮椅，把大伯父放上去，由我伯母和我推着他，慢慢地欣赏名画。他尤其喜欢大画家哥耶的《公爵夫人裸像》。

等到轮椅碰到下楼的楼梯时，大伯父突然站起来，自己走下楼，一面哈哈大笑，傲视着其他惊愕的游客，用英文说：“喂，我不是永远坐轮椅的，你们看，我还会走。”

那一次我被这位七十六岁的顽童笑得几乎把手中的轮椅也滑下楼去。

我们又去参观皇宫，大伯父跟着皇宫内的导游和一群游客在里面一间一间走，皇宫当然豪华无比，大伯父叹了一声：“民脂民膏。”使我心里敬佩他，因为他看见豪华，想到的却是民间的疾苦。经过好多好多房间，大伯父突然叫我问导游，问：“厕所在哪里？”我快步上去轻声转问，导游立即小声说：“请人带你去。”大伯父听了，慢吞吞地说：“请你告诉他，不是我要上厕所，我只是想知道，走了那么多房间没有看见洗手间，当年这些国王、皇后、公主、王子上厕所怎么办？”我翻译了，许多游客都说问得好，也大笑起来，导游方才说：“呃，这个嘛——是用马桶的，方便好就去倒掉。”

小如国王怎么上厕所，大伯父都有好奇心，他说这有什么好笑，这是人生大事，我深以为然。

后来，有一年我回到台湾，大伯父已经八十四岁了。当时，他的行走开始更不利落，但是他乐于参加一切的社会活动。有一次“超心理学会”开会，大伯父叫我先去接他，然后再一同去接曾虚白伯伯同去。

“超心理学会”开会时，大伯父以理事的资格坐在台上，开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伯父体力不支，就将上身撑在手杖上，下巴顶住手杖的把手公然在台上小睡。等到散会，我将他扶回家，他笑着对我说：“这种会议很有意思，以后你也得多参加，对身心有益。”我认为伯父是一个很会自寻快乐的人，高年的他对于出门还是很感兴趣，这的确对他的身心有益。

又有一次，伯父到办公室去，下楼时父亲奔到街口去替他的老哥哥喊计程车，伯父一个人站在一家唱片行门口，门内的扩音机大声地播放着摇滚音乐，伯父非但不觉吵，反而又拿那支手杖去敲地，同时身体跟着摇摆，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当时一位路边的小姐问他：“老先生你也喜欢这种音乐呀？”伯父答说：“我今年八十四岁，就在这大楼十楼上班。”虽然答非所问，可是显见他是一个愉快的人，赤子之心很重，这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在台湾时高年的大伯父果然上班，他去办公室内象征性地坐坐，然后就回家。这种事情都由我的父亲接送，父亲很爱他的哥哥，手足情深。

说起这对兄弟的情感，又使我想起伯父的另一件事情。有一个冬夜里，伯父起床上洗手间，右腿无力，突然跌倒了。当时，伯父不愿叫醒熟睡中的伯母，于是他躺在地上起劲拉被子，将他的被褥拉到地上来，就那么盖着，过了一夜。

清早六点多，当父亲接到伯母电话时，飞奔去救，那时大伯父说他要上厕所，可是无论如何站不起来。我的父亲当时也已经近七十岁了，又瘦。他抬不动哥哥，就把伯父放在厚被上，半拖着被子往洗手间一寸一寸拖，直到伯父上好厕所，这才半靠着父亲的手臂一步一拖地上床。躺在床上时，我大伯父嘻嘻笑起来。

伯父在台湾时有过好几次跌倒的情形，都是由我父亲抱他，替他按摩，由母亲张罗饭菜送过去。有一回大伯父闪了腰，父亲开了一瓶最好的XO白兰地要替伯父去擦腰。当时我正好也在台湾，跳起来，拿了另一瓶白兰地给父亲，说XO太名贵了，怎么拿去当药酒用呢？我又说：“用高粱酒效果可能更好，不信——”

话还没说完，父亲怒叱我：“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你要怎么样？我就给他最贵的酒去擦你怎么样？我只有一个哥哥。”

那天我跟父亲同去，看见父亲半抱起床上的伯父，请伯父侧过身，父亲开始用酒替伯父不停地推拿和按摩。我眼中的他们都老了。父亲和伯父，一同执业五十年，没有分过。在父亲的心目中，他实在“只有这一个哥哥”，看见两个老人的情深，我心深受感动。

我的堂兄们全都住在海外，伯父母开始计划赴美养老。这个计划其实我们都不赞同，生活在台湾，大伯父比较快乐，他可以偶尔去参加什么会又什么会，而“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以及同乡会他最乐于参加。一旦赴美依亲，那个地方没有去处，子女对他们再好，对于高年人来说仍是无处可去的。

我们家的孩子对大伯父母也是相当敬重，亲弟弟陈圣全家就住在大伯父母的正对面，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是飞奔而去的。对于大伯父母赴美的事，我们要求他们一拖再拖，直到大伯父八十六岁。

伯父伯母还是决定赴美，临行的那一天，我们二房的全家都到机场送行，同乡会的乡伯们也去了很多位。当我大伯父母都坐在轮椅上要被推上去登机时，我的父亲叫喊着：“等一下，我们陈家再拍一张合照。”

在拍照时，我们虽然微微地笑中含泪，可是我心里很明白，这其实是生离也等于是死别了。虽然我们笑喊再见时一再地喊：“伯伯，等你九十岁我们全家来美跟你祝寿呀！”

那次之后，我父母去了一趟美国看望伯父母，我又回西班牙去，从此只有他们的消息而没有再见过他们。

今年（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我们接到堂兄来的长途电话，说大伯父突然去了。当天晚上我们又打电话去美给伯母，伯母在电话中哀哀痛哭不止，我向她喊：“妈妈，你要坚强，你一定要勇敢——”她向我哭道：“我怎么能够——”

在我们家中，长堂兄是早逝的，我的堂嫂洁芝也在美国，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我本身亦在八年前失去丈夫。大伯母失去大伯父的心情，可能只有堂嫂和我这两个过来人，才知其中的深悲。这种疼痛，只有依靠时间来治疗未亡人，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没有用。

伯父伯母结缡六十多年，这时期的伯母，虽有子女在身边，想来她仍然感到极大的空虚以及难言的凄苦。而人，除了活下去之外，又有什么办法。这才是最苦最苦的。

伯父陈汉清先生以九十高龄过世。在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时，我情愿追忆那些与他在一起时欢乐的时光，而不愿在文中悲泣。因为伯父生前是一个愉快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说圆满。

在这苦多于乐的生活里，伯父的性格使他活得乐多于苦，就是不容易的人生哲学。我认为伯父的生命，活得很划算，走时，没有欠过“眠床债”，对于这场人生，他没有交白卷。

注：“眠床债”，在我们故乡语言中的意思，就是没有常年卧病在床上。如果常病在床而后方逝，就叫“欠眠床债”。

逃亡

认识张君默不知有多久了。

有一次，君默的散文中提到了三毛，少夫先生由香港千里迢迢地寄来了这份剪报，我看了内心有很多的感触，亦是千山万水地写信去找这位陌生的作家，因而结下了这一段文字因缘。

几个月前，与父母由欧洲返回台北，路经香港，在过境室里打了电话找君默，却没有与他谈到话，那一刹那间，心中真是惆怅。香港与台湾并不远，可是这么一交错，又不知哪一年才能见面，人生原来都是如此的，想见的朋友，不一定能相聚，真见到了，可能又是相对无语，只是苦笑罢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人生难道还尝得不够吗？

我的笔友并不多，通信的一些朋友大半都不写文章，因此很难在信札里大幅面地去接触到一些没有见过面的友人真正的心灵。君默便不太相同，我们通信虽然不算勤，可是他收录在《粗咖啡》书中的每一篇散文我都仔细地念过了。

若说，一个作家的文字并不能代表他全部的自我，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我总认为君默的文字诚实而真挚，要他说说假话他好似不会，也写不来。

君默的文笔非常流畅，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情经过他的眼睛与心灵之后，出来的都是哲学。文字中的君默是个满抱着悲天悯人情怀的真人，他说得如此的不落痕迹，可说已是身教而不是言教的了，虽然他用的是一支笔。

总觉得君默对生命的看法仍是辛酸，虽然在他的文字和生活中对自由、对爱、对美有那么渴切的追求，可是他的笔下仍藏不住那一丝又一丝的无奈和妥协，每看出这些心情，我也是辛酸。毕竟，还是悲剧性的君默啊。

一旦君默在现实与理想不能平衡的时候，一旦他觉得身心的压力都太重的时候，他便“度假去了”，我称他的度假叫做“逃亡”。

欣赏他的逃，起码他还懂得逃开几日，逃去做一个小孩子，忘掉一切又一切的烦恼，看见他逃了又得回来，我总是想叹息，人没有囚他，他没有囚自己，是他甘心情愿回来的，因为君默不只是为自己活，在这世上还有另外几个息息相关的人要他去爱、去负担，这份责任，君默从来没有推却过，虽然他也许可以无情，也许可以不去理会，可是他不能——因为他不忍。

世上又有多少如同君默的人，默默地受下了这副生活的担子，为了父母，为了孩子，为了亲人，这的确是一种奉献，可是生命是无可选择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也因为如此，这个世界仍有光辉，虽然照亮别人是必须先燃烧自己的，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做了。

喜欢君默的是他如一幅泼墨画，再浓的画，也留了一些空白，他懂得透透气，哪怕是几分钟也好，这内心的“闲静”是一个聪明人才能把握的。更欣赏他的赤子之心，好似生活复杂，情感没有归依，整日又在生活的洪流里打滚，可是他的童心，总也磨不掉，你给它机会，它便会显出来，这是最最可贵的。

君默是个有情人，对父母，对孩子，对朋友，甚而对花草动物都是天地有情。这真是好，却又为他痛惜，难道不懂得“多情却是总无情”的道理吗？这一点，君默与我是很相似的，我却想劝他什么呢？

最近君默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人的不快乐，往往是因为对生命要求太多而来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人生一无所求，便也不会那么苦痛了”。当然，这是他在没有文字来安慰我目前的心情下，写出来开导我的话，我知他亦是在痛惜我。

可是君默，我们都不是那样的人，你的书，我的书，我们所写的，我们所做的，都是不肯就如此随波而去，了此一生。我们仍是不自觉地在追寻，在追寻，又在追寻，虽然岁月坎坷，可是如果我不去找，我便一日也活不下去，如果你现在问我：“三毛，你在追寻什么？”我想我目前只会无言苦笑，答也答不出来，可是我在等待再次的复活，如果没有这份盼望，我便死了也罢。你亦是同样的性情中人，你呢？你呢？你教教我吧！

往事如烟

拓芜嘱我给他的新书写序，回国快两个月了，迟迟未能动笔。今天恰好由学校去台北父母家中，收到拓芜寄来的《左残闲话》，我将它带到阳明山上来，灯下慢慢翻阅，全本看完已近午夜了。

合上了那本稿件，我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又熄了灯，到校园里走了一圈。夜很静，风吹得紧，大楼的台阶空旷，我便坐了下来，对着重重黑影的山峦发怔。

无星无月云层很厚的天空，不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坐着坐着，拓芜、桂香、杏林子（刘侠）、刘妈妈、我自己，这些人走马灯似的影像，缓缓地在眼前流动起来，活生生的表情和动作，去了又绕回来，来了又去，仿佛一座夜间的戏台——

只是看见了光影，可是久久听不到声音，默片也似川流不息的人，老是我们几个，在那儿上上下下。

还说没有声音呢，桂香不就在我旁边笑？笑声划破了云层，笑的时候她还拍了一下手，合在胸前，上半身弯着，穿了一件毛线衣，坐在一张圆板凳上，那时候，她跟我们在说什么？

在说的是《代马》。我说：如果我是拓芜，这个一系列的“代马输卒”就一辈子写下去，不但手记、续记、补记、余记，还要增记、追记、再记、七记、八记、重记、叠记……再没有东西好写的时候，赖也还要赖出一本来，就叫它《代马输卒赖记》。

拓芜听了哈哈大笑，问我：赖完了又如何？

桂香就那么一拍手，喊着——就给它来个“总记”呀！

那一年，拓芜北投违章建筑里的笑语满到小巷外边去。好像是个年夜，小旌忙出忙进地来要钱，钱换成了爆仗，啪一下啪一下地往外丢，我们这些大人，坐在明亮亮的灯火下，一片欢天喜地。

接着怎么看见了我自己，刘侠坐在我对面，定定地看住我；刘妈妈拉住我的手；我呢，为什么千山万水地回来，只是坐在她们的面前哀哀地哭？

再来又是桂香和拓芜，在台北家中光线幽暗的书房里，我趴在自己的膝盖上不能说话，他们为什么含着泪，我为什么穿着乌鸦一般的黑衣？

同样的书房绕了回来，是哪一年的盛夏？刘侠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拓芜唯一能动的手握着话筒，说着说着成了吼也似的哽声。那一回，拓芜是崩溃了。也是那一回，我拿冰冻的毛巾不停地给拓芜擦脸，怕他这样的爆发将命也要赔上。

而后呢？刘妈妈来了，刘妈妈不是单独的，刘侠的旁边，永远有她。这一对母女一想就令人发呆，她们从没有泪，靠近刘妈妈的时候，我心里平和。

然后是哥伦比亚了，山顶大教堂的阴影里，跪着旅行的我，心里在念这些人的名字——固执地要求奇迹。

这些片段不发生在同一年，它们在我眼前交错地流着。加纳利群岛的我，握住信纸在打长途电话，刘侠的声音急切：“快点挂掉，我的痛是习惯，别说了，那么贵的电话——”我挂了，挂了又是发呆。

旅行回来，到了家便问朋友们的近况，妈妈说：“桂香死了！”我骇了一跳，心里一片麻冷，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想到那一年夜间桂香活生生的笑语，想到她拍手的神情，想到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桂香的笑——直到她死，大约都没有那么样过了，想到小旌，想到拓芜，我过了一个无眠的夜。

山上的夜冷静而萧索，芦花茫茫的灰影在夜色里看去无边无涯的寂，华冈为什么野生了那么多的芦花，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真的在看它们。

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去，沏了热茶，开了灯，灯火下的大红床罩总算温暖了冬日的夜。校园里的光影慢慢淡了下去，竟都不见了。

“代马”的足音朦胧，刘侠在经营她的“伊甸”，加纳利群岛只剩一座孤坟，桂香也睡去，小旌已经五年级，而我，灯火下，仍有一大沓学生的作业要批改。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共过的生，共过的死一样无影无踪，想起这些往事，总也还是怔怔。

写到这儿，我去台北看父母亲，刘侠的请帖放在桌上，请我们去做感恩礼拜，她的“伊甸之梦”慢慢成真，我们要聚一次，见见面，一同欢喜。

请帖上拓芜要读经文，又可以看见他。我们三个人虽在台湾，因为各自繁忙，又尚平安，竟是难得见面了。

在景美溪口街是一个大晴天，一进教堂的门就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刘侠。在这儿，扶拐杖的、打手语的、失去了视力的、烧伤了颜面的一群朋友就在和煦的阳光里笑，接触到的一张张脸啊，里面是平安。

拓芜坐在台上，我挤进了后排的长椅，几度笑着跟他轻轻地招手，他都没有看见。

那一本本《代马》里面的小兵，而今成了一个自封的左残。

左残不也是站着起来一步一蹶地走上了台，在这儿没有倒下去的人。

牧师说：“有的人肢体残了，有的人心灵残了，这没有什么分野，可能心灵残的人更叫人遗憾……”

我听着他说话，自己心虚得坐立不安，他说的人是不是我？有没有？我有没有？

刘侠说会后请我们去“伊甸中心”茶点，我慢慢地走去，小小的中心挤满了笑脸，我站在窗外往里张望，看见拓芜坐着，我便从外面喊他：“拓芜！拓芜！我在这儿啊！”

虽然人那么多，喊出了拓芜的名字，他还是欢喜地挤到窗口来，叫着：“你进来！你挤进来嘛！”

这时候，一阵说不出的喜悦又涌上了我的心头，就如看见刘侠和她父母那一刹那的心情一样，我们这几个人，虽然往事如烟，这条路，仍在彼此的鼓励下得到力量和快乐。没有什么人是真残了，我们要活的人生还很长，要做的事总也做不完，太阳每天都升起，我们的泪和笑也还没有倾尽。

那么，好好地再活下去吧，有血有肉的日子是这么的美丽；明天，永远是一个谜，永远是一个功课，也永远是一场挑战。

三个人的故事其实仍然没有完。刘侠正在殉道，我在为学生，拓芜呢，拓芜早已不在军中，小兵退役了，左残还是没有什么好日子，他的故事从来没有人间的花好月圆，他说的，只是坎坷岁月，好一场又一场坎坷的人生啊！

《代马》里的拓芜说他自己一生没有参加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战役，这句话从某一个角度上看来，也许是真的，可是这个人所受的磨难，我们该叫它什么？生活中琐琐碎碎永无宁日的辛酸，你叫不叫它是战役？

《左残闲话》里的拓芜，慢慢地跟你话家常，我也跟你话了一场刘侠、拓芜和我自己三人的家常。

这篇短文字，送给拓芜的新书作“跋”，如果他坚持要当做“序”，也只有顺他的心意了。

搁笔的现在，看了一下窗外，冬日的阳光正暖，是个平和而安静的好天气。

送你一匹马

陈姐姐，“皇冠”里两个陈姐姐，一个你，一个我——那些亲如家人的皇冠工作人员这么叫我们的。

始终不肯称你的笔名，只因在许多年前我的弟弟一直这么叫你，我也就跟着一样说。一直到现在，偶尔一次叫了你琼瑶，而且只是在平先生面前，自己就红了脸。

很多年过去了，有人问起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总说是两家人早就认识的。这事说来话长，关系到我最爱的小弟弟大学时代的一段往事，是平先生和你出面解开了一个结——替我的弟弟。

为着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你们，这也是我常常说起的一句话——琼瑶为了我的家人，出过大力，我不会忘记她。

你知道，你刚出书的时候，我休学在家，那个《烟雨濛濛》正在报上连载。你知道当年的我，是怎么在等每天的你？每天清晨六点半，坐在小院的台阶上，等着那份报纸投入信箱，不吞下你的那一天几百字，一日就没法开始。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们会有缘做了朋友。当年的小弟，还是一个小学的孩子，天天跟狗在一起玩，他与你，更是遥远了。

真的跟你有第一次接触时，我已结婚了，出了自己的书，也做了陈姐姐。你寄来了一本《秋歌》，书上写了一句话鼓励我，下面是你的签名。

小弟的事情，我的母亲好似去看过你，而我们，没有在台湾见过面。

这一生，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你将自己关得严，被平先生爱护得周密。我，不常在台湾，很少写信，一旦回来，我们通通电话，不多，怕打扰了你。

第一次见到你，已是该应见面之后很久了。回国度假，我跟父母住在一起，客厅挤，万一你来了，我会紧张，觉得没有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接待你，客厅环境不能使我在台北接待朋友。

于是我去了你家。

那是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我一直在你家里不停地喝茶，一杯又一杯，却说不出什么话来。身上一件灰蓝的长衣，很旧了，因为沙漠的阳光烈，新衣洗晒了几次就褪了色。

可是那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了，其实那件是我结婚时的新娘衣。我穿去见你，在你自信的言笑和满是大书架的房间里，我只觉得自己又旧又软，正如同那件衣服。

那次，你对我说了什么，我全不知道，只记得临走的时候，你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台湾。

我被你吓的，是你的一切，你的笑语，你的大书架，你看我的眼神，你关心的问话，你亲切地替我一次又一次加满茶杯……

陈姐姐，我们那一次见面，双方很遥远，因为我认识的你，仍是书上的，而我，又变成了十几岁时那个清晨台阶上托着下巴苦等你来的少女，不知对你怎么反应。距离，是小时候就造成的，一旦要改变，不能适应。而且完全弱到手足无措。

你，初见面的你，就有这种兵气。是我硬冤枉给你的，只为了自己心态上的不能平衡。

好几年过去了，在那个天涯地角的荒岛上，一张蓝色的急电，交在我的手里，上面是平先生和你的名字——Echo，我们也痛，为你流泪，回来吧，台湾等你，我们爱你。

是的，回来了，机场见了人，闪光灯不停地闪，我喊着：“好啦！好啦！不拍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然后，用夹克盖住了脸，大哭起来。

来接的人，紧紧抱住我，没有一句话说。只见文亚的泪，断了线地在一旁狂落。

你的电话来，我不肯接，你要来看我，又怕父母的家不能深谈——不能给你彻夜地坐。

很多日子，很多年，就是回忆起来的那段心情。很长很长的度日如年啊，无语问苍天的那千万个过不下去的年，怎么会还没有到丧夫的百日？

你说：“Echo，这不是礼不礼貌的时间，你来我家，这里没有人，你来哭，你来讲，你来闹，随便你几点才走，都是自由。你来，我要跟你讲话。”

那个秋残初冬的夜间，我抱着一大束血也似鲜红的苍兰，站在你家的门外。

重孝的黑衣——盲人一般的那种黑，不敢沾上你的新家，将那束红花，带去给你。

对不起，陈姐姐，重孝的人，不该上门。你开了门，我一句不说，抱歉的心情，用花的颜色交在你的手里，火也似的，红黑两色，都是浓的。

我们对笑了一下，没有语言，那一次，我没有躲开你的眼光和注视，你，不再遥远了。

我缩在你的沙发上，可怕的是，那杯茶又来了，看见茶，我的一只手蒙上了眼睛，在平先生和你的面前，黑衣的前襟一次又一次地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今昔是什么？今昔在你面前的人，喝着同样的茶，为什么茶是永远的，而人，不同了？

你记得你是几点钟放了我的，陈姐姐？

你缠了我七个小时，逼了我整整七个小时，我不讲，不点头，你不放我回家。

如果，陈姐姐，你懂得爱情，如果，你懂得我，如果，你真看见我在泣血，我要问你——我也曾向你叫起来了。我问你，当时的那一个夜晚，你为什么坚持将自己累死，也要救我？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缠死，也要告诉一个没有活下去意念的人——人生还有盼望？

自从在一夕间家破人亡之后，不可能吃饭菜，只能因为母亲的哀求，喝下不情愿的流汁。那时候，在跟你僵持了七个小时之后，体力崩溃了，我只想你放我回家——我觉得你太残忍，迫得我点了一个轻微的头。

不是真的答应你什么，因为你猜到了我要死，你猜到了安葬完了人，陪父母回台之后，我心里的安排。

你逼我对你讲：“我答应你，琼瑶，我不自杀。”

我点了点头，因为这个以后还可以赖，因为我没有说，我只是谎你，好给我回去。

你不放过我，你自己也快累疯了，却一定要我亲口讲出来。

我讲了——讲了就是一个承诺，很生气，讲完又痛哭起来——恨你。因为我一生重承诺，很重承诺，不肯轻诺，一旦诺了便不能再改了。

你让我走了，临到门口，又来逼，说：“你对我讲什么用，回去第一件事，是当你母亲替你开门的时候，亲口对她说：‘妈妈，你放心，我不自杀，这是我的承诺。’”

陈姐姐，我恨死你了，我回去，你又来电话，问我说了没有。我告诉你，我说了说了说了……讲讲又痛哭出来。你，知我也深，就挂下了电话。你知道，你的工作，做完了。

在我们家四个孩子里，陈姐姐，你帮了两个——小弟，我。相隔了九年。

三年前，我在一个深夜里坐着，灯火全熄，对着大海的明月，听海潮怒吼，守着一幢大空房子，满墙不语的照片。

那个夜晚，我心里在喊你，在怨你，在恨你——陈姐姐，为着七个月前台湾的一句承诺：你逼出来的，而今，守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你，说了几句话——陈姐姐，你要对我的生命负责，承诺不能反悔，你来担当我吧！

当然，那封信没有寄，撕了。

再见你，去年了。你搬家了，我站在你的院子里，你开了房子的门，我们笑着奔向彼此，拉住你的手，双手拉住你，高声喊着：“陈姐姐！”然后又没有了语言，只是笑。

我们站在院子里看花，看平先生宝贝的沙漠玫瑰，看枫树，看草坪和水池。你穿着一件淡色的衣服，发型换了，脸上容光焕发。我，一件彩衣，四处张望，什么都看见了，不再是那个只见一片黑色的盲女。

那天是黄昏，也是秋天，晚风里，送来花香，有一点点凉，就是季节交替时候那种空气里转变的震动，我最喜欢的那丝怅然——很清爽的怅然，不浓的，就似那若有若无的香味。

过去，不再说了。

又来了，这次是小杯子，淡淡的味道，透明的绿。我喝了三次，因为你们泡了三次。

陈姐姐，你猜当时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沙漠阿拉伯人形容他们也必喝三道的茶。

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如微风。

面对着你和平先生，我喝的是第三道茶。这个“淡如微风”，是你当年的坚持，给我的体验。

我看了你一眼，又对你笑了一笑。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不能言谢，我只有笑看着你，不能说，放在生命中了。

耶诞节，平先生和你，给了我一匹马，有斑点的一匹马，在一个陶盒子上。盒子里，一包不谢的五彩花。一张卡片，你编的话，给了我。

你知道，我爱马，爱花，爱粗陶，爱这些有生命才能懂得去爱的东西。

有生命吗？我有吗？要问你了，你说？

我很少看电视的，或者根本不看，报上说，你有自己的天空，有自己的梦。我守住了父母的电视，要看你的天空和梦是什么颜色。

你看过我的一次又一次颜色，而我，看过的你，只是一件淡色的衣服。而你又不太给人看。

我是为了看你，而盯在电视机前的，可是你骗了我，你不给人多看你。你给我看见的天空，很累，很紧凑，很忙碌，很多不同的明星和歌，很多别人的天空——你写的。

而你呢？在这些的背后，为什么没有一个你坐在平先生旁边闲闲地钓鱼或晒太阳的镜头？

我看过你包纱布写字的中指，写到不能的时候，不得不包的纱布。

孩子，这还不够吗？你不但不肯去钓鱼，你再拿自己去拼了电影，你拼了一部又一部，不懂享受，不知休息，不肯看看你的大幅霓虹灯闪在深夜东区的台北高墙上时，琼瑶成功背后那万丈光芒也挡不住的寂寞。谁又看见了？

戏院门口的售票口在平地，那儿是你。

大楼上高不可及的霓虹灯，也是你。那儿太高，没有人触得到，虽然它夜夜亮着，可是那儿只有你一个人——嫦娥应悔偷灵药，高处不胜寒。

好孩子，你自己说的，你说的，可不是我——不要再做神仙了。

我知道你，你不是一个物质的追求者。我甚而笑过你，好笨的小孩子，玩了半生那么累的游戏，付出了半生的辛劳，居然不会去用自己理所当然赚来的钱过好日子。

除了住，你连放松一下都不会，度假也是迫了才肯去几天，什么都放不下。

这么累的游戏，你执著了那么多年，你几次告诉过我：“我不能停笔，灵魂里面有东西不给我自由，不能停，不会从这个写作的狂热里释放出来，三毛，不要再叫我去钓鱼了，我不能——”

常常，为了那个固执的突破，你情绪低落到不能见人。为了那个对我来说，过分复杂的电影圈，你在里面撑了又撑，苦了又苦，这一切，回报你的又值得多少？

个性那么强又同时非常脆弱的女人——陈姐姐，恕我叫了你——孩子。

写，在你是不可能停的，拍，谁劝得了你？

看你拿命去拼，等你终有累透了的一天，等你有一天早晨醒来，心里再没有上片、剧本、合同、演员、票房、出书……等了你七年，好孩子，你自己说，终于看见了《昨夜之灯》。那一切，都在一个决心里，割舍了。

今夜的那盏灯火，不再是昨夜那一盏了，你的承诺，也是不能赖的。这一场仗，打得漂亮，打得好，打得成功。

那个年轻时写《窗外》《烟雨濛濛》的女孩，你的人生，已经红遍了半边天，要给自己一个肯定，今天的你，是你不断的努力和坚持打出来的成功，这里面，没有侥幸。

放个长假好不好？你该得的奖品。

休息去吧！你的伴侣，一生的伴侣，到底是什么，你难道还不知道？

你一生选择的伴侣，你永恒的爱情，在前半生里，交给了一盏又一盏长夜下的孤灯，交给了那一次又一次缠纱布的手指。

孩子，你嫁给了一盏无人的灯，想过了没有？

你的笑和泪，付给了笔下的人，那盏灯照亮了他们，而你自己呢？你自己的日子呢？

不要不肯走出可园，那个锁住了自己的地方，改变生活的方式，呼吸一些清晨的空气，再看看这个世界，接触一些以前不会接触的人群——不要掉进自己的陷阱里去。

在一个男人永生对你付出的爱情里，你仍是有自由可言的。跟他一起自由，而不是让他保护你而迷路。

不拍电影了，真好，戏终于落幕了，那是指电影。

现在你自己的戏，再没有了太多的枷，你来演一次自己的主角好不好？不要别的人占去你大半的生命，不要他们演，你来，你演，做你自己，好孩子，这个决心，可是你说的，我只不过是在替你鼓掌而已。

你是自由的，你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路，他人喜不喜欢你走出来的路，不是你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没有强迫任何人。别说强迫了，你根本连人都不肯见。

最喜欢你的一点，是你从不在朋友欢喜的时候，锦上添花，那个，你不太看得见。

这一生，我们也不常见面，也不通信，更不打电话，可是，在我掉到深渊里的那一刹那，你没有忘记我，你不拉我，你逼我，不讲理地逼我，逼出了我再次的生命。

是你，陈姐姐，那个不甘心的承诺，给了我再来的生命。

我不谢你，你知道，这种事情，用这个字，就不够了。

昨夜之灯，任凭它如何的闪亮，都不要回头了，你，我，都不回头了。

我们不嫁给灯，我们嫁给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只有一个面相，这条路，不是只有一个选择。

戏，这么演，叫做戏，那么演，也叫做戏，这一场下了，那一场上来，看戏的，是自己，上台的，也是自己。陈姐姐，你鼓励过我，我现在可不可以握住你的手，告诉你，我们仍然不常见面，不常来往，可是当我们又见的时候我也要送你一匹马——我画的，画一个琼瑶骑在一匹奔驰的马上，它跑得又快又有耐性，跑得你的什么巨星影业公司都远成了一个小斑点，跑到你的头发在风里面飞起来，这匹马上的女人，没有带什么行李，马上的女人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恤衫，上面有一颗红色的心，里面没有你书里一切人物的名字，那儿只写着两个字——费礼，就是你丈夫的笔名。

跑进费礼和你的穹苍下去吧！

其实，已经送了你一匹马。现在。

祝你旅途愉快！

看这个人

他要的不是掌声，他要的不是个人的英雄崇拜，他不要你看热闹。

请你看他，用你全部的心怀意念看看这个高贵的人，看出这一个灵魂的寂寞吧！

你当然看到了他，因为这一场演讲会你去了。

请问你用什么看他？用眼睛，还是用心灵？

演讲会散了，闹哄哄的人群挤在走廊上，气氛相当热烈，好似上一分钟才从一场宴会里散出来。

一张又一张脸上，我找到的不是沉思，我听到看到的只是寒暄和吵闹。

那么多张脸啊，为什么没有一丝索忍尼辛的光影？而你正从他的讲话里出来。

你为什么来？他又为什么讲？场外那么多哀哀求票的人，你为什么不干脆将票给了他们？

是哪一位过来问我：“三毛，你听演讲为什么泪湿？”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根本在场，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听了他的讲话，想到他的一生，却问我为什么堕泪，那么你跟我，说的不是同样的语言。

我流泪，因为我寂寞，你能懂吗？孤臣孽子的寂寞，无关风月，一样刻骨。

你又说：“你是情感丰富的人，当然是如此反应的。”

那么我跟你说，你冷血，这儿一半听讲的人都冷血，全台湾一半的人冷血、自私、懦弱、短视……你无感，因为你没有爱，没有心，没有热血，也没有灵魂。

是的，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得慢慢烂掉，烂在声色犬马的追逐里，死在浮华生活的彩色泡沫中而洋洋自得。这便是你对自由的了解和享受，是不是？

你是不是将索忍尼辛的来，又当做一场空泛的高调，你听见自由的呼唤，听见一个真诚而热烈的灵魂喊出了你常常听的东西，也喊出了大陆同胞的声音，你便机械地鼓掌，就如你一生拍了无数次想也当然的手一样。

你只是拍手而已，你的眼底，没有东西。

我们僵掉了，我们早已僵化了，我们有的只是形式和口号，我们不懂得深思，因为那太累人了。

你不要喊口号吧，口号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不改变自己的理念，不珍惜你已有的自由，不为你安身的社会担负起当有的一份使命，那么你便闭嘴好了。

有的时候，我们将物质的享受和自由的追寻混为一谈，我们反对极权便加强渲染那个不自由世界里物质的缺乏。却不知道，有许多人，为着一个光明而正确的理想，可以将生命也抛弃。物质的苦难和自由的丧失事实上是两回事，后者的被侵犯才是极可怕可悲的事情。

我并不是在跟你讲国家民族，我只跟你讲你自己，我们既然将自由当做比生命还要可贵的珍宝，那么请你不要姑息，不要愚昧，爱护这个宝贝，维护它，警惕自己，这样的东西，你不当心，别人便要将它毁灭了。

请你看这个人，看进这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看出他心里的渴望，看清楚他个人血泪的遭遇，看明白他的语重心长，也看见他心底那一股如同狂流般的焦虑和得不到自由世界回响的寂寞。

听了索忍尼辛的话，但愿你心里有一点被刺痛的感觉，他如此地看重每一个珍爱自由的灵魂，我们不当轻视自己，更不能将这份卫护自由的使命交在他人的手里，而忘了自己也是一份力量。

我所知所爱的马奎斯

马奎斯是近年来世界性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只在西班牙语地区得到普遍的欢迎，同时在世界各地只要对近代文学略有涉猎的人都不应该不知道他。很可惜的是在中国，他的名字还不能被一般的读者所熟悉。

我大概是九年以前开始看这位先生的作品。第一本看的是《没有人写信给上校》，第二本是《大妈妈的葬礼》。他的书在任何一个机场都可以买到，所以说他是一个受普遍群众所喜爱的作家。直到五年前我看到《一百年的孤寂》，我的看法是除了中国《红楼梦》之外，在西方作品里，它是这百年来最有趣的一本书。它可以让每个人阅读、了解和欣赏，念他这本书，如入幻境，痴迷忘返。

我认为今天以一个写短篇小说起家的作家（不能说专写短篇小说），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也是相当的特殊。我最受感动的两篇文章，台湾好像没有介绍，一篇叫做《星期二晌午》，一篇叫做《鸟笼》，都是很短的，而里面说的东西是很平凡的生活上的故事，可是又那么深刻。

《星期二晌午》是说一个贼在镇上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带了个小女孩坐火车到那个镇他的坟上去献朵花，镇上的人觉得打死这个贼有一点羞耻，就把百叶窗都关下来了。这个女人下火车时就跟女孩讲要振作起来，然后她们走下去，走到教堂的门口敲门；教堂的神父打开门接待她们，带她们到坟上去，在上面放一朵花。离开镇的时候，百叶窗后面很多眼睛看着她们。神父说：“真可惜啊！你当初为什么不叫你的儿子做一些好事？”母亲答复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

《鸟笼》是说一个做鸟笼的人，很渴望做一个美丽的鸟笼去卖给镇上一个富翁生病的小孩，希望能赚一点钱。他做了很多幻想之后，把鸟笼很辛苦地做好拿去，最后的结局是把鸟笼送给了那小孩，走了，没赚到钱。很辛酸的一个故事。

《大妈妈的葬礼》写的都是很平凡的故事，但有很深刻的一种人生的悲剧感。他的作品在整个气氛上很像福克纳的东西，很沉而不闷，很满，要说的话不说出来就结束了，有回味。他有些作品短，而且非常短，在西班牙本土，前两年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把他的短篇小说编成电视剧演出，非常好看。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深的感动，希望把西班牙语系文学作品译出来，直到看到马奎斯的作品。我认为他的作品在当今这些文豪来说，他得奖实在是晚了一点，早该得奖了。

对于马奎斯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因为对西班牙语文有着太强烈的情感，同时与他们的人民、土地、民族也有认同。马奎斯在世界各地已是十多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作品深刻而悲哀，他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写的是全人类的情感，文学浅近不晦涩。

他得奖我非常兴奋。但愿因为这个人的得奖，使我们中国不再只注意欧美文学，事实上西班牙语系文学到今天还是非常灿烂，可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引介的工作还有待努力。

罪在哪里

❀导读《异乡人》❀

卡缪的第一部小说《异乡人》于一九四二年出版，是以年轻的法国人莫梭以及他所居住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为背景，叙述出来的一个故事。

这本小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描述莫梭母亲的死，以及他杀人以前的生活。第二部描写狱中生活和审判的情形。两部的构造，是用对照的方式表示两种不同世界的不同看法，那也正是莫梭视“直接感动”为真实的人生态度。

在第一部中，莫梭所过的生活，以母亲的死而明显地表露了他那冷漠的反应，是与一般社会惯例绝不相同的。葬礼过后，莫梭去做海水浴，和偶尔相遇的女朋友玛莉去看电影，当天晚上和她发生关系。那以后的两三个礼拜，他一如往昔，上班、下班、工作，星期六和玛莉约会。他的公司派他去巴黎，莫梭却以——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生活，而予拒绝。他虽不爱玛莉，却也答应跟她结婚。

莫梭这种平静的生活，终于因为结识了一位毗邻而居的年轻人雷蒙而告终止。雷蒙是个皮条客，他发现自己的阿拉伯情妇移情别恋，处心积虑想要惩罚她，莫梭偶然地卷入这场争端。他答应替雷蒙想办法让他会见情妇。当雷蒙殴打情妇时，邻居召来了警察，莫梭又为雷蒙说谎，毫无动机地介入这件纠纷。

有个星期天，雷蒙叫莫梭一同去海边游玩，那时，包括雷蒙情妇弟弟在内的一群阿拉伯人跟他们打架，雷蒙因此受伤。后来莫梭再度只身外出，想在灼热的海滩附近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就在这个时候，迎面碰到了一个阿拉伯人。莫梭身上恰好放着雷蒙托给他保管的一支手枪，再加上令人头昏目眩的阳光，使得莫梭神志混乱，他误把阳光的反射当成刀刃的锐利光芒，他扣动扳机射杀阿拉伯人。而后，再向尸体连发了四颗子弹。

莫梭被捕、受审、判处死刑。陪审员做这种判决，与其说是基于犯罪行为的事买，倒毋宁说是由于深恶莫梭的性格——特别在于他对母亲死后种种所谓放荡行为的深恶。

对于杀人，莫梭除了对预审推事表示是由于“太阳的缘故”之外，并不说明任何犯罪的动机——事实上，他的动机的确并不存在，除了太阳的缘故。

检察官向陪审员指出，莫梭没有一般人的情感，也没有罪的意识，是个“道德上的怪物”。莫梭在狱中等待受刑时，也的确扮演着一个社会怪物的角色，包括神父劝他忏悔、投向永生。莫梭除了大怒之外，不肯向宗教认同，他说，他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与任何先验的价值无关。这种人生虽然荒谬，却是他唯一可以遵循的人生。他接受生，接受死，这使他奇异地寻获了和平，并且发现到自己和宇宙，终于合而为一。

我们阅读《异乡人》，应以故事的形式和风格所表达的莫梭性格为中心。以传统自传形式而言，《异乡人》中的莫梭，正是一个在任何社会形态下所谓的“异乡人”。卡缪用在以第一人称莫梭的文字，一向只提示事件，并不说明他对事件的反应；他不分析自己的感情，只是叙述琐碎的细节，或一些“感觉上”的印象。

莫梭在表面上看来，并不具有一般人的感情。他虽然认为母亲不死比较好，却未曾对她的死感到特别的悲哀。他欢喜玛莉的笑容，对她产生情欲，却没有爱她。他缺乏雄心，也不接受升迁的机会。他认为——“无论如何，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毕竟目前的生活，并没有让我有什么不悦的地方。”他甚至对于受审，都觉得不是自己的事，他只想快快审完，好回监狱里去睡觉。

我们透过“异乡人”这么一个人物，可能看见某些自己也常有的性格，那就是：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常常生活在无意识的生活习惯中而至麻木。莫梭是一个不知道本身人生意识的人，是一个没有意识的主人翁。他对于生，既无特别的狂喜；对于死，也并不很在乎。整个的生命，不过是一场荒谬的过程。在这里面，除了“感觉”之外，人，没有其他的思想，包括杀人，也只因为那“阳光的刺目”而已。

莫梭，在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对于社会，事实上并没有露出明确的反抗——他只是放弃。或者说，他活得相当自在却又不在乎。

当莫梭自觉到他无法对人生赋予任何有意识的形态时，他很自然地放弃了一切，留下的生之喜悦，只是能够带给他直接反应的“感觉”。例如：“夏日的气息、我热爱的住家附近某个黄昏的景色、玛莉的微笑与洋装。”以上的种种，成为了他所感受的真实生活，而不想再去超过它们。

莫梭把这些事情都放在生活里，却不给予自己一个说明，正如他并不想从他和玛莉一时的肉体快乐中，导出以爱为名的永恒感情。

卡缪以间接的方法表示出莫梭那种若有若无其事的叙述态度，实际上，这种表达手法，包含着比想象更丰富、更复杂的感情。莫梭有他自己生活的法则，他不是道德上的怪物，也不缺少常人所具备的感受力，他只是一个不愿深究一切而存活的某种——人。即使可能在法庭上救自己一命，他也拒绝成为一个习俗上的孝子。他不肯说一句虚伪的话。

莫梭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这，使得整个的社会，反抗了他，误解了他，将他孤立起来。造成悲剧的事实上并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和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类如此不同，因为这一份不相同，社会判了他死刑。

虽然，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可以判死刑，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判决莫梭死刑的方向，并不在于这个事件，而在于他的不肯矫情。

对于莫梭而言，道德就是遵循感觉的行动。所以他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必须忠实地、毫无夸张地表现这种感觉。《异乡人》是人与外在世界的纠葛，也是人与社会冲突的纪录。卡缪所谓的“人的欲望”与“世界的不关心”之间的对立，就在这本小说里。

事实上，经过莫梭，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基本特质：对生的欲望以及对真实的欲望。但是他的欲望如此的不明显，使得他囿于世界所设定的极限里。监狱中的莫梭，象征着被敌对世界所捕获的人，他逐渐失去自信，他无法对他人表达思想，他已成为自己的“异乡人”。而莫梭没有征服外在现实的方法。

事实上，莫梭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单纯到看上去一无知性，只以接近动物性的感官在存活。而这真真实实的生活，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去，都是属于他主权之内的生活方式，却不被社会上其他的人所接纳——一旦这个人，发生了某种事件，例如说，杀了人，他的结局，除了唯一死罪之外，没有别的可能。

莫梭单纯，其实他的朋友们也很单纯，这些朋友——亲切而略带感伤的谢列斯特、笨到看不懂电影的艾马纽、粗心大意但是快乐的玛莉，甚而殴打情妇的雷蒙，以及整天虐待一只患皮肤病的狗的沙拉马诺，都是一批单纯又普通的人。他们并不是冷漠的，他们是一批生活在强烈感情中的人，只是平凡地存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地方，使人漠视了这些人存活的意义。而这一些围绕着莫梭而生活的小人物，事实上并没有排斥莫梭，他们甚而是善待他的。他们接受他，但不审判他。正如他们对待自己。

其实，“异乡人”又何曾没有审判自己，从第一页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莫梭在内心中一直在审判自己。就在向公司老板请假奔丧的同时，他就已经在茫然中感到了罪的意识——那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罪的意识。

全书中，守灵、杀人、审判这些过程中，在在地提出主角对于刺目光线的敏感，这份完全属于官能反应的现象，都是情节变化时一再出现的。莫梭在阳光下的感情容易变得亢奋，这一方面固然表示他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他已感到有一种比杀害一个阿拉伯人更神秘、更可怕的存在——宇宙。莫梭激怒于神父，将神父赶走的当时，是他情绪上再一次的激动——第一次在于杀人。而这第二次的激动，因着死刑将临，反将主角引上了最后不得不做的妥协；在死亡之前，将自己与宇宙做了最终也是最完美的结局。

分析一本书籍，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以上引用的比喻、象征或推测。这种方法，虽然有它知性上的意义，但是，在艺术以及人性的刻画上，如此解剖，不但无益，反而可能破坏了阅读一本世界名著的完整性以及直感性。分析，并不能算做唯一导读的方式。

我们与其对《异乡人》做更多的分析，倒不如依靠故事主人翁自己的叙述，使我们更直接地感到身为一个“异乡人”而不能见容于社会的那份刻骨的孤寂。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异乡人”我们所抱持的心态，是出于悲悯还是出于排斥，是全然的沟通与了解，还是只拿他当为一个杀人犯？我们不要忘了此书的最后一页，如果没有那一份莫梭临死前心灵上的转变，那么人生才真是荒谬的了。

莫梭，是无罪的。审判他的人，也是无罪的，问题出在，莫梭是一个不受另一阶层了解的人。

乡愁

这总号第一百二十期的《艺术家杂志》，夹在大批信件和报纸里，挤满了小小的信箱，当然，急着先拆《艺术家》。

才拆开信封的一角，心里就欢喜得喊了起来。只看那露出来的一个边，就知道这一回用了“夏卡尔”（MARC CHAGALL）的画作了封面——终于。

夏卡尔是我心挚爱的一位大师。

说来说去，好似没有一位画家是不喜欢的，其实事情并不如此。世上许多成名画家的画并不欣赏的也怪多的。

例如说，西班牙大画家米罗的画，就看不长。初看是喜欢的——只能看一阵。这不是艺术评论，不过是个人的观点和性向而已。

在我少年的时候，除了书店之外无处肯去。因此父亲便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敦煌书局放了一笔钱，只要去拿书，就可以走，不必付款。

当然，拿的全是画册。

也因为进口的画册价格昂贵，从不敢拿那些大册的。一次又一次去都只拿小本的，有如“口袋书”那种尺寸的东西。其中就有一本是夏卡尔的。

《艺术家》刊在一百二十期的夏卡尔专辑目前一个字也不敢先去看，怕受到他人文字的影响而写不好这篇属于自己的心得。

说来很惭愧，夏卡尔的真迹一张也没有看过。有一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似夏卡尔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回顾大展。当时，我不知在哪个国家，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有着那么一丝隐痛，知道是没有可能去看的——日本很远，而我并不在亚洲。

听夏卡尔是“乡愁派”，大概是自创的。

要说艺术的画派，总认为它们只是十分概括性的一个名词。事实上每一个画家无论采用的技术如何相近，在精神上都是不同的个体。例如说后期印象派里面的一群画家，他们被区分在一个画派里，却又是多么的不相同。

如果说起夏卡尔，主观地仍想说：在他的作品里，看见的是一幅又一幅梦、乡愁、神秘，还有爱和宗教。

最奇怪的是，夏卡尔的真迹没有看过，倒是在西柏林的一场歌舞剧里看见了一个活的“舞台夏卡尔”。

当然而然，那场戏剧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

是以色列的剧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群犹太人艺术家第一次踏在自由德国的土地，以一个犹太民族的流浪史，做了这为期一年的巡回演出。

在当年，我是一个穷学生，每次听音乐会，可以去买最便宜的学生票。四马克一张，位置在乐团的后面。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一般听众看的是指挥者燕尾服的背影。而我，恰好可以从头到底看到指挥的正面表情。有一次是大指挥家卡拉扬的一场。嗳，终生难忘。并没有听，一直在看他。

扯回来说《屋顶上的提琴手》，这又得扯到俄国去了。一生里，尤其在少年时代，除了中国白话小说之外，看得最入迷的就是那批旧俄时代作家的名著。而夏卡尔，是一个原先住在俄国的犹太人。他不能算法国的，绝对不能。

这些事情，在我心里上的串连，都是不可分割的。

好，现在回来写舞台上的夏卡尔。前面许多乡愁，在这位画家的作品里，都能找到根源，是不能省笔的。

《屋顶上的提琴手》有电影也有舞台剧，两者都看了。

比较之下，舞台剧的“震撼”，还是因为夏卡尔。

也是当时运气好，我有一位德国朋友，念大学时在替西德政府新闻局做工读生。每当西德政府邀请了世界各地杰出人士去访问时，便由懂得那“受邀者”本国语文的工读生代表新闻局做接待。这个工作待遇高，有司机驾驶的礼车给贵宾乘坐，来访的贵宾大半是他们本国最优秀的人物，因此教养也好。自然，接待员也是千挑万选的优秀学生。

总而言之，接待到夜间的西柏林文化活动时，我的朋友就将入场券和贵宾都交给我，由我陪伴。当然，只翻译中南美洲或亚洲来的几位。于是，利用这个机会，一共看了三个晚上的《提琴手》。是前排最好的位子，第七排中间。

《屋顶上的提琴手》的故事，在多年前也曾以电影的形式在台湾上映过。讲的是一群世居俄国的犹太人如何离散。唱片至今仍然买得到，故事部分便不再多谈了。

要讲的是布景——舞台剧的。

一幅一幅彩色的纱分割了时、空、现实、梦、幻、白昼和夜晚。服装、道具、房舍、演员站立时的组合，在在重现了夏卡尔“画中的一切”。

当然，是因为与夏卡尔有着同样背景和身世的一个民族在演出他们的血泪流亡史，才用了这位大师的气氛。

第一次看这部戏的时候，灯光由暗到明，舞台上开始传来歌声，我轻喊了一句：“呀！是夏卡尔的画，立体，活的——”

坐在身边的贵宾是一位新闻从业人，墨西哥来的，他不明白我提到这个名字时的激动。看一看他的表情，就知他实在不晓得夏卡尔是谁。接着我只有一面看，一面将情节小声地用西班牙文译给他听。原剧虽是以色列剧团演出，演员都用德文。

当那些梦与梦交织着活现在一个舞台上时，我想起许多事情，想起夏卡尔一张又一张人和动物在天空中飘浮的画。而那些犹太人，他们真的在舞台上用了什么方法，叫人就在天空里飘升。当然也不是这些特技感人，而是那个如梦如幻的乡愁刻骨。

这不是一场偶然，事后报上评论同样说，布景成功感人，来自画家夏卡尔的巨大影响，用了他画内的色彩、形式和天衣无缝精神上的密切配合。

其实，我喜欢的是电影形式，一向不很接受舞台剧。就怕人和舞台太接近，反而融不进去。但是《屋顶上的提琴手》不同，它选了夏卡尔。这位大师的气氛呈现时，人入梦境——舞台消失。

夏卡尔的作品看上去如此难以解释，在取材上它朴实又乡土。在表达上又这般的瑰丽和奇幻。在意境上——温柔、包容、爱的里面，又深藏着一份解不开的神秘、隐疼和真纯。

它们——那些作品，乍一看，是甜蜜的，故乡在回忆中该当有着这样的情怀。其实，夏卡尔的取材——房舍、婚礼、白纱新娘、牛、羊、花束、天使、时常出现的提琴手……它们最容易被人误解成为一种极度感性的表达，而里面没有太深的内涵。这一点，夏卡尔本人难道不明白吗？他自然是晓得的，可是坚持了他的风格。

以文学的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作者写的东西非常生活化，而不在文章中明写一丝一毫大道理，一般人所看见的，往往就是那些生活，而看不出生活背后放手交给读者自己去思想的讯息。同样一件事情，写来如果笔下稍加“明显的深奥”，读者可能更尊敬这位作家。

在我看来，夏卡尔的画，拿上段的比方来说，是属于前者。

喜欢一种写实画，用现实的题材，画出来的明明又不是现实的那个模样，而它又是现实的一种精神体。

夏卡尔的感人，在于他的以现实交织梦幻，而那些颠颠倒倒的形象组合，还有灿烂色彩的大胆应用，除了马谛斯的色彩之外，无人可及。

虽是色彩，马谛斯和夏卡尔又不相同。真要比较，我的心又偏了马谛斯。这么拿画家比来比去又是不公平的。

当我第三次去看《屋顶上的提琴手》那场戏时，正是剧团在西柏林的最后一场演出。舍不得将时间交给向身伴的一位亚洲贵宾去做翻译。而他，一位新加坡去的客人，也因为白日的参观太紧凑正在剧院中闭目养神。

我专注地不肯放过任何一丝一毫微小快速的一切转换，融入戏中，以致与故事、演员、声、光、色……一同在我的呼吸和心跳里起伏。它们在那永恒的一霎间，成了生命的部分。

谢幕时，我站立着鼓掌又鼓掌，流着眼泪也不知道，直到应该由我照顾的贵宾递上来一条手帕。

夏卡尔的作品，里面深藏着复杂的东西，它可以被称为甜蜜，可以被看出悲伤，可以说是回忆，可以讲是梦境……最最主要的，在我主观看来——是那份广涵的挚爱。这份情爱的里面，竟然找不到一丝尖锐的讽刺或抗议——对人生的。

“包容”的含义，竟也如此明白地以温柔和美表达了出来。

这个字，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吗？

其实，这么讲也错了，讲得太文字。而一张好画的好，是不能以文字来取代的。画就是画，不是字。

这一生，为着夏卡尔，跟酷爱美术的朋友们争执过好几次——他们对这位大师的了解和批评与我的看法是那么不相同。而我，总替夏卡尔感到委屈和不平。

艺术毕竟仍然是一份见仁见智的事情，当然，也得水准以上的创作才能一谈。

一位朋友说，在我的文字中，好似很少因为挫折而落泪，反而在讲起艺术和美的境界时，总用流泪来交代。

我说那也不一定，“蒙娜丽莎”是心中极品，而我对于她，就不是眼湿的那类了。

不能否认的是，夏卡尔的作品，文学性仍是极强，这是超现实画派的特色，又有何不可呢？

夏卡尔是一个对自己十分真诚的画家。这份真，并不完全是每一个画家或画派所执著的方向，可是夏卡尔应该算是一个。

为着他的真诚，就喜欢。更何况，还有别的。

杨柳青青

❀诗人痖弦的故事❀

要说的是——

老家本在河南南阳城外四十里

爷爷半生赶驴车

爹爹做了庄稼郎

三代单传得一子

我娘长斋报天恩

那家园

白露前后看早麦

小麦青青大麦黄

总记得

老娘纺纱明月光

放下娃儿急急忙忙做鞋帮

忘不了

老爹天方亮喝便上耕

晌午打罢东隅又西桑

辛苦苦

巴到日落上了炕

计算算

今秋能拿几个洋

再想想

到了下年好歹加盖两间房

苦盼盼

娃儿长大讨个媳妇儿好兴旺

舍不得

小子细肩把锄扛

只期望

省城念书好风光

小子上学堂

爹娘向着师傅打躬屈膝泪滂滂

孩儿灯下琅书声

喜得爹娘睡不沉

寒冬上炕让暖被

炎夏铺席打扇备凉床

只求娃儿不灾不病写字忙

爹娘白汤粗馍也是香

小子十六作文章

村里人人面容光

看信代书把人拉

那今世秀才便是他

休道爹娘做牛做马费了学钱不管用

只盼来年似锦前程祭祖告天耀门宗

那年兵荒马乱方才起

唬得爹娘心惶惶

小子不及定亲家

慌慌张张打发他

说起同学结伴走

老娘漏夜赶行装

厚厚裤子肥肥袜

密密鞋帮打成双

不言不语切切缝

油灯点到五更矇

老爹墙角挖出现大洋

老娘缝进贴身内衣裳

小子不知离别伤

怨怪爹娘瞎张忙

只想青春结伴远

哪知骨肉缘尽箭在弦

才听得

更鸡鸣叫天方亮

就来了

同学扣窗启程嚷

三五小子意气佳

不见爹娘乱发一夜翻芦花

门前呼唤声声到

灶上油饼急急烙

油腻腻

粗纸包着递上来

气呼呼

孩儿不耐伸手接

老娘擦眼硬塞饼

哽说趁热路上带了行

推推拉拉几番拗

饼散一地沾白霜

娘捡油饼方抬头

孩儿已经大步走

娘呼儿可不能饿

人影已在柳树大桥头

娘追带号扶树望

孩儿身影已渺茫

那柳树——

秋尽冬正来

寒鸦惊飞漫天哗

爹娘哭唤声不闻

三十年大江南北

离乱声讯终断绝

南阳城外老爹死也没瞑目

睁眼不语去向黄泉路

孤零老娘视茫茫

日日扶墙门前苦张望

树青一年

娘泪千涟

我儿不死我儿不死

只看那青青杨柳树

我儿必不死

我儿在他乡

那一年

村人讨木要柴烧

老娘抱住杨柳腰

只道这是我儿心肝命

谁抢我拿命来拼

村人上前拖又说

老娘跪地不停把头磕

那——一——年

树砍倒　娘去了

死前挣扎一哽咽

叫声——“我儿”眼闭了

江湖烟雨又十年

他方孩儿得乡讯

只告你爹你娘早去了

爹死薄棺尚一副

娘去门板白布蒙了土中是一场

杨柳青青　杨柳青青

南阳城外四十里

小麦青青大麦黄

昔日一枕黄粱梦

今朝乍醒儿女忽成行

养儿方知父母恩

云天渺渺何处奔

眼前油饼落满地

耳边哭声震天淘

悔不当初体娘心

而今思起——

眼不干

泪成河。

版权信息

书名：亲爱的三毛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4-01

ISBN：9787530209783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谈心
三毛信箱
自怜自爱而不自怜
祝福中国
人生何处不相逢
隔离与沟通
不满、不满、不满
真聪明的好孩子
没有找呀！
教书不是塔
最重要的是被爱吗？
为什么、为什么？
读书和迷藏
不弃
不逃
其实都不是问题
不能给你快乐
写作不难
我喜欢把快乐当传染病
狱外的天空也是你的
是美德还是懦弱
“喜欢”有千万种风貌与诠释
读书不能只读一个月
五个对话
如果是我的女儿
写给“泪笑三年”的少年
如果我是你
不要也罢
回不出的书信
小朋友好
不会忘记你要的明信片
如何死得其所
不讲了
说朋道友
愧疚感
少年愁
亲爱的三毛
亲爱的
我最欣赏的一首歌
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
滚滚红尘舞天涯
迎接另一个新天地
生活比梦更浪漫
我字典中最重要的两个字
一位新疆女子的来信
不许向恶人妥协
做一个秋千架上的小英雄
如何面对婚外情
小时候的迷惘
希望您别笑我傻
让痛苦往事随风飘
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
随想
孩子
快乐
岁月
伤
自己
乐命
男与女
钱钱钱
爱情
人
无心
有意
如果
朋友

在这个日渐快速的时代里，我张望街头，每每看见一张张冷漠麻木、没有表情的面容匆匆行过。我总是警惕自己，不要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般的大环境里，不知不觉也变成了那其中的一个。他们使我黯然到不太敢照影子。

也许，透过书信呼应的方式，加上声音，我们人和人之间，所竖立起来的高墙，能够成为透明的。或说，不必那么晶莹剔透，或而有些光线照亮一霎间幽暗的心灵，带来一丝欣慰，然后再不打扰，各自安静存活。

谈心

借着读者朋友的来信，

看见了本身的不足和缺点，

这些信件，

是一面又一面明镜，

擦拂了我朦胧的内心。

这份收获，

是读者给予的，

谢谢来信共勉。

三毛信箱

两年多前，我刚从远地做了一场长长的旅行回来。为着说说远方的故事，去了台中。

也就是在台中那一场公开谈话结束之后，“明道文艺社”的社长，老友陈宪仁兄邀我次日清晨去一趟设在台中县乌日乡的明道高级中学，说校长汪广平先生很喜欢我去参加学校的升旗典礼，如果能够去一趟，是十分欢迎的。汪校长自然是早已认识的长辈。

当时，立即就答应了，可是为着早起这桩事情，担了一夜的心，生怕睡了就醒不来，所以没有敢睡，一直等着天亮。

生平怕的事情不多，可是最怕学校和老师。这和我当年是个逃学生当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心理因素。

明道中学是台湾中部著名的好学校，去了更心虚。升“国旗”、唱“国歌”，面对着那大操场上的师长和同学，我都站得正正的，动都不敢动。就是身上那条蓝布裤子看上去不合校规，弄得十分不自在，而那次去台中，没有带裙子。

升完了旗，汪校长笑眯眯地突然点到我的名字，说请上台去讲十分钟的话。当时，我没法逃掉，吓得很厉害，因为校长怎么上千百人都不点名，光就点了我——而且笑笑的。

只有一步一步上去了，心里一直想古时的曹植、曹植，走了七步路出来了一首诗，那么我走了几步可以上台去讲十分钟的话？那么多精明的老师都在看着我，笑笑的。

就说了，说五分钟话送给女生，另外五分钟给男生。十分钟整，下台鞠躬。

说完校长请同学们乖乖回教室去上课——好孩子的一天开始了。又说，要同学跟三毛姐姐道个早安加再见吧！

才说呢，一霎间，男生的帽子哗一下丢上了天空，朝阳下蓝天里，就看见一群飞鸽似的帽子漫天翻舞，夹着女生的尖叫——就在校长和老师们的面前。

当时，嗳！我笑湿了眼眶——为着这不同的一个时代和少年。在我的时代里，哪有这种师生的场面？

以后，想起乌日乡，总看见听见晴空里那些帽子在尖叫。

后来，宪仁兄问我给不给明道的弟弟妹妹们写些东西？我猛点头，说：“写好了！当然写！”

《明道文艺》是一份极好的刊物，这许多年来，坚守着明确的方向默默耕耘。它不只是一份最好的学校刊物，也是社会上一股难得的清流，校外订阅的人也是极多。

就这么，“三毛信箱”，因为个人深喜《明道文艺》的风格，也就一期一期地写了下来。

感谢宪仁兄的鼓励，使得一向最懒于回信的我，回出了一些比较具有建设性的读者来信。

其实，回信之后，受善最多的人，可能还是我自己。借着读者朋友的来信，看见了本身的不足和缺点，这些信件，是一面又一面明镜，擦拂了我朦胧的内心。这份收获，是读者给予的，谢谢来信共勉。

（本篇原为台湾皇冠出版社三毛全集《谈心》后记，本书中改为此名。）

自怜自爱而不自怜

三毛大姐您好：

前些日子在城区部参加了您的座谈，一直有股冲动想写信给您，虽然料必此种来信您定看得不胜其烦，但相信您定能深切了解一个不快乐者的心情，因此很抱歉又给您增添麻烦，只希望能借您的指点，给我精神上的鼓舞。

我是淡江夜间部的学生。基于那种对自我的期许，我参加了大学联考。现在我正积极地准备托福，由于英文程度不挺好，因而让自己搞得好累，有不胜负荷之感。出国留学的真正目的为何？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就只为了逞强吧！由于自小好胜心强，再加上感情的挫折，让我一直有股“向上爬”的意愿，三毛姐，别劝我放弃出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在座谈会中，您提到“我真的很不快乐”。我好感动，您知道吗？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寂寞。三毛姐，您能否告诉我，是什么力量支持您孤独地浪迹天涯？您精神上的寄托为何？既然您不快乐，难道不曾想过以死作为解脱（很抱歉我直言）？

三毛姐，原谅我的用词不当和辞不达意。我心里一直很苦闷，但是没人能指点我，再下去，准上松山精神病院。

三毛姐，不管您有多忙，请您务必给我回信好吗？但，请您不要劝我放弃出国的念头，我现在所需要的是您的鼓励，我也想去尝尝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再次声明，绝非意气用事。

附上相片一张，看看我该是何种人物？当然最重要的，为了寄回相片您就得给我回信的，不是吗？先谢了，三毛姐！

陈惠凤

陈小姐：

你的照片寄回，请查收。

为了讨回这张照片而强迫一个人回信，是勉强他人的行为。可是看了内容之后，仍然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不由得想写几句话给你。

你的来信很不快乐，个性看似倔强，又没有执著的目标和对象，对前途一片茫然，却又在积极预备托福考试。

照片中的你，看上去清秀又哀愁。没有直直地站着，靠在一棵树上。姿势是靠着，感觉却不能放松，不只是因为面对镜头，而是根本不能放松。两手握着书本，不是扎扎实实地握，而是像一件道具似的在做样子。

要我由照片中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实在不很容易，可是您的身体语言，毕竟也说明了一些藏着的东西。眼神很弱，里面没有确定的自信和追求。这一点，观察十分主观，请原谅。（我猜，这是一张你自己较满意的照片。）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禁得起分析的，能够试着了解，已是不容易了。

来信中，两度提起：“别劝我放弃出国，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并不认识你，也没有任何权利劝导别人的选择。而你，潜意识里，可能对出国之事仍有迷茫，便肯定那一份否决会在我的回信中出现，因此自己便先问了，又替我回答了。（其实是你自己在挣扎。）

你说：“出国留学的真正目的可能就只是为了逞强。”我看了心里十分惊讶。又说：“一直有股向上爬的意愿。”而结论是，出国就是向上爬，又使我十二分地诧异。

在我的人生观里，向上爬，逞强，都不是以出不出国为准则的。我以为，不断地自我突破，自我调整，自我修正，才是一生中向上爬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在台湾不能快乐，不能有自信，那么到了国外，便能因为出过国，而有所改变，有所肯定吗？或者，是不是我们少数人，有着不能解释的民族自卑，而觉得到国外去，便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再肯定呢？很抱歉我的直言，因为你恰好问到了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能到国外去体验一下不同的风俗人情，也是可贵的。至于“也想尝尝异乡为客的感觉”，这个“也”字，其实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相同。再说，国外居，大不易，除了捕捉一份感觉之外，自己的语文条件、能力、健康，甚而谋生的本事，都是很现实而不那么浪漫的事情，请先有些心理准备和认识才去。

是的，在座谈会上，我曾经说过，我的日子不是每天都快乐，而且有时因为压力大，非常不快乐。许多时候，我的不快乐，并不是因为寂寞，而是太多的“不得已”没法冲破，太多的兴趣和追求，因为时间不够用，而不得不割舍。事实上，我十分安然于一本好书、一个长夜和一杯热茶的宁静生活。对于人生，这已是很大的福分，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战乱和极权统治的国家里，这份自由，是我十分感激而珍爱的。不敢再多求什么了，只求时间的安排上，能够稍稍宽裕一点就好了。

是什么支持我浪迹天涯？是求知欲，是自信，更是“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对大地万物的那份欣赏。

你又问我，不快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以死为解脱？我很诚实地答复你：有过，有过两次。可是当时年纪小，不懂得——死，并不是解脱，而是逃避。

我也反问，一个叫我三毛姐姐的大学生：如果你，有死的勇气，难道没有活的勇气吗？

请你，担负起对自己的责任来，不但是活着就算了，更要活得热烈而起劲，不要懦弱，更不要别人太多的指引。每一天，活得踏实，将分内的工作，做得尽自己能力之内的完美，就无愧于天地。

请不要怪责我这种回信的方法，孩子，你太没有自信，也太要听别人的话了，有些自怜，更有些作茧自缚。请放开眼去望一望，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物和人，是值得我们去真诚地付出，也值得真诚地去投入——这里面，也包括你自己。请不要小看了自己，试着自爱，而不是自怜，去试试看，好不好？

松山精神病院不必再去想它，这又是自我逃避的一个地方。国外是，松山又是，却不知，逃来逃去，逃不出自己的心魔。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以这句话，与你共同勉励，因为我自己，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也有挣不脱的枷。我们一同海阔天空地做做人，试一试，请你，也是请我自己。

最后，我很想说的是：一个人，有他本身的物质基础和基因。如果我们身体好一点，强壮些，许多烦恼和神经质的反应，都会比较容易对付，这便必需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支持我们。

你做不做运动？散不散步？有没有每天大笑三次？有没有深呼吸？吃得够不够营养？以上都是快乐的泉源之一二，请一定试试看。请试半个月，看看有没有改变好吗？

照片上的你，十分孱弱，再胖些或再精神些，心情必然有些转变的。

这封信回得很长，因为太多此类的来信，多多少少都是想要求鼓励与指引。

我的看法是，我们活着，要求他人的帮助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他人告诉你一件事情或由你自己去了解一件事情，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了解自己是由内而来的，当你了解了，不必别人来指引，也便能明白。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替你找出生命之路。

谢谢你！祝

健康快乐

三毛上

又及：如果你观察了自己几个月，发觉情绪的低潮是周期性的，那么可能是生理上的情形。医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病状，心理的和生理的，请你再想想好吗？

祝福中国

金门居住的先生：

您没有留下名字，信封上，只有一个邮箱号码。

牛皮纸做的信，红丝线装订出来的边，一个大红盘花扣，左面一个春字，是信的外观。

打开来，七个毛笔字，就只写了这两句话：“祝福中国，祝福您。”

壬戌岁末的上面，一个浅红色的印章，也看不出是什么字。淡淡的红色；您故意盖淡的，那么谦虚的情怀，在一颗章里显得明明白白。

受不起这么盛重的一针一线，当不起这三个字的祝福。您，没有留下名字的朋友，您的名字和颜色——就叫中国。

这份宝贝，是收信中一件极品。双手捧着它，不知如何地珍爱，正如不知如何地爱中国，才叫合了一个人的心愿。

我要好好地看守自己，对待自己，活得像一个唐人女子，来报答我们共同的父母。他们的名字，也叫中国，正如你我。

另外，也照着没有姓名的地址回了一张信给您。一张白纸，上面没有黑字，盖的只是印章，也只是一颗我爱之如狂的章。笨笨拙拙地，刻了四个字，那便算是我的回信。您想来也收到了。

再不必说什么，有心的人，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努力，

就算彼此的鼓励。

您懂，我也懂了。

也祝福中国，祝福您。

三毛敬上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三毛小姐：

很抱歉打扰你的时间，从来我就是很欣赏你的文章和你的个性，很早以前就想写信给你，但又怕你没时间给我回信，我今天是抱着即使得不到回信也算了的心情，来写这封信。

对了，我想请问你，嗯！一月十五日下午两点左右，你是否开车要寄放在中山堂的地下停车场？那天我和朋友刚好要过马路，这时有一部车突然停在我们旁边，不晓得为什么，一股力量吸引着我往车内看去，忽然间，我像是遇到了老朋友似的，不由自主地叫出了“三毛”，而后却站在那里不动，最后还是那位驾驶小姐挥着手要让我们先过，她温和又满脸笑容，我不晓得她是不是真的是你——“三毛”，过了马路，我仍是发呆地站在那边，我想我应该不会看错才对，照片中的你，风尘仆仆的，而车上的那位小姐，正是如此，而且更和蔼可亲，哎！我形容得不晓得是对还是错，但“三毛”在我的感觉一直是如此。三毛小姐，如果那天遇到真的是你的话，给我回封信好吗？因为我已期盼很久了，再则，那日回宿舍后，看到“联副”上有你的文章，我想你一定是回来了，最后我仍是希望你能抽空为我回封信，好让我清楚那段“奇遇”。谢谢！祝

心怡

邱兰芬　敬上

兰芬：

是我！

再见！

三毛上

隔离与沟通

亲爱的弟弟妹妹们：

一次两小时的聚会，得到了你们的友谊和雪片一般飞来的书信。在这里，我要向你们道谢这份爱护，更使我感动的是信中对我付出的那份全然的信任。

以半生的生活体验来说，爱和欣赏，在我往往是容易些的，而信任一个人，却并不那么一厢情愿。起码从自己待人接物的态度上来说，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

由此推想，各位在信中对我全心全意的信赖，也是不容易的。这使我非常难以轻易下笔回信，担心自己偶尔在一句话上的疏忽，而影响了许多年幼的心灵。

归纳起大部分的来信，其中最明显的烦恼和苦闷都在于各位对家庭生活和关系的不满。我知道这些诚恳的信都是出自各位的肺腑之言，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完全是对的，一点也没有错。

可是，世上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从一个角度上去观察，就能够说它是唯一的真理。如果我们去做一次家庭访问，听听父母们如何讲孩子，很可能，父母也有一大篇合理的抱怨，也会说，孩子们不了解做父母本身的种种困难和对孩子在教育方式上的挫折，也更可能，父母除了孩子之外，尚有本身的苦难与折磨要去应付。

公平地说，做父母的比做孩子的，在担当人生责任上，重了许多。亲爱的孩子，试着也去分析父母和他们本身的问题，也试着去了解，你的那份学费和衣食是父母的血汗钱换来的，这么一想，养育之恩，我们都不能回报，又何忍对他们要求太多呢？

往往，大部分中国的父母，将孩子当做命根，将孩子视为自己生命的延伸与继续，期望自己一生没能完成的理想和光荣，都能在孩子的身上实现。更以为，自己人生的经验，百分之百，都可以转移到教育下一代的身上去，又以为孩子是必须无条件听命于父母而不可反抗的，压力便由是产生了。

这种观念，造成了父子之间的悲剧和冲突，也造成了成年人与青少年孩子之间的深沟。本来，天伦之乐是人间最可贵的一种情操和欣慰，很可惜的是，每一个家庭中，或多或少，父母子女的观念与行事为人不能完全一致，不愉快的心情也随之而来了。

父母子女之间心灵上的隔离，是爱的方式不很有技巧而造成的。成年人与年轻人的未能沟通，在我个人看来，也是出于同一个字，那就是深刻的爱。

我相信，天下的父母和子女，没有一个人故意存心去破坏家庭的和谐，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问题产生了，也不是刻意的行为，而是根深柢固的社会观念，因为有了时代的变迁，双方不知适时调整而造成的结果。

一个问题的出现，解决的方法，不该是怨天尤人地去怪罪对方，甚而自责，而是冷静地去理出问题症结的所在，尽可能在个性上、思想上、行为及语言上，慢慢地改进，取得彼此的谅解。

这件事情，不能急切，不能以火爆似的争吵去解决，更不能以离家出走，甚而激烈地试图以毁灭自己的念头去反抗，这实在是一种愚昧而无用的方式。而做孩子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往往选了这种笨法子，伤人害己，于任何祥和的人生都是背道而驰。

耐心、韧性、谅解、宽容、包涵，都是爱的代名词。亲爱的孩子们，在你们的来信里，我或多或少是看见了这些字。可是，在来信中，也不可避免地看见了一些不讲理的父母，动手痛打孩子，不给孩子任何解释的余地，冷淡孩子，甚而父母之间大打出手，以夫妇之间的不和，怪责孩子生命的拖累……

当我一次又一次拆阅来信，看见不知有多少信中写着“陈姐姐，我但愿不要回家，永远不要回那个没有温暖的家……”这样的句子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欲哭无泪的重压。

孩子，你有一个妈妈，她打你，骂你，羞辱你，也许是她情感上不平衡，也许是她不知你在身边是她的福分，这，都不能改变她仍是你妈妈的事实。

试着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变父母，不要伤心。中国人的忍字是如何写的，我们都知道。学着取悦父母，念书上要出人头地，家务上尽可能帮忙，一旦如此，父母仍是特别不喜欢你，那么，爱你自己吧！好好地储备自己的知识，将来自食其力之后，父母也年老了，那时候，回家去孝顺他们，他们不可能不感谢你的孝心的。

沟通，有待双方的努力——父母和子女的。而我的书信，只有做孩子的看得见，又有多大的效果呢？

至于另外一些来信，父母都是爱你的，而爱的方式中少了一份对子女的信任与尊重，这个问题便比一些破碎家庭的孩子来得简单些。请相信有一日你不再是初中生或高中生，你会成长，会成熟，会有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果在一场人生的战役上打得漂亮，做得有声有色，到那时候，父母不但不会再管你，而且会以你是他们的孩子为骄傲。这种家庭问题，由另一个角度去看，便不严重了。好孩子们，父母大半的管教都是出于一片爱心，我们又何忍在方式上去怪责他们呢？

讲了这种话，各位写信来的弟弟妹妹们也许会感觉到，陈姐姐是站在父母那一边的。事实上，父母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要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观念总是困难的，而青少年的一代，都仍有极大的可塑性，在许多地方，便必须请青少年包涵父母，谅解父母，更重要的是，将来一旦本身完成学业，成家之后，也有了子女时，再不犯同样的错误，做一个开明而得子女信赖的人。

我总认为，孩子可以教育，某些父母也是可以再教育的。问题是，好似双方都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以为是，这就难了。

记得在我小学六年级毕业的那一年，因为将一本别班男同学的纪念册偷带回家，写上了几句送别的话，而被母亲搜了出来，母亲为了这一件小事情，将我关在房间里审问，弄得我因为羞愧而痛哭，并且答应悔改。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有了与异性的交往，也因为来往的朋友都是正正派派的好青年，我自己也主动将这些朋友带回家去请父母过目，当年害怕我变坏的父母，在无形中有了观念上的改变，再也不会一如当初般地将男女的性别看成太严重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其他许多事情的价值观、判断法、自主权和人生的看法，在经过了多年的沟通之后，与母亲父亲都能取得程度上的了解。所以说，我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责任，可是子女在家庭中被不被误解，与个人的表现也是有关的。当然，我有一对开明的好父母，这是个人极大的福分，而他们的开明之中，亦有我多年的努力。凡事禀报父母，凡事开诚布公，若有不能一致的想法而我又自认为对得起良知时，甚而勇于在良好的态度和口气下向父母辩论、讲解，请求认同。我不隐瞒、不欺骗，不将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都有助于父母和自己之间的认识。

又有一封来信，写出了处身一个大家庭中做孩子的悲哀。看见嫂嫂对母亲的猖狂，看见哥哥的纵容妻子，看见母亲的忍辱和委屈……这封来信，写得生动而感人，是一个有着表达笔力的好孩子痛苦不平的心声，也是一篇成功的散文。

大家庭的和睦与否，关联着太多人为而复杂的因素，写信来的这位孩子，因为心痛受欺压的母亲，进而对生命的公平产生了怀疑。很难过的是，这位孝顺的孩子，我不能帮助你，只有鼓励你，用功读书，出人头地，有一日进入社会时，赚钱反哺受苦的母亲，将她接出来与你同住，好好对待她，给母亲一个幸福平静的晚年。孩子，你的孝心感人，责任也重大，一个有责任的人，是可贵的，这表示她有能力担起这份责任。目前学业尚未完成，在经济上可能无力承担母亲，可是尽力去爱妈妈，下课回家去时，尽可能表现你对她的爱和看重，这对做母亲的来说，比什么都要欣慰，你目前的能力和责任便是这个。

又有的信中，家庭不看重女孩子，不愿再供给念大学的学费，做女儿的来信中伤心沮丧，几乎没有了方向。好孩子，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行行出状元。”我个人也认为，进大学不是唯一的人生之路，请看社会上多少成功人物的学历都不显赫，可是他们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再说，自我教育是很重要的，如果自己不肯教育自己，一张大学文凭又能够代表什么呢？

在我所知的文化大学和东海大学，工读生都在每一个角落做事，半工半读，养活自己，同时进学，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只是在体力上要劳累些。甚而，我有两个学生，她们是高中毕业之后，先去做两年女工，然后存足了两学年的学费，再来大学进修，也是另一条可行的路。做事，是一种磨练，对任何人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只问你吃不吃这份有代价的劳苦。

孩子们，在近乎一沓书本样厚的来信里，很多人都不够快乐，不够开朗，不懂得如何从无可奈何的情况里去求取生存之道，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毕竟年纪还小，生命也仍孱弱。就算我自己吧，活到半生，又能够说我了解了人生的真谛和全然地活得完美吗？

既然大家都喊我陈姐姐，我便欣然答应，在这里，与各位再共同勉励一次，我们要做聪明人，做有智慧、有慈爱又肯诚实对人对己的勇者，就算天大的事情来了，也不逃避它，心平气和地为自己争取最合理的解决之道。不可以做一个弱者，凡是一不顺心便跌倒的人，是要被社会所淘汰的，做一个有弹性的人，当是我们一生追寻的目标。

很抱歉不能一一回信给各位，因为从各处转来的信实在是太多了，请原谅我时间实在不够，而那份关爱各位的心怀意念，却是强烈而真诚的。再见了！祝

做一个智者仁者勇者

三毛上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七日

不满、不满、不满

陈姐姐你好：

我是个高中女生，心中有很多不满，好几次想去了断自己（自杀），但每次反过来想，我有去死的勇气，那何不好好地活下去，如果就这么死去，人生不是白走一遭吗？所以想通以后，“死”离我便是很遥远了。过去我曾经投书到“学生辅导中心”及“张老师信箱”，但我发觉他们都无法帮我解决困难。为什么我说我有很多不满？不是没根据的，就拿家庭来说吧！母亲是个很迷信且重男轻女的家庭主妇，她要我回家后帮做家事，这虽是应该做的，但她不为我想一想，我是个高中学生，功课越来越重，回家时的自习时间都被占了，我以后怎么上考场？我时常同她谈起，但她无法和我沟通，她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孩子，我无法充分地念书，我的前途不能就这么地送掉，所以我不满。

朋友方面，以前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现在可是一个也没有，孔子说得很对：“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认识愈深就愈失望，我觉得对她们越好，相反地她们也越看不起我，以前大家总是说说笑笑的，可是现在连见了面均不打招呼，而且还被同学耍了好几次，现在我对朋友完全失去信心，虽然心有不甘，我又能如何呢？

当然这只是我不满的之一二罢了，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我执著一意念，我要好好地活下去，所以我将它说出来。

孩子：

在你的来信中，我好似看见自己过去的影子，心里感触很深。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少年时期，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我，包括父母手足在内都不能沟通，至于朋友，那根本是不存在的。

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自己一生的悲喜剧，大半是个性所造成的，怨不得天，尤不得人。

很多事情，只因我固执于只从“以自己为本位”的角度去观察，以为那是唯一的真理和途径，结果不但活得不好，对他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付出。

孩子，你目前看见的只是不公平，看见的只是朋友们不理睬你，看见的，很坦白地说——只是你自己，眼中并没有别人的任何理由。

在你目前的年龄，这是被允许的，只要你不太钻牛角尖，更不可以有自杀的念头。

可是，如果在以后成长的岁月里，你的眼光仍是如此，那么我肯定你将会得到一个并不快乐也没有太多意义的人生，而且不很容易在社会上与人和谐而友爱地相处——这都是你的个性造成的。当然，这和体质也有关联，你身体健康吗？

我以为，母亲要求你做家事，也是应该的，因为你也是家中的一分子。甚而，她不要求你，都当态度和悦地主动替她分担。母亲不是虐待你，只因她不了解，在升学的竞争和压力下，一个学生念书的时间非常紧凑，如果分担了家事而丧失了读书的分分秒秒，对一个求好心切的好孩子来说，也是苦痛的。

这种事情，想来你已与母亲之间交换过意见，而没有结果，才会写信给我。

我的看法是，如果家务不是太重太重，你可以想出一种快速处理的方法。手脚快，做事有条理，有安排，两件家事一同做。（例如烧开水的同时，便去洗衣，洗衣的同时，浸泡其他的衣物，晒衣服时，一方面煮饭。只要警觉性高些，不要做了这、忘了那，家事时间可以利用技术管理而发挥快速的效果。）

母亲的教育程度和你不同，在价值观上自然也有距离，可是父母供你念到高中，就是他们的伟大。我看到你所说的母亲，心中很受感动，她不懂念书有什么用，她仍给你念，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你说母亲不为你想一想，对不起，请问你为她又想过了多少？

你的前途不会因为做家事分占了念书而送掉的。学问之道，是人格的建立、生命的领悟、凡事广涵的体认——而不是做一架“念书机器”。如果你以为，你死啃书本，考上大学，就是前途的代名词，那仍是虚空而幼稚的，因为你没能了解，书本只是工具而已，念了一大堆书，仍不懂做人，那个书，就是白读了。

写到这儿，再看你的来信，你的信中，“不满”都有理由，“不甘心”也很有理由地写出来。

三张信纸，出现了三次“不满”，而且说——这只是不满之一二而已。我真不知，人生这么多的不满又是为了什么？这么多的“不甘心”，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你很自私，对不起，恕我直言。不要难过这句话。小时候的我，也是这样的。

在这种心态下，你求教于“辅导中心”“张老师”，现在来找我，其实都不是诚心地要求我们帮助你，而是将我们当做发泄的对象而已。

你不合作，不改变自己的观念，不肯看见他人的优点，我们又怎能解决你的困难？

你的朋友，在你眼中，全是一批对不起你的家伙，我绝不赞成你说的话：你对她们越好，她们越看不起你。

人，都是以心换心的，起码百分之七十是如此。请你对人类要有信心，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不肯原谅他人。试试看，再试一次，试着不要太计算，试着以德报怨，好不好？

你的来信中，最可贵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好好地活下去，快乐是第一要素，胸襟是基础，体谅他人，是有学问的另一种解释。如果培养这种观念，人生是可以好好过下去的。

孩子，也许，你看了这封信，心里不但失望而且气愤，也可能对我，更有不满。可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写下同意你观点的话——那叫迎合。迎合你，可以使你视我为天下唯一的知己，而对你的人生，我却没有尽到劝告和开解的作用，那就不对了。我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你。

这封回信，你可能看了就撕掉，如果你不接受。但是起码你必须看完一遍才会撕掉，必有一些东西留在你心里，撕也撕不掉，对不对？

好孩子，在你没有改变的时候，请不要再来信，当你有了一点点不同的观人观事的态度，我们才再通信好吗？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对我写下了真诚的话，我很感谢你，真的。祝你好好地活下去。

每天，看一下天空，看看那广大的天空好吗？

三毛上

真聪明的好孩子

三毛您好：

小时候我自卑极了，小小心灵就知道什么是势利了，寂寞的童年与书为伍居多，本来就不好的脑子，塞进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后，更是退化了。

我看过坊间您的每一本书，因为没有人比您更直截了当，更坦白地写出自己，让我知道世界有人可以活得这样自然，这样的亲切。

三月二十五日在彰化听您演讲，您说得真好，讲到快乐时，我的心也跟着快乐，说到悲伤事，您的语调令人心酸。

我最爱您的是：您也爱人，爱一些平凡的人。您并不算是漂亮的人，但是接近您，不由得迷上您那股特殊的气质，那种气质是教养、是修养、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气质能使人真正的“高贵”，能使人无论十八岁或八十岁都觉得美丽。

我知道您好忙好忙，可是忍不住还要写信给您，告诉您一些话，想说的太多，拿起笔反而不知道怎么下笔。愿您

保重自己

梁美华敬上

美华：

看了你的来信，最使我感动的一点，是你掌握了一场讲演会中的特质。

我们听一个人讲话，胜于去看一个人长得是不是好看。我们听一个人演说，不只光是去看热闹，而是由他人的观点中，汲取自认为对生命有帮助的东西，这才应该是去参加的目的。

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种职业，在我，只有人格的高尚与否，而没有工作的贵贱。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同的功能，并不只有知识分子才是高贵的。这一点，想来我们都有了一样的认同和理解，这真是很好的事情。

你的智慧高，心情平和，观事温和。童年的际遇并没有使你走上极端之路，反而更为宽厚，是十分难得的。这么一来，苦难对我们，就成了一种功课，一种教育，你好好地利用了这份苦难，就是聪明。

好孩子，我真喜欢看见这样美丽的信，不因你赞美我，而是你那颗平和的心。

谢谢来信。祝

平安

三毛上

没有找呀！

三毛姐姐：

您好，看到您的信箱，很高兴。

想问您，找到另一个荷西了没有？

你愿不愿意再另外找一个伴呢？（我是指丈夫。）

告诉我您的近况好吗？比如说有什么新书出版的。

等您的回信。谢谢。

小弟弟上

亲爱的小弟弟：

你问我：“找到另外一个荷西没有？”

很坦白地跟你说——我根本没有找。

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包括双胞胎在内，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我并没有在找另一个荷西。因为再没有了另一个。

荷西的躯体的确是由这个世上消失了，可是他的灵魂，仍是存在的。我不必找他，因为他没有消失。

至于我愿不愿再找一个伴侣的问题，你在此句中又用了一个“找”字。

好孩子，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

你听过一首英文歌吗？歌词中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很喜欢这句话中的含意，尤其是用在情感和金钱的观念上，特别喜欢。

我认为，人有权利追求幸福，一个肯于认清这个事实的人，是有智慧而且进取的。

问题是，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并不尽相同。一个伴侣，固然是一种幸福，可是人生还有其他值得我们去付出和追求的东西。所以，以我目前的情况来说，并不特别想有一个伴侣。

也许再过两三个月，会有新书。

谢谢你的关心。祝

快乐健康

三毛上

教书不是塔

三毛：

我是你忠实的读者，看了你最近在报章上的文章，觉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生活味道似乎减少了，好像回到了象牙塔中，不知你自己是否有自觉，你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陈明发

明发：

谢谢你如此真诚而坦白地告诉我对我文章的感想，非常感激你的真诚。

我是一个以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小说文字工作者。要求自己的，便是如何以朴实而简单的文字，记下生命中的某些历程。

最近的文字，的确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原因是：生活在变，生命在延续，观念有改变，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人生之旅所造成的。于是，我也对自己的笔诚实，写下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我所坚持的写作方向。

但是，我不同意我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看法。如果说，生活中起伏变化大，因而在文字上，记载出来的比较显明而活泼，那是可能的，那是一种灿烂的生命。

目前，我在教书，这不只是一个职业，同时也是因为环境变化而不得不做的角色调整。人生的角色变了，笔下出来的东西，便也不同于以往，因此我绝对不为写作而去创造生活。

现在的文章，的确在风格上慢慢趋于宁静祥和而且更平淡。我很珍惜这份守淡的心情，它不是象牙塔。事实上，现在更加入世，已不是当年与世隔绝的那个沙漠女子了。

很感谢你，谢谢！祝

好

三毛上

最重要的是被爱吗？

三毛你好：

三月廿五日那天，你到彰化演讲，曾说，有天你在三更半夜，实在过不下去，想打电话找朋友聊聊的机会都没有，实在太苦了！

不过你比我还好，因你有很多很多朋友，然而不幸地，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人，活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被爱，生活在没有爱的日子里，又怎能认识人生？敬祝

愉快

淑芬

淑芬：

事实上，在三更半夜，以教养来说，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去打扰——除非是生命线。

如果又不是生死大事，只是内心寂寞，便不当找哪个单位，快快强迫自己入睡的好。

我不是孤独寂寞的人，那是偶尔有一年，有过这样的心情，现在不是没有，只是化解了很多。

我认识的人很多，朋友并不多。

西洋有一句名言：“一个朋友很好，两个朋友就多了一点，三个朋友未免太多了。”

我很赞成这句话。知音，能有一个已经很好了，不必太多。如果实在一个也没有，还有自己，好好对待自己，跟自己相处，也是一个朋友。

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有爱人的能力，而不是被爱。我们不懂得爱人又如何能被人所爱？

不要自怜，不要怨叹——你信中说自己“不幸”，不幸当是生命极大的苦难来时，才能用的字。你没有知音就算不幸，万一别的不顺心来了，要叫它什么呢？

你不认识人生，是没有认识去爱人的快乐。

试一试，好吗？谢谢你。祝

幸运

三毛上

为什么、为什么？

三毛：

心血来潮，给你一封信。是第一封，当然也是最后一封。（彼此仅有一纸信笺之缘。）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索性忘了我是谁吧。因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一个在阳光底下拖着慈悲的影子，默默地一步一步趋向救苦救难的平凡的人。

三毛！“神爱世人”，请你告诉我，还有多少个不幸的人，悄悄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受苦受难？

你、我是人。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为什么忍心让他们残缺？折腾？

对不起，三毛，我找错对象啦，毕竟你不是神，教你怎么回答呢？

（不祝福你。容许我将祝福转给天底下不幸的人，祝他们快乐！阿门！）

若尘

若尘：

世界上，的确有许许多多生活在苦难里的人，而绝大群的苦难者又往往是一个大时代的变乱之下，可怜的牺牲者，他们本身是没有罪的。

你说，神爱世人，为何要给人这么多的苦难？这种问题，亦是我过去一次又一次仰问上苍的。

在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初听时，很可能对它有误解——“如果我们观宇宙天地是以人为本位的话。”

刍狗之草，本是祭祀所用，燎帛之具也。天地的化育，及于万物，自然也及于刍狗，它虽然在人眼中视为至贱，也是万物中的一物。一体同视，一般化育。天地以无心为心，不刻意有仁，正是仁的至高处。所以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常常想到老子这句话，深以为是。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对于自然界——这当然包括我们人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已不再拿个人的得失、喜怒、生死，去做一个苦难与否的判断和评价，因为我们也不过是一如枯荣的小草一般渺小而已。

你的问题，可以说，在我，已有了答案，在你，是没有给你答案，十分抱歉。

可是，我个人，在生命的可能里，并不因为有以上的想法，而忘却了自己的责任。在当做的时候，在可以为他人付出时，仍是真诚而慈爱地去做。这是出于内心的一种自然行为，而不是刻意为行善或为了使命而做的。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看了你的来信，十二分地敬爱你。我，也有与你同样的胸怀和意念。大家为了人类，做一支小火柴，照亮幽暗的世界。如果世上每一个人，都做一支火柴，那么这一点点火花，也是不可忽视的。

谢谢你的共勉。敬祝

安康

三毛敬上

读书和迷藏

陈平老师：

请容许我如此地称呼您，因为我找不出更恰当的称呼了。

做您的读者，我不愿说一些崇拜您的话来证明什么，下面一个放不开的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

一个十五岁的初中生，她偷取您小时的方法，逃学两天，到图书馆看书，可是第三次给班主任发现，记了小过，给父母、妹讥笑怒骂了一顿，但在这件大人们认为极要不得的行为发生以前，她曾有一段时间，丢开一切小说、散文、诗词，决意把自己泡在英语学校的课本中，一天利用三四小时查字典、拼单字，学校的考试来到了，她简直拼命地去温习、去背，结果，天不作美，除了中国语文、历史令她满意外，其他十一科都亮灯了，她自己又失意了，英语对她来说实在太难了。

陈老师，我知道您懂的语言不少，对我的困境是否能给一点意见？谢谢您！祝您

永远快乐、平安

书上的学生

林立　寄自香港

孩子：

你客气地称呼我老师，在我的心中便将你当为一个心爱的学生，谢谢你这么看重我，我亦当看重承受了这一声称呼之后你对我的期盼。

从你的信中看来，你的性向是偏向于文史方面的，而其他学科便不能兼顾了。

你不喜欢英文，其他科目也不及格，并不表示就是一个笨孩子，只因为你的个性使你甚而敢于逃学去看自己爱看的书，受不得一点勉强，因此即使强迫自己去啃那些不感兴趣的课本，也考不过关。

我猜，当你硬逼自己去念英文课本的时候，只是身体坐在桌前对着书，而心思根本不在它上面，对不对呢？

我的看法是：学问是一张网，必须一个结一个结地连起来，不要有太大的破洞才能网到大鱼。而学问的基础，事实上在我们进入幼稚园、小学、初中的这几个阶段中，都渐渐在向下扎根，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又一个渔网的结，缺了一个结，便不牢固了。

基础是重要的东西，没有根基的人，将来走任何一条路都比那些基础深厚的人来得辛苦和单薄。

也许你误以为，当年三毛的休学是从此放弃了其他的科目，只看文哲方面的书，这是因为我在自己写的书中没有交代清楚，真是十分抱歉。其实在不进学校的那一段时光里，除了文哲的书籍之外，也是看数理化学和自然书籍的。当年，我深恨英文，可是父亲定要我每三日背诵一篇英文短篇小说，我也曾恨死那些外国字了，也曾一面背一面流泪。后来，背成了习惯，懂得欣赏到音节与文法变化的极美，慢慢地便爱上语文，一生痴迷忘返，现在还打算去学法文和客家话。

这一切，回想起来，都得深深感谢当年父亲的坚持和逼迫。而语文，不在当地国家学习时，除了死背与用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孩子，以你的年纪来说，目前学校的每一科课程，都是将来进入社会时必需的基本常识，这些知识，可以使你未来的人生更充实，未来的实际生活更得心应手，走到了那一步，再往自己喜爱的文史方面做更深一步的探讨甚而创作，也是不迟的。更何况，目前你的年纪尚轻，在每一个学科上考及格，当不是太难——只要你肯真正心神合一，专心地去看书。

我也了解，面对不感兴趣的功课，是难集中精神去对付它们的。可不可以让我说一个小秘密给你听呢？有关读书的。你那么爱文学，便从这儿做起吧！

将数学当成“推理小说”去看待，你是那个侦探，一步一步追下去，结果答案出来了，凶手被你捉到，而且没有冤枉他人，这不就等于一场游戏？

把自然科类想成是一个田园诗人面对的一片好风景，花怎么开，雨怎么来，蜜蜂如何采蜜，树如何生长……不都是一个诗人观察的景象吗？

至于物理和化学，它们也有趣，你看不看科幻小说？我是爱看的，如果没有物理化学的常识，便看不太懂了，是不是？

应付语文，将它想成一场缠绵的爱情小说：初识，陌生，误会，了解，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永结同心，再生儿育女……以上的情节不也是我们初识这些外国字的心态吗？当然，你可以也将英文想成一场没有结局的恋爱故事，有一天，爱过了（考及格了）便与它说再见，另结新欢——你的文史兴趣。

孩子，天下没有一件事情和学问没有它的迷藏，试着放松自己，用另一种眼光和心情去试一试，探一探它们的神秘。一个人，在知识上，是可以有多面性而一样和谐存在的。

乖乖去试一下，好吗？读书不是为父母，请想清楚，读书是为了充实自己，任何书本，包括教科书，事实上，“大半”是开卷有益的。

不要再逃学了，懂得支配时间，才是聪明的人。

谢谢你的来信，下次期望你不再写信来，寄来给我的是一份全部及格的成绩单好吗？不必太高分，及格就好了，预先谢谢你。祝

快快长大，毕业，不必再逃学，将来如念大学文科，堂堂皇皇地去念文学书籍了。不念大学，也无不可，又可去看喜爱的书，不必逃学，也未尝不是乐事。

三毛上

不弃

三毛：

我的丈夫一向是一个深爱家庭、勤劳向上的好青年，去年我们因为他申请赴美进修的学校答应他去深造，便下了决心，由我留在台湾工作，他带走全部家中积蓄赴美一年。

事情发生在那赴美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丈夫突然来信要求离婚，理由是他已不再是台湾时的那个他，而内心的变化和环境的改变已使他无法再继续爱我。

我没有争吵，这个月终于很和谐地签字分手。我们相恋四年，结婚四年，前后八年的恩爱生活，却因他五个月的离台而告结束。

我不知如何活下去，人生空虚，前途茫茫，更苦痛的是，精神已到崩溃边缘，无法工作，无法活下去，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我无儿女，与父母手足关系很淡，可说已是孤单的一个人在世上，实在活不下去，因为太痛苦了。我有过轻生的打算，你说，我为什么要再活下去？

一个被弃的女人

这位女士：

你并没有被弃。没有人在世界上能够“弃”你，除非你自己自暴自弃。因为我们是属于自己的，并不属于他人。

丈夫如此分手，在我看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禁不起考验的婚姻，终究是要出轨的。如果对方是一个如此想法的人，即使今日不改变，他日一旦有了单独的机会，一样有改变的可能。

这些也不必再说了，事情已经发生，要面对的情况才是最实际的。

请你首先要安静自己的心思，安静下来，接受这个事实，它也许残酷，但承受一个即使是不甘愿的事实，对心理的重建仍是有决定性的必要。

不要先去想未来的事情，更不要去想前途茫不茫然，在目前来说，这不是当务之急，目前急的是要使自己的心安静。这很难，可是心不静，如何能睡眠？睡眠不足，严重伤害精神，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行为，快快不要伤害自己了，难道你伤得还不够吗？

男女之间的事情，在今日的社会观念里，已不如过去的时代，说变就变的情形很多——我是说现在。这不能完全用“无情”两字便做一切的解释，这种情形的造成，心态观念的不如旧时代，都有极多的外在因素存在。看明白这一点，这桩婚姻已是结束了，而且无可挽回，那么不要再留恋，不要深责对方，不要轻看自己，生命是可贵的，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轻言死亡。

你有死的勇气，难道没有生的勇气吗？

离婚之所以如此苦痛，是因为你有了深深的被伤害的委屈，挫折感因此随之而来，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一个时期中沮丧一时，是自然的反应；如果能哭泣，对健康也未尝不是有益。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如果你能，眼泪有时能洗去许多悲伤，在某些情况下，是好的。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没有了丈夫，你也有能力一个人过活。刚开始时，这种新的局面也许很艰难，一时看不出有什么进步，也不能快乐，可是，给自己时间，不要焦急，一步一步来，一日一日过，不要急，请相信生命的韧性是惊人的，跟自己向上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

你问我为什么要活？我能答复的是，为活下去而活下去，你不要问，活下去，生命自然在日后给你公平的答案。

我也想问问你，你要怎么样活下去？要哭着活一辈子，还是平平静静甚而有些欢悦地活下去？

这条路，但看你个人的决心和提升自己的方法，过一阵，好好开始生活了，好不好？不要去看那个伤口，它有一天会结疤的，疤褪不掉，可是它不会再痛。

许多人说，忙碌是忘掉忧伤的良药，我倒是觉得，安静才是化解苦痛的好方法。我没有用“克服”这两个字，请你仔细看好吗？我用的是“化解”，这更合自然，你说是不是？

人，不经过长夜的痛哭，是不能了解人生的，我们将这些苦痛当做一种功课和学习，直到有一日真正地感觉成长了时，甚而会感谢这种苦痛给我们的教导。

你还可以再婚，不要对爱情丧失信心。也可以不再婚，做一个健康平静的单身女子。可是，万一有一旦再婚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永远不要给你的丈夫任何机会，不要长久的别离再来分割一桩婚姻，记住啊！不知名的朋友，人，是禁不起考验的。祝你

新天新地

朋友　三毛上

不逃

三毛：

我好难过，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自己得了严重的自闭症，连家里的人要我到楼下杂货店去买个东西都不敢，做什么事情自己都会紧张害怕个半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害怕，以前从来没有的现象，如今却患了如此严重的恐惧症，看到人都想躲，到底要躲到几时？现在连出去找工作都不敢，害怕，甚至连写封信都写不好，我应该怎样活下去呢？

黄上

黄先生（或女士）：

当我们面对一个害怕的人，一桩恐惧的事，一份使人不安的心境时，唯一克服这些感觉的态度，便是去面对它，勇敢地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更不能将自己干脆关起来。

痛苦，是因为你将自己弄得走投无路，你的心魔在告诉你——不要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它们是可怕的；将自己关起来，便安全了。

这是最方便的一条路——逃。

结果，你逃进了四面墙里去，你安全了吗？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你又如何逃开你的心？

走出来，不要怕人。人，有时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可是，你也是同类，也是一个人，这个世界上，人吃人的事情不是没有，但是大半的人是不吃人的。

我也曾将自己囚住过整整七年黯淡的岁月，当时，我与你一样，见了人就怕得不得了。这种心理，使得我的心灵和肉体都饱受摧残，也曾被送去看心理医生，当时，不肯与医生合作，医生再有方法和耐性，自己本身不合作，是很难治疗的。

黄先生，我不清楚您为何有这种情形发生，我不是心理医生，只能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诚恳地回信给您。

不要为怕而怕，不要再落入这隔离世界的深渊中去，不要再幻想外面世界的可怖。恳请您试一试，每天做一个小功课：为自己找一个出门的理由。第一天走两百步，或走一百步，去杂货店买东西，买完了便回来。第二天多走一点，也许三百步，又回来。第三天走一千步。第四天没有法子出门，仍然害怕，便停一下，不必太勉强，第五天再去杂货店。第六、七、八、九、十天，就走更远些，直到您克服这份恐惧感，以后常常出去走走，散散心，一点一点慢慢来，但是要有决心，一定要有，请您答应我。

我们中国人，大半将心理治疗和疯子治病混为一谈，事实上，世界上在心理方面完完全全健康的人可以说没有。身体病了要看医生，心理有了不平衡也一样要正视治疗的必需。如果您很清楚地明白，去看心理医生是极自然的事情，而不是一般人说的“神经病”，那么请勇敢地去看看医生，好吗？

如果您肯去看心理医生，那么这封信的前一段和中一段都可以不必理会了，一切听医生的方法，是最好的。

谢谢您写信给我，在这样怕人怕外界的情况下，肯写信给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使我内心对您有说不出的感激，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友谊。

你的朋友

三毛敬上

其实都不是问题

三毛：

您好！或许您对这许多素不相识的干扰者感到厌烦，但请给我一次机会，这些存留在我内心的问题，虽然都是小事，却长久挥之不去，希望您能给我提供意见：

（一）三年前我有个很好的男朋友，那段恋情至今仍然忘不了，我们偶尔也还通信，但总是我去了信他才回信，而我对他的爱慕，却不敢在信里流露，不知他对我的情是否已淡忘了？更糟糕的是，我常会拿现在的“男”朋友和他比较，总觉得在我认识的男孩中，他是最吸引我的，您说我该怎么办？现在耶诞节快到了，我要不要再寄信给他？

（二）在班上常碰到一些特别献殷勤的男孩，看他们一副真诚的样子，就忍不住给了电话，但以后却如断了线的风筝，内心不免激起受骗的愤怒，难道他们真的只是好玩？促狭？还是怯懦怕碰钉子？

（三）通常同性的朋友交往，我们都会主动去联系，异性的朋友则停留在男方先主动的规范里，如果第一次见面后，为了想更了解对方而打电话，会给对方很廉价的感觉吗？

（四）偶尔会有“他实在不错，但只能心中默默喜欢”，这个社会，好像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去追求想要的……包括情感、志向，在周遭，似乎有太多有形、无形的规范，男女交友中亦存在太多的理智，如：他的学历、他的身高、他的年龄……盼望您能给我一些建议，非常谢谢您。祝

平安

渴望突破却困于现实的女孩

渴望突破现实的女孩：

就你的几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

（一）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你在后段的男朋友三字上，特别将男字用了一个引号，这表示你很注意男女的性别，比一般人对待这个字又敏感得多。

三年前的一段情，可能是你个人很主观的论定。这一段情，是不是共同出去几次，在他人看来很普通的交往呢？如果真是两情相悦，为何不敢在信中流露情意？

对方不笨，是你不聪明。他之所以被动地回信给你，只是礼貌和教养，可能也有忍耐，而绝对不是爱的任何表示。请你面对这个现实吧。既然你的来信是如此署名，为何又连现实也不敢面对呢？

情的难忘与否，是你个人的自由，请不要拿目前的“男”朋友与三年前相识的人去比较，这是无可比较也不公平的事情。

耶诞节快到了，你如果想再去问候一次旧友，也未尝不可，但不要再企盼什么了。

（二）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观念上的偏差。男同学与你交往，很可能是出于一片友谊，而不只是因为你是“女”的而有任何企图，更谈不上你所说的“献殷勤”。而你偏要如此看，“忍不住给了电话”，他人很明白你的出发点与他们起初的意思完全不同，当然退避三舍了。

为什么要感觉被骗？为什么要愤怒？来信中没有人存心促狭也没有人要玩弄你，是你的情感太盲目，任何男生与你稍有接触，你便立即想到要将这份情感投诉给对方。对不起，恕我直言，这种方式和心态是很少有人消受得了的。

奇怪的是，你在第一个问题中，已有了一个三年前认识而难以忘怀的人，又有一位目前的男朋友，为何对班上的男生却又生异想，甚而会因为他们的不理会你而愤怒，觉得被捉弄了？其实，玩弄、促狭、被骗，都是你自己的想法造成的，这一点他人一些责任都没有。

（三）第一次见面之后，想进一步了解那个人，而打电话给他，这种事情并不廉价。只是我很难以想象对方的反应，如果你开门见山地直说：“我想进一步了解你，请问可不可以再见面？”如果是我，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先了解自己比急着去了解一个初次见面的人来得重要。

（四）我们再照着你信中所写的句子来讨论。你说，男女交友中亦存在太多理智，譬如：他的学历，他的身高，他的年龄……（以上是引用你的话）

我以为，交友就是交友。这两个字最重要的是因为交往而带来的身心舒畅和健康，还有随缘而得的友谊，这份友谊的有，或者没有，都不是交友最重要的目标。

交友不是打猎，猎物的学历、身高和年龄，对一个交往者来说，实在不必太注意。放松身心，不存目的，不刻意寻找一个投诉的对象，那份自在和愉快，必定是不同的。所谓“无为而治”的道理，就在这句话里面了。祝

认清现实，再求突破

三毛

不能给你快乐

三毛：

早先情绪不好时，曾托一位文化大学的朋友帮我打听您的下落，想分享您的乐观，使我也沾上快乐的花粉，结果没有成行——去课堂上逮人。只好提笔和您聊聊，我想有些方面我们是相近的、有相同感觉的——但搞不好，您不喜欢个性与您相近的人那就糟了。

上次想去拜访您，还有个很强烈的原因，就是觉得您能使人快乐起来，想拉您来做些社会工作（陪人聊聊天、听人诉苦之类），或许您看了又要掩门深锁（印象中您表示不习惯人群）。

还是想和您约个时间聊聊，可以吗？

陈菲华

菲华：

你的情绪不好而想到要找我，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你对我的看重与信任，谢谢你。可是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便能够解释一切。我以为，依靠他人带给自己快乐是不很稳当的人生态度，况且你已成人了。快乐的泉源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你心中不快乐，他人是无法使你脱出困境的。谢谢你没有来文化大学的课堂上逮人——逮我，因为我在工作中，不能分心给你快乐，一旦你快乐了，可能我因失职教学而不快乐。

我喜欢天下一切平和、朴素、谦虚的人，无论个性是否相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说想拉我出来做社会工作，叫我陪人聊天、听人诉苦等等，这使我有些惊讶：因为我们彼此的陌生，使你对我下断语，以为我的日常生活便是掩门深锁。事实上我在学校有大约一百六十个学生，还有许许多多旁听生，师生的情感非常深厚，对于我所带领的大孩子们，或多或少，都在课余彼此勉励和深谈。年轻的大孩子们给我的启示很大，表面上看来，是我在做辅导工作，事实上自己受益良多。我并没有排斥这个社会，只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所以便只做了那么多。以这个理由，请你包涵，你所建议的那一份社会工作，我便不再做了，好吗？

你想要与我见面聊天，而我的时间安排得十二分的紧迫，如果没有必需，便不见面了好不好？我们将时间用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就是你祝福我的话——愉快地享受生命。谢谢你，我的确活得十分愉快。祝

安康

三毛上

写作不难

三毛阿姨：

您好，我是位十六岁的高中生，不知称谓您为“阿姨”，是否会太老？我很喜欢您的作品，文章亲切，平易近人。

我本身也很喜欢写作，闲暇时便尝试“爬格子”。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我遇到困难了。那就是常常无法用最适当的文辞来表现我内心所感受的，因此常觉得自己腹笥甚窘。虽然，我也常买些书籍回来阅读，借以充实自己，但还是无法吸取其中的精髓，我常为这问题困扰。所以，想请您帮我解决好吗？谢谢！祝

安康

郭芳廷敬上

芳廷好孩子：

你才十六岁，来信一句也不抱怨人生，只说喜欢写作，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因为我所收到的来信，大半是“人在福中不知福”的怨叹信，看了很使人灰心。

写作其实一点也不难，一开始的时候，尽可能踏踏实实地用字，不要写那种独白式的文体，写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观察、所体验、所感动的真实人生。初写稿，写些实在的散文体故事，避掉个人内心复杂的感受——因为那样写，便需要功力，毕竟虚的东西难写。从故事开始试，人物最好不要一次出来太多，免得难以周全地在笔下刻画他们。

写作，便如建筑，结构是一个部分，建材是另一部分，外观又是一个部分，缺一不可。这也就是肌理、文理和神理三个写作的基本要素，而这其中，都是生命。

再说，所谓写作，事实上脱不了一个“酿”字，心中有所感、有所动的题材，不要急着就伏案，急不得；将材料放在脑子里慢慢用时间和思想去酝酿它，自己反反复复地在心中将文章编织，等到时机成熟了，不写都不成，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灵感来了，出来必然不会太坏。

一般初学写作的人，往往心急，酿的时间不够，那么即使涂涂改改总也难以使自己满意。

多看好书固然是好事，可是看见他人写得如此深刻而自己不能，也是会丧胆的。例如我自己，便真的丧胆，越看越不敢写，不过，我情愿不写，也舍不得不看好书。

你的年轻和兴趣，就是写作最大的本钱，很可惜我们只是纸上笔谈，无法交换更多的心得。谢谢你的来信。

三毛上

我喜欢把快乐当传染病

三毛：

每当遇到有不满的事，或遭遇到挫折时，脑中就会浮现您的影子，您常要我们心存感谢，就凭着“心存感谢”这四个字，常常使我自己在不如意的时候快乐起来。

在《明道文艺》的“三毛信箱”一栏中，常看到写信给您的人，多数在诉苦、抱怨、不满。当我在“三毛信箱”栏中看到若尘写了这么一段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索性忘了我是谁吧。因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一个在阳光下拖着慈悲的影子，默默地一步一步趋向救苦救难的平凡的人。”看到了后两句话时，三毛，我多么的感动，更为您庆幸有这么一位读者，更感到他是一位多可敬的人，而且是一位不平凡的人。

此时，我感到难过，因为在我周遭的人，甚至我的朋友，他们没有人常心存感谢，而只是不断地在满足自己，而我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这真是令我感到惭愧的一件事。祝福他们，更祝福您

廖淑珍敬上

淑珍：

想来你也听过一个老故事：一个小女孩因为没有鞋子穿而哭泣，直到她见到一个没有腿的人。

你的来信，使我这么的欣悦。淑珍，你比我的年纪小很多，可是说出来的话，如此的有智慧、有胸怀、有志气，我真谢谢你给我拆信后一整日的快乐。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这个世界上，不满足的人太多了，自私自利自暴自弃的人也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能同情这种人，也不想帮助他们，因为没有价值可言。让那些永不醒觉的人自生自灭好了，如果他们抱怨，我们把耳朵塞起来，因为他们不肯对人生、对世界、对生命，有一丝一毫感激的心。

可是，另一种人，是真正值得同情的，他们可能懦弱，可能悲观，可能不够聪明，可能贫，可能病……而不是自私自利和不满。

上面那个小故事，虽然十分平凡，可是它常常在我的心中激励我。当我偶尔对人生失望，对自己过分关心的时候，我也会沮丧，也会悄悄地怨几句老天爷，可是一想起自己已经有的一切，便马上纠正自己的心情，不再怨叹，高高兴兴地活下去。不但如此，我也喜欢把快乐当成一种传染病，每天将它感染给我所接触的社会和人群。

淑珍，你知道一个秘密吗？最深最平和的快乐，就是静观天地与人世，慢慢品味出它的美与和谐。这份快乐，乍一看也许平淡无奇，事实上它深远而悠长，在我，生命的享受就在其中了。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台北近郊的一片山水是如此的安详而美丽的。我看青山真妩媚，而青山看我当如是。好朋友，世间有你这样的人，我也看不厌呢！谢谢你，真的，你给了我很多东西。敬祝

平安健康

朋友

三毛敬上

狱外的天空也是你的

新竹监狱内的朋友祖耀：

你的来信和真名不便公开，不愿也不能，可是给你的回信，我另寄一份给你，也想给《明道文艺》，同时很希望发表之后给你寄这份杂志去看。

看完你第二次写来的长信，才发觉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祖耀，不要再深责自己到这种地步了，虽然曾经做过妨碍社会安宁的事情，而你也认为受刑补不了已犯的错误，那么期待将来出狱后的赎罪与再造，这些，其实你已经在预备了，是不是？

由你那么真挚的长信中看来，你今天的处境并不能只以单纯的“坏”字便解释了一切，这么坎坷的童年少年期，在我一个平凡经历的人看来，都是很大的劫难。你的信中，使我看见了那个十一岁的孤儿，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孤儿院，看见了一个少年在人海中飘泊的孤单，看见了求助无门、叫天不应、寻母不得，而父亲不明的一个苦孩子。看到迷茫，看到那份求好向上的心，看到您终于向人生投降放弃，然后怀恨，然后反抗，然后豁出去的自暴自弃，然后去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祖耀，请求您再不要对人性和命运失望、灰心、怀恨，请您相信我一次，我不骗您。您今年才二十四岁，您说天下人的话都是假的，而您却写了信给我，那么请您试一试，相信我好不好？我不能给您什么，但是我可以给您一个经验，一个世界上仍然有信、有望、有爱的经验。因为我的确碰到过千千万万次这样的人，他们是如您一样的人，他们不假，不坏，不欺，不冷酷，更不轻视任何人，我真的碰到过，相信我，这个世界仍是有爱存在的，它并不完全是您眼中所见的那么冷酷与虚伪，试试看相信我一次好吗？

您说：狱外的天空没有您的份。祖耀，您快要刑满出狱了，这么想，出来又有什么信心面对穹苍呢？

一个人，最当看重的是自己，您的一生，看到的却是别人如何对待您，而您没有看重自己，再说难道他人轻视您，不是因为你先轻视了自己吗？贫，并不是耻辱，贱，才是耻辱。您有手，您有脚，您能说话、会写字，而且文笔非常流畅，这足见您“基本求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一旦出狱，发心重新做人，过去您年少，而今您已成年，只要您肯，只要您不再恨，只要您不怕吃苦与诚实，这个社会不会饿死您。您曾经将自己一生的苦难报复到他人身上去，自责是不够的，受刑也不够，出来了，发心向上，用您的下半生，向这位受害人去补偿吧，不然，您没有真正的行动和忏悔。

有时候，在我们的一生里，遗忘是有必要，而记得也有必要，让苦难的过去忘掉，记取这一次的教训，利用这个错误的经验，以后“绝对”不再做伤人伤己的恶性循环，请你答应我好不好？不但如此，错了的还要补救，诚心诚意地去做，好吗？

有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做《悲惨世界》，是法国大文豪雨果所写的，不知你看过没有？如果狱中图书馆找不到这本中译书，请下次来信告诉我，我替你寄去。你爱文艺书，这一本，对于人性的挣扎与光辉做了极深的刻画，看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启示的。

过去你念过高工学校，我有许多做水电、修机车、做铁门窗、修马达的朋友群，如果你肯学、勤劳、认真、诚实、不计较待遇，大家帮忙打听，工作总是有的。不要害怕将来的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预备好决心和信心地迈出那个再也不回去了的大门，好吧？

祖耀，我们都是你的同胞，欢迎你回到这个社会。谢谢你叫我陈姐姐。祝

安康

陈姐姐上

是美德还是懦弱

三毛：

有一阵子我失业在家时，发现了一项快乐的秘密，那是勤奋与善待别人，这是我在美德中寻求心理宁静的开始，而我做到了。另外我又读佛学书籍，凡事又避免过分计较，我渐渐成为一个好好小姐，心中的爱恨都不强烈，但最后却憎恶起自己来了。我希望自己敢爱敢恨，有勇气去承担一切，然美德把我禁锢在最无望的地方。我会为了怕伤害一个讨厌的人，而使一个内心所喜爱的人误会我，甚至觉得讨厌别人也是一种罪过，如此滥施怜悯，使自己成了“好女孩”外别无可取。

我一直相信林肯的话：“人到四十岁后要对自己脸孔负责。”因此从善是我生活目标之一。但我觉得矛盾，过分的美德实在让生活毫无生趣，为什么我能在美德里发现宁静的快乐，却又发现美德也是个枷锁？三毛，请您哪一天演讲或写文章谈谈一个“好女孩的烦恼”，使我知道怎么做好吗？

林爱雯

爱雯：

我也喜欢林肯的这句话：“人到四十岁就该对自己的面容负责。”但我不能同意你的另一个想法，因为你认为美德是一副枷锁。

爱恨都不强烈的人并不能与“没有个性”“生活没有情趣”这些字句混为一谈。你如果真的拥有内心的宁静，又为什么要挣脱这么美好的境界呢？

从你的来信中，我感到你将美德的定义和“懦弱”有一点点混杂，所以才会恨死自己了。让我们共同来整理一下这两个观念好吗？

凡事不计较、善待他人、觉得讨厌别人都是罪恶、追寻快乐、不批评别人……在我看来都是美德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大部分。以上都是你信中所说的。但是，不敢伤害一个自己讨厌的人，而情愿使内心所喜爱的人误会，便是懦弱。

我的意思是说，大凡人——不只是你，常常会对凶恶些的人让步，而放心地去忽略了一些善良而可敬的人。这是人类的弱点与共通性，同时也是天性，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我的想法是，一个真正的完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那就是大智大仁大勇，这三个字真能达到又谈何容易呢？所以中国人说“好难”。好，真是难啊！

小聪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在这个社会上每天都可以看见，但那成不了什么大事。而你我是不是就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呢？

你自己其实看得十分清楚了，勇气是可贵的，极为可贵，又最难实行，如果凡事缺少了实行的勇气，再有智慧与仁爱也是枉然。

不要再怀疑美德了，它的含义在生活上每天都可以面对与实行，那绝不是枷锁，那是使良知自由、使心灵释放的秘方。它不必破坏也不必摧毁你现有的生活，因为你本身在基本上已是一个好女孩子，一个居然以自己美好而苦恼的糊涂人。

美德之中，当然也不能缺少道德勇气，不然，便是懦弱。懦弱的人，在我的浅见里，就是如你所说：除了滥好之外，一无可取。

谢谢你给我机会，使我在回信的时候对自己本身的处世为人也做了一个检讨的反省，谢谢！祝

安康

三毛上

“喜欢”有千万种风貌与诠释

三毛：

或许我这封信在你所有的来信中只占了一丁点儿不成比例的比例，但是我恳切希望你看完之后，无论如何，给我一封信。

我是个豪爽、高大的男孩子，自认为聪敏、潇洒，不仅是学校的模范生，更是许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每天生活得相当快乐。

但是，你来了，我想念着你，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在你到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演讲时，两次，我都提早一个钟头去痴痴地等，排队。但是，肚子饿了，我去买东西吃，结果回来，才一会儿工夫，我已被挤到最后，只得坐在最上面、最后面……

我曾告诉父亲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了，他说：“是谁？我想知道她的一切。”我说：“她不认识我……”

更残酷的事实是，我只是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在即将大学联考的前夕，我希望得到你的一些鼓励，台大医学系是我第一志愿，放榜后我去找你……

陌生的人

陈正宇

正宇：

我深信，许多人的一生曾喜欢过不止一个人，而这种对象，必然在基本上与我们有一个共通的本质，也可以说这一种人性格的优美与光辉恰好是可以使我们极度欣赏的。

在我的一生里，不止喜爱过一个异性，他们或能与我结为夫妻——如我已离世的丈夫；或者与我做了最真挚的朋友——我确实有三五个知己；或者注定了生来的关系——如我的父亲与兄弟。

现世的存在形式与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人优美的心灵，化为我一生的投影，影响了我的灵魂与人格。他们使我的本身受到感召与启示，而且今生今世都默默地在爱着这些人。想起这一些与那一些人，心里只有欣慰与安宁，里面没有痛苦。

正宇，你说你有痛苦，你喜欢了一个叫做三毛的人；我说我没有痛苦，我却也喜欢着许多人。这其中的区别其实只在一线之间，我不求形相，你求形相；我一无所求，你看似没有求，可是你却求了痛苦。

其实，你喜欢的不是三毛，而是一种能够与你呼应的人，这种人，不会很多，也不可能太少，少到一个也没有而只有那个笔名叫做三毛的人。这个世界上优美的人太多太多了，问题是，最最优美的钻石往往深埋在地底的最深处，而你，却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看成了钻石，不但如此，你又将石头看成了异性。

孩子，“喜欢”这两个字，有它千千万万种风貌与诠释。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不只是喜欢，我狂爱过西班牙大画家毕卡索，爱他爱成疯狂，焦急得怕他要老死了而我还没能快快长大去向他求婚。这是一件真的故事，而今，仍爱着毕卡索，他死了，我仍爱他、欣赏他，在他的真迹名画之前徘徊流连，将他深植在灵魂至爱的一角，但我不痛苦了，他生前，不知世上有这么一个女子在爱着他，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我，也没有损失，我得到的是永恒以及其他的爱。

正宇，我确信在你的一生里，会有或已有了许多喜欢的人。让这份爱，化为另一种深刻又持久的力量与欢欣，再透过你——未来可能的一个医生，投影到其他的人的内心去。

看见这样的回信，也许你会将纸撕掉，将自己与三毛都怪责与抱怨，甚而失望。不过，你总是看了，看过的东西，不会全忘的，是不是？

谢谢你，这么好的青年，谢谢你。敬祝

安康

朋友

三毛上

读书不能只读一个月

三毛：

我是个学生，平常课业压力甚重，在课余只能阅读一些翻译作品和中国作家的散文及报章杂志的文章。个人对文学非常有兴趣，但涉猎不多，常感心虚，现在寒假到了，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好好地研读，希望能有些许的收获，能否请您推介一些值得阅读的好书或学习的方向。盼回音。敬祝

安好

史及尧敬笔

史先生：

在我的看法里，念书的人往往有许多不同的心态和要求。有些人将读书当做一种松弛紧张生活的消遣，这种人，便可能看些轻松而不太费心的书本或杂志，看完熄灯安睡，这对健康有益，是极好的娱乐。也有一种人，将读书当做人生的特种兴趣，他们看书可能便有了更进一步的品位与境界，是比较深入的。更有一种人，将读书视为人生最大的事业，既然是事业，便必然有计划与经营，一步一步来，慎重地挑，仔细地读，甚而阅书之后，用文字记下心得或发表感想，是更有组织的看书法。

我个人，很有趣的是，以上三种心态与要求，多多少少都包括了在内，并不是只有一种心态，这么一来，时间便占去很多，可是甘心。

总觉得，既然我们身为中国人，对于丰富的中国文化便当首先去涉猎才好。思想性的文字与书籍，我爱老子、庄子、孙子和孔子。文学部分，以我的浅见，《红楼梦》与《水浒传》是白话文学中极易引人入迷的两本好书，不过《水浒》后几十回便不太喜欢了。先从《红楼梦》看起是一个好开始，因为它涵盖的东西太多太广太深，而又绝对不枯燥，是伟大的书。

至于翻译作品，我的看法是，要译笔好的才看，译笔好不好，细心看上数页便可了然。如果时间不够，流行畅销小说便先不要看了——除非你只是想看了消遣。相信世界名著，它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著作，必然不会太坏。如果一时不能看大部头的书——假设你已在看《红楼梦》了，那么西方的文学，可以先看短篇小说。我个人极爱海明威的短篇，也深喜马奎斯。毛姆的作品故事性强，初看是引人的，他的短篇也好。旧俄作家的文字中，人性的光辉明显而深刻，只怕初看的读者对于那些极长的人名会不耐烦，忍一两本，便顺了。

文学的领域浩如烟海，你信中说有一个月的时间，这很少。一个月，慢慢看一两本书，看出心得来就不错了，这么短的时光，要说什么才好呢？登堂入室需要长期的培养，用一生的热爱去对待书本都是不够的。

如果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只一个月，我便去看一本法国作家——圣厄佐培里（SAINT-EXUPéRY）著的《小王子》。用一个月去看它，可以在一生里品味其中优美的情操与思想。也是绝对不枯燥的一本好书。

一说文学，便很急，写来不能停，但是，你只有一个月，便就此停笔吧。谢谢你。祝

多些时间

三毛上

五个对话

三毛：

本想当面请教几个问题，但因服役的关系，时间上不允许，只好在信上请您解惑。

一、在您作品中，常感觉您有份能知冥冥中要发生事情的能力，如《哭泣的骆驼》这篇，您知人即将死去。

二、您在书上提到自己的一切是写作的最好题材，请问人应清楚自己的过去及目前的情况才能写作吗？

三、一幅画常有多种不同看法与见解，请问这是股推动进步的力量吗？

四、一个没有保存过去物品的人，能说他过去是没痕迹吗？

五、您同意“入境随俗”这句话吗？是否处任何环境，就得做出合乎当时环境的举止？

张正上

张正先生：

我们在纸上做问答题，不必见面也是好的，现在就您的几个问题，写下答案。

一、我在十三岁以前，的确能够知道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那种感应很明显，例如说，在电话没有响以前几秒钟便可以预知，所以慢慢走向电话，当它一响，我便接了，常常将对方吓一跳。这种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便慢慢减少了。现在可以说是很“钝”，已经不灵了，一年中只有少数几次，不经心的，会有这种预感，也不很多了。小时候的心灵比较干净，没有“知识障”，也接近自然，才会有这种现象。

二、有些作家，能力强，可以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故事完善地表达出来。而我，是一个“非小说”的文字工作者，所以甚而不会用第三人称“他”来写作。我并不认为每个人必须清楚自己才写作，以旁观者的立场去写作是很好的。可惜我没有这种功力。

三、一幅画的本身原本就是一幅画，但观者不同，它便可以因此千变万化，所谓“见山不是山”也。对于画，我没有想过它是不是“推动的力量”。但我能欣赏许多好画，非常沉醉，常常人入画中不知归，倒是要自己推动自己才舍得由那个境界中出来。好画是把我推进去的，这种力量也可谓是一种动力吧。

四、过去并不是有形的东西，也不必依靠有形的物体来缅怀提醒，过去是造成今日我们本身的必需过程，它存在我们生命中，是遗失不了的。收集东西不算收集过去的生命——由形而上的观点来说。

五、我同意入境随俗，但不忘我。我不同意你说的处任何环境就要做出合乎当时环境的举止。如果我处身在一个大家都打麻将、吸毒、抢劫、奸淫的环境里，我便不随。以上是您的问题，我给做了答题，不知您满意吗？祝

安康

三毛上

如果是我的女儿

三毛姐姐：

我是来自东南亚的缅甸侨生，现就读于建国中学，我想请您为我的小侄女取一个您最喜欢的名字，这是我住国外的大哥来信要我找一个中文名字，我们的姓又很奇特，姓“番”，所以想请您帮忙，请不要拒绝好不好？

敬祝

健康快乐

番绍扬敬上

绍扬：

台湾中华书局印行的《辞海》里，对于你的姓——“番”，这个字有数种解释，其中有一条说的是：

番，姓也，《〈史记·河渠书〉索隐》：“番，音婆，又音潘，《诗·小雅》云：‘番维司徒’番氏也。”按《图书集成·氏族典》云：“番姓为吴芮封番君，子孙因氏，读婆，番字虽有潘婆二音，而在姓宜读为婆。”

照这么说，这个姓应当发音为“婆”。

如果是我的女儿，便喜欢叫她——番一林。

两个立着的字在上下，中间不好加太横太胖的字体，又不能太瘦长，干脆用一个数——一。

一林，象征一种风华，是活泼而有生命的林木，极有生机的一片景色。

无论男女，这样的名字，称呼起来是高雅而清朗的。再说，这个名字笔划不多，看了不易忘，容易发音，而且也很普通，是一个好名字。

当然，这是极为主观的看法，我个人很喜欢。

不过，如果你的家人相信中国人所谓“阴阳五行”说法的话，那么这个名字对于五行中缺木的人是再合适不过，如是缺其他的水火土金之类，便不合适了。

小小的意见，请你参考。取名是大事，仍然由家中亲属给取比较合理，你说是不是？谢谢你。

三毛上

写给“泪笑三年”的少年

亲爱的好孩子：

你的来信和文章收到很久了。去年夏天你正初中毕业，今年，一个高一的学生，不知已经进入了哪一所学校就读？你的来信是正当考上高中时写的，对不对？当然，陈姐姐（谢谢你对我的称呼）一定承诺你，不将文章与来信公开发表，也不提你的名字。可是这一篇文章写得太动人了，写出了许许多多少年人心中的苦痛、挣扎、反抗与追寻，更写出了一个少年人对整个人生期许的无能为力与焦急。这样多的来信中，是你，好孩子，将这份共有的少年情怀表达得最真切。

你不寂寞

大约已是半年过去了，我仍然不能从你的来信中完全释放出来，这也是因此没敢立即提笔给你回信的原因，因为盼望自己的情绪不要因这样一封长信而混乱，甚而与你同哭同笑，忘了在泪笑之外尚应当整理的一些观念。事实上，在这半年内，你内心强烈的哭声，令我失眠了一次又一次。孩子，你不寂寞，陈姐姐看见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没有人了解的。如果，你肯将内心的苦闷，不只说给陈姐姐一个人听，相信你会有另外三五个朋友，而你，却是不肯说的，是不是？

父母也是苦的

许多时候，做家长的人，因为本身担当着许多人生的艰辛和责任，这种生活，并不全然完美，而又不得不承受下去，他们是伟大的！因为做父母的，从孩子一出生，便成了爱的囚犯，而且这种父母囚犯，是终生的，不能因病外保，也没有假释可言。亲爱的孩子，不要生气陈姐姐好似又在替父母讲话，请你看下去好吗？也因为为人父母的艰难，父母们常常会忘了一点点小事情，那便是——孩子对人生的选择尚在迷茫时期，孩子并不一定同意父母用在他们身上付出的关爱方式，更别说强迫读书了。

答案不是立即来的

因为我们受了教育，便懂得了进一步的思考，有了思考，问题必然也同时增多，问题多了，一旦想求“即刻的答案”，便会生消极甚而完全灰色的人生观。而你，我亲爱的小弟弟，你去打架了，打了又打，哭了又哭，叫了又叫，只因为这一切的人生，没有给你“立即、满意的答案”。可是，孩子，陈姐姐跟你的家长和老师们一样地忧心呢，你说世上没有人爱你，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爱你吗？

少年真重要

少年，是人生的一个时期，在这一个过程里，不只因为我们思想不再天真，同时我们的生理状况，也为着未来的成长在做极大的预备工作，这是内外两种改变的交织，是不很容易度过而又极重要的一个时期。有的少年，在度过这几年的时光里，非常艰难；有些少年，稍稍平和些，这和生理有着必然的关系，而又不能只以人生哲学或思想来说服平衡这种现象，更不能以为责骂或处罚便是唯一的方法。很可惜，一般的父母大半用了令孩子反感的教育手段，虽然那是出于爱。

可贵的迷茫

你写的是“泪笑三年”，而从你这么诚挚的心声里，我没有看见笑，只看见黑暗中一次又一次不受了解的呐喊和眼泪。孩子，人生最可贵的事情，在我看来，便是少年的迷茫。迷茫“生”的问题，迷茫生的追寻，迷茫生的痛苦。“迷茫”表示你在思考，表示你不人云亦云，这是极好的第一步，为什么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坏孩子呢？别人说你是坏孩子，难道你便相信了？你做给他们看，你不坏。

也曾有一个少年

跟你讲一个故事。也曾经有过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因为对人生找不到答案，在一个台风之夜割腕自杀。当然，她被救了，手上缝了二十八针，这些针痕，至今留在她的左手上，一生都不能消去。她不只试了一次要放弃生命，她的一生中试过三次，在二十六岁以前。留下的是两个疤痕和至今救不回来的胃病。现在，这个少年已经长大了，她也会思想那些过去的日子，她也不只在少年时受过挫折，可是，而今的她，一个仍然觉得年轻的女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什么人了解她，也没有足够一生吃用不愁的金钱，没有子女，没有时间，没有太完美的健康……可是，她是快乐的，安详的，明朗的，而且不找人去打架。这一切，不是她有多么聪明换来的，这一切是一个奇迹，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公公平平得到的奇迹，那便是时间。这个故事的主人，你是看过她的，请你用想象力去想一下，她也曾是一个如你一般的少年，这条路，她也走过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们要什么

孩子，你说，联考的压力是一种魔鬼，它逼了你三年，而今仍有另外一个三年的鬼要逼你。孩子，你真会用字，用得好，可见你表达的能力强于打架。可是，为什么又去打呢？为什么不写呢？每天用十分钟，把内心的挣扎，诚诚实实地写出来，然后，将它锁在抽屉里，不给任何人看。如果你真正那么不喜欢书本，安静下来，找一个好天气，在清晨的校园里——不要在夜间，慢慢地吹吹口哨，静静地了解一下自己，问问自己，问问我这一生，对什么样的事情感兴趣？我有什么别人不及的天赋和潜能？我有什么长处？我有什么短处？如果那么厌恶上学，那么去选一门感兴趣的手艺是不是也行得通？如果仍想上大学，那么便不要再挣扎，静心看书，去挤那个窄门。万一进了大学，则要做一个认真的学生，而不是混文凭的那种人。

安静

孩子，不要急，不要再头破血流地度过少年期，请你安静你的心，不要再哭，不乐观也不悲观，轻轻地问一问自己，你的一生做哪一种工作最使你愉快胜任。不要去管那些功利主义社会下人们对职业贵贱的价值观，管你自己的心，如果你觉得做一个一般人看来卑微的职业，而内心快乐，那么便一步一步去实行吧！在我的观念中，工作只有不同，没有贵贱。

我也哭过少年

亲爱的孩子，在我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跟自己父母的相处也是不很融洽的，我的师长们因为要照顾的太多，对我也不能付出全部的关心与爱，我也曾如你一般地哭了许多年。可是现在我长大了，我明白了一些少年时代不太清楚的事情，也学会了包容和感激，虽然我的父母仍然当我是小孩子一样地管束，可是我不反抗他们了，因为生命来自父母，养育之恩无法回报，“孝子爱日”这句话的意思也慢慢懂了。我们多活一天，与父母的相处便少了一天，这么想，是不是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珍爱的呢？不再跟你讲这种话了，你要反感的，让时间来对你讲这些感受吧，时间会给你一切的答案。孩子，不要太急，不要急，慢慢地活，人生比较长。

我是有用的人

现在你是个高中生了，请你答应陈姐姐，每天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担忧明天的日子，可是今天的一日，我要尽可能做得完美。我要常常微笑，真心地笑，我也可能哭，可是不为挫折而哭，我只为了伤害他人之后的羞愧而哭。我要静听内心的声音，看看自己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便用来做什么样的东西——而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我是你的朋友

不要忘了，亲爱的少年，我是你的朋友。世上有许多陈姐姐，不是只有我一个。跟你同年龄的少年做做朋友也是很好的，他们不是看轻你，是你太敏感，老要动不动便去打人，别人当然怕你了。

介绍你看一本书好不好，书名叫做《小王子》，是法国飞行家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写的一本绝对不枯燥的好书。有中译本，而且译得很好，你去找来看一看好吗？

太多的话想跟你讲，可是窗外的阳光那么明亮又美好，我想最好放开这些内心深渊的对话，去享受十五分钟只晒太阳的初春。你看，人生并不是那么完全是痛苦的，看完这封信，你也去晒十分钟的太阳好吗？阳光真美，是不是？祝你

快乐

陈姐姐上

如果我是你

三毛女士：

我今年廿九岁，未婚，是一家报关行最低层的办事员，常常在我下班以后，回到租来的斗室里，面对物质和精神都相当贫乏的人生，觉得活着的价值，十分……对不起，我黯淡的心情，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我很自卑，请你告诉我，生命最终的目的何在？

以我如此卑微的人（我的容貌太平凡了），工作能力也有限，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从来没有异性对我感兴趣。

我真羡慕你，恨不得能够活得像你，可惜我不能，请你多写书给我看，丰富我的生命，不然，真不知活着还有什么快乐？敬祝春安

一个不快乐的女孩上

不快乐的女孩：

从你短短的自我介绍中，看来十分惊心，二十九岁正当年轻，居然一连串地用了——最低层、贫乏、黯淡、自卑、平凡、卑微、能力有限这许多不正确的定义来形容自己。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

不快乐的女孩，你的心灵并不自由，对不对？当然，我也没有做到绝对的超越，可是如你信中所写的那些字句，我已不再用在自己身上了，虽然我们比较起来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信中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扫除，再也不轻看自己。

你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租得起一间房间，容貌不差，懂得在上下班之余更进一步探索生命的意义，这都是很优美的事情，为何觉得自己卑微呢？你觉得卑微是因为没有用自己的主观眼在观看自己，而用了社会一般的功利主义的眼光，这是十分遗憾的。

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

当然，由你的来信中，很容易想见你部分的心情，你表达的能力并不弱，由你的文字中，明明白白可以看见一个都市单身女子对于生命的无可奈何与悲哀，这种无可奈何，并不浮浅，是值得看重的。

很实际地来说，不谈空幻的方法，如果我住在你所谓的“斗室”里，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布置我的房间。我会将房间粉刷成明朗的白色，给自己在窗上做上一幅美丽的窗帘，我在床头放一个普通的小收音机，在墙角做一个书架，给灯泡换一个温暖而温馨的灯罩，然后，我要去花市，仔细地挑几盆看了悦目的盆景，放在我的窗口。如果仍有余钱，我会去买几张名画的复制品——海报似的那种，将它挂在墙上……这么弄一下，以我的估价，是不会超过四千台币的，当然除了那架收音机之外，一切自己动手做，就省去了工匠费用，而且生活会有趣得多。

房间布置得美丽，是享受生命改变心情的第一步，在我来说，它不再是斗室了。然后，当我发薪水的时候——如果我是你，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如果我觉得心情不够开朗，我很可能去一家美发店，花一百台币修剪一下终年不变的发型，换一个样子，给自己耳目一新的快乐。我会在又发薪水的下一个月，为自己挑几样淡色的化妆品，或者再买一双新鞋。当然，薪水仍然是每个月会领的，下班后也有四五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去青年会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不要有压力地每周夜间上两次课，是改换环境又充实自己的另一个方式。

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地在变了。

我去上上课，也许可能交到一些朋友，我的小房间既然那么美丽，那么也许偶尔可以请朋友来坐坐，谈谈各自的生活和梦想。

慢慢地，我不再那么自卑了，我勇于接触善良而有品德的人群（这种人在社会上仍有许多许多），我会发觉，原来大家都很平凡——可是优美，正如自己一样。我更会发觉，原来一个美丽的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便可以达到。我也不再计较异性对我感不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地丰富起来，自得其乐都来不及，还想那么多吗？

如果我是你，我会不再等三毛出新书，我自己写札记，写给自己欣赏，我慢慢地会发觉，我自己写的东西也有风格和趣味，我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不快乐的女孩子，请你要行动呀！不要依赖他人给你快乐。你先去将房间布置起来，勉强自己去做，会发觉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兴趣是可以寻求的，东试试西试试，只要心中认定喜欢的，便去培养它，成为下班之后的消遣。

可是，我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快乐，是帮助他人，而不只是在自我的世界里享受——当然，享受自我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你先将自己假想为他人，帮助自己建立起信心，下决心改变一下目前的生活方式，把自己弄得活泼起来，不要任凭生命再做赔本的流逝和伤感，起码你得试一下，尽力地去试一下，好不好？

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问题是你一定要有行动，空想是不行的。下次给我写信的时候，署名快乐的女孩，将那个“不”字删掉了好吗？

你的朋友

三毛上

不要也罢

亲爱的三毛：

我是一个在工厂做事的女工，因为一个人在外谋生，心情很孤单，认识了一群事实上内心并不满意的朋友，我也在里面跟他们混日子，内心十分迷茫、矛盾，很想离开这些品德不好的朋友，可是，若离开了他们，便觉得孤单和无依，真不知如何是好。

三毛阿姨，不知您是否愿意在这件事上给我一些指导与建议，好让我能作一个正确的抉择？

麦玲敬上

麦玲：

坏的不去，好的不来。

品德不好的朋友，不如不要。

三毛上

回不出的书信

亲爱的朋友：

翻阅了将近一整夜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栏原本应该多彩多姿、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况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

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在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

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极少在文字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

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

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

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愈见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赋形和圆全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

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

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更新的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的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

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

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得到接近完美的展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并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整局面，一切都是枉然。

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怨怪客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星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

亲爱的朋友，包涵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地抱怨而不谋求改变，便是不聪明的人了。

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

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

安康

三毛上

小朋友好

陈姐姐您好：

我们是一群爱看您文章的小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您的文章，是老师印的补充文章：《悬壶济世》。经过老师的介绍，我们对您的文章很感兴趣，便把零用钱省下，跑遍书店搜罗您的作品。

大家最喜欢您的《撒哈拉的故事》，我们常想，沙漠这种物质文明缺乏的地方，您还能如此坚强地度过，想必是个很有毅力的人。

最近老师要我们进行一个“心灵的探访——拜访我所喜欢的作家”活动，我们恳切地希望能与您见面访谈，所剩时间不多，必须在六月以前完成访问工作，我们知道您很忙，但我们会尽力配合您的时间。敬祝

健康快乐

市师专附小五年一班

学生林静玉、郑卓伦、吴彦璋、

史宇豪、谭志宜、江旭敏、赖亿如

亲爱的台北市师专附小五年一班的朋友：

收到你们的来信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欢喜。各位想与我见面访谈，是我极大的光荣。

因为你们目前只是小学五年级，这个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可是我居住的地方与贵校的地区仍是远了些，如果小朋友们结队来看我，这一路的乘车、换车仍然是很费周章的，同时也会使我担心，又怕各位麻烦老师领路，浪费了老师的时间，是不敢当的。

想来想去，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我将自己送到贵校来，在贵校指定的地方，接受访问，这么一来，便不会劳师动众了。

这样的安排很可能使各位失去了一次远足的机会——我的家很远，十分抱歉。一切请各位安排，以上只是我的意见而已。

希望这一次“心灵的探访”能够使各位满意，我愿将我的心打扫干净，欢迎各位进来看看，而且，每一个心房都因为小朋友的来访而畅开，有问必答。

欢迎，欢迎！小朋友好！

三毛敬上

不会忘记你要的明信片

三毛：

我们是本家，我叫小禹，国中二年级学生，我最爱看您的《背影》，尤其是前两篇。

您的故事，常常都有些“离奇”，那些英国人真的把您留在拘留所？和您同时留在内的人都出来了吗？

克里斯和莫里是不是还和您有联络？这些人都很可怜又可爱。

回信时请给我在加纳利群岛的地址或台北您父母府上的地址好吗？我知道您常在国外走来走去，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在搭飞机时替我拿个航空明信片留做纪念。

请多保重身体，祝福您！

陈小禹

小禹：

我的确进过英国的拘留所，那儿的伙食相当丰富。同时间留在里面的人想必是出来了，因为这已是许多年前的往事了。

克里斯来过台湾看我，一共两次，在去年。他正在用极少极少的金钱环游世界。

莫里目前好似在日本东京，四年前通过信便没有音讯了。

我目前住在台湾，加纳利群岛只是一幢空房子而已。今年六月又会去坐飞机，一定记住你要航空明信片。问题是，飞机上的明信片通常只是一架飞机照片，不如旅行的时候替你买有风景或人物的，你说要两张，我觉得太少了，十张好吗？

你的地址我记在通讯簿中带着，不会忘记，可是要等出国了才能替你办事。

我也祝福你，亲爱的小妹妹。

三毛上

又及：你给我的来信没有邮票也没有地址，看来是丢在我父母家信箱中的，那么你不是已经知道我的地址了吗？

如何死得其所

陈阿姨：

我很喜欢您的书，主要是朴实自然，又没有哈大道理，不知您自己发现了吗？（小弟也喜欢您的书，他的原因是：对话多。）

最近《华视新闻杂志》有了您的消息，很高兴见到您的生活图片，只不过搞不清为何叫您“谜样的女人”？

上至大伯母，下至我们，都等您回信，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问题：三毛是真的死了吗？其实，死也没什么好怕，只是没有死得其所。

李恩伟

李小弟弟：

谢谢你的来信。

我的书的确没有大道理，这一点自己也知道的，与你的看法十分相似，很喜欢你有同样的发现。

至于《华视新闻杂志》中一篇访问叫我——“谜样的女人”，你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他们为何如此说。事实上，大人的头脑和小孩子长得不一样，我们却又知道得很切实，那就是：大人们总有本事将很简单的人和事想成特别复杂，你说是谁比较聪明？

你问三毛是不是“死”了，信中你将死字涂得又大又深，看得令人失笑。好孩子，如果要复杂地回答你，我可以说出例如精神死了而躯体活着，或者名存而实亡等等曲折的句子来吓唬你，可是我不说，我只说三毛没有死，不然这封信就不会写出来了。

你又说：死也没什么好怕，只是没有死得其所。这个句子真是好，令人深思。

谢谢！

我很喜欢听你说说：三毛如何死才叫死得其所？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三毛当死的场所——有什么宝贵的意见，我是乐于听从的。

亲爱的小弟弟，你的来信使我十分快活，感谢你的关心。祝你

继续快活下去

三毛敬上

不讲了

三毛：

上次的信怕你没收到，或是看了第一行就顺手丢到垃圾桶去了，所以现在再写第二封。

虽然我们从未见面，我和你也无亲无故，但邀请一个真性情的人来与我们说话，如果你是我，相信你也会试试看。我是以一个私人的身份先邀请你的，因为系上的同学都不相信请得动你，我想朋友何必说要互相认识，冥冥默默之中，有人会在报端上注意你的踪迹，听你的故事，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不会吝啬给予社会一点关爱吧？

陈政佳

政佳：

我从不将任何人的来信丢做垃圾处理，这种事情不顺手，不可以做的。

问题是，许多来信因为转信地址不一，由收信到拆信的时间便会拖长，再说有的时候我不在台湾，便要等回台时才会看见了。

你的第一封来信和第二封是同时开启的。

谢谢你想到我，要我去贵校和同学们见面，我不必想理由才答复你，因为理由本身就是存在的——我不能来。

要求见面的信实在太多了，见面是必需时间的，这很难，因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而我们也只能有七八九十年可以生存。

我不吝啬给这个世界一点温暖，也尽力在做了，无论做得周不周到，自问已经尽了全力。只因本身太渺小，能做的也只是微小的一部分，而做不成什么大事，时间也不够用。

有时候我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总是耻于向人启口，事实上因为每天的工作压力太大，睡眠时间极少，体力和脑力已经透支了很多很多，如果再不休息，只有病倒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不能再和任何人见面，才能完全休息。

请你了解我，包涵我好吗？

今年下半年我便不再教书了，因为身体实在不好。对于这份本身爱之如命的工作和学生都得暂时放下，这里面必然有我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与力不从心，请你试着了解我的苦衷好吗？

能见面的时候必然会见面的，现在真的是不行。目前我一直渴想的便是睡觉睡觉再睡觉，可是时间不太够，不能睡。

谢谢你对我的友情，这种友情，心里承受了很多很多，却无法回报，想起来也是很遗憾的。

对不起，我将给你的回信另外发表在《明道文艺》上，也是同时答复了许多类似的来信，以后这一类的信，便不再回复了。

我们做一个不见面而在心灵上相通的朋友好不好？祝

安康

朋友

三毛上

说朋道友

亲爱的朋友：

离国半年，来信积压了许多，“信箱”停顿数月，十分抱歉。这几天将书信做了分类，这一期不再单独回信，只想将部分相同的信件在这里做一个总答复，因为性质是一样的。

许多青年朋友来的全是长信，信中愁烦、伤心、失望、愤怒的原因都是因为视为至爱的好友改变了态度，或辜负了情意等等、等等。在此我们谈的是友谊中所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指爱情类的情感那一类书信。

对于“朋友”这两个字，事实上定义很难下，它比不得“天地君亲师”那么明确而了然，因此所谓朋友，在认知和接受上都必然难免主观。

我总以为，朋友的相交，最可贵在于知心，最不可取，在于霸占或单方强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朋友的可贵，就在于自由。”这句话是深得我心的。

青年人交友，出于一片热切之心，恨不能朝朝暮暮，生死相共。这种出发点是可以欣赏而且了解的，因为人类常常觉得内心荒凉，期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而青年朋友许多心事羞于向父母启口，朋友便成为极为重要而急切的精神寄托，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心态。

问题是，当人，一旦忘记了距离的“极重要”和“必需”时，太过亲密的交往，往往将朋友这一个随时可能改变的关系，弄成复杂，甚而难堪。

总结所有的来信，对于朋友的失望，大半来自对方所言、所行达不到自己对他所要求的标准。而我却认为，朋友是不能要求的，一点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力。

古人一再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实在是不错的。那就有如住在小河边，每日起居中听见水中白鹅戏绿波，感到内心欢悦，但不必每一分钟都跑到门口去老看那条河。因为河总是在的。

朋友的聚散离合，往往与时间、空间都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大环境改变了的时候，内心也是会有变化的。老友重逢，如果硬要对方承诺小学同窗时说的种种痴话，而以好朋友的身份向对方索取这份友情的承诺，在处事上便不免流于幼稚和天真，因为时空变了，怨不得他人无力。

再来说大部分的来信，其中多多少少涉及友谊之后而产生的金钱关系。虽说好友有通财之义，但是急难时，总得等对方首先提出愿意相助，才叫不强人所难。如果情感真切，而对方不能以金钱支助，他人可能有本身的困难或对金钱处理的态度，不能因为受拒而怪责那是不够朋友。一个好朋友，首先必须为对方设想，金钱之事，能不接触，是最体谅朋友的一种行为。除非生死大事实在走投无路，可开口商借。但如芝麻小事或要朋友一同“上会”被拒，该怪责的当是自己，不是他人。

也有来信中说，被朋友出卖了，一再告诫不可说给第三者听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因而传扬开去，使人窘迫。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识人不精，也是自己出卖了自己。这也愤怒不得，谁让你忘了“见人只说三分话”这句谚语的真理呢？反过来说，不做见不得人之事，一生光明坦荡，哪来的秘密叫人给传了出去会受到难堪？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当然很少，如果实在是有，又想倾诉，那就请静心看看对方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心存怀疑，便不要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悔之不及。

更有来信说，自己对待朋友出自一片真心，想不到对方并未真心回报，因而十分痛苦，甚而痛骂朋友狼心狗肺等等。这些来信中，“想不到”三字用得最多。这不能怪别人，只怪自己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都“没有想到”，他人不是自己，我们要精准地控制自己都难，更何况控制另一个人？

也有一些优柔寡断性格的来信，说明自己正与一群朋友同流合污，又下不了决心脱离那个圈子，请问三毛要怎么办？我说，就这么办，跳出那条污水河，比如壮士断腕，起初可能麻烦，事后想想，幸亏下了决心，不然失足千古，是不得一再拖延的。一个影响不好的人，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敌人。当然，也不必去跟敌人对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快走快走，迟了来不及了。

更有来信说，对于某个死缠烂打的朋友实在极不欣赏，苦于情面或怜悯，不忍深拒，因而感觉深受束缚，又不能告诉对方，怕对方受伤。这种处理，实在是小看了他人，高抬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人，在本身体内自有韧性与生命力，不会因为朋友疏远而去跳河，了不得十分悲伤，但时间久了，也是会过的。我们实在不必为对方想得太多，而低估了对方失友之后的再生。不会死的，请对方自己处理去吧。

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热热闹闹庆喜事，花好月更圆。朋友之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不必对方开口，急急自动相助。朋友中之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缓缓飘来，细水长流。所谓知心也。知心朋友，偶尔清谈一次，没有要求，没有利害，没有得失，没有是非口舌，相聚只为随缘，如同柳絮春风，偶尔漫天飞舞，偶尔寒日飘零。这个“偶尔”便是永恒的某种境界，又何必再求拔刀相助，也不必两肋插刀，更不谈死生相共，都不必了。这才叫朋友。

话说回来，朋友到了某种地步，也是有恩有情的，那便不叫朋友，叫做“情同手足”，手足已入五伦之内，定义和付出当然又不同了。

两性之间的朋友，万一一方有了婚姻，配偶不能了解这份友谊而生误会，那么只有顾及家庭幸福，默默退出，不要深责。人间“不得已”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一桩，如果深爱朋友，必须以对方幸福为重，不再来往，才叫快乐。

男女之间，以纯友情转化为爱情，也未曾不可，相知又相爱，同组家庭，两全其美，不也很好？何必犹豫呢？

其实，天地可以称朋友，爱民为民的一国之君也是某种朋友，父母手足试试看，也有可能亦亲亦友，老师学生之间也能够亦师亦友，这也是教学相长。

如果能和自己做好朋友，这才最是自由。这种朋友，可进可出、若即若离、可爱可怨、可聚而不会散，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

说了那么多，这封信实在不算是答复，只是很愉快地写出了对朋友的观点而已。

谢谢各位来信给我的灵感。

三毛上

愧疚感

亲爱的通信朋友：

各位的来信，实在是宝贵的。信中所谈的问题，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本身也有的种种迷茫和困境。这一次信件分类中，想谈谈“愧疚”的主题，这样的来信，也是占多数的。

大凡心存歉疚的人，在本质上往往偏向躁急性格。做出来的事，说过了的话，甚而伤害到某一个人，在事情发生当时的心态与事情过后的再思，往往自相矛盾，而且悔不当初。其实，在心地上，这些来信的朋友，都是善良的。

这样的来信，大半以青少年朋友居多。而内疚的对象，往往是家人手足，尤其是对父母。

看见一些来信中做儿女的因为伤害父母，内心苦痛自责而笔下千言地写出来——给三毛，总使我有一点点冲动，想照着来信地址将原信寄回去，收信人，写上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这不就成了和事佬了吗？当然，没有真的去做，因为来信没有允许我如此。

其实，心存内疚的人，大半是有心的人，只是在行为上——修补人格性情的决心，十分不积极而懦弱。

当我们，无论是有心或者无心伤害到了一个人、破坏了一件美事，知道错了，已是难能可贵；懂得自责，又进了一步；放在心里折磨自己，或写信向不相干的第三者去痛哭流涕，这也是好的，起码这都一步一步在自觉自省。

可是，写信给没有受到伤害的朋友，倾吐心事，在动机上仍是出于“自私”，这种“写信目的”，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罪恶感减轻一些而已。尤其是写信给完全不相识的人如我。

内疚又分许多种。有时，芝麻大小事情发生了，太过善良的人，便将它们看成世界末日，把一切的错都招来放在自己心上，默默地受磨折，日而久之，影响到往后性情上的不能开朗和释然，几乎成为病态。

也有另一份内疚，认真造成了一个事件，直接影响到他人的幸福，那么这又另当别论了。

说到题外话去，被伤害的人，没有学着保护自己，任人伤害，也是值得检讨的事。当然在此说的只是一般人情世故，不是报刊上出了社会人命的那种。

我们再回过来说歉疚感。既然自认做了对不起他人的事，或只是出于误会、急躁、不耐烦等等情况下而造成的人际僵局，那是最不必苦痛的。

中国有一句成语：“解铃还须系铃人。”打一个比方，最常见的——既然当初有这份狂妄和任性，向母亲大叫大骂，不体娘心，而今难道没有同样的勇气和良知，去母亲身边诚心道歉说明，使这冰冻的疼痛化为和风？

古时“周处除三害”，不在于他除了前面两害的好本事，他的自我顿悟和改变，才是这个故事因而流传下来的可贵可敬之实。

对于父母、手足、同学、朋友，如果真正背负着那么沉重的歉疚感——如同信上所写。那么不必再悄悄来信给我了。一来又来，于事无补，徒然浪费精神。

这种感觉如果积压太久，对于身体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解决的方法，除了道歉之外，内心真诚痛下决心，只要出于一片至诚，对方百分之九十是能谅解的。万一，对方仍不肯谅解，这其中，我怀疑涉及金钱的事占大半，那么欠债还钱，分期分年分月摊还，不占他人血汗辛苦，才是实事求是。情感的欺骗，自然又是一种。某种人，对情真真假假，游戏人间本来不是死罪，如果对方不是如此人生观的人，也拿来开玩笑，造成他人遗恨终身，自己虽然也有悔意，总是伤德。这便不是道歉能解的事了，那份内疚，是该当跟随一辈子的——是为报应。

也有上面所说，芝麻大小之事，发展成仇，自己存心道歉，他人不肯原谅，也是常见的事。这件事，涉及双方胸襟和本身性格。强求不必，尽其在我，尽情尽义而对方仍不能化敌为友，那么更不必痛苦，只有算了。

这类来信的朋友，大半善良而谦虚，很少怨怪他人，只有深责自己。其实所谓内疚，不过小事一桩，勇于化解，就是善待本身良心。

思想是可贵的，行为亦是可贵，这两件事，相辅相成，缺一便不圆满了。

谢谢来信使我明鉴省视自己，感激不尽。

三毛上

少年愁

亲爱的朋友：

又是青年节的月份了。对于这一个节日其实好似已经不再属于我，可是想到那么多封来信——青年朋友的，仍想写几句话。

最不喜欢一般社会上的中年人或老年人，讲起少年或青年人时，总常引用的两句诗——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好似只有经历过了大半人生的人才有资格说自己尝过那愁的滋味。然后在诗句后半段，说：嗳——看穿啦，秋天真凉爽。

其实，少年有少年人的心事，青年有青年人的迷茫，在这种初初面对社会、生活、学业和前途的一个断层阶段，那种惧慌和压力，绝对是胜过中年的。中年和老年，其实才叫安然，因为这条愁路大半已经走过来了，于是当然可以说风凉话了——对青年人。

收到许多封青年人的来信，好似总也不受了解，心里那份对生的挣扎，充满着刀割一般尖锐的痛和委屈，当然，也有很深的寂寞和悲哀。而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总以为青年人有本钱，一些生活小事上的不能快乐，叫做自寻烦恼而已。

我认为，青年人的确有本钱，那份所谓本钱，在于身体的健康以及来日方长的时间，这是一个角度。青年人事实上又真苦，因为实在没有本钱。就从最直接的来说，没有本钱就是口袋里根本没有钱。除了青春之外，本身的能力、社会经验、人际关系，都欠缺太多；以上的欠缺，造成必须“自力更生”时种种十二分实际的苦痛，那有如一场战役。自力更生这四个字，表示再不能吃父母的饭了，也表示学校时代“子宫时期”的一种结束。青年人乍一下突然面对社会，发觉孑然一身不算，还得养活自己，那份惊慌失措，比一个婴儿的初初面对生命，还要来得巨大。而青年人不可能饿了便哭，因为要找奶瓶活下去的就是自己，哪有时间去哭呢？所以说，青年人又是没有太多本钱的，这又是一个角度了。

在人的一生里，我认为青年时代最有可为，也是最艰难的。

有一年，去年，偶尔听见曾经教过的一班学生，毕业了开始找事时的对话。一个说：“喂，我发觉社会上将大学毕业文凭这回事，不当什么吔！”另一个说：“怎么会？我们是大学生吔！”听见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对话，几乎令我大笑起来。天之高，地之厚，这些孩子要拿文凭去抵，是不可能的，而他们并不知晓。这也是青年人的可悲之处。

很多的人，分不清理想与梦想的不相同。理想，是一种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的观念，这要天时、地利，加上人和三大条件才能略知成功与否的一二。而梦想，可以想得天花乱坠，随人怎么想，要实现起来，大半是不成的。

青年人对于社会的要求也高，失望也快，却很少注意到，一个成功的中年人或老年人的背后，往往有着许多辛酸血泪的故事。这尚不够，那份持续的认真与努力，也是一个成功者必然的付出。这以上说得又不完全，智慧才是一个人成功最大的条件之一，缺了它，什么也不成。

而智慧，是可以培养的，它和“小聪明”这三个字，十分不同。一个肯于虚心吸收观察一切，经常反省、审查自己缺点和优点的人，在求智慧上，就比那些不懂得自省加观察的人来得快速了。不但如此，如果也能平心静气地去细看分析社会现象，体谅他人做事的苦心，就更圆满些了。

许多的青年朋友，将理想与梦想混为一谈，等到必须自求生路时，迈出了步子，踏入社会，方知连要安然地吃一口好饭都不简单的时候，便将理想、梦想，一起立即推倒，从此消沉下去，甚而又问出“人生何来”那样悲伤的句子来。

看见这一个又一个青年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颠三倒四，我的内心总生出许多感触和爱莫能助的无力之感。

常常听见身边的青年朋友怨叹人生，说是怀才不遇，社会不公平等等。而我总以为，一分才情，或三分才情都成不了大事，那七分认真和努力如果不肯持续地投进生活中去，便算不得大才。如果想快速地成功或干脆说白，叫它——有钱，岂是一朝一夕便能达到目的的？而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所追求的人生，又岂只在钱财之事上呢？当然，这么枝枝节节往外扯，就太远了。

觉得中国小部分青年人，在这一代的，刻苦忍耐的精神和观念都太不够。眼光浅，心气浮躁，批评起他人来头头是道，而很少苛责自己。行为和思想上的不能配合，往往造成一生中大好时光的浪掷，是十分可惜的事。

又因为中国的学生教育——无论在家庭或学校中，和生活如此地脱节，使得我们的青年人在行为上有如少年，在思想上一片僵化，除了书和文凭之外，对于一切社会人情，比起一个自小做学徒长大的工匠来说，那差得远了。这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造成的不能平衡，也当然是教育的失败之一。

社会本来是一个竞争的地方，我叫它“斗兽场”。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所谓“人吃人”这句话，细想起来，实在有它某种程度的真理在。这不可悲，可悲的在于，那些自甘被吃的人，往往都只因为年轻，如果人人都做强者，那么谁也吃不了谁，大家都保全了性命，不是更好吗？

也有人问：如何才能做个强者，不被吞灭？问的来信不是上文这么直接，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看见年轻人初出社会，心里总是同情、了解又心疼的。觉得做年轻人真是苦，那个苦，不是过来人所说的一种轻愁或强愁，那种愁，是又真，又切，又实在而又一时突不破的。

说到这里，觉得自己不能突破的事情尚有好几件，又如何能再说什么话呢。可是话仍是要说的，明知不太可能管用，总比不说的好。

最不喜欢用克服困难、努力向上这种字眼。人生没有那么简单；困难，有时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克”“服”的。想说的是，无论哪一种个性的青年朋友，我们要培养本身，学习A血型人的冷静，B血型人的有弹性和开朗，加上O型的择善固执和AB型的双重人格，将这些看上去矛盾的不可能，耐心地放在每日的行事为人上去做实验。我们不克不服困难，可是心平气和地去学着化解自己。这绝对和虚伪、狡猾又不同，做一个有弹性的人，是多么重要的功课。我们看，大自然里，刚硬的树枝必然脆弱，而它们的表相，往往粗大而引人注目。细柔的藤条可能强韧，可是乍一看去，又那么不显眼而渺小。青年人急于成为大树，而内在本质的坚硬与否便来不及去顾及，一刀砍下去，便是断了。

苦痛和挫败，在一般人眼里看去，都是坏字，可是我却认为，如果白白苦痛一场，的确是败兵败将的唯一收获。一个有智慧的人，一旦懂得“利用苦痛”和“分析挫败”使得自己因而更上层楼，这些看来不顺的事情，就被化解为另一种有用的工具，使我们在日后的路上，用来当拐扶，走起来愁不愁但看本身境界，可是再跌倒的可能性绝对会减少一些。

年轻人心气高傲又自卑，这两种心事，进入社会之后，没有人管你太多死活，便要当心自我的调配，不要因而走上太决裂的路上去。而看见许多好青年，只因在分寸之间没能掌握得准确，失之千里，又令人扼腕。

又有一种心态的大孩子，总将人世看得过分黑暗，却因此忘记了，黑暗是光明衬托之下，才产生的一种比较。过分天真，将一切人看成善类，的确危险。但是，如果将一切的众生全看成是恶的、坏的，那么这双眼睛不如早早闭上，不看也罢。眼睛的可贵，在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不要山水颠倒，或是将它们混成一团稀泥，那样上苍给我们眼睛的好意，就被辜负了。

也有年轻孩子，说在进入社会之后处处仰人鼻息，内心痛苦不堪。我想，这在于如何观察事情。忍耐，是很难很难的功课，不然这个“忍”字不会如此造法。基本上我反对“忍耐论调”，而事实上我个人每日也在忍耐又忍耐这场人生，这都是因为化解自己的功力不够，做人弹性不足，才有的结果。忍耐是伤害健康的，因为压力如山，担久了必会生病。

更有青年朋友跟我说，诗人中最欣赏陶渊明，这个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个了不起的人——采菊东篱下而去，多么淡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因为他家里还有人替他种田，让他悠然望南山啊。这个“不折”，也是有条件的一种洒脱，并非全无条件的。青年孩子，我们没有田的人，这个腰可以不折，但肚子饿了你能有气力去采菊花吗？

青年人的真苦，就在于条件的不足，只有靠时间和持续的成长来开启哀乐中年之门，这岂是一时便熬得出来的？而大半孩子，急于找寻时光隧道，恨不能一点付出都不必，便来了天凉好个秋。这，哪有那么容易？

说了很多，都是纸面上诚诚恳恳的一些感想，要是青年朋友不要性急，慢慢地去看，目前也许不会有任何答案，可是十年后，也许感受到的比这篇文章会更深，更明白许多人生的必经之路。毕竟在这条路上，我个人走得也十分不安稳和艰辛，也是一个不算有智慧的人，只是一份真诚罢了。

题目叫它《少年愁》，也是因为那首说少年人无愁的诗句感怀而起。少年、青年是真愁的。人生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个情景刚刚才由心里生出，是非常迷惘又无助的。青年节，愿与朋友共勉，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回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

三毛

亲爱的三毛

我愿在这步入夕阳残生的阶段里，

将自己再度化为一座小桥，

跨越在浅浅的溪流上，

但愿亲爱的你，

接住我的真诚和拥抱。

亲爱的

那天，在热热的夏日黄昏，走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斑马线上，迎面缓缓走来一个漾着微笑的女孩子，当我们就要擦肩而过时，她突然举手轻轻摸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亲爱的三毛——你。”然后消失到人群里去。

又有一天，我站在一大堆衣服架子的后面发呆，两个也在挑衣服的母女对我一直点头又微笑。最后我们三个人各自买下花式一样的T恤，作为此次见面的回忆。不再留下地址。

再下来还是我啦，提了三大包塑胶袋，里面放着三个枕头和一大床冬天的棉被，苦等有哪一位好心的计程车，肯在这种大雨里让我共乘。我站在红绿灯的边边上，每见有车子停下，都上去敲窗。就有这么一位骑摩托车的青年，看到了那哀哀无告的样子，向我大喊一声：“上车来，载你回家！”于是，我们一起淋着雨飞驰过台北市的街头。等我下车时，坚持问他的名字，他笑睇我深深一眼，把发际的雨水一甩，跑掉了。

又来的一次，我拿了冲洗好的照片正预备离去，照相馆的大玻璃门被三位西方顾客慢慢推开。柜台里两位先生、一位小姐这下惨叫一声：“死啦——我们最怕讲英文。”服务小姐立即又小声地说：“三——毛。”眼睛瞪住我打出狂烈求救信号，我看照相馆里的朋友突然变得很像漫画人物，就留了下来——帮忙。我们赚了美国人三百六十块台币。

又是一个清晨，我推了一小车的菜蔬，再去市场的杂货店里买糯米。那种米有长粒的、圆粒的。我问老板：“请问煮红枣稀饭哪种米比较好？”那老先生也不答正话，道：“你呀，嫁人以前，最好把这五谷给分分清楚，不然，不管人的胃，只管人的心，是留不住先生的。”我笑说：“嫁过啦。放心。现在请问煮红枣稀饭要长米、圆米？”老先生又说：“我思想并不保守，你嫁过了我也知道，还是再嫁的好。贞节牌坊这东西现在不兴了，做人嘛——”我插嘴快说：“我可不贞节。”那老先生把个挖米的勺子一丢，涨起了紫脸，沉声喝道：“谁说你这样子？谁说你？我这就去打他。”

我在高雄洗头，付钱时才发觉皮包内的钱夹子放在旅馆中了，一时面色颇窘，说：“我没有钱，对不起。”美容院里的人笑得东倒西歪，说：“那你就走啦，明天再来付。难道怕你逃去美国做经济犯吗？”

我在香港转机回台湾，眼看转机柜台人潮汹涌而自己登机时间逼在眉梢，不免提高了嗓子向“中华航空公司”的林国材叫骂过去。那好人，满头大汗，正被一群群返乡老伯伯快要逼死。一见我，就哀叫起来：“三毛，还不在外围帮忙安抚！这些茫茫然的大伯伯，没有订票，硬来吵闹。还不快帮忙！你看我一个人——”林国材看到我，如见亲爱的——你。

在杭州西湖上，我放歌长啸，唱了两小时，大雨仍是不肯停。艘公将我划到岸上，说：“同志，上去吧，时间到了。”我对着如倾的雨水，不肯离船。船家又催一次。我离了船奔到一棵大树下去，车子一时喊不到。这时身边走来两对情侣，都打着伞，各人一把，一共四把伞。我呐喊：“喂——同胞骨肉，快来给人遮雨呀，做做好事。”这一下来了七把伞，大家涌在一起。我说：“这是我们在重新演出白娘娘和许仙的故事。”那些人，伞下来自七个省份的中国人，笑得那么旗帜鲜明。一个大陆女孩子被我一抱，两个人都把眼泪给迸了出来，又开始再笑，因我叫她——小青。

在杭州回台湾的飞机上，一位西方旅客问我：“刚才死命抱住你不放的，可是你的什么人？”我说：“都是我的朋友们，在中国的。”他说：“你的朋友可真多，他们一群人都在哭吔，好像很舍不得你。”我答不出来。心里很满。

以上这些小故事，都是人、人、人，造就出来的好风好水。这种事情，天天在生活中发生，如果全得讲出来，一千零一夜并不够，除非生命打下休止符。也幸亏靠着这些平凡的点点滴滴，让我产生了生存下去的信仰和坚持。

很感谢“讲义堂”，给了我一个新的空间，使得我的朋友以及我，能够借着书面和透过广播，扩大心灵上偶尔的相遇和相知，但并不期待任何目的。

在这个日渐快速的时代里，我张望街头，每每看见一张张冷漠麻木、没有表情的面容匆匆行过。我总是警惕自己，不要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般的大环境里，不知不觉也变成了那其中的一个。他们使我黯然到不太敢照影子。

生命的本质，人性的可悯，到如今总算参破一些。也因此，更加宝爱那份仍然可以在生活中得到的一点点纯真的爱悦。

也许，透过书信呼应的方式，加上声音，我们人和人之间，所竖立起来的高墙，能够成为透明的。或说，不必那么晶莹剔透，或而有些光线照亮一霎间幽暗的心灵，带来一丝欣慰，然后再不打扰，各自安静存活。

在过去十数年来，收到上万封陌生朋友的来信，拆来拆去，只见一个个善良但是十分寂寞的灵魂。包括我自己在内，孤寂好似成了一种传染病，久了，也会习惯。偶尔，有另一个人，给了我一些亲切的友爱，内心被激起的震动，方才又提醒了我：“其实有谁耐得住寂寞呢，不过无可奈何而已。”当然，我的要求也并不那么多，多到不去承担自己。

我愿在这步入夕阳残生的阶段里，透过《讲义》，将自己再度化为一座小桥，跨越在浅浅的溪流上，但愿亲爱的你，接住我的真诚和拥抱。在这片天地里，我们确信，得到的是彼此的接纳和安全。而追根究底的大荒，诚实地说，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能改变你我自造的心境。

《亲爱的三毛》这一个专栏，是属于大家的。其中并没有人担任“张老师”或者“生命线”。

我们不过等于进入时光隧道，再演一次宋神宗元丰五年，那——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在这每月一次的相聚里，谈天说地，共享人生悲欢，亦为浮生一乐。

这就是我的心，我的快悦了。

我最欣赏的一首歌

拿得起，放得下

曾经我是个快乐的结婚女人，有一儿一女及好丈夫，曾经我充满自信、热心助人，自傲为一个婚姻顾问，分析人性，谆谆教诲那些婚姻不幸的朋友。曾经我鄙视那些跌倒站不起来的女人。更曾经，我不喜欢你，荷西的死，我也认为是你的错，我不喜欢看你的书，我认为你用你的经历来赚钱。

但是，今天，换我跌倒了，在万万万万不知情下，我先生有两年之久的外遇，而且感情陷得很深、很深，我想挽回，但愚蠢的方式，只有使他愈离愈远，我开始变得跟那些我曾经鄙视的女人一样令人讨厌。

最近我买了一本《讲义》，书中有你，我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你，我开始用新的眼光看那些没有男人，仍活得如此有信心、有活力的女人，所以我想认识你，我想握握你那充满自信有力的手，曾经我不愿多看你一眼，今天我却好想好想，面对面仔细地看看你，好吗？

明　上　一九八九、八、十

亲爱的明：

我最欣赏你的就是，在你来信中表现出来的君子之风。你对于婚姻中出现的第三者，没有二话。对当事人之一——丈夫，也没有批评。你只在信中痛恨本身的不够坚强。

其实我一点也不讨厌目前的你，这种反应都相当自然而合理，因为我们并不是钢筋水泥做出来的硬体，我们是——人。我们是有血有肉有知觉的人。

我不敢拿你的故事来做文章，我只有把“自己打成比方”，跟你像一个朋友般地谈谈话。

在这几年来，我常常省视本身所走过来的路，发现一个有趣的统计，那就是——“使我一次又一次成长的动力，都是当年我所反抗、所不肯承担的逆缘和逆境。”

如果你了解过这种个性的人，如我，或说——我们。我们大半具备了一种潜能，这种能力，在挫折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初看起来，我们跟一般人一色一样受苦，或说反应甚而更甚于某些人——我们受伤很重。

等到伤到某一个没有退路的定点，起码在我的性格里，我一定开始反击命运。

有的人说，命运是不可改的，这我也同意，可是在那不可更改之中，我鼓励自己改变我的心境。我不只是冥想派的，我认为行动也很重要。我会在思想、行为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改换我的精神体。我今日试一两步、明日再走三四步，等我后日大退了一步时，我就给自己放几天假，沉浸在又一次的沮丧里一段时日，然后我又重复以前的功课——只有一个目标——我的快乐，是作为一个人生存的权利之一，我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追寻它，至死方休。

在一切的逆缘和挫折里，我们不只能够得到太多人生的体验，同时又一度考验了本身的韧性其实真强。那种东西，我叫它生命力。

不，我不再跟任何人谈忍耐，我不要那忍字心头一把刀。如果我不能改变客观的环境，那么起码主观的我，可——以——化——

亲爱的朋友，化，是一种魔术，它的秘诀也是——千变万化。这蜕化的过程，也只有自己知道付出过什么代价。

化了之后，某种使我们痛苦的人和事，都不再有本事伤到我们。那叫做——解。

在这几年来，被我所化所解的心境环境和我本身的性格太多太多，但我并不是全无执著。

只有真诚与热爱，是我永不放弃的品质。如果有一天，这两样也被我化掉，那我不活。

明，勇敢起来，告诉自己说，先生有了外遇，不是世界末日。也要对自己残忍一点，在这种时候，你或可容忍自己一两年的悲痛，或者种种千百样复杂的滋味。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就当给自己一鞭子——如果你还不能跟那向上的心去合作。

有一天你想挽回，你想放弃，都是勇气的表现。智、仁、勇三字，我都喜欢，但有智、有仁而无那实践的勇气，一切都是白谈。

在那下决心的一刹那，就等于剑客们不轻易出招一样的道理。不要失去理智和情感的平衡，在三思之后，你拿得起，你放得下，就如一出剑定下江山——义无反顾。

明，我当你是我的朋友，对你讲了我目前的做人对事。请你相信我在这看似无情的语言里，藏着一份干脆明了的深爱——对这些茫茫苦海中不知航向的人群。那也包括了我。

我不过是讲了一些内心话，无意请你受影响。亲爱的朋友，人生很短，我们拖不起太久。

有没有伴侣，固然重要，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请你也给我鼓励——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活得有光有热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并不是——失爱的人。

爱，是一种能力，原动力，出在要先爱自己。如果冥想一时不能使我们顿悟，那么，如果我是你，我会去改一个发型、买两三件新衣服，然后，提起精神来，来个家庭大扫除，还不够，我会再放三盆欣欣向荣的盆景。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自救——行动。

在这种时候，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坚强起来。亲爱的朋友。

三毛

半生的领悟

亲爱的朋友：

归纳了一下这个月的来信，大部分读友所希望交换与了解的，竟然是我目前对待生活的态度。

这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也因此使我透过众多来信，又一次看见了朋友们早已建立起来的共识之网。我们很贴切地分享这一个方向的默契。它真是优——美。

近年来，我非常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在我生命的追寻恰好走到人生的半途时，个中滋味的品尝，确实恰到好处。

我很喜欢朋友们和我一同共享这首歌，无论什么年龄和地区，想来都能有所感。

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悠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半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尘　半土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酒饮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压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以上是李密庵所作的《半半歌》。

正好，使我用了半生的领悟——使我——一笑。

以这首歌的一半，送给：台中，方之。高雄，婷婷。成功大学建筑系，廖。台南小雅。不许刊出名字，自称——可怜朋友，以及一位去了台北市东区就会消沉的无名氏。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在远方服役的吉米、大寮乡的娟、台北县兆华、海边淑玉、写了十一张信纸来的小小。也记得阿马。加上爱人群的亚亚。还有香港张彼德和他的朋友。加上中国大陆竹青先生、广州亲爱的凯旋。澳洲达昌。婆罗洲莉英。花莲威中。英国云凤。马来西亚国良。比利时亲爱的彦。

三毛

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

永远难忘的马戏团

总是在想念、想念，特别在这几天里，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你。

附上我父亲逝世的剪报和讣闻。

我永远不能忘怀，当我们一同在台湾旅行的时候，看见了一长串快乐光辉的花车行过街头，我说：“看，一个马戏团！”

你说：“不，Irene，那是一场葬礼。看那花车上悬挂的照片，大概超过九十岁。”三毛你又说：“嗳，可以庆祝他的胜利了。”

虽然如此，永别父亲的时候，还是艰难。

我又想起在机场分别时你对我说的话，你说：“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再是现今的我们了。”

那句话，是真的。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了。

爱你的Irene　美国

亲爱的老师：

我将你的信译成了中文，打了长途电话，得到你的首肯，这才公开了你我的信件。

就因为前数月，我们一同在台中附近旅行，碰上了一场典型的“地方式葬礼”，使得我们的话题转入了——人的消失。

我记得曾经对你说：“在我们中国，八十岁以上的人远走时，讣闻可以用粉红色。九十岁之后，甚而叫做喜丧——鲜红都行。”

你问：“这是为了什么？”

我说：“在古老的中国，红色代表了一切的好事，是用在庆典中的色彩。”

“死难道是好事吗？”你又问。

我说：“Irene，你也明白，圣经上说：凡事互相效力。意思就等于中国人所谓阴阳互调的道理。观察死亡的广角不只四十五度——”又说，“一个人，活到九十岁以上，才向世界告别，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生命战争的胜利，不能算做喜事吗？”

你笑指着“那队马戏团”，听着音乐在大气中愉快地散发，问：“那你的胜利也定在九十吗？”

我大笑起来，一拍车子的驾驶盘，说：“我吗？人生五十，唯缺一死。等着，快了。”

你突然流下了眼泪，说：“真的，你够本了。”

当时，我顺手抽了一张化妆纸丢给你，不再说一句话，继续专注地开车。

今天，亲爱的老师，你九十四岁的父亲走了，我注意到你特别用了一支大红色的水笔给我写下一场你与父亲的别离。

你懂了，老师。

这并不表示你不难过。

不过，还有一点，我忘了跟你说。Irene，亲爱的老师，在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单独地消失，除非记得他的人，全都一同死去，不然，那人不会就这么不存在了。

在我们有生之年，即使失去了心爱的人，如果我们一日不死，那人就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共存；直到我们又走了，又会有其他爱我们的人，把我们保持在怀念中。

这么一种“不息的循环”，的确运行在我们生活和思想里，它不只是安慰你的话而已。

我始终认定，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它的力量，超越死亡。

老师，是考验你坚强的时刻了。要不要扑到你学生的怀里来？我很乐意。实在太孤单，就飞来台湾好吗？

三毛

性格造命

很可笑的一件事，但希望你把这封信看完，好吗？

她就要嫁人了，我很深、很深、很深爱的人就要成为别人的妻了，她曾经要嫁我，那时我太年轻又没任何本钱，在我仍年轻仍无本钱而又在当兵时，她说她要嫁给一个小老板了，她曾经令父母气得病倒，现在她觉得唯一能补偿的，就是嫁给一个她父母都喜欢的“优秀人选”，而我，我是一个她们一家人都反对的人，于是活该我要受这撕心的苦。五个月，将近五个月没见到她了，她家人不让她接电话，不给她收信，为的就是怕她又见到我，又改变主意，又不肯嫁人了，但费了千辛万苦，我终于在前几天又寻着她了，她哭着说依然爱我，但无法再和我在一起了。我呆在一旁……情何以堪。我是一个学广告设计的，还没当兵时，我的薪水最多只够送她一套衣服或一件不太贵的金饰，但那是我无限的心意和深重的情意，如今却让一个有钱的小老板给轻易地否定掉了，我费了多大的力气使自己平静地告诉她：“只要你幸福就好，我只希望这样。”然后再微笑着送她上车。上帝知道我的手在发抖，抖得像心跳伤痛的速度，原来连最爱的也无法自己握住，一切不是光“爱”就可改变……最令人心碎的是她那依然深情的眼神。

并不指望你会对这无聊的事情有任何表示，我只是很需要一个人来听我说完它，亲爱的三毛，我真的只是觉得可以告诉你，而明天，明天我的伤口说不定会因倾诉而缩小。谢谢你看完它。

Ching　一九八九、八、二十四

Ching：

你的来信一点也不无聊。正好使我再度证明了一句话：

“命运的悲剧，不如说是性格的悲剧。”

女孩子的性格——造成这场变局。

你的性格——造成这种局面。

至于父母、家庭，当然另有他们具备的“家族性格”。

一个人，容忍自己用出“撕心的苦”这四个字来，还在写信给“亲爱的三毛”，在三毛这方面，深受震动之余，还牵动了另外一点义气。对不起。

Ching，她还没结婚，她只是快要结婚。懂不懂“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黑夜中奔驰呀，去补救一场眼看就要错失的机缘。用你的想象力去想那当时的情景。多么壮烈而积极呀。萧何太有眼力和决断力。

我是一再强调三思后行的一种性格。

都把心给痛成撕裂了，还不行动吗？

那就是——你的命运了。

请速读三次：《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你我就不会气短。再加入，你个人的专长——广告设计，推销自己。把这些常识，迁移到你处理爱情的方式上来——随机应变。

这是一种说法，对一个朋友。

另一种看法，是更偏向东方人生哲理派——塞翁失马，哦——等等看，将来你另有什么收获。

天下事，没有绝对的正负，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才能空出地方来，再加一些什么进去。嗳，都是好的。

三毛

滚滚红尘舞天涯

舞在自己的漩涡里

亲爱的朋友：

自从《亲爱的三毛》加入《讲义》之后，得到了热烈的回响与呼应。这些来信，在效率与行政观念的前提下，一封一封分别回答，已经无济于事了。

于是我省视、分析、归类、综合这些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朋友内心的呼唤，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世间儿女，在这苦海中浮沉，竟也有那么多的灵魂——强烈渴望的，并不只是完全为了面包。有些人类，除了能够吃饭之外，并不能就这样对生命不再提出其他的要求。哦，我们太棒了。

于是一封又一封的来信，如同漫天飘落的柳絮，在春天的情怀里，想把我们的心，慢慢慢慢——落实在什么未知的追寻里。

于是在这些来信中，我看见了、听见了，一颗颗在情天孽海里，无以自拔的心的叹息：哦，三毛，我的要求那么卑微，我不过想把我的心掏出来，交给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或女人；哦，我那么的悲伤而迷茫，我什么都不能专心去做——只因我成了情感的奴隶。

好朋友，未曾谋面的朋友，你不必因此而产生挫折感，因为你们的朋友三毛，也是一色一样的人。哦，让我们来轻轻地、悄悄地欢呼，原来我们并不孤单。

情感，难道真在生命中占据了如此巨大的力量吗？是的，因为我们为情所苦的人，对自己内心的欠缺，实在太真诚，而且现实。不，这不是外界炒股票、房地产、六合彩的现实。我们将金银财宝都视为浮云，我们把自身爱的投诉，现实到成了我们的股票。哭哭笑笑。

嗳，既然如此，既然我们想、我们沉醉、我们爱，那么这件事情，必然有着它的价值和迷人之处。

不，这并不是太危险的事，天下任何痴迷的背后，都有我们的心甘情愿。它，不可能一无所取——我们也不是白痴。

如果你，或说我们，或说百分之六十的来信——亘古以来的“爱情动物”——而且不太永恒的——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里被三振出局的同时——笑一笑、痛哭三次、想自杀……你不会的，因为你哪里就此甘心地——下一步，再度为了情，又掉了下去。恭喜你，你已经不再是初恋的你了。

于是在一次一次的教训中，你意识到了——沧桑。于是你不知不觉地成熟了，看清、渐悟了情字，是帮助我们脱离苦海，最伟大的老师——加上你的合作与历练。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翼翼地反省，当当心心地利用往事——创造你的未来。你不再失足，但是爱的火花升华为一种伟大的情操：你为了爱的能力而去付出，你的回收只是使命的升华，而不是那小鼻子小眼睛，再加一条短短的绳子——想绑住一个在你床柱子边五公尺的囚犯。

做一个囚犯固然痛苦，那看管囚犯的牢头，其实不是更苦吗？

让我们在这情天恨海中，舞一场漂亮的探戈吧。舞呀，舞呀，曲终人散的时候，你如果舞得出神入化，你会发觉，怀里的人自由了。你也自由了，释放了，你将是一个“跟自己和平了的人”。

滚滚红尘舞天涯。

等你看见了山、河、大地这些高空大景的时候，你再写信来——两个字——给我，说——成了。

三毛

广告游戏

既然你近年来已不再轻易动笔，却加入了《讲义》，这必然因为你对这份杂志有着那么一份敬爱。

我是一个生意人，很明白，一本没有广告的杂志，在成本上只依靠订户和零售，是太艰难了，更何况《讲义》的纸质编排都使我满意。

可是近来已有三封读者投书，说广告太多，提出意见。我个人方面没有问题，倒是想听听你对此事的看法。

我当你是个朋友，不要因为答不出来而产生压力。谢谢。

林正贤

正贤：

以前我曾经说过，个人每月阅读杂志二十五份以上。那是保守的估计。如果将我在书店中翻阅的杂志加上去，五十本不算夸大。

一本尚可翻阅的杂志，往往因它们做了一些粗陋不负责任的“低级广告”，使我产生反感和成见，就不会买下。

我们看一本杂志中的广告内容，绝对可以分辨出，这属于社会上哪一种思想行为的人在认同它。

我总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机构，是一群对于当前社会形态最能“洞明练达”的类别之一。不然他们不可能成功。

当一种产品在这个社会中被认识、接纳、被喜爱、被人心甘情愿地为它建立口碑、成为它的忠实主顾——之前，诚实的广告，是一种必需。

于是，这就涉及到一项专业：“推广的艺术”。

我个人极爱形形色色的广告。原因很多。

初看任何一幅广告——倒不一定是平面的，广告使我本身知觉到那流转变动时代的个人参与感，我可以由此知晓社会的走向。我当然不会全都去买下人云亦云的产品，但看过之后，我的常识又丰富了一些，而不会使我产生在这时代巨轮中落队的挫折心情和事实。

我看一幅广告，先看它整体的艺术效果，绝不拆开来马虎看看。再看同样的广告，那就局部分析。看看图片、色彩、文字说明、空间安排、尺寸大小、品牌性质，以及这幅广告投诉的对象大概以什么族类为重点。

如果一幅广告使我的视线盯住它十秒钟，还抓不到主题，它就被我放弃了。又如果一幅广告使我欣赏一小时以上，一个星期以上，而我在一个月内还不能忘怀那份真诚的美，我就要按着指标去拜访那份产品了。我去求证。

这就等于一场“心理呼应艺术”的成全。

在广告中，我们可以想见，那群智商极高的广告人，如何用尽心思，以品质保证为他们的信用，而经营出来的“埋伏与引诱”。我叫它广告心理学。

我认为，在心不心理的学问中，最重要的仍是广告良知。厂商分析我们消费者的一切，我们反过来也欣赏他们群体合作推销，同时更享有孤军受击的趣味以及明察秋毫的自我取舍。

这么一来，由这个角度去看任何广告，等于完成了一种免费的游戏。很喜欢。

正贤，常识是一个庞大的迷宫，它不只使我们只针对文章这单一项目，找到出路。还有太多迷藏，躲在四面八方。

广告太重要了，我将它当成丰富生活的一环，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常识加上与时代同步的成就感。

三毛

迎接另一个新天地

导向自由的律令

虽然目前的我对生命茫然无知，对生活怀疑、困惑，也正由此，更需去开启一道属于自己的门。

我的目标是自由，希望能做到“脱去束缚我生命中一切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这对现在的我，简直太遥远了。

有些怨恨语言，却又爱它，一切感觉诉诸语言、文字后，都变了样，总不是原来的面貌，为什么人一定要靠语言来沟通？

此信只有一个目的，感谢老师，谢谢。祝你

平安

学生平戈　上　一九八九、八、三十一

平戈：

“脱去我们生命中一切不需要的束缚”是三年前我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注意到“需”和“须”这两个字中间不同的定义，那么这句话的方向就更明确起来了。

在人类多元化的生活诉求中，什么是必需，已不再是争议的话题。它没有标准，尤其在今日“人人学习尊重他人”的走向中，已不是个大问题。

前几天，一位跟我认识了二十二年的老朋友，相约晚餐，在这不相见的半生里，我们各奔前程，没有刻意见过面。

跟这位朋友的谈话，一拉拉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我说：“想当年我们也是雄姿英发地在做梦，怎么就少了今日这份从容和自由的体会呢？”

他很平淡地说：“当年我们都在池子里呀。”

就因为这一个简单的比喻，我将我的生长过程，做了一份来龙去脉的整理。

我是这样以人为本位开始分析的，不将大自然放进这一个类似的定律中去。

好，我们是人。人在出生以来，尤其是幼年少年时期，很难脱离一般的“成长依靠”而独立存活。在这极受限制的过渡时期中，我们被局限在一种“游戏规则”中。不能轻言犯规。

于是当我们在不可以犯规的情况下，没有太大的可能，不乖乖地去那个水池中，去做池中的鱼。

好，我们要当心，不要变成一条引人注目的大鱼，不然，一旦被池子的主人所注意，赋予我们永远在水中的大工作，我们就一辈子跳不出去了。

在那不出水池的守望期中，我们不疾不徐，我们利用这“守”字，培养自己的潜能。十年二十年，不算太长。

有一天，时机成熟了，我们突然发现，那一池浅水已然不再存在，我们如此自然地破空飞跃出去，看见了广大的天空。在这个变局中，人生的另一步，出来了。那是“守”之后的“破”。

“我明明飞出了水池，我犯了规，可是身边的人不说话、不批评。”

因为我们已然破局。全新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也就得到了建立的空间。

在这破空而去的步骤中，我们必须掌握一个简单的条件——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甚而心有余力。

“当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的拖累时，人们就对我们放心、肯定、漠视。这时候，自由的能力，在一碗阳春面或者满汉全席中的出神入化，已没有了区别。”

好。我们由守而破而化，这三个连贯的过程中，必然已经有所改变。

在这自然的转变中，我们走上了另一个境界——“我不再参与一般的游戏规则，我无所谓。”

我们慢慢在不伤害任何人的自信中，懂得了“拒绝的艺术”，而他人无伤。当我们也受到他人拒绝时，我们又培养了一个沟通的检讨和反省，以及学习绝对的客观。

很平衡地，我们在化过之后，又有了另一番了悟。原来我已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

在这份知觉中，我们看清楚了一份生活的品质。我们升华了。

“人为物累、心为形役”的无可奈何已成过去，那处身囹圄中的我们，被自己释放出来。我们内心的宇宙，如此饱满丰富，而对于外在的情、爱、名、利，也并不看轻，但是已不再是它们的囚犯了。

在这个饱满的品质秩序中，我警惕自己：不要太满、不要执著，不然又不自由了。

好。我将自己的生活，不必特别看守太牢稳，我因此可以空出一些地方来透透气，给自己更大的空间。等于是我舍弃，为了迎接另一个新天新地。但不刻意。

这希望是接近了参破。这时间我意识到，我已没有了“游戏规则”。门无边为之法门。不设规则，又怎么谈犯规呢？

在我目前的生活中，我滑出了自由而不规则的舞步，包括那“导向自由的律令”都不再是一个僵硬的目标——我无求。

可是一般性的工作，就去做呀。不必逃避它们嘛。安安稳稳地负责，并不累人。

朋友，这不过是交换心得而已。说不定，“我的阳关道，正是你的独木桥”，“你的巧克力不巧恰是我的砒霜”。自由和束缚的解释，人人都有说词。

“量材适性”这句话，我们都了然的。对吗？

三毛

逆境来临时……

我很兴奋也很激动你在《讲义》辟个专栏。在《闹学记》的前面你父母为你所作的序中有了初步认识，你是那样健谈、大方，具有亲和力，到过很多国家，认识很多国度不同的朋友。因此讲义三毛专栏所回答的问题，一定更为实在丰富，在此为你打气加油。

不知你对推销员了解多少？这个暑假我在一家录音带公司推销整盒的音乐产品，这对于本来喜欢音乐的我，无非是一项好事。但由于工作上所遇到的挫折，加上本身个性所造成工作的“心态”不良，因此常在团队中拖累大家，自己认为已经尽力了，但业绩总是不良，或许我还有潜力，但我实在不知如何发挥，这可能是自己的心态所造成。一位推销员心态的影响非常大，它往往决定推销员的气势，有了气势，才会对产品有信心，面对挫折所受的伤害也愈小。在此想请问三毛大姐，一个人的个性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能培养好的而去除坏的？（这里的个性并不是习性）当你处于逆境时如何化险为夷呢？两个很笼统的问题，希望能透过三毛的丰富人生有确切的回答。先谢谢你。　祝

教安

李之未　上　一九八九、八、二十八

之未：

在我尽心投入一件工作前，我不会贸然。

以我的个性来说，如果自认在一件事情上尽心尽意，而没有成绩，我会放弃。

我赶快去试试其他潜能。然后将它发挥出来。

一个人的个性和生理基础，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我的个性由基本上看来，一生掌握住了大方位，并没有绝对的改变。

可是我的“习性”，常常在“检讨自我、分析自我”中，改了太多。

处逆境时，以目前的阶段来说，我一定安安静静地解剖造成逆境的原因，再把原因和自己本身“对位”。我会发觉，逆境大半是自己无意中造成的，错不在他人。好，我修改自己。

在我们的一生里，什么关卡要冷静停止、什么时机当放手一搏，都可以清楚的，如果我们肯去“客观地观察、思索、行动”。

当然，“停止”，也是一种行动的解释。

个性的修改，也不这么难，你我如果能够把自己做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界，再加上实践的同步，是很有可为的。

在我的逆境来临时，是我生命力量最具战备状况的大好时机。哦，又可以去打仗了，真好。

三毛

生活比梦更浪漫

人生大梦

我是位十六岁的女孩，不过，我可以自大地说我的心智很早熟，很多年轻朋友爱做的事，我都很少接触。国中毕业后，原本满怀雄心大志的我，却因落榜休学一年；这一年我没去工作，却活得生不如死。其实说来话长，倒不如谈谈你吧。

每隔一段时间看你的作品，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有时甚至激动地流泪，为什么你的文字看起来淡泊却含有那样丰富的感情？是洒脱？还是……

我觉得你不像那些拼命往上爬的人，等爬高了，爬累了，才回过头吐出一肚子感言，你根本就像活在小说里一样。说真的，往往那些特别爱沉迷于梦幻之间的人，才最懂得现实。

我在想，你似乎对自己还保留了很多，而那些如果不是你懒得写，便是文字无法形容。其实也不一定要把自己掏得干干净净给人看，一个人怎么活，那是他的渴望，别人是无权品长论短的，不是吗？

我自认不是个好教徒，但我确实百分之百相信上帝的存在。这并不可笑，告诉你吧，这是我从艺术中悟出的道理。我已经决心把未来的人生奉献给艺术了，对我来说，那是仅存最永恒最真实的东西。我的心早已死了，是这世界的不完美害死的；既然心死了，何必活着？这就是重点了，因为上帝不许我死，如今死了的心除了做心还没死的人不爱做的事外，还有什么呢？

我的野心原先很大，但一死便什么都不想要，人生百态嘛，我也看烦了。返璞归真，活得纯真才是我想要的。该说我是个无奈及逃避的人吗？我好想找个地方隐居，我不想结婚，却希望有个英俊并和我有同样梦想的男孩在一起，不为生活、孩子之类的实际问题烦恼，但我知道这样的人太少了。我有一个荒谬的理想，想征求你的意见，如何？

我打算好好学欧洲各国的语言，然后到欧洲、美洲去旅行，我没有钱，但我不想当有钱人，我只想一边旅行一边赚旅费，偶尔在孤独时奏奏音乐作作画，徜徉在大自然里。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我早已看透了那人为的假相及束缚。我只要能不饿死、冻死就满足了，睡哪儿都无所谓。而且我希望在三十五岁以前死去，因为我要的日子是不为后半生做打算的，我无法承受中老年后无家可归无事可做的状态，并且我可能不回台湾。

说到这儿，有个实际的问题想请教你：除了结婚及留学之外，怎样才能一直待在国外，不用几个月或一年就飞回台湾，因为我可能会从一国到另一国旅行，不能说回台湾就回来，而那样的签证要如何办理？比如说我在法国待三个月，又到西班牙旅行半年，我既不可能办观光签证，又不能在那儿念书，那外国如何会让你居留呢？

我的问题很可笑吧，或许这也是一个梦，但我会尽力去实现。写到这儿，不增加你的负担了，希望你能跟我通信，好吗？

愿神祝福你

育如

育如：

你的青年人的大梦，实在太可爱。不过，一个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配讲悲伤。一个每遇挫折都要痛哭的人，还是不必三十而立了。当然，我们的承泪力是不相同的，你可以有理由哭。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说：“我的心早死了。”又说：“都是这世界的不完美害死的。”果然是一个十六岁的人讲出来的句子。恭喜你，你仍会有好多其他的名言，在三十一岁时，必然讲得出来。不要生气，等你十七年以后，再生我的气不迟。

你说，人生百态，看烦了。

我说，我比你大了一倍多，怎么“尽在书生倦眼中”的我，还只是倦眼看着而舍不得阖上呢？

育如，你有好多人生大梦，怎么不挑一两样走进梦中，去品尝那好梦成真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在你信中，我看不见你的早熟里，明白“现实生活、柴米油盐”中最厚实的意义。这没有错，真的。你懂得的倒太早了。

你的理想都很轻，正因为你年轻。这很好。

育如，我没有看不起你，我只是略带微笑地在想象，那三十五岁以后的你。

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育如，你的潜力非凡，因为你肯思想。这是最可贵的人生至宝。

三十五岁以后，正是人生巅峰时期的出现，怎么能放弃呢？至于说老，那等于是我们一生“收获大季”的来临，太好了。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堪。

至于说你想周游列国，不要家庭、不要固定的职业，不要在一个地方居留太久，不要有小孩……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都是目前心态下、有其原因的“不要”。我猜你，被那升学的压力给镇住了吧？聪明如你，不可以如此小儿科的。

育如，人不能没有梦。年轻人特别有权利做梦。可是许多人都不能算年轻了，仍然把梦想和理想分不清楚。

梦想，可以天花乱坠，而我们怀抱这种心态，无情苍天都被我们的想象力弄成下了花雨，而我一朵都不拾，也不感到悲伤。

理想，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坎坷道路，我们要得着这条“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得一日一日慢慢地去走——踏踏实实地去走。在里面付出汗水和眼泪，方能换得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

生活比梦更来得浪漫。如果我们懂得做一个凡夫俗子，那刻骨的滋味也就为我们大张筵席。在你的年龄看来，或说我的十六岁，哦，不过家常小菜嘛，其实滋味不凡。

至于说旅行，那就去呀。不要来问我怎么办、怎么办，亲爱的育如，我走了五十九个国家，都没有问人吔。你自己去做自己的闯将，可以的。只要你心不死，做什么都有希望。当然，不向父母要钱。

三毛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亲爱的青年朋友：

有关出国留学、游学、旅行、观光的来信已经积存好多封了，看见青年朋友满怀梦想的来信，心中总也很受震动。

虽然来信的内容形形色色，归纳起来，结论却只有一个，就是问号、问号又是问号。嗳，真好。

在这儿，我想讲一个故事，作为这一切有关出国问题的总答。有一年我在巴黎，向一位能讲英语的法国人问路：“请问，由这儿走路到蒙马特区要多久？”那个法国人说：“那你就走呀。”我又问：“请问，由这儿走到圣心大教堂要多久？”那人又说：“那你走呀。”我再三地问他，得到的回答都一样令人费解。于是我叹了口气，看他一眼，转身大步走了。没等我走完五步，我听见有声音在喊：“喂，回来回来。”我呆住了，盯住那人看。这时那个法国人说了：“好啊，以你这种走路的速度，从这儿到蒙马特，需要一小时三十分左右。”

为了证实这位指路人的话，我那天的步子，就保持着大步走的速度，结果，费了两小时又二十分。主要原因出在，我花了五六次的停顿，用来看地图，每次十分钟。

亲爱的青年朋友，我们的能力不相同，在国外遇见的困难也不会相同。我们的性格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会相同。我们的目的地不相同，怀抱不相同，对于经历的创造、取舍也都不可能相同。因此实践的过程中，我的任何建议不见得对你有益处。

人在外邦走路，“胆大心细”是必备的条件。将那逆旅当做顺境，将那五分苦比做七分乐，将那七分苦比做十分苦的减法，还赚了三分不苦。就算初到国外，什么都不能适应，我的秘诀就是拿“死”字来当后门，大不了还有一死，怕什么。这么一来，不但死不了，反而活得不亦乐乎。

生命的乐趣是靠自己去创造的，小小挫折正是柳暗花明的最好解释，实在不必担心自己承受不了。

我的看法是：近年来我认识的那群出国的青年朋友，最大的损失就是钱带得太充足，反而失去了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金钱运作经验。可惜。

三毛

我字典中最重要的两个字

春蚕

刚把《多情应笑我》阖上，不肯死去的心承载着疲惫与情爱，又是一则千万人中似曾听说的故事：女孩被强暴了，男孩不计前嫌地爱她，她回复同等的爱及等待；等了五年，等到他父母首肯，他却在结婚前将积蓄赌光，理由是为了让她过更好的日子。他请她再等两年……她三十了。她美丽善良，可惜命运多乖；他忠厚诚恳，可惜意志力不坚。

故事没有结局，岁月却不停地流转。

它不美丽，却很真实。

眼泪凉凉地淌在枕头上。夜，却无论如何也不肯走远。

平凡女子　七十八、十一、九

亲爱的平凡女子：

你知道吗？在我的字典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字，一生不可或缺，就是——担当。

当一个人，承诺了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改变心意，那么这一方，也就不改。

就因为这种观念，我不轻诺。绝不。

世界上善良的人很多，自制力强的人也很多。相对地，意志力薄弱的人，也同样满街都是。

对于某些守不住自己欲望的人，在金钱的爱欲上，赌博很可能成为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这种以为自己一定赢钱的心态，实在乐观得接近幼稚。再说就算手气好，赢得了全部，却等于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这种方式，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

自己犯下的错误——误了婚事，叫对方再等两年，就是嫁祸于人。没有担当。

诚然，爱，是无怨无悔的，上面讲的只是理念，不是爱。如果你爱他，你还是会等的。

至于一个女孩子被强暴，并不造成她人格上的污点，她的身体，也仍是干净的。这种观念很普通，请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将成为本身条件上的欠缺。

至于说，爱你的男朋友，不必把这件事情以——我包涵你的曾被强暴来证明我对你的爱。女孩子也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感激对方。

春蚕到死丝方尽，就是你这种人。

三毛

你得把它当情人

我知道您会蛮多种的语文，却不知您的学习过程是怎样？我今年已高三毕业，读的是基督教学校，六年来的英文基础并没有打好，只因痛恨英文老师。其实现在想想，那是一种曾经的幼稚，也是现在的损失。

目前我在出国升大学的补习班补托福，准备两年内出国，但难过的是我不晓得如何使英文进步，也难以适应没有基础下的填鸭式补习，然而这都是必需的。所以我想知道您的学习过程，或许您的精神或方法可作为我的参考，能否说得详尽些。

亲爱的三毛阿姨，请您好好照顾自己，也希望您快乐。祝您

在心中

朱慧绮敬上一九八九、十一、二十一

亲爱的慧绮：

语文是人类之间沟通的第一要素。如果你要念好语文，在心态上一定要以——爱人类，为基本出发点。

我从不将语文当成平面的东西，我将它们看做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活的。我的外语不好，不过，跟人沟通没有问题。

在能够开口之前，我当然还是依靠老师、书本和录音带，一天大概付出十六小时，如此短短一年，就去利用环境将自己的语文更加生活化、立体化了。

在中国，我们学习语文，往往十二分注重强记和苦读，却比较忽略彼此的交谈，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书本是一种方式，交谈是另一种更加富于人情味的活泼学习，两者混合起来使用，那份事半功倍的成绩，是明显的。

当然，在任何一场谈话里，我们除了字汇的使用之外，本身的内涵也是极重要的。这倒不是只有外文，在中文交谈里，也是一样。

我并不认为填鸭式的补习方法是必需的，那只有使人视语文为苦刑。久而久之，不能使人心动的东西，当然会被放弃。它太僵化了。

我们进入任何一种兴趣的原动力，绝不可能是为了应付考试。我坚持，人的一切出发点都是——热情。

革命的热情、恋爱的热情、追逐金钱的热情以及学习的热情，在基本上必须存在、燃烧，才能够产生推动的意愿和力量。

对待语文，我们非得把它当成一位热爱的情人，怀抱喜欢亲近它的热忱去对待它，不然什么方法都没有力量。对待情人，只会默写文法是不够的，“你得开口”，以种种的句子，告诉对方，你在爱着他。

三毛

一位新疆女子的来信

三毛的嗜好

我估计我是第一个和您认识的中国最少的少数民族——新疆的朋友了。

我想认识您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非常喜欢您写书的文笔。第二，您在书上曾提到有段时间您在学习绘画。第三，好几个同学都说我平常的所作所为很像您（我不知是否真的那样）。因为我在这里经常不符合大众要求，很出格的，详情我以后会再细讲（当然那得有机会能认识才行）。总之，我硬着头皮把这封信发出去。

新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和您去过的地方都不同。如果您能对新疆的风土人情感兴趣，能有机会来新疆游玩，我会非常高兴见到您的。在这里人们都讲各种民族语言，我可以给您当翻译，我会讲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克尔克孜语、达干尔语，加上汉语，所以由我来给您当向导不成问题的。真挚地希望您愿意认识我，并且能来此游玩、观光。

对了，忘了最重要的一句话：“我非常敬佩您！”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对，祝您快乐。

中国新疆人　芙列娜一九八九、五、九

列娜，你好：

你是我知道的第四个新疆女孩子。

至少我们性格中异同的地方，只要是人类，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的。书中的三毛，并不是我的全部。

我的嗜好是看书和旅行，你呢？

谢谢你的邀请，恰好我刚从新疆回台湾。新疆的确非常独特，同胞们对外地去的旅者也十分友爱。

让我也祝你快乐。

三毛

樱花恋曲

您好。我只是个平凡的女孩，但却没想到竟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一份不平凡的恋情——异国之恋……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日本男孩，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虽然他在日本，我在台湾；虽然我们一年只能见一次面，虽然我们只靠鱼雁往来，或是越洋电话……但我仍心甘情愿地爱他、念他，眼里再也放不进其他男孩……多少次我告诉自己：“没用，如此执著下去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可是怎么办呢？放不下就是放不下……

亲爱的三毛，您曾经也有过这般的体验，请告诉我，如此的执著是否值得；如果我们想厮守一生，可能吗？请原谅如此愚昧的问题……但是我真的需要您告诉我该怎么办？祝

好

玲儿敬上　一九八九、九、十二

玲儿：

让我在这里跟你讲一个故事。

有一年，我的一位异国朋友第五次来台湾看望我。我们一同去了台北市万华区的龙山寺。

在拥挤的人群里，我将背包往朋友肩上一挂，说：“看好袋子，我这去跟神讲讲话。”

求得了一支签，我和朋友一同去领签文。我说：“答案出来时试试看押韵翻译给你听。”

朋友见我一排一排数字找过去，就说：“问了神明什么事情呀？”我说：“婚姻嘛。”接着用小长签棒子轻轻敲了一下他的额头。

朋友听见问的是这回事，笑得伤感。他说：“也不必去找答案了。你这姻缘一时未到。”

我问他：“你怎么说？”

他说：“婚姻是人生大事之一，如果当事人自己心里都不明白，难道神明比当事人更应该了然？”又说：“反之，如果你对这件决心已经一清二楚，还会再来求神拜佛吗？”

我说：“兄弟料事如神，果然如此。好，我们去吃木瓜牛奶吧。”

玲儿，对于你的来信，等于没有回答，实在对不起。一笑啰。

三毛

简单人物

我是您年前到过的苏州的一所大学（前身是东吴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您在大陆印刷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了，也算是一个“三毛迷”。阅读下来总的感觉是您不太像东方女性，大约是受西方文化熏染的缘故，引用傅雷先生（大陆一位杰出翻译家甚至教育家）的话说，“如果东方的超脱、明哲、智慧与西方文学的热烈活泼、大无畏精神融合在一起，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的出现”，虽然他说的是文学，但用来概括您个人的文化品位亦应如此吧。

我正在写毕业论文，题目是《论三毛》。

估计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已是我们民族的春节了。台湾的习俗大概是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围坐在火炉边“辞年”了吧。好像还有“初一早、初二娇”的民谚。

希望您能给我的论文写作做些指导。

平时不写繁体字，大概写错了不少，好在您也常写错别字，想必您会原谅我的。祝您

健康快乐

苏州　刘伟一九九○、一、八

刘伟：

三毛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她的作品更是简单。这种题材不合适拿去做论文的，因为难度反而高。你以为呢？

江西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过一本集子——有关三毛作品介绍分析，你或可去翻翻看。那本书，是以少年人为对象的。写得非常中肯。

我没办法对你的论文做指导。想来你是明白这句诗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简体字我也可看。不拘繁简。

谢谢你的友情。

三毛

不许向恶人妥协

自然的箫声

我今年二十五岁，在屏东乡下有份固定的工作，这里空气新鲜、人民淳朴、生活悠闲。每天早上，可以打一小时篮球，在回家途中吃一份不超过十五元的早餐，回家冷水淋浴一番后，走十分钟的路上班，与工作伙伴相处愉快，工作也顺利，晚上回到家，太阳仍未下山，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听音乐、看书、学外语，有艺文活动时，也都会参与。偶尔星期假日知心好友一两人相约去郊游健行。

这样的日子真好是不是？

但是周遭亲友包括我的父母在内，认为我个性太保守，只想待在乡下地方，不肯去大都市发展，在他们眼中，我好似没有用的男人。

我从不认为平静的日子不好，自认有个干净而安详的心灵，书和音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物质外在的享受我一点也不爱，但这个社会根本无法容许二十五岁的男人有如此“出世”的想法，可是我已走上这条“不归路”，将来我还会继续走下去。三毛，能告诉我您的看法吗？祝

好

仁心敬上　一九九○、五、三

仁心：

你的表达能力真强，短短一日的平常作息，被你描述成为一章田园诗篇。

你的书信充满着对生命的欣然与满足，这是因为它的发源地来自你灵魂深处那欢悦的一角。真的，这种日子实在是太好了。

收到这样优美的来信，心里好似被一阵微凉的晚风吹过。我亲爱的朋友，谢谢你送给我们这幅安详生活的图画。

至于说，别人如何看你，那与我无关。

而我又对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想，你是一位生活大师。

你是——自然的箫声。

三毛

面对挑战

当我开始提笔写这封信时，我已经做了决定，心中平静，但我仍忍不住要向别人倾诉，多少年来，我独自一人走在人生道上，所有的苦楚莫不化为泪水往肚里吞，可是，这次的困境不似从前咬着牙就能过去，他的逼迫、他的骚扰，使我尝到身不由己的痛苦，我屈服了，却有千个不甘愿，但，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我父亲是个赌徒，他的一生就输在牌桌上，也许，他没有想到，连我的一生也被他输了。一个月前他车祸去世，起初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的家今后不会有不三不四的人出入及打牌了。可是，哪里想得到，父亲欠了一些人的赌债，有些债主看我们姐弟三人孤苦无依，无亲无故的，更念在我是国立大学的学生，也不跟我讨了，有些则要求对折分期付款还，只有一个债主，苦苦相逼，原来是居心不良，要我下海为娼。天哪，好歹他也是看我们姐弟三人长大，搬了无数次的家，他总是会出现在我家里打牌，竟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做“厚颜无耻”。

他不断地骚扰我、威胁我，甚至说若我不答应，则去跟妹妹说，听到这，我实在忍不住了，他抓住我的弱点了，我没法子反击了。

高中时就被爸强迫和他轮班抽头，当同学都进入梦乡时，我却必须从半夜十二点一直站到四点，还要去买早点回来给那些“伯伯”吃，然后睡一个小时，又匆匆忙忙叫弟弟妹妹起床上学，我到校时，无法早自习，一坐上我的位置就想睡觉，升旗也不参加，同学对我都是轻视多于同情。后来我把家中情况告诉一位好朋友，她起初是同情，后来也是疏远、轻视。高中生涯就这样孤独地过完。

但，事实上我是很少怨天尤人的，我坚信“天助自助者”且绝不向命运低头，况且我有最亲爱的弟妹。我们三人早已同心，共同努力奋斗，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希望，依我的条件明年毕业即可找到一份优渥的工作，找到一个好人结婚。但，如今，所有的梦都碎了，我必须生活在阴影下，到一个弟妹不能接受的地方，想到此，活下去的意义一点也没有。

不知道还该写些什么。有时候会羡慕妹妹，至少她有我可以依靠，可以撒娇，而我呢？却独自承担起这一切。天上的父，是否抛弃了我？

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以后要回到他的老家去看看，他生长了二十五年的苏州乡下，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如果我去了，表示不再恨我父亲。

下海，我的一生就结束了，也许债还清了，就跳入河里，让河水洗清我这个人吧。

三毛，人的生命并不是全操在自己手上，是不是？再见了，谢谢您。祝

平安喜乐

无名氏　一九九○、四、六

没有名字的妹妹：

看了你的来信，实在很痛心，在这种关节上，你居然忘记了常识的重要，你几度在信中向这个逼迫你的人屈服，完全不懂得冷静保护自己，就预备去向命运低头，你的书白念了，你的智慧又在哪里？

我说了你，对不起。以我的常识来分析这件事情，它仍是可以处理的，“你不可能去下火坑”。闲话不说，我们来分析：

一、快向地方法院具状申请“抛弃继承”，不是你单独一个人，包括你的弟妹在内。这必须假设你的父亲尚有遗产可言，不然光是抛弃债务而无财产可弃，便于事无补。申请“抛弃继承”必须在亲人死亡两个月之内。这一条对你好像用不上。

二、向你居住地的警察分局刑事组报案。你必须提出这个逼迫你的人事实威胁的证据，例如说：录音带。

录音这件事情现在很容易，市面上有一种极小的录音机，下回那个人再来骚扰你的时候，注意，往这个方向讲话，引他明明白白地讲，暗录下来。

当你向警察局报案时，缴上去的不只是录音带，最好再将录音抄一份书面记录同时附上，这样警局处理起来比较快速。

你的弟妹可以是证人，但因血缘关系，他们的证词，可信度在法律上会打折扣。

市面上也有一种录音电话，操作简单。你自己看情形要用什么方式，确实掌握住对方的谈话内容实录。

三、债务纠纷，但看借据，口说无凭，再说又是赌债，一般来说，这属于“民事”。欠债还钱在法律上有着一定的程序和步骤。“迫良为娼”却是刑事，对方以这种方式恐吓你，等于对付一个无知的文盲，恰好造成了你控诉他的条件——你们不但快拉平了，你还略胜一筹。

以上讲的都是法律。很遗憾的是，如果对方不尊重法律而对你使暗的，那就麻烦一点了。

我们先不要悲观，走一步算一步，不可以屈服、不可以懦弱、不许向恶人妥协，也不要害怕。

亲爱的妹妹，我没有说太多同情你的话，只为了那是徒然。勇敢起来，面对挑战，发挥你的潜能，注意健康、擦去眼泪，现在你需要的不是上天，而是位律师。不要去街上乱找律师牌子，请再来信。不要担心律师公费的问题，总之不要担心。如果你有可信任的律师，就请自理。

妹妹，人间还是有着温暖和友情的，不可以自弃。谢谢你来信给我，期待你再给我报个消息，以免悬念。爱你的姐姐三毛再噜苏一句：“不许妥协。”这种屈服轻于鸿毛，值得吗？

三毛

三毛再次写给“无名氏”的话：

请告诉无名氏（七月号无名氏小姐）千万不可以下海，请告诉她，天底下曾经负债累累的，不只她的家庭，再多的债务总有还清的时候，只要全家一起努力，这正是试炼自己的时候。下海的女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好下场的，不是沉沦不能自拔，甚至因情欲焚身而丧生情夫刀下，即便从良，依然为人不齿，请无名氏要多加考虑，人生只有一次，不能重来啊。知识如果不能让无名氏坚强，那么以她的情况，可能还有更多的苦头要吃。顺祝

平安

一个曾经想下海，而如今活得自在坚强的女孩，给她由衷的祝福

三毛

做一个秋千架上的小英雄

保持自身心态的平衡

救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妈离家出走了，老实说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当然，我爸打我妈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知道“爸爸会打妈妈”。过年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妈妈又出走，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回来，也没打一通电话回来。

而爸爸也因为妈妈不在家，每天不是出去喝酒，就是在打麻将，都不做事（他不知道妈在哪里），回到家总看不到他人，只看到二妹在家，我觉得爸爸没有责任感，难道日子就要这样过下去？

我目前是个国四班的学生，现在是我最重要的时刻，我不希望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但是总抑制不住自己一直去想这些问题。祝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Simbel　一九九○、二、九

由于家中订阅了《讲义》这份优良的杂志，得以知道您的讯息，心中万分喜悦与满意。曾经许多次我与父亲处于冷漠的状态下，他曾在我与哥面前打我所挚爱的母亲，甚至拿刀要砍她，也曾经想拿领带勒死全家，所以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您也可知道一些了。虽然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在酒后失去理智的情况下。

记忆犹深，在我小学三年级时，他经常酒醉殴打我，年纪尚小的我，只是惊吓与无助。而国中时，父母三天一大吵，五天一打架。在国三那年，父亲与母亲大吵一架之后，原本以为风波平息了。但接到一通电话，父母亲便着衣外出了。在家的我及哥哥都深深担心他们是否会在外头吵架，时间由晚上七点多等到十二点多，外头是风雨交加。后来，我听到外头有车声，赶忙到阳台看望。却看到父亲从自用车走出，没有母亲在旁。我心冷了，有说不出的惶恐、担心。当他进家门之后，只是睁着通红的双眼，向开门的我说，他对不起我妈……说完便哭了。我已遗忘当时自己是如何奔出去的，在深夜中，在风雨中，我叫着我妈的名字，望着每一条空荡的大街小巷，深怕妈妈会被人欺负、被人抢劫。但又能怎么办呢？回到家中，那个“父亲”已呼呼大睡了，我好想杀他，打他，踢他。

小庄　一九九○、二、四

说真的我要求的也不多，只不过希望我爸别再沉迷于六合彩，我妈也别专注于股票行情，回头看看她们的儿女，何时已将曾有的笑容收藏起来，昔日的幸福早已随风飘散，伴随我成长的是一个空寂、冷漠的家。我多么盼望自己在上班、上课，疲累了一天之后，能有个“像家”的家，等待我回去享受天伦之乐。如今三两天不碰见他们，早已是常事，我真的想问他们究竟关不关心我？

在别人眼中我是个懂事又认真的女孩，却没人看出我满心伤痛，真觉得好累好累。亲爱的三毛，我并非别人眼中乖巧、懂事的女孩，在我内心深处，我真有点想“自暴自弃”，既然家人不在乎，我又何需那么认真地安排我的生活呢？不争气的眼泪再次潸然落下，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做，才会让我心平气和、顺理成章接受这些“不会变的事实”，让我的心好过点？祝

平安

宝贝　一九九○、二、二十一

各位亲爱的少年朋友：

在这儿我想讲两个真实故事作为答复各位来信的序幕。第一个故事是十五年前我在欧洲报纸上看来的报道。

一位初做母亲的英国妇人，在婴儿出生以后的三个月内，抱着孩子跑了六十八次医院急诊室求救，而她的孩子不过是哭了一下或打了喷嚏而已。英国法院对于这位母亲的裁定是：将这位婴儿交由托婴机构代养，不再属于她。法律褫夺了一个人做母亲的权利，理由是：此位妇人欠缺照顾孩子的能力。

以上那场判决，令我再度印证了一个观念，教养儿童和少年，不但是父母的责任，社会也有权利。

现在我们将另一个故事拉到台湾来。散文作家亮轩，有一年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捡到一个走失的小孩子，孩子在深夜中大哭。亮轩将这个孩子抱住，安抚他，叫他不要惊慌，孩子不哭了。这时候孩子的爸爸找来了，上去就给了孩子一个重重的耳光，又喝令小孩跪在石凳子上。亮轩去请来了警察，警察也没有办法。亮轩跟那父亲理论，结果那位父亲指着亮轩痛骂，叫喊：“我的孩子要怎么打是我的自由，你少管闲事。”

我们再来加一个故事：三毛的朋友不争气，夫妻两人一天到晚吵架，有一天深夜里，接到电话，那边哭得声嘶力竭，喊：“阿姨快来，这一回爸爸妈妈要打死了。”三毛赶去不是为了劝架，而是想带走那饱受精神虐待的孩子，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大人至今仍在打闹中度日，孩子不放手，继续在伤害中成长。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各位的来信对我并不陌生，这类“不负责任父母伤害子女”的哭诉，十五年来在读者来信中占了五分之一的比例，我从不找那些已经无药可救的父母去谈，我跟孩子们做朋友，当面谈许多次、许多年，直到他们进入平稳期。

在这场人生里面，我亲爱的朋友，最重要的生活密码，我认为是本身心态的均衡。好，我们假想生活是两种必须玩耍的游戏运动器材，一种是秋千，一种是跷跷板。

跷跷板一个人不能玩，我们无可选择地只有让生活中的父母、手足、同学、老师，以及社会上与我们共同在大环境中的人，坐在对面。

于是，我独自坐在板的这一边，很孤单的，而那一边上来的人，很可能因为体重的关系，一来就将我弹到空中去。这时候，我们不能要求对方减肥，减成与我们并重，而对方也不肯把脚松一下，放过悬空的我们。我们只有用智慧去对待这场游戏，想出办法来，使我们平稳落地。跷跷板的情况很多，各位其实在生活中都坐在一块板上，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比方呢？

另外一种游戏是打秋千。这可以是独立的，推着秋千跑几步，跳上去，自己用脚蹬。秋千也可以是他人在我们的身后推，一次两次三四次，把我们推得大幅地摆荡起来。那些推动我们的手，也就是家庭、学校、社会的代名词。

亲爱的朋友，在人生的开始时，我们大半都在打秋千，等到学会抓稳的方法时，才能跨上跷跷板，试试看自己能不能与他人平分秋色而不受伤害，进而共同创造美满人生。

话题终于绕到各位的来信内容了，亲爱的朋友，在没有“健康爸爸、健康妈妈”的情况之下，就不必去要求父母陪你们坐跷跷板——他们欠缺能力。这种父母会把你们拖下来使你们失去平衡，不要理会他们了。你只有坚强地踏上那属于你的一块小木板，去做一个“秋千小英雄”，这个过程中，父母并不帮忙推你。

在别无选择之下，只有不要求打架赌博的父母给与合理的爱；他们连自己都爱不好，又如何懂得爱儿女。

其实，在一个和平有礼、高尚祥和的环境中生活，是每一个人，可以向家庭、社会要求的权利。很可悲的是，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我们的权利变成了梦想。在这不得已的情形下，我们只有以“反求诸己”来求取内心的健康。

许多年来，每当见到在行为上特别平和的人，我总会去问一问他们成长的过程。除了资质特优的人以外，一般智力，但是表现优美的人，大部分都会告诉我，说：“我是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才变成现在这种样子的，我相当珍惜目前的生活。”

我也见过一些始终自暴自弃的成年人，他们直接伤害家庭、间接伤害社会，而他们的理由却相当慎重其事：“你知道，我受过一次很大的打击。”我问：“只一次？”他们说：“一次难道不够毁了我吗？”我看着这种人，不再说一句话。

亲爱的少年朋友，人生的取舍与好坏，说穿了十分简单，不过是一个“决心”的问题。一次决心崩溃，不要拖到一辈子，伤口好了的时候，再下一次决心。三次痛下决心以后，你应当对于人生的方向有了“生涯归纳”。虽然命运无常，可是无常的变化，你将不再视为畏途不去迎接它。

磨练这回事情，就如同风雪中的梅，愈冷它愈开花。逆境，由这个角度看过去，也产生了意义和光辉。

我亲爱的少年朋友，千言万语的叮咛，其实比不上一个了解的拥抱。在拆阅各位来信到现在的好几个月里，我一直把各位悄悄抱在怀中，没有出声。请原谅我迟了的回信，并不因为我在旅行，而是，我一直在想，想怎么字字斟酌地向各位表达。好，现在写了这封信，我的手又空了，如果各位喜欢，欢迎投入我张开的手臂。谢谢亲爱的你，告诉我成长的艰难，谢谢各位让我分担。有心事，再来信给我，请不要犹豫，三毛姐姐爱你们。我们不孤单。

三毛

如何面对婚外情

婚外情事件

您好，恕我直切主题，不做客套。

我和先生结婚十年，婚前交往三年，三年中先生每天一封信，无日间断，见面时亦然。当时我不曾对他的在外行为有过丝毫的怀疑与追究。因此当今年初他自承另有爱人，时间也近十年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情深义重的人，在与我结婚的同时竟另谱恋曲。在一整晚的翻江倒海后，觉得一辈子的泪都已流光了，心里的悲哀与受创，无语能形容。十年不是短时间，我竟无知、愚昧至此地步，自以为天下第一幸福人。先生直问：“难道你就容不下她？”“难道就不能包容，非要逼死她？”岂是容不下她，实是容不下我自己。我自云端跌落，浑身是血，已无力自保，何能逼死她？我不愿在这污秽的环境继续下去，我要离开。第二天我留书表明宁缺毋滥的态度求去后，外出缴纳当月份的房贷与会钱。回来时，先生已看过留书，以为我走了，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表示从没想过会失去我，事情在一天一夜内明朗，也在一星期内花了钱解决，如今一切烟消云散，回归平静。但在我内心的痛，还一直持续着。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什么“走过婚姻”“再入红尘”的，但还是不能平静。是不是也请您拨空在《讲义》杂志回我几语，以醒我失心之苦，于此深切期待。言语杂乱，敬请原谅。敬祝

安好

亦云　一九九○、六、四

亲爱的亦云：

“婚外情”的来信在我以往十数年收信比例中来说，占去了四分之一强的统计，这一回我们不再只是以“重建生活”作为方向，不如更积极地来面对这件事情。

在这里我想借着一个小故事来开场。

多年前，我的先生必须离开加纳利群岛回到西班牙本土，去接受十九天的“深海潜水”再训练。那是我们相识第十一年，结婚四年。先生邀我同行，我为了省路费，不肯去。在那分别的十数天内，先生每天与我联络，回家后却直接告诉我，他结识了一位女孩子，接近陷入情网，又说：“要不是结了婚——”

我的第一反应相当复杂，个中滋味包括很深的自责。我的行为反应是投入了他的怀中，不能说一句话。

三个月以后，我看先生常常黯然，却不再提那个女孩子的名字，我内心的痛楚和歉疚更深了，因为对方是一位对我丈夫也付出了真情与热爱的好女子。后来我诚恳地问先生，要不要我回台湾一年，让他们两人在生活上相处一阵，如果他们美满，那我就自寻生路。一旦他们因为了解而分开，只要先生一个电报，我就飞回去，我还是要他。又如果，三个人一同接纳观念，亲爱相处，那就三个人同时下决心做好亲密朋友、家人和爱侣的事实，真诚相待，不分彼此。

先生听见我提出如此的处理方法，哗一下扑上来，抱住我流下了眼泪，当时我也哭了。一年以后，我们坐在阳台上看秋日海水的夕阳，我摸摸先生头发，问说：“还想她吗？”他略有所思地说：“那种爱情，属于一霎永恒的完成，难忘。至于说我们之间，生活的恩和情扎得太深，天长地久了。”

两年后先生溺水过世，我一个人默默生存。有一天我在家中种菜，院子外面出现了那位女孩子，我滑掉了一大包手中的玉米种子，向她奔去。我们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后来我先生至爱的朋友，一位摄影家要求接纳我，我却将这位好女孩介绍给他。他们结婚了，得了一个小男孩，取了我先生的名字作为纪念，孩子喊我：“中国妈妈。”

亦云，我将这个故事中四个人的情操，请你，以及读友分享。如果当年我与先生的结合，不是双方都已在人生里出生入死地历练过，我们的处理不可能如此超然和升华。是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夫妻的路途，都相当艰难，表面上看来却是一片天真烂漫。

婚外情事件，除了习惯拈花惹草的男女之外，一般来说，并不只是“对”和“错”就能断人生死。情感也不只是一张结婚契约就能够保证的。一个人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也是人性的一种可能。欺骗的背后，存在着太多的因素，也不是绝对的恶所能解释一切。软弱的背后，又有着千千万万个成因，而勇敢真诚这件事情，能力不足以及怕痛的男女是不愿去迎接的。

你的事件，是你先生在一开始时为了怕你痛苦，为了怕他失去你，而做了隐瞒，使你失去了与一个亲爱的人，共同承担苦乐的义务和权利。结果他更加重伤了你。至于事后的处理，你采取了“快速结账”，这很坚强，但是不合自然。人是血肉之躯，情感的来和去需要时间，你将十年恩情一夜之间硬要一笔勾销，在法律形式下，以金钱解决。在情感上，钱不能解决种种新愁旧恨，痛苦当然产生、延续。你没有给自己消化痛苦的良药——时间。

我亲爱的女性朋友，请一定去了解，那些可能使我们快乐和深悲的男性实在不如我们想象坚强。男人不过是人，他们有感情、有矛盾、有挣扎、有良知、有痛苦、有欢乐，也有眼泪。身为一个男性，社会要求他、家庭器重他；男性的无力感是如此地值得分析和同情，他们背负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这也使得某些自信心不足的男子，在面对某些表现好强的妻子时，转移了情爱，去爱上另一个比较柔弱的女人。女性的坚强，往往造成男人不被她需要的错觉，外遇原因之一，因此产生。当然，因素太多，不只是以上的分析。

亦云，任何一件使我们痛苦的事情，都当从深层去分析那造成痛苦的症结，不然我们无法将自己从苦难里释放出来。

我的朋友亦云，了解吧，同情吧，怜悯人性的诸般愚昧和软弱，欣赏人性的可贵和真诚。切望坚强的你，在这场“人性攻击”里，学习到对于一切人间事的哀悯，而不只是单纯地不再信任人以及继续伤害自己。

亦云，一个有智慧又同时有血有肉的人，不该用他的聪明去欺骗自己，说：“我已没有了明天。”人，在死亡以前，不可以放弃对于建设美好生活的大志和雄心，这是我的坚持。

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亲爱的朋友，化解吧，融合吧，你我并不孤单，我们仍是相亲相爱的人类。亦云，让我拥抱你，与你分担，把这份伤心，慢慢分期付完好不好？爱你。谢谢你给我们思考的机会。

三毛

人生的幸福与痛苦

在你的观点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请不要左一个角度右一个角度，请主观地讲出你个人的价值观。

希圣

希圣：

当一个人，印证了世上存在着另一个人，与他真诚相爱，就是幸福。

当一个人，被他视为最亲爱的人所欺骗时，人生极大的痛苦之一，于是产生。

三毛

小时候的迷惘

凡事有例外

爱应该是没有对象或常态与否的分别吧？

我从小就只对同性有丰盛的爱，小时候的我很自在，不为此烦恼，但长大以后，外来的压力导致内心的压力，愈来愈感伤害。有许多人不分先天因素或后天因素，以同性为喜欢对象，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人们硬要强迫我们去改变，不过是在改变自然罢了。这种事本来就不是民主，需要少数服从多数，这只是一种爱，爱是不该分对象的，不是吗？有人生来爱异性，但也有人生来爱同性，这世界本来就凡事有例外，凡事有例外才是一种社会常态，不是吗？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当我看见宗教对同性恋的不谅解，我就看不见神；我其实知道有好多仁爱的人在我们社会，但当我看见人们对同性恋的排斥，我又看不见仁爱在我的世界里了。

明　一九九○、六、二

亲爱的明：

我实行这两句话：人类之间，要彼此相爱。天地万物，也要去爱。谢谢。

三毛

假性同性恋

我读的是女教会学校，每天通车上下学，校车上有一位学姐——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每天早晨我量好时间出门，只为了遇见她，我接近她的朋友只为了了解她，我的日记上写满她，我的心里都是她……在校车上只要听见她的声音，我便心动不已，我将那张千方百计得来的她的照片，放大又放大，加框又加框，每日每日唯一的喜悦与希望，就是那短暂的上下学车程……我这样爱她，但是她却不知道。

在这个还是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里，我知道Homo是不被允许接纳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假装正常”地过日子。这一次实在太不小心了，怎么又去爱上学姐？

我和一个同班的女朋友非常亲密，我们彼此都是真心的，但是我实在很容易被迷惑。今天，她就为了我和学姐的事和我吵了起来，直到回家也不同我说话。我表里不一，外表总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模样，其实我是在乎她的。她也知道，但是却这样令我为难、伤心。

我爱她，也爱学姐，但为什么她们都这样让我难过。

活得好累。幸好，我还年轻，大概死不了吧。

小隽　一九九○、一、二十

亲爱的小隽：

我想再说一次，这个信箱的主要性质，是沟通、了解、分享、分担、交换人生心得、彼此鼓励快乐健康，而不是替读友解决问题。我个人的成熟度永远不足，不敢向任何人提出太多解决方法，不然我的歉疚感会很深，那就不自然了。

我亲爱的朋友，请自己分析一下你本身生长的环境：一间女子教会学校。

你所谓的Homo，没有用中文书写，而用了英文，可见你躲闪了一下。我相信“同性恋”这个中文字，你是故意不用而不是不懂。

以我旁观者的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假性”的心态，是因为小隽你的情感丰富，又在一个没有异性并存的环境中生长，而产生的倾向。目前先不要立即对自己定位好不好？

在我初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因为热爱过一位同班女同学而跟她偷偷“海誓山盟”，后来我们长大了仍然亲密，但是已各自婚嫁，想起以前来就会大笑。那时，我们还刺破了各自的手指，写下“血书”以记爱情。

当然，当年我因为休学，而改变了生活方式，使我得到一个“强迫因素”而淡化了跟这位女同学的交往。如果小隽你学校毕业以后，还是继续热爱这份感情不去淡化，那么“假性同性恋”会被引发成“真性”，那就是你自己的承担和选择了。请求参考我们之间的沟通，这并不是指导。

好，现在我们来将两个英文字弄清楚。

Homosexual的意思是指：同性恋的，同性恋的人。Lesbian的意思是指：女性同性恋的，同性恋的女人。以上形容词、名词通用。

至于你目前的情况，先不要在前面两个字中立即给自己定位。我想请问你，另一个英文字怎么讲：“同性爱”。请你告诉我。

无论哪一种感情，无论是哪一种，占有心太强，都是痛苦的泉源。我认为。

三毛

希望您别笑我傻

好好地活下去

这世上真的有神吗？我不信。有一个长得清秀的小女孩，被她的堂哥强暴了。而今，这女孩已经长大，却永远逃不出这黑暗的阴影。这女孩独自默默承受这种难忘的痛苦。而今，只有对三毛阿姨您倾诉。这女孩常对自己及上苍感到怀疑，为何纯洁自爱的女孩，会受到上苍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在我的内心中，时常有“恨”及“自杀”的念头，我常常会想到那件事，内心忿忿不平，读书都无法专心。今年大专联考卷土重来，深怕自己又落榜了，自己读的是所名女中，同学大多很顺利地当上新鲜人，而我却活在噩梦连连的世界中。时常在想，自己是否要赶快投胎转世，远离充满“恨”的生活。不知为何，对未来已没有希望，很想对别人倾诉内心的结，却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只好写信向您求救了。

希望您别笑我太傻，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不懂其中精神上的痛苦与煎熬，以及身体上的折磨。希望三毛阿姨能写一篇使不幸受害者重新站起来的文章。期待您把我从地狱中带到人间。祝

怡然

受苦的人　一九九○、六、六

受苦的孩子：

我不能因为你的年纪小就去拼命同情你，而不为你做另一份重建。

孩子，你先深呼吸三次，再看下去。

被谁强暴了，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当做被疯狗咬了。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你性格上长久的伤害，难道这还不够吗？你还要在内心去扩大、膨胀，再度演出这场恐怖片吗？你要回想几万次才使自己得到满足？你又满足了吗？

我看见你相当积极在吸吮你的伤口，难怪它不能结疤。我看到你怨天，我看到你尤人，我没看到你跟向上的心合作。

强暴你的人，你有恨，这是当然。“以后在意念上一再强暴你的人是你自己，你去恨谁？”

如果天下诸神，全都要把人类背在背上行走，那么他们就不必创造我们的手和足了。

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世上没有活人。

我跟你讲，这世上不是只有你想自杀，许多人想自杀。你给我好好地活下去，直到你年老，如果到时候还是要自杀，那我陪你这个傻子去死。

有痛苦，应该讲出来，你忍了那么多年才向我倾诉，我是不是疼惜你的孤单？我是不是疼惜你早些不讲？我是不是可能怨怪你的家庭、学校以及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早先没有人给你足够的爱和信任，使得你孤零零地在如此黑暗的深渊里独自摸索？写到这儿，我流泪了，亲爱的孩子，我们大人对不起你，让你受到了无依无靠的成长。

我没有轻视你，我更没有理由瞧不起你，你仍是清秀纯洁的。我想把你那害人的堂哥绳之以法，关起来，让他不再去伤人，你的气也平些。而你会不会与我合作呢？你不会。你连地址姓名都不肯留。

受苦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不要拒绝他人的手拉你一把的诚意，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就当下决心不再去多想它。再说，你没有犯错，没有。

“恨是一种极苦，不要让它靠近你。”如果你需要心理辅导，请再来信给我，我们请专业医师帮助心理重建。在这儿我一开始就对你当头棒喝，是一份苦心，你要是被这一棒打醒了，倒是好的。不要太肯定三毛绝对没有如你一般地身历其境过，她深切地懂你，原因你去想想。她活得下去，你也活得下去。她不自杀，你不自杀。前面的话，你再去想想。看了我的回信，请再来信联络，你不好好活，我不会放过你。

三毛

一份警戒心

虽然我的年龄和阅历皆浅薄，但是我并不是无知，只是对人生这门大学问，愈是想一窥究竟，心中免除不了畏惧和迷惑，但是我总是告诉自己要勇敢地接受一切的试炼，方可拨开云雾。

我的大姐曾经跟我谈到对人的信任度，她说：“对于任何人，都不可太信任，必须存有适度的警戒心。”但是我却颇不认同，与其保持一份警戒心，不如坦诚一点对人，自己也舒服些。祝

一切如意

玉琳　一九九○、六、二十九

亲爱的玉琳：

防不胜防的例子太多了。适度地信任他人，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不然我们活不下去。过分信任他人的主因，往往出于过分相信自己处事的能力，这很大胆，我也不为。你大姐的话有道理。

三毛

让痛苦往事随风飘

我心中的悔恨

我是一个孤儿，当年来台因年幼无知，未曾受教，许多人生道理的问题，有待指教和回答。最近在《讲义》中看到《亲爱的三毛》专栏，以下有几个问题，想请三毛帮助解答。

如何让往日的悲愁与欢笑，从此不再浮现脑海？

我不愿再回忆往事，深怕再勾起往日难言之痛，但是又忍不住去回忆它。要如何才能忘掉它？本以为狱中生活会使我心情平静下来，未料却使我心力交瘁。如何让无边的寂寞、孤独、烦闷与苦恼，离我远去呢？历历往事常日夜浮现心头，有如无法跨越的沙漠，横阻了我前方的路程，使我陷入无边的黑暗。在现实繁忙的生活中，我每天醉生梦死，沉迷在灯红酒绿的漩涡里，完全无法自拔。如今看清这个无情现实的社会后，过去我用幻影编织成的美梦，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我觉得自己生活在怨毒、猜忌、残杀的气氛中，有一种莫名的压迫，导致我犯下这个无法抹灭的错误。如今想起，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如何陈述我心中的悔恨。请问：如何改变自我的现状？如何创造自己的生活？如何美化自己的人生？

祝您永远快乐地活在宇宙天地中，替人类开创美满的人生旅程。

熊银才敬上　一九九○、七、一

银才先生：

人是记忆的动物，人也是由往昔种种思想行为造就出来的“今日之我”，所以我认为，要完全忘掉过去的悲欢，完全消除它，是不可能的。我猜想，您的一生受过太多痛苦，才会不愿再记得过去。

人，在看不见前面的希望和光明时，往往控制不住地跌进回忆里不能自拔。回忆并不伤人，但如果回想太多而钻起牛角尖来，那就很苦了，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

银才先生，我们来做一种“脑力训练”的试验好不好？如果我们又在回想过去，那么就给自己一个限定时间，告诉自己：“好，这些悲欢往事我再想一个月，就不去想它了。一个月零一天开始的那一刻，我一定不再去想这件事了。”

我们把时间放得很宽，一个月，一年，都可以。在这个期限中，我们反复地为那“不再想往事”先做暖身运动，一再提醒自己——我们是有潜能的，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包括思想。那些令我们痛苦的往事，一定可以透过自己而淡化。于是，试试看，想想未来当做的事，把往日挤出我们的思想空间。人的思想是不停止的，回忆如果不被未来所取代，它是不容易离去的。“未来并不遥远，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明天……都是未来。”

我也曾有过很长的时间，生命是停顿而麻木的，完全无法控制地跌入往事中悲伤，那时候方才明白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身边无父无母无子无女。后来我开始去学习种菜，由翻土这件最基本的事开始，直到去看“农化”的参考书。我从清早做到黄昏，自己家中的菜园种遍了，就到朋友的田里去翻土收获，什么都做，流汗流血（手会破）地去做，三年后的一个黄昏，我不知不觉在田里哼起歌来。当我意识到居然是自己在唱歌时，我将锄头一丢，哭起来了，那种活过来的惊喜至今难忘。当时我也做木工、修汽车、接电话、粉刷……书籍不大能看，只能用劳力的事来帮助自己。

陆正的父亲，在孩子被绑票而去，不知生死的强烈痛苦里，也是去推土、运沙，用劳力来镇静他自己。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

银才先生，我们开始“训练脑力”的第一步，是把往事的键钮关掉，一定要对抗自己的软弱，然后试着去做事。把我们的心，放到另一件事情上，专心地去做，只对付今天要做的事，把它做得完美。虽然您目前身系囹圄，可是您的手没有被绑起来，那么先从您的铺位开始，一分一寸都不放过地去打扫，这里面存在着一份行为的意义，不能轻视。目前您在“行刑累进处理条例”之下生活，那么当然进入狱中工厂去做手工，请不要忽视这种好机会，“尽力去学习、勤力去实行”，那时候，请您一定跟自己向上的心合作，将那些令您痛苦的旧恨，让位给目前的工作。您会发现，工作很有意义。

很对不起，您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只有将我个人的经验和陆先生的比方与您分担。“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想了一辈子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却没有行为去配合，不是等于空想吗？我们想一下，就去做一下，再想一下，再做一下，试试看这个方法。要有决心。

已寄上浅显的《简易〈般若心经〉》请您消遣。另代订《讲义》一年。谢谢来信。您的信是仔细誊过才寄出的，可见心苦。感谢。不要对人性失望伤心，世上善良的人还是多数，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活着很痛苦，也没有希望。欢迎您做我的朋友，私下来信。

三毛

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新年快乐。对于这全新的西元一九九一年，我的心里充满着迎接的喜悦，但愿各位朋友也是同样的心情。

既然我们这一期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年代，我很想暂时放下那一批信件，给这园地一次不回信的假期。当然，这只是一次例外，下个月我们又将以通信的方式沟通了。

在这一九九一年的开始，很想跟朋友们分享三个电影故事，虽然它们都不算新片子了。

想和朋友们讨论的一部电影叫做《老人与猫》（Harry and Tonto），导演是保罗·麦梭斯基（Paul Mazursky）。故事很简单：时光流逝，岁月催人老去，电影中的主角夏利，一点一点丧失记忆，但是他对朋友金姬说，他一生最爱的人是谢西。他问谢西：“你还记得我吗？”谢西答记得，却把他喊做“阿力”。

失去了记忆使大家都有些尴尬，谢西突然说：“那我们跳舞吧，既然没有了过去，现在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

这时候导演麦梭斯基只是淡淡地把刚才推进去的镜头徐徐拉出来，让金姬隔着玻璃看着里面的一对老人跳舞。

接下来，我们看见年高的夏利外出旅行，在路上他认识到更新鲜的事情；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令他惊奇、愉快，夏利可以感受到更多阅历的增加，使他生命再有突破，而不再困守成规。

片头开始的时候，导演让我们看见寒冷肮脏的纽约城市以及凄苦的老人。到了片末，画面上清朗明媚的天气，有沙滩和海水，到处充满活力，沙滩上还有一个小孩子在筑着城堡，夏利跟小孩相视、点头，会心微笑。

道路、老人，这两件事情构成一个形式上的象征：我们可以解释为人生并没有休止符，即使在人最后的岁月里，还是可以继续学习新鲜美好的事情。

基本上这是一部豁达的电影，可以看见导演自由自在抒写心里的感觉，对于“时间”的解释，也充满着乐观与热情。

我们再来谈谈另一部电影《穆里爱》（Muriel），导演是阿伦雷奈（Alain Resnais）。

《穆里爱》中两个重要人物：阿方索和贝奈德，他们一再用忏悔的声音、无奈的情怀，来对待流逝的日子。阿伦雷奈是一个固执的导演，他在作品中反复描画时间和人的关系与特性。戏中每个人都纠缠着往日的错误和失落，将现在完全花费在填补过去的空白中。他们不肯活在全新的感觉里，他们一切留待追忆。时间，在《穆里爱》这部电影中，等于将现在转化为过去的救赎和补偿、重复、反照、封闭，而不是开展、继续。

人在回忆中徘徊，也在里面扑空。

这也是人对待“时间”的一种看法与应用。

再说，意大利二次大战之后的新写实主义大师，导演卢契诺·维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一部名片：《浩气盖山河》（TheLeopard）。

维斯康堤借用一个家族的没落以及时代变迁的感怀，其实是对于荒漠广袤的时间流逝感到无奈。此片是一场对于生命的观照：有关衰老、失落，有关新与旧的更迭。

新的时代取代旧的时代，年轻的生命繁衍过来，老去的空间愈来愈小，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虽然其中未曾没有伤感。

电影最终，荫林纳亲王跪在幽暗的街道上，仰望着不知名的天边星宿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你的邀请，赴你确实的存在？”情怀虽是闭锁，但大勇和彻悟的人已经很清楚这场人生的每一步过程而不抗拒它。

以上三位电影导演所诠释的三种“时间”态度，请读友们自己选择、分析。再请借此看看我们是如何在对待时间——也就是我们的生命。

愿意将这三部电影的人生态度，作为我们迎接一九九一年时代来临的个人取向。

至于目前的我吗？我跟在《老人与猫》那个夏利的后面，是另一个谢西。既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来跳一支舞也是很好的。

亲爱的朋友，人生永远柳暗花明，正如曹雪芹的句子——“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生命真是美丽，让我们珍爱每一个朝阳再起的明天。

注：以上三部电影分析，参考罗维明的著作《电影就是电影》。志文出版社出版。

随想

你快乐吗？

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试试看，每天吃一颗糖，

然后告诉自己——

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的。

孩子

没有孩子的女人是特别受祝福的。

养一个小人，没有问题。

为这份爱，担一生一世的心，

担不起。

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去问孩子，

孩子脱口而出的意见，

往往就是最精确而实际的答案。

成年人最幼稚的想法就是——小孩子又懂得什么？

其实，大半的孩子都不很享受作为一个孩子的滋味。

这种情形，在中国偏又多些。

适度地责骂孩子，可能使孩子的心灵更有安全感。

中国夫妇，

对于不圆满的婚姻，大半采取瓦全。

理由是——为了孩子。

欧美父母，

处理不愉快的结合，常常宁愿玉碎。

理由也是——为了孩子。

孩子并不以为自己小，是大人一再灌输大小的观念，

才造成孩子的“承认事实”。

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

才成就了那份完美。

快乐

比较快乐的人生看法，

在于起床时，对于将临的一日，

没有那么深沉的算计。

完全没有缺乏的人，也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快乐了。

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

突然而来的所谓“惊喜”，事实上叫人手足无措。

一般性的快乐往往可以言传。

真正深刻的快乐，没有可能使得他人意会。

快乐和悲伤都是寂寞。

快乐是不堪闻问的鬼东西，

如果不相信，请问自己三遍——

我快乐吗？

快乐是另外一件国王的新衣。

这一回，如果国王穿着它出来游街，大家都笑死了——

笑一个国王怎么不穿衣服出来乱跑呀！

你快乐吗？

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试试看，每天吃一颗糖，

然后告诉自己——

今天的日子，果然又是甜的。

岁月

我们三十岁的时候悲伤二十岁已经不再回来。

我们五十岁的年纪怀念三十岁的生日又多么美好。

当我们九十九岁的时候，

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

可能快乐得如同

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嘿嘿偷笑。

相信生活和时间。

时间冲淡一切苦痛。生活不一定创造更新的喜悦。

小孩子只想长大，青年人恨不得赶快长胡子，

中年人染头发，高年人最不肯记得年纪。

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

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

成长是一种蜕变，

失去了旧的，必然因为又来了新的，

这就是公平。

孩子和老人，在心灵的领域里，

比起其他阶段的人来说，自由得多了。

因为他们相似。

岁月极美，

在于它必然的流逝。

春花、

秋月、

夏日、

冬雪。

伤

伤心，是一种最堪咀嚼的滋味。

如果不经过这份疼痛——度日如年般地经过。

不可能玩味其他人生的欣喜。

伤心没有可能一次摊还，它是被迫的分期付款。

即使人有本钱，在这件事上，

也没有办法快速结账。

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残忍一点，

不必过分纵容自己的哀怜。

大悲，而后生存，

胜于不死不活地跟那些小哀小愁日日讨价还价。

有些人的怨叹只是一种习惯，不要认真帮他们解决，

这份不快乐，

往住就是那些人日常生活中的享受。

有时候我们因为受到了委屈而悲伤，

却不肯明白，

这种心情，实在是自找的。

挫败使人苦痛，

却很少有人利用挫败的经验修补自己的生命。

这份苦痛，就白白地付出了。

小聪明人，往往不能快乐。

大智慧人，经常笑口常开。

伤心最大的建设性，在于明白，

那颗心还在老地方。

造化弄人。

人靠自我的造化弄天。

自己

在我的生活里，我就是主角。

对于他人的生活，我们充其量只是

一份暗示，一种鼓励、启发，

还有真诚的关爱。

这些态度，可能因而丰富了他人的生活，

但这没有可能发展为——代办他人的生命。

我们当不起完全为另一个生命而活——

即使他人给予这份权力。

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一种勇气。

绝对不做那些良知不允许的事，

是另一种勇气。

不要害怕拒绝他人，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

所以，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

都是意料中的。

原谅他人的错误，不一定全是美德。

漠视自己的错误，

倒是一种最不负责的释放。

过分为己，是为自私自利。

完全舍我，也是虐待了一个生灵——自己。

自怜、自恋、

自苦、自负、自轻、

自弃、自伤、自恨、自利、

自私、自顾、自反、自欺加自杀，都是因为自己。

自用、自在、

自行、自助、自足、

自信、自律、自爱、自得、

自觉、自新、自卫、自由和自然，

也都仍是出于自己。

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谁？

自己是自己的吗？

乐命

今日的事情，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

无论成绩如何，

都应该高高兴兴地上床恬睡。

人生的许多大困难，只要活着，

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时间和智慧而已。

不要长久地仇恨任何人与事。

这种心态——焚烧如同炼狱的苦痛，

真正受到伤害的，只有自己。

我们如今是什么，大半是潜意识中所要的。

我们而今不是什么，绝对是潜意识中所不取的。

不怨天，不尤人，

自得其乐最是好命。

苦求本身十全十美的人，

那份认真强求，就是人格的不完美。

平凡简单。

安于平凡，真不简单。

一件心事，想开了，固然很好。

一件心事，怎么想也想不开，干脆将它丢掉。

没处去想不是更好？

乐观是幼稚，悲观又何必。

面对现实，才叫达观——抵达的那个达。

抗命不可能，顺命太轻闲，遵命得认真，

唯有乐命，

乐命最是自由自在。

做人做事，唯有眼低手高，

才能意气平和。

看事眼高手低，

除了怨叹之外，还有什么时效。

男与女

男人——百分之八十的那类男人，

潜意识里只有两样东西——

自尊心和虚荣心。

能够掌握到这种心理，

叫一个骄傲的大男人站起来、坐下去，

都容易得很。

女人最爱的两样东西，很可能是爱情与金钱。

女人在精神和物质双方面，

大半都比男人现实得太多。

再糊涂的女人，选丈夫时，

都有她的精明。

再精明的男人，一旦恋起爱来，

就都傻啦！

女人的直觉反应，往往胜于男人考虑再三的判断。

女人不讲逻辑，

男人拿她有理也说不清。

乍一看来，

喜欢花前月下、雨中漫步的好像总是女人。

其实，在这些柔软情调的背后，

女人内心的计划可绝对不止这一点点。

天下男人，在家居生活中，

往往只不过是儿童的延伸。

如果女人抱着爱护儿童的胸怀去对待父亲、丈夫和兄弟，

他们大半会用热烈的真情给予回报。

万一，女人硬要在家中将这种“儿童延伸体”，

当成对手，硬逼男人对抗，

得到的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男人是泥，女人是水。

泥多了，水浊；水多了，泥稀。

不多不少，捏两个泥人——好一对神仙眷侣。

这一类，因为难得一见，

老天爷总想先收回一个，拿到掌心上去看看，

看神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怕太太的男人，哪里是真怕——

疼惜是原因，省了麻烦是高妙。

欺辱丈夫的妻子，那份吃定了的霸气，

可真是不疼不惜不怕麻烦。

丈夫在外伤害社会，欺负弱小善民，

做太太的明知也不理。

一旦丈夫在外认真有了红尘知己，

那个太太一定拿性命来拼——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谓大义灭亲也。

忍耐的女人，

男人很少看在眼里，还有可能要轻视。

忍耐的男人，

女人又说他没有用，一样看不起。

对待女人——结了婚之后的太太，

甜言蜜语固然有助婚姻美满，

可是倒不如按月缴上薪水袋来得管用。

对待男人——结了婚的丈夫，

洗衣煮饭固然有助婚姻美满，

可是倒不如始终轻言好语来得有效。

女人在家噜噜苏苏男人受不了。

女人一旦回娘家，

男人少了那根肋骨，

才知坐也不是，睡也不是。

不结婚的女人越来越多，

这表示了什么？

丧妻立娶的男子古来皆是，

这又表示了什么？

女人和男人的战争，开始在洪荒。

女人和男人不打仗，

又活得实在没有意思。

女人和男人——真难。

钱钱钱

金钱是深刻无比的东西，

它背后的故事，

多于爱情。

钱可以逼死英雄。

钱可以买尽美女。

爱是一种巨大的能力，

世上人以这样巨大的爱力去追逐金钱，

于是金钱的能力

笼罩一切。

社会上话题最多的总是钱、

钱、钱、钱

又是钱。

世上的喜剧不需金钱就能产生。

世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付出金钱，买来的东西不会等值。

付出精神，赚来的金钱也不等值。

向人借钱，总恨不得对方慷慨解囊。

归还欠债，偏偏心痛不乐的居多。

自己的金钱，当当心心叫做血汗钱。

他人的金钱，怎么看都像是多出来的横财。

朋友之间，

的确有通财之义——开口的那一方想。

朋友之间，

难得有通财之乐——给钱的那一方叹。

一个在金钱上富足的人，

还能有心关怀到受困于窘境的穷人。

才叫真正的富人。

金钱

是美德，

在于赚取和支配它的时候彰显。

金钱

是魔鬼，

也在于赚取和支配它的时候现形。

金钱最公平。

富人不快乐，穷人不快乐，

不富不穷的也不快乐。

爱情

世上难有永恒的爱情，

世上绝对存在永恒不灭的亲情。

一旦爱情化解为亲情，

那份根基，才不是建筑在沙土上了。

我只是在说亲情。

某些人的爱情，只是一种“当时的情绪”。

如果对方错将这份情绪当做长远的爱情，

是本身的幼稚。

不要担心自己健忘。

健忘总比什么都记得，来得坦然。

爱情的路上，

坦然的人最是满坑满谷。

一霎真情，

不能说那是假的。

爱情永恒，

不能说只有那一霎。

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

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

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有时候，我们又误以为一种生活的习惯——

对一个男人的或女人的，

是一种爱情。

爱情不是必需，少了它心中却也荒凉。

荒凉日子难过，

难过的又岂止是爱情？

爱情有如甘霖，

没有了它，

干裂的心田，即使撒下再多的种子，

终是不可能滋发萌芽的生机。

真正的爱情，

绝对是

天使的化身。

一段孽缘，

不过是

魔鬼的玩笑。

对于一个深爱的人，无论对方遭遇

眼瞎、口哑、耳聋、颜面烧伤、四肢残缺……

都可以坦然面对，照样或更当心地爱恃下去。

可是，一旦想到心爱的人那熟悉的“声音”，

完全改换成另一个陌生人的声调清晰呈现，

那份惊吓，可能但愿自己从此耳聋。

不然，情爱难保。

说的不是声带受伤，是完全换了语音又流利说出来的那种。

哦——难了。

爱情不一定人对人。

人对工作狂爱起来，是有可能移情到物上面去的。

所谓万物有灵的那份吸引力，

不一定只发生在同类身上。

爱情是一种奥秘，来无影，去无踪，

在爱情中出现借口时，

借口就是借口，显然是已经没有热情的借口而已。

如果爱情消逝，

一方以任何理由强求再得，这，

正如强收覆水一样地不明事理。

爱情看不见，摸不着——

在要求实相的科学呆子眼里，它不合理。

可是学科学的那批人

对于这么不科学、不逻辑的

所谓虚空东西，

一样难分难解。

爱情的滋味复杂，绝对值得一试二尝三醉。

三次以后，

就不大会再有人勇于痛饮了。

逢场作戏，连儿戏都不如，

这种爱情游戏只有天下最无聊的人才会去做。

要是真有性情，认真办一次家家酒，

才叫好汉烈女。

爱情是彩色气球，无论颜色如何艳丽，

禁不起针尖轻轻一刺。

云淡风轻，细水长流，

何止君子之交。

爱情不也是如此，才叫

落花流水、天上人间？

人

我最喜欢别人将我看成傻瓜。

这样与人相处起来就方便多了。

我不劝任何人任何事。

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作为只是假糊涂而已。

对待一个恶人退让，结果使他得寸进尺。

对待一个傻子夸奖，结果使他得意忘形。

世界上最公平的美事在于：

聪明人扬扬自得。

糊涂人也不认为自己差到哪儿去。

社会上最不公平的看法就是：

摆在眼前一个自私自利，毫无道德良知，

随时随处麻烦他人，占尽一切便宜的小人，

一般只将这类人称为——“不懂事”。

而对待一个胸襟宽厚，善待他人，

凡事退让，况且心存悲悯，乐于助人的真诚君子，

一般人说起来只得一句——

这个人嘛！不过是会做人而已。

“平凡人”和“枯燥人”绝对是两种人。

大半枯燥人都夸说

自己平平凡凡。

最令人惧怕的一类人，在于性格的不明显。

在这件模糊的外衣之下，

隐藏着的内在人格又是什么呢？

好邻居重要。

好亲戚也重要。

将亲戚请来做邻居，

往往亲戚和邻居都成仇人。

化妆有助气色，无助气质。

有家产和有家教没有太大关系。

从容不迫的举止，

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

更能令人心折。

人情冷暖正如花开花谢，

不如将这种现象，想成一场必然的季节。

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将丈夫当成好朋友，

将朋友看成手足，将手足当成自己真正的手和脚，

将子女看成父母，将父母看成心爱的子女……

这些人际关系，可能不是目前的这个局面了。

问题出在：谁会这么颠三倒四地去做傻瓜？

做过上千次人性试验之后，

对于任何一次必然重演的失败，都抱着一种信念——

起码这个试验又做了一次。

婴儿诞生，

一般人并不知晓婴儿的未来，可是都说——

恭喜！恭喜！

某人死了，

一般人也不明白死后的世界，却说——

可惜！可惜！

无心

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

这使我的身体清洁。

我不做不可及的梦，

这使我睡眠安恬。

我不住豪华的居所，

这使我衣食有余。

我不穿高跟鞋，

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

我不跟时装流行，

这使我的衣着永远常新。

我不赶时间的时候尽可能走路，

这使我脚踏实地。

不懒于思想，这使知识活用。

我不妄想，这使心清心明。

我避开无谓的应酬，这使承诺消失。

我当心地去关爱他人，这使情感不流于泛滥。

我苛刻地对待往事，这使人不必缅怀太多过去。

我漠视无谓的闲言，

这使我内心宽畅。

我绝不过分对人热络，

这使我掌握分寸。

我很少开口求人，

这使我自由。

我不欠钱，

这使我心安。

我让人欠我的钱，

这使我做傻瓜。

有意

我看书，这使我多活几度生命。

我写字，这使我免于说话。

我说话，这使我不必写字。

我赚钱，这使我证明能力。

我花钱，这使金钱高贵。

我生病，这使我了然健康必要。

我健康，这使我提高警觉。

我旅行，这使我没有东西拴住。

我安居，这使我懂得乐业。

我穿衣，这使我活用衣服语言。

我吃饭，这使我活得下去。

我哭，因为我爱。

我笑，因为不能不笑呀！

如果

如果人的头发是花园，

春夏秋冬，百花乱放，

那番景色会如何？

如果人的身体是果树，

看来看去，

哪个部分都可以找出不同果子的形状来。

要是人会飞，想飞的可能只有

瘦子。

要是不赚钱就会有饭吃，世界人一定

很无聊。

要是妈妈煮一碗深蓝色的浓汤，吃

是不吃？

如果婴儿是包心菜里卷出来的，敢

不敢去撒农药？

人和动物如果可以讲话，拒讲的一定是

动物。

要是人的双腿生根，植物满处乱跑，

听见的声音大概全是

救命救命救命……

一旦人一说话，

每一个字音都是一朵鲜花从口里蹦出来，

你摆哪一种花摊？

要是眼睛可以看见过去和未来，

我猜我还是只敢看看

《木马屠城记》。

如果梦能成真，不敢睡觉的人一定很多。

万一世上的人全长得一模一样，

时装设计师就是最重要的人。

如果时光开始倒流，

老人紧张，

小孩子更紧张。

要是人可以上任何星球，

我一定很有礼貌，请别人先去观光观光。

要是白云可以拿来当被盖，除湿机的销路一定更兴隆。

如果人可以穿墙，那种厚的，

我还是不进去比较安然。

如果雨可以快速冷冻成粉丝。

夏天大旱的日子请飞机去下粉丝汤润田。

要是人的思想如交流电波，人人藏不住秘密，

那我一定当当心心地完全不想。

要是全世界一起讲好——停止一切活动三个月。

看看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发生。

不会的啦！

谁来发明一种机器，站在机器面前一切灵肉可以分解。

另外许多地方再放一架“接收机”，

出来一拼，又是个原来人。

我看旅行社对这个构想，最是欢迎。

你以为你家的洋娃娃晚上不出去跳舞？不相信，

去察看一下他们的鞋底。

你以为你家的洋娃娃晚上不出来偷吃东西？不相信，

剥开她们的肚子看一看。

要是育婴室里所有刚出生的婴儿，用着老人沙哑的声音，

吱吱呱呱地交换前生的来龙去脉，

这个房间给你多少薪水才肯去喂奶瓶？

人都怕死。

要是人永远永远不许死，

你怕不怕？

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喜欢看木偶戏？

你以为老天爷在玩什么把戏？

如果海洋如同鲜血，鲜血流出来是黑汁，

鼻涕是翠绿，眼泪是明黄，天空成深褐。

而原野，如果所有的原野上竖出密密麻麻会动的蛇发——

活蛇根立摇摆……

你，又去不去另外一个星球？

如果这一章你看了害怕，请看下一章，

就不吓你了。

朋友

朋友是五伦之外的一种人际关系。

一定要求朋友共生共死的心态，

是因为人，

没有界定清楚这一个名词的含意。

朋友的好处，在于可以自由选择。

有些，随缘而来，

有的，化缘而来。

更有趣的是，

朋友来了还可以过，散了说不定永远不会再聚。

如果不是如此，

谁又敢交朋友呢？

不要自以为朋友很多是福气。

福气如果得自朋友，那么自己算什么？

一霎知心的朋友，最贵在于短暂，

拖长了，

那份契合总有枝节。

朋友还是必须分类的——

例如图书，一架一架混不得。

过分混杂，匆忙中去急着去找，

往往找错类别。

也是一种神秘的情，来无影、去无踪，

友情再深厚，缘分尽了，

就成陌路。

对于认识的人——所谓朋友，实在不必过分谨严。

凡事随心，心不答应情不深，

情不深，见面也很可能是一场好时光。

朋友再亲密，

分寸不可差失，

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

朋友之义，难在义字千变万化。

朋友绝对落时空，

儿时玩伴一旦阔别，再见时，

情感只是一种回忆中的承诺，

见面除了话当年之外，再说什么就都难了。

朋友无涉利害最是安全，一旦涉及利害，

相辅相成的可能性极为微小，

对剋成仇的例子，比比皆是。

朋友之间，

相求小事，顺水人情，

理当成全。

过分要求，得寸进尺，

是存心丧失朋友最快的捷径。

朋友共乐，

锦上添花绝对有必要。

朋友共苦，

除非同病相怜，不然总有高低。

雪中送炭，贵在真送炭，

而不只是语言劝慰。

炭不贵，给的人可真是不多。

心意也是贵的，

这一份情，最能意会。

当然，那是朋友急需的不是炭的时候。

认朋友，

急不来，急来的朋友急去得也快。

筛朋友，

慢不得，同流合污没有回头路。

为朋友，

两肋插刀之前，三思而后行。

交朋友，贵在眼慈，横看成岭侧成峰——

总是个好家伙。

小疵人人有，这个有，那个还不是也有，

自己难道没有？

即使结盟好友，时常动用，总也不该。

偶尔为之，除非不得已。

与任何人结盟，

都是累的，这个结，不如不去打。

意气之交，虽是真诚，

总也失之太急。

友情不可费力经营，这一来，就成生意。

生意风险艰辛大，

又何必用到朋友这等小事上去？

关心朋友不可过分，那是母亲的专职。

不要做“朋友的母亲”，弄混了界限。

批评朋友，除非识人知性，

不然，不如不说。

强占友谊，最是不聪明。

雪泥鸿爪，碰着当成一场欢喜。

一旦失去朋友，最豁达的想法莫如——

本来谁也不是谁的。

呼朋引伴，要看自己本钱。

招蜂引蝶，甜蜜必然不够用。

重承诺，重在衡量自己能力。

拒说情，拒在眼底公平。

讲义气，讲在不求一丝回报。

说风情，说时最好保留三分。

知交零落实是人生常态，

能够偶尔话起，而心中仍然温柔，

就是好朋友。

两性朋友关系一旦转化爱情，

最是两全其美。

两性之间，一生纯净友谊，绝对可能。

只怕变质消失的原因，不在双方本人，

而在双方配偶难以明白。

交朋友，不可能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的朋友，不叫朋友，

那叫手足了。

情深如海对朋友——不难。

不难，在于没有共同

穿衣、吃饭、数钱和睡觉。

跟自己做朋友最是可靠，死缠烂打总是自己人。

沧海一粟敢与天地去认朋友，才是——

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

渺渺茫茫，归彼大荒。

版权信息

书名：滚滚红尘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8-01

ISBN：978-7-5302-1482-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言

时代背景
事实时代参考

剧中时代参考

人物介绍
沈韶华

章能才
月凤
谷音
老古
小健
容生嫂嫂
余老板
月凤男友小勇
王司机
韶华楼下住着一对小夫妻，其中的妻子
小夫妻中的丈夫
小男童一
小男童二
玉兰
春望

楼高日尽
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

望断天涯路
第四场

第五场
第六场
第七场

来时陌上初熏
第八场

第九场
第十场
第十一场
第十二场
第十三场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第十四场

第十五场
第十六场
第十七场
第十八场
第十九场

推枕惘然不见
第二十场

第二十一场

第二十二场

分携如昨 到处萍飘泊
第二十三场

第二十四场
第二十五场
第二十六场
第二十七场
第二十八场

浩然相对 今夕何年
第二十九场

第三十场

第三十一场

谁道人生无再少
第三十二场

第三十三场

第三十四场

依旧梦魂中
第三十五场

第三十六场
第三十七场
第三十八场

但有旧欢新怨
第三十九场

第四十场
第四十一场
第四十二场
第四十三场
第四十四场

人生底事 往来如梭
第四十五场

第四十六场
第四十七场
第四十八场
第四十九场
第五十场
第五十一场

醉笑陪君三万场 不诉离伤
第五十二场

第五十三场
第五十四场
第五十五场
第五十六场

禅心已失人间爱
第五十七场

第五十八场
第五十九场
第六十场
第六十一场
第六十二场

又何曾梦觉
第六十三场

第六十四场

第六十五场

这些个 千生万生只在
第六十六场

第六十七场

踏尽红尘 何处是吾乡
第六十八场

没有严浩导演，没有这个剧本的诞生。

前言

我之选择了以另一种文字形式来创作，主要动力仍出自对电影一生一世的挚爱。

一部精彩的电影所带给我的震撼，来自每一个部分所赋予的一连串冲击，而不止是故事本身。组合这多般元素的唯一人物，是导演。

这部剧本的进行过程，也缺不了导演逐句逐场的参与和过滤。

在剧中人——能才、韶华、月凤、谷音、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我惊见自己的影子。

诚如一般而言：人的第一部作品，往往不经意地流露出自身灵魂的告白。

这是我的第一个中文剧本。

既然这份功课的完成，是为了成就另一层次的立体表现，那么电影艺术的基本探索：素材、方法设计、功用、形式外观以及价值，仍将在已经完成的电影中求取答案。

时代背景

事实时代参考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民国35年，国民党开始搜捕“伪政府汉奸”。

◇民国35年6月25日，“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协定：“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双方军队就同年6月6日以前情况与事实‘停止移动’。”

◇民国35年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布第二次动员月会，全面加强攻击。

◇民国35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动更强力攻击。

◇同年，国民党“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在国务院中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变方案”。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6月，知识分子加入中共组织甚众。以“美国扶植日本”为由，开始反美活动。学潮自然开始。

◇民国37年11月，“徐蚌会战”开始。国民党所属黄百韬、邱清泉将军阵亡。（此役使中国山河易色）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4月23日，共产党军队大举渡江——长江。（同时太原失守，梁敦厚等五百人阵亡。）

◇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剧中时代参考

◇民国33年末（公元1944年10月中旬）沈韶华由父亲被废弃的家中出来，住进租来的房间。已无父母。

◇民国33年，沈韶华认识章能才。

◇民国34年初（公元1945年）（二月，冬季），月凤由大后方回上海。再见沈韶华。月凤的男友小勇已去延安。

◇民国34年3月，韶华、能才、月凤一同去郊游。月凤发现章能才身份，而消失到江苏吴县去。

◇民国34年（4月～5月）月凤不再见韶华。韶华与能才意识到“时日无多”开始醉生梦死。“过了今日没有明日”的生活。（与能才跳舞那场）

◇民国34年春，章能才在上海消失。

◇同年8月，抗战胜利。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尾期——谷音得到了“美军口粮”余货。送来给韶华（余老板此时在卖香肥皂）。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夏季，韶华又与月凤再见。韶华去跟随能才。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秋初，月凤将一无所有的韶华由地下室中接出来。

◇民国36年秋～民国37年（公元1948年）秋，月凤、韶华相依为命。住在一起。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秋末——月凤死。小勇死。民国37年冬日——余老板成为韶华男友。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初，冬季——三月末。韶华再见能才。

◇民国38年，能才与韶华永别。

◇四十年后，能才再返中国大地，韶华已逝于“文化大革命”，所留下的只一本著作《白玉兰》。

人物介绍

沈韶华

◇出场时，约二十二至二十三岁。一个出生在中国上海市的女子。

◇在韶华九岁时母亲已逝。

◇韶华是独生女。

◇韶华的思想与所受的教育，来自母亲影响甚大。并不因为与父亲同住而倾向又有了一个妾的父系家庭。再说，因为“初恋事件”又被父亲囚了起来。

◇韶华的父亲是当年“美孚煤油公司”江南五省代理。家境上等。后来，也没落了。

◇但是，在物质上，自从韶华失去了母亲之后，并没有得到父亲的特别关爱。

◇韶华的外在世界，尤其在大学时代，一直被人视为是“一个在糖果中长大”的小姐。事实上她对金钱的不关心，并不是她如此不缺，而是将生命的注意力，放在“情感与自我”的纠缠追寻中。

◇韶华一生的追寻，不过两件事情：一、情感的归依，二、自我生命的展现。

◇这和韶华少年失母，父亲与她合不来，有着不可分割的“性格欠缺因素”。韶华由少年自青年时代，渴望外来的情感，潜意识里，实在出于对爱的“从来没有得到过”，而产生更大的“爱情执著”。韶华将爱情与生活混为一体。

◇韶华是一个生来极度敏感的人。她对于在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比一般人承受得更多。基本上，这种人的悟性也极高。

◇韶华是一个即使在爱情中沉醉时，仍然感到没有安定感的人。她的苦痛是一种性格上的特质。但是，这完全不表示，韶华对于人生没有担当和勇气。她是又痛苦又清楚的那种人。

◇韶华是一个靠文字发泄人生无奈的文字工作者。

◇韶华未婚。

◇韶华是“燃烧灵魂”的代表。

章能才

◇出场时，约三十九至四十二岁。

◇无妻。

◇章能才是个苦学之后，在大学时代方才接触到城市的知识分子。父母背景模糊，因此本身给人的感觉相当独立，有自信，有承担，有分寸。识大体，懂人心理，体谅他人（尤其是女性）。

◇能才不是女性的追逐者。他的情感，如果没有极高品位的女性出现，是不轻易交出去的。这又不表示，能才不尊重其他平庸的女性。

◇在能才的性格中，交杂着“自信心”与“无力感”这两种可以同步同行的情绪。他从不自卑，对于本身的行为，坦坦荡荡。替日本人做事，在他的心理境界上，“不是一桩罪恶的事”。

◇能才给人深沉的气魄感觉。内心世界平稳也有温柔。能才的“生命感伤”来自他是一个男性。而因为意识到强烈的“男性交代”又使他感到即使身为男性，对于生命本质的完成，是同样的无可奈何。“无力感”由此产生。在事业上，能才亦是无力的。他不看重，也没有什么人看重过他。

◇能才懂得人生，懂得生活的重要。

◇能才不做梦，他踏实。

◇能才对于他生命中出现过的女性，事实上只爱过那位作家——沈韶华。

◇能才在有“爱”又有“虚的事业”时仍是个不够快乐的男子。

◇能才在出场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上海维持会（汪精卫伪政府）文化方面的官员。

注：

◇章能才在出场时，已具备了本身成长的沧桑，因此在以后任何情况出现时，能才担不担当，都源自于对于“生活”彻底的认识和了悟，不是情绪上的失控。亦因为他对待自己——是真诚的。那么真诚以至于成了懦弱。

◇他是道德的，在另一个角度上来看。

◇他懂得爱。

◇他敏感得深稳。

◇他痛苦得看不太出来。

◇他的“生理电波”事实上与韶华相近。在看了一篇沈韶华的文章后，已经了然。那时，能才的“失控”，实在因为他潜意识里想在韶华身上追寻一个才有所用、情有所托的心灵境界。能才不求在“生活秩序”上与韶华同步。

月凤

◇出场时二十二至二十三岁。

◇未婚。

◇无父母，自小与疼爱她的舅舅一同在江苏省吴县长大。就学在上海寄宿，认识了她的女同学——沈韶华。

◇虽然月凤的成长衣食无缺，但没有父母的存在，仍然使她感到在情感上的缺乏。也因为自小寄人篱下，使她养成了相当独立又懂得自作主张的个性。

◇月凤的性格，与韶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表现在外在世界的风貌，却是一个整天说说笑笑，凡事不当成真的一般的一枚“烟雾弹”。在外形上，也是鲜明的“另一种女人”。

◇月凤对于生命的要求，因为太聪明，所以没有任何“实质工作”上的执著。她凡事不肯用心，是一种大大方方在混日子的人。只——因为——她，不要生命的展现。她实在不在乎。她的“不在乎”——“不要”，又不很认真，有时一不认真，“又去要了”。

◇月凤对于生命的执著，只有两件：

①活下去。好活，歹活，都是活。鲜明地活下去。

②请求来上那么一个人，好使她那颗心，摆了下去。因此月凤将她的情，安安稳稳找了一个男朋友——不必太多性格的，痴痴忠忠地就如此交了出去。在生命的沟通上，她对男友没有要求。

◇但是，月凤有了男朋友，仍然意识到——她的女同学，好朋友——韶华，才是真正了解她的人。在两个女性，绝对不是同性恋倾向的认知里，月凤将韶华当成了精神上永恒的朋友。

◇这对月凤，又并不满足的。她——自称是一种“爱情动物”。她女性的风貌仍需要在一个男性身上，得到肯定和完成。

◇月凤看起来没有韶华多愁善感，也没有明显的内涵。她讲话一向使用“单刀直入法”，不兜圈子。身体语言大幅，嗓子清清脆脆又大声。

◇明快节奏的背后，有她自作主张的坚强。

◇月凤讲义气，敢承担。

◇月凤——无业。卖东西，向舅父拿些零用金（舅父代管月凤父母遗产）混混，过日子。

谷音

◇出场时约三十二三岁。

◇已婚，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谷音是杂志社、出版社的副主持人。

◇谷音的人生观点，在于“面对现实”。谷音的现实，也就是社会大众所肯定的“现实”。其中并不矛盾。

◇谷音的能干，在于她在当时（1940年左右）的中国已是一个职业妇女，这和她受过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一个女性踏入家庭之外，工作尚不普遍的社会里，谷音意识到她的自信来自她的工作身份以及家庭所属。

◇谷音因此很喜欢以“社会现实与价值”这一个主观角度，常常出口就是“我劝你——”“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这种又友善又喜欢的态度“代办他人的生命”。

◇谷音对于本身的女性意识，已因为工作的原因，而相对地减低了“女性脆弱”的一面。她是不再渴望爱情的人。

◇谷音十分安然于已经造就成了的“身份与生活”。并不做梦，也不在钱财、虚名上追逐。她的工作，也不代表她的“事业追求”。她只是如此按部就班地去面对她的人生。其中没有再多“心的探索和纠缠”。

◇谷音对于她的丈夫老古，是“团结合作派”。但又不是“听话派”。她对老古，亦当成一份负责任的工作。就事论事，一切该担当的——出版、发稿、出纳，加上柴米油盐，一把抓。◇但是，谷音仍然是女性。对于她的丈夫，她相当尊重。虽然她的尊重——在小事情上，看不出来。

◇谷音仍然是女性。她是她丈夫工作上的“好当家”之外，她也是妻子、母亲。她很清楚本身的责任。

◇谷音对于韶华，起初因为文章投稿而交往。日后，谷音喜欢上了在韶华身上所蕴含的复杂情绪，进而产生了对于韶华——孤苦女子的母性与友谊。

◇谷音本身绝对不会如同韶华般对“生之追寻”如此投入，但谷音了解韶华此种痛苦人内心的灵魂，她常会劝韶华如何又如何，这片苦心其实救不了韶华，她也明白。她仍不死心地在关爱韶华。

◇谷音最看重的人，到头来仍是她自己——她自己，就是——老古、她、小孩子。

老古

◇出场时，大约四十八岁。或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的中年人（他与能才同学）。

◇老古是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另有一份月刊同时发行，工作伙伴是他的太太谷音。

◇老古教书的时代，教国文，认识了他的女学生，一个理想青年——谷音，而结了婚。谷音主动的，老古胆子没有那么大。

◇老古胆子小，所以在任何“政治情况”下，都是立即跟着呼应那“掌握枢纽”权势的应声虫。他没有理想，也没有太大的作为，因此，在生命中，他扮演着“让太太去担当一切，反正她能干”的角色。

◇老古在沦陷区中（上海沦为日本人手时）什么也不做，只看“鸳鸯蝴蝶派”小说度日子。看书不求悟性，纯杀时间而已。◇老古还是看出了“深度近视眼”。

◇老古爱抽烟，不洗手、刷牙。老古不修边幅。

◇老古的出版社，没有事业的热情。

◇老古的“政治警觉”实在很高，因为他怕呀！

◇有时候，老古“明哲保身”。

◇有时候，老古不是“政治理想派”，却又先知先觉地感受到“时代的转向”（他怕呀！），而不知不觉投向“巨大索引”他的政治方向。老古不是“单一时代永恒论”，他是“迎合时代论”的标准人物。

◇这一切思想、理想（老古以为自己仍有）的转为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政时，老古表现最为明显。

◇老古对于韶华其实没有情感。

◇老古正如一般人——贪生——怕死。

小健

◇二十三四岁（第一场出现时），三十一至三十三岁（再出现时）。

◇年轻大学生（第一场戏时）。社会青年（战后）。

◇被韶华在二十一岁时，碰上。因为韶华当时年轻，以她接近盲目的追逐爱情，而使小健受到了鼓励。

◇两人的相爱，是一种年轻人必然的激情，个中没有太深的考验与分析。

◇但在小健的情感世界里，这份韶华与他的初恋仍是终生难忘的。

◇小健当初拼了命想娶韶华，实在是深爱着年轻又敏感、任性、才华潢溢的韶华。

◇但是小健的家庭清寒，在与韶华的交往中，意识到了两人出身背景的大不相同，这倒挫不了小健，因为韶华不看重家庭。◇小健与韶华热炽的交往，使得韶华被家中锁了起来，丧失自由。

◇小健再见韶华时，已经与另一女子结婚，太太怀孕了。

◇小健是一个没有太多成长空间与自我想象空间的年轻人。他的特性在于——即使在爱情中得到光、热、燃烧、希望——那份情感的坚持，仍然在于对方（女性）的再三肯定、承鼓励中才有力量撑下去。

◇小健被拒三次，不再去救韶华了。（被拒的原因，可不是韶华本人）

◇小健是个不够积极的男人，在救国和救女人两件事情上都不积极。小健的一生，是性格上自找的，他却说——这是我的命嘛！——

容生嫂嫂

◇出场时半老徐娘，风韵亦是半掩半展——但看什么人在眼前。

◇容生嫂嫂是江南水乡中住着的女子。

◇丈夫早过了，无儿无女，无公婆。

◇守着一间小镇街上的老房子过活。

◇环境不好，又不能下田，有那么一点点可以活口下去的活命钱——男人留下给她的。

◇不是死灰槁木的寡妇。

◇现实世界中，是个精明不外露，又有韧性的女子。不然做不得旧社会中寡妇名词下的担当。

◇没有识过太多字，可完全了然人生的高低，不然又当不起这个身份。

◇又不那么强，家中没有男性——即使来的，是个落难而来暂住的男性房客，她仍然——突——然——抓——住——了——幸福和生命的意义。

余老板

◇自小离家。由“舟山群岛”乡下到大上海去追求“梦”的乡土性人。

◇出场时，近四十六岁，仍然乡土味重。

◇不通诗书，但生活的历练使他语言流畅之外，也学会了如何在人生里不再好高骛远。当然，苦出来的人，在“性命的救赎”认知下，只有——金钱！是一切自由的代名词。

◇余老板在乡下订过亲，却因为母亲死了，没有人再向他提起。他对女人也不看见。

◇战争时（日本侵华战争）余老板冒死“跑单帮”，带的东西，不过一些逼切需要的民生用品。相当卑微的营生。

◇日本投降之后，余老板胆子大了，去做“军队补给生意”。没有“政治意识”，绝对没有。所以谁向他要货，余老板都去跑腿——只要“钱”这心肝宝贝来了就好。

◇余老板向人佝了一辈子，身体语言就老是那么“哈”着背。仰望着每一个人。

◇战争，军队的打来打去——发了余老板。

◇余老板本性是极善良的，而且思想怪老派。（以上是先天性）

◇余老板投机取巧，又有深沉。努力，精明。（以上是后天造成）

◇余老板的“致命伤”在于他无意间仰望到了那高高在上的作家——又美丽的女人——沈韶华。他开始做梦。

◇余老板的“致命伤”在于他有了一点钱。

◇余老板的“致命伤”在于他有了钱，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做“自信”——尤其在韶华的面前，他觉得了自己的卑微。但因为有了一点钱，余老板又鼓足了勇气去接近关心——没有了钱的——沈小姐。

◇在性命与爱慕——狂热的爱慕，接近宗教性地爱上了沈小姐同时，余老板聪明地要了“性命”又同时要了“沈——小——姐”。

◇在不给余老板思索机会的“直觉要求”中——余老板放弃了逃命与金钱，选择了“我要在沈小姐身边”。

◇结论——余老板仍是做梦的人。

月凤男友小勇

◇出场时二十四五岁，但更稚气，神色明白的一副“理想青年”。

◇眉目中偶有英气，被月凤一打头，就消失了。

◇合群的。轻易信任一个女人、一个理想，或一位领导人。

◇没有复杂心态，所专一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命追求。他盲从。

◇而是相信，人生以救国（领导说的）、以革命为最伟大的情操。（领导一再说的呀！）

◇但月凤的情结，亦是小勇内心不可缺的一面。

◇小勇仍要革命，不革命，有了爱情也是虚空。

◇所以——小勇——要了救国——再把月凤——以爱情（真诚的）——拖下水——（不自觉的）

王司机

◇四十岁左右。

◇一个有着爱国理想，又因为有着“家累”，而不能不在沦陷区，为日本人的走狗、“文化汉奸”做司机的中国人。

◇司机文化不高，境界深具一般性“是非观念”所掌握的一个血性男儿。

◇个人关系与上司章能才良好。

◇民族关心，与上司章能才全然不同。

韶华楼下住着一对小夫妻，其中的妻子

◇出场时二十一岁。

◇乡下来的城里人。

◇聪明在“女人的吵架上”。以吵架、打架这两种“架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丈夫的深情爱意。

小夫妻中的丈夫

◇二十四五岁。

◇其实做个手艺，日子也可以过。

◇他的日子不好过的原因，部分在于日本人。他参加地下工作。

◇他的日子不好过，也在于他的女人以“吵架为婚姻的目的”。

◇他的苦，在于连不回嘴，女人都要以为他是不爱她了。所以他只有拼命回吵，证明自己对妻子的——看——重。

小男童一

◇谷音、老古的爱情结晶。四五岁的人了，老是在吃奶瓶。奶瓶中被谷音放了白水。

◇他的表情是“吸吮”而不是身体上的饥饿。谷音忙，粗养他。（瘦瘦小童）

小男童二

◇楼下小夫妻的孩子。

◇夫妻一开始吵架，就会被做妻子的往地板上一搁。小童于是意识到，“爸爸妈妈又要开始一天的生活了”。于是他放心地——哭。

◇他的父母不吵架时，他会害怕得哭都不敢哭。（胖胖小童）

玉兰

◇出场时十九岁左右，瘦瘦的，营养不好。乡村里被卖到城里来做丫头的女人。

◇对于她的际遇，她没有任何抱怨或反抗。她是一种凡事都认命的人。

◇或说，一种对于本身所承受的一切，都以“逆来顺受”这种“韧性中国人生观”，来对待生活的人。（韶华小说笔下的人物）

春望

◇出场时二十六七岁。

◇识字不多，但是有理想、有胆识、有承担。

◇对于他的妻子玉兰，有着一份乡下人固执的承担。

◇但是他出身农家，却去了上海做工人，并不是完全不懂得国家、民族这种大使命的人。

◇他对他的国家、妻子、母亲，全是中国戏文中标准的“忠孝节义”。春望娶了玉兰为妻，交给乡下的母亲，请她们相依为命之后，自己跑去打游击去了。等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春望很安然地明白，他对国家的“忠心之梦”已经达到了，就回到玉兰的身边来。国共内战时候，春望又去参战了。

◇两者之间——救国——家庭——没有矛盾。（是韶华小说里的人物）

注：此剧为“戏套戏”。其中玉兰、春望部分请读者幻想为“舞台剧形式”，对白可用江苏浦东地区语言。能才与韶华讲一般普通语（国语）。

楼高日尽

凤箫吟

（宋）韩缜

锁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

绣帏人念远，暗垂珠露，泣送征轮。

长行长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

但望极楼高，尽日目断王孙。

销魂。

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妒轻裙。

恁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

朱颜空自改，向年年、芳意长新。

遍绿野，嬉游醉眼，莫负青春。

第一场

（字幕同时缓缓拉出）（此场全在字幕中出现，算做不刻意的交代）

时：（日）下午，灰暗的阴天。

景：韶华父亲和二妈所住的家中，内外。

人：小健（韶华初恋男友）、韶华、韶华父亲家中大门口的“门房”、韶华父亲、众仆人。

镜头照着一座大宅第的高景。除了大房子之外，尚能清楚看见，有着巨大铁门、高墙，铁门旁边又有一个小门出入的“进出口”。一般时候，只有汽车开进来时，正式大门方才打开。如果来访的客人是没有车子来的，就在小边门先投上“名片”交给门房，送了进去。被接受的访客，就由边门被门房引导进入大房子中去。

这幢西洋式的两层楼房，是有车道的。车子由大门右方开进来，正房处下车，再可由左边开出去。镜头由高景，拉到房子，拉到二楼的一个窗口以及可以连接房子楼下院落的进口大门处。（字幕继续拉出）窗户是玻璃的，可是由里面被“木板条”封死了，有缝隙的地方，一双急迫张望外界的大眼睛，拼命在那有限的小木板条缝里，往外搜索着动静。窗外，一个青年人的身影（以窗口二楼那双女人的主观眼中望去），那青年人脱下了帽子，（不是有边的华贵男帽，而是一顶当时大学生常用的软边帽），向门房卑微地在打听一个人，请求见面的样子。显然的，门房受到过警告——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拒绝他”。

室内的那双渴望的眼神，突然浮出了失落的悲伤。女人——韶华，刚刚因为强求与男友结婚，而被父亲关了起来的事实，在自由与爱情的失落上（但她尚并不灰心，彻底地）。（此时留声机放出巨大的“1812”的音乐，好大声地放，震破屋顶的放法）

（字幕）

同样的青年，被拒绝之后又爬墙进去了，门房正在扫地，突然看见了——被关起来小姐的男友居然再闯进来——以这种方式。丢下扫把，冲向入侵者，两人拉扯起来，一个向内冲，一个把他向外拖。青年人拾起地上的碎石，朝韶华被关的二楼窗口丢去，哗！玻璃破了。狂叫起来（还在跟门房缠打的同时）。

△小健：（划破黄昏大气地狂喊）韶——华——韶华。

△韶华：（拍打被封在玻璃窗内的木条，试着扳开那钉得死死的枷锁）小健——

此时房内又出来了仆人，男的，两人架住又叫又挣扎的小健，由小门硬推了出去。小健跌在街上，爬起来，上去踢门，不停地踢。

屋内的韶华，在墨水瓶中把食指、中指全浸了下去，不够，又拉下了床单，浸在墨水中，在墙上气愤、伤心、发泄地乱涂，慢慢地写下：1943年2月11日，再见。

（再由二楼窗口高度用镜头？）（字幕继续拉下去）

韶华家中的大铁门打开了，汽车开进去，那一霎间，守在街角躲着的小健，乘机再冲进去，要往房内冲，门房指着小健叫。车上人也同时下来了。因为门房高叫，引出来了一批仆人，再上来打。车中下来了韶华父亲模糊的身影（此时由二楼板缝中韶华主观镜头在观看）。

韶华父亲沉声怒喝，向小健。

△韶华父亲：滚——再来把你毙了——

小健冷不防啪一下打了韶华父亲一拳。

△小健：你——残忍——把女儿放出来！（叫）（凶）

仆人看见老爷居然吃了青年的推打，群涌上来将小健又拖又拉又打地在地上拖向门口。铁门立即关上了。

△小健：（哭腔、愤怒，做手势向房子打）（再叫）别看不起人——我发财了——再来抢你女儿——等——着——

二楼窗内的韶华，没有再去扳木板，也不再叫喊，木板缝中的她，双手举到眼睛下面，拳握。突然跑向房间的门，撞翻了地上放着的一个食盆，她摇门柄——同时——（字幕继续拉）

△韶华：（讲话般的慢，不是叫喊的）放——我——出——去——放——我——放——我——

门外没有反应，一片突然的死寂，韶华又拍了几下。不叫——静听——听了又听。韶华倒翻了整瓶墨水在桌上，把手打上墨水，拍向墙——再用手指乱沾墨水。时间过去了不知多久。墙上写满了——1943年？月？日1943年？月？日

1943年？月？日，再见。

又写，重叠了字——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943年？月？日，再见。？年？月？日（字幕、字幕）

韶华坐下了床沿，翻八仙桌下的小抽屉，倒出乱七八糟的杂物来，找出刀片（锈的），拉起衣服，对着大腿上——刷——划了一刀——再看了一秒钟大腿——慢慢拉上袖子——刷一下，划了上手臂（左手）——三下，深的，横的，不够，再在三道间划了一道直的——韶华手腕在镜头下出现——（刀片下去时并不拍摄）（配乐，是一种反效果的宁静、安详）

韶华将“手腕”抵在墙上，慢慢绕室走——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印在墙上——三分之一的墙上。（字幕又现）

注：

韶华房中的床，是一张宽床，不是有顶的中国床，是四周“没有依靠的床”。有一张八仙桌，没有台布（不是书桌），就放在床边，桌在窗口左半边的位置。地面是长条老式木板地面。床对面有一个衣柜，柜上的穿衣镜早已裂了。有洗脸盆，放在一个墙角的小木茶几上。床上被褥，在小健来的第一次、第二次，都是相同的花色，中国洋红色。

韶华没有穿鞋子（请镜头轻轻带过。以后戏中韶华鞋跟越来越高）。另一面墙边，有着小书架，放着几十本书籍，不多。（字幕）

韶华穿得邋遢，披着灰蓝色的对襟毛衣。洋学生式的“中国洋装”。

窗子

洗脸盆，有小茶几放置在上面

桌

床　被

衣柜

书架

食盆　放地上门

封住的窗户

第二场

时：日（夏季）。

景：韶华父亲家中室内。

人：韶华、送食物的老妈子。

韶华的窗口有风吹进来，玻璃早被小健打破了，在第二次来救她的时候，木板封条还在。风吹起了韶华摊在桌上的稿纸，一起一伏的，有些写满了字，有一沓尚是白的。

韶华坐在床沿，对着桌子上的稿纸，正在滤稿。同时，有人进来，在桌上放下了一碗食物，收去了洗脸盆，又有门被锁上的声音——叮啦——再将房间锁住。

韶华对于被关闭这回事情的挣扎，已经成为过去，“不看那房间内墙的四周，已在她长久禁锢的岁月里，被涂满了代表一切心情的字迹”。

韶华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夏天衣裳，仍是女学生味道的短发，正在床沿，对着纸，无意识地前后轻轻摇晃，摇晃，摇晃——右手的钢笔戳在左肩手臂上，轻轻地戳，轻轻地戳——衣袖上化开了一片墨水渍，韶华不知不觉。

那扇被常年锁着的房门，又被打开了，没有人将它立即再锁起来。老女佣人对那不知不觉专心写稿的韶华。

△阿乐：小姐，快下楼吧，可以下去了，老爷快要死了。（轻轻又急迫地说）

△韶华：下楼（不屑的样子）？谁说我要下去的？

△阿乐：老爷要死了，你去看看他。（以下韶华、阿乐同话）

△韶华、阿乐：（交杂对话）阿乐，你死了没有——小姐，不要吓我——来来——你看——（韶华跑去放起留声机来，快速地）——你看——（完全与情况相反的浪漫音乐来了）——老爷在这里面——（指指桌上的稿纸）——小姐，不要吓死我——真的（音乐）——他把玉兰给买了回家——（阿乐被韶华的举止镇住了）——老爷看见玉兰小姑娘很好玩——就对她说——你听，阿乐——（完全浪漫的音乐）——老爷说——我坏了你（手在阿乐身上肩上乱摸），我坏了你——我坏了你坏了你坏了你（开始摸阿乐的胸部，剥她衣服）。（音乐仍在流）小姐，不要吓我——阿乐哀叫起来。（韶华身影向阿乐逼过去——）

第三场

时：日。

景：玉兰老爷家后门口，以及玉兰老爷家中。

人：玉兰、将玉兰带去卖给大户人家的人口贩子、老爷和五七个祭祖的家人。

玉兰穿着短花布袄，宽裤脚黑裤，梳辫子，手中提着一个“小包包”，走站在一家人的弄堂房子的后门。人口贩子先进去了三秒钟，玉兰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已被岁月洗刷过的标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风里掀起了下角——飘飘伏伏。人口贩子将玉兰招手叫了进去。有众人，在前面上海弄堂特有的小天井中，穿着清朝时代的官服，祭祖。（故意时空错乱，清代出来）

玉兰一时没有人理会她，将她放在楼梯后，幽暗的下人房中去。老爷无意间走过，看见了新来的丫头玉兰。老爷胖宽的身影，向玉兰——一个惊惶不解的女孩子，慢慢罩下去。（镜头下，一只彩色泥老虎啪一下，落在地上碎了）

画面同时O.S（旁白）（韶华的声音）：这张标语玉兰看不懂，一个字也不懂。上海已经成了孤岛，这对她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个连身体都被卖掉了的人，她的前途已经不是她的关心了。

玉兰被卖进去的人家，是清朝时代做官的老式家庭，即使时代不同了，逢年过节，还是穿上祖宗留下的官服，拜天祭祖。

玉兰刚刚进了这个人家，就让老爷给坏了。

望断天涯路

蝶恋花

（宋）晏殊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四场

时：日。

景：上海街上。

人：韶华、两个黄包车夫、街上路人。

韶华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脚下放着搬家时必需的“被褥包包”，一口小小的衣箱，留声机。神色透露出一份孤单中假装的坚强。韶华靠在黄包车上，用脚优雅地踏着那些绑好的被褥包，手里抱着一只白色荷叶边的小枕头。韶华穿半高跟皮鞋。

韶华走出了那囚禁她的家庭。她的黄包车在后面拉，紧跟着另一辆在前面跑的黄包车。前一辆车上，放着扎好了的书籍、稿件、脸盆，以及三个放杂物的盒子与网篮。一架不衬她行李的豪华喇叭形留声机引人注目。

韶华没有太多面对未来的恐惧。但她终于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这茫茫苦海中”的意识，仍是令她孤单到接近茫然。（音乐不强调任何心情，茫茫然的、散散的）

演员提示：车上的韶华，注视着的不是街景，“她看进了一个空茫的远方”。

第五场

时：日，秋末了。

景：韶华新家外面，大街与弄堂。

人：司机，三五个小孩。

一位显然是司机的男子，在大街上，梧桐树下停好了汽车。往弄堂中走进来。

弄堂中的小孩，看见汽车来了，奔了跑去，快乐地叫喊。

△小孩子们：汽车——汽车——

韶华租来的房子全幢图。韶华只住楼上一间而已，不是整幢。

弄堂

汽车停在这儿，梧桐树下。

第六场

时：日，秋末了，梧桐树没有叶子。

景：韶华租来的楼房小间，大家合住着的。

人：韶华、老太太、小夫妻、司机。

那位司机在进入楼房小小几步的园子时，看见了楼下一对小夫妻，以及一个老太太。

这时司机已经开口了，手上拿着一个中型信封。

△司机：请问——这里住着一位沈韶华小姐吗？

△小妻子：小姐我们这楼下是没有的，你去看看那个楼上的，倒是小姐派头——

△老太太：（来插嘴）真好派头，一来就把那个留声机开得好大声啊——

送信的司机上了楼，楼下众邻居呆呆地目送。

门开了，韶华一脸的茫然。

△韶华：找我？！——

韶华接过信封，看见明明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就接下了。门没有被关上，韶华随手把信一搁，抱了个枕头出来，伸手一掏，掏出来一只金戒指，对司机说——

△韶华：谢谢你！

金戒指被韶华当成了赏钱交到司机手中，她将房门砰一下又关上了。韶华当时神情十分心不在焉，也不知应对。（韶华心爱物都在枕头中放着）

注：此场可能引起争议，事实上这种拿金戒指付小账的事情，在本剧原作者身上发生过。可见存在。不避争论。当时她身上只有两个戒指。

第七场

时：日。

景：老爷家的天井。

人：玉兰、老爷的太太。

O.S（旁白）（韶华声音）：玉兰被老爷强暴以后，有了他的孩子，老爷哪里会管她呢。

太太看出玉兰怀了身孕的时候，都已经快五个月了。

玉兰在天井里撑着腰酸，洗衣服。太太走上前去，趁玉兰不防，扳住玉兰的肩，正面朝她小腹踢上去。玉兰当然是逆来顺受的，她痛成缩了起来，往地上慢慢、慢慢蹲了下去——雨——开始一滴一滴落了下来，落在没有任何保护的女子——玉兰的身上。

来时陌上初熏

凤箫吟

（宋）韩缜

锁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

绣帏人念远，暗垂珠露，泣送征轮。

长行长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

但望极楼高，尽日目断王孙。

销魂。

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妒轻裙。

恁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

朱颜空自改，向年年、芳意长新。

遍绿野，嬉游醉眼，莫负青春。

第八场

时：日（下雨的午后）。

景：韶华家门外弄堂以及进门处。

人：司机、小夫妻、小孩子（三岁）、章能才出场。

雨，下在汽车的顶上，车子开到弄堂口，停了。跟司机坐在一起的能才，下车。司机将位子下的手枪摸了出来。

△司机：（安静地）部长，这个，带着？

△能才：不必了。

伞下的能才，一步一步沉稳地走向韶华住着的小楼。那个步子，不疾不徐，踏出相当安稳的自信来。（能才面容不正拍，只拍身影）

住在韶华楼下的小妻子，手里拿了一把尺，向她的男人举起来，作状要打他。喊。

△小妻子：昨晚你又去了哪里？

能才将楼下门一推（一般共住户白日不关门）。小妻子好似看见了天人一般。立即反应到——此人是楼上沈小姐的客人，也不再问了。

△小妻子：（热心地往楼上喊去）沈小姐，这里一位先生来看你——

能才自收了伞，大方地往楼梯边一搁。踏上了第一格楼梯——沈韶华的房间开了。（此时能才未被拍到正面）

第九场

时：日，雨的下午。

景：韶华家楼梯以及楼下。

人：韶华、小妻子、能才。

门开了，在一个寂静落雨的星期六，韶华听见楼下叫唤时，正在房中用头抵着玻璃，望着窗外的雨水发愣。

门开了，她看见一个并不认识的中年男子，一脚踏在楼梯上，停了步子，仰望着楼上门框中出现的她——沈韶华。看见了这陌生人的一霎间，韶华内心被什么奇异的东西，轻轻冲击，他们的目光，正好碰到了。

△能才：沈小姐？

能才这三字说出来时，韶华好似进入了一种幻境（音乐请制造效果）。能才不过轻轻含笑地说了一个称呼而已。（音乐早已悄悄进来了）

△韶华：我是。

小妻子快速地顺手推开了楼下一间房门。向韶华轻喊。

△小妻子：来，借用房东太太的客厅——

又做了一个手势，请能才不上楼去。

△能才：沈小姐想来收到了我的信，是请人专程送来的。

（音乐——请在能才拜访韶华，两人在楼梯上“初见心惊”时，一定给予协助）

韶华突然联想到那封信，一摸太阳穴，又快速消失到房间里去。再出来时韶华手中方才一面拆信一面读一面下楼时，又摸了一下头发。擦了一支火柴，点火，再熄掉，用火柴的黑头——画了眉毛。

第十场

时：日。

景：韶华房东太太的客厅。

人：能才、韶华。

能才已经被韶华的楼下邻居请了进客厅，但他不敢坐下来。而韶华方才下楼，能才背着门双手放在大衣口袋中，韶华手中捏着信封，信纸，明显看出是刚刚才拆开的，站在客厅进门处，能才正在转身——

△韶华：章——先——生。（接近含笑，显然信的内容是她喜欢的）

△能才：你——的——读——者。（音乐偷偷进来了）

这句话说出来，两人都笑了。能才的笑容里，竟然有着一丝中年人“被释放出年纪时”的羞涩。

这时，初见的两个人几乎被彼此的目光所惊吓，能才不敢逼视韶华，韶华又何尝再敢直视能才。

韶华坐在一张沙发上，能才坐在另一张她手臂边的沙发上（两人不是对面坐），都是单人的老式沙发。能才没有脱大衣，他不自在。

△韶华：章先生来，有事吗？（能才不自在，韶华倒稳住了）

能才手中握着帽子，开始被他慢慢沿着帽边轻轻转了起来，他没有能再举目看韶华。他看帽子。

△能才：事情倒是没有——（停了一秒）看了沈小姐发表的一篇文章——（停了一秒）老是忘不掉——

能才发现韶华当着他的面，含笑又在“展读”他那封毛笔字写在白色棉纸上的信时，接近含羞地把脸斜了一下。

△能才：深夜里写的信，居然写给了一位不认识的作家，我自己都不明白。（能才必须表现拘谨和心事，以及他自身也不明白的心灵震动，当他初见韶华时）

韶华此时比能才稳得住了，把信往胸口上一抱，含笑看着能才。身体这才放松，靠到沙发上去。

△韶华：（展开信纸向能才）写出这一笔漂亮毛笔字的人，倒是可以认识认识。（笑。能才不知说什么，内心充满喜悦）

也许是为着自己流露出太多内心的情绪，能才引进了接近空洞的话题。掩饰。

△能才：我又跟自己说，这位作家的文章好大方的。如果没有那种出生背景，写不出来同样气质的东西——

说着说着，能才小心地掏出一枚金戒指来。用食指和拇指握住，向韶华亮了一下。（接着上面的话，在举动中并没有停下来）

△能才：用这种东西，打发小账，也未免太大手笔了吧。

韶华也没有去接，能才将戒指轻轻搁在两人身边的小茶几上。韶华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韶华：我这个人，对钱没有观念。

△能才：其实（能才又讲空洞的话），你老太爷我听说过的，美孚公司江南五省的代理——

韶华没给能才说完，抢了一句。讽刺式地也尊称自己父亲。

△韶华：我老——太——爷——死了。我二妈把我给丢了，我跟我的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着说着，把那只戒指在手上脱脱戴戴的，讲起她的家庭，韶华突然不自觉地咬指甲，又立即意识到这动作的不雅，又放下了，脸上神色有些决裂的坚强又掺杂着黯然。能才在这几秒钟里都看在眼里。出于真诚地想去拍拍韶华，却自持住了。

△能才：一个人的日子，怎么样？

韶华是个要强的人，不会在人前流露出软弱。没有事情似的又恢复了没事的样子。

△韶华：很好呀！写写稿。

能才看了韶华一眼，看见她那种放烟雾弹的样子，心里起了疼惜和感伤。

△能才：那么，过几天，我可以再来吗？

△韶华：可以呀！那么，我现在可以上楼了吗？

△能才：（疼爱地笑）看，这里有一个东西给你。（掏出一只泥塑小老虎来）

△韶华：（惊）这是我小时候妈妈给过的玩具，你怎么知道？

△能才：你文章里提过。

韶华，握住小老虎玩具，眼睛湿起来了。

第十一场

时：晚上。

景：韶华房间。

人：韶华。

当天晚上，因为能才的来访，使得韶华那年纪轻轻孤寂的心灵，起了不同的波澜。韶华意识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新的仰慕，新的肯定，以及一个新的自己在眼前展现的时候——

——韶华看见一个容光焕发的自己，在镜子里以一种有了光、有了热的眼神探索着镜外人未来的世界。（以上演员心境提示）

抚过了白色有着流苏的桌布。（空花织的）韶华顺手推开了夜色茫茫中的“窗”。

（音乐此时请在这一场流入，引出心情的转化）

第十二场

时：黄昏，晴朗黄昏，夏季。

景：玉兰老爷家中。

人：玉兰、春望。

（玉兰心情也转了，音乐请流入）（特别是春望说“对不起！”时）

玉兰在推“窗”，手里拿着一块抹布。窗外对楼屋顶平台上，一个傻乎乎的英俊小伙子正在专心擦澡。一盆洗澡水放在一张凳子上。那小子只穿了一条长的内裤（格子布的），拿了一条破毛巾像漫画人物一般左手扒一边，右手扒一边毛巾，在擦背——突然，看见对面窗口一个扎辫子、乡土气息的女孩子在呆看他的动作，吓了一大跳。

小伙子连忙把不太大的洗脸尺寸毛巾一放，平遮在胸口，想想不对，赶快转过身去，又想想——背上也没有衣服，急死了——又转回来——用毛巾遮在脸上——又羞死了——把毛巾放下一点——惊惊惶惶，又羞又急地喊。

△春望：对不起！

王兰这方才知觉了，把手在自己脸上向那小伙子一挥，也羞得笑了起来——

第十三场

时：日。

景：电车里。

人：韶华、路人若干。

韶华是不大出门的，主要也是她没有地方可去，也不喜欢跟太多人来往。她的朋友，在上海的，除了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谷音之外，可以说没有别人了。

韶华坐在电车里，不放心地张望着街景和站牌。韶华身上放着一个网篮。

电车发出——————的声音，有路人在等车。

韶华衣着灰蓝，着不透明长筒线袜，整个感觉是孤单而寒冷的。但她脸上的表情已跟第四场时不相同。“她的目光是有着目标性的——她看站牌。”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八声甘州

（宋）苏轼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第十四场

时：日，秋末冬初。

景：出版社兼杂志社。

人：韶华、谷音、老古、小孩子。

（室内景）韶华坐在谷音身边的椅子上，谷音与丈夫老古的大书桌是对面对拼着放的。这一间办公室里只他们夫妻两个，有一个走廊在房间后面，走廊上是谷音做饭的区域。办公室放着两盏台灯，夫妻各一盏。同时共有一个笔筒，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稿纸、印书大样、算盘、浆糊、烟灰缸、印泥盒、字典、茶杯……这些文人的东西。这些“工作进行中”的东西，“这可是属于谷音这张办公桌的”。老古那张桌子上，干干净净，除了烟灰缸之外，老古的桌子清汤挂面似的。

韶华将网篮中的稿件（镜头不经心地带过一同放着的一瓶油、两只咸鸭蛋、一包米、一条火柴盒十包装的），用章能才写信给她的牛皮纸信封装了，很自然地拿出来。谷音先是看到了韶华那么薄弱的生活食品，下一秒钟，看见了上面写着“沈韶华小姐芳展”，下面署名“章缄”的毛笔字封套。

△谷音：嗳，以后你这柴米油盐叫我做好了，你小姐呀——只管写文章。交了呀？

谷音将稿件在说话的同时，抽了出来，把那信封往桌上纸堆中一塞，防了一眼她的丈夫老古，不吭气。

老古哪里在看谷音和韶华呢？老古深醉在一本流行小说里，半掩着脸，脸上一本《月下老人秘幕》。

△韶华：短的。（看着那薄薄的七八张稿纸）

△谷音：你不是要钱吗？（停了翻看交来的稿）

△韶华：长的也有，加——稿——费。（声音里有着笑）

△谷音：咦，好朋友讲这个做什么嘛！不看我们一家三口房租都省下了，挤在出版社里——（未讲完）

△韶华：我还是要加！

△谷音：那你长的文章拿来呀！

△韶华：好。不过那个男人还在屋顶上洗澡。

△老古：谁在屋顶上洗澡？！（突然听到了上一句，吃了一吓）

两个女人笑得用手去挥了一下老古，韶华看上去特别的精神。

△谷音：神经病！

韶华仍在笑着笑着的同时，谷音顺手扒起一个大红色还算新的热水瓶，对韶华说——（用红色水瓶衬韶华那一无所有的衣着和心灵）

△谷音：来——你搬家，送你一个热水瓶——

△韶华：我还是要加。

△谷音：——喜气洋洋的——（快速连话）

△韶华：我还是要加。

△谷音：——土里土气的——（快速连话）

△韶华：我还是要加——

△谷音：——暖暖的——

△韶华：——我还是要加！（同时都笑成抢话讲了）

两个女人，话夹在一起讲，韶华的“我还是要加”一句一句插入谷音的话里去，两个人又笑又亲爱地抢话，对于这加稿费的话题，倒成了不重要的内容。

△谷音：好，加你这一大堆卖不出去的杂志。让我给你提着——送你回去——老古，管小孩子呀——

谷音顺手把热水瓶塞到韶华怀里去时，马上弯腰在扎一大堆过期杂志的同时，口中正说着好，加你这一堆卖不出去的杂志。韶华笑着接过热水瓶的同时——

△韶华：坏蛋！（立即接上谷音那些提破杂志的动作）

两个女人已然丢下看书不做事的老古，丢下站在一个小方“孩子车”（四边有栏杆的）内仍在吸奶瓶的五岁左右小男孩子，走了上街。

第十五场

时：日，冬来了。

景：接近韶华住家的街上。

人：韶华、谷音、能才。

谷音等到快接近韶华的家了，才把折在口袋中的那个中型信封（写着“沈韶华小姐芳展”“章缄”）拿出来顺手塞在韶华的外套口袋中。

△谷音：倒是来得快，你的地址还是我给他的呢！见过面没有？

△韶华：没有。

△谷音：没有也好。这种人呀——讲好听点嘛——是个文化——官——讲难听点（小声又不屑）——汉奸嘛——要不是老古跟他以前同学，打死也不买他的账——你干干净净一个大小姐，犯不着蹚这趟浑水。

△韶华：他不是的。（这句话有了双关意思，他不是我的来往。他不是汉奸）

△谷音：唉，你没骗我吧？

△韶华：（笑着，抿嘴）（什么汉奸不汉奸，韶华没反应）

这时两个女人都看见了能才，在韶华弄堂外的梧桐树下踱方步。走了几步，又转身踱了开去，明显地在等着韶华。当能才转身时，谷音指指韶华，咬牙切齿的，但也笑了。韶华迎着谷音的“算账脸”，笑着退——双手连热水瓶都放到背后去，不解释——无声地笑。

谷音轻轻作状要整说谎的韶华，见那一只手放在口袋中的章能才又转向她们踱了回来。谷音一甩手，走了。走之前，把那一大沓杂志往街上树下砰一放，不帮韶华提下去。在能才踱方步时，他手里拿着翻开的书，在看。能才酷爱阅读。

第十六场

时：黄昏将尽，已上灯了。

景：韶华房间。

人：韶华、能才、小夫妻。

那一大摞杂志被能才帮韶华提了上楼，韶华先不请能才坐，明晃晃地由网篮中拿出那两只谁也看得见的咸鸭蛋朝能才在灯下笑举——

△韶华：章先生在这里吃饭？

能才在韶华向他展示食物同时，把脸侧了一下，好似在看小孩子扮家家酒，又邀他参加似的受到感动，眼中流露出明显的亲爱温柔来。那头一偏的动作，好似受到了韶华无形中的手，一片轻轻的爱抚。

△能才：我们出去吃吧！

△韶华：那你出去等一下。

能才突然邀请了韶华外出吃饭，韶华第一个动作就是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淡色，没有生命力似的朴质灰条——

镜中的韶华摸了一下头发，又掠了一下头发——抿一下嘴唇，好使她的唇看起来有些血色——此时，韶华穿上了一件旧旧的皮大衣，短的。

能才下楼，在楼下去等韶华，楼下小夫妻正在合搬一些没有盒子装的大沓印刷品，那丈夫背着搬，一撞撞到了能才，印刷品乱七八糟地滑下了手，一把夹在中间的手枪掉了出来。小妻子机警，立即坐到地上去盖住手枪。很紧张地装成没事般。能才看到了，三人了然。能才施施然把手放在大衣口袋中，踱到大门边去。他不说什么。（此场配乐请制造效果）

第十七场

时：夜。

景：西餐厅。大上海豪华的夜生活场所。

人：能才、韶华、领班、茶房、白俄小提琴手、衣帽间的女人。

当能才将帽子交给衣帽间的女人时，先没有为自己脱大衣。他体贴而尊重地想为韶华脱下短大衣。韶华抢着自己快脱了，她把大衣卷起来交给衣帽间的代管人。那时，能才看见了韶华已换了一身藏蓝的低领旗袍——那白色流苏的披肩，不正是韶华桌上铺着的空花台布吗？

在领班把韶华、能才带了位子坐下来之前，能才不等领班为韶华拉椅子，抢着亲自为韶华拉了，再轻轻地推了一寸。

有茶房很快地拿了一支烛火来，替能才这一桌上的蜡烛也点了起来。同时在能才的主观眼中，烛火与玫瑰的桌上，韶华在能才的眼睛中反射着光芒。但是能才注视着韶华的眼神，又带着另一种若有所思的“不可说”。

那条桌布折成三角形的披肩，使得能才不忍看下去，目光移向韶华的脸。韶华有点不安，含笑，说——

△韶华：看什么？（说时自己先脸红了）

△能才：你好看。

韶华悄悄把眼神放到自己的肩上去的时候，领班递上来了菜单。韶华将菜单交给了能才——

△韶华：章先生替我做主，不要点太多。

能才看菜单的时候，韶华轻轻站起来——

△韶华：我去去就来。

当韶华由洗手间走回来时，能才刚刚点好菜，他自己面前一杯饭前酒，韶华的水杯里，已经被倒满了冰水。

当韶华走向那玫瑰与酒的桌子——加上烛光——时，一个白俄的小提琴手已然拉起了那首教任何女人在此情此景都要心碎的泰绮思——冥想曲。THAIS（MASSENET）。（请配乐不要拉得太古典，餐厅小提琴手那种有点滥情地诠释此首曲调）

韶华身上的白色桌布不见了，手提包鼓了起来，在韶华的身后，好似踏着舞步而跟随的小提琴手，一面拉一面接近能才与韶华的桌子。能才又为韶华拉椅子的同时，冥想曲快拉到第25秒钟时的旋律了。在那第30秒的旋律下，韶华没有控制住她那依然“学生性浓”的过去，向小提琴手去欠了欠身体，有些失措。音乐入侵了韶华敏感的心，她听、听、听、听了，慢慢热泪盈眶。她进入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新愁旧恨，无以自拔。

能才塞了一张钞票在那提琴手的裤子口袋里，含笑谢了，小提琴手略略点了个头，走到另外一边桌子去拉，音乐仍在继续下去——

△能才：想什么？（音乐仍在流续下去。）

△韶华：这重要吗？——想——这顿饭要花你不少钱吧——（韶华强打精神想改心境话题）

△能才：这重要吗？（接近讽刺地）

音乐由远处还是飘过来，那如泣如诉的弦音，强迫韶华进入了一种梦境，她——伸手拔出了瓶中的长梗鲜红玫瑰花的同时，一面动作一面说——

△韶华：记得小的时候，我还有妈妈，她带我来过这里——妈妈教我吃西菜——就坐在那边靠窗的一桌——那一年——我——七——岁。

音乐仍在流着，遥远了。韶华讲起这段往事来时，泪眼中望着那张与妈妈坐过的空桌子——她的眼神如此遥远，好像看过去了她的一生——

（同时）不自觉地开始剥下玫瑰花瓣，一片、一片，落到自己面前。

能才轻轻地稳住了韶华的右手，把花和韶华的右手一起握起来。

△能才：韶华，我很早就一个人过日子，姑姑把我带大的，姑姑前几年就死了。姑丈是个日本人，一直在中国，去年他也走了。我这个差事就是他替我一步一步安排的。（能才讲自己）

△韶华：你，太太，也是日本人吗？

△能才：没有。我们分手了。没有小孩子倒也没有太多痛苦。

△韶华：人家说，你是汉奸。

△能才：是，我也很痛苦。

△韶华：那——你杀过中国人没有？

△能才：（苦笑）最厉害的汉奸都是不杀人的。最没有用的汉奸也是不杀人的。

△韶华：哦，你赖了。

△能才：随波逐浪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能才明讲了）韶华，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能才再次感伤）

第十八场

时：日。

景：日本人占领的上海，能才办公大楼外。

人：能才与同事三五个。

人，在日本国旗下，过着忍辱偷生的日子。能才与一些同事，没有派头地，由办公大楼中出来。

中国人，在日本旗下，以“国民党”的“政府”（汪精卫政府自称国民党）名义下，不反抗，一样柴、米、油、盐，上班、下工、挤车、结婚、做寿、拜访、吵架、打打小孩……生——老——病——死。

中国人生活的画面在日本旗下出现。

旗在画面左方直悬。

人人人人、车、房子、街、活动。

旗子

注：在汪精卫政府下的上海，还是挂中华民国旗子的。但这一来，观众实在不明白（四十岁以下，或不看近代史的人），只有明挂日本旗。（戏呀！）（此种表达太明显，可否将日本旗用到玉兰春望戏中去？）

第十九场

时：下午。

景：韶华家中楼下院中、小夫妻房间、弄堂口。

人：能才、小夫妻两人、十五六岁小青年、小孩子（小夫妻的）、司机。

能才与司机同坐着，睡了过去，手上一本书仍握着。司机轻轻推能才。能才进入韶华家楼下时，那对小夫妻坐在台阶上好似在等什么似的。小妻子打毛衣，丈夫在钉一个破椅子。能才一进来，明显看见小丈夫向他身后一扬下巴，打了暗号。这时一个小青年，手举过头，一把扳回能才的肩，偷袭——能才一退，也挡了小青年，那人还是不放过他。

△小青年：打死你这个汉奸。

小青年 头挥过来，木头柄跟铁头部分分了家，飞出去了。当然没有打到。小青年逃了。

能才遇袭也不追，慢慢推开了楼下小夫妇的房间，这时两人都躲进去了。能才走进他们家，沉潜地，苦笑。

△能才：杀了我这种人，就能——救国吗？（能才苦涩地笑）

△小妻子：这种话，你对我们说做什么？

△能才：（点了烟，吸一口，按熄）（口气凶严起来）你们不必在我面前演戏了。

△能才：——我再也不要看见你——（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来吧，往这里戳呀，省得我自己动手。（叹气）我还怕痛呢。

能才掏出一沓钱来，放在桌上。神色又由上面的“威”转成“感伤”。

△能才：给孩子买些吃的，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口气已转了，生命感伤再现）将来我不在的时候，请照顾楼上沈小姐。

推枕惘然不见

水龙吟

（宋）苏轼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

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

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绕云萦水。

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独回首，烟波里。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

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

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第二十场

时：夜。

景：韶华室内、楼下。

人：韶华、能才、小夫妻。

楼下小夫妻静静地在搬家。韶华跟能才从二楼窗口看。

△韶华：要是上次他们把你打死了，我也不活了。

△能才：这个你可要有心理准备，我是随时会消失的——（能才的表情始终无力感极深）

△韶华：说什么？会死的？那你来做什么？

△能才：（伤感）（去拉韶华）你这傻瓜。（把韶华引向他带来的礼物）来看，好多东西给你哦。

韶华叹口气，不说了。对于礼物，韶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欢喜。

那时韶华穿着一件质地中上的暗深蓝低领旗袍，坐在桌子前唯一的椅子上（平时她喜欢坐在床沿，床沿边也就是桌子了）。韶华对着能才带来的礼物，从从容容地看着能才。能才替她拆开——一个收音机——一本字典——一支作家定会喜爱的——笔——（画面）

韶华对着字典一拍，这才笑得欢喜，把脸去贴了一下。好似小孩子一般。那支笔，韶华将它举在灯下看，再去能才唇上轻轻用笔打了一下——爱的——这时。能才绕到她身后去——一条五彩花绸带流苏的“货真价实的披肩”被能才的双手一同由背后拥上来。韶华被包裹在她的缺乏里，她没有披肩，物质上的。她没有人爱，心灵上的。能才在这一霎间，成就了韶华小小的、小小的怅然。（色彩）

韶华被轻抱时，神色从容、接受，又安然、快乐。（四周衬着生命丰富的物质象征）

△能才：韶华——

△韶华：嗯——

△能才：还有一样东西，不好意思交给你，我放在洗手间水箱上——你去——

韶华接受了能才，在心理上。也有这份“大方”，在物质上同步接受。当她听见——在洗手间——这句话时，反手亲爱地打了一下能才，站起来就往洗手间走——去看是什么东西——她推开了房间——不关——向外走去——

这已经被能才插上了的新收音机，被能才一开，转出了播音员的声音——（能才听着，脸色不好）

O.S.（女声）：

这里是大东亚共荣圈，大本营报道：

各位听众，满洲国是“大东亚共荣圈”建立最早、根基最深的圣战基地。满洲府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国家。为了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大东亚圣战”，我们要再度在政治、军事、警宪、绅商、交通、农民、工人、蒙旗等部门中，推行更为积极的整备观念。

我们要强化基层单位，扶植政府机关，准备军事力量，扩大宣传，加强经济生产。工作重心在于动员全体民众，策应军、警方向，推展战斗精神，检举一切反政府分子……

注：请以无血、无肉、无表情的声音念出。再接：好，现在为您播放一首时代歌曲——《我美丽的香格里拉》——导演请做主，在何时可删上面播音稿。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全面展开，日本人称之为“大东亚圣战”。东北满洲国建于1931～1945年。

（此段时局内容因已由上海改至东北拍戏，请用上段文字，内容不再改。无妨）（戏）

能才突然在这种时刻又听到了时局，时局，他感伤了——

O.S.（女声）：好，现在为您播放一首时代歌曲——

O.S.（歌声）：“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韶华又在房间口出现，身上披着“醉生梦死花色”的丝绸披肩，在走廊上时也听见了收音机的音乐——韶华一步走进来，把右肩向前一倾，轻拉一下旗袍的下褴，意识上露出了小腿——展示能才给她的玻璃丝袜——（这之前，韶华穿长线袜，不透明的）——韶华从从容容起来，笑——

能才根本已经跟着收音机唱了起来，伸开双手，迎向韶华——

△能才：我深——深——地——爱——上——了——她（跟收音机一起）（唱——）（不管明天、不想未来地感伤地唱）

韶华右腿踏一步，右手直伸，左手掌心向自己放在心的前面，也在轻唱下一句——

△韶华：我深深地爱上了她——爱上了她——

△能才：我深深地爱上了她——爱上了她——（同时）

两个人跨了三步，轻轻拥抱，随着音乐跳起舞来，转一个圆圈，能才将韶华一抱，拦腰一抱，韶华跌坐在他的膝盖上去。收音机又在报了——

O.S.（女声）：这里是大东亚共荣圈，大本营报道，这里是大本营报道——

韶华啪一下扭掉了收音机，就坐在能才的膝盖上，顺手拿起一个水果和水果刀来——

△韶华：其实，我这些年来也一直想死，如果炸弹炸死我，倒好了。

△能才：不死，不可以死。（静静地说）

△韶华：好。不死不死，要死死在一块，来，来吃生梨。

韶华此时仍坐在能才膝上，拿起一只水梨和水果刀来——

△韶华：好。我们来吃——生梨。（叹了口气）

韶华和能才都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字的敏感度不同一般人。那句“吃生梨”是韶华故意说的，她很明白，她与能才的情感，另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时代”，这是她没有能力去掌握的事情。能才替伪政府做事，要到哪一天呢？当战争结束了，能才会不会受制裁？他们分不分离？生梨——生离——死——别。生离——生梨——生离——生梨——好——我们来——吃——它。

韶华削生梨好快，削成了一种决心似的。削好，也不给能才吃，也不切，看看手指上有水果汁，不知要去擦在哪里，因为能才由后面抱住她——她想把手指放到口里去吸——

能才已拿起了桌上一杯艳红如血的红葡萄酒——

韶华误会了，开始咯咯咯咯地笑——

△韶华：我不喝酒的，你试试看——

△能才：嘘——（能才贴在韶华脸上了）

能才将韶华的手，慢慢打开，那声嘘字还在。能才用酒，温柔地替韶华洗手（艳红色的酒花如血般在洗韶华的手）——嘘——能才将韶华的手拉近时，韶华慢慢转身向着能才——能才轻吻韶华的湿手——韶华的手摸上了能才的脸——韶华眼中——春光荡漾——韶华的下巴，被托了起来——韶华做梦般轻说——能才轻轻说——（同时）（韶华先一秒钟）

△韶华：能才。

△能才：小傻瓜。

披肩不再是韶华的保护了，披肩落在地上。灯被拉熄。

黑暗中，一支烟被点起来。能才躺在床外沿，韶华在内。那时，窗外已透出一点点微光——晨曦要来了的拂晓时分。能才吸烟，韶华失了怀抱，一下子没有了安全感。扑了上去。

△韶华：能才，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急迫的女性口气求取保证）

△能才：（沉默了一下）当然，当然。嘘——睡一下——我在——我在——我在——（拍起韶华来）

布景请注意：

韶华是处女。她的棉被是一种浅蓝色小花，加白边的。中国被。床是有顶，有安全感，有帘子可放下的老床。

小花被面

白边

第二十一场

时：早晨。

景：韶华房中。

人：韶华。

（在第二十场中）韶华因为能才拍她，在她身边，方才安然睡去。醒来——人去楼空，恍如一梦。

韶华摸摸身边，发觉屋内只有——她。

是一个人，昨日的空酒杯里，插了一只“青菜”。

韶华慢慢坐起身来，拾起床沿落下的一只玻璃丝袜。一副松紧带（扎丝袜用的）在丝袜旁边的地板上。披肩在地板上——

韶华慢慢举起丝袜，把一只手伸到袜子里去，张开，迎光拉开——玻璃丝袜破了——

韶华平平静静地把她的“处女膜”象征折折好，把丝袜当心地放入她那白荷叶边的枕头里去。

第二十二场

时：日。

景：防空洞内外。

人：玉兰、春望、人群。

玉兰在跑空袭，有拉警报的声音跟着大批奔跑的人群——呜——呜——呜——大家向防空洞挤呀——飞机声——低飞——玉兰挤到了春望的身边。嘭！炸弹来了。嘭！嘭！

玉兰发觉在春望怀里。

△春望：想过没有，跟你讲过好几次了。想过没有？

△玉兰：他们不会放人的。

△春望：管他们答不答应，我们逃了。

△玉兰：春望——我早已给老爷坏了——还怀过他的孩子。你还要我——？（快哭了）

嘭！炸弹又落下来，落在春望的心里。春望实在太痛恨这旧社会如此欺凌一个丫头，又疼惜玉兰以前未曾倾诉的委屈——一时愣了。

玉兰以为春望因为她不是处女而不要她了，挤开人群，拼命挤——狂奔而去——

分携如昨
到处萍飘泊

醉落魄

（宋）苏轼

分携如昨，

人生到处萍飘泊。

偶然相聚还离索。

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

尊前一笑休辞却，

天涯同是伤沦落。

故山犹负平生约。

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

第二十三场

时：夜。

景：街上，韶华家楼梯下。

人：韶华、小夫妻、月凤出场。

韶华在跑（前一场镜头中狂奔的玉兰跑成了韶华）。韶华家附近有人叫——快跑——捉人了——快——要戒严了——有吹哨子叫人站住的声音，有一声枪声。人奔跑声。乱。脚步声。

韶华的网篮中不过是两瓶牛奶和一沓卫生纸，她只是在夜间，出去买些日用品，就在家附近，却被吓得很厉害——她拼命地往家中跑去，推开小院中的门，再往自己二楼房间冲——在黑暗中，一道强光突然由楼梯上向韶华啪一下照住了。

△韶华：呀——（惨叫起来）

照她的人陪着韶华一起叫的。

△月凤：呀——

月凤又用手电筒照自己，又再照韶华，月凤假叫，韶华真叫。当韶华看清楚了来者是谁时，又叫。这个叫，快乐地惨叫了——呀——（尖叫！）

△韶华：死——小——孩——（扑了上去大叫！）

月凤和韶华抱在一起，缠在一起的时候，楼下房东太太开门看，看惨叫是为了什么。楼梯灯被打开了。两个好朋友，彼此——嘘——嘘——嘘——把月凤一个军人般的背包，拖上楼梯，轻手轻脚的。

第二十四场

时：夜。

景：韶华房内。

人：韶华、月凤。

韶华将门一关，靠在门上，笑指月凤那副辫子也打毛了，脸上风尘仆仆又沾了一抹黑色的样子。

△韶华：破人——跟个野男人私奔到大后方去，那么些年也没有消息。（韶华声音中满是喜悦）

△月凤：（啪——用中指和拇指两指一弹，啵的一响）我们这种“爱情动物”有了男人还会通消息呀。（好大声音哦）——不过——我——告——诉——你——哦——（当大事似的）你的照片可是一直放在这里（把胸口中一条绳子绑着的鸡心向韶华举一举）——男人这种东西——常常要换的嘛——不如只放你——在——我——心——底——（月凤讲到了心——底时，声音好有节奏）比较省事。

（音乐偷偷配进来）

韶华听见这话的同时，心里的一种东西，又被触及，此时，音乐又进来了。韶华的脸上满是温柔，又假板脸，对月凤。已经取了一个自己的茶杯，为月凤倒牛奶——

△韶华：书读了没有？（递上牛奶）

△月凤：（接过牛奶，又不吃，往桌上一放）我这种人怎么会读书嘛——还不是跟了“我——的——他”在街上演话剧（好大声喔），“嘿！放下你的鞭子来！”（做出话剧里的手势来，向空气对面一指，大喝）——（才看）——咦——你的房间不错嘛——只有这个我认识（指指留声机再突然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才正眼看了韶华，韶华根本是刚刚跑戒严跑散了头发）——呀（惨叫）——你怎么那么憔悴——

韶华又被月凤的叫，吓了一次。

△月凤：我看你呀，不是没有饭吃——是——（想用词）——哦——感情的饥渴。好，招出来，隔壁房间住的是谁？

△韶华：（笑）住着一个我最喜欢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在——家，跑单帮的——这楼上等于我一个人。你的他呢？（上句余老板出场伏笔）

△月凤：吹了。唉——大概已经在延安了。

△韶华：（又递上牛奶）你吹他？

△月凤：（把牛奶一口气喝下去）我吹他，他——妈——的——（委屈了，三字经慢慢骂）——一天到晚抗日、新中国——（又加快了语气，好大声哦）我就问他：“到底，救国重要，还是救我重要？”我逼他，不给他睡觉，逼到天亮，你猜他怎么样？——他不说。我再掐他，他说救国重要。他厚脸皮，还说我救国不彻底——我——就——说——（大声）“没有爱情，救得了什么国”——啪打他一个耳光，就逃回来了。唉（黯然了再叫）呀——好呀！我们又在一起了。

月凤把韶华抱住，用头去顶她的胃，往床上拼命顶去，两个人挤在床上笑。

△月凤：今天晚上跟你讲个够。

月凤撑起身子来，将放在韶华床上的行李包打开来，背包里的衣服、梳子、长裤被她丢出来飞到天上去。

月凤脱下鞋子，韶华顺手把床上能才的便鞋向月凤丢了过去，月凤一只右脚踏下去，发觉是男人的——尺——寸——一时就明白了（聪明），慢慢下沙发，把能才的便鞋举了起来——笑向韶华——眼睛中顽皮的火花一闪——

韶华好似“玉兰看见春望洗澡时表情”，用手慢慢在脸上，下巴下，往月凤挥过去，慢慢地挥，脸上一种——“哦——少来”——的风情万种。

第二十五场

时：早晨。

景：韶华房间。

人：月凤、韶华。

月凤散发睡在沙发上，手臂伸出来，放在一条灰蓝加红条格子的毛毯上。

月凤太累了，睡得沉。韶华轻轻下床，轻轻拉了小皮夹。唯恐惊醒月凤。轻轻穿鞋。

第二十六场

时：早晨。

景：弄堂外公用电话。

人：韶华、青年乞丐三五人、小健、小健怀孕的妻子。

△韶华：（讲电话）喂，请接章部长。（等）能才（口气亲爱），没事，不要急，没事，你别急嘛，我只是想跟你说，我那个最要好的月凤回来了，对，你还是可以来，我们的事（此时小健的身影已然进入镜头，有乞丐正向韶华讨钱，韶华把身体转开背住乞丐）我不预备瞒她的——喂，等等，是我那个初恋的人正在走过，坏蛋！不是说你。还带了一个太太一样的人，当年我还为他自杀呢——

韶华和小健、小健太太在镜头下一同出现，韶华挂了电话冲出去，拍了一下小健，两个人又推了一下，老朋友重逢似的——笑。

（沧桑沧桑的音乐在小健与韶华重逢的时候流过，当年的小健身边已有了妻子，岁月的变化都很明显了）

第二十七场

时：日。

景：理发店（美容院）。

人：韶华、月凤、两位理发师、顾客七八个。

小小的烫发店，已经坐满了那三五张椅子。韶华和月凤坐在椅子（烫发椅）后面靠墙的进口处等着。

收音机里正放着周璇的歌，那首“忆良人”在大气中喜气洋洋地飘着。三号理发师在吹一个女人的头发，手势顺着旋律一上一下的。另外两个美容椅上的女人，一个在被师傅梳头，她的手一直往后面夹住的“爱司头”那一团摸来摸去。另一个师傅梳得起劲，看见顾客的手去摸他的“工程”，很被侵略了似的用上海话在说——

△师傅：弗要动！弗——要动……

韶华静静低头打一件暗枣红色的毛衣，方才打了一个手指那么宽的下褴。月凤在膝盖上平放了三小纸口袋的“糖炒栗子”（用报纸糊的口袋），月凤把那三个口袋的栗子，一包，一包，一包，全都倒进她右边外套口袋里去。把空纸口袋往韶华一送，说——

△月凤：上面有字吔，看不看——咦——这件——

韶华不理会她，同时把那件毛衣，朝理发店门外逆光的方向比了一下尺寸。月凤那句“看不看”接下了韶华这个动作，她自己嘛，吃一颗糖炒栗子，把壳，当心地不丢到地上去，顺手放进了左边的口袋。

△月凤：我那个死要救国的，我还是想他。没心没肺的革命分子，嗳，还是爱他。（啵一下，又剥出一颗糖炒栗子来。自己看了一看，往口里一丢，又有了男友的联想）呸！心给狗吃了。

△韶华：（打毛衣）月凤，是不是女人的身体都跟着心走？（平静，若有所思地）

△月凤：你什么意思？

△韶华：我是说，你跟你那个小勇，有——没有？（平静地，思索地）

△月凤：嗳（默认了）。你呢？你跟那个大拖鞋？

△韶华：（仍在认真思索）我在想，到底女人的身体是不是总是跟着心走？

△月凤：我是这样的，可是男人绝对不是。（好大声哦！）

（三号刚刚吹好一个下了美容椅子的顾客，这边师傅就喊了——那周璇的嗓子仍在空气中飘。）

△师傅：三号，这位小姐烫头发，侬照顾照顾了（下巴往月凤方向指，他的手不闲）。快一点了。

三号是个深具喜感的师傅，他向月凤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把手中毛巾往自己肩上一甩，好似表明了他的技术和自信。那长长辫子的月凤，天不怕地不怕的月凤，看看韶华，一只手拉住韶华，好像叫韶华陪死一样，上了“烫发椅子”，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抓住韶华。（这些动作都是在大镜子里看见的。）

（下一个镜头）那月凤的满头头发，已被数十根由天花板上接下来的电线，吊了起来，吊在空中好像一把大扇子一样全部张开。哦——

△月凤：喔（叹息），要是现在炸弹掉下来，也逃不掉了。

韶华变成十分稚气，她看见月凤——被吊起长发来的样子，自己耸耸肩膀，摸摸短发，庆幸自己不必被吊上去。

△三号：坐好，坐好，要烫了，坐好。

△月凤：好。我们这种“爱情（指韶华又指自己，只用手指动了动，因她不能移动）——动物”——即使要见的，是（又指）你——的——嗯——（又想用词了）——爱人——我男朋友用语——也要紧张得起化学变化的——看——我——要——变——啦！

嘭！月凤心里紧张，那“电头发”配音就炸开啦！

（此时镜头是月凤正面）

（月凤主观眼镜子中，韶华连人带毛线针、毛线衣、毛线团，笑扑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去）（韶华初见能才时，就是镜中看见。月凤此时镜中初见能才）

聪明的月凤一看那情形，当然知道来者是谁了，这一狼狈，一把抓起肩上的毛巾，窘得——尖——叫——

△月凤：呀——

第二十八场

时：早晨接近中午。

景：韶华半开的门中。

人：韶华、月凤、余老板出场。

余老板听见他隔邻房间里有两个女人清脆又紧张的声音。他背了布包正要走进他的房间。

△月凤：你当心——当心——快呀——（紧张地喊）

韶华用一只“烫斗”，把月凤的头发平铺在桌子上来回烫直。（当然，月凤此时是，半蹲着，不舒服。）

△月凤：快举起来——要焦了——快呀——

韶华又自己烫，又放手，又去烫，咯咯地笑。

余老板看见这一幕，呆了半秒，哦——这两个女人！

△月凤：那个看我的人是谁？（韶华抬头看，放了烫斗）你当心呀——（门外余老板已经走了）

余老板接近半跑地又出现在韶华房间口，手里举着一个夹子。

△余老板：（喊的，好亲切地）沈小姐，我有一个好货色，用这个，烫斗太危险了——这个东西——一夹，头发就卷起来了——

△月凤：（惨叫）好不容易快烫平了，他又要来夹。呀——韶华——你拿起来呀——（韶华手又停了）

两女咯咯地笑。余老板不太明白，手里一只“烫发夹子”握着，也傻笑——看韶华，脸红红的。

浩然相对
今夕何年

水龙吟

（宋）苏轼

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

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举。

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

向玉霄东望，蓬莱晻霭，有云驾、骖风驭。

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

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

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

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

第二十九场

时：中午。

景：仍然没有叶子的梧桐树街上。

人：韶华、能才、月凤、小贩。

O.S.（楼下小妻子声音）：余老板，那么好的货色，她们大小姐不要，就送给我啰。

两个好朋友，开开心心地跑下楼，跟着能才一起出了门。那O.S.根本烦不到她们。看清楚能才停了下来，买了一包糖炒栗子递给月凤。却是韶华付了钱。月凤的糖炒栗子一定被倒进衣服口袋中去的。韶华的左手，被能才悄悄握进他右边口袋中去。月凤看见了，能才干脆把月凤的右手，放入了他左边口袋中去。两女人衣服已不同于理发店。

能才走在两个女性的中间。走了两步，停了。能才略带感触又幸福地看天、看树梢、看了街、看月凤，再深深地注视韶华——不移。

△韶华：干吗！（羞了脸）

能才被一种不能相信的幸福，甚而充满着家庭幸福的亲爱所感动，接近不能自持。这时月凤对着韶华扮了一个鬼脸，因为能才不在看她。

△能才：（在韶华上一句话问出来就回答了）真好！一家人了。

韶华在笑，如早放的迎春花。月凤新烫的头发，不再只是两条辫子。

△月凤：好。我们今天让能才大请客。

△能才：今天倒是我们请月凤到龙华寺去吃素菜。

△月凤：呛死——哦——（哀叫）

（音乐在此三人行的戏中，扮演着情绪转移到“幸福”的方向，非常重要。一定与心情“对位”）

第三十场

时：中午。

景：汽车内。

人：能才、韶华、月凤、司机、路人、军队。

月凤和韶华一左一右地坐在能才两边，他们都坐在后座。月凤当然在吃个不停——她永恒的糖炒栗子。

△月凤：（向着能才、韶华侧身，月凤坐左边）不过我还是喜欢大鱼大肉————过去几年——苦死啰。（上场幸福的配乐在上车时已偷偷变了。）

同时车子慢了下来，仍在城内街上。路人集中些了。有枪托向人比划。有一排人把手举起跖在墙上给人搜身。有小摊的菜蔬被整筐倒翻。有火烧了的一把老沙发被人由一间门内拖出来，在冒烟。有一串人被人用枪抵住从房中走出来，手都放在脖子后面，车子停住不动了。（此时镜头是由汽车窗中主观镜头望去，一片地拍，不是一个一个拍。导演同意吗？配乐请协助）

车内的人僵住了，月凤小傻瓜还在吃东西。

△月凤：能才，你身上有没有很多钱？当心，要被搜去了。（指指窗外一个路人的口袋，已被翻遍）（阴暗如梦的音乐，早已“偷偷”流进来了，月凤心里又在放烟雾弹，她何曾真不明白）

（特写时镜头一定卡入其他被搜街景。导演想法一样的是吗？）

有狼狗被皮带拉着拼命在嗅，有男人被军人打耳光，被打的人跪了下来——又被踢了上去，正对着脸。有怀孕的妇人，被一把拉起衣服下衬，看看她是不是腹部藏着东西——此时，镜头带到能才司机三分之一（？）面部，有泪忍在司机的眼眶中。有小孩被妈妈在抹住嘴，不许出哭声，有一排人在枪托下跪在街上，一串松松的绳子连着双手反绑的人——

车中能才看韶华，韶华看了月凤一眼，月凤看韶华，月凤看能才，这时，能才不得已轻拍了司机一下肩膀，司机把肩一缩，有些反抗的味道，放下玻璃，慢慢举起一张“派司”，迎向窗外搜人的兵。

马上有人吹了哨子，有人排开了众人，有人给开路——车子在人潮中开了过去——车内的四个人“承受了窗外所有人集中的眼光”。（此时镜头下张力快至饱和）

△月凤：不去龙华了，我晕车，不信问韶华。

（韶华向右看窗外！）

△月凤：你给我停——车。（很坚持）

△能才：（声音安静，带着眼泪了）来——开开窗——吹吹风就好了——

△月凤：跟你——讲——我——不——去——了。（坚持中有反抗）

△能才：（黯然）那好。可不可以让我先去前面办公室打一个电话，订的菜，不用等了。

车子开到一个牌子。（镜头只卡住三分之一的“×××上海维持会”，导演同意吗？）

能才对司机说。

△能才：不用开进去。（车子转了）

办公室，大门。（停）

第三十一场

时：中午。

景：街上、能才办公大楼门外。

人：能才、韶华、月凤、司机、军队一排、路人。

既然月凤不肯去龙华寺了，能才只有下车去打电话。韶华推开车门下车，好给坐在中间的能才让路，韶华再上车时，月凤由车子后玻璃的主观镜头中盯着匆匆走向大楼的能才。这时一队兵走过，能才停住了。又同时有一辆外面踏板上可以站卫士的黑轿车开来，兵的队长叫一排兵停步了。车子开入了办公大楼的内院——

在能才走向办公楼，停步，等兵过，黑色轿车来的同时，“镜头是同时”由后窗玻璃在交代能才，又拍摄了车内的月凤和韶华，（导演认为如何？）能才等兵过时，曾经回首与车内月凤的眼神对上了。月凤吃东西慢了。

△月凤：（扳过缩在车内的韶华厉声）我要你看着我，他到底是谁？（栗子越吃越慢，韶华挣脱月凤，又被扳了回来。）

△韶华：他是我的——男人。（口气肯定而坚决，给能才定位）

△月凤：（尖叫，丢掉了栗子）他就是拿鞭子的人。

（那同时，办公大楼内有了巨响，嘭——爆炸了。）

里面有人冲出来，好多人，黑烟冒了起来。此时能才掉头就走，推着司机上车，自己快速拉开车门，向司机——

△能才：（沉声低喝）快走，别人不要管。

嘭！又炸了。能才一把将月凤、韶华往他身上拉，自己把身体去覆在韶华的背上挡，那时，月凤跨在韶华背上，韶华趴在能才膝盖上——

嘭！又炸了一声，车子快速开走了。

韶华一手抱住能才的腰，慢慢抬起头来——

△韶华：能才，你有没有危险？（轻轻地）

△能才：（拂一下韶华的头发）我们时间到了。

月凤在韶华问出如此能才的话来时，缓缓由韶华背上离开。

月凤把身体坐直，慢慢将下巴靠到司机后方的垫子上去。

月凤安安静静地崩溃。

谁道人生无再少

浣溪沙

（宋）苏轼

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第三十二场

时：黄昏。

景：韶华家中。

人：能才、韶华。

（镜头照着韶华家中的布置）

O.S.（韶华声音）：我这个写作，是关出来的，如果当年你早些出现，大概我根本不会去写什么文章了。（房间）你给了我依靠，给了我家的感觉。（镜头摄到能才和韶华）（韶华靠在能才身上，一副家居的味道）

△能才：我不过给了你一只泥老虎罢了。（能才心灵世界与生活世界不合并的。）

△韶华：对呀，现在把它关到这里去了。（指指胸口）这件东西很神秘，小时候妈妈给过我一只一色一样的，你来了，又带来一个。（叹气）不过你又是谁呢？（刮一下能才的鼻子，很亲爱地）女人，很好骗吧？（叹口气，幸福地叹气）

△能才：男人还不是一样。（苦笑）

△韶华：你是，略施小计的了。

△能才：你喜欢呀！

△韶华：那你就是略施小计了。（讲了三次。不放心吗？）

△能才：好，有生之年，就买泥老虎给你。

△韶华：那你就是略施小计了。

△能才：好，就算我是阴谋家，好了吧！

（韶华去腻能才）（有音乐《滚滚红尘》流出来。）

△能才：来，我们跳舞吧。（主题曲流出来了）

（两人由室内跳到露台上去，邻居们全可以看见他们，而能才拉起了韶华的丝披肩，包着两人接吻。）

△韶华：我们结婚吧！（丝巾下的声音接近哽咽）

△能才：我的身份会害了你一辈子。进去吧。

（好。现在已进入主题曲，在他们跳舞的时候唱出来了，歌词字幕打出。）

滚滚红尘

罗大佑作词·作曲

起初不经意的你 和少年不经事的我

红尘中的情缘 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想是人世间的错 或全是流传的因果

终生的所有 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易来 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易分 聚难聚 爱与恨的千古愁

本因属于你的心 它依然护紧我胸口

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来易来 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易分 聚难聚 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 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第三十三场

时：深夜。

景：韶华房内。

人：能才、韶华、小妻子、小男孩。

△能才：（哈哈冻住了的手）好，我来生炉子。

能才蹲了下去，替韶华的小火炭炉掏灰。人佝偻着，手上一只小铲子和一个接灰的“畚斗”，没有长柄的。（一般中国大陆使用的畚斗是用手捧的。此时能才身体语言矮下去了）

△韶华：我去楼下搬煤球。（也在哈手）

这时能才已然往楼下开门去了，手中捧着畚斗里一盆冷灰朝韶华笑笑，自己去了，好像这已是他的家。

韶华见能才走下楼，自己快速往床边走去。（镜头没带下去）能才再上来时的房间里，灯熄了，两只小小的红蜡烛，已然点在韶华床边唯一的八仙方桌上。那桌上一切的稿纸、书籍、浆糊、剪刀、茶杯、热水瓶……包括桌布，都消失了，只剩下那木质桌面上两根“并在一起”（不是一左一右如挂对联或一般喜房中的放法）的烛。烛并肩点着，烛泪使它一起交融。

能才手里的畚斗放了五七个小皮球大的煤球。不给能才回转思索，韶华在烛光下，将一张大方中型、大红黑字的“八字命书红封”，以双手“浩然”对住能才眼睛，托高到胸口。用摊平的双手托住（不握住），交上给能才。能才手里的畚斗连忙往地上放，明白了韶华的决心，看了一下被炭弄脏的手，想擦又没有东西擦的“同时”，韶华不给他犹豫那手脏不脏，把能才左手拉来，掌心打开，平放在韶华的“八字命书”上。（特写镜头？）

演员提示：韶华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担当。能才是被感动之时的“被动”。他的无力感，“生命感伤”，在接受了这么大的事情——“另一个人的生命”时，又巨大地浮了起来。

能才拉了韶华在床沿坐下，以手拥住她的肩，掏出怀表来，交给韶华。

△能才：（慎慎重重地）这只表——韶华，是请你，在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里，记住现在的我们。

两个人亲爱地贴着脸，韶华又把身体去靠紧了能才，表——被拳握在掌中。能才感伤难禁。

韶华开始替能才脱西装（大衣已脱了，火也燃起来了），再脱西装里面的毛衣（对襟、灰铁色的），再脱背心。好似要把能才种种“人性的枷锁”重重解开。韶华跪下去替能才解鞋带。能才的手，在韶华做这些动作时，一直不肯离开韶华的肩、手，“他看的是一个盲点”，但他的手，没有性欲地纠缠着韶华，两人的动作，有一种节奏。当韶华跪下去替能才脱鞋时，能才眼中有泪光，反闪在烛影摇红中。

（下一个镜头）烛光下，能才睡下了，睡在床中间，韶华放下了在能才腿部那一个方向的床帘一半。韶华斜坐到能才的床沿去，能才眼中的泪，快流出来了，看着床头，双手没有防卫地合放在胃上。

△韶华：（摸摸能才的额、发）睡吧。

这句话“正在说”，楼梯上已有脚步声，紧接着有人叩门。（他们未来的命运，是时代叩着门）——壳壳壳壳壳壳壳……韶华快速地去开门，只肯开一条缝，却被楼下的小妻子一冲冲开了，韶华一挡，不给她再走进来，就在门内两步的地方，小妻子哭了。

△小妻子：沈小姐，虽然我们搬走了，可是你是知道的，我男人是个好男人，没有不规矩，现在他给七十六号抓进去了，（哭了）讲他——讲他——是地下工作抗日分子——这实在是冤枉了他——我们听到消息——急得不得了——“大家”商量了一下，只有来你房里的那位先生——一定可以救他——（说说，跪了下来）

韶华此时，也回跪了下去，又拉小妻子起来。

小妻子是拖了小孩一起上来求的。（此时床上的帘子放一半，被能才由内悄悄地放了下来）她跪着顺手啪一掌打在小孩子脸上——

△小妻子：（对小孩子）跪下——求爸爸的命呀——

韶华慢慢起身，弯着腰，在小妻子面前，双手在拉小妻子——

△韶华：（同时）好，你先下去。（把那脸上突然有了盼望而不再哭、也站起来了的小妻子，关到门外去）

第三十四场

时：深夜。

景：韶华房内外。

人：能才、韶华、小妻子、小男孩。

小妻子被门坚决地关出去了。她在门外痛哭——

△小妻子：你房间里的男人，就是去告发的人——（叫）

韶华快步回到能才身边去，把他手一下拉到胸口——

△韶华：能才——这里你以后不能留了。

两人哗一下——生离死别般地狂烈拥抱起来。

依旧梦魂中

临江仙

（宋）苏轼

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

珠帘十里卷香风。

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

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

语音犹自带吴侬。

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

第三十五场

（空镜）

中华民国国旗，在空中迎风招展。

抗战胜利了。

（这种直接表现对待初中以上高中二年级观众可以，请导演再思，不然，下场对话中一句带出抗战胜利便可。）

第三十六场

时：斜阳黄昏。

景：韶华家。（阳台上？）

人：韶华、月凤。

韶华躺在一只柳条编织的“斜背椅”上，这张椅子（以前在镜头中出现过，是楼下丢在楼梯下翻过来摆的）有一个搁脚凳。

韶华躺在椅子上睡了过去，梦中的她，神色仍是凄凉。身上放着那件已经打到胸口的毛线衣（理发店中开针的那件），毛线针搁着，不交叉。手里握着的表，（手指上缠着表链）不荡，垂在腿边。有一片阴影，罩住了韶华的上半身，韶华太敏感，也不是真睡，缓缓张开了眼睛，如梦。（音乐偷偷流入了）（早已偷偷来）

△韶华：（对着镜头里，她正面的半个肩影）月凤，你——又——来——了。

△月凤：我——回——来——了。——因——为——他——走——了。这是你——生命中——（音乐。梦幻感。对话节奏感，混成一种“境”）第二个——男——人——弃你而去——（小声讲）——你所——热爱的。

（说这句话时，在讲到“这是……”时，月凤慢慢蹲了下来，开始把韶华的衣袖缓缓轻轻往手臂上推，手腕上，割腕自杀的疤痕露了出来，衣袖再往上推——慢慢地——讲到“弃你而去”那句话后，月凤手势一紧，露出了上手臂的疤痕——所——热爱的——）

△韶华：（做梦，说梦话似的，不是说给月凤听）我还是——爱——着——他。

（音乐。节奏。话。梦。混在一起的时空）

月凤顺手抄起那只能才的怀表，拿了一个地上放着的杯子，轻轻地打击——轻轻地敲——向后退——敲——

△月凤：当心——我们女人要——当心——韶华回来了——（）——（轻，节奏）——韶华回来了——（）——韶华回来了——（）——

（音乐在此段中如梦如幻如空如茫，有神秘不清楚的调，不起伏，但有节奏感。音乐与内心世界请求对位——女性失去男性心灵的“目标模糊”心态）

第三十七场

时：黄昏。

景：韶华房内外。

人：月凤、韶华、小妻子、小青年（偷袭能才的那个）加另外五七个青年人、余老板。

正当月凤轻敲着杯子，退向开着的门边时，已有一群人悄悄进了楼上。小妻子先出现，安静如鬼魅的。

△小妻子：章能才在哪里？我要他偿我丈夫的命。韶华、月凤来不及反应，那一群人已经一涌而上。

（镜头下，韶华的房间，被砰一下关上了）（镜头卡在门外）

只听得，里面一片东西被打破、打烂、摔在地上……的声音。隔壁余老板在家。打开了门，一看，又关门，再开门时，余老板手中一把武士刀，双手斜举着，发喊冲向韶华紧关的门。他刚要去破门，门自动开了，那时，一群人走了出来，余老板呆住了，人群，看都不看他一眼，走了。

韶华房内已经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两个女人，显然被打了。（留声机当然碎了，韶华以后的世界再没有任何音乐）

△余老板：真是无法无天了，以前他们哪里敢。就算现在抗战胜利了，也有国民政府来审呀，再说沈小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沈小姐，你走走看，走走看，有没有伤？

韶华把手一抹口角，呸出一口血水来。月凤已从地上爬起来，把个弄翻了的椅子，嘭一下往地上丢。（余老板对韶华明显的爱意，给他一个镜头）

第三十八场

时：斜阳黄昏。

景：河上。江南水道。

人：韶华、船夫。

韶华坐在小船中，“面向着河，背对着船夫”。有小箱子一只。小手提包一只。小手袋一只。放在身边。

夏天来了。韶华穿着浅蓝小碎花布的小圆领西式衬衫、窄裙。粗跟（半高、低高）皮鞋。裙子可以是米白色或白色。（色调全部转淡）

韶华的面容，被江南河水中映来的斜阳残晖，照出一种安静的光芒来。她的视线是一种“没有把握的希望追寻”。

但有旧欢新怨

永遇乐

（宋）苏轼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第三十九场

时：黄昏。

景：容生嫂嫂家内外。

人：能才、韶华、容生嫂嫂出场。

斜阳下，小镇街上的房子。有外墙。有通街上的门。房子内有天井。

容生嫂嫂跟能才“对面对”坐在天井灶间的外面。中间隔着一个低低的小茶几。低到两人坐着时，弯曲膝盖的地方。能才、容生嫂嫂一人一把小板凳。桌上放着一个小脸盆，一堆要“择”的菜。

能才帮忙择菜，把要下锅炒的，放到脸盆里去。容生嫂嫂不知说了能才什么，能才把一根菜，很自然地向容生嫂嫂笑丢过去。

这一幅画面，被已然站在开着的大门外的韶华看在眼里。

毕竟女人就是女人。容生嫂嫂反应快，看见了门外的韶华。这一了然，向能才用眼光，轻轻下巴的一斜——能才方才看见了韶华。（音乐是悄悄溜进来的）

能才吸了口气，暗中吸了口气，站了起来，慢慢地，好似在斟酌这情况的来临——要怎么接受下来。能才向韶华迎上去时，不自觉地按了一下容生嫂嫂的肩。他走向韶华的那不过七九步里，还是把手，一只手，放入他那夏季月白色长衫内的裤子口袋里去。对于韶华，能才的感觉，“不是生活的”。

容生嫂嫂也是穿了白色短女式中国褂子。撒裤筒宽口长裤。布鞋。梳头。

整个画面色彩以——烟灰青瓦，淡黄泥墙，木质窗框——无鲜明色彩的中国乡城小调为主调。包括韶华的衣着，与画面都是不唐突的——淡夏。

能才与韶华面对时，是镜头由容生嫂嫂的主观位置拍看过去的。即使是他们两人对话，这镜头角度的取舍，将容生嫂嫂的心，也带了进去。是三个人的变化与交接。

△能才：怎么来了？（语气中掩饰着，掩饰另一句——你为什么来——的心情）

△韶华：我没有办法。（箱子都放下了，只拿了手提包）放心，我不会把人引来的。

△能才：我们出去讲话。（把韶华拉出去了，温柔地）我不是这个意思。

第四十场

时：黄昏。夏日的夜，还早呢。

景：小镇风光、街。

人：韶华、能才、小商店老板、摆摊子妇人、路人。

△能才：刚才那个女人，不过是房东太太，寡妇失业的——对我一向很照顾。

△韶华：（笑）我没有问你呀！（心想，好，你也不问问我分开以后过的是什么日子）（顺手拉过商店一匹放在路边的花布）

△能才：来，我给你买东西——（就自作主张走到店面柜台边去）老板——一尺多少钱？（又掩饰。哦，不要跟她深谈过去和未来）

△老板：一尺多少钱？买布嘛，起码八尺一件短袖旗袍——（唱歌似的）三千八——算你先生便宜——（一面自作主张哗哗量了八尺）——零头放半尺——大方啊——剪啦？

△能才：（能才一伸手，把老板的剪刀一挡）我们回来再剪。（能才没有经济能力了）

△老板：（马上板脸了）不必了。（说得又干又脆）

韶华在另一个隔邻小摊子看乡下女人的小东西。将能才与老板的对话，全都看在、听在眼里、耳里。她喊了——

△韶华：能才，我要这只顶针，还要红头绳。——你来买给我——

能才替韶华把红头绳给绕在手腕上了。（左手）那顶针被韶华当戒指带着，古铜色的。

△能才：好。买个欢喜给你。

（以上这几行，请导演斟酌，实在可以不拍进电影中去，只到韶华叫——你来买给我——就可以交代了）

演员提示：能才说的是：“买个欢喜给你”。而当他看见韶华——那住在上海城内的大小姐时，内心所感受到的，已不是当年同样的情绪。他的无力感是那么明显，包括他的衣着、打扮，都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坐汽车的人了。他看待韶华时，情感十分遥远，他很不明白韶华怎么不了解他这一年半来东奔西藏之后，人格上的变化。他忍耐着韶华，把她看成了一个没有长大，也没有经过风霜的女孩子，而不是女人了。

第四十一场

时：夜。

景：容生嫂嫂家的一间厢房。

人：韶华、能才、容生嫂嫂。

烛火中，白色蜡烛。旁边又点了一盏小菜油灯（城里小姐来了，明晃晃的蜡烛也点上了）在个八仙桌上。

韶华在乡下房间里开箱子。看看衣服也没有地方挂。能才的一些衣衫是平放在床尾的，那种中国式的老床——被什么人的手，折得十分方正。墙上自然也有钉子，勾着薄外套什么的。房内有一个洗脸架，有乡土味的大花毛巾和一盆清水。

能才坐在房内向门边的竹椅子上，不靠下去，两只手肘压在膝盖上，双手合着，两膝微微分开，一副乡下男子的坐姿来了。

韶华把箱内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到床上去放出来。

△韶华：其实丢掉那些东西倒没有舍不得，就是那架留声机总算妈妈的纪念品，卖了倒是心痛——后来我又想——以后跟着你——东奔西跑的——东西越少越好——（韶华隐瞒了被打的事情）

△能才：（被逼着表明情况了，他实在想拖几天的。可是韶华那副“跟上来一辈子”的话，已经讲出来了）韶华，你要来住多久？

△韶华：（两手正又拿出一件衣服来，那能才没有带走的“八字命书”已然在箱中出现）（镜头请仔细）多久？（迷茫了，把衣服抱在胸前，停了动作）我“一家一当”都来了啊——！

这时容生嫂嫂走往大门口，穿过天井，向街上的大门走去。能才放掉了韶华，快步走出去了。外面没有灯。两人的戏，镜头由韶华主观位置先取过去，韶华的心，被带进去了，而人不出现。

△能才：（把容生嫂嫂经过的墙一挡，用手臂）你去哪里？那么晚了？（低声地）

△容生嫂嫂：（声音中有委屈）我去阿哥家住几天。（也很坚决地，受了欺负似的，一定要走，她从能才手臂下挤出去，也是不敢出大声，怕韶华听见什么动静）

△能才：你这个傻瓜。（声音轻轻的）

那一声“你这个傻瓜”不正是能才初吻韶华时说出来的话吗？

韶华的“八字命书”，红鲜鲜的，在一支白烛上烧，能才一回房，看了上去要抢，韶华伸手一挡，那副凛然的神情叫能才愣了半秒，再上去抢命，韶华把窗一推，把那连火烧着了半张的命书加上蜡烛，全都丢到窗外去。

雨，在窗框上啪一下沾了进来。

（音乐，孤单，无奈，没有明天，但是要有张力的——没有明天。）

菜油灯发出那么微薄的光芒。房间的老床上，没有被褥。是夏天。有粗席子。

韶华向里睡，背着能才。睡成子宫里婴儿的样子。能才平躺着，两手放在颈子下面。两个人保持着距离。韶华那么孤单——那么孤单——那么孤——而能才——不给人这种感觉。

（镜头运用请一定与剧中两人心情——“对位”，请——将那——“张力”——饱和到不能再忍下去）才让能才说话——

△能才：其实——我不过是个要吃饭的人——韶华，我当不起你。（哽咽、无奈）

△韶华：（伤心欲绝。没有马上回答。等了三秒）（平静下来了）章部长——你的那口饭很真诚——一个没有饭吃的人，还能够讲什么担当吗？（慢慢讲，伤心欲绝）

△能才：韶华，你这样不公平。这一年半来，我东躲西藏的成了什么样子。

△韶华：公平？（气极）你怎么敢把对我讲的话对别的女人去讲。

△能才：说什么？

△韶华：说“你这傻瓜”，这是你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讲的话。

△能才：这没什么，你不要认真，再说她不过是个房东太太。（含泪了）

△韶华：你在那个女人面前也这么讲我？

△能才：没有。（指胸口）在这里，她不能跟你比。

△韶华：你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吗？是为了爱你（语中已带哽咽）。可是从你看见我到现在，可有说半个爱字？你还要说我不公平，还拿我跟别的女人去比，你眼睛里都是别的女人（哽住了），我的眼里，只有你——

韶华慢慢坐到床沿去，一面讲一面摸皮包，一面穿鞋子，一面哗一下子冲出房间，冲到天井里去。能才追得也快，顺手撑起一把雨伞，撑开了，去拉韶华。韶华一把抢过纸伞，把它给撕了——

△韶华：我沈韶华，什么时候要人给蔽过雨了？（带哭声、倔强）

韶华推开能才，返身就跑，能才追，韶华一沓扎好的钞票，向能才迎面丢上去，能才一愣，看钞票时，韶华已在大雨中打开大门，狂奔而去——

第四十二场

时：深夜。

景：小水乡镇中无人的街道。

人：韶华、能才。

韶华看见能才发足狂追，一转弯，躲了起来。

大雨中，能才在雨巷里，盲目地寻找而不得。

第四十三场

时：日、夜、日、夜。

景：玉兰婆婆的乡下房子里。

人：玉兰、婆婆。

O.S.（韶华的声音）：玉兰终于跟春望结了婚。春望把玉兰带回乡下，将她交给了春望的母亲。好不容易，日本人走了，春望却没有回来。人说，春望又去打别的仗，是自己人打起来的。这些——玉兰不明白。

玉兰病了，一直好不起来。是当年太太那一脚给踢的，留下来的毛病。

婆婆很着急，也很疼爱玉兰。这使得玉兰心里更急了。

（旁白同时）（镜头下）玉兰在乡下一个没有边，没有顶的床上发乱梦。头摇来摇去。婆婆替她擦擦冷汗，又擦擦自己急出来的老泪。婆婆煮中药，婆婆喂药。婆婆对天拜。求。玉兰时醒，时昏睡。日里看见婆婆忙。油灯下，看见婆婆守住她。日里又见婆婆替她盖好一床破棉被。夜间婆婆披了破棉衣，踞在床边。（交叠镜头）

第四十四场

时：日。

景：倒回韶华父母老家（被关住时的房间）。

人：韶华。

韶华又出现在她父亲关住她的二楼高房子里去。在那写满了字的四面墙里，韶华专心地在滤稿。

韶华用右手在戳自己左边肩下的手臂，身体摇晃，前后摇晃——摇晃——

衣袖上化开了一摊墨水渍。

（此处镜头在第二场中曾经出现一次）

人生底事
往来如梭

满庭芳

（宋）苏轼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万里家在岷峨。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

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

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第四十五场

时：日。

景：一条很狭很破的小弄堂。

人：月凤、一个男人的身影（小勇出现）。

月凤在一条弄堂中张望门牌。（一个男人的背影在镜头中卡入）当月凤确定了是她要找的那一个门时，男人把衣箱——为她提的，放下了。

两个人手一交握，拖了一下，放掉。男人走了。

第四十六场

时：日。

景：地下室内、楼梯。

人：月凤、韶华。

月凤提着她的箱子，往一个向下的楼梯走去。在那空荡的地下室里，韶华，躺在两条板凳架出来的一块木板门的床上。面对着被雨水浸渍出印子来的湿墙。

床上除了韶华之外，在靠近缩着的膝盖边——一只小洗脸盆中，放着一只牙刷和一条小手帕式的毛巾。

韶华又缩成子宫里睡着的样子。头，枕在小手袋上。月凤放下箱子，注视着那孤单的背影。那背着她、不看人的韶华。想拉下肩上披的一块围巾替韶华盖上，可是，月凤如果不去拥抱韶华，自己就要大哭出来了。

月凤轻轻上了床，把上半身去贴上韶华的背脊。月凤胸前挂着的鸡心，荡到韶华脸上。

韶华一把握住了那颗鸡心。

（镜头在此卡掉）

第四十七场

时：日。

景：韶华家内外、旧家、以前与能才相会的小楼。

人：能才、新的房客、房客妻子、小孩、老太太。

穿着长衫的能才，又推开了那一年半不再去过的韶华小楼。他直直地走上去，正对着那开了房门的老房间。一个老太太在楼上浴室门外煮一锅汤。韶华房内，住了一对陌生的夫妇，在给小婴儿洗澡。屋内非常“家庭生活化”，奶瓶、尿布晒了一屋。已全然不是韶华当年的房间布置了。

△老太太问：……先生找谁？（向屋内喊）阿四，可是你朋友来了？

能才看见韶华旧屋中玻璃都没有了，被报纸糊了挡风。墙也打成剥落了，没有再粉刷。门也破了，被一块薄板钉了补起来。那位老太太的儿子过来接待能才。

△能才：（安静地）玻璃怎么都破了？

△男人（新房客）：我们搬来就是这副样子了，说是以前一位房客，姘上了一个汉奸——伪政府替日本人做事的——胜利以前，那个汉奸就逃走了，住在这里的女人，被邻居打了一顿——房间嘛——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也没有配玻璃——（这时能才方才知道，韶华曾为了他被羞辱）

△新房客：先生找谁？

△能才：以前那位——那位小姐——

△新房客：（突然警觉了）那么，你不要就是——那个——（脸色变了，盯住能才看，尖锐地）

这时楼下房东太太探头看，见是能才回来了，吃了一惊。笑说着上楼来——

△房东太太：章先生回来啦！嗳，沈小姐为了你，吃了好多苦，这你是不晓得的——来来——我带你去找她，现在嘛，她租了我另外一个房间里，就是条件差了——走路就到了。

第四十八场

时：日。

景：地下室。

人：月凤、韶华。

在那幽暗凄苦空洞的地下室里，月凤架起了生病的韶华。

（镜头由下往上取）

月凤右手伸过韶华的胁下，架着她。另一手提着自己的箱子，那只孤零的小脸盆，在箱子外一只网篮中跟着走了。

月凤吃力地拖着韶华，即使跌跌撞撞的也绝对不放手，把她的好朋友向楼梯上、有着光线照射的门外，尽力拖上去。

小雨又下了起来。

第四十九场

时：日。（雨天）

景：往韶华地下室去的途中。

人：房东太太、能才、月凤、韶华、新房客、情治人员。

△能才：你确定，沈小姐就住在这里？（很紧张了）

△房东太太：我租给她的嘛——哪——前面那第三个门，右手边，就到了。

这时，有声音在能才身后说——回身一看，是那接了韶华房间租下去的新房客。还有另外一个人。

△新房客：跨到墙上去，背对着我们，手举起来。章——能——才。

能才没有反抗，面向着墙。双手放在墙上。（这时，在细雨中，月凤和韶华的黄包车，被雨布半掩住了，正由跨在墙上、给人搜身的能才背影边，慢慢错过而不觉）那时房东太太跑了。

△能才：在你们带我走以前，（很平静地）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个人，只要五分钟？

△新房客和情治人员：休想。

能才突然推开了他们，往那“房东太太”指的那扇门狂奔过去。人，追上来了。能才跑得突然，人追得慢了半拍——

第五十场

时：日。

景：韶华的地下室。

人：能才、新房客、情治人员。

能才冲进地下室，韶华的痕迹，一无所有，空空荡荡的地下室，只有韶华常用的几张稿纸落在地上。稿纸上写了字，满满的字。

能才扑上去看那稿纸，只见他看了一下，发了狂，把稿纸捏成一团，往口中塞进去。

这时，追兵也来了。一看能才吞纸，打他、捏他、挖他的嘴，把纸张拉出来。

追人的人急看稿子内容，只见稿纸上，翻来覆去，只写着一句话——“玉兰终于跟春望结了婚，玉兰终于跟春望结了婚，玉兰终于跟春望结了婚……”

在他们弄不明白的时候，能才推开他们，踢了，打——逃了出去。

第五十一场

时：下午。

景：一家银行外的街上。

人：月凤、小勇、排队狂挤的人群。

月凤跟男朋友，排在人群里。那份人叠人的挤，好似已将人叠成了“一串桎梏”。每个人被迫抱住前面人的肩膀，为了能够呼吸，人的脸不可能被闷在前人的脖子上去，所以全都侧出脸来对着镜头。那“一串人链啊”——脸上一副逆来顺受的表情。他们一致望着队伍的前方。每个人都在手臂上或是吊着大布包，或是提着小箱子，或是抱着一个纸盒，或是两脚夹住方长箱子，那手臂扳住前面的人，又同时得顾东西，有人帽子挤掉了，不能弯身捡。有人脚上一只布鞋，有人被挤得脸上露出惨笑来。有人抵在前人的肩上，好似挤昏了过去。（大时代镜头交代）

人潮在不能控制中一波向前，又一波向后。波动来时，怕摔倒而叫的声音，就来了。

月凤和一个青年，她又回来了的男朋友，也在“人链子”里面挤，那人拦腰抱住月凤，月凤扳住前面人的肩，又有人扳住抱月凤男子的肩。挤呀——挤呀——看呀——看呀——队伍好似没有动。月凤和那男子中间，又夹了一个麻布口袋，扎好的。这时有声音在叫——不换了！今天不换了！打烊了——不能再换了！人潮，队伍一时怅然若失。散了。月凤跟男朋友呆站着。走散的人——心——惶惶。（惊心动魄的，挤和怕）（大时代动乱）

同时：（电影中又在拍电影）

O.S.：各位观众，这是美国“国家电影公司”在中国实地为你拍摄的“新闻电影”报道。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数十度谈判分裂之后，中国内战而今已到如火如荼的地步。

虽然整个经济制度仍然控制在国民政府手中，可是目前经由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正在面临全面性的大崩溃。中国目前的物价，每小时都在变动中，百姓不再相信纸币，只相信银元和黄金。过去每八万元金圆券可兑换一元银元，而今每一百万金圆券以上，方能换到一枚银元。你所看见的画面，是国民政府为了安定人心，稳定政局，在前日发出消息，说：“人民可将手中快速流失价值的纸币，在政府指定银行中再度合法兑换为黄金。”这个消息，引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潮，据说这场“兑换黄金事件”已经挤死了若干民众。请看在摄影机下的真实纪录，这是中国内战新闻之外，另一经济崩溃的事实报道。兑换黄金的消息，并未被官方证实，而人群仍在不断地增加中。事实上五千元一张的“金圆券”在今日社会中，已成废钞——

以上是美国“国家电影公司”在中国实地为你拍摄的“新闻电影”。（大时代惊心动魄的快速播报）

醉笑陪君三万场
不诉离伤

南乡子

（宋）苏轼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杳茫。

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肠。

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

堕泪羊公却姓杨。

第五十二场

时：下午近黄昏。

景：韶华、月凤家中。

人：韶华、月凤、小勇。

（O.S.开门声）

韶华还在写稿，那镜头下，“韶华明显地在用已经写好稿件的反面在写”。火柴盒堆了一桌子，韶华只占用了桌子的一个小方角。

月凤进来了，韶华没有抬头，仍在专心地写。月凤拉着门柄，对外面说——轻轻地哄——

△月凤：你进来呀——不要怕她——进来嘛！

韶华这才斜看了一下房门。月凤在对空气讲话，门外空空的。这时，一个手里拉着麻袋上端的稚脸青年被月凤一扯胸口（亲昵地）衣服，拉了进来。那一口袋的金圆券，哗一拖，由裂缝中掉了出一些散票落在地板上。

△月凤：（啪，打一下小勇的头）叫人呀！

△小勇：（冷不防被月凤一拍，拉下帽子捏在胸口，急喊）岳母大人！

月凤大笑起来。（快接话，又笑又说）

△月凤：神——经——病。

韶华并不笑。

第五十三场

时：夜。

景：月凤跟韶华的房间。

人：月凤、韶华。

在幽暗的“美孚煤油灯”下。月凤和韶华挤在一间分开放着两张小木床的房间里。除了那靠窗放的方桌子之外。室内可以说没有了转身的余地。二楼弄堂房子中的一间。火光下，月凤又梳上了辫子，显出那份抗战时吃苦耐劳实在的外表来。

月凤在灯下专心地糊火柴盒子，地板上一个大纸盒，里面放着材料，桌上堆了好多好多小盒子，一沓一层的——深夜了，窗外的邻居都已没有了灯光，这两个好朋友的窗帘，是一片蔽不住整面窗户的一幅围巾，意思意思挡掉了下半面玻璃。

为了赚取生活费，两个人，在深夜里还在“美孚灯”下做手工，月凤一面糊一面说——

△月凤：（低声地）你以为他是为了我回来上海的吗？（手不停地）他嘛——救国——新中国——救到上海来闹学潮了——我清楚得很。（喝一口茶杯里的水）这个乱世，喝一杯茶，放三片茶叶，都是——哦——奢侈——（亲一下杯子，啵！）

韶华糊得很慢，心不在焉的。也不答腔。月凤开了电灯，快速地一五一十清点做好的盒子——点好，立即关灯。

△月凤：哦——五百八十个——好——半只鸡蛋钱出来了——（又不当一回事般放起不在乎的烟雾弹了）好，我们再糊，再糊，等到明天天亮——哗——三千万个——嘿——连十颗米都买不到了——通货膨胀——世界末日——人心惶惶——哎呀——（唱起小调来）春天里呀百花香/暖和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好——吃饭——吃饭——（又唱下去）老板娘做着怪模样——（拍韶华脸颊）——好了——好了——别做怪模样——（语气软了）吃饭好不好？（不行，这样太拖戏，请导演下剪刀）

韶华没有反应。火柴盒被当心推到靠窗边去放了。两碗粥，一盘咸菜就是她们的菜饭了。

月凤放下了饭碗，突然对着低头索然的韶华。向她举起一颗糖炒栗子——

△月凤：（好起劲的口气喊）看！好大的米哦——（轻）我偷来的。

韶华还是没有反应。月凤把电灯又啪一开——（大喊）

△月凤：（筷子拿在手里，张望）——咦——苍蝇——（作状向空中用筷子一夹）——（再向地上一摔）——死了——（忍住笑，等韶华反应）

韶华也不反应。

△月凤：哦——你真有功力。（放弃再逗韶华）

月凤站起来，把自己的稀饭倒回半碗到锅子里去，（锅在桌后一条靠墙的齐腰小狭柜台上）一面倒一面骂——自言自语。

△月凤：为了一个死破男人，三魂七魄都不见了——嗳，值得吗——好，你就像呆子一样坐下去好了——

说着说着的同时，在她身后有了“咔”的一声，月凤猛一回头，看见韶华在咬糖炒栗子。

△月凤：（紧张又欣喜）饿了吧！（把韶华的稀饭快捧到她口中去了）快吃——热的。

△韶华：（剥开栗子，对着月凤的嘴）张开呀——（韶华不笑）吃下去。

月凤受了催眠一样吃了起来，不知所以然的。

△韶华：好。心——给——狗——吃——了。（脸上已然藏笑）月凤当然联想到她自己在烫头发时，啵一下把栗子丢到口里去——骂她男朋友没心没肺的那时光景——呸！心给狗吃了！（来！吃栗子）这一下大笑起来。大笑起来。

月凤扑到韶华的身上去，两个至死不渝的朋友，相拥大笑——笑——笑——笑——笑——笑哭——哭——哭——哭——大哭出来。

（不行，这样太拖戏了，请导演下剪刀）

第五十四场

时：中午。

景：月凤、韶华家中。

人：韶华、月凤、小勇。

桌上的火柴盒子被搬到一张单人床上去乱七八糟地堆着。靠窗放的方桌正好坐下三个人。韶华坐写稿原位，小勇坐韶华对面，月凤没坐，站着打横。她在添稀饭。

△月凤：好。（口气好起劲哦）吃饭嘛——是最真诚的事情，我们三个人呀——今——生——今——世——都要在一起吃饭。（顺手放下一小碟咸鸭蛋，被切成四份）——至于救国嘛——（顺手拿起一瓣连壳的咸蛋）（往小勇稀饭里一丢）——放你——一马。（啪，又打一下小勇的头）（一旁韶华听了，联想能才说过的话：我不过是一个要吃饭的人）

那小勇，正端起碗来要吃，那带壳咸蛋飞入碗中又同时被“亲爱地”一打，打的又是他的“救国”，这一下，慢慢心虚地放下了碗。

△月凤：（一拂小勇的头，不打了）你吃饭呀——（向韶华说）我就跟他讲，在你救国救死以前，先把你这一大堆（用脚用力去踢麻布口袋）——金圆券——呸！废钞——为——我们（指自己和小勇）——去换一条可怜的床单——（又兴奋了）结果呀——挤在前面的前五个人——跟挤在后面的那五个人——什么东西的价格都涨了十倍——我想——好吧——买不到双人的，单人的也算了——结果那个死店——好大的死公司——居然说打烊——死发国难财——（用手背一擦头好像才挤出人链子似的）

△韶华：买床单？要结婚了？（含笑，平静的倦眼书生中看一切）

△月凤：结什么婚嘛！（又去打了一下吃饭的小勇）不过是——

给我们——（指天花板，两架小床天花板顶上）这边一个钉子，（又往另一方向指）那边一个钉子——把两个床，哗——用布一拉——隔起来——（想想不对，对不起韶华）（一指小勇）——把——他——搁在——这边。

月凤说着，把自己的板凳一下子搬到韶华身边去，用手一抱韶华。

韶华看见小勇那碗可怜的稀饭又要慢慢放下来了，笑得把碗嘭地往桌上搁。（韶华再度联想能才：韶华，我当不起你。）

第五十五场

时：黄昏将尽。

景：韶华、月凤家门边。

人：月凤、小勇。

月凤在关门。她的手伸到门外去。月凤的手跟小勇的手拉着舍不得似的，拖着在放松。

△月凤：（轻声，满是柔情）我换衣服——外面等着。

第五十六场

时：将来临的夜。

景：韶华、月凤房间。

人：月凤、韶华。

月凤要出门之前，看了一看自己身上的粉红底夹大花外套，犹豫了一下。抓起墙上挂着的另一件小蓝底白花外套（可以是夹袄）——

△月凤：好，就穿你这件。（注意：在此月凤换上了韶华的衣服）

韶华看见那又一度燃烧起来的月凤，起了一丝说不出的隐忧。

△韶华：月凤，留在家里，不去管闲事。（她在收拾碗筷）

△月凤：是他要去的。（无辜的口气，指门外）

△韶华：（正色）你留下来。

△月凤：是他的主意嘛！

△韶华：（盯住月凤）（三个人吃过的六支筷子握在手里）你们去开这种反政府的会议，有没有危险？（盯住月凤，看她——）

△月凤：有呀！（也正经了）（又慢慢讲到笑）我们女人——碰到心爱的男人——就有很大的危险——（以上句子都在笑中有泪似的）——怎么没有？我们这种——嗳——女人——（在扣外套的扣子了）如果逃得掉——男人的魔掌——就在——快——乐——天堂——了——

（手指在快——乐——天——堂四字出来时，按着语气节奏，在门板上喀喀喀喀地——打）

韶华听见这些话，直直地盯住月凤，韶华脸色不好，一种很大的恐惧，在她心里滋长。她盯住月凤，好似要把月凤看成永——恒。

△月凤：韶华！（正视了韶华一眼）（笑）——我们——（把手掌由胸口向脸上一举，慢慢笑挥出去）——活该！

（月凤最后一句话的表情，在镜头下，含笑，手一挥举到了肩上，好似在向韶华说——再见！）

禅心已失人间爱

虞美人

（宋）苏轼

归心正似三春草。

试著莱衣小。

橘怀几日向翁开。

怀祖已瞋文度、不归来。

禅心已断人间爱。

只有平交在。

笑论瓜葛一枰同。

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

第五十七场

时：夜。

景：韶华房间。

人：韶华、月凤、谷音。

韶华又做好了一小沓火柴盒。（镜头带入）

油灯摇晃的深夜，韶华并不上床，只拿手肘靠在额前休息——月凤不回来，她是不能放心的。起初，韶华是惊醒的，一吓，就以为是月凤回来了。

韶华睡了过去，手肘一松，碰到了一沓沓的火柴盒，有盒子掉到菜油灯里去，火，烧着了那幅平拉的小窗帘。（镜头取取看，桌布也可以）

这时月凤从黑暗中扑了过来，摇韶华——

韶华在同时醒了，一看见燃烧的火，赶快把着火的布拉了下来——全室暗了。

△韶华：（做梦似的）月凤！月凤！

韶华摸着开了灯——

门，被慢慢地推——开——了——月凤？！

进来的是脸色很不好的谷音。她对门外说。

△谷音：老古，你看着点。（老古在外看风声）

在谷音走进来的同时，韶华退了一步。

△韶华：她死了。（盯住谷音，不是求证，是肯定。）

△谷音：你先坐下来。

△韶华：她——死——了。（肯定语）

△谷音：你坐下来。是死了。

谷音去按韶华的肩，被韶华轻轻推掉，不肯坐下去。

△韶华：她怎么死的？（——我早就知道了——）

△谷音：被围住了。开会的学生拼命往外冲。军警就开了枪。

韶华眼睛发直，伸手取了墙上月凤留下来的外套，谷音眼中满是哀悯，伸手想拉韶华，韶华没有看见——

△谷音：这么晚了你去哪里？

△韶华：我去出事的地方看看。

△谷音：韶华，那里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方便陪你去——

△韶华：我还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直直地瞪着眼，走，走，走）去找她——

第五十八场

时：深夜。

景：韶华住家楼梯。

人：韶华。

韶华往楼梯下走，走，走——

△韶华：我还是——去看看。

这时的韶华，没有眼泪，没有哭腔的。

第五十九场

时：深夜。

景：街上。

人：韶华、月凤、小勇、老校工。

韶华已成了失心的疯子，在深夜无人的街道上喃喃自语。

△韶华：破小孩，不是叫你不去管闲事的吗？为了一个男人——掏心掏肺的——你值不值得？（此时韶华走路膝盖都不会弯了）

那小勇跟月凤去开会的学校门口，已经在眼前了。韶华看见月凤和小勇两个人靠着在墙上。小勇还把手肘撑在墙上，一双腿轻松地交叉站着呢。

△月凤：（很无辜的样子）可是我们女人不把心掏出来，就不能活啊——（快乐地笑）

△韶华：你活了没有？活了没有？（接近疯狂）

△月凤：（笑）我们又没有死——（指小勇）他把他——的——心——给了他的——梦。（手往远处极空茫的盲点一指，眼神中也看不到的梦）我把我的心——给——了——他——（往小勇心口轻轻一点，然后一举双臂抱到小勇身上去）

小勇始终同一个姿势，不动。（戏剧性，不生活的样子）

韶华在月凤抱向小勇时，向月凤抱上去，抱的是一个空，可是她的手臂还是不肯松，好似月凤会逃走一样，蹲下去还在死命捉住月凤。（打雷了，轰！）韶华回到现实世界里来，见到一把刷子在水泥地上来回地刷。韶华就蹲在刷子旁边。四周一片空寂。

一个老校工，跛的，又用有柄的长刷刷了两下。（沙——沙声）

△韶华：（慢慢站起身）（双手抱住自己）大伯伯，你刷谁啊——

老校工根本不理她，把个小门一开，韶华跟到屋檐下，门，在深夜里被砰一下关住了。

雨，来了，一滴一滴的，滴上了校门外什么人挂在树上的撕破的白衬衫上，有水点，一滴一滴把白衬衫上的血染化开来。

韶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伸手去接雨。

韶华手掌中落下了——

——血雨——

第六十场

时：黄昏、日。

景：玉兰婆婆家内、家外。

人：玉兰、春望。

玉兰和婆婆所住的乡下，成为一片白色的旷野。下雪了。

有血水，慢慢流过雪原，渗进玉兰婆婆家的门缝里去。

血，穿过了雪地，门槛，一丝丝，流进了玉兰的房间，流到她的床下。春望，受了伤，包扎着头，已然在她床边。玉兰仍在发烧，说着呓语，头，一直晃来晃去，好似要摆脱掉她的梦魇。

△玉兰：——嗯——嗯——嗯——嗯——（尖叫）我的男人死掉了——呀——（哭）

△春望：玉兰，你醒醒，我没有死，我在这里。

△玉兰：——春望，你死掉了——

△春望：玉兰，看，我回来了。（拍玉兰的脸，捏她）我的梦已经得到了，再也不打仗了——玉兰，我永远也不再离开你——

（炮声——嘭！）（舞台剧味道的口气）

第六十一场

炮火。

共产党军队渡江不交代。

炮火。

第六十二场

时：夜。

景：餐厅。（能才与韶华以前去的同一家）（没有玫瑰花了）

人：余老板、韶华、小提琴手、远处的茶房、能才。

（嘭！炮声）

（这时候镜头下的韶华发型也变了，打扮伧俗，神色尖锐得好像一把刀片。）

△韶华：我怎么会离开你？讲得明白点，（笑）余老板——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孩子了，离开了你——发国难财的——我有这口饭吃吗？（再笑）不看外面成千上万的乞丐？——我不是那么不明事理——余老板——不是你——我跟他们有什么两样——

△余老板：沈小姐，沈小姐，你不要这么讲你自己。我心里难过——

△韶华：你难过？我倒不难过——好，叫那个洋琴鬼滚开！（挥挥手）——你喝汤不要那么大声，听了难过——

△余老板：没有关系。（慌张失措的，又有些窘迫）

△韶华：你没关系我有关系，看你的吃相——

△余老板：（把餐巾一丢，站起来，作状要离桌）你——

△韶华：你哪里去？

△余老板：我去——尿——尿。（用词不再文雅，发牛脾气了，小孩子一样）

△韶华：（指指余老板的位子）不许动。

余老板完全被韶华所指挥，居然如获大赦一般又坐了回来。

△韶华：好，这顿饭，是余老板，你用生命一样宝贝的袁大头给付账的。你给我吃下去，不然——我心疼。（笑）

△余老板：讲起袁大头，沈小姐，这个时局可真不得了啦，共产党就要进城了，你听这炮声……经济也大崩盘了。就是日本人在的日子，通货膨胀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打仗打得人都快饿死了。（音乐变位了）

（此时镜头已由韶华主观镜头带到餐厅的玻璃外面去了，韶华根本不在听余老板讲话。玻璃外，好似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在向内张望，又走开去了）

韶华把椅子一推，向门口走去。脸色有些紧张。

△韶华：我去去就来。

△余老板：沈小姐——你——

△韶华：你——坐。（一指余老板的位子，余老板像中了催眠术，站起来的姿势又跌成坐了）

（嘭！炮声又打了进来——）

又何曾梦觉

永遇乐

（宋）苏轼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第六十三场

时：夜。

景：街上。

人：韶华、能才、人群。

韶华在追一个佝偻的身影，追得跑过了那人一小步，方才停住，正对着那个低头看着地下走路的人。空气中冷冷的秋味。

△韶华：（意味深长地抿了抿嘴唇，接近笑了）

章——部——长——别来无恙？

△能才：（抬起头来，惊见是韶华）怎么？连——你，也要抓我？（细细的雨，下了起来）

韶华听见这句话，打开皮包，掏出烟盒子，点烟，吸了一口，吐烟同时，把烟蒂就按熄在盒子上。

△韶华：（惨笑）你真了解我。

△能才：（嘲笑）在那里面（下巴指向餐厅）吃一顿饭，天文数字了吧？（也是想起从前时光的黯然）

△韶华：那重要吗？（语气中接近讽刺，又痛心）

△能才：是，那不重要，逃命都来不及了。

△韶华：对，你是个要吃饭的人，你是个要逃命的人，你都对——部长。（这时，看清楚了能才潦倒不堪的样子，语气突然转了，手伸上去摸了摸能才的头发）——怎么这副样子了——（柔情再出）

能才被韶华的手轻轻一碰，突然崩溃，一把握住韶华的手，放到自己脸上去。能才不敢抱她——

△能才：原来我还活着。

韶华听见这句话，啪一下打了能才一个耳光。

△韶华：好吧，你一开口，总是想到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此时已经叫了起来）能才，（拉起能才来了，情绪带到月凤的死）月凤没有活下来——她死了——是我——亲手把她洗干净的——是我，替她换了衣服——是我——把她的伤口一个一个用棉花填起来（声音又高起来了）——是我——替她做的——坟——（狂叫的）

讲到“替她做的坟”时，能才一把将韶华抱进怀里去。

△韶华：那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方才痛哭出来）

能才紧紧、紧紧抱住韶华，恨不能——

这时，已有数十人的脚步声由街角奔来，叫——

△人声：快——在那边——

△能才：（以为有人来捉他了）韶华，“听着”——我实在是爱你——

人群哄一下从两人身边冲过——

△人声：快——里应外合——抢电台——新中国万岁——

能才与韶华，惊魂未定，惨笑起来。知道他们不是目标。

△韶华：你终于讲了（我不相信）。

△能才：不逃了。（抱住韶华，用生命在拥抱她，叹口气）死好了。

第六十四场

时：深夜。

景：上海街上。

人：路人、能才、韶华、军队、士兵、小妻子（以前住在韶华楼下的）。

又有炮声由不远的地方传来，中共军队尚未能占领上海，城市中已被安放了铁丝网、拒马。行人被军人指着刺刀，搜身。坦克车停在远远的街边。气氛逼人。

韶华和能才与路人一起在排队，预备通过关卡，军人在“和平地搜身”。能才一直半拥着韶华，也不躲避人的眼光，也没有人注意他们。

△能才：（低低的声音）韶华，我们离开中国吧。（忍不住又抱）

△韶华：这是讲讲而已。到了国外，连踏个脚印子，都不是自己的土地。我们活不好。（拉能才衣襟哽咽）

△能才：以前，我逃国民党，现在共产党又要来了——我这种人——活着就为了逃难。（感伤，紧一紧怀抱中的韶华）你——韶华，从今以后，就是我的故乡。

（此句话说出来，韶华的生命终于得到了完成。演员表情请参考）

此时，能才已被国民党设下的路障关口的士兵搜了身。韶华的皮包也被翻了，大衣拉开了，又被一挥手，他们过关了。排在后面的人，又被安静地搜。

排在队伍后面的小妻子，也被打开一个布包，搜了之后，那个小妻子蹲在地上扎口袋，一抬头的同时，能才回了一下头。小妻子呆了。她再看——沈小姐，在这男人身边。

△小妻子：（向士兵一指能才的背影）（叫）汉奸——那个人是——汉奸——抓他——

士兵根本不理小妻子，用枪托把她轻轻推开，口里向下一个等待被搜的人——

△士兵：下一个。（平板的声音）

小妻子眼看能才要走开了。看人不去抓能才，想了想又叫——

△小妻子：那个人——共产党——他杀了我的丈夫——

一听叫出来的是“共产党”，士兵喊了，叫了，狂吹哨子了，另外一边街口的人马狂奔过来了，一辆军车向能才、韶华的方向开去——

△韶华：（一推能才）快跑——

能才发足狂奔，韶华往相反的方向，迎着开来的吉普车舍命扑了上去的同时——

O.S.：（老古的声音）韶华，不要怕，这个吃人的旧社会，快要被一个充满朝气的新中国代替了。

韶华的身影在车子前方，倒了下去——

第六十五场

时：日。

景：出版社。

人：老古、谷音、韶华、余老板、老古小孩子。

（接上场O.S.老古声音）

△老古：我们这些旧式文人——尤其是你——你来自一个帝国主义买办家庭——你曾经有过一个汉奸爱人——你的文章里——老爷——丫头——春望——玉兰——全都是剥削阶级的烙印——韶华——你需要深刻的改造——时代不同了——你，好好检讨自己。

△韶华：我以后不写了，总可以吧？（声音受吓）

△老古：可是，你已经写了呀！（铁证如山的平板声音）

韶华全身都是青紫，头发完全散着，半躺在出版社办公室中暂时为她搭起的小床上。谷音拿着一条毛巾，从洗脸盆里沾水，为她擦洗。

△谷音：唉，也不是老古要吓你，跟你讲过多少次，你都不注意——那个人，不是早就是过去的事情了，怎么又去搞在一起——（小声了）现在大家没空，再过几天，上海保卫战不打了——看——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哪个党来也饶不了他的。

余老板提了两包礼物，已站在开着的门口了。

△余老板：老古太太，我来看看沈小姐。又来麻烦了你，对不起，对不起——（弯身）

△谷音：（看了余老板一眼）（长长地叹了口气）嗳——又来了——好——老古——小孩子——我们进去。（顺手搬走了洗脸盆）

△余老板：（看着谷音全家进入内室，小心翼翼地拉了椅子坐在韶华对面）阿弥陀佛——总算不幸中的大幸——小伤、小伤——今天看上去气色还算好——（回头看谷音房中方向）（又靠近了韶华一些）沈小姐，我有一句话，你听了不要怕——我是跟国民党军队做补给生意的。现在眼看他们快撑不住了，我是死在眼前——现在还有一条船，最后一条了，可以载些政府公务员离开，我花了好多金子，买到两张“船票”，都是假名啦——沈小姐，（已然蹲近床边）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自己配不上你。（伤感）——可是乱世嘛，离开了上海，我们——我们，也算是——嗯——患难夫妇——哦？好了哦——我们一起走——一定要逃了——

这时，韶华的手，已经碰上了余老板的肩，听见他讲这些话，那只手，慢慢顺着余老板的手臂摸了下来。这时，余老板受到很深的震动，跪了下来。

△韶华：（轻轻，慢慢地）我们分开走。他们盯住我。

余老板大受感动，仍然不敢去拉韶华已经盖在他手上的那只手。

△韶华：船票在你身上？

△余老板：在。

（镜头中，没有看见余老板交船票给韶华）

这些个
千生万生只在

人娇

（宋）苏轼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

空方丈、散花何碍。

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

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

闲窗下、敛云凝黛。

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

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第六十六场

时：日。

景：兵荒马乱，人潮疯狂涌向码头的大上海。轮船。

人：韶华、能才、余老板、逃难的人群、男女老少。千人以上。

镜头中，韶华被能才半拖着走。

△能才：（神色紧张，牢牢挟住韶华）要挤进去了，跟住我，拉好。

△韶华：能才。（已快哽咽）

△能才：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舍不舍得？（面湿）

韶华抱住能才，拼命摇头。能才以为韶华的不舍，只是为了中国。

（韶华又推开了能才，直直地看住他，要将他看成永恒）

△韶华：跟你照相，这里。（轻点太阳穴，哽笑）

能才拥住了韶华往人潮汹涌的码头挤去，没有反应过来韶华这句话。他很紧张。要挤进去上船了。走走走，挤入了混杂的人群。韶华，一个皮包，没有行李。能才，一个小公事包，没有行李。人群，有行李，有各色各样的行李。有人抱着婴儿，有老太太拉住儿子和老先生；有妇女、男人、小孩（挤哭了）一家，牢牢地抱成一团在挤。有人、人、人、人、人，成千的人——挤呀，挤呀，挤呀——挤上那条逃向未知的轮船。人群中，只有一种表情——惶恐、焦急、赶、怕——余老板在另一堆人中挤，急迫张望。

他们不是达官贵人，他们只是意识到，在过去的生涯中，背负着党派的烙印，而又不明白中共接掌政权之后，自己命运如何的一批又一批、被时代追赶的普通人。

韶华的表情，痛不欲生，但那是受伤后没数日肉体的痛——被挤成快要成肉饼了的真痛，加上另一种内心快要撑不下去的灵魂之痛不欲生。

能才在人群中打冲锋，用手肘挡人、推人、拨开人，保护韶华，拖她，尽可能将她放在他身前，有时，韶华冲散了，能才一拖她回来，一路拼命挤。这时，身边全是叫喊——

（以上是镜头下一片快速带过的当时人潮交代，这中间挤着能才与韶华。现实拍摄时请再设计，目前只有剧情而无外景的叙述，配乐史撷咏，请求大气磅礴地加入，杀出大时代的气势来）

△众人声：海龙，跟住爸爸，妈妈煮的鸡蛋拿好，船上吃——（哭）听爸的话——妈妈等你们快回来——先生、太太，我没有船票——看，我的儿子——白白胖胖的小婴儿，送给你们——求求先生太太——做做好事——孩子爸爸已经走了——你们看看呀——白胖儿子——男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少——做做好事呀——多子多福——我的孩子送给你们——（求——哀求——）——让路——我们是有船票的——让路——小孩子（哭）要挤死了——拉好（狂叫）——小妹——拉紧爸爸——汉生——你在哪里——汉生——（哭叫）——让路呀——不要挤呀——（人潮前后挤成了波浪——有人跌倒了被踩在地上又有人跌上去）——不能挤啦——踩死人啦——百青——我等你（女声）——我等你一辈子——快去快回（哭）——我等你——（哭）——妹妹——要勇敢——哥哥不能照顾你了——阿三——妈妈缝在你裤腰里的东西——看——牢——睡觉也不要放松——妈妈——我不得已——我不孝——快挤——（一片哭叫那——生离——死别——人群中有人拉住另一个人——那人打他耳光）——没志气——三五个月就回来了——你哭——什么——（讲、打的人，自己也在哭——模糊中交错叫出来）（中国是个情绪民族，此时不必收敛）

韶华跟能才挤到了船边，人更疯狂了，船上的管事的人，早已拉成人接人的“手链”——没有船票想硬冲上去的人，被踢了下来——“人手做成的手链”狂叫——

△船上人：把船票举起来，有船票的人，拿好了，举起来——那里——拉那个——你没有。（一脚踢过去，人被踢了都倒不下去，人太挤了）——快拉——上来！——举起来——船票举起来——快——要开船了。（人群中，有票的，都举了起来）

韶华在能才怀中挤，她紧紧地握住了一张大红色的船票，交给了能才，脸色如同一个——鬼般。人群中有好些人手上举着船票。

△韶华：能才，拿好你的这一张，我们各人拿好各人的。拿好——（韶华脸色如死亡，当她讲到“拿好”这个字时，等于交出了性命）

能才接过了船票，高高举起，护住韶华，快挤到船边了——韶华手中没有船票。能才没有注意。船上人由高处望，紧张地叫——

△船上人：那里——有票——拉上来，拉——快——

三五只手一把将能才尽力拉了过去，这时，镜头之下，余老板又急又挤又拼命搜索韶华，他也举起了一张船票——人——拉了余老板上船——又踢了乱冲上来的人——

韶华此时由能才的手臂下，用力一推、一钻，用尽了她的气力，往相反的方向，挤回那些拼命要向——船上挤去的人。能才看不见了韶华，而他已被人拖上了船，能才急得狂叫起来——韶华——那一声悠长的叫喊，被人声所溺没——但是——余老板——已然在船上人堆里了——他听见了——看见了——能才——而他又看见了，韶华在船下的人群中向外挤——汽笛——呜——叫了第一声——甲板——慢慢收起——此时，船上船下一片哭喊——余老板——拼了他的命——推开人群，在甲板要收起来的时候——向岸上不要命了地跳了下去——手上那张船票——往那要送掉孩子的女人手中一塞——人——举起了婴儿——呀——向船上丢去——女人——母亲——在汽笛鸣叫第二声的时候——被人拖上了船——

韶华，挤在人群中，看着那起航的船，看着——看着——把双手拳握在眼睛下——那第三声汽笛——叫成了她巨大的呐喊————韶华————她咬住自己的拳头——咬住——啃住——韶华的心、肝、肺——肠——碎成一块一块——一片一片——

船，一点一点离开了岸。

韶华，看见能才在船上要跳船，太迟了。能才伸手向她，他在叫——但已听不见声音，那个口形——韶——华——

这时，余老板挤向了韶华。韶华，力竭了，死了似的，看着余老板——四周一片哭声。

△韶华：余——先——生，我害了你。（改口了，称余老板——余先生）（死人一般地讲）

△余老板：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要紧，我没有关系。不要怕，我不怕死——不要哭——沈小姐——不哭——不哭——（伸手想拥抱那孤苦无依的沈韶华）（但不敢，他双手包围住韶华——不碰到她的——一个空虚又尊敬又疼惜的空的拥抱）沈小姐——日本人的日子，我们都过下来了，自己人的政府，难道活不下来吗——不哭——不哭——好了——好了——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第六十七场

时：日。四十年后。

景：现今的中国。

人：已经老迈了的章能才。中国共产党户口调查处。

能才下了“中国民航”，回到了他那朝思暮想的城市——上海。

能才已经没有可以探问韶华消息的对象。他去了管理户口的中共单位，想由户口档案中找出韶华的下落。

有人，客气地为能才寻找资料。有人，翻出了一张薄薄的文件，交在能才的手中，等能才看过了，又当心地收了回去——归档。

踏尽红尘
何处是吾乡

定风波

（宋）苏轼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

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

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第六十八场

时：四十年后。

景：现今中国。

人：能才、公安部人、春望、玉兰、小女婴。

△中共解放军：（和气、有礼、平板、客气的口吻）章先生，你要找的人——沈韶华，很遗憾——已经不在了。她在地方上倒是小有名气，倒不是为了她的书，而是当年沈小姐跳海自杀。结果怎么样呢？她被第一个进城的解放军救了起来。沈小姐眼睛一张开，看见解放军帽徽上的五角星，就说：“幸亏我没有死，要不然就看不到这新中国了。”

解放军交给能才一本书，又说——

△解放军：这本书是沈小姐解放以后出的，现在不好买了。如果章先生想要，可以送给你。（很亲切地）

能才接过了一本封面上写着《白玉兰》的小说，翻到最后一页的同时，韶华的O.S.出现了。慢慢地，平静地在叙述。（韶华声音出来了）

O.S.：“玉兰知道春望战死了，就去跳了河，却被邻村一个小伙子给救了起来。玉兰心里怨了这救命恩人一辈子，却也就跟住了他。”

（镜头下，能才看见韶华书中的人物出现在眼前）

这一天，夫妻两个抱着孩子去报户口，人家问说，这孩子叫什么名字，玉兰说：“生下娃娃的那一夜，月亮白白的，照着孩子，好像月娘娘送来的凤凰一样，就叫她月凤好了。”

一时里，能才热泪盈眶。（音乐，请音乐配合）

老迈了的能才，一步步走向那四十多年前与韶华、月凤一同去郊游的街道，镜头开始拉开，拉高，再高，宽，阔，大，再拉——

中国大地在茫茫白雪中出现，衬着孤单单的能才踽踽独行，没有了方向——

（字幕再度出现）

剧中留在中国大陆的余老板、谷音、老古、小妻子、王司机、小健、小健妻子、谷音小孩……一个——一个——

——死在不同的动荡和命运中。

沈韶华——死于“文化大革命”。

当时中国人口——四亿五千万。

目前中国人口——超过十一亿。

剧终。

版权信息

书名：流星雨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302-1481-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演讲
一个男孩子的爱情

我的写作生活
骆驼为什么要哭泣
流星雨
阅读大地
远方的故事
三毛说书
三毛说书

采访
我喊荷西回来！回来！

钱不钱没关系

假如。还有。来生。

演讲

❀ 一个男孩子的爱情 ❀

今天要说的只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有关三十岁就过世的一个男孩子，十三年来爱情的经过，那个人就是我的先生。他的西班牙名字是Jose，我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荷西，取荷西这个名字实在是为了容易写，可是如果各位认识他的话，应该会同意他该改叫和曦，和祥的“和”，晨曦的“曦”，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说，那个“曦”字实在太难写了，他学不会，所以我就教他写这个我顺口喊出来的“荷西”了。

⋒
这么英俊的男孩！
⋓

认识荷西的时候，他不到十八岁，在一个耶诞节的晚上，我在朋友家里，他刚好也来向我的一些中国朋友祝贺耶诞节。西班牙有一个风俗，耶诞夜十二点一过的时候，邻居们就要向左邻右舍楼上、楼下一家家地恭贺，并说：“平安。”有一点像我们国人拜年的风俗。那时荷西刚好从楼上跑下来，我第一眼看见他时，触电了一般，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孩子？如果有一天可以作为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上，也该是一种满足了，那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印象。过了不久，我常常去这个朋友家玩，荷西就住在附近，在这栋公寓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们就常常在那里打棒球，或在下雪的日子里打雪仗，有时也一齐去逛旧货市场。口袋里没什么钱，常常从早上九点逛到下午四点，可能只买了一支鸟羽毛，那时荷西高三，我大学三年级。

⋒
表弟来啰！
⋓

有一天我在书院宿舍里读书，我的西班牙朋友跑来告诉我：“Echo，楼下你的表弟来找你了。”“表弟”在西班牙文里带有嘲弄的意思，她们不断地叫着“表弟来啰！表弟来啰！”我觉得很奇怪，我并没有表弟，哪来的表弟在西班牙呢？于是我跑到阳台上去看，看到荷西那个孩子，手臂里抱了几本书，手中捏着一顶他常戴的法国帽，紧张得好像要捏出水来。

因为他的年纪很小，不敢进会客室，所以站在书院外的一棵大树下等我，我看是他，匆匆忙忙地跑下去，到了他面前还有点生气，推了他一把说：“你怎么来了？”他不说话，我紧接着问：“你的课不是还没有上完吗？”他答道：“最后两节不想上了。”我又问：“你来做什么？”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比他大了很多，所以总是以一个姊姊的口气在教训他。他在口袋里掏出了十四块西币来（相当于当时的七块台币），然后说：“我有十四块钱，正好够买两个人的入场券，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但是要走路去，因为已经没有车钱了。”我看了他一眼。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觉得这个小孩子有一点不对劲了，但是我还是答应了他，并且建议看附近电影院的电影，这样就不需要车钱。第二天他又逃课来了，第三天、第四天……于是树下那个手里总是捏着一顶法国帽而不戴上去的小男孩，变成了我们宿舍里的一个笑话，她们总是喊：“表弟又来啰！”我每次跑下楼去，总要推荷西一把或打他一下，对他说：“以后不要来了，这样逃课是不行的！”因为最后两节课他总是不上，可是他仍是常常来找我。因为两个人都没钱，就只有在街上走走，有时就到皇宫去看看，捡捡人家垃圾场里的废物，还会惊讶地说：“你看看这支铁钉好漂亮哟！哇！你看看这个……”渐渐地我觉得这个交往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因为这个男孩子认真了，而他对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大学还没有念，但老实说我心里实在是蛮喜欢他的。

⋒
你再等我六年！
⋓

有一日，天已经很冷了，我们没有地方去，把横在街上的板凳，搬到地下车的出风口，当地下车经过的时候一阵热风吹出来，就是我们的暖气。两个人就冻在那个板凳上像乞丐一样。这时我对荷西说：“你从今天起不要来找我了。”我为什么会跟他说这种话呢？因为他坐在我的旁边很认真地跟我说：“再等我六年，让我四年念大学，二年服兵役，六年以后我们可以结婚了，我一生的想望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梦想。”他又说：“在我自己的家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我听到他这个梦想的时候，突然有一股要流泪的冲动，我跟他说：“荷西，你才十八岁，我比你大很多，希望你不要再做这个梦了，从今天起，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又站在那个树下的话，我也不会再出来了，因为六年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也不会等你六年。你要听我的话，不可以来缠我，你来缠的话，我是会怕的。”他愣了一下，问：“这阵子来，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跟你讲这些话，是因为你实在太好了，我不愿意再跟你交往下去。”接着，我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一齐走到马德里皇宫的一个公园里，园里有个小坡，我跟他说：“我站在这里看你走，这是最后一次看你，你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他说：“我站这里看你走好了。”我说：“不！不！不！我站在这里看你走，而且你要听我的话哟，永远不可以再回来了。”那时候我很怕他再来缠我，我就说：“你也不要来缠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跟我班上的男同学出去，不能再跟你出去了。”这么一讲，自己又紧张起来，因为我害怕伤害到一个初恋的年轻人，通常初恋的人感情总是脆弱的。他就说：“好吧！我不会再来缠你，你也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小孩子，因为我们这几个星期来的交往，你始终把我当做一个孩子，你说‘你不要再来缠我了’，我心里也想过，除非你自己愿意，我永远不会来缠你。”

⋒
Echo再见！
⋓

讲完那段话，天已经很晚了，他开始慢慢地跑起来，一面跑一面回头，一面回头，脸上还挂着笑，口中喊着：“Echo再见！Echo再见！”我站在那里看他，马德里是很少下雪的，但就在那个夜里，天下起了雪来。荷西在那片大草坡上跑着，一手挥着法国帽，仍然频频地回头，我站在那里看荷西渐渐地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与皑皑的雪花里，那时我几乎忍不住喊叫起来：“荷西！你回来吧！”可是我没有说。以后每当我看《红楼梦》宝玉出家的那一幕，总会想到荷西十八岁那年在那空旷的雪地里，怎么样跑着、叫着我的名字：“Echo再见！Echo再见！”

他跑了以后，果然没有再来找过我，也没有来缠过我。我跟别的同学出去的时候，在街上常会碰见他，他看见我总是用西班牙的礼节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脸，然后说：“你好！”我也说：“荷西！你好，这是我的男朋友××人。”他就会跟别人握握手。

⋒
他留了胡子，长大了！
⋓

这样一别，别了六年，我学业告了一个段落，离开西班牙，回到了台湾。在台湾时，来了一位西班牙的朋友，他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Jose呀！”我说：“记得呀！”他说：“噢！他现在不同了，留了胡子，也长大了。”“真的！”他又说：“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你的信还有一张照片，你想不想看？”我惊讶地说：“好呀！”因为我心里仍在挂念着他，但那位朋友说：“他说如果你已经把他给忘了，就不要看这封信了。”我答道：“天晓得，我没有忘记过这个人，只是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小，既然他认真了，就不要伤害他。”我从那个朋友手中接过那封信，一张照片从中掉落出来，照片上是一个留了大胡子穿着一条泳裤在海里抓鱼的年轻人，我立刻就说：“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嘛！”打开了信，信上写着：“过了这么多年，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西班牙文，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十八岁那个下雪的晚上，你告诉我，你不再见我了，你知道那个少年伏枕流了一夜的泪，想要自杀？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吗？我和你约的期限是六年。”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我没有给他回信，把那封信放在一边，跟那个朋友说：“你告诉他我收到了这封信，请代我谢谢他。”半年以后，我在感情上遇到了一些波折，离开台湾，又回到了西班牙。

⋒
荷西，我回来了！
⋓

当时荷西在服最后的一个月兵役，荷西的妹妹老是要我写信给荷西，我说：“我已经不会西班牙文了，怎么写呢？”然后她强迫将信封写好，声明只要我填里面的字，于是我写了一封英文的信到营区去，说：“荷西！我回来了，我是Echo，我在××地址。”结果那封信传遍了营里，却没有一个人懂英文，急得荷西来信说，不知道我说些什么，所以不能回信给我，他剪了很多潜水者的漫画寄给我，并且指出其中一个说：“这就是我。”我没有回信，结果荷西就从南部打长途电话来了：“我二十三日要回马德里，你等我噢！”到了二十三日我完全忘了这件事，与另一个同学跑到一个小城去玩，当我回家时，同室的女友告诉我有个男孩打了十几个电话找我，我想来想去，怎么样也想不起会是哪个男孩找我。正在那时我接到我的女友——一位太太的电话，说是有件很要紧的事与我商量，要我坐计程车去她那儿。我赶忙乘计程车赶到她家，她把我接进客厅，要我闭上眼睛，我不知她要玩什么把戏忙将拳头握紧，把手摆在背后，生怕她在我手上放小动物吓我。当我闭上眼睛，听到有一个脚步声向我走来，接着就听到那位太太说她要出去了，但要我仍闭着眼睛。突然，背后一双手臂将我拥抱了起来，我打了个寒颤，眼睛一张开就看到荷西站在我眼前，我兴奋得尖叫起来，那天我正巧穿着一条曳地长裙，他穿的是一件枣红色的套头毛衣。他揽着我兜圈子，长裙飞了起来，我尖叫着不停地捶打着他，又忍不住捧住他的脸亲他。站在客厅外的人，都开怀地大笑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荷西虽不是男女朋友，感情却好得很。

在我说要与荷西永别后的第六年，命运又将我带回了他的身旁。

⋒
你是不是还想结婚？
⋓

在马德里的一个下午，荷西邀请我到他的家去。到了他的房间，正是黄昏的时候，他说：“你看墙上！”我抬头一看，整面墙上都贴满了我发了黄的放大黑白照片，照片上，剪短发的我正印在百叶窗透过来的一道道的光纹下。看了那一张张照片，我沉默了很久，问荷西：“我从来没有寄照片给你，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他说：“在徐伯伯的家里。你常常寄照片来，他们看过了就把它摆在纸盒里，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偷来，拿到相馆去再做底片放大，然后再把原来的照片偷偷地放回盒子里。”我问：“你们家里的人出出进进怎么说？”“他们就说我发神经病了，那个人已经不见了，还贴着她的照片发痴。”我又问：“这些照片怎么都黄了？”他说：“是嘛！太阳要晒它，我也没办法，我就把百叶窗放下，可是百叶窗有条纹，还是会晒到。”说的时候，一副歉疚的表情，我顺手将墙上一张照片取下来，墙上一块白色的印子。我转身问荷西：“你是不是还想结婚？”这时轮到他呆住了，仿佛我是个幽灵似的。他呆望着我，望了很久，我说：“你不是说六年吗？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了。”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又说：“还是不要好了，不要了。”他忙问：“为什么？怎么不要？”那时我的新愁旧恨突然都涌了出来，我对他说：“你那时为什么不要我？如果那时候你坚持要我的话，我还是一个好好的人，今天回来，心已经碎了。”他说：“碎的心，可以用胶水把它粘起来。”我说：“粘过后，还是有缝的。”他就把我的手拉向他的胸口说：“这边还有一颗，是黄金做的，把你那颗拿过来，我们交换一下吧！”

七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我只是感觉冥冥中都有安排，感谢上帝，给了我六年这么美满的生活，我曾经在书上说过：“在结婚以前我没有疯狂地恋爱过，但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却有这么大的信心，把我的手交在他的手里，后来我发觉我的决定是对的。”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仍要说我对这个婚姻永远不后悔。所以我认为年龄、经济、国籍，甚至于学识都不是择偶的条件，固然对一般人来说这些条件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彼此的品格和心灵，这才是我们所要讲求的所谓“门当户对”的东西。

⋒
你不死、你不死……
⋓

荷西死的时候是三十岁。我常常问他：“你要怎么死？”他也问我：“你要怎么死？”我总是说：“我不死。”有一次《爱书人》杂志向我邀一篇“假如你只有三个月可活，你要怎么办”的稿子，我把邀稿信拿给荷西看，并随口说：“鬼晓得，人要死的时候要做什么！”他就说：“这个题目真奇怪呀！”我仍然继续地揉面，荷西就问我：“这个稿子你写不写？你到底死前三个月要做什么，你到底要怎么写嘛？”我仍继续地揉面，说：“你先让我把面揉完嘛！”“你到底写不写啊？”他直问，我就转过头来，看着荷西，用我满是面糊的手摸摸他的头发，对他说：“傻子啊！我不肯写，因为我还要替你做饺子。”讲完这话，我又继续地揉面，荷西突然将他的手绕着我的腰，一直不肯放开，我说：“你神经啦！”因为当时没有擀面棍，我要去拿茶杯权充一下，但他紧搂着我不动，我就说：“走开嘛！”我死劲地想走开，他还是不肯放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话正说了一半，我猛一回头，看到他整个眼睛充满了泪水，我呆住了，他突然说：“你不死，你不死，你不死……”然后又说：“这个《爱书人》杂志我们不要理他，因为我们都不死。”“那么我们怎么样才死？”我问。“要到你很老我也很老，两个人都走不动也扶不动了，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一齐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说：好吧！一齐去吧！”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为《爱书人》写那篇稿子，《爱书人》最近也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写呢？我告诉他们因为我有一个丈夫，我要做饺子，所以没能写。

⋒
你要叫他爸爸
⋓

我的父母要到加纳利群岛以前，先到西班牙，荷西就问我看到了我爸爸，该怎么称呼？是不是该叫他陈先生？我说：“你如果叫他陈先生，他一下飞机就会马上乘原机回台北，我不是叫你父亲做爸爸吗？”他说：“可是我们全家都觉得你很肉麻呀！”原来在西班牙不叫自己的公公婆婆做父亲、母亲，而叫××先生，××太太。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拒绝称呼他们为先生、太太，我的婆婆叫马利亚，我就称她马利亚母亲，叫公公做西撒父亲。荷西就说：“我叫爸爸陈先生好了！”我说：“你不能叫他陈先生，你要叫他爸爸。”结果我陪我的父母在西班牙过了十六天，回到加纳利群岛，荷西请了假在机场等我们。我曾对他说：“我的生命里有三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还有就是你，再者就是我自己，可惜没有孩子，否则这个生命的环会再大一点，今天我的父母能够跟你在一起，我最深的愿望好像都达成了，我知道你的心地是很好的，但你的语气和脾气却不一定好，我求求你在我父母来的时候，一次脾气也不可发，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噜苏。”他说：“我怎么会发脾气？我快乐还来不及呢！”为了要见我的父母，他每天要念好几小时的英文，他的英文还是三年以前在尼日利亚学的。当他看到我们从机场走出来时，他一只手抱着妈妈，另一只手抱着爸爸，当他发现没有手可以抱我时就对我说：“你过来。”然后他把我们四个人都环在一起，因为他已经十六天没有看到我了。然后又放开手紧紧地抱抱妈妈、爸爸，然后再抱我。他第一眼看到爸爸时很紧张，突然用中国话喊：“爸爸！”然后看看妈妈，说：“妈妈！”接着，好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低下头拼命去提箱子，提了箱子又拼命往车子里乱塞，车子发动时我催他：“荷西，说说话嘛！你的英文可以用，不会太差的。”他就用西班牙文说：“我实在太紧张了，我已经几个晚上没睡觉了，我怕得不得了。”那时我才明白，也许一个中国人喊岳父、岳母为爸爸妈妈很顺口，但一个外国人你叫他喊从未见过面的人为爸、妈，除非他对自己的妻子有太多的亲情，否则是不容易的。回到家里，我们将房间让给父母住，我和荷西就住进更小的一间。有一天在餐桌上，我与父母聊得愉快，荷西突然对我说，该轮到他说话了，然后用生硬的英语说：“爹爹，你跟Echo说我买摩托车好不好？”荷西很早就想买一辆摩托车，但要通过我的批准，听了他这句话，我站起来走到洗手间去，拿起毛巾捂住眼睛，就出不来了。从荷西叫出“爹爹”这个字眼时（爹爹原本是三毛对爸爸的称呼），我相信他与我父母之间又跨进了一大步。

我的父母本来是要去欧洲玩的，父亲推掉了所有的业务，打了无数的电话、电报，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女婿，他们相处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和荷西曾约定只要我俩在一起小孩子还是别出世吧，如果是个女的我会把她打死，因为我会吃醋，若是个男孩，荷西要把他倒吊在阳台上，因为我会太爱那孩子。事后，我也讶异这样孩子气及自私的话竟会从一对夫妻的口中说出。当我的父母来了一个月后，荷西突然问：“你觉不觉得我们该有一个孩子？”我说：“是的，我觉得。”他又说：“自从爸妈来了以后，家里增添了很多家庭气氛，我以前的家就没有这样的气氛。”

⋒
永远的挥别
⋓

在我要陪父母到伦敦以及欧洲旅游时，荷西到机场来送行，他抱着我的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喜欢看见你流泪哟！明年一月你就要在台北的机场接我了，千万不要难过，Echo陪你去玩。”我们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因为我们要住的那个小岛，喷射机是不能到的。上飞机前，我站在机肚那里看荷西，就在那时，荷西正跳过一个花丛，希望能从那里，再看到我们，上了飞机，我又不停地向他招手，他也不停地向我招手，直到服务小姐示意我该坐下。坐下后，旁边有位太太就问我：“那个人是你的丈夫吗？”我说：“是的。”她又问荷西来做什么，我就将我父母来度假他来送行的事简单地告诉她，她就告诉我：“我是来看我儿子的。”然后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西班牙有一个风俗，如果你是守寡的女人，名片上你就要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人的未亡人”，而那名片上正有那几个字，使我感到很刺眼，很不舒服，不知道要跟她再说些什么，只好说声：“谢谢！”没想到就在收到那张名片的两天后，我自己也成了那样的身份……

（说到这里，三毛的声音哽咽，她在台上站了很久，再说不出一句话来，演讲中断……）

❀ 我的写作生活 ❀

晚上七点半。外头是倾盆大雨。

在耕莘文教院的讲堂里，原只安排两百个的座位，却挤了不下六百人，大门口是怎么都挤不进去了。文教院的陆达诚神父陪着主讲人三毛女士在前头领路，嘴里一迭声嚷着：“对不起，请让路！请让路！”

三毛依然长发披肩，黑色的套头毛衣下是件米色长裙，脸上有着淡淡的妆，素净中更透着几分灵秀。瞧着讲堂中拥挤的情况，三毛紧张了，直问人：“我要不要带卫生纸上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我怕我自己会先‘下雨’。”三毛是担心面对这么多人演讲时，说着说着会控制不了情绪而流泪，她却说成“自己先下雨”，倒教旁人先笑开了。

站在讲台上，三毛用一贯低低柔缓的声调，对满堂或坐、或站、或席地的朋友说：“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尤其今晚外头的雨这么大。”然后三毛就开始演说今晚的讲题：我的写作生活。

⋒
下雨天看到这么多朋友真好
⋓

各位朋友：

很抱歉今天晚了一刻钟才开始，我是很守时的人，刚刚我一直在等陆神父来带我。

最近我的日子过得很糊涂，一直记不清是哪一天要演讲，直到前天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后天在耕莘文教院见。我吓了一跳，不过，我那时想，没关系，大概只有二十个人，可以随便说说，可是没想到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朋友。

今天又在下雨，听说这一阵台北不是雨季，可是我回来以后，发觉总是在下雨。我以为今天不会有那么多朋友来，看见你们，我很怕，一直想逃走。

⋒
希望我的话对各位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

过去我教过书，常上讲台，但教书的时候有课本，现在跟各位说话没有课本，我担心今天随口所说的，对各位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我特别要提出一位年轻读者的来信，作为今天这个谈话的开始。刚回台湾时，我收到一位高中女生的来信，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这位读者说她在初三的时候，因为升学压力太重而想自杀，在那个时候，她看了我的书，因而有了改变；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改变，可是她一直说是我的书救了她。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笨”，因为，任何一本我的书都救不了你，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别人不能救你的。她说她现在已是高中生了，而最近我丈夫的去世，她说她觉得人生还是假的，她还是要死。我收到这封信好几个月了，一直不知怎么回信，可是我很挂念这位朋友，因为她的信写得很真诚。希望她还是把我忘记吧，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影响。不知道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在场，或是有她的朋友，请转告她，信收到了，并请她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别人的遭遇毕竟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
从未立志做作家，倒曾下过决心要当画家的妻子
⋓

今天的讲题是“我的写作生活”，我实在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把我当作家看，这种改变，使我很不习惯，而且觉得当不起。作家应该是很有学问或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呢，做了六年的家庭主妇，不曾是专业作家，以后也不会是。

我从来没有立志要做作家。小时候，父母会问，师长会问，或者自己也会问自己：长大了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太太。“有没有对象呢？”他们会问，我说：“有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西班牙画家毕卡索！”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美术。以后，写作文的时候，我总说要做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妻子，并没有说自己要成为艺术家。

⋒
我的功课不行，数学考零分，唯一能做得好的只有国文，
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捉刀”的
⋓

小时候，数学成绩很不好，常常考零分，有一次考得最高分是五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应该也是零分才对。我的作文好，小学五年级时参加演讲的演讲稿是自己写的，每次壁报上一定有我的作品。我的家庭很幸福，可是有一次，我把老师感动得流泪了，因为我告诉他我是孤儿，还写了大约有五千字的《苦儿流浪记》。

进了初中以后，班上同学大约有十个人的作文是我写的，因为他们写不出来，我就说拿来拿来，我替你写。后来，又学写唐诗，在作文本上写了十几首。我发觉自己虽然别的事做不好，但还可以动笔，这是一条投机取巧的路。

初二时，不喜欢学校生活，离开学校自己念书。到了大学，我跟许多高中毕业的同学一起念哲学系，发现我的国文比不上他们，大一的国文考试，《春秋》是什么时候，谁写的作品之类的题目，我都不晓得，所以国文就不及格了。后来我去找老师，我说：“老师，我是少年失学，不知道《春秋》是什么时代修的，我觉得这是文学史的问题。”老师说：“你应该晓得的呀！”我说：“对！我知道的也是国文类的，可是并不是这一类的。”后来他说：“那你要补考啰。”我说：“补考还是不会及格的，只有一个方法，我可不可以补给你六篇作文。”他问我要写多少字，我说随我写吧。

⋒
瞎编的故事竟把老师感动哭了
⋓

后来，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童年生活，从我的祖父开始讲起，中间还有恋爱故事，其中我伯父并没有恋爱，是我编的。

老师要求我用毛笔写，我写不来，就用签字笔写成毛笔字的味道。这篇写得非常好，故事有真有假，还有情节，老师看了，把我叫过去，说：“你是我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你写的关于上一代的事，都是真的吗？”我就说：“真假你还是别管吧，这篇作品你还喜欢吗？”他说：“老师看了很感动，一夜没有睡觉，老师都流泪了。”

⋒
我很幸运，打小学到现在投稿没被退过
⋓

这件事以后，我发现自己从小做什么事都不对劲，不顺利，最顺利的事就是写文章，因此，在大学里我就开始写文章，但也不是很勤的。我有一个很光荣的纪录是从小学开始投稿，到现在还没有被退过稿。

我的青少年时代出了一本书《雨季不再来》，这本书是被强迫出版的，因为如果我不出书，别人也可以把那些文章辑成一个集子出书，而我连版税都拿不到。其实那些东西都很不成熟，都不应该发表，是我在二十二岁以前发表的文章，文字非常生涩，感情非常空灵，我不喜欢空灵这两个字，但那是那个时期我写时所不能伪装的一些感情，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
写作在我生活中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蛋糕上面的樱桃
⋓

然后，我离开台湾到西班牙去，生活的改变以及其他一些事，使我停笔了。有位朋友每回写信总说：你不写实在太可惜了，因为你才刚刚开始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正在改变中，这时候不想写东西，免得将来后悔。这位朋友是个编辑，他说：好的，我等你，我要等你几个月呢？我说：你慢慢地等。这一等，等了十年。

有一天，我坐在沙漠的家里，发觉我又可以写作了。所以，我觉得等待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不要太急。现在又有朋友在问我：三毛，你又不写了，要多久才会再写呢？我说，你别急，等我。他说：要等多久呢？我说：大概要另外一个十年。他一听，马上说：那不是等死了吗？我说：这究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硬逼着我写，反而写不好，而十年以后，我也许又是另一个面目出现了。

我认为写作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有人问我：你可知道你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人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一直是在国外。他又问：你在乎名吗？我回答说：好像不痛也不痒，没有感觉。他就又问我：你的书畅销，你幸福吗？我说：我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福，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又有别人问我：写作在你的生活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吗？我说：它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他又问：如果以切蛋糕的比例来看，写作占多少呢？我说：就是蛋糕上面的樱桃嘛！

⋒
生活比写作重要；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
⋓

也许，各位会认为写作是人生的一种成就，我很真诚地说一句：人生有太多值得追求的事了，固然写出一本好书也可以留给后世很多好的影响。至于我自己的书呢，那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考验。我的文字很浅，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看，一直看到老先生，可是这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价值，这绝对是两回事。

有一年，我正在恋爱，跟我的荷西走在马德里的一个大公园，清早六点半，那时我替《实业世界》写稿，那天已到交稿的最后一天了，我烦得不得了。我对荷西说：明天不跟你见面了，因为我一定要交稿了。荷西说：这样好了，明天清早我再带你来公园走，走到后来，你的文章就会出来了。我继续跟他在公园里走，可是脑子一直在想文章的事，这时，看到公园的园丁，在冬天那么冷的清早，爬到好高的树上锯树。我看了锯树的人，就对荷西说：他们好可怜，这么冷，还要待在树上。荷西却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那些被关在方盒子里办公，对着数目字的人，才是天下最可怜的，如果让我选择，我一定要做那树上的人，不做那银行上班的人。听了荷西的这番话，我回家就写了封信给杂志编辑说，对不起，下个月的专栏要开天窗了，我不写了。

⋒
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
⋓

所以我是一个很重视生活的人，远甚于写作，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别人也许会问：你是不是游戏人生呢？我要说：我是游戏人生。来到这个世界本就是来玩的，孔子就说“游于艺”，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意义，用最白话的字来说就是玩。我说的玩不是舞厅的玩，也不是玩电动玩具的玩，或者抽大麻的那种，不是，我的人生一定要玩得痛快才走，当然走不走不在我，但起码我的人生哲学是做任何事一定要觉得好玩的才去做，绝不会为了达成一个目的，而勉强自己。我说这话是非常紧张的，这句话说出来很不好，但这只是对我自己，不是对别人，而且我的人生观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过要玩得高明，譬如说，画画是一种，种菜是一种，种花是一种，做丈夫是一种，做妻子也是一种，做父母更是一种，人生就是一个游戏，但要把它当真的来玩，是很有趣的。

很多人看了我的书，都说：三毛，你的东西看了真是好玩。我最喜欢听朋友说“真是好玩”这句话，要是朋友说：你的东西有很深的意义，或是说——我也不知怎么说，因为很少朋友对我说这个，一般朋友都说，看你的东西很愉快，很好玩。我就会问：我写的东西是不是都在玩？他们说：是啊。

⋒
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你写的东西好好玩！”
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
⋓

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说：你的东西好好玩。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过去写的东西不好玩，像《雨季不再来》，因为年纪轻不知道怎么游戏人间，过了好苦闷的青少年时代。后来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间，过一天就短一天，我一定要享受人生。怎么享受呢？像我的《撒哈拉的故事》，对不起，又提我的书。第一篇是《沙漠中的饭店》就是玩做菜，第二篇《结婚记》是如何结婚，扮家家酒，第三篇写在沙漠里替人看病，也是玩，还有一篇很好玩的叫《沙漠观浴记》，看当地的人如何洗澡。这些东西都是在心情很好时，发现自己的生活这么美丽，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不知不觉就写出来了，并没有所谓的“使命感”或是“文以载道”，我都没有。

虽然我写的都是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平淡，但有一点不得不说，很多生活枯燥的朋友给我来信说我的文章带给他们快乐，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文章。我是基督徒，我要感谢天地的主宰——我们称为神，因为他使我的生活曾经多彩多姿过，至于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
为什么我的笔名叫“三毛”？
停笔十年后第一次投稿被刊出的经验如何？
⋓

我来说说停笔十年后，第一次投稿到《联合报》，刊出来的感觉。写稿的时候还不知道该用什么名字，我从来不叫三毛，文章写好后，就想：我已不是十年前的我了，改变了很多，我不喜欢再用一个文绉绉的笔名，我觉得那太做作，想了很久，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干脆就叫三毛好了。后来又要跟荷西解释三毛是什么意思，结果他听懂了，他画了一个人头，头上三根毛，说：三毛就是这个吗？我说：是呀！荷西说：哎呀，这一向是我的商标嘛！

这篇文章寄出以后，一直患得患失，心理负担很重，我知道这不是一篇很有内容的文章，只是比较俏皮一点而已。结果，十天后，我接到寄至撒哈拉沙漠的《联合报》航空版，看见文章登出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实在是太快了。我拿了这张报纸就走，那时我和荷西还没有车子，可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手拿报纸就在沙漠上一直走，打算走到工地去告诉他，我走在他的交通车会经过的路上，后来，交通车过来了，他看见我就叫司机停车，我往他跑过去，他说：不得了，你已经投中了！我说：是，是，就在这里。他问：你怎么证明那就是你呢？我说：你看那个笔名的字嘛！那真是很快乐的一天，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十年以后，第一次写文章，在沙漠里，只有一个人可以分享，而这个人是看不懂我的文章的人，可是还是很高兴，像孩子一样在沙漠里跳舞。

⋒
爱、希望和幸福，是上天给人们的礼物
⋓

那以后写了很多沙漠的文章，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没写出来，很多朋友说，你跟我们说的沙漠和你写的沙漠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很好听很神秘的东西都没有写。我说，这并不可惜，我的人生里还有更大的幸福。他说：可是读者在等你的文章。我说：读者有读者的幸福，他们不应从我这儿得到幸福，他们应该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我认为一个作家是不是受欢迎，是不是受到欣赏，作家自己固然也有努力，但是读者的热情也是一份极大的鼓励和共鸣。

有位朋友告诉我：三毛，你跟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朋友。我说：我是一个人很孤僻的人，有时候多接了电话，还会嫌烦嫌吵。这次回来，他又对我说：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里吗？你始终教人对生命抱着爱和希望。这是他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然而我却说：我都一天到晚想跳楼呢！他又说：可是，这次你回来还是给我这种感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这次你回来，还是给四周的朋友们对人生的信心和盼望，这是你自己所不自觉的。我听了这句话后，觉得是他给我的鼓励，而不是我给他的鼓励，因为爱、希望和幸福，都不是物质的，我始终认为这是上天的礼物。我们有这么多器官，像座化学工厂，这是很普通的事，但对抽象无形的东西，绝不是器官所能产生的，思想、爱、信、望都不是。

⋒
婚姻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之一，对男孩女孩都一样
⋓

我发现今天在座的，女孩子比男孩子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告诉各位朋友，尤其是女孩子——婚姻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不要怕，如果各位有很多未婚的朋友的话，跳开写作的题材不谈，我很诚恳地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对男孩女孩都一样，可是因为我是女孩子，我不知道男孩子的心理，婚姻是人生最美的事情之一。以我体验的生活，我去过很多国家，很多奇奇怪怪的国家，非洲、欧洲、南美，看过不同的人，吃过不同的食物，学过不同的语言，这都不是人生的幸福。我始终强调婚姻的幸福和爱，我的文章挑不出一些一般人认为有深度的人性矛盾的地方，我的文章比较少，也许好的文学对人性的描写比较深刻，但是，我长大后，不喜欢说谎，记录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我真实生活里，接触的都是爱，我就不知道还要写什么恨的事或矛盾的事，或者复杂的感情，因为我都没有。

⋒
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
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

过去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到了三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开始变成越来越单纯，甚至于刚回台北的时候，看到汽车还会怕，听见电话铃响会不习惯，因为结婚以后六年间，我们家都没装过电话。后来可以装电话了，我和我先生想了一下，他说：“我们还是不要吧！”我说：“好，我们不要电话。”所以请我来谈谈我的写作生活的话，对于一些真正热爱写作的朋友，可能得不到什么，但是我有信心，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爱情上有疑惑，或者有恐惧的话，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还是告诉各位婚姻是一件值得一试的事。

我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给我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再说，我翻译了一套西班牙文的漫画书叫做《娃娃看天下》，这本书过去我不太重视它，现在我非常地重视它，所以我又把它交给皇冠出版社再印，这本书大概有一千页，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这不能算是写作，算是家庭生活。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吃完晚饭，我先生和我就把电视关掉，门锁起来不许人进来，开个小灯，他坐在我对面，开始翻译《娃娃看天下》，经过八个月译了一千页。所以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这真是奇怪，别人一定说，今天去听三毛讲话，她真是胡说八道，乱讲的，因为她说的是这样奇怪的话，“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
我的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
不真实的事情，我写不来
⋓

我希望不要再等十年我就能够再拿笔写，我以后要走我的路，找寻我的路，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做不到的，就是写不真实的事情。我很羡慕一些会编故事的作家，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很会编故事，他们可以编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来，你问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向，但是我的文章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就是发表的东西一定不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你们不知道我到世界哪一个角落去了，因为我又要走了，你们也没有看到我发表文章的时候，也许你们会说：“三毛不肯写，因为她不肯写假话。她要写的时候，写的就是真话。当她的真话不想给你知道的时候她就不写。”所以说，各位今天来听我说话，实在是白来。

⋒
我是个好家庭主妇，
与荷西在一起的六年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

一定有人奇怪，为什么我离开台湾十年，没有写过文章，结婚以后反而写文章？别人都说作家如果是家庭主妇就不能写文章，否则柴、米、油、盐弄不清楚。我是个家庭主妇，非常管家，因为喜欢家。我认为神给了我六年了不起的日子，我相信我的丈夫来到我的生命里他负有很重要的任务、使命，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六年来，他带我去这里，去那里，去撒哈拉沙漠，他让我做一个自由的妻子，从来没有干涉过我，让我的个性自由发展，虽然他不了解我的文章，可是他跟每个人说：“我的太太是作家。”大家都不太相信，他不懂中文，却非常骄傲这点。去年出了一本书叫《温柔的夜》，以后就没有再写，朋友问我，《联合报》痖弦先生也常写信给我：“三毛怎么不写了呢？也不敢催你。”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爱护我的朋友的来信，其实我几乎有一年时间，就是最后……我现在说话有一个坏习惯，会说“这是最后一年”，所谓最后一年就是我先生在世的最后一年。平常我写稿的习惯是晚上写，白天睡觉，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突然发觉我写稿时，我先生是早上睡觉，而他应该早上六点钟起来，所以晚上十一点时，我跟他说：“荷西，你去睡觉，我要开始写稿了，因为我实在欠人太多，没办法，你去睡觉。”他就把我的茶放好去睡，我就不管他开始抽烟、喝茶，把自己放到文章里去。

⋒
为了荷西睡不着觉，我又停笔了
⋓

最后一篇文章写的是《永远的马利亚》，记得写了将近四天，而且写得不好，写到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偷偷溜进卧室睡觉，我小心地走进去，怕吵醒荷西，结果发现他拿被单蒙在头上，我一进去，他就“哇！”的一声跳起来了，大叫一声：“你终于写完了！”我就问他：“你没有睡？”他说：“我不敢讲，因为房子太小了，我也不敢动，我就把被单蒙着头，看你几点钟会进来嘛！结果你终于写完了。”我问他这种情形有多久？他说：“不是继续了多久，从你跟我结婚以后开始写文章，我就不能睡觉。”我说：“你知道我在外面，为什么不能睡？”我骂他，因为我心疼。我说：“你为什么不睡觉？”他说：“我不晓得，我不能睡。”我说：“那我就不能写文章了啊！”他说：“你可以写。”于是我说我下午写，他说好陪我写，我说可是晚上还要写，他说好。于是我每写一个钟头就回头看他，他翻来覆去地不能睡，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忘了吗？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拉着你的手。”我听了之后一阵黯然，简单地说：“荷西，那么我从今以后停笔了。”从那时候开始有十个月，我真的没写，别人问我，我说先生不能睡觉，他们觉得好笑说：“他不能睡别理他好了！”我说：“他的工作有危险性的，我希望他睡得好。”后来我的父母来问为什么十个月没写文章，我说：“荷西不能睡觉。”父亲问为什么荷西不能睡觉？我说：“我不能告诉你，反正他不能睡觉。”他们又追问，后来我说了，因为我们是很开明的家庭，我说：“六年来，他不论如何睡，一翻身第一件事一定找我的手，然后再呼呼大睡。”

所以，荷西和我的生活如果继续下去，可能过些年以后三毛也就消失了，我也跟我的母亲说：“对一个没念什么书的人，五本书太多了，我不写了。”我母亲问为什么，我说：“我的生活非常幸福，如果我的写作妨碍我的生活，我愿意放弃我的写作。”母亲说这是不相冲突的两件事情，但是我还是没有写，直到荷西离开这个世界。

⋒
答复听讲者的问题
⋓

我想我留点时间，给爱护我的朋友发问。这是我回台北后第一次面对这么多朋友，我的心里有感谢有感动，有慌张害怕，但是我很高兴各位能跟我谈谈。现在还有二十分钟时间。

问：三毛小姐，你以后准备住哪里？

答：以后住哪里，我说不上来。我觉得人的路当然要靠自己的脚走，可是我们上面还有一位神，他默默在带领你，可是你不晓得。我本来在一个小岛上住着，那个岛只有两万人，八百多平方公里，我父亲、母亲去了以后惊叹：“桃花源原来是就在这个地方。”我以为自己会在那里住下去，结果还是离开了。下个月要离开台湾，到很多的地方，走很多的国家，因为飞机票钱差不多，然后回到西班牙，但是，我想我以后会常回台湾。的确，是有朋友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要到这里、那里，因为从今以后没有人等我了，我慢慢地走和快快地走是一样的，所以将来住哪里，我真的不知道。问这题目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好，请告诉我。

问：流浪是很孤独的，你如何排除你生活上的孤寂？

答：我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唱：“我背着我的吉他去流浪，带朵什么花。”我很恨这种歌，那是没流浪过的人才写得出流浪是件浪漫的事情，这样的人不必去流浪，因为他流浪的话，一定半路就回来的。我流浪，绝不是追求浪漫，而是我在这个地方学业已经完成了，而且找不到事情怎么办呢？我就再到另一个地方去念书或者做事。所以说流浪的心情，我个人的经历是被迫的。当然我去了很多国家游历，但是说实在话，我从离开家以后没快乐过，这话说得很不勇敢，可是我离开台湾后真的不快乐，一直到我建立了自己的家。所以，怎么使流浪者快乐是很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答案。很奇怪，我发觉前一个问题和这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

问：你与荷西在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流沙里去，你当时的心情如何？

答：这篇文章叫做《荒山之夜》。是的，荷西那次快要死了，遭遇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我记得我再开车回来找荷西的时候，发现流沙不见了，因为找错了地方。我第一个反应是：“他已经死了。”我怕得不得了，怕得发抖。

我知道这个朋友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不问我这次的心情，而那一次是同样的心情。我这一生没有遭遇过像这样的恐惧，这次荷西去世的时候，是一位英国太太来告诉我的。那是晚上一点钟，她来敲门跟我说：“Echo，你坐下来。”我没坐，我问：“荷西死了？”她说：“没有，你坐下来我再告诉你。”我说：“他死了？”英国太太把我扶住，我再问她第三次：“你是不是来告诉我荷西死了？”她说：“他们正在找荷西的尸体。”我第一个感觉是怕，怕得不得了，我一生没有那么不勇敢过，以前我想自己是很勇敢的人，问我失去荷西的心情如何？我说的是一个人有时候会遭遇到他不能承受的事，圣经上说“我给你的都负担得起”，可是在面对不能失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负担不起，怕自己变成半个。我当时心情很复杂，因为面对要失去最不能失去的，接着的反应就是我不能，我不要失去。这是怕，怕成疯狂，可是最后还是来了。

问：《橄榄树》这首歌是在什么心情下写的？

答：《橄榄树》是在九年前写的一首歌。我的朋友李泰祥先生要我写一些歌词，他催着我写，我一个晚上写了九首，其中的一首就是《橄榄树》。因为我很爱橄榄树，橄榄树美。我的丈夫荷西的故里在西班牙南部，最有名的就是产橄榄。但是，我当时写《橄榄树》这首歌，是五百块钱就卖断了，今天我买录音带送朋友花的钱，比我得到的钱还要多。我今天不是要说我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说这首歌中有两句不是我写的，因为这首歌起初是卖给歌林，后来再转给新格，所以版权上有一些问题。这首歌我不会唱，好像有一句是“流浪是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什么的，我要声明一下，因为现在的《橄榄树》和我当初写的不一样，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就不必去流浪也罢。

问：如果你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孩，你会如何照顾他？

答：我想他生下来的时候，我会用一块干净的布把他包起来，这是第一步。然后爱他，对不对？如果你有个小孩你怎么办？我想每个母亲都是用一块干净的布把他包起来，一包起来就表示对他的爱心。如何教育？很简单，爱他，爱是最重要的，我想是这样，我自己没有孩子。

问：你说你小时候喜欢编故事，长大以后却写的是真实故事，其中的心路历程转变又是如何？

答：很简单，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放学的那条路是一样的，大家穿的那双白球鞋也是一样的，制服也一样，都绣了学号，所以做孩子的时候非得想象不可，因为生活非常平淡。虽然我们那时走田埂上学很好玩，但还是很单纯，所以我喜欢编故事。可是长大以后，我来不及编故事了，因为自己遭遇到的事情很多值得写的，我想应该先把自己真实的故事写完再来编，但是我一直写不完，所以我就不编了。

问：你喜欢美术，请问你如何喜欢？

答：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我如何喜欢美术。我想每个人都有一点天赋，是神给你的。我对美术的敏感度到什么程度？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打幻灯片，还没对准焦距一晃，我就说：“你今天要放高更的东西。”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看见色彩就知道了。我想各位都有自己了不起的天赋，或是画、或是音乐，每个人一定有的。我觉得是美术喜欢我，不是我喜欢美术。

问：三毛，最近情绪好吗？请多保重。祝福你。

答：谢谢这位朋友。我还是一个有爱情的人，这是我的爱情观，今天虽然我的婚姻终止，但是爱情不死。生和死有爱就隔不开，所以我有爱情，有我丈夫的爱情。

问：你在沙漠里写一则故事《死果》，你戴了符咒中了邪，有何感受？

答：天地间有很多神秘的事情不能单单用科学来解释，我自己遭遇到很多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我写《死果》，描述在沙漠捡到符咒，挂在身上发生很多奇怪的事。至于说到沙漠里碰到这种邪门的事，我认为这是我们不可说的，我也不能解释，在这件事上我只是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我没有责任去解释，更何况在我们中国古老社会里，就有这样的事。

问：你说你不知道将来的事，请问你是不是宿命论者？

答：我是不是宿命论者？我想路是自己跨出去的，你不能坐在屋子里说自己是宿命论者。我不是完全的宿命论者，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世界上有个人的年限，这点我是不否认的，但是要遭遇到什么事情，这跟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有一点是先天，有一点是后天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将来的路，因为我有很多想法，都不能实现，要不然现在是二月，荷西应该站在我的身边才对，因为我们本来存钱，准备今年一月两个人一起回台湾。我不知道未来，我把将来交在冥冥中主宰的手里，一点也不急，就等着他告诉我应走的路。

问：你初到西班牙是抱什么心情？找寻什么？动机何在？可不可以说是你一生的转捩点？

答：去西班牙是我一生很大的转捩点，但并不决定于地理因素，而是个人环境上一个很大的转变——离开了父母。我父母宠爱我，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他们疼我疼得不得了，有时风雨太大，我有鼻过敏毛病，母亲就会说，你不要上阳明山了，今天在家里念书。那时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一定要离开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照顾我太周到了，我不能建立自己的人格。

所以去西班牙这个国家不是转捩点，离开家庭才是我的转捩点，这不是我跟家庭有不好的关系才离开，我很爱他们。但是你看那些动物长大的时候，做母亲的要把它们踢出去。我的母亲却一直把我摆在她的身边。看纪录片，小熊长大，母熊一定把它赶出去的，而我的母亲却一直把我摆在她的身边。我下定决心离开台湾，不是我要到国外追求什么，或是崇洋，绝对不是，我是最喜欢中国文化的，因为里面包含太广，太神秘了。我离开只是想建立自己，去西班牙，去美国或者去英国都不是转捩点，而是我离开了父母才是转捩点。

问：信要写到何处，你才收得到？

答：我想人有一种很重要的天赋就是“心电感应”，真的。我这次回来收到很多的信，没有回，觉得很抱歉，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人跟人之间“知心”最重要，信能写的实在太有限。写到哪里？写在你的心里嘛！我会知道的，不要写出来了，你在心里想我，念十遍我就晓得了。所以我说不要写信，彼此心里知道就好，我记得各位，各位也记得我，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要走很多地方。谢谢！

问：如果在这世上再有一个很爱你的人，指的是婚姻关系，你会不会答应？

答：我有一个很爱的人在我心里，叫荷西。这问题不能说，不可说，不知道。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不”，因为我已经有了。

问：你想荷西愿意你继续流浪？还是另找一个归宿？

答：这是很私人的问题，我想荷西最主要是希望我幸福，用哪一种形式都不重要。在台北好？还是流浪好？是另外找一个人叫他荷西？我不是刻意流浪，而是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现在住我父母的家，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家。我今天出来时，父亲硬塞钱给我坐车，我觉得这情形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下去，他昨天发现我皮包里只有一百多块钱，他今天就赶快塞钱给我，我觉得我这样在台北下去，又要依赖我的父母。我不是刻意流浪，我要经过很多地方，是因为机票钱差不多。我不愿意流浪，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安定下来。

（注：耕莘文教院陆达诚神父，在三毛女士演讲后说，演讲前三毛女士通过他捐给一个单位三百五十元美金。三毛虽然自己没有钱用，却把人家给她的稿费捐出去。）

问：你是一位有爱的人，你相不相信有冷酷无情的人？

答：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也碰过冷酷无情的人，当然相信的。

问：如果你的人生观是“游于艺”，只是玩，那么你认为讨论婚姻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考虑到年龄、经济、生活方式等现实问题，还是有爱就可以了？

答：我想我的对象是比较单纯的人，因为荷西就是一个大孩子，我在他那里学到最好的功课就是在他面前做一个完全的真人，这绝不是说我任性，而是我有一个好丈夫，他一直跟我说，我要你做一个真的人，我不要你做一个假的人。我说可是在别人面前还是假的呀，多多少少总是假的。也许我自己是很干脆的人，所以婚姻是很单纯、很认真的，我们是两个孩子在一起玩扮家家酒，我们没考虑到年龄、经济、生活的差异。婚姻要不要考虑到经济？我是很主观地说话，实在说，我结婚时，只有一个床垫子放在地上，铺块草席，还有四个盘子、四个碗、一个锅，也没有穿白纱，没有花，只有一把芹菜绑在头上，还是走路去结婚的，可是我告诉各位，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新娘。我的结婚礼物是个骆驼的头骨，也不是古玩店买来的，是捡来的。所以我认为婚姻的条件，当然不能说饿得没有饭吃，但是我相信各位都起码有吃饱的条件。有些女孩觉得有钱，生活比较有保障，这是对的，但我是没有。是不是只要爱就可以了？我想爱和金钱并不相同。有些朋友最近打电话给我一打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说她们的爱情故事，我听了之后觉得那不是爱情，我说你过两个月再来跟我讲，看还是不是他。是不是有爱就可以？我要问你，什么才叫爱？也许我是比较老派的人，我希望结婚时，你戴上他给你的戒指，就是你对他的承诺，如果这一桩婚姻是对的，那么我要做你的好妻子，或是好丈夫。婚后会有多少多少的问题，但戴上戒指，心里已有承诺，今生今世，好也好，坏也好，生也好，死也好，爱就来了，这是一条最方便的路。

问：三毛，你为什么这么信神？我很想信，怎么信？

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星象的？冬天的时候，你要我把猎户星、大犬星、小犬星、双子星座、天牛星座、北斗七星画出来，我都可以告诉你，因为我很喜欢天文，但是我读书不够，读到的就是把天上每个星座都弄清楚。各位不信神的话，我没有办法使你们相信，因为我也是一个人。但你去看天上的星，我回来后一直找猎户星，发现一点也不灿烂，找天狼星，因为它是大犬星座最亮的一颗，也不是很亮，台北的星都不是很好看。我问各位，你们看过一朵花没有？随便摘一朵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神迹，真的，我不是迷信的人。你看母亲生出来的孩子，她那么爱他。我前几天有一位朋友生了孩子，从年初二到现在完全变了个人，我问她母爱从哪里来的？她说是天生的。什么叫天生的？所以我为什么信神，因为我一天到晚看到神迹。各位可能认为这解释很牵强，我觉得只要用点心，看天地的一切，看动物、母亲，都是神迹，我不能说，没法回答，我相信，因为我看到了。

❀ 骆驼为什么要哭泣 ❀

我写的书不多，一共五本，这五本书的书名是《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我自己检讨了一下，也一直记得一位作家对我说过：“你千万不要在题目里透露文章的秘密。”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假如你把文章的内容，直接地由题目表现出来，别人一看就已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猜出你所写的内容，那便不够精彩了。

举几个比较喜欢的例子。譬如说，在我写家庭生活中怎样煮饭给先生吃的事情，我给它取了一个很糟糕的名字，叫《中国饭店》，这题目是失败的，因为没有内容，没有曲折，也没有说出中国饭店的秘密，可以说那是一个失败的题目。后来，《读者文摘》将这篇稿子摘录进去以后，我将它改成《沙漠中的饭店》，这是第一篇，是一个不算成功的题目。

我将自己用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法在沙漠中替人看病的经过写了下来，这时想到了一句成语叫《悬壶济世》，已经有一点进步了。

我也曾写沙漠的朋友如何结婚的事情，因为新娘只有十岁，所以取了一个名字叫《娃娃新娘》，还是不好，因为题目已透露文章的内容。

又有一次，到沙漠探险，掉进了泥淖里去，没有办法出来，我就想是不是要写一篇《沙漠历险记》呢？后来又想到俄国有首曲子叫《荒山之夜》，这个题目我觉得可以，因读者猜不出要写的是什么，而是由文章内慢慢地告诉你，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题目是看不出来的。

在沙漠里开车，警察常找我麻烦，因为我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没有驾驶执照，我还在那里跑来跑去。避免警察抓我的唯一方法就是去考驾驶执照，考了之后，便想要写一个叫《沙漠考执照记》，这也不好，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经历，里面写如何考驾驶执照，想了很久，圣经里有一句话，说雅各在做梦时候，有一个天堂的梯子下来，让他上去，他上了几格又下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使我联想到考驾驶执照从报名、到学、到考“笔试”、到“场内考试”、到“路试”，这都是一级一级的梯子，所以这个考驾驶执照的故事，本来是一个最平凡的故事，却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天梯》，读者还不晓得我到底要写什么。一看登出《天梯》，《天梯》它到底要写些什么？你这样给他一个引诱时，他会忍不住地看下去，看到底为止，为什么它要叫天梯？这是间接式地引起好奇心，然后再让他看看内容是什么，看完了内容，读者不会觉得天梯和考驾驶执照不合适，因为，里面有解释。

又一次，我去看沙漠当地的人如何洗澡，因为他们往往很久才洗一次澡，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就去看了一看，后来怎么也想不出用什么题目来写，出了一个最差的题目，叫《沙漠观浴记》。

有一回我先生和我去海边打鱼，因为成本很高，在沙漠中打鱼要开很久的车才能到大西洋海，所以我和我先生说：“我们把打的鱼带回到沙漠里来，我们来做生意。”我们到沙漠里卖鱼，如果说要取题目的话，最直接的就是《沙漠卖鱼记》——反正都是沙漠。一想是不行的，但鱼字又不能“赖”掉，因为我的确就是写“鱼”的事情，最后这个题目，我自己很喜欢，就是《素人渔夫》。在法国有一种业余的画家，他们不是靠出卖他们的画为生，但是每星期天作画，所以叫自己做“素人画家”，业余画家可以叫素人画家，那么我们星期六卖鱼也应该可以叫“素人渔夫”。

一般的读者，也许不知道“素人”这个名字，所以“素人渔夫”，他们可能会想，奇怪鱼是荤的，他们为什么叫素人渔夫？大概是一个吃素的人去打鱼吧！那么这样的题目也是非常成功，和内容也是很相配的。

四年以前我回国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杂志叫《现代摄影》，他们向我约稿，他们说你一定要写一篇在沙漠照相的事情，两天内交稿。我被他们催得很烦，于是便说：“那这样好了，我明天早上就交给你，省了一桩心事。”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在沙漠如何拍照的情形，可是这题目又很难想，因为我不是一个十分浪漫的人，取的题目过分得不切题也不可以，想了很久，在沙漠里拍照的经历，到底要取个什么题目？结果取了个好题目，叫做《收魂记》。因为沙漠的人，他们的确认为，你照了他的话，他的灵魂会被摄影机吸进去，这对他们是万万不肯的。这种可说是非常原始的一个地方，你的照相机，他们非常地害怕，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篇摄影的文章，就比较成功了，因为取一个好的名字。

又写过一个中篇，记述在西非、尼日利亚二十三天的生活，是先生和我的一个真实生活的记录。当时我们已失业十二个月了，没有事情做，我们向全世界最大石油公司都发了信，因为我先生是潜水工程师，那么这方面，我们只有往石油公司去找事。过了十二个月以后，有朋友介绍我们到尼日利亚，一个很小的德国潜水工程公司去做事，我先生去了四个月我才去，这四个月，他没有拿到一毛钱的薪水，他的护照被老板扣起来了，一天要工作十六小时，可是，为什么他没有离开呢？倒不是为了什么护照扣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想当时，对一个男人来说，失业的心情是非常恐惧的，他怕万一失去了这个工作的话，不知道要再等几年之后，才能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工作。

我去了之后，经历了种种非常不愉快的事，最主要的是一直要不到薪水。有一次，我看到一张收据，是这家公司向其他的公司收每一小时五千美金的工程费，而这个工作是我先生单独做的，就是说他每一小时替公司赚取五千美金，而我们的薪水，大概是二千五美金一个月，公司却不付，当然我所说的价钱，在台湾或许会觉得每一小时五千美金，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尼日利亚，是一个石油国家，我的先生也是极专门的人才，所以这个公司的开价是可能的。这样，在极不愉快的工作之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是还有保留的，因为全写的话，也许读者可能认为我在夸张。结果我们还是在那里住了八个月，拿到了大概三个月的薪水，最后失败地离开了。

这篇文章我想了很久的题目，想不出来。那个时候是五月，突然想到五月的时候应该是繁花似锦的时候，于是就把它叫做《五月花》。我知道台湾有一个酒家也叫“五月花”，但是我并不忌讳，我的对象也是台湾的读者，可是我当时想到五月花的时候，也有此种感觉，觉得我们在那里做事的时候，好像在出卖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一样。所以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为什么一个这么不愉快的回忆，取了一个这样美丽的名字，叫做《五月花》呢？我在我的文章里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句，如果读者不仔细看它，就会忘记——是我先生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回来，手指几乎断掉，躺在床上，根本没话说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的文章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睡吧！因为在梦里没有呜咽，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见五月的繁花。”就是这几句，因为这是和题材完全相反的。为什么称五月花？因为我们本来追求的是五月的繁花，而我们没有得到，这是我取的所有题目中最奇怪的一次。一件相反的事情，给它这样的一个名字，可是，以后我的读者和我谈起来了，我发觉他们对于这篇文章印象很深，题目记得很牢，我再问他们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它叫做五月花吗？他说的对呀！因为你没有看见五月的花嘛！

最后一年，我们离开了沙漠，我们卷进了一个政治的波浪，叙述西属撒哈拉要被摩洛哥和南部的毛里塔尼亚瓜分掉，这件事情在国际法庭海牙，打了很久的官司，最后，海牙国际法庭的决定是由当地的撒哈拉人自己决定他们的前途。就在这天宣布的时候，摩洛哥的国王哈珊，开始了和平进军。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摩洛哥的边境，只有四十公里，我们这边的西班牙政府，好像不知道民心一样，每天就把摩洛哥，它如何组队，如何往撒哈拉走过来的纪录片，放到我们这边的电视新闻来给我们看，我们看后真吓死了。而且，因为他们是载歌载舞而来，那种感觉比他们拿着枪刀还要可怕，国王走在前面，然后后面的人在打鼓，再后面的军队（民众）就跳舞，沿着大道在跳，这时我就想到古时候，我们的所谓“四面楚歌”，那真是我一生当中的非常可怕的经历。你的敌人来了，可是他是唱着、跳着来的。在那时候，哈珊国王说他二十三号的时候要拿下西属撒哈拉，他是十七号开始进军的，这哈珊很懂心理学，他不说我要拿下西属撒哈拉，他说：“我二十三号要来和你们一起喝茶。”我被这句话几乎吓死，在这样的一个大动乱的时候，当地有游击队，有西班牙的磷矿公司，大概有两千个员工，有妇女，有学校，有西班牙的军队和警察，这么多不同样的人，他们在这最后的一刻，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到这一点，观察了一下，想把它写出来，但是，如像报道文学那样写的话，没有一个主角，这件事情就没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于是我就把一个特别的事情拿出来，就是当时游击队的领袖名叫巴西里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太太沙伊达是一个医院的护士，拿他们两个人的一场生死，作为整个小说的架构，而用后面的背景来引述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时我大约是撒哈拉最后离开的四个外籍女人之一。

这篇文章，写成了中篇，我拟个题目，最先想到的题目不大好，叫做《撒哈拉最后的探戈》，后来，我的先生说：“台湾有没有演过《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呢？”我说听说是禁演的，他说：“别人会不会想成这方面的呢？这个题目会不会被禁掉呢？”我说不会吧！大概不会吧！因为这探戈不是巴黎来的。

这篇文章写好了，一直想不出题目，后来改了很多种形式，最后还是想出来一个最简单的——《哭泣的骆驼》。为什么要哭泣？当时我的朋友沙伊达被强暴之后，再被她要求自己先生的弟弟打死了，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剧，取名《哭泣的骆驼》，是我五本书里面最好的、最合适的，而且并没有透露内容的一个题目。

我自己一些文章的题目，差不多是说完了，现在再分析一下，就是我写文章的时候，有的地方，例如说《天梯》是没有透露文章内容的题目。另有一种就是与内容完全相反的名字，如《五月花》。还有一种就是移情作用，是一个悲剧，但悲剧那个人物并没有哭泣，哭泣的却是第三者——骆驼。再详细说明一遍，有一种题目是直接性的，用广告俗语来说：“请买某某牌电视”，这是直接式的。第二种，就是让他猜你要卖什么，这就是《天梯》。还有一种就是你请他买王先生的产品，但是你告诉他说：“在李先生对面有一种好东西卖。”你不提一句王先生，这就是《五月花》。我觉得做广告和写文章，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也替台广做过几个月的广告撰文，本田机车的广告我做过几个，可尔必思“初恋的滋味”，是朋友们与我共同想出来的广告词。

（《哭泣的骆驼》一书文章已被收入此次出版的三毛全集《撒哈拉的故事》中。）

❀ 流星雨 ❀

市长、馆长、王社长，还有谢谢王大空。各位亲爱的同胞、乡亲，今天我定的这个名字，我想有很多人会误会说，三毛一向很喜欢看天上的星座。所以，她要来说的是有关星星的故事。

事实上，我定这个题目是一刹那间的灵感。因为当时《民生报》我的朋友黄美惠小姐打电话来跟我说，有某某人说这个，有某某人说那个。我听到他们的题目，都是非常的崇高而伟大，我想着我怎么办呢。后来，她问你要讲什么，我就说我要讲“流星雨”。讲这个，她说：“哦，好好好。”那么流星雨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谜，我并没有把它说出来。刚才王大空先生介绍说，我走过了很多的山，涉过了很多的水。偏偏今天要讲的是，某一天我在台湾的经历，我不讲国外的事情。

今天要讲的“流星雨”有一个比方：我们的父母是恒星，我们回家，他们永远是在的；我们的朋友是行星，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去，但是他们也是天空中的星；那么流星我把它看为哪一种人呢？我把它看为在我们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一些可能你今生再也不会碰到的人，我将他们叫做流星。

在我的一生里，有许许多多的流星，像狮子座的流星雨一样“哗——哗——哗——哗——”地穿过，每天都有。只要你带着心灵的眼睛，你带着爱世界、爱人类的一种赞赏的心情的话，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碰到这些流星。譬如说，我自己也是一颗，今天，各位又是好多好多颗，在这个地方。

话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开着我的一部老破的二手喜美小轿车，到淡水八里乡附近去做一个下午心灵的舒展。因为平常我很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开大概一两个小时的路，让我接近一下大自然，我再回来。我这一路说下去，各位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一个的流星了。

车子慢慢地开，以大概四十五到五十公里的速度慢慢地开。我的车子里面放着一卷录音带，我的身边坐着我姐姐的孩子黄奇芸。我跟她很投缘，她是我的外甥女，我们两个人一路讲话就一路往淡水开。开过官渡大桥的时候，我就和我身旁的芸芸说：“老天爷，幸亏他们没有把它漆成银灰色或者什么水泥色的，你看一个大红的桥像彩虹一样的多么的美丽！”转过了官渡之后，我就带上我自己心灵的眼睛来看看属于我故乡的土地。

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在公路旁边写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招牌，叫做“人生铁工厂”。我个人很喜欢心理学，我就认为说，一个老板要是把他的铁工厂叫做“坚固铁工厂”或者“防盗铁工厂”，这是实际的。可能这一位老板他读了一些书，但他又不得不经营他自己的事业，所以，他给他的铁工厂起了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做“人生铁工厂”。因为我个人一生都是在文字的圈子里面翻滚，所以对于文字我相当的敏感，看到“人生铁工厂”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种愉快的感觉，觉得中国字的组合真是美丽。你从他这个起名里面就可以猜测到主人大部分的心态。

车子继续地走下去，风从右边的窗吹进来，很柔和的微风，那是春天。好，看到一个——我今天讲的都是流星雨——看到一个人戴着口罩，骑着一匹破的“野狼”，野狼机车，穿着夹克，后面看显然他带着一个打鱼的网子、一根鱼竿，一个鸭舌帽。我知道他要去钓鱼了。他慢慢地开过的时候呢，我就跟芸芸说：“快呀，我们——”我也慢慢地在开，我说：“我们给他叫过去，给他叫过去！”因为他一个人“嗒嗒嗒”这样在开。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应该把快乐带给所有的人，我就跟他叫，一面开，一面叫。我们两个说“一二三”一起叫“孤独一匹狼——”，那个人的脸笑得——他的嘴都笑得超出口罩之外了。（听众笑）

为何说这些小故事呢？当然最后我会做一个收场。但是各位也可以看到，三毛这个人，每当她出去游山玩水，即使是去一趟淡水也好，对于整个的人类和我们的乡亲，她都是用充满着赞赏的心情去观看的。

叫完了“孤独一匹狼”之后，看到许多没有完成的游艇架着——被架高了放在平地上。我就想，对，台湾的游艇有一阵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做得很好。我们来猜一猜看，这个游艇的公司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呢？车子一路地开下去，过了几秒钟之后，看到了游艇公司叫做“海鸥游艇公司”，你看多么的美丽！再走下去的时候，有一家洗衣店叫做“泡沫洗衣店”。（听众笑）各位，如果我们是带着心灵的眼睛去看我们的乡土的时候，片片都是好风景——“泡沫洗衣店”。

过了淡水，往官渡转，往八里乡要到廖添丁的庙那条路上去的时候，又看见了一颗、两颗美丽的星星。

一部意大利的摩托车，也是半旧的，坐着一个学生打扮的男孩子，跟我们这边任何一个男孩子一样，戴着一副很文雅的眼镜；后面也跨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裤的长发的女孩子。两个人看上去，嗯，他们的身份像是大专学生，在那里郊游，因为是星期天。女孩子很自然地抱着男孩子的腰，这个男孩子呢，就回过头去跟女孩子说话，女孩子呢，就这样趴过去跟他说话。他们说的话当然被风吹掉了，我们是听不见的。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收音机里面放出来一首歌《你是我的生命》。（听众笑）太好了，那个配音哦，配得太好了！好像电影镜头，这边情侣在走，这边是英文歌，非常缠绵的《你是我的生命》，用摇滚的音乐把它唱出来。

这么一路走下去呢，走到了小桥，走过了流水，于是四周的房屋就来了。我个人最爱看的就是乡城小调的风景，现在眼看台北附近的红砖房子一栋一栋地减少，我的心里异常的着急。那天呢，小桥流水之后，看到在修路。修路的时候，车子自然慢下来了。一个穿着像电视剧里面老太太衣服的本省老妇人——我想，她是一个老阿嬷——居然头上还扎着一个黑黑的里面有一颗玉的东西，好像电视剧里才会看到。她住乡下啦。她拿出一个洗脸盆来，对着她这个红砖屋外面一丛已经被灰尘污染的石榴花，这一盆水就“哗”泼上去。我说：“好健朗的老太太！”水泼上去的时候，这丛石榴花的红照眼明啊，真是美丽！又一颗流星在我眼中过去。

再走再走呢，我们看到了廖添丁的庙。我就问芸芸：“嗨，廖添丁的庙，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芸芸就说：“廖添丁是个贼哎。”我说：“哦！不要这样讲他，我们叫他是——义贼好了，或者说义侠好了。既然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们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想，到底廖添丁的庙要叫什么名字？结果一看叫做汉民祠。我个人呢，非常喜欢台湾的风土民俗，我本身是基督教徒，可是我觉得这是不相干的，两回事。有庙我也必然进去看看，它的一些建筑啦，或者它的雕刻啦，他们拜的是什么神啦，甚至于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些祈祷的人虔诚的眼光和口中念念有词的表情。

于是，进了这个汉民祠之后，我就看到香火很兴旺。我拉了芸芸往里面走，看到一个据说是廖添丁的坟的地方。又看到我们中国人可爱的一面。大概有许多的人是来还愿的，大概有许多的人实在太敬爱廖添丁了，他们替廖添丁做了很多西装，就把它们挂在他的坟旁边，一套一套的西装用塑胶袋装起来，还有人送他玩具小汽车，各色各样的都有。还有放着长寿烟啦，什么烟什么烟，所有东西都是给廖添丁的。各位看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联想的话，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画面；如果我们有着联想的话，可以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来。就是为着这一套西装，从他买料子怎么制作开始，到他怎么去拜拜，再送给廖添丁，然后他跟他许了什么愿，这个我们都不晓得。

这些熙熙攘攘的人走过之后，我走到正厅去。我个人喜欢美术，所以我对于光线非常敏感，对色彩也相当的敏感。那一天，当我一脚跨进汉民祠的门坎进入正厅的时候，我发觉庙里面灰灰的烟火这么升起，整个庙的影子是朦胧朦胧的。那是中午十二点多哟。虽然是日正当中，可是有一方斜斜的太阳从正门像刀切一样地切进来，照在一条板凳上；那个板凳的上面坐着一个卖爱国奖券的老人。他有一顶帽子，我最近看演《国父传》，国父也戴那种帽子，如果看过到非洲去探险的电影，里面也有那种大盘帽。卖爱国奖券的那位老先生就坐在这个阳光照到的一角。

他坐在那个地方，头微微地低着，手里面用夹子夹了这么一排爱国奖券，帽子摆在他的身边，他好像很疲倦的样子。大家忙着拜拜，并没有人注意他。我站得远远的，一看他的时候，他在光影的照耀之下，我觉得这个图片实在是太好了，如果在摄影棚我一定会按下快门。

我在那里微微看着他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很厉害，他有着一种职业上的敏感——我这么微微地看他，还差好多步呢，他就一抬抬起头来了，眼光跟我交错了一下。既然他的眼光跟我交错了一下，我觉得总是有缘人，就慢慢地朝他走过去。

我说：“欧吉桑，我要跟你买。”欧吉桑，我要跟你买奖券了。伊讲：“好，汝要买几张？”我讲：“随便你拿，拿五张也行。”伊就拿奖券起来，慢慢地找那个号码。“823423卡好，还是2434那个给你？小姐，是要拿什么号码给你？我想要让你中奖。”伊就跟我讲，讲起闽南话来，“我来甲汝讲……”好，这段是闽南语，我们现在演讲……（听众笑，鼓掌）既然现在竞选也有用闽南语，那么我暂时借用一点点台湾的方言，我们是台湾人，我们讲台湾话，一点点。

他在那里给我挑号码，认真地给我挑。其实，我要买他的奖券不过是出于一种恻隐之心。我哪里想中奖呢，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晓得的啦，他是好热心地在那里替你挑号码——那我就让他随便挑。挑好了我就付给他钱，他就把奖券仔仔细细地放好交给我，居然还有一个红封套——“祝君中奖”。

我就讲：“欧吉桑，若是我会中，我就转来找你哦。”如果我中了奖我就回来找你哦。开始他在选号码的时候，我讲：“你随便拿。”你随便找啦。“是不会中的。”不会中的啦。他就跟我说：“会中会中，会中，会中！”找找找，找到我把钱付给他的时候，我讲：“欧吉桑，若是会中，我就转来找你哦。”我要谢谢你的意思。伊就讲：“唉，不会中啦。”（听众笑）真是可爱，各位去汉民祠的时候，再跟他多去买几张奖券。他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星期天，美丽的对话。

从汉民祠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光线。在这个太阳底下，汉民祠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红房子，甚至于没有层层叠叠的瓦，只有一个儿童画一样的房子。里面是全暗，外面是全亮，暗的里面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红色的供神的灯，大红色在里面。我就这样远远地看它，哦，原来是一位算命先生，他就坐在现在我站的这个位子，一个小小的房子里头，他后面有供神明的那个灯。这边坐一个男的，这边坐一个女的，两个人的手都放在膝盖上，规规矩矩地坐着，好像要问这位算命先生，我们两个人的八字是不是相配啊。他们的表情是这样的严肃而充满着一种幸福的渴望。

各位就说：三毛你怎么会看见那么多东西呀？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并不是说提倡算命，但是以这两个人的心情，那个算命先生一本正经地把这件事情当做他人生最大的事情在为他们批命的时候，他们的画面，这两位同胞的表情使人震撼、喜欢！

经过了这个算命呢——我有一个好好听的还没有讲到——算命之后，我们经过汉民祠就往海边开去。这时候我发觉台湾的指标非常的清楚，即使是只有三五间人家的一个小村庄，它都有着指标。有一个指标写着“下福”，往下去的“下”，福气的“福”。我就跟我旁边的妹妹芸芸说：“妹妹，我们不到下福去，我们要去上福才对。中国人嘛，福气是很重要的事，下福我们不开，下福既然在右边，我们就往左边的海边开。”

好，开到海边的时候，稻田来了。这边是青山，这边是稻田，一条窄窄的不及这个讲台宽的柏油路，铺得很好。那一带沿海的房子就漆着深黑的颜色，不知为何，柏油的颜色非常美丽，它是另外一种画家眼里的风景了。我们开过去的时候就碰到了一辆军车。大卡车，很大，上面没有盖棚，带了一车的阿兵哥。我那个车又破又小。于是我们就交会，远远地眼看要交会的时候呢——我这个人是很自卑的啦，他大车来了，我小车来了，我就赶快把我的车子挤挤挤，挤到稻田的边上去。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他们。那些都是服兵役的小孩子啦，他们一个人是不调皮的，一群人坐在大卡车上的时候是顽皮得不得了的，尤其是看到女子开车经过，我就知道他们要整我了啊。（听众笑）

我们两辆车终于交会了。谁说中国人是含蓄的，是纳闷的，是害羞的？这批阿兵哥就叫：“民爱军，军爱民，小姐小姐你到哪里去？”（听众笑）后来呢，我就把手伸出去——因为这样交车，他们从这边来，我从这边去嘛。我就说：“去海边。”他们又说：“军爱民。”我就给他回一句：“民——爱——军——”（听众笑）两部车过去的时候我笑得不得了。我觉得人生怎么那么好玩哪！我的同胞怎么那么可爱！并不是一趟淡水，每天都有这种事情。

经过阿兵哥以后呢，慢慢地风景就比较寂寞起来了，是我喜爱的一种风景。所谓公路局车站，也已经到了底站。我看到了公路局车站的底站的时候——有好多公共汽车停在那边，我就知道是底站了——我就继续地往下开过去，我不知道我要开到哪里去，也没有一个目的，只是出来逛一逛嘛，就开下去。

开了几分钟之后，我发觉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孩子，头发比我长，（听众笑）比我美丽。从她的背影看到的是一件雪白的衬衫，一件墨绿色的小背心——墨绿色就是黑松汽水的瓶子再绿一点的色——然后一条墨绿色的仔裙，下面穿着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很高。背着一个皮包，左手提了一个好像是点心盒的一个白盒子，在那边走路。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但是常常吓到台湾的同胞，（听众笑）就是我不管别人说载人有多危险——我在西班牙看见有人在走路，不像是慢跑，也不像在散步的样子，我一定把我的车停下来说：“哎，你要到哪里去啊？上车吧！”我一定有这个习惯的。在台湾，我也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即使是天下大雨，他们都不肯上我的车，他们怕我怕得不得了。（听众笑）我有一次在阳明山碰到一个老阿公，在下雨天的雨地里。那时候，我在文化大学教书，当时我看到他在淋雨我就很急啦，我车子就赶上去，在他的面前停下来说：“老先生请你上车来，我载你去。”“啊，不要！”他深夜见鬼，如见女鬼，（听众笑）他“啊——”吓死了。因为台湾治安不太好，大家都不敢停车载人，更何况是一个女子停车要载男子。

刚才说到了那个长得像一枝水葱一样的女孩子，全身绿绿的，白白的袖子，黑色的长发，我都形容过她的背影了。我开过了她，后来一想：哎，这个女孩子不是来郊游的。第一，她穿的是裙子；第二，她穿的不是球鞋。我甚至于没有走路都穿着球鞋。她是回娘家，还是要去哪里？这条路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计程车也叫不到了。这么一想的时候，我那车子就“呜——”往后倒，倒到她面前的时候，我就把车门打开来了。我当然刹车了，手刹拉住我就下车了，我说：“这位小姐你要不要坐我的车，你要到哪里去？”她说：“哎，我、我、我……”

因为我这个人是极不会穿高跟鞋的，各位知道，所以我对穿高跟鞋的女士都非常同情。（听众笑）我不会穿高跟鞋，我穿上觉得寸步难移，所以都是平底鞋。我看她脚下那双高跟鞋，就非要请她上车来不可啦，我就跟她说：“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是短发，现在又长发了，这个比较像三毛。我就说：“这位小姐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写字的人哪……”我当然不敢称我自己是作家啦，永远不敢这样称。我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写字的人，她的笔名叫做三毛。”我实在没有办法把她骗上车，只有把自己讲出来。她一听是三毛，就“哇哈哈……”笑得高兴得不得了。（听众笑）果然，她本来不相信。她说：“你的头发剪掉了？”我说：“对，剪掉了，上车来吧。”当然没有办法让她坐前座，她就坐在我们的后面啦。我说：“小姐，你要到哪里去？”她说：“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我就慢慢地开，既然是郊游嘛，就慢慢地开。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下午一点钟了，慢慢地开开开开。怎么她老不下车啊？她说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怎么不远？我就偷偷地去看那个码表，不得了！已经走了七公里了，她还没有下。我想：可怜的孩子，她如果提着她那双高跟鞋光脚走嘛脚磨破，穿高跟鞋走不晓得走到晚上几点钟才能到。

结果走到那条路被吹得已经有点被沙挡住的时候，她说：“好了，三毛，我在这里下车。”一看，“海防部队”，我完全了解了。我就说：“你是不是来看你的男朋友？”她说：“是。”很开心的样子啊。（听众笑）我心里面就演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啦。我把她放下来，还好我带着她。

于是，我和我的外甥女芸芸两个就再往前面开。开到后来路不好了，我们就到海边去捡石头，玩啊，叫啊，跳啊。过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很短的时间，因为下午我还有事。我说：“好吧，我们回去吧，今天礼拜天已经过得够快乐了啊，我们就回去了。”往回路走走，耶，那个背影又在前面了。（听众笑）奇怪啊！我就开过去，叫她：“刘小姐。”她告诉我她姓刘。我说：“刘小姐，真是有缘啊！快点上车来吧。”

我看她神情不太对，我背过去替她开车门说：“快上车来。”上来了，我就从后望镜里去看她，神色不对，不像去的时候那么快乐。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出来了呢？路好远，跟男朋友说话可以多讲一下。”她说：“他不在。”我就跟她说：“难道你要来看他，他不知道啊？”她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听众笑）我心里就想：你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你自己吃了一惊哦！（听众笑）他不在。

我慢慢地开下去的时候，注意到她手上的那盒点心已经不在了，可见她留下来了。我就问她：“你的朋友是回家去了，还是怎么样了？”倒不是说要问她的私事，而是我们一路开车总得有点话题吧。她说：“他到新竹去开会了。”我说：“哦，那么是一位长官喽。”她说：“他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讲的时候非常的骄傲。我说：“哦，好学校，真好！”

一路开下去的时候，我发觉她的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我就说：“你住在哪里呀，刘小姐？”她说：“我住在中和。”我说：“我碰到你的时候是下午近一点钟，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她说：“我——我——我今天早上六点多钟就出门，坐公共汽车到台北车站，到台北车站再坐公共汽车到淡水，从淡水再坐公共汽车到什么什么地方，从那边再坐公共汽车，再下来才碰到你。”你看你看，早上六点多出门，为了一个她心爱的男子，弄到一点钟还要在那里走路。我们可以替她想，对不对？替别人着想是很重要的事，你可以替她想到她的委屈，她的辛酸——结果没有碰到。

她就这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哦。她自己就说出来了：“我在一个文具店里面当店员。”我说：“啊！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文具。”这是真的，我倒不是要奉承她，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文具。我就跟她说：“那不是很好玩吗？砚台、毛笔、钢笔、原子笔什么，拍纸簿什么。”她就说：“嗳，是呀。”我说：“那你多久可以休假一次呢？”她说：“我们是两个礼拜才有一个假期。”真是很可怜哦，两个礼拜才能休假一次。我就要鼓励她，我说：“不要紧，下次你再来看你的男朋友的时候，你写一封限时专送信给他，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要来看你，请你在你的部队里面等我。’”她说：“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空，他又不爱写信。”我就说：“男朋友跟你多久了呢？”她说：“已经四年了。”我说：“那你们是不是每两个礼拜见一次面？”她说：“不是，以前他在绿岛。”我一听绿岛吓了一跳。（听众笑）我说：“他在绿岛做事是不是？”她说：“对，在绿岛，在那里服务。”我说：“那好啦，现在不在绿岛了，在淡水你们总近一点啊！”那个时候，我看她都快要流下眼泪了，这个女孩子大概很爱她的那位男朋友。

后来，她就跟我说：“陈姐姐，你可不可以送我去中和？”事实上，我可以送她去中和。当一个人充满着盼望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把她快快地送去。如果说她已经失望了，她预备整天的时间跟她的男朋友坐在他们军队的会客室里面谈天，而这个准备，这个计划全部落空的时候，不如让她再慢慢地转公共汽车回去，等她转到家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她的悲伤也比较少一点。如果说她要去中和，马上送她回去，她坐在一个租来的——她告诉我的——租来的一个没有窗的屋里的三夹板床上坐着，她那一天如何排遣，请问各位。

所以，我就跟她说：“刘小姐，你还是坐公共汽车慢慢地回去好了。”这个心态我没有跟她讲，因为既然这一天她是安排好的。她说：“好，谢谢陈姐姐。”她就下车了。下车了，她头低低的，有一点难过。我就叫她：“刘小姐，来，我还有一句话跟你讲。”她就过来了，我拉住她的手，说：“刘小姐，男朋友下两个礼拜就可以见面了，你不要那么太在意。”我没有说她悲伤，但她眼角都有一点泪水了。我说：“你不要这么的在意，有些相爱的人一分离这一生就都不能再见了，你了解我跟你说的意思吗？你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她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就走了。

我喜欢从后望镜里去看东西，我的车子慢慢地开，慢慢地开……后望镜这么一侧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子的身影，我好像看到了她的心情，使我想起了一首台湾的民歌，“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未出嫁，想着少年家……”（三毛唱歌）假想她见到了那个军官——（听众笑，鼓掌）我不是在唱歌给各位听，是加了我们散文里的配乐——假想那位刘小姐碰到那个军官，他们是含蓄的，他们是一种中国人精神的情侣。两个人会客室一见，男的坐这边，女的坐这边，两只手摆在膝盖上，那个女孩子把那盒点心轻轻地推过去说：“给你吃。”（听众笑）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另外的歌词了，“果然标致面肉白，谁家人子弟，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弹琵琶……”（三毛接着唱）

这个女孩子我终生不能忘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我常常想起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觉得她代表了一切我们中国的女孩的那种情怀，她是一种中国女孩子情怀的代表。一个小小的店员，可爱的文具店的店员，想到要去会她的情郎，在前几天的时候就在那里想她要穿什么衣服，到了前一天的晚上，就把她仅有的几件衣服在那里白的配绿的，红的配蓝的，蓝的配黄的，在那里排排排排排，想到的都是明天的快乐。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去，那件白衬衫不知道是浆了，洗了，漂了，烫了，全部都弄好了。店员下班是很晚的耶，我们算她下班11点回家。我觉得她真是一种中国现代的乡土派的女孩子的代表，所以我不能忘记她。

好，离开了这个女孩子之后，我想到林口去走一走。因为常常听人说林口，我想林口总有一个小镇吧——刚才又飞掉一颗流星。林口既然有小镇我没有去过，还是顺路去玩一玩吧。结果一开开到一条完全不认识的路了，有一个大桥，桥上有一个阿兵哥，在那里拿了枪。我不认识枪种，他拿了枪站在那个桥头。我就把车子开到他旁边，停下来。可是不能跟他讲话，我觉得问路的时候，如果交通不拥挤，应该下车问路比较礼貌，那时候我走的那条路根本没有交通。

于是我下车，走到那个阿兵哥面前，我也不知道怎样称呼他，就说：“这位先生，请问你到林口的路怎么走？”他说：“你往后走下去，再左转，再转回来，再过左边的桥，再右转。”（听众笑）可爱呀这个人！这真是可爱，台湾的百姓真是可爱。我就听他的话，开车从他的身后走下去。我一看马路很宽，可都是双黄线，我不能左转，一直开一直开，开到前面好远了，都没有错开的黄线，表示我不能转。我不能转怎么办呢？我看没有交通流量，我就倒，把它倒回阿兵哥那，我说：“阿兵哥，请你实在告诉我，前面不能左转啊，拿你的枪指给我看嘛！”他说：“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听众笑，鼓掌）“我不能把枪放下来，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现在你朝我后面走，你再左转再回来，再过桥。”他没有办法了。

我就照着他的意思走。我真是很守交通规则，走了很远很远以后，有一个左转的地方，我把它转回来，再转到阿兵哥的桥头。我在汉民祠买了一点橘子，我把车停到边上去，把一个橘子拿下来。他不敢动，还是那个样子像个菩萨一样站着。我就跪下去，不是双膝，是一膝跪下去，在他的脚前放下了一个好大的橘子。然后说：“阿兵哥，请你吃橘子，谢谢你。”给他供了一个橘子上去，（听众笑，鼓掌）就走了。

离开了那个阿兵哥之后，还是找不到路。他真是一个好阿兵哥，但他指路不清。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时候走走走……好，就看到了骑摩托车的大概有五十几岁很瘦很黑的一个——一看就是一个本省人。在那边我们能够看到比较本省的人，不知为何。

他骑摩托车，所以皮肤晒得很黑。我看他在发动他的摩托车，很旧的摩托车，所以我就赶快下车来，说：“先生，请问到林口的路怎么走？”他说：“那边啦，那边啦。”他很木讷而且害羞。为什么呢？因为我穿了一条很短的短裤。（听众笑）你知道，是一条郊游短裤，他大概是不敢看我的腿。他很害羞，想这个女孩子是谁啊，穿一个这么短的短裤来问路。

他不敢看我，但是他很好心，就说：“在前面哪。”他拼命踩自己的摩托车，发动了。我的车子也上去，他跟我讲得很含糊，我也不知道怎么走，结果他一冲刺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不看我，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姿势。然后，他的摩托车就拼命地加速，“哇——”一直开一直开。为什么？他唯恐带路把我带掉了。他那片心啊说不出来呀，但你可以看到，他是这样的着急，拼命地开到我车子的前面。我就一直在车窗叫：“先生不要那么快，我可以慢慢地开，你不要那么快。”因为摩托车那么快很危险嘛！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左边林口，他要往右边。他停在路边，然后我车到的时候，他跟我这样一指。我不能谢他，就按了三声喇叭，“哔——哔——哔——”走掉了，两边分手了。

去过林口之后，数一数皮包里还有钱——我从来不知道我皮包里有多少钱——那么再绕回来去一趟八里安老院吧。那边的老人吃饭、吃点心、穿衣都靠我们的同胞乐捐，没有任何的恩惠、没有任何的支持。我今天不做这方面的演讲，我们就是去了八里安老院。

碰到了一些老太太进去，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所以常碰到她们。我把口袋里多的一点钱先交给会计处，就去跟她们打打招呼。看看她们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来跟我说：“小姐——”那个老太太把我掐得紧紧的，抓住我的手，“小姐，我告诉你，这里不好！他们的菜我吃不惯，给人吃的点心也不常常是咸的，都是甜的，我不喜欢。这个修女好坏！都要叫我们晚上睡觉。”在那里抱怨，抱怨，又抱怨，又抱怨。那个修女像圣母马利亚一样微微地笑着，明明听见，却微微地笑着，笑着跟我们点点头，慢慢地走开。

一位上海籍的顾修女。她们的精神真是伟大，沿门托钵在那里求，那个老人还要骂她们。骂这个，骂那个，但是那位顾修女就这么微微笑着，她认识我还跟我点点头，她明明听见那个老人在骂她，明明八里安老院的设备是最好的，天下哪有不被人批评的事情呢？这个老人这个样子，要是我，我心里就想：哎呀，你们这些老人实在是要用很大的爱心来对付哦！要给你吃三餐，还要给你吃两顿点心。

再走过八里安老院的食堂，吃点心的时间还不到，一个老先生拿了一根条棍在那里捶桌子，咚梆梆梆，“点心——点心——点心——”，在那里叫。修女都默默地在为他们服务。看到了这些，我心里有很多的感想。

我现在还不收尾，刚才的一篇散文是《淡水的旅行》，我的所见所闻，有关我的同胞。现在再说几个零碎的小故事，给各位作为一个准备。大概再过二十分钟以后，我跟各位对谈，因为我觉得各位没有讲话的机会，只有我在上面说话，机会很不公平。各位喜欢跟我做一些什么样的对谈，请你们写在条子上传上来，我将下一个钟头的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交给您，交给各位，你们现在就可以预备纸张，那么我再讲。

刚才是一场淡水的旅行，现在再说说我在台北市里面所碰到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平凡的人，如我。我今年已经把我的汽车卖掉了。有时候我走路，有时候我坐计程车。我个人非常喜欢走路，只要有时间我就喜欢走路，坐计程车的时候也有。

有一天坐上了一部计程车，那个计程车司机也没有跟我说什么话。我坐在后面，他坐在前面。坐坐坐到民生东路口遇到了红灯，于是，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就往左边的一个车子看去。一看，左边是很漂亮的一部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很美丽的女人，脸瘦瘦尖尖的，烫着蓬蓬的头发，非常美丽。她的怀里抱着一只狐狸狗，那个女人嘴尖尖，那只狐狸狗也是一样的，狐狸狗头发的那个样子也跟主人一样。（听众笑）我开始看的时候，那个司机就很敏锐，他说：“小姐，你看你看，那个狗主人跟狗长得一模一样。”（听众笑，鼓掌）我现在讲这些还是为后面，我要在结尾的时候才说一些其他的话，今天我们大家笑个痛快哦！

于是，我就跟那个司机说：“我们再去追她，我们再去追她，我喜欢再看一眼。”那是同路的，我们就一直追，一直追。那个女人大概以为我们看她很漂亮，于是她的头抬得更高。她很可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那个时候，我同时想到这个计程车司机先生怎么那么敏锐。他在那边吃东西，一面吃一面开。我说：“哎，先生，你的感觉很敏锐，你可以从事艺术工作。”他说：“是啊，不过开计程车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哦！小姐，你是不是要去台大医院？”我说：“对，我去看一个朋友。”我又问：“你吃什么？”他说：“我吃槟榔，你要不要？”我说：“啊——这个东西不敢吃，但你不要吐到窗外去呀，你要拿一个罐子来吐，你这样吐出去像血迹一样嘛。”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于是，两个人聊起天来了。他就批评台湾的电视剧，他说：“台湾这个连续剧……”不过最近有几个好的连续剧，像《我心深处》是真好的，有教育意义的。再回到计程车上，“有些电视剧——”计程车司机就大发他的议论，“把我们成年人当三岁小孩子啊……”突然，他把那个表扳下来说：“小姐，你急不急去台大医院？”我说：“我本来是急的呀，因为我一个朋友生病，但是今天跟你这位杰出的先生谈了话之后我不急啦。”（听众笑）他说：“那——我们开到那个……”台北火车站对面有一条高速公路可以衔接上去的那个桥。我们在台北火车站那边本来要转的，他跟我讲话开错了，已经开到火车站。他说：“直接开上去好了。”我说：“好，你开出去。”他说：“那我就不算你钱了，以前的算。”我说：“好。”开了。

他说：“你知道意大利战后的黑白片《单车失窃记》吗？”我的老天爷，哎呀！第一流啊！我个人最爱看电影，从一个吃槟榔的计程车司机的口里说出《单车失窃记》来！他说：“这样简单的一个片子，一个小孩子的一部脚踏车被人家偷去了，可以拍出这样高水准的一个影片来，而且是黑白片。”他给我做了很多分析之后，一个一个一个名片讲哪，大概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名片，《洛克兄弟》啦，最后他跟我讲到《远离非洲》。不是不是不是，《远离非洲》还没有演，那个叫什么，Passages to India——《印度之旅》，讲到《印度之旅》，哎呀！他说：“小姐，我真是快乐，今天终于找到一个知音哦！听了我一生要讲的话，我太太也不要听我，我小孩子也不要听我，坐计程车的人都没有给我讲话的机会。我今天终于讲了这么快乐的事情。实在太快乐了！好，吃一颗槟榔。”然后说：“你还是吃一颗吧。”这样回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我们彼此留下了地址。我深深地赞赏他。

再一个故事，国父纪念馆，许博允先生办了一场——他已经办了几百场了——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比较交杂，有客家八音，河南梆子，湖北戏《董永卖身》的故事，还有钱露阿姨唱的那个梅花大鼓。我看到这种票就很兴奋，因为居住在国外很多年，我很喜欢看看自己国家的这些艺术，所以我就跑去了。

我记得那天我是坐在十四排的，走道边上，已经坐定了之后呢，过来了一位老先生，穿着中山装，藏青色的，带着一个好像是他孙女的国中的女孩子。他们两个人一路进来。因为我们坐着，我很想站起来让他过，可是客家八音已经开始了，他们走进来一路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非常有教养，进来了，就在我的隔壁再隔壁坐下了。

我是和一位朋友去的，客家八音我已经看呆了，再看《董永卖身》，我个人是不懂，但是看得很专心。看到《董永卖身》结束——下面还有梅花大鼓，我也很渴望看梅花大鼓——大家拼命鼓掌的时候，我这样侧眼一看，突然看到那位穿中山装的老先生很仔细地把他的这个口袋盖子打开来，拿出了一条折得四平八稳的白手帕，把他的眼角轻轻地一擦。我们在那里叫：“好——好——”看中国戏嘛！喝彩的时候，就听到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很好”。然后，再擦眼泪，再擦眼泪。这个人是个湖北人，一定的。那是一种很慎重的乡愁的眼泪。他仔仔细细地擦好，收起来，然后，他站起身来又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走了。

我就跟我旁边的人说：“刚才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最好的故事。”故事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这些写字的人就可以作一个探讨。这样的事情每天、每天、每天都在发生。我把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我们来共谈，所以我快快地结束。

今天，我有幸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且永远不再离开了，我对于这片土地有深深的热爱。我今天不讲这几天社会上热烈讨论的话题，我要讲两个字，这两个字在世界各地的语言里都没有的，只有中文有，就是“同胞”！西班牙文有“乡亲”，西班牙文没有“同胞”，刚才我所说的一切带给了各位很大的快乐，但是我也想过，如果前一阵的那个大地震把我们台湾全部震倒，今天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新的“中央图书馆”，在这里一同欢笑，我们的幸福是不是可能因为人为的因素而毁于一旦。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三毛停顿）同胞是手足，（三毛停顿，哽咽）我看到台湾这几天的局势，我听到有些人的政见发表会，我赶快走，我不能不走。如果我不走的话，我会在地上拿石头丢上去。

今天为什么说了一场我到淡水的旅行？为什么我不说国外的事情？为什么我说我自己的同胞？好像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几个人有眼睛看见，在这样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上，我们一千八百万人是如何存活；我们好像没有看见我们自己身边有吃有穿的温饱和幸福；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只要你不做坏事半夜里没有警察敲门的滋味；好像我们被这个政府纵容得相当的厉害。

我今天不说一切的话，但是我只要讲一点，我走过许多的国家，我看过许多的情况，在我的眼里，我们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有地理环境上的限制。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最坏的，每一个老百姓我们觉得也许他含蓄，也许他木讷，但是我们有一颗热烈的心，我们有一颗公正的心，我们也有一颗爱人的心。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安家、爱乡是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推给别人去做。

我回到这个地方之后，曾经做过两件事情，一次在内湖的大湖公园，有一家人在汽车里面吃甘蔗，渣吐在塑胶口袋里，垃圾桶就在前面几步，他们坐在汽车里吃，吃完的时候，那个装甘蔗皮的塑胶袋不打一个结就这么“啪”地丢到路上来。当时我在慢跑，那是三年前，我跑到那里发现那个塑胶袋丢出来。我捡起来再从他的车窗丢进去，然后就跑。（听众鼓掌）

还有一次我在新公园，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打太极拳的。我在那里学打太极拳，看到一个爸爸带了一个小孩子，吃完一个冰淇淋丢在地上，垃圾桶在他们前面，我人在他们后面。既然爸爸带了一个小孩，我不愿羞辱那位大人。我跑过去，捡起那个冰淇淋筒，绕过他们，在他们面前举一举，对他笑一笑，把它放在字纸篓里。

我觉得，我们需要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安定、祥和、亲爱、精诚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放在心里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口号；我觉得，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越来越亲密了，我们不可以因为许多不同的观念或者看法把整个的大环境作一个翻身。我想各位也了解，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我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场淡水的旅行使我心里有这样多的感触和感恩。我要说的我想我明白，各位也明白，好好地爱我们的乡土！我没有说国家这个词，我不敢讲，好好地爱我们的乡土，爱我们的同胞手足！谢谢各位，谢谢！

（全场鼓掌）

❀ 阅读大地 ❀

各位朋友午安！我看到后面站着的朋友，还有这边的朋友，我想大家是太客气了，是不是可以请到这边来坐；如果大家站着是很辛苦的话，这边的朋友你们挤下来是不行，请走后面的楼梯下来，走这个门进来请坐在我的旁边。如果您不嫌弃的话，那边太辛苦了，那样站着太辛苦了。我现在还不进入正题，我们先把环境调整好，然后我们的心才能够静下来。

刚才新闻局副局长特为赶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有关我的简介报告，非常感谢他。

今天的谈话，希望大家有一点点的耐性。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最舒适的环境之下，来做一场共同的演出。一个人在公开场所讲话，讲得再好，他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另外百分之二十依靠我们的场所，依靠我们的时间，依靠我们的麦克风的音响效果。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在场的一些听众加入的演出、支持和鼓励。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一个共同的演出，绝对不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唱独角戏，因为一个人要独撑两小时，不是欧阳菲菲，不是崔苔菁，没有声，没有光，又没有伴舞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

到现在我还不能进入主题的原因是，我感觉到我的四周非常的骚乱，有杂音，大家的心也没有静下来，我也没有办法进入讲题，不然我就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公开讲话的人了。所以，请要坐到这边来的朋友，赶快坐过来，因为您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感染到我们全场人的专心程度。

据我自己的了解，一个成年人——我还要讲闲话哦，我一直在请你们慢慢地调适，然后我们把门关起来就不加人了——一个成年人的注意力最多是五十分钟，之后一定要休息，但是我一定不给大家休息，因为一休息，有的人会去上厕所，有的人会去喝水，有的人会趁那个时候冲上来叫我签名，那么，这整篇讲稿就全部被破坏了。所以请大家忍耐，你已经出不去了，因为前门后门我们通通封住了，全部封住了。好的，谢谢您，谢谢。后面站着的朋友，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我陪着你们一起站着。

今天的讲题叫做《阅读大地》。去年在“中央图书馆”我们中文书展第一场的时候，我所说的是《读书自乐》。那个读书是读死书，就是印刷的书，但是讲得非常活泼。我一生不过两件事情而已，读书和旅行是我一生酷爱的，也是我人生里的两颗大星。去年讲的是《读书自乐》，如何翻一本书，甚至于如何自己做一本书。我的话已经讲尽了。今年再讲读书呢，这是炒冷饭，我把那个录音带拿来重复一遍就好了。我觉得人生第一步的书展，我们要讲的是读一本纸做的书，或者皮做的书，羊皮、手卷都可以。但是人生里面，如果我们只能读“死书”，而不能读“活书”的话，了不起是个书呆子，自我陶醉也不错，因为书呆子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妨碍，但是有时候会造成社会经济上的一种负担。所以这次的主办单位新闻局很看得起我，他想到书展的问题，说，“三毛你要讲一场。”哦，我说：“最近很少公开地讲话，好，我要讲。”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讲读活书。”就报过去，那边马上说好。

好，我们来阅读大地。

今天我们把自己想成电脑上的软体，我们先把我们这个软体准备好，使自己进入生活，而这个生活就是一本活书。

我今天讲的“大地”并不表示泥巴地，不是这样窄义的大地。大地就是你所生活的——你不是浮在空中的——你所踏到的水泥地、你家的公寓房子，都是属于我们现在台北人的大地。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说自己的生活枯燥，是因为你不制造生活的气氛。有人说三毛很浪漫，天哪！我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刚刚我出来，你知道妈妈跟我说什么，这么大的演讲，她说：“你早点回来，晚上萝卜怎么煮？”你看我们生活里面的对话多么的平实。你说你妈妈每天问你萝卜怎么煮，青菜怎么煮——因为今天晚上我煮饭——那么你这个生活是不是很枯燥呢？我并不很枯燥。

每天早晨，（音乐响起）莫扎特，我最爱的，（音乐响起）想象我们正在起床，想象你起床要去上班，想象你刷牙的时候放一点音乐，想象你要去等公共汽车，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迟到，得打卡，是不是？我真是不愿意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这一个早晨的五分钟是属于我的。我的一天跟各位是一样的，我所面对的也不过是同样的一个太阳。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样使自己快乐呢？

第一，要把我自己的情绪培养成高昂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快速的社会里，我们没有时间在那里计算新仇旧恨，要不然你要饿死了，没有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预备使自己的生活不枯燥。

早晨起来我有一个习惯——我并不鼓励大家——一杯茶、一支烟，这十五分钟是我的空白。人家说青春不留白，我已经不青春了，我一定要留点白。十五分钟以后，来看记事簿，今天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要穿什么，要弄什么。梳梳头，我去上班了，我不是上班，是忙乱七八糟的事情。先预备自己的生活和心情是我们阅读大地的第一步。

如果说你的心情不高昂，有没有发觉过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心里实在是充满着悲伤的时候，看到满街的人我们都是麻木的，那个叫做行尸走肉；看过多少可以使得你快乐的事情，可是因为你的心情不好，你看到它们甚至于不会生出羡慕，而是说，让我死吧！让我消失吧！这种心情在座的会有的，因为我曾经有过好几年这样的日子，那时世界对我是不存在的，或者我看到它们一点没有感觉。

充满欣喜地对待一切气候及季节。我们中国人倒不太讲气候，而是喜欢问：“你几岁？”“你赚多少钱一个月？”“你是不是台大毕业的？”这是一定的。我们中国人喜欢数字，各位有没有发觉？西方人碰到人，他们喜欢讲什么呢？他们喜欢讲气候。因为气候是一个人人话题。我们中国人现在慢慢地已经不讲这句话了，从前见面，在街上碰到说：“吃过饭没有？”因为我们饿了五千年哪，吃过饭没有很重要。他当然答你吃过了，是不是？他要是答你没吃过的话呢，“走走走，我们去吃饭。”那是一个饥饿社会时候的问话，都有它的心理。那么，现在你几岁，你收入什么的，也有它的社会背景。西方人因为太有教养了，太疏离了，考虑太周到了，他只有跟你讲天气是不会冒犯你的。

我本人在过去——三十五岁不行，三十六岁的时候我还是不行——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四十而不惑哦，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影响我的心情了。

如果早晨起来以后阅读大地，哇！看到太阳照在你的床上，暖暖的，把你照得热得要命，而你前一天晚上预备上班穿的衣服是一件厚的，你得赶快到衣柜里找一套换，你跟自己说：“讨厌，怎么会那么热呢！”如果那时候是一个很热的天气，是一个晴天，不是星期天，你也可以说一句：“啊，好美丽的星期一！”星期一事实上对大家都是黑色的，对不对？我根本不愿意上班，你让我上班。好美的星期一，因为太阳很好。如果你跟女朋友要去约会，或者你跟男朋友要去约会，这还是一个好心情。那个时候，要是下大雨叫你去，你心情实在是太坏了，你打一把伞出去看，雨这么大，你叫一声：“哎哟，好大的雨哦！”我爸爸说：“妹妹这个人一天到晚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是快乐的。连这么大的雨她打把伞出去，回来说，‘哈哈，好大的雨哦！’”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不要让环境影响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被别人控制了，连气候都可以控制我们，我们是怎样软弱的人呢！

晴天好，雨天好，冬天晚上十一点半以后，不要到士林去。（听众笑）晚上十一点半后，在台北东区这一带的大街小巷，穿一件普普通通的棉夹克，把手插在你的口袋里，当然，你穿的是一双球鞋，在那个寂静的街道里头走一走，就在这个台北市，你跟自己说：“嗳，孤独的滋味实在是太好了！”是的，冬天是让你享受孤独滋味的时候。那么夏天呢，你告诉自己说：“不得了，台湾夏天像炼狱一样！”可是不要忘记，金石堂里面有免费冷气，我站在那里可以把三毛的书全部看完，不买。（听众笑）那么，夏天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台湾气候里的一种灾难。夏天来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噢，真好，又有爱玉冰可以吃喽！”夏天我们有夏天的快乐，我们还可以去海边，对不对？冬天你变成一个苍白的人，你说：“你看，我像不像琼瑶笔下那个依萍？”如果夏天你晒得漆黑的，你说：“你看我是不是三毛风尘仆仆的那个黑的样子？”所有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借口使我们快乐，这是充实我们心情的第一步。还没有阅读大地哦，我们先把自己装备起来。

再讲我们的身份，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一种遗憾。在我小的时候，小学五年级，我的小学老师穿着丝袜，是后面有一条黑线的，穿着高跟鞋，擦着鲜红的口红。我趴在窗口看她那个背影，性感的小腿在那走哇，我恨死我自己只有小学五年级了，我说赶快长到二十岁，因为我也要擦口红，我也要穿丝袜。等到我二十岁的时候，丝袜后面没有那条线了。（听众笑）那么，对于自己的身份常常是不满意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未婚小姐，你算不得什么贵族，但是你单身。（听众笑）我们要做贵族太难了，算不得什么贵族，但是你单身，你已经到三十多岁适婚年龄，已经稍稍有一点过了，这时候，不了解你的、关心你的中国人就会说：“哎，大妹子啊——”叫你大妹子了，“怎么还没结婚呢？是你看不上人家呢，还是没有机会呀？《我爱红娘》那个节目，田文仲田大哥人蛮亲切的，怎么样？叔叔给你去报个名吧？”这还是一种好口气的，要是另外一种口气，“啊，小姐，你怎么还不结婚呢？啊，小姐，你每天还要买菜？啊，小姐，你原来是有孩子的？哎哟！这么老了都没有结婚！”如果说一个小姐老被人家这样子问，甚至去买东西被人说：“太太，买什么？”这种时候，你不要有挫败感，请你告诉自己时代不同了。

当年的女子，十六岁要把她嫁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她除了纺纱之外大概什么都不大能做，她不是不会做，她不能做。现在我们的女性受到同等的教育，今天三十多岁还未婚，表示：第一，我不依靠男性；第二，我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人；第三，我还没有结婚，以后我不知道还可以嫁多少次，比那些已婚的来得有希望。你要跟你自己这样说。

你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台大傅园那个钟的旁边，那天晚上刚好是阴历十六，月光把你一照，照在你跟那个男孩子的脸上，两个人轻轻吻一下，海誓山盟。到你二十七岁的时候，你有了两个孩子，你还住在一个租来的公寓里面，夫妻两个老吵架，先生不打牌也不上酒家，因为他没有钱，但是他泡在一个中国茶馆里，每天晚上一百块钱的老人茶，吃到晚上一点钟他才回家，已经算好的了。

这种时候，你等着他回来，想跟他说：“小明发烧了，明天补习老师说那个钱又要交了。”他听听听，你再看他的时候，他翻过去已经开始打呼睡觉了。这时候，你跟自己说，“我这是什么人生！可是为着我的孩子，我不能跟他离婚，而且为着我的父母，我也不能跟他离婚，因为毕竟他没有什么大错呀！”

如果这样已婚的话，我恭喜你，你真好！你要对自己有成就感地说：“你看，这就是三毛说的人生的磨炼，我在这里越磨炼越有进步，我越磨炼越成熟。如果我的婚姻太美满的话，说不定我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女孩，永远长不大。如果我的先生跟我不能同步——我们同龄，女性的成长比较快，而男性还慢慢地来——我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想：‘我要把这个家办起来，我是一个有责任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是多么的快乐啊！’”要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的人，每天走到街上都想靠个柱子。没有责任的话，你没有东西可靠的，所以已婚也是一种好身份。

要是一个人生病了，用佛家来解释，人的病是败空亡必然的现象，感谢上天，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你病好，当然要感谢老天爷，感谢医生，感谢自己的合作，还要感谢爸爸妈妈给我出钱，或者感谢公保劳保，对不对？不然，我哪里生得起病啊。如果说你不是病人，你也不是未婚也不是已婚，你孀居，你失去了你心爱的伴侣，先生或者太太，或者你并没用心爱他的，等你一失去的时候你才开始离别怀念。你说，我跟他是爱得不得了，其实以前也许天天吵架，你已经忘记了。那时候，你就开始天天地哭他，说这是什么人生啊，西门町的路桥上，你趴下去一看，大家双双对对，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

这种时候呢，你不要跳下去。你要告诉自己：天哪！我的先生过世已经好多年了，我居然还站得挺挺的在这个天台上，我看到芸芸众生，我对他们有一种怜悯的感觉，而我自己有一种劫后余生的电影效果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披个风衣在那个地方抽烟，那是电影镜头，像《倾城之恋》里面的，对不对？对自己的孀居呢，只有一个想法——我还活下来了，从此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要求、计较、抱怨，我只有感激，那场大火没把我给烧死，那场大地震我还活下来了，我还有什么不能活的呢？！

另外一种情形，生离呢，不要难过。要是有一个孩子说：“噢，我考上了成功大学，我要离开到台南去，爸爸妈妈不要哭。”生离是什么呢？是重逢的开始呀！你下学期结束就回来了吧。如果是死别的话，不要忘记人还有灵魂，你就想：“只要我还没有死，你永远活在我的心底。”你还是活着的。如果说我是一个学生，那就想，多好，我根本不要赚钱，只要把考试考好就好了；如果我不是一个学生，就说，“哎哟，好不容易从小考到大，我现在终于脱离了。”可是社会大学还要考你一考哦！这个学位可难拿喽，而且永远没有博士可言的。

我们把身份预备好，心情预备得美满，对于苍天、人类已经充满了感激之情。一旦你充满了感激之情，你的心情相当的活泼，然后又相当的平静。

请你开始翻书，阅读大地开始。

我们中国人吃米饭——当然北方人吃的或者是面食——说不定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家里人就给你一碗米饭。你吃了一辈子的米饭，这时候，请你做这一个小小的联想，这一碗饭是：农夫去农会里面批来谷子，然后等着一个天气，在黄泥里面翻，或者根本不用翻，凭他的经验去发秧。再种到水田里，再趴在田里除杂草——现在还是要用人工，机器没有办法，机器可以收割——再等。农夫在担惊受怕，哪一天收割？是早收晚收？是不是有天灾？是不是有人祸？米价是怎么样？农会是不是会收我们的米？

经过这整个辛苦的过程，打成白白的米，到了米场之后，你爸爸去赚钱，或者你自己赚钱，你妈妈赚钱，你的什么人赚钱，然后再去把米买回来。你还要去买一个电锅，你还需要一个碗，那个碗是莺歌的瓷器，陶器场里面的人挖土给你做出来的。你需要一双筷子，筷子是竹山来的。你需要一个碟子。你需要水，水是翡翠水库的。好，终于到晚上七点钟，一碗饭轻轻易易地放在你面前，说：“吃饭了！”你对着那碗白米饭的时候，眼泪都要流下来，说：“人人为我啊！”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你的一条裙子，你的一条牛仔裤，一座国父纪念馆，一条马路，一辆计程车。

如果我们这样想：那个人不认识我，为什么为我做了一个碗？那个人不认识我，为什么送了米给我吃？你说他是要赚钱，胡说！如果我们从感激的心理来说，人人为我，从一碗米饭开始。你回去会发觉，你对你家里任何的家具都感激得不得了，说：“不得了，这个床，这个床单，这个塑胶花，这个花瓶，全部都是‘人人为我’，我有一天也要‘我为人人’。”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旋转的轮子。

我们现在开始看书的第一步。我想引一句唐诗，这首唐诗太好了，可是非常浅，浅到大家以为这首诗不好。不好的话，唐诗大概有几万首，为什么只留下来这三百首？不好的话，为什么三岁的小孩子就背“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是第一步人生的境界，阅读大地的第一步。

“床前明月光”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一个人要睡觉的时候，不是说“哦，睡觉了”，“嗵”倒下去睡了，而是睡到床上的时候，哇，注意到窗口有月光照下来。你看，他思想了。第二步“疑是地上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探讨，他怀疑了：哎？下雪了？结霜了？第二个境界他探索了——是不是霜。他头抬起来了，“举头望明月”，求证，对不对？啊！原来是月亮。接着呢，“低头思故乡”，移情。因为月光，你看这四句话里面的高高低低。

再讲一遍，“床前明月光”，他是在看，他已经在观察了；“疑是地上霜”，他是探索；“举头望明月”，求证，哦，原来啊是明月；我的家乡在好远的地方，是不是同样的月亮照着我河边洗衣服的妈妈，在安徽的一个小乡镇？这首诗这样解释，大家不会笑了。我们不必“蓝田日暖玉生烟”，对不对？这首诗浅浅地把我们阅读大地的四个境界和步骤讲出来，这是我二十年来的突破。

这个诗人，大家都晓得他是谁，为什么他敢用这样的闲笔作这么一首浅白的？这首诗没有什么？你来写写看，你写得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吗？如果你说你写得出，我告诉你，“床前明月光”你写不出。讲到这个境界的问题，我讲的是浅浅的东西里面自有它的含义。

好，刚才讲到“床前明月光”的境界时要注意了，我们的第三眼出现了。现在我没有办法把第三只眼明明白白地告诉您。

我今天穿的衣服是个台北人的衣服，各位有没有发觉？我是故意的哦，我不能穿成别的地方的衣服，我要穿台北人的衣服。我们台北人，一个普通的台北女人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早晨我去滨江市场买花，不是每天。还没有睡觉的时候，我在我家十四楼的厨房里头看日出。十四楼看完日出，我就拿了我的车钥匙，去滨江市场买花。买花的时候——当然买花只是一个借口——我还不能放我的莫扎特，因为莫扎特我要放很大声才行啊，等我爸爸妈妈他们都起床才可以放。

我悄悄地跑到滨江市场去，这时候，你看到一个活泼的台北，是在这样蒙蒙的天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一个台北。你看到那些饭馆的老板，那些小生意人，那些菜贩，那些运菜来的人在那边怎么样下货、怎么样批、怎么样卖、怎么样叫。你挤在里面看，你自己也穿得像一个开小饭馆的“李妈妈面馆”的老板娘。你在那个地方看他们，等到他们通通盘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新鲜水果，里面有红有黄有绿，有辣椒，有紫苋——今年流行紫茄子的颜色。然后，你又看到很多你不认识的菜。现在我还没有讲故事。给你看什么呢？你看到在这一个清晨里面，人人不能抗拒的一种生活的喜悦和韧力，韧就是弹性，在基层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

我不太喜欢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脸跟身体都会作假，不是故意的，我也会作假。但是你看基层分子，他们太真了，他们的环境不让他们作假，他们也许很粗，也许看起来很粗野，而事实上他们是真真实实的人哪！我在那些基层的人——我不下定义什么叫做基层——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生命力，他们赚的钱并不见得多，但是他们今天赚的钱不见得少，在台湾的社会里。那不是钱的问题，就说他的身份。他自己讲：“我没有读过书，我才小学毕业，我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不定卖菜的他开的是BMW，可是在心态上，他还是有对自己生命一种乐观进取的弹性，而他的最可贵是在他的不知不觉。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八点半了。你看全台湾八百万辆摩托车，骑摩托车的有的是先生，有的是太太，戴着口罩，冬天戴着皮帽子。大家并不是带了小姐在那里玩，去俱乐部兜风，而是“嗒嗒嗒”八点半之前要上班去了，台湾的繁荣靠这些摩托车的。看那一个个公事包，等公共汽车的女孩子……总而言之，看到那些为生活这么踏踏实实奔忙的人，我非常喜欢。

“哗”，你看到一部名牌汽车过去。现在我们台湾对于名牌汽车的知识还相当的肤浅，因为我们正是暴发户，只认得BMW和Mercedes-benz。我们还认识什么东西？Pontiac，或者弄来一部大林肯，没有用司机，自己在那里开。司机并不低，而是你不能不用司机开林肯，林肯不能自己开，那是一个国家首长的身份，甚至于首长都不用，它是接外宾的时候用的。而我们来了一辆大礼车，自己傻瓜一样坐在上面开，那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这个文化慢慢地会进步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人吃着槟榔，我没有批评，只是说他吃着槟榔，在他开着BMW的时候，你当然笑他，并不是一种侮辱他的意思，你就想，这个人成功的背后一定有很多可贵的故事。（听众笑）我们对他的心态可以去做一个分析，可爱的心态，他苦了一辈子哦，真的，他苦了一辈子，他背后的故事也是感人的。

我们再看看大百货公司的魅力。人家说，那个人开了一个什么店，赚死了，赚死了！那种口气里面有一种妒忌。我总是说：“不啊，这个人能够做这个大事业是他的魄力，你我有没有这个魄力？”所以，大公司我们看它的魄力。开一个时装店，你看那个ATT，哇！开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这样？时代变了，不要用什么不朴素来批评他们，那是抗战时候的事情，今天安乐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无论我们什么年龄，都要说“有魄力”。

可是，你还会看到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开在南京东路133巷，一个小巷子里头，他在那里卖米啊，卖鸡蛋啊，卖酱油啊，卖一点香烟啊。他的太太想想还可以卖槟榔，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柜子卖槟榔。你看她的小孩子，在一个小板凳上做功课，妈妈在那里卖杂货，你又感觉到，小市民的安身立命里面有那么一种温柔、敦厚的安然。

多好，这两种人多好！大百货公司好，大时装店好，大企业好；一个小店开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灯，在那里蝇头小利地赚钱，他不愿意再做什么投资，我觉得这个人也是很可贵的。那三毛你这样看是不是世界上没有讨厌的人？没有。

小学生下课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那个景观。天哪！中国人哪！哇！这么多小孩子出来。不要怕，台湾这个岛从300万人发展到1800万人我们还有饭吃。你看今天报纸上的“事求人”，有这么多的事情做。看到那些小孩子戴着小黄鸭的帽子从仁爱国小下课，说完蛋了完蛋了，将来这些人都要做事啊，我们台湾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情给他们做！我就跟自己说：“不要怕。”当年我们还不是那些小黄鸭子，今天我们这不通通被安好了。

你不小心走过了一个洗衣店，洗衣店的门外廊下，挂着一床一床的大床罩。哎哟！挂了十几床大床罩，你就去欣赏啊。你说，哎呀！真是啊！现在台湾的那种老式花被已经不见了，出来的都是洋派兮兮的东西，不过也很有品位。哎呀！我们台北人，其他地方也是，水准真的提高了，床罩怎么那么漂亮啊，把它不当一回事地送到洗衣店去。你的老祖母说这个贵重的东西，还是把它藏在柜子里。我们用得旧旧的时候把它拿到洗衣店说：“老板，帮我洗一洗，明天来拿。”看到挂的床罩，你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生活的品位、讲究、进步和他的收入。

早晨，你到国父纪念馆，你到任何台北的小公园，你看到很多人，退休的，或者甚至于根本不老的——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他想得开，做做生意，不做就退休。有的在那里打太极拳，有的在那里舞剑，有的在那里跳土风舞，看得眼泪都要流出来，在早晨的时候。有一天，到植物园里去，看到一个太太抱住一棵树，（听众笑）把树抱住，我看到树下面那块泥巴的根已经踩得陷下去了，我站在那里不好意思打扰她。她说这个算运动，抱住一棵树在那里踩泥巴，不知道哪个老师教她的！

啊，台湾哪！每一个人是这样的有自信。你看一个老先生打太极拳，你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他，他根本不受你的干扰，跟张三丰差不多，他慢慢地打，他慢慢地打，他慢慢地转。我也不怕，我也打。哎呀，好玩得不得了！这是一个台北。

我们来看一看台北市的街道，各位知道民权东路跟复兴北路的交界口，有一个金色的大厦，是这样半圆形的，叫做“保富通商大厦”。那是台北市我最喜欢的一栋建筑，因为它整栋大楼十几层用的都是金黄色的玻璃。到了黄昏，因为整栋大楼是这样半弧形的，西晒的太阳照着它的时候，它把这个台北市的东区映成一个金色的，对面东帝士的那些中国式的房子层层叠叠倒影在那栋大楼上，街景里面又造了一个街景。

我常常赶些事情就到黄昏了，一想，啊呀！太阳要下山了。太阳刚刚要下去的时候，我们到台北市南京东路、忠孝东路的大峡谷里去看落日，五点十五分，不得了啊！你不要错过，那不见得比野外难看。哇！大峡谷的那个街啊，车水马龙，车子呀，挤呀，一个红红的落日像世界末日一样的，很红——因为台北空气污染，空气污染越严重越红——“哗”降下去，魔幻写实，好看得不得了。

我们看台北市的落日的时候，不要到一个宽敞的大街上去看，到一个窄街里面，你甚至于可以用自己的第三只眼把一个屋檐卡进去，在屋檐下面对好日落。你不要举你的照相机嘛，你还有一个第三只眼就是你的照相机，你用一个傻瓜照相机照出来东西说：“三毛骗人，照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美。”

我们来这里的人大概都是不爱看电视剧的，我们是一样的族类。虽然我在这里站着，各位坐着，但我们是一样的族类。如果说你五点钟下班回去，到了晚上不要看电视的话，我们又是一些比较有生活情趣的人，不喜欢去百货公司，于是走吧，要不要去通化街夜市？我跟我弟弟两个一天到晚跑夜市的，我们就到通化街夜市，到士林夜市，我手上拿着一根棍子，（听众笑）一路走一回头。后来，我就跟我弟弟说：“你正着走，我倒着走，我看你的背后，你看我的背后。”（听众笑）一只狼，我们有防它的办法，两个人走，一个正着走一个倒着走嘛，它真的是我和我弟弟的方法。

我大弟喜欢逛夜市，走到夜市的时候呢，看到在百货公司要七千块到一万块的一个意大利的两层颜色的披肩，我在夜市问：“啊，老板啊，这个披肩多少钱？”他说：“两百五十块。”我说：“你是有钱人哪，你卖我两百块，你不付税嘛。”“啊，小姐，哎呀，好好好，二百二十块成交。”披起来，走到另外一个。我的姐姐用了一万多块钱。我说：“姐，你看我这个披肩好不好看？”“啊！哪里来的？这个颜色怎么那么好看！”“你多少钱？”“我用了一万多台币，你呢？”“两百二十块。”她当场吐血了。（听众笑）这真是好玩，这是阅读大地。这个“大地”并不是这个地的，那个太空洞了，我们没有办法讲日出日落，它也是美的。我们讲的是人，我们讲的是台北市的一种情趣。

如果你晚上不愿意回去的话，不要有罪恶感，以为自己是坏人，我已经克服了这一点。晚上不睡觉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以前说晚上不睡觉的人都是坏坯子。有一天，三毛去跟人家谈事情，谈到晚上三点半回来，在红艳百货公司圆环那里正好塞车，晚上三点半的台北塞车！我就奇怪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平时这么晚，我不睡，在家里看书。我回去第二天，跟爸爸说：“爸，好奇怪哦，这个台北真是城开不夜，晚上三点半还在那里塞车。”爸爸说：“那是因为那些台北十万个不睡觉的人跳完了舞出来。”

各位，我不跳，吵死了里面，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们到外面去看，我想带一个拍立得的照相机去做生意。那些人跳出来的时候是兴高采烈、依依不舍的，我就说：“先生、小姐，要不要我给你们拍一张照，三百块一张。”他们当时一定没有带照相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都去啊！于是，他就说，你不是这里的小贩，对不对。我说：“先生我给你拍，我还可以陪照，山地姑娘陪照，要不要给你照一张？”这样就卖他三百块，我当场抽出来给他。他们会买，因为那些都是有钱人。有钱人是哪一种人呢？就是青年人。所谓青年人为什么会有钱呢？因为他爸爸是有钱的人。（听众笑）他爸爸是不会买的，因为他爸爸努力工作，你们要知道。我们讲的是东区，我当然还可以讲西门町，时间不够，我们等一下还要开始旅行。

刚才讲的是一些台北市的事情，好，在台北市你玩了一整天，该回家去了。回家的路上塞车，塞车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红男绿女走过，你看到台北现在已经没有时装可言了。你看到有些人穿长裙子，有些人穿短裙子，有些人迷你，有些人短裤，有些人大胖的老爷裤，有些人窄窄的包紧的裤子，你说：“天哪，这是什么世界！”这就是台北，它反映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现在我们离开了这个深爱的、热烈爱着的台北。对它又爱又恨，对不对？这个地方有它的魅力，为什么我说“讨厌死了，我要走”？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不回到屏东你那个长满槟榔的故乡去？你为什么还赖在这里做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问你为什么，你说：“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在这里文化的冲击比较够。”（听众笑）对了，真的！

好，刚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冲击。我们现在把各种交通工具，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第三眼准备好，开始讲故事了。

鹿谷乡有一个地方叫做凤凰谷，凤凰谷知名的是鸟园。事实上，最不好玩的地方就是鸟园。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只要出名都不好玩，你要去的是没有名字的地方，它能够让你感动。在鹿谷乡有一个地方，我不把它的名字讲出来，这个名字讲出来，大家都去，就变成清泉一样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我的一个秘密盒子。

在鹿谷的一个晚上，上上礼拜，十一月十二日。鹿谷是海拔八百多公尺的茶园。我在鹿谷的一个小小的镇上，那个镇的街呢，小到跟这个讲台差不多宽，但是有一些老房子已经翻建了，变成二层楼的水泥房子，而水泥房子大概也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条小小的鹿谷的老街。

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喝了半瓶茅台酒，我可以喝一瓶，跟自己说：“我要去买老花布。”各位跟我合作，你老祖母的那种棉被布什么的都不要丢掉，寄到《皇冠》杂志社给我，破的、烂的没有关系，我自己清理。我在收集老花布，因为我怕台湾民俗慢慢地没有了，我怕台湾越来越洋派起来，我们的花纹不见了，所以我收老花布。我想这是一个好地方，要收花布。

于是，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我喝了酒，并没有醉，我好好地走进去，走到街道上，看到有一个棉被店。在几公尺之外我看那个棉被店，我的第三只眼感觉到鹿谷的雾在我脚下开始来了——鹿谷是冻顶茶的地方，它一定有雾的，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待上两天。雾从我的脚上来好像放干冰一样，我们都市人用这种比方。

那个棉被店并没有橱窗。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也许你们已经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一个木头的大床，摆在棉被店的正中间，在那上面弹棉花。那家店非常的寥落，整个的店面是打开的，暗色的板子摆在上面，点着一个几乎小到五支光的电灯。因为乡下人比较省电，乡下人不是没有钱，只是有这种节俭的习惯。

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梳着一个粑粑头，头发已经不太多了，稀稀疏疏的白发用一个发网罩住。她蹲在那一个大的弹棉被的床上，在用手缝一床粉红色的棉被。那个洋红，充满着一种中国人的喜气洋洋，而那个棉被，缝得胖胖的。这个老太太跟她周遭的一些旧的日历呀，锅啦，一个旧缝衣机啦，一个儿子的毕业照啦等等东西，都是灰暗的，只有这一床棉被在那五支光的灯光之下照着，有一种喜气。而这个喜气代表着一种青春，由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很细心用手把它收尾。

我就进去说：“欧巴桑，你有没有老花布？”伊讲：“那布有啦。”我讲：“你有么有三十年前的布啦？”伊讲：“那布哪有，现在是好的。”伊拿给我看，小猫小狗那种SNOOPY的。我说：“这个我不要啦，我要你的布啦。”伊就讲：“没布啦。”我站在那里看，那是一个店堂，店堂后面有一个窗，窗子突然伸出来一个老先生的头，伊讲：“你要古早的布，你现在去大陆，你去大陆找，现在是可以去，你有知影吗？”（听众笑）我怎么会不知道可以去。伊就这样跟我讲，讲了以后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讲：“真多谢。”自己饮酒嘛，喝得那样，自己也不好意思，全身都是酒味。

我就出来，站在那个走廊下，看到他的邻居家家户户都熄灯了，大概他们睡得早。因为我去看他们烘茶，所以我知道第二天早上要采茶，阳光不能晒到茶叶，他们都早睡了。看到他的邻居有神明灯，在一个不透明的毛玻璃里面，红光像宝石一样透出来。我站在冷冷的街道上，安静的一条小街，看到他们的脚踏车、摩托车、汽车、红的灯，看到这家人还在工作。

这时候，听到那个老先生弯着腰出来，那个老太太从棉花床上下去，她告诉我说那个棉被是十斤的。这个时候呢，那个老先生下来了。为什么？他的店还是用门板上上去的，他开始来上门板了。我就站在廊下，安静地听，伊就跟伊的太太来讲：“好，来困。”（听众笑）我就哭了，我不是当场哭的。“好，来困。”于是，这个老先生开始上门板。那个太太就讲：“来困，来困。”她棉被也缝好了，两个人开始上门板的时候，就听到三毛轻轻的脚步声，不敢惊动整个小镇里头的人，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回台大茶园的招待所里面去的时候，眼泪没有流下来，湿湿的眼睛，告诉自己说：啊！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天长地久，这是世界上住在天堂里头的人。他们每天的对话就是“好，来睡觉”，根本没有人生的抱怨，七十岁——我不知道他几岁了——他做一点小小的营业。到了晚上，他对这个人生根本已经不要讲话了，“好，来睡”。这是一个最自然的人生，最感人的人生，第三只眼看出来了。

再说花莲，也是我爱的一个地方。有一天，跑到花莲去演讲，结果给了我很高的演讲费，我一高兴就去住中信饭店，而且住了五天不肯走，结果赔了七千多块钱回来。（听众笑）三毛这个人不会做生意哦！我从来没有住过中信饭店，我要去住。于是，租了一部汽车，我这个人喜欢跑，就跑到太鲁阁去了，我要到太鲁阁下面的河床去拣石头。于是，我就穿着短裤，停了车，跑下去。

那不是一个假日，是星期二了。我演讲是礼拜六，讲完了我去。跑下去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坐着两个年轻人，穿着短裤，没有穿上衣，在晒太阳。那是六月，理所当然在河边我们不穿上衣，这没有什么不礼貌，对不对？我看到这两个年轻人在那边，我就不去打扰他们，往下游一点走，水差不多到这个地方。我在那里捡石头，捡石头，捡石头。

忽然，这两个年轻人——我没有看到，我背着他们，我没有用眼睛，我用我的第三只眼——开始在那里对着太鲁阁的山谷叫：“哎——哎——哎喔——哎喔——”我想这是两个城里人，对不对？你马上知道这两个一定是城里人。乡下人每天对着山谷，他怎么会去叫呢？城里人，而且是台北人。你在台北街上敢不敢叫？他们在叫，我没有看他们，我说：“嗯，都市人，甚至于不是花莲的。”花莲的都市人不敢叫，因为他们封闭，是台北人。

他们叫，叫完了，我拣完石头又走上岸。他们很有礼貌，一看到我朝他们走过去，马上穿起衣服来了，两个男生穿起那个打褶的老爷裤。我一看，了然了。他们说：“是三毛吗？”我说：“对呀！”他们说：“你一个人在河里干吗？”我说：“捡石头。”于是，就聊起来了。他说：“刚才因为看到你下来，我们很不好意思，想穿衣服。后来想我们只来花莲一天，我们要叫叫。”我说：“台北来的。”他说：“对呀！”他就说：“我是……”我说：“发型，发型美容师，整形、发型美容师。”我先讲。他说：“三百六十行，太可怕了，你在河里面泡，你怎么认识？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发型人。”他说：“对，我在太平洋崇光后面开一家，叫做经纬度。”那人叫阿青，阿青给我吓死了。阿青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因为我写作我看人多了。”

各位说：“三毛，你现在来看看我是做什么的？”那我看不出来。因为做发型的那种男生，他们穿得最时髦，各位有没有发觉？头发做得半庞克，穿那种打褶的白裤子。那种职业的人必须要那种装扮，才能够做好头发。就是说，自己要先把自己装潢起来，我们女人才放心把我们的头发交给他做，对不对？所以那个职业很显眼，现在头发做得最好的都是一些男孩子，在台北。这是第三眼看到的。

他们还在叫“噢——”，后来我走到远远的地方去，已经在一块大石头那儿转弯的时候，这两个男孩子开始唱起来了：“喔——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时候，我又哭了。我想：这么年轻的孩子——他告诉我，他大概二十二三岁——你要他唱什么歌，当然要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所以，他就跟自己鼓励地唱：“喔——我的未来不是梦——”如果那个时候唱什么“一年多少天”“一张破碎的脸”，不对喽！或者“为什么流浪”，不对喽！“喔——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个捡石头的女人的眼泪“砰”一滴就掉在河里头。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么爱哭你还画眼线，不如去文眼线算了，对不对？我有这个毛病。

第三只眼弄得我的心常常不是悲伤，而是对人类对男女老幼的一种感动。我常常去通化街，因为离我家近。我去买袜子，有一种棉纱袜——今天没穿——哎哟，好好哦！一百块钱四双还是六双，还有十块钱一双的袜子。我一听那个老板的口音，是个四川人。我说：“老板，”——这个袜子是棉的，完全棉的东西，非常好哦，各种颜色的粗犷的袜子——“这个袜子多少钱？”他说一百块钱三双还是五双我忘记了，“你要不要，这个料子很好的，这里还有。”讲四川话，我是个四川孩子啊。我说：“老板你四川人啊？”他说：“对呀！”我说：“你会讲国语吗？”他说：“不要讲国语，大家都听得懂我讲什么，你没听懂我讲什么吗？”他说：“你怎么会讲啊？你台湾长的你还会讲。”这是一个恭维，我台湾长的，那是后来的。我很高兴。于是，我就开始买袜子，就开始认这个乡亲了。

我说：“你哪里人？”他说：“你哪里人？”我说：“四川重庆啊。”“你重庆什么地方？”“我黄国啊。你什么地方？”“我成都呀，成都管辖的下面一个小县。”好，这下两个人聊起来了。聊起来，我发觉他很寂寞。他卖袜子，人家都问老板多少钱，然后挑挑拣拣还个价就走了。他刚刚回过大陆，所以有满腔的话想要跟我们讲，而这下碰到一个老乡。其实我是浙江人，当然我也是台湾人。后来，他满腔的话要跟我讲，我就跟他讲了。于是，这个老先生就把他从台湾怎么准备回大陆的心情一路地讲，讲了十八天哪，他口里面的十八天，讲到了他的故乡。

用你第三只眼去听他讲话。他说：“我后来坐车坐车，坐到不能再坐的时候，要走路啦，走路是没办法的，我就去打听公共汽车，说下午三点钟有一班。当时是早上八点，我没有地方去，就站在那个公共汽车站牌的旁边，在那里等，忽然县政府的人看我这个装潢不同，（听众笑）就跑来认我说，‘那里来了一个台湾人’。”“看我的装潢不同”，你看一个卖袜子的小市民——我没有侮辱他的意思——你看他的用词“装潢不同”，他不说“装扮”，他说“装潢”，我也听得懂啊！跟我讲讲，最后他说得很辛酸，他还要讲哪。我就说：“好了好了，够了啦！讲了十八天，路上走了十八天，那你在家里待了几天？”他说：“两天。”（听众笑）

他又要开始讲回程的时候，我就说：“老板，谢谢你！下次再来听你的回程，再见再见！我走了。”啊，你这第三只眼哦，阅读你的大地，大地的子民，苍天的孩子。他在摆一个地摊，旁边没有一棵树，可是他也是一种大自然的产物。真的！他很喜欢讲话，你们到通化街这样进去，右边第一家那个卖袜子的，反正你看到讲四川话的那个人就是他。（听众笑）他很喜欢跟你讲回乡的故事，怎么坐软铺，怎么坐硬铺，怎么转车，怎么去，后来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认识了，我是从哪里来的。哎呀！那些小孩子真是“笑问客从何处来”呀！

这是一个故事，刚才是讲到别的地方去，我还是要盯住台北讲。各位厌不厌我这样讲话？不会厌哦。糟糕了，国父纪念馆要关灯了，我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关了也好，外面还有太阳。（听众笑）

好，有一个管理员，大厦的管理员，我爸爸那边的。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来骂我，他脾气坏得不得了。我把我的汽车停到车库里面去，预备把车门锁上，那个时候自动门是要按一按，车库的门才下来的。我还没来得及去按，他刚刚来做我们的管理员，就拿一个棍子下来要抓贼了，看到我就骂：“我说，你关门哪！你为什么不关门哪？你关门哪！嘿！我在上面的录像机里面看你没有关。”我说：“要关了，刚刚才在锁车门嘛，现在要关了。”“你关成这个样子！”把我大骂一顿上去，我一直跟他说对不起。我不生气的，我这个人。后来，我就想：这个人好烈的性情哦！这个人这么烈的脾气像张飞李逵一样，必然有个好心肠。（听众笑）

这个老傅在夏天管我们这个大楼管得很起劲，公事公办，私事私办。私事——“你吃过饭没有？哎，好吧，我给你买个什么吧。”他要买东西给我吃的。但是，如果我做错一件，不是做错，就是晚一点回来要走一个他不许我走的门，“站好，你到哪里去？给我站好，别动。”我非常喜欢他公私分明。

老傅有一个金戒指——三毛去年终于买了一个金戒指，三毛买的金戒指是男式的，上面写个中国字“福”，五千多块，是过年给我自己的压岁钱、礼物。我一年要存一点金子，我是中国女人，我喜欢金子。（听众笑）我走到大厦门口说：“傅先生，”我不叫他老傅。“傅先生，你看我的金戒指。”他说：“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也是一个“福”，比我的小。我就说：“那换一下好了，我这个大的给你，你给我小的好了，我跟你换好了。”他不要，他有一个金戒指。

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俺要回山东老乡去了。”我要回山东老家去了。我说：“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他说：“是没有人了。我太太死了，我当然要回去了。”我就说：“你回去的时候要告诉我。”因为我有预备一点东西给他带去。就这样他回去了，我没看到他。结果御驾不归，说是要去山东十一天，搞了一个多月没回来，结果他的位子都给人家代掉了，我们说糟了糟了。

大概过了四十几天，晚上我们家的对讲机“哇——哇——”地叫，“我是老傅，我老傅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三毛我回来了，我要上来给你看照片哪！”我说：“哦，好好好！来来来！”结果他坐电梯上来，我人冲下去了。我穿个鞋冲下去，就错过了，我再冲上去。他坐在我们的家里，我爸爸妈妈赶快给他倒茶。“哦，回来了，老傅好！”“哦，来看照片噢。”

好，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他拼命给我看紫禁城，“这是紫禁城……”我说：“我不要看紫禁城，你给我看你的故乡。”“啊，故乡没什么好看的，破破烂烂的。”“你给我看你的故乡，老傅，你给我看你的故乡，我不要看紫禁城，我知道啦！我知道这是九龙壁啦，我知道这是什么排云殿，我通通都会背了。”

好，我看到一张照片，老傅经过十几天的颠沛流离回到了他的故乡，四十年没有回去的故乡，有一个他离家的时候才十三岁的妹妹，跟三毛差不多的年纪吧，五十几岁，已经是一个老婆婆了，在他们那边，乡下人，种田的。那个妹妹穿着一个蓝布褂子，蓝布有补丁，深蓝色的蓝布褂子，夹衣而不是棉衣，下面一条黑色的裤子；老傅穿着一件翻皮的黑的皮夹克，那种西装衬衫，打着一条土土的领带，（听众笑）下面穿一条蓝色的笔挺的西装裤。

这张照片是老傅回到他离开四十年的老家，踏进去那一步看到他出生的那个老房子的时候，人家在房子这里给他拍的。老傅这样一步踏进去，他的妹妹因为是一个乡下女子，在他下车的时候，不能拥抱她的哥哥，就跟在后面。跟到他要进屋的时候，这个妹妹四十年的一种想念哪，让她冲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妹妹那个蓝布袖子的手抱住老傅，她比他低，她在哭，老傅的手扶住他的妹妹。妹妹在哭，她梳一个粑粑头。老傅的脸望着，“这就是我离别四十年的家呀！”指着一个茅草屋说。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不知道是悲还是喜，表情很复杂。那张照片我看了，我说：“老傅，我要这张照片。”他说：“我给你紫禁城的。”我说：“我不要，我要这张。”

下一张更好，上了炕——山东人——两只脚盘起来。哇，这个老傅，他没有脱鞋子就坐在上面，“哗哗”地给他打了一搪瓷脸盆的洗脸水，在他盘腿的膝盖上，铺了一条洗得很旧变成咖啡色的干净的毛巾，他的手上有一条全新的土土的花花的毛巾，他正从洗脸水里面把那条毛巾拿出来，洗去他四十年的风尘。我又哭了。

不要忘记老傅的戒指，老傅没有什么钱，可是老傅手上有一个戒指。再一张照片是人家偷拍的，老傅把他妹妹的手拉过来——在洗脸毛巾举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手上有戒指，下一张照片那个戒指已经套到妹妹的手上去了。我又哭了。这个阅读大地呀感人，感人倒不是因为看到万里长城。

他后来跟我说，这次回去，流不尽的眼泪，家乡什么都跟从前不一样了，就那棵大槐树还在。于是，我又看到一张照片，呆呆的老傅，茫然若失的、恍恍惚惚的，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他在老槐树下面的大树桩上坐着，没有人陪他，旁边有两只鸡，一道阳光从老槐树这边过来。这是他的故乡啊！老傅跟他的老槐树啊！他就说：“什么都不认得了，只有这棵树。”也是个细心的人哪，拍了那张槐树照片。我说：“老傅，这个我要！你有没有底片？”

四张照片寄给了一个人像大师。我说：“你不要管光影了，你看这些张照片。”他昨天打电话跟我说：“三毛，不得了！谁看了谁不哭啊！谁看了谁都哭。”这个时候还要讲光影吗？照相里面的内容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你再讲这个光不对，这个影不对，那你根本不是一个摄影的人。

有一天，在师大被演说协会抓去演讲，不是抓去的，是叫去请去的。演讲回来的时候，他们送我上计程车——阅读大地，还是这个大地。上计程车时候，有很多读者和我招手，我自己是一个很有——不是礼貌，这是我的心——我一上车看见一个小女孩子在跟我招手，我马上把车窗的玻璃摇下来，就跟他们招手。这个计程车司机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就说：“小姐，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个公共汽车站牌的一排人都在跟你招手。”我说：“不是不是，是因为刚才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所以他们认识我。”他说：“你们聚什么会？”我说：“聚一个讲话的会，我们在那里讲话。”

后来说到这个讲话，他忽然不知道怎么搞的转入了一个佛学的话题，我们是在讲待人接物啊。他就说：“待人接物好是你的本分，你不应该有成就感。”我说：“我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他就在那里开始训我，“待人接物好是你的本分”。

于是，他就开始讲了一些佛学的道理给我听，讲得很好。我就说：“先生，刚才应该你去讲的，不是我讲的。”这时，他忽然说：“你知道吗？我有今天的境界，真是感谢我的太太！”这时候，他声音有点哑了，“我的太太现在在台大医院急诊室，一个礼拜要洗三次肾，我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我要规规矩矩地赚钱，我拼命地开车，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小学五年级。我拼命地开车，一天开十几小时，再赶去看我的太太。我真感谢我的太太！如果不是我的太太，我今天做人不会到这个样子。我感谢她，因为我的境界已经很高了。我现在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天天看《金刚经》。我觉得我们家里的遭遇不是一个悲剧。佛说人要病是败空亡必然的现象。我的太太生病使我能够尽力去赚钱对待她，我这样对待她，也是我对她的一种回报，我感谢她给我这种苦难。而我现在要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拼命地开车，我要开十几小时的车，我要去看我的太太，一个礼拜洗三次肾，可是小姐，我已经解脱了。”

那时候，这个小姐皮包里有一个信封，不知道多少钱，那个小姐想：看看计程车的表九十块，他没有跟我要钱嘛，对不对？小姐说：“先生，我下车的时候你不要打开，里面有一个信封是你的计程车钱。你就开走，不是我掉的，我会放在你前面的位置。”于是，那位小姐下车的时候，就把那个信封给它丢着，就开始跑。这个人就抓起信封来打开一看，就开始追。

于是，在空军医院外面的MTV里面——那个地方有人认识我，是我的朋友啦——三毛拼命地跑，后面有一辆计程车停在路中间，司机下来拼命地追。朋友以为那个司机要打我，就出来救我。我说：“他不是打我，他不是打我，我们两个是另外一种很长的故事。你们没有了解，你们走开。”后两个人就拉扯拉扯。最后，他说了，他说：“小姐——要是有一天、有一天，要是有一天，我、我、我、我、我、我需要一个棺材，不能好好地薄葬她的时候，我来找你。”我说：“你拿我的地址，你如果忘记的话，我住在这个的十四楼。我希望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但是如果有这一天，我们不能避免的时候，你要来找我哦！你不要忘记，你要来找我哦！”

那天回去，跟我的家人讲了这个故事，说一个人因为太太病成这个样子他的人生解脱了，跟我一样，他感谢他的太太。

再来，开到滨海公路去，难得恰好碰到一场葬礼。大概是一百四十岁才去的啦。哇！这个葬礼弄得好像一个舞会，哎哟，我好喜欢看哦！各位说，看到了你得呸呸呸。不是啦！中国人真是了不起！中国人九十岁以后要做大红。我祖父死的时候，我妈妈她们第二天通通穿大红旗袍，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如果是高寿过去的话，我们要穿大红，那是恭喜你脱离苦海啦！我们大家来庆祝吧！”

那位老先生，哇！风风光光的，有花圈，还有罐头。各位呀，那个罐头是今年最流行的紫色跟橘红色配成的，扎成像金字塔一样的。那些人都不哭，上千人的大葬礼哦！不哭，都在街上走，有五个到十五个的乐队吹吹打打，吹得欢乐。吹得不是唢呐，是西洋音乐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一车脱衣舞。有一个小姐在唱卡拉OK，哦，我真是一个土包子！卡拉OK你们一定看过对不对？那个小姐不是跳脱衣舞啦，她穿了很少的衣服，穿的丝袜这样露出来，在葬礼的车队里面。哎哟，这个中国人的境界，不能讲。（听众笑）

莫扎特弄不过他，我跟你讲，你不能说他低呀！你怎么能说他低呢？把这个放到死亡里面去。如果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葬礼，大家当然沉默、肃静、严肃。但是，如果是一个地方上的首长，不是他家里叫的脱衣舞，是那个开戏院的老板要送他一台脱衣舞去送葬，一定是这种情形。那个脱衣舞小姐打扮得妖妖媚媚的，“呜——”车子就开了。

哎呀！我在那个地方看了三小时，看那个孝子，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结合，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各位知道三毛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离开了这块土地二十年，我眼里所看到的文化，我对于这块地方的一种价值的判断比大家客观，不会这么主观地去看它。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看那场葬礼看得我腿都酸了，我看了三个小时才回来。

好，有一天，我带了我家的小孩到市立美术馆去开开眼界。你说你们这些人要去市立美术馆？她说，我知道要去培养文化。我说，文化不在市立美术馆里面。（听众笑）大家都说我们现在比较有文化了，我们有市立美术馆，是一环，但也不是。结果两个小孩子去市立美术馆，你知道她们看什么东西？她们看花盆，（听众笑）跟那个凌晨（台湾的作家）的小孩一样在那里看花盆，一个一个花盆。她们根本不看画。

好啊！小孩子要看什么就给她去看，看花盆，这是台湾的一景。看花盆的时候，这个做姑姑的就去看小孩子，远远地看，小孩子很有意思，她看花盆一只一只地看哦，台北市立美术馆这边的花盆。好，那些看画的人就看姑姑，（听众笑）看画的人就说：“三毛——三毛——”就看姑姑。看画的人看了姑姑呢，小孩子看完花盆，就去看那些看姑姑的人，（听众笑）然后就出去吃麦当劳了。

麦当劳有个叫做milk shake的，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小孩子自己会点的。点完，她就在那里有板有眼地、规规矩矩地吃。八岁，我小弟的女儿，吃得非常有教养，自己拿餐巾纸擦擦。我说：“小明，你今天表现很好。”她说：“不是的，小姑。我发觉，今天我到街上来所有人都看我哎！”（听众笑）“刚才我在这里吃麦当劳，对面几个阿姨一直看我，一直看我。我也不知道今天我是怎么样。”我说：“因为你今天很漂亮哦，你实在是太漂亮了。”

马上回去了，她就去跟她的妈妈说：“妈妈，今天我到街上去的时候，无论我走到哪里，人家都看我耶。小姑说因为我很漂亮。”我弟弟就“咯咯咯”在那笑，说：“哎，要不要告诉她？”我就说狐假虎威，我们说的这个成语她听不懂啦。我说怎么可以告诉她呢？这是一个小孩子童年的快乐，对不对？这是一个童年的快乐，就是人看人，人看人，人看人，一群群地看。

今天我这里还有深夜的小食摊，八德路的。八德路有一个水果摊，庞大，他说一个月赚十八万到二十八万，问我一个月赚多少，我说这个月五百块。因为我没有写，我是说稿费，我还有演讲费。

我陪一个美国人在八德路走。忽然，那个美国人说：“你看她，你看她，你看她。”那个水果摊在路边，很大的，老板娘在接电话。我说：“哎，老板娘你这个水果摊怎么会有一个电话？你水果摊应该没有地址，对不对？你是八德路几段几号？你没有地址。”她有个电话，她接得很从容，那个电话就在水果摊上。晚上收摊子，如果她那个摊子不在的话，还从那个地方接出一个电话。我说：“老板娘，你这个电话来得很奇怪哎！你真是神通广大，你没有店面，你有一个电话，这真是台北市一景哎！”她说：“不是，我妈妈跟电信局的人有交情，给我接了一个电话过来。”我们现在不讲守法不守法，外国人看到说这是一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人注意到。

阅读大地，终其一生！你家的一条巷子有春夏秋冬，月亮阴晴圆缺，你都看不完你的巷子。今天你家门口停的是黄汽车，明天停的是蓝汽车。今天下雨的时候你家里有一块煤，明天天晴的时候它没有了。终其一生，你家的一条巷子你看不完，一个台北市你当然也看不完，整个台湾你怎么看得完？但我们还不满意，说我要出国去走一走，是不是？

（本文根据1988年12月3日三毛配合新闻局中文书展所做的演讲整理而成，因录音的关系，《阅读大地》这一个讲题仅整理了有关台湾省内的部分。）

❀ 远方的故事 ❀

中南美纪行演讲实录

（三毛是打着手语出来的）

如果各位还不明白刚才的手语是什么意思？那么让我再爱各位一次吧！这是“国际手语”——我——爱——你，可是我将最后一个字改成了“大家”。

去年的秋天，曾经做过一个承诺，有一天，当我走遍了中南美洲之后，要回来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今天的我已经实践了这个承诺，将这份成绩交代给各位，算做代表《联合报》和代表各位去走遍的万水千山的一份心意吧！

⋒
我们是地球人
⋓

这几年来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我发觉中国人越来越爱护自己文化的遗产，爱我们的民俗、爱我们的历史、爱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丰富的东西。其实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我非常喜爱民间艺术，我非常地喜欢历史文物。

为什么要说到热爱中国的问题呢？我的看法是，既然在台湾有这么多朋友们，在中国文化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那么，我们是不是只努力发掘自己国家的东西，在我们的知识领域里，就算是足够了呢？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当我看见不同国籍的朋友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时，禁不住会想：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哪一种生物？终于想出一个名词来——我们是“地——球——人”。既然我们是“地球人”，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地球，就都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爱护中国，也不要忽略了认识地球，因为毕竟我们是地球上的居民。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喜欢代表各位去旅行。

中南美洲说远很远，说近很近，拿整个天地宇宙来比较，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邻居。那么我们去探一探那片地方，将小小的见闻报道出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别人都拼命在中国文化的事情上努力，让三毛享受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家国，去了远方，这时候常常想到一句话——当别人都在种小麦的时候，我退出，去种玫瑰花。这也是我去中南美洲的解释。

⋒
做功课
⋓

今天我将前一部分叫做“做功课”。各位，尤其是年纪轻的弟弟、妹妹们，心里一定非常失望，今天难得来轻松一下，那么三毛姐姐来了为什么又做功课呢？我还是坚持要做功课，因为我想各位在场外站了很久，要是各位只听到三毛一点所谓远方的故事的话，当然也不会一无所得，可是我自己在良知上却觉得对各位欠缺了一份交代。既然走了中南美洲，是不是在历史、地理上应该跟各位有责任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这一路来，旅行并不是我第一次的功课，而是我从来没有跟一位同事一同工作的情形下，出外过旅行。我和我父母、兄弟姊妹都做过旅行，和我的丈夫也做过旅行，现在同去的是一位米夏——摄影师，是《联合报》派去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在这种彼此要绝对自重、互重的情形下，如何维持良好的同事关系，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对我来说更是很难的功课，因为我这个人并不合群，我喜欢单独走路，可是如果不是我的同事去，一会儿大家便看不到这套美丽的幻灯片。又如果这次不是美工小组和《联合报》副刊全体的工作，再加上使用场地所有工作人员的合作，甚而全体的合作也都不够，如果没有各位，我们的幻灯片放给谁看呢？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群体的工作，最大的付出是忍耐，极大的忍耐，才能周全一切。可是这一份相互的工作态度，我觉得最重大的力量还是在于刚才狂烈的鼓掌。（听众又鼓掌）

⋒
为谁鼓掌
⋓

各位朋友！你们是在为自己鼓掌，竟然不知道吗？你们在为自己鼓掌。（哄笑）昨天晚上我在《联合报》副刊办公室里，正在说起这次巡回演讲的事情，进来了一位我不认识的长辈，他说：“三毛！你真了不起。”后来我跟他说：“你这话我可要修正！三毛根本没有一点了不起，她写的小说不刺激、不暴力、不政治、不煽动，她甚而没有学历去拒绝联考。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平平淡淡的文章，一篇、一篇、又一篇白开水一样的故事，八年来得到了同胞这样大的共鸣，不是三毛的成绩，是读者伟大的心灵了不起。”

我不必站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些讨好话，我一再想的字，不过是中国人所说仁爱的“仁”而已。中国这个“仁”字很有趣，它是人字边加一个二字，也就是说两个人加在一起，叫做“仁”。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诠释，但是这两个人，如果加上又两个人、再两个人，加到全人类为止，我们整个社会就是人形的组合，在我的解释里这便叫做“仁”。所以，当我与各位面对面地相聚在一起时，心里深受各位感动，请为你们自己鼓掌吧！不要为我。

⋒
看出我的平凡
⋓

今天我穿着我的旧蓝布裤，站到台上来，我有我的解释，恳切地请各位爱三毛的朋友，看出我的平凡又平凡，不要爱我，爱你自己。因为你们爱的事实上不是三毛，你们爱的是那份共同的，对人类、对社会一个爱的奉献。三毛的文字是各位心里共同的声音，可是各位要联考、要工作、要带孩子，种种的事情，使得各位没有办法把那支原子笔拿在手里爬格子，今天我只是代表大家，替各位把心里的话讲了出来，我们平凡的心灵是相同的，是各位的心灵鼓励了三毛写出一些小小的故事来。现在我们真开始“做功课”了。

⋒
有一个就好了
⋓

我现在变成“张老师”（哄笑），我要请问各位一件事情，当我——张老师每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我一定在没有去之前，将这个国家的参考书拿出来翻一翻，看看他们的人口、地理和历史，因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说你有这个机会，最好是先看资料再走路，将自己的经验去印证书本所说的是不是相同，然后你才再写下个人的感想。那么，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既然各位来参加的是“中南美洲纪行演讲会”，有哪一位在家里先看了中南美洲的地图？

有！有一个举手。（全体热烈鼓掌）真是非常快乐，有一个就好了！这一场工作只要能使一个人有所收获，只要一个，只要一个，那么我们的苦心就收到了成效。既然看了地图的只有一个，别人都没有地图，我只有待会儿把自己变成中南美洲的一幅地图给各位看。

⋒
化为大地
⋓

现在各位不要当我是三毛或张老师，请各位当我是一幅中南美洲的地图……

（三毛以自己的身体四肢，充做地图，介绍中南美洲在地球上的位置、中南美各个国家的位置。此段省略，请读者自行参考中南美洲地图。）

⋒
美洲人
⋓

既然我们已大略知道了地理，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最初的居民又是谁呢？请各位忍耐地帮我做功课。我把比较枯燥的部分放在最前面，免得各位逃走，事实上门已经锁起来了，各位逃不出去了。（听众大笑）

各位一定会问我，三毛，你把自己做地图做得好辛苦，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我的目的就是请各位明了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身体解剖掉无数次地给各位看，那么这块土地现在已经产生在这会堂里了，再问这些居民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现在还不是印地安人，当这场跟各位的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带来一些印地安人的衣服，我要当场把自己变成印地安的男人和女人，用实体的演说，请各位看一看。中南美的印地安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太阳里炸出来的吗？还是哥伦布在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带去的西班牙人？这都不是的！

我刚才所说发现中南美洲的年代，请各位去考证一下，应该是不会错。一四九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哥伦布的船队碰到了古巴。当他的船队发现一片陆地的时候，他们就叫着：“印度到啦！”因为当年哥伦布是要去找我们中国人，十五世纪的事情了，他要去中国，航海碰到了古巴，他知道那不是中国，他以为那个地方是印度，就将那些印地安人称为印度人。现在，在中南美洲普遍称呼在血液上和西班牙人还没有混杂的、纯种血液的当地居民，西文中发音其实便也是“印度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呼他们“印地安人”的来源。

他们是哪里来的呢？据我参考的十几本参考书和人类学博物馆的解说，得到一个同样的结论，这些最古老的印地安人，是从蒙古去的。各位一定会说，亚洲和美洲之间隔着海洋，他们难道有划船的技术了吗？有航海的本事了吗？是没有的，所以，我再把自己变成地图……

⋒
亚洲和美洲拉着手
⋓

（三毛说明，以前亚洲与美洲如何在冰原未解冻时代在现今白令海峡一带相连接。请读者参考地图，从略。）

那时的蒙古人从亚洲被一种巨兽追赶，可能是恐龙，可是我猜想恐龙是跑不快的动物，但是每一个博物馆都说“巨兽的追赶”，我想既然是“巨兽”一定跑得很慢，犀牛、大象、恐龙……啦！从蒙古这么一路逃、逃、逃到北美洲去了。在同一个时候，我想巨兽也过了冰原，因为人既然逃过白令海峡那块交接的地方，当然巨兽也追过去了。总而言之，要运用你的想象力，将他们从北极追到北美，又往南逃，逃到那些巨兽不能生存的地方，他们就定居了下来，这就是过去中南美洲的本地人。考证出来的来源是“蒙古”。难怪，我在旅途中看他们像我，他们看我又像他们，后来一想，嗄！我们还是兄弟吔！说不定我的老祖宗和他们的老祖宗，过去是邻居，一起闲话家常。野兽一来，我们往南边逃，他们往北边逃，这一下子子孙孙没见面，轮到我去的时候，又相处在一起了。真的！难说哟！这有可能。当然做这种考证是不值得了。（听众哄笑）

⋒
“马雅”
⋓

在这儿，我不得不提醒各位的就是说，中美洲有一个灿烂的文明，是在西班牙人占领中美洲之前就存在的。在公元前四百年，一直到公元后九百年，就是第十世纪的时候，这个文化被叫做“马雅文化”。后来马雅文化和墨西哥另一种陶塔斯文化又有了交融。详细情形，如果有喜欢古代史、历史的，请你们去参考书店里买得到的书。或者这次我所写的一本游记叫做《万水千山走遍》，这本书里多多少少有一些关于马雅文化的交代，在年代和它的文化方面。

⋒
“印加”
⋓

过去的南美洲也有一个帝国——印加帝国。我的文章中交代得尤其清楚，但是一定有我的读者看得更清楚，会反问我说：“三毛，你说谎哦！你一句也没有说印加的事情。”我想提醒各位一小点，我是一个写字的人，不是一个史地老师，这次做的也只是一次文学之旅，并不是考古学。但是，我很喜欢以故事的语气，将当年印加时代的平民生活，在我的文字中表现出来。可是，我不能课本似的说，印加人当时是没有牛马的，他们只吃玉米，他们并没有小麦……这一来各位会说：“哎哟！我们不要看！”我不能这个写法，因为这样枯燥地写，报馆要将我捉回来了。（众笑）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印加人老百姓的生活，被我织进了一篇叫做《药师的孙女》的文字中去。别人会说：“你没有活在那个时代，你怎么晓得呢？”在厄瓜多尔，问了近十几位学者，看书，再以我自己心里的感应，将这个药师的孙女，编织成一个前身的故事。

各位如果有心思的话，你们细细地去找一找，那是唯一的一篇不是我旅程中发生的故事，写的是一位在十六世纪初叶，西班牙人还没有完全占领这块土地时候就死去的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来交代一个印加女子和她丈夫如何度过的一生。这篇文章里已经有了一些交代，不再重复历史部分。

⋒
玛丘毕丘
⋓

不得不解释的一点，就是也许有些朋友们，没有看我文章，待会儿我们的幻灯片里会介绍秘鲁的一个伟大的发现，叫做“玛丘毕丘”——就是“迷城”，失落的印加城市。这个城市直到现在，没有历史、没有文字、没有遗留下来的居民，这一座废城为什么会被遗弃在深山里？这个故事，我书里面也写过，叫做《迷城》，在秘鲁部分，幻灯片也会出来，这是我必须解释的一点。

⋒
高原和古柯
⋓

今生到过海拔最高的地方，是四千一百公尺的玻利维亚，是我个人比较奇特的经验，当然，这会发“高原病”。在那个时候，你的脑子因为缺氧，使你变得迟缓、和善，而且没有什么想吵架的念头，那儿居民的忠厚、善良，可能是因为脑子里缺了氧。（听众哄笑）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好事，这种叫做高原病的鬼东西，在至今保存着的印加帝国的语言里叫做“索诺奇”。关于“索诺奇”也有了一篇文字。

在安地斯高原里有一种草药——古柯，可以提炼一种毒品叫做“古柯碱”，我在高原的时候，一天到晚嚼这种叶子，这并不算是吸毒，如果在海拔像台湾的地方吃这叶子，警察局一定请你进去坐几天，吃一片叶子坐一天，吃七片叶子坐一星期；可是，在那个地方它只是一种草药，文章里也写过，即使去我们自己的“大使馆”，“使馆”工友端出来的，也是古柯茶。古柯叶子是高原不可少的一种植物，也当做是我们的小常识。

我看到几份报纸在介绍古柯这种植物的时候，都说南美已经禁了，不能吃了，这是毒品。是的，它是一种毒品，怎么说呢？一吨重的古柯叶子，也许可以提炼出大约一公克的白色的粉末，将它注射到你的血液里去的时候，当然是发狂了。这种情形之下，它确是一种毒品。所以，世界上的事情跟金钱一样，应用得好，它就是最有能力的东西，应用得不好，金钱使你家破人亡，古柯也是一样。为什么特别提这种植物呢？因为吃了古柯使我觉得很新鲜，一般菜市场都卖的，吃的只是古柯茶，吃了之后可以缓和一点脑子里缺氧的现象。如果这现象三五天之内退了的话，你永远住在高原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帮助你在血液里增加一种平地人没有的东西，那名词我不会讲，就是说，你血里带氧的成分，在高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它会自己替你制造带氧的成分，那么你还是不要下来了，因为你再下到低地时，你又开始不习惯。这是玻利维亚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各位待会儿在幻灯片也会看到那片美丽的高原。

⋒
革命家
⋓

这是一些我在极有限的时间里，对中南美洲的一份简单的介绍。

还有两个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导了中南美洲的独立，这是我们的必备常识。

第一位领导独立成为这么多国家的一位革命者——他的性格很像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这个人叫波利瓦（Bolivar）；领导南美下方独立的另一位革命家，叫做圣马丁（San Martin）。

过去，在我翻译的《娃娃看天下》那本漫画书里面，因为是一本阿根廷的书，常常有圣马丁这个人出现。我们中国孩子碰到我都会问：“谁是圣马丁？他为什么要在娃娃里出现？”我也问过我的父亲：“爹爹！我考你一下，谁是圣马丁？”我父亲说：“圣马丁，不是耕莘文教院的一位神父吗？”我又问：“谁是波利瓦？”他说：“是法国的一位诗人吗？”也许国内一般的人对这两位人物还是陌生。请去翻翻参考书吧！

⋒
移民
⋓

各位现在一定会问我有关“现代的中南美”。我这次去旅行不但做“城里的老鼠”，也做“乡下的老鼠”，各地都去的。

坐飞机到一个大城之后，在那儿待一个礼拜，如果觉得这个国家跟我没有呼应，我就不多住了，但是像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这些地方，偏爱得不得了，临走的时候非常的遗憾，这些国家就多留些日子，多写些文章。

很多人问我：“三毛，我很喜欢移民到中南美去，你有什么看法和感想呢？因为你刚刚回来。”我反问：“移民的目的是什么？”我发觉很多希望移民的家庭，对于自己要去的国家和本身的目的，可以说相当茫然，到了那个国家，对移民去的社会也没有付出关心和参与。这一点，个人觉得十分遗憾。

所以，各位的朋友里面，如果抱着赚钱的心情去移民中南美的话，那么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到中南美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付出你全心全意的努力，去赚别人的那几块钱的时候，以你同样的努力，为什么不在你自己的祖国付出这份心血？你同样能够得到报酬的。我对移民的看法，并不乐观。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深爱民间艺术，你爱去看一看当地人的生活，是值得的。但是你说你要赚钱的话，我想告诉各位，走遍了中南美洲再回到台湾来，才知道台湾的可爱。“台湾没有乞丐”，这是我们全体老百姓努力的成果，使我们经济起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觉得骄傲。我说这句话，因为走过太多的国家了，包括欧洲的某些国家在内，这十年内慢慢地开始有了乞丐，中南美洲更不必说了。当然，有些大城是好得不得了，例如说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牙哥，这些都是大城，可是任何地方都有乞丐，只有台湾看不见这个现象。你要移民到一个有乞丐的国家去赚钱？还是留在一个没有乞丐的地方生活？请自己衡量一下吧！我无法回答你。

好了！今天在我，好像是工作回来对大家的承诺报告，功课做到这里为止，下面要说些有趣的事情。（全场掌声）现在要说说，旅行中我到底做些什么事情，这时候说，就不细分国家和地理了。

⋒
我必看的地方
⋓

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我喜欢做什么事情”；另一种是，“我必须看的地方”。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我先说我必须看的事情。

⋒
公共厕所
⋓

每到一个新国家的时候，我一定先看他们的车站，我是惯坐公共汽车和火车的，因为租车太贵了。我更要看他们的公共厕所。唉！那边一位穿红衬衫的小弟弟听了这话正在笑得发抖。为什么，当一般人住在观光饭店里面，所谓去考察的时候，没有想到去看大众的公共厕所，为什么三毛要去？各位听了全在笑。“嗳！三毛这个人的嗜好真奇怪。”为什么？因为公共厕所代表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和教育水准，各位赞不赞成？！（鼓掌）要不要看？！（全场大声答：“要！”）要看！一点都不羞耻。要是你住在一百美金的观光饭店里，你看到的只是一些外国人，做生意去的、开会去的，你连当地人都碰不到。那么，你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最基层”的东西？在你外国朋友的家里，洗手间当然是清洁的。这个国家的公德心和公共良知在哪里？就在它的公共厕所里面。这一点也不好笑！我觉得这是最容易察看的地方。

⋒
日本人
⋓

走遍了中南美洲，要跟国家打分数，哪一个最好，因为我不只看一个；走遍了中南美洲，到了巴西，我这个人很严格，尤其对于洗手间的事情，沿途我都觉得不太及格。到了巴西，进了一座“日本移民史料馆”，它是对公众开放的地方，为什么到巴西要看“日本移民史料馆”呢？因为巴西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移民成不了今天，是人种非常多的地方。我走到“日本移民史料馆”里面，去了它的洗手间，偷偷地去考察它，甚至把手指放在它红砖地上去摸了一下，手指是干净的。在那个时候我出来，心里有很深的感触。

拿去中日两国之间过去战争的仇恨不谈，对于日本，除了他们的文学，我并没有个人的情感，但是像一个公平的老师把名字拿掉评分的话，日本人在世界的清洁卫生上，该拿好评分。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他旁边的邻居，我们中国人在这件小事上就不能做得好？我看了非常有感触。

我坐的日本航空公司，我看过的所有日本连锁事业，它们都在中南美拿了第一名。这一点，我勇敢地讲了出来。我们里面也许很多人恨日本人，但恨尽管恨，可是当你认清你的敌人的时候，日本人不是个简单的敌人，他们是不得了的。他们的厕所，连手摸地都是清洁的，打起仗来还了得吗？所以我说走遍中南美洲在清洁整齐上，日本人考第一名。国父说：一件小事情做得完美就是大事。谈到三民主义，也许各位觉得是背的一门功课，可是请去想想国父的道理——一个小小的公共厕所已是这样清洁，那么其他的事情不可能太坏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说，旅行中我必看的事情，第一是公共厕所。

⋒
去菜场
⋓

第二我要看的是“大菜场”。在中南美洲超级市场不像北美洲那么的普遍，一般在大菜场买菜的主妇仍是很多。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一定去那儿。为什么呢？我没有厨房，住旅馆，吃得很简单，为什么要看菜市？因为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准、物资供应是否丰富、市面的经济是兴旺还是萧条，在市场里可以将它看出一点端倪来，没有地方比市场更好了，对我来说。

如果你出国考察，别人陪着你走，说：这是我们的加工厂，这是我们的什么……这又是我们的什么……你看不到真正消费者的基层面在那里。恰好我是穿蓝布工作裤的人，恰好我是进菜场的样子，我也进不了简报室请人做个简报，那我自然去菜场看，观察还不够，因为我懂当地语言，我也求证。我问做生意的人：“怎么样？生意好不好？”“不太好！”有的说：“还可以。”我也看主妇的菜篮；我不只看主妇的菜篮，我又会说：“太太，你买好多的菜呀！”“是啊！”我问：“菜篮的菜，你们几个人吃啊？”“我们家三个人吃！先生、一个小孩还有我。”“你几天买一次菜？”“三天买一次，再添一点零碎的牛奶、面包。”你看看她的菜篮——三天的菜。“你先生做什么事的呀？”以一种谈天的方式来请教她。她们会回答：“我先生在教书。”“先生是邮差。”“先生在银行里做事。”我可以大概看出，这是怎么样的收入，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消费。在我短短居留的时间里，起码可以给我了解了这个国家基础生活是如何的。消费，是从大菜场看来的。

⋒
进书店
⋓

另外，我必看的事情，是受我父亲之托，不是我自己要看的。我父亲以前跟我说：“妹妹！我对你有一个要求，你是不是可以代替我环游世界一趟？”我说：“你叫我做什么都不行，只有这个最方便。因为我只会做这件事情。”父亲说：“我有一个愿望。”我父亲是做律师的，不是教书，但是我从小是受他的教育长大的。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走遍世界每一国，请你去替我搜集小学教科书？你把全世界小学教科书，搜集到台湾来，我们将它大略地请人翻译一下。”又说，“我请你做这个工作，我们开一个展览会，请全台湾的教育工作者来看一看，别人的教科书编得如何？比较一下，我们的教科书又编得如何？”这是我父亲的一个心愿。

这一次，因为我走路的时候，不喜欢携带太多的东西，可是我替我父亲看了，却没有买，这点倒不是我的负担，我爱进书店。在这种情形下，看了七个国家的教科书，看完了没有买，因为我觉得搜集七个不够，为了我父亲的心愿，应该特别去走一趟。

看完这些教科书之后，我相当地感触……

所以，我第三必看的，是他们小学的教育观念和取材是如何的，他们如何培养一个小孩子的心灵，如何将一块软软的泥巴，用课本来捏他，捏成一个善良、实用、有希望、有前途的生命。这是第三件我必须做的事情。

⋒
我爱做的事情
⋓

我还有喜欢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不同。人喜欢做的事，往往没有目的。必须做的事，往往跟自己、跟报社、跟我父亲都要有所交代。但喜欢做的事就不同了。

⋒
出发
⋓

我喜欢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出发”。我不说离别，事实上每一次旅程里，出发的时候也象征了告别；但是我喜欢将离别形容为“出发”，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

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总会不知不觉地交上一群朋友。所谓不知不觉，就是绝对没有要抓住人家说：“哦！天呀！我多爱你啊！你要接受我啊！我多么地仰慕你啊！你多好看啊！你签名签名呀！你跟我写信，我跟你回信，求求你呀！”这种朋友，叫做“化缘”化来的。拉啊！扯啊！求地址，这叫做“化缘”。在中南美洲，我不化缘，我“随缘”，缘分来了是朋友；缘分散了，那部车带我到“青鸟不到的地方”——一篇文章的名字，我上去了，跟下面的朋友，笑一笑，也就算了。

往往我知道，再不会回到洪都拉斯森林区的一个小车站，在一个下雨天，碰到同一个老太太，这情形，不太可能了。所以上车的时候跟她说：“永别了！永别了！再见。”完了，走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惆怅。不要让自己珍贵的感情到处泛滥，那是不好的，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是相当重要的事。

有时候，我也会留下一些自己的感情，把我心里小小一块留在了什么地方。但在这种时候，我就想到，虽然不舍，可是前面有一个未知在等待着我。我留下了东西，可是我也是在迎接未来。于是搭上公共汽车，司机一发动车，收音机一扭转，流行歌曲哗哗地唱起来，看着窗外风景不断过去，我会对自己说：人生是多么美好啊！因为下一站要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所以我说，我喜欢出发。

⋒
永结无情游
⋓

再说，我喜欢“萍水相逢”。我有一位同事，和我一同走路，但是我的工作是我的原子笔，他的工作是他的照相机，两个人的工作并不相同。所以，当我们坐飞机、坐火车、坐小船、坐公车，甚至于走路的时候，我都常常跟我的同事说一句话：“请你注意可以拍下的镜头，因为这次来中南美洲，你不是一起跟我来游山玩水，我也不是跟你来旅行，我要照顾我的生活，使笔下丰富起来；你要照顾你的相机，使你的镜头多彩多姿。所以，请你不要跟我多讲话。”他也很好，也说：“你也别跟我讲话，我找我的镜头。”

常常坐长途车的时候，我就跟这位同事说：“米夏！你坐别的地方去，我不要跟你坐。”我一定去坐在一个陌生人的旁边。如果说这个陌生人和我无话可谈，只道：“日安！我可以在你旁边的位置坐下吗？”好！不讲话，那么我“随缘”，我也不讲话。如果他说：“你有没有打火机呀？”我说：“有呀！”借了火，他又不说话，那我也不说话。这是随缘，绝对随缘。

这完全随缘，你要跟我讲就讲，不讲就不讲。但是，我是一个“有缘”的人，坐在我身边不跟我说话，几乎都不可能。（全场哗笑，拍手。）真的，他们会把心里的话一直讲、一直讲给我听。当然，我坐长途车的时候有个坏毛病——不能睡觉；于是我就听、听、听、听……倒是有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就在一个平凡女人的口中说了出来，人讲，我听。往往说的人就流下了眼泪。但是，我绝不问人：“后来呢？”“后来呢？”讲到最后，她叫我“妈咪达”了。这是印地安人的西班牙语，很亲切的。他们叫年长的妇人“妈妈（mǎmà）”，男的叫“爸爸（bǎbà）”。我曾经听过一个小孩才八岁左右，被一个更老的人叫“爸爸”。他们叫我“妈咪达”，就是——小妈咪！请各位想想这样的社会是不是祥和？街上每个人都是妈妈、爸爸，（全场大笑）多么的好哦！他们开始一直叫我“小姐”或“太太”，我觉得不被认同。有一天，忽然发觉，不知怎么搞的，已变成他们中间的“妈咪达”了——就这一个字，他们认同了我。

“妈咪达！再见啰……”这种情形，我叫“萍水相逢”。李白那首诗，我自己已经背很多次了——《月下独酌》，最后四句是：“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就是我对于萍水相逢的一种了解。再见的时候，走吧！“妈咪达！你家在哪里？”“家在东南西北。”“家在哪里嘛？”“家在天下。”“家到底在哪里？”“家在宇宙。”（全场笑）我不留地址，从不留地址。我的家在宇宙，再见了！好了，这就是萍水相逢，我喜欢这件事情。

⋒
口琴
⋓

这一路，我没有玩具。大人也应该有玩具。在加纳利群岛，我的玩具就是那些书籍，一收到新书就快乐得不得了。我在那边的玩具，也是我在家里种的青菜，也是我的溜冰鞋，还有我的皮带水管，用来在黄昏的时刻洒草坪，让海风吹出水花来。这是我的游戏。

旅行的时候，我们没有收音机，最简单的走法最好，一个小小的袋子就走了，我的同事常常说：“唉！好寂寞哟！要是有个收音机多好。我们两个又不大讲话，话也都讲完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没有办法了。”

在洪都拉斯去赶集的时候，我买了一个陪伴我的小朋友——一个小口琴。（三毛拿出小口琴，吹了一声。）在洪都拉斯买来的，一个连当地人都不太知道的印地安人赶集的深山，坐了八小时的车路，结果买下的却是捷克制的一把小口琴。（全场笑）就是这个小宝贝，陪着我走了万水千山的道路。我喜欢用这个小小的乐器，在大街小巷，在荒村野道上大步地走着，吹什么曲子呢？

我不会吹口琴，各位不要以为我真会，我吹得非常难听的。

可是我带口琴！为什么？小时候父亲逼我弹钢琴，弹得眼泪滴滴答答掉。我们全家的孩子被我父亲强迫恶补音乐，有这样爸爸，真奇怪！（听众哗笑）当时我一直反抗，不肯弹钢琴，我不喜欢弹钢琴，听听就好了。我父亲说：“我强迫你，因为将来你在人生的路上，可能遇到一些坎坷，到时候要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音乐可以化解自己一点点的忧伤。”我不懂，完全不懂父亲的意思。我说：“你说的忧伤就是没有钱啦！我晓得。”（全场笑）“我没有钱，你逼我弹钢琴，我长大的时候贫病交集，哪里有钱买钢琴娱乐自己呢？”

可是起码我父亲有关音乐这句话，到今天对我生了效果。我买了一把小口琴，自己摸索，摸索出音阶来。好，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吹什么曲子？想想看！在圣保罗，那样的大都市里，在玻利维亚大草原的穹苍下，就是这条洗了又穿、穿了又洗的蓝布裤子，就是这身打扮，也就是这个小口琴，吹什么，吹吕泉生先生作曲的《中国儿童进行曲》。

我现在才知道，有很多的小学还是用这条曲子，作为早晨升旗时集合的曲子。各位知道这曲子吗？好像都不知道，难道我这么老了吗？（众笑）

在我说我喜欢吹口琴，这场旅行我只讲愉快的事情。其实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一场体力考验，半年的时间让你走、走、走、走……每天早上十点钟出门，到晚上十点回旅舍，这是我的作息。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候心理上会有“高原现象”出现，会疲倦的，不愿意再走下去。怎么办呢？就吹这条曲子快乐我自己。（三毛哼出了一段曲调）大家知道这首曲子？（全场笑答：“知道。”）

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里没有这样可爱的小宝宝吗？一定有的。我一年级时是很可爱的小孩子，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众笑）一年级的时候，剪着短发，一件白衬衫，深蓝色的裙子到膝盖，穿着我母亲替我洗得很清洁的一双白球鞋。早晨，我们在教室自修，一听到这条歌从扩音器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小孩就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跳起了来，然后就顺着曲子排队，机器人一般恰恰、恰恰地走到操场上去，站在“国旗”下面。于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美丽的一天，在朝阳之下，因为这首曲子而打开了。我最快乐的回忆，就是跟这首曲子有关的。到今天，千山万水怎么走，我吹它的时候，又变成了当年那个快乐的小孩子。

⋒
喜欢偶尔的迷路
⋓

我又喜欢……各位一定吓一跳，我自己也很吃惊，原来我喜欢的是这个，因为上一霎我已经忘了——我喜欢“迷路”。（听众笑起来）

别人说哪有这种事，你迷路了不是很慌张吗？我不常迷路，因为我的方向观念非常正确，我的方向观念是因为多少的坎坷，迫得我不敢再走岔路，所以，我说我很少迷路。

可是，偶尔迷一次路使我开心得不得了，譬如说在一个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墨西哥城里面，迷路了。比如在一千两百万人口的圣保罗城，在巴西，一下子发现也迷路了，我开心得不得了，终于一次，不是“人为”地使你迷路，自自然然。所以我说，我喜欢迷路。

为什么？迷路的时候，往往使你有一点点心焦，然后呢，又有一点点欢喜。

最有趣的一回是在巴西，要回旅馆，一不小心绕个圈，迷路了。这一迷路，迷到哪里去了呢？越走越不对，迷到了——花街柳巷。（全场哗笑）

我觉得这是旅行中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必看的是大菜场啦，教科书啦，公共洗手间啦！……怎么没有说必看花街柳巷。这偶尔一个错失，使我进去了。我看到花街柳巷一个真真实实、活活泼泼的另一个层面的生命、美丽和艺术，是我平常所不能接触到的。我不说它是低级、中级或者高级，我现在要说的是，看见的它是一个浮面的“街头喜剧”，当然，里面藏着的东西可能便是悲哀了。一生就可能这么迷进去一次，也就出来了。所以，我说，我喜欢迷路。迷路这件事情也是好的，迷了方向，一下子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人生又是一番风光了。所以我说，我喜欢迷路。

⋒
人间灯火胜于巨星
⋓

再说，我喜欢看人间的灯火。

每当黄昏来临的时候，我也走累了，常常往一个小山坡走去，当然在安地斯高原有很多斜斜的山坡，在那个山坡的旁边，往往就会有一座教堂——天主教堂，它们喜欢建在高岗上。教堂门口有长长的石阶，我在石阶上坐下来，对着脚底下那片小城，有的时候六万人，有的时候十万人，有时候十二万人，我坐在那个地方，托着下巴，看天空淡淡的晚霞，由那种红褐的颜色，转成鸽灰，在转变的时候，那个山冈下的灯火东一盏、西一盏地点燃了起来。

我常常在那里看、看、看，看到发痴发狂了过去。那个时候，我绝对要求我的同事不要在我的身边，我要一个人。

黄昏是一天里最美丽的时刻，这个时候，妻子等着丈夫下班；工作一天辛苦的男人，放松了！孩子放学，母亲炒菜；老祖父、老祖母在盼望什么时候孙儿、孙女再来看望他们，这都是灯火下的故事。

我爱看那些灯火，看到后来心里就要跟我那上天的爸爸讲起话来了，我说：“老天爷啊！求你看顾这些灯火，但愿在这一盏盏灯火下，没有命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没有人为的夫妻吵架、父子不和，也但愿天下每一颗流浪的心，有一天在一盏灯火下，得到永远的归宿。”

这不是我在作散文，因为知道灯火对我，对人间，象征着什么样的意义。

看到后来，黄昏过去了，天暗了，那个时候，我常常拿出我的口琴来轻轻地吹，吹什么？吹《甜蜜的家庭》。对着不知道已有“甜蜜家庭”的那群灯火，在那个高岗上，静静地吹，吹到天空变成深蓝色，吹到天上繁星万点，地下火树银花——好了！没有了哀伤，我站起来拍一拍衣服，对自己说：“走吧！回旅馆去，美丽的一天结束了。”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看灯火。

⋒
我不喜欢的事
⋓

我不喜欢做三毛，尤其在我旅行的时候。中南美洲不只是中国人认识我，因为我的文字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时候，中南美当然也有，其实我的外形和在沙漠时代，已经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了，在加拿大却被一个墨西哥人认出来：“我在哪里见过你？”我说没有。他一直坚持见过我，“对！你就是坐在沙漠，抱着一只小白羊的女人，那就是你嘛！”我问：“你在哪里看到我的照片？”他说：“在《读者文摘》画上。”

当然，这种外国人的情形是不多，因为他们把我看做印地安人的情形比中国人还多，但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在中南美洲的华侨是很多很多，出乎意料的多，这是我自己的孤陋寡闻。

我不喜欢的事情是——不喜欢做三毛。我穿着这身工装裤，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三毛，就会在街上追我，中国人就会把我捉住。

不得了，就要来爱了，读者是爱我还是罚我，很难讲，（哄堂大笑）那个爱，泛滥得比洪水还要可怕。怎么爱呢？将人爱得死去活来不胜负荷。

有一次在巴西，被一位特别凶悍的读者在街上抓住了，用手捉住，要带我去她家，说她环境好，有大轿车，你要去哪里玩都可以。我说，不行！我要走路，我要坐公共汽车，我要坐地下车，得到我自己的见闻，不然我浪费了报社的金钱。她不肯，问我住什么旅馆，我不肯说，后来她站在那里哭起来了说：“我等你等那么久，原来你是这样一个残忍的人。”（全体大笑）我认为这不是真正地爱护我。我不喜欢被人过分的爱护，尤其是读者强迫我接受的那份爱。

⋒
盲琴师的故事
⋓

事实上这都不是“远方的故事”，现在我要说一个小小的“远方的故事”。

在秘鲁印加帝国的古城，叫做古斯各。我因为雨季在那个地方被困住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在那里写了《索诺奇》《夜戏》《迷城》《逃水》四篇文章，但是我忘了写另一个故事，现在这里补出来，也算是我在那四篇之外的第五篇。

在这个城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有很多人在那里兜售他们的土产，这是普通的现象。我因为雨季不能离开，而每天早晨是不下雨的，中午十二点过才开始下。每天早晨我到广场上去散步，散步的时候，总也听到有弦乐的声音，从广场的一个角落飘过来，但是看不到人，只听到音乐。

散步了两天之后，第三天就去找音乐的来处了。找到很远一个角落，看到两个人，一个比较胖的，年纪比较大的，是一个盲人；旁边坐一个比较瘦的也是盲人，两个人都戴了帽子。

一个盲人弹着类似竖琴一般的乐器，另一个吹笛子，非常好听。我走过去，发现他们前面放着一个茶杯一样的小罐子，当然是乞讨，将音乐来换你一点点的铜板。

我认为一个将音乐带上街头的人就不是乞丐，因为毕竟他给了你一点什么东西，一个把美丽音乐带到街头的人，是不能叫做空手乞丐的。

看看他们放钱罐，罐子里是空的，我走过几次，没有人跟他们丢钱。我跑到对面广场坐下来了，细听那音乐，不能说弹得很好，也不能说差，民族音乐的风味。直觉这两个人讨钱的地方不对，他们躲在那角落里讨钱，人家只会听到音乐，哪里会有人找到他们那儿去给他们钱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心里对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同情。我走过去对他们说：“请问是谁把你们带到这街角的呢？这是广场的最角落位置不太好哟！”“是我的小孩带我来的。”我问：“收入怎么样？”“很少！”非常老实的一对音乐师。这本来也是个贫富不均的国家。

一时里我想了一下。古斯各城那时我已经熟了，有很多窄窄的巷子，是石块砌的，印加时代砌的。我们游客去参观他们古迹的时候，秘鲁政府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强迫你买观光联票。你参观这教堂时，非得同时买下另一个美术馆的入场券，你买了美术馆的入场券，他强迫你再买另一个古堡的入场券，一次十五个古迹一起卖。

我想，有一条窄街，只两条手臂伸直那么窄，从一个大教堂出来的时候，游客经过这条长长的窄街前往美术馆，是游客必经之路。我跟两个盲人说：“你们信不信任我？我是一个旅行来的人，我觉得我有办法替你们多赚钱。”他们一听呆掉了。我说：“你们别怕，我不会害你们的。”“太太！我没有怕你！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一向坐在这角落里的。”“来！你们这样不够赚，这不是办法。”他们实在很贫穷，我并不是鼓励讨钱，只是要帮忙。

我跟弹竖琴的人说：“请站起来抱住您的琴，拉住我长裤后面的带子——”我把他的手拉过来拿住我的背带，他后面的人再拉住他的衣服，一串三个人像糖葫芦一样。我走前阵，“慢慢走！这里有楼梯。”其实他们路比我还清楚，因为那是他们的城。我们三个拉着走，我也说不出他们的年纪，是两个印地安人。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怕他们摔。我把他们带到那条窄街上去，请他们坐在街边。

我在对面等，看到那些游客参观完教堂了，开始要走向美术馆去了，就开始喊：“大师啊！音乐来吧！”其实盲人的耳朵比我好，不必叫他们就知道有一群人来了，我是叫给那些游客听的。然后他们就弹起来了，我就赶快跑到他们旁边去坐下，“三个乞丐坐在一起”，（全场大笑）一句话也不讲，我口琴不能吹出来，一出来钱就不来了。（哄堂大笑）

我坐在那个地方，愁眉苦脸的样子，别人先听到这街道有音乐，走过来一看前面有个铁罐子，当然是求钱啦！那么这些人是刚刚从教堂走出来的，好意思不留一点点钱在罐子里面吗？不好意思！良心有挣扎。（众人大笑）

后来，我说，我们省点气力，人不来的时候我们不弹，游客来的时候，我们才弹，要不然每天弹得好累。（大笑）两个乐师忠厚老实，不太会说话，就在那儿等，有人来就工作。最后，他们的罐子里面钱丢满了。尤其弹竖琴那人，他的裤角是卷起来的，钱都满到翻起来的裤管里去了……都是钱，钱丢得太多太快了。

我这样替他们讨了两天的钱。我说：“记住了。”我跟他的儿子，很小的一个小孩说，以后把爸爸带到这里来，下雨的时候就要拿伞来接，就坐在这里，人群是逃不掉你们的了。（大笑）

要离开那个地方了，跟很多人去告别。东告别，西告别，最后到他们那里去了，我心里比较喜欢弹竖琴的那位。我跟他们两个说：“明天，我要离开古斯各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古城，有一天总是要再来的。”

他们听我要走，心里非常的悲伤，说：“为什么那么快？”“我在这里也没有职业，我……”（众人哄笑）我要有职业，还必须先去练练我的口琴。“我没有职业，我要离开这里继续我的旅程了。”弹竖琴的盲琴师问我：“妈咪达！”请各位注意，最先我带他们到窄街时，他们叫我“太太”的，现在已叫“妈咪达”了。

“妈咪达！您是谁呢？”盲人低低地问着。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说姓陈，叫陈平，中国人，对他并没任何意义。他是一个盲人，我怎么办呢？

只有把他的手拉过来——他的竖琴靠在他的肩膀上——把他的手打开，把我的双手交在他的手里，“请你摸我，”我说，“摸我的手，仔细地认一认，这就是我。等到不知多少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我要到这条街上来找你，不说一句话，当我再把我的手交给你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多少年前的妈咪达，回来了！”

既然我要离开这个城，这个国家，还有一些换不掉的当地钱，换一个国家也没有用了，我就把那一些纸币交在他的手里，他一定不拿，说：“不要！不要！”我说，不是的，因为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了，很少的钱，一点点！请收下。

他做了一个动作（画十字架），把我给他的票子拿起来放在嘴上亲了一下，然后说：“再见了！上帝保佑你，妈咪达！”

结果，我得到一个盲人真心诚意的祝福。

⋒
几句话大家共勉
⋓

最后，说几句话，作为结束：“爱是能力，健康是本钱。成功是努力的奖品；失败，没有这个字。”考试落榜的弟妹们，记住了，一场付出代价的失败，就是另一种成功。而最重要的，对我，一直支持到今日的，就是：快乐是最大的勇气和智慧。

⋒
高雄部分问题回答
⋓

问：三毛，在你生命中，谈一谈你看万物中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美丑，最基本的是哪一点？谢谢！丑男上。（哄笑）

答：这是一位自认为长得不美的男孩子，写来的问话。生命中，什么是丑？什么是美？他署名“丑男”，可见得他对自己有一份关心。

什么叫美，什么叫丑？在我看来，你生下来只有一个字，没有美也没有丑，叫做——“自然”。

胡茵梦小姐美吗？美！纪政小姐美吗？美！我爱看她们不同的美。可是这都叫做什么？叫做——自然。那么，三毛美吗？我要说三——毛——美！（全场鼓掌不能停止）

为什么要这样说？这话是请各位对着镜子的时候，告诉你自己：“我是美丽的。”我告诉自己：“三毛！你是美丽的，但是你实在是个外表平凡的女人。”怎么使自己变成美丽？从这里开始（将手放在胸口）——做一个真诚的人。将我们生命中的光辉，焕发出来，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丑的人。今天，走了这么许多人生的道路之后，得到一个证明，以我这么平凡而外表不美丽的女孩子，得到了世界的爱、阳间的爱、冥间的爱，父亲的、母亲的、丈夫的，还有朋友的。我正好站在你们的面前，请看看三毛，是不是一个容貌美丽的女子？不是的！但是，我要对自己说：“我是美丽的！”请各位也对自己说：“我是美丽的。”如何美丽？从心里开始。孩子，你们的外表并不是太重要的问题，可是心灵，却是可以培养的。

问：三毛，有一天我在陆桥上，看见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小孩乞讨。小女孩不停地哭着，男孩不想坐那里想逃开，父亲却一把抓回来，男孩哭着坐在铜盘子前。如果你看到这情形，会有什么感觉？那父亲的行为对吗？

答：我觉得相当遗憾。我总认为一个人，在没有饿死之前，不要向人伸手乞讨。我呢？要是快饿死的时候，如果责任还没完成，或者父母还活着依靠我的话，而我已是走投无路没有别的求生能力，我会伸手向人乞讨。

父亲强迫小孩子讨钱，我觉得遗憾而辛酸。难道台湾还有乞丐吗？

问：三毛，他日你预备到何处去？

答：说行程。七月就离开台湾回到加纳利群岛的家去；有一个人睡在那里，我要去看看他，所以必须回去。然后，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十月回到台湾来。这是我目前的计划。十月后，回到台湾来定居一年。（全场热烈鼓掌）但是我常常会用我的脚步去替各位走长远的路，再回来。

⋒
爱的诠释
⋓

问：请问你对爱的看法。

答：倒是有几句话是我小时候背的，就是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你们不论是不是教徒，没有关系，我认为可以看一看。我有信仰，爱看的不只是圣经，也看佛经，在我，一点也不相违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一段对于爱的解释：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一段请各位去看一看。这是当年在教会里强迫我背的，过了这么多年的体验，再思考时，生活中已慢慢地在进入了它。到现在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回答“什么是爱”的感想。

问：你曾经看过只有几个观众的歌舞团，那篇你写的《夜戏》，可曾想到面对空旷大礼堂的感受？

答：今天假如我谈话的时候，下面的位置只坐了一个人，当然那一位不能是《联合报》痖弦先生，可能只是坐着一位小弟弟，只要他听得懂我讲的话，我相信不只是我，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为着这一个人，仍要做最精彩的演说和多元媒体幻灯片放映，这是我代表工作小组所做的答复。（掌声不能止息）

问：三毛，如果我们要出国，哪些书是必要参考？

答：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一国，去美洲不能去看欧洲的参考书，书店里，出国以前，到书店看看比较好。

问：陈姐姐，中南美洲有一巨大图形，你有什么观点？

答：这是我没有讲的，这是地上画，在秘鲁沙漠里。这段故事，我为什么没说？因为当时我生病了，由摄影师米夏坐了小飞机到上面去拍的，这一段的谜，在我出的书《万水千山走遍》，有一篇米夏写的文章叫做《飞越纳斯加之线》，谜在文章里，幻灯片上也会有。有什么观点我不好说了，因为时间不够。

问：今天我是被挤进来的，我很高兴陈姐姐有这么多朋友，但是我很担心我身边的一位孕妇，被挤得很痛苦，我觉得很遗憾。

答：有时候，挤，不是故意的，人潮在后面推你，你没办法，可是总有一个人开始推，才挤的。各位既然大家都是爱护三毛的人，包括我在内，三毛文章里讲的最平凡的东西，就是“良知”“公德心”，就是“爱”，起码我们这里的人，在这点事情上，请求大家结合在一起，守秩序用行动来证实。对于进场秩序的狂乱，我向各位道歉，毕竟是因为我。这种事情，散场就不会发生了。（听众大笑）

问：您上次演讲过“燃烧是我不灭的爱”，能不能解释这句话？

答：今天在这里幕前幕后所有的工作小组人员是为什么？我们大半今天清晨六点才睡觉，八点钟又坐飞机飞来高雄，我所要讲的一个字就是“爱”，而我个人对生命的爱最大的表达就是燃烧，难道要再解说吗？

但是请不要迫我变成两头燃烧的蜡烛。（语句停了，很艰难地再说）尤其是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你们是未来的中国不可忽略的巨大力量。今天，陈姐姐已是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我非常非常的疲倦，别无选择，请求你们让我静静地燃烧，只燃烧一边，我们把这烛火传递开去，大家点，不只是演讲者一个人的工作。今天站在这里，更不是三毛一个人的光荣，如果这只是个人的光荣，弃之并不可惜，我——不——要。我最大的光荣是去陪母亲吃饭……而我没时间……（三毛当场哽咽，说不下去。）

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终于哭出来了，哭出来也好，表示我还有泪。站在这里的三毛并不光荣，因为她连一个人子的基本孝道都没有做到，她不是光荣的人。

各位朋友，如果不是使我们有一个更朴实、活泼、祥和、健康而有盼望的中国，不然我为什么站在这儿与大家共勉？不要再爱我了，从爱你自己做起，如果不看重自己，国家又如何强盛起来？

但愿这场演讲之后，各位回去，心里看见的不再是三毛，而是自己和中国，自己和人类，自己和爱的付出，使我们有一个更祥和的地球。

再见，谢谢大家，一切随缘了！

（本文为全岛巡回演讲会讲词共同部分的集合，由丘彦明记录、三毛亲自校订。）

❀ 三毛说书 ❀

武松、潘金莲、孙二娘（上）

各位乡亲，鄙人少小离家，半生漂泊。二十年来，但觉人生如寂，而今叶落归根，回返家园，内心感触无以名之。归国数月，今见汉堡、可乐、霹雳舞、原宿族充斥街头。此情此景虽为时代走向，无可非议，然而眼见传统艺术日渐式微，中国民间故事不再流传，心中忧急，如火如焚，万不得已，挺身而出。但凭说书，企求同胞手足再度文化回归，一片苦心只为抛砖引玉。

今日惜蒙各位乡亲不弃，由我三毛侍候您老一段《水浒传》中的“武松、潘金莲与孙二娘”，说来无非博君一粲。有道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此道谢爱护之恩，不周之处，敬请包涵。闲话连篇，就此打住，言归正传。

话说，好汉武松景阳冈上，五十七拳加上一棒子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凶猛大虫。下得冈来，人人争看英雄。那阳谷知县相公使人来接，把那大虫扛了，将凉轿抬上武松，迎到县城里来。

那阳谷县听得人说，一个壮士、一顿拳脚，打死了那伤人性命的畜牲，皆尽出来看视。武松到处，万人空巷。知县有心抬举武松，便道：“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附近。我今日供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跪谢道：“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自此，武松做了步兵都头，众人都来与武松祝贺庆喜，连连吃了三五日酒。武松心中想着：“我本来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到却来到这阳谷县里做了都头！”自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

又过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县来闲玩，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叫着：“武都头，而今你发迹了，如何不看顾我则个？”武松回过头来叫声：“阿也！”看见那人翻身便拜，拜罢说道：“你如何却在这里？”那人原不是别人，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武大郎在这个时候看到了他的兄弟武松，就说了：“二哥——”在这儿，虽然武松是他的弟弟，但是武大叫他的弟弟二哥。武大就说了：“二哥，你去了这么多时候，怎么不寄封家书来给我呢？我又是怨你，又是想你。想你呢，因为我最近娶得了一个老小在家，”老小就是老婆的意思，“怨你呢，是因为你当时在家里吃了酒就要跟人去打架，你老是要吃官司，让我去侍候你。”现在我想你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太太，我娶了个老婆。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看这两兄弟的出身。看官听说：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不然如何打得过那个猛虎。那么，我们看看他的哥哥长得怎么样子。武大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给他起了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解释了。在录这段音之前，我找出一把我祖母的尺来——我祖母是清朝的人——我找出一把尺来量一下。我们中国的门是六尺，这里说武松身长八尺，可见比我们现在的门还高了两尺，好高的武松！武大呢，身不满五尺，事实上比我也还高了，可见武大并不是绝对像电视里面演出来的这么矮小的一个人。但是他有特点，他面目丑陋，不帅，还有头脑可笑，是一个思想很简单的人，所以，大家就给他取了个诨名叫“三寸丁谷树皮”。

兄弟的出场讲完之后，话分两边。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唤做金莲，这是她的小名。这时候潘金莲一出场，武松将来的整个命运全部改变了。那么，我们看看金莲是个什么样子。这位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长得蛮好看的。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

从这点我们又可以看到，潘金莲的出场，作者笔下并没有把她经营成一个贪慕虚荣的女子。金莲是不爱钱的，金莲爱的是情。所以，这个大户虽然是她的主人，金莲她看不上这个大户。大户要缠她，如果她答应了，她依从了这个大户，她将来有好多物质上的好处。金莲她不答应，不但不答应，她还有她的胆识，去告诉这个大户的老婆，说：“我不答应。”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金莲虽然是一个小家碧玉，可是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既然大户要缠她，她不答应，那么这个大户就从此记恨于心，就恨了金莲，就到外面替她找丈夫了，刻意地去找了一个头脑可笑的、面目丑恶的武大郎，就倒赔些房妆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了他，打发了这个使女。

刚才说到是武松和他哥哥的相见，也说到了潘金莲的一个来历。我们再下去又回到武大的阳谷县里面碰到他兄弟，继续这个故事，我们讲下去了。

武大在清河县里娶得金莲之后，因为他的个性软弱，有许多的浪荡子弟就到他的家门口来骚扰。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也管不得金莲了。因为他怕金莲怕得不得了，所以就带着他的老婆潘金莲搬到阳谷县来，在这里租房子而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

“每日仍旧挑卖炊饼”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武大郎不是有什么一技之长的人，他在这个县里也卖炊饼，在那个县里也卖炊饼。

这日在县前做买卖，见到了武松之后呢，武大就说了：“兄弟呀，我前几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就是好热闹地说，“说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姓武，我猜就是你。”我猜就是你这个弟弟，可是我也就是猜了没有去看，不巧我在这里碰见你，当然你就跟着我哥哥回家去了。

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兄弟手足情深，武二的气力大，当然把哥哥的担子就担起来了，一起走到哥哥的家里去。一面走当然就一面闲谈，武大就说：“前面不远的地方，那个紫石街就是我租房子的地方。”

且说且走，绕了两个弯就看到有一个卖茶的茶馆。在茶馆的旁边，就是武大的家了。为何《水浒传》里面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出那个茶馆来呢？事实上，这个茶馆就是这个故事的后面，潘金莲红杏出墙，和西门庆有了一段奸情时候的那个媒婆，叫做王婆，拉线的人所开的茶馆。在这个地方，作者就闲闲地放下了一个伏笔，从武松的眼里这么轻轻带过。这是千秋之笔，写来非常简单。其实，这个时候王婆没出来，她的茶馆已经出来了。

说到武大到了家以后就大叫了一声：“大嫂，开门。”只见帘子开处，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来。

我们知道武大、武二、潘金莲都是宋朝时候的市井小民，他们并不是像《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样，好像大闺女不出门也碰不到外人的。武大和潘金莲是住在街上的，做买卖的街上的。在那个时代，据我们所知，家家户户在白天是不能关门的，只能到了晚上才关门。既然说把门打开着，那怎么办呢？于是家家户户就下着一个帘子，挡住一点对着外街的视线。帘子在《水浒传》里面的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都是帘子帘子帘子帘子，造出了很多的事情来。我猜这个帘子是竹子做的。

这个时候，一叫“大嫂开门——”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来，道：“大哥，怎地半早便归？”大哥，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武大就说：“你的叔叔在这里，且来厮见。”你来见见你的叔叔吧。武大这个时候就接了这个担子挑到厨房里去了，出来说：“二哥，你进房子里来和嫂嫂相见。”武松掀起那个帘子，走到里面去的时候，武大就跟他的老婆潘金莲说：“哟，你知道吗？原来那个打虎的英雄就是我这个兄弟呀！”说的时候，心里是无限的骄傲和高兴，因为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那个妇人第一次看到她的叔叔的时候，就两只手叉个像评剧里面的样子，放在腰上，叉手向前说：“叔叔万福。”各位请切切注意，这是潘金莲第一次叫武松“叔叔”，直到她叫到另外一个称呼的时候——在此暂且不说——叫了武松三十九声“叔叔”，这是金圣叹所批的有名的三十九声“叔叔”。第一声叫出来了，说“叔叔万福”。武松道：“嫂嫂请坐。”

武松进去，这时并没有描写说武松看到他嫂嫂长得怎么样子。金莲从帘下出来，到武松的眼里看见她，就不像开始介绍她的时候说“金莲颇有颜色”。武松的眼里没看到颜色，只看到个嫂嫂，让她坐下来。

嫂嫂刚要坐下来的时候，武松当下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他就拜他的嫂嫂了。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又叫一声，“折杀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礼。”那妇人道：“奴家听得隔壁王干娘说——”你看那个开茶馆的又出来了。

如果说我们写作的人要安排王干娘，我们说，话说隔壁住着一个王干娘，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笔法就不好了。刚才她的茶馆已经被闲闲地带出来放了一个伏笔，这次金莲开口说话的时候又带出个王干娘来了，她说：“我听得隔壁王干娘说，我们县里来了一个打虎英雄，我跟王干娘就要跑去看，我们去的时候不巧赶得迟了，没有看到。”从这句话里面可见，潘金莲不是一个不出闺门的妇人，她是出去的。

三个人一同到楼上去坐了，这个妇人潘金莲就跟她的先生说：“你看叔叔来了，我陪着叔叔坐地，”就是我陪着叔叔坐着，“你且到街上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咦？这个地方，我们听到这里就觉得奇怪了，兄弟两人一年有余不见面，见面的时候，是不是少不得叙一叙兄弟之情？如何这位嫂嫂刚刚才见到这个叔叔，就打发了她的先生说“你到街上去买酒食，我来陪叔叔坐地”？那武大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说：“最好，最好，最好。”他就去安排酒食了，说：“二哥，你坐一坐。”

武大走了以后，就剩得武松和她的嫂嫂潘金莲坐在楼上。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用她的眼睛在那里看武松。“看了”，这是三毛的注。一看，“看了武松这表人物”，心里就想道：“武松与她的丈夫是嫡亲一母兄弟，这个武松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一个也不枉为人一世。”她说，哎呀，我冤枉了，我嫁给了那个哥哥。她说，你看啊，我嫁的那个人“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嫁了他真是晦气！这个武松连大虫也给他打倒了，必然好气力。

为何金莲看得武松一表人才之后，马上想到他的气力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种性爱的联想？为何她想到这个男子的气力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含含糊糊地摆下去这个伏笔。

她心里又想了，听说他还没结婚，为什么不把他搬到我的家里来呢？这都是潘金莲一个人在想，她根本不跟武松、武大去打商量的啦。

那妇人这时候脸上堆下笑来，一笑，后来还得笑。看她叔叔一下就堆下笑来，就问：“叔叔来这里几天了？”总是她先开口。武松就说：“到这里十几天了。”那妇人又说：“叔叔在哪里安歇呀？”他说：“我胡乱在县里面有个房子给我就住了。”那妇人道：“叔叔这样就是不方便了，你一个人，也没人料理你的衣食。”武松就说：“我一个人住也是很简单，又有士兵伏侍我。”这个时候，金莲就说了：“那些人怎么顾得到你呢？你呀，要些汤，要些水也是不方便的。你不如就搬到家里来住好了。”

你看潘金莲，她要把这个叔叔弄到家里来的时候，并没有问她的先生有什么意见。可见在家里武大是怕潘金莲的，怕得要死，她什么都自己做主。

那个妇人就这么讲来讲去，武松并没有答应她。武松就说：“谢谢嫂嫂厚爱。”谢谢你爱护我。这个时候，潘金莲就说了：“莫不是别处有婶婶？可以取来厮会也好。”她就开始讲起女人的事情了，她明明知道武松是没有太太的。武松就老老实实地回答她说：“武二并不曾婚娶。”那妇人又问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二十五岁。”

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艺心理学，我就举现代的例子来说。如果我看到我隔壁的林先生长得英俊潇洒，我心里有意于他，那么我可能就问一问林先生说：“林先生，您今年贵庚？”如果林先生告诉我说“我三十二岁”，我一想，我三毛年纪比他大了很多，我就会说“哦”，就不说话了。如果林先生今天他答我说“我三十八岁”，那么如果我是三十三岁，我就会很高兴地跟他说“长奴四岁”，或者“长奴三岁”，两个人的关系用一个年龄扯过来。这个地方，武松说了“武二二十五岁”，那妇人就很开心地说：“长奴三岁。”那么武松和妇人的关系又是接近了一步。

她就跟他说：“叔叔，你今天是从哪里来呀？”在阳谷县之前你是从哪里来？就说了一些闲话，武松说：“我在沧州住了一年有余，不想到这个地方来就碰到哥哥了。”这段我们把它快快地讲。这个潘金莲就开始抱怨了，她说：“我们在清河县住不牢，因为你哥哥为人懦弱，别人都要欺负他，不得已我们搬到这个阳谷县来了。要是我嫁的不是他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就没有人欺负我了。”在这里，她要说这些抱怨的话是为什么？她是想让武松知道，她和他的哥哥在情感上并不是很和睦的，这句话就闲闲地说了。

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武大急急匆匆买了些酒肉果食就回来了，走到厨房下面——他们坐在楼上——走到下面的厨房就叫：“大嫂呀——”他叫他太太“大嫂”。“大嫂呀，你下来安排一下果食。”这个潘金莲就说：“你看那个不懂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

我就想问问潘金莲了，是你懂事还是武大懂事？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是应该陪着叔叔坐地呢，还是应该到厨房里去？所以潘金莲明明是懂事的，她做不懂事状，还去骂了她先生一句。

那个妇人就说了：“我不下来给你预备酒菜，你叫隔壁王干娘——”你看，王干娘又出来了，“你叫隔壁王干娘来安排一些酒食就是了。”一次、两次叫王干娘，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潘金莲，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在这里可以看到，金莲她好像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更没有兄弟姊妹，也没有朋友，更何况呢，她可以说是没有丈夫，因为她跟武大的关系是这么的不好，她没有丈夫。她只好认了邻舍的这个老婆子为干娘，她心里也是相当寂寞的，所以口口声声叫王干娘。她的生活圈子很小，就只有隔壁一个王干娘在。

说到这里，王干娘来了，安排了一些酒食就搬上来摆在桌子上了。这个时候，三个人坐下来喝酒了。

好，你看武大怎么坐？因为武大是哥哥，他发命令了。他叫他的老婆潘金莲坐上首，叫他的弟弟坐在潘金莲的对面，他自己打横，就坐成一个中国字“品”字形。品字下面两个“口”，就是坐的潘金莲和武松，上面一个“口”坐的是武大。从这个座位的坐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视线的问题。如果武松要看潘金莲就是直着看，潘金莲要看武松也是直着看，这两个人要看武大的时候就要歪过头去看。可见，这个位置是作者有意这么安排的。

他们在一起喝酒了，喝酒的时候，那个妇人就笑容可掬地满口道：“叔叔怎么鱼和肉也不吃一块呀？”就一直拣菜过来给武松吃。武松也是个直性子的人，在这个时候只把潘金莲当做他自己的亲嫂嫂来看，武大又是个软弱的人，哪里懂得这些事情呢？等这个妇人喝了几杯酒之后，那个眼睛只看着——这个时候书上明写着是三看——只看着武松的身上，绕着武松上看下看，就对着武松看。武松吃她看不过，武松给她看得看不过，自把头来低了，也不怎么理会。

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起来就说要走了，潘金莲想把武松弄到家里来居住的事情，因为当时武大去买酒食，并不知道。所以这个武大也没有想到让他的弟弟搬到家里来住，倒不是他不欢迎他的弟弟，他们手足的情感很深，而是他这个人头脑简单，他实在没有想到。他就说：“弟弟，你再喝几杯酒再去了。”武松说：“我过几时再来看哥哥吧。”大家就把他送下来了。

那个时候那个妇人就急了，叔叔要走了，妇人就说了，她说：“叔叔，你还是搬到家里来住吧！不然就吃邻居说了我们这些笑话，哥哥嫂嫂在，怎么弟弟住在外面了？”武松还是不答应她。武大就说：“啊？这样说呢，也好，弟弟你就搬到家里来住吧。”这个时候武松虽然也不是很情愿，但是既然哥哥也说了，嫂嫂又这么热切地让他搬过来。武松就说：“好吧。如果这样的话，今天晚上我有一点简单的行李，我就把它搬过来住在你们家了。”那个妇人就说：“叔叔，你可要记在心里哦。奴在这里专望。”我在这里专心地等待你。

当天的晚上，武松就引着一个士兵，挑着他的一些行李和县官赏赐他的一些礼物就来到了哥哥的家里。那妇人见武松来了，这个时候欢喜得好比半夜里拾到了金宝一样，于是又堆下笑来——四笑，金莲四笑了。武大叫个木匠就楼下整了一间房子，铺下一张床，里面放一条桌子，两个凳子，一个火炉。这些东西我们要特别把它讲出来，因为都是以后事情发生时候的道具。

从这个时候开始，武松就住在他的嫂嫂家里了，潘金莲也不再懒懒散散地做一个无聊的女人了。只要武松起床，那妇人就慌忙起来，烧汤，洗水，给他倒茶弄水，伏侍这个武松出去。所谓去上班，就是去画卯，到县里去画卯。他去画卯，中午回到家里来之后，那个妇人中午洗手，剔甲——弄指甲，整整齐齐安排下饭食来，三口共桌吃了。武松吃完饭的时候，妇人双手递上一杯茶去。武松被嫂嫂侍候得这个样子，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他还是没有想到，嫂嫂对他有什么其他的存心。

武松也是一个会做人的人，在嫂嫂家住了不数日之后，他也请了他的邻居吃饭，邻居也回请了他们。又过了几日，武松就拿了一匹彩色的缎子——这是很名贵的东西——送给了金莲，送给嫂嫂做衣裳。那妇人笑嘻嘻道——又笑，这是她第五笑，“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与奴家——”给她那个缎子，“我也就不推辞。”就接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生活就走向正常化了，武大每天出去按时卖炊饼，武二就到县里去画卯，在那里当班。如果有什么事情，县官找他，他总在那个地方。中午回来吃饭。那妇人跟叔叔坐在一起、住在一起之后，每天就用言语去撩拨他，武松是个硬性汉子，却不见怪，也不理她。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过了一月有余，这个时候时令变了。

我看《水浒传》大概是十二岁看起，看到现在，我发觉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水浒传》这本书里面，只要英雄的命运有改变的时候，节令一定有变化，气候一定有变化，好像冥冥中符合了我们中国子平斗数的一些道理。

这天，已经是过了一个多月，看看是十二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四下里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大雪来。当日那雪只下到一更天气不止，次日武松早出去县里画卯，直到中午还没回来。武大在下雪天被这妇人赶出去做买卖。哎哟，好可怜哦！赶出去了。

好了，武二出门了，武大也被潘金莲赶出去了。这时，金莲就央及隔壁间的王婆，又买下些酒肉到武松房里头去，烧了一盆炭火，心里就想到：“我今日要着实地撩他一撩，不信他不动情。”那妇人独自一个冷清清地立在帘儿下等着。这个时候，潘金莲冷冷清清的。

我在这个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觉得金莲自从嫁给武大之后，她的帘下寂寞已度千万春秋。事实上她是个寂寞的女人，现在在那个帘子底下站着等她的叔叔回来。

只见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踏雪回来了。那妇人慌忙掀起帘子，赔着笑脸——八笑了——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谢嫂嫂忧念。”入得门来，把毡笠儿——像一个斗笠一样的大帽子，武侠小说里看过那种大帽子——除将下来。那妇人双手去接，武松道：“不劳嫂嫂生受。”就不要嫂嫂做事，自把雪来拂了，来挂在壁上，就把那顶帽子挂在壁上，解了腰里的缠带——有一个包包是系在腰上的——然后脱了身上鹦哥绿的丝棉绒袄，到房里来挂了。那妇人就说了：“奴一早就等叔叔，怎么都不回来吃早饭呀？”叔叔说：“我有些朋友在外面缠住了我，我不奈烦，所以回来了。”

当潘金莲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武松回来了，潘金莲给他打帘子，笑着，赔着笑脸，说着叔叔你冷吗；叔叔回来的时候，把那个帽子，雪帽拿下来的时候，那妇人双手去接，武松道“不劳嫂嫂生受”，我不要你侍候，自把雪来拂了，挂在壁上，自己解了腰里的缠带，把身上那件鹦哥绿的湿棉袄到房里去挂了。那妇人一直是迎接他，迎接他，迎接他；武松一直是抗拒她，抗拒她，抗拒她。

直到妇人说“你怎么不回来吃早饭”，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武松到县里头去画卯，可能是早上五点钟，回来吃早饭可能是八九点钟的时候。妇人就说了——诶，武松进到房间里去了，那个妇人也跟进去了。

武松到了房间里就脱了他的油靴，油靴可能就是雪靴，换了一双袜子，穿了暖鞋。这时候道具来了，他搬了一个凳子，要坐在哪里呢，就近火边去坐了。那妇人向前说：“叔叔向火。”就是叔叔你靠着火坐吧。等武松坐下来的时候，潘金莲就走到前门去，把前门上了栓，后门也关了。大白天的跟叔叔两个人，就把门前后都关了。我们不要忘记它，因为后来又出现了这个情形。

于是，潘金莲就搬了一些酒食果品，跑到武松的房里来，摆在桌子上。你看武松的房里有几个简单的家具——一个床，两个凳子，一个桌子，一个火炉。她就把它摆在桌上了。武松这时就问：“哥哥哪里去没有回来呢？”那妇人道：“你哥哥每日出去做买卖呀。我和叔叔自饮三杯。”我跟叔叔就吃喝吧。武松道：“一发等哥哥来家里再吃吧。”那妇人道：“哪里等的他来。等他不得。”不等了，这个时候不能等了，不能等了。

这个潘金莲行动很快的，她说“等他不得”的时候，说犹未了，早暖了一注子酒来。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烫酒。”耶，这个武松他也不等他的哥哥了？他也看到他嫂嫂前后门关了，问了一声哥哥，嫂嫂说“等他不得”，他就说“嫂嫂你坐着吧，让武二去烫酒”。那个妇人就说：“叔叔，你自便。”那妇人也搬一个凳子过来到火边来坐了，两个人就坐得很近了，火头边儿就摆着盘呀、杯呀。

那妇人拿起一盏酒来，举在手里，看着武松。我们要注意当时是什么样的气氛，天下大雪，前门关了，后门关了，屋里有一个火，两个人坐在很近的两把椅子上，还有酒在，还有菜在，非常中国式的浪漫。

拿了那个酒，潘金莲就举在手里看着武松道——五看，又看了，那个人哪，眉目传情的时候，是比什么都厉害的，眼睛是灵魂之窗。这时候又看着武松就说了，说什么呢？说：“叔叔，满饮此杯。”你喝吧。武松不是自己倒的，是嫂嫂替他倒的，嫂嫂举在手里，说：“叔叔，满饮此杯。”武松接过手来，从嫂嫂的手里接过来，一饮而尽。诶，奇怪，武松怎么就这么喝下去了？我们看看下面，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说道：“天色寒冷，叔叔饮个成双杯儿。”她又替他倒了一杯酒，还放在自己的手里。这时候，武松道：“嫂嫂自便。”就是说嫂嫂您自便吧，又接来一饮而尽。

两杯酒从嫂嫂的手里接过来，我们知道古时候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从嫂嫂手里接了两杯过来的时候，除非武松是很当心地接，不然一定会碰到金莲的手指，多多少少有一点肉体上的接触。接过来第二杯的时候，嫂嫂已经说出了是“饮个成双杯”来，武松接过来又一饮而尽，很干脆地喝掉。武松武松，在这个时候，你如何还不走？你打老虎的时候那么精明，反应那么快，你对一个女人难道就这么不懂事吗？这时候的武松，你说他不懂事，我看他不是不懂事。

武松又倒了一杯酒，武松倒的，递给那妇人吃。妇人接过酒来吃了，却拿注子，就是酒壶，再斟酒来放在武松面前。我们看这个情景啊，两杯酒是从这个女人的手里过去的，一杯酒是这个武松给潘金莲吃的，这个潘金莲又倒了杯酒给武松，大家和和气气，两个人在那里开始调情了。

我们知道，潘金莲穿的衣服并不是满人的衣服，潘金莲穿的衣服是宋朝那种对襟开的衣服。这个时候，妇人将酥胸微露，她的胸啊，衣襟稍稍一拉就开了嘛，头发披下来盖住了半边的脸。头发也已经披下来了，衣服也半拉开了。脸上堆着笑容——又笑——就要说了，她说什么呢？她说风话了，风话就是“风月之话”。她说道：“叔叔，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有没有这回事呢？敢端的有这话么？”她就问他了，有一个唱的，叔叔养着一个唱的女人。这个话她明明是白说的，因为没有人讲这个话，是金莲自己捏造出来的。武松就说了：“嫂嫂休听外人胡说，武二从不是这等人。”那个妇人就说：“我不信。”她不相信，然后她又说了：“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武松就气了，说：“嫂嫂不信的时候，只问哥哥好了。”那妇人道：“他晓的甚么！他晓的这等事，就不卖炊饼了。”哪等事呢？风月之事。

她讲完这个话，就不再去讲这个女人的事情了，又倒了一杯酒说：“叔叔，且请一杯。”连连筛了三四杯酒饮了。那妇人也有三杯落肚。

我算了一下，他们喝了七杯到八杯了。酒也喝进去之后呢，那个妇人也喝了酒，她就春心荡漾起来了，哪里按捺得住，只管把闲话来说。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头来低了。

武松在这个地方知了四五分，那么可见前面他已经知了一二三分。这一二三分的时候，武松在干什么？武松在从他嫂嫂手里接过杯子来喝酒。接来接去，一二三分的时候，武松并没有要逃走，可见在这个时候，他嫂嫂对他的调情，在一二三分的时候他是完全地接受。书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武松今天出现，再要赖也赖不掉。已经知道了四五分的时候，他只把头来低了。

一个好武松，我们说武松这个人，大虫老虎都打得死的人，四五分的时候你还不走，那个门又不是说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开了就可以走，他不走。

这个时候呢，酒喝完了。那妇人起身去烫酒，一壶酒喝完了，武松自在房里，拿起火钳来拨火。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来。

好，我们想一想，一壶酒要把它暖滚的话，如果不是在火上面烧，就是烫，像我们烫绍兴酒那样烫的话，起码要三分钟才烫得热。而且，因为是一个大雪天，你总不能说烫冷酒来吧。我算了一下，烫一壶酒的话，起码三分钟。这三分钟之内呢，武松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例如说，推开椅子，拿起自己的雪帽来，穿上自己的外套，开门，“欻”走掉。他可以，但是呢，他不这么做。他拿起一个火钳来，在那拨火，代表了武松他有了心思，但是他还是不走。三分钟在那拨火、拨火、拨火，他心里在想什么呢？这不就很奇怪啊，你怎么不走呢？

好，直到他的嫂嫂手里又拿着一个酒注子出来了，拿了酒壶出来了。走到武松的身边的时候，这个潘金莲一只手便去武松的肩膀上只一捏——女人捏他肩膀了，捏了以后就说道：“叔叔只穿这些衣裳，不冷？”武松被潘金莲一捏的时候，已经有了六七分不快意，也不理她，就不理她，他还是不走。那妇人见他不应，劈手就来抢火钳，口里说道：“叔叔不会拨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拨得像火盆那么烫就好了。”话中有话，她要撩拨他了。武松这时已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声。

“焦躁”这两个字，我们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他已经烦得不得了了，在那里愤怒，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当你受到一种情欲的挑逗的时候，你会口渴。这时候，我不敢下断语武松是怎么样的，可是起码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的时候，他还不走，只不做声。我认为，武松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情欲的挑逗。故事谁都可以说，我们这个时候不讲。

这是一个紧要关头了，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钳，却筛一盏酒来自己吃了一口，剩下大半杯。潘金莲是个真正懂得风月的女子，看她那个调情的样子，我对她也是心悦诚服。我们在这里不从道德价值的观念来说，这个武大是切切配不上潘金莲的。

在这个地方你看，那个酒她喝了一口，剩了大半杯的时候，举起那个酒来，看着武松。我们要注意，潘金莲是叔叔、叔叔、叔叔叫个不停的人，在这个紧要关头，四下无人，那个火呢，被潘金莲也拨得更旺了。这个时候，拿起那杯酒来，看着武松——八看武松——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了我这半杯残酒。”这时候，潘金莲不认叔叔了，跟叔叔不能上床，她要叫他的时候，叫他“你”。“你”字来的时候，三十九声“叔叔”从此消失。

武松被她叫到“你”的时候，已经被逼得没有办法，劈手夺来那个酒杯就泼在地上，就说——这时候他叫潘金莲什么——他说：“嫂嫂，你不要这样地不识羞耻。”只把手来一推，差点把那妇人一跤推到地上。武松就睁起眼睛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有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

你看，武二在推开金莲的时候——他从认识金莲到这个情况之下，他口里猛喊“嫂嫂”，他一直喊嫂嫂，骂的时候也是嫂嫂、嫂嫂、嫂嫂、嫂嫂。他为何推开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别的，他只说了一个人伦的问题。可见在这个地方，实在是一种人伦道德的约束，使他对于这个女人根本就不能去爱，更不可能发生其他的奸情，因为他是他哥哥的老婆。

这一段他们的调情，直到武松这一拳把她打出去的时候——在这之前，我小时候就看，武松到底是怎么样？武松如果这一拳打掉了嫂嫂，是个真英雄，打不掉嫂嫂的话，打了大老虎也没用——这个时候，打掉了她的时候，潘金莲的脸涨得绛红色，都紫掉了，因为她也受了很大的一种窘迫。她就说：“我自己跟你玩的，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就哭着走掉了，把盘子什么通通收了就跑到楼上去了。

在那个时候，武松并没有走。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本书里，武松已经跟嫂嫂吵翻了，为什么还不走呢？他也气愤愤地坐在自己的房子里。

这时候武大回来了。武大回来的时候，金莲就慌忙去开门——原来门还没开呢，就慌忙去开门。开门的时候，看见她眼睛哭得红红的，武大就说：“你怎么了？”她就跟她先生告状了，她说：“你看你这个没用的，教外人来欺负我。”他说：“什么人欺负你？”她说：“你不在家的时候呢，叔叔，我好意要跟他做酒，”跟他弄了一些酒菜，“他倒拿言语来调戏我。”武大就说：“我兄弟不是这等人。”也不理她，他非常了解他的弟弟，他弟弟不是这种人。

武大一点也没生气，跑到武松的房里来，跟武松说：“兄弟，我陪你吃点点心吧。”武二不理他。他哥哥回来了，武二起来了，戴了雪帽，换了鞋子，穿了棉袄，一句话都不讲，就开始走。武大就说：“弟弟你怎么就走了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理他，就走了。

到了当天的晚上，武松带一个士兵来了，就说要搬出去。搬出去的时候，潘金莲眼看是没有希望了，就说：“叫他滚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就用现代语来说：“让他滚好了，这种人住在家里的话，我还有命吗？让他出去。”武大说：“让他出去邻居要笑话的呀。”潘金莲说：“你让他走。”武大怕她怕得要死，武二来，也不说一句话，挑了他的行李就走。

自此武松搬了去县门，就是去县府里面、衙门里头住了。武大依旧每日上街挑卖炊饼，本待要去县里找兄弟说话，却被潘金莲这婆娘千叮万嘱说不可以去找弟弟，因此武大不敢去找武松，就这么兄弟两个同住在一个县里面，没有联络了。

时间就慢慢这样地过去，岁月如流，不觉雪晴，过了十数日。却说那个阳谷县的县官是个贪官污吏，做了两年半的县官之后，贪了一些金银财宝，不放心放在自己的县里。他要一个心腹之人，而且会本事的，将这些金银财宝送到京城里面他的亲戚地方去收藏。当然这位阳谷县的知县一想就想到一个好武功的武松，就说：“我要让你去出差，你把我的东西送到京城里去好不好？”既然是长官的命令，武松也没有办法抗拒他，而且他也答应了要去走一趟。

武松接了这个命令，押了一些金银财宝，走的时候自然想到了他的哥哥。他跟他哥哥为了嫂嫂的缘故已经不来往了，可是因为他要出远门了，他又想念他的哥哥，就跑到紫石街来，坐在武大的家门口的外面，也不进去，就坐在那边。恰好武大卖了炊饼回来，就说：“哎，兄弟，你来了怎么不进去呀？”那时候，武松来了，等在门口，他带了一些酒食，他先不进去找嫂嫂，等到哥哥进来的时候，他也跟进门了。

潘金莲以为武松是对她是旧情未了，这个时候就进来了，她就想：“莫不是这个家伙思量我了，却又回来？让我慢慢地问他。”那妇人就上楼去，重新化妆过来，换了鲜艳的衣服，来到门前迎接武松。她又跟叔叔和好了，她说：“叔叔，你是怎么了？好几日就不上门来了？我心里好心焦呢，就等待着你。我也让你哥哥到县里去找你，总是找不着呀。”那个时候，武松也不太理她。

三个人又到楼上来了，又坐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坐法就不同了，武松吩咐哥哥嫂嫂坐在并排，他自己拿了个椅子，打横坐了。就叫士兵放酒菜了，这时候武松请客。士兵放酒菜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哥哥说话了，他说：“哥哥呀，我现在要出远门了，我不能看视你了。哥哥一向为人软弱，现在我对你有几句话要说，如果你平日是卖十扇笼炊饼，”大概是一个数目，“从今以后你就做五扇笼的炊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你回来之后，归到家里，下了帘子，早早关上门，省了很多口舌是非。”武松就教他的哥哥怎么样做事，又拿了一杯酒就说：“嫂嫂，你是个精细的人，不必武松多说了。”

这时候，潘金莲就气得不得了了，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呢，你要这样讲我呢？就跟武松吵了一架，我们这个地方姑且就把它带过了。潘金莲就说：“自从我嫁了你哥哥之后，家里连个蚂蚁都进不来，我是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的响叮的女子。自从我嫁了你哥哥之后，有什么事情值得你这样说我呢？”武松就阴阴险险地笑着说：“如果嫂嫂你是这样说的话，当然是最好，只希望你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如果嫂嫂你都记得我武二跟你讲的话，请你喝这一杯酒。”潘金莲不跟他喝酒，把酒一泼，推开了，跑到楼下去，走到半楼梯上就骂起来了，说：“你不知道长嫂如母吗？”嘿嘿，奇怪，在这个时候变成长嫂如母了，一向不是这个样子的。她就在那里噼里啪啦地骂他们兄弟两个，他们兄弟两个也不管。

武松就拜辞了他的哥哥，在门口，要上道去了，早早就要去了。这个时候，武大因为兄弟要走了，他就跟他的兄弟说了——武大是个很善良的人，而且很懦弱——他就说：“兄弟早早回来，和你相见。”口里说着，不觉眼中垂下泪来，武大哭了。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便说：“哥哥便不做得买卖也罢，只在家里坐地，盘缠兄弟自送来。”他说，我养你吧，哥哥。你也不要去做买卖了，既然这么苦，我走了，你就哭了，我就给你送钱来吧。这样说了之后，他又叮咛了他一句说：“大哥，我跟你讲的话你可别忘了。”讲完这个话，武松就押了这些金银财宝到京里去。他暂时就不见了。

武大郎自从听了武松的话之后回去，足足吃了潘金莲三五日好骂，噼里啪啦，骂他坏东西，骂他，打他，什么都来。武大呢，就是不理，就给她骂，忍着给她骂。骂了之后，就是听他兄弟的话，每天晚出早归，十扇笼的炊饼现在做五扇了。回来之后，大白天里，把帘子收下来，把大门也关了，后门也关了，就坐在潘金莲的对面，就这么守着她，什么事都不做。炊饼生意好不好，钱赚不赚，他不管，他听他弟弟的话，就坐在这个对面看着他的老婆。

这个老婆给他看得——我想家也不是很大——看得她烦死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你看得我烦不烦呢？你每天坐在这里干什么呢？武大不理她。潘金莲就说：“大白天的把门关起来，我家是禁鬼啊？”禁是禁止的禁，禁止通行的禁。“我家是逃鬼呀，干什么呢？”武大就说：“随你怎么骂，我兄弟的话是金子语言，别人怎么骂我不管，我就把这个门给它关起来。”

自从武松去了十数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归到家里，便关了门。那妇人和他闹了几场，后来闹惯了就不以为是。潘金莲也闹够了，她觉得说，也闹不过，她就不闹了。下面一句话很重要。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了帘儿，关上大门。武大见了心里也欢喜，就想：“这妇人，好像她也变好了。”潘金莲是没有存心说到街上去勾引男人的，她也惯了。

好，在这个时候——《水浒传》里面，每当情节变化的时候，气候一定改变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是怎么样的气候？又过了三二日，冬已将残，天色回阳微暖。春天快来了。当日武大将次归来，快要回来了，那妇人惯了——这句话又来了，妇人根本没有存心要到外面去找人，我们再给她证实一次。妇人惯了，自向门前来叉那帘子，把那个帘子要收下来。也是合当有事，恰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这时候金莲是想把帘子收了，把门关上，她先生快回来了，要把门关了。恰好有个人从帘子边走来。自古道：没巧不成书。话说这妇人手里正拿着叉竿，拿不牢，一失手滑倒去，不巧呢，不端不正正好打在那个路人的头巾上。西门庆出场。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潘金莲对于武松是存心挑逗的；对于武大，她实在是心已死，太不爱他了，不但不爱他，看了他就要生气，但也就跟住了武大。那个叔叔她挑拨他不成，丈夫呢，每天回来把她关在房子里，她也算了。今天呢，西门庆是她后来的情夫，这个情夫的出场，是潘金莲一个不小心用这个棍子把他打来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当然不是盯住潘金莲和西门庆来说，后来这一段我们就简单地把它照着《水浒传》，不照着《金瓶梅》的说法讲，因为这两本书里面，潘金莲和西门庆如何度过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照着《水浒传》的说法就是，后来王婆被西门庆的金银所引诱，王婆就来请潘金莲到她家里去做衣服，西门庆又来跟王婆喝酒，就假装认识了潘金莲，两个人就这么爱来爱去。当然那个时候武大每天卖炊饼根本就不晓得，他回来的时候，他太太总是在家，脸红红的。因为太太从后门出去偷人，偷得很好，偷了西门庆，他们就在王婆家那里做他们的好事。回来的时候，吃了酒，脸红红的，武大也不太了解。可是街坊邻居事实上通通知道了，只有武大最迟。哎呀，这个人头脑很简单，他不晓得他太太已经红杏出墙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看见太太都是在的嘛。

在这种情形之下，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情感呢——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情感的——进行得很快。进行得快到这个地步——他们两个人就商量了，说：“我们这样到底是要做长夫妻，还是做短夫妻？如果说我们要做的是长夫妻的话，这样日日偷情也不是办法。我们要做短夫妻的话呢，心里不情愿总是匆匆相聚，我们就要走。”潘金莲是千肯万肯愿意嫁给西门庆，西门庆当然也有他迷惑女人的一套本事。在这种时候，王婆、潘金莲和西门庆，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武大他是不会放弃他的老婆的，西门庆要把潘金莲正正式式地娶回去也没有这个办法。到底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也还是一个很保守、很封闭的社会，他们只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只有把武大给毒死。

西门庆是干什么的呢？西门庆是开药铺的，药铺里面当然有毒药，就是砒霜。于是，西门庆拿了砒霜来交给王婆，王婆就教潘金莲怎么样去毒死她的丈夫。

在这个之前，武大已经——因为街上有个小伙子跟他说：“我告诉你，你太太红杏出墙，你去抓她。”这个武大也不等他弟弟回来，就去捉奸。捉奸的时候，西门庆这一脚把他一踢呀，武大就胸口痛了。正好痛了，就躺在床上。

这时候，潘金莲就把那个药里面混着砒霜，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把武大叫起来。潘金莲就对武大说：“我现在给你弄了一些药来，这个药是治你的心痛病的，你好好喝下去，你的病就会好。”武大也就感激他的太太说：“如果你好好看视我的话，我就跟你也不计较了。”我也不跟你计较，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太太偷人了，他也不计较了。

潘金莲就硬把武大搬起来，把带着砒霜的这个药就往武大的口里灌下去。武大被灌药的时候，觉得这个药很苦，就说：“娘子，这个药好苦呀！”潘金莲就跟他说：“你吃了这个药就会好。”武大吃了这个药之后——我想砒霜吃下去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一种翻腾挣扎，就要叫，潘金莲就拿一个棉被把他整个盖住，压在他的身上。武大就毒发了，在那个棉被底下挣扎之下就这么死去了。

后来为何武松杀嫂，和武大被潘金莲在三更半夜里毒死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武松还没有回来，我们下一段就要说武松如何杀嫂了。

我们就暂时停住，欲知后事，且听下卷分解。

❀ 三毛说书 ❀

武松、潘金莲、孙二娘（下）

且说武松自从领了知县言语，监送车仗到京都亲戚处，投下了来书，交割了箱笼。他把他送的东西都拿去了，在街上闲玩了几日，因为他没有去过京里。他到街上闲玩了几日之后，讨了回书，就是向知县的亲戚讨了收据，领着一行人取路回阳谷县来，前后来往恰好过了两个月。

去时残冬天气，回来三月出头，春天要来了。在路上的时候，武松只觉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急着赶回来要见哥哥。所以说，兄弟之间感情好，他们兄弟之间连心的，他哥哥死了，他不知道，但是觉得心里茫茫然的，有一种不放心，他就赶着要回来见他哥哥了。

那么有公务在身，他回去的时候，就先去县里交纳了回书给知县，把收据给了知县。知县见了大喜。看罢回书，已知金银宝物交得明白，赏了武松一锭大银子，酒食管待不必话说了，就是这个样子对待他。武松喝了酒，领了赏之后，回到他住的地方来，换了衣服——因为他是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鞋袜，戴上个新头巾，锁上房门。可见在那个时候，他虽然是心情有一点恍惚，觉得有一点不对，急着要来看哥哥，但人到了阳谷县的时候，他比较放心了，他的事情也交了差，所以心情也是蛮好的，穿了新衣、新鞋，戴了新头巾，就一径投紫石街来。

两边邻居看见武松回来了都吃了一惊，大家捏了两把汗。为何？这时武大已经死了，就像我们上一卷说的，已经死了。邻居就暗暗地说：“不得了，这番萧墙祸起了！这个太岁归来，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来！”

且说武松到门前掀起帘子——你看又来个帘子——探身入来。诶，一进门，见到了灵床子——灵位。看到灵位，又看到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个字。武松为何在这个时候看了“亡夫武大郎之位”，下面连着七个字，可见第一遍看到那个灵位的时候，他不相信。他第二遍看的时候，他还是不相信他的眼睛。第三遍再看的时候，直到他看出这是七个字，这七个字是不能更改的“亡夫武大郎之位”的时候，他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呆了，呆了。他眼睛闭了一下，再睁开双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怎么会是我哥哥的灵位呢？去的时候哥哥是活的，回来怎么已经是哥哥的灵床子在那呢？”就叫声：“嫂嫂，武二归来！”

那西门庆正和这婆娘在楼上取乐，听得武松叫一声，惊得屁滚尿流，一直就往后门，从王婆家逃走了。那妇人听到叔叔回来也慌得不得了了，就马上说：“叔叔少坐，奴便来也。”自从武大死了以后，这个婆娘哪里肯在家里带孝呢？她还是胭脂花粉的，西门庆从后门走进来跟她调情。这时候听到武松叫了说“武二归来”，她就慌慌忙忙地到面盆里去把化妆通通洗掉，把头上的花啦、钗环通通扔掉，把头发打得散散的，脱去了红的裙子——你看这个妇人，先生死了，是她自己毒死的，穿着红裙子——穿上孝裙孝衫，才从楼上“咿咿呜呜”地假哭下来了。

武松这时候就有意思了，武松看到嫂嫂，如果他跟嫂嫂是亲的话，是不是这时候两个人就对哭了？武松对嫂嫂很凶，他说什么？他说：“嫂嫂休哭。”嫂嫂你可别哭，“且住，休哭！”你别哭，“我哥哥几时死了？得了什么病？”那妇人一头哭，一头说：“你哥哥自从你走了之后呢，一下害起心痛来了，病了八九天，求神问卜又吃了药，医治不得就死了。撇得我好苦啊！”就在那里假哭。那个时候武松不哭，就问她：“我哥哥而今埋在哪里？怎么没有棺材呢？”她说：“我一个妇人家，我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就想到前面，她跟武松说过“胳膊上跑得了马，拳头上立得了人”哪，现在她就说了，“我这个妇人家我能做什么呢？如果不是隔壁王婆帮我忙的话，你哥哥死了，这个后事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呢！我这个妇人哪里会去找一个坟地呢？所以就送到化人场去把他给化了。”化人场就是火葬场，就把他去给化掉了，那么就是没有证据了。好，武松就说了：“哥哥死了几日了？”妇人说：“再过两日便是断七。”断七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了，已经断七了。

武松沉吟了半晌——他很有城府，哥哥死了，沉吟了半晌——就出门去了。到县里面，你看他回到他住的宿舍的时候，他开了锁，慢吞吞地进房门，换了一身素白的衣服，叫士兵拿来一个麻绳系在腰上——他穿孝服了——拿了一把尖刀藏在身上，取了一些银两。叫士兵锁上了门，去县里面又买了些纸钱、酒和水果，又回到嫂嫂家来。

到她家来敲门——那个嫂嫂门是关的——说：“嫂嫂开门。”开了门，他就把这些果食叫士兵到厨下去预备好，就是做羹饭，给他哥哥的灵魂。然后安排得端正的时候，武松就对着这个灵床子拜下来了，说道：“哥哥阴魂不远！你在世时软弱，今日死后不见分明。如果你有什么冤屈的话，你一定要托梦给我，兄弟我好替你报仇。”说着说着，就把酒洒了，洒给他哥哥吃，然后开始烧纸钱，这时方才放声大哭，哭得两边邻居无不凄惶。他那个哭声是风声鹤唳，英雄之泪，哗哗大哭啊！哭得邻居都吓死了。那妇人也在里面假哭。

武松哭罢——武松是英雄好汉，伤心的时候大哭，哭完他不哭了——叫士兵把羹饭拿去吃了，讨了两条席子来。那天晚上，他叫士兵睡在门外，自己就睡在他哥哥的灵床子的旁边——你看连棺材都没有，睡在灵床子的旁边，灵位的旁边。

约莫到了三更时候，武松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人，只有这一个亲哥哥，哥哥突然死了，当然那个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看看躺着陪着的士兵，那个士兵睡得像死人一般了。武松爬将起来，他看到那个灵位前面的琉璃灯半明半灭，侧耳一听那打更的人正打三更三点。武松叹了一口气，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语，说：“哥哥，哥哥，你生时软弱，”他又说同样的话，“死后却有甚分明！”你怎么还没有什么表示呢？

说犹未了，只见灵床下面卷起一阵冷气来，这个冷气盘旋着，昏暗得把灯都遮黑了，地上的纸钱乱飞。那阵冷气逼得武松毛发竖立，定睛看时，只见个人从灵位下面钻将出来，叫声：“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细，去待要向前来再看时，冷气没有了，人也不见了。

这时候他一跤坐起来，在席子上坐着，想说：“这莫非是梦吧？”再看那个士兵呢，士兵还是睡着。武松就说了：“哥哥的死必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刚才正要来告诉我呢，却被我的神气冲散了他的魂魄。”因为武松这个人太强壮了，那个魂魄来不得。他就放在心里也不跟他嫂嫂说，等到天亮的时候他要采取行动了。

天亮之后——武松当夜已经见到他哥哥的鬼魂了，来跟他哭道“我死得好苦”。天亮之后，他就去街上，去问人家了：“我哥哥怎么死的？怎么样？”在中国，人死的时候，如果死在家里也是要有人来验尸的，倒不是这么简单地就把你放出去葬了，或是火化去了。他就去问人家了，走的时候他又问了一遍那个妇人，他说：“我哥哥怎么死的？”那个妇人说：“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是害心痛死的。”“你还是说害心痛死的！”潘金莲说：“就是害心痛死的。”

武松不理会她了，就跑去找了那个验尸的人。那个验尸的人是团头何九叔。验尸的人在验武大尸体的时候，他当然有了怀疑，因为砒霜毒死的人全身发紫，化人场去烧，烧出的骨头是黑色的。何九叔他在验尸的时候，已经防到武松会回来，他偷偷地拿了一块武大的骨头，已经是乌黑色的骨头，藏在身边。西门庆也不跟何九叔说什么话，就悄悄地给了他十两银子，何九叔也就拿了，但是他都没有花掉，就放在那个地方。

等到武松去找他的时候，何九叔就慌忙跟着武松出来，到了一家酒店。一坐下的时候，武松一把刀子“哗”一下拔出来往桌子上一插，说：“你跟我讲实话。”何九叔吓得不得了，就把乌黑的骨头拿出来了，把西门庆给他的银子也拿出来，把所有他怀疑的事情都讲给武松听了。

武松听了之后，又找到街上一个郓哥儿，就是带着武大去捉奸的那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就原原本本告诉武松了，你嫂嫂怎么偷人，西门庆怎么来，怎么样，怎么样。

好，武松就把这一个何九叔，一个郓哥儿，两个人一拉，拉到知县那里去。可见当时，这件事情他要官了，他并不要私了。他带到知县那里去，他说“告”——他来告了。知县对于武松当然是疼爱的，可是他更爱金银财宝。西门庆料到他会去告，早就给了知县很多的银两，已经答应他了。所以武松去告官的时候，知县就说，圣人说你眼睛看到的事情还未必是真的呢，更何况你现在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你一个何九叔，一个十两的银子，一块乌黑的骨头，有什么证据呢？证据不全，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尸体，需要伤痕，如果是病的话，有病症，需要对象还需要“踪”，就是踪迹。书上怎么讲？就是“尸、伤、病、物、踪”，这五件事情完全周全了你才可以来告。武松一看这个县官是不帮他的了，他也不激动，他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我自己却有理会。”他走了，他走掉了。

这个时候，他到哪里去了呢？刀子在他身上，他就叫了两三个士兵，因为武松是都头——都头，我查了一下，就是现在的警察局长的意思——他就叫了几个士兵跟着他，到县里去买了砚台，买了毛笔，买了三五张纸，藏在身边。叫了两个士兵抬了一个猪头、一只鹅、一只鸡、一担酒和一些果品之类，安排到家里来了，到他嫂嫂家里来了。

那个妇人当时已经知道武松告状没告准，所以她的态度就有一点大剌剌的了，她也不哭了。武松来祭他哥哥的时候，就叫了：“嫂嫂下来，有句话说。”那婆娘慢吞吞地下楼来，问道：“有甚么话说？”武松说：“明日是亡兄断七，你前日烦恼了众家邻居街坊，”就是你麻烦了邻居街坊，“今天我要为嫂嫂谢谢这些邻居。”那个妇人大剌剌地说：“谢他们又怎地？”武松说：“礼不可缺。”就叫士兵去灵位前面明晃晃地点起两支蜡烛来，焚起一炉香，烧了纸钱，烧下去，把祭物端到灵前摆了。又把那些酒食也放在一个桌子上，叫一个士兵去烫酒，两个士兵安排桌椅，前门和后门，武松已经叫士兵把守到了。

武松先跑到隔壁茶坊间去，把王婆请来喝酒，那王婆就说：“不要客气了，我不来。”武松就说：“哎呀，干娘，”他还叫她干娘呢，“我们烦恼了你了干娘，”就是赚她来，把王婆骗来，“我们麻烦了你，请你来吃点酒菜。”那婆子就收拾了一下门，从后门走过来。这个王婆从来不走正门的，她走后门过来的。武松就说：“嫂嫂坐地。”嫂嫂你坐着，“干娘坐在对面。”那个婆子也知道西门庆回话了，就放心吃酒，两个女人在那吃酒，说看你怎么办。她们没想到武松还有办法呢，说看你怎么办。王婆也不怕，两个人吃酒。

好，王婆来了，嫂嫂也被关在屋子里了。武松就跑到下面的一个邻居，是开银子铺的，他就说：“请你来喝酒。”这个开银子铺的叫姚二郎，这个人一看到武松要请他喝酒，就怕：“小——人忙——小人忙得很，不劳都头生受。”哎哟，我不来。那武松一把拖来，说：“一杯淡酒，”我非要谢你不可，“又不长久。”又喝不久的，你过来好了。就抓来了这个开银铺的，根本是被武松抓来的。

他又到对门两家去了，一家是开纸马铺的。开纸马铺的是什么呢？就是扎了那些花花绿绿的丫鬟啦、房子啦去烧给死人的店。这就叫纸马铺。纸马铺的赵四郎一看武松来了，这个太岁爷来了，吓得要命，就说：“小人买卖撇不得呀，不能侍奉你。”武松就一把抓来说：“众位高邻都在这里。”就把他扯到家里来了，他是“不不不不，不来呀”，那就扯来了。

好，扯了一个开酒店的，扯了一个开纸马铺的，又到对面街上有个卖冷酒店的，那个人叫胡正卿。胡正卿看他来了，哪里肯来，武松不管，拖了，就把他那个衣服拖了，就拖到家里来。

坐下来了，又问道：“王婆，你隔壁家是谁？”潘金莲隔壁是王婆，王婆隔壁家是谁？那个王婆就说了：“他家是卖馉饳儿的。”馉饳儿是什么东西呢？馉饳儿据我们现在《辞海》里面的解释是馄饨；但是据另外一本比较冷门的书《东京梦华录》里面，馉饳儿是什么东西？它写的说是便菜、便饭，加配料，馉饳儿。总而言之，它是一种小食店。

我们看一看武松抓来了四家邻居，加王婆，加他嫂嫂潘金莲，六个人，就把那个大门关了，他也不再叫别人了。这四个人围绕着王婆和潘金莲坐着。第一个开冷酒店铺的代表了酒，开纸马铺的代表了色，开银楼的代表了财，开馉饳儿小食店的代表了气，所以围绕着王婆和潘金莲所居住的人，就是这两个人一生所追求的东西——酒、色、财、气。在这个时候，武松拿条椅子搬了坐在横头，这六个人就坐在下面。

这时候，武松便叫士兵把前门上了拴，后门也关了。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当年潘金莲和武松在大雪天点着一个炉子在那喝酒的时候是同样的情形。真是人生如戏，当时是一场挑逗，今天是一场……

我们看看下面是什么东西？这些人就开始喝酒，那些邻居喝酒是喝得怕得要死，手都发抖地喝，喝了三杯酒以后就说：“好了，好了，我们很忙，我们要走了。”武松说：“去不得，既然你到了此地你就给我坐着。”这个时候武松就开始要逼供了，他两只手就跟那些邻居作了一个揖，说：“一干高邻在这里，哪位高邻会写字？”人家说：“这位胡正卿字写得很好。”武松就说：“那么我就麻烦你，你就开始写字。”说的时候从衣服底下“刷”一下拿出一把刀来，这个刀就对着这些高邻，说：“众位高邻在此，小人冤有头，债有主，只要各位做一个见证人。”

这时候武松左手就拿住嫂嫂，右手这把刀指定王婆，四家邻舍怔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面面相觑，不敢做声。武松就说：“各位高邻不必吃惊，武松虽然是个鲁莽汉子，便死也不怕，还晓得，”又来一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并不会伤害各位，只要你们做一个见证。如果现在有哪位先走的话，你先吃了我五七刀再去！武松就偿命于你。”那些邻居哪里敢讲呢。

这个时候，武松就对着王婆叫道：“妈的老猪狗，你听着，我哥哥的性命都在你身上，慢慢地去问你。”回过脸来，看着妇人骂着：“你那淫妇听着！你把我哥哥的性命怎地谋害了？从实招来，我便饶你！”哎哟，他还要饶她呢。那妇人道：“叔叔，你好没道理！你哥哥是心痛死的，你怎么怪了我呢？”这个时候武松就把那个妇人——妇人还在那边辩啦，辩的时候，武松就用左手揪住那妇人的头发，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隔着桌子把这妇人轻轻提将过来，一跤翻倒在灵位的前面——灵床子的前面，两脚踩住，踩住妇人。那时候潘金莲是在地上的。右手拿起刀来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从实说！”那婆子要脱身，脱身不得，就说：“都头，你不要发怒，老身就说了。”

这个时候武松叫士兵拿过笔砚来给那个胡正卿，说：“她说一句，你记一句。”那个胡正卿的胳膊发抖呀，就说：“是、是、是，小……人便写。”就讨些砚水磨起墨来了。那胡正卿在那里发抖，就说：“王婆，你就实说吧。”婆子就道：“又不干我事，我说什么？”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你哪里去赖！你不说时，我先杀了这个淫妇。”就在潘金莲的脸上“刷刷”两刀这么撇她一下，吓她。那妇人就叫道：“叔叔，”她也叫他叔叔了，“你且饶我，放我起来我便说了。”

那时候武松让她起来了，一把抓起来就叫她跪在灵床前面，就叫说：“淫妇快说！”那妇人吓得魂灵都没有了，对着刀子，又被他撇了两刀，就说出来了，那天放帘子不小心打到了西门庆，后来王婆怎么样拉线，后来就怎么样有了奸情，后来怎么样武大去捉奸，西门庆就踢了他，怎么样就讨了药，怎么样就把他毒死了。从头到尾都说出来。武松听潘金莲说一句，就叫胡正卿写一句。

王婆听到潘金莲招出来了，她是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说她花招比较多。她一听招出来了，不好！她就叫潘金莲说：“咬虫！”就是咬人的虫。“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赖得过？你苦了老身哪。”王婆没办法，也就招了。

这个时候，胡正卿就写了笔录，从头到尾都写了。写了以后，武松拿刀比着，王婆画了押，潘金莲画了押，四家邻居会写字的就写了自己的名字，签名，不会的也画了一个押。

这时候，武松把这个王婆给绑起来了。叫士兵取了一碗酒来，放在灵床子的前面，拖过这妇人来跪在灵前喝道：“老狗，你也来跪在灵前。”对王婆，他叫她狗，“你也跪着。”这个时候洒泪道——他哭了，“哥哥灵魂不远，兄弟与你报血仇。”就叫士兵把纸钱点着，点火了。

那妇人见势头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劈脑揪过来，两只脚踩住她两只胳膊。这个时候，我们在在地看见，当武松要杀金莲的时候，和那场雪天喝酒的时候的情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女人的衣服也扯散了，头发也扯散了，当时是自愿扯散，现在是被叔叔扯散。当时她巴不得武松跨在她身上，但现在是被武松踩住要杀她。武松劈头抓来，两只脚踩在她身上的时候，扯开胸脯衣裳，把潘金莲的衣裳一把扯开，看到了他嫂嫂的胸膛。这时候一刀下去，胸前只一剐，然后双手去挖开潘金莲的胸膛，把那个心肝五脏全部割下来，然后咔嚓一刀，割下妇人的头来。当时血流满地，四家邻舍都掩面不敢看。在这里各位莫怕，不要怕，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武松杀潘金莲的时候，为何杀人要拉衣服？我们知道杀人拉衣服还更费事，因为衣服这个东西没什么阻力的，这不过是一些布料，你杀进去就好了。潘金莲自己在过去，她是千肯万肯地要为武松解衣，武松不答应。今天这个情景是，把她的衣服解开了，是武松一把把它拉下来的。

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我认为当年武松虽然把那一杯酒拿来泼在地上，骂了他的嫂嫂说是“不识人伦的猪狗”，事实上呢，他想在嫂嫂胸膛上一把抓下来的欲望，我怀疑在他心里是存在的，但当时因为是嫂嫂，他不能调戏她，所以他抓不下来。但是今天既然要杀嫂，就堂而皇之地把她的衣服一把抓下来，并没有什么过错。这个时候我认为，武松在当年雪夜的时候他的确受到了情欲的挑逗，他潜意识里可能就想抓嫂嫂的胸膛一把，他抓不下去，因为他是一个真英雄。今天终于在杀她的时候，完成了种种他潜意识里要对这个嫂嫂做出来的姿势，在杀人的时候得到了完成。

却说武松杀了这个婆娘潘金莲之后，把她的头割下来，包在一块布里，就跑到街上去找西门庆。西门庆在那跟人喝酒，一下看到武松来了，吓得不得了。武松就把那个头“哗”一下在西门庆面前一丢丢出来。一看是潘金莲的头，那西门庆就要跑，他在二楼，西门庆就跳楼了，从楼上跳下去，因为他也有一点武功。他跳下去的时候脚扭了一下，武松也跟着跳下去，把西门庆的头也割了下来。

我们知道古时候，男人也是有头发的，潘金莲也是有头发的，武松就把这两个人的头发打了一个结。哎呀！死也，死也，终于成了结发夫妻呀，把他们的命去换了一对结发夫妻。从一个角度来看，哈哈，哈哈，我们很高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天下可悯之人，我对他们也是有某种程度的同情。

武松把这两个人的头绑了之后，并没有放掉邻居，邻居还是被士兵关在那里呢。那时候武松回到家里去，提着两个人头，就跟这些邻居说：“众位高邻，武松还得麻烦各位一下，现在我们一起去官里自首。”于是邻居被士兵押去了，当然那个证书也去了，人头也去了。

到了官里，见到县官，县官一看，哎哟，西门庆也死了，即使拿过他的钱也不必再有什么交代了，这个时候当然顺水推舟，就替武松脱罪了。因为整个阳谷县对武松都十分爱戴，更何况潘金莲和西门庆这两个人的死，又有了口供。在当时的社会，奸夫淫妇是不被礼教所包容的，至于王婆，被县官判了死刑。对于武松的状子就写得很宽大。他怎么写呢？就写着说：“武松去祭拜哥哥，被嫂嫂所阻止，这么推拉了一下就误杀了嫂嫂。至于西门庆呢，他是潘金莲的奸夫。西门庆去维护潘金莲的时候，也是一言不合被武松一不当心把他杀死了。”这么一来，武松的罪当然就减轻了。虽然如此，武松仍然给下到牢里去，被关了起来。

最后县官就审判了，说：“既然你武松犯了罪，免不得在额头上刺两行金印。”金印就是有如文身一样的东西。县官说：“现在不得已，要将你流配到孟州县去。”一干证人都放了。

这里我们要知道，阳谷县在什么地方？它在现今的山东省。孟州县又在哪里呢？它在河南孟县。我们去看看地图，由山东省要叫武松一路走到河南省的孟州县去。于是武松开始上路了。因为长官爱戴他，所以就给他上了一个枷，这个枷是一个很轻的枷，只有几斤重，对于武松的气力来说根本是小意思，这只是象征性地把他当做一个犯人。

武松要上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武大的家里还有一点点的家具啦，可以变卖，潘金莲也死了，武大也死了，所以武松蛮精细的，就托了他们的邻居把那些家里的东西卖掉，换了一些盘缠。不止如此，因为武松是一个乡邻都很敬爱的人，大家也送了他银两，让他上路了。

武松就离了这个阳谷县一路往孟州府来了。

那两个公人知道武松是个好汉，一路只是小心侍候，也不敢轻慢他。武松见他两个小心，也不和他计较，好在包裹里有的是金银，但过村坊铺店，便买酒买肉，和他两个公人吃。因为公人也是没钱的，就是当兵的，送着他，押着他走，倒是武松给他们吃东西。

我们就闲话少说了。武松自从三月初头的时候杀了人，做了两个月的监牢之后，今日来到孟州路上。气候又变了，正是六月前后，他的命运又要改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武松后来怎么样走下去。气候变了，正是六月前后，炎炎火日当天，铄石流金之际。热得只得赶早凉而行，清早走，中午就休息。

约莫也走了二十多日，来到一条大路上，三个人到了岭上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武松就说：“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赶下岭去买些酒肉吃呢？”那两个公人说道：“也好啊。”三个人就奔过岭来了。

那个时候只一望，看见远远的山坡下，有数间草屋伴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一个酒帘子来。啊，好活的画面：溪边有一棵柳树，柳树边有茅草屋，茅草屋的上面挑出一个酒帘子来，一块布在风里飘。武松就说：“你看，那里不是有个酒店吗？”

三个人就往岭下奔过来，走到山冈边的时候，看见有个樵夫挑一担柴过去。这时候又是一个伏笔，这个樵夫是谁他也不说。一个樵夫担了一担柴过来了。武松叫道：“汉子，借问这里叫做什么去处？”那个樵夫就说：“这岭是孟州道岭，前面大树林边，便是有名的十字坡。”这个樵夫就回答他了，跟武松有了两句对话。为什么要安排一个樵夫？就跟当年为什么要安排那个茶馆是一样的一种草蛇灰线的写法。好，这个人答了，他就说：“这个大树林边就是有名的十字坡。”

武松自和两个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边来看。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熟读水浒就知道，“十”这个字在《水浒传》里面常常出现：花和尚鲁智深还没有做和尚的时候叫鲁达，他杀了人，他不识字，人家贴了那个悬拿告示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人家要悬拿他，他还在那里看，因为他不认识字，这个时候就被人家救了，这是十字路口。宋江要被斩头的时候，又在十字路口，梁山泊的好汉又去救他。今天武松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十字坡。因为十字这个东西，你可以朝左走，朝右走，朝前走，朝后走，表示你自己心里的一种交叉，也表示命运是由你自己来选择的，一步就错，可能往左就错了，往右就不错。十字在《水浒传》里面数次出现。

这时候他奔下了十字坡就朝着酒店去了。到十字坡边的时候，看着为头一棵大树四五个人合抱都抱不上它，都是枯藤缠着。武松的眼里看到这些景象，看着看着，那大树边看见一个酒店，酒店的门前，窗边坐着一个妇人。武松看到女人了，你看。露出绿纱衫儿来，穿着薄薄，因为天热，穿绿纱的衣服，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头发旁边插着些野花，这是远镜头看女人。看到，噢，这个窗下坐着一个女人，穿着绿色的衣服，头上都有颜色。武松此时看女人，看到的就是颜色、颜色，又颜色，并不如当时看嫂嫂的时候只教“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他完全没有看到嫂嫂的颜色。这时候武松眼里出来了颜色，为何？因为这位女子并不是他的嫂嫂。见到这些之后，武松同两个公人已经慢慢地走走走，走到门前去了。

那妇人起身来迎接，武松看到她下面——因为她起身来了——武松就看到她下面系着一条鲜红的生绢做的裙子，脸上搽着一脸的胭脂铅粉，敞开胸膛，露出那个桃红色的主腰，里面是肚兜一样的东西，上面一色金纽扣。好，我们又可以看到，刚才武松看这妇人是从远景看，现在看近的时候，甚至于看到她的酥胸微露，更别说她的胭脂花粉了，可见武松并不是一个不会看色的人，他是个会看色的人。

这时候，这个妇人就说了：“客官歇了脚去吧，本家有好酒，要点心时，好大馒头。”两个公人和武松入到里面，就坐在椅子上了。那两个公人就把他们的棍哪、杖哪、缠带啦都放下来了，武松也把他的包裹放下来了。这时候那两个公人就说了：“这里又没有人看见，我们担待些利害，就把你这个枷脱掉了吧。”有一个封条是可以撕掉的。“我们把你这个枷脱掉了，也好快活地吃两杯酒。”武松的枷已经脱掉了，就放在桌子底下。这三个人因为天热都把上衣脱掉了，光着赤膊，就把衣服搭在窗边。

只见那妇人笑容可掬道——你们是不是有联想，各位？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切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那妇人道：“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二三十个来做点心。”好大馒头，古人好大胃口！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开始念《水浒传》，以为馒头就是馒头，事实上，馒头在《水浒传》里是包子。

那妇人笑嘻嘻地进入里面去，拖出一桶酒来，衬出这妇人好大的气力。她拖出一桶酒来，放下三只大碗——这下不是小杯子了，因为江湖好汉来了，用大碗吃酒——又放了三双筷子，切出了两盘肉来。一连筛了四五巡酒——妇人替他们筛酒，又来了，这个情况！又去灶上取出一笼馒头来放在桌上。两个公人拿起来便吃。

武松取一个拍开了，他一拍拍开那个馒头的姿势也是个英雄好汉，他不是掰开来了，他“啪”一拍，拍开来，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妇人笑嘻嘻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哪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那武松就说了：“我从来走江湖，总听得人说道：‘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因为这个十字坡卖人肉包子是有名的，你在江湖上走的时候你总道听途说，听到一点。那妇人道：“客官哪得这话！这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武松就说了：“我见这馒头馅内有几根毛，就像人小便处的毛一般，以此猜忌。”这句话里面讲了一个人的器官，是不可以讲的。武松讲这个话，说是这个包子里面馒头馅里有小便处的毛，可不是我三毛讲的，那是武松讲的，我就把它直着念出来。所以他就有猜忌了，这个时候武松就是存心要调戏那个妇人。武松又说了：“娘子，你丈夫怎地不见呀？”你丈夫不在呀？那妇人说：“我的丈夫外出做客未回。”武松就说了：“你独自一个人却不冷清吗？”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为何孙二娘跟武松的这一段在《水浒传》里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作者他用了几种笔法来写孙二娘和武松，一种叫做穿射法，一种叫斜飞法，一种叫做反扑法。种种的笔法，种种的风言风语都是为着呼应当年金莲调戏——不能说金莲调戏——金莲挑拨武松的时候，武松压在心头说不出的话，全部要在孙二娘的身上发挥得淋淋尽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你家丈夫怎地不见”，我们马上回想到武大被赶出去卖炊饼。又说了，武松又跟这个孙二娘——现在还没有说她是孙二娘，只说那妇人——武松问她说：“你一个人不冷清吗？”我们马上联想到金莲端了那个酒出来，在武松的肩膀上捏了一下说：“叔叔，你穿这个衣服这么少，你不冷吗？”这完全是穿射、斜飞、反扑之笔。写得真好。

那妇人被武松这么风言风语地一调戏，她也很沉得住气，因为她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这两个女人，潘金莲小家碧玉，有她的胆识，大胆包天，直到最后她命也送掉了，金莲败在太有胆识；这个妇人也有她的胆识，江湖女子也。那妇人心里就想说：“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倒来戏弄老娘！正是灯蛾扑火，惹焰烧身。不是我来找你。让我先对付那厮！”让我先来对付你。那妇人就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几碗，去了后面树下乘凉。”她也不赶他，她又在那个地方逗引武松了，她说，你再吃几杯酒，你吃了酒以后到后面树下去乘凉。

下面的话呢，话中有话。“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你就睡在我家吧，引诱他了，引诱得不得了，说这个风话。武松听了这话，心里也在想了，刚才是那个妇人想，这下武松想，想什么？说：“这妇人不怀好意，你看我先来耍耍她！”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耍武松，武松耍她。

那武松又道了：“大娘子，你家这酒好生淡薄，有什么别的好酒请我们吃几碗呀？”他说她这个酒淡。那妇人就说：“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浑些。”这个里面还是有它的联想，我们要想到那个风言风语的风月之事不会是清风明月的，总是浑浑浊浊地来了。她说，只是浑些，我有香美的好酒，只是浑些。武松道：“最好，越浑越好。”武松好会逗引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武松对于潘金莲不是不能，是不为也。“越浑越好”，那妇人心里暗笑，她也笑了，就跑到里面去拖出一旋子酒来。

这个时候，她那副酒里面已经下了蒙汗药了，已经下下去了，她就拖出来了——这个妇人不是像潘金莲拿着酒壶的，她是拖出来的，拖出来的，拖出来的。江湖女子就是好大气力，拖出来的。武松看了就说：“这个正是好酒，可是热吃最好。”那妇人就说了：“这位客官省得，我来烫给你吃。”于是那妇人又进去烫酒了，这个酒本来是冷的拿出来，已经放了蒙汗药了，就进去烫了，烫的时候，她自己就笑道：“这个贼配军正是该死。倒要热吃，热吃的话嘛，这个药就发作得快。那厮——”骂武松，“那厮是我手里的货色。”

烫得热了，把那个酒拿出来，筛做三碗，笑嘻嘻道：“客官，试尝这酒。”多么危险的时候，武松每一次喝酒都很危险。一次跟嫂嫂喝酒危险；后来再喝酒是跟哥哥讲再见的时候，嫂嫂跟他吵架，很危险，因为嫂嫂可以赖他调戏；再喝酒的时候，哥哥已经死了；再喝酒的时候在那里杀嫂嫂；现在要喝酒相当危险。他又喝了，又是个女人给他喝酒了。她说，你试试看这个酒。那两个公人哪里忍得饥渴，只顾拿起来吃了。武松就说：“娘子，我从来食不得寡酒——”我吃不得寡酒，“你到里面去再切些肉来与我过口。”

那妇人转身入去的时候，武松就趁着这个妇人转身把酒泼在幽暗之处，只虚把舌来在嘴巴里“啧啧”作一点声音，夸张的动作说：“好酒，好酒。这个酒吃了人才能心动。”就说好酒好酒。那妇人就上了他的当了，以为他真的喝掉了。

妇人进去，她想已经喝了下蒙汗药的酒了，我哪里还要切什么肉给你吃呢？她到厨房里头只虚晃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禁了口说不出话来，往后扑地便倒。武松也双眼紧闭，向前卧倒，栽倒凳边。武松假装的，就倒下去了。这个时候只听得笑道——武松眼睛闭起来了，他只听得笑道，他不敢张眼睛，他就用耳朵听了——只听得这个妇人笑道：“着了！着了！就算你狡猾得像个鬼，你也吃了老娘的洗脚水。”这时候就叫了：“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又听了——只听得飞奔出来两个蠢汉，也不知道武松怎么判断人家是蠢汉，大概脚步很重“咚咚咚咚”出来了，没有武功的人啦。只听得飞出来两个蠢汉，又听得两个蠢汉把那两个公人——已经被蒙汗药迷倒的——先扛了进去。

这妇人没有先来碰武松，到桌上先提那个包裹，看看那个包裹怎么样。她这么捏一捏，知道里面都是金银，就很高兴。就听得这妇人——又听得——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货色，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这若干金银。”

又听得这妇人把包裹盘缠提了进去，随听得她出来。这下是快动作了，哗，把那些人也扛进去了。拿了他的钱，两个蠢汉又出来了。听得两个蠢汉又跑出来了，看这两个汉子来扛抬武松。武松那个时候暗暗用了一点气力，在地上的时候，那两个蠢汉哪里扛得动他，就看见武松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却有千百斤重，抬不起来。那两个蠢汉一拉武松，再拉武松，抬不起来。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很难拉，记住武松没有穿上衣，天又热，所以是出汗的，滑滑的，不知道怎么拉他。我想那个两个公人是从裤腰这个地方一举就抬进去了，武松怎么拉拉不起来。

武松眼睛还闭着，只听得那妇人喝道——就骂了，骂那两个蠢汉——说：“你这鸟男女，只会吃饭喝酒，全没有用，直要老娘亲自动手！”然后又对着武松去骂说：“你这个鸟大汉也会戏弄老娘，哼！这等肥胖，好做黄牛肉卖。那两个瘦蛮子，”她叫那公人，“只好做水牛肉卖。”她就跟他说，“扛进去，先开剥这厮。”她要把武松先切掉，做黄牛肉，武松胖胖的。“抬进去，先开剥这厮用”，听她一头说——你看武松还是在听——听她一边说，武松就一边想。这两个蠢汉被这个妇人叫做鸟男女，只会吃饭，没用，要老娘亲自动手。

那个妇人把绿色的衣服解了下来，把裙子也脱掉了。你看这个《水浒传》跟那个《红楼梦》有多么的不同啊，是不是？这真是英雄好汉，这个妇人是一百零八将里面的一个女子，一百零八将里面我算了一下大概只有三个女人，她是其中一个。这个女人就脱掉了绿的上衣，解开了她的红裙子，赤膊着。好厉害，就在那个蠢大汉面前她也不穿衣服，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

她要来提武松了，她气力大。轻轻提将起来的时候，武松眼睛当然张开了，就势抱住那妇人，把两只手一拘，拘将拢来，当胸搂住。糟了！糟了！这妇人被他搂住了，那妇人也没穿衣服，武松也没穿衣服，就这么抱过来当胸搂住，却把两只脚往那妇人下半截只一挟，压在妇人身上。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两个做出来的事情，这段丑事三毛从来没说过，是他们做出来的。

武松没穿衣服，这个妇人没穿衣服，当胸搂来紧紧一抱的时候，两个人肉体根本是接触的，然后用脚把那个女人一盘，下半截一压就压在女人的身上了，就是个强暴的姿势。这时候，我们又要想到金莲的事情的呼应了，武松做尽了一切对于一个妇人的轻慢的动作，在这里他已经做到底了，压在妇人的身上，什么都做出来了。

只见那妇人杀猪也似的叫将起来，“啊——啊——不得了，不得了！”她就尖叫了，那两个蠢汉急待向前要来救了，被武松大喝一声。武松压在女人身上，叫的声音还很厉害。“哇”叫一声的时候，那两个蠢汉就惊得呆了，也不敢过来救了。那妇人被按压在地上，只叫道“好汉饶我”，哪里敢挣扎，还是被压在地上。

那时候，只见门前一人挑了一担柴来歇在门首。你看那个樵夫出现了，他回来了，十字坡时候的樵夫出现了。他就把柴放在门口，他一看，怎么了？看到武松把那妇人压在地上。他一看急了，就赶快大步走进来，叫道：“好汉息怒！且饶了小人。小人自有话说。”他就走进来了。

武松看见这个人走进来了，他就跳将起来，把左脚踩住妇人，那两只手就做着一个拳的姿势，对着那个来人看。他踩住妇人，两只手做出一个打拳的姿势来，对那来人看，看到那人头戴青纱的一个头巾，身穿白衫，下面穿着一双八搭麻鞋，腰间系的也是一个缠带；生着三颧骨——有颧骨，那个脸瘦瘦的，有几根胡须，年近三十五六。来了一个好汉。武松眼里看他的时候，也看出了武松心里是喜欢的。看着看着，武松叉手不离方寸，他还是对着他。

那个人就跟他说了：“愿闻好汉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那人就说道：“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吗？”武松回答道：“然也。”好得意哟。他都不叫自己武松了，他叫自己武都头，官衔封了他以后，他一辈子要叫武都头。他说“然也”，那人纳头便拜，就说了：“闻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识。”武松就说：“你莫非是这妇人的丈夫吗？”那来人就说：“是。小人的浑家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怎地触犯了都头。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

那个时候武松就说：“我看你们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之人，我愿意求问你的姓名。”那个人就说：“小人在江湖上，人人都叫我菜园子张青。”这个好汉出来了。“俺这浑家姓孙，全学得她父亲本事，”就是用蒙汗药嘛，“所以就喊她母药叉。”可不是母夜叉，有些《水浒传》的版本都错叫母夜叉，夜晚跟药没有关系，事实上她唤做母药叉孙二娘。他说：“小人却才回来，听得浑家叫唤——”在那里叫救命嘛，“没想到是遇到了都头！”

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交换了姓名，哦，你是那个打虎英雄啊；哦，你是菜园子张青；哦，原来这个就是那个卖人肉包子的江湖女子，叫做母药叉孙二娘的。大家这么一讲发觉都不是等闲之辈，讲清楚的时候，那人，就是菜园子张青就叫妇人穿了衣裳——妇人还没穿衣服这个时候。母药叉孙二娘呢，她打赤膊也惯了，是个好汉，我们不能讲她女子。她就去穿了衣服，自自在在的。然后就快快地近前来拜了一下武松。武松这个时候才对他的嫂嫂作了一个揖，说道：“嫂嫂休怪。”

从那个时候开始，菜园子张青和武松就结拜了兄弟，母药叉孙二娘当然便成了武松的嫂嫂。杀了一个嫂嫂，改变了武松的命运，又来了一个嫂嫂，再改变了武松的命运。武松后来被逼上梁山，在一百零八将里面只有两个是出家的——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去做了和尚，武松做了行者。为何做行者呢？是因为他不得已，那个时候又犯下了滔天大罪，在后面人家要抓他的时候，他只好把自己的头发剪成像有刘海一样，把额头上的金印盖掉。孙二娘就帮他打扮，因为孙二娘杀死过一个行者，把行者的衣服都拿出来给他穿，有一个度牒，从此武松就做了一个行者，所以我们都叫他武行者。

武松的命运和这两个嫂嫂有很大的关系，过去我在其他的地方说水浒的时候，我认定武松有两个嫂嫂情结——所谓情结，就是情感的情，中国结的结——尤其是第一个嫂嫂，武松的情结打得更紧一点；第二个嫂嫂虽然他跟她有着很亲密的肌肤之亲，事实上，他是一个调戏的行为。

今天的《武松、潘金莲与孙二娘》讲到这里，我们暂时告一段落。下一回我们还是和《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之一花和尚鲁智深在此见面。今天说话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采访

❀ 我喊荷西回来！回来！ ❀

⋒
走沙
⋓

沙漠上的公路，是沿着前人压出来的车印铺成的柏油路，两边是沙丘或戈壁。平常时候，有时也会有大概到膝盖或腰部的沙被风吹过来，这时车子也很可能陷下去。看到这种沙丘来的时候，把汽车一倒，倒它五百公尺远，再加足马力，从那片沙丘上飞越过去。汽车在沙上行走，轮胎完全失去了阻力，滑一滑，也就冲过去了。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可能就滑到边上，冲进沙里，也没关系。

那时我和荷西结婚一年多，在撒哈拉沙漠，买了一部车。不过，荷西每天到矿场上工并不开车，他走路到小镇上搭公司的交通车。下午五点半下工，我准时在两点半从家里出发，开车去接他。

一天下午，我正开车去接荷西下班时，半路上，远远地看到九条龙卷风，把地上的沙卷起，卷卷卷，一直卷到天空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暴风一路迅速地朝我的方向卷过来。我心想：车子的重量蛮重的，大概没问题，就坐车子里躲吧。

当狂风卷到我的座车时，车上颠动得很厉害。我看到一只羊从面前扫过，被风卷上去，咩咩咩，一直上去，一直叫叫叫。

我不禁害怕起来，虽然车子是密封的，仍然吹进了不少沙，呛得我几乎要窒息。还好，龙卷风很快过去了。但是，紧接而来，前面有个接近公路的沙丘开始走起来了。我想：“怎么办呢？荷西还等着我去接他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迅速把车子倒退了三百公尺，加足马力，急冲过去，冲到一半时，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座小山。

事不宜迟，我迅速地跳下车，勇敢地推着车子跑，眼看沙堆渐渐聚成了小山，我的车子在它的边缘已经被埋掉了一半。

幸好在短暂的一段等待后，有一部大型的交通车驶过来了。车上三十几个人都是荷西的同事，他们用铁铲子，不断把沙铲开，救出了车子。

⋒
涨潮
⋓

我和荷西婚后，长久住在沙漠，生活平淡得很，偶尔遇上一点好玩的事，一定不放过。

有一次，我们跑到海边的防波堤，发现海潮退了时，乱石的夹缝里有螃蟹，我就跟荷西说：“我很爱吃螃蟹，下去抓吧。”他说：“抓螃蟹要在深夜。”

于是，我们都配了一个戴在头上的矿工灯，身上穿了黑色的防寒用的潜水衣，手上各自拿着一个麻布口袋，到了晚上九点我们到了高崖上。

大约七层楼高的防波堤，我们拉绳子吊下崖去。在一大片乱石堆中搜寻目标。刚开始，我们还看得到彼此，后来注意力都集中在螃蟹的身上。那时正是退潮时分。我在裸露的乱石缝隙中翻寻螃蟹的踪迹。我想我的手脚一定不够灵活，又没有经验，一只螃蟹都没抓到。偶尔又分心抬头去看荷西站立的位置。海浪的声音很大，彼此说话都听不见。我只好以矿工灯来辨识他的方向。海面一片漆黑，荷西那盏灯愈去愈远，只闪烁着一丝微光。

我离防波堤约五十公尺远的时候，开始涨潮了，不一会儿工夫，海潮已经涨到我的膝盖上，我开始恐慌地喊荷西，退啊，退啊，回来！回来！但是，他根本听不见。这时，我的矿工灯忽然熄灭了。怎么办？我想问荷西：你记不记得我不会游泳？你记不记得我不会游泳？！

其实会游泳也没有用，当时惊涛骇浪的，我被打倒在石头上，爬起来往后退，紧接着一次急浪过来，已经上升到我的胸口，第三次浪打来时，我整个人被卷走，拖得很远很远，像一个支离破碎的布娃娃，被放进一个水泥搅拌机里。

又一次大浪拍打，我被推升得很高，摔下来时，我的脊椎骨一阵剧痛，被撞伤了，我疼得几乎晕死过去。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挂在一块大岩石上，防波堤近在眼前。原本打算沿着绳子让荷西拉我上去，这下不可能了，只好贴着海堤，踩着石头间的缝隙，慢慢地往上爬。

大约四十分钟后，荷西出现了。他走近来时，我又喜又气，扑向前就打他，他说：“你打我做什么？你还打，你看，我这个麻袋里，装满了三分之一的螃蟹了。”

那个晚上，我是被荷西背回去的。十二点半左右，家家户户都还没睡觉，有一个人打开房门，看到荷西背着他的中国老婆，就说：“这对夫妻好恩爱哦，三更半夜，还舍不得太太走路，把她给背回来。”

（王丽卿采访）

❀ 钱不钱没关系 ❀

⋒
金钱这东西，在年轻时候并不是必要的
⋓

我年轻时候在金钱上是很拮据的人。

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爸爸给我一百美金一个月，我只要付五十美金吃住，还有五十美金可以用，我全部拿去听歌剧、听演奏会，情愿在文化生活上弄得很丰富。

那一年暑假，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赚钱了，就跑到地中海的一个岛上，萧邦和乔治桑住过的，跑去当导游，骑着摩托车开始赚钱。但是，导游的钱只够付旅馆费、三餐和摩托车油钱。那卖票所得的一点点佣金，是我生平第一次赚来的钱，就买了一个镶了假钻的珍珠戒指，花光了所有的钱，寄回来给我妈妈，她到现在还留着。

然后我跑到德国去念书，爸爸还是给一百美金一个月，但是德国的生活水准高，我的房租就六十五美金，还不包括三餐，剩下三十五美金，要付学费，要吃饭，要搭车，要买鞋，要买御寒的衣服。那时候一年没吃到新鲜的肉。有一天，一个男朋友请我吃了一顿牛排，我赶快写信回家告诉妈妈，她才知道原来一百美金的费用之下，我不能吃肉。平常我就吃白饭，蒸一条黄瓜或一个包心菜，下课回来用酱油拌白饭吃，礼拜天我就吃一个蛋，一个月生活费差不多七块到八块美金，这样过了一年，可以说是濒死边缘。可是我心里很快乐，因为那时候年轻，不觉得没有吃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到美国之后赚了四百美金，因为单身被扣了乱七八糟的税，只剩一百九十八块，所以日子还是很苦。当我拿到赚来的钱，马上跑去买了一张汇票寄回台湾。那时候我的小弟念淡江大学一年级，他的学费就是我存三个月的钱给付的，家里不需要我这么做，可是我是中国人，有这种责任感，虽然我只付了一个学期，然后就回来了。

金钱这东西，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必要的，只要有健康，有希望就好了。何况，我的希望根本不在我会致富。

⋒
金钱它可以买到许多东西，
可是它也买不到许多东西……
⋓

我先生过去了三年之后，我的经济才开始叫做有基础，这当然跟我的版税收入有很大的关系。以我们的版税收入来说，跟一家生意很好的西药房，甚至杂货店的小商人，都不能比。但是，以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我的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善。光靠一两本书是不能安稳的，那时候我的书差不多有五本。我对金钱的观念有了改变，我认为我该得的，我就问得很清楚，但是我不会刻意去追求它。

我开始存钱了，存钱以后也不见得开始快乐，也不见得有安全感，也不见得会特别去花它，也不做任何投资，因为我的心思根本不在钱上面。

金钱它可以很有用，可是它也很没用。你看它买不到的东西有多少？它买不到快乐、时间、健康、生、死、经验，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它统统买不到。金钱可以买到的是房子、汽车、皮大衣、钻戒、好餐好饭、游泳池、私人电影院，但是这些东西总有尽头的。

我在台湾买了一栋十七年的老房子之后，觉得自己对这世界的要求已经到了顶点，然后我又买了一部小祥瑞汽车。这两样东西都很便宜，我的公寓才一百六十五万买下的。我忽然觉得我的安全感已经有了，这时怎么办呢？钱不是变得没有用了吗？回馈社会呀！

⋒
用钱帮助别人，心里好快乐
⋓

我与读者通信，知道很多人需要金钱，没有钱使他们不幸，因为他们实在太贫穷了。我大概拿百分之三十五支援这些需要金钱的人，不一定是同胞，国外的我也寄。但是我也不是一个滥好人，他们实在需要我才给。

最近我才给掉四万四千九百块，一个伤残的老兵，肾出血，（偷骗着我爸爸给，因为这不止一个，一年给掉十几万，但是心里好快乐。）我说得好谦卑，好像恳求他一样，请他不要白费了我们的同胞爱，一定要接受我的钱。

我根本不理财。剩下的百分之六十五全部交给我妈妈，我不管。她是个有道德的母亲，也不会动我的钱。我要钱的时候就去问她拿一点来用。

这个钱干什么呢？旅行、买书。买书这事，一本本买是不贵的，但是我买大书，一套一套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投资，虽然投资在书本上太笨了，但是我爱嘛。有些人喜欢珠宝，投资珠宝也很好。我不会做这种经营，所以我拿钱去做旅行，这是见闻上的投资。

后来，全世界差不多跑遍了。有些国家没去，是因为我不爱去，譬如澳大利亚、南非、纽西兰，虽然很美，可是没有文化，我就不去，今生也不想去了。现在，旅行我也慢慢停止了。我跑够了，不想了。

在这情形之下，金钱又变成没有用了。

我看到周遭的人都很热心在投资股票，有的买房地产，有的人来会，他们对人生都蛮积极的。我觉得一个人追逐金钱，绝对不是只为了“我爱钱”，而是因为他们知道钱后面有它高贵的意义在，而我已经跨越了这一步。衣食住行统统有了之后，金钱对我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倒是我父母，他们比较关心我是不是能够再多赚一点，希望我老来靠自己的时候能有点积蓄。事实上，我是有积蓄，不过花得很厉害。我不会省钱，也不必省，因为我看上的东西本来就不贵，而且我根本也不要什么东西。大概都是花在别人身上，带带学生出去吃饭、买点衣服送人，就是这些。

我从来没经历过贫病交集，只有经过贫，但是我健康，又有什么关系呢？

⋒
我很会花钱，也很会用钱
⋓

富，是在于怎样有智慧地支配金钱。我很会花钱，一百块台币我可以花出很多种类，我是一个很会用钱的人。

举一个例子：我一个美国朋友来，他说他没钱，只预备两百块美金，等于六千块台币，要买二十八个人的礼物回美国送人。我帮他买了四十件礼物，每一样都是精品，从十块的笛子，到最漂亮的中国方块字，认字用的，木盒装着一千个字：甚至带他去旧书摊找古董圣经，送给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以传家用的；到夜市去买围巾，五十块钱一条，百货公司也许要一千多，质地也很好。总之，这个十块，那个三十块，这个一百块，买了二十公斤的礼物走。

买东西要有品位和眼光，我们买廉价品并不表示没眼光，只要有价值就好。

如果拿八百块台币要我弄一个圣诞大餐，我可以有两瓶葡萄红酒，一瓶香槟，一大块瑞士起司，两百公克的鲑鱼，蛤蜊，海鲜饭，几道菜，还有汤，西班牙香肠，蜡烛。这是一顿精致的晚餐。

但是如果你给我一百五十块，要我做家常菜，我可以做出四个菜，有豆腐，有蔬菜，有海鲜，有肉，还有一道汤和饭，而且量很多，丰丰富富的。

大家都说装潢一个家要多少钱多少钱，我都不用，甚至床罩是用干净的抹布做出来的。但是，我没有刻意去节俭，我觉得该花的还是去花。人生最值得的事在我是指压，因为我一天到晚腰酸背痛，这件事就绝对不去省它。

⋒
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投资者
⋓

回到台湾来，家庭的开销比较多，这我绝对不去精打细算，比如说爸爸妈妈爱吃牛排，上好的店，那当然是我付，他们爱什么我不管，就跟着去付钱。我不会在他人的身上节俭。

我不存钱，至少没有刻意地存，我要的时候就把它拿来，比如说车子泡掉了就换部新的。

我是靠爬格子赚钱的，很辛苦，所以我总怕在投资上失败，而且在这方面我是白痴，只会守成。我不会开源，只节流。股票上涨的时候，别人都教我去投资，劝我做二十万左右就好。我说不敢，我不要做。我觉得我不做的话还有二十万，如果我做，连二十万都没有了。

我是非常悲观的投资者。万一我投资股票，我会认为它统统在跌。如果买一栋房子，我根本不期望它涨，因为我要住在里面。我是一个很胆小的投资者，譬如说有人劝我拿十万块出来开一家小店，那没人来怎么办？或者来会，那会倒了怎么办呢？股票，跌了怎么办呢？然后，钱就放在银行里，看着利息一直跌。

⋒
无欲无求无望，钱！不能满足我
⋓

我皮包里有多少钱，我永远不知道。有一次在火车站，我的皮包被人偷掉了，我去找警察。警察问我皮包里有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又问大概多少，我说完全不知道。

我去洗头，一次九十块，我多半都付一百，洗完头却发现身上一百也没有，我一直跟人家道歉。走出来再翻皮包，有一万多块，我完全忘记了，自己都不知道。

还有坐计程车，常常给人家一千块或者五百，说声谢谢你、再见，就下车了。这已经无数次了，有的司机叫我，有的没有，我就不敢确定是不是给了他一千，迷迷糊糊也就走了。因为不缺钱，也就没有什么观念。

但是我又很矛盾，有时候连五百块都舍不得花，遇到艺术品的时候，我会失去控制。也只有在艺术品上，尤其是绣布，花很多钱把它买下来，就钉在家里的墙上，也不见得去看它。真正会让我不顾一切去花钱的，往往是一个艺术品或民艺品，古董我买不起。这是去年的事，现在又没有了。

我现在是无欲、无求、无望，钱，不能满足我。

（李琼丝采访）

❀ 假如。还有。来生。 ❀

⋒
这个世上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荷西
⋓

假如有一个人长得像荷西一模一样，包括容貌、谈吐、学识、对我的情感，向我求婚，我答不答应？

实在说，我不能也无法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这个世上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荷西。

荷西在十三岁的生日吹蜡烛许愿，希望将来娶一个日本女孩。十八岁遇到我时以为找到了，一直到他二十五岁时我们结为伴侣。

他是一个心如皎月，身如冬日暖阳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光芒，照耀着别人，我们结为夫妻，他把这种光芒反射给我。

对于死亡这件事，我们曾经戏谑地讨论过，我说：愿意两个人穿戴得整整齐齐躺在床上，手拉手，一起喊一、二、三，就死了，死后紧紧地合葬在一起，不能分开。他说他不要这样，太浪漫了。他要在一个秋天，没有波浪的海洋，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打鱼下海，他到水里是为了与他的朋友们（水里的游鱼）游玩时，他的眼睛闭上，离开尘世。

有一年冬日黄昏，在台北济南路的算命摊上，算命先生说：“1979年的中秋节，你家里死了一个人。”我听了拿着手帕蒙上眼睛，痛哭了一场。那正是荷西走后六年。他死在中秋节，平静无波的海洋，明月当空照着他，一个美丽的结束，原来这一切都是命。从此我释然了。

荷西曾说：“如果我死了，你会好好活下去，比现在活得更好。”

我觉得他太了解我了，我是可以活得很好。

过去我把人生看得太认真，所以在少女时代就因“执著”两字，而失去了童心。后来，我在海外讨生活，在无依无靠也没有经济来源的那种环境里，成为了一条“流浪的野狗”。当时我生命力极强悍，战斗力也高，东打西打，总想打出一个窗口，将我从人生的困境中释放出来。

秦汉曾经说，他把人生当做一座游戏场，他好比是一个顽童，玩够了就回家。我想现在的我和秦汉差不多——又稍稍差他那么三两步，我终于也变成了一个顽童，在心情上放松了很多，大大方方、从从容容过日子。对，生命到了尽头，天黑了，我也就回家。

⋒
人生的最后一面窗帘，现在已为我拉开
⋓

有了足够的钱，还有更多的钱，有时对人并不一定是幸运的事。譬如吃过多的食物，无论营不营养，到后来造成了身体的负担，还得花钱请医生帮忙解决。

生活上的花费是可加可减的，我并不怕贫穷。当年我在西柏林留学，一个月一百美金花费，用六十五元付房租，还有三十五元生活一个月，包括食、衣、住、行、水电、暖气、教科书、练习簿……在西柏林零下二十六度的寒天，我问自己：酱油拌饭便宜呢，还是盐拌饭便宜？热量重要呢，还是金钱重要？一切节俭第一，我选择了盐。

那时候我这个穷女孩，每天得穿过七公里的商业区去上学，脚下踩着的是用一双塑胶袋和橡皮筋绑好的破皮靴。当时我总跟自己玩一个游戏——在大雪纷飞黄昏的大街，我看一个橱窗十秒钟，走向另一个橱窗，再看十秒钟。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女孩”。她的一个小小的物质梦想，不过是一根火柴燃烧的时间罢了。而我，一直到四十岁的时候，我种种的梦想和欲望，还是一盒火柴。

至于我的现在，快不快乐跟火柴盒里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的生命里还有重要的事要完成。

有一个苦命的女人告诉我，她几乎每天要面对丈夫粗暴的欺凌，还得提供金钱给他花用，但是她的心是平静的，她不反抗，可以笑口常开，她有她人生的境界。她每三个月到花莲与证严法师倾谈，而获得力量。

我要六年以后“出家”，开一家心理医院，我希望能帮助世间受苦的人，在肉体上苦待自己、在心灵上折磨自己的人，因为我的讲话，变成他们心理的音符或溪流，使他们豁然开朗，得到平安与快乐。这个观念源自于证严法师给我的感动。

人生的最后一面窗帘，现在已为我拉开。六年以后，我会将窗帘丢开，破窗而去。

⋒
假如还有来生，我愿意再做一次女人
⋓

我的这一生，丰富、鲜明、坎坷、也幸福，我很满意。

过去，我愿意同样的生命再次重演。

现在，我不要了。我有信心，来生的另一种生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喜欢在下元次的空间里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或许做一个妈妈。在能养得起的生活环境下，我要养一大群小孩，和他们做朋友，好好爱他们。

假如还有来生，我愿意再做一次女人。

我觉得目前作为一个男人，社会的背负力、被要求的东西比女人多太多了，我不喜欢。

是否有来生，谁也无法回答。

命运的拨弄，我们身不由己地离离合合。

十八年前，当我第二次出国的时候。

有两个妈妈，各带一个女儿，在香港一家伊人服饰店选购衣服。其中一个女儿就是我，当时我的手中拿着一件翠绿色的旗袍。耳边传来服务员的声音：

“你看！你看！那就是林青霞，演《窗外》的那个女学生。”

我不禁抬起头去看，就像看到现在《滚滚红尘》里的国中女生头的林青霞，我看她的时候，手里还握着旗袍，心中有一种茫然感，好像不只是看着她而已。这时候耳边传来的是妈妈的声音了：“妹妹，这件旗袍，你到底要不要？”我说：“好，也好。”妈妈就帮我买了。

我跟自己说：“这个女孩即将进入她的电影事业，她的前途会怎样？而我又要远走到欧洲去，我的未来又在哪里？”

这样一交错，暌别十多年。我和秦汉、青霞三个人，因为《滚滚红尘》的工作关系，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

回忆起初见青霞的情景，想及命运的问题，真是一个谜。

（夏木采访）

版权信息

书名：你是我不及的梦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2-01

ISBN：978-7-5302-1347-6

价格：29.50元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撒哈拉之心
旗帜鲜明地活着——读王新莲
第二辑
一个无名的耕耘者
同在撒哈拉
我进入另一个新天地
我的笔友张拓芜
我与文亚
呼唤童年——记忆里的关渡
徐先生与我——纪念干爸逝世一周年
孤独的长跑者——送高信疆
恋爱中的女人
六天
重建家园——将真诚的爱在清泉流传下去
百福被
走不完的心路——蔡志忠加油
我的弟弟星宏
暗室之灯——送别顾祝同将军
又见笨鸟
戏外之戏——为《棋王》戏剧公演而作
我在路边大叫——谏飙车
我看《凌晨大陆行》
你们为什么打我？
夜深花睡
读书与恋爱
欢喜
你是我不及的梦
附录　三毛大事记

第一辑

只要活着一天，就必然一次又一次的爱着你——撒哈拉。

没有郷愁，没有離開過你。

如果今生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叫她撒哈拉之心，那么如果他们有一个女儿，那个名字必要称为：撒哈拉·阿菲利加。

撒哈拉之心

曾经这么想过，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女儿，她必要被称为：撒哈拉·阿非利加·葛罗·陈。SAHARA AFRICA QUERO CHEN。

这个名字，将是她的父亲、母亲和北非沙漠永恒的结合与纪念。

沙漠的居民一再地说——那些沉迷安乐生活，美味食物和喜欢跟女人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是不配去沙漠的。

虽然自己是一个女子，却实实在在明白了这句话里的含意。

也许，当年的远赴撒哈拉，最初的动机，是为着它本身的诡秘、荒凉和原始。

这一份强烈的呼唤，在定居下来之后，慢慢化生为刻骨铭心的爱。愿意将它视为自己选择的土地，在那儿生养子女，安居乐业，一直到老死。

每一日的生活和挑战，在那笔墨无以形容的荒原里，烧出了一个全新的灵魂。在生与死的极限里，为自己的存活，找出了真正的意义。

撒哈拉的孤寂，已是另一种层面的崇高。大自然的威力和不可测出的明日，亦是绝对的。

在那一片随时可以丧失生命的险恶环境里，如何用人的勇气和智慧，面对那不能逃避的苦难——而且活得泰然，便是光荣和价值最好的诠释了。

大自然是公平的，在那看似一无所有的荒原、烈日、酷寒、贫苦与焦渴里，它回报给爱它的人，懂它的人——生的欣喜、悲伤、启示、体验和不屈服的韧性与耐力。

撒哈拉沙漠千变万化，它的名字，原意叫做“空”。我说，它是永恒。

沙漠里，最美的，是那永不绝灭的生命。

是一口又一口隐藏的水井，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和去，是男女的爱恋与生育，是小羊小骆驼的出世，是风暴之后的重建家园。是节日，是狂欢，是年年月月日日没有怨言的操作和理所当然的活下去。

沙漠的至美，更是那一棵棵手臂张向天空的枯树。是一朵在干地上挣扎着开尽生之喜悦的小紫花。是一只孤鸟的哀鸣划破长空。是夕阳西下时，化入一轮红日中那个单骑的人。

也是它九条龙卷风将不出一声的小羊抽上天地玄黄。也是它如梦如魅如妖如真如幻的海市蜃楼。是近六十度的酷热凝固如岩浆。是如零度的寒冷刺骨如刀。

是神，是魔，是天堂，是地狱，是撒哈拉。

是沙堆里挖掘出来的贝壳化石，是刻着原始壁画的洞穴。是再没有江河的断崖深渊。是传说了千年的迷鬼猃狺。是会流动的坟场，是埋下去数十年也不腐坏的尸身。是鬼眼睛和蛊术。是斋月，是膜拜。是地也老、天也荒。

沙漠的极美，是清晨旷野，牧羊女脆亮悠长的叱喝里，被唤出来的朝阳和全新的一天。

沙漠是一个永不褪色的梦，风暴过去的时候，一样万里平沙，碧空如洗。它，仍然叫永恒。

撒哈拉啊！在你的怀抱里，做过没有鲜花的新娘，在你的穹苍下，返璞归真。

你以你的伙伴太阳，用世上一切的悲喜融化了一个妇人，又塑造了另一个灵魂，再刻尽了你的风貌，在一根根骨头里。

你的名字，在我的身上。

看起来，你已经只是地图上的一幅土黄色的页数。看起来，这一切都像一场遗忘。看起来，也不敢再提你。看起来，这不过是风尘里的匆匆。

可是，心里知道，已经中了那一句沙漠的咒语：“只要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必然一再地想回来，别无他法。”

已是撒哈拉永生的居民，是一个大漠的女子。再没有什么能够惧怕了，包括早已在那片土地上教过了千次百次的生与死。

只要活着一天，就必然一次又一次地爱着你——撒哈拉。

没有乡愁，没有离开过你。

如果今生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叫她“撒哈拉之心”，那么如果他们有一个女儿，那个名字必要被称为：撒哈拉·阿非利加。

＊本文据手稿整理而成

旗帜鲜明地活着——读王新莲

那天还在讲电话，电线那边的王新莲已经被我的回忆变成了数年前的形象。虽然她一再地说：“我变了，我变了，完全变了……”

闭上眼睛，又是四个人的影子在眼前浮现。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中南部旅行，是——“今天不回家”的一种日子。

我们四个：阿潘——越云、齐豫、王新莲——莲莲，加上我。为着一张叫做“回声”的合作唱片，离开了台北市，在中南部许多电台“做功课”。

我喜欢把工作叫做“功课”，用字不同，其中童年心理的诗化，仍然有助工作时强大的游戏感觉。

其实，功课百分之九十九都做好了，以那张唱片而言。我们的情绪或多或少不再感染那最初空无一物而又必须实践的压力，都能再笑了。

就是那一天，在一家旅馆里，莲莲突然讲起一部她认为很好而我没有看过的电影。起初，她坐在地上讲、讲、讲，双手已经舞动，后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在我身旁绕圈子，最后讲到精彩结束时，砰一下倒在床上，两只瘦腿一搁给搁在墙上，整个上半身悬吊在床外，双手一摊，脸上的表情突然放松——停止了。

当时，我不能进入莲莲讲的电影里去，一直张大了眼睛，观察她本人的出神入化。也悄悄地问自己：“怎么可能，前半年的日子，我居然被这个儿童给整到失去记忆？”两度冷眼看看莲莲，她还是装死在床上，脸上充满了幸福光辉，微微含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儿童。

“嗳，我不想读你。”我对自己说。

在房间里梳头，发夹还没有别上，她那间里面传来惨叫——不——要——我伸头去看看，齐豫手里拿着一把毛蓬蓬的大刷子，说道：“一点点，一点点嘛！你看，都不红，看不出来吔！”那个抵死反抗的莲莲，脸上肯定没有一丝胭脂影，手里抓了面镜子，另一只手开始急速动作擦脸颊。

我看着这两个快乐儿童，没有什么想加入的冲动，还是不明白她们目前这副样子，怎么可能将我记忆中一百八十个电话号码都给炸光——包括自己家中的。还有地址。

王新莲和齐豫，是我的“制作人”，她们“制”我的歌词。

或说，当这两个妹妹承担下《回声》这张唱片的全部制作时，我以为，在音乐部分她们是在行的，至于文字部分的观念，她们管不到我。

还是没法忘记那歌词部分本身所遭受到的小劫。我看见自己一次一次灯下涂写，第二三四日的整个下午，莲莲和齐豫跟我再度讨论更改。不然全部打回票——很无情的。

我看到自己在九个月后已然趴在地板上，莲莲蹲在我身畔，微笑的，说：“那你再想想，好，休息一下再想想，我们不逼你。”我生平第一次想得想逃到宇宙之外去——她们怎么不逼人？那时已经不能提笔了，都是用讲的。莲莲又再讲：“那你要把星星摆在哪里呢？”在她和齐豫问了一百五十次不同的摆法又不满意时，我说：“四——面——八——方。”她们一拍手，我知道这一句答得好的一刹那，脑子就炸掉了，住了十七天医院。

也因为那次的共同工作之后，使得莲莲和齐豫突然在南部变成小孩子的情况，令我不想去再读她们。

九个月的时光里，等于差不多一年了。莲莲和齐豫工作起来那份不要命的狠劲，并不能吓倒我，在另一个角度上分析，我也有这种性情。可是小看了她们在文字上的极度敏锐和坚持，是我个人对她们掉了轻心。

她们表面上有一种伪装，使人觉得糊糊涂涂，散散漫漫，其实不是的。她们以歌唱著名也只是一部分事实，正如我的文字一样。其实我们的“余力”还可以活得相当多元化——包括做做家事、旅行、数钱、记住约会的时间、别忘了偶尔变成小孩子……当然，她们不会忘记音乐，正如我难以完全放下这枝笔相同。

在《回声》这张唱片中，莲莲挑去了我的一首歌词《远方》，由她担任配乐。我将那卷音乐带寄到维也纳去，给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回信很快地来了，追问《远方》的编曲者是谁，说她好。

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想打个电话给莲莲的，后来匆匆离国，就此把自己变成了不再拥有回声的影子了。

再来就是去年了，华灯初上的天母街头，我看着前面一条迷你裙中的瘦腿，感到似曾相识，那人一回头，两个人都叫了起来，哗一下拥抱在一起。看着眼前的莲莲，容光焕发，眼神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同样一头短发却甩出了另一种精神。她喊着：“我们今晚不睡觉，要去爬山。你去不去？去不去？”我笑看着她，摇摇头，霓虹灯下的莲莲，被我看到一点点不红的胭脂，亮在她的脸颊上。

“这是我的名片。”莲莲递上来名片的一刹间，我“啰！”了一声，双手将它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到一本书里去。这时候莲莲和她的朋友们开步走了，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

我站在灯火下，含笑挥手、再挥手、又挥手，那首披头士的老歌：“我说哈啰——你说再见——”渗合着强烈的摇滚动感心悸，就在莲莲渐行渐远的长脚里纠缠了好几秒钟。

她和齐豫，加上我，曾经是共同谱作心灵旅途的朋友，而今竟也变成了一种比路人略略多了一些的风景，在生命中如此简单地穿过，没有留下太多不自然的情节。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好棒。

我们挥霍过的功课，早已烟消云散，卖了个满堂红彩，好似都已不再是我们的关心。莲莲有了新名片，她当然仍在走下去，也必然在变化下去。

我没有照着她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

前几天吧，我们兜着大圈子打电话，她打到我出版社，出版社立即转告我，我打去ICRT，滚石唱片公司却回了我电话——莲莲。

很久不讲话了，又在电话里彼此叫闹了一番，莲莲说：“我在尼泊尔爬山，看见你在一个小村落里涂的招牌，一时太兴奋了，冲进那家小店去找——你，里面的人说你才回去过——想想看——在尼泊尔吔——看见你的中文——吔——开心死了——”

最后，莲莲说：“要出书了，我——写——的。奇不奇怪？”

我一点都不惊奇，想当然也的。

如果只是听她唱歌，想到她居然跨过界来写文章，一般人或许不明白，而我不但明明白白尚且没有一丝意外。

在那“一起做功课”的时光里，早已领教过莲莲对于文字应用的超级敏感和刹那间立即产生的联想，这一方面，仍是她的世界，不过把那长脚轻轻伸了过来。

电话那边又在喊：“我跟你说，我变了、我变了、变了好多。唱片风格也变了，要不要寄给你听？”

第二天下午，一卷录音带悄悄埋伏在我的信箱里。撕开信封一看上面的照片，不觉微微笑了。

说得没错，那站在天母街头的她——又变了。

我忍住那份好奇，迟迟不肯打开玻璃封套，怕那全然不同的音乐和歌词——她自己做的，流畅在我的房子里时，那过去记忆中的莲莲因而从此在我脑中炸掉。

莲莲是一种在“自我的生命展现”里急速变化的人。不可以，也相当难，就在此刻给她写下太多的定义，因为她仍在变化中，而且快速。

我没有向她讨来新书的大样，就如同对待她音乐方面的新作一样，给自己的空间跟目前的她保持着一小段距离，我不去读她。

可以确定的是——王新莲至今还是一片滚动的石头，更像一幅迎风扯起的大旗，她如此旗帜鲜明地活着，旁观者的我们又能读懂她几分呢。

＊本文据手稿整理而成

第二辑

一个无名的耕耘者

要说起我的画家朋友林复南来，实在是一笔陈年旧账；想起他来，总有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的感觉。

其实林复南并不老，但是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老得哪一年认识他的，都不记得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梦想做画家，也十分羡慕会画画的人，那时候，我自己涂一些小画，也参加过好几次诸如“全省美展”之类的画展。

我因为自己是一个不入流的素人小画家，对于别人的画，就分外地留意。那时在台北的画展，很少有错过不看的。

有一天，我经过新公园的省立博物馆，那儿挂着“南联画会”的大牌子，想来是南部的画家们跑来北部开画展。

我当然马上签了名，跑进去看看他们画的是哪些玩意儿。在那一大群画家挂着的画里，我很主观地注意到一个叫林复南那人的作品。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抽象画我十分喜欢。

恰好同时，一位我“五月画会”的老师也进来看画了，我对他说：“这个林什么复南是哪里跑出来的，我很欣赏他的画。”

我的老师顺手指着就在一旁坐着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对我说：“哪，就是他嘛！”

我吓了一大跳，站在画家面前批评他，却不知道原来他静静地坐着偷听，就那样，我认识了我的朋友林复南。

（台南不但有“度小月挂面”，有出名的“棺材板”小吃，有可口的粽子，还同时出了那么多画家，这个城市，真不敢小看它。）

没过了多久，林复南跑到台北来闯天下。照理说，一个初出道的画家，来了台北，人生地不熟，一定饿得头晕眼花，三餐不继。我看见林复南跑来了，很为他担心，常常会问他：“你有钱没有？有饭吃没有？”

这个林先生，钱是没有，画倒是一大堆，看了令人心惊肉跳。卖是卖不出去，再看他那副样子，好似也不在乎。卖不卖画，饭吃得饱了，就去买材料，不厌地画着他的画。那一阵，他的画风变得很厉害，我偶尔去看他的画，我主观地喜欢上了一张画，就厚着脸皮讨，一旦看见我个人不喜欢的，就站着大声地批评他，俨然是一副有眼光有派头的大画家一样。

为了不饿死，林复南用了他部分的才华，去做了美术设计的工作，几年下来，他的生活较以前安稳多了，固定的收入，也可以被我们这些朋友敲敲小竹杠，吃吃“石头火锅”。

也许是“石头火锅”吃多了一点，林复南的脑筋变得越来越顽固，我以为，他袋里有了钱，可以出去交交女朋友，做一个风流画家，但是十年下来，他在交友方面一无成就，在绘画上，却固执地坚守他的岗位，有了余钱，付了房租，想到的就是去买绘画的材料，他花大钱，画下了一大堆卖不掉的东西，不但不愁，反倒自得其乐，他是我少见的笨人之一。

有好一阵，我们这些他的朋友，等他下班了，约他去游华西街，他总是说要画画，我们问他：“你上班不是整天在画，下班了还要找死？”

他笑笑，不说什么，他继续画他的画。

我看林复南，他不用画赚钱，反而赔了钱去画画，我想，这人不是天才就是白痴。

我再细看他，两者都不像，林复南对艺术的热爱，是冷静的，持续的，有条理的，日复一日的。

他很少跟人争论艺事，他甚至碰到了生人，连一句美术上的事都不讲，他从来不说自己的画好，他只说他比较喜欢他某一个时期的画，他甚至有几分老实而木讷。

这么一个沉默的人物，本分的人物，十多年来，他没有妻子儿女，他只有一个永生的爱人，就是他的画。

有时候，我看不过去，也会骂他——“你这种傻瓜，画到死，也没有人知道你。”

他总是淡淡地一笑，也不分辩，对着这么一个淡泊得如同白开水的人，我心里也不由得叹服起来。

这就是我的朋友林复南，他在广告设计上，也许小有名气，但在画展这种事情上，他就不怎么热心积极。

出国后，我很多年没有跟林复南通信，等我回国了，他不变的恒心，像地球自转似的仍在搞他的画，我看他仍不开画展，真是令我折服而不解。

再出国后，我听说林复南开始去做版画了，以林那样的性情和细心，做版画应该是十分合适他的。

我一直没有再看到他的作品。

去年，我住在沙漠里，他突然寄来了一大卷版画给我，我一看跳了起来，他的作品，在我十分主观的审视下，我认为已经找到了他该努力走下去的路径。

那几张色彩朴素的版画，有着说不出细腻的诗意和苍凉，这种内涵，在他不断的努力里，终于显出了不凡的光辉，而他的情感，仍是冷静深沉的，他的画，越来越耐看而感人。我很为着他的进步而欢喜。

前几天，复南又寄来了他几张版画和一张大油画的幻灯片，他的画，有几幅题名故乡、入秋、落日、神话……我可以看出，他的感情，仍然是从大自然里融入的灵感，一派古朴风味，他走版画这条路，是十分合适的。

另外他寄给我看一张大油画，色彩艳丽，笔调奔放，明朗有余，而感动我的力量却不及那几张极优美的版画。这自然是我十分主观的看法。

林复南，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之后，他仍谦虚地对我说，他夏天要离开台湾了，他要用一年的时间，去世界各地伟大的美术馆参观学习，同时他更想学到更新的版画技巧。

在他离开家国之前，他要在四月下旬和五月上旬，分别在台北及台南的美国新闻处，将他的画做第一次个人的展出。

六月中旬，他另有一个画展在纽约这个大城市，跟这世界见见面。

我深深为我的朋友骄傲，林复南是一个极谦虚的人，他的画展，只表示，在他漫漫的天路历程里，他又跨进了一步，也许，他一生会没没无闻，做一个到死也没有人知道的画家，但是，我相信，在他当初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投入一个对艺术而狂热的境地里去时，他已很清楚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往后的日子，是好，是歹，在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有信仰，他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值得如飞蛾扑火似的将自己毫无畏惧地投进去。

我在他画展之前，在很遥远的异乡，替他欢呼鼓掌，愿这一个无名的画家，继续为他一己的理想，发出人性灿烂的光辉来。

＊载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同在撒哈拉

看完我的朋友上温汤隆在沙漠中的日记，我的心情就如同奔腾的海浪一般，久久、久久不能平复。认识这个青年人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长睡在我的第二故乡“撒哈拉大沙漠”里了，为什么称呼一个不曾谋面的青年人为“我的朋友”，在我是有很多理由的。

撒哈拉威们一再地说——那些喜爱安乐生活，美味食物和喜欢跟女人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是不配来沙漠的——我虽然是一个女子，可是我能够深深体会到为什么这片荒寂得寸草不生的世界最大沙漠的居民，会说出这样的句子来。

当年的我，四年前吧！抱着与上温汤一样的情怀离开了居住的欧洲到北非去，当时我亦是希望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在生与死的极限之下，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去赌一赌自己的青春，可惜的是，以我的体力和财力，我只能用吉普车纵横了两次撒哈拉，平日定居在西属撒哈拉时，跟着送水车，在方圆三千里的地方，做了一些××的旅行，横渡沙漠的梦想我不是没有，只是我犹豫了两年，在定居沙漠的那么久的时间里，始终不能有勇气和毅力去实现这个计画，而我的朋友上温汤却接受了这一个对自己的挑战，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他踏上了征途。

许多时候，朋友写信问我，人间的青山绿地、名城古迹比比皆是，为什么我在旅行了数十个国家之后，竟然选择了那片没有花朵的荒原做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试着向朋友解释我的心情和理由，只是即使是我讲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真正地了解我吧！

十年前离家到现在，旅行的目的，在我岂止是游山玩水，赏心乐事。如果一个青年人旅行的目的，只是如此而已，那么亦是十分地羞愧了，不值得夸耀于万一。

上温汤的日记，替我写出了去撒哈拉的理由，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漠出发，不只是受到沙漠的魅惑去冒险，不只是为了好奇心的引发，真正要明白的，是自己，在那一片艰苦得随时可以丧失性命的险恶的环境下，如何用自己的勇气、大智慧去克服；面对那不能逃避的苦难，生命的意义，在那样不屈服的挑战下才能显出它的光辉来。

上温汤在他二十二岁的年纪，已经几度从撒哈拉，旅行了数十个国家，从他的日记上看来，他是一个有头脑，有理智，有大智慧、大勇气的青年，他敢于只身一人，骑着一匹骆驼，带着少数的食物开始这一个伟大而有信心的长程。在我一个认识沙漠面貌的居民看来，是何等令人心惊的勇敢啊！沙漠的风暴，白日的高温，夜间的寒冷，地势的不可预测，以我笨拙的笔是无法形容于万一的。

上温汤拉着骆驼在大漠里只身踽踽独行的身影令我一生难忘，可是我亦明白，在那样看似一无所有的旅途里，上温汤亦有他的欢喜和悲伤，沙漠拿走人的性命，可是它亦公平地给爱它的人无尽的体验、启示、智慧和光荣，这是值得的代价，上温汤地下有知，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吧！

上温汤在日记里所去过的地方，我大部分都用吉普车去过，看见他如何向人讨水喝，如何分药给游牧民族，如何在大漠的帐篷中过夜，如何遇到风暴，如何看到落日的美景；看他一个城、一个镇地经过，一个水井一个水井地发现，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亲切得热泪满眶，好似又回到了一个旧梦，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梦，而我，是真真活生生地在这梦里面度过了两年多的悲欢岁月，往日的时光因为上温汤的描述，使我再度觉得无奈，怅然，甜蜜而又伤感。

上温汤说得极好，也许去了撒哈拉，不能在学术上对这片土地有什么地位，可是，这是活在眼前的一本大书，经历过了它以后，对于生死的观念，可能又超出于一般芸芸众生了。

这个可敬的朋友，终是渴死在一片无名的沙地上，一试再试，以那么多的苦难做代价，他仍没有能够征服这片无情的大地。可是在我来说，这一个美丽高贵的灵魂已经得到了他要求的永恒，抵不抵达目的，已是次要的事情了。

我也曾经是一个沙漠的居民，对于沙漠的爱，对于生命共同的理想和挑战，使上温汤在死了以后，将他的心和我的心紧紧地拉在一起，对这样的一个知己，岂止是朋友两字所能形容的敬爱和亲密于万一。

一个人，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活在世上年岁的多少，二十二岁的上温汤，为着一份执著的对生命的爱，做出了非常人的事迹，而他的死，已是不朽，生于安乐时代的新的一代，生命的光辉和发扬还有比他更为灿烂的吗？

寄语上温汤所深爱的父母亲，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当是一份永远的骄傲和光荣，让这一切代替了失去他的悲伤吧。

三毛写于加纳利群岛

＊载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海外专栏

我进入另一个新天地

我已于五月一日夜间安抵尼日利亚的首都Lagos。来了三天，住在何处，什么街，什么号都不知道，因为公司给荷西租的宿舍是在郊外丛林的旁边，房子是很大很西式，内部一无家具，外面院子里也只有野草。路是有的，都是泥巴路，走路出去要半小时以上才碰得见柏油路。我因没有车子，荷西一清早便去上班，要到下午七八点钟才回来，所以尚未出去过，昨日曾想走路去搭公车进城，看见沙丁鱼似的人挤得一塌糊涂，车外又吊着人，横冲直撞，形如疯狂大赛车，便知难而退了。

现住的一幢平房，租金约合八十万台币一年，这已是十分便宜的了，如在市区内，租金更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们对面已在建一幢西式两层楼的洋房，造价约合一千八百万台币，这儿的生活，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如果不是公司配给宿舍，我们一月所得是不可能在此生活的。

前两个月荷西寄信到西班牙给我，告诉我他有司机，有园丁，有佣人，有厨子，当时我以为他生活得如同帝王，心中颇为不乐，怕因此宠坏了他，现在我自己来了，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必需的，所谓园丁，不过是个黑大汉拿个铲子在园内东挖挖西挖挖（没有种什么花草）；所谓佣人，不过是拿条脏抹布，抹了桌子，又去抹厕所；厨子做出来的菜还可以看，如果去厨房张望，你便不敢吃了。司机开车如同救火，我自机场来此宿舍，不过短短二十多分钟，竟然惊声尖叫无数次（他要转弯，便从安全岛上横过去，地下有大洞，他就如自杀飞机似的往下冲，再弹出来，有路人挡在车前，他就加速去压死他）。家中脏得不能下脚，我来了之后，总得整顿一番。

才来了三天，我的钱掉了两次。洗的衣服晒在浴室里，尚未干，便失踪了。预备夜间给荷西和同事吃的晚饭，回房打个转，便少了一半。其他饮料、面包、牛油都得上锁，啤酒一箱买回来，第二日便只剩下三四罐，这都是佣人和厨子的杰作，我现在只有拉下脸来，一个一个叫来和气地“审问”，他们都承认，是拿了，是吃了，我为了安抚他们，各给十个奈拉（尼国钱币，约七十台币），说好以后不许“拿”，如要吃，要先问过我。可是我一转身，荷西的内裤又不见了，真是苦恼，总不能把湿衣服也锁起来吧。这个国家的人很奇怪，来了三天，我对他们合情合理，各送礼物，他们却当我是傻瓜，并不感激，目前我自己洗衣，煮饭，人还是留着，免得他们失业了要苦恼，只是做事全自己来了。

家附近就是丛林，昨日一度一个人走走，想不到都是泥沼，人要陷下去的，只有本地黑人知道怎么走才不会掉下去。竹子很多，亦曾去找笋炒菜，笋没有挖到，反被蚊子叮得一塌糊涂。蚁窝大如十岁的孩子高，不可接近，热带丛林生活实在不及沙漠有趣，植物乱长，野草丛生，亦不及沙漠有诗意，不过我还是喜欢到这赤道上的新国家来住住，亦是新的生活经验。

此地人大半不穿鞋子（城里当然不同，我是在乡下住），女人只有一个胸罩，外面围一块布，大半是很胖很粗壮的，守夜人（我们每夜睡觉都有人守夜，因治安太坏）每夜和他的妹妹来睡在房外院子里，昨日他妹妹为了见我，居然用了一个西洋人似的白胸罩，缠了一块红色夹金线的布，衬着黑亮的皮肤，有一种原始的美，可见世上到处都有不同的风景，值得欣赏。

我们在此，物质生活上是无可抱怨，冷气每一间都有，食物每星期买一次，这都是公司付的，如要自己付，是不可能的。在这儿，每人都服抗疟疾的药，荷西来两个月已患一次，我尚未得，希望以后也不要得才好。

现在这个宿舍是五个人住，客厅公用，每人有自己的房间，白天他们上班，我便预备饭菜，夜间回来一同吃，谈谈话，便睡觉。明日再有一个德国同事的太太由德国来此一同住，我尚不知是否能合得来，大家都希望分开来住，因为家庭生活与宿舍生活是不相同的，加上荷西与我的个性，都极珍爱个人独处的时光，这样大杂院似的住着实在不是长久之计。昨日我亦去对面新造房子问租钱，房东要一百二十万台币租一年，并且少于五年合约，他便不出租，这样的价钱，公司是不会答应的，这儿的一切都是进口（他们出口石油），一条船，在港外，要等半年以上，方能卸货，所以东西自然是贵得没有道理。

荷西先来两月，已能说简单的英文，工作上的事情他都能应付、接头，在我，亦是十分欢喜，过去他是学不会英文的，来了此地，逼着讲，居然奇迹出现，我自己又可复习英文，亦是有进步，此地过去是英属，所以仍用英文。

此地一个工人所赚，约合六千到一万台币一月（不必做什么太重的事），只是生活那么贵，他们一月所得，能吃的也只是面包蘸水，因此也难怪他们什么都要拿，我是心软，做了菜，总是先分给工人们吃，守夜的、佣人、厨子、守夜人的妹妹、园丁……这样一分，自己便不够吃，这个习惯不可再继续下去。住在此地，心灵上要受很大的折磨，正如在印度旅行时一样，你吃饭，窗外几百双饥饿的眼睛望着你一口一口吞下食物，这个吃的人，如何不内疚得生胃病？起码我也吃不下去了！

此地人称呼白人男的叫“先生”，称我“夫人”，第一日十分不惯，叫他们改称名字，可是荷西说，这万万不可，自失身分，他们便会得寸进尺，所以夫人是做定了。不过我对工人是十分合理的，才来三日，巫医生意又开张了，工人手指出脓，我用碘酒替他擦擦，马上好了，他马上带了许多朋友来涂碘酒。

昨日与工人谈话（做家事的亦是个男孩，十八岁），他说希望将来跟去西班牙，我说，你表现好，不拿东西，要吃的，先问主人，那么将来一定设法，说完了，我便去房内，一出来，早晨才买的面包，整袋失踪，叫来问，他坦承是他吃掉了，我忍耐地再说，不可“拿”（我们太文明了，“偷”字不敢用），他点头说好，下午再去厨房，我切好的肉片又不见了，真是一天到晚耍捉迷藏，亦是辛苦得很，这个游戏，我是输定了。

这封信不知何时才能寄到您的手里，请替我在副刊上发表这信，也好给读者知道，我不是不写，实在是因为距离太远，邮政又坏（不能叫工人去寄信，他们把邮票撕下来卖，把信丢掉）。

沙漠最后一篇也在动笔了，只是刚刚来，心神不定，蚊子咬得很难受，又怕得疟疾，所以还不能顺利地写。明日再来一个家庭同住，又是吵杂些，写作环境更不好，只是我来了，荷西在情绪上会愉快许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三毛　五月四日

P.S.来信请寄西国地址，我们七月份会回去一趟（每三月离开一次），信寄那边信箱我反而收得快，此地离加纳利群岛约四千公里的距离，您还记得“比亚法拉”的战争吗？便是在尼日利亚发生的，现在已不打了。明日有车，我便可进城去玩玩，自己是不能开车，交通太乱了，台北的交通比起此地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载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联合报》副刊·作家书简

我的笔友张拓芜

去年十二月初，在报上看见张拓芜的第二本《代马输卒续记》即将出版的消息，欣喜之余，迫不及待地寄了买书的钱和航空邮费去给拓芜。当时的想法是，买书应该找出版社才是道理，可是再一想，拓芜是我的笔友，请他代购自己的书寄来，也是说得过去的。没想到买书的信寄出不到两天，拓芜的新书却已先寄来了。又过了不久，我寄去的购书费，竟然被他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书送了，钱却不收，信里尚且说：“这是让你知难而退，以后再也不敢寄钱来了。”张拓芜的脾气和性情，在过去一年多的通信里，多多少少总是摸着了一些，虽然如此，他退我的钱，我心里还是难堪了好一阵。

在国外，偶尔知心的朋友从台湾寄东西来给荷西与我，父亲过节亦寄钱来给我们买些平日舍不得买的小东西，我都欣然接受，去信道谢，并说请常常记得我，礼物多多益善，非常欢天喜地。而我的朋友张拓芜，连买他新书的钱，都不肯接受，两个如此不同作风的人，却成了朋友，也真令人想不出为什么。

拓芜的第一本书《代马输卒手记》我亦没有花钱买，那时我正回台探亲、治病，许多朋友送我书籍，自己皇冠出版社的不算，隐地兄亦客气地送了我一大堆珍贵的好书，拓芜的那一本，也是其中之一，回到加纳利群岛来时，成箱的书籍也随着带了出来。

第一次看《代马输卒手记》，虽然已事隔两年多了，可是我记得，当时看书是哭过的，笑过的，也叹息过的，拓芜的文字，有他特殊的风格，加上他那传奇而辛酸的半生故事，令人看了，爱不释手，感动至深，很少的文字，在我成年以后，能使我如此地将自己投身进去，几次到了忘我的地步。

因为对这本书的欣赏，忍不住给它写了一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刊在联副上，也因为那篇文字，使得原先并不认识的张拓芜，成了我的笔友。拓芜在我发表那篇有关他书籍的文字之后，给我来了一封十分客气而诚恳的信，说：“文字不好，自己也明白，您的大作，不过是因为我是个残废，同情我，给我捧场罢了。”

收到拓芜这样的信，虽然他写得那么谦卑诚恳，看了还是气噎了好几秒钟，后来想了一会，仍是啼笑皆非地不开心。我不是个不诚实的人，好书就是好书，绝对不会因为作者本身的情况而扭曲个人的看法。再说，我极喜爱这世上太多太多的好书，也并没有去打听过作者的健康情形如何，文字是独立的，读者如我，亦是主观的，由同情转而对作者文字的欣赏是绝对没有可能的。所以，对拓芜自谦的来信，我是一句也不同意，聪明如拓芜，写出如此优美的传记，用字如此白话，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自己竟因身体的半边残疾，而忽略了自己可贵的才华，这真是十分矛盾而令人生气的。反过来想，这样朴实的心灵，这样不骄傲的性格，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也是高贵得找也找不出许多了。

再说被拓芜认做朋友这条长路，亦是天路历程。我的性情诚恳坦率，做事本着心血来潮，兴致所至，一本真心诚意的动机，便放手做了出去，很少想到后果。对拓芜如此，对家人、对长辈亦是如此。可是拓芜是计较的，他这样的朋友，只许他给予，不许别人回报。过去一年半来，我只能给他写写信，可是他不同，他那唯一可动的右手在邮局寄书籍，寄丰富的中国食物，不断地千山万水地飘过来给荷西和我。天知道行动不便的他，那些东西是怎么辛苦包扎起来的，要去谢他都没有可能，他会不高兴。他不想想，半身残疾已经四年多了，一家三口，几坪不到的违章建筑的家，三只脚的破桌子，就是他一个一个格子爬出来的稿费在维持生计；而我，这个笔友，在邮局领出他扎得歪七扭八的包裹时，心里沉重得是什么滋味。

拓芜很少想到自己，去年荷西事业不顺，最急的人，除了父母之外，就数没有见过面的他。又有一次，荷西涉世不深，被人跑掉了好几万支票，我给拓芜信中提起，说要骂荷西，他急得拚命来劝：“不可骂，千万不要怪荷西，财去人安乐，荷西那么忠厚的人你怎么可骂他……”

其实，拓芜的环境比我们艰难辛酸了太多，他想到的却是我们。长时间的通信，拓芜慢慢地开始信任我，他不再低估自己，也相信我对他文字的喜爱，不全是盲目的，更不是出于怜悯，这样高贵的心灵，羡慕他尚恐不及，如何有道理去同情一个比我在精神上才华上更富有的人呢。

看了拓芜的第二本书《代马输卒续记》，觉得他在文字上应用得更加活泼开朗，虽然骨子里仍然是辛酸血泪，可是他慢慢有心情给自己幽一默了，细微地写他周遭的人、周遭的事，故乡的旧梦、亲人——拓芜朴实无华的文笔，使一般的生死、爱恨、期望和无奈，由一个一个小故事，电影般地一幕幕映在读者的眼前，鲜明得如同身受。

可惜胡适之先生过世得太早，不然看见这一个小兵的传记，不知会多么欢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一生，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一生，生于安乐的我，没有遭遇过战乱、流离，亦没有经历过生死一线的大病，可以说，是没有资格谈苦难的人。拓芜是我的朋友，他唱吟的半生故事，使我在平淡的生活，蒙上了一层说不出是悲是喜的色彩，悲欢岁月的滋味，该当如是了吧。在《代马输卒续记》里，几位文友给拓芜写了数篇无懈可击的序文，念这几篇序，亦是心灵上无比的享受和感动。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关心小兵拓芜的读者之一，这样的好书，几年来难得见到，拓芜目前已出了两本，但愿再接再厉，有生之年，不断地写下去，亦是爱看书的读者所真心盼望的了。

再说，拓芜在《代马输卒续记》细说故乡那一部中所提到的泾县“香菜”，极可能是加纳利群岛在出产的一种西班牙文名Acelga的蔬菜，如读者见了他的书，对此种蔬菜有意种植，三毛可以代购菜种转寄拓芜，爱香菜者可去向他酌量免费分种，如果判断不错，这种香菜正如拓芜所说，是十分可口的。

＊载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联合报》副刊

我与文亚

提笔写这篇文字，想到远方的文亚，心里充满了欢喜，这几年来，她的努力和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我亦分享了这个好朋友的喜悦和光荣。

今天知道文亚将有一本取名《墨香》的新书，觉得很有味道。一本书的名字虽然并不十分影响它本身的内容，可是如果名字取得贴切，总是更好些，文亚过去的几本书，如《橄榄的滋味》，如《心灵的果园》，在我看来，都是好得无法用另一个题名来代替的。

《墨香》是文亚的又一本访问集。事实上，文亚写作的风貌一直很不相同，小说、散文，她写，读书专栏亦没有停过，可是给一般人印象极深的，还是要归于她的访问稿。

我因为对文亚各类的作品都看，所以起初并不觉得旁人对她的认识如何，直到在国外碰到中国朋友们，他们知道我是文亚的好友，都争着向我讨她的相片来看，每次看文亚，总有人惊叹这位在国外大大有名的“访问专家”竟是一个如此年轻娇小甚而看上去有些俏皮的小姑娘，意外之余，总是佩服得很，我想，文亚的健笔和比较一般新闻稿更有些深度的文章，使人对她产生错觉，总以为她该是一个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小姐，那实在是有趣的谬误。

这几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文亚的确是出了许许多多篇精彩的专访，被她访问的对象虽然各行各业各阶层的都有，可是她受注目的真正好文，还是访问学人和作家的一篇篇有分量而称职的报导。

文亚选择访问的作家们，本身都有他们不同的异彩和雄厚的内涵，也都是极有智慧的人物，这些原因，固然造成了文亚专访中的骨干和精神，可是如何将这一个个智者的思想和心灵，在短短数千字的访问稿里贴切完全地表达出来给读者，这就要看文亚的功力和素养了。一些不轻易接受访问的学人作家，文亚登门讨教访问，总会得到他们的首肯，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

文亚是一个读书人，她的文字灵活，感觉敏锐，本身亦具备了水准以上的文学和艺术的修养与认知，所以她是记者，也是作家，往往一篇访问成篇时，已是极优美的散文，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她笔下的报导，多多少少受到文坛的认可和偏爱，总认为无论怎么样有深度的作家亦要有够风格的文字来介绍，文亚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说不称职的。

个人对于文亚的散文和某几篇小说一直十分喜爱，她一共出过七本书，早期的第一本书，是不满二十二岁的作品，可是我总感到，其中一些散文，无论在技巧、文字和心思上，都已超出了同年龄作家的东西太多，可惜她自己却不太重视那第一本小书，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卖了，唯一一看再看的读者，可能世上只有我这一个。文亚的《烟尘小札》亦是很特别的，其中有些我爱，有些觉得平平，这自然是十分个人化的看法，可是对于文亚，因为她是知交，对她的作品反而看得挑剔。最最使我心仪文亚的，还是她文字上安排的简洁、适当和灵活，她知道何时放，何时收，不必要的句子绝对不肯多用，文章的结尾往往悠然而止，留下一丝说不出的余味让读者自己反覆体会，这是她在写作处理上极大的长处，也可以看得出，她的读书，是活用的，不是个激情的写作者，她给自己往日打下的根柢，沉淀了许多青年作家往往掌握不住的隐和静；当然，她的记者工作，不断地提笔，对她个人的创作上来说，仍是一份很大的帮助和磨练。

《墨香》这本书里，文亚选择了我内心十分仰慕的数位作家，她发表这些访问时，我亦看得很仔细，有一次她写信来，说与某某作家谈话，实在是得益很多；又说某某人十分地有趣，与他相处做访问，是一大享受。这种时候，我总特别羡慕文亚，与智慧人物一夕谈，该是每一个渴求知识的人最大的想望，想来看了文亚这本书的读者，也一定会有这样的看法。

文亚不但上班，尚有婴儿、家务和病痛来分占她有限的时间，可是她在写作的路上从来没有停歇过，她甚而跑得勤快而卖力，也许有人看见文亚那么瘦小的外形，会惊异在她背后支持她的到底是什么力量，我因为了解文亚较深，倒不十分奇怪她这份对写作的执著与热爱，文亚是个痴人，在文学的天地里浮沉，对她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有时我看她病了，忙了，好似撑不下去了，突然一下报上又出现她的文章，这一些别人看去的重担，在她，都是甘心情愿，世上也因为有许多如她一般的痴人，世俗看上去没有价值的一些工作，也因此得以延绵。

我与文亚成了好朋友倒并不因为她写作，我们有自己除了文学之外说不完的话题，文亚的待人接物极像她的文体——清淡、悠然、明净而公正，她不在文章里刻意讨好任何人，也不在意别人欣不欣赏她，她是一幅干干净净的松林、溪水和大雪山的图画，画里没有杂质，我敬她，也是她这种个性吸引了我。她年轻，却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投身这个大千世界，面对一切的美丑，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一直保持自己的宁静和豁达，奇怪的是，她真真诚诚地在好朋友面前坦露自己的思想时，尚一如赤子般的欢喜和单纯，这是她对人世明理通达之后一个藏在她心里的秘密，文亚，甚而是一个十分鬼花样极多的可爱女子，这种个性，在她以兰大春为主角的小说里，常常可以看见，专访时，她又是另外一个人了。

有一次文亚来信给我，信后附了一笔给荷西，说在台北看了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所著的《堂·吉诃德》改编的电影《梦幻骑士》，感动竟至落泪。

我想，在今天的世界里，会受到吉诃德精神感动的朋友已经不可能太多了，文亚虽然在一般人眼前，可能只是一个比较杰出的青年人，可是我知道，在她的内心，她对生命有不断的追寻，她是执著的，是痴迷的，一时里也许她已在付代价，可是有一天，生命会给她回报，而回不回报实在也不重要了。

＊载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联合报》副刊

呼唤童年——记忆里的关渡

那时候，我还是个初小的学生。

当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家中住着四个堂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当然也住着大伯父母和父亲、母亲。

我的三堂哥陈令，在当年好似很爱往乡下跑，什么地方都骑车去。那个小小的我，总也死皮赖脸地坐在脚踏车前面那条横杠子上，要跟去。

堂哥陈令对于淡水河最是熟悉，暑假时，总有几个中午，他骑车呀，要骑好久好久，跑到关渡那一带去涉水。

我们不是去钓鱼，我们去沙丘里摸“蛤蛎”。

站在关渡的岸边，并没有固定的小船停着等人，可是在当时，河面上总有船划过，每当有船漂过时，堂哥就推我一下，我把手掌圈成喇叭，发声狂叫——“船呀——船呀”叫出来的闽南语响彻了整条河水。

那个民间的船，自然就会过来，我们把脚踏车锁好，平放在岸上，跳进船里，那时候鞋子、袜子都已脱掉了。下面穿的是一条在学校打“躲避球”的黑色灯笼裤，短的。

船把我们渡到河水中间大片的沙丘上去。

也许是年纪小吧，回忆中，站在那片凸起来的沙丘上瞭望着河水，总觉得好似站在大海里那么渺小又那么骄傲。

总是深深地呼吸，把空气当成凉水来喝。那条大河，围绕着我，干净地流过。我把光脚插到沙子里去，拖地板一样把它拖出一条条深深的沟来。

那时候，堂哥的腰上，扎着几个打了洞的空罐头，铁皮做的。在那个美丽的时代里，没有塑胶的东西。堂哥说：“来吧！”我们就开始了。

跪在湿湿的沙地上用十指向沙堆开始进攻。每挖数十次，也许可以筛出一个蛤蛎来。每当得了一个蛤蛎，总像拾到了金宝那么地欢喜。也可以说，比拾到了金子更高兴，因为蛤蛎可以吃，金宝有什么用并不知道。

只要那条静静的淡水河中，狂响起一个小女孩的尖叫声时，那条河总也在烈日下一同歌唱呼应。

一个下午的玩耍成绩并不算好，摸得到半罐蛤蛎已经极有成就感了。我的筛子是十只手指，堂哥的一把筛子有点像猪八戒的耙子，只是小得多了。

并不在乎用什么东西去挖蛤蛎，使人兴奋莫名的，是那条在一个孩子眼中的“大河”。

夏日的微风吹着一束一束的阳光，把孩子的脸吹成了淡红的，吹到黄昏，就变成一张淡棕色的脸了。

总是不厌地跪在沙丘上，东挖挖，西探探，不然坐着也好。只要看着那流水，心里的欢悦，好似一片饱涨了风的帆，恨不能就此化做一条小船，随波而去。

那时候，太小的我，没有人可以倾诉这种心情，于是写了一首诗，在学校交给老师看。老师看了笑着说：“淡水河真是美丽的，下次远足，大家一起去。”

后来，从来也没有远足了。高小以后，总是补习、补习、补习。

许多年之后，有一个朋友问我：“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怎么度过的？不许想，马上说。”

脱口而出：“是那条淡水河给我的。”

后来，我长大了，第一次约会，朋友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去淡水河，关渡。”

以后的很多年，只要回国，必去一趟淡水。那条河，不再是童年时的样子，岸边全是垃圾，河道也小了。

不止在淡水河摸过蛤蛎，同时也摸过螃蟹；那是在堤岸边。都是堂哥带去的。

许多许多年以后，堂哥带了他的三个孩子回台湾来，我问他：“你带孩子去了淡水吗？”

他笑了，说：“那是属于我们的童年，现在的淡水河污染得那么厉害，谁肯光脚去踏水呢？”

说着说着，那个小女孩响彻云霄的呼唤声又那么清晰地在耳边传来。时光，很可以在记忆中倒流，如同那条唱歌的河，又一度慢慢流进我心深处。

在这种时候，嗳，说什么才好呢？

＊载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中国时报·人间》

徐先生与我——纪念干爸逝世一周年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我自非洲回台湾两月。那时刚刚出了第一本书《撒哈拉的故事》。在读者心目中也许是一个新作家，事实上我当时已写了大约十年，因此文艺界的一些长辈并不是取名三毛之后才认识的。

那日的中午本是约了一些朋友们见面的，《中华日报》副刊的主编蔡文甫先生突然来电话，说是要我临时参加他的一个饭局，我因已答应了他人在先，便是婉谢了。蔡先生亦知不能勉强，最后说：“那真可惜，今天是徐先生做主客，你不来认识一下吗？”

知道中午能够会到徐先生，对于早先约好的熟朋友便是硬赖掉了，这种事情一生里并没有做过太多次。

那日吃饭徐先生被请坐上首，陪客尚有一些文坛上鼎鼎大名的长辈作家，我因是小辈，坐在蔡文甫先生的身旁，在徐先生的正对面。

初见徐先生，并不觉得他如一般人所说的严肃，可是饭桌上的气氛，却因徐先生并不多话的缘故而显得有些拘束。

我因仰慕这一位一生从事写作的名作家已有多年，因此自然而然地说了许多话。后来蔡文甫先生提起徐先生小说中一个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造型，我便又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那时徐先生看着我，眼光里突然闪烁了一下只有被我捕捉到的一丝什么东西，使我突然沉默了下来，却是仍然昂着微笑，也不避开徐先生对我若有所思的凝视，只是不再讲话了。

那时，徐先生突然说：“你做我的干女儿吧！”

这句话对我并不意外，这一刻本来已藏着千年的等待和因缘，只是我们并不知晓，只到有一日相遇，才突然明白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当时我站了起来，向徐先生举起满满的酒杯双手捧着一饮而尽。他倒是着急了，说：“不能喝便不要勉强。”

那时人多，徐先生先生又是名作家，我饮尽了酒之后便不再说什么，静听别人的讲话了。

散席时，我走到徐先生先生身旁去，低低地对他说：“那么我给您叩头，然后再回去禀告父母亲。”

徐先生坚持不肯任何形式，既然那么说，便是依了他。没有称呼，没有行礼，饭局终了，我们也散了。

在遇见徐先生先生的那一日，我去重庆南路的一家出版社的门市部，想买下他的全集。

徐先生先生著作等身，我只看过部分。他的全集一共有十五巨册，在书店内给放在最近地下的一格，放得零乱不说，全集也凑不齐，书店小姐找书时已很不耐烦，包装的时候因为书太重，她又发了一场小脾气。我将店内的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便想，干爸的书给这种地方出，真是失算。《风萧萧》这本书风行全国，而干爸晚年依旧两袖清风，他自己没有生意眼光，亦是一个原因。

做了干女儿的第三日便已是徐先生先生离台赴港的最后一天了。我因心中恋慕他，下午又去看干爸，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室里，先将干爸交付出书的那家出版社的态度骂了一阵，又怪责干爸对自己的利益不知闻问。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有些寂寞，又有些黯然，很淡然地对我说：“那只是店员小姐如此，上面的人都是多年老友了，怪责不得的。”

那一个午后，我再悄悄地观察徐先生先生，为何我眼中的他与别人看去的却是那么不同呢！

这个人多愁、敏感、寂寞、灵性重、语言淡，处世有某种程度的文人的执著和天真，却又是个绝对懂情懂爱又不善表达的人。神情总是落落寡欢，风格表情上有他自成一家的神秘和深远，年龄，在他的身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在我的眼里，我的干爸仍是风采迷人。

那个午后，一直伴在干爸的身旁，我突然问他：“是天蝎座出生的吧？”

干爸有些好笑，反问我：“你怎么猜得那么准？”看他的样子又十分高兴似的。

我笑而不答。干爸不可能是别的星座，天蝎的神秘、阴沉、孤僻和浪漫在他身上讲得明明白白，绝对是个属灵的人。这个人一向用灵魂在活，根本不是用肉体在活，难怪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干爸与我虽无血缘，事实上两人许多地方却是极为相似，只是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行为语言，外人看去便是两个极端不同的个体了。

次日干爸回到香港去，我没有赴机场送行，也没有抱歉不送之类的客套话。没有形式，只是知心，在我，已是完全，干爸岂有不明白这个道理的。

不久，我个人也快离台了，徐先生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家中的亲人，说起徐夫人，要我唤阿姨。又想起在台的尹秋大哥和明兰嫂嫂，当然更说了许多在美国的妹妹尹白的情形。

便是这样，我做了徐家的另一个女儿。

回想起数年来与干爸的通信，第一封信中干爸对我所说的话，至今仍很鲜明地记在心里，他说：“我之收你做女儿，是一个庄严的决定和承诺，绝对不是一般社交场合的应酬，想来你对我亦当如此。”

看见他这样的来信，我心中也做了默默的承诺，在对徐先生先生说“那么我给您叩头！”的那句话起，我亦不是在应酬任何人了。

在徐先生所有的著作中，特别偏爱他写灵魂方面的题材，虽然小时候迷的是《风萧萧》，后来再细看他的文字，便是明白了有太多胜于《风萧萧》的好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更是深为我所喜爱，倒是《江湖行》这本书，正如彭歌先生所说，干爸本身并不江湖，写来便是隔了一层。

对于我的写作，干爸极多鼓励，却也十分严格，很少对我夸奖。只有一次，看见我写的加纳利群岛七岛的游记，他来信极为兴奋地说我写得太好，游记如此已是水准。收到干爸那封信的夜晚，我几乎不能成眠，因为干爸是不说应酬话的，第一次称赞，自是令人喜出望外了。

在分别的这段时间里，干爸数度离港，赴法，赴美，赴德，赴墨西哥，我们通信甚勤，却再也没有见面。

在那数年内我又出了几本书，却是一本也没有寄给干爸。这种极不礼貌的行为自是伤到了他的心，我知干爸悄悄买了三本《哭泣的骆驼》，对我的不送书却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在我的解释里，出书是急不来的事情，一年一本未免太快了，很怕干爸怪责我胡乱写作。因此出了书便是不敢提，不肯送，恨不得干爸不晓得最好，也是十分奇怪的心理，可说自己亦是个怪人，而今想起来，他是自己干爸，如何会轻看我文字的浅近和幼稚，再说他反正是会去买的，何必藏拙怕着他呢！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先生荷西潜水遇难，一去不返——我们死了。

那一阵干爸寄信加纳利群岛，寄信台湾，千方百计寻找我，信中再再地安慰我，鼓励我，开导我，痛惜我……而我，伤心病狂，哪里听得进他的道理。后来干爸打长途电话去家中找我，知道他亦是焦急关心，却也不肯给他回个电话。

在那次事故之后，渐次平静下来，面对的自己却已不再是当年的我了。这亦是看透了人生的幻想之后必然有的转变。

去年三月我做了一次东南亚的旅行，最后一站是香港。酒店中再见徐先生先生，我扑了上去，抱住他叫了一声：“爸爸！”这是做他干女儿以来第一次当面唤他，叫出来的却是与他的孩子尹秋、尹白对他一样的称呼。

那一刻，我的心里有多少委屈想对干爸倾诉，有多少倒吞的眼泪恨不能在他面前畅快地奔流。可是一别四年，干爸怀里的女儿却只是累累地笑，换得了他一句安慰的话：“还好！不算太憔悴！”

在港的次日，干爸、阿姨及我一起去一个极豪华的地方吃中饭。初见阿姨，得了一块美玉做见面礼。其实在这之前，每一年的圣诞节干爸总是千山万水地给我寄礼物。有一年干爸给我刻了一个象牙章，同样三毛的音，给换了另外两个字。我知干爸一直不喜欢我的笔名，有一次信中还对我说：“好好一个女孩子，怎么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从那时起干爸一直叫我另外两个字，一直到今天。

那日的阿姨穿了一件灰色的薄毛衣，下面一条再深些灰色的褶裙，非常大方优雅而亲切。吃饭时阿姨几度将明虾默默夹到干爸盘子里去，可以看出她的情深。饭后干爸一张大钞付出去，换回来的竟是一些铜板，我看在眼里自是心惊，可是始终不敢讲一个谢字，只怕说了这个字反是见外了。

在港三度见到干爸，最后一次也是在吃饭，我因接着又有朋友的约会，不得已提早告退，与全桌的长辈们致歉之后，我转向干爸面前。那时我第二日便要离港回台，回台十四日便要再赴欧洲了。

干爸站了起来，默默地抱住我，他很高，我只到干爸的肩膀，我双手环住他，说：“爸爸，我走了！”他拍拍我，说：“好！好！自己保重！”我湿着眼睛朝他笑了笑，便转身大步离去。

那时的香港街头正是华灯初上，一片歌舞升平，说不尽的繁华和热闹。港口的风惆惆怅怅地吹拂过来，我只觉得想狂奔一阵，于是便一路往旅馆的方向没命地跑起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徐先生先生，那个在我一生里只当着他的面叫过两次“爸爸”的人。

然后我再度离开了父母，一个人回到岛上来，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开始了一种叫做“孀居”的陌生的日子。

与干爸的通信便是在去年里渐渐地少了，那不是对干爸，是谁也不肯再写信了。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劫难过来的人，再回来已是槁木死灰。那么又能写些什么呢？向干爸说些什么呢？说菩提非树，明镜非台？还是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还是说灰烬之后有没有再生的凤凰？

便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了。有好几次，我提笔，写下了“爸爸”两字，便又废然。

干爸是知我的，可是他却伤心了，几度来信，便是说：“你不爱写信也可以，总得来几个字报告平安，以免远念！”

我却很少去信，去了亦是真的只报平安，什么也不说了。

我的心，竟连干爸也不懂了。

去年干爸又赴法国，尹白由美赴法会晤爸爸。巴黎的来信中，干爸抱怨他的咳嗽，说是感冒。后来听说尹白陪同去了意大利，我又放心了一点，想来能旅行总是不算太严重的。

十月十二日突然收到台北陆达诚神父的信，他说：“你快快写信去香港，徐先生先生不是肺结核，是肺癌，快去信还来得及……”

我当即马上挂电话去香港，心里自是又惊又急，电话那边竟是台北去的尹秋大哥，我知道事情可能不好了，便是叫了起来：“尹秋，爸爸怎么了？”

尹秋说：“爸爸五号已经过世了……”

知道失去干爸的那个夜晚，我一个人是如何度过的，而今回想起来仍然心碎。

我所确知的是，那夜，干爸来过我身边，就如常常回来的荷西一样，他对我说：“孩子，不要哭，爸爸在此安好……”

那两日，四度电话香港，阿姨对我说：“爸爸盼你的信，病中一直盼你的信，你信来了是十一号，他已去了，没有看到……”

听见阿姨这么说，我恨死自己了，恨死了！人生有什么事情比后悔更苦痛的？

在德国的珏跟我讲电话时也是说：“师对于你不肯写信有些耿耿于怀，最后一次来信中还提起，说三毛不常写信，是不是对他冷淡了。”

我不怕干爸误会我，可是他因我伤心便是我的不该了。那几日，干爸一直来看我，他的灵魂是来的，在我流泪的时候，对他喊过：“爸爸，请你原谅我，实在不爱写信，可是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干爸只是慈爱地在我身边，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的灵魂会归来，就证明他也一样地疼爱着我。

几度想提笔为干爸写些纪念的文字，可是干爸的心思我亦明白，他的灵魂几度对我说：“不必了！不必写！”说来仍是淡淡的，没有情感激动的句子，一如他生前的性格。其实他却是个最最重情的人。

只记得徐先生先生自己的诗：

那生的生，死的死，

从无知到已知，

从已知到无知。

历史从未解答过

爱的神秘，

灵魂的离奇。

而梦与时间里

宇宙进行着的

是层层的谜。

生死之谜在他人也许的确仍是个谜，在我已能够了然部分，因为我爱的人，不止在我们名之为世界的地方才有，在那一边，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我所写的徐先生先生，不是他一生的行谊，我写的，只是我的干爸与我。

短短数千字，不能代表我对徐先生先生的怀念，可是这些文字却是在平和宁静的心情下写出来，因我已确知，生死不过是形体的暂别，有一日，而且很快，便又是要重聚的。

再用几句徐先生先生自己写下的诗来送给我的干爸：

因此我也不敢再希望你有一天会重回旧地，

来体味那轻雾旧梦里浮荡着的各种伤心；

但何处的天际都有我们旧识的微云，

请记取那里寄存的我殷勤的祝福与温柔的叮咛。

＊载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大成》九六期

孤独的长跑者——送高信疆

信疆，你走的那天，没有去机场送你，要离开的那一阵，也没有请你吃一次饭。告别的时候，是在欢送你的酒会里，隔着一层层的人，向你道了再见。

那天，从阳明山下了课，匆匆忙忙在阴暗的雨天赶到大理街的《中国时报》去，酒会时间已经快过了。进去的时候，诗人管管正在麦克风前说书，仍有许多许多你的朋友留着。人群里，看见住在中部的宪仁，我讶然地问他怎么在台北，他说特地北上来这个酒会，来送你的。说完淡淡地一笑。

知道在那样人多的场合里，是不能说什么话的，也没有什么真正想说话的心情。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到你的面前，来给你看。信疆，你看见了，在这儿，有多少朋友爱你。

酒会走出来，是傍晚了，我的车里坐着一个不常见面的好朋友和一个学生。已是晚饭时分了，车子开到重庆南路，看见朋友没有带伞，在大雨倾盆的路口下车，冲到水里面去，而我，因为赶赴另一场饭局，无法与他多说两句话，在开走车子的那一刹那，心里方才升起了很深很深的悲哀。

那种无能为力的悲哀，竟因为看见一个心爱的朋友在雨中离去，将我弄成不能排遣。

有时候，对于朋友或亲人，我们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不能。

对于信疆你的离去，也是这样的怅然。

许多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投稿的原因才认识的。《人间》副刊的主编和一个文字工作者。很少人知道，我们原先是学校里的同学，当年大学的那一段生涯，回忆里，有时模糊，有时鲜明，一刹那，已近哀乐中年了。

二十岁，你说它算不算童年？我是那么看它的。青青涩涩的一颗颗果子，疯狂地念书，拚命地恋爱，执著于一场又一场夜谭，那份对于未来和知识的痴恋，将不同系的那十几二十个人拉成了学校里的一张网。

当年的我们，啃了多少多少本课外书，已经不复记忆了，只知道，后来这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被人视为异端的一群，毕业之后，多多少少，在生命的承受和表现上，都是不凡的。

那时候，信疆，你大我们一年，是新闻系最杰出的学生，身边的俏妞——沅馨，是我们女孩子欣赏又羡慕的对象。大学同学的恋爱，有结果的并没有几对，而沅馨和你，始终很团结，不但成了家，这么多年来，在事业上也是好搭档。一对校园里的金童玉女，就那么走了出来。这在学校的时候，已经了然了，并没有看走眼。

许多年过去了，再见面，你告诉我一个故事——校园里的。念书的时候，你陪着另外一个男同学，在公用电话亭外面绕了一夜，那个同学手里握着一枚铜板，怎么也提不起勇气，去拨我家的号码，告诉当年哲学系的那个女孩子，他心中的情感。

这个故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而你，是唯一的见证人，时间也就这么流掉了。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下的你，还有那位已经是做了父亲的男同学时，学生时代的那份情，变得很亲密，不浓的一种亲。正如当年的我们，看来相似，事实上却并不十分合群，而每一个人，在这条心路上，又是孤单的。

说不亲吗，仍是亲的，毕竟，大学同学，在这个社会上来说，已是不可多得的了。有时候，我们这一群，仍是护得紧，而且团结。

李子他们，听说你放下了编务，要远离台湾去进修，三天两头打电话催我，说同学们要再聚一次，送送你，看看沅馨。我没有安排这场同学会，替你推托，替你挡，只因为，私心里，希望你多留一些在台的时间，将每一分钟，都付给妻子和家庭，虽然明知这不太可能，但是我不敢再去占你的时间。

你就那么走了，同学们拚命骂我，说我不合国情，没有人情味。我知道，他们也不是执著于那顿饭局，他们珍惜一次难得的重聚，忙忙碌碌的一群，再相聚又会是什么时候？

新加坡的南发写信来，说到来台之事，竟然说：“虽然台北仍有你在，可是信疆走了，感觉里少了一个重要的朋友，不一样了。不想去台湾，如果想我们，还是夏天你来吧！台北没有了信疆，对我很不相同了。”

不止是大学同学，新加坡，我们也有一群好朋友在，你和沅馨的，我的。分别认识，结果又成了不必通信的死党。新加坡，代表了很多事情，它是朋友的代名词。

台湾，也是朋友的代名词，对某些人来说。

许多年来，眼中的信疆，是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十二年的心血和生命，付给了一份理想，展现在销售一百万份的报纸上。台湾的副刊，因为高信疆这个大将的参与，变得如同战场。水准的直线上升、崭新观念的启发、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与竞争，使得每天纸上风云际会，千万读者日日注目，整个文坛朝气蓬勃，那股充沛的活力，将副刊弄成不再只是每天报纸上的一个版；这和信疆的投入，有着决定性的因素。

不常看见信疆，每见到他，往往已在深夜。他的人，总给人巨大的压迫感，看见他，不容易舒畅，闷热又紧迫的感觉，那份报纸，压在他的背上，好似燃烧着一生的爱情。

信疆是一个反应敏锐、行动快捷的狠家伙，言谈间，许多构想，许多梦，几天之内，可以付诸行动，展现在他的版面上。那份副刊，看不厌它，信疆是一脉活水，永远不会停歇。他是狂热的行动者，这里面，没有睡眠和休息。

我喜欢这个人，又因为他的那份真。

信疆的口才是第一流的，几次讲演中的他，事过数年，听过的人回想起来，仍然赞赏——言之有物又风度翩翩，不愧是一个大将。

其实，在朋友的聚会里，信疆的话并不算多，他肯听。听了一个晚上，朋友们散了，他将话题分析组合一番，又是一场付诸行动的表达，交给社会大众。信疆，是陈若曦笔下的拚命三郎。

信疆不是一个好玩伴，轻松的时候，他不懂得放开一下自己的工作，有时候，很讨厌他对于事业的过分执著，拿命去拚的那份认真，使得十二年中的他，成了孤独的长跑者。那份成绩，就是这么跑出来的，永远不会停。

长跑里，没有我们的影子，只因为每一个人，跑的道路并不尽相同，坚持的生命里也有偶尔去度假的人如我。我不觉得羞耻。

前几个月，沅馨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捧了好多盆花，上阳明山宿舍去看我，问起信疆，淡淡地一笑，说在忙。其实，不必问的，信疆什么时候不忙过了？

又过了一阵子，沅馨和我抱着孩子和食物去花园新城他们避人的小屋。信疆过了好几小时以后才来，三更半夜了，同来的是一群朋友，避不掉的人；我自己也在内。

那时候，猜在想什么？在想，美艳如花的沅馨也是一个孤独的长跑者，她的寂，很漫长，付给了她自己选择的一生。

这一阵，许多文友写信疆，因为大家爱他，这份友情，不止是单纯的友谊，更有必然的对这个人在工作上的欣赏和赞叹，信疆，是绝对杰出的。他的真，对新闻和副刊那份近乎痴狂的真情，仍然常常深深地感动着我。而为什么，那么忙碌的一个人，总觉得他寂寞？

如果，每一个人做事都像信疆，如果每一个人在事业上都有这一份投入，如果每一个人有他这样的专情似海……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许多人，都成了孤独的长跑者。

自己难道不孤独吗？虽然，那条路，并没有如同信疆的那种跑法，虽然，跑跑停停的，没有尽全力。

那么尽全力地跑，又是什么样的滋味？

信疆，我们没有如同其他朋友一样地送你，这一群你的大学同学，只因为我不合国情。

离开台湾的你，不会有信来的，这一点十分明白了；也没有必要。你的暂时离开，其实是很令人羡慕的。

威斯康辛的夏天会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可是那儿也有一个校园，对不对？一个不同于华冈的校园，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很怕你在美国的朋友也多，怕又不能安静下来，过两年全然不同的进修生活。新的天地，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不可能是一场歇息，因为很久以前就明白了，你是不会停步的人，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极好，因为回来的时候，必有新的东西带回来展示给我们。而你自己呢，休不休息？这样问你的时候，好似看见了你的苦笑，你也不休息，还有同样一条漫长的路要跑下去，对不对？

前几天深夜里，停电了，我变得很慌张，工作不能停，摸黑点起了蜡烛，就着烛光，一份又一份学生的作业仍然批改下去，改到警觉那支烛泪已经流到天明，这才愣住了，静静的大气里，只有那支残烛慢慢地在燃烧。

这时候，想到许多往事，想到远方的信疆和《人间》副刊十二年的那个主编。

李商隐的诗句，悄悄地爬了出来，在闷热的黑暗里软软慢慢地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后来，我没有能再做什么，吹熄了那支烛火，上床睡觉去了。

＊载于一九八三年六月《皇冠》三五二期

恋爱中的女人

思想起祖先艰辛过台湾　彼时木船渡乌水　海中漂泊心中苦　乌水要过好几层

神明保佑祖先来　台湾变作好所在　台湾不知什款样　海水绝深复且黑

为使子孙有前途　遇到台风卷大浪　海底不要作台风

三百年后人人知我知道，真的知道，不要喊，不要叫，不要骚扰自己本已云淡风轻的心情。

不要动心，一点也不要为任何事情失足千古——即使是爱情，也不要去想；任何一种爱情，都爱不起了。

可是，六月二号的晚上，当我，听见陈达先生的《思想起》在“中华体育馆”内弹唱出来的时候，为什么，雨也似的泪水，瀑布啊地奔流了出来？为什么，看见自己，在那个舞台上，化为舞者，化为云门，化为船，化为鼓，化为婴儿，化为大地化为哗一下拖出来的那条血布和希望？

笑吧哭吧鼓掌吧，还能做什么？

也不是在分析，也不是在看基本动作，也不看画面结构，也不想编舞剪裁，也不是服装设计，也不认那一个个舞者是谁又是谁，因为全看见了，又因为全没有看见，因为已经活入忘我。

一百分钟怎么如同一霎？陈达不是死了吗？渡海扎的是一艘艘纸船，巨石是保丽龙做的，林怀民呢？不就是当年那个写《蝉》的少年？

最恨在任何场合动不动就唱“国歌”和梅花，最讨厌喊什么什么万岁的口号，最受不了天天爱不爱国又爱不爱国，最不肯在口头上讲仁义礼智国家民族……因为听够了背书，看够了言行不一致的伪君子。可是，那又是多么地自自然然、心甘情愿、不知不觉，当，“山川壮丽，物产丰隆……”这条歌在结束的那一霎间，扩放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我，站了起来。

不能鼓掌了，真的，再不能拍手，如果抑制这种个性如我——不要出声，自己才是无耻的伪君子，只因为——没有诚实的勇气。

尖叫起来，狂叫起来，喊出心里压不下去的兴奋，喊出悲喜交织的那股狂流，喊呀，喊吧，管他去死，管他别的人如何当你疯子，管他什么鬼，要喊，要喊，要喊：“云门万岁！陈达万岁！阿民万岁！观众万岁……”最后，狂人一般的；就是一个疯子，喊出了：“中——国——万——岁——”热血奔腾——热泪狂泄——好家伙！我要你这个样子。

坐在旁边的金陵女中的孩子，递过来一条手帕，左边穿工装裤的另一个女孩，推我的肩，哀叫着：“三毛，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不要啦，求求你……”她也哭了。又叫：“三——毛——说——的，云门万岁！中国万岁！万——岁，万岁——”人，散了，郑佩佩经过我，叫了一声：“三毛！”我，对她笑笑，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这一生，在众人当前狂叫过两次。一次，是丈夫棺木上被撒上第一把泥土的那一霎。第二次，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

不，这不是我第一次看云门舞集。

这当然是情感的发泄，这也是热泪，这不是滥情——你当心，如果你这么说，我要打你。

为什么这一阵来，心里那么饱满？为什么心里涨满了想也不敢想的幸福？只因为刚刚从台南做了两场筋疲力尽的演讲回来，只因为我心爱的华冈孩子；男孩、女孩，在学期快要结束的前一阵，一针一针合力在缝一条花花绿绿的百衲被——送陈老师夏天的远行。只因六月一日的下午，自己将自己送到台北市师专附小五年一班，接受全体小朋友要求的访问，只因为生平第一次在小学生的面前讲过一次话，只因为看见长大了的小学生——云门人，跳出了一个活活的中国。只因为，自己十月还要再回来。

这么多只因为，只因为，难道这个“只”还不满、还不够多吗？够了，真的，够了，可以含笑而不死。

到了台湾来定居　手指搬推只只破　要留后世好议论　不知后世心何样　地方开垦要给你石头大粒树又粗　只只血流复血滴　今日开垦后世福　阿公阿爸不时叫　子孙日后好丰厚

云门舞集台北市南京东路四段一三三巷六弄二号六楼。电话：七二一三九六七，七一二二七三六。

为加强对观众的服务，请您详细填满本卡各栏，并放置于售票处或寄回云门舞集办事处，以便让您提早知晓云门最新讯息。

填了，带回家来用心地看了填了。

“用心地看”，看到了许多年前的阿民，看到了那个千年前的一个夜晚，看到了那个夜晚的一张一张急着谈、谈、谈、谈的脸孔，看到了阿民的家许博允樊曼侬李泰祥陈学同徐进良温隆信……看到了一个剪短发不大说话的女孩子，听见她大声说了到场的唯一的话：“这么无聊的谈个鬼，不如回家睡觉，明天清早骑脚踏车去打网球。”看到她走了，一走走到撒哈拉沙漠去。看到了当年和现在，看见了今和昔，看到了山川壮丽，物产丰隆。也看到了《汉声》杂志的那个吴美云，听见她对我说：“我不走！爱死这片土地。”看到阿民在当年的美国新闻处的第一次讲演，看到了云门的成立，看到董阳孜的字，看到洪通、吴李玉哥、杨丽花、史艳文、朱铭……看到红豆刨冰、弹珠汽水、青草茶缸、蚵仔面线，还有，那个唱客家山歌口口声声唤心肝的少年郎。

又看到飞也似拉过的画面：看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高雄加工区，国际艺术节，手拉着手的男女高中生、阿公阿婆一同游香港……看到学校训导主任笑着开舞的舞会，看到台南市满墙满城的儿童画……当然，也不是视弱的人，也不是只看到了这一个角度，可是从云门的大结合里，看到的偏偏是这些。同样有泪，那不是愤怒失望的泪水。

看到啊——当年的每一个老朋友，从此再不相聚夜谈，总是匆匆擦肩而过，交握一下手，一个几秒钟的拥抱，都是奢侈了。

当年谈够了的我们，都在做啊做啊做啊，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谈话。

“感想与意见。”

云门舞集请人填卡片的最后一栏。那么一点点空白留给“感想与意见”。云门，云门，我不能长话短说，只因为，是你们，是六月二日的你们，使人看见的不止是那一条终场时哗一下拉到观众席上来的那条血红色的长带子。不是完全不懂艺术评论必须的眼光、学养和敏锐，可是，不要分析，就要杂七杂八地东扯西说，无话不谈，说给你——云门听，说，我看见听见了那么多不属于舞台而由舞台延伸给我的今夜。让我告诉你，这不是习惯性的爱国；只因我是中国人。让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一样为这样的一群人而疯狂，一样热泪奔流地狂叫：“万——岁！”管他是哪一国人呢？管我是哪国人呢？一样爱这个看似杂乱无章，其实也是杂乱无章，而又有道有理、有血有肉的土地——它的名字叫做中国。

当心，如果你说你不爱中国，管你是哪国人，我要打你。

在台湾，我也知道，自己是不美丽的，因为美丽的女人，随她是不是寡妇，也会有人追求的，对不对？那么多的来信啊！小山一般从报馆、杂志、学校，直接寄来家里，间接送去父亲办公室里的一封又一封来信，那么多啊，为什么只叫一个人去演讲而不给她一个单纯的约会？是人，一个女人，请我去看一场电影吧，告诉一个人，除了知道文章和讲演以外，有时候，她也想做一个女人，被人邀请一声——你是美丽的，请你答应我一场约会，算做对你的赞美吧！

虽然，你知道，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无法答应你，可是，在我的心里，会感激的；感激你也了解我想做一次女人。

六月四日的日历上，这么写着：“和建国中学孩子一同买团体票，再去看一次《薪传》。”

是这么写的，美丽的一天，不会忘记它，因为，有一个十七岁的男小孩，在买票的时候，想到了一个七划的名字，约她和另外十九个小孩子一同去看云门。

那是我在台湾的第一次华丽的约会，虽然，孩子口中所喊的，是“三毛姐姐”。

谢谢你们，建国中学的孩子，谢谢你们，我也晓得，你邻家一女中的孩子个个都美丽，可是你们约了一个不美而又早生华发的陈姐姐。又多么了解这个陈姐姐，带她进云门。这么聪明的孩子，有一天，愿意我的侄女儿们，会做你们当中一两个人的妻子。别忘了，在云门二十周年的时候，约她们去看不死的云门，那样，做姑姑的，追打着人也要她们嫁给你。

又去了，又去了，又没有时间吃一天唯一的那一顿饭，又去了“中华体育馆”，看不厌的云门啊！

声音是哑的，因为六月二日的发疯叫喊；声音是哑的，因为六月三日在海洋学院讲中国和《薪传》的美；声音是哑的，打着手势指指自己的喉咙笑笑地在药房买喉片，哑得真高兴的那种哑啊！

跟自己说，这是第二次入场了，狂热过了，一生叫喊两次也够了，不要再叫了，不要再哭，不要跟自己说：“有救了！就是这样的方式，不道学、不口号、不教条、不僵化、不狭窄、不迂腐……有的是打拼、努力、又游戏又工作、又痴迷又认真的一群群好家伙——”不要再跟自己喃喃自语了，冷静地看第二次《薪传》给自己一百分钟别人在台上而我在台下的奢侈的休息，分析分析他们的组合，一场一场冷冷静静地看，不要再叫了，在散场的时候。

可是去之前，又发了疯，打电话去皇冠杂志社：“喂！弟弟，我是三毛，请问琼瑶拍片子时候导演用的喇叭还在不在？”说一时找不到了，挂下电话，心里一阵欢喜笑了。唉，恋爱中的女人。

还没开场，年轻人挤过来要求签名，低着头，在膝盖上签，女孩子大喜道谢，接过去一看，愣住了，上面签的是——林怀民。愣过之后又是更大的大喜，笑得跌跌撞撞地走掉。本来想签全部中国人的名字；其实，也签了。

又弹起来了；《思想起》，我，思想起那个几乎可以算是饿死的“国宝”陈达先生，旁边建国中学的男小孩，在黑暗中递过来一条手帕。

唐山、渡海、拓荒、耕种、节庆、黄自的“国旗歌”——晚安——节目单上这么写着。

晚什么安？点起的薪火；薪不传，晚不安。云门，云门，你小看了自己。看了你们，晚不能安啊！

不能叫了，身体很不好，老毛病又发了，一叫要大出血的，不要叫，不要叫，鼓掌就够了，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是谁在那里叫？是谁在第一区第四排狂叫？是谁在：“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叫到眼里的水、身体里的血都流了出来，叫到不知道那是什么沙哑的声音夹在如雷的掌声里而不知舞台上的人听不见——可不只是、只是为了云门在叫，可是又为了什么在叫？那一个被唤醒的灵魂啊！如果，你问我：你旅行用的是哪一本“护照”？我要打你。这就是我的爱情——对中国的，管你护照上讲什么，就是爱死这片土地和人。当然，也爱西班牙，也为它血泪交融地狂叫过一次，在生离死别的时候。

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张宣纸裱好的牌子，拿到“云门舞集”的办事处去，白纸黑字不够，四周给涂了红红的颜色在金边的里面。

等电梯上六楼的时间，来了一个牙齿十分艺术的女孩子，也是西方人常说的有“艺术骨”那句话味道的女孩子。我们对视一笑，上楼的人有好多个，她是上云门的，错不了。

问她：“你晚上在跳？”她又笑笑，点点头。那块用心写的“意见和感想”，交给了她——用双手，同时，很想向她鞠一个躬，那时候，电梯的门关上了，不用再上去，我的心，已经交给了一个她方。

“他们很累，我们去后台，再看一眼，不要签名，就走，给他们休息——”带着两个男孩子挤进后台，看见脸上有着油彩的一个男舞者，很想抱抱他，却只拉住了他的手，笑了一笑。

跨过两个直挺挺死人一样闭着眼睛平躺在地板上的女舞者，走向阿民，看那两个男孩子握了一握他的手，我说：“走吧！给他们休息，明晚还有一场。”再跨过那两个闭目不动的女舞者——知道她们是死了，活活累死的。这种累，我也明白，很明白落幕之后才倒下来的累死。

不用担心，明晚她们会复活，会有白马王子名叫一片土地，骑马来，给她们轻轻一吻，就会醒的。

薪尽而火传。　不灭的是火，燃烧的是柴。　柴是你，柴是我，柴是……请你用心细细听，听，是谁又在唱：过来台湾要经营　要饲子孙底肚腹　他日长大要报答　双手挖土来耕田　子孙啊吾用双手稻米番薯要收成　做人莫要忘源头.阿公阿爸底人情　播田一区收三斗　扒土使你齐长大

＊载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联合报》副刊

六天

如果遗忘像一把伞

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当你赤足奔跑，在沙滩上

海，正升起千的狂喜

迎你而来

——方莘的诗《练习曲》

旷野是没有人去的，那儿也没有什么路。

虽然夏天还在过下去，天却已经凉了。每一次黄昏里去散步，总得穿上毛衣，厚的那种。

风一向吹过高高的穹空，满天的橘红，将原野染得更是狰狞。一排排不知用来隔围什么的篱笆，东倒西歪地撑着巨大的落日，远山黑漆漆地连绵而去，没有尽头。

今年夏天，我又回来了，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住的地名，俗称男人海滩，居民却喊它哀愁海滩，只因这儿一年到头的大风。

是为着渴想长长的路才回来的，虽然在这片野地上，实在看不出路的痕迹。

一串钥匙鼓在口袋里，双手插进去的时候，总被金属刺一下。很怕散步不当心，掉了钥匙进不了家门，而散步和带皮包却不可能有什么关联。

常常由黄昏走到天黑，黑到海岬的礁岩在星光下成了一堆堆埋伏的巨兽，这才晃荡着往家的明窗走回去。

出门的时候总是顺手开灯。也有忘了的时候，开锁进门没有灯在迎人，就觉着天气更加凉了。

前一天邻居开车走过，叫说如果又去散步，到了野地里要找找看，如果找到了野水芹，麻烦拔些回来送一把给煮汤。说水芹在涸干的小沟里。又说海边住户只一个人去了台湾，十几家的野菜和草药就都短了供应。

去散步也是为了省得邻居太太串门子，九点十点才给散回来，那时她们正在洗小孩、煮晚饭，也就没得戏唱了。

天不止是凉，也许因为风的缘故，吹得人簌簌发抖。小沟那边得爬一段峭壁，平日是不去的。

没有什么水芹，到处蔓着爬藤的浆果。果子酸而多汁，吃到口里会染紫牙齿。这是非常有趣的，尤其在夜路上见了来人，露齿微笑的时候。

既然邻居说有水芹，便一面采浆果一面闲闲地在草丛里翻。浆果的细枝是长芒刺的，刮着穿短裤的腿，一道一道淡红色的印子。这里根本没有水芹。

就在那暮霭聚得紧密的草丛，半干半湿的沼泥堆上，触到了金属的凉意——一个破鸟笼。翻了一下笼子，里面吱呀的一声喊，令我快速地缩了手，一只活的笼子。它在叫。

身边什么时候掠过一只大鸟，很大的那种，低飞着往人冲。肩膀快被擦到了，连忙蹲下来。那只鸟往高空打一个转，对好方向又直扑过来。没啄到抱着头的我，悲鸣着再来攻第二次。

“喂——鬼鸟呀！去——死。”抓起浆果往它丢，耳边满是大翅膀飞扑的声音。

接着向天空丢了许多东西。

大鸟飞走了，四周显得特别地安静，背脊上一阵一阵的麻冷，还有，那永不止息的风。

我愣了好一会儿，这才蹲下身来，提起了那只笼子。迎着向海的一面仔细观察，看见笼里被关了一团东西；一团淡棕色底浅米色斑点的小鸟。伸出手指进铁丝里轻轻摸触，小鸟没命地躲，要把自己挤死了一般挤在角落里，口里却再不叫了。

地是半湿的，小鸟肚腹也是湿的，两只爪子满是泥巴，正在不停地发着抖。

也不懂为什么手里拎着一只活的笼子，而自己正在人迹罕见的野地里。那只小鸟要死的，正在死去中，这是我得到的讯息：它要冻死饿死了。

没有再想什么，提起了小破笼子就往峭壁上面爬。脚下碎石滚落，手上握的是长刺的蔓藤，四野茫茫，我急着要回家。那只小鸟在铁丝里翻来滚去，夜风将它的羽毛开成一朵淡色的枯花。

我脱下毛衣，包住了鸟笼，抱着它往家的方向跑，家好似在很远，怎么也走不到。紧紧地按住钥匙，跑跑跑跑跑……我，急成了一只濒死的鸟雀。怀中的东西，依然寂静无声。

来不及走到屋，车房的布随手一拿，将笼里的鸟拿出轻轻包裹。

它是那么地弱小，大红格子布里一团淡淡的烟云，没有重量的。举起那团淡褐贴在面颊上，还有气，胸口微微地起伏着。怕灯太亮，用口哈着湿羽毛，人工呼吸似的一口一口送，而它却不肯暖起来。

那一夜，靠在沙发上，将小鸟窝在胸口的深处，拿体温暖着。厨房里一盏微灯，炉子上不时温一下小锅里的牛奶，拌着炒麦粉的糊，自己先试一下温度，每两小时喂一次小鸟。

它勉强肯吃的，牙签上挑着一小撮麦糊，牙签上一颗牛奶珠子。也不张开眼睛，东西到了嘴边，动一下，很不习惯地扭一扭脖子，然后试一点点，只肯吃十分之一口，等于没有一样。始终没有张过眼睛，在喂它的时候。

天蒙蒙亮的那一刹，我睡了过去。托在胸口的手，醒来时仍是一样的姿势，而小鸟，却不见了。

门是关紧的，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去找，小鸟缩在窗帘下面，背抵着墙，又是一小团棉花球似的鼓着羽毛。

第二天早晨去邮局拿信，局里的朋友说，那么小的鸟雀给牛奶和麦糊是可以的，等长大了再喂鸟食。我想，等大了是要叫它飞的。

小鸟没有精神，总是鼓成难看的一团，米颗的羽毛花斑看上去麻得有些恶心。还是周而复始地给它东西吃，它却再不肯吞咽了。鞋盒做成了一个巢，小鸟任人放置，总是尽可能往边边靠。

“请——你，给我活下去呀！”喂东西喂得手酸，忍不住对小鸟轻轻地喊了一句。也不敢大声，怕那么弱小的耳膜受不了大声。就那么日日夜夜地守了三天，一盒牙签都用完了，小鸟没有再张开过眼睛，它完全放弃了。

“嗳呀！是斑鸠嘛！不能家养的，要母鸟来喂，不然活不成的。”

我愣愣地对着宠物医院的医生发呆。原来，锁在小笼子里是有用意的，原来，那只在黄昏里没命攻击我的大鸟，是一个母亲。而每天对着被关在笼里的小鸟喂东西，不是要急得断肠？更何况，笼子又失踪了。

想到这里，我觉得非常歉疚，三日来，自己也没吃什么东西，一时趴在医生的子上抱住了头。

“我说，快放回去，大鸟会来找的，狠心放回去——”

说着说着，医生便走开了，去看一只耳朵撕烂的病猫。

说得那么容易，要狠心，要狠心，天下的事，如果真能狠心，也少了一大半。跟医生说，看过一本书，里面讲鸟生一种病的时候，会老是把头埋在翅膀下面，而且鼓成一只绒球。我的小斑鸠就有这种病。

很想把它留在医院里几天，可是那儿住了好多只狗，吠个不停。医生说他没有时间喂鸟吃东西，又不耐烦地叫我们走。

临走时我的容颜大概说明了一些无能为力的心情，付钱的时候厚着脸皮再问了一次可不可以喂牛奶和炒麦粉。

“放回去就好了，不要悲伤，没有病的——”医生与我握握手，他的语气转成温和的了。

那个同样的黄昏，我抱着笼子，也用毛衣包着它，身上藏了一小盒牛奶和一个碟子，回到发现斑鸠的旷野里去。

当笼子又藏到草丛里面的时候，看了那孤伶伶的小身体一眼，才发觉这个将来临的夜是太黑太长了。

它从来也没有再叫过，缩在角落，很小很淡的一团。

放下了鸟笼和牛奶，我爬坡到对面的石块上去坐着。

当海面上升起来的七颗大星已经到了头顶上时，我丢下了那只没有声音的笼子，快步往家的方向狂跑而去。

夜仍然那么漫长，太阳没有一丝消息，吹过旷野的风一样呻吟过屋檐，我坐在摇椅上，手里捏着一块小绒布，反反覆覆地折来折去。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要出门，才发觉一个晚上都穿着绑紧带子的球鞋，没有脱下来过。

热了一些牛奶，口袋里除了钥匙之外是一小包炒麦粉，带着这两样东西又往野地跑。跑过很多邻居的房子，清早上班人家的厨房，亮起了昏黄的灯。

探手进笼子去摸的时候，小斑鸠是凉的，解笼子边的小门解得辛苦，因为手发抖，因为清晨太冷了。它完全不肯动，轻得有若一团棉花。我将它捧起来，用气哈，哈了十几口，累不动了，放到贴皮肤的胸口里给暖。四下拚命张望，没有一只飞鸟掠过，一只也没有。海面上一丝一丝淡淡的水痕好似无人的街。

又不敢在笼子边站很久，怕大鸟看了不能飞下来。可是没有什么大鸟，清朗淡红的天空，只是一句巨大的无言。

我在那块石头上，小斑鸠又放回到笼子里。烈阳下的海滩，开出了许多朵太阳伞，伞下的笑语传不来这边。这儿，没有大鸟飞来的声音。

不知道是几点了，日头下的草丛寂然无声。

天黑了，山脊的背面染上了蒙蒙的昏黄。苦盼中的大鸟没有来没有来没有来……

我翻出了笼子，丢掉它，将没有重量的小斑鸠塞在胸口，不敢跑，怕它受不了大幅的震动，只是尽可能平稳地快走，快到在又来的寒风里出汗。

也是在车房的灯下，拿着一支牙签，轻轻拨动小鸟的喙。它闭着眼睛，吃了一小口，又吸了一颗牛奶珠子，又吃了一小口，又吸，又吃……我紧张，很紧张，怕它一次吃得太多。喂着喂着，发觉自己眼眶热了起来。能活下去，是一件多么美的事。

就在停了喂食以后没几秒钟，小鸟第一次睁开了眼睛，确定它对着我清清楚楚地深看了一眼，好似有什么话要倾诉。突然，它整个地张开了，挣脱了我的掌心掉到工作上去，右边的翅膀奋力撑起了身体，口里那么高昂地叫了一声，一切停在那一刹，不再动了。它半仰地躺着，翅膀没有收拢，羽毛紧贴在身上，一直是那个姿势，直到僵硬。

“我说，这几天一直在等你的水芹下汤呢！”邻居在大门外的墙边唤着。

“没找到。”我迎出去跟她讲话。

“你手里什么东西？”

“一只死鸟，找盒子要埋呢。”

“何必装盒子嘛！就这么埋了可以做花肥，埋在海棠边边去嘛！”

“也好。真的！”

说着我就找了一把小铲子，一面挖土一面跟邻居又说起水芹和浆果的事来。

＊载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皇冠》三五八期

重建家园——将真诚的爱在清泉流传下去

当我知道小红屋已经完工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几乎讲不出话来。那边又说：“说起小王子，修屋时真的盘着一条毒蛇，不过已经拿掉了，不要怕。”电话那端的巴瑞并不晓得，我不会看到那个家就要走的。还乱说是会去的。那边说：“我们急切地等你来，要看当你打开自己的家门时，惊喜得发光的脸孔，喂，那是一个梦啊，完全不同了——”

放下电话，我呆呆地坐着，想到那条蛇，还有《小王子》那本书里的对话，蛇对小王子说：“我可以把你送到比船更远的地方去。”那条蛇，被拿走的毒蛇，应该留给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比较欣赏兰屿，后来没有再回那个岛，去了清泉。去清泉是为了看巴瑞——丁松青神父，那是第一次。后来再去了几次，喜欢了教堂的厨子李伯伯尤帕斯和雪莉、慧珍还有许许多多青年山地同胞和清泉的那两座吊桥与群山，结果就更偏爱那块山区了。

寒假来临的时候，瑞士的达尼埃弟弟和他的歌妮来台湾探望我，我们一同去环岛旅行，第一站直奔竹东。

雪莉在清泉天主堂帮忙，是一个十分热情的泰雅女孩子，她每见到我总是凄惨地狂叫着，然后没命地冲进我的怀里来继续大叫。偏偏十分欣赏这种欢迎的方式，经过她那么出自灵魂也似的嘶喊，全村的年轻人就知道陈姐姐又回来了。

到了清泉必然是大呼小叫的，尤帕斯见到我只是抿抿嘴不说什么，可是我跳到他的身上将他抱着，如同雪莉一样地尖叫。然后才去紧紧地抱着慧珍，两人只是不出声地笑，这时候丁神父才慢吞吞地张开手臂向我迎来。他总是会说：“尤帕斯将最好的香肥皂藏着给你用，在你的房里。”

达尼埃和歌妮放下背包，问我：“你在台北很少这么疯的，怎么一来清泉山里就不一样了，很可怕呢，大家一直叫……”我说：“回家了，心里很兴奋。”笑得哗哗的，赶快去房间里放东西，再拿起洗手盆边的香皂用力闻一下。

总是吃了喝了讲了，在教堂的吃饭间，这才对丁神父微笑，说：“我们去教堂望弥撒啰！”

一群人，静悄悄地跪着，自自然然地跟天主亲近，然后照例大家手拉手，轻轻摇晃，在黄昏彩色玻璃的光影中安详平和地唱我们喜欢的圣诗。那一次，看见丁神父、达尼埃、歌妮、雪莉、慧珍、拜来、苔木和许多其他青年朋友还有我，这些人的手拉成一个环的时候，轻轻唱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都是我亲爱的人，好不容易万水千山的不容易相聚。

跳了一个晚上的山地舞，小睡了一会儿，去了村子。

一家一家去玩，山路上见面总有人和气地打招呼，绕了清泉村，走到一个小坡顶上远眺大霸尖山。其实，走过那家锁着的红砖房时，大家也就走过了，我停了几秒钟，一凛，从破了的窗户里去张望，里面一片的暗，很破；打量建料，外面是砖的，屋顶是木梁加红瓦。

“啧！干嘛不走！”达尼埃说。

我不敢响，这是一生拾荒生涯中的又一个高潮，有眼光，知道碰到了什么宝贝，心开始急着跳。

不肯走，大家也都跑回来了，一同在破洞里看老屋。

他们看屋的时候，我转去看风水，屋前山谷下一湾清流，两座吊桥，群山一路迤逦，长天碧晴如洗，轻风徐来，吹拂过站立的悬崖，对山天主堂遥遥相望，邻家的花园里开着一树愤怒的野樱，两只花母鸡在近处啄食，砍树的节奏若有若无地飘过……好一片景——色——如——画。

下坡的时候，可怜兮兮地追着丁神父，悄悄问他：“喂，好巴瑞，那幢小红房子，是谁的？”他也不当心，大声问别人：“破房子是谁丢掉的呀？”大孩子们马上回答了，说主人在竹东做事，根本不回来了。我不敢再多讲一句话，可是脑筋里走马灯也似的飞快盘算，几乎想成了一个事实——那房子是我的。很怪怨丁神父那么大声地喊出来，如果……如果……他太笨了，如果别人抢去了怎么办……

一路走吊桥一路步子放慢了，只有拜来跟我走在一起，拜来是我心爱的朋友，他马上去服兵役了，不防他抢破屋。这一霎间，看到远远丁神父的背影，立即明白了，对于这幢屋子，只有他，可能是如我一样动心的人。

也没再说小屋子的事，离开了清泉，一步一回头地挥手，很沉默的。每一次走都怪安静的。等到上车了，山谷才会变得朦胧又潮湿。那一次，达尼埃跟我换位子，说眼睛里出水的人最好不要在山路上开车。

去竹东的回程上，还是吐了。对着山呕吐。

达尼埃死阳怪气地说：“那么激动，还哭还吐呢，胃痛就不必来，舍不得嘛，就不必走。”

也不理他，吹着风下山，心里对自己说：“总不好意思每次去都赖教堂，又没个家的，不走又如何？”

环岛旅行一路住小旅舍，三个人挤一个房间，夜里总是拚命讲话还有乱笑，讲到从前的时光，讲到三个人在加纳利群岛和瑞士的日子，有时又一起掉眼泪，掉完了泪，大吃一顿水果，靠着就睡了。达尼埃和歌妮才来台湾一个月，舍不得分开，连睡也要挤在一起。

好不容易到了高雄，夜了，“救国团”的青年中心关门了，开车开到第十二天，全身发抖的累，坚持要住一次圆山饭店，固执地要住，弟妹不肯我请贵的，吵了好几架，结果住了。在圆山，我们不好意思三个人睡一间，各拿了一间，他们夫妇睡，我一个人。

看着那个电话，忍不住请拨了竹东清泉。“喂，Echo，那幢小红砖房……”丁神父一接电话开口就如我料！吓得死人。“巴瑞，慢着，那是我先发现的。”

“我们已经问了房东，他答应租三年，不过里面没有水也没有电，如果修好了，神父修女们可以来避静，我还没有去请示会长，我想叫它‘山地平安之家’，你说……”

“平——安——之——家，像殡仪馆的名字，再说，那是我先发现的，你住了清泉那么多年，就没看见过，是我，喂，喂，是我先的，你先不要开始做梦，这不公平，巴瑞，巴瑞，不要挂，我跟你讲……”

他说：“你也可以来住，将来。”

放了电话，怔怔的，达尼埃从阳台上跨过来，跳进落地窗，我吓了一大跳，脱口喊出了巴瑞的名字。

“叫错人啰！哈哈！”他敲敲我的头。

“你想昏头啰！哈哈！”我回敲敲他，然后亲亲他的脸颊，一如他十三岁的时候。

“跟巴瑞在抢一幢房子。”我说。这时歌妮也爬过阳台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们不去餐厅吃东西，在豪华的房间内啃玉米棒棒当晚餐饭。

“你疯了，就是那幢门破窗烂的小红屋？”歌妮说，“没有抽水马桶，你受得了？”

“水大概都没有，电倒不要紧，可以点蜡烛。”

“还要抢？”达尼埃说。

“要。巴瑞说我‘也’可以去住，可是要抢全部，只我住，别人不可以住。神父修女住教堂，两边对山，教堂跟我每天打旗语，叫来叫去也不吵人。”

“望弥撒啰——白旗，吃饭啰——绿旗，跳山地舞啰——花旗，戒酒大会啰——黑旗，不要来吵我——没旗，可以来吵我啦。”我拿一只玉米棒一举一举的，很开心。

“Echo，想想你加纳利的家，比比看？”歌妮说。

“清泉，有我的人，泰雅的，不同。”说着就去洗澡了。

洗完澡两个人都回房去睡了，对着圆山饭店那么好的信纸，我拔出了笔，想到争产事件，想，最好先去跟哥哥丁松筠告状，又想哥哥总是偏心弟弟的，不如去跟台湾耶稣会的会长写一封信，请他下命令，说丁松青神父不可以去管教堂以外的房子，要每天打扫自己的教堂才是好神父。可是耶稣会的地址也不知的；这么狠地对待丁松青神父，也是不讨天主欢喜的。

可是我要那幢房子。

“什么，做一个阁楼？在小红砖房的屋顶上？要做什么，一个阁楼？”电话中神父又被吵得迷迷糊糊的。

“对对对，一个Loft，就是它，我睡在上面，神父修女可以睡在下面。”

“我不知道，哪有那么挤呢？又不同时入山的。”

“已经让步了，可是给我一个角落放心爱的东西呀！我要一个阁楼，你看，已经不要全部了，请你请你，给我一个阁楼，请你……”

说着说着，想到《小王子》这本书里小王子对飞行员讲的话：“请你，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神父也熟悉小王子，他够聪明就该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

旅行之后，达尼埃和歌妮背着两把美浓的伞去了新加坡，机场洒泪而别不在话下。

他们走了，母亲与我再一同卷回爱护三毛电话大进击和“拒绝的艺术”里去不得翻身。至于读者来信，那是父亲与我的加班工作。

清晨的曙光里，在一张硬白纸上，用黑水笔慢慢地画，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画，画两道山谷，一湾溪流，画远山，画吊桥，画一个围着长围巾的小王子坐在悬崖上，手里握着一朵有着四根刺的玫瑰花，画小红屋顶上一只斜着头站着的狐狸，画山上砍树的男人，河里嬉水的孩子，画一个尤帕斯站在对山大喊：“来吃饭！”画一个丁神父从山上滚下去找眼镜，画泰雅族的亲人手拉手一冲一冲地在跳舞，画一个扩音机在放苏芮的歌，画一个醉鬼四平八稳地躺在路上睡大觉，画一个潘叔用大刀说要杀人或自杀，画了好多木干上长出的香菇……最后，左边画了一个太阳，右边一个月亮，而小王子的那颗小行星，正对着他，在静静的天上闪烁。

乡愁，如同铃铛一样，细细碎碎地飘过来。嗳，还忘了邻家那一棵野樱花呢。

画好了，收起来，塞进抽屉里，将牛仔裤折折好，丢进箱子，第二天，上飞机去了一别十二年而连一个梦也不肯回去的美国——瘦得太厉害了，想来是不大好了，豪诺医生一直催我快去呢，他有雷射刀可以割掉我身体里的七个坏东西。

在圣地亚哥，抱着一只中国炒菜锅，投入马丁森妈妈温暖的怀里——喊她妈妈，丁神父的母亲。跟她说，巴瑞有嫌疑要一个破房子——抢我的发现，她怔怔地望着我，问：“你不是有你母亲给的一幢小公寓，他不是有个教堂，你们抢什么？”我说，抢一片土地的爱和归宿和根和那声雪莉见我时的狂叫与拥抱。妈妈慷慨地给了我一个石膏的塑雕——巴瑞做的一个人体。我觉得，这也不是土地，可是不无小补。算它是大地之母好了，又那么瘦的。

回来了，塑雕藏在美国一个朋友的家里，只怕一心软，又带回台湾交回给神父，毕竟那是他的心血。

也不找神父了，也不敢想小红砖屋了，文化的学生是心肝宝贝，见了他们，仍是说着一个清泉生根的梦，他们笑笑，不知除了他们，原来老师对土地的爱，也是深厚的。

西班牙邻居打电话来，说想我想断了肠子，为什么音讯全无。我说，那边的梦已是过去了。

梦，便是梦才叫梦，白天忙忙碌碌，也不画来画去了。

带回了丁妈妈亲手焙烤的水果蛋糕去光启社，给两个为了热爱中国长年离家的孩子，大丁神父看了蛋糕惊叹说：“哦——”小丁神父那天带了一群泰雅族的孩子正在光启社唱歌录影，这一巧遇，那个大嗓子雪莉也不管录影棚，照例狂喊一声——陈姐姐，冲上来抱住，拉过一旁的慧珍来，也紧紧抱住，自自然然地露出了真挚不移的爱和信任。他们，泰雅族，是一种真人，没有可能不将那颗心交付给他们。这一切给人太多的爱，丰富了平淡的生命。

别以为泰雅族不骄傲他们的血液；别以为，你拿人类学去研究他们，他们便希罕；别以为这群可贵的歌舞编织的部落没有敏锐的直觉，他们清清楚楚知道——直觉地知道，哪一种心灵，是他们的同类。

尤帕斯在二月的时候慎重地翻出一本小日历，说：三毛，五月桐树花开了，我们去爬大霸尖山。却不知，五月的三毛，在体力上已不及五十多岁的尤帕斯了。

丁神父是个慈悲的人，他说房子本来是我的。徐仁修去清泉，每一个泰雅山胞都对他指，指悬崖上的小红屋，说：“你看，那是三毛的家，她五月五日要来，我们替她拚命赶工。”神父没有再做梦了，他很安分。

水接了，电来了，浴室做了，唯一的一间房间铺了地板放了日本式的低茶几，老灶留着，漏瓦换了，衣柜买了，门窗换了，锈铁窗拆了个干净——我们不住笼子，墙上的裂缝补了，温泉接到房子里，石桩留在厨房，被褥也准备了，毒蛇从梁上拔下来，灯接了，可惊的是，山地乡亲合搬一个大澡缸过吊桥，给陈姐姐一个舒适的浴室，抽水马桶不够，居然挖了化粪池……

当我知道，连窗帘也挂上了的那一刹那，我的心，是碎了。家，是一个有窗帘的地方，而尤帕斯，正在屋前种一种小树丛避蛇的树木。邻居说，如果三毛不会用老灶起火生柴，他们可以借一个瓦斯桶。

听来容易，这一件又一件琐事，是一袋一袋水泥掮过吊桥山路给搬上去的。朋友们跟着神父做工，没有告诉我。

神父不知道，要工作得崩溃，记忆力严重丧失的Echo是不再留在台湾了。医生说：“你可以在台湾开刀。”我笑了笑，要走，不要人探病和怜悯，要一个人去疗小毛病，在最没有亲情的美国，只为了那儿没有爱的重负。

耶稣会长没有怪责神父，他知道，神父是为了一个急需休息的朋友，预备一间安静的小屋。而梦想完成的时候，她却回不去了。这也是天主的安排教人学功课吧！

对着丁神父打来的电话，我一直放心地哭，一直说：“为什么拿去那条毒蛇？它可以送我回到我的来处，那个比船可以载人去天涯海角更遥远的地方。”

神父来了台北，一个好牧羊人，深知我的梦，我重建的家园，是暂时回不去了——连一眼也不能去看，只怕看了，拚死也不离开。其实，要死也不悔的，死得其所，心甘情愿，在一个悬崖上对着那片深爱的人和山。

我的家，可以摸着泥土，踏踏实实踩着大地的家，是不能不割舍的了。唉，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巴瑞，世界上，最爱的就是父母手足学生和清泉，知道人生还有追寻、有学习、有分享、有兴趣、有前程，而我，却一直学不会割舍，难道割舍不重要吗？难道它不重要？请你，我的神父和兄弟，请你帮助我，忘掉那幢小屋——而我不能，毕竟我也需要一些踏实而可以摸触的实质，我要一幢小房子，一个家园，一份爱友……这在清泉……”

“你说分享，Echo，你说了分享不要难过，小屋有用，它是你的，健康了可以再回来，你不会将它锁起来不分给你爱的人类，要如何快乐？那么，将小屋开放，给那些莘莘学生另一个地方可去，给了他们吧……”

一时里，我不再流泪了，我想到我文化的学生，还有千千万万个被学业压死的学生，我的爱，我的小小的梦，可以分享，我的生命，可以延续；我不穷，我有一幢卑微的山林小屋，可以开放，分给一切在压迫感下不得舒展的青年。

亲爱的称呼我陈姐姐的青年朋友，在学的、在工厂的、失学的、毕业了失业的、落榜的、上榜的青年朋友，在新竹县五峰乡清泉那个地方，有一幢叫做“三毛的家”的小屋，今后开放给你们。欢迎分享小王子的星空，在各位渴望回归大自然的情况下，请各位利用这一幢我不能享用一日的房子，作为大家的家园。在那个房子里，没有舒服的床垫，只有木板地，可是这一切不是受苦，请各位尝尝硬板地的坚实，诚心诚意留下了给各位度假，我的家，不再只是我的，是大家的。

请社会人士不要利用这个建议只去观光，我们要纯净的青年。以诚心对待山地的同胞，与他们做一个好朋友，让人类的关爱，彼此交流。去了清泉，请在离开时将垃圾放在塑胶袋中背回来，不污染环境，请在河边唱歌烤肉，不要在小屋喧哗终夜，请用完了三毛的家，打扫清洁留给下一次的同胞居住，请不要在我家的墙上刻字，请不要将硬纸丢在抽水马桶里，请用完了浴缸用去污粉洗净，请参加山胞欢迎各位的晚会，请不要拚命对着刺青纹面的老婆婆拍照，请用出自内心的爱去爱山胞美丽的心灵，请不要拚命鼓励山胞一同喝米酒伤害彼此的健康，请住一日——无论二十三十个青年，凑一日五百块台币捐给山地青年俱乐部买他们需要教育的种种器材，请照顾山区的合作社，买买他们的日用品和菜蔬，请你，请你，将三毛未尽的爱，真诚的爱，在清泉流传下去——这是我们当做的，不是慈善。

更请你，当泰雅的朋友走出山区的时候，给他们一份小小的鼓励和帮助，不要不认他们这一批泥巴做的真人。

这是我心爱的家分享给各位的条件，不再痛苦自己的离去，因为那个原先只为自己梦想的小屋，在这种处理上才有了真正的价值和利益。它是我目前最不舍的一样东西，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对我，它已是全部的梦了。

新竹县五峰乡清泉，可以先到竹东，换小巴士——每日八班进入，要在竹东警察局用身分证申请入山证，很快的，五分钟便可办妥，请与丁神父联络，电话是（○三六）八五六一○二六，麻烦他为着天主对人类的大爱，再做一次付出。请一定放在心上，泰雅的青年亟待支援，三十个学生住一日，合凑五百元台币给他们，是不是不为多？这又恳请丁神父的辛劳代收支配。不要以为付出的是去度假的人，事实上，清泉回报的教化和启示，是无法以金钱去衡量的。去了，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天主教耶稣会的好会长：谢谢您的爱心和了解，谢谢天主教对同胞的爱心。

不要忘了，丁神父喜爱核桃糖——他不肯独吃的，尤帕斯身体不好，他相信维他命，山地青年需要友情的心和手，请给他们带去。各位如果喜欢去住住三毛的家，请一星期前与丁神父联络——用电话。

家园重建了，蛇也拿走了，那个梦家，放了，不再遗憾，欣慰地明白了，小小的一份分享，很微小，内心却是真诚的，而受益最深的人，是那个三毛。

（注：公开丁神父的电话，曾经得到同意与认可。）

＊载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联合报》副刊

百福被

快下课了，休息之后仍是另一堂“散文习作”。每周只两堂的，很舍不得那么短的相聚。

同学们就算下课也不散去，总也赖在教室，赖在我身边。

那天眼看又是下课了还不散，就拿出一百多块花花绿绿的方块布和几十根针来。同学们看了都围上来，带着八九分好奇——“是给我们缝的？”我笑着说是。女生很快去拿布配颜色，有人在后面喊：“老师给不给男生缝？”那当然啦！

缝着缝着又上课了，学生不放针线，老师开始诵读一篇散文。全班的手指就管着手上两块布。同学们一面听讲一面做手工，偶尔有人突然轻叫或从牙缝里吸一口气，我猜是被针扎了手指。

华冈的高楼上开着四面八方的大窗，云雾从这个窗里飘进来，沾湿了我们的头发，迷一阵我们的眼睛，才从另一个窗口跑出去。我看着白茫茫大气里的好孩子，希望时间就在这一霎间停住。

下课的时候，收回来的是六十多块成了长形的布。

又去了另一个班，六十块成了三十块大大的布。那时，师生已经快要分手了，只是学生们并不晓得。

再过一周跟同学们见面时，拉出来展现在班上的是一大块彩色缤纷的拼花被：老师加工过的一幅布画。

大家都叫了起来，很有成就的一种叫法：“这两小块是我缝的，不信上面还有血渍，老师找找看——”

男生女生的手法跟做作文又不一样，女生绣花似的密，男生把针脚上成竹篱笆。

下课时，大家扯了被的反面，使劲拿原子笔去涂呀——涂上了两百多句送给老师的话语和名字。做老师的觉着幸福要满溢出来，也不敢有什么表示，只说：“不要涂上大道理，盖了会沉重——”

当晚真的拿花被子盖着睡觉。失眠的夜里趴在床上细读一句又一句赠言，上面果然没有大道理。一个美术系的选修生好用心地涂着：“老师不要太贪玩。”

后来朋友们看见这块拼布，就说：“一百多个青年人给你又缝又写的，这种被子盖了身体都会好起来的。”

的确是一种百福，可是离开了学生以后，身体和心情一直往下坠落，至今没有起色。

也跟同学说：要是死了，别忘记告诉我家里人，那条满布学生手泽的花被一定给包着下葬，千万不要好意给我穿旗袍……听得同学一直笑，不知谁说：“马革裹尸。”

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学生实在是懂的，懂得有多么看重他们。

这条百福被一直带来带去，国内国外的跟进跟出，以防万一。

当年的学生，两班都毕业了。

有一天黄昏回父母家去，迎面上来一个穿窄裙高跟鞋的女郎冲着我猛喊老师老师。我呆立在街上，怎么样也想不起这女孩是哪一班的。

“老师，我上班了，在一家杂志社，你看我写的访问稿好不好？”接过杂志来翻了一下，笑着递回去，说：“学用句点，逗点不要一大段落全用下去呀！整体来说很好的。”那个大孩子在说再见时有礼地递上来一张名片，笑落一串话：“老师八成不记得我了，叫张蔼玲，忘了吧？”

会是那个蔼玲吗？百福被上明黄的一块底布，原子笔涂得深深的那句话：“老师，下辈子当你的妈妈，看着你长大是我的心愿。学生张蔼玲。”

而今摸着这块百福被，觉着那一针一线缝进去的某种东西已经消失。它的逝去，是那么地快速。是一群蝴蝶偶尔飘过一朵花，留下了响亮的喊声：“我爱你。”微风吹过，蝶不见，花也落了。

仍然宝爱这一床美丽的被，只是这份心情里面，有着面对一些纪念品时的无可奈何跟悲伤。总而言之，这床百福被已成了一场好时光的象征，再好，也不能回头了。

＊载于一九八五年九月《皇冠》三七九期

走不完的心路——蔡志忠加油

前几年的一个盛夏，我恰好回台。就在同时，新加坡的好朋友，当时《南洋商报》的董事总经理黄锦西、莫雪黛伉俪也来了台湾。

锦西和雪黛是多年好友了，知道他们抵台，我迫不及待地跑去旅社探望他们。

因为当天下午锦西约见了许多公务上的朋友，所以外间的客厅让给了他，雪黛和我躲在旅社内室中，讲也讲不完的话，东南西北地扯。

雪黛靠在床边给我弄水果吃，我抱了一个大枕头盘脚坐在地毯上——就坐在电话旁边，因此顺手替他们接电话。电话好多，典型的中国式热情欢迎远方来的朋友。

就在接了好多次电话之后，又来了一个。

对方客气地在电话中自我介绍，说是蔡志忠。我将话筒捂住，轻问雪黛接是不接？雪黛听到这个人的名字，跳起来抢过电话，说锦西在忙，什么时候一同吃饭要等会儿才知道，请蔡先生过几分钟再打来。

挂了电话，雪黛看我表情漠然，才好吃惊地问我：“刚才是蔡志忠来的，你不认得他？”

我茫茫然。她说：“亏你还是漫画迷来的，《大醉侠》难道不晓得？”这才轮到我尖叫起来，把枕头用力一打，怪她怎么不在电话里给人介绍。

“反应慢来的，现在才明白了？”雪黛笑着敲了一下我的头。新加坡的人，用华语和我们有些不一样，他们的口头语“来的、来的、来的”什么句子上都用，听了十分有趣。

后来电话又响，我就在电话里向蔡志忠叫喊：“我是三毛来的，久仰大名了，你们要什么时候聚餐，我也要去，你请不请呢？”

想去认识一位心中仰慕已久的画家，却因为自己俗务缠身，结果没能参加一场渴望的晚餐。

许多年，就这样流去了。

今年中秋节回到台湾，下决心不再远居，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年迈的父母。

就在去年夏天，事实上我已购下一幢楼中之楼，外加屋顶小花园的陈旧公寓，将这个家，布置得极为乡土又舒适，就坐落在父母家几条巷子相隔的地方。当时，我与父母天天见面，可是总在深夜回到自己的小楼来生活。

这一回，父亲主张将那幢属于我的小楼卖了，搬回家去与父母同住，省得两边跑路又得费心打扫花园。一时里，我答应了父亲。

于是，小楼要卖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有一天，我回家去，母亲说有一位蔡自忠先生打电话来，说“如果三毛卖房子，请先通知”。我看见母亲留下的字条写着“自忠”，一时反应不过来，立即回了电话，那边说起黄锦西先生，我这才又尖叫起来：“蔡志忠、蔡志忠——”连名带姓地喊他，好似一个老朋友一样。原来，又是“大醉侠”。如果房子能够卖给他，我的心里不知会有多么高兴，可是一时里又舍不得卖，因为明年的樱花还没能在屋顶花园上见面，而我，正在热切地盼望着。

蔡志忠说没有关系，他也并不急着找什么房子。后来在电话中我们谈起别的事情来，才发觉，他的漫画已经走上了另一个方向——将中国的经典名著搬上了漫画的舞台。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一本美丽的书，书名叫做《自然的箫声——庄子说》。

在那个深夜里，我捧着一本漫画书，看见我心深爱的哲人——庄子的思想，经过漫画，成为了一本人人可读、可懂、可赏、可观的图画故事，内心的快乐和激荡是无可言喻的。

我也同时在想：为什么前人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看似艰深的哲学思想，可以透过漫画的管道，走向一条更通俗、更被人接受的路上去？

就是蔡志忠的智慧，使一些视古文如畏途的这一代中国人，找到了他们精神的享受和心灵的净化。

没过几天，我去了忠孝东路的一家书店，发现这本漫画书高居“畅销书榜首”，我的心，再一次默默地在欢喜。毕竟，中国人还是爱中国的，这本好书的诞生和畅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于是，我悄悄地去探讨蔡志忠这个人的一生，发觉，他的必然成功，其中没有偶然。

蔡志忠在念完了初中以后就放弃了学校模式的教育，他，不再上学，将自己的心怀意念完全投注到一个在少年时就已肯定了的兴趣上去。他的自我教育和手中的那枝笔，在成长的路上，可以说借着不断的尝试和摸索，一步一步、日日夜夜，就为着一个理想——没有怀疑过的理想，带着他走向未知。

十六岁的少年，在当时，已经画了两百多本武侠漫画，不但如此，十七岁的年龄，已经出版了这么多书。就算是我们口中由一数到两百就得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更何况那不是数目，是两百本实实足足的漫画。光凭想象，就可以晓得作者近乎痴迷入狂的那份努力。

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少了那份痴心和热爱，终是难以成就的。而这份“痴迷”，如果不在一开始就坚持下去，时间过了，也会冲淡。只有在不断的追求里——“一步也不离弃”的追求中，人，才能在付出了若干年的血汗后，看见那个可能进入的殿堂。

本以为，蔡志忠画了那两百多本漫画之后，接着而来的三年兵役可能使他就此放下画笔，可是他的心，还是在漫画上。

半大不小的青少年，服完了兵役，还是两袖清风。

也在那个时候，天主教“光启社”招考美术设计的人才，这个广告上明明写着必须具备大专程度的学历，可是蔡志忠这个初中毕业生偏偏跑去报名。因为他的学历不合要求，于是志忠跑去向光启社的鲍神父恳求，请神父无论如何给他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

那一次，蔡志忠考赢了好多好多大专生，进入了光启社去工作。我认为，志忠的获准考试，除了他本人的努力之外，鲍神父的爱心，也是令人感动的。

蔡志忠虽然画了许多年的漫画，可是对于卡通片的绘作技术还是陌生的。当他进入光启社，接触到许多卡通片的资料和片子之后，以志忠这么好学又好画的个性来说，等于进入了一座宝山。虽然完全没有人教导他如何制作卡通，可是他自有方法和苦心，一张画面又一张画面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去研究、去尝试、去失败，再去分析、探讨、改进……

这一段又一段心路历程想来是艰苦而磨人的，可是我相信志忠并不以为苦，在他的学习过程中种种经历过的琐事，在他那份忘我舍命的追寻里，必然给了他相同代价的回报。这份长长的路途，终于在一九七六年“远东卡通公司”和“龙卡通公司”的诞生下，给了蔡志忠另一个新天新地。

蔡志忠去画卡通片了！

一九八一年，一个初中毕业的青年，抱回了一座“最佳卡通影片金马奖”。

如果当年我在台湾，如果我在电视里看见蔡志忠去领奖，我一定会快乐得又要擦泪又要替他鼓掌，这条路，是他——一个痴心人所走出来的。

由台下到台上的那条路——很长。

以后的蔡志忠漫画，不止在台湾，他的作品同时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日本……跟读者见面。

发表的作品：《大醉侠》《肥龙过江》《光头神探》《西游记38变》《盗帅独眼龙》……使我这个爱看漫画的人一回国就想找书来看。

一九八五年，我大半不在台湾，当时我知悉蔡志忠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消息时，内心深深地为他感到光荣与骄傲。虽然，那时候我们并不相识，可是我一直注意着他，内心也曾想过，以后的蔡志忠，会再画什么、写什么呢？他能不能够再有另一个突破呢？而这种突破，作为读者的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写信去给他压力的，毕竟他才是最明白自己的人。

当我的手中拿到《自然的箫声——庄子说》这本书时，不必他对我讲什么，我自然而然地又看见了蔡志忠更上层楼的成绩和进步。

在电话中，我问志忠：“除了庄子，下一本你画哪个‘子’呢？”他说：“老子也画了。”我再追问：“那下一个是什么‘子’呢？”

志忠说：“是列子。”

列子、列子？当年我的“中国哲学史”考到九十九分的，却不甚明白列子说什么。于是，自己查、托人又去查，都只有时代、作者，并没有关于列子这本书更进一步的说明，直到昨天晚上。

当我匆匆忙忙赶回父母家去的黄昏，我看见一本安排得整整齐齐的笔记夹放在茶几上等着我，翻开来一看，竟是蔡志忠的新作《列子说》的稿件。

当天晚上，不必再查书了，就将这本精致的原稿《列子说》由《汤问篇》开始慢慢地看起来。

我看其中的思想、故事，当然也看漫画，更看那些文字和图片的布局与安排。

一个念哲学的人如我，一面看一面觉得汗颜，原来还有那么多引人深思的故事自己都不晓得。如果不是志忠请人送来原稿，我的常识不会再宽广一点，这是要深深感谢他的。

又在电话中，我问志忠：“你怎么选了比较冷门的这本书来画呢？”

志忠回答得好，他说：“心里喜欢的书，就去画，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

我觉得志忠是一种林怀民所说的“自由魂”，他的谈吐、绘画，以及“古书新说”的方式都是出于一种自然。也曾跟志忠说：“这份工作很苦。”他笑着说：“忙、累都会有的，可是我不以为它苦。”

世上许多事情，只要甘心，吃了多少苦头都不会受到伤害，它们反而成就了一种可贵的印记和生命的痕迹，成长中不可少的经历与磨练。这种体认，我本身也有过，以此去类推，蔡志忠这条漫长的心路，就很能体会了。

《和先圣并肩论道》是蔡志忠收入《庄子说》这本书中写的一篇前言，我的看法与他不谋而合，都写在本篇第二小段里去了。

我喜欢志忠在文章中与先圣“并肩”那两个字的含意，也看出他在这一阶段中所着手绘画的大计画和苦心。他的确正在“并肩”与古人一同工作。

目前《庄子说》《老子说》都已结集。志忠的新作《列子说》也开始在这一期的《皇冠》杂志上与我们见面。

我禁不住要为这一位勤力、勤思、勤学、勤画的杰出青年，在这儿喝彩、鼓掌加感谢。但愿经过这一本又一本漫画，使我们在观看漫画——赏心乐事的时光里，自然而然悟出先贤的思想和人生的哲理。

蔡志忠，好朋友，请问你听见了我们为你“起立鼓掌”和那一声声“加油！加油！”的响声吗？

注：《列子》是一本书名，共有八卷。过去的人认为是战国时周国一位叫做列御寇的人所撰。到了晋朝，张湛又为这本书做过注。又有清人姚际恒说，《列子》一书中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列御寇所原著，而是后世的人加进去的。总而言之，如果这本书中所写的一些道理能够激励蔡志忠用心去画，那么我们就去读一读吧。到底是谁写的又有什么重要呢。

＊载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皇冠》三九五期

我的弟弟星宏

亲爱的小弟弟：

自从收到你那长长的来信一直到今天，不过是一个月吧。我们通了三次信，打了一次长途电话，也每天在心中想念你。

当我第一次展读你的长信时，正在深夜。看到你——一个少年的男孩子，因为全身骨折，已经躺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四年半了，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内心极大的痛苦和忧伤。

在你流畅的来信中，我看见了一个聪明、向上，却被命运作弄成这么一个样子的少年。你的笔调，一字一泪，其中没有一丝人生的盼望和向往，只怪责自己拖累了爱你的父母。

在那封信中，星宏，你要求我做你的姐姐，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地骄傲和快慰，只因为你看重我。星宏，在我的一生里，并不习惯去认家庭以外的人做弟弟或姐姐。可是，今天，姐姐公开地答应你，今生今世，我又多了一个可敬可爱的好弟弟。答应了，就对你一生不悔。

在打到台南的长途电话中，我用闽南语和你的父亲和母亲说了好长的话。由他们两位可敬的人身上，我看见了父母对你的深爱和关心——他们也痛苦，又为你病中的表现又疼又惜。

我的弟弟，在这儿，在以前的通信中，我坚持你需要一把轮椅，即便骨头全碎了，即使用布条把你绑在轮椅上，也应当在三五日之中，请母亲推你出门去散散心，不可以长年将自己留在床上，那要闷出神经病来的。

我们的长途电话，就是在讨论轮椅的事情。

这是第一步。

再说，姐姐最关心的还是你的心情。好孩子，我深深地知道，快乐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立即得到，可是你的骨头是全完了，你的思想和灵魂尚且知道如此的苦痛，可是，你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孩子，再三展读你第一封来信的那一夜，我趴在桌上任凭眼泪狂落。星宏星宏，姐姐也在与你同哭同痛，恨不能把全身骨头都换给你。毕竟我已活过了丰富的半生，而你的生命，还有很长的煎熬。如果可以换骨，那么即使我成了你，又有什么遗憾？可是我能吗？我能吗？这个“不能换骨”，使我产生如此的无力感，我只有写信给你、寄书给你、疼爱你、关心你，就只能做这一点点微薄的小事，来换取你的笑容。

而你的回信，却说，收到信时，你哭了。这不是悲哀自怜的眼泪，姐姐明白，这是你多年的受尽折磨之后，一种被了解的泪，那么，就去哭吧，眼泪可以洗去许多我们心中压积的悲伤。

可是，弟弟，我不要你再哭了，虽然你有着全部的理由一辈子伤心下去，而做姐姐的，看见你身心都受到剧伤，是不能就此放下你的。

星宏，有关将来的事，我们暂且不要去想得太多，我要你快乐起来，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少年如你，你也有全部的理由去快乐，这件事情，说来好似勉强，但是，只要你有一颗知道悲喜的心，姐姐就要把快乐的种子一点一点种到你的心田里去。

寄给你的书，想来是收到了，以后每半月就寄一本。如果你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而又悲不自禁时，请你，我的好弟弟，把心安静下来，把自己的病尽可能忘掉，请把书本当成你的好朋友。这样一个月两三本，姐姐会慢慢给你有系统地寄书去，一点一点加深，十年苦读之后，星宏，那时候，你的境界必然提升，你的胸怀，必然辽阔，你的见识，一定会增加许多，而你的人生观，必然豁达。

星宏弟弟，其实我们很像，两个难姐难弟，所受的学校教育都不长久，可是我们可以自我教育，有时候，甚而还可以利用本身遭遇的苦痛去面对一些身心健康的人所不能体会的万般滋味。这虽是苦难，一旦你想通了人生，这些痛苦和挫折就成了上天给我们最大的礼物——虽然我们情愿不要这个苦杯。可是，既然面临的是逃脱不掉的余生，那么让姐姐的我，暂时拉住你的手，在心灵上拉住你，直到你建立了那完整的自我与信心。在这之前，姐姐很固执地不愿放下你。

听说你在小学的时候，虽然骨碎了大半，必须母亲抱送上学，可是你是个年年拿奖状的好孩子。星宏弟弟，虽然在国一的时候你因全身骨碎而休学，可是由你小学的刻苦勤学，在小小年纪，不以身体的障碍而自弃，就是个坚强的好小子。姐姐，最敬爱不逃避挑战的灵魂。

弟弟，在新年将近的这几天，姐姐的心中最怀念的人就是远在南部的你。虽然不能在近期内跟你见面，可是姐姐总有一天要去看你。你在来信中说，万一见了面，可能叫不出“姐姐”这个字，因为羞涩。可是姐姐不羞涩，去了，如果碰触你时，你不痛的话，让姐姐轻轻地拥抱一下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至于你喊不喊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彼此心里亲密就够了。

新年时，你的家人团聚必然也带给家中一些快乐，姐姐希望你也快乐。在这里，姐姐特别送给你一句话作为新年的共勉。当然，第二本书又要寄去了。

星宏，我们牢牢记住——“永远不向命运低头，永远永远不低头，做个勇敢的人。”

等你的来信。躺着写字手酸，就少写些好了，而姐姐在夜深时，常常会给你去信。

勇敢的好孩子，我们不能赖喔，今生今世，你帮我，我疼你，就这么一同走下去了。

你的姐姐三毛上

＊载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暗室之灯——送别顾祝同将军

敬爱的顾伯伯，当那天，电视新闻中播报出您逝世消息的当时，我正在厨房中帮忙母亲洗碗。父亲高声叫我快去客厅，我冲到电视机前，正好听见新闻的尾声；证实您已走了。

证实了您的远行，我将双手清洗干净，回到自己的房中，将门轻轻关上，在暗室里静坐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在心中反覆为您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顾伯伯，知道您府上虔信佛教，而我却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在这个时刻——您的灵魂还不远的时刻，我唯有将全心全意的念力，以这四个佛家的字，反覆诵念，只愿在这不断的梵音里，使您这条路走得更安稳更安详。

念了几千句“阿弥陀佛”之后，想到此时顾伯母的心情，还有您孩子的心情，我跪在地上，将脸埋在手中，唯有向沉默不语的上天哀哀祈求，请他在这最艰难的一刻，安慰顾伯母、安慰这一群从此失父的孩子，也安慰跟随了您——顾伯伯一辈子的那些老部下忧伤的心灵。

那一个晚上，想念着您们全家，彻夜不能阖眼——那个朴素而有着深厚教养的可敬之家。

不，我不要在那时候立即打电话过去。这种时候，是属于你们最亲密的全家人，绝对不能打扰。而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悲伤，不停地把今生对您的敬和爱，在诵念中传递给已经上路的您。顾伯伯，也许，您已经不记得我了，可是让我——一个渺小的小辈，也悄悄伴送您一程吧。

过了十天左右，这才打电话到您府上去，接电话的是八妹的女儿，我跟她说：“请妈妈来听电话。”八妹接听的当时，我们在电话中哽咽不能成声。问她：“顾伯母怎么样？”八妹哭说：“妈妈很伤心。”又问：“那我的老师呢？什么时候回来？”妹妹说：“就是这几天，哥哥会赶回来。”

“八妹，请你告诉我，我可以做什么？”问出来这句话时，内心是那么地感到无力，明知做什么也取代不了丧夫、失父的剧痛，这明明是白问的，虽然出于一片至情。

挂上了电话，想到我的恩师顾福生，想到他乘飞机赶回来向父亲告别的心情，我又疼又惜。只恨自己受恩一辈子，对于这家人，却完全不能报答于万一。

想起小时候的情形，那些日子和长长的岁月，就如电影一般地在眼前再次流过。

自闭症，我的，经过了多少心理医生都治不好，是我的老师——顾福生，在每周一次的画室里用耐心和爱心，经过了一年整的时间慢慢开启了我对外面世界的窗、门，还有路。

当时，总是在星期五去学画画，有时，心理障碍又来，就走不出去，老师也没有逼过我。也是在一个星期五的黄昏，那天，我一个人在画室中画一堆静物，天暗了，已近黄昏。老师平日并不守在我背后一笔一笔地钉住我，那会使我紧张，老师总是到其他的房中去，每隔几十分钟，才来看一下我的作品。

那个黄昏，在一幢日式房子后院搭出来的画室中，顾伯伯，我第一次看见了您。

画室的光线暗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是您，顾伯伯，推开了纱门，进来，含笑着对我点点头。当时，我见来的是老师的父亲，立即站了起来，向您轻轻弯了一下身。不知要说什么，心里吓得不得了，而我面对的却是一个如此可亲的长者。

“为什么不开灯呢？画完了吗？”您问我。

我想告诉您，顾伯伯，如果一开灯，那堆静物的光影会改变，可是我不敢说。您又对我笑一笑，把画室的灯，替我点亮，然后走了。

四颗星星的上将，为着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点亮了一盏灯——那生命中第一盏引路的灯。

一年之后，恩师去了法国，本以为这一来又要长门深锁，再也不出门去。没有想到，老师的妹妹：一对双胞胎——七妹八妹，主动地伸出友爱的手，在我没有一个朋友和同学的闭塞日子里，做了我少年时代的好友。

再见到顾伯伯您的一次，已是七妹八妹高中毕业的时候了。那天，我也被邀请去参加那场毕业典礼。当我打扮好自己，坐三轮车赶去您府上的时候，正听见顾伯伯您说：“可以去了吧？”而顾伯母在回答：“还有陈平没有来呢，再等一等。”那时，我走进门，看见顾伯伯您穿上了神气万分的军装，七妹，站在父亲面前为您轻轻做最后的整装。那一次，我好似是您们全家活动中唯一的外人，而我所受到的爱护和照拂却是极友爱又亲切的。

七妹、八妹高中毕业之后进了辅仁大学，虽然我们三个非常渴望一起去做同学，结果命运却将我安排去了文化大学——当年的文化学院。从那时开始，我的心理障碍慢慢地减退，没到两年半，我离开了台湾，由一朵温室中的花朵，彻底改变成为一个克勤、克俭、刻苦的青年。

许多年住在国外，心中常常想念顾伯伯您们全家。这份想念，与其说是思念，倒不如说是今生今世心中默默的感恩，因为这份感恩无以回报于万一，常使我在异国的深夜里怅然而自责。

几次回台，来去匆匆，没有顾伯伯您们家的消息，也去过当年的泰安街，寻找、打听。只听说搬家了，寻找不着。

直到前数年，恩师顾福生，首度回台举行画展，才知道了顾伯伯您的新地址。那一日去拜望老师的时候，再见到顾伯母、七妹、八妹还有我姐姐的少年好友顾永生——该是六妹吧。那种恍如一梦的感触中掺杂着多年不见的悲喜和激动，什么时候，除了我，这批当年的女孩子，都做了母亲。可是我们见面时，仍然快乐得好像当年的一群小孩。

而直接救过我生命的恩人：我的老师，我还是对他情怯又敬爱。顾伯伯，也是那一日，我在您的新家，您当时正在接受一场电视访问，大家在另一间轻轻低声说话，唯恐出了高声影响收音的效果。

您，顾伯伯，在那时候仍是那么地健朗，您的孩子——我的老师，又把我向您提了一句，说是二十年前的学生。您对我含笑点点头，就去客厅录影了。我不敢问您，顾伯伯，当年，您替我点过一盏灯，也给过我生命中启蒙的那另一盏灯——您的儿子。这是您的善心，您一生行善太多，不可能去想起。而这对我来说，您的一家人，影响了我半生的发展，这份恩情，我不能就此忘怀。

在您过世十日以后的那一天，我在电话中对八妹说：“没有你们全家，没有今日的我。”说时热泪盈眶，追问顾伯伯的告别式是在哪一天。八妹问我：做什么？我说要去灵前跪拜。再说了一次：“我的恩人，是顾伯伯的孩子，没有顾伯伯，就没有顾老师，没有顾老师，没有后来你们的友情，没有这一切因果，没有今日的我。您们全家，都是我承恩的人。”说到这里，才痛哭出来。

顾伯伯，今日您远走了，撇下了热爱着您的家人、朋友、部下和您尽忠了一辈子的“国家”。我要去您的灵前向您下跪，向您在今生也是最后一次，在心中、在最最真诚的跪拜下，再一度表示我无以回报的感恩。

顾伯母，丧夫之痛，痛如澈骨。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我们爱您，深深地爱着您，可是这份剧痛，没有人有资格与您分担。亲爱的顾伯母，请您切切节哀，一切安慰您的话，在这个时刻都没有太大的效果。顾伯母，请为着爱您一生的丈夫、儿女，坚强起来，这个家，需要您做支柱，需要您，把这份亲密的家庭之爱再绵延下去。

二月八日是我们向顾伯伯在这世上告别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另一个空间，必然再度和亲爱的人相会。一旦我们存着这一种信仰，生离、死别，都不能将我们对亲人的爱隔离。顾伯母，请您节哀，请您坚强啊！

顾伯伯，虽然您是我恩师的父亲，在称呼上不应称您伯伯。可是自小跟七妹八妹做朋友，在这份友情的根据上，就喊了您伯伯。想来您是不会怪责我的。

小时候，常常在您府上吃点心、吃饭。在当时，您的家，是我唯一肯去的地方。也为着您全家人对我的关爱，使我看见了一个朴素、有礼、绝对长幼有序、井井有条而又亲密和气的中国家庭。这份潜移默化，是我一生的影响，至今受用无穷。

那些深爱着您的部下，一生追随您，不肯离去。那份军中之忠，多年之后成了家族之爱。顾伯伯，如果不是您一生做人宽厚慈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子弟忘我地紧紧跟住您、爱您、敬您、惜您、忠心于您。这一切，都因为您的行为和操守，令人不肯舍您而去——他们太爱您。

您一生的事迹，您的回忆录——《墨三九十自述》正在《传记文学》这本杂志上开始连载。

当我读到第二章——《童年生活》时，才知在您的童年已经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依靠着祖母相依为命。顾伯伯，您的一生，是一篇刻苦、勤学、向上，没有一丝家庭背景而成为一位成功人物最明确的见证。

在这儿，我想借用《传记文学》中对您的介绍，做为这篇送别您远行的结束。

顾伯伯，英灵不远，在这儿，在一盏灯下，请让我默默的用心陪着您，一同走一段永生之路吧。

＊　＊　＊

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将军，字墨三，江苏涟水人。顾氏保定军校毕业后，自基层排长起，逐步升至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等，后曾多次出任行营主任、行辕主任、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

来台前集“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于一身。顾氏出生寒素，无任何凭借。顾氏治军（无论“中央部队”或所谓“杂牌部队”均服膺其指挥）与从政（曾两任江苏省主席、一度兼任贵州省主席），为人与处世，均有他人所不及之特长，口碑与人望俱佳，有“军中圣人”之誉。

将军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七日逝。享年九十六岁。

＊载于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日《中国时报·人间》

又见笨鸟

笨鸟王大空的确飞得不算快，平均每四年左右飞出一本书，是比较慢的一种飞行法。

我喜欢王大空的人，也喜欢他的书。这一次，看到他的新书《笨鸟飞歌》，心中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回忆起来，如何认识王大空的，偏偏怎么也想不起来。有一回别人问我：“你如何识得王大空先生的？”我顺口说：“他好像是我的同学。”

这句话乍一听上去像是开玩笑的，事实上自有它的因素和情结在。一直把王大空当成好朋友和同学。这种关系，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知道。总之，在任何很不有趣的场合，一旦见到那只笨鸟朝我微微一笑，我的心情立即会快活起来，也从不加上“先生”两字，总是连名带姓地喊得很亲近。

我总认为，一个人，文好当然重要，可是“文如其人”就更可贵了。王大空就是这么一个人。

有一次，在一场很不好玩的酒会里，我必须要到一下，给主人看清楚，然后才能够开溜。

那天预测会碰到一位收集小玩意儿的文友，所以在皮包内放了一组苏俄木娃娃给那个朋友带去。为了周全，在皮包内又放了另一组同样的娃娃，万一有人在酒会里向我讨，那么这套候补的就派上了用场。

再也没想到，是那个西装笔挺的王大空，跑到我身边来，轻声问着：“你那套木头娃娃还有没有？”

我悄悄地把那一组后备娃娃塞给他，他往口袋里一放，就没事人般的跟别人讲话去了。

当时，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个大空，在骨子里有着那么一份固执的顽皮，那份童心未泯，令人震动。他，来讨的竟然是娃娃，请看看这只笨鸟不老的秘密。在他面前，什么叔叔之类绝对喊不出口，就因为他给我的感觉那么年轻，只能把他当同学，可是在心中，却是十分敬爱他的。

王大空会说话，而且说得好，是谁都知道的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笨鸟心思好细，做人也洒脱极了，在他身边，没有不自在的人。

有一次，也是在一场大聚会里，一群长辈极善意地问起我：“三毛，听说你有喜事了，是不是快请我们喝喜酒了？”

我愣了一下，笑说：“没有呀！”

旁边的人一直认为我是在躲问题，接着又追问了几次。当时王大空站在我旁边，接口就说：“没有的事，如果三毛要结婚，她第一个告诉我。”

就这么轻轻一句话，王大空把我的“围”给解掉了。这些小事，他天天在做，我却真正把他的那份细心，放在心里感激。一个人会说话并不是件易事，王大空说话，天时、地利加上他的——人和，就不简单。

在王大空要出第三本书时，我跟他说，那个“笨鸟”两字不可以拿掉，因为“王大空是笨鸟，笨鸟是王大空”，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不用这两字太可惜了。

笨鸟果然一笨、再笨、三笨，真是深得我心。不但笨，这一回笨得连飞带唱的，看上去十分快乐，可见笨鸟飞行技术越来越高。

《笨鸟飞歌》这本书我一共看了三次。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个人正好叶落归根，回返到这片离开了二十一年的土地上来定居。看见王大空写的“是归人，不是过客”中的几篇文章时，我的眼眶发热，心里翻腾，那份与他一式一样的情怀——对于自己家园的爱，全都被王大空痛痛快快地讲了出来。当我看见王大空想发起一个“死在台北”的运动时，恨不能在深夜里打一个电话给他，对他说：“对啦！对啦！就是这样啊！王大空，好家伙，我真是喜欢你。”

这样精彩的一个人，你能不对他喝彩吗？

笨鸟说他自己笨，刘绍铭说他不笨，我觉得笨鸟还是真笨。那份纯真、那份爱心、那份至今淡泊的胸怀、那份勇于讲话的气度、那份又执著又包容的宽厚，都是“若愚”的笨人才具备的条件。王大空特别提出的“诚实”，在这个人人成精的社会里，竟也有那么多人——如我，在这个字上跟他深深地认同。因为我也笨得很可以了。

更可喜的是，看见另一个不同的王大空，在同一本书里，给了我们属于他的一些爱情故事。

在《笨鸟飞歌》里，有一篇《人生最苦是忏情》，说到当年在上高中的王大空，爱上了一个打篮球的女孩，通了几封信之后，利用极短的假期，乘船、翻山，走了几百里山路跑去看那位女孩。我以为，经过这番折腾，到了见面的时候，必然另有一番起伏，没想到那个少年的大空，只把身上毛衣脱了下来，在空中挥舞，挥完了，两个人没有讲话，而王大空带着“我已经看见她了，已经见到她了！”的狂喜，就这么走了。

这个故事虽然在结局上是令人怅然的，然而看了那一篇之后的好几天里，无论我在忙着什么事，眼前浮现出来的总是那一个高中生，狂跑在操场上，挥舞着那件蓝色的毛衣，把那份纯真得如同明月一般的情，不说一个字地挥了出去。

那个少年，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活生生地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呢？那份感动里，有一些东西，纯净的东西，在这个社会里已是难求了。偶尔看见这份纯，心里总有那么一丝弦被人轻轻拨出几个寂寞的音符——嗳，也是好的。

笨鸟在这本书中做了好几次的逃情者，那不止是他个人的问题。处身在当年那个动荡的局势里，许多生离就如死别一般地身不由主。可贵的是，笨鸟就笨在他的不能相忘和忏情。许多年过去了，如果王大空完全否定了那某一阶段的感情，才叫是个冷漠的人。

笨鸟也不完全做笨事的。昔日的女友，明知住在美国洛杉矶，王大空几度路过，从来不再去看她，只对自己说“相见争如不见”，也就算这一生。他的那个“争如不见”是真理，也是看透了人生之后的一种怅然。如果，如果两人再相见，那才叫画蛇添足，就不美了。

所以说，王大空还是个有分有寸又懂得情的人。那分寸之间，捏拿得恰到好处，一般人看笨鸟有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呢？

再看这本《笨鸟飞歌》，发觉王大空在一篇《风浪马祖行》中，居然提到一本我个人深爱的书籍——《幽梦影》。这又是一惊，亦是一喜。原先，只有一个朋友，可以并谈此书，而今发觉王大空亦提这本比较冷门的书，心中深感欣喜，只是没有时间与他共话。有着这份同感，已经很不容易，在一个忙着赚钱的时代里，还有人如他如我，在那儿幽梦影，可是够笨了吧！

最后看见王大空在书中对于这个社会，这片家园，提出的爱和责任，读来深以为是。看得出王大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是至死方休的。他可以走，他不走。他可以去移民，他不去。他住在一个并不算好的社会里；甚至可以说，一个总往他头上倾倒垃圾的环境里，还在狂爱着这片属于我们的大地。倾倒垃圾不是形容词，是王大空一篇叫做《芳邻不芳》的文章中真实的故事。

最后王大空留给一个读者如我的，是一个强烈的——“我们的”观念。这种观念，作家晓风有，王大空有，另外千千万万个我们，也有。

这本书，说出了许多不同而像的观念和行为，也许它并不如此的文学，可是在字行之间，使我们处身在一个看似升平，其实不然的社会里，着实需要这一类的笨鸟多付些苦心，多写些文章，使我们不能再自我陶醉下去。

笨鸟，笨鸟，请你再飞吧！就算一辈子笨下去，而有那么多笨人跟你一起飞，我们这个暴发户的社会，会不会因此起飞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呢？

我肯定，那是会的。

＊载于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日报·中央》

戏外之戏——为《棋王》戏剧公演而作

那天，去得稍稍晚了一点。走下新象艺术中心的阶梯时，正好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报名。那张桌子边贴着海报：“棋王歌舞剧征求演员。”

站在略远的距离看住那位年轻的报名者。他，一件长到膝盖的大衣，质地很柔软，可能是全棉的。走到他的身旁，看见了外套里面恤衫的配色：鲜绿配海军蓝。

头发稍稍庞克，配着那松垮的长裤，正是个好看的时代青年。

报名处的小姐对他说：“你是二十六号，请下楼去等候。”

我对这位极懂得打扮自己的青年微微笑着，就先走了。

楼下应试的一大群人挤在屋外。另一厢，热烈地正在讲说“相声”。不时有那么一阵一阵笑浪，一波一波地传到等候应试的那个角落来。

这一个角落的人也跟着笑，看不出应征这回事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太大的压力。

轻轻推开铺着木质地板的舞蹈室，看见了导演华伦先生、歌舞编舞华伦太太，看到了音乐大师李泰祥、《棋王》制作人吴静吉，当然看到了那台湾的梦幻骑士——堂·吉诃德——许博允。

拉了一把椅子坐在评审的桌后，新象的李白琼递上来一沓要写评语的空白纸张。

今天的日子，不是自己的。歌舞剧评审的条件，是每一个应征者当场唱一首歌、再跳一段舞。歌，属李泰祥审得严，舞，自然是茀劳伦斯·华伦的眼光。我的参加，在那一个下午，与其说是评审，不如说是去看戏。那份心情，愉快得好似放假。

没有过了几分钟，李白琼打开隔音的厚门，开始叫号。恍惚中，好似坐在戏院里，而这场剧，即兴短剧：人物单独上场。

细看站在地板上的一个青年人，笑笑的，递上一卷录音带，大概预备好了要配他自己的舞蹈。是个男孩子。

吴静吉说：“请你先唱一首歌吧！”

那位应试者，咳了几声，清好嗓子，放声唱了起来。有趣的是，在放声之前，他讲了一句：“我可是随便挑一首的哦。”他骗人，骗得可爱。

唱呀……唱呀，他的声音已经了然了，评审的一群请他停了，这个唱歌人好似意犹未尽，略略拖到一句唱完，才停止。

“现在跳一段舞看看。”静吉又说，“你脱不脱鞋子？”

那个大男孩自自在在地蹲下来脱鞋、脱袜。音乐一响，人变成一把弓似的，双手好似被一条无形的橡皮筋拉住，收放之间，充满了张力——是个好舞者。比较之下，那唱的部分就弱了。这也是难的，又要人演、又要人唱，这都不够，还要人能跳，三项俱全？又是多么不容易。

当我看到茀劳伦斯·华伦站起来向这位应征者示范几个舞步请他跟着跳时，我猜：这个人，是入围了。

临走的时候，这位大男孩提着他的鞋袜，吴静吉问他做什么，他说，是文化大学什么系的学生，接着又说：“我个人很喜欢舞蹈，可是父母反对——”

听见他最后一句话，使我几乎想笑出来，没有人问他父母如何，他是问一句答三句。同时也使我想到《棋王》剧本里一首歌，叫做《钱是自由》。在那首歌里，男主角程凌一开始也是在唱着：“当我小的时候，我忘记了父母的期望，要做一个画家……”

在中国，在父母巨大的期望中，大概没有几个父母希望子女去做艺术家。做孩子的，往往一生屈服在父母的期望下做人，而结果，就如作文簿子上最后必然出来的陈腔滥调：“我要好好读书，才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见到那位——“可是我父母反对”的男孩子走了出去，我的心里又浮出一点点心酸。

接着而来的是一位头发烫成炸弹开花一般的女子。这一个很厉害，穿着高跟鞋跳舞，一下前一下后，最后用右手把头发拍一翻，左手叉腰，扭来扭去地往评审走过来——直迫我们。那股风骚劲，十足是个好家伙。她放。

这时候，坐在旁边的许博允一直推着我，欢喜地喊：“你看！你看！这一代跟我们当年不同了。”

听见许博允这么说，看那开得如同孩子一般纯净的笑容，心里再怎么也怨不起他来。前几个月，当他逼我改编《棋王》时，几乎要哭出来。心里对他又爱又恨，一直向自己喊：“有这样一个朋友，你还需要敌人吗？”

又来了一个略略羞涩的女孩，一站好，眼神含情脉脉地投向李泰祥，轻轻地说：“我要唱一首大师作的歌。”这时，疯狂的许博允立即插嘴：“什么大师呀?!我们这里全是大师吔！”那个女孩朝李大师一点首，开始唱。还在听呢，身边那个梦幻骑士又用力推我，说：“快看，快看，看李泰祥的表情——”我横过视线，去找坐在那一端的“大师”。我们的大师，半仰着头，半张着嘴，好似要笑，又陶醉在半笑的神情里——凝固住了。

这一回，轮到许博允和我，闷着笑了个够。李泰祥，这《棋王》剧的音乐灵魂，值得一看再看。

每当有希望入围的应征者表演结束时，茀劳伦斯总是站起来，不厌其烦地再重新做一次示范。她的丈夫：导演华伦，拍拍这位合作无间的妻子，笑说：“今天是你的日子，去吧！”

我看着这一对艺术工作者，想到华伦夫妇在百老汇编导的几个上演数十年的大型歌舞剧：《国王与我》《窈窕淑女》《俄克拉荷马》……心里对他们又一度产生了感激之情。这一对夫妇，不看我们场地的贫乏，从去年那场大地震的当日开始，默默地为我们中国台湾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心血。如果不是导演华伦这么地支持，那个剧本改编是我独自一人绝对做不出来的东西。是他，给了我全然的帮助，也可以说，是他，帮我做掉了那么多繁重的工作。而我们的信心，就放在这位经验饱满的艺术家手里。

应征者一个一个地上，男的、女的。每个人风貌不同，表演的手法各异，可是那份勇于呈现自己的意愿，却是相同的。注视着这一个又一个新生的一代，我的心里涨满了莫名的喜悦和兴奋。就如同许博允所说：“你看！你看！这一代和当年的我们，有了多大的不同。”

的确看见了这份全然的不同，当年，我们没有他们那份昂然的自信。我们摸索，摸索得漫长而艰苦。他们懂得立即掌握住自己要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一个现时代的台北吧！

当，那位才十五岁的小女孩，站在评审面前吱吱喳喳如同鸟儿唱歌一般唱出了她优美又活泼的灵魂时，我的喜悦，几乎就要化做那么温柔的眼泪，将这份乡土的爱，对住这一个自己跑来报名，不请父母陪伴的小女孩身上，倾尽我欢喜的泪。

接着再来的是一次记者招待会。匆匆赶去，欣见聂光炎老师也在座，聂老师的灯光布景效果当然是我们的视觉灵魂，不然这个一九八七年的大台北如何呈现在舞台上？微笑着向聂老师行个礼，眼光转向那匹我们千挑万选的“狼”——好小子齐秦，恨不能上去拥抱他，感谢这位好弟弟的参与。

那天，第一次看见齐秦的眼睛，在这之前的电视上，他老是戴着黑黑的眼镜。他的那双眼睛，用来注视女主角丁玉梅的时候，就该当带着那一点点羞涩和忧伤，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那天，没有跟齐秦说到话，一位美国记者跑上来拦住人，要我说，说最喜欢的台北餐馆是哪一家。我的心只在《棋王》身上，餐馆的事怎么跟《棋王》混在一起问呢？她偏偏要餐馆。

没过了几天，编本里的另一个重要男主角的名字，使我们写剧的急着又加了两三首好歌。来者不是别人，剧中齐秦的情敌，居然得到了前师大音乐系主任、声乐家曾道雄的肯于加入。他肯了，天晓得，曾教授也参加了！

看那广告——《棋王》开始售票。左边照片是齐秦，右边又是个美男子、好嗓子——曾道雄。那份快乐，只有农夫大丰收的心情，可以比较。

这份大结合，正如茀劳伦斯·华伦在记者会中轻轻说出来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各做各的工作，如同一个大家庭一般，和和气气，尽力地做好台岛第一场大型歌舞剧。”

就这样，排练开始了，最累最苦的华伦夫妇、李泰祥、聂光炎老师，还有那批对戏剧热爱的演员，日日夜夜，开始将一个不可及的梦，一步一步，走成现实。

而我们的小妹——张艾嘉，风尘仆仆地赶回台湾，她在做什么？她做了《棋王》的女主角。看一看这批人的爱，看一看张艾嘉的参与，对于这场还没有上演的《棋王》，我的心里，充满着期待和希望。

原著张系国，到目前为止还在美国，我们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归来。那时候，大家在“中华体育馆”见面吧！这一场《棋王》的戏外之戏，其实对于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具备了多多少少的感动和教化……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了。

＊载于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我在路边大叫——谏飙车

亲爱的飙车弟弟们，请接纳我对于你们这样的称呼。是的，一群弟弟们：那一群老是在往淡水去的路上，惊吓着我的青少年。

上个星期天的傍晚，我经过内湖开车上阳明山，穿过后山公园下到北投，经过北投开往我心深爱的淡水小镇看古董，到了夜间，不得不取道大度路回到台北来。

大度路曾经是一条我挚爱的道路，为着它两旁的景色，为着那迎面而来的观音山，为着那么宽宏大量的名字，当然，也为着它那长长阔阔没有红绿灯以及任何弯道的一泻到底。那种，好似可以把生命也给它在这条路上跑个痛痛快快的飞扬心情。我，一个生活在人挤人、车挤车，老是觉得整个城市都压在背上的可怜都市人，对于大度路，是由不得地爱恋上了它。

这种爱悦一条路的情怀，弟弟们，我相信在这份欣赏上，我们的心态是相同的。

就是在上个星期天的夜晚，我小小而卑微的白车子，就在一个恍惚里，陷进了千军万马般的机车狂赛里去——那属于你们这些弟弟的。亲爱的飙车弟弟们，请原谅我这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老百姓，在你们横冲直撞蛇行急转，同时拿去了灭音器的车阵在我车子的前后左右怒吼着，超速、包围、突击，加上紧急煞车、单轮跳跃的那场大战里，我被你们吓得不敢快开、不能慢开、不知向左、不得向右，也不能靠边停下来。我感觉到四面受敌，而我唯一保护自己的方法，就只有牢牢地紧握着方向盘，随着千变万化的战况，躲开一只一只向我飞来的流弹，甚而眼睁睁就要出人命的那一霎，都不敢闭上眼睛。

穿过了大度路口，我在路肩慢慢靠边停下来，我靠住车门，掏出一支烟来抽，我点火的时候，发觉手在发抖，我吸烟，手还是抖个不停。

路口聚着好多观众，也聚着生火待发预备再上战场去大拚一场的英雄。路灯下，有人认识我，快乐地丢了车子，跑上来大喊：“三姐姐！”我笑着答应了，手还是在抖。我向那位喊我姐姐的骑士递上一支烟，替他点上了火，火花一闪的时候惊见那双充满着生命力的眼睛，那双不戴眼镜、明摆着一副“骑死了拉倒”的那种玩命反抗的眼神，如同刀子一般刺进了我的胸口。

然后，那个喊我三姐姐的弟弟，丢下了还在燃着的烟蒂，向我回头一笑。在我走了几步弯身把烟头替他拾起来的同时，他跨上他的野马，砰一下蹦进那如同流星雨也似的车阵里去。

我盯住那个少年的身影追索，我又看见他冲回来，那时的他，没有戴安全帽，没有扣上那件黑衬衫的扣子，他飞过我的眼前，才丢给我百分之一秒的心神交会，在我狂喊出好似要哭出来了的叫声里，他已经不见了。

我发觉那凄厉的声音是自己的，我发觉我站在路边大声喊，我的那句——小——心——呀——被四周的狂乱的吼声溺灭了，而我，在这么炎热的夜晚，为什么抖个不停？

飙车的弟弟们，你们的确吓坏了好多辆开过大度路的汽车。开车的人不但被你们吓得暂时瘫痪，也曾有一个人，被你们的行径气得就想从此离开，远走他方，永远不再回来。

就为了了解你们，就为了没有跟你们产生过任何代沟，我，一个被你们族类称呼过一次姐姐的人，在这一个话题下，跟朋友们做过多少次的争辩。这只因为，我也曾是一个骑重型机车的人——那不过在这两三年以前才停止了的。弟弟，我们来比一比车的种类，在海外，我骑的是本田BC九百五十CC机车，你们的呢？

许多时候，亲爱的骑士弟弟，我知道你们不是存心为着破坏社会秩序而破坏，你们没有想得太多，没有想得更深，在你们意气飞扬的时代里，在这一个人口爆炸而空间不够的都市里，你们花尽了自己那小小的积蓄，梦想有一天，也跨坐在一辆机车上成为一个拉风的英雄。这种心态，并没有任何罪过，你们选上了大度路，证明了这份好眼光，也并没有错。而这份青春的得以发泄，速度快感的无以言喻，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了解的。

亲爱的骑士青少年，三姐姐一点也不道学，一点也不冬烘，一点也不会不分析你们飙车的心态就贸然地责备你们，虽然你们不但将许多人几乎撞死、吓死，三姐姐还是不怪你们，更不因此跟你们成仇，毕竟，青春的一切过程，在这一件事情上，也是能够被接受的。

我不敢跟你们讲生命可贵这种话，在你们饱满的青春里，讲这些话，你们是不能了解的。只因你们太年轻，你们以为——死，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你以为哪里会飙飙车就死掉呢。万一，你对我说——“死也过瘾。”我又用什么话回答你？不，我不要在这里跟你们争辩，你们也不会浪费时间跟我争辩，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还不如去飙车，对不对？我也不必对你们再提起你们的父母。你会去飙车，你就不懂母亲的泪为什么一看到你又推了机车出门去发疯就滴个不完。你在乎父母吗？你矛盾得很在乎又很想不在乎，于是你也把这种矛盾，在速度的快感里，矛盾地打发掉。

小孩子，疯狂的一群群小子，你们能够再深一层了解到，这种原先只是“玩嘛！”的行为，已经深深地伤害到了社会秩序的安宁吗？你会一脸无辜地对我喊过来——“哪有这么严重？我不过是飙车。”如果你这么想，这么说，我也不能深责你，我只能难过台湾太小，容不下你们这群实在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野马。

我一向欣赏骑士，也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骑士精神，亲爱的机车弟弟们，我们既然那么爱骑机车，那么我们换一种方式好不好？我们要做就做第一流的骑士，我们每天把我们的马儿刷洗保养得俊美清洁，我们把自己打扮得就如你所想要的那么拉风——用你五颜六色的安全帽。我们可以成群结队，以最优雅的姿态，奔跑在大路的靠右边——我们不跟那些开车的非骑士去抢道，他们可怜，就放他们一马吧。我们虽然个个深藏绝技，可是轻易不显，那才叫做真人不露相。我们在限速内行车，再表示我们的修养又拉一次风。

当我们做了骑士，对街又来一批骑士时，彼此打个V字形的手式，代表“我们彼此欣赏，彼此爱悦，彼此在不战中和平相处”。

骑士是高贵的，那我们就不做不高尚的骑士，更不要傻气到将这件原本极单纯的事情，变质为一项被他人用来赌博的工具。亲爱的弟弟，你们被人利用了而不自觉，你们跟警察起纠纷，放火烧警车，这种行为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谅解，即使这一切的起因，只为了年轻。

骑车，可以叫它是一种运动。赛车，也是某种兴趣的代名词。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好场地，一份严格的安全装备，以上所写的一切，都不会再有例如台北大度路、彰化彰兴路或者屏东战备跑道上的那种严重伤害社会的事件。

这些已经造成的社会伤害，不能把一切的责任推到飙车的青年人身上去。大度路不能跑，公路不给跑，那么给不给这些骑士一个奔驰的场地呢？在一个场地还没有提供的目前，亲爱的飙车弟弟们，请你们千万想一想，在这人口已经爆炸的岛屿上，我们禁得起这么疯狂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吗？请你想一想，再想一想，我们不要做社会的负担，我们彼此退让着生活也是一种骑士的精神，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请你不再去“飙车”而去“骑车”，好吗？好吗？我的弟弟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在忍耐，在这挤满了五十亿人口的地球上，每个人呼吸一口气，也都在忍耐中存活。

如果再有那么一个星期天，如果我又被迫陷入飙车的车阵中去而进退不得，那时候，也许我会停下车来，像一个稻草人一般，拿着一支破雨伞挥打过去。我好似看见自己成了这个岛屿上的稻草人骑士，站在路边又哭又叫的——死小孩，给我回家，死小孩，你要不要命，死小孩，你给我慢骑呀——死小孩——给我慢下来……我听见自己的叫喊好似响过了大度路四周空旷的田野，我听见那一声声呼唤有如狂飙般将我忧爱这片土地的身躯撕成片片，而眼前飞驰而过，怒吼而来的，是一辆机车、又一辆机车、又一辆机车、又一辆、又一辆、又一辆……

＊载于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联合报》副刊

我看《凌晨大陆行》

不久以前听说凌晨、王明雄和他们的女儿小咪已由中国大陆回来，做为朋友的我按兵不动。所谓“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电话。

之所以不急着去闻问，实在出于一片体谅之情。台北人太忙，凌晨更是个勤劳极了的女人。在她洗尘期间，我们做好友的理当了解——尘这种东西她自己去洗的，不必强请吃饭反倒教彼此更沾尘埃。

我等着读她的文章。

同住在一个城市里，竟然甘于只在文章中看看朋友的经历，这种君子之交真是其淡如水。我倒不认为有什么无奈。朋友之间，三五年见一回就很够了。十年也可以，一辈子不见，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总之不能先去约，双方慎重其事地预先订时间，再订地点，然后牢牢记住不可失约的那种事情，只有在婚礼中的新郎是必要的，其他无大事的实在不必。

写文章，取材是难的。惊涛骇浪并不易写，日常生活难道更容易吗？

凌晨胆子大，有关中国大陆，目前台湾那么多人在动笔，她不避开这个热门话题的原因，我猜，还是在于她有把握。或说，起码她要试一试。

凌晨学的本行是新闻，她的电台节目早已变成了台湾人的生活习惯之一——听着也是听着，不听嘛，好像没看当日报纸似的，有那么些不放心。

她先是说话人，后来加了一项身分——写字人。

现在的凌晨，文字没可挑剔，那支新闻快笔这才派上了用场，又快又准。

凌晨看大陆非常实际，读者也许少部分关心文史、地理，但是凌晨最常在文章中提到的就是价格。这就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里的报导取向不同了。

中国人，包括凌晨和我，对于价格都感兴趣，这并不是表示我们爱钱——我们其实也很爱钱不错——而是，价格是一切生活的基本。如果凌晨下了飞机，服务业加了价格而凌晨文章中不提抗议之事，那就虚虚幻幻不好看了。这一点，不是凌晨迎合读者而这么故意去写的，那是因为，她就是这种据理力争的人，也很看重价格这种事。写来生动的原因，在于不多讲她的本身心情。她报导本身遭遇，这叫艺高。

旅行的随笔，是一种写作的挑战。

旅行的冲击，事实上比起日常生活来要高得多。旅行该是好写才是，其实不然。

旅行就像一盘炒杂碎，吃起来什么都有一点，看上去色彩也算丰富，就算还是刚刚起锅马上端上桌敬客——变成文章，看那一片的乱，怎么讲起？

一不当心，把盘色香味俱全的好菜，写成了一张风景明信片，就给人退稿啦！

凌晨的大陆行，是盘杂碎。

她请读者同游的技巧，是个高明的剪裁师——这和她某一年狂热地去学做衣服，有着不可分割的相连关系。她知道取舍的分分寸寸，一点也不浪费。衣服垫肩目前那么流行，她却不给文章垫什么——她不夸张。

写文章，在某些时候，某些人身上，主观意识强，可能是一种魅力。在“报导文学”上如果也如此这般，那就得把报导那两字拿掉只叫它文学了。文学到底是什么，这看上去深奥，一般谦虚的人不敢说，一说就怕错，国王的新衣，就是这类的故事。

凌晨不穿新衣也不拿国王出来考人笨不笨，在她的旅行里，读者看见了一个活蹦乱跳的中国大陆。别忘了，她目前还是“说话人”当正业的，请看凌晨的文中那些人，多么会说话呀！

她的文章，何止是视觉报导，她使人好似就站在她的身边，听那售货员正在向她怒叱：“我没长耳朵，你还没长嘴呢！我就不爱卖给你，你敢怎么样？”

同样的情形，去过的人回来写，就写少了那份十二亿人共挤一片海棠叶子的骚动感。凌晨抓住了中国最大的人口问题，却都只用旅行中小遭遇的小情况，写活了那块大地。

凌晨旅行时，看、听、想，都替读者服务周到。她的听，是一绝。大陆同胞用语与台湾同胞看似相同，其实不大相同。看那小段“紧张世界”，人人口中说紧张，看得我这个读者也紧张万分。这种顺手抓来的耳边话，只有她和张大春。可是，这是报导必要，少了其实也无可奈何，那我也只好不紧张。报导大陆不报紧张，就缺了一种紧张精神，谁要看。

上面说过主观写作，那种写作法，作者写一个事件，一个社会，到头来不留余地给读者本身下结论。作者不客气，写到最后，借着书中人物，讲起自己人生大道理以及是非、道德、价值……把话题尽讲透，读者如果不点头好似就是作者的仇人。这种文章市面上多得是，魅力在哪里呢？魅力在于对付那种不看艺术生命只愿甘心被洗脑的“识字人”——那不是给读书人看的。

我们热爱张爱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热爱的人当然知道。如果不知道讲了也没有用。

话好像讲远了，其实没有。这个地方，不提张爱玲不行。

一本大陆行，里面洋烟讲了、饭吃了、车坐了、亲也会了、东西终于买成了。争辩、抗议、沉默、欢乐、感伤，什么都有，当然，大陆“民族花朵”——小孩子，也没给忘掉写上那么一群。请看，要忍不住讲大道理下结论的地方，凌晨留下的是好几个小标题的问号。

她把空白留给读者，她请看书的人自己去寻找答案，或说，她不给答案——因为没有答案。总而言之，作者的这支笔对读者很高估，她不洗脑。

讲起小标题，处理杂碎这盘菜，世上只有张爱玲不必用小标题去分类清扫，这是一代大师。凌晨没学张爱玲，是她的聪明。她用小标题，是必要，用得针针见血。

我们看凌晨大陆行，也许可能忘掉那个随行的小孩子——咪。这不是凌晨的粗心，看那小咪不是安安全全跟回台北来了，可见做妈妈的十分尽责。我们在这趟旅行中为什么看不见太多的小咪呢？这是作者故意的。小咪已有两本书了，她的天空、她的成长，如果再续写小咪那也欢迎之至。但是如果大陆行中凌晨笔下不“清场”，那十二亿人口之中又加一个小咪东钻西掉，文章搞不好就会乱。

这涉及主题取舍，这一回小咪不是主角，就不要她跑出来。小咪爱讲话，一路讲个不停，但在文章中，作者妈妈捂她的嘴，没给她讲个痛快。这个不许小孩插嘴，文就凝炼。

凌晨的大陆行带回来的世界丰富，读者有若置身在三百六十度的大银幕中，前后左右、声、光、色、彩全在哗哗地流动，身历其境。

最可贵的是，这不是那种以主观价值动不动就要去同情大陆同胞的文章。我们生活与大陆绝对不同——不错。可是大陆是大陆，台湾是台湾，我们不能以极单纯的表面批判去给大陆人民定位。他们之所以生活在今天的局面，背后有着太多历史的因素。光是比较而不去分析原因，是太主观了。

同情有时隐藏着一种优越感——并不完全如此解释，可是一不处理好这个字，分寸之差就使人讨厌。台湾同胞请不要自以为是，在大陆上拿物质去跟人显炫实在肤浅可笑。伤害他人自尊万万不忠厚。

这一点，凌晨、王明雄、小咪，都没有犯毛病。

我们看凌晨在大陆常常去抗议，这就是她的公平之处——要是这种情事发生在台湾，她也抗议。如果，她在大陆不抗议，碰到不合理的事情只是笑笑，那她其实心中就有优越。她的去讲销售员“不长耳朵吗？”正显出她心中的平坦之处。对于中国人，凌晨其实很爱很爱。

凌晨绝不讲政治，她却一定不躲开制度，这又是她的高明。她是报导者，不是批评者。批评，是看过这本书之后可能引起的情况，那就不是她的事了。这个人的笔，有守有分。

有守有分会不会失去文中的活泼？可能。就怕太当心，写来五花大绑、老气横秋。但是我们看见了，这本书是一场电影，连食物的香味都快溢出来了，它活。

以上只是浅谈我对大陆行这本书的心得，其实我所看见的，何止作者技巧，要说还有一车的话可以说。而我为什么要再说呢？把一本书讲得透透的，读者看什么去？那不是又低估了读者吗？

凌晨的先生王明雄也同妻女去了大陆，形影不离的。回来他也写。我们来看看这个读书人又打得一手好网球的他。他对大陆的角度取舍和妻子又完全不一样了。

他写的，也是人，他的触角有时伸向明确分类的文化，而不是生活中一般食衣住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其实都得观照。

王明雄写庙宇——不是死的庙宇，是那逃得了时光逃不掉庙的捕捉。这些年来，他潜究中国命理，心得甚多。不要误会他乐意替你算命——买左边那幢公寓好，还是挑右边那幢会发大财。他讲的，近乎哲学。

看庙其实还是看人——庙里的人。王明雄爱人，他光看香火旺不旺？是不可能，那他去了也不会满足。他要的是喇嘛、和尚、尼姑的内心世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大陆说话常用社会主义，也用共产主义，民间用语社会主义偏高。

我看凌晨，觉得她用报导文学看大陆的实际生活。细阅王明雄，他用内心世界自我的观照投入庙堂中去，与千年的民间风俗信仰彼此呼应。

在王明雄的大陆行脚中，他滤掉了外在世界的杂质和骚乱，他的心神如此明净而虔诚，他将自己毫不紧张地付与苍天、大地、人子，以及那十年浩劫也拿不去的中国性情。在这次的某几个探访中，他得到了天人合一的交融。

我近年来看人看事，深觉历史的极重要。在这一个观念上，跟王明雄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在王明雄的文章里，可以发现这种历史源流的相连关系在他的思想中时常出现。

也就是说，凌晨看山是山，她走这种方向。王明雄看山也是山，那山已不是这山，这中间，又回转了一步。他们夫妇之间合一本书，分工有默契。

凌晨好看，在于她有一份女人的实际。她的丈夫看他人好看，包括那些烧香拜佛求钱求子求富贵的众生，都带着悲悯和包容。

我们经过王明雄的笔下，跟他踏入“归元寺”，看他慢慢挪动脚步，安安静静挤在人群里，由一到五百，数遍所有罗汉。

在他的过程中，他以特有的慢调子笔触，先安静了读者的紧张，再带我们进入那一个在此不能分析一句写作技巧的无涯内涵。当我看见作者叙述到他站在一尊吊在空中的罗汉面前时，他不由自主地向上伸出双手，想随之跃入无限狂喜的世界时，我的心神，慢慢跟随飞入，我好似站立在一种有着浮尘空气的光束之下，在跟那五百尊罗汉轻轻交换信息。我的灵魂被王明雄的这篇文章，带去了大陆。

王明雄眼中的中国，再想提醒读者一遍，充满着敦厚的历史源流以及宗教情操。他也是报导，他用他的心在向读者诉说人间一切的可悯——这也是同情，又同情得那么贴切。

我们看那街头变魔术的老人，如何叫人给小钱猜姓。我们看当时王明雄几乎就要流出来的眼泪，我们看他追着人去塞钱。我们会告诉自己，对了、对了，我也要去追那个人。

再来看看王明雄笔下的大上海。那时的他写出了一场一千多万人共同演出的戏剧。这时候，庙宇不见了、纯净的宗教情操隐藏了。那大上海的电车，响着当当的铃声开来了，那近代史上的人物鲜明地再度跑到我们眼前，他们炒股票、唱戏、跳交际舞……那徐志摩、那陆小曼、那黄金荣、那杜月笙、那个犹太人哈同和他的中国太太……

那张爱玲笔下的大都会，经过王明雄的提示和读者本身的回响，一场一场华丽舞台出将入相地出来啦！这时候，做过读者的我，看书中的现在，想城市的过去。好像看见“百乐门”舞厅的那些女人和舞客。他们深夜里打烊出来时的轻笑，滑落到我耳边。

王明雄这次置身的大上海，是一种超现实的时空混乱。我们南方人——我父母的出生结婚之地上海，自小听得太多。那种乡愁，不是一片湖水的诗情，那是一个“魔幻城市”的呼唤；用出炉面包的气味、风月场所的歌声、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法租界英租界的私运鸦片、抢地盘的黄包车夫、白相人的“闲话一句”、骚人墨客的吟诗喝酒、姨太太打麻将时手上的钻戒、小学徒文诌诌的上海话、华洋夹杂的各色建筑、上海滩、跑马场、静安寺路、先施公司、国际饭店、舞台、文明戏、男人、女人、钱、钱、钱……滚滚红尘中那一场一场说不尽的繁华——

这是王明雄的《上海梦回录》，把读者的我，再次吸入幻境，不能自拔。那份狂喜，是生命中真正有血有肉活着的滋味。

我们看《京华烟云》想到北平。

我们看大上海，不可能忘掉张爱玲。

王明雄是怎么去的？他甚而手里拿了当年张爱玲笔下静安寺路方位的资料。看他。

做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然深爱那个四合院的北平。但是如果有人不喜欢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那我拒绝跟这种人讲话。

王明雄的上海；现今的上海以及往昔的上海，如何在他心中澎湃，这篇“梦回录”写来真教人恍如一梦。他是艺术的。

看完凌晨部分，我们喘口气，休息三十分钟。

然后，调适我们的情绪——进入王明雄。

＊载于一九八八年五月《皇冠》四一一期

你们为什么打我？

在我年幼的时候，以为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种人就是在我身边打转转的人。

他们或说北平话、或说闽南话。不然隔壁邻居阿妹妹的一家讲广东话，对面建建的父母全家四川话。至于巷口的老周嘛，他用河南话卖菜。我家爸妈是双声带；忽而宁波话，忽而国语。

这些人组合了我生活的全部天地，直到有一天，一个金发碧眼的传教士上门来拜访。我一开门，他就对我说：“小妹妹，耶稣爱你。”

我惊问母亲：“耶稣我从小就认得，可是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母亲说：“他是一个外国人。”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用语中多了三个新字。例如，当我看一本书叫做《黑奴吁天录》时，我一面看一面说：“看，外国人对黑人多可恶，把他们当奴隶啊！”后来我知道了史怀哲，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外国人，反过来去非洲做牛做马救黑人。”当我在街上偶尔看见一个碧眼人在走，我兴奋得几几乎要跳到他面前去大喊：“耶稣爱你。”那时候，我只会讲中文，可是，我确定，只要讲上面那句话，那种人就会懂。

后来我才弄清楚，外国人居然还必须分很多种，包括黑人在内，其实都是外国人。后来我又弄清楚了一步：如果有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那他口中的外国人，就包括了中国人在内。原来我也可以是一个外国人。

有一天，我离开了中国，回到外国去，做了好久的外国人——别人眼里的。

回来后，发觉中国同胞以前用的什么番人、番兵、番鬼、番婆以及夷人、夷疆这种字都消失了。洋鬼子也没有太多人用，大陆那边有一阵称为国际友人的，我们这儿干脆白话到底——外国人。

外国人，是一种泛称。

因为久不用中国话，对于这种母语特别用心去听、去看，听人家怎么挑字讲话。看人家如何排字写作。

在许多场合里，我假装低头吃菜，竖起耳朵专注地把别人一句一句话都给一同吃下去，再把合适的消化给自己。这样就不会让同胞笑我脑筋“阿达、阿达”了。

中国人讲话时，凡是碰到大场合，那就不好听。其中必有大道理，叫人点头又点头，不打瞌睡都不行。

中国人小饭馆中一坐下，毛巾一擦脸，随便讲话那个鲜活才如珍珠似的落下来。

可是中国人讲闲话有语病，光是“外国人”这三字就有如此这般含糊的泛指。我们来听听中国人讲外国人怎么讲。

“这种面包呀，吃一顿可以，再吃就吃不消啰——外国人的东西嘛——偶尔为之……”请问，泰国人是不是外国人，他们吃不吃面包当主食？

“我说，外国人笨来稀的，哪里好跟我们中国人比，嘿嘿……”笨吗？联合国里那么多国排排坐，请你指明，到底坐在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是个笨家伙？还是统统都笨？

“这种嫁外国人的事，多半没有好结果，他们家族观念淡——”请问有没有看过《教父》这本书或电影，意大利人家族观念淡是不淡？

“这种事情呀——如果给外国人在台湾碰上，气也给气死了。”好，如果现在我们把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全部请来台湾，他们是气死还是笑死？

“哦——外国人好冷淡，下次再也不去了。”冷淡！你去过尼泊尔了？

“注意哦——去外国人家不可脱鞋子，你一脱，他们马上拿出空气芳香剂来喷你的光脚。”阿巴桑，你说这话一定不认识隔壁的日本人。

我终于懂了，中国人随口而出的外国人，其实是欧美人的泛称。

我们中国人，是马马虎虎两种生肖结合好朋友之后产生的民族，许多小地方自然打些马虎眼。不过顺口说话并不是两国之间定条约，也不算生死大事。但是，如果我们讲话，定义先弄一清二楚，那听的一方很快就能明白我们讲的是东家长而不是西家短，误会就能减少。说得万一含糊，效果必定朦胧。除非我们指桑骂槐，存心。

我们可以这样讲，试试看：“一般美国人住得相当好，不过大半都是分期付款得来的享受。”也可说：“德国人做事一板一眼，他们的出品我们放心。”又能这么想：“嫁个西班牙先生也许幸福，楼上邻居三小姐就是成功的例子。”我们不泛称，我们明指国籍或人种。

这一来，外国人被一格一格分了类，精确性不能说百分之百——这些小格子里的同国人又可分小格子。但整体民族性这么一来就可分别了。不然，顺口说说，一竿子打尽天下外国人并不公平。

说起一竿子打尽外国人，就有真打实例。有一年，在台湾“刘自然事件”：一个美国人一口咬定中国人姓刘的那个，偷看他的美国太太洗澡，把刘自然一枪给打死了。这个杀了人的美国人，没有在台湾审判，乘飞机走了。那一回，中国人把个“美国大使馆”打得稀烂，我有没有去，请不要问。

以上四度指定国家的名字，没有泛指“外国人”或“外国”。

就在闹事的那几天，我有一个住在台北、热爱台湾的国际友人，他当然知道中国人正在打美国人，却穿了一双木拖板，开大门，出来，走到巷子口外悠悠然地要去吃碗牛肉面。就在那时，突然冲出来一群中国人，口里喊着：“这里有一个——”抓住这个黄头发的人就打个不停。我的朋友大惊之下，奋起抵抗，这不抵抗还好，一抵抗，那条腿就给打断啦。

我去问候这个受伤的人，他尖叫呀：“——你们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打我——”

我敲敲他上了石膏的脚，说：“下次万一我们再打某国人，而又不是打你这一国的时候，你要提高警觉。我们一冲上来，你就得用标准国语高喊——‘先不要打，我是丹麦人、丹麦人，大丹狗的丹，麦子的麦，丹麦、丹麦……’”

＊载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联合报》缤纷版

夜深花睡

我爱一切的花朵。

在任何一个千红万紫的花摊上，各色花朵的壮阔交杂，成了都市中最美的点缀。

其实并不爱花圃，爱的是旷野上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的野花和那微风吹过大地的感动。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迫不得已在花市中捧些切花回家。对于离开泥土的鲜花，总觉对它们产生一种疼惜又抱歉的心理，可是还是要买的。这种对花的抱歉和喜悦，总也不能过分去分析它。

我买花，不喜欢小气派。不买也罢了。如果当日要插花，喜欢一口气给它摆成一种气势，大土瓶子哗的一下把房子加添了生命。那种生活情调，可以因为花的进入，完全改观。不然，只水瓶中一朵，也有一份清幽。

说到清幽，在所有的花朵中，如果是想区别“最爱”，我选择一切白色的花。而白色的花中，最爱野姜花以及百合——长梗的。

许多年前，我尚在大西洋的小岛上过日子，那时，经济情况拮据，丈夫失业快一年了。我在家中种菜，屋子里插的是一人高的枯枝和芒草，那种东西，艺术品味高，并不差的。我不买花。

有一日，丈夫和我打开邮箱，又是一封求职被拒的回信。那一阵，其实并没有山穷水尽，粗茶淡饭的日子过得没有悲伤，可是一切维持生命之外的物质享受，已不敢奢求。那是一种恐惧，眼看存款一日一日减少，心里怕得失去了安全感。这种情况只有经历过失业的人才能明白。

我们眼看求职再一次受挫，没有说什么，去了大菜场，买些最便宜的冷冻排骨和矿泉水，就出来了。

不知怎么一疏忽，丈夫不见了，我站在大街上等，心事重重的。一会儿，丈夫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小把百合花，兴匆匆地递给我，说：“百合上市了。”

那一刹间，我突然失了控制，向丈夫大叫起来：“什么时间了？什么经济能力？你有没有分寸，还去买花?!”说着我把那束花啪一下丢到地上去，转身就跑。在举步的那一刹间，其实已经后悔了。我回头，看见丈夫呆了一两秒钟，然后弯下身，把那给撒在地上的花，慢慢拾了起来。

我往他奔回去，喊着：“荷西，对不起。”我扑上去抱他，他用手围着我的背，紧了一紧，我们对视，发觉丈夫的眼眶红了。

回到家里，把那孤零零的三五朵百合花放在水瓶里，我好像看见了丈夫的苦心。他何尝不想买上一大缸百合，而口袋里的钱不敢挥霍。毕竟，就算是一小束吧，也是他的爱情。

那一次，是我的浅浮和急躁，伤害了他。

以后我们没有再提这件事。

四年以后，我去上丈夫的坟，进了花店，我跟卖花的姑娘说：“这五桶满满的花，我全买下，不要担心价钱。”

坐在满布鲜花的坟上，我盯住那一大片颜色和黄土，眼睛干干的。

以后，凡是百合花上市的季节，我总是站在花摊前发呆。

一个清晨，我去了花市，买下了数百朵百合，把那间房子，摆满了它们。在那清幽的夜晚，我打开全家的窗门，坐在黑暗中，静静地让微风，吹动那百合的气息。

那是丈夫逝去了七年之后。

又是百合花的季节了，看见它们，立即看见当年丈夫弯腰去地上拾花的景象。没有泪，而我的胃，开始抽痛起来。

＊载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读书与恋爱

如果人生硬要给它分割，那么谁的半生，也是一座七宝楼台，拆来拆去便成碎片，所见的无非只是一些难以拼凑的颜色和斑纹而已。

不拆的话，的确是一座宝塔，我的自然也是，只是那座塔上去不容易，忘了在里面做楼梯，倒是不自觉地建了许多栏杆。

二十岁，刚刚由一重重的浓雾中升上来，眼前一片大好江山，却不敢快步奔去，只怕那是海市蜃楼。

好似二十岁的年纪，不是自大便是自卑，面对展现在这一个阶段的人与事，新鲜中透着摸不着边际的迷茫和胆怯。毕竟，是太看重自己的那份“是否被认同”才产生的心态，回想起来，亦是可怜又可悯的。

我没有参加联考进入大学，是两三篇印成铅字的文章加上两幅画、一封陈情书信请求进入当年的文化学院做选读生的。这十分公平，一样缴学费，一起与同学上课，一律参加考试，唯一的不同是，同学们必须穿土黄色的制服参加周会，而我不必；同学们毕业时得到学籍的认可，而我没有。不相同的地方，十分微小而不足道，心甘情愿地感激。再说，不能穿那种土黄色的外套，实在是太好了。

注册的时候仍是艰难的，排了很久的队伍，轮到自己上前去，呐呐地胀红了脸，名单上不会印出我的记号，一再地解释情况，换来的大半是一句：“你等着，等最后才来办理。”等着等着，眼看办事的人收了文件，挨上去要缴费，换来的往往是讶然与不耐：“跟你讲没有你的名字，怎么搞不清楚的？”好不容易勉勉强强收了学费，被人睇着冷冷地来上一句：“讲人情进来的嘛——”那时候，虽然总是微微地鞠着躬，心里却马上要死要活起来。

没有讲情，只是在给创办人的信中写出了少年失学的遭遇和苦痛，最后信中一句话至今记得，说：“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信写得十二分地真诚，感动了创办人张晓峰先生，便成了华冈的一分子。

好在注册这样的事半年才有一次，情况不大会改，但也是值得忍受的，毕竟小忍之下，换来的生活与教化是划算的。

那时候的华冈并没有而今如此多的建筑物与学生，校园野趣十足，视线亦是宽阔的，而当年的公共汽车也不开进学校内来，每天上学，必得走上一段适可的路，略经一些风雨，才进教室，在我看来，那是极佳的课外教育。

记得在入学的前一阵，院长慈爱地问我希望进入哪一门科系选读，我的心，在美术系和哲学系之间挣扎了好久。父亲的意思是念美术，因为他一生的梦想是做一个运动家或艺术家，很奇怪的是，他又念了法律。我没有完成父亲的梦，进了听起来便令人茫然无措的哲学系。总认为，哲学是思想训练的基础，多接近它，必然有益的。

大学时代，回忆起来，是除了狂热读书之外，又同时投入恋爱中去的两种唯二情景。那个年纪，对于智慧的追求如饥如渴，而对于一生憧憬的爱情，亦是期待付出和追寻。同学之间，是虚荣的，深觉本身知识的浅薄与欠缺，这使我们产生自卑，彼此比来比去，比的不是容貌和衣着，比不停的是谈吐和思想。要是有个同学看了一本自己尚没有发现的好书在班上说了出来，起码当时好强的我，必然急着去找一找，细心地阅读体会，下星期夜谈时立即给他好看。这真是虚荣，而也因为这份激励和你死我活的争美，读书成了一生的习惯，但却不再为着虚荣的理由了。本班同学中，在书本上与我争得最激烈的，便是而今写出《上升的海洋》与《长夜思亲》的作者许家石。至今十分感谢他当年对我的一番恩仇。

恋爱嘛，那也是自自然然，花，到了时候与季节，必然是要开的，没有任何理由躲开这自然的现象，只是入了大学，便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其实，我从小便非常喜欢幻想，小说看多了，生活中少数接触的几个异性，便成了少年情怀中白马王子的替身，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邻家那个老穿淡蓝衬衫的大学生，或是詹姆斯·迪恩——影片《伊甸园之东》的男主角，或是贾宝玉，或是林冲，或是堂哥的一位同学……年龄不同，角色互异。这种种想象出来的倾慕使得平淡的生活曲折而复杂，在当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维他命，安全而又不可或缺。

进入大学之后，同学之间十二分的友爱，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同学们近乎手足之情的关爱，使我初初踏入人群里去时，增加了一份对人世的安然和信任。虽然哲学系的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起上课、吃饭、坐车、夜谈、辩论、阅读、郊游，可是彼此之间却是越来越单纯，好似除了书本及所谓的“人生观法”以外，再没有可能发生知识之外的化学作用。在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里，内心竟然隐藏着一丝丝欠缺与空虚的感觉。

我知道那是什么。

缺乏爱情的寂寞，是一种潜伏的恐慌，在那种年龄里，如果没有爱情，就是考试得了一百分，也会觉得生命交了白卷，再说，我的学期总平均只有八十五分。

大二的那一年刚刚开始，我拿了一百九十元台币的稿费，舍不得藏私，拿出来请全班同学在校园外面的小食店吃中饭，菜还没有上来，门口进来了一个旁系的同学，恰好他认识我们班上的一个，双方打了招呼，我们请他一起来吃饭，就在他拉着椅子坐下来的那一霎间，我的心里有声音在说——噢，你来了。

男朋友和买鞋子是十分相似的一件事情，看了几百双鞋，店员小姐不耐烦，追问到底要什么花色式样的，自己往往说不明白，但是，当你一眼看见一双合意的，立即就知道是它了。可怕的是，视觉心灵上的选择，并不代表那双鞋子舒适合脚，能够穿一辈子。

总而言之，那种灯火阑珊处的蓦一回首，至今想来仍是感动的。这件事情不来则已，一来便立即粉身碎骨，当年不顾一切的爱恋和燃烧，是一个年轻生命中极为必须的经验和明证，证明了一刹永恒的真实存在与价值。

奇怪的是，学业并没有因为生命的关注不同而退步，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不关注智慧的追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一直跟着这位男朋友——如同亲人般的男同学，到大学三年级。随着时日的相处，恋爱并不是小说中形容的空洞和不真实，许多观念的改变、生活的日渐踏实、对文学热烈的爱、对生命的尊重、未来的信心、自我肯定、自我期许……都来自这一份爱情中由于对方高于我太多的思想而给予的潜移默化。

结果仍是分手了，知道双方都太年轻，现实生活中没有立即的形式可以使这份至情得到成全。

离开台湾的我，在一年后，与这位朋友淡了音讯。

那是自然，是造化，也是最合情合理的一种结束，不能幼稚地视为是双方的变心便作为一切分离的解释。

相聚时的一切悲欢，付出得真真诚诚，而分别的事实又来得自自然然，没有任何一方在这份肯定的至情中强求以结合为终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认知与胸襟，其中没有遗憾，有的是极为明确的面对事实的成长。

回想起来，在那样的年纪里，这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仍是可贵的，虽然我也同时付出过血泪和反省。

那一场恋爱，若一定要用成败来论断的话，它是成功的，其中许多真理；书本中得不着的“直接真理”，使我日后的人生受益极多。

这篇文字，是写我的二十岁，写的是读书和恋爱，其实，也写下了造成今日中年我的一个基石。

＊载于一九八八年八月《当我二十》

欢喜

小时候被带去戏院，别人叫做听戏，我纯粹是去看颜色，尤其是花脸出来的时候。我认为要是没有缤纷的颜色，我们人生就不会这样美丽。

我从小接触到的颜色就是白色，白其实包括了所有的颜色。小学六年的时光所接触到的只有白衬衫、白球鞋，大不了一块小小的蓝是学校和班级的符号。那时候，我非常喜欢那片大操场，每天下课，走进那片土黄，就觉得好快乐。当时我并不懂得这就是大地的厚实，还只是为了喜爱一块黄色，一片色感罢了。

快要毕业那年，我忽然发现居然还有红色在老师的嘴唇上。我期待着，盼望自己快快长大，让我的嘴巴也能涂上口红，变得鲜艳美丽。

这三个对色的印象几乎就是永不能忘怀的童年。到了少女时代，我的衣服是单色的，除了米色、白色、咖啡、灰以外，没有其他的颜色。当时，女孩子只知道要素雅，并不晓得配色，以为素雅就是美。现在想起来，才明白青春是不需要颜色来装饰的。

我喜欢一系列的色调，其实都是哀伤的色调，属于秋的颜色。我绝对不会要单纯的原色，如鲜红、浓绿、明黄。因为少年不知道人生的沧桑，所以喜欢的尽是哀伤、强说愁的。人家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便说喜欢所有秋天的颜色，尤其是秋香绿。

至于房间的装饰，那全是没有概念的，随便怎么装饰就怎么住。到了二十多岁，还是脱不了用配色的框框，像米色配咖啡、黄配绿，跳不开传统的方式。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觉，所谓配色是你猛一看它并不相配的，穿上身子却配了，这才缤纷了起来。我开始懂得一种杂乱之美。

从前，我不能忍受台湾被子的大剌剌的花色，觉得好土好土。但过了二十年后，回头来看中国的东西，觉得古人真是比我早知道了几千年，而我现在才晓得呢！柳绿配桃红，苹果绿配云蓝，橘红配宝蓝，白配墨绿……这些颜色都是我不会配的。

当我到了西方，我看见他们那么穿，起初仍不敢接受，接着自己慢慢融进去了，再回头来，我才发觉中国人在配色上比他们不知早多少年。

中国民间的扎纸人、纸马，以及布袋戏的小人衣着，粗看很土气、俗味。但是现在我晓得那是几千年文化累积的缤纷。

这是我对基本色彩的看法，我不能说出来我最爱哪一种颜色。过去我会说，我喜欢白、喜欢黑、喜欢灰蓝，但今天除了白色我一天到晚穿它外，其他都被淘汰了。我能说，我现在喜欢一种比较明亮的颜色，这种改变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里，一旦缺少这种颜色的时候，你就会去找一个代表那欠缺的东西的颜色，来填补你潜意识上的空虚。

我住在加纳利岛上的某一年春天，走过一片绿色的田野，当时树还是枯的，刚刚发芽，我看到一家漆成淡粉红色的农舍，由于那淡粉红配在翠绿之中，看来实在是奇怪突兀的。但刹那间，我知道什么叫做“诗”了。我望着那一溜淡淡的淡红色从墙上过去，眼泪都激出来了。

另外一次是走过一个工人区，看到工人正在盖一幢房子，他们盖房子没有请工匠，完全是自己动手，父亲、儿子、亲戚、好友大家一起帮忙。等过了几个月，房子落成了，一楼漆成明黄，就像梵谷画向日葵的颜色，加个白框框。第二层漆成鲜紫，又是白框框，第三层是桃红。就在一个灰色的工人区里，矗立了一幢这么多色且活艳至极的三层楼房。荷西看了就一直笑；那颜色不搭配到令人吓一跳，可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我认为他们像儿童画一样，把他们所有的骄傲，他们一生的血汗，在一个可以呈现给自己的时候，他们就用了儿童最赤诚最原始的色感来告诉你：我们多么快乐，我们多么欢欣。

回到台湾来，在迪化街、万华一带，我看到很多人家，他们的神桌上都点着一盏红灯。我是个深夜逛街的人，走在寂静的街道上，往往可以看见二楼或三楼的窗子亮出一抹红光；在巷弄拐角停一个小面摊，摊担的贩子头上飘起两只黄灯，上面还涂有斗大的黑字，这些在别人眼中也许是一种风景，我看到的却是颜色的感动，惊喜与流丽。

跟顾福生老师学画的时候，他一直教我画素描，但我总是画不好。我知道在素描上黑白两色包括了几千几万的颜色层次，但我到底还只是个孩子，我喜欢更具体的东西。因此，当老师说我开始能用色作画，我立刻快乐起来，敢画了。从小对色彩敏锐的我，在此得到很好的基础。后来去了西方，在认识上更有了转变，他们用色大胆，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他们的色感。在台湾则很少看到明快的色彩，我们毕竟是经过了战乱流离。如果是唐朝的人，相信就不是一片灰色的世界吧。

颜色到底还是一种奢侈，当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是不会想到颜色的，我发现全世界配色格调最低的似乎要数瑞典人了，他们家庭的布置喜欢用太阳的颜色，一屋子是金黄、桔红，沙发、窗帘、地毯全是，又是用得极伧俗，绝不是像中国人那种具有民俗味的黄，他们相当人工化、西方化。后来我想通了，瑞典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北国，他们所缺少的就是太阳光，所以需要用颜色来添补。可是反过来看非洲人，他们非要穿大红大绿，尤其是死了人的时候，他们绝不能穿素色，这又是儿童画的感觉了。瑞典毕竟是高度文化人，而非洲原始的人对颜色的色感只纯然是种儿童的喜悦，他们除了颜色外就是音乐，都是直接感官的东西，不能再接受层次高一点的。他们穿大红花衣，配在浓浓的森林、浓浓的热带，加上鼓声，使他们生出一种气氛，形成特有的民族色彩。

印度则有着神秘主义的色彩，和泰国相同，从袈裟到庙宇处处是一片明黄，这大概跟佛教有关吧。反观我们的宗教信仰则是一种民俗，我们是要拜才拜，拜完了还是回来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他们那种宗教的“明黄”。日本人沿用唐代的风采，我一想起来，就是一种日头的味道、木头的色，他们用色向来素雅，但小家子气。日本的“能剧”中，演员穿得好缤纷，五颜六色，但那是凝固的，一如他们和服上画出来的东西一样，不如中国的活泼。就算他们已达到了艺术上的极致，但仍是模仿性的，没有创意的。因为素雅很容易做到，缤纷则非常困难；单纯容易，复杂而又调和就不容易了。其他如印地安、墨西哥等民族，他们的颜色真叫缤纷，显现出他们还有生命原始的喜悦。而我们中国，到底五千年了，我们沉淀下来了，把这个交还给天地，让天地去缤纷。

不论怎样，色是我们生命的东西，连佛家讲到人生的问题时，都说色在前，相在后，相是色造成的，人没有肤色，花没有色来衬托，形相就出不来。所以色实在太重要了，是代表欢喜，代表生命的层次。

＊载于一九八九年四月《谈色》

你是我不及的梦

车子抵达月牙泉的时候，一同进入这山谷的人都往水边奔去。

骆驼全跪着休息了。

我趴在碎石地上，拍摄着一块又一块覆盖在驼背上的布料，那被我称做“民族花纹”的东西。

有声音在一旁说：“这有什么好拍的，不过是一些破布呗！”

我收了底片，弯下腰来抖散着发中掺杂的沙子。突然抬眼，向那围观的人群灿然一笑。

玉莲，那位将我驮进山谷里来的女子，笑着上来问我：“姐姐不上山去？”

我看了看日头，看了看眼前直到天际的瀚海沙洲，又看了看玉莲，说：“好的。我们走走去。”

我束起头发，戴好帽子，蒙上口罩，慢慢跨上骆驼。

“姐姐拉稳，看站起来了。”玉莲喊。

“不怕，没事，”我说，“可以走了。”

玉莲抓着骆驼绳子在我的前方行走。

“姐姐以前看过沙漠没有？”

“看过的。”

“我看姐姐骑骆驼跟旁人不一样。别的人来，把它当马一样骑的。”

“那么下地的时候就不好走路了。”我笑了起来。

我们穿过沙海，沿山丘的弧形棱线往上爬。驼铃的声音诔当、诔当在大气里回荡。再远的山头上，两三匹驼影，停在高处。

玉莲说：“那肯定是日本人。”

“不去管日本人，”我说，“玉莲儿，日子好过吗？”

“可以。一天攒个十来块人民币。”

“那骆驼要吃掉几块呢？”

“骆驼不吃钱，”玉莲笑了，“骆驼吃田里的草——我们给种的。过了秋天，骆驼就吃干刺。”

“能活吗？”我说。

“别的牲口不能，骆驼可以。”

“你们够活嘛？”

“我们一家三口，足够活。”

“到了冬天没有人来骑骆驼了，怎么办呢？”

“我们是——攒的钱省省地花。加上六七月田产出来了，麦子磨成面放起来，冬天不用愁的。”

“你爱人呢？玉莲。”

“爱人在家抱娃娃。”

“不出来索骆驼吗？”

“他并不会拖人。一个客人都拖不到。只知道看看。站了一天到晚的——”

“你是心疼他，才这么说的。”我说。

“他真的是不会，”说着玉莲噗地笑出来了，“哄娃娃事情也怪多的。”

“玉莲结婚几年了？”“两年多。”

“一个娃娃？”“嗯。还想要一个。”

“不怕罚吗？”“不怕。三个就不可以了。”

“不是罚很多钱嘛？”“没关系。娃娃好。”

“玉莲你们是农民？”“嗳，算是农民。”

“也养骆驼？”“小骆驼不好养，是去买现成的大骆驼来的。”

“向谁去买呢？”“我爱人和他的爸爸，向少数民族那边去买。一条一千块，要索三天三夜才回来。那边一个叫墟北的地方。”“骆驼老了不能再为你们赚钱，你们拿它怎么办呢？”

“我们——就养它。姐姐骑的这条才两岁多。”

我们往更高的棱线上去。

“玉莲，”我说，“你乖，叫骆驼跪下，我下地，换你上来骑着玩儿好不好？”

玉莲吃了一惊：“不行的。不行的。姐姐是客人。”

“行的，行的，你上来。”我咯咯地笑了。

“不行的，不行的。”

“那我就滑下——”

我们在高高的沙岗上嘻笑起来。

路，愈走愈陡。大漠平沙全在脚下了。

“累呗？”玉莲看了我一眼，我摇摇头。“累了姐姐也下来走走。”玉莲又看了我一眼。

“不累。倒是你。一心一意，只想把你给弄上来，让我给你索一回骆驼。”

“不行的，”玉莲声音里有些东西掺进去了。

“好。那我也不要再上去了。”

“那我们回去？”玉莲再度迎面向我。

“嗯。去你家里好不好？远不远？”

“好的，”玉莲立即转了下坡的方向，“就在不远的绿洲里边儿。姐姐来早了，要是六月的时候来，田里都是吃的。”

“不妨。我们快去吧。玉莲叫骆驼跑呗——”我们由山上奔跑下来，弄起了漫天尘埃。

“啥？”停车场的人喊着。

玉莲扎好骆驼，说：“这位姐姐跟我家去。”

她索出了一台自行车。

“姐姐，我这就骑了。姐姐，跳上来，不怕摔。”

在那高高的白杨树下，玉莲骑着车，我斜坐在后座，穿过了一排还没有全上芽的树影，往她那绿洲里边儿的家园骑去。

“我们去年分了家，也就是说，里里外外全都分了。田产、收入、房间、炉灶都给分了。我们一家三口算是小家庭，现在姐姐你去的地方是个大房子，我们分到好大的两间房。”

我抱住玉莲的腰，把头发在风里打散了，空气中一片花香加上蜜蜂的嗡嗡声。是一个凉凉的春天。

“姐姐，我还有电视机，是公公买给我们的。不过是黑白的。彩色机太贵了。”

“玉莲你公公婆婆好。”我说。

“是啊。我爱人也好。娃娃也好。”说着玉莲跳下自行车，过了一道流着活水的小桥，指向那不远的大围墙——数十棵合抱的粗细杏花深处的泥房，说：“那就是我的家了。”

从玉莲家里出来的时候，我的手上多了一条大洋红色夹金边儿的方巾，是玉莲从电视上一扯扯下来，硬要送给我的。

玉莲的公公婆婆送到门口，见我只喝了糖茶而不肯留下来吃面条，有着那么一份不安和怅然。

“姐姐赶车回敦煌急呢。”玉莲说。

玉莲的公婆对我说：“下回来家，就住下了，乡下地方有的是空房。吃的少不了你一份。六七月里来，田里蔬菜瓜果吃不尽，还有杏子。”

我向两位家长欠身道别，对玉莲说：“你这就做饭不用送了。我跑路去赶车行的。”

玉莲又去推她的自行车。

她那站在葡萄架下的爱人，手里果然抱着一个好壮的男娃娃。玉莲爱人老是笑着，不吭气。

穿过大片薄绿的田野，穿过那片黄土地上开满着杏花的树园。我们上了桥，渡过溪水。又得离去了。

我望着村落里向那长空飘散而去的一丝炊烟，把鞋子在田埂边擦了擦，笑看着玉莲，说：“不想走了。”

“有这么好吗？”玉莲呐呐地说。

我摸摸她红苹果一般的面颊，轻声说：“好。”

“我们的日子就是清早起来做做田，晚上天黑了看看电视，外边儿的世界也没去过。”

“外面吗？”我叹了口气，说，“我倒是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就是没有装天线——”

我推着玉莲的自行车跑起来。

“玉莲你们夫妻不吵架？”

“我们从来不吵架的。”

“你们这一大家子十四个人又吵不吵架？”

我们正在薄荷一样清凉的空气中，踩过一地白杨树的影子，往停车场骑去。

我们跳下车子。喘口气，笑一笑。

“你们为什么总也不吵架？”我说。

玉莲被逼着回答，才说：“公公是佛教协会的。”接着又说：“公婆人好，大家就和气。”

“玉莲你也好。”我看了她一眼，忍不住轻轻转了一下她的帽檐。

汽车来了。一时也不开。

我还是上车了。

玉莲靠到我的窗口边边来，说：“姐姐你要是再回来，早先来信，肯定住家里了。房子好大的，这姐姐也看见了。家里东西吃不完。我们日子好过。也不吵架。如果六月来了，田里瓜果满地都是……”

我手上扎住了那方玉莲给我的彩巾，在那奔驰驶过大戈壁、奔向柳园赶火车去吐鲁番的长路上。我再看了一次玉莲公公给写清楚的地址，我拿出小录音机来，重复录了两遍玉莲那家园的所在。

又说——今天是西元一九九○年四月十三日。我在中国大西北、甘肃省、敦煌、月牙泉。

玉莲，你就是我所得不到的梦。

＊载于一九九○年六月《讲义》

三毛大事记

1943年

祖籍浙江定海，3月26日生于重庆，本名陈平，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及两个弟弟。

1945-1953年

跟随父母搬到南京，再迁至台北，入读中正国民小学。幼年时即显现对书本的爱好，小学五年级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

1954年

考入台北第一女中。初二休学，由父母亲自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先后跟随黄君璧、顾福生、邵幼轩三位画家习画。

1962年

经顾福生推荐，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第十五期发表处女作《惑》。

1963年

在《皇冠》十九卷第六期发表《月河》。

1964年

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

1967年

只身远赴西班牙，就读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此时遇到荷西。后就读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对她的人生历练和文学进修有很大的助益。

1970年

返回台湾。受张其昀先生之邀聘，在文化大学德文系、哲学系任教。

1973年

未婚夫猝逝，哀痛之余，再次离台，又到西班牙。与苦恋她六年的荷西重逢。

1974年

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荷西公证结婚。

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了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受当时担任《联合报》主编平鑫涛先生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开始结集出书。

1976年

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出版，“三毛热”迅速从台湾横扫整个华文世界。同年迁往加那利群岛居住。

1979年

9月30日，荷西因潜水发生意外而丧生，三毛在父母扶持下，回到台湾。

1981年

决定结束流浪异国十四年的生活，回台湾定居。

同年11月，受《联合报》特别赞助前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

1982年

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授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1984年

因健康不佳，辞去教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

1989年

首度回到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读者。专诚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一偿夙愿。

1990年

从事剧本写作，完成首部剧本，也是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

1991年

1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2000年

7月，三毛遗物入藏台湾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现址为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一号台湾文学馆。

同年12月，在浙江定海成立三毛纪念馆，由杭州大学旅游研究所教授傅文伟夫妇筹划。

版权信息

书名：兰屿之歌　清泉故事

作者：（美）丁青松

译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7-01

ISBN：978753021470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兰屿之歌
有这么一个人——记丁松青神父　三毛
和海一起
兰屿
伊莉莎白
礼物
海底世界
自由之歌
岩石
龙眼
拜拜
约玛姑妈
卡吐西
台风
金项链
海夜
里帕沙的心愿
晨光中的儿童
小雅由
田螺与小米
学校
远足
被鬼抓到了
生活点滴
依凡瑞奴之夜
猎猪记
第一艘船
道多陀的世界
快乐的节日
肥皂
巴阳
烦恼
打工
黑糖
木屋
迷人的村落
飞鱼
捕鱼
生命之歌
最后的战争
老颜
岁月人生
耕耘与收获
船的日子
后记　失落的地址
清泉故事
清泉之旅　三毛
和山一起
前言
山地世界
风雨故人
半个婚礼
河里的孩子
十只小鸡
运动会
中兴之歌
大丁神父访清泉
耶诞节的泪水
一场大火
演出问题
两个山地人
根
给库诺西的十字架
到更高的山上去
山青会
四种人生
木材工厂
动物的故事
山地舞
安全之旅
鸭毛
施与受
吃飞鼠肉
阿秋的世界
我的姑丈
蛇的故事
山修士
耶诞马槽

兰屿之歌

献给兰屿那些可爱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歌声与欢笑
才有这本书的诞生

有这么一个人——记丁松青神父

三毛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架小飞机在着陆的时候是顺风落地的。当然我关在机舱里并不可能晓得。

我们好似要吹到海水里去了，飞机才悠然止住。

地面上的人迎了过来，笑着对机师说：“今天怎么如此降落呢？”机师说：“天气好得那个样子，没有危险的！”

一群人上来帮忙下行李，我提出了简单的小背包，对着机场检查官员笑了笑。这儿的人与本岛台湾的，在态度上便是不同，那份从容谦和给人的感觉便是舒坦。

机场边的办公室是水泥的长方房子，立在海边全绿的草坪上，乍见这片景色和人，那份除了安宁之外的寂静，夹着海水、青草地还有机油的味道，丝丝刻骨，这份巨大的震撼却是面对一个全绿的岛屿时所带给我的。

那是十一年前兰屿的一个夏日。

在赴兰屿之前，我已跑过了大半个地球，可是这儿不同，这儿的荒美尚是一片处女地，大地的本身没有太多的人去践踏它，它的风貌也就寂然。

女友子卿与我搭上一辆铁牛车跑到预定的兰屿别馆去，在那个岛上唯一的旅社里安置了简单的行李。

放下了衣物，急着跑出门去，满腔的欢喜和青春，经过花莲、台东一路的旅行，在初抵这片土地时已到了顶峰，恨不能将自己泼了出去，化做大洪水，浸透这个陌生地，将它溶进生命还是觉得不够。那时候的我，是怎么样地年轻啊！

景色的美丽事实上是拿它无可奈何的，即使全身所有的心怀意念全都张开了迎接它，而不长期生活在它里面，不做些日常的琐事，不跟天地在个人的起居作息上融合一体，那么所谓游客似的看山看景，于我还是空洞。

看了一会儿兰屿的山海，我便觉得有些无聊，禁不住想去跟当地的居民做做朋友了。

远远的山坡上立着一些凉亭，山坡与地面接近的地方有着本地人低矮的住宅，沿着上坡一条小径的最顶端一座天主教堂在一片绿色中十分优美地站着。

子卿和我不约而同地指着那个教堂，说走便走，沿着在当时尚有小紫花开满的斜坡爬上去。

那时候去岛上的陌生人有限，我们走路的时候，身边很快引来了一大群小孩子，我随身的布包里放满了台东买去的糖果和吉祥牌香烟。本是不怀好意，预备拿来交换兰屿手刻小木船用的。结果要糖的孩子太热烈，我又是个不忍拒绝孩子的软手人，一路上教堂，一路努力分辨孩子的小脸，给过的绝不再给重复，这么爬到半路，糖果光了，孩子们也散了。

教堂的面前一个泥巴地的小广场，淙淙的山泉用管子引了下来，不间断地流着。一个妇人蹲在那儿洗两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四周寂静无声，也看不到其他的人。

女友子卿是世上最合适的游伴，她很少跟我黏在一起，是个不多话又自有主张的好朋友。当我低头去喝泉水，跟那妇人说话时，子卿已经自去四处行走了。

我试着抱起那个小女孩，亲亲她美丽的面颊，她的母亲便说：“给你好不好，你给我带去台湾，要不要？”

我听了吓了一跳，微笑着赶快放下孩子，跑到教堂的大门边去。

教堂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严，主人不在，不敢贸然，趴在门缝里偷看内部的情形，这一张望喜得愣了过去。

内部的圣堂墙上大幅的壁画，画着兰屿服装的同胞，戴着他们状如锅盖似的大帽子，手中捧着土地里生长的收获，活活泼泼地在向神献上感恩。

这么一座神民交融的美图，竟然藏在如此一个小岛上，又是谁的手笔呢？

可惜门缝里张望所见的角度总觉不够，我又是个酷爱美术的人，在这种理由下，便想扭开教堂松松拴着的锁，私自跑进去看个够。

便在动手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后有人，我尚喊了一声：“阿卿，我们想法子进去看画！”猛一回头发觉身后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的棕发青年。我因自己正在闯教堂，巧被捉个正着，立即飞红了脸，一句想也没有想的话脱口而出：“您是意大利神父吗？”

这完全是大窘之下掩饰自己不良行为的话语。

眼前的青年不算太高的个子，头发剪得规规矩矩，牙齿极整齐，眼神温柔友善，算得上英俊，一身舒适清洁的旧衣，脚上一双凉鞋，很羞涩，极纯净，脖上一条粗链子挂着一个十字架，没有言语，只是站在我面前。

他不说什么，可是透露的身体语言便明白告诉了我，这个青年，是有光辉，有信仰的，并且不是个意大利人。刚才那句问话真是莫名其妙。

这一回，是他开了门，谦卑和气又安详地将子卿与我引进了圣堂。

教堂在广场的正面，左厢另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放着一个医药柜，另外挤着一架老风琴，我试按了几个音，有些琴键下去了便不肯再跳起来，半哑的。

房间里堆着一沓一沓的儿童画，用色取景鲜明活泼，想来是岛上的孩子们涂来送给这位神父的礼物。

神父爱画，不必说也看得明白，他自己也画。

教堂的右侧也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好似尚有木板床。再进去的一小间，一个如同炉灶的黑洞，旁边一堆柴火，食柜里几只锅碗，显眼的两只蛋孤零零地靠着，想来便是厨房了。

那位青年说他姓丁，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修士，在岛上生活已经一年了，美国人。

我不会称呼一位修士，随他怎么说，仍是唤他丁神父。

我们交谈的时候，四周涌进来一大群好奇而友善的本地青年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修士的手便抚着身边小孩子的头，自自然然地流露出那份家族式的亲情。

参观完毕，觉得不能再打扰这位陌生人，便告辞下山去了。

兰屿之旅的第一位交谈者，便是后来结缘的丁松青神父。

我以为那种美丽的木刻小舟是有希望不花钱，只用香烟便可与当地同胞交换来的。这是传闻的失据，也是自己的如意算盘打得太不忠厚。

一路上兰屿同胞的确要去了我的吉祥牌香烟，而小船却不肯换给我。那时候在别馆的旁边有一家商店，店内的杂货自然是台湾运去的，可是他们也兼卖泥塑的小人，还有那一艘艘美丽的小木船。我一口气买下了六条。

第一日到兰屿，没有去游山玩水，心思就在那批小木船上，放在旅社床铺上左看右看，细数划船的小人儿一共有几个，当我发觉子卿船中刻的人居然有侧面孔的，而我的并没有，便吵着要跟她交换，两人忙来忙去，旅社里已叫我们下楼吃饭去了。

那时候的兰屿游客稀少，食堂中为我们开出来的居然是大盘的四菜一汤。

面对如此丰盛的食物，子卿与我却很不安，觉得菜蔬得来不易，吃不完浪费了不好。

一时里我有了主张，请子卿管桌子赶苍蝇，自己一口气奔上山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了教堂便喊：“丁神父，山下的菜吃不完，请您一同去吃饭呀！”

所谓晚饭，不过是下午四点半，实在太早了。

丁神父听了我的话，淡淡地回绝了，他的神态很亲切也很自然，并没有伤害到我。

当时的我，凡事积极，做人也太直率，已经被人婉谢了，居然不肯罢休，又说：“那么将菜搬上来帮忙吃好吗？”

这真是强人所难，丁神父慌忙道谢再拒，我已掉头往山下又跑了去。回想起来，那时的体力好似再也用不尽的。

子卿真是好女孩，她的菜饭也不肯吃了，自己拨出一点点菜来，其他的全都要给神父。

这一回再上山，我找到了近路，崎岖难走，可是快捷，左手中端的一条红烧鱼在盘子里滑来滑去，很不安分。

送菜去的那个黄昏，神父的房内又挤满了小孩子，盘子刚刚放下来，那些孩子沉默的大眼睛便牢牢盯住了菜。

神父很安静地谢了我，用手拿起那条鱼，将鱼头一折，很自然地交给了他身边的孩子，然后一段一块的鱼肉都公平地分散了，眼看盘子内只有了汤汁。

“你也吃一些嘛！”我有些着急，对神父轻轻地说。

他只是微笑着，摸摸孩子的头，叫他们去广场外面玩。

那时候我们由台东上飞机赴兰屿，父亲的朋友，当时在台东任职土地银行的王毓麟伯伯，给我们备了好多水果饼干带了上路。那些水果，到了兰屿，子卿与我又舍不得独吃，觉得神父必定许久没有葡萄吃了，因此也跟菜一同搬了去教堂。

吃好了菜的孩子们，看见葡萄，又涌到神父身边来。

“神父，请你自己留下一些，你也要吃的！”我又急了。

葡萄又被一颗一颗放进了孩子的口里去。那只温柔的手怎么不知还有自己呢。

那一个夜晚，我坐在别馆面前的大海边，别馆的发电机是那儿唯一亮出灯火的地方，身边不时有大人和小孩跑上来伸手讨糖果，我的口袋里装满了在岛上杂货店中新买的水果糖，有人来讨，便交换条件，他们教我一句当地话，便给一颗糖，不是白送的。

一直坐到灯火全熄，我却无法欣赏海涛雄壮的声音，在夏日拂面的夜风里，心里想的只是教堂内那个食柜，空空的架子上，除了两个蛋之外，什么也没有的食柜。

这些同胞伸手不断地向人讨东西，那修士孩子似纯洁的灵魂，又怎么弄得过他们。

听说兰屿的山里有兰花和乌木，子卿与我起了个早，东南西北地乱走，看见了岛上的居民，便跑上去锅盖锅盖地打招呼微笑，不然就是跟着人家后面走，看看别人要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事实上也没有目的。

人说兰花早已被采光了，山中去玩玩倒是好的。

于是我们又沿着小径往上爬，岛上的居民和气，低矮的房舍欢迎我们进去坐坐，我当真不客气，一家一家给爬进去坐坐，大家对着含笑，略略接受居民送上来的食物。还一同听了收音机，我渐渐地开始喜欢这些雅美族的同胞。

经过那座教堂的时候，又见第一日的那位修士在家，子卿与我上去道日安，说了一些兰屿的话题，那时已近正午了，不时有些居民来找修士，是来擦皮肤病药膏的。

修士忙完了，突然问子卿和我，是否愿意在教堂内同吃一顿中饭，那时候他的两位雅美族朋友也在场，其中一位青年如果记忆没有错误，应该叫王棉羊。

其实我们在兰屿别馆中所付的费用是包括伙食的，不吃也是付了，可是听见这位修士要请我们吃饭，居然一口便答应下来，也不知道客气，更忘了不如先去旅馆中搬了菜上来吃，不是省了别人张罗。

我们对修士说，他请客可以，由子卿和我来煮饭，说着便跑进了厨房。子卿和我进了那个灶间，修士却失踪了，再也不见人迹。

柴火煮饭不很容易，子卿和我被烟熏得眼睛赤红的，那些米却是不肯熟，火怎么扇也烧不旺，弄得狼狈又紧张。

食柜中找来翻去还是两只蛋，我急了，拿水掺进去用力打泡泡，希望做出来的炒蛋能够看上去多一点。

做饭的过程里我一直跑出去张望，不知请人吃饭的那个主人为什么不再出现了。

等了很久很久，才见修士由山下跑着回来，他一看见我，脸也红了，将双手一直放在背后跟我说话，他的手里藏着罐头。

看见他为了我们去添菜，我亦大窘，深悔自己的不懂事，弄得别人简单的生活秩序大乱，又令人无端破费，这都是我所不愿的。

煮了三个人量的米饭，进来的人却很多，修士与雅美族的同胞看得出情同手足，也不必留饭，那些态度极为友善而略略羞涩的青年们便与我们同桌，大家都吃得很少，修士自己可以说没有吃什么。这份特别的饭菜和殷勤，使我至今感谢在心，对于这位异国青年默默的爱心，对雅美族人及对子卿和我个人的付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住在兰屿的第三日，又结识了同住一个旅社的两位外国青年，他们带了冲浪板，说是要坐车去岛另一端的海滩，问我要不要同去。

我当日的计划是在岛上慢慢地看民舍和别村的百姓，因为喜欢走长远的路，便谢绝了他们。

子卿和我早晨出门的时候，在杂货店的门外碰到了三个穿着灰色制服，头发剃光的青年，他们问我们哪里去，我们说沿着岛上唯一的路走，想走一整天呢！

经过教堂山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抬头看，看见那位修士和雅美青年王棉羊远远地站着，便挥着双手，神父再见神父早安地乱喊，喊完了发觉三个灰衣的光头青年还在等着我们，于是自然而然地与这些碰到的人一起上路去了。

路边的芒草在有些地方长得比人还高，天气却已忘了是不是炎热，在荒野里走着谈着，发觉那三个新朋友对台北相当熟，圆环那儿的情形说来头头是道，谈吐却是有礼而活泼的。

“你们猜我们是谁？”其中一个突然问子卿和我。

我看着他们的制服，便说：“我猜——你们是工兵。”

他们听了大笑起来，好似我说了一个笑话，神情非常愉快，彼此看来看去，有一个笑得弯了腰，还故意跌到草堆上去。

“工兵？是兵的工哦！”说完又笑起来。

这时我突然知道他们是谁了，一时里天地突然变成好大，四周的笑声也听不清楚了。

“你们是管训来的，对不对？”我喊了起来，又加了一句，“活该！”

“你们现在怕了吧？”其中的一个说，他的态度却是很好的，虚张声势之外又有些说不出的什么东西隐在口气里。

子卿与我很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不由得笑起来了。

“怎么会怕呢！你们来受训，期满了重新做人，大家都是有缺点的，我们也不算什么好人。”

说完这话他们沉默了，一个突然说：“当初，我们是没有人了解，才因为恨，做下了许多明知不对的事情——”

“算啰！你们流氓做到甲级，总算聪明人，不被了解也不能恶到去欺侮善良的人呀！还要找理由吗？”我说。

“小姐，你说话有学问，我想请问你在台北做什么的？”

“我教书。”

“你知道，我这一生就只有一个小学老师真心爱过我，所以我过去什么人都给他打，只有做老师的人，绝对不打，老师好嘢！”

子卿是个广告设计专家，她的才能在那一方面的确突出，可是我们在那种时候，那个环境里，只有两个女子对着三个管训的人，因此将她的职业也改成了老师。他们便称呼我们老师。

那时候我才回想起来，为什么我们出发的时候，山上的丁神父一直不断地张望，距离那么远，他的不放心，在这时方才明白过来了。

四周荒寂无人，我没有丝毫抗拒管训人的惧怕心理，因为自己慢慢与他们做了朋友。当然我心里仍是防着一点的，至于如何防，也不晓得。

走着走着，那些雅美族的村落零零落落地来了，我想买把漂亮的小刀，进入政府给当地居民盖的水泥房舍中去问，那三个人也热心地替我选，雅美族同胞好耐性地拿出三把来给我挑了又挑。

一回头，修士的好朋友王棉羊就站在不远的地方，我看他来了，非常欢喜，跑上去问他：“你怎么来了？上哪里去？”

他只是微笑，也不说什么。我们买了一把小刀，又往前走，那个王棉羊总也在五十公尺之外，我们停他也停，我们开步走，他也走。前面五个人说得起劲，后面的王棉羊也不上来，固执而沉默地追随着。

那一日一直走到黄昏，子卿在路上碰到另一个放羊的管训人，他手里好几个乌木图章要卖出来，子卿想要一对同样大小的送给她父亲，慢慢走细细挑，那个人有生意做，羊群也不管了，跟到太阳快西沉了，才赚到我们几块钱，拿了钱，这才哇哇大叫，说他的羊群还丢在老远，飞也似的跑了。

窄窄的路上突然来了牛群，就对着我们没处可躲的正面，带着飞扬的沙尘奔腾而来。牛群的后面叱喝着赶牛的是一个阿兵哥，他也管不住狂奔的牛。

眼看长角大牛要踩死我们了，子卿和我叫着便逃，那个跟了我们一整天的雅美青年王棉羊匆匆赶上来，我们挤得跌到茅草丛中去，他拿身体去挡我们两个吓得脸都黄了的人。

王棉羊沉默而固执地保护了我们长长的路，本是不放心其他的人和事，结果却在牛群的惊吓里救了我们一次。

他和那位修士是亲爱的朋友。

我们抵达的不数日之后，一个大学的暑期医疗服务队也乘船来了兰屿，这对平日寂静惯了的岛屿来说是一件大事，接待的军方举行晚会招待这些远客，表演的自然是他们要来医疗的雅美同胞。

那个中午，据说台风已快来了，可是正午的晴空和海洋完全看不出风雨欲来的丝毫迹象。

教堂的广场前有修士集合起来的雅美同胞为着晚会在预习表演，兰屿的年轻人唱“国语”流行曲，女人们，大半高年的了，说是将跳头发舞。

我不喜欢看预习，要看正场，修士说到了晚会时间他们经过兰屿别馆赴军营大礼堂的路上，顺便来接子卿与我。

夜间的风势突然大了，岛上的小路完全没有灯光，漆黑风高的夜里，一串串雅美族同胞，跟着修士高举带路的手电筒嘻嘻哈哈地走着，那是岛上的大日子。

那一束在完全无星无月之下的黑暗里举着照亮人群的微光，就有上百的雅美族人追随着——他们爱他，那个叫做丁松青的人。

晚会是给医疗服务队的人预备的，我们不能进去，站在礼堂外面的窗户外向里张望，当然，表演的人就进去了。

我趁着大家进场时，一挤跑了进去，一直走到一个靠椅子坐着的军官旁边，蹲在他膝下，坦承自己不是来宾，请求给我进去看。

那位长官非常客气，立刻站起来给子卿与我安排了座位，又捧来了香烟、瓜子和糖果。我的要求并没有那么多，坚持盘膝坐在水泥地上，那时表演前的欢迎词开始，窗外大雨倾盆而下，风雨的声音被扩音机所掩盖。

窗外爬满了进不来的人，丁修士没有要求进来。

我无法安然看表演，又半弯着身子去对那位长官说，里面的场地尚空，外面淋雨走远路来的同胞可否放进来。

这位长官实在好耐性，忙说：“请丁神父进来！快请！快请！”

人们让出了路，挤在雅美族朋友间的修士，却是笑着不肯进来——他不能丢下他的人，情愿一起淋着大雨。

我了解这位修士，在他亲密的友伴里，不愿做一个特殊的人。于是我又去对长官请求，结果晚会场地开放，大家都进来了，每一个人都欢喜，我想我是最欢喜的一个。对于那位好长官至今感激。

台风来了，预定离开岛屿的小飞机停开，子卿和我回不了台湾，心中也不着急。

那时候，我们已在岛上七日了，最感兴趣的是跟雅美族的青年和小孩子学讲当地话，每日傍晚的海边，吹着台风，一句一句地学，双方的情感渐渐地因此建立起来。

岛上七日，世间千年，对于大海之外的世界，觉得十分遥远而不重要，没有什么理由急着要回去。

台风过去了，确定第二日的飞机便要载着我们离去，那三个受管训的人跑来旅社告别，其中的一个给了我台北电话号码，说是他母亲的，托我千万转告他的家人他在岛上的生活情形，又说请姐姐寄两百元给他。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是答应了。

那是兰屿的最后一个夜晚，修士破例下山来，与我们同坐在海边。

“去了要不要寄英文《中国邮报》来给你，看看你自己的文字？”我问他。

“不必了，我在这儿很好。”他说。

旅社透出来的灯光十分幽暗，修士的侧面衬着一波一波涌来的海浪，他自己也不自觉的寂寞在一瞬间闪了出来，就那么一下，也就隐没了。

那时的他，实在是一个大孩子，千山万水远离故乡的灵魂，在这寂静的岛上，默默地对雅美族的居民付出了他的爱。

“这里需要人来，其实你会是合适的人选，这儿的人欢喜你，才一星期多的时间，你有了多少朋友。”

听见他说出这句在我心里萦绕了已经好多回的念头，我默然不语，膝上抱着的一个小孩子伸出脏脏的小胖手在抚我的脸。

“我能做什么？能对他们做什么？这儿的小学也不再需要人了。”我说。

“你有爱他们的能力，这比什么都珍贵。”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脑中掠过的却不是雅美族人，而是那几个管训中的青年，他们必是无恶不作才送到这儿来的，可是那一个深深记得他老师的青年，在内心的深处，必然仍有一丝善良的东西在唤醒他，至于方式的问题，便见仁见智了。

“你想，有一日你会回来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人的路，走了出去，要回头便费力了，我得再想。”我说。

那时我方知，这位修士因为还得去辅仁大学念神学院，不久的将来也要离开兰屿了。

提到离开，他显得异乎寻常地悲伤，那份不舍，使得这位青年一时里哽然无语，好似他的根，他的生命，已经深植在这片荒寂的海岛上，要离去，于他是极大的茫然。

“其实，你跟雅美族的人，在文化上的差异仍是有的，这无关情感，可是另一部分的你，事实上是封闭了，起码我的看法是如此的。”我说。

讲这些时，我一直对他说着英语，不为什么，只是想他也许偶尔也欢喜听听他自己生长地方的语言。

“我不喜欢离开，台北对我陌生而遥远，这儿的人，已是我的乡亲，可是——”

我举目看见那在深暗蓝天下山的黑影，看见永不止息澎湃的海洋和那一片朦胧光影中来去的雅美族人，我的心，竟也浮起了离去的怅然。美丽寂静的岛屿和居民啊，我也开始爱你们了。

我们交换了地址，便如此告别了。

过了不久，那位修士到了辅仁大学进神学院。再过了一阵，我再度离开台湾，又去了西班牙，在那儿教了一年小学生的英文，便去北非定居，从此很少回到台湾来。

一九七九年的冬天，我的情况十分不好，丧失了生的意志，也丧失了信仰的能力，我回到故乡来养息。那时，耕莘文教院的一位陆达诚神父一再地给我开导与鼓励，接着西班牙籍的沈起元神父也用极大的爱心来帮助我度过今生今世在人间最最艰难的功课。

便在陆神父那儿，才知兰屿时的那位丁松青修士原是光启社丁松筠神父的弟弟，而今他已是神父了。

这位在我脑海中一直十分鲜明的神父，在去年我再回来的时候给我寄来了他的手稿和许多当时的照片，那便是今日译成中文的《兰屿之歌》。

我深爱这一本有生命，有爱心，有无奈，有幽默，又写得至情至性的好文。丁松青那诚实而细腻的笔调，和对当地雅美族同胞真挚的爱，使得兰屿，在他的笔下，在他的心里，成了永恒之岛。

这是一部真真实实的生活纪录，再没有什么书籍比真实的故事更令我感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才情，第一本书，如果没有一个如此美丽而敏感的诗人之心，是不容易写得如此传神的。

预祝《兰屿之歌》这本新书得到所有爱世界、爱人类、有信仰、有盼望的人一同的共鸣和赞赏。

丁松青神父，深爱我们中国的一位朋友，至今仍在台湾某地的深山里为着山胞服务，他的信仰，只有一个字便包容了全部，那便是将对天主的爱，经过他的心灵，交付给了人类。我由他的行为而得到的启示和榜样，是当一生感念的。

和海一起

兰屿位于台湾东南海岸，岛上的居民计有两千多名雅美族土著。

雅美族是属于中国的一族，但由于他们历来环境地形的孤立，使得他们得以保留原始传统的色彩。可是近年岛上与台湾之间的海空交通逐渐便利，雅美族人因而面临现代世界的挑战与日新月异的冲突。

我和雅美族人生活了一年。一九七一年，也是我在台湾的第三年，我志愿到兰屿去继续接受神职训练，这本书就是那年的故事。里面的人与事都为真实，只是我稍微变更了一部分人的名字。

如今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是一连串的影像，也可以说是一首歌，我相信对于诗人、浪漫的人以及任何热爱他们生活的人而言，都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亮蓝的太平洋延伸在我们脚下，不远处，一片孤寂的睡莲叶漂浮在广阔的海蓝中

我住的村落叫依穆路村，站在教堂前俯视全景，在一大片绿色的芋叶当中，黑色

马浪是天生的渔人，只一会儿便有丰富的渔获。

雅美人是海的子民，大海给他们带来丰美和喜悦。

小雅由和他的朋友们。

我在依穆路村所教的六年级美术班。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在我枕头上撒了一泡尿。

教堂外等我的小朋友。

忧郁的雅美少年。

腼腆的孩子。

好奇的眼神。

微笑的母亲和怀里的孩子。

在吊脚棚屋休息的年轻人。

巴阳二十四岁，好心而且敏感。他对我的生活

她有一张圆圆快乐的脸孔，额头上包了一块红

富乃做他的第一条船做了整整十个月，完完全全是他一个人造的。

老妇人在田里挖芋头和地瓜，这里的岛民大部分买不起油，所以多用清炒。

壮年们在海边采石，一起搬回村子，建造自己的家。

台风来之前，男人们爬上茅草屋，用竹子和粗藤加固屋顶。

全副武装的人聚在教堂附近，正在认真讨论动武事宜。

清晨，村子里的壮丁沿着海岸线结伴走去捕鱼场，开始这一天的劳动。

村民把鱼抬上岸清洗干净以后，平均分给每一户人家。

分配渔获时，雅美人要把“男的鱼”和女人吃的鱼区分开。

飞鱼祭的海滩上，雅美人将竹篮中的礼物献给道多陀。

先知、长老讲演完毕，男人们戴起银盔、手镯，拿着长刀回到岸上。

祭礼上的击杵舞，是男人强壮的象征。

舞蹈中，尽是雅美人生活的热力。

下水仪式上，男人们齐吼着将船扛上肩再抛向

兰屿

驾驶员把五人座的小客机转为自动，往后靠坐，然后给了我一瓶可口可乐。我们刚从台湾东海岸出发，亮蓝的太平洋伸展在我们脚下，似乎对人类的战争改变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波浪上粼光闪闪，海洋也自信地闪烁微笑着，就像它知道人世会不断变迁，而只有它才是永恒一样。

“我参加过四次战争。”驾驶员边喝可乐，边望我一眼。他圆圆的菲律宾脸被橘红色高领运动衫烘托得更为鲜明。“但是我已经不再干这种事了。以前每次一扔炸弹，就会想到可能害死很多无辜的人民，我真的寝食难安。现在我什么也不做，只这样来来回回地飞这条路线，有时候我会带食物和药品给雅美族人，有时候和小孩子去游泳。我喜欢这种日子。我喜欢飞行。”

驾驶员说话的时候，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机上一个满脸皱纹泰然自若的老女人。她干瘦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绿红色玛瑙。她的小嘴微微张开，口中开始唱起一支温柔复杂的曲调。她唱歌的神情仿佛十分遥远，就像下面的大海一样地漠不关心。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看见她。

我在台湾的教堂里见过她，那栋教堂是供兰屿人学船的地方。贺神父曾经介绍一些雅美族人给我认识，她也是其中之一。可是那种景象并不使人愉悦。她坐在地上，她的先生站在旁边，还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这两个人可能是她的儿子。我朝那个男孩微笑，但是他立刻望向别处。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愤怒严肃。

“如果你们答应他到台湾医治的话，他就不会死了。现在一切都迟了。你的儿子已经过世。”翻译的人把贺神父的话转达给这对父母听。“明天早上有一班飞机回兰屿，我会付你们其中一个人的机票钱。剩下的人只有搭船回去了。”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受到教训？”翻译者耸耸肩，返身对贺神父说，“他们太迷信了！那个小孩子只是跌断了手臂而已，如果及时送医，只是小事一桩。神父，你要告诉他们改掉这种观念。”

贺神父注视我说：“你知道你面临的将是些什么了吧？”

贺神父三十多岁，但是留了胡子，所以年龄看起来要大些。他本来想在岛上新建的学校里替我找个教书的工作，但是那时候并不需要老师。不过我还是决定到岛上度暑假，看看能不能等到个差事。

“既然他们没有驻任神父，”贺神父建议，“也许你可以在教堂里帮忙。这里的人对教会还没什么概念，他们太迷信了。也许这就是小男孩会死的原因。”

“岛上不是已经有一名志愿工作者吗？”我问。

“你是说伊莉莎白啊？但是她现在随时可能回国去。去年她教雅美族人改善纪念小船手艺的品质，她自己也雕得很不错哦。你过去以后，她会教你怎么使用教堂诊所的医药，也许她还能想出一些你可以帮忙的事。”贺神父笑了，他使我感觉到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会感激的。但是我所担心的是，雅美族人对我的反应是什么？我能找到途径来帮助他们吗？

“我看我去当校工，或是扫厕所的什么好了。”我开玩笑地说。

“那你恐怕得先盖个厕所了。”贺神父回答。我们两个人都笑了，我觉得我笑得有点紧张。

“在那里！”驾驶员大叫着。不远处，一片孤寂的睡莲叶漂浮在广阔的海蓝中。那就是兰屿！四十七海里的距离，我们半小时多一点就飞到了。我们现在低飞在兰屿的上空，我可以看得到青翠的高山。波浪尽头，粗糙的岩石构成崎岖的海岸。驾驶员指着一个小村落，在偌大的原始环境中，这些棕色的小房子群聚在一起，就像是寻求庇护所一样。我们环绕了几圈，准备降落。

我们到达凹凸不平的短跑道后，我谢过驾驶员。过了几分钟，他又发动引擎走了。老女人缓慢地往路上走。其他的旅客——全是军人——站在树荫下等着。我也是。四处炎热寂静，就像沙漠一样。

一辆三轮货车打破了静默。机器轰隆轰隆地响着。司机是一个高瘦的台湾人，满额头都是皱纹。他大声命令车上的几个男孩赶快把飞机送来的盒子搬上去。所有的货都装好以后，我还愣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愿意让我搭便车。一个头发被太阳晒成金黄色的男孩对我微笑，然后说：“上来吧。”

我们坐在三轮货车上一路颠簸。沿着海岸的路没有沙，全是岩石和小石。路旁是一大丛一大丛的绿色林投树，看起来很像是凤梨。路的另一边是田野，不像是台湾本岛一样种稻，而是种了更耐长的芋头。芋田连绵在整座山坡上，满眼尽是。我们路过时，田野中的女人都直起身来注视我们。

我们到了村落。这里分为新区和旧区。前面的旧区很古老很美丽，有阳台的茅屋，小孩子都坐在厚木板地上晃着脚。还有一些几乎要灭顶的房子，只露出一截屋顶在地面。满山坡上还有石头和木材盖的房子零星点缀着。白石墙和成群的紫花更衬出背景的山色青翠欲滴。这是村庄的旧区。

新区在后面，是一行行方形的水泥屋。房子都是阴暗的灰色，有很多窗子都破了，改用木板钉住。从开着的门中，我看到里面的人都坐在地上。

我们的车子开向监狱，在那时岛上有五百名犯人。三轮车忽然急转，不是转到监狱里，而是从旁边的路绕回来，停在一家小店门口。金黄色头发的男孩指着店铺旁边的建筑物说：“客人可以住在里面。”我问他教堂在哪里，他往山上指。

我从车上拿下供给品和吉他。贺神父说这里很难取得补给品，所以这一趟我带了很多来，行李真重，我真有点后悔带太多来了。我走了一小段路，看到一群男孩坐在一栋阳台茅屋旁边。

“嗨！你好吗？”其中一个男孩在炫耀他的英文。他穿了一件破裤子和绿色的内衣。

“勾凯（音译）。”我回答。这是我所会讲的一句雅美族招呼话。我接着用“国语”说：“教堂在哪里？”

那个男孩没有回答，他指着我的袋子问：“这是吉他吗？”我点点头，他打开袋子，把吉他拿出来，大叫着“哇！”然后开始弹一首日本歌曲。

“算了，他根本不懂吉他。”另一个男孩要从第一个男孩手中接过吉他。他立刻用雅美族语嘟囔了几句又继续弹下去。他的一双眼睛很大很黑，但是他脸上最突出的部分还是眉毛，浓厚的粗眉使他的表情看起来显得十分严肃凶悍。他的脚搞得很黑，头发长而黏腻。他站起来的时候比别人矮上一截，但是身体非常结实。我听他弹了一会儿。他把吉他递还给我，我以为他要我弹一曲，所以我就唱起一首他们可能喜欢的美国歌。但是那一群男孩没有听我唱歌，反而提起我的行李往山上走。

粗眉大眼的男孩有点不耐烦地说：“你不是说你要到教堂去吗？”

我们到教堂的时候，那群男孩已经靠在墙上等了，他们的脸孔似乎很漠然的样子。一堆小孩子也围过来，好奇地注视我。教堂旁的房子里有一些男女抬头看我。阳台里也有一些人茫然地望向海洋。

教堂是水泥房子，镶着红色的边。两旁各有一个房间，我打开一个门，看到一些榻榻米床，木椅，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油炉。另外一个房间是小诊室。两个房间里都塞满了人。浓眉的男孩坐在诊室榻榻米床上，沉默地看着我解开行李。他的眼睛仍然带有凶光，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心一定不像外表那么严酷。

“你叫什么名字？”

“马浪。”他停了一下，然后问我，“你认识以前在这里工作的神父吗？”我告诉他说我听过以前的神父一年前车祸丧生了。

“他一直帮我们的忙，”马浪接着说，“士兵的牛践踏我们地瓜田的时候，他会骂他们。他什么也不怕。”坐在马浪身边的其他男孩也默然地点着头。

我走出教堂，俯视整个村庄。路边有一所学校，周围是老师宿舍。再过去是警察局、邮局、卫生所，和一些水泥建筑物。算一算大概有四十家雅美族的房子，但是这样算实在不太准。我正在观察村庄的时候，小孩子都张大眼睛看着我，可是我一开口说话，他们马上就害羞地跑开了。我的方法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我从行李中拿出一盒糖来。这回可管用了。小孩子们立刻聚过来，并且问了一大堆的问题。

“你的国家离这里多远？”一个小男孩问，“是不是就像从这里到港口那样？”

伊莉莎白

伊莉莎白下午来了。她是个高大的女人，留着浅棕色的长发。我看不出她的年纪，她说她二十五岁。她穿着牛仔裤以及雅美族女人的红衫。她看到我似乎很高兴，但是她明天早上就要离开兰屿了。我们没能说上几句话，因为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人等着拿药。我注视伊莉莎白怎么样小心地替病人包扎伤口。她边做边向我讲解各种药的用途。

“如果灼伤的伤口没有裂开，就用黑色那种，”她说，“但是如果已经裂开了，就用这黄色的东西。如果过了几天还不管用，你就试试看用这些红管。如果有人肚子痛，先问他们最近有没有吃东西。有些人是肚子饿而已。这个是腹泻吃的，这个是便秘的药。别搞混了。如果你不知道该给什么，就给他一颗维他命好了。但是如果有人向你要阿司匹林，可不要随便给，因为阿司匹林很好吃，有些小孩会骗你说感冒吃着好玩。”

晚上我们在油炉上烧晚餐。有些小女孩拿来一把像菠菜的绿叶子。他们叫这是“野菜”，伊莉莎白烧了一会儿，然后倒了花生油和酱油炒了两下。我们煮了饭，也热了一罐我带来的猪肉。

我们准备吃饭时，天已经黑了，我点燃蜡烛。烛光照亮了房间，温柔地落在墙上，我这才看见墙边有一排小孩子沉默地注视我们。

“他们好像很饿的样子，”我对伊莉莎白说，“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吃吗？”

“你想的话你就给，”她微笑着，“但是你无法分给每一个孩子。你只要一给，明天就会有多一倍的孩子在那里等。”

我望着那些小孩，他们的肚子都鼓鼓的。小男孩都没穿衣服，小女孩的衣服很破旧，要不然就是在腰部缠一条带子。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直看着我们。

“我想把剩下的肉给他们，”我说，“反正我不太饿，知道他们坐在那里，我实在也咽不下去。”

我站起来，把猪肉盘交给一个小男孩，告诉他传给大家吃。顷刻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争夺战。所有的小孩子都争先恐后地抢他们的一份。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然后走向伊莉莎白身边。烛光使她的脸孔发亮，使她的头发闪闪发光。她看起来很美，比下午的时候要年轻多了。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向她学习。

“我知道你会那样做的。”她说。

“你觉得我不应该给他们肉吃吗？”

“我知道小孩子比你精明，”伊莉莎白停顿一下，小心地选择字眼，“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很天真，不现实，理想主义，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

“你怎么这么快就能了解我？”我耸耸肩。

“我觉得，”她接着说，“你很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觉得你有雅美族人所需要的东西。”

“什么？”

“爱他们的能力。”

“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你不只是会帮助他们而已。”

“谢谢……”

“你还能够去爱他们。”

“我不懂。”

“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帮助’他们，改进他们的生活。但是结果呢？只把他们引进不同的模式中。难得有人去接受他们的生活，或是去爱他们。爱不只是给他们东西而已。”

“就像我刚才给他们肉吃？”

伊莉莎白点头。

“但是，难道这些小孩不需要食物吗？”

“当然需要。他们有食物，只是没有你的好吃而已。我一个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就很少煮饭。我和他们一样都吃地瓜和芋头。”

“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接受他们的吗？”

“这可以算是爱的一种表示。”

“但是，‘帮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件事不重要吗？”

“如果你和他们处得好，他们自然相信你是真心想帮助他们，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问题就是先要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每次一和别人交上朋友，我就真的不愿意把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只是接受他。”

“所以我说你有能力爱他们——爱他们现在的样子。”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工作。除了爱和那些事以外，我希望有个服务性质的工作。”

“也许工作会自动找上门来，等你了解了这些人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们需要些什么帮助。也许会和你所想象的不一样。其实，我跟你说，如果你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生活，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伊莉莎白谈话。第二天她就搭机回台湾，过不久，就要回家乡瑞士去了。但是她的话语中的智慧，仍然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伊莉莎白指明了分享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种服务的方式。我已经准备开始这个工作了。

礼物

一个二十五岁年龄和我相近的男人带着一艘精雕的小船来找我。他穿着丁字裤，露出的臀部长了一块块的癣。一个赤裸的小男孩跟着他，他简直就是他爸爸的小缩影，父子两个一模一样。男人笑了，我记起来，昨天晚上我和伊莉莎白边聊天边看月光下的海洋时，他就坐在我们身旁。

“这个给你。”男人把船拿到我的面前。小船看起来就和沙滩上的渔船差不多。船身是白色，还间有红色和黑色的图样。

我很感激地收下礼物，我希望也能回送他什么。我摸摸口袋，掏出一条口香糖。

“那是什么？”他问。

“口香糖。”

“跟这个一样吗？”男人从嘴里拉出一堆红色的草叶。

“那是什么？”我问。

“槟榔。我们叫做曼麻麻（音译）。你要试试看吗？”我还没回答，他就打开挂在腰布上的槟榔袋，取出一个黄绿色的槟榔，敲开来，然后拿了一块叶子，用刀子割下一小块，夹在两半槟榔中。他抓紧槟榔，又从塑胶罐中洒了一点白粉到上面。他捏着槟榔递给我。

我深呼吸一口，小心地把槟榔放在嘴里细嚼。我的口中立刻充满了液体。

“不要吞下去，”男人说，“把汁液呸出来。”我吐出一长串红汁，看到那种颜色使我吃了一惊，不知道是我咬破了嘴唇还是什么的。我又多嚼了几下，发觉自己开始流汗，感觉虚弱，并且神志不清。最后，我只好把全部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你还不习惯。”男人开心地笑着。他停了几分钟等我恢复，然后他指着臀部上的癣向我要点药擦。我用了棕色的那管。

男人名叫雅由，小孩叫小雅由。他们的名字相同不是因为孩子以父亲的名字命名，而是倒过来，父亲以孩子的名字改名。雅由向我解释雅美族有个风俗，一对夫妻生了头一胎后，父亲就要把名字改成孩子的名字。小男孩正坐在地板上，翻阅我带来的图画书。

“他看来很聪明，”我告诉“大”雅由说。

“他不听话，”他回答，“我像他这年纪的时候比他聪明多了。我在学校时是班上第一名，老师想送我去台湾读书。但是我父亲过世了，因为我是独子，我母亲又不让我走。”

“那时候兰屿还是日本人管理的吗？”我问。

“我出生时，他们正在撤离。老一辈的人说日本人待我们像奴隶一样。每天都要我们工作，如果少做三天，他们就会惩罚我们，有时候还关我们禁闭。”雅由厌恶地皱皱眉头。

“然后大陆人来了。他们看我们贫穷不幸，就要帮助我们。我们穿的很少，他们就给我们衣服。我们只吃地瓜和鱼，他们就带米、面粉和美国肉罐头来。这样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有了衣食之后，就不到山上去耕作了。我们到教堂去领取救济品。他们停止供应后，大部分的人都不再上教堂。”

“救济品中断以后，大家又开始工作，但是情况已经不如前了。以前田野和树木都是我们的，我们养了很多山羊。现在，这里盖了监狱，犯人砍我们的树当柴烧，士兵的牛群在我们的地瓜田上乱踩，他们的狗咬死了我们的羊。现在别人给我们衣服食物，我们仍然接受。但是他们的礼物并没有使我们高兴。”

小雅由拉着我的腿，指指他小脚上的伤。我一面替他上药，一面想起了伊莉莎白说过的话：“难得有人去爱他们。”于是我朝小雅由笑笑，然后注视着他父亲送我的小船。我们开始分享了。

海底世界

马浪手上拿着一大片折起来的叶子，上面还用芦草绑着。我打开叶子，里面装的是三个长形紫色的芋头，还是热的。马浪笑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牙齿全是黑的。他正在嚼槟榔，回头往门上吐出一团血红色的液体。我谢谢马浪，开始吃芋头，吃起来有点像黏洋芋，但是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配鱼吃会比较好。”马浪说。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去抓鱼吗？”没多久我们就出发前往马浪的家，他家就在海滩边上。

他家总共有两栋，一栋是很古老的石屋——可能是日本士兵遗留下来的碉堡。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厨房，另一间是卧房。卧房比地面稍微高一点，地板是吃睡两用。乌黑的墙上排着很多渔具，有网，有鱼竿，有桨。马浪拿下一支鱼标，拨弄着铁丝箭。

“这是我自己做的，”他骄傲地说，“但是有点弯。”马浪拿石头开始把铁线敲平。鱼标的手把和扳机是木头做的。箭头和手把之间有一根粗厚的橡皮筋相连，扣上扳机，箭可以飞个几呎都不成问题。他把箭弄直以后，我跟他走进另一栋比较小的房子。这栋的门小得我必须趴着挤进去，屋顶很低，连站都站不起来。马浪扔了一个小网袋和一副水底镜给我，然后说：“我们走吧。”

海底世界广大美丽。马浪游在前面，像只金鱼般地穿梭在水晶似的波浪中。我们游过海边戏水的孩童，游过在岩石边撒网的男人，游过珊瑚礁，沉入深沉无涯的海洋中。

马浪蹲在珊瑚柱后，他的下面，在珊瑚花和跳跃的光亮之中，是一大群一大群的鱼，有瘦小发光的黄鱼窜来窜去，有大的灰鱼张着口懒洋洋地游着，也有橘红色的鱼忙碌地往来奔波。马浪的手有力地抓住突出的岩石，更深入于鱼群中，然后他轻轻漂离岩石，摆着坐姿，瞄准好，立刻往水中放射一枪。

鱼群立刻觉察到有人侵入了。海底顿时产生了一片混乱，橘红色、灰色的鱼全部迅速逃逸。一条寂寞的黄鱼，身上中了马浪一枪，四平八稳地浮向水面，从它的伤口中冒出一团光亮的鲜血。

只过了一会儿，其他的鱼又健忘地回来了。蓝色的海水中，充满了橘红色灰色黄色的色彩。但是这回鱼的动作似乎比刚才机灵敏捷多了。海洋不断孕育着新生命的诞生，它有更广阔的心胸来包容人类的愚蠢与自大。

“把这绑在你的腰上。”马浪丢了鱼和小布条给我。他又潜下去了。我把鱼系紧，从上面观看他。马浪用一条毛巾绑住长头发，免得头发掉进眼睛里挡住视线。他的腰上挂了一个网袋和一把短刀——他说是用来宰鲨鱼的。他在海洋的世界里观察、瞄准、射鱼，到处漫游。我腰上的小布条越来越重了。最后他愤怒的眉宇豁然开朗，他转身对我说：“够了。”我们一起游回岸边。

我们在海滩附近的溪流中洗尽皮肤上的咸水，我跟马浪走到他家，我们开始洗鱼。他用大拇指挖出鱼眼睛，对我微笑一下，然后把眼珠放进他的嘴里。“嗯，”他说，“这是最好吃的部分。”他把鱼剖为两半，用芦草穿过眼窝，挂在房子外的竿子上。他另外抓了两条给我说：“我们上你那边去煮鱼。这些是‘男的鱼’。”

“男的鱼？”我问，“你怎么分得出来？”

“我们就是知道。我说男的鱼并不是说鱼是‘男’的，而是说这种鱼只有男人可以吃。女人吃男的鱼不好，而且，女人也有女人的鱼。”

“如果女人吃男的鱼会怎么样？”我问。

“女人会生病，有时候会流产，甚至死亡。我们抓鱼的时候，一定也要抓一些女人的鱼。”

“那小孩和老人呢？”

“小孩也是一样。老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鱼，但是老人什么鱼都能吃。不过反正老人的鱼味道不好，也没有其他人想去吃。”

马浪在烧鱼的时候，我就到下面路边的小杂货店买一些糖果，因为我的昨天已经给那些小孩了。店里有一些军人在买东西，他们正高谈阔论。墙边的木椅旁围着一堆昨天看我们吃饭的儿童。他们茫然地注视军人买日用品。有一些老人坐在地上。我一走进店里，老人就主动伸手向我要香烟。柜台里坐的是那个满脸皱纹的台湾人，他满怀希望地等我购买，可是当我只买了糖和火柴后，他显得非常失望。

“他火柴怎么卖你？”我回去后马浪问我。

“一盒一块，怎么了？”

“老马很会精打细算，一块钱应该有两盒才对。”

我们开始吃鱼，马浪用姜片煎过，味道很棒。

“监狱里有家店，”马浪说，“那家就比较公道一些，今天晚上我们到监狱里练习舞蹈。你干脆和我们一道去好了！”

自由之歌

那晚月光友善地洒在海洋上。马浪和我从教堂走向监狱，我们一面走，就有一些少年加入。没有人说话，耳边只有波浪声和拖鞋声。人越来越多，大概有十几个了。马浪深呼吸一口，低低地开始唱起歌来，他的曲调似乎是对远方的海洋发出的一声呼唤以及挑战。

“尼——士——雅登——摩——凡凡古——诺——雅……（音译）”其他人也跟着唱和。他们高昂深沉的歌声从灵魂中发出，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他们的歌声传过村庄、警察局、老马杂货店，飞上小山，穿越客房、邮局和卫生所，所到之处，无不尽意。但是到了监狱门口，歌声停止了。

男孩在监狱的店里停留一会儿。柜台的三个雅美族少女都穿得十分美丽。有一些男孩和她们开起玩笑，但是她们都不加理睬。士兵和囚犯在店里进进出出，也和她们开玩笑，她们却假正经地低头微笑。过不久，男孩自知没趣地走了。

我们走到表演台前，没有人检查我们。室外的舞台前充满了谈天走动的犯人。有一个穿白色制服的乐队在舞台上演奏，一个女孩正在唱一首流行“国语”歌曲。

“她是我们最好的歌手之一。”马浪注视着女孩说。

“这些观众都是犯人吗？”我指着三五成群的人说，“没有人看管他们？”

“他们也离不开这个岛屿。军队会看管他们。犯人白天工作，现在是休闲时间。你想见见他们吗？”

“勾凯！”乐队指挥热忱地招呼马浪，“我们等了你们很久了。你有朋友吗？”

马浪介绍我和乐队的成员认识。他们替我拿了把椅子。我坐在舞台旁，边喝茶边看表演，心里想着这真是个奇怪的监狱。

歌手唱完以后，舞台的一边有一些女孩等着，另一边则是一些男孩。女孩先上场，她们的手臂优美地摆舞着海浪的姿势，很迷人。她们表演过后，换男孩上场，他们一上来就是惊天动地。先是手卷成像蛇一样，声音低柔，脚步狂野复杂。在舞台上激烈地活动着。他们是扑击岩石的巨浪，是奋力和海洋拼斗的健儿，是开天辟地的铁铲。他们就像节奏一样，时而是粗野的奔腾，时而是稳定休憩的步调。

看着他们的舞蹈，我就能体会他们的生活方式。音乐从他们的灵魂中涌出，一切都反映在舞蹈中。马浪卷曲的手臂拉着其他人，他浓厚的眉毛闪露出征服者的神情，舞曲中的意义十分明显：和逆境搏斗的雅美族人努力奋斗，终于占了优势，他们是打不倒的，是大地和海洋的主宰。在这个监狱中，在一个夏天的月夜里，他们是完全自由的灵魂。

岩石

我住的村落叫依穆路村，我站在教堂前俯视村落全景。马浪的家远远在前，像是前哨站一样。路旁有很多密集的房子，猪窝到处可见。在一大片绿色的芋叶当中，黑色和棕色的房子成了干净的拼花。

教堂后有一条小路通到山的另一边去，那里有另一个叫依洛奴米路的村庄，听说那里有一块突出的半岛岩石很出名呢。今天星期六，我想到那里过夜，参加明天早上的祈祷会。

山寂静得美丽。一片片的紫色牵牛花散布在青翠的坡路上。远远的山顶那边有一栋老旧的水泥屋，我走近了以后，才发觉屋子以前被火烧过。我心想，这也许是一个堡垒，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个牛舍。

在开始下坡路的地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岛屿的两边，两半海洋。整个下午太阳都在和山上的阴影玩捉迷藏的游戏。我走了更下去以后，有一个地方风简直大得要命。也许是因为地形迂回影响气流的关系。我觉得只要我张开双臂，就可以飞扬了。过了风口，一切又归于静止，新一半的海洋展现在眼前，不远处，一个壮观的半岛中伸延出的就是闻名的岩石。

山坡上有人喊我，我转身看见一个少年拿着一个长木头微笑地向我跑来。他的头发有一层红色的色彩，乱七八糟地像杂草堆一样，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很厉害。

“你要去依洛奴米路村吗？”他问。

“对，”我回答，“那些就是大家都在谈论的岩石吗？”

“哦，那你可能听说过战时的事了，”他笑了，“美国人还把它当作是日本潜水艇轰炸呢。”

“这里的人不怕炸弹吗？”

“不怕。因为那时候飞机彼此对打，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也不关心，只知道日本人打输以后，他们就离开兰屿，中国军人就过来接管。”

我们刚下山，一到平地，遥远的岩石看起来完全变了样。太阳已经溜过山峰，村里的路暗了下来。波浪懒散地在沙滩上轻击着。

男孩叫做卡吐西。他到过台湾三次，干过几次活。他喜欢台湾，“因为在那里可以赚钱。”

“在这里需要很多的钱吗？”我问。

“以前是毫不需要，到前几年仍然如此。但是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必须去赚钱，才能发展，有了钱以后，才能去买衣服和用品，就像台湾一样。”

我们一步一步走近村落，平静的海湾闪点着几艘彩色木舟。有一些赤裸的小孩在海中游泳，一些男人拿着鱼标，满载而归地从水中走出来。女人也从海滩回来，她们手中拿着黑色的圆形浮筒。

“里面装的是海水，”卡吐西解释道，“我们煮鱼是用一半海水一半淡水，汤很鲜美呢。浮筒是从海里找来的。你知道，海里真有很多宝贝，有一次我们还捞到一架电视机，只可惜我们的村里没有电，不能使用，最后只好送交警察局了。”

太阳闪耀在岩石上，不久半岛已变成一片阴暗。现在是薄暮时分。卡吐西带我走进村里。一群群的小黑猪散得各处都是。我们到了教堂。

教堂是一栋石屋，旁边有一间榻榻米的小房间。卡吐西走了，他立刻又拿了一支蜡烛回来。他看着我解行李。

“那是圣经吗？”他问。

“嗯，你看得懂吗？”

“我看得懂字。”卡吐西接过圣经，大声地用中文朗读——“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初中没读完。”卡吐西停顿一下说，“你是神父吗？”

“我正在学习成为神父。”

“要花很久的时间？”

我凝视卡吐西那张淳朴的脸孔。我该告诉他做个神父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吗？

“十年以上。我们必须研读神学。”

“神学是什么？”

“圣经和这类的事物。”

“你愿意教我吗？如果我搬到你的村庄去，你愿意教我吗？”

我答应了他，然后他微笑地回家了。我一个人坐在榻榻米的小房间里，这是第一个让别人分享我信仰的好机会。

忽然间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在幽暗的烛光下看起来真有三分恐怖。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吓得跳了起来。进门的是一个老人，她的脸瘦宽，布满了几百条皱纹。她的嘴像是在笑，萎缩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她全身只有腰间绑着一条破布，脖子上挂着一条贝壳项链而已，她的胸部下垂。她拿出一碗热腾腾的饭给我。

我松了口气，感激地收下礼物，她走了。因为我没吃晚饭，所以三下两下就把整碗吞光了。我一吃完，老女人又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眼前，我吓了第二跳，她接过我的空碗。我谢谢她，心里虽然是惊魂未定，但这真是个好礼物，尤其在这种米饭稀少的地方更显得珍贵。

“那老女人是谁？”第二天早上我问卡吐西，“她怎么会知道我肚子饿？”

“她是村子里的女先知，”卡吐西回答，“她能通灵。”

星期天早上，教堂传教士欢迎我的到来。

“你先吃这些地瓜，”他打开叶子里的三条热地瓜，“然后我再召集大家来祈祷。”我正在吃的时候，他拿起一根铁片走出去敲石头。

衣衫褴褛的小孩先跑来，他们看到我后，就竞相指着他们的擦伤和皮肤病给我看。我打开医药箱展开工作。这些小孩还很喜欢我把“红药水”涂在他们脚上呢。其他的村民陆续地进入教堂。他们抱着孩子坐在矮板凳上，相互聊着天。

仪式开始时，大家站起来虔诚地唱着《我们的天父》和《万福玛利亚》。教堂传教士开始布道，村民坐下来又继续谈起天来。传教士的声音根本压不住里面的噪音。这还不算，一只狗也逛到祭台前凑热闹。传教士忍耐不住，往狗肚子上猛踹一脚，狗夹着尾巴哀鸣逃走了。他又大声咒骂着狗，忽然整间屋子都安静下来。到布道结束以前，他们都没再敢吭声。

卡吐西和我爬回山去的时候，太阳正在向那个被误炸过的岩石道早安呢。

龙眼

马浪和他的朋友边抽烟边嚼槟榔，在依穆路村的教堂里等我们。

“我们要到山上摘龙眼。”马浪说。

“龙眼是什么？”

“是一种水果，比台湾的龙眼要大多了。我们每一年夏天都去摘，午饭都不必吃，光吃龙眼就够你饱的，但是我们就算吃了几百个，肚子也不会痛。”

有这么奇妙的水果，我倒是很想瞧瞧。我们沿着海岸出发，往崎岖的海边走下去。路上有一些像凤梨的植物，中间杂着一些羞涩的紫牵牛花。牵牛花似乎整个岛上都有，没有价值，大家懒得去理睬，但是岛上的兰花，可就身份高贵，岛民还竞相采撷卖给商人呢。

“你愿意教我唱美国歌吗？”马浪问。

“我教你唱一首《圣人行进的时候》（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马浪的发音不准，其他的男孩都被逗笑了，但马浪仍然不断练习，一直练到唱对为止。

我们经过一个叫“三条沟”的地方，这里确实有三条很深的沟。马浪指着远处的高山顶说，“那就是开始的地方。”

“什么开始的地方？”我问。

“第一个雅美族降落的地方。”

“他是从哪里来的？”

“从天上。来，我把故事说给你听。”我们穿过第三条沟，青葱的山峰安详地俯瞰下面不定的水流。马浪坐下来，打开袋子弄槟榔，其他人也一样。他咬了几口，嘴角边就流出一道红汁，他要讲故事了。

“起初只有这块静止的土地。然后道多陀——就是天上的神——看到我们的岛屿很好，就从天空落下一块石头，停在山顶上。石头裂开，一个人爬了出来。他就是第一个雅美族人。”

“那个人从山上往海边走。同时，海边的土里冒出一根竹子，另一个人诞生了。两个人在田野上相会，称他们自己为‘人’。然后他们分开。竹子人越过山顶开辟一个村庄，石头人就沿着海岸建了另一个村庄。”马浪吐出渣汁，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那女人是从哪里来的？”我问，“他们的妻子呢？”我们走进了森林区。

“老一辈的人才知道这个故事。他们说两个男人的膝盖肿大，并且发痒。竹子人的右膝生了一个男人，左膝生出一个女人。石头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竹子人的儿女结了婚，但是他们的孩子眼睛失明，他们这才知道同胞兄妹不能结婚。于是石头人的儿女和竹子人的儿女交互婚配。从此以后他们生的孩子就健康活泼了。”

一个男孩指着附近的一座山。“那座山曾经生过一个孩子，”他说，“是半人半鱼。”

“后来呢？”

“那个孩子滑到水里游走了！”其他的男孩都笑了。

马浪指着眼前一个谜样的小岛，我看明明是近在咫尺，可是那些男孩说划木舟还要四个小时呢。

“有一天有一些人到那个岛上捕鱼，”马浪告诉我，“他们找到一个巨蛋，蛋大得几乎抱不回船上。他们划船回家的半途中，忽然一只巨鸟追赶过来，他们知道那一定是母鸟。所以他们拼命往前划。”

“那时候的人很强壮高大，甚至比美国人还要魁梧，真不是盖的，你拳头举起来可能只到他的鼻孔呢。我们以前真是巨人，不过现在却缩得很小了。话再说回来，那些人及时赶到海边，把蛋放进他们的地下房子里，然后他们在茅草屋顶上插了很长的矛，母鸟想要冲进去时，矛刺中了它的翅膀，最后它愤怒地飞走了。”

“龙眼在那里！”男孩指着高大的树说。阳光透过黄绿色的树叶，斑驳在他们的脸上。马浪拉下一根竹子，蹲在地上，用刀子把竹子头切成两半，然后中间插进一个木头，好让两半分开。不到几分钟他就做好工具，开始展开行动了。他把竹竿扔给我，自己爬到树上，我再把竿子丢给他。

马浪的妈妈和弟弟都坐在地上，大吃特吃龙眼。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马浪的妈妈特别拣了一颗又大又多水的龙眼给我，同时还拿一把塞进我的手中。他弟弟教我怎么个吃法，先剥外壳，然后把白色的果肉放在嘴里，再吐出籽来，味道真好。

“这些树是我的祖父种的呢。”马浪的弟弟骄傲地说。他也不甘示弱地爬上树去，马浪的妈妈就在树下拼命捡。我也脚痒爬上去，在微风中随心所欲地吃着。马浪说的不错，你爱吃多少就吃多少，肚子还不会痛呢，而且这样张口就吃，比烧午饭要方便多了。我们回家时，少说每一个人都吃了一百颗之多。

临走前，一些男孩还到附近的地方砍木头，然后把柴绑好，挂在背后。马浪把妈妈的竹篮里装满了龙眼，再在额头上放了一片像象耳的大树叶，然后把竹篮的绳子绑在上面。这样一来，是额头在扛东西而不是肩膀了，但是他却说这样要比较舒服些。

回家的路上，我们唱着那首《圣人行进的时候》。

拜拜

“来我们家吃晚饭，”马浪说，“我爸爸宰了头羊。”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不是，但是我爸爸病了，拜拜是为他做的。我们这里如果有人生病了，就要拜拜，这样天上的神道多陀才会医好他的病。”我们走去他家时，马浪说：“以前我们有很多羊的，满山都是。但是士兵和囚犯的狗咬死了我们的羊，真糟。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羊肉了。”

筵席是设在马浪的工作房中。我又四肢着地地爬了进去。马浪的妈妈和其他女人坐在地上一边。她们的头发都盘起来，系着红丝带，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玛瑙项链。“这些饰物都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马浪说。女人们都穿短裙，身上披着蓝色和白色的披肩，脚踝上还挂了铃铛，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响着。马浪的妈妈笑得很开心，她的牙齿和她儿子的一样黑，她光滑的脸在射进的阳光中闪亮着。

马浪的哥哥和其他男人坐在对边的地上。他们穿着蓝白毛的短背心和丁字裤。手腕上挂着银手镯，有一个男人的耳朵上还穿了一个金耳环。

大家看着马浪的父亲分羊肉。地上放了很多大“象耳”叶，马浪的爸爸分好肉后搁在叶子上。然后他又拿了另一盘新鲜的煮鱼进来，也同样地分配。

“这是我昨天晚上抓的。”马浪指着鱼说。

“你昨天捡龙眼还不够累啊？”我问。

“习惯了。”马浪回答。又有人端出了一盘鱼干。“这是我最爱吃的。”马浪说。

我们每一个人拿了自己面前的“叶盘”，上面有羊肉、鱼肉和鱼干。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金属容器，上面有叶子罩着。马浪像艺术家揭幕一样地移开叶片。“哇！”每个人都惊叹地叫着，里面装的是地瓜和芋头。马浪用一个尖棍子，戳了一大块白芋头给我。“这是山上野生的芋头，”他说，“我们最好的呢。”他哥哥又端了四个沉重的碗放在金属容器旁。“两碗是鱼汤，两碗是山羊汤，”他说，“赶快吃！”

吃饭比赛开始！马浪大口大口吃着地瓜和芋头，真想不到他的胃口这么惊人。他用双手握住大碗，猛灌几口，然后递给我。我尝了羊肉汤，很腥很鲜的味道。白芋头像是烤洋芋一样，感觉很纯。地瓜挺撑人的，我吃两个就饱了。“你只吃这样？”马浪惊讶地望着我，他自己已经吃七个了。“喝汤吧。”他拿鱼汤给我。我吞了一口，真是难以下咽，就像在喝海水。马浪发觉我的表情有异，他笑着说：“你迟早要习惯喝的。”

我想我们吃的速度足可以打破世界纪录。马浪拿叶子盖到容器上，端到角落里。他虽然身材矮小，但是就连他在低屋顶下，都得弯着腰。“洗手吧。”马浪走到门口，把盛水的浮筒拿斜一点洗手，然后他替我倒水让我洗。

马浪的妈妈从架子上拉出一篮槟榔。里面有两条刚折下的枝条，上面都是绿黄色的槟榔。他们洒在中间的白粉，竟然是“把贝壳压碎燃烧”的东西。

“曼麻麻。”马浪的弟弟边拿槟榔边说。

“曼麻麻。”我重复道。

“意思就是‘槟榔’，这是我们雅美族的香烟。”他疑惑地看着我问，“有香烟吗？”我拿出一包，一个人传着拿一支。“谢谢！天主保佑你。”他们说。马浪的妈妈甚至还高兴地拍着我的手臂，就像拍她心爱的狗一样。“哎哟咿！”她说，然后大笑着。她的黑牙上面都是干槟榔。接着她对儿子严肃地说了几句话，马浪翻译给我听。

“我妈说你以后要是没饭吃的话，就上我们家好了。”

又有一些男孩爬进马浪的工作房。我们一直乱弹着吉他，夏日的午后和刚才的大餐让我们昏昏欲睡。马浪的妈妈拿出两张草席铺在地上，她和她先生两个人躺下睡觉，马浪也睡了。

马浪瞎眼的老祖母蹲在门口，位置就在我们下面一点。她原来滔滔不绝地和马浪的父母说话，后来似乎觉察到他们都睡了，才静了下来。然后，她慢慢地滑到我们现在坐的地下头。我简直看呆了。那么小的缝，她怎么钻得进去？我往下一看，一阵臭味冲鼻而来。她竟然滑到了房子底下黑暗的石土之中。

“她在做什么啊？”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男孩，他正在拨弄琴弦，温柔地唱着歌。

“她要睡了。”

“她不能和别人一样睡在这上面吗？”

“没办法，”男孩漠然地回答，“她又老又瞎，她喜欢睡在那里，”他注视着我补充道，“她真可怜，不是吗？”说完了，他又继续唱他的歌。

约玛姑妈

一个肥胖的老女人带着哀哀叫的小女儿冲了进来。她用日语大声叫着，说了半天，我只听懂一个字——“以努”——就是狗的意思，我这才了解原来她的女儿被狗咬了。我帮她女儿擦药后，她妈妈把手捂在肚子上，然后痛苦地转动眼珠。

“她病了吗？”我问卡吐西。

“不是，她饿了，她想吃饭。”

女人指向小女孩，我知道她是要替她女儿讨碗饭吃。

“她真需要饭吗？”我转向卡吐西。他没回答。“你要不要一些维他命？”我指着旁边的罐子，她的神情顿时焕发起来。她有一张圆圆乐观的脸孔，上面布满了细致的皱纹，好像是铅笔一条一条画上去的一样。她的额头上包了一块红围巾，看起来简直和我的约玛姑妈一个样子。我倒了几粒维他命给她。她不满意地皱皱眉头，指着整瓶的维他命。“不行，”我说，“我总共只有这么多！”

约玛姑妈的眼睛立刻在房间里打转，她看中了一罐刮胡液，走过去迷惑地看着。我挤了一点出来。她闻了一下，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她要那个罐子。我解释说这是刮脸用的，她也不需要刮脸。然后她瞄到了挂在墙上贺神父的衬衫，两眼又亮了起来。我说那不是我的，所以我不能送她。

她看到我的旧网球鞋，她悲哀地指着自己的光脚丫。不行，我只有这么一双。她还不甘心，走到房子对边，找到一条快用光的发油。她拿了起来，撒娇地对我微笑，我想她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诱人，只是她现在已经五十好几了。我挤了一点油给她，她用力地抹在头发上，然后向我要整条。我直截了当地拒绝她。她抓着维他命，气呼呼地把跛着脚的女儿给抱走了。我对她说：“天主保佑你。”她发出了不满意的怨声。

卡吐西

早上马浪常到教堂来，和我、卡吐西两个人吃饭。有一天，卡吐西在外面洗盘子，马浪就问我卡吐西为什么待在教堂。我说卡吐西叫我教他圣经。马浪皱着眉，摇摇头说：“他不该留在这里。他难道没有家务事要做吗？”

我问卡吐西家里有没有事做。“没有，”他回答，“我想研读圣经。”他打开圣经，很好学地看着。但是，我知道，我教卡吐西实在没什么成果，我每天教他一段，但是他第二天就忘得精光。虽然我不是个好老师，但是至少也不会糟到那种地步。我想让他分享我的信仰，但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

更糟的是，卡吐西不满意我们的伙食。我到岛上的第一天，小孩子那样地看着我吃饭，所以我决定以后尽可能吃得简单，尽可能吃得和村民一样，意思就是说，每一餐吃的是饭、地瓜、野菜、鲔鱼罐头，有时候是别人送我的鱼。卡吐西老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肉。

从开始我就做了选择，我可以如村民期望地做个有钱的外国人，我也可以像身边的人一样过着贫困的生活。我选择了后者。我有的如果比别人多，我怎能和他们分享呢？

卡吐西留在我这里，会是因为他渴望得到我所摒弃的事物吗？我们是背道而驰吗？

有一天，卡吐西说下午要回他的村庄，向我借旅行袋。袋底有一个照相机，我忘了拿出来。傍晚他回来时，我发觉里面的彩色胶卷照完了。我很生气，卡吐西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擅自拍照。但是后来我又很懊恼自己的介意。我有照相机却不能和别人分享，那有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件事使我了解到我口口声声地说要分享，其实是多么地表面化啊。如果我真要分享，那我就必须和其他人一样穷，至少我也该和别人共享我所拥有的。

那天晚上，我向卡吐西解释，他要用东西前，必须先得到别人的同意。我问他是不是真想和我学圣经。他没说话。我问他说家里需不需要他帮忙。他没回答。

早上我看见卡吐西默默地走回他的村庄。一阵挫折感从我的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个奇特美丽的岛屿中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有太多有关人类、大自然和我自己的问题需要我去学习。

我来兰屿已经有三个礼拜了。我在不断地学习人民的生活方式。我交了几个朋友，看了几个人的伤。我的心逐渐融入身边的美好当中，我真迫不及待地深入这一个世界。但是我的思绪却说：“目标呢？你不是要服务吗？你必须计划。你必须帮忙，必须做事。”然后我的心回答：“你会的。继续深入，你会学习，会分享，会爱的。”

台风

马浪在盖一间水泥屋。政府为了改进雅美族人的生活，特地支助年轻人建造他们自己需要的房子。新房子离旧区有一段距离，这样年轻人才会逐渐脱离老一代的生活习惯和迷信风俗，他们才比较容易接受新时代的文化。

有一天早饭的时候，马浪和我一起喝咖啡吃燕麦片粥。

“等我的新水泥屋盖好以后，你可以睡在我那里。”他说。

“我喜欢你现在的房子，”我回答，“那种用岩石、木头搭起来的房子，感觉上很美。”

“我们的旧房子不好，观光客都说奇怪，士兵也一直嘲笑。我讨厌住在里面。等我的新房子完工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喝咖啡，还有吃燕麦片粥。”

马浪的朋友进来说台风要来了，“甚至还会有海啸呢。”

“不会有海啸的，”马浪喝完咖啡时说，“怎么会有？我们这里没有坏人，除了犯人外我们没有歹徒，我们不偷不抢不杀。呃……我们偷，但是都偷得很少，不像其他地方的那些大坏蛋。就是有海啸，只会扑击台湾，不会是我们这里的。”

“收音机上说台风下午会来。”一个男孩说。

“要不然你去问老一辈的人，”马浪说，“他们知道。”他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熄灭。“我们去看海浪。”他说。

我们走了出去，马浪“去问长者”时，我注视着高涨的波涛。从远方的海洋上卷起一阵阵的蓝波。小孩子在海滩上跳来跳去地玩耍，在高起的风中大喊，有些家长赶紧叫他们回家。

大海里就像有一只巨大的手把颜色扭转成阴暗的灰黑一样。我转身看山，山顶有一团像雾的乌云。风忽然大了起来，妈妈抓着孩子的手往地底下的大房子跑。灰色的潮水开始汹涌，水花凶猛地四处溅起。我们匆忙走回教堂，一路上有很多少年在听收音机的台风消息。男人都在茅草屋顶上钉竹子和粗藤。收音机的杂音、敲击声、海浪的怒吼和大风声混合成一首新的组曲。在所有的声音和等待中，台风就要来了。

下午的时候，台风夹带着千军万马之力到达。茅草顶部被吹掀了。有些人在风雨中奋力抢修房屋，我从教堂的窗户里，看到海浪击在近处岩石上。大浪冲上石头，然后缓慢地破碎。雨水从教堂的裂缝中漏出，风又吹得满间都是。马浪、小雅由、雅由的爸爸都留在教堂里，最处变不惊的是雅由，他还有工夫雕小船呢。没人愿意在狂风暴雨中回家，所以他们都在教堂里过夜。

第二天出了太阳，风平浪静。教堂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有些老人趁闲编竹篮，雅由仍在专心雕他的小船。两个女孩弹着风琴。马浪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盒湿香烟，把烟草煮一煮，再拿去给他爸爸。我心想，既然天气好转为什么还没有人要回去工作呢。

“台风还没过，”马浪说，“等吹了南风，一切才会结束。”

那天下午果真又大风大雨起来，好像台风意犹未尽的样子，整个岛上备受肆虐，但是风雨伤害不了躲在地底房子里的人。南风终于来临，台风远离了，岛上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气。

金项链

山那头过来一小群人，他们聚在教堂附近的地上，他们头上戴着重木做的头盔，身上穿着椰子纤维做的背心，手中抓着尖锐的长矛。他们激动地争吵着，声音越来越大。好奇的观众渐渐围聚过来，把整个教堂前的小广场都塞得水泄不通。

“他们在说什么？”我问马浪。我们正坐在桌子旁吃晒干的飞鱼。雅由坐在榻榻米上雕他未完成的小船。

“为什么？”

“为一个女人。”

“谁？”

“一个人的妻子。”

“怎么回事？”我被马浪搞得有点不耐烦。我想知道争论的全部内容，但是马浪太专心听他们讲话，没空翻译给我听。

雅由暂时放下他的船，然后把事情经过告诉我：

“很多年前，椰油村有一个人结婚生了四个孩子，过得幸福美满。但是他太太生病死了。那男人很伤心，又翻过山辛苦地找到了一个太太，把她带回家来。但是她并不贤淑，他们一直处不好。”

“那个男人有一个朋友住在山那边，有一天他去看他的朋友，但是朋友不在，只有朋友的太太在，他们独处了一会儿。”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他的太太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晓得的，可能是在山那边的亲戚告诉了她。但是她一直没向人提起，直到上个礼拜，他们大吵一架，那个做太太的，就大声奔走告诉左邻右舍。”

“坏事传千里，山那边那男人的朋友也听到了这件事。他要求那男人用他脖子上的金项链作为补偿的代价。金链是雅美人最珍惜的物品。那男人不答应对方的要求。”

雅由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刻小船。

“外面的那些人是谁？”我指着门口那些武装的人问道。

“今天一大早，”雅由接着说，“有很多人翻山到椰油村去，想讨到那条金链，但是没有成功。现在他们又要再去一次。如果那个男人还是拒绝交出金链的话，他们说只有动武了。”

“那么要去山上的人就不安全了，”马浪插嘴说，“他们会乱杀。”

“他们真的会打吗？”我问。

“也许不会，”雅由回答，“但是他们会继续争吵。”

“在很久以前发生过几次战役，”马浪补充道，“真的，我爸爸告诉我的。”

“那时候有很多人被杀吗？”

“我爸爸有一次说，二三十年前就有一个人死了。据说我们当时还是野蛮民族。”雅由点点头。

“但是我们现在只动口不动手了，真是没什么趣味。”

海夜

约玛姑妈又来了，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日文，她在破衣领下抓抓痒，然后指着小孩，于是我给了她女儿一点乳液。她皱皱脸，咳嗽了一声，唾沫横飞，我又给了她几颗维他命。她看上看下的，好像我在夏季大拍卖一样。她瞄到我的游泳裤，她看看我，我摇了摇头，不行。然后她看到一块旧的抹布，眼睛就对我瞟呀瞟的。我告诉她那是一块旧抹布，她又继续恳求，我想，就给她吧，我点了点头答应了。她高兴地叫了，亲热地抱了我一下，然后欢天喜地地带着她的乳液、维他命和抹布离去。

我在诊室里坐了一会儿。今晚有一艘补给船要回台湾，我打算一起走。有一个雅美族青年要动心脏手术，我想随行帮忙，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回来。

天气很热，蚊子很多。我边想边搔痒，隔壁的一个老头探进头来问：“有香烟吗？”我拿了一支，机械化地交给他，他礼貌地点个头说：“天主保佑。”

小雅由在诊室里乱逛，他从垃圾桶中捞出一块脏兮兮的纱布，我立刻抓过来，叫他出去。他打了站在门口的弟弟，他的弟弟就坐在泥堆里哭了起来。我出去给了他一块糖，但是他把糖用脚踢开了。我走到雅由的地下房子门口，对他们大叫说我今天晚上要走了。

“你还有剩米吗？”雅由的妻子往上喊道，“给我们！”然后我听到雅由大骂她的声音。他走出来，抱歉地微笑，说他愿意帮我提行李。他的大眼睛盯着我看。

“你不会回来了吧？”他缓慢地说，“小雅由会想念你。他很顽皮，不听话，但是他喜欢你。”

我看着雅由。他的脸乌漆抹黑的，他微笑了，露出一排烂牙。

“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我说，我把剩米给了他们。

那天傍晚，马浪、雅由和一些十几岁的男孩陪我到监狱，我和一些士兵搭上一辆吉普前往港口。道别十分简短，没一会儿我就上了补给船，步上了回台湾的路程。

我想到约玛姑妈在我的房子里搜寻物品，想到把我当成贩卖香烟机器的老人，想到我对卡吐西的教育失败，想到雅由的太太贪婪地看着我的剩米。

我的思绪谴责着自己：“你看，你根本没有帮助这些人，不论精神上或物质上，你都徒劳无功，他们占你的便宜，他们只希望能从你身上捞到一些好处。你怎么能这样地和他们生活？你为什么不做一些有用的事呢？”

这回我的心没有回答半句话。

黑色的太平洋，永恒地展伸在我的眼前。即使在夜里，水仍然信心十足，冷眼旁观地看着这个世界，似乎它比谁都要了解。

在沉静中，我仿佛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阳台上梳着她长长的黑发，她的头微倾，口里低柔地哼着一首可爱的歌曲。

还有马浪坐在烛光下说话，他的脸上反映着黄色和红色的光彩……雅由聪智和善的双眼，还有他儿子那双很小的手……我会回去的。

里帕沙的心愿

我的朋友里帕沙心脏里有两片瓣膜不正常。他一直希望能开刀，虽然没有钱没办法，但是他还是不断期望。他今年二十五岁，经常生病。他不能工作、钓鱼，或是结婚，要是不动手术，他的未来等于一片空白。

里帕沙头一回请我帮忙的时候，我耸了耸肩，心脏手术要花很多钱，可是他家一贫如洗。但是我常向别人提起他的事，有些人很感兴趣愿意帮忙。

台大医院愿意免费开刀，但是我们要买人工瓣膜和供给血液。里帕沙很快乐，他终于有希望了。他远在兰屿的父母，看到儿子能健康起来，一定会很欣慰的。

开刀前一晚，我坐在里帕沙和他的小弟身旁。一位神父替他洗礼，里帕沙领了圣体。

“我很害怕，”里帕沙说，“要是手术失败，我父母会怪我的小弟，他的责任就太重了。”

“别担心，”我告诉我的朋友，“他们要怪就该怪我，因为是我让你动手术的。”

一群辅仁大学的女生来捐血，里帕沙的情绪高昂起来，我用肘推推他说：“你看她们多关心你。”我的朋友害羞地笑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他抬到担架上时，护士长拥着里帕沙。我看到这个热诚的中国女人眼里闪着泪水。我们推里帕沙到走廊上时，其他的护士都走在我们身边。

“你看起来像国王一样。”我告诉我的朋友。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驳斥道。但是他嘴角露出了微笑：“也许，是病人之王吧？”他看来很高兴，比生平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高兴。

我坐在手术室外等着。里帕沙的小弟和我开始祈祷。

那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越祈祷，这感觉就越强烈。我从来没想到手术有失败的可能，这些日子来，我只忙着收钱和找捐血的人，我根本没想到他要动的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手术。

但是现在，我祈祷，我知道里帕沙会死，是我让他去送死的。

然而他的小兄弟和我还是不断祈求。有好一些学生进来，想要帮上什么忙，即使他们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但是他们的诚心很明显地表露出来。

我们在手术房外等了十多个小时。最后医生出来了，他只简单地吐了一句：“情况非常糟，机会十分渺茫。”

我想找神父来，但是现在是尖峰时刻，交通太拥挤了……

过了一会儿，我站在里帕沙身旁，看到他的心脏连着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已经维持了他两个小时的心跳。

“还有多久？”我问医生。

“几乎没望了。”医生带着同情的口吻说，但是他的眼里只有疲惫的神情。

我胡乱地谢谢医生。他关上机器，用一块旧的白床单罩住了我朋友的身体。

他的小弟和我两人把他的尸体推出去，一个男护士带我们到医院后面的大房屋里，里面很黑，充满了香味。护士抬起沉重的尸体，放到小房间的台子上。尸体落到冷水泥上时，发出了沉重的声音。

他的小弟似乎到这时才了解到死亡的意义，他害怕地大叫着：“大哥！”然后投进我的怀里哭嚎。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接受里帕沙死亡的事实。我反复再三地问着：“为什么？”但是回答我的只有一片虚无。

手术没有成功，失败的感觉啃噬着我的内心，我被天主抛弃了，就像是被出卖了一样。

然后我想到里帕沙快乐的脸孔，天主没有听见他的祈祷吗？难道里帕沙不希望开刀吗？也许死亡一直是他的心愿，现在病人之王接受了他的王冠。

我想到那些热心的学生涌入医院捐血，还有许多封的信件。这么多的关心。

里帕沙的小弟因为这次的事件成长了许多。后来，我看到他的家人也接受了事实。我的悲哀和痛苦也逐渐地被心中的景象替代：

我看见里帕沙在天堂里，他唱着感激的歌，他希望我能听见。

“这是我的心愿，”里帕沙唱着，“你帮助我完成了，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

但是，这是过了多久的时间，天主的慈悲才允许我听到了这首歌。

晨光中的儿童

拥挤的货船在港口中颠簸着，就像水牛在泥中打滚一样，因为这艘船很少去兰屿，所以凡有空间，都被塞满了东西，什么宝贝都有，有植物、动物、各式各样的补给品和大大小小的人。我在一个鸭笼和凤梨树中间找到了一个小空地。

七小时的旅程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很多年轻人是到台湾工作过后，回兰屿老家去。他们耳边放着收音机，嘴里唱着流行歌。有些老人还在货船后面搭线，急着利用时间钓鱼呢。我的头靠在凤梨树上，脚搁在鸭笼上，坐得倒也安逸舒适。全船最焦虑不安的大概是那些鸭子了。

船东晃西晃的，海水哼着摇篮曲，大家各自蜷曲在自己的座位，打起瞌睡来。收音机的嗡嗡声和海潮声，使我很快地就睡着了。

过了一个小时，忽然一阵咸水袭上甲板，惊醒了大家，把我们的衣服都打湿了。我们事先毫无心理准备，就好像有人当头泼了我们一盆冷水一样。我们不管它，又安详地继续睡觉，但是海水似乎看不惯我们的自得其乐，又安排了一道大水墙挡我们的去路。船颠得很厉害，船上的东西都七歪八竖横冲直撞。这回每一个人都清醒了，纷纷抓住支持物，我脚下的鸭子也凑热闹地叽哩呱啦起来。海水冲上甲板好几次，大家都安静地等待这一段艰苦的时间过去。

我在地上铺了一小块塑胶布，从脚包到头以挡住海水的袭击。船身非常不稳，很多人都呻吟、呕吐、畏缩着找寻掩护。我身体很虚，连移动的力气都没有，我紧紧地抓着塑胶布，但是风太大了，从我的手里把布吹开，但是布的另一半还压在我的臀部下，我没力把它拉回来。冰凉的咸水又一次扑来，我像鸭子一样地颤抖着。

虽然眼里都是盐，但是我恍惚看到一个身影痛苦地往我这里爬过来。他一点一点地前进，那个人是卡吐西。一个可爱坚强的少年，头发有一层红色的光彩，乱糟糟的像杂草堆。他到我眼前时，他迅速地拉住我的防水布，用有力的双手罩在我的身上，然后整个人崩溃地倒在我的胸前，我感觉到他沉重的鼻息声。

海洋的愤怒，来得快去得也快。船上的雅美族人开始唱歌，家乡已在望了，他们高兴地大笑起来。一个人还骄傲地展示刚才惊心动魄的时刻里他所钓到的一条鱼呢！

在港口欢迎的亲友都穿着他们最好的服装。男人全副武装，穿着椰树皮的背心，头戴藤盔，手执长矛。女人身上穿金戴玛瑙，也是金光闪闪。船到的时候也是值得庆祝的大节日。

我疲倦地下了船，卡吐西把我的行李递给我。他注视了我一会儿，他嘴角淡淡的微笑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往他的村子出发了。

马浪在码头接我，他是我刚抵达兰屿一见如故的青年，矮壮，浓眉大眼，看来他的皮肤比上个月更红更黑。他告诉我村子里发生的很多事，谁过世了，谁生了孩子等等。我回教堂的时候，情况和第一次来时大不相同，小孩子兴奋地围在我身边说话，他们都不害羞了。夏天过了，一阵和风从草丛牵牛花中拂面吹来。

有一些小女孩带了芋头和地瓜给我。小雅由的父母拿了一碗蛤蜊，马浪的母亲送我一条鱼。

夏天给他们照的相片洗出来了，我拿出来让他们传阅照片里的自己。那晚我睡得很沉，第二天一大早，耳边就响起了小雅由和一些小孩叫我的声音。

小雅由

早上，我一开门，小雅由就溜了进来，我们一起吃早饭。他的眼睛有些下垂，肚子空空的。其实他在自己家里可以吃得更有营养些，但是我们两个喜欢在一起。早饭过后，小雅由替我扫地，然后抢先抓了碗盘，拿到外面的喷泉去洗。当然，他洗了和没洗都一样，碗盘还是不干净，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伤他的心。

小雅由的祖母很老，走路走不稳。她主要是帮忙照顾孙子孙女。白天她都坐在教堂屋檐下的阴凉处，看着小孩在喷泉那边玩。小雅由和他的弟弟妹妹就是她生命的全部。

小雅由一家人晚上的时候都在村子另一头新的水泥房里。他们马上就要搬家了。但是小雅由的祖母说她不要离开老房子，因为旧房子里充满了回忆，还有房子后面有一块“屋神”的木板。晚上的时候，她都靠在那块木板上，怀念死去的丈夫，温柔地哼着老歌。有时候她也会对“屋神”说话。

晚上我出去拿水时，看到了那位老祖母。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着。她走到山崖边，凝视着海洋一会儿，又转身蹒跚地踱回有“屋神”的房子。

小雅由的祖母参加教堂的晚祷。传教士唱着《万福玛利亚》和《我们的天父》，一些小孩和老女人自然地回答着。音乐飘过教堂，下了村庄，上了高山，飞升到天空。尽管这些老人小孩不知道自己在唱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们说的“道多陀”会听到乐声，对他们微笑的。

晚祷后，我带小雅由和小孩去监狱看囚犯，为下一次戏做的排演。我们走进去。我听到一声尖叫，一些犯人朝我跑来。

“你会唱美国歌吗？过来参加！”

他们簇拥我上台，吉他和鼓伴奏，我唱了《圣人行进的时候》。小雅由耐心地坐在舞台边，一堆兵士拍手唱和。犯人开始舞蹈起来。乐队越奏越大声，越来越吵，一个囚犯用英语喊道：“别唱了。”台上的人都哄了下去。

“警卫，”一个囚犯跑过我身边时说，“该是圣人行‘出’的时候了！”

我们到了后台，身兼监狱厨师的乐队指挥拿了一大桶面给我。我尽可能地吃着，小雅由甚至把整个头都埋进桶子里，他狼吞虎咽地吃，厨师在旁边看着他说：“他看起来好像几百年没吃过东西了。”

“也许他有个没有底的肚子吧。”我补充道。

“他今天整个早上都在说昨天晚上吃的大桶面呢。”小雅由的妈妈告诉我。小雅由笑得很开怀，整口烂牙齿都露出来了，他看着母亲扛着藤篮去芋头田。然后他拿起扫把开始扫地。

小雅由的爸爸请我到他家吃晚饭，食物都摆在阳台外。他最小的孩子，是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她的黑眼睛很大，大得简直全身只看到一对眼睛一样。她的手脚细得像竹竿，肚子有点膨胀。

“她病了吗？”我问她妈妈。

“她有虫，发冷发热，”她缓缓地回答，“我想你可以说她病了。”

小女孩只是瞪着我，她转向她的母亲，抓着乳头塞进嘴里。她又偏过头，向我伸出手臂来——那只手臂真瘦。

夕阳漠然地落在她的眼睛手臂和她的母亲身后。

田螺与小米

我的两个小厨师简直棒透了。他们每天下午都准备了野菜、地瓜、田螺、炸芋头和鱼，然后和我一起吃饭，他们喜欢这样，因为他们爱吃多少饭就能吃多少，而且我们的菜都是加花生油炒的呢。岛上大部分的居民都买不起油，所以都用清炒，而我在这方面还允许自己奢侈一点。

我觉得什么都好吃，唯独泥田里抓来的田螺叫我消受不了。他们抓了田螺后先煮一煮，用花生油炒两下，再加点酱油和胡椒，闻起来真香，只可惜我没口福，学了好久才学会吃的诀窍，起先还以为自己的嘴有毛病呢。坐在一旁看别人吃得津津有味真不是滋味。

现在吃饭时旁边有小孩看，已经不像刚来时那样让我心烦了。这里随时都有十几个小孩的，他们没事就来这里翻翻图画书，到我们晚饭时间，他们就让开桌子拿到木椅上看。他们知道我吃的和他们吃的相差无几，这样对我们双方都好过些。

饭后，我会讲故事或是自己看书。那些孩子念书都有朗读的习惯，就是有十几个小孩，每人各念各的，他们似乎都习以为常，毫不在乎的样子。

有时候，也有安静的夜晚，我会和邻居聊天，学雅美族话，每天不到九点就上床睡觉。

早上六点到七点学校没上课前，诊所的事常使我忙得手忙脚乱，一下黄药、黑药，一下听病人诉苦。我有两个常客，一个是个拄拐杖的老头，他每隔一天来一次，他一看到我就微笑，然后关节炎痛又畏缩一会儿，他和我握握手，就小心地走到椅子上坐，叹口气，指指他的腿。我替他擦药，看其他的小伤。事后，老头会从丁字裤上拉出一个塑胶袋递给我。“米？”他问。我常给他几碗。另一个常客是个老妇，大家都说她的神经有点不正常。她来的时候，老头就不会来，她直截了当地把塑胶袋交给我，满脸饥饿可怜的神情，我也常给她几碗。差不多过了三个月，我才发觉他们两个竟然是夫妇。

有一天早上，一个叫卡让的男孩到诊所来。他通常都很愉快，那天他却低垂着头，说他心里很难过。

“今天早上我爸爸肚子流血，”他说，“都是血。我带他到卫生所，他们给了他一些药。不过我们还是要替他打小米烧小米，这样道多陀才会高兴。”

卡让和他的兄弟带了一大把带茎的小米来。他们拿到教堂这边进行，是因为这里有屋檐可以挡雨，免得把小米淋湿。他们先在浅篮子里打谷，让谷子和小米分开，再拿出一个木头，大家轮流用杵击打。他们的身上全是黄壳。下午他们把小米烧了，拿给父亲吃。

道多陀一定很开心，因为第二天卡让的爸爸就痊愈了。

学校

李家兄弟相当不同。大李高大内向，有点聪明，但是他对教三年级的工作并不热心，他觉得大材小用。相反地，短小结实的小李很爱教书，和他五年级的学生打成一片。新学期开始，他们从台湾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和叔父，也就是学校的校长，三个人住得离教堂不远，我们共用一个水泉。

有一天，我在水泉淋浴回来后，发现小李坐在我的榻榻米上，翻阅旧的时代杂志。小雅由和他的小朋友坐在榻榻米的另一边看图画书。

“你喜欢这些小孩，是不是？”小李问我。

“当然啰。你不喜欢吗？”

“喜欢，但是孩子太多了。”

“什么意思？”

“我们学校有两百个左右的学生，但是只有三位老师。”小李放下杂志，耸耸肩说，“我叔父想在台湾找一些老师，但是没人要来。我们人手不足，管不了这么多儿童，所以大部分的小孩只是整天在教室里玩。”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

小李立刻从榻榻米上跳起来，他张嘴大笑，拍拍我的肩膀。“我就知道你会同意！”他说，“你可以讲故事，画画，唱歌，你爱做什么都可以。小孩都会唱歌，但是他们看不懂音符，你可以教他们‘哆瑞咪’。”

“但是……”

“别担心，你会是个好老师的！”小李跑出门去，高兴地把湿毛巾抛在空中。“明天见！”他从远处叫道。

我很想告诉小李我根本不懂音乐。那天我一直用教堂的风琴研究课程。第二天小李向学生介绍我是外国“音乐专家”。我弹着风琴，开始教班上唱相当简单的音谱。

不久，我发觉了一个使我不至于太过尴尬的教书诀窍。每首歌都有很多中国字，我根本不知道该发什么音。所以我先叫小孩子念一遍字。他们念的时候，我很快地写下字的发音。然后我再和孩子一起唱，一副我很了解的样子。如果我来不及记下发音，我就要求孩子把歌词再念一遍。

我的方法一直没出纰漏，直到有一次穿帮了，我们碰到了一个全班都不认识的字，我只得不好意思地跑去请教小李。

小孩子很爱画图。我喜欢看他们画，但是我一称赞他们的画，他们都好像没听见一样。我重复了好几次赞美后，他们才稍有反应，他们会笑，然后谦虚地否认。小孩子现在画完画，都争着拿来给我看。他们终于能够大方地接受称赞了。我想，也许这样能让小孩子不断地从中学习到自爱与自重。

我喜欢学校的校长陈先生，我老在想他为什么会到兰屿来，我想他说不定对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我的结论是，陈校长之所以会来，是因为他是个斗士。他很爱建造事物，而这个岛正符合他的需要。他是个魁梧、英俊的台湾人，下巴方正，眼睛锐利。他大概五十左右，但是精力实在充沛。我看他一天到晚忙来忙去的，一会儿漆教室墙壁，一下子在校园种花生，有时又和几个小孩盖新墙。

陈校长想把墙盖好，他希望学校四面都有墙，这样才不会有什么山羊、猪或闲杂人等出入。他一直鼓吹学生家长帮忙用石头建墙，但是他越声明是“大家”的学校，大家越觉得是“他”一个人的学校，所以没有家长愿意帮忙。陈校长毫不气馁，他自己带着小孩搬石头砌墙。那些小孩当然唯命是从了。

远足

学生最爱出去郊游了，在集合前两个小时就到学校等候。每一个学期学校都有一次远足。对村子里较小的孩子而言，他们很喜欢到山那边的依洛奴米路村去，因为去的机会太少了，虽然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但是有很多人都没去过呢。

我们从教堂后面的路往上爬。路上有一些老人，还有二十几个家长随行，男人拿着长矛全副武装，说是为了保护小孩，不受鬼怪骚扰。

“我真希望他们留在家里！”大李走过老人的时候说。我们两个并肩走着，陈校长在我们前面一点。

“你为什么不希望老人来？”我问大李。

“因为他们的老习俗和迷信摧毁了一切。”

“我喜欢他们的文化。”我不知道自己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争执。

“文化？”大李惊讶地瞪着我，“这些人没有文化。你看他们吃的，地瓜和芋头，没有蔬菜，他们不用筷子。我们再教都不管用，他们就是不愿意改变，吃饭前也从来不洗手，你称这个叫‘文化’？”

“我是说他们生活的方式，简单朴实，在传统方面丰富充实，和我们比较起来更是如此。为什么要改变这一切呢？”

“那你是很满意他们停在悲苦的现状了。我想你也许还想把这个地方保留做人类学家的研究地方，或是供做观光客欣赏的动物园吧！”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记起伊莉莎白那天对我说过的话，于是我说：“很多人到这里来，根本没去发掘雅美族的好处，也没真正帮上什么忙就走了。”

“哦，那也有像你这样的人，一来就说这里什么都好，兰屿是天堂，岛民都是圣人。他们不会做错事，他们什么也不需要。这就是你所谓的帮忙吗？”

大李的反驳刺伤了我的心，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戒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说的有三分道理。我打算去爱，难道只是浪漫者的追求吗？我再三强调要分享，这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吗？我真的无视于人民的要求？我想回答大李，但是我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表明我的感受。一阵难过的沉默。陈校长打破僵局，为我们两个打了个圆场。

“钟鼎山林，各有天性，有人爱教书，有人喜欢绘画唱歌。我喜欢建造事物。所有的方式都是对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改变雅美族人，他们会讨厌，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接受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也会讨厌。适合每一个人自己的路就是正确的路。”

我们到了依洛奴米路村，大李带小孩去看一个像多福圈一样的怪岩石。但是老人家猛摇着手臂反对。大李嘟囔着：“迷信！禁忌！”他叫小孩跟着他。我们走过去，老人严肃地跟在后面。

“他们说这里有很多鬼。”一个小男孩对我耳语。

小孩爬上岩石，老人指着岩石和水中间的一个洞高声地说话，小孩子围过去，他们张大眼睛听着。

“这里有一些死人骨，”老人说，“这些人原来住在较小的岛上，后来洪水把他们冲到这里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他们的骨头还在这洞里。”小孩子敬畏地看着多福圈形的岩石。

“老是迷信！”大李摇摇头说，“这些老人为什么不留在家里？”他爬回原路上，微笑地对我大叫：“你最好快点回来，不然鬼会把你抓走了！”我们都笑了，出人意料之外地连小孩子也笑了。

被鬼抓到了

陈校长请我到他家吃午饭，他家就在教堂附近，李家兄弟也在。吃田螺的时候，我吃半天都吃不到，他们都笑得稀哩哗啦。我猛吸几口，肉还是没出来，我真恨不得连壳一起吞进去。

我们正吃到一半，小雅由跑进来说，他的妹妹被鬼抓到了。

“先吃再说，”大李摇摇头说，“鬼会等你的。老是迷信！”

我尽快吃完，也尽可能不冒犯到陈校长和李家兄弟。然后我跟着小雅由到他家。一路上都有竹竿相连，一直排到小雅由家。我知道这是用来驱邪的。

我到他家时，看到两个老男人全副武装，蹲在门口。他们没有和我打招呼。小雅由三岁的弟弟手中抓了一把重匕首，面有惧色地坐在他们中间。

房里，小雅由的妈妈手里挥舞着刀子，她悲伤地唱着歌，老祖母在她旁边敲锡盆。小雅由的爸爸痛心地倒在角落。

小雅由的小妹已经死了，但是更使人吃惊的是，她才刚死就被埋葬，这是雅美族人的习俗。我简直不敢想象，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竟然已经入土了。我想起她曾看着我，向我伸出她的小手来。

外面的一个老人站起来，对里面大叫大吼。雅由很快地起身，穿上椰树皮背心，肩上挂着一把匕首。他拿了头盔长矛，冲出房门，和另两个男人走到山下。

我看到他们到了村边的一块空地上。他们的面前，有一堆绿草和干麻。那是小女孩的墓。他们先谨慎地靠近，然后奔向墓前，用长矛猛刺绿草。他们像被人追赶似的撤退，又卷土重新攻击，嘴里拼命大叫。攻击三次后，他们排成单列走回家。

小雅由的妈妈立刻把孩子叫过来，窝在角落里，她手里紧抓着刀子。三个男人在房里滚进滚出，用长矛猛刺空气。我悲哀无助地坐在门边，心里一点主意也没有。

过了一会儿，男人卸下装备，坐在地上，沉默地嚼槟榔。小雅由坐在弟弟旁边。没有任何人抬起眼来。

我沿着竹竿走回教堂。马浪在他的家门口叫我。我走过去，他问我在做什么。

“只是走路而已。”

“你有皮肤药吗？”

“在袋子里。”我打开医药箱。但是马浪抓住了我的手。

马浪望进我的眼里问道：“你刚才去哪里？”

“我去看小雅由的父母。他的小妹死了。”

马浪的态度忽然转变。

“改天吧，”他说，“天快黑了。你最好早点回家。”他匆忙说了再见，温和地把我往教堂的方向推。要是别的时候，他一定会邀请我到他家吃地瓜的。

生活点滴

我在老马杂货店买了一罐鲔鱼、一罐凤梨和两块圆饼干。老马好心地替我打开罐头，我往海滩走去。

三个小孩跟在我后头，指着我手中的食物。我迅速地走过他们，但是鲔鱼的汁不小心溅到凤梨罐里去了。等我坐下吃的时候，那味道使我恶心透了。我把两个罐头都给了小孩，他们高兴地跑开了。我闷闷不乐地啃着饼干，注视着海洋。

真静，大海沉寂空旷。

“主啊，你在哪里？”我祈祷着。

我注视着海洋良久，和风缓缓吹起。远处，波浪在岩石前碎成千万朵星光。黄昏降临，带来了她亦喜亦忧的歌。

傍晚的岛很美，彩霞满天。但是天黑时，夜晚的昆虫都醒了，出来觅食。婴儿边吃边哼，做父亲的抚摸着肿胀的伤口，低声地说些安慰的话。

有个小女孩又咳又哭，她母亲一直想使孩子停止哭闹，她做了芋泥叫女儿吃，但是她哭得更大声，把食物推开，好像窒息了一样。小女孩一直要呕吐，她母亲抓稳她的头，一长条黑色的虫从孩子嘴中滑出来，掉在地下，蠕动了一会儿，那母亲光着脚把虫踩扁。

一个婴儿的脚趾被石头割伤了，绑绷带时，他痛得叫起来。他干哭着，伸手抓妈妈的乳房。地上有一只饥饿的小鸡跳起来，猛啄了一下绷带，血又流了出来，小婴儿悲鸣着，他爸爸用手背敲着小鸡的头，鸡子愤怒地飞离。

女人大清早就到田里去，带着大竹篮和铲子去工作，腰际挂着一个小锡罐，里面装了烟蒂、火柴、几张报纸和槟榔。女人在田里检查地瓜的情况，赶走羊群，拔野草，挖一些较大的地瓜回去当晚餐。她们的手指甲里都是泥土。太阳当空照着。汗珠大颗大颗地滚下，全身都湿了。

有时候一些老女人边挖边脱衣，让微风吹拂她们长坠的乳房。风再吹起时，她们会哼起很久以前的歌，回忆与缅怀使她们又充满了生命力。

黎明时男人已经扛着桨在海滩碰头。他们把桨牢牢地捆在木舟旁边，有两人、六人和十人的三种。他们把沉重的黑网和一两枝槟榔放上船，然后坐在岩石上抽烟聊天看海，心里想着大海今天会给他们些什么。

他们用力地推舟入海，木头刮到利石时发出的摩擦声划破了寂静。在田里干活的女人都会回头，看能不能认出哪一个是自己的丈夫。

男人合力迅速地划船，嘴中一致喊着：“嘿，嘿，呵伊哼哆嘿！”他们又开始了讨海的生活。

道多陀看到了雅美族的岛，祂慈悲地伸出手来，让大海给予他们无尽的财富。他们拉起了满网的收获，兴高采烈地笑着，因为他们知道祂是钟爱他们的。

依凡瑞奴之夜

每个星期五放学后，我就收拾了药和香烟，爬过山到依凡瑞奴村去。有时我早点出发，就可以躺在山顶上，柔嫩的草坪像地毯一样舒适。整个礼拜被孩子吵得不得安宁后，这真是个难得的享受。

有一天，马浪说要和我一起去。他故意走得很慢，因为他希望我们到依凡瑞奴村时已经天黑了。

“都是老人家的关系，”他说，“他们一看到我就开始说东说西，依凡瑞奴的男孩都会嫉妒我，所以我去那里看女孩的时候，一定要晚上去，在天亮前回来，这样才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到达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到马浪朋友家的路上还尽挑暗处走。他朋友叫塔马能，他的小工作房里有一堆少年，他们显然都认识马浪，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嫉妒他的意思。塔马能和马浪年纪差不多，也还在找太太，因为他的上个女朋友把他抛弃另结新欢去了。

房子和一间帐篷大小相同，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作房里的玩意儿倒还不少。墙上都刻着一排排的鱼，还漆上白色红色。“这是我爸爸捕到的第一条鱼，”塔马能指着墙上说，“我们对这条鱼有一种特别的敬意。”

塔马能在地上铺草席，放上厚棉被，房里只有一支蜡烛，烛光在墙缝的风中摇晃着。火熄了以后，塔马能摸黑捞出火柴把火又点上。塔马能把收音机转到最小，我们就躺在草席上睡觉。马浪一直用雅美语说话，其中夹杂着“国语”，我只听得懂一点。

“……他一定是吃药了。”我听到他说。塔马能转过头秘密地问我是不是有吃药。

“什么药？”

“就是那种吃了就不会想女孩的药。你能给我几颗吗？”

他们说到半夜，忽然一阵骚动，男孩全站了起来。

“是不是去抓鱼？”我问。

“不是，”他们说，“去找女孩。”

过了一小时，他们回来了。

“运气好吗？”我问。

“找到三个，但是她们溜了。”马浪笑着说。

过了几小时，他们又毛躁地爬起来，大叫：“天亮了！”

“现在是弹吉他的好时刻。”塔马能说。我到处找马浪，但是他们说他已经回去了。其他的男孩冲了出去，跑到山上的溪流里洗个干净。我听到吉他的声音，就像是等待着山头的曙光相互配合一样。

猎猪记

依凡瑞奴村的罗慕朗骂我说怎么不先到他家吃饭。“以后你到我的村庄，一定得先上我这里，”他说，“然后你才准到别人家去。”罗慕朗是依凡瑞奴村的教会传教士，也是村里最受敬重的人，身份地位就像是酋长一样，但是雅美族没有酋长，他们有的是极受敬重、心地仁慈的勇士。罗慕朗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看到同胞有困难，立刻毫不迟疑地前去帮忙。

我们正在吃饭，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蹒跚地走到门口。他坐在罗慕朗家的地上吃槟榔，他们谈了一会儿，罗慕朗就问我说：“你想去猎猪吗？”他解释说老人一年前丢了一只大猪，大猪逃到山里去，变成野猪了。最近，有几个人看到了那只猪。罗慕朗组成了一队人，想替老人找回猪来，同时，几条小猪也不见了，可以一并捉回。

罗慕朗在额头上绑上一条毛巾，把头发固定，腰上系了一把刀和网袋。他站了起来。他的身材高瘦，但是非常结实，身上都是肌肉。“走吧。”他抓了一卷绳子。

在村庄不远处的地方，人越聚越多，差不多有三十个左右。他们坐在一块陡壁上俯视下面的丛林区。罗慕朗突然起身，大家也跟着站起。他的头骄傲地仰高着，看起来比别人都高出一截，他嘴角的一丝笑意扩大为一种自信的微笑，他轻快地走下山，越走越迅速，其他人陆续地跟在后面。罗慕朗高呼一声，大家大叫着地围了上去。顿时人叫声、猪叫声混成一团，分也分不清楚。四个人立刻冲过去抓住了四只小猪，猪仔在他们的手里拼命挣扎好像到了喂奶时间的婴儿一样。

再下来的搜寻工作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大家分散各处，爬到黑暗的地方和任何一条小道上，但是仍然不见猪迹。有人爬到高树上查看，也不见那条猪的影子。我手中紧紧握着一根木棍，准备野猪随时会向我冲来，幻想着到时我给它当头一棒，或是绊它一脚，这样我就会变成村子里的新英雄了。在我上面区域的那个人还真有闲情逸致，他带了两个凑热闹的孩子一直在抓彩色的昆虫，一方面虫卖了可以赚钱，另一方面打发时间好玩。

没有人找到猪，倒是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满载而归”，凡是容器什么香烟罐里，都塞了为数可观的彩色昆虫。捕大野猪的事没有成功，但是大家似乎都不太在意——大概是除了那位老人以外吧。

星期天晚上，罗慕朗要到别村去主持祈祷，他叫我代替他进行依凡瑞奴村的祈祷会。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也不知该怎么做。“没关系，”罗慕朗说，“反正是天主在领导。”

我就开始了。我们坐在教堂旁边的房间里练习圣歌。来参加的多半是少年。

“我们要继续唱吗？”我问坐在身旁的男孩说。

“我们先进去祈祷好了，”他说，“你可以带我们祈祷。”

大家都点了头，于是我们走进教堂。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才好，“国语”的《万福玛利亚》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小声地对那个男孩说：“你可以，呃……念《万福玛利亚》吗？”

男孩吟诵着，结束后，教堂又归于寂静。

“主啊，我们爱你赞美你，”我祈祷着：“我们需要你的爱，一切都依靠你。我们知道你不论白天夜晚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想和你交朋友。”

我停了：“有没有人想做补充……”没有声响。我们唱了一首圣歌。我身旁的男孩开口了。

“请替我生病的叔父祈祷。”

“还有我的祖母。”一个小女孩祈祷着。

“希望我们到山里去的时候，不会有蛇咬我们。”

“谢谢你给我们食物。”

“和衣服……”有一些人格格地笑了，我们唱了《我要把爱心播在这世界》终结。

离开教堂时，我看似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笑容，我的心里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我真不该担心的，罗慕朗说得对：是天主在领导仪式。

第一艘船

富乃做他的船做了整整十个月，完完全全是他自己一个人造的。开始时，他到山上小心地选择木头，用他的手斧头砍树，切割成二十四种不同尺寸的厚板。他先做船脊骨，然后补上船头船尾的部分，再用好几百颗木钉把旁边的木板固定，板和板之间，他还塞了棉花状的东西防止漏水。船组合完成以后，他又用凿子将粗糙的地方磨平，直到船身和他古铜色的皮肤一样地光亮为止。

富乃这个人和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他的独立性和果断力特别强。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他的阳台里，欣赏着他刚漆好的船时，他告诉了我他的故事。

“大多数人造船的时候，多半有父亲指导，而我没有，所以我必须自己摸索。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妈妈——我有时恨她，有时又爱她，我不知道……在我五岁那年，日本军撤离，父亲刚死，母亲怀孕生孩子，但是孩子生下后，活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母亲那年十七岁，生产后，身体非常不好，连站都站不起来。”

“我那时候太小，根本不懂什么事。我知道婴儿死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又没力气，更别提埋婴儿了。她叫我去找祖母。但是祖母害怕小婴儿的鬼魂，不愿意来。我就去请别人来帮忙，但是没有人敢踏进我们家门。他们都怕鬼。”

“过了几天，死婴儿还在房子里，我虽然才五岁，但是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所以我跑去找警察，终于说动了一个警员到我们家来，把小孩给埋了。”

“从那时起，我就变成和其他小孩不同。我心里怨恨母亲。我从此紧抿着嘴，很少讲话。我知道这不是她的错，但是我仍然无法忘怀她所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我在学校毕业以后，老师希望送我去台湾读书，但是我母亲不答应，她说太危险了。我们那时还有一块地，在村子南边有一块芋田。但是那块地说要盖新监狱。他们当然有付我们钱，但是钱哪有什么用？后来一些官员问谁想建水泥屋，那时候村子里没有水泥屋。因为我有卖地的钱，所以我自告奋勇去盖。”

“那年我二十岁。我盖房子需要有人帮忙。但是没有人愿意。所以我只好日复一日地自己一个人搬沙堆石头。房子盖了很久才盖完。然后我想结婚。我和一个女孩很好，她决定嫁给另外一个到台湾读过书的男孩。她说她真的是比较爱我，但是我没田又没受过教育，所以她不能嫁我。因为我很爱那个女孩，所以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娶。后来我遇见一个女孩，我们结婚了。她们两个完全不同。我太太的皮肤黑，生下的孩子都是黑皮肤，我以前女朋友的皮肤却像沙子一样白。”

富乃钟爱地注视他的船。白色的油漆在薄暮中反映出浅蓝色的光彩。

“明天我要让它下水，看看是不是艘好船。”他说。他沉静的眼神就像夜晚的大海闪亮默然。

道多陀的世界

我到的时候，纳钦的那栋大房屋里，已经拥满了人。天花板上的一盏小灯散发出柔和的光亮。纳钦坐在第二层地上。他长得和一般人一样，身体矮小，有点肥胖，脸孔十分友善。从外表上看起来，没有人猜到纳钦会是一个先知。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是个先知，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先知的。

“是从他小儿子死的时候，”独力造船的富乃告诉我，“他的三个儿子都死了，也许是道多陀可怜他，给了他这种特别的能力。”

纳钦坐在上面，往下看着我们，他伸出手臂，有节奏地说话，全间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是我知道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话，还有别的什么。

“他是以道多陀之名讲话，”富乃对我低语，“他的灵魂和道多陀在一起。他说道多陀那里遍地都是黄金，还有数不尽的牛羊猪。”

先知大概说了半小时左右，他说完后，大家低下头，开始唱歌。

“祂在指示我们，”富乃接着说，“祂叫我们要辛勤耕作，不要偷懒，这样才会有食物吃。明天，纳钦要宰条猪祭祀，所以道多陀很高兴，挑选了这个时间对我们说话。祂还告诉我们就这样过活，努力工作，不靠外界的帮助，不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先知在低声告诫的时候，富乃说了更多关于先知的事给我听。

“每一个村子都有这样的人，”他说，“他们就像神父一样。我们村子最伟大的先知曾是士灵易。他出生的地方离‘开始’的地方很近，就是天上石头掉下来那个地方附近。士灵易就像耶稣一样。他经常听到道多陀的声音，道多陀会教他怎么样造船怎么样抓飞鱼。”

“我们相信世界上有两个‘耶稣’，一个是你们的耶稣，就是留胡须的那个外国人。祂很聪明会写字，祂照顾外国人。另一个耶稣就是像士灵易那样的先知，只看管我们雅美人。他没有那么聪明，但是很肯干，他造起船和抓鱼时更有一手。”

“先知各方面都帮助我们。例如，有人的地瓜被偷了，他就要向先知报告。如果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也要向先知承认他的罪行，否则他一定会得到惩罚，遭到天谴。”

纳钦缓慢地说话，字句温和地传到远方的夜里。他讲完以后，斜倒在地上。附在他肩上的神灵离开他了。他的灵魂刚从道多陀那里回来。

一大清早，月亮还苍白地挂在天空时，纳钦热切地宰着一条大肥猪。他先用长刀割破猪的喉咙，把猪搁在一堆草上。他们又在猪身上撒了几把草，开始点火，把毛发全烧掉，只剩一个又硬又黑的东西。纳钦把猪洗一洗，就开始肢解。

他从脸部一直切到背部，然后割掉脑袋，他把猪翻过身，从中间剖一刀，用血淋淋的手拉开肉。他小心翼翼地取出内脏，交给旁边的儿子，那小孩拿去喷泉清洗干净。他把肠子切开，让里头的脏东西掉出来。纳钦把肉分配好，每一个人都有得到自己的一份。

纳钦抬起头来对我笑着。他拿着滴滴答答的猪心，问我要不要。我接受了礼物，但是后来我转送给陈校长，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煮这玩意儿。

纳钦自己拿了一些上好的肉，放在竹篮里。他太太把一些热腾腾的芋头、地瓜和小米团一起放进去。祭祀牺牲的节日快到了，亲戚也送了他们一些羊肉。

祭祀节日到的时候，男男女女站在沙滩上的悬崖边，较老的男人头上都戴着银盔，听说这些盔是得来不易，是用日本铜币和以前人从外岛带回来的银子熔铸的。他们的缠腰布和背心都下过水洗过，每一件都是难得的干净。女人们也穿着最美丽的衣衫，胸前挂着很多串项链，在岩石上摆首弄姿，看起来都挺时髦的。

男人严肃地走到海滩，他们一手夹着满是供品的竹篮，面对波浪排成几排，然后安静地坐着看海。先知吟诵一段，其他人开始唱歌。一个穿长衣的老人，拿着匕首站起来，大声告诉其他人，接着先知和其他几个长老都各自发表简短的演讲。训话结束后，男人又唱起歌来，然后迅速地走开了。仪式完毕。

他们一离开海滩，年轻人就匆忙地冲到供品前。“别担心，”我们走开时，富乃告诉我，“他们不会吃的。供品是给道多陀享用，请祂保佑我们农畜丰收。现在只有猪能吃这些东西，这些青年人只是监工而已。”

傍晚的时候，村民又回到海滩，他们在月光下唱歌欢笑讲故事。然后该跳舞了。那晚唱了很多，跳了很多，但是我最记得的是最后那个永恒的时刻。

每一个人手挽着手排成一长列，跳舞的人越多，队伍就越长，我们这条“人蛇”在月光下海水旁扭曲摇摆。一个穿红衬衫的男孩有力地稳住队伍，他跳我们就跳，我们的脚一致地起落在沙地上，他叫我们向前推，我们就向前推。

交错的手臂传来了阵阵和谐的波浪，舞蹈的节奏抓住了我们的心。这一切都太美，像一场梦般地不真实，在舞蹈的高潮处，我真的觉得我们和大地、海水、星光已经完全合而为一，融成了一体，也许我们真的置身在道多陀的国度里。我很想找个人问问眼前的一切是否为真实，我往外看去，但是除了舞者外，外面都没有人了。而身在其中的人怎么会知道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快乐的节日

十五岁的贝娃是个苗条、可爱的女孩，刚好是不大不小的年龄。她的头发很长，像黑纱一样地披在肩膀上。贝娃个性害羞内向，使得她更可人了。她去过台湾，在山上砍草工作，也学到了阿美族的舞蹈。她教小孩子跳舞已经一个月了，每天晚上都在教堂练习，准备耶诞节表演。对这些孩子而言，跳舞是家常便饭，跟一般人走路没两样，所以贝娃教起舞来没什么困难。

耶诞节前两天，我装了一袋香烟和糖果去最偏僻的依拉拉来村。

依拉拉来的气氛很浓。我每次去，都会有一种美丽与不安的感觉。美是美在这里很真，很淳朴，丝毫没有被外在世界感染，但是不安是在于这里很封闭。只要你身在依拉拉来，你就无法不沉浸其中。他们没兴趣改变，他们对目前的生活十分满意，也过得相当快乐。

我有时候会觉得那地方很无聊，太乌托邦了。但是也许因为我是局外人，无法感受里面的乐趣与奥妙的关系吧。每次我来，心里就有一种想投身而入的渴望，到时候却又忽然却步。

巴卡尼是村里教堂的传教士。他受到全村村民的敬重，因为他不但有卓越的领导才能、钓鱼和建筑技术，为人幽默，同时是他建议村民开办第一个合作社的。依拉拉来村没有店，所以巴卡尼找了二十个人，每个人每个月交一点钱出来，大家分红，这样村民就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肥皂、速食面、糖果、火柴和糖了。

我给了巴卡尼一些耶诞卡。他怀孕的太太害羞地拿起一张卡片说：“我先生知道这个故事。”她每拿起一张卡片，就说她先生知道里面的故事。她似乎对有这么一个博学能干的丈夫感到非常骄傲。

那晚的祈祷仪式中，巴卡尼轻柔权威性地说着，群众都敬畏地聆听。他一面布道，他两岁的女儿就跑到祭坛前面舞蹈玩耍，也许她觉得大家会像注意她父亲一样地注意她吧。有一下，她滑倒了，她母亲急忙跑上去把女儿拉回座位。

祈祷仪式过后，依拉拉来的村民就欢欣鼓舞地大跳起来，其实离耶诞还有两天，时候还早呢。他们是特别为我而表演的，我心里很感激，也拿了糖果和香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第二天我经由依洛奴米路村到依凡瑞奴村去。罗慕朗已经准备好了耶诞大典。他的布道加上赞美诗整整延续了两个钟头。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打瞌睡，不过我想他讲的一定是声色俱佳。

然后，还有一出圣经故事戏，由当地的少年演出。他们用竹子和麻草建了一个大马槽，草中间放了一个黄发的小娃娃。演玛利亚和约瑟的男孩女孩绕了教堂五圈以后，到了“伯利恒”，他们挤进马槽里，拿出里面的小娃娃。在演戏的高潮处，希律王派士兵去寻找新出生的国王，二十多个少年围聚在一起，大喊“杀！”幸好这时候戏就结束了。

马浪和两个朋友也到了依凡瑞奴来在窗口看戏。戏演完时已经快午夜了。我和他们一起越山走回依穆路。满天星斗，天气这么好，明天一定会有船来。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船到兰屿了，飞机也停开了。杂货店没有香烟，对整个岛而言，实在是悲剧，就连我们走的时候，他们三个有时还不自觉地在草堆里寻找烟蒂，剩下的烟草还可以卷成新烟呢。

到了山顶，眼前一片美丽的景象，整个村子散布着点点小光，等走近一些以后，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蜡烛光，小孩子们都出去报佳音了。依穆路村是一片祥和的气氛。

凌晨一点半左右，我们到了依穆路，我干了一件鲜事。台东的教会修女送了我几盒东西，包括速成布丁、果冻等，我全吃了，不过我当然是很聪明地选择教堂没人或是人少的时候动口解决的。虽然我知道这违反我的原则，但是实在嘴馋没办法。

不过我还有一箱没开，那是一盒从国外来的做蛋糕的材料，我光看到盒子上印的蓬松的蛋糕，就不禁流口水，可是我还是强忍着，去吞我的炸芋头和田螺。

我准备将蛋糕留到特殊的场合才做了吃，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烤炉，一方面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蛋糕，所以就暂时搁着。

今晚是耶诞夜，我实在忍无可忍，趁马浪和另两个男孩熟睡之际，偷偷地把混合材料拿出来，加上牛奶和水搅拌，照着简单的食谱去做。

我辛苦地搞到四点钟，然后退后几步，像艺术家一样地欣赏自己的创作，油炉上是三块巨大柔软的饼干，每一块都和锅子一样大小。真辜负了发明蛋糕混合物人的美意。

我把这三个杰出的“蛋糕”搁在桌上后就上床睡觉。等我一觉醒来时，马浪和他的朋友已经走了，我的三块超大饼干也飞了。整桌只剩下面包屑而已。真是耶诞快乐！

那晚贝娃带孩子跳舞，一堆老女人也穿着传统服饰来表演头发舞，把长发甩上甩下的。马浪看着老女人时，厌恶地摇着头说：“我们年轻人跳得比她们要好。”老女人跳完后，马浪带他那一群上台跳蛇舞。

“以前只有女人跳舞，”贾坎告诉我，“但是我们到台湾以后，从阿美族那里学了不少，带回来再加上自己的样式变换。现在，我们的舞要比阿美族跳得强多了。”

这次耶诞节我只差一个村没去，那就是靠近港口的椰油村。因为我的糖果和香烟都分光了，所以我去那里实在不好意思，两手都空空的。

好在耶诞节来了一艘船，据说有两包要给我的东西放在椰油村。我去了一看，正好就是我缺少的糖果和香烟，是贺神父和台东的修女寄来的。不过有一些速成燕麦粥和几罐食物上面写着：“不要给雅美族人，这些是专门给你的！”

有了这些及时宝贝，椰油村可以开个庆祝会热闹了。

肥皂

两个月前有五个美国人意外地造访，他们来看看岛上是不是需要福利品，我请他们到山上教堂，喝了我最后剩下的一点咖啡，然后带他们参观几个村落。其中有一个牧师问我岛上的人需要什么，我想到每次村民都给我看各种皮肤病，于是我回答说医药和肥皂。牧师似乎有些不耐烦，耸耸肩说他们“会送来够洗整个岛的肥皂来”。事隔两个月，我不知道他们是真想帮忙，还是礼貌说说而已。

结果事实证明一切。有一天一个美国军人出现在教堂门口——还有一千五百块各种牌子的肥皂，他问我要放在哪里。驾驶员多伦载了三趟才把一行若干人（包括一位犹太医生和他太太和一名肥胖的红十字会人员）以及供给品、礼物统统载完。

犹太医生是特别来教我如何用药的。在他们走以前，那个好心的胖红十字人员往我口袋里猛塞了一些小礼物，什么童子军刀、鲔鱼罐头倒还不少。他还一直对我说：“小子，你做得不错，在这里做得不错，真不错。”另一个军人给了我一个足球。

贺神父定一天为“肥皂日”，每一家领两块肥皂。美国人倒是没说假话，真的送“够洗整个岛的肥皂”来了。

巴阳

中国新年。三十个囚犯奋力地耍着一条红色的长龙穿过大街小巷。我观赏了一会儿，就前往椰油村，那里的犯人邀请我参加他们新年聚会。

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忽然发现巴阳和几个雅美族人坐在最后一排。我记得他。那天晚上跳舞时，他就是那个穿红衬衫领导我们的人。我一边唱，一边对他微笑，尽管我们距离老远，但是我几乎敢说他知道我是在对他笑，因为他也回笑了。

节目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彼此恭喜，乐队的人请我留下吃晚饭，在大家的笑声之后，我看见巴阳站在空地后面盯着我看。我走到他面前，他说了一句：“你吃饱饭过来，我会在村子里等你。”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饭后，犯人和警卫在那里大干米酒，我偷偷地溜开，跑到村子里去。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巴阳在那里等我，他抓住我的手臂，就往港口跑。

“我们到哪里去？”我问。

“去看电视。”

“电视？”

“嗯，赶快，要不然来不及看《沙漠之鼠》了。”

全兰屿只有三架电视，但是依穆路村的那台接收不到，依拉拉来村没有电，只有椰油村警察局的这台可以看。警察欢迎大家去看，他们知道这是改变文化的一个重大因素。

警察局前面的光景就和户外电影差不多，小孩子拼命挤到前面，把老人丢在后头。巴阳说看电视可以让小孩子学到很多事。

“他们会唱广告歌，”他说，“而且也会玩打仗的游戏。”

警察局的发电机只开到九点半，我们走回巴阳的家里去。

巴阳的表情转变得很快，一会儿还天真开心地笑着，过一会儿又变得忧郁起来。他二十四岁，好心而且敏感。烛光照亮了他一半的脸孔，他的脸另一半是深棕色。我谈我自己的生活，巴阳很感兴趣，接着他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

“失去父亲很难过，但是至少还能适应过去，”他说，“但是失去母亲简直是令人无法忍受。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从此没有人替我们到山上捡拾食物。有时候我弟弟会去挖芋头，有时候我去，我小妹长大了一点后，也会帮忙。”

“三年前，我小妹到台湾去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里需要她，因为家里没有女人，当然我有个嫂嫂，但是她很自私很懒惰，常常只挖她先生和她两个孩子的份，有时她还禁止我父亲和他们一起吃饭，害我父亲必须自己亲自上山挖芋头。”

“我想结婚，但是这年头找个好妻子可是不简单。我曾经和山那头的一个女孩订过亲，但是她父母不准。她说她如果不能嫁给我，她就要嫁个老士兵。我叫她不要，但是两个礼拜后，她真嫁了。女孩子就是那样。才十七八岁，她们就这么会变心，她们只知道钱和享受。”

“我小弟长得很英俊，是个好渔夫。我记得我第一次带他到台湾，他那时才刚毕业，我带他去看电影，耍了他一招，我没告诉他看电影要先买票。我就这样让他走到戏院里。他被逮到时，简直是羞透了，但是后来他对我开的玩笑也是一笑置之。”

“我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那年他才十七岁，已经和我好朋友的妹妹订了婚。他的腿开始痛，过了几天连路都不能走了。我写信叫小妹回来，但是她没有回来——我永远不能原谅她这点。她再也没有回来。”

“他只病了一个礼拜。他躺在那里的时候问我，‘巴阳，我会好吗？我们还能再去看电影吗？’”

“他死了，我哭得非常伤心。每一个人都哭了，尤其是跟他订亲的女孩最痛苦，因为我们都很爱他。我真的永远都不能原谅我妹妹，他死的时候竟然不在他身旁。”

巴阳缄默了，他点了根烟，靠在墙壁上望着黑暗的天花板。

“我父亲问我找到了妻子没有。他一直很急，因为还是没有人替我们挖食物。我告诉他，我不想娶漂亮的女孩，因为她们都太懒了，而且老是心花花地看着那些士兵和犯人。我想娶个肯苦干的女孩，这样她才会到山上去挖芋头。我父亲同意了，后来我就娶了一个太太。”

“我盖了这间小工作房。我们的家在隔壁。我父亲和她父亲是好朋友。现在我抓鱼，并且帮我太太的父亲工作。她母亲煮我的鱼，我和他们一起吃芋头。因为她家有七个小孩，我每次一吃多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她对我很好。”

“我盖了这栋房子后，我太太就到台湾去工作。我叫她不要去，但是她说她需要钱买衣服。她说她劝我别抽烟少吃槟榔时，我不听，那我劝她不要去台湾，她也不要听。”

“不久我也要到台湾去。我太太和我要在山里面做事。我们在那里可以赚钱在这里是没办法的。”

我注视着巴阳，心中忽然有一股冲动想跟他一起去山里。

“我想和你们一起到山里工作。”我说。

巴阳只是对我微笑。

巴阳的房子好小，我的头靠在前面，脚已经伸到后面外边去了。早上我们吃过了饭，巴阳拿水桶去打水，因为他听说美国人喜欢配水吃饭。他在角落的一个大罐子里乱找乱翻，把各种东西、衣服、捕鱼工具，全部捞了出来，最后他拿出一个小硬纸盒。他小心地打开，拨开包装纸，虔敬地拿出一个全新的玻璃杯。他很仔细地清洗，还特地到阳光下检查，最后把滚水倒在里面。我用双手握住了他给我的杯子，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

“明天，”巴阳告诉我，“我们要叫唤飞鱼，飞鱼从菲律宾来，会听到我们的呼唤。每一年这时候是飞鱼季节，我们努力工作，都可以吃得很饱。我们会有一个仪式，表示季节开始。明天同时也是新船下水的好日子。”

那天晚上，我们看完电视后，很早就睡了。半夜两点半，巴阳叫醒我，问我几点，因为仪式要一大早举行。四点、五点他又各问我一次，到最后天亮的时候，他反而累得几乎起不来了。外面大家都很兴奋，每一个人都走向海边。

船朝着海洋一列列地排着。男人又戴起了珍贵的银盔、手镯和项链，他们爬到船上，大声地唱着：“哦，你们四面八方的鱼，到我们的渔区这边来吧！”

唱完后，每艘船旁边要宰一只鸡，男人和男孩围过去，用指尖沾血，跑到水中，把血涂在湿石头上，有些人把血涂在竹筒上，事后竹筒还会被带回家，当作避邪的物品呢。这个仪式的目的主要是吸引飞鱼到海边来。

过了一会儿，十个人抓住一艘新建好的轻舟，使力推下海中。他们歌声一致，船一进海，他们就跃入船里，有规律地划着桨。划了一阵，船手就站在木舟上，齐声呼唤飞鱼。无尽的海洋伸展在他们的面前，在星光下的寂静中回答他们。

烦恼

在这个人间天堂里倒也有不少烦恼。首先就是食物，不是没有，就是不够。上次的台风侵蚀山坡，留下了很多盐分，地瓜长不起来，冬天的植物也泡汤了。这几个月来，大家只有芋头可以吃，因为芋叶的生命力强，台风奈何不了它。但是光吃芋头也不是办法。岛上没有地方买米，老马杂货店也只卖少量的面粉而已，根本不敷所需。所以人们都找上教堂来了。

我写信给贺神父。他隔一段时间都会寄一些米麦来，我就拿来卖掉。但是供不应求，不管寄多少来，还是不够。再加上每次米送到的时候都是时候不对，老是碰到下雨，搬运和卖米简直是吃大苦。而且总是有人没分到，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更别提那些没钱的人了，他们只能啃着越变越小的芋头充饥。

每天都有人到教堂来问我有没有米，米什么时候会到以及我能不能卖他们一点点。有个一只手臂萎缩的老人，因为他不能工作，所以常到教堂来讨钱，我会给他几块，然后他会把钱还给我，表示他想买一点米，我摇头说不行，因为我没米了。有时候，会有一个中年妇人来抱怨她的肚子痛。我给了她一点药，但是我知道她真正需要的是食物。

我的第二个烦恼，说实在只是我一个人的烦恼，那就是我的牙齿。我补过的牙有一次嚼硬槟榔时掉了。蛀洞变成空的，我每次一吃东西就痛得半死，我就换另一边吃，结果另一边也蛀了，所以我只好用两个门牙了，像兔宝宝一样地啃着食物。但是情况越来越糟，我听说在空军基地那边有一个牙医，所以就赶紧跑去求救了。

牙医回台湾了，只有他的助手在。助手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他连自己是哪一族的人也忘了。在军营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有几罐药，还有灰尘和蜘蛛丝。男孩叫我坐在发霉的桌子前，用吊着的钻子开始展开工作。钻子是用脚踏板控制，就像缝衣机一样。我屏住呼吸，准备挨宰。他替我的一颗牙齿钻了个洞，说是“放出里面的气”。他做完后，在新钻的洞里，塞了一点棉花，在我原来的蛀洞里，也塞了一点。他叫我明天再回去看看情形。

现在比较不痛了，只是吃甜东西的时候才会痛。往后的一个礼拜我每一天都回去检查，每一次那个男孩就塞一块沾药的新棉花进去。“我希望牙医能赶快回来，”他说，“因为他只教我到这一步，剩下的我还没学会呢。”

我决定到台湾看医生。学校放寒假了。也许我去台湾的时候，可以和巴阳一起到山上工作。我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的飞机票。这里新旅馆的事业逐渐起步，班机也比以前多。第二天，教堂又像往常一样涌进要米和药的人，我试着收拾行李。手臂萎缩的老人跟我要钱，肚子痛的女人也在那里问我拿药。

我到处找我的吉他，我想带回台湾修理。有人说山那边的一个男孩昨天晚上借走，拿到他的村子去了。现在七点，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钟头，差不多刚好够我跑去山那边拿吉他再跑回来。

但是，我得先找东西吃，否则一定没力气爬山，不过我这里没有东西吃，我跑到下面老马的店里买饼干，但是还没有货，我匆忙跑回教堂，找到一些干的燕麦粥，我加了点冷开水搅开。因为我没有糖，所以我就拌了一些果酱进去，囫囵吞了下去。然后我又冲出门去，留下那个手臂萎缩的老人和肚子痛的女人在那里呻吟。

我喘着气从教堂后面往上跑，奔到一半，我的牙齿忽然大痛特痛。果酱——对了，刚才我为什么在麦片里加了果酱？牙痛使我受不了，再也走不动了。我跌跌撞撞地从山上走回教堂。

“哇！你回来了！”手臂萎缩的老人贪婪地笑着，肚子痛的女人说不知道我去哪里。我瞪着他们两个，一句话也不说，就乱找一些棉花，倒了药性很强的药上去，胡乱地把棉花塞进牙洞里，感觉像火烧一样。

“啊！”我痛苦地呻吟着。手臂萎缩的老人和肚子痛的女人迷惑地望着我，好像我不该会有痛苦一样，我沉默地又瞄他们一眼，出门拼命往山上跑。

借我吉他的男孩去钓鱼了，他妹妹说他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没有带吉他。我简直疲倦灰心透了，我又唏哩呼噜地回头，到村里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

我浑身又脏又痛又湿，拎了行李就到旅馆前面，拼命往天上找飞机。我停在门口喘气，这时我从汗蒙蒙的眼镜片中看到负责替旅馆订位的那位小姐。她微笑地走向我，肩上正挂着我费尽千辛万苦都没找到的吉他。

“谢谢你的吉他，”她愉快地说，“昨天晚上我问那个男孩可不可以借我。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哦，今天飞机不会来，也许明天会吧。拜拜。”

我接过吉他，就当时那种情况，尽可能礼貌地谢谢她，然后一歪就跌坐在地上，等着那个手臂萎缩的男人和肚子痛的女人来找我了。

打工

一年之中总有好几个月是兰屿的雅美族人到台湾打工的季节。他们找工作的理由很多，不过大致说来不外乎是为了钱。在这座岛上除了抓抓青蛙卖钱或是向观光客推销一些手工艺品之外，其他工作机会是极少的，到台湾找些零工打不但可以赚一笔不算少的钱，还可以观光一番或买些新衣服。当然，最重要的是台湾还有电影可看。

较年轻的雅美族人时常在工厂找到工作或是随着大货车奔波于各大都市之间，然而到山地打工的却仍占大多数。雅美人似乎特别适合于山地的工作，我想这也许是台湾的山野和他们的岛一样美丽的缘故。在台湾一九七一年的冬末，我有幸与一批越洋打工的雅美人共度了一个星期。

我是在台东的海边跟他们碰面的，当时他们正在决定该何去何从。他们可选的有三条路：中央山脉的中段、屏东一带的深山和台东以北至知本以南的山区。这三项选择各有其利与弊。南投山区的工资最高，但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屏东打工可以享受很丰盛的伙食，可是据说那儿的工头不诚实。知本距兰屿最近，交通最方便，可是伙食差，工作量也多。最后，这群雅美族的青年平均地分散在三条路上。

我也想找份工作，可是我得先考虑到几点。第一，我很可能找不到工作，因为在台湾我从没有听过有外国人做这种粗活的。第二，我也许无法胜任。雅美人跟其他山地人一样能适应粗重的工作，可是我知道我绝不是这块料。第三，我怕受伤。我似乎已经想见自己在上工的头一天就从山坡上滚下去，当天下午，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然而，我还是把这些忧虑交给天主，挺着胸脯加入他们的行列。

台湾的山地永远缺乏工人，因为愿意做这类工作的人实在很少。无论何时雅美人到台湾找工作，那些工头都会很快地成全他们的愿望。当知本的工头到台东来募工的时候，我刚好和雅美人在一起。我告诉他我想在山区里找份工作。我猜想他并没有听错，因为他回答说：“当然，你一定会喜欢这儿的风景，欢迎，我想你会玩得很愉快的。”

“我不只是来玩的，我想找份工作。”

工头愣愣地看看我。他似乎有点尴尬。“你为什么要找工作？为什么不来度个假呢？”

“我需要钱。此外，我想体验在山里工作的生活。”

那位工头显然从我的话中听出了一些逻辑，因为他说：“哦，你是想体验生活？”可是从他脸上的笑容看来，他并不十分相信我。

同伙的雅美人也不相信我。“你不能工作！”一个男孩对我说。

当我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因为你是外国人。”

“外国人就不能工作吗？”

那个男孩摇摇头。“我们的工作很累。”他说，“而且，他们只给我们白饭吃。”旁边的几位男孩笑了，可是他们再看我的时候眼光跟先前有些不同了，我确信那是我从没见过的眼光。

第二天我们就要在知本等卡车上山，因此当晚雅美人陪我买了一些必需品：雨鞋、手套、斗笠、便当盒及毛巾。此外，我还带了一件厚夹克。黎明是漫长的，我睁着眼等了好久才看见第一束阳光。与我同行的有七位雅美人，而其他的三十位已在前一天先上山了。

到了知本后，我们沿着山路走了一程才看见一辆卡车停在一栋旧农舍前面。远处的山峰是紫色的，轮廓也是淡淡的。我们静静地坐在路边等候几位台湾人把上山所需的物资搬上卡车。那天的天空是深蓝色的，脚边的绿叶上都滚动着晶莹的晨露。我听到山谷里传出鸟儿清脆的叫声——除此之外，四下完全一片寂静。

九点半左右，卡车总算要上路了。我们爬上车厢，开始沿着愈来愈陡险的窄路颠簸而上。我发现一旦上了这种路就没有回头的余地，因此胃壁也不禁收缩起来。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一个检查哨前停了下来。雅美人说这儿要查入山证。一位警官打开一本登记簿查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打算在山里待多久。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你上山打算干什么？”

“做工。”

“做工？！你一个人来的吗？”

“不，不……卡车上的都是我的朋友。”

“叫他们下来。”警官说。现在我开始担心了。我听说台湾的山地管制很严，不过我不知道这是基于治安理由还是怕入山者在深山里遭到危险。

雅美族青年们和警官交谈了一阵子，他们点点头又回到卡车上。上车的时候，一位男孩很有礼貌地扶了我一把。那位警官很满意地看着我们的车子离去。检查哨被抛在视界之外后，雅美青年问我需要什么，我没有回答，他们说警官要他们多照顾一下这位外国朋友，大家笑成一团。

我们又摇晃了一个半钟头才到山路的终点。这儿的蓝天已为云雾所霸占，空气也变得清冷多了。路的尽头是一座木头搭的工寮。同伙的人告诉我说工寮里通常都存着白米，好让工人们路过时食用。可是今天没人知道我们要来，因此里面是空的。我们还得走五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营地，所以必须赶紧动身，否则天黑以前是无法赶到的。

窄小的山径跨过了四条溪流后，便贴着山坡陡然而上。我们一行人在浓密的林叶之间向上慢慢爬。深林中的某处不时传来野雉的叫声和山猴的长啸。

途中我们碰到了几名登山者刚从山上下来。我很奇怪这世界上怎会有人为了乐趣，而到这种被人们弃绝的荒野中来。至少，我确信雅美人不会。事实上，一些伙伴已经在抱怨了：“我们该到屏东去的。在那儿，你根本不必走路。”此外，我们的肚子早已开始呼唤。从早到现在，大伙儿几乎没有吃一点东西。不过在中途休息的时候，一个男孩骄傲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年糕。他按照人数将年糕平均地切开来分给大家。这位男孩的确能干。稍后，当大伙儿都口渴的时候，他又找到了一种可以从根部挤出水分的植物。

我们这一伙人中过去唯一曾经在这一带打过工的是个名叫亚宁的男孩。很自然地，他成了我们的向导，跨着大步走在最前头。走到最艰辛的路段时，他不是吹口哨就是大声唱着最流行的“国语”热门歌曲。他的歌声像一条麻绳似的拴住每个人的心，将大伙儿一鼓作气拉上坡顶。亚宁是个无忧虑而又自信的人。快到营地的时候，他甩动着及肩的长发，对我说：“我们还有几分钟就到了，不过我要唬他们说还要走一个多钟头。”说完，他开心地笑了。

在迷茫的暮色和雾气中，我们终于看到了营地。那是两栋木屋，一栋较长，另一栋较短。亚宁大声吹了吹口哨，屋里立刻传出人声。接着，头一批抵达的三十位雅美人蜂拥地从木屋中冲出来迎接我们。令我吃惊的是巴阳和他太太也在人群中。他用更吃惊的眼光盯着我：“你该不是也要来这儿做工的吧？”我笑着回答：“我想，我不会是为了好玩而爬五个钟头的山路，你会吗？”

屋里的情况跟我想象的迥然不同：里面至少同时有三架收录音机在播放，吉他更是到处可见。靠墙的一角正进行着牌局，屋里每个人都穿得干净又整齐……老天，这简直像是舞会。看看我这一身泥泞的狼狈相倒真像个化外之民。他们把我推进有热水的浴室。浴后，大伙一起进餐。

我们边吃边聆听头一批的雅美人七嘴八舌地介绍这儿的工作情形和待遇。总括而言，工作的类型可以分成三种：砍草——这项工作为的是清出一片可以种树的区域；挖土——整理可种树的土壤；种树。雅美人说这儿的工头和老板都很和善，可是他们只管白饭。有时候，他们或许会买些鱼罐头、黑糖和蔬菜加加油水，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工人都不愿把钱花在食物上。“忍耐”是我在席间一再听到的字眼。工资是每天八十块台币，但要扣除当天的米钱八块，女人的工资是每天七十五块，饭钱是五块。显然他们认为女人的工作量较低，消耗量也较少。工作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下午三点半，中午有半个小时可以吃午饭。

这栋长屋内的布局很像军营。狭长的走道两侧是高出地面一呎的木板台。这两道一直通到长屋尽头的木板台就是我们的床。事实上，只要你脱了鞋子，床上也是吃饭和游乐的好地方。走道的两端各有一个大铁炉，铁炉外堆满了干柴并晾满了工人们的衣服。所有的工人全都睡在两列地板上。他们并没有为女孩们另开一间卧室。稍后，我才得知这些女孩和自己的族人睡在一起是为了避免受到外来工人的欺侮。（屋里有十位左右是台湾本地的工人。）

营区里备有大张的白棉被。一般说来每两个人才能分到一床，可是这回工人不多，所以有些人可以独享一床——我就是其中之一。雅美人把靠炉火的床位留给我，所以我觉得很暖和。大约八点左右，屋里最后一根蜡烛熄灭了，不久，所有的音乐及谈话声都褪成呼呼的鼾声。

黑糖

清晨五点不到屋里就有人叫道：“起床！起床！”可是没有一个人有动静。四周还是静悄悄的。几分钟以后，同样的声音又回响在屋子里。“起床！起床！”——仍然没有动静。不过我猜大伙都已经全给吵醒了。渐渐地，我听到有人掀起被子和在地板上爬动的声音。有人把蜡烛点亮，接着，又有人打开收录音机——那是时下最流行的“国语”歌《我的爱从哪里来》。这一天开始了。

漱洗完后，每个人都去用自己的早餐。我们的早餐其实只是白米饭。巴阳叫我和他们夫妇一块儿吃。饭后，巴阳的太太还说要帮我盛便当。她在我的饭盒里装满白饭，然后再帮我把便当盒用毛巾扎好系在腰上。这的确是很聪明的方法，便当盒挂在屁股上面完全不会妨碍工作。我们穿上雨鞋，戴上手套和斗笠就出发了。我们新来的一批负责种树的工作，其他人则分成若干区域进行砍草与整地。

我们把一捆捆的树苗用布袋扎好吊在锄头上，然后再扛起锄头，顶着微明的天色踏上通往工作地点的小径。

懒惰的太阳过了好半天才钻出远处的山头。晨间的雾气在我们一行人的脚尖盘踞着，金色的阳光穿过叶缝照进阴暗的树林间。走了一段路后，我们七个人被带往种树的工作地。工头是一位年轻的台湾人，他穿着黄夹克，满脸严肃的表情。我们的工作地分布在一面陡坡上。工头把山坡分成若干“行”，然后再划分每个人的工作区域。我们得检查在自己的树苗行里有没有死去的树苗或该种而没有种的空位置。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得把新的树苗填进去。大致说来，树苗的间隔是三至四呎一株。

这听起来倒容易，可是我感到最困难的是我根本弄不清什么叫做一行。因为这些树苗原先种得并不直，行列间又长了很多野树，所以我只得爬上爬下地先弄清我的工作范围。

种了几株树苗后，工头走过来查看我工作的情形。我把树根塞进挖好的洞里，再把泥土填下去。他弯下腰，一把就把树苗拔了出来。“这样种不对。”他说完，还示范给我看。我想他才是真正的行家。我又试了一次，可是这回又轻而易举地被拔了出来。“还是不对，”他说，“慢慢来，把树苗插深一点，种好以后要拔不动才算及格。”

我的进度总是落人一截，自然，我背后的树苗也比别人多而重。我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勇敢地看了手表一眼。我估计差不多该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可是手表上才指着八点。我继续低头苦干。每当工头向我这儿走过来的时候，我就挖得深一点埋得结实一点并抬头向他冷静地笑笑。

可爱的十一点终于来临了，我松了一口气与其他的工人并次席地而坐，然后打开便当。洁白的饭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扒了一大口饭，希望能顺利地吞下去。可是大团的饭粒哽在喉底——我多么需要一点点的素菜，或其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来佐饭。这时候，哪怕是一碗清汤也好。亚宁看我无法下咽，掰了一小块黑糖给我。我感激地把糖压碎和着白饭一块吃了下去。对我来说，能有黑糖拌饭已是人间珍品了。不过当我便当盒里的白饭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黑糖已经吃光了。

“如果实在吃不下去，干脆倒了吧！”亚宁对我说，“可是别乱倒，最好是埋起来，因为工头看到了会骂人的。”我又扒了几口饭并喝了一大口水把饭团从喉咙送进胃里。

“对，这样吃才对，”亚宁笑着说，“你得适应这种伙食。别忘了这才是头一天呢。”

饭后再工作的时候，大家聊天的频率比早上要多得多了。他们谈到在屏东打工的经历。那儿不但气候温暖，老板们还给他们配菜吃，甚至于还有吃肉的例子。屏东在他们的谈话中成了“快乐之土”，可是没有人提到那儿的工头时常扣工资或白榨他们的劳力。

我猜想他们不断地述说屏东的好处只是想暂时逃避眼前的不满，而我所能做的却是集中心思肯定我自己工作的意义。它是尊严而神圣的。种树是生产的头一步，十年、百年后，人们会有更多的木材可使用。这些都是清高的想法。可是不一会儿，我那崇高的思绪竟跳到橘子汁、巧克力圣代和火鸡大餐上面。我开始回想过去经历过的安逸片段：静坐在咖啡馆里听音乐；在家里的炉火旁边轻弹吉他，要不就是在客厅的地毯上与朋友聊天……我发现我的意志成功地逃离了眼前枯燥、单调的工作。

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准时收工走回营地。我们先在营地附近的小溪里洗净雨鞋才进到屋里，而其他的工人已经洗过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在那儿吃晚饭了。发现自己忘了多带一条换洗的长裤，当我提到这件事时，两条长裤立刻朝我的床位飞过来。这是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我把夹克脱下来挂在火炉旁边。

虽然大伙儿是共处在一间大屋子里，可是相邻的两三个人总喜欢聚在他们的床位那儿。我想他们的心中都有一道无形的墙，因此每当我离开自己的床位进入他人的领域时，我几乎觉得该先敲一下门或什么的。

我听到有人叫道：“糟糕！那是谁的夹克？”我猛然回过头，发现我的夹克正在冒烟。我忘了那是尼龙做的，很容易就着火。结果尔后的一个礼拜里，我只得穿着一件胸前有两个大窟窿的夹克工作。不过这也倒好，这种装扮非常适合户外工作——不冷不热，通风良好。

那天晚饭后（白饭和淡如清水的汤），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弹吉他。巴阳的太太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黑糖水给我。“我听说你很喜欢黑糖。”她笑说。此刻一碗黑糖汤不啻是最上品的法国葡萄酒。我慷慨地把糖水传给大家喝，然后与身旁的几位孩子唱将起来。黑糖水具有恢复体力的奇效，我们三四人的歌声也因此而淹没了收录音机里的音乐。

稍后，总监工到我的“地盘”来递给我一包黑糖（消息传得真快）和一本无聊时可以消遣的中国小说。他是位表情略带忧郁的台湾人。说话的当儿，他总喜欢用手捂着嘴，以免满口的米酒味外泄。他姓林，今年三十七岁，但还没有结婚，理由是山上才是他的一切。我问他：“是不是常有外国人来这儿打工？”

“不，很少，即使来的话也是爬山，几乎没有外国人来这儿做工。”他迟疑了一会。

“事实上……你是头一个。”他告诉我他有多喜欢雅美族青年和他如何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还补充说明他以认识这么一位肯吃苦的美国人为荣。

“他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亚宁在总监工离去以后对我说，“中国人交朋友就是这样。分手的时候别忘了跟他要地址，将来你们可以继续通信。”亚宁似乎以这件事为荣，我仿佛意识到和总监工交上朋友对我的雅美朋友来说是极“有面子”的事。因为我在某些方面代表着他们。

“下回你再来的时候，他可能要你当工头呢。”巴阳打趣说。

“不，不，我不是这块料，”我说，“我连自己的‘行’都认不出来呢。”

八点前后，音乐声和交谈声又随着蜡烛熄灭而消逝。我闭上眼，觉得疲倦万分，可是黑暗中不时传来嘀嘀咕咕的交谈声使我无法入眠。一位年轻的台湾工人悄悄爬到亚宁身边和他聊天。他们说的是“国语”，所以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以后的每天晚上，他都爬过来和亚宁大谈从前的冒险事迹。一个礼拜之后，我也知道了他们对某一货车司机的印象如何或某一家木材工厂老板的为人如何，以及东部旅馆里的服务小姐长相如何了。

第二天所有的工人都一起种树，而其刺激与混乱自然是可以想见的。我们种的是类似耶诞树的小柏树。这天雾很重，视界非常有限，所以工作时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一不小心滚落坡底的话很难再找到上去的路径。磨练了一整天，我已经能够适应这种工作了。这一上午大伙都像前一天一样默默地工作，可是过了午后，说话声、歌声都冒出来了。到了三点半歌声已经上扬到了最高潮，我知道那是疲惫的工人们等待解脱的诚挚呼唤。

收工的时候，亚宁问我：“你打算做神父吗？”我点点头。他又接着说：“那真好。传教能赚很多钱，我也想当神父。”我正在想该怎么回答，他却又开腔了：“神父可以结婚吗？”

这一点我很肯定。“不能。”我回答说。

“那……他们能有女朋友吗？”

“不，不能有女人。”

“那……现在你还不是神父，你能打炮吗？”

“不，我也不能打炮。”

“难道你不会想吗？我是说……你身体难道不想女人？”

“唉！天主帮助我吧！”

亚宁并没有再开口，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对另一位工人悄悄地说：“他一定吃了药。”

那晚，总监工又来找我。这回，他送给我一锅蒸猪脚和两罐鲑鱼罐头。临去的时候，他还强调光让我吃白米饭实在太委屈了我。

“下次千万记得问他地址。”亚宁提醒我。他低头盼望地看看猪脚——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乐于看到我交朋友的原因。当然，我立刻把猪脚捐出来给大伙享用。稍后，我把剩下的猪脚和鱼罐头拿给巴阳。他的太太惊恐地捧着那口锅，好像担心别人会在瞬间将它抢去似的。巴阳的太太在我眼里一向是个温文有礼的女人，可是我躺回床位的时候瞥见她捧着那口锅，贪婪地吸着里面仅存的一点肉汁。我很高兴我们还有两个罐头，我猜想明天中午打开饭盒的时候，里面除了黑糖之外还会多了一块鲑鱼肉。

木屋

早晨醒来时，外面下着雨，可是我们还是照样出工。工作场地一片泥泞，冰凉的雨水顺着衣领口流进背脊，看来这将是真正漫长难熬的一天。可是吃过午饭后，工头下令收工回营。在半小时的回家路程上，大伙儿不时地跌跌撞撞，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轻松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笑声征服了敌视我们的大自然。

下午太阳稍许露了些脸，我借着这段空闲拍了几张照片。当伙伴们知道我要为他们照相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要觐见总统似的，赶紧冲回屋里换上最干净的衣服。他们有些还挤在镜子前面摸摸头又练习摆摆姿势，脸上露出害羞而又兴奋的笑容。队伍在空地上集结好的时候我有点失望，因为他们的模样呆板而不自在。不过想想这些照片是为他们拍的，我只好摒弃要捕捉瞬间自然镜头的原则。那天一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着写下他们的地址，因为将来我得把照片一一寄给他们。

我发现工人们比一般人更讲究穿着。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更重视自尊，他们不愿在非工作时间还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尽管营地隔日才供应热水，可是他们每天都要洗澡。单调、辛劳的工作并没有使他们剩余的光阴流于虚白。枯燥的生活方式也并没有迟缓他们对机会的反应。于是，我也试着隔日刮脸和每日梳头以保整洁——虽然，这些习性是违背我本性的。

后面的几天里，生活完全是一致的步调：漫长的上午，期待的下午，然后回到营区度过轻松愉快的晚上。我们的营地是个孤独的小世界，一旦进了木屋里以后，除了洗澡之外，很少有人再走出去。有人整个晚上都在听收录音机；有人静静地弹着吉他；有人唱歌；有人聊天或听别人聊天；有人聚在一起打牌；有人看书；也有人和女孩子谈情说爱。

有天下午，总监工林先生到工作场视察我们工作的情况。他要我多休息，少工作，然后还接过我手中的锄头帮我种了几棵。我顺口问了他这些都是什么树。

“有两种，”他回答，“一种是木材质地较差的柏树，可以用来做电线杆。另一种是很贵重的树。在台湾较少有人用这么好的木头做家具。事实上，这些木材都外销……”

那晚回到木屋里的时候，气氛非常不对。收录音机不再播唱了，每个人交谈的时候也都是用气音。亚宁盖着被子静静地躺在地板上。他和几位伙伴伐木的时候，给一根尖韧的树枝绊倒，结果小腿裂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现在他的村民已经给他上了纱布，可是鲜血还是汩汩渗出。

“真糟！”林监工说，“这种事真是最糟糕的了。明天我们要把他送下山，老板答应要付医药费。你要陪他一块下山吗？”

我点点头。为了明早好动身，我赶紧在睡前先收拾自己的行李。我和林监工交换了地址，然后一一和其他工人道别。其中一位台湾工人送我一个木制纪念品，其他人也一致邀请我将来再回来看他们。接着，我又和巴阳夫妇及雅美族人聚谈了片刻。我发现我开始对这间木屋感到依依不舍。那些工人们看着我的时候眼光又是我前所未见的。那是兄弟般的眼神。

那晚我一直睡不着。屋外下着大雨，我知道下山将是一段艰辛的旅程。山径窄得只能容得下一人通过，所以我们一定得背着亚宁下山，而他在所有工人中体重又是相当惊人的。我想到未来那一程滑溜溜的山路；想到工人们那一张张面孔；也想到这将令人难以忘怀的木屋……

早晨要下山的时候，巴阳走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要我千万小心。他的太太塞了一小包黑糖给我，然后很快地跑回木屋里。

与亚宁同行的还有三位他的亲戚。他们轮流背他下山，每隔十来分钟就换一次班。亚宁的小腿不断滴出鲜血，我们所经之处的水洼和稀泥里也掺着冲淡的血水。

下山的路段似乎是没有止境的。亚宁的堂哥脱掉沾满泥巴的球鞋，打着赤脚领在前面赶路。这一路上他们都是连溜带滑地往下冲，中途，我们只停下来休息一次，不过那次也是为了看一群可爱的小猴子。

我们在中午前后才赶到有车可乘的地方。那儿有一间木板搭的工寮，里面住了三个老头。我们把亚宁搁在床板上的时候，他的脸色苍白得像张纸。我为他盖上厚棉被，然后握住他的手。我问三位老先生什么时候会有卡车来，可是他们却向我抱怨山里的气候，最后，他们才附带地说工头已经打电话叫过车了，但谁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好等。

有一位面色比亚宁更苍白的老人倒了一杯冷茶，那只杯子油腻得像沾了一层雾气，杯口上还有一只死蚊子。他捧着茶杯走过来说：“来，喝杯茶！”我们都很渴，也很感激他，可是没人碰那个杯子。

我走到屋外的小溪旁，用巴阳太太给我的黑糖调了一碗黑糖汤。我把汤端到亚宁的面前，他柔弱地笑笑，慢慢把汤喝下去。

下午二点多，卡车终于来了。路过检查哨的时候，那位警官问我：“这几天你在上面都干些什么？”

“做工。”

“下回有空再来度假。”看来，他还是不相信我。

我们先把亚宁送到老板家再转送到医院。一个礼拜后，亚宁出院时，老板共付了四千五百块。康复后的亚宁又跟从前一样无忧无虑而自信，没两天，他又开始计划到屏东去打工了。

我很想留下那件前胸有窟窿的夹克做纪念，但是最后还是忍痛把它扔了。领了工资以后，我和亚宁一块儿去看电影。那是一部中国功夫片，我两眼虽盯着银幕，心里却想到那些还留在山上的朋友：巴阳和他的太太；仁慈而寂寞的林监工；还有其他热情可爱的工人们……他们的脸孔像晨雾般地隐隐浮在我记忆中的某处，却永远永远不会被抹去。

几天以后我和一位神父坐车路过知本。我顺便向他提及曾经到远处的某一座深山里做过工。

“传福音？”神父问我。

“不，是去种树。”

“到教堂的人应该很多吧？”我猜他压根儿就没听到我说的。

“我说我是去种树，”我重复了一遍，“工资是八十块一天。”

那位神父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向我介绍下一个乡镇的名字。

我耸耸肩靠回椅背上看着远处的山峰。我不应该寄望他会了解我的话——就连我自己都很难肯定这次上山的意义。不过我相信雅美人已经接受了我，这一点已经足够了。虽然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可是他们知道我曾尽力试着去分享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扰人清梦的声音：“起床！起床！”……想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出来。

迷人的村落

我们从台湾出航时还是阳光普照，晴空万里，可是到了兰屿，头顶上正挂着一大片黑云。船上载了六十袋米和花生，这些都是政府捐给岛上居民的。前一阵子岛上的地瓜骤然减产，这六十袋粮食是为了应急而来的。

船进港的时候，老马和他的三轮摩托板车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们了。老马蹙着眉头，一副急着想多拉几块钱的样子。就在我们开始把粮食搬上板车的当儿，头顶的黑云终于忍不住洒下了大粒的雨滴。我们急忙把油布铺在粮袋外面，老马也发动引擎朝他的村庄驶去。这一天老马顶着风和雨一共跑了五趟才把货拉完，不过这么一来，他也的确赚了不少的服务费。最后一趟的时候，我们把老马店里的杂货搬上车然后跟着爬上去。

现在天已经暗下来了。车子在颠簸的石子路上跳着，老马也不时咒骂天气。在半途中，车子的前轮突然脱出了车轴，车身猛一倾斜，因此老马那一箱箱的“陈年老皮蛋”全都撒在泥地里。

老马边骂我们贪心，害他的车子超载，边走向飞机场好找人帮忙。我和其他几个帮忙搬粮食的孩子坐在地上，把摔碎的蛋拾起来，小心拨开沾满泥浆的蛋壳，然后边聊边吃将起来。雨把我们淋湿了，但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出来。能再回来真是好！

依拉拉来村是岛上最遥远的村落。它跟其他的村落不同。因为它具有永恒的美。战争或时代的改变都像是与这座村庄里的人无关似的。依拉拉来村的人永远满足自己所拥有的。这座村落在我的眼中充满着无限的魅力与神奇，我不晓得这是否由于我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访客的缘故，总之，每次到了那儿我就禁不住想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它。

第二学期开课了，我打算再回到依拉拉来村继续教书。

可是我村里的孩子们却坚决反对。我知道我走了就没人教他们画画，然而新校长已经另请了一位老师，于是我告诉新来的老师孩子们是多么地喜爱艺术，他也答应要继续教他们画画。

雅由坐着看我整理行李。“你要离开兰屿了？”

“没有啊，”我回答，“我只是搬到别的村子去。”

雅由低下头，嘴巴不好意思地噘起来。“可是……我们爱你啊。”

依拉拉来村的教堂边还有一间小房屋，这就是我的新家。也是村里的福利社。屋子里有一半的空间都是木板铺成的平台，紧邻着平台边上是一个木架，木架上摆着漱洗用具和其他杂物。我到那儿的时候，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挤在门口好奇地打量着这位新邻居。很少有访客到依拉拉来村，会在这儿住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我如何忘得了在依拉拉来村的头一天？

离岸不远的地方有个很深的珊瑚洞，洞口很宽，而且还有石阶可以通往洞里。这儿有一条地下小溪聚成的小潭，潭里的水就是全村的水源。

早晨天亮以后，村民就立刻展开取水活动。他们带着盛水的容器和漱洗用具到潭边又洗又盛。头一天早晨，我站在及膝的潭里，四周的水面全部浮着一层肥皂泡沫。我刷好牙想吐掉口里的泡沫，却担心会吐到别人的头上，因为我的前后左右都挤满了人。

在早晨尖峰时间里进出洞穴的人就像水流一样地长绵不绝。我发觉这座村庄里的人很懂得秩序观念，他们虽然都挤在一块儿，却一点也不会乱。

当然，再好的秩序偶尔也会有例外的时候。那天，我也亲眼看见了两次混乱。头一次是发生在早晨。我看见许多人围在教堂附近一家人的门口，一个女人和她的小女儿躺在地板上哭。村民说有人在山边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踢下来一个石块，打中居住在地下的这对母女。那位妇人哭着说她已经怀孕了，这么一来，她将会失去她的小孩，而另一位老婆婆只是坐在她旁边，一面用猪油揉擦她和她女儿受伤的部位，一面哼着歌儿。

那天下午，一个面色如土，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出现在我的门口。他说他跌了一跤，把手腕摔伤了。我问他骨头有没有断，他只说了一声“没有”，就倒在我怀里。我正在为他上绷带的时候，他的堂哥进来告诉我说他是被鬼追得跌倒的。

在这遥远的地方要想翻到山那边去请一位医生得花很多时间，而要想说服他，叫他到村里来治病就得花更多的时间。

晚间的依拉拉来村布满了恐怖的气氛。雪白的明月把山峦的轮廓隐隐地印在天边，靠海的一面是一池无际的黑水，可是在嶙峋的礁岩前面，在透白的沙滩上，我看到二十几个白色的身影。他们像石像一样地跪在那儿。我慢慢走向珊瑚洞的当儿，他们还是没有动静。

我顺着石阶步入洞里，可是就在洞外的白色身影还是僵直地跪在原地，好像担心一点点的骚动都会破坏这依拉拉来之夜。依拉拉来的羊正邀请我参加夜的膜拜呢。

飞鱼

村里的人都对我很友善，可是我意识得出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才好。他们一定觉得我很奇怪。许多家长背着他们的孩子到我屋里来。他们只是悄悄坐在地板上看着我。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爬到我的床上，好奇地看着我的衣服和药。他们闻闻我的发油，然后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们也抹一点。

“我们要来陪你，”他们说，“因为我们怕你会寂寞。”

我的房间里全是一张张沉静的脸孔。不久，在我身旁的男人开始唱着动人的赞美歌，其他的人也纷纷跟上。他们歌颂的是现在正大批涌向兰屿的飞鱼。飞鱼早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呼唤，而就在今晚，它们要游过依拉拉来村的海岸。村里的男人即将点燃火把，将飞鱼群引近小船，然后用长柄勺网将它们捞起来。

唱完赞美歌后，那个男人转过来对我说：“我要向你解释刚才那条歌的内容。”于是，村里的长老巴卡尼告诉我飞鱼的故事。

有一次，一个青年梦到一条会飞的鱼。

“明天早上到山边的海滩上来找我，”飞鱼说，“我会告诉你一些事。”

青年醒来后一直在想他的梦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还是试着到海边去找那条飞鱼，他果然在礁石上看见一条黑尾巴的大飞鱼。

那条飞鱼说，“我要教你如何捕捉我们。”

于是飞鱼告诉他如何用芦苇做灯芯的火把来引鱼群。它还告诉那青年在三至六月的时候捕飞鱼，到了十月就可以享用晒干了的鱼。他警告青年一定要尊敬鱼群，绝对不可以咒骂它们。

飞鱼说完了，来了另一条白尾巴的鱼告诉这个人说：“我们虽然没有像飞鱼那么了不起，不过我们也不赖，因为每次鱼季开始都是我们打头阵。你抓到我们以后，一定要身穿盛服，穿金戴玉地来庆祝。”

后来一条花尾巴的鱼开了口：“很抱歉我们的身体太小了，不过你可以在小孩哭的时候，把我们拿去哄他们，让他们开心。”

最后一条非常小的鱼说了：“我们是最没用的鱼，拿去给老人家吃，这样我们也心满意足了。”

回到村子里后，青年开始照着飞鱼的方法去捕鱼——这个方法一直沿传至今。

“飞鱼是我们的朋友，”巴卡尼骄傲地对我说，“它们要我们捉它们，所以自动游到船边跳舞。我们像朋友一样地尊敬飞鱼，但从不和它们交谈。如果有人用粗话咒骂鱼群——或者甚至只是在心里这么想，那鱼群就会转身离去。”

这时候，其他的男人也来到我门口说是该出发了。我跟随他们走到海边。他们把一捆捆的马尼拉麻扛上船，然后悄悄地划进水里。在这寂静的晚上，你所能听到的除了轻轻的海浪之外就是摇桨的声音。我看着船上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漆黑而宁静的海面上。

捕鱼

拖网捕鱼术可说是一种运动而不是工作。清晨的时候，六十多位依拉拉来村的壮丁拖着三十米长的鱼网走到海边。他们先把鱼网放进一艘六人的独木舟里，再把别的捕具放进另一条船里。这些捕具包括：绑成粗串的鱼线、形状怪异的白色仙人掌茎和铁块。两艘独木舟出发以后，其余的人就沿海岸步行到今天的捕鱼场去。我也紧跟着他们。

走到海边的村路上时，我发现两旁有几棵结满了八角形水果的树。我从地上拾了一个干枯的果子，问我前面的人那是什么东西。那人面带恶心的表情向后退了几步并要我立刻扔掉。我把果子扔得远远的，然后跟着人群继续前进。

我们排成一列静悄悄地走了几分钟——我不晓得大伙儿为什么都突然沉默起来，可是我也学着他们不敢吭声。几分钟后，气氛突然又松弛下来，交谈声也再度出现在三五成群的村民里。我问长老巴卡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拾起来的水果叫土巴（Toba），那是邪恶的象征，如果你碰了它，手脚就会变成土巴那种丑陋的形状。后来我们排成一列是因为我们正在通过坟区，如果幽灵听到我们走过去的话，我们今天的捕鱼就会失败。”

我们走了一个小时才来到两块酷似狮子的岩石下。

“你真要和我们一块儿下海捕鱼？”一位村民问我。

“是啊。”我回答。

“你该留在岸上休息的。”

“为什么？”

“因为你将会很累。而且下海也很危险。”我不晓得他们是顾虑我的安全，还是怕我碍事。

我们戴上蛙镜，纵身潜入清澈透光的水里。离岸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块礁岩，在二次大战期间美机曾误以为那是艘军舰而大肆轰炸。我们爬上军舰岩旁的一块礁石休息。六十个人同时趴在岩石上，如果道多陀看到了，一定会觉得那像一块活的岩石。不一会儿，两艘小船由海路缓缓驶来。岩石上的伙伴纷纷以优雅的弧度跳进水里。

船上的人把网撒进海里，水里的人则拉住网边潜入海中并将它固定在海床的珊瑚礁上。

接着，我们又游向另一条船，从船上的人手里接过一捆捆绑着仙人掌和铁块的绳子。我接过绳子的时候不小心漏了手，于是缚着铁块的绳圈就笔直沉入海底。我抱歉地看看巴卡尼。

“我的沉下去了。”我说。

“下次不要再犯了。”巴卡尼说完吸足了一口气潜下去帮我把绳圈取了回来。

现在，水中的六十个人呈扇形排列在鱼网的后面。接着好戏正式开始了。我觉得这根本是足球赛。无论何人，只要一看到鱼群，他就大叫一声。然后所有的人就不约而同地甩动自己手中的绳子。鱼儿看见水里扭动的绳子以为是海鳗，于是四处游窜。这时，六十个人会围拢上来，边甩绳子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直到鱼群被逼得自投罗网为止。鱼儿进网后，他们立刻收网，于是这一大群原本自由自在的鱼儿瞬间已经被倒进船上的空箱子里了。头一回合结束后，我们就游到军舰岩上休息。

这是一趟漫长的路程。我游到那儿时，他们都休息了好一会儿了。我爬上岸，但觉四肢无力，两眼发昏。

巴卡尼走过来对我说：“刚刚你漏掉手中的绳子时，我必须责骂你，这是我们的习俗。如果我们不责备犯错的人，他们下次就不会注意。不过责骂并不代表生气。好好休息吧，待会儿我们还要再来一次呢。”

我看见他们起身再度潜入水里。我很想跟着一起下去，可是我实在太累了，再说，躺在岩石上是那么地舒服。

兰屿附近有一道深蓝的海流，那儿的水花清凉柔细得像水晶般的雪片。我觉得自己正在水流中漂浮，一股力量正把我冲向某处。我没有力量抵抗，也不想去抵抗，毕竟水是无害的。我觉得我已经和海流结成了一体。

海面下的世界异常地寂静，那是个绝对和平安详的领域。

我觉得我的身子在渐渐加长，有点像长了条尾巴。我的四周全是长得跟我一样的鱼。我们排成一列在海流中游乐。这儿除了头顶上透进的阳光之外，一切都是蓝色的。

水里的鱼在跟我笑，它们的笑容把海底世界点缀得更有趣味。这是个无忧愁的世界，一切都那么美丽、友善——除了远处那一条条白色的东西之外。

管它是什么呢，反正它还远得很。可是，它们在向这儿接近。我回过头看看鱼伙伴，发现它们脸上都露出惊恐之色。就连海水也被那些包围过来的怪东西给吓得漩出了泡沫。鱼伙伴们开始向四周逃窜，可是我却没有那么灵巧的身手。

那些白色的怪物在发出尖叫，海洋世界顿时变成了疯人院，因为逃窜的鱼伙伴撞成了一团。

我该怎么办？四周全是尖叫着的条形怪物，它们正在用细长的手臂触摸我……我完全给困住了。怪物把我推进一个可怕的八角形容器里，然后开始责骂我。

“你为什么捡土巴果，”他们尖叫着说，“现在，你就要像土巴一样，土巴！土巴！”

我发觉自己真的变成了土巴。我赶紧把手中的土巴果扔掉，并看着它笔直地沉入海底。

“下次不可以再漏手了！”巴卡尼凶恶地说，“不可以再犯错！”

“我很抱歉！”

“把那个果子吃掉。”巴卡尼命令我。

“吃那个果子？”

“对，吃掉它！”

巴卡尼伸出手抓住我的肩，我睁开眼看见他站在前面。

“你睡着了？”他问我。

我看看四周，第二回合都已经结束了。我赶紧又看看自己的手和脚，还好，我并没有变成土巴果。

“是啊，”我回答，“我睡着了。”

那天一直到下午回到村庄里，我们都还没吃饭。人们把鱼抬上岸清洗干净以后，再平均分给每一户人家。

村里的女人和小孩纷纷拿了木盘赶到分发处。妇女们先把女的鱼清点一遍，然后捧着她们分到的部分跑回家里——这样做是为了在男人们分男的鱼的时候，妇女们可以先开始炊煮。

男人们分鱼非常精确。大的鱼被切成若干等份，每个人一块，小的鱼则按数目平均分发。至于鱼的眼睛和内脏则扔给围在旁边的狗和猪。

我也分到我的那一份。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根本没有出什么力。

“没关系，”巴卡尼说，“只要参加的人都有份，而且每个人分到的都一样多——除了划船的人之外，他们较辛苦，应该多拿一点。”

生命之歌

没有参与捕鱼的村民都回到屋里继续唱他们的赞美歌。我正沉醉在那优柔的歌声中时，一个瘦高的男人拿着一个铜板走到我屋里。我的屋子也是村里的福利社，所以下了班以后，我就成了福利社的负责人。

“我要买颗糖给我的小孩，”那个人说，“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只好买些糖果给孩子吃。他们吃不饱就不肯睡。”

我看看他的小孩——他的嘴肿得好大。“他的嘴怎么啦？”我问。

“昨晚下雨，”那人回答，“我们家漏雨。我的孩子听到水声爬起来看，可是屋里一片漆黑，害得他摔了一跤，跌断了牙根。”

接着，他又谈到他的家人。“我太太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就死了，我只好又娶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现在我一共有七个孩子了。想想看，我家的食物怎么会够吃？”他的口气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孩子累了，晚安。”

我想到刚才唱歌的那些人。他们不是为了自由而唱，因为他们的生命一直就像风和海一样无羁；他们也不是为了爱而唱，因为他们四周都是爱——搂在怀里的儿子和陪侍在侧的妻子。

他们是为了食物。他们祈求过境的飞鱼能常环绕在海岸。那是渔人之歌。

我带着睡袋走出去。我祈求那正在以一万只眼睛审视世界的道多陀永远不要离开我们。

我相信天上的祂一定听到了他们的歌声。祂的爱像海一样浩瀚……可是台风毁了他们的地瓜田，因而他们必须靠唱歌来忘记饥饿。有些孩子饿得吃草根，然而，他们还是在等待。那渔人之歌也正是生命之歌。

最后的战争

巴卡尼的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吃晚饭的时候，他告诉我那道疤是依拉拉来村最后一场战争里的纪念。

“我们极少争斗，”巴卡尼说，“杀人绝不是我们的本意。”

“三年前，我们和亚琼村的人发生了冲突。他们的人很气愤我们村里的人常到他们的海岸去捕鱼，我们也气愤他们的人到这儿来偷羊。我们找他们理论，可是亚琼村的人坚决否认偷羊的事，于是双方就准备战斗了……”

“那天一大清早，我们村里所有的男人都聚集在通往亚琼村的隧道口。我们戴了头盔，手持长矛和木制的盾牌。女人们则拿了食物在后面跟着。”

“我们在隧道口等待，可是另一端完全没有动静，于是我们穿过隧道。谁知道亚琼人早已埋伏在出口两侧的山坡上。他们趁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用石块攻击我们。”

“如果敌人近在咫尺，我们一定会竭力厮杀，可是他们高高在上，长矛根本派不上用场。打了几个小时以后，警察闻讯赶到我们村子。村里的小孩告诉他们大人们全都出去了。等警察找到现场时，战况已不可收拾。他们无法阻止，只好回去向军队求援。等军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疲倦得无力再战了，亚琼村的人打赢了这一仗。”

“全村人之中，我受伤最重。一位军医帮我把脸上的伤缝好——那天他忙了一个上午。事后，我们发现亚琼村的人并没有偷羊，因为迷失的羊又走回来了。”

“打仗是很蠢的，有那么多的精力，何不用来捕鱼或划船呢？”

老颜

老颜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从不晓得他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不过我猜想他大概是守卫或什么的。他住在离依拉拉来村一哩的地方。一天晚上，他踏着轻快的脚步到村里来邀请年轻人到他家里去玩。孩子们吵着要我也一道去，因为“老颜是个大好人”。

那是个寂静、美丽的夜晚。我们沿着海岸走的时候，老颜拿出电晶体收音机边走边听平剧。收音机里发出的高频率叫声打破了大自然的音乐。

老颜住的是间小茅屋，墙上挂了很多画。他口里边说没什么好招待我们的，而边为我们摆了一桌的糖果和饼干，另外，他还特地替我冲了一大杯牛奶。他把烟和酒递给正在欣赏画的大孩子。

“我喜欢年轻人，”老颜说，“我这儿热闹得很，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我是年轻人的朋友，大伙儿也都喜欢到我这儿来。”

“真的。”一个孩子伸手抓第二支香烟的时候对我说，“我们敢说老颜是‘全依拉拉来的朋友’。”老颜一高兴，又替孩子们倒酒。我们聊了好一阵子，老颜才又陪着大家走回村子。

“我是年轻人的好朋友，”他叫道，“他们都爱我。我的屋子就是他们的小天地。”

孩子们在海边唱了起来。他们的歌声掺杂了浓厚的酒味，他们的肺活量比海还要大。

“他们都喜欢我，每个人都喜欢我。”老颜用如雷的歌声唱着。孩子们唱得更大声，可是我还听得到老颜的歌声。“我喜欢年轻人，他们爱到我家里来。”

来到村里的时候，他们才安静下来。老颜走了，我们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我旁边孩子闭上眼对我说：“老颜……”他的口里全是酒味。“真好……他给我们一切。”

岁月人生

我正要吃早饭时，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到屋里来找我。他直接爬上我的床。虽然他已经够轻了，但我还是担心那两根细得像铅笔一样的腿是否撑得住他的重量。

老人向我要火柴，我却给他一根烟，他严肃地拒绝我。我坚称我实在很穷，香烟也没几根了。老头耸耸肩又眨眨眼，然后把香烟接过去。

老人吸了几口烟，跷着腿，安详地靠在墙上。他不停地说话，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一半是因为他讲的是雅美话；一半是因为他口里一颗牙也没有。他讲了老半天然后把身子凑过来，用最标准的“国语”说：“馒头？”说完，他的眼皮还眨了几下。

他走的时候是满载而归的：所有剩下的馒头、花生酱、果冻、巧克力奶……当然，这些都是他尽力婉拒失败后才收下的。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独自站在门口用杏眼瞪着我。她走到我床前挥挥手要我抱她上去。在床上坐定了以后，那对杏眼又打量着我。她憋了好一阵子才把手伸向我的眼镜。她把眼镜挂在自己的脸上，可是手一松，眼镜就溜到脖子上去了。这一场输了之后，她又看上我的十字架项链。于是我把项链脱给她。

不一会儿，我屋里的所有东西都引不起她的兴趣了，维他命瓶和花生酱空瓶再也不能满足她。

最后，她钉上我的枕头。我让她坐在上面，没想到这样东西竟是她所钟爱的。她的嘴角快乐地噘起，小手掌也禁不住拍了起来。她这么快乐是因为她在我的枕头上撒了一泡尿。

我班上的八十位依拉拉来村的小孩都很乖。上课铃还没响他们就会乖乖地坐好，上课的时候，每个孩子都很专心，课后也很用功。

可是我发觉他们缺乏表达和创造的能力。不管我教他们画什么，女孩子们每天都是画房屋和花草，男孩则画同样的渔船——尽管有些人已经开始试着画飞机了。

我想这八十位学生也算是依拉拉来村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毕竟乌托邦本来就是缺乏创造和变化的。孩子们只知道一个世界——他们自己的美丽世界。我愈了解这个世界，也就愈同意他们一成不变的画法。

最后孩子们没变，但我变了。我也开始画一样的房子和花草；我画的船要比他们画的大，而最重要的是我也开始学画飞机了。

在依拉拉来村里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慢得就像我对这座村落由好奇至认同一样。

我特别欣赏男人们满扛着渔获唱着歌儿回村的画面。孩子们听到那歌声就会冲到海边帮忙他们的父兄拿捕具。当天色褪成粉红的时分，田野里的蛙叫声开始施展它催眠的魔力。

春天是田蛙的季节。温暖的南风向出海捕飞鱼的小舟呼唤，而蛙叫声也在向吃过晚饭的孩子们挥手。凡是拥有手电筒的孩子在春天的时节里一定是每天都睡眼惺忪地到学校上课，因为整个夜晚他们都像突击队员似的，在芋田里埋伏或突袭蛙群。

“抓它们最好的时机就是它们两只压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小男生对我说。这对青蛙来说的确有些不公平，可是一个晚上下来，孩子们也可以发笔小财。他们以廉价把青蛙卖给老马再由老马转售到台湾。在春天的夜晚，捕飞鱼是大人的事，而捕青蛙则是孩子们的事。

“每天早晨，我的芋田都乱七八糟。”一个瘦高的男人向我抱怨，“只要不捕鱼，我一定亲自看守我的田，可是我不能守着一夜不睡。昨天晚上，我老婆出去赶他们，可是那些小鬼竟然装着是士兵，反把我老婆给吓走。说到破坏芋田的能力，孩子们和牛是一样厉害的。”

耕耘与收获

学校六月就放假了，于是我离开依拉拉来村，到依穆路村参加我从前的学生的毕业典礼。陈校长讲完话以后，全班同学都在擦眼泪。即使是平常固执又没有同情心的大李也流了一两滴泪。我走过这座我来了一年的村庄。

过去这一年来，依穆路村受到观光客很大的影响。天气好的时候，大批的台湾游客到兰屿来度假，这一点最令老马高兴了。他向雅美人订购手刻的小木船，然后以两倍的价钱卖给观光客。有些游客是来这儿欣赏风景的，也有些是来看雅美人的。

当两位观光客从她家前走过的时候，马浪的母亲并没有抬头。她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阳台的台阶前削地瓜。她的婴孩在旁边裸着身子吃花生。马浪则刚出去捕鱼。

“瞧，他们多可怜！”一位观光客对另一位说。他们是下午才搭船来的。“看他们的食物多肮脏啊。我一辈子也不会吃这种东西。再瞧瞧那个小孩，连吃的都没有。天哪，这世界上真该有人帮助他们。”

马浪的母亲看着地上，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装着好像没有完全听懂那人的话。

两位观光客挽着手继续参观附近的几间阳台。马浪的母亲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于是，她递给我一个削了皮的地瓜和一条鱼干。我实在饿极了。

两位观光客又走回来的时候，我们正蹲在门口吃东西。

“你也吃他们的食物？”一位观光客问我，“我们永远也不会吃这种东西。”

我说：“不错，我也吃这种食物。”可是，我禁不住还要加上一句话——我试着尽量客气一点。“这种食物很好吃，我想，不会比你们的差。”

两位观光客显然吃了一惊。马浪的母亲头一次把头抬起来。她向后一仰，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这种食物好吃得很呢！”马浪的父亲也笑了，那神态无拘无束得像一阵风。天上的道多陀看到了，我猜祂也会笑的。

沙滩上聚集了一群人。四十条独木舟停放在沙滩上等待它们的主人推下海去捕鱼。独木舟捕鱼的季节又来临了。

我看到马浪走到他的船边。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划进神奇的水域里，可是官方不准许我这么做。

“到那块石头上等我们，”马浪对我说，“否则我们出航的时候，你会给挤死。”

我爬上岩石，看见一位老者大吼一声，然后，每一个人都拖着他们的小船冲向海里。顿时海岸上传出轰隆隆的摩擦声，四十条船同时冲击着浪花滑进水里。转眼间，平静的海面上只剩下一纹纹的水波。

那天晚上我到雅由家去。他请我吃螃蟹炖芋头，这是一顿动人的大餐，我吃得超出了自己的食量。

“小雅由很高兴你回来了。”雅由笑着看看我。那一口朽烂的黄牙一点也没有变。

“他真是个伶俐的孩子。”我说。

我准备用雅美语讲道理，并且自己画了一些图片。我用当地的风俗习惯讲解了“农夫撒种子”的寓言。我把撒种子换成种芋头，把鸟来吃种子改成牛践踏植物（因为雅美人最讨厌牛）。如果芋头没有被野草、石头或牛破坏的话，大家就能够丰收，同样地，接受福音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把说稿看了好几遍，因此第二天早上村民们走进依穆路村的教堂时，我的心中带着一丝胸有成竹的兴奋。

传教士带着村民唱了几首诗篇后，我登上讲台开始说教。我边讲边配合着图解，村民们个个都带着敬肃的眼光看着台上。

快要讲完的时候——也就是最高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肠子里有东西在滚动。

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一下子。于是我把稿纸塞进莫名其妙的传教士手里，匆匆冲进外面的树林里。我猜想这一定是前一晚吃太多螃蟹炖芋头。

再回到教堂时，村民已经走光了。我一个人坐在板凳上，心想：“好吧，今天就讲到这儿好了。”

我身后的门开了，马浪和小雅由走进来。

“我来迟了吧？”马浪问我。

我吃了一惊，因为马浪是个从不上教堂的人。

“不，一点也不晚。”我回答。

马浪又粗又浓的眉毛聚成一团，凶恶的眼睛里露出了几分严肃的神色。接着，我平生头一次听到他说自己的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坏，可是自从遇到你之后我发觉我变了。我喜欢看你那些有关耶稣的书。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耶稣是男的还是女的？他长得很漂亮，可是却留着胡子。”

“耶稣是男的。”

“好吧，总之，我很爱打架，我玩过刀子，也被人杀过，你瞧我身上的疤！”马浪指指他腿上的伤痕。

“我的脾气很坏，年轻的时候，父亲叫我捡木柴我就会用石头打他。我什么都不在乎，甚至连死都不怕。有一回我从树上跌下来差点把命都丢了，可是我却一点也不在乎。”

马浪放松眉头，接着说：“可是现在我在乎了。”

隔着教堂的玻璃就是海岸，我看了好久，不知何时，马浪的母亲已经站在门口叫我们去吃饭了。

船的日子

马浪的父亲交足坐在房前唱着古老的传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因能捕很多的鱼而被人羡慕，可是现在他老了，不能再捕鱼了。他的两个孙子坐在旁边听他唱述船和飞鱼的故事。马浪边听他的父亲唱，边把歌词解释给我听。

“我们的祖先想到要造一条船，于是他们到山里找到木质最好的树，将它雕成长条的木板。他们把木板钉在一起，再把棉花树根的纤维塞在接缝里以防止漏水，为了便于船底在沙石上拖行，他们设计了圆滑的弧度。最后，所有的人聚集在海边举行下水仪式。他们把船壳涂上色彩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齐奴里库兰’。接着，他们唱道：‘我们造船是为了要下海捕捉道多陀赐予的飞鱼。’”

马浪的父亲继续唱着，身旁的小孙子把头靠在他的膝上睡着了。夜变得越来越静……船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早晨马浪和我坐在阳台前看着太阳爬上山头。耀眼的阳光像张地毯似的在小村的上空展开。我们的身后是十来条长鼻黑猪，前面则是那条船。那条比房子还要大的船上涂满了红、白、黑三色夹杂的花纹。它静静地躺在沙滩上，就像展翅待飞的海鸥。

我们静静地看着它。马浪从篮子里拿出一个黄色的槟榔。他若有所思地嚼着槟榔，然后倒靠在阳台的支柱上，屋顶的茅草刚好替他遮住了太阳。

“明天早上这里到处都会是人，”马浪说，“全岛的人都会来。”远处有一列人背着一篓篓的芋头。“他们刚从田里回来，”马浪接着说，“他们要用芋头把船完全埋起来。明天，每个人都会分到他应得的芋头——大船就要复生了。”

人们把一篓篓的芋头倒进船里，直到船身完全被芋头遮住为止。一切就绪后，男人就戴着银盔和饰物围在芋头堆旁歌唱，一直唱到了傍晚，邻村的客人也陆续地到来。

月光洒满了大地，村子里的幽径都挤满了人，海岸上但见一片火光。女孩子围在大船旁边歌舞，年长的妇女在远处自成一圈，歌声此起彼落，一直延续到天亮。

这是个温暖清朗的夜晚，我睡在马浪家的阳台上，欣赏着眼前的盛况。耳边的声音很多，有歌唱声、儿童嬉戏声和军营里的笑闹声。

面对着这种良辰美景，我是绝对睡不着的了，躺在阳台上，不禁回想这一年来的种种，想着雅美族的朋友以及我自己。

齐奴里库兰埋在芋头堆里。人们诚心地堆上了满溢的芋头，当成给船的奉礼。但是船必须和大家同享所有的芋头，才能够出航。

明天大家会来分芋头，借着分享，船身才能够完成净化与复生。事后，他们会送空的齐奴里库兰入海，等再度回航的时候，船上将会满载着丰收的渔获和永恒的歌声。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够像那艘大船一样……

曙光乍现的时候，大家已经停止了歌唱，在阳台上睡觉的人也纷纷冲下去刷洗。船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我们要快！”马浪对我说，“不然我们分不到芋头！”

村民们蜂拥围住大船，把堆成金字塔形的芋头一抢而光。不到一分钟，大船又空荡荡地躺在朝阳下。年长的人下令杀猪宰羊庆祝这个船的日子。村民们都把肉拿回家煮了吃掉。

接近中午的时候，村里的壮丁又围聚在海边。

“现在真正开始了。”马浪对我说。三十个壮丁爬进大船，低声哼着赞美歌——气氛是庄严虔诚的。“他们在祈祷，”马浪说，“但愿道多陀会保佑大船。”

人们把一壶玉蜀黍熬的汁浇在船尾上。船上的壮丁拔出小刀沾了一些浓汁再抹在船的两侧。“现在他们在祈求祖先保佑大船。”

马浪突然跳起来。“我该过去了，他们要驱鬼。”

一个老者尖叫着跳了起来，他在空中飞舞拳头，做出要厮打的姿态。群众们纷纷模仿他扭动头、握紧拳，然后跳跃着向大船接近。他们自动以年龄的大小排列，一圈一圈把大船围住。最后，他们齐吼一声，将大船扛上肩再抛向空中。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抛，每个人的身上都滚出了晶亮的汗珠。早晨的阳光把船上的油漆照得发光。他们边抛边向海里走去，而村里的妇女——她们不许到海边参加最后的下水仪式——则高声齐叫道：“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随你一起下海！”于是，大船就这样下海了。

壮丁们爬进船里，将大船慢慢划向汪洋大海。孩子们、老人和其余的男人都站在礁岩上鼓掌、挥手和欢呼。齐奴里库兰终于复生了。

大船又归向它所属的海洋，我看着它突破层层浪涛，摇向天际。这是大自然最神妙的一刻，大船和它的水手将平安地完成他们的旅程。

大船越变越小，直到我看不见它为止。

后记　失落的地址

一九七二年我曾在兰屿一所小学，教过美术和音乐。有一天我和兰屿的两位男性朋友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两位很漂亮的小姐，我们之间有种被吸引的感觉，而且有说不出来的惊讶！后来其中有一位女孩子和我说标准的英文，当时的心情，我认为这女孩子很特别，不像一般来旅游的观光客，那个女孩子就是三毛。

我和我的朋友，带她们到我住的地方，我们一面聊天一面吃东西，不久我又带她们坐三轮车（当时的游览车）去看朋友的家，我发觉她们很喜欢兰屿的风俗习惯，以及所有雅美族的人。看到她们的人，也很喜欢她们。

那几天我们玩得很愉快，去年我到过兰屿，我的朋友还没有忘记三毛她们。

三毛回去之后，她曾写信给我，说如果我到台北时很希望请我到她家吃饭。不到一年，我就到台北辅仁大学念神学，那时候我和三毛有了联络。她写信告诉我，哪一天有空，到她家吃饭。我回信说：星期五的下午，下课以后就去她家。

当时我的中文还不好，已经上了一天的课，头已经很重又累，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地离开学校，去她家。

记得那时候，我画了一张卡片（是为送给我的朋友作为耶诞礼物）。我的朋友写了一张印刷店的住址，要去印刷卡片，正好我也把三毛的住址写在同样的纸上，我想先去印刷店，再来才去三毛家。

下课以后，在辅大等巴士的人很多，我和他们一起挤在往台北的巴士上，车里人挤人，没有空气，也没有座位，车快到达台北市时，我已经晕车了，只好赶快下车，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

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把地址给他，叫他先带我到印刷店。不知不觉中我躺在车里，也许是太累了。到了印刷店，我匆忙地下车，车子走了以后，才想到三毛的住址也跟着计程车走了。

但是三毛的地址，在我心里还有一点印象，我想我可以找到的。结果又坐了计程车，到了某某新城，一望过去，房子太多，不知是哪一家，时间大约已七点了。突然有一个念头，三毛的父亲是位律师，所以我就到处问陈律师的下落，一家一家敲门地问，结果终于找到了一位陈律师，心里好高兴，一问之下结果不是我要找的那位陈律师。唉！心里又气又难过，那时已经快九点了，在没有希望之下，只有回到辅大，找出以前她在信中留下的电话号码，再与三毛联络。

再坐巴士回到辅大，心里想，三毛一定很不高兴我没有去，心里想，不知如何打电话向她解释，头脑越想如何解释越复杂，恨不得现在这巴士能够车祸。

到了辅大，已经快十一点了，找到了她的电话号码，马上和她联络，可是又不知如何开口才好，接电话的人是三毛的父亲，我问三毛在不在家，他说三毛等我很久，刚刚才跟她的朋友出去。

我开始和她父亲解释我刚才的经过，可是我的话结结巴巴，根本无法表达我的意思。可是她的父亲很有礼地回答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也就说一句好了，就把电话挂断了。

从那时候起，就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就没有跟三毛再联络了。

想不到十年以后，三毛回国时，曾向一位神父打听我的消息，后来又开始联络。她把她写的书寄给我，我也看了，以前我只有看完一本中文书就是《错误的第一步》，看完了三毛的书，就是第二本。

我也很高兴地把我所写的《兰屿之歌》送给她！没有多久，三毛和皇冠出版社的经理，到“清泉天主堂”来找我，结果才有现在的《兰屿之歌》出版。

我觉得最奇妙的事是，那时候丢了三毛的住址，想不到，她不但原谅我，也对我那么好，我非常地感谢三毛。

清泉故事

清泉之旅

三毛

记得半年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讲到一次兰屿的旅行，讲到在那儿认识的雅美族，管训的犯人，开晚会的军方，同去的女友子卿……当然，也讲到了一位在那个偏远离岛上服务的青年，那个教孩子们画画，替雅美族擦药，将什么东西都拿出来跟他人分享而自己有时候吃都吃不饱的耶稣会修士。

那已是许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了。故事中的雅美同胞王棉羊早已娶妻生子，仍然住在那个绿色的小岛上。其中的那位修士，而今成了神父，他在竹东过去的山地里有了一座自己的教堂。那个地方，叫做清泉。

路旁的芒草花在早秋的阳光里看过去发出银红色的微光。当我们进入山区的小路时，这成千上万的淡红在我们的眼前连绵不断地铺展着。午后的秋阳将万物都照懒了，没有风没有雨的路程是适意的。长长的山路好似没有尽头，四周安静倒使人想闭上眼睛，安恬地睡上一场无梦的午觉。

往清泉的那个午后，就有这一份奇幻的魔力。

终于看见了一幅“国旗”，接着洋灰色的房舍也呈现在路的右边。没有窗帘的玻璃窗擦得异常地光亮清洁，一位警察先生等着查验入山证。

看见台北以外的乡镇，尤其是火车站、镇公所和警察局，总使人感到走进了小学语文教科书里的插图。那种旧日台湾特有的寂静是感动人的，好似走进了一个梦境。

“我们进山去看丁神父。”我上车时向那位和气极了的警察先生喊着。

“路还远哪！”警察含笑说着。丁神父在这儿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真喜欢山里的人，虽然警察不是泰雅族，也是个好的。

这一回，跟我同去的是柱国，他的太太璧人没有同来，正在台北画画。所以我们当天便要回去了。

信上原先跟丁神父说是要去吃饭也要去住的。

清泉不远，台北出发是十点，竹东吃了午饭，办好入山证，慢慢开，停车看了一下路边商店挂着卖的冬菇和堆着的木材，然后进入无边无际的芒草深山。才不过下午两点多钟，世界已经完全变了。

大眼睛的山地学童也戴着黄帽子，泼着粗壮的小腿跟着我们的车子一路狂跑，一边喂喂地喊着。柱国一停车，小孩子马上逃散了。我开着窗，也学他们一样地喊，他们捂着嘴兴奋得只是吃吃地笑，不肯上前来。

几度在路边出现了人家，看到了炊烟，我的心禁不住有些情怯，就怕清泉来得太快。

这个朋友，原先属于兰屿的记忆，想起来十分地遥远，就有如某次生命中的一个片段，而今生和那一刹实际上没有任何关连。十年前在岛上见过一星期，十年后没有见到他，通过两三次信，收到他一份教人惊喜的稿件，就是一切了。我为什么要来清泉？

“我们跟他谈好出书的事情就走，不要留得太久哦！”我跟柱国说。柱国是代表出版社去的，当时丁神父并不知道他的书有人想出中文本。

“老远地去看人家，总得坐一下才告辞，你不是还说要去吃饭住教堂的吗？”

“现在改了，很怕他，我们打完招呼就走比较自在，好不好？”

“不通人情的。”柱国抿着嘴笑了笑。

“现在让给你了！等一下，如果他留我们吃晚饭，我不说话，你坚持要赶回台北，你要救哦！”

“怎么那么紧张呢？”

“我很后悔来，看芦花不悔，是好的。看他——不知道讲什么才好，那样一个人，讲什么都是俗里俗气的，我是说我——”

“又不是没经过场面的人，怎么这种样子。”

还是想不明白，去了，见到丁神父，跟他交谈，再跟他告别到底是为了什么。见面难道那么重要吗？

清泉，就这样到了。

那座教堂不同于兰屿，兰屿的小，这座大。

斜坡上跑下去是一个平台，俯瞰着青山环抱的溪流。那种台湾乡间特有的宁静又一度随着微风飘了过来。

进门的时候，看见一只狗。狗的身边一台野狼机车。

我拉开纱门进去，是教堂的二楼。那一间放着一张圆形的大饭桌，靠墙立着在我童年时代家中也有过的碗柜，许多洗清洁的碗筷，一个个圆板凳，加上一排拂着凉风的大窗，就是一切了。

风吹过后面的长廊，一排房间到底，却看不见人。

“丁神父！”我试着喊了一声。

走廊上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我一回头，正看见十年前的那个兰屿人向我跑过来，没长高，神色却长大了。

“你没有什么变！”几乎一起喊起来，丁神父的脸上显然泛出了一阵欢喜。

见面还是好的，来了是好的。见到我的朋友就这么好好地出现在眼前，突然觉得人世安稳，这个世界总也还有平和。

介绍了柱国，讲明了当天就要回台北，我们围着那张饭桌坐下来，各人捧着一杯冰水。

“兰屿的朋友还记得你！”丁神父微笑着说。

“王棉羊？”我问。

知道一些朋友的近况后，惊觉这一别多少光阴已经在言谈里过去了。这些年来自己的十年又是如何度过的，却一点不想倾诉。我坐在那儿，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包括自己的人生。

丁神父听着柱国跟他提出的中文书出版的事情，欢喜得十分真纯，这样的一个人，再复杂的俗事，经过他，也过滤得明净清澈了。

“Echo，现在不要看合同了，最怕这种文件，我们快快处理掉，去看看四周的环境吧！”

“要看的，一定要看，来，耐心点！”我笑着说。

窗外风光明媚，凉风徐来，不应是坐在桌前的时光，我也实在不想留在房子里。

丁神父还是被我们请求看文件，他的神情有如小孩子被迫做功课似的苦恼。才看了十数分钟，又忍不住说：“那边有座吊桥横在河上，我要你去走走，还有一些朋友们，泰雅族的，喜欢认识你……”

我笑了起来，我一笑，大家都笑了，文件就这么放下了。

丁神父带着柱国和我跑出教堂，走到清泉唯一的街上去。

这儿的人比起兰屿来又多了一分文气，他们不怎么害羞。每一间经过的房舍都异常地清洁，每一个人见到丁神父，总是亲切地喊他。

过去的兰屿修士，而今的泰雅神父，在这样的山水里仍是一个样子。神父在这儿已经六年了。我还是更喜欢兰屿的他。也许是，我自己对于兰屿的印象太独特了。

“这个桥，是乘凉的好地方，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坐在桥上，有些人还整夜睡在外面呢！”

神父与我趴在桥上，脚下的溪水并没有涨满，一块块的鹅卵石散满了河床。风，呼呼地抬上来。

“想不想兰屿？”我问。

“想——”他的眼神一时里十分遥远。荒岛上的修士又一度浮现在我眼前，那个被蓝色海洋终年拥抱的寂岛刻进了这人的灵魂。

“这里，也是好的，人好。”接着又说。

为什么口气里总也有一分寂寞和乡愁？神父，你仍是怀乡的，对不对？你的故乡叫兰屿。

神父说话的时候，一手习惯性地抚着身边孩子的头发，这一个无意识的动作，十年前我也看过，现在又见他如此，我的心里觉着十分安静而温馨，就如那天下午暖和的阳光给人的感觉一色一样。

“那边是什么？”我指着桥下远方的房舍问神父。

“‘国民’小学。”

“啊！”我轻轻喊了出来，“如果可以来这里教书，也许会是我在台湾长留下来的理由。”

“你想来吗？”神父笑看了我一眼。

我望着那一片房舍发愣。我的故乡在哪里？会在这儿吗？我不知道。那一阵熟悉的寂寞又大水似的升上来。

“如果我来，我会养一条土狗，还要开一畦菜园。”我随意地说，说得很慢，让一个一个字被风吹远。

许多不可及的梦，说出来心中也是欢喜，那一种宁静的梦，梦里的空气，总也是凉凉的。

好像第一次和神父谈到将来，好似又想留下来，在这里避几天的静，好似想跟他谈谈我不常说的话，好似想告诉他，我也有的悲伤——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说，夏天的晚上，有人在桥上睡觉？”我问。

“是啊！好凉快的，我也来跟他们一起乘凉。”

这是他选择的一种人生，歌一样的生活，歌声很淡，夏天的深夜里有人的手指，轻轻拨过吉他的和弦——

“你还是走？”

我笑笑，点点头：“离家十五年了。”

“我十七年。”

十七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了多大的位置？家，对他是什么意义？

“家里还有谁？”我问。

“母亲，一个人在加州。”

不过是下午，吊桥上重重叠叠山峦的背后，天色却已像黄昏了。

“桥那头，绕过这座山，还有一个小村落，我常常去的，要不要去看看？”

“下次再来。”我四处找柱国，他拿着相机走了。

我们靠着桥上的粗索，又站了一会儿，四周安静，我的心也静，神父的身旁，总给人这样的感觉。

看过神父寄给我的照片；教堂门口的他和孩子们，大家高举着双臂，一群天国里的笑睑。

“看你的壁画去？”我说。

我们往回路上走，一群少不了的孩子在四周跟着跑。

教堂的门被神父轻轻推开，我跟在后面，他这一个动作，又使我想起从前的兰屿，不也是他推开了一扇里面有壁画的门，我进去——中间的十年，为什么消失了？它们存在过，又为什么不见了？

“以前，刚来的时候，这座圣堂是灰色的，我在里面祷告总是不太舒服，后来重新布置了它，花了一年的时间慢慢地画画，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是的，天主是在这儿，祂在这里，因为感觉到祂的和谐。诗人、画家、孩子的心灵，天主全都分给了这位中文叫做丁松青的人，不只如此，神父还有一只活活泼泼的狗。

玻璃窗外的光线静静地透进来，这座一切以泰雅族风俗安置的圣堂，是属于山胞自己的，丁神父爱他们，这儿全是已经不必说的语言。

我摸摸圣坛上铺着的山地手织布，很喜欢一个人留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坐一个清晨再坐一个黄昏，在这里面，没有悲恸，只有平和。

“我喜欢在这儿祷告——”神父又说。

我点点头，我明白，我懂。

作为一个神父，是有大福分的人，他们必然在另一个地方得到了没有家庭亲人的补偿。我对着十字架笑了笑，与它一起分享了一个天堂的秘密。

“外面有位太太，一直看你的书，她想见你。”

我往教堂外面走去，迎面一个黑板或什么东西的，上面写着：“今晚山地歌舞。”

“你们今夜跳舞？”我问。

“原先是的，现在——”

“现在什么？”

“是因为你信上说要来，我们想给你看——”

原来是为了我要来？我大吃了一惊，有些怔怔的，不知怎么担当这份盛情。

“要赶路回去，下次再来。”我说。

什么时候是下次？再一个十年？下次会是哪一扇门在我面前打开？下一次，是不是你，丁神父，替我开天堂的门？

那位太太上来握住我的手，叫我的笔名。我的名字，突然很陌生。遥远的大漠里是谁的笑声那么响亮？可是这里是清泉，泰雅人的清泉啊！

“时间差不多了。赶回台北大概晚上八点。”柱国上来说。

要走了，没有行李的人，心情还是突然紧张。也是要走了，再过几天就走到南美洲去了。

“经不经过墨西哥？”丁神父问我。

“圣地亚哥就在边境，你母亲，是不是？”我问。

“我去拿母亲的地址给你，如果弯进美国，请顺便去看看她。”

语气突然急促了，这一个下午没有讲的话，为什么分别时全想了起来？

“还有新鲜的冬菇，我们早晨山上采的，你也带回台北去。”

神父转身跑到房里去，我们的身边围着许多人。

“这里有一盒我留着的糖，下午忘了招待你们。”

神父的手里捧满了东西，我不再推辞，双手接下来，手里接不完的，就存在心里一同带到千万里外去吧！

别离，对我，已经习惯，世上许多朋友，见与不见的分野实在不大，只要人长久，就是好的了。

“再见了！”我笑着说。

“中南美洲回来了再来。”

“好！一定。”

柱国的车子开得慢，那群挥手的人，总也挥不掉他们的身影。

果然没有再回清泉，再回来，丁神父去了美国，进了那边的艺术学院——他的修会派他正式学画去了。

我再没有了他的消息，旅途中，不能通信，也没有固定的地址。中南美洲之后，我又去西班牙、法国。海边再读《小王子》，想到这也是丁神父喜欢的一本书，给他去了一张明信片。

再回台湾来是今年九月中旬的事，问起柱国丁神父，说他又写了新的文章寄来，同时也往西班牙寄了影印本给我，而我当时已在巴黎，错过了稿件。

《兰屿之歌》之后，丁神父写出了他另一个故乡的人物，这一本，叫做《清泉故事》。

丁神父，我们看上去国籍不同，语言各异，一生见面的次数又那么地少，可是你说的话，我怎么全能那么方便地就能懂？小王子说，有一些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那么有一种语言，是否需要用心灵去听？我听了你讲的故事，有关那群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我懂了，照你的意思，用中文再讲一遍，你喜欢吗？

和山一起

清泉是北台湾山区中的一个村落，距离新竹不到两小时的车程。

那儿的山地人属于泰雅族。我和清泉的泰雅族人共同生活了六年，下面的故事就是想请读者与我分享的一些片段。

悬崖上的清泉教堂苍翠环绕。

重重山峦中的吊桥横跨崖谷。

在清泉瀑布前的勇士。

教堂里的歌声与欢笑。

孩子们在冰冷的山泉中玩水。

快乐在四个好朋友脸上绽开。

小朋友等待着耶诞夜的来临。

母亲的怀抱，是最温暖的地方。

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温暖的所在。

祈祷中的文面老妇人，她总是第一个来教堂。

布满皱纹、藏着深刻灵魂的老人脸。

在向青年们讲泰雅神话的老人。

两兄弟盛装打扮，衣着弥散着浓厚的山地色彩。

背着孩子的年轻父亲。

正在射箭的米鲁。

清泉是个小村落，每个人都熟悉彼此的故事。

欢聚时光点亮了他们的青春。

他们喜欢弹琴唱歌，谈论自己的生活、爱情和盼望。

这是一场泰雅族式的弥撒。

山地舞的力量，使我再次感觉到他们接受了我。

有爱的能力，这比什么都珍贵。

前言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我在菲律宾读了两年神学后回到台湾来。经过多年的准备，已被任命为神父，我急于展开工作。想到即将开始第一次的任务，我的心忍不住因为欢喜而雀跃不已。

当时，我们的会长要我到台北去见他。知道会长与我将会有一次恳谈，他会问我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考虑手边的工作地区是不是正好有合适我的。耶稣会向来先聆听他们成员的愿望，与他们个别讨论，然后才设法将每一位神父派到与他们性情相近的地方去。

想到这儿，我信心十足地走进会长的办公室里去。

“早安！丁神父。”会长带着一抹飘忽的微笑看着我。

“早安！会长。”想来这会是一番长谈，我便预备坐了下来。

没想到会长却将他的手臂搭在我肩上，深深地注视着我，说：“你将要到清泉去。”

“清泉……”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地名。

好多年前，我曾经加入山地服务队到过清泉，在那儿工作了一个月。我还记得那些嬉笑玩闹的孩童、瀑布和那山区中清晨的薄雾……

我心中暗想：清泉。当然，这地方还不错……好吧，可是……为什么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事先应有的长谈和讨论呢？

“有什么问题吗？”会长问我。

“没有。”我回答着，身体依旧半坐半站着，“清泉很好。”

接着，为了某种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突然补充了一句：“我可以在那儿养一条狗。”

会长嘴边的笑容变得更飘忽了，他领我到门口，他的手仍然环着我的肩，只听他说：“那就好，现在去吧！信赖天主啊！”

会谈便这么结束了，我的任务已被指定，我受到了派遣，马上要去上任。奇妙的是，我的心也竟然完全平静下来。

山地世界

当我收拾了衣物，预备前往山区时，我的思绪飘回到六年前在清泉度过的那个夏天。当时，耕莘文教队派了一群人到那儿去，而我加入了他们。

永远也无法忘怀那在山区中的第一个夏日。那时我到台湾还不到一年，只有二十四岁，同时那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华语学院外出参加活动。每一件事情对我而言都是新奇的。

第一次看见清泉的印象，在此时又全部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木材车一大清早就从竹东出发，当它加速往山区驶去时，车身不要命地颠簸着。司机先生很乐意让我当他的搭客。我站在卡车的后面，脑袋虽然俯视着车厢，一颗心却失落在我即将进入的山地世界的魔力中去。

周遭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奇妙而迷人，山脉逐渐淡入空中，就如我在博物馆中所看到的中国山水画一般。由于四周的一切是那么新鲜而美丽，我几乎忘了那是条弥漫着灰尘的坎坷长路。这辆车急转了个弯，车子往下一沉，接着猛然冲进一座漆黑的山洞里去。幸好这时候我也及时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儿，我们由黑暗中爬出来，再度进入阳光，沐浴在明亮而清新的空气里。那儿——远远看去，有如美丽的花朵般散布在高崖上的，就是清泉。

绕过一些房子，卡车停了下来，司机指着坐落在马路下边一座小山中的教堂。想来比我早到的另外四位山地服务队的队员已在那儿等我了。

提起我的吉他和行李，我下了车，这辆继续蜿蜒上山的车辆所掀起的漫天尘埃将我撒得满头满脸。

这就是山区里唯一的大街，村落高高低低地散置着，一间一间小房子颤颤巍巍地依附着险峻的悬崖。

“你是美国人，是不是？”一个留着一嘴硬胡子的中年泰雅人问我。

“是，我是。”

“你要在清泉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我来和山地服务队的人一同工作。”

“美国很好玩，而且每个人都有很多钱。你为什么要来这里？这里什么也没有。”

“我听说这里的人好，而且风景也是很美的。”我指指瀑布和周围的高山。

“马马虎虎啦！”这个人耸耸肩说，接着又加上一句，“你是一个神父吗？”

“我正在学习当神父。”

“我们这里的神父和我们相处很久了，他说我们的话比我们说得还好，而且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说着这个人就在马路上蹲了下来，仿佛他拥有全世界所有的时间一样地悠闲。我也只好跟着他蹲下来，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

“还记得几年前。葛乐礼台风来的时候，我们的村庄整个被冲到河里去。当时神父还留在教堂里，想抢救东西。我们一直劝他出来他都不肯。就在教堂快要被河水冲塌的时候，我们用一条粗绳子套住神父，把他拖了出来。救了神父的那个人后来还得到了那一年好人好事的表扬。”

“台风过后，神父在悬崖上重建了这座教堂，我们也在这儿造好了我们的新房子。台风暴雨再也冲不走我们，除非来个大地震，不然我们在这里是安全的了。”这个男子笑嘻嘻地说。

我跟这个马路上的人道了再见，慢慢朝教堂走去。山地服务队的大学生们正在向我挥手，我还来不及看清楚他们，就有一大群小孩子向我奔上来，他们扑过来，拉住我的手，领我向前走去。

“你是美国人吗？”又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这次发问的是个小女孩。

“是，我是。”我开玩笑地加上一句，“你想到那儿去吗？”

“想啊！”她吃吃地笑着。

“是不是那儿的小孩有许多玩具？”

“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和你一样，满脸都是毛。”

听了这句话，其他的孩子全都大笑了起来。我心想……多么快乐的一群人，而且他们喜欢开玩笑。

那个夏天，在工作上没有收到什么成果，但是我们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山地服务队里的大学生热诚又乐于付出。那时，我的中文还是非常差，我觉得自己一无贡献，反倒是从人们那儿学到了许多可贵的东西。

白天，我教孩子们美术，也用我的吉他弹美国西部歌曲给他们听。夜里，我参加村人绕着户外营火所举行的狂欢晚会。

直到现在，让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那山区中不可思议的奇幻气氛。这个山地世界——和我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是如此地不同。

在那个夏季，山地对我而言，是河流与阳光的世界。那条河，是这么地湍急而清澈，晚春的雨水将它涨得满满的。孩子们在冰凉的河水里打水仗，他们的父母却上了山，在高大的森林内工作。河流旁边，有些人浸泡在嵌在山凹里的温泉中。

每一个山里的清晨，天空和山脉连成一色，几乎无法区分。白霭霭的晨雾笼罩着懒洋洋的山坡，就像白色的毯子覆盖着熟睡的孩子。

夜晚来临的时候，山上又成了烈酒和火光的世界。

我记得我在山上的第一个朋友……

我和全村的人一起坐在大街上，观赏一部山地服务队为这些人带来的电影。那是一部很长的“国语”爱情片，我们看得津津有味。突然我觉得有人在注视我。把头转向一边，一双杏仁大眼正定定地望进我的眼里。那男孩什么也没说，我的视线缓缓落在他的手上，只见他拿起一个杯子，递给我。他点点头，我便接过那杯子，才啜了一点点，米酒强烈的气味便扑上来。

那男孩笑了，拉起我的手说：“我们走吧！”

我跟着他爬向教堂，在一块可以俯瞰河流的悬崖边坐着。满月皎洁的光华，将男孩的脸照得那么清晰，就像在白天一样。

“我叫亚威。”他告诉我，开始说出他的一生，“有一阵子，我家是村里最富有的。我在一所好学校上学，拥有我想要的一切。后来我们家遭了坏运，父亲失去他所有的田地和财产。我们变得很苦，天天努力工作才能温饱。接着我父亲死了。我现在无法上学了，在山里工作。我觉得孤单，常常晚上睡不着觉。”

天上的云彩飘了过来，当它们挡住月亮的同时，它们的阴影正好掠过亚威的眼睛。我注视着这个男孩消沉、悲伤的脸，几乎无法相信他是在把生活中如此私密的事情与我分享。后来我才知道当山地人想交一名朋友时，这种分担在他们之间是很普通的事。

“我想去看看更高的山地。”我告诉亚威，“你能带我去吗？”

“什么时候？”

“明天早上。”

“好。”亚威再把他的酒杯递给我，说，“我想我今天晚上会睡得很好。”月光又一度照亮了亚威的眼睛，我可以看出里面的悲愁。

第二天早上，亚威过来带我去更高的山地。我们山地服务队里的“妈妈”替我们装好一份午餐。亚威领着我爬上那可以远眺教堂的陡峻小山，到他亲戚家去。

每次我们经过一间屋子，就会有音乐——轻松的山地音乐和“国语”歌曲就像悬自树上长长的藤蔓一样，在这枝叶茂密的小山区穿进穿出的。每一次我们经过一间房子，就会有人笑着请我们进去坐。

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虽然穷，但它却整齐而干净。睡觉地方的榻榻米垫几乎是奉若神明。地，是泥巴地，墙，是竹子搭的。地板的中间随随便便地升着一堆火，给人一种富裕而温馨的感觉。

几只小狗像破布般躺在火堆前。瘦伶伶的小鸡绕在我们的脚下轻啄泥土。当夜色轻柔地落在屋外的世界，裹在旧毯子里的初生婴儿便在他们父亲的膝上睡着了。

火光在那些年老、布满皱纹、有着深沉灵魂的男人脸上跳跃着——他们唯一的认识就是土地，唯一的智慧就是对土质的了解，而山地村则是他们唯一的美。对他们而言，这些便是一切了。

刺青，在那些老女人瘦削而平和的脸上留下了黑色V形的记号——在她们年轻的时代里，这自然是一种美丽的象征。

这些有如双亲般亲切的脸庞，总是尽心地接待他们的访客。双手捧着茶，丰富的饭菜，甚而一个床位，早晨漱洗的牙膏也拿了出来。

这儿年轻人的脸是开朗明亮的，当他们低声谈着他们的生活、爱情和希望时，火光将他们脸上的清新气息清晰地传递出来。面对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比山地世界更为冷酷的外界，他们满心的好奇与讶异。

而他们的脸——那些孩子的脸，不但一直在那儿，也永远是第一个出现在那儿的，他们坦然地看着你，你也看着他们，并且爱上你所见到的一切。

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就这样围着火光坐着，不一会儿，一顿饭便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移到一张圆桌上去用餐，只见上面摆满了稀奇古怪的菜，飞鼠、野生香菇和老鼠，是的，真的是老鼠……都是山地的佳肴。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又唱了一些歌，面前的杯子斟满了米酒，原本羞怯的脸庞慢慢变得轻松而愉快起来。

亚威教我用泰雅族语说：“当我和你在一起时，我很快乐。”其实，在那种状况下，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

很快地，说话转到一个一直很热门的话题——鼻子上。

“俄国人的鼻子真的都像这样吗？”饭桌上一个小男孩问我，一面说，他一面用手自鼻子往下画一个长而下垂的圈圈。

“他们吃东西的时候都必须这样把它撑起来。”他哥哥说，双手在鼻子下合拢成杯状。每个人听了都忍不住大笑。

“德国人的鼻子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说，从她的鼻子比了一个剑般的手势。

“那样亲嘴就很难了。”另一个男孩插嘴道，“很多恋人或许会因此刺死对方。”我们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

“你知道。”这一家的父亲说，“你和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们的特征虽然不同，但是我想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当我触摸我的鼻子，从眼里擦去笑出来的眼泪时，我告诉自己：一点也不错。这也正是我们有如此多事物可分享的原因。

在回程上，亚威和我沿着山腹走向山下的村落。突然间，他转向我说：

“我们爬上这条小路。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父亲。”

亚威带领我穿过一片湿漉漉的灌木林，上上下下那些没有路，只有长满青翠浓密树木和杂草的斜坡。很快我们就来到一小块空地，亚威停了下来。

“那就是。”他指一指。只见地上有个好大的长方形石堆。石堆上面是个漆有亚威父亲名字的小型木制十字架，坟墓的底部，放在几叶青草间的是一个啤酒瓶和一只盛了半杯雨水的酒杯。

亚威弯下腰，开始拔掉长在石块周围土壤中的小草。我也帮他拔。隔了一会儿，他站起来，鞠躬祈祷。接着他掏出他的香烟，拿了一根给我，并且点燃它。我们站在那儿抽烟，又祷告了好几分钟。

“我父亲。”亚威说着，转身走下山。接着他停下来，看着手中那包香烟，看看他父亲的坟墓，又看看他的手。慢慢地，亚威走回他父亲的墓前，把那包香烟放在啤酒瓶和装着半杯雨水的酒杯旁。然后我们一起走下山。

风雨故人

奉献，那就是我再度前往山区的理由。可是，现在那儿依然会和以前一样吗？六年前的我，是个逍遥自在的年轻修士，除了认识人和交朋友之外，没有什么事要做。现在，我是个神父，有一所自己的教堂，以及对那些人的责任。我们是否还能像兄弟般地同甘共苦？

当我在竹东下了巴士，拖着我的行李袋到菜场——前往各个山区的计程车都在那儿等着载客——去时，这些念头依然在我心头盘旋。

天空布满了乌云，黑沉沉的。气象报告曾预测可能会有台风要来。

我找到一辆前往清泉的计程车。那个时间要搭木材车已来不及，而当时长途公车还没有通到村里去。这辆计程车似乎挤满了乘客，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挤得进去。

“还有空位给我坐吗？”我问计程车司机。

“有啦！”他回答道，“可是你必须等等其他人。我们还没有载满客人呢！”

我探头看看这辆小车子，里面已经叠了八个人。他们大笑着，示意我加入他们。把我的行李放进后车箱后，我爬进后座。那儿正好只有足够的空间装进我。所谓足够的空间，是指另外那四个乘客还没到来之前。不知用什么方法，他们还是挤了进来，夹在我的头和计程车的车顶之间。

我的头已被弯曲成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姿势，我在想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启程了。可是这个计程车司机还是没有出发。又有两个乘客来了，他们还带着大袋的水果和蔬菜。

“丁神父。”刚到的乘客之一向我招呼。那是谷三，清泉村长的儿子，我六年前就认识他了。只见他和他父亲正透过车窗对我微笑着。

“我们跟你一起走。”谷三说，“并且帮你把行李搬运过山。”

“难道这辆计程车不直接开到清泉？”我问道。

“那是在山洞塌陷以前。”谷三回答道，“现在我们必须步行爬过这些山。虽然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我们必须赶快，因为台风马上就要来了。如果是强烈台风，那儿会有山崩，我们可就过不去了。”

说完，谷三就挤进计程车，叠坐在我旁边。幸好，他那颇为庞大的父亲搭乘我们后面的车，现在那辆计程车上也密密实实地挤满了乘客。我看看那位司机，很讶异地发现他的左边竟然也坐了一名乘客，不知怎地在方向盘和车窗间悬晃着。

计程车终于发动了。我心想：好不容易！可是我们才走了几公里，这个计程车司机就停了下来。

“我得去拿一个瓦斯桶。”他说，我们就坐在车上等他从一家商店拿出一个沉重的瓦斯桶，把它塞进后车箱绑好。

我们再度出发，我心想：好在我们又继续前进了，因为阴暗的云层愈来愈厚了，眼看台风就快来了。可是，不一会儿，计程车又停了下来。

“我得去拿一个鸡笼。”司机说。这个鸡笼也是被绑在后车箱上。接着，他又从沿途上不同的商店里先后拿了一个榻榻米垫、一个西瓜、鸡饲料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补给。我忍不住开始怀疑这辆计程车是否能爬上山！

好不容易，我们终于开始上坡。不幸的是，由于我的头被扭转得太厉害，我的脸只好直视计程车的底盘，也因此错过印象中前次旅行所看到的所有美景。

乌云穿过山脉滚滚而来，风用力刮着我们的车子，雷声响遍山间。显然台风已经来了。

我们一路前进，乘客们都很开心。谷三把他的水果分给每个人。坐在计程车前座的一个男孩甚至拿出他的米酒瓶，让大家轮流喝。

“你认识清泉的前一位神父吗？”坐在我旁边的女士问我。

“是的，我认识他。”我回答。

“他说我们的话比我们说得还好。”这位女士继续说，“而且他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名字。”

其他的乘客都对这点表示同意，接着，车厢有一阵静寂。我想他们一定都在猜我是否也能学会他们的语言，并且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这要慢慢来才行。”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一个男人温和地说着。

我们的计程车在山洞前停住，这山洞的确已塌陷，入口处被木板挡住。我们披上塑胶布挡雨，谷三帮我拿行李。然后开始所谓“几分钟”的翻山路程。结果，它却花了我们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

村民们快速越过山头。我跟在后面，在湿漉漉的小径上滑来滑去，脚下不停地被杂草缠住，为了保住面子，我拼命设法让自己不要摔跤。谷三在我前面轻快地前进，根本没有注意到脚下的路，一边走，他还一边谈论他成立青年俱乐部、儿童暑期学校的计划，以及村里正在进行的其他所有活动。

等我们抵达山区时，天已经黑了。我继续撑了半个钟头，才走到村里，谷三还陪我到教堂去。

前一位神父已提前一天离开了。所以教堂里空无一人。由于台风的关系，这儿停电。除了外面萧萧的风声，周遭一片寂静。

谷三回家去了，我独自站在黑漆漆的教堂里。这是个庞大的建筑物，站立在一块可以俯瞰河流和瀑布的悬崖上。不论里外，它的颜色都是一种沉闷的灰色。在当时的状况下，它让我想起阴森森的古堡；一座非常荒凉的古堡。由于台风的关系，就连外面的世界，在我看来也是一样的——都是灰色。

我找到一个房间和床倒头便睡，一觉睡过了台风。

半个婚礼

第二天早晨，我从窗口俯望下面的河流。它已不再是我多年前记忆中那条平静的溪流。由于台风带来大量的雨水，河水高涨，它变成一条强大有力、翻滚不停的水蛇，不断对远远散布在悬崖上的房子吐信。

一个穿了雨衣、抱了满怀木头的男人，忽然出现在门口。同时带进一阵雨水。这就是教堂的管理员，尤帕士，我以前见过他。他大约在五十岁左右，但外表和说话的样子，却只有实际年龄的一半。多年来，他一直在教堂里帮忙。

“我刚从河那边过来！”尤帕士兴奋地告诉我。

“下面那边？”我再看一眼在教堂下面咆哮、令人惧怕的汹涌水流。当时，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任何地方比那儿更危险。

“下面那边有好多木柴。”尤帕士继续说，“我很早就出去，从河里拖了这么多木柴出来。这些够我们用一年的了。”

想到这个矮小男人从那条汹涌的河里拖出大木柴，我忍不住脊骨发毛。

“在这种台风天到河里去，你难道不怕吗？”我问尤帕士。

“！不怕！”尤帕士微笑道，“我们等这台风等了一年。这就是我们上山去种草菇的时间。别担心，我们是山地人。”

尤帕士说“山地人”的语气让我很感动。就好像他所指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在山区里无所不能的强人，而且他是很骄傲地说着。

台风暴雨已减弱成一阵阵细雨。屋外，阳光极力想穿破逐渐散开的云层，照耀大地。我再一次发现山岚驻足层层山峦间的美丽。

在河对岸，教堂的正前方，清泉林高大的瀑布劈哩啪啦地滑落到下面的河水里头，四面八方溅起泡沫般的白色水花。我发现好几个男人正设法从漩涡中拉出木头。一些小孩拿着鱼竿在钓鱼，他们似乎离那饥渴河水的岸边太近，太危险了。

“今天有个婚礼要举行。”尤帕士告诉我，“前一位神父在昨天离开之前，已经主持了半个婚礼。另外一半可以由你来完成。”

“半个婚礼？”我从未在我的神学课程中研究过这种事情。好在尤帕士为我作了解说。

“按照这里的习俗，结婚前一天，新郎要把新娘先带回他家。然后，第二天他们再一起到教堂去行礼，接受祝福。神父要他们在回新郎家的途中，到教堂去一下，好让他能执行他们的前半段婚礼。他本来要在今天完成后半个婚礼，但是他已经走了，而你来了，所以由你来完成。”

“我想我懂了。你认识这对新人吗？那会不会是一桩美好的婚姻？”

“神父认识他们。神父知道每个人的名字。神父说我们的话，比我们说得还好。”

我压住不服的哼声。

尤帕士继续说：“那女孩才十四岁。可是因为她说除非她能嫁给这个男孩，否则她要自杀，他们只好同意这桩婚事。”

原来这是个威胁要自杀的十四岁女孩的半个婚礼。那该是个有趣的婚礼。因为我不确定我要主持的半个婚礼应该从何着手，所以我想我最好先把要宣读的结婚誓言准备好。当我听见鞭炮响，我赶紧走进教堂，等待那一对结婚的新人到来。

新娘和新郎一起步入教堂，后面跟着他们的亲朋好友。我先欢迎他们，接着，根据婚礼的仪式，我请这对新人在宣读誓言时手牵手。

没想到这位新娘却拒绝牵新郎的手。

“能不能请你牵一下子手？只要一下子就好了。”我请求她。可是这位新娘却不屑地把脸转开，看也不看新郎。

双方的家长和亲戚们开始对这女孩低语，并怂恿她去牵新郎的手。她还是不肯。

“既然如此……或许不一定非要这样。”我说，便继续进行仪式。难道这就是那个除非嫁给这个新郎，否则就要自杀的女孩？照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似乎恰好相反。

“你愿意娶这个女孩做你的太太吗？”我问新郎。

“愿意。”他回答。我松了一口气。毕竟这婚礼还是可能圆满结束的。

“你愿意嫁这个男人，让他做你的丈夫吗？”我问新娘。

没有回答。

站在女孩身后的家长和亲戚又开始小声说话。“说‘好’，说‘愿意’呀！”但她就是不说话。

我又问一次，她瞥一眼新郎，这时候他已窘得满脸通红，然后她脸色一动，再度转向我。

“愿意？”我把我的头上下摆动，“或不愿意？”

好不容易，在所有人的怂恿下，这女孩终于耸耸肩，把她的头上下摆动，然后笑得好甜蜜。

“那么……”我深呼吸一口说，“我现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夫妻。”

大家一起鼓掌，新娘和新郎并肩走出教堂，我忍不住自问：我到底做了什么？

接下来的结婚喜宴是在河对岸的一个小村里举行。一些年轻人想借教堂的麦克风，在喜宴上唱歌用。我寻遍四处，才找到一个麦克风和喇叭，但就是不见扩音器。

我想去问管理员尤帕士扩音器在哪儿，可是我们俩谁也不知道扩音器的中文该怎么说。我用手比划出这个机器的形状，并且把它的功能告诉他，好不容易，尤帕士才微笑道：“！原来你是指‘喇叭的爸爸’！”

那只不过是尤帕士和我逐渐发明出来的一种“新语言”的第一个词而已。这种语言还包括代表喂鸭饲料的“米的衣服”（糠）这类名词，至于延长线，不论它属于哪样东西，我们都称它为其所属物的“朋友”。

要想到婚宴举行的村里去，就必须通过一座吊桥。我站在桥边，注视着一列名副其实的远征军：年轻男子们扛着桌子和椅子，一台冰箱，电视，以及一张大床，浩浩荡荡地过桥，到河的另一边去。这些都是给这对刚结婚新人的礼物。

喜宴本身就是一种恣情欢乐的组合，其中包括美味的食物，一大堆男人、女人和小孩，大声、喧哗的歌唱，以及滚滚不断的米酒。

在老年人坐的那张桌子上，他们一边用手打着拍子，一边唱着日本歌。坐在另一张桌子的年轻人，却弹着吉他，大唱“国语”歌和山地歌，两种歌声相映成趣。有时两张桌子会互相比赛，看看谁能压过对方的歌声。

新娘和新郎踌躇着绕过每一张桌子，宾客们纷纷举杯，向他们恭喜道贺。他们看起来真的爱得很深。

喝过喜酒，当我走回教堂去时，我有个感觉，那就是：不论这桩婚姻的结果如何，这些人的确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庆祝。

在这方面，他们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呢！

河里的孩子

台风雨减弱后，村里汹涌的河水再度变成一条低浅的小溪。

两个小男孩跑到教堂来问我要不要去游泳。“那儿适合游泳吗？”我问着，同时凝望下面那条多石的溪流。

“！当然。”一个叫马雷的男孩回答道，“你可以浮在水上漂。”

“那样不危险吗？”

“当然不会，除非你撞到石头。”

“那就好，我们走吧！”我说，“你们有没有穿游泳裤？”

“我们不用穿。我们还没长毛。”马雷骄傲地回答，手朝下指了一指。

河里挤满了小孩。小女孩们穿着宽松的衣裙。小男孩们什么也没穿，因为他们还没长“毛”。他们全部从一块大石头上跳进河里去，顺水漂流而下，直到碰到河流的弯处为止。

孩子们跳水的动作是那么优美，看起来毫不费力。不过我还是在石头上待了好久，才鼓足勇气往下跳。

“你们确定这样安全吗？”我对着下面那些开怀大笑的孩子们喊叫。

“当然，绝对安全。跳！快跳呀！”他们高声叫着。

我只好往下跳。四五个孩子立刻抓住我的手脚，和他们一起顺水漂流而下。他们的身子橡皮似的，平平地滑过多石的浅滩。我的身子却是漂到哪儿，就撞到哪儿。孩子们开心的呼声和我痛苦的哀叫，高高低低地交杂着。

滑过各式各样平滑及不甚平滑的石头，我们终于抵达河流的弯处，毫无准备地就被冲上岸。

“看吧！”孩子们嚷着叫着，“结果不是很安全吗？”

我心想：不错，对小孩是很安全，对大人可不是那么回事。

就在我从河里往上爬的时候，碰到了谷三。

我们本来就决定当天晚上要开始青年团契的活动，谷三负责通知所有的青少年。

“只要用教堂的喇叭播放一点音乐，大家都会来。”谷三告诉我。

到了晚上，我透过教堂的喇叭播放一些山地歌曲，乐声立刻传遍整个山谷。

不一会儿，教堂的大厅挤满了人。可是我们所谓的“青年”，竟然全是些小萝卜头。

孩子们在地上追逐，弹橡皮筋，尖声喊叫，打来打去，笑闹着倒在彼此身上。有的在模仿中国功夫的动作，粗鲁地拳打脚踢。我从没见过如此精力充沛的孩子，显然，这儿并不缺乏维他命。或许是山上的新鲜空气给了他们如此旺盛的精力。

可是，这儿的年轻人都到哪儿去了？谷三亲切地笑道：“我们可以先来个儿童晚会啊！”

凡是没在晚会上见过山地小孩的人，实在很难描述出他们的欢欣、自动自发的精神，以及他们强烈的表现欲。一群粗鲁的好孩子。他们要某人唱歌，不只用嘴唤，还拼命拉人、扯人、推人，直到被缠不过的人站在地板中间，开始唱歌为止。

我想起这些小孩下午在河里的情景。在那儿，他们活蹦乱跳地跃过河里的石头，怎么也不会伤到自己。在这儿，他们互相压制着，摔倒在地上，立刻又爬起来，好像从来不会受伤。

粗鲁是这些山地小孩的特征，心地纯良，易于相处，讨人喜欢。我甚至不打算替他们安排晚会的节目，因为这是他们的世界，我不过是个来宾。而且他们似乎都知道该做什么。

大约九点左右，孩子们开始离去，青少年们陆续到来。年轻人是那么地害羞。他们靠在大门口，抽着烟，低头盯着自己脚上的凉鞋。

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怂恿，谷三和我终于说动他们进来，不像刚才那些小家伙，这些人无精打采地移着脚步，仿佛他们个个都体力不济似的。

有的年轻人为了参加聚会，特别打扮了一下。有的在山上辛苦了一天，穿着工作服就直接过来了。米酒的芬香混杂着汗臭、泥土和烟味，屋子里弥漫着沉闷、凝重的气氛。

好在他们羞怯的笑容和脸上的清新气息，逐渐打破了室内的郁闷，仿佛阳光穿过层层浓雾，倾泻而出。过了一会儿，有些年轻人开始唱歌，我们也玩了一些简单的游戏。

聚会结束时，人们很有礼貌地跟我握手，道了晚安，我坐在黑漆漆的教堂中，再次感到这些人和那些孩子之间极大的不同。

村里的少年是如此害羞而放不开。难道他们和孩子们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某方面受过创伤？我不知道那些都是什么样的创伤，又是从何开始的。他们会把童年的欢笑永远压抑住吗？

我希望借着我们的青年团契，做些事情，好把这些年轻人拉出来——变成不怕自己，也不怕别人。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不怕受伤，再度变成河里的孩子。

十只小鸡

当每个人都回家后，我住的这所教堂，变成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除了自己，里面没有半点生气。我环顾所有的客房——一共六间，一个客人也没有。尤帕士住在大门外他自己的房间里。这栋灰色的大建筑物无比的空虚袭击着我，使人觉得寂寞万分。

第二天早上我碰到幼明，他是谷三的哥哥，长着一张饱满、红润而愉快的脸庞。幼明负责经营村里的合作社，当时他在教堂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老张在卖小鸡。”幼明告诉我，“你要不要去买几只？”

小鸡！我赶紧跑去看老张，他是退役军人，住在马路边。当我第一眼看见那群还没有手掌大的小鸡时，我便爱上了它们。

“我要十只。”我兴奋地告诉老张，仔细地挑选出我的小鸡，它们是黄色、棕色和黑色的。

我把小鸡放进一个大塑胶盒，再把那个盒子放在一间客房里。我去弄了一小杯水放在小鸡的旁边，它们口渴了就有水喝。对了！还有食物！我突然想起，我最好快去弄些鸡饲料来。

当我冲下石阶，到下面马路上的小店去买鸡饲料时，早上的天气还是很凉。就在回去的路上，幼明偏要我去替合作社数钱，数好了要把它们放到教堂的保险箱里去。

我站在那儿点着花花绿绿的钞票，心里一直在想我的小鸡，它们一定愈来愈饿了。就在我快要数清的时候，觉得背上被死命打了一下，接着冒出一阵大笑。我被吓得很厉害，手里的钞票散得满屋子都是，猛转身，只见一个矮小男子吃吃怪笑的面孔，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村里的白痴。

幼明立刻从他的办公桌前弹了起来，客客气气地把那个还在笑着的攻击者带了出去。

“对不起。”幼明一面帮我捡钱，一面说，“他是个小怪物。那个人，是前一位神父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成为我的好朋友。当时我宁可希望他不会。

把钱从头数过后，我急忙跑上石阶，把钱丢进保险箱，再赶到那间客房去喂我的小鸡。

当我看见我的塑胶鸡盒，迎接我的却是一幕最骇人的景象。那杯水已经打翻了，半数小鸡都像死了一样，僵硬地趴在冷水里，其他的则痉挛似的抽搐个不停，它们的羽毛浸在冷水里，全都湿透了。

我心想：老天！我真是个集体谋杀的凶手！

“幼明！”我大叫着跑下石阶，“我的小鸡全都死了！我想我害死了它们。”

幼明赶紧和我跑到“凶案现场”。

“它们是冻死的。”幼明伤心地说，“你不该把水和它们一起放在里面。”

“我知道……”我差点哭出来。

“等一下。”幼明说，“去拿条毯子来。”

“一条毯子？”

“是啊！再把火点着。”

“你不会把它们烤来吃吧？”

“不是——只是要把它们弄暖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幼明和我便把这十只小鸡放在一条毯子上，带到火炉边，将毯子高举在火焰上。我们把这些小鸡抛上抛下的，好像在爆玉米花一样。

慢慢地，潮湿的羽毛再度转为蓬松。小鸡们开始扑拍翅膀，张开它们的眼睛，甚至啁啾地叫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其中的九只小鸡虽然还有点昏眩，但已显得生气勃勃。再过几分钟，它们就在地板上活蹦乱跳了。

“幼明，我们刚完成了一项奇迹。”我满怀敬畏地低语着。

我们都笑了起来，幼明显得好开心，那胖胖的身子愉快地颤动着。

只有一只小鸡没有活过来，我把它安葬在教堂旁边。

到了那天晚上，我弄来一个很棒的鸡笼和一盏温暖的电灯泡。我坐在客房的地板上，看着这些小鸡跳来跳去，彼此靠得好近。那天晚上，我看了它们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似乎能看出它们一点点地在长大。

这些小鸡们所散发出来的生气与温暖，不但充塞了它们所住的房间，满溢到整栋房子——同时也填满了我的心，这儿已不再寂寞。

运动会

我喜欢慢跑。近十五年来，慢跑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方式。每天日落时分一段短程的慢跑，可使我的身体放松，恢复疲劳，绝不会提不起精神来。

每当我搬到一个新地方，我急着想做的要事之一，就是勘查最适合慢跑的路径。这在清泉是有些困难，因为所有的小径都是上坡，几乎没有任何平地。还好，过了一阵子，我也慢慢习惯在教堂附近的陡峭山路上跑上跑下了。这条路往下通到大霸尖山。当然，是不会跑那么远去的。

每天下午，当我慢跑上山，我都会碰见在山里做完一天工作，拖着沉重的步伐，蹒跚下山的村民。他们常常会批评道：他们根本不需要慢跑，因为他们一整天都在工作。

有的时候，我会和爬着同一条路，放学回家的学童们比赛。我们必须闪开轰隆轰隆冲下山的木材车。好在每辆卡车转弯之前，地面都会震动得很厉害，将我们由死神手中救回。

随着清泉一年一度的村运会日期愈来愈接近，每当我慢跑时，村民们都会跑来问我是否为了即将来临的大事而在练习。起初我只是大笑，到了有一天，好几位大会职员来找我，告诉我我实在该在运动会中赛跑。

“你每天慢跑。”其中一位职员告诉我，“你应该是在参加竞赛的理想状态中。”

“没问题的。”另一位职员补充道，“你一定会跑第一。”

“唔！”我红着脸说，“这倒是真的，我的确会慢跑，我想我该试试看。”

我以前从未参加过运动会。唯一的竞赛经验就是与“国民”小学的孩子们在放学途中赛跑。但是，大会职员的这个代表团已充分鼓励了我，使我把自己想成清泉的新“铁人”。我开始为这个大日子练习。

根据我慢跑的经验，他们想我应该擅长于长距离的竞赛，便替我报名参加一千五百公尺的赛跑。一千，外加五百公尺，就表示得绕着“国民”小学的竞赛道跑十二圈。

在运动会前几天，我到那跑道上去试跑。由于我是唯一的练习者，因此我就以我自己的速度跑。这样既轻松而又神清气爽，尤其令我讶异的是，那实在很容易——就像慢跑一样。

运动会那天终于到来。当天早晨，在一阵可怕的胃痛中，我醒了过来。我浑身湿黏黏的，紧张极了，到了上午，又狠狠地拉了一场肚子。实际上，当时我浑身上下唯一未受损伤的部分，就是我的自尊。但是，我就是无法在此时退出这场比赛。

感觉上，自己仿佛是第十五回合拳赛里的“洛基”，我那双摇摇晃晃的腿，不知用什么方法，还是来到了“国民”小学的田径场上。不过，村民们开心的面孔，立刻就鼓舞了我。人们都拍拍我的背，告诉我，我能参加赛跑是多么棒的事。我的精神开始振奋，不一会儿，就把那天早上我有多么不舒服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净。

像清泉这样一个小村庄，秋季运动会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庆典之一。所有的年轻人都从他们的工厂和学校回来参加。村民们在大锅子里烧了鸡酒，到了下午，整个地区都弥漫着这道佳肴的甜美气味。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胜利的欢愉和失败的颓丧，交织成一团。那儿有欢乐与爱，也有争吵与打斗。但是，最重要的，那是一段值得记忆的时光。

一千五百公尺竞赛快要开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最关切的就是，确定自己会跑向正确的方向，而不会掉头开溜。几位职员催我登上竞赛道，进入一条跑道。我瞄了一下我的对手们。他们看起来并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而且大部分都比我矮小。我想：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枪声响了，我像其中一颗子弹似的，飞也似的冲了出去。我对自己前进得那么快吓了一跳。观众们兴奋得高声欢呼，用力鼓掌，我能听见“丁神父，加油！丁神父，加油！”的喊声如雷也似的响着。

前三圈，我的确领先了其他人。在每个角落，都能看见我的教友们愉快的面孔，鼓舞我前进。我忍不住暗自叹息：我将会为他们带来什么荣耀。

到了第四圈，我发现其他的跑者都从我身边跑过。我试着跑快些，一双腿却像是我的主人，它们不肯听我的。更多的跑者，不停地从我身边飞啸而过；他们看起来毫不费力，而我的赛跑却逐渐变成一种低速的慢跑。

突然间，我觉得非常口渴。我的嘴好干，我觉得自己几乎不能呼吸了。我的腿开始觉得像是一块块橡皮，每一条都想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惊惶中，我看着其他几个跑者第二次跑过我。旁观者的面孔不再显得那么愉快，鼓掌声也变得愈来愈疏落。在我一阵阵刺痛的内心里，我觉得自己绝不能令他们失望，可是那却没有用。

我还是跑着，希望第十二圈能赶快跑到。当我看见一位职员比了一个手势，表示一个个位数字“六”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六？只跑完了一半。不……

那场比赛的最后六圈，是在一阵昏眩中完成的，我什么都记不得了。那是一种纯然的苦刑。直到那天为止，我从未憎厌过跑步，当时我只有祈祷自己不会死在田径场里，以免惹出更多的问题。

当大家都在等我跑完时，我一面跑，觉得自己仿佛在独撑整个运动会。其他的跑者，不是已经完成了赛程，就是半途退出了。

好不容易，我终于自己一个人，极端狼狈地完成了我的第十二圈，要死不活地跌入一位大会职员的手臂中。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痛死了。

接着我开始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欢呼声。透过麦克风，一个声音宣布道：“最佳精神奖得主……丁神父！”

忽然间，我被许许多多的村民包围住，他们张开双臂环抱着我，向我道贺。

“你办到了，你办到了！”他们对我叫嚷着。

“办到什么？”

“你完成了这项比赛。那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你完成了！”

说的也是，我觉得自己快完蛋了。

接着有人补充道：“丁神父太客气了。他故意不赢的。”

他们带领我到颁奖区去。我敬了个礼，眼睛里依旧是汗水蒙蒙的，我试着站直些，此刻一双腿只觉更像是面条，而不是橡皮。

一张脸欣然泛红的清泉镇长，把最佳精神奖颁给了我。那是一条肥皂。

我笑着鞠了一个躬，把那个肥皂抓向心口。我可能不会把这项奖品保存很久。不过我现在绝对用得着它。明天，我会再去慢跑，回复一个正规的生活。

中兴之歌

米鲁是个很有才艺的山地歌曲歌手。和许多对任何老旧事物都不屑一顾的年轻人不同，米鲁知道好多古代的歌曲，并且对泰雅文化有一份深刻的爱。

由于米鲁的家已经搬到平地去了，而他又想留在山里，所以我就问他是否愿意住在教堂里。

米鲁很高兴能够这样，便开始帮我进行各种有关泰雅文化的计划。个儿矮小，有着一张淘气的圆脸，一笑便露齿的米鲁，是深入泰雅族的过往作一巡礼的最佳伙伴。我们用村里的人当演员，开始拍摄古老泰雅神话的幻灯片。此外，我们也开始发掘泰雅音乐。

我们所发现的一首泰雅歌，简直就是一首基督教赞美诗《我已决定追随耶稣》的翻译。有天早晨，在望弥撒之前，我们唱这首歌给教友们听，他们都很喜欢，想学会它。于是我们一起练习这首歌，不一会儿，他们就唱得好极了。

弥撒过后，有几个小孩跑到教堂来，说他们的祖母死了。于是，米鲁和我，以及一些教友们便下山到那老女人的屋子，去为她祈祷。就在我们祈祷完毕，有些教友开始唱：“她已决定追随耶稣。”在当时的状况下，这首歌听起来再恰当也不过了。

有一天，米鲁和我一起到另一个叫做“中兴”的村子去，从清泉到那儿，要步行两小时。我们走到隧道，然后一直下山，来到一座长长的吊桥前。挥舞着吉他，我们大笑着跑过弹跳不停的吊桥。桥的另一边是一座陡峭的悬崖，得花好长的时间才能爬上去。

等我们爬到悬崖顶上，只见下面的河流变得好窄小，横跨崖谷的吊桥，就像一条细细的钢丝。

中兴这个村子大约有九户天主教家庭，他们热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在米鲁和我教孩子们唱歌的同时，教友们逐渐把小小的教堂挤得满满的。弥撒过后，我们到其中一户人家去，他们特地杀了一只鸡来招待我们。

中兴有一种和清泉截然不同的气氛。它的海拔较高。朦胧的雾几乎把所有东西都隐藏起来，让人难以看清。这里的房子是老式的竹屋，屋里洋溢着浓厚的木头味和火味。这倒真是一趟泰雅族过往之旅。屋外，鸡和水牛凑成的乡村气味，夹杂着草菇在热腾腾的大桶里熬干的浓郁气息。

一整个静谧的夜晚，我们都在谈天，喝鸡酒，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才走出浓雾，出发上路，下山回清泉去。

那天早上，我们走着，然后又跑着下山，简直难以想象有比这更逍遥、更痛快的经验。当我们跑过环绕着我们的竹林和树林时，它们的原色蒙上一层如丝的光泽。轻柔的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背后，似乎要带着我们更深入这一大片泰雅山区的核心。

“我们为什么要跑？”我扯开嗓门对米鲁喊着，他领先我好几公尺。

“我不知道。只是好玩罢了，而且这样比走下去容易些。”

“我们来编歌吧！”上气不接下气地，我又喊了一声。

“好啊！先听听这首。”米鲁拍着手，用力踏着步子，唱出一首正好与他跑步的节奏配合的歌曲。

“太棒了。”米鲁唱完后，我说，“听听我的！”跑着、跑着，我所唱出的这首歌，竟把我自己的心填得满满的。令人惊异地，这首歌居然具有一股山地风味。当我们接近悬崖底下那座吊桥时，米鲁慢了下来。

“让我们把这首歌写下来，好让我们能记住它。”

于是，我们气喘吁吁地在吊桥边坐下，试着写下我们的歌。可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们已经把那些歌给忘掉了。

在懊丧中，我拿起吉他，开始乱弹。米鲁拍起手，踏着脚步，开始跳出一支泰雅舞。忽然间，我的歌再度出现。我们一起唱了大约十五分钟，一致同意必须把这首歌牢牢记住。

可是，等我们穿过那座吊桥，那首歌又不见了。我们拼命想记起它，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两个星期之后，再度到这个村子去，这次只有我一个人。等我穿过吊桥，来到米鲁和我上次曾经停下来的那个地方，那首歌竟然又回到我的记忆中来。

等我到了中兴，我把那首歌唱给村里的教友们听，他们都很喜欢。第二天我一路唱下山来。可是，我才走过吊桥，那首歌又不见了。

又过了两星期，我再一次到村子去。一路上，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试着记起那首歌，可是它却一直回避我。

不过，这一次，我随身带了一架录音机。

当我穿过吊桥，到了米鲁和我曾经停下来歇脚的地方，我坐在地上，打开录音机，那首歌竟然再一次从我的心中唱了出来。

第二天回到清泉后，我把录音带放给米鲁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听。他们立刻用泰雅话唱出这首歌。

六年多以来，每个星期天望弥撒时，清泉的教友们都会唱出这首歌来互祝平安。

下面就是这首奇幻的歌曲的词：

我们都该快乐，欢唱。

我们都该快乐，并且信仰耶稣。

大丁神父访清泉

我的九只小鸡刚过完它们的两岁生日。真不想把它们赶到冰冷的室外，但我们的客房已经开始有了像个谷仓的气味。小鸡们的确长大了，吃得跟猪一样多。它们实在大得连笼子都装不下，因此，尤帕士准备替它们造一个新家。邻居们都跑来拿我的鸡和他们的比大小。我觉得自己像个得意洋洋的农夫。

星期一，下山进城采购补给品时，发现有个男人坐在市场附近的街角上，卖黄黑色的小鸭子。我又一口气买了六只，看着那男人把它们放进一个硬纸盒里，盖上盒盖。有过前次的养鸡经验，我自然变得婆婆妈妈的。

“它们不会闷死吗？”我问那男人。

“不会，我会在盒子里弄几个洞。”

“可是它们难道不会饿吗？回到山上好远的路呢！”

“不会的，我会在盒子里放些食物。”

“它们不用喝水吗？难道鸭子不喜欢水？”

那男人还是很有耐性地看着我。“等你到家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放进水里了。”他说。

拎起那盒鸭子，搭上计程车回家，我把它们放在膝上。每隔几分钟，我就从那些小洞偷看进去。每次我的眼睛碰上那些气喘吁吁、叫个不停的小鸭中的一只，我就觉得在我们到家之前，它们一定会全部死光了。

等我到了教堂，我把那些依然活蹦乱跳的鸭子拿给尤帕士看。他说等他一做好鸡笼，他立刻就盖一座鸭舍。

“鸡和鸭不能住在一起吗？”我问尤帕士。

“它们跟人一样，喜欢和自己同类的在一起。”

尤帕士盖了一间很舒服的竹制鸭舍，大门口旁边还弄了一个室外游泳池，才算大功告成。

“这屋子比有些人的房子还要好。”尤帕士得意地表示。我这天才厨子甚至发现了一个更换鸭池水的办法，那就是由这儿接一根水管到鸡槽去。

鸭子们好爱它们的小游泳池。当它们还小时，它的确棒极了。可是等它们长大——唧唧叫声变成嘎嘎叫时——水池里每次就只能容下一两只鸭子了。到时候，为了谁先下水，定会嘎嘎叫地吵个不休。

一天，最大的那只鸭子不知怎么飞下我们的崖壁，到河里去了。当尤帕士发现它，捉它回家时，它正在浅水中悠然游泳。事后，经过尤帕士不断向我保证那样绝不会伤到鸭子，我才决定替它们修剪羽毛。

我们这日益扩充的动物园的下一位成员是“和平”——一条美丽的棕黑色小狗。和平是附近一个男孩送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正在找一条狗。当我看见和平那么热情诚挚时，我欣喜若狂。它甚至不知如何吠叫。每次看到我，只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可是，鸭子们对“和平”的到来，并不像我一样地欢喜。尽管有许多长处，但和平却有个缺点：它老爱追逐那些鸭子，弄得它们惊慌失措，吓得半死。所以，早上我把鸭子放出鸭舍时，就得把和平关进我的办公室。这条狗和鸭子们永远也无法变成好朋友，不过它们还是逐渐学会了和平共处的道理。

有了和平、六只鸭和几只鸡，清泉的教堂愈来愈像个家。除了我的动物，我也开始对村里的人有更多的认识，也慢慢参与他们的生活。当我哥哥大丁神父来信说他想来看我时，我知道等他来了，我会有些美好的事物可以跟他分享。

清泉的人已经知道大丁神父，因为他们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他的唱歌表演。实际上，每当大丁神父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唱过《烧肉粽》后，那个星期天我们教堂的出席人数总会增加。所有的村人都想来告诉我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哥哥了。

孩子们听说大丁神父要来清泉，便开始准备山地舞和别致的装束。年轻人说他们要办一个盛大的晚会，邀请全村人来参加。

“等你哥哥看完我们的歌舞后，或许他能让我们上电视表演。”他们告诉我。

晚会那天，教堂里的每个人都忙着挂装饰物布置，准备舞蹈，在他们五彩缤纷的装束上做最后一分钟的修改。这将是我来此后，清泉最盛大的一次晚会。

下午五点钟，我哥哥的两位来自台北的朋友终于抵达了教堂。他们本来应该和大丁神父一起到的。可是我哥哥呢？他没有来。

“他在派出所。”我哥哥的一位朋友激动地说，“他们不让他进来，因为他忘了带入山证。”

“不……”

“他说或许你能打电话给派出所。”另一位朋友说，“你这儿有电话吗？”

那时候，我们村里只有一支电话，而那支电话就在清泉派出所里。我赶紧跑去那儿，我的小狗和平开心地跟在我身后一蹦一跳的。

我问警员是否能让我打电话去我哥哥被挡驾的五峰派出所。他说他替我打，便开始拨电话。电话线路不怎么灵光，那警员不停地扯开嗓门大吼，直到他终于使我哥哥来接电话为止。

“或许你能过来这里，和他们商量……”这便是我从我哥哥的声音中所能理解的全部。

“我马上过去！”我大叫。

“什么？”

“我说……”可是电话却断了。

我找了一辆计程车准备去五峰，并且告诉村人我会尽快和我哥哥一起回来。计程车司机非常殷勤地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速度载我飞驰下山。

等我到了五峰派出所，我哥哥已经走了。

“我哥哥呢？”我问那警员。

“我们让他到竹东去取入山证。你最好打电话去竹东，告诉他们他是你哥哥。”

我打电话去竹东，可是我哥哥也已离开了那儿。

“我是丁神父。”我告诉竹东的警员，“你知道我哥哥在哪里吗？”

“我们让他去横山了，因为我们这儿已经下班。你最好打电话去横山。”

用一种快要哭出来的微弱嗓音，我打电话去横山。“我是丁神父，我哥哥在哪儿？”

“他刚到清泉去了。”那名警员回答道。

“你是说他拿到入山证了？”

“当然。”

“啊！谢谢你，谢谢你。”

我一直等在五峰派出所，直到我发现载着我哥哥的那辆计程车从横山回来为止。

“你终于来了！”我开心地对我哥哥大叫，“你是怎么弄成的？”

“很简单。”大丁神父回答，“我只不过告诉那个警员，如果我不是你哥哥，他们就可以把你关进牢里。”

我们在准七点抵达清泉教堂，正好赶上这场盛大的晚会。我的狗和平兴奋地跑向大丁神父，接着却困惑地瞪着他看。

“它不能相信它的鼻子竟会闻出我们是两个人。”大丁神父开玩笑道。

我们走进教堂大厅，大多数的村民都聚集在那儿。每个人看见大丁神父终于来了，都松口气，兴致也因此更为高昂。

当晚村民们的确表现得很好。借此机会我们可以看看只要他们肯努力，他们能办到什么。这也等于是清泉在未来几年内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一场预演。

记得在晚会中，大丁神父和我坐在一起看跳舞时，有个小男孩爬到我膝上，双臂环住我的腰。他对我说了些话，可是我没怎么注意听。

“他说什么？”大丁神父问我。

我再次倾听那正用泰雅族语说话的小男孩。

“他说……”我确实了解那一句话，“他在说……我爱你。”

大丁神父只是看着我，摇摇头。“你知道吗？巴瑞，你在这儿的确成功了。”他说。

晚会结束，所有人都回家后，我告诉大丁神父有些东西要给他看。

“你可知道我要带你去哪儿？”带他走出后门时，我问大丁神父。

“知道。”他回答，“我们正要去看那些鸡鸭，对吧？”

在夜晚的静寂中，我们把头探进鸡笼，感受咯咯叫着的母鸡的温暖。我们也偷看鸭舍里的情景。只见鸭子们全都挤在一块儿，对两位干扰它们清梦的不速之客，不满地嘎嘎叫。

“你觉得如何？”我问大丁神父。

“我认为你这儿的组织满庞大的——不只是动物，人也一样。我相信他们会好好照顾你。”

我的狗和平，在我哥哥这么说时，冒出它惯有的吱嘎声。我不知道它是表示同意呢，抑或想再吓吓那些鸭子。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在我每周一次下山采购补给品的途中，五峰派出所的警员对我嚷叫着，挥挥手。

“我们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你哥哥。”他说，“你哥哥弹吉他，唱《烧肉粽》。”

“那好啊！”我回答。

“告诉你哥哥再来这儿。”那警员得意地微笑着，“我们想听他唱歌。”

这次他没提到入山证。

耶诞节的泪水

当我哥哥还在清泉，等计程车载他下山时，我们站在村里的砂石路上，就生活里发生的事，交换彼此的感受。我谈到自己在清泉的生活。

“你知道，杰瑞，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我的鸡、鸭及狗在一起。你觉得那样不对吗？”

杰瑞微笑着，看着一辆计程车自远处而来，车后扬起一阵长长的沙尾。

“能拥有那些动物，你该感谢上帝。”他说，“它们是一大恩赐，而且对你具有极大的意义。”

“是的，不过……或许它们不该在我生活中占如此大的分量。我是说，人比较重要。我试图做好我的工作，为这些人服务。但有时我怀疑他们对我有多大的意义。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爱他们。”

“我知道那种感觉。”杰瑞说，“我想要知道自己是真心爱某人，或仅仅是在尽职而已，并不容易。”

“我只是觉得目前没体验到任何强烈的感受。”

计程车来了，杰瑞随着其他人挤了进去。

“或许会发生一些事。”他说，“一些会使你更能体会自己感受的事。”

计程车发动引擎，杰瑞关切地注视我。当我们说再见时，他抓住我的手。

“或许是时机未到。”他说，计程车就开走了。

我走回教堂，碰到尤柑和他太太。他们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教堂旁边。和往常一样，尤柑一看到我，就露出笑容，邀请我去他家玩。我去了，尤柑提醒我他结婚后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

“我记得那次。”我的脸红起来。

“那些蚂蚁。”尤柑咯咯笑着，“你才进我家门，就开始大叫有东西在咬你……”

“是啊！”我接口说，“我只好跑进隔壁房间脱下我的裤子，杀死那只正在我身体最细嫩的地方攻击我的大山蚁。”

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有趣的回忆，正如许多和尤柑在一起既滑稽、又值得回忆的时刻一样。

早在六年前，在山上度过第一个夏天时，我就认识了尤柑。那时，他是个结实、乱发如丛的年轻人，也是我所见过最友善的人之一。他是那种无法在打招呼的同时，不邀我到他家去玩的人。如果在小店看到我，他也会同时请我喝两杯——一手一杯。

可是如今尤柑已不再健康如昔。每次见到他，他总会表示出有某种可怕事情将会降临他身上的恐惧感。

“我想我快死了。”他会对我说。

尤柑和他太太结婚不到一年，正随时期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一方面想将他的心思从恐惧中转移，另方面也由于他们是如此友善的一对夫妻，我问尤柑和他太太是否能帮忙完成我正在进行的耶诞故事幻灯片。尤柑爽快地答应我，他太太却显得害羞多了。

为了耶诞节的幻灯片展示，我请了村里不同的人来演出耶稣诞生故事中的情节。尤柑演那个向圣母玛利亚宣布她将有个婴儿——耶稣基督的天使角色。

我们让尤柑浑身白色装扮，肩膀后面还伸出两个硬纸板做的翅膀。然后我们到外面去和玛利亚、约瑟以及其他穿戏服的人拍照。

一个喝得半醉的男人经过那儿，看见尤柑穿得像个天使，和其他身穿长袍的人在一起。

“是在举行婚礼吗？”仔细看过尤柑和其他人后，醉酒的人问，“那个是新娘？”

尤柑掉开头，假装被触怒地喃喃低语：“真是的，这实在太糗了。”

耶诞节前几个星期都忙得要命。除了准备幻灯片节目，村民们还忙着在教堂的空地上，兴建一座水泥造的大舞台，好让耶诞节来临时，他们能有更多精心设计的庆祝活动可举行。舞台就在尤柑家屋顶上。他开玩笑说：如果跳得太疯狂，那舞台可能会塌在他们头上。

孩子们和年轻人都准备了耶诞颂歌。我们打算在耶诞夜到村里每个天主教家庭去报佳音。那一晚愈来愈接近，清泉村民们的兴致也跟着愈来愈高昂，到处洋溢着耶诞气息。

看见尤柑那魁梧、英俊的弟弟大柏猛捶我的门时，我刚从城里买了更多的装饰品和一闪一灭的耶诞灯回来。大柏在我们青年团契里颇有人缘，是个出色的歌手，通常比他哥哥更为潇洒乐天。

“出了什么事？”我问大柏。

“尤柑太太住院了。”大柏说，一张大嘴痛苦地扭曲着，“她病得很严重。”

“小孩怎么样？”

“昨晚生下来就死了。我今天一大早埋了。我自己一个人到山上，挖坟墓，把他埋了。”

当时是耶诞节前两天。我有千百样事等着要做，而且刚刚到家。可是我知道自己必须下山进城去看尤柑和他太太。

就在我刚开始走进教堂时，一些小孩跑过来。

“教我们唱耶诞歌。”他们笑闹着。

“我必须再回竹东去。”我说，“尤柑他太太，她……”

我立刻把头掉开，不让孩子们看到我的脸，因为，泪水正滑落我的脸庞。我走进教堂，想到尤柑和他太太，忍不住哭起来。

好不容易，我收拾好一些东西，便和大柏一起搭乘一辆林场车回竹东去。

车子缓缓摇晃下山，我们安静地坐在后车厢里。我不断想着我哥哥杰瑞来看我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将会发生一些事，使你更能体认自己的感受。”

或者那不只是份工作，我想。或许那根本就是爱。

医院里，尤柑的太太看起来很糟糕。由于她曾经接受成为教友的引导，我们便为她受洗。隔了一会儿，我离开医院，回家。几小时之后，她就死了。

耶诞夜晚上，我们为尤柑太太举行了一个教堂礼拜仪式。然后我们将她埋在山上的墓地里，紧邻她的孩子。

在埋葬的整个过程当中，做弟弟的，高大、粗壮的大柏一直哭个不停。病恹恹的尤柑却显得冷漠无情。

一切弄妥当，所有的祷词也念完后，尤柑只转向他弟弟说：“哭是没有用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屋外的新舞台上放耶诞故事幻灯片。接着，如原先所计划的，我们开始唱耶诞歌，报佳音。大柏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在上上下下蜿蜒崎岖的村中道路，一遍又一遍地向一百户以上的人家唱着《平安夜》。每一家人都准备了糖果、饼干来欢迎我们。我们把所有茶点都放进袋子里，报完佳音后，再把所有东西平分给和我们一起唱歌的每个人。

在我们报佳音时，大柏再度回复他快乐的自我。可是，到了其中一处，他转向我，一抹跳动的烛光照亮了他英俊的脸庞，只听他悲伤地说着：

“尤柑和他太太是那么相爱。他们必须分开，实在是太可怜了。”

“他们会再在一起的。”我说，“总有一天。”

耶诞节随着它的教堂礼拜仪式、歌曲及舞蹈来临。我们歌颂庆祝圣母玛利亚生下她的小婴儿耶稣基督的欢愉。在失去尤柑的太太和小孩后，这件事的喜悦和平安，多少使我们好过些。

每当我想起在清泉度过的第一个耶诞节，我的心就充满了同样悲伤、平静、喜悦和爱的感觉，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

以后几年，一直病恹恹的尤柑都在担心他的健康。工作，对他来说很难，生活对他而言，也不怎么快乐。他从没忘过他太太。

在他太太和孩子死后五年，尤柑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死了。警察发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通往清泉的山路边。

再一次，我们踏着熟悉的步子前往教堂和山上的墓地，在山上，大柏早已掘好了坟墓。这一回，大柏没有哭。

“他们在一起了。”他说，“一家三口。我知道他们是快乐幸福的。干吗还哭？”

大柏是对的，我们干吗还哭？我跟他一起走下山，回到教堂。当我又是一个人时，我却哭了。

一场大火

中国农历新年到了，泰雅族人欢天喜地地庆祝。在清泉这样的小村子里，新年意味着整整三天的大吃大喝。对我，则意味着几乎村中每户人家都邀请我去吃一顿新年大餐。它也意味着吃完后一场胃痛。

如此的殷勤款待，的确很窝心，但我实在需要时间消化一下。到了中国新年的第三天，我开始找地方躲起来。在教堂后面，尤帕士盖的鸭舍后方，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在那儿，我和我的鸭子、鸡、小狗和平，一起坐在轻柔的微风和暖洋洋的阳光里。

“你们知道自己能活过这个新年有多幸运。”我告诉我的动物们，“村子里所有其他的家禽，全都被煮来吃了。就因为我认为你们都是如此地美丽，你们才保住了小命。”

和平开始追逐一只鸭子。

“你也一样，小狗。你很容易就会成为某一个人的新年大餐。”

和平发出它惯有的吱嘎声，赶紧跑回来，趴在我身边。

就在我坐在教堂后面的鸭舍旁，眺望着山腹时，我发现了冬天在山景中所做的变化。不久前，山腹间还生意盎然地布满苍翠繁茂的绿叶。几个干冷的冬月却将山峦变成一片灰黄。除了一些树，教堂下的山腹是一大片交缠的枯黄杂草。

我悠闲的静坐并没有持久。不一会儿，我听见有人嚷嚷着：“神父在那里！”我的藏身处已被发现。“到我们家去吃饭！”

满心不情愿地，我向我的动物们告别，去执行我清泉本堂神父的职责。

新年过后几个星期，当我们多少从彼此的热情款待中复原时，我已在教堂里准备举行主日弥撒。和平安静地躺在祭坛前的一张地毯上睡着了，那是弥撒过程当中它专有的地盘。

一个男娃娃正等着受洗，根据我们的传统，他该在弥撒前受洗。我穿上白色的罩袍，执行这项洗礼仪式，看着骄傲的神采飞上这对父母的脸庞，每当有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站在教堂前面，他们总会如此。

我刚把一根蜡烛递给这对父母，表示这项仪式的结束，教堂外面就发出一阵轰然巨响。约有一百五十人的会众，一致从座位上站起，争先恐后地逃出教堂。

怎么回事？我傻傻地站在教堂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地震吗？

然后我就看见了。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教堂靠峡谷的那边，突然冒出熊熊大火。浓烟自山腹汹涌而来，直舐教堂的窗子。我狂乱地挣脱我的白色罩袍，跟在其他所有人后面跑……成为最后一个逃出教堂的。

当我跑到外面，我发现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有些人爬上教堂屋顶，那儿积存了约一呎深的雨水。其他人则跑回家，带着水桶、水管、米缸、水枪——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跑回来，开始灭火。

我把我们的瓦斯桶从厨房里拖出来，关掉电源。风刮得好厉害，火势不妙地移向马路。如果它跃过马路，火势将会蔓延到上面的高山，毁掉千百株树木。

可是这场大火起得不是时候。有这一百五十位消防人员倾力挽救教堂和他们的树木，火焰立刻被熄灭了。

大火烧黑了鸭舍的一部分。鸭子们挤作一团，抖缩地靠在教堂壁上，大吼大叫的群众，反而比火焰更令它们害怕。

我焦急地寻找我那些肥大的鸡只。今晚我们是否会有烤鸡做晚餐？幸好，青年团契中的一个男孩冒着大火，好不容易把那些鸡从危险中救出，一只只地丢进教堂，至于它们到哪儿去了，就不是什么麻烦事。

我终于找到再度被救活的它们，正环绕着祭坛，开心地咯咯叫。和平也在那儿，蜷缩在教堂前面它那块地毯上。在整个骚动过程当中，它一直睡得很安稳。

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当它结束时，每个人都安分地走回教堂，继续做弥撒。

做弥撒时，大家响应一项特别募捐，准备用这笔钱去买树苗，种在被烧黑了的地区。

现在那些枯黄的蔓草已经不见了。大火把教堂旁边整个悬崖地区烧得一干二净。尤帕士和另外一些男人种了五百棵小树，很快地，山腹间再度盖满了绿叶……这一次可不走了。

后来，当我再和我的鸡、鸭以及和平坐在那特别的、小小的藏身处，俯望山腹时，我会凝视那些小树，看看它们长了多少。它们会让我想起那一次起了大火，差点把我们的庭院夷平。我也会想起村民们快速的抢救行动。

“你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能活着有多幸运。”我会对我的动物们再说一遍，“你们原本很容易就被烤熟了。”

或许我的鸭和鸡们并不完全懂这些。但谁又知道呢？

演出问题

米鲁在教堂住了好几个星期。除了编写好些山地歌曲外，他一直与我们刚成立的青年团契一起从事着伟大的工作。有天早晨，一块儿吃早餐时，我们讨论到可使青年团契改进的各种方法。

“这些年轻人的确很喜欢表演。”我对米鲁表示，“他们的歌愈唱愈好，每星期都有进步。”

“是的，但那是不够的。”米鲁说，搅动着他的咖啡，“除了歌唱和游戏外，他们还得有其他事可做才行，不然到后来他们就会腻了。我也喜欢唱歌，但要使一个青年团契持续下去，光那样是不够的。”

“我们也试着和他们讨论过。”我说，“但你可记得那些青少年是多么羞于开口说话？当他们发现自己可能必须说些什么时，有的人就开溜了。”

我们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米鲁的脸为之一振。

“演一出戏如何？”他说，“借着一出戏，整个团契不但依然能够得到表演的感觉，而且还会有些成就感。”

于是我们开始筹划一出戏的演出。由于复活节快到了，我们写了一个《巨星耶稣基督》的山地译本。我们的传教士苔木协助我们把这出戏翻译成泰雅语。

从一开始，问题就层出不穷。比方说，泰雅族没有手写的文字，因此，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会念这个剧本。后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事先把整出戏录音下来，以防到时有些演员过于害羞而不敢开口说话。那表示在我录音时，我必须对每一位演员念一遍台词，让他们一一跟着我复述才行。

这是一个相当烦人的过程，得花好几个星期才能完成，但最后我们终于有了完整的录音带，外加音响效果，随时都能演出了。

尽可能使我们的戏写实。甚至做了一个真的十字架，给扮演耶稣的那个演员用。年轻人的确将自己融入了他们的角色，表现了即兴演出的长才。

我对这出戏的成功抱了很大的希望。不幸得很，就在我们演出时，录音带出了纰漏。在这出戏的整个后半段，我们什么声音也没听见。结果，就像看默片一样，只见每个人嘴巴动呀动地念着台词，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不过，我们的演员却临时穿插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表演。演希律王的那个男孩，把这个角色变成一个想使耶稣和他一起喝酒的酒鬼。即使用的是一卷破录音带，这一场戏的真义和启示，还是响亮而清晰地传达了。

就在我们忙着预演我们的宗教剧时，我接到我哥哥的来信说：有个美国电影公司要来清泉拍些山地生活的片段。年轻人对这件事都很兴奋，当下就把自己幻想成是已成气候的电影明星暨才华洋溢的舞台演员。

“他们一定听说过我们的戏演得有多好。”米鲁得意地下断语，“我们马上就要成名了！”

一方面忙着预演我们的戏，年轻人和孩子们为了电影公司的来到，也卖力地准备特别的舞蹈。

“我们会跳出他们所看过最棒的山地舞。”米鲁陶醉地微笑道。

“或许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看过山地舞呢！”我冷冷地表示。

“就因为这样，我们的才会是最棒的！”米鲁开玩笑道。

为了电影公司的光临，我准备作最大的牺牲，把我的三只鸭子宰了待客。尤帕士老是提醒我，如果再拖下去，我的鸭子会又老、又硬得没人想吃。

我无法亲眼目睹尤帕士杀那些鸭子。只有离开屋子，直到屠宰完毕。等我回来时，年轻人们已用鸭毛做头饰，绕着厨房开心地舞着，笑闹着。

电影公司的人于当天下午抵达。导演及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好莱坞的美国人。他们带上来的演员则是中国人。他们一到，就开始拍摄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留点胶片拍我们今晚的晚会。”我告诉那位导演，“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些很棒的山地舞。”

“晚会？舞蹈？”这位导演一脸讶异，“我们今晚就得赶回台北去。”

“可是……我们希望你们看看我们的舞蹈和……”

“不可能。我们天黑以前就得回去。”

“那么，至少你们能和我们共享晚餐。我们已经烧了鸭子。”

“鸭子？”这群美国人一个个吓得脸灰白，“我们从没吃过鸭子。而且，我们全得了痢疾，真的必须回去。”

这个电影公司只拍了一些短景，就在当天下午离开了。我们永远无法向他们展示我们美丽的山地舞，成为著名的电影明星。我们甚至再也不能看到他们的电影。

我闷闷不乐地走进厨房，看见炉子上我那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鸭子。

“要不要帮忙？”米鲁从厨房门口探头进来，“我想我们的舞者需要一些额外的精力，用于他们今天晚上的表演。”

“对。”我说，衷心欢迎那群躲在门后的青少年，把我们的鸭子全部吃光。他们几乎是用和投入舞蹈的同样的狂热，来完成这件事的。

对于那群搞电影的人没看他们跳舞就离开了，没有人显得有一丁点儿失望。除我以外，一个也没。

不用说，那天晚上我们的晚会是一项彻底的成功。年轻人们卖力地舞着，仿佛他们所熟悉的村民观众，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对一场舞来说，那倒是个好借口。

经由这些想演一出戏，却失去声音，举行一场晚会，却失去观众的经验，我体会到绝不能把山地生活想得太美好。唯有一切顺其自然。

对我，这几次演出的真正寓意是：凡是不会烦扰村里人的，也该不会烦扰我。那些经验的确是个很好的教训。

两个山地人

清泉曾接待过不少访客，他们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教堂过一个周末就走了。其中的一位是那么地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因此他住了好几个星期，这就是莱沙，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男孩。

莱沙瘦瘦的，只有二十一岁，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黄发和一把参差不齐的胡子。过去一年，他一直在台北学中文，在给我的一封信当中，他曾提到他发现台北好无聊，想到山上来“交几个朋友”。

对任何一个想到山上来的人而言，听起来这都像是最有可能的理由，所以我热烈地欢迎他。

莱沙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害羞，但他对人极有兴趣。和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他随身携带了一本小笔记簿，到了傍晚，他已集满了好几页的泰雅话。孩子们一直把自己的语言教给他。

每天早上，莱沙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会先问我是否有什么事愿意让他做的。尽管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他却喜爱在教堂附近打打杂，做些小事。如果教堂里没事可做，莱沙就说他要出去，到村子里去“交几个朋友”。

莱沙所交的朋友，有老也有小的。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对谁都很尊重。泰雅族人立刻喜欢上他，开始邀他到家里去。有些人甚至邀他一起到山里去工作。

莱沙和一家人一起到山里割了好几天草。回来时，为他所赚到的那笔工钱欣喜若狂。可是，他却失去了他的门牙。

“你的牙齿是怎么了？”我问他，“你是摔跤了，还是被什么东西打到了？”

“都不是。”莱沙回答，“当时我正在吃一个烤番薯。我想它大概有点硬，我的牙齿便夹在番薯里掉出来了。”

“满好看的。”我说，“使你显得更粗野。”

“我想我暂时不会去修理它。你觉得这样会让我看起来更像个山地人吗？”

“莱沙，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个山地人。”

一个星期天早晨，当莱沙出去交更多朋友时，我坐在教堂屋顶的墙上看书，虽然尤帕士警告过我，如果我在这上面睡着了，我就会从墙边掉下去，活活给摔死，但这仍是我最爱的地方之一。因此之故，不论何时，只要我坐在墙上，我一定让自己看一本书，以保持清醒。

清晨，稳住这危险的姿势，我可以看着太阳翻过耸立在河对岸的山头，缓缓升起。阳光会追逐黎明的阴影，将它们赶过河，爬进山背面去。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一只清泉的巨虫降落在我头上。我赶紧四下挥舞我的手，把这侵入者赶走，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却把我的眼镜和书扫掉了，它们全都翻到墙下去。

讨厌的昆虫，我嘟囔着，一面跌跌撞撞地跑到一楼，冲出教堂的后门。

我发现我的书平躺在地上，可是我的眼镜却怎么也找不着。悬崖那边长了几棵树的地方，有一片阴暗处。我想，或许我的眼镜就掉在那个黑漆漆的地方。

小心翼翼地，我爬进那丛小树，找寻我的眼镜。我逐渐向下移一些，想找一棵树抓住。啊呀！我爬得太低了。这儿没有半棵树，也没有半点土地。原来我已来到山的尽头，正往下栽呢！

由这儿到崖壁下面的马路，起码有一百公尺。我只觉自己往下掉，当我滑动着与崖壁成一角度时，刚开始速度还慢慢的，等我完全垂直地下坠时，速度立刻加快。

我第一个念头是：“真好玩，有点像在飞。”

第二个念头是：“很危险哪！”

最后一个念头是：“这样可能会完蛋。”

我好像下坠了好长一段时间。渐渐地，我对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感到好奇起来。我会冲进黑暗里吗？我会像看电影一样，看着我的生命自眼前离去？最重要的是——我会找到我的眼镜吗？

在我碰到地面之前，崖壁竟然慈悲地突出一块，挡住了我的坠落。极为不雅地，我降落在一大堆树叶和垃圾中，腰部以下全部陷在这堆脏物里。

等我把自己从垃圾中挖出，我站起来，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没受什么伤。不过，我的衬衫和裤子全都因坠落而扯得破破烂烂，沾满了血迹。我抬起头，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当我看到那距离有多远时，我开始想吐。

都是为了那副眼镜，我气得大吼。我一定要把它找到。它会不会跟我一起滚下来呢？

等我的头不再昏眩，身体也恢复平衡后，我在脚边松散的叶子中到处挖掘。在短短几秒钟内，我就找到了我的眼镜。其中一个镜框是空的，可是在树叶中继续搜刮了几分钟后，我也找到了那块失落的镜片。

虽然我的腿还有些不稳，我已开开心心地理理周身破碎的衣服，找寻一条通往山上的路，回教堂去。

当我抵达教堂时，为了上教堂全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天主教徒们，刚刚要去做弥撒。我不知道当他们看见自己的教区神父穿着破衣服，浑身都是垃圾时，会怎么想？

当我到达时，莱沙正站在教堂旁边。他注视着我，笑了起来，露出他那颗缺掉的牙。

“你怎么了？”他问我，“你看起来像是刚打了一场架。”

“我刚刚掉下山去。”我回答，“找我的眼镜。”

“找到了吗？”

“是的。”

“你的衣服这样看起来满好的。”莱沙指指我身上几条残余的衬衫碎片，“使你看起来显得更粗野。”

“那么，我想我暂时不要换掉它们。你觉得这样会使我看起来更像山地人吗？”

“我想我们两个都是山地人。”

少了一颗牙的莱沙和穿着破衣服的我，一起坐在地上，哈哈大笑——高兴能活着，高兴能成为朋友，更高兴自己是山地世界的一分子。

根

这完全是从我问一个五年级男孩是否知道他属于哪一族开始。

“我不知道什么族。”那男孩回答我，“我只是个山地男孩。”

在平地念了几年书，一个中学毕业生回到山地来。我问她一些关于泰雅族传统的问题。

“对我们的传统，我知道得不多。”这女孩回答我，“我不认为我们有一种文化。”

一个十多岁的工人，搬运了一天竹子回来，由于疲倦，加上喝了些米酒，步履有些踉跄，正坐在一家小店门口喝酒。

“我不是好东西。”这个小工对我说，“我可以假装成是好的。但如果你真正了解我，深入地了解，你就会知道我并不好。”

一个小男孩不知道自己的种族。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孩不认为她拥有一种文化。一个十几岁的工人认定自己是不好的。

这些人似乎并不十分以自己为荣。我问米鲁：对这种文化自尊的缺乏，他作何感想。

“认识自己的根，不引以为耻，是很重要的。”米鲁回答，“失去许多东西，你依然可以活着，但如果你忘了自己是谁，那你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以前——很久很久以前，那会是什么样子。到了晚上，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一起围坐在炉火旁，凝神静听泰雅神话和英雄的古老故事。那时候，他们一定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当然也以身为像泰雅族一样强大的一个狩猎部落的成员为荣。

现在，孩子们全都坐在电视机前。老一辈的人死了，每死一个，便失去一整套故事和经验的珍藏。会有什么替未来的世世代代保存这类智慧的方法吗？

有时候，我凝望屋外的山峦，看着白花花的泡沫，自清泉那壮大的瀑布向下滑落。这些水从哪儿来？何处是它的源头？

泰雅族人来自何方？这一切又从哪儿开始？他们是怎么来到他们目前所在之处的？

正如我所看见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帮助一个人了解自己的身份。如何去帮助他们再度对自己有好感。

我开始请教我们的“图书馆”——泰雅族的老一辈们。后来，我在“中国民俗学会”的民族学部门找到许多泰雅神话和传说。把这些故事和我们老一辈所说的作一比较，我发现其中有些与我们村子的是相同的。

一些对泰雅族有研究的人类学者，将他们的资料提供给我。他们也渴望被研究的人，能亲身接触到他们研究的成果，而不愿让它们闲置在布满灰尘的图书架上。

可是，我们要如何着手将复杂的人类学资料，用一种能使单纯的山地人了解的方式介绍给他们呢？

我的第一个构想是用幻灯片，正如我们做耶诞节目所用的方法一样。或许，再度利用村民来拍摄幻灯片，我们可以制作出不同的古老故事的幻灯展览。

后来，米鲁和我想到了更有趣的方法。根据刚从宗教剧得来的经验，我们决定演一出“文化剧”，一出山地芭蕾。我们打算借音乐和道白，把不同的故事编纂起来，将它们演出。说不定我们还能把这项演出带到其他的族区去。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简单容易。

我们找到一位热心的舞蹈教师，她愿意把这些故事编成舞，担任舞蹈指导。村里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孩，自告奋勇地扮演山地“英雄”。于是，我们开始选音乐、编舞和动作。

每一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似乎一切真是那么简单。到了有一天，我们的舞蹈指导却和那位英俊的英雄，一起失踪了。他们两人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整出戏都排好了为止。竟然有这样谈恋爱的！我们只有临时换角，继续设计未完的舞蹈，然后有一天，我们发觉我们的山地芭蕾居然编完，终于可以演出了。

这出戏分三部分。第一段是描写第一个泰雅男人和女人从石头里冒出来，他们碰到野兽，以及许多其他英勇的故事。第二段叙述日本人的来到，和泰雅文化的崩溃。第三段是有关泰雅族人现代生活的一系列花絮。

大柏接替了戏一开始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那个传说中的英雄角色。再度来我们村里做一次长期拜访的莱沙，则扮演为了平复河水而牺牲的那只猴子。我们甚至从我哥哥工作的光启社借来“大鸟”，由它主演另一项传说中那只英勇的鸟。

在我们第一次的演出中，错误百出。它甚至比我们的宗教剧还糟糕。实际上，我们的山地芭蕾，经常会出现劳莱与哈台式的笑剧场面。

其中也有些不可避免的技术性差错。当预先灌好所有山地音乐的录音带中断时，我想起在我们演宗教剧时，曾有过类似的经验，便赶紧跑去找录音师，设法以正确的音乐来配舞，结果却愈弄愈糟，酿成不少大错。

不但如此，我们演出那天还下雨。本来我们打算使用户外的舞台，不得已，只好挤进教堂去，让半数观众塞在后台附近，在那儿，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山地芭蕾一开始，我们点了一串爆竹，来象征山里一座火山的开启，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制造出一种刺激的气氛，可是却使这座小教堂烟雾弥漫，只见大家都惊惶地冲向窗口。

这出戏主戏的高潮在于我们的英雄为了把太阳射成两半，创造月亮而去射太阳这部分。我们特地做了一个很美丽的太阳——外表是闪闪发光的金箔，里面用好几根铁丝把它撑起来。

每一次的预演都进行得圆满极了，而大柏，我们得意的英雄，用他的锐箭射他面前的太阳，也从未失误过。

可是这一次……那支箭却碰到里面的一根铁丝，擦过太阳表面，笔直飞进观众群中。一时之间，尖叫声四起，大家慌作一团——急切的祷词自我口中流泻而出。还好没有伤亡。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不幸事件，观众似乎还满喜欢我们的小剧。这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到其他好几个山地村去巡回演出。我觉得我们每演出一次，就进步一些。将来，我们决定再演一次，要不就演出另一出戏。

究竟这意味着什么——就身份、伦理、自尊而言？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它起码能推动一些人去思索他们的部落根源，那就算没白费力气，我很高兴我们做到了这点。

要想达到一种全然的自觉，不是一蹴可即的。但凡事总得有个起点。否定自己，就是摒弃我们最美好的禀赋——我们自我的禀赋——那是绝不能被否定的。

这出山地芭蕾自过去引发出巨大的声音，那个是千百万祖先们累积起来的呼声，以及曾属于他们的自尊。它来自源头本身，一种强大而积极的东西，而经由这次经验，深深流入我们心中的话语就是：

“我如何才能使你们知道，我爱你们？就爱你们这样。接受自己——你们的过去和现在。这样你们才会成为地球上伟大的人物。”

给库诺西的十字架

山里正值初春，光秃秃的冬日之树，争先恐后地冒出新芽和花朵。花草纷纷从泥缝里探头出来偷窥这个世界。春雨过后的空气清新明朗，各种不同深浅的绿荫覆盖着平缓的山谷。

这真是一个愉快、安详、令人感到生气蓬勃的季节。

对我而言，那也是探险的季节。正如定期到清泉去体验山区平静的访客一样，我每星期一都到新竹去，让自己投身于大都市的嘈杂、气息和五光十色中。

虽然在市区里我没什么熟人，却喜欢混在人群中，观赏着一张张愉快如春的面孔，感受夹在别人当中那种轻快的孤寂感。

就是这样，有一天，我在新竹的街上遇见了库诺西。

他是个小个子的男人，年纪在二十五六岁左右，毛扎扎的头发下，一张圆脸，身上穿件鲜黄色的衬衫。当时他正坐在一个水果摊上喝一杯五百cc的木瓜牛奶汁，我在他身旁坐下时，他转向我，用英文说：

“很高兴看见你，神父。”

他的眼睛大得那么不真实，看起来就像是画在他脸上似的。我感到很惊讶，回答道：

“你怎么会认识我？”

“你的十字架……”这个矮小的男人笑眯眯地指指我挂在颈子上的十字架，“我想你大概是个神父。我叫库诺西——是泰雅族的。”

我又吃了一惊。我在市区里碰到的山地青年通常都不愿承认他们是山地人。可是库诺西却引以为荣地说出来。我直觉他是个不寻常的人物，很想进一步了解他。

“你在做什么工作？”我问他。

“白天我替一家建筑公司做事。晚上我唱歌、画画。”

“唱歌和画画——那也正是我所喜欢的。”

“你也喜欢？那么来吧！我带你去看我唱歌的餐厅，我们可以一起合唱。”

库诺西一跃而起，很快付清木瓜牛奶汁的账，用他的摩托车载我到他唱歌的小餐厅去。

我坐在一张台子旁，看着库诺西拿出他的吉他，闭上他的眼睛，陶醉地唱着。

“我总是以一首山地歌开始。”唱完第一首歌，他告诉我，“我要人们知道我是山地人。”

库诺西有一副优美、低沉的嗓子，我入神地听着。唱过几首歌之后，他要我与他合唱。我有点不好意思去干扰他的表演，但他坚持如此。于是我们一起合唱《鹿谷》和《嗨唷》这两首歌，我只觉得浑身上下有着前所未有的解脱。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餐厅，到库诺西住的小屋去。

这个房间零乱地摆着歌本、图画、建筑工具和酒瓶。库诺西拿了一些他的画给我看。他所画的一切都具有一股浓厚的山地色彩。

当我说我必须离去时，库诺西的眼睛扫视着他的房间。他挑了一个中国式的小花瓶，硬把它塞进我手中。

“拿去。”他说，“算是我给你的礼物。”

我端详着这只花瓶。非常美，显然值不少钱。他怎么会把这东西给我？我们不过才刚认识。

我告诉库诺西下个星期一我下山时，会再去看他。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条附有十字架的项链，准备下次看到库诺西时送给他。我是在离省立医院不远的一个街角上买到这个十字架的。

可是我却有种奇特不安的感觉。将近一年之久，我每星期都下山，每次也都能回到清泉安详的平静中。此刻，我却感受到一种将会改变这种规律，干扰我平静——即使是在清泉——的牵连。我不能肯定我是否想要这种改变。

有一个多月之久，每次下山进城，我都把那个小十字架放在我的口袋中。可是每次回来，那个十字架还是在那儿。我没有去看库诺西，一个个星期过去，最后我把那个十字架送给了别人。

夏天来到时，我开始计划做一面能盖住教堂整个后墙的大壁画。我打算用泰雅族的图样画一个大十字架，以及一群群穿着山地服装的古代泰雅族人，他们一面打猎、织布、收成，一面望着十字架。

就在我为这个泰雅族十字架该用什么图样而伤脑筋时，我想到了库诺西。他应该知道怎么做才好。我必须去找他。

库诺西正在他上班的餐厅里，画一条餐布。看到我，他先是微笑。但他的笑容立刻消失，一副被伤到的样子。

“你并没有来……”他对我说。

我无言以对。对于自己曾经伤害过他，我只觉得抱歉。

库诺西看了一下我的壁画构图，说：“这个星期我会上山去看你。”

他会来吗？或者他会像我一样，迟迟不兑现。

两天以后，在山上的一场暴风雨中，凌晨一点，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你的好朋友来了！”一个邻居扯开嗓门对我吼着。毫无疑问地，那是库诺西，他的鞋裤全都沾满了泥巴。

“我不知道你们的路是那么泥泞。”他说，不好意思地对他的鞋子笑着。

“你怎么那么晚来——又冒着雨？”我问。

“我说过这个星期会来看你。我必须等到下班后才能来，但我说话算话。”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库诺西把他的生平都告诉我——尤其是有关他心爱的那个女孩。

“等我有了足够的钱，我就娶她。你能为我们主持婚礼吗？”他问我。

“我很乐意。”

“哪天我把你介绍给她。她很美。”

第二天我们拜访了一些村民。我们走在路上时，库诺西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张他穿泰雅族服装的彩色照片送给我。再一次，我被这个爱送礼物，作息时间如此奇特，又爱得如此之深的男孩所惊讶……

到了星期一，我再去看库诺西。接下来的星期六他上山来度周末。这样持续了整个夏天。每星期一，我都在城里与库诺西一起唱歌、作画。周末他便上山帮我们带领青年团契。那个夏天，团契成长了不少，大部分得归功于我们这位新朋友和领导人——库诺西的热心。

现在，每次我进城时，我甚至不再有轻快的孤寂感。库诺西总会要我们去做些有趣的事。和他在一起真有意思。

我还记得一个特别有趣的夜晚。库诺西邀我到一家还在赶工，即将开幕的新餐厅去演唱。他要我哥哥大丁神父和我一起去为它的正式开张演唱。

哥哥和我都答应了他。可是，开张前几天，我去参观那家餐厅，似乎离完工还早呢！

“你确定他们能及时完工？”我问库诺西，眼睛注视着二楼地板中的裂洞、未安装的门窗以及地板上成堆的碎物。这一切都像是刚被空袭过似的。

“当然会。”库诺西回答道，一点也不紧张，“他们只要再安装几样东西就好了。”

正式开张的那晚，我骑着摩托车下山，赶到新竹，我哥哥则从台北赶去。当我们抵达时，餐厅已经挤满了人。侍者们来来回回地忙碌着，试着为所有客人安置座位。库诺西塞了一支麦克风给我们，要我们唱歌，可是除了大门口，那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哥哥和我开始演唱，但只唱了一下子。每次我们两人之中要是有人稍微移动一下，自动门便会弹开，打到我们的背，害我们摔到客人坐的台子里。观众似乎觉得这样非常有趣，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拼命鼓掌要求再来一次。

进出大门的人不断撞到我们。过了一会儿，我们发明了一种“呼拉舞”来配合我们的歌唱，借此我们不但保护自己不被客人撞到，也避开了那扇不怀好意的自动门。

在这同时，由于侍者经常被麦克风线缠到，大部分时间我们的歌声都不见了。库诺西从头到尾都愉快地笑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观众又笑又拍手的，叫嚷着安可。

就在哥哥和我正在决定最后一首歌要唱什么时，有人从二楼的一个小洞里冲下了冰块和柠檬汁，正好淋在我们的头顶上。哥哥和我同时转身面向对方，开始唱起“雨点不断打在我头上”，观众立刻为之疯狂。

那个值得记忆的夜晚终于圆满结束。一个看了整晚表演，来自我清泉村里的男孩向我借雨衣，好让他当晚能赶回山上，免得受寒。我借给了他，因为我原本就打算第二天才回去。可是，我放在雨衣口袋里的摩托车钥匙，却随着那男孩先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在雨中推着摩托车，想到我们安可曲中的歌词：“我再也不会诅咒要雨停，因为我已自由，什么也烦不了我。”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是，很快我就开始担忧了。

初秋的一个周末，库诺西没有上山来做定期探访。我们已习惯有他协助带领我们的青年团契，因此，少了他，一切似乎都变得怪怪的。

星期一，我到库诺西唱歌的餐厅去找他，可是他已经离开了。那儿的经理不知道他的行踪。我到他的小屋去，除了更多的破烂东西和酒瓶外，那里已经空了。那个星期我回到山上时，前几个月的平静和欢乐，已被对未来的沉重感所取代。

好多个星期过去，我没再见到库诺西。然后，有一天，我发现他在那水果摊附近，和几个人一起喝米酒。他已经喝了相当多，看见我，显得有些窘迫。他把新地址给我，要我到那儿去见他。

那一晚，库诺西颓丧地坐在他的地板上，告诉我他的心事。

“是我的女朋友。她离开我了。我以为她爱我。我卖力工作，为的是要有钱，好让她能爱我。现在她却和一个平地男孩订婚了。为什么？她怎么能这样？”

库诺西边说边喝酒。突然间他垂下头，脸孔扭曲着，好像要哭的样子，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没关系。”我说，手放在他肩上，“世界上有许多女孩。你会找到另一个女朋友的。”

“不。”他说，“没人会要我。”

接着，就像刚刚垂下头一样地突然，他大笑着挺起他的肩膀，唱出一首活泼轻快的山地歌曲。

“没关系。”唱完歌后他笑笑，“终归是没关系的。”

冬天带着刺骨的寒冷来临。落失了叶子的树木，光秃秃、别扭地立在寂静的村子里。男人围聚在鸡房低低的火堆旁，轮流喝着酒取暖。村民们早早上床就寝，我则以看书度过漫漫长夜。

每个星期六我都猜测库诺西是否会到村里来，可是他再也没来过。我试着到新竹去找他，可是好像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正值严冬的一个冷天，库诺西再度出现在山里。他看起来好疲惫，好些方面老了许多。他说他需要钱。我照他要求的数目给了他，他说下星期会还给我。

“出了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有什么。”他回答。

到了下个星期和再下个星期，都没有任何库诺西的消息。他没有实现诺言，我感到很失望。我决定设法再去找他。

找了好久，我终于发现库诺西和其他几个男人一起喝酒、赌博。他没有提起那笔钱。

于是我知道库诺西有了大问题。过后不久，我找到他父母住的村子，去拜访他们。他们对我非常和善亲切，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他们也很担心库诺西，尤其是有关他酗酒的问题。

“那会毁了他的健康。”他母亲告诉我，“他工作太多，玩得太厉害，酒喝得太凶……”

而且也爱得太深，我想。

当我向他们说再见时，库诺西的母亲用那双和她儿子一样的大眼睛看着我，说：“你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并且紧紧握住我的手。

库诺西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这是我再见到他之前好几个月的事。又一个春天来了，我终于完成了教堂后墙上所画的大壁画。每当我看到那个山地十字架，它总会让我想起库诺西。我不断想起他的圆脸，他那毛扎扎的头发，低沉的嗓子和他所唱过的优美歌曲。我极想念他。

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我和几个村里的青年经过省立医院，走在新竹的街上。

“你知道库诺西病了，住在那家医院里吗？”其中一个男孩问我。

“不知道。”我说，整个胃因恐惧而翻腾起来，“他哪里不舒服？”

“我听说是他的肝。”

库诺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张脸蜡黄而消瘦。他的胃部显得鼓鼓的。看到我们，他笑笑。

“你为何不告诉我们你在这儿？”我问。

“没什么大不了的。”库诺西笑着说，“这只不过是个小毛病。我很快就会出院的。”他并且和其他几个男孩开着玩笑。

我们离去之前，我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我们都为库诺西祈祷。当他说他很快就会出院时，我以为是真的。

那天我骑着摩托车回到山上，春天的美景似乎呈现出一种不属于人世的本质。我仿佛正在驶入天堂。看到了库诺西，我很欢喜。不久，他病好了，要他回来再和我们在一起。

只是过了两天，我得到消息：正如他所承诺的，库诺西果真离开了医院——只是他却死了。

死了？我简直无法相信。他却说那只是一点小毛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头一阵晕眩，我想到自己希望替他完成的所有事情。

我来到库诺西住的村子，直接到他家去。他大部分亲戚、朋友都已在那儿。棺材放在客厅里，我一进门就看见了。还来不及走进那间屋子，库诺西母亲模糊的身影已冲进房间跑向我。她紧紧地抱住我，不能自已地哭出声来。她把脸埋进我的肩膀，我伸手抱住了她。

“干妈！”她哭着说，“你的干妈！”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抱着她，任她哭着，让其他客人看着我们。

过了一会儿，库诺西的妈妈退后一些，把她的手伸向我。只见一条附有小金十字架的项链，在她手掌中闪闪发亮。

“他死去的前一天，买了这个。”他母亲告诉我，“他走到医院转角上，买下这个十字架，把它交给我。”

我看着这个十字架，想起很多事情——

“那表示他真的相信。”我对他母亲说：“他真的想和天主在一起。”

“你能把这个给他戴上吗？”他母亲问我。

！不！我想。现在？

我们走过去，到那简陋的木棺旁。他的一些亲戚把它打开。库诺西躺在那儿，就好像……真的没什么似的。看到他的圆脸和毛扎扎的头发，我几乎控制不住我的眼泪。

他母亲轻柔地抬起他的头。我开始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颈子上。当我这样做时，鲜血开始由他的鼻孔和嘴巴流了出来。我设法把十字架放在他的胸口，他的血沾上了我的双手，他母亲仔细地为我拭去。

我们坐着祈祷了一会儿，第二天便葬了他。

“你想库诺西会上天堂吗？”当我们离开墓地走下山时，一个男人问我。

“我确信他会和天主在一起。”我回答，“他太好了。”

我多么希望在他离世的那一刻能和他在一起祈祷，道别……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成眠，心想不知库诺西是否真会在天堂。忽然间，天空发出巨大的雷响。就那么一声——没有下雨。

听见这声响雷，直觉地，我知道库诺西在那儿，和天主在一起。想到他那低沉、浑厚的嗓子在天堂里发出优美的声音，我不由得感谢上帝曾把他赐给我们，即使是那么短暂。很快地，我就睡着了。

那一年，春天在山上闹得轰轰烈烈的。桐油的白花像雪一样，轻轻飘落在马路上。各式各样的花朵，在轻柔的微风中飞舞，在阳光下闪耀。

对我而言，那个春天却是灰色而冰冷的——和失去所爱的心情一样，空荡荡的！

到更高的山上去

“你真好命。”一个皮肤黝黑，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小个子男人对我说，“你不用工作，可是你还能有饭吃。如果我不工作，我就会饿死。”

“可是我也工作啊！”我回答道，有点像是在替自己辩护。

那男人神气活现地把他的锄头挥过肩头，开始登上那辆木材车。

“我是指真正的工作。”他说着，那辆木材车轰隆轰隆地开走，驶向更高的山上。

我站在烟尘弥漫的路上，凝望着山上那一片朦胧的绿意。只有远处传来的孩子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白天村子里人很少。除了婴儿、老人或残废的人——还有我——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工作或念书了。为什么我不跟他们一起去？

那个黝黑男子的话激怒了我。或者是想证明给他看我也能做真正的工作，抑或发自一种想更深入地参与我周围那些人生活的欲望，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去工作。

我的一位邻居伊凡说我可以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工作。伊凡是个强壮的、运动员型的青年。和他那一族的某些人一样，他的头发带点红色，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个外国人。

伊凡喜欢工作，而且通常都选择最艰苦、工钱最高的工作。不过这一阵子，他却和一大群朋友及亲戚们一起耕作，这种工作是相当轻松的。

第二天早上，搭乘那辆木材车上山后，我们在一大片杂草中各就各位，开始工作。忙着翻土的男人，不论老少，挥动起锄头，就像拿筷子一样地轻易。在男人后面，手脚灵活的老女人们在地上蹲成一排，忙着从杂草中抖落松土。尽管他们的工作速度对我而言是太快了，但是，我最常听见的话语却是“慢慢做”。

在我们工作的一次休息期间，伊凡把我介绍给那位工头。他来自平地，是位和善的老人。

“这是我的朋友。”伊凡指指我，说，“我们是去年我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现在他回来这里看我。”

就在我不解地望着伊凡时，那位工头握握我的手。

“欢迎，欢迎。”他说着，便走开去查看他的水果树。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等那位工头走后，我问伊凡，“我在美国时，从来就不认识你。而且去年我根本就不在美国，你也是啊！”

“唉！”伊凡耸耸肩，“有时候，生活实在很无聊。何不让它有趣些？”

听起来似乎满合理的，于是我们再回去继续我们的耕作。

对我而言，这份工作相当困难，到了那天下工时，我已浑身沾满了泥土，由于疲劳过度，也有些头昏眼花的。

“该走路回家了。”伊凡说。

“走路？”

“这么晚是不会再有木材车上山的。走起来也不过一个小时左右啊！”

撇开我的疲倦不谈，走路回家，的确是很好玩的。三两成群的工人们，锄头扛在肩膀上，步履沉重地走着，嘴里却哼着曲子，一块儿笑闹着。

“我们必须在这‘荒野西部咖啡店’里停一下。”当我们经过路边一家孤零零的破店时，伊凡说。

这一次，我没有对伊凡的想象提出疑问，因为我们很可能曾经是两个牛仔，在山里辛苦工作了一天，正要下山进城去呢！

“给我的朋友来一杯！”伊凡对那位“酒保”吼着，“他刚从美国骑马过来。”

不一会儿，这家孤寂的小店成了一间人声喧哗的酒馆，里面不时挤满了工人，他们互相请对方喝酒，有说有笑地说着山里的一天。每个人都想请我喝一杯。

“工作完后，喝一杯，你就会有力气。”每个人递给我一杯酒时都会这么说。

我试着向他们解释，我已经喝了一杯，也的确觉得强壮多了。然后，有几个男人请我与他们一起喝酒——同时从一个杯中喝酒。这是一种叫做“爱浓蜜”的泰雅习俗。要正确地做出这个动作，几乎得亲到对方才行。

我的爱浓蜜做得并不十分成功。试过几次之后，我的衬衫上除了泥土外，又溅上了米酒。但是，这样似乎只会鼓舞那些还未与我共享爱浓蜜的其他工人。

这群猛灌酒的工人们，看起来像是根本没打算离开这儿回家去吃晚饭似的。我知道，如果我再和他们一起多留一会儿，到头来就走不了了。

“你准备走了吗？”我几近恳求地问伊凡。

“是的。”他回答道，同时灌下最后一杯酒，“不过，我们必须赶紧溜走才行。”

“现在吗？”

“就是现在。”

在我们当时的状况下，伊凡和我可说是以相当难得的敏捷，快速地从那一大堆友好的工人中脱身而出。我们借口必须上厕所，趁这个机会，赶紧逃下山，回到村里去。

隔了好远，我们还能听见这些声音在回响。

“再一杯就好了。喝一杯，才会有力气。爱浓蜜……爱浓蜜！”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们到更高的山里去耕作，或是将木材上的树皮剥掉。这些工作极需工人，待遇也很好。我开始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尤其喜爱在邻居家度过的夜晚，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明天要到哪儿去工作。

一天早上，我正和四十几个工人，在一座山底下排成一长列耕地。我们忙着挖出长满了草的泥块和一丛丛顽强的野草，想把这块土地清除干净，以便将来种果树之用。

我们慢慢地沿着山势，往上工作，有几个人领先在前。伊凡在我头顶上，起劲地锄着，就在这时候，他发出一声惊人的吼叫，挖出我所见过最庞大的一块泥土。它几乎是伊凡的两倍大，周围尽是泥土和杂草。

听见伊凡在喊叫，我抬起头向上看，只见那特大号的泥块，正朝我这边滚下斜坡。我赶紧转开身，还好及时救了自己一条小命。可是，那堆泥块却迎面撞上了我下面的那个男孩，让他飞落到山底下，半个人都被埋在土堆里。

我吓呆了。我只看见下面有一只脚和一只手，从那庞然的泥堆中伸出。接着，那堆泥土开始动摇，那个男孩沾满泥巴的面孔和身体，也开始慢慢地爬了出来。

工人们开心地尖声怪叫。这显然是他们这一整天里所见过最有趣的场面。此刻，那男孩已是满脸通红，龇牙咧嘴的，他只好跌跌撞撞地回到工作行列中他的岗位上。

伊凡无声地笑笑，甩甩他那头微红的长发。

“有时生活太乏味了。”他说，“能使它有趣些总是好的。”

那个男孩也笑了起来，他快乐，或许就因为他已为他的工作伙伴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点点趣味——和欢笑吧！

那些在山里工作的日子，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们使我更接近我那些同村人的痛苦与欢乐。它们也帮助我更完整一些地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每次看见首先对我提及“真正工作”的那个矮子、黝黑的男子时，我都能把头稍微抬高一点。

山青会

近两年来，我固定每星期到新竹市去一趟。在这段期间，我认识了许多在城里生活，以及在工厂里做事的山地青年。我常常希望有某种方式可以让我们聚集起来，建立一个由这些离家在外生活的工人们组织而成的联谊会。

愈来愈多的山地青年，离开了他们的家，投身于大城市的工厂。在都市里，他们往往会失去亲密的归属感，以及充斥山区的家庭气氛。在大城里的生活，总是寂寞而又疏离的。

另外也有其他人，在组成一个联谊会方面，与我有同样的兴趣。其中一个是泰洛柯族一位名叫喜慈的年轻男子。他曾经在新竹工作了好几年，认识许多来自各个不同部落的年轻人。他经常指引我到他们工作的工厂去拜访他们，并且对他们的福利非常关心。

对城市里的山地青年也很关心的另外一个人是汤梅花，她是名歌星汤兰花的姐姐。是贤妻也是良母的汤梅花，是她先生事业上的好帮手。然而，事业并不是她唯一关心的事。她的心常飞到各个部落的山地青年身上，而且她似乎一直都在设想有什么新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汤梅花来自阿里山，但是她已经在城市里住了好多年，因此对城里的问题非常清楚。每次我到她的公司去拜访，她在跟我、她的孩子以及她的狗聊天的同时，往往还要客气有礼地接听三四个电话。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她着急或垂头丧气的。即使是在最忙碌的日子里，汤梅花也永远散发出一股祥和之气。

就这样，在四月里的一天，我的朋友喜慈、汤梅花和我聚在一起，计划在五月一日——劳工节那天举办一个山地青年的聚会。

我们开始接洽有山地人工作的各种不同的工厂。这往往被证实是一项令人灰心的经验。我先是傻傻地走到一家工厂的警卫面前，笑容满面地握握他的手，自我介绍一番。

“可不可以让我和你们工厂里的一些山地工人谈一谈？”

“这里没有。”这名警卫简洁地回答我。

“可是我刚刚明明看到有几个进去工作。”

“那么他们现在正在工作，你不能见他们。”

每个工厂都是如此。门禁几乎和监狱里一样森严。显然，看门的警卫是不准让任何陌生人进入工厂的。

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能不能和我的朋友张先生谈一谈？”这样问警卫。

“张什么？”警卫这么回答我。

“张……啊！我不记得他下面的名字该怎么发音了。”我装出一脸困惑，接着加上一句，“他是个山地男孩。”

“那边有几个山地人。”那名警卫接着会回答道，“去问他们吧！”

那样就使我进到工厂里了。当然，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张的人。可是进去之后，很可能我就碰到一个姓张的，所以，那也不完全是句谎言。反正，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接触到在那家工厂里工作的那群山地人。我会很快地向他们自我介绍，递给他们一张参加我们聚会的邀请函。然后，我再到下一家工厂去。

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很容易就会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山地工人。如果有大型的高楼正在兴建中，那么，一些做木工的工人很可能是来自花莲的阿美族。在建筑物外面，那些做铁工的人当中，就有些是来自台东的排湾族。

电灯工厂里则有泰洛柯族或布农族或布由玛族的人。也有些运货卡车公司，几乎全是由泰雅人组成。阿里山曹族人开了一家玻璃工厂。我甚至碰到来自兰屿，在一家鞋厂工作的雅美老友们。

有一次，也帮着我们筹组这个山地联谊会的刘丽君修女，跟我一起骑车到一栋正在兴建的大楼去。我们在附近找不到任何人，却听见高楼顶上传来钉锤声。我不敢爬上去，因为这栋建筑物实际上还只是个结构体而已。可是，没想到温婉、矫健的刘修女连等也不等我，就循着钉锤声，跑到上面去了。

等我跟在刘修女后面，气喘吁吁地上去后，只见她站在一片横跨两栋建筑物的薄木板上，沉着地向一位年轻、健壮的阿美族木工说明山地联谊会这个组织。我简直不敢大气呼吸，深怕她会被吹落到木板下面。当时，我们正在五层楼高的空中。

在我们举办第一次山地联谊会的前一天，喜慈和一位来自菲律宾的朋友道杰，站在新竹火车站前，分送邀请函给任何一位看起来有一丁点像山地人的人。后来，我们联谊会里的一些优秀成员，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在当时看起来，我们这种做法似乎太过激进了。

五月一日在一阵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中来到。刚开始，我们怀疑是否会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勇气前来参加。联谊会是在新竹市的社会服务中心举行的。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布置礼堂，安装好一套音响设备。道杰特别调了一种由李子酒和肉桂混合而成的美味饮料——酒精成分只强到足以使人快乐，而不使他们兴奋过度的程度。

那天晚上，尽管下着倾盆大雨，仍然有一百多位山地工人参加了这个聚会。对我而言，最感意外的就是：他们竟然都真心想来——正如我们希望他们来一样地真心。

当我看到那天晚上大家相处得那么融洽，友谊已在不同部落的青年之间形成，以及第一次聚会所激起的热忱，我觉得自己亲眼目睹了一个梦想的实现。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每个月聚会一次，来使山青会继续下去，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从四年前第一个雨天的聚会之后，这个团体已发展起来，并且扩大到桃园和台北。山青会一直是结合不同部落的一项工具，并且给予那些在大城里迷失的人一种认同感。不但如此，它也是个结交朋友、彼此熟悉亲近的机会。这正是生活的意义——不只是对那些山地人如此，对所有人亦然。

四种人生

清泉是个小村落，每个人都认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因此没有秘密存在。人们在这儿出生、成长、结婚，然后死亡。然而，在这躺在苍翠群山间的平静村落里，生命似乎仍是遥不可及。

问题都是些基本的——生病、死亡和谋生。它们往往也因人而异。有时候，我会被牵涉到这些问题当中，想办法帮忙解决。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正如下面四个故事所要显示出来的（其中所提到的人名都已更改过）。故事的主人翁分别和离婚、酗酒、精神病以及自杀等问题打交道。他们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美雅

美雅究竟想不想结婚，实在很难说。不久以前，她的前夫在一次伐木的意外事件中伤亡。美雅年纪还轻，而且也很迷人，她的亲戚们都忙着替她找另一位丈夫。在泰雅人之间，没有人会单身太久。

结果，有个男人被选中了，年纪比美雅大一点，却是个非常好的人。看起来，他似乎会是美雅第一任丈夫所留下的孩子们的理想父亲。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订婚宴，按照习俗杀了一头猪，新郎并且给了新娘家里十万块聘金。

婚礼也是依照习俗，弄得盛大非凡，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邀请了。实际上，这等于请了全村的人。婚宴中，这对新人举杯向宾客敬酒，显得十分快乐幸福。

两个星期之后，新娘却失踪了。她的丈夫和亲戚怎么也找不到她。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也没有说出任何理由，什么都没有。

美雅走了有两个月。一天，就像离开时一样突然地，她回来了，说她想离婚。村长和她的亲戚们集合起来开了一个会，决定该怎么办。结果决定：如果美雅真的离婚了，那么她应该把新郎给她的那十万块还给他。可是，这笔钱早就被花掉了。

我也参加了这项会议，从头到尾一直看着美雅，她显得很冷漠。非常平静地，她说，她还有事要办，两天之内会再回来。

两天之后，美雅从城里带了十万块回来，把它交给她丈夫。

“她怎么会那么快就弄到这笔钱？”我问她的一位亲戚。

“很简单。她只要把自己押给南部一家酒家一年就有了。”

我去找美雅说，求她不要这么做。

“那是不对的。”我说，“你可以在工厂里做工，慢慢凑足这笔钱。他们不会介意的。”

“我知道。”美雅回答道，“可是这种方式很快就把一切都解决了。”

“你不能改变主意吗？我可以替你还掉这笔钱。”

美雅注视着我，头一回露出了微笑。

“也许吧！”她说。

我和她的亲戚们谈过，请他们想办法挽救这件事，并且说服美雅留下来。他们说他们会再跟她谈一谈。当时，我以为美雅一定会改变她的心意。

但是，第二天早上，美雅却走了。我们村里再也没人看见过她，或听说过她的消息。

大康

大康是我在清泉最先认识的那批人当中的一个。他身材高瘦，年约卅，留着一头浓密的长发。他的面孔看起来像是一座用上好的大理石雕琢而成的雕像——每一个五官都是美好而圆熟的。

自从初次见面后，我和大康就成了朋友，也非常喜欢他。可是他有个酗酒的毛病。不论我怎么说，或怎么做，似乎都无法帮助他，他也从未改进过。虽然我们还是朋友，但是由于他的酗酒，我很少去看他。

有天晚上下着雨。我正和一些客人吃着晚餐，大康却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的衣服好脏，脸上被泥巴弄得乌黑。他的母亲一直把他拖开，试着不让他进来。她简直窘极了。

大康的母亲一生吃尽了苦头。做了两次寡妇，其他的孩子不是死了，就是离家远去。只有大康留了下来。此刻，当他在我们的餐厅和他母亲挣扎时，她只有低声对他说话，劝他回家，不要打扰我们。

大康却在我面前跪了下来，开始哭。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过去的点点滴滴。他提到他生病时我去探望他，我们一起爬上山，以及我帮他在火边烘烤草菇的时光。说着说着，他又哭了一会儿，然后大笑起来。

我把大康带到另一个房间去，以免他打扰到其他的客人。他在一张板凳上坐下，手脚一张，脸孔痛苦地扭曲着，啜泣道：“救救我……”

我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当人们酒醉时，他们通常都想要别人的关注。可是，给他们忠告，却是一种浪费。任何强硬手段的显示，都会引起一种激烈的反应。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我只要轻言细语地说话就好了，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大康的母亲对我示意她要离开，去找人帮忙把她儿子带回家。

我倒了一点水给大康喝。他接过杯子，喝了一些，然后把水吐到地板上。他又倒了些水，把它们洒在桌子上。我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拿起一块抹布，把水擦干，然后离开那个房间，去准备主持弥撒。我想：如果他打算那样做，我可不愿意再在他身上浪费半点时间。

我希望大康会回家去。可是，我一离开，他就跟着我走下楼梯。我告诉他应该回家去。他却告诉我他要跟着我。这时候，他母亲带着一位我们的邻居回来了，可是，他们谁也无法说服大康回家。

我说我现在必须去主持弥撒了。大康说，那好，他也要去参加。我说，不行，那会冒渎上帝。喝醉酒的时候，是不该去望弥撒的。

好些人已经在教堂里等着参加周六晚上的弥撒。现在是开始的时候了。我离开大康，希望他会回去，自己则穿上圣袍，准备主持弥撒。

当我出现在祭坛上时，我可以看见大康和他母亲并肩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她把头靠近他，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大康把他母亲的肩膀拉近自己。他弓身向前，凝神地望着我。

我很怕看见有人喝醉了酒来参加弥撒。因为那个人往往会引起一阵骚动，干扰到其他的人。我相信大康也会如此。

那天晚上自圣经中选读的内容是有关一个麻风病患者的，他对耶稣哭叫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治愈我。”耶稣伸出手，摸着他说：“我是愿意。你会痊愈的。”

我看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大康，只见他的头平静地靠在他母亲的脖子上。大康的母亲低头凝视自己的儿子，即使隔得远远的，我也能看出那是由最深的爱与关切凝成的目光。

在整个弥撒过程当中，大康多半是安静的。他母亲紧紧贴着他，仿佛这两人已合而为一。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披塔”（抱着耶稣尸体而悲伤的圣母像）——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儿子。

弥撒过后，大康和他母亲随着其他教徒走了出去。当我跪在教堂里时，有一会儿，我还听见大康的声音。等我出来，他早已回家去了。

认识一个人那么多年了。那么多年来，也一直想成为他的朋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帮助了大康。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将会永远与他同在。

我想到他正和他母亲手挽着手，慢慢地走在黑暗中。对她儿子大康那痛苦的灵魂中那份怪异的苦闷，她是唯一一个真正了解——并且多少接纳——的人。

马雷

马雷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在山里，是村里最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之一。不过，几个月以前，他在新竹附近的一家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我去看他时所了解的，在那家工厂里，试着习惯规律化的作息，离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休闲时间又那么少，对他而言，并不容易。

经过了几个月，马雷有了一个短暂的假期，便回到山里来喘口气。他去探访朋友们，喝了一点酒，开始有些松懈。然后他又去看了几个朋友，又多喝了一些。可是，他并没有松懈下来。可怕的事情反而降临到马雷身上。

他的哥哥跑到教堂来，几乎是泪眼汪汪地问我是否能去看看马雷。

“出了什么事？”我问道。

“我不知道。”马雷的哥哥回答道，“他……他简直像个野兽一样，到处乱咬，嘴里一直吐白沫。眼看着自己的弟弟那个样子，我实在受不了。”

我去到马雷家时，他正躺在地上呻吟。当我靠近他，他哥哥赶紧把我拉回去。马雷咆哮着，看起来真像会咬人似的，就像野兽一样。他的手臂血迹斑斑，嘴巴也破了，鲜血淋漓，眼神狂乱而兴奋。

我先从村里的保健室找护士过来。然后我问一些年轻人是否愿意和我一起为马雷祷告。

当我们祈祷时，马雷一会儿咆哮，一会儿呻吟，一会儿又声嘶力竭地惨叫，仿佛我们正在攻击他。他想踢打我们，却被他哥哥拖回去。他的眼神变得呆滞，什么也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等我们祈祷完，马雷疲倦无力地倒在地上，看起来好像睡着了。这时候，护士来了，给他打了一针镇定剂，不过，在这节骨眼上，那似乎没什么必要。

马雷整整睡了两天。当他醒来时，他完全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他只觉得非常疲倦，也有些困惑。他再也没回那家工厂去。后来就在货车上工作。

马雷还是像以前一样，深受村里人的喜爱。我们曾经看过像野兽一样匍匐在地上的那个家伙，不是马雷。它究竟是谁，我们从来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很高兴马雷又回到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希望他再也不会以那种方式离开我们。

蕃叔

我正在画我的壁画时，蕃叔走进教堂。蕃叔已经六十几岁了，有些低能。他很少洗澡，为人却十分友善。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不是那么友善。不过我的确很喜欢他。

蕃叔不会说“国语”。我虽然懂一些泰雅话，可是，由于蕃叔有些口齿不清，因此，他所说的话，在我听起来，大都是一样的。

蕃叔垂头丧气地走向我，说了一些话，我用三种说法都可以解释得通：

一个说法是，他打算自杀，要我先替他祷告；第二个说法是他打算杀我，要我先替自己祈祷；再不然就是他打算把我们两个人都杀掉，要我先祈祷。

不管他说的究竟是什么，至少我知道自己最好还是先祈祷一下。不过，据我推测：蕃叔对我实在太友好了，不至于会想杀我。因此，他所说的一定是他自己。同时我也推断出：他是要我立刻到他家去。

“我可不可以先把我的画笔洗一洗？”我问道，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壁画是否有完成的一天。

“现在就去。”蕃叔回答道，“不然就太迟了。”

“给我五分钟。”我说，“你先走，我马上就来。”

等蕃叔一走，我赶紧跑去找一位庞然壮硕的邻居。

“我想蕃叔要自杀。”

“他不能那么做。”

“呣！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他家，以防万一？”

“等我喂好我的鸡，我立刻就过去，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我赶紧跑去追蕃叔，想趁他还没到吊桥前赶上他，因为有人就曾从这吊桥上跃向他们的死亡。

可是，蕃叔却若无其事地穿过吊桥，慢慢地爬向他的小屋。他的门上有把挂锁，是锁上的。

突然间，蕃叔探手下去，拿起一把大刀。他四下挥舞着刀，我想：这下准完蛋了。

可是，蕃叔所瞄准的目标，却是门上的那把挂锁。不偏不倚地连砍了几下，他就把它给锯穿了。

这时候，我那位身强力壮的邻居才姗姗来迟。我看他一眼，意味着：你可知道你很可能晚来一步？

我们走进蕃叔破烂的小屋。他独自一人住着，心情可能是很消沉的。脱掉帽子，他示意我们开始祈祷。于是我们特别祷告蕃叔能重新快乐起来，不要再有事让他那么烦恼。

等我们祈祷完，蕃叔伸手到一张椅子后面，拿出两瓶淡酒。他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然后深深地坐进椅子，开始谈话，又显出兴致盎然的样子。

或许，他只是想要我们去看望他，这便是他达到目的的方法。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可能是一次自杀事件。

四种人生际遇。四种问题。四份祷词。对某些人而言，它能奏效，对其他人，却不发生作用。

这一切，环绕着我们村子，给白霭霭的山岚覆盖着的群山都看到了。他们曾听见那初生婴儿来到这世界时的哭声；也曾看着他成长，逐渐成熟；他们曾感受到他的泪水、他的渴盼、他的欢乐与疾苦。当他逐渐接近合而为一的那一天，他们也曾静心等待——最后，他们会把他带回自己身边，深深地进入大地安详宁静的子宫去——成为一体，和平无争，是结束，也是永恒。

木材工厂

有过一点在山里荷锄耕作的经验，我忍不住对在大城市的工厂工作会是什么样子，产生了兴趣。我们设在新竹的山青会里的大部分会员，都是在这些工厂里做事。我可以在他们下工后或在仓促的午餐休息时间去拜访他们，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了。

要让这些山地工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有时候很难。实际上，到了晚上，我自己往往是精力充沛，而且是休息过的，至于我所拜访的那些工人，则是又倦又累、筋疲力竭的。如果我们的体验是如此不同，我们如何能真正地分享交流呢？

新竹有家大规模的木材场，深深吸引着我。在清泉上面的山里，许多树木被砍下来后，都送往那家工厂，有的被砍成木头；有的则被柏油涂黑，做成电线杆。很多来自山地的泰雅族人，都会到那家工厂去工作一阵子。

我希望自己能在平日到那家工厂去工作，周日再回到清泉去。

我认识一对来自五峰的兄弟——海杨与毕豪，他们都在这家木材场里工作。我跟他们提起到他们工厂去做一个月工的事情。

“那种工作是很苦的。”海杨告诉我，“你会弄得浑身脏兮兮的。为什么你想去做呢？”

“我需要这种训练。”我回答，“再说，我认为那将会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或许到那时候，我会变得和你们一样强壮。”

“哪里。”海杨微笑道，得意地收放他那坚实的肌肉。

那家木材场有三个部门。一个部门是用机器将木材切割成不同尺寸的木头，在不同的商店里出售。在里面的部门，巨型木桶接着准备上柏油，用来做电线杆的木材。在分散的外围地区，起重机举起不断进厂的木材，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堆积起来，工人们则忙着在起重机举起它们之前，剥下树皮。我就是在最后这个部门工作。

当我初次看到这个木材场，我根本理不出任何头绪。乍看之下，起重机似乎只是把木头从一个地方举起，再随意地扔到其他地方。工人们熟练地在一堆堆的木材间跳来跳去，把树皮从木材上撕去。这份工作看起来满有趣的。

上工的第一天，我沿着木材堆上上下下地跳着，像其他人一样把树皮剥掉，发现这份工作的确满好玩的。由于起重机一直发出很响的噪音，所以很难分辨出起重机是否靠近了。好几次，我差点被自起重机颈部悬出的那个大钩子（形状像大钳子）打到。

“小心啊！”海杨告诉我，“否则，趁你不注意时，那起重机会用它的钳子把你的鼻子夹住，将你吊起来。”

我想象自己被大钳子夹住鼻子的模样，活像一个戴了一只鼻环的非洲土著！

跟海杨及毕豪一起工作非常愉快。他们总是与我聊天，如果我没注意，而那起重机的钳子已晃到我身边时，他们也会提醒我。

可是，有时候他们兄弟俩开车去倒剥下的树皮，得离开好长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其他人在我的工作区内工作，这份差事就会变得乏味而单调。如果有其他人加入我，它又会变得很有趣。我这才开始了解：我做的是哪一种工作，远不如我和谁一起工作来得重要。

每天，我们都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在自助餐厅里吃中饭。我本来以为这是与工厂里其他部门的工人碰面的好时机。没想到工人们几乎都一语不发地吃完他们的午餐，大约只花五分钟，他们就吃完这顿饭，然后他们回到室外，找个地方，趁再度开始工作之前，小睡片刻。过不了多久，我也染上了这种习惯。

当三个山地工人在泥沙地上摊开一片片未经加工的木材，我注意着他们。他们用一块厚木材当枕头，一靠上去，立刻就睡着了。我也依样画葫芦。睡了几分钟，工厂那惊心动魄的刺耳铃声再度把我们惊醒，是该回去工作的时间了。

到了下午，大约下工前一小时，领班会过来和我聊聊。他是个年轻、勤奋的本省人，总是要来看看我是否戴上了工作帽。

“如果你的皮肤给晒伤了，还不打紧。”他告诉我，“可是你必须保护你的脑袋。”

领班会跟我聊好一会儿，通常都聊到快下班回家的时间。我相信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给我一个喘口气、休息一会儿的借口。

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新木材进厂，于是我们就把这段时间用来清理木材场。里面的木屑和烂木头堆得老高。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在给木材上柏油的那栋建筑物旁边，挖出一块地方。

一天下午，我正在那栋建筑物附近，捡起一些老木材，就在这时候，我的脚直直踏穿一块烂木板，陷进一座地下储油槽内。当我发现自己掉入那片墨黑中，忍不住大叫起来。

“你刚刚掉到油里去了。”在我旁边工作的那个男人懒洋洋地说了一句，好像我需要他告诉我才知道似的。

就在我将自己由那浓浊、黏叽叽的液体中脱身而出，觉得自己像是一根刚处理过的电线杆时，两位年轻的护士——我来自台北的朋友——踮起脚尖，绕过转角，看到了我。

“啊……”她们说着，抓住她们那洁白的衣服走近我，“你刚刚掉到油里去了？”

这两位护士曾经上山到清泉去看我，到了那儿，她们才听说我正在这家木材工厂工作。于是她们又回到山下来看我——没想到这时候我竟会在油里游泳。

“我不是常做这种事的。”我试着向她们解释，徒劳无功地擦拭着沾在我裤子上的油渍，“我是说：这并不是我真正的工作。可是，我们今天正在打扫，那么巧，你们也来了，而我……这些油……”

她们只是瞪着我那条被柏油弄黑了的长裤。

“你好可怜。”她们说。

在木材工厂工作的整整一个月当中，除了这一次以外，我只出过另一次意外。有一次，当我正在剥一堆木材的树皮时，不知怎么，我的腿竟然被卡在两块大木材中间，没法儿拉出来。当时，还有好几位工人在附近，可是既然他们都没注意到我的困境，我便试着自己来解救自己。

至少试了十五分钟以上，我才发现那是没有用的。我只有垂头丧气地对着毕豪大喊。看见我的窘样，他忍不住大笑，赶紧跑过来，使劲一推，就抬起那块木头，松开了我的腿。

“我想你最好不要再独自工作。”毕豪告诉我，“我最好陪着你，否则你会受伤。”

对我而言，那再好也不过了。

中秋节到了，老板在工厂里请全体员工吃一顿大餐。菜肴非常丰富，酒也源源不断地供应，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大吃大喝。最令人喜悦的是看到老板、主管们以及所有工人一起吃喝，欢聚一堂。这使我深深觉得自己是这工厂的一分子。

那个月虽然漫长，却很值得。我学到了许多事情，觉得自己对城市工人的生活，又多了一分了解。到了晚上，工作完后，我会拖着疲乏的身子，到五百CC木瓜牛奶汁的冷饮摊上，喝它三大杯。然后我再回家，洗个澡，倒头就睡。

我不认为在这种时候，我会希望有任何人来找我，请我去参加什么山地同胞的聚会。我实在是太累了。

或许，那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教训。

动物的故事

狗并不是最适合在山里饲养的动物。实际上，我所养的鸡一直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着，我的鸭子也持续不断地增加到连它们的游泳池都容纳不下的地步，相反地，我所养的狗似乎老是有麻烦。

和平，是我最喜爱的伴侣及慢跑伙伴，有一天，就在天气刚转凉时，它失踪了。它是只黑色的公狗——据说这种组合是最好吃的，这或许不该怪它。但是，如果它能对每个人稍微不友善一点，稍微凶一点，或许能保住它一条命。

我的第二条狗是巧克力，是依据它的颜色以及我最喜欢的饮料而命名的。巧克力是我所见过最懒惰的狗。似乎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它成天都在睡觉，只有要吃东西时才会醒来。

不过，巧克力所吃的东西，令我相当恶心。它喜欢到公共厕所去用餐。

“我真希望巧克力不要吃大便。”我对一位邻居抱怨道。

“我才不养一条不吃大便的狗。”那位邻居回答道，“大便可以把它们养得肥肥的，而且你也不用喂它们那么多东西。”

当巧克力长大了点，它开始对异性的狗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和警察局附近一条白色的长毛狗发展出亲密的关系。每隔一阵子，巧克力总会离家好几天。只要不是在睡觉和吃大便的时间，我都会发现它和它的女朋友在一起。

通常，巧克力对人是不怎么有兴趣的。不过，有一天，刘丽君修女和另外四位姐妹上山到我们村子来拜访，巧克力竟然爱极了她们。她们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甚至当她们决定步行回家时，它也跟着她们。大约走到去五峰的半路上，她们叫巧克力回家，便搭上一辆计程车走了。

可是，巧克力却再也没回来。我找遍了附近那个村落，没有人看见过它。

“那个村子里的人很爱狗。”一位女士告诉我。

“！”我回答，“那他们或许会好好照顾巧克力。”

“我是说他们爱吃狗肉。”她解释道。

我的第三条狗是只黑白相间，名叫娜伦塔的杂种狗。我养了它两年左右。它是一条忠心耿耿的狗，却有些悲惨的怪癖。

“胆大妄为”是唯一能形容娜伦塔个性的词句。有时候，它会蹲在教堂墙壁后面，看着那些小娃娃去托儿所上学。当它发现了某一个特别柔弱的小孩，它就会跟在他后面又跑又跳的，并且偷走那可怜孩子的午餐。这种劣行令我非常生气。可是我似乎没有办法将娜伦塔调教得好一些。

不过，娜伦塔也有它的长处。它每次都去望弥撒。但是，有一次它却咬了弥撒时的值勤小孩一口，因为那可怜的男孩不小心踩到它的尾巴。

我对娜伦塔最喜爱的印象是发生于我在耶稣会里发最后誓愿的庆祝会上。这个庆祝会是在清泉的教堂里举行的。我的会长、修道院院长，还有其他许多神父和修女，以及村子里的天主教徒，都出席了这项庄严的典礼。

发最后誓愿的典礼进行到最高潮时，我跪在祭坛以及我的会长面前，大声宣读我愿在耶稣会里度过终生。

就在我跪下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有东西摩擦着我，一片又大又湿的舌头舐上我的脸。不知是谁打开了那间客房，偏偏娜伦塔又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人群中传来一些惊恐的吁喘声，其中一位神父发出嘘声，想把娜伦塔赶走。可是，娜伦塔只是瞪着他看，凶恶地咆哮着。那位神父只好作罢，不敢有进一步的尝试。

当娜伦塔跪在我身边，半趴在我的脚上时，我继续宣读我的誓愿，尽量不去想这一切在来宾们眼中一定非常奇怪。

典礼结束之后，我向宾客们致意、问候，他们都为我和我的狗宣读了我们的最后誓愿，向我们道贺。

“你觉得让娜伦塔出现在那上面，看起来很糟糕吗？”我问一位对我认识相当深刻的神父。

“不会呀，”他回答，“那看起来……就像是你的作风。”

不过，娜伦塔的缺点，到头来还是毁了它自己。它先后咬过好几个人，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我的狗不见了。

“我把它送走了。”尤帕士带着一抹善解人意的微笑，对我说，“我们想：趁你不在这儿的时候把它送走，会比较好。”

“你是对的。”我说。我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把娜伦塔送走。尤帕士也知道这点。现在木已成舟，无法改变，而这也的确是件该做的事。

唯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那些抓到娜伦塔的人，竟然把它给吃了。那已是我的第三条狗变成别人的食物。

在我决定改为养猫之前，我又养了两条狗，它们都死于“寿终正寝”。

当我在一位朋友家发现“气球”这只猫时，它浑身上下都是跳蚤。我洒了一些狗专用的杀虫洗发精在它身上，从它尾巴开始替它清洗。当我摸到它的头，那里布满了一大片黑压压的跳蚤，全都是从它身体的其他部分撤退过来的。我真担心在我把它们全部消灭之前，它会被呛死。不过，最后气球还是被洗干净了，变成一只非常美丽的动物。

猫是优雅、驯服，而又有些难以捉摸的——就像山里的气氛一样。不过，它们也能像狗一样地重感情。气球和我的最后一条狗一起长大的，它们年龄相仿。当那条狗死了之后，我便成了气球唯一的亲人，我们因此变得非常亲密。

有一天，一只母猫和气球一起进门来。她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实际上，她相当小家子气。她的尾巴是弯曲的，看起来一点也不温柔。我很高兴气球找到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它到底看上她哪一点。

那头野猫跟我们住了几天，就睡在气球的盒子里，吃它盘子里的食物。接下来，气球便失踪了。它一声不响地消失了，可是那头野猫却留了下来。我想：或许，这终究不是爱。她只不过是为了它的食物才跟着它。

五天之后，我听见门口响起一声好凶的“喵”叫。我打开门，只见气球怒气冲冲地闯进来，气急败坏地奔向它盛食物的盘子。那头野猫拼命顶住它，想要它远离那盘食物，然而气球只是愤怒地对她嘘声叱责。

我觉得是该给那头野猫找一个新家的时候了。而且我相信气球一定不会在意这项“离婚”的。于是我把这头野猫送给另一个村子里的一户人家。从那以后，气球又再度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优雅、驯服而又若即若离的，不过总是情深义重的。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鸡和鸭是看着好玩。可是，一只猫却能以温暖和平静填满你的生活，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基于这点，我认为猫可能才是最适合在山里饲养的动物。我相信气球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山地舞

清泉的女人组织了一个山地舞团。一位来自台东的舞蹈教师——阿美，被派来教两个月的课，其中包括了台湾所有山地部落的舞蹈。幸运的是，停留在我们村子的期间，她遇见了我在田野里工作时的伙伴——伊凡，后来他们两人结了婚。这么一来，我们村子便得以拥有一位常设的舞蹈教师。

山地人在舞蹈方面很有天分，清泉的女人对她们的课程都非常喜爱。每天晚上，她们都在如今已涂上大型山地壁画的教堂里练习。我觉得自己正目睹着一次山地文化的复苏。

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在见证某种宗教性的东西。

我的想象力四处游移，继而停留在古时候的舞蹈会是何种情景。当然，在那个时候，舞蹈具有一种宗教的本质。看着这些优美的手臂动作——双手高举朝天——跪着的身躯，弯低到地上——我知道这些舞蹈原本就是用来向上帝祈祷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把它们运用在祷告中呢？

我向那些女人建议：让我们在弥撒曲的个别乐章，采用一些山地舞的动作。

“你教我们啊！”她们热烈地回答着。

我虽然不是什么舞蹈老师，但是，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我们想出了能够配上山地舞动作的弥撒曲个别乐章。

如此一来，便产生了一场美丽的教堂礼拜仪式，那是我们为庆祝村子里的收获节而举行的。一开始，跳舞的人排成一列，舞进教堂去。接下来是象征忏悔的弯腰动作。当人们拿出花朵、水果及蔬菜时，有个女人用米臼盛着米，在祭坛前用杵捣着。过后，是一支“十字架”舞和一支领受圣餐舞。

当弥撒结束时，舞者带领着参加聚会的其他人，跳成一个大圈圈，好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

收获节的庆祝仪式，使我益发体会出传统山地文化之美。而大部分人在每星期天相遇的教堂，似乎是表现那种文化的最佳场所。毫无疑问地，最先把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给了这些人的上帝，会很高兴看见它在祈祷及颂歌中运用得如此之好的。

舞蹈课程结束后不久，村子里开始了一项山地纺织课程。这是由村里合作社所主办的，利用比较现代化的机器来传授传统的泰雅族织布法。这项课程非常成功。山地布立刻被制作成跳舞服装，清泉的舞者也因此显得益发多彩多姿了。

省政府计划在台中举办一项舞蹈庆祝会，作为合作节的活动之一。由于清泉的合作社经营得愈来愈成功，当地舞者的声名也愈来愈响亮，因此它被选中在那个庆祝会上表演舞蹈。

“你也想来跳跳舞吗？”在合作社工作，圆圆脸的幼明有天问我。

“可是所有跳舞的都是女的。”

“这次我们也要找些男的。连我自己都参加了。”幼明拍拍他那圆滚滚的肚皮，“这倒是个减肥的好方法。”

“如果你跳，我就跳。”我说。

那的确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实际上，我根本没想到跳舞会是这么一件苦差事！以前，我曾经悠然自得地看着那些跳舞的人练习，脑子里还同时想着古时候的情景，以及宗教的意义等等。可是，现在，在我弯腰、挺直、推拉、跳跃之际，除了音乐的节奏外，我很少有时间想到其他。

在我们的表演节目中，除了几支必须更换服装（我得围上一块腰布）的传统山地舞外，还包括一支现代的“山地迪斯科”。它的配乐是一首万沙浪唱的歌——《喝一杯米酒》。我不敢肯定这个歌名是否正确，因为在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把这首歌放了好多遍，几乎都听烂了它，但是，我还是没能把它的歌词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个歌名听起来倒满贴切的。

所有参加跳舞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可以得到一趟免费的台中之旅，其中包括吃，以及在表演前住一夜旅馆。光是听起来，就够人陶醉的了。

我们所住的旅馆，是由三个榻榻米房间所组成——一间给女人住，一间给那些带了丈夫的人住，还有一间是给单身男孩们的。不知怎么搞的，结果我却住在那些带了丈夫的女人房里。

那时是夏天，天气十分地热。那天晚上，就在女人们忙着将她们的服装，作最后一分钟的调整时，有人开始四下传递米酒，唱起《喝一杯米酒》。

“来，这是给你的。”幼明说着，递了一杯给我，“你知道，你也是我们一伙的。”

演出的那天下午，天气好热好热。我们才穿上编织的舞衣，就开始汗流浃背的。围着一块腰布的我，等于有了一台自动冷气机，算起来还是运气的呢！

当帘幕拉开，我们双手交握地演出第一个节目，开始跳到舞台上去。偌大的礼堂里挤满了观众，大都是些政府官员。

我才刚刚出现在舞台上，观众群中就开始发出低语声。只见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嗡嗡地轻声交谈着。我敢说我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那个两腿毛茸茸的人是谁？他看起来不像山地人。呣，说不定他是，谁知道呢！”

那天下午，望着跳舞的人那一张张快乐的面孔，在那之后，又看见他们那个样子许多次，我渐渐相信了山地舞的力量——那是一种能将我们彼此以及我们自己本身，在灵魂最深处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这一切，甚至不需要言语，便发生了。对我自己而言，就是这种舞蹈，使我再次感觉到：我也是他们一伙的。

安全之旅

“我们派了三位年轻的修士给你。”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会好好照顾他们，他们也会好好享受和你在一起的一个月时间。”

“别担心。”我回信道，“这儿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我们村子里，他们会很安全的。”

后来，我真恨不得能把这些话吞回肚子里去。

丁姆和约翰，这两位来到清泉的修士，是从美国来的。第三位修士是我的朋友道杰，他来自菲律宾。他们是一群爱开玩笑的人，和村子里的居民相处得非常融洽。可是，由于那两个美国人不会说中文，除了教教英文，他们能做的事毕竟不多。

我们筹备了一项推广性的英语课程，依年龄来划分课程，并且在村子里大肆宣传。开学第一天，有一大群学生跑来上课。我们的老师都兴致勃勃地教学。第二天，只来了一半的学生。第三天，剩下六个。到了第四天，竟然变成一对一教学。在那之后，就连最后仅存的三名学生，也每天都不一样。

“我们的学生都到哪儿去了？”修士们问道，显然是大受挫折，“每天教一个不同的孩子，真有点搞迷糊了。”

到处打听之后，我发现原来村子里大部分的孩子，整天都泡在河里享受冰凉的河水。

“他们都在游泳。”我向修士们解释，“或许你们愿意到河里去，和他们打成一片。”

修士们对于这个建议大为欢喜，孩子们也是。这一来，再也没有英文课了。取而代之的是骑马打仗，打水和乘急流而下等课程。

要不是其中一位修士丁姆，在回到教堂后，突然病得奄奄一息，这一切会很圆满的。他不但发高烧，而且不停地打冷颤。

我们把丁姆扶到床上，赶紧派人去请村子里保健室的护士来。她很快就赶来了，开始动手为丁姆注射点滴。

“那是什么？”当丁姆看到护士把那瓶葡萄糖吊在他床上，拿出一根长针时，他叫了起来。

“那是一瓶点滴。”我说，试着安慰这可怜的孩子，“可以使你恢复体力。”

“！不要。”丁姆呻吟道，“我一定快死掉了。”

“那倒是挺浪漫的。”约翰说，“死在另一块土地上，在这些人的祈祷下，在这山区中离开人世，升天……简直浪漫极了。”

“唔！至少会有你每天都不一样的英文学生为你祈祷。”道杰火上添油地加了一句。

“谁有照相机？”约翰问道，“我想拍一张丁姆垂危的照片，把这瓶点滴和所有这一切都拍进去。”

“谢谢你们的同情，哥儿们！”丁姆嘟囔着，勉强挤出一抹虚弱的微笑，“可惜你们的幽默感比我还乏味。”

丁姆在短短几天内就复元了，这大都归功于他那两位同伴风趣的关切。于是，我决定带他们去那罗，那是在尖石区内，一个距离清泉好几小时路程的山地村落。我们打算到那儿去拜访赵修女。

赵修女独自一人在那罗住了好些年，负责管理一间附属于她的教会的诊疗所。除了医疗工作外，她还办了一所幼稚园和缝纫学校，从事辅道及宗教指导的工作，并成为她那个村子里每个人的好朋友。不但如此，她同时还能做她前一个故乡——意大利最好的通心面。

初见面，赵修女往往会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可是，事实却不然。几年以前，一次台风摧毁了她和另外两位修女居住的修道院，她们所拥有的一切，全被大水冲进河里。然而，赵修女并没有被这场灾害击倒；她只是搬到山上，住进她一直用来为人们服务的那罗诊疗所。

我也听说赵修女，曾经在短短几个月期间，自己动手打死十六条钻进她家或教堂的蛇。显然，这绝对不是个平凡女子。

赵修女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是发生在一次我进入尖石山区旅行的途中。当时，我刚从那一个地区里最遥远的村落回来，非常疲倦。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我来到一段陡峭的下坡，那是在蜿蜒通往那罗的路途中。

我忍不住想起赵修女，以及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会弄给我吃的美味糕饼点心与自制的美酒。虽然我又累又饿，但是，当我盼望能见到她，享受她的热烈款待时，脚步不禁加快。

可是，就在我下山，走到去那罗的半路上，我看见一辆计程车正轧轧轧慢慢地爬上山，朝我驶来。坐在计程车里的，正是赵修女和几位神父。他们显然正要进入山区内部，我刚刚过来的地方。我这才知道：等我抵达那罗时，赵修女和她的点心——将不会在那儿了。

计程车驶近我，停了下来。赵修女跳下车，把我介绍给她的侄子——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以及和她同行的其他人。

“我本来希望到了那罗，去拜访你呢！”我告诉赵修女，试着藏起心中的失望，“能尝尝你的酒和点心，那该多好啊！”

赵修女诡谲地笑笑，伸手到计程车内，拿出一个大篮子。篮子里装的正是糕饼点心、葡萄，以及她出名的自酿酒。接着，仿如变魔术一般，她掏出一只晶莹剔透的酒杯。我们在那条陡峭的路上，几近垂直地站稳脚步，赵修女便倒了些她自己酿的酒给我，又让我吃了派饼和葡萄。

当时的她，就像个仁慈天使似的，我不禁怀疑：这一切究竟是我在做梦，抑或是真实的。等我用完点心，赵修女便回到计程车内，我们道了再见，他们就直趋上山。我只觉精神为之大振，便轻快地走向那罗，以及最近的巴士站去。

有过这样美好的记忆，到那罗一游，便成了修士们在台湾短暂停留期间的必修之课。可是，我们才开始那罗之旅，就发现离开清泉，通往外界的那条路，已被坍方下来的落石掩埋住了。我们本想闪开落石，冒险越过，但是，最后决定这样还是太危险了，尤其是丁姆已经被石头砸了好几下。不得已，我们只好爬到下面的河里，然后再往上爬，到坍方的另一头去。

暑天的热气湿透了我们的衣裳，可怜的修士们在旅途中，几乎因中暑而倒下去。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那罗。

赵修女正等着我们。她带领我们走进她那纤尘不染的小诊疗所，给丁姆的伤口上药，然后开始请我们吃意大利面、酒和各式各样的糕饼点心。

“再来些通心面？再来点酒？还要红茶吗？”赵修女真要宠坏我们了。用过餐，在酒足饭饱的舒适中松懈下来之后，修士们的对话开始变成这一类的：

“如果我是来这儿，而不是到你那边去，我相信我绝对不会生病的。”

“这里好干净，好优雅啊……不像你那儿。”

“我们不想离开这里。这儿比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好多了。”

我忍不住叹息。这倒是真的。赵修女的确知道如何使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现在我唯一的问题是：费了那么大的工夫，把修士们弄到那罗之后，如何才能把他们弄回去？最后，我只有答应带他们去看清泉上面山区里的神木，才把他们骗离那罗的人们、赵修女，以及她的美酒和一流的意大利烹调。

那些神木应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自己从未看过它们，可是，据说它们距离大马路，走路不过几分钟而已。

道杰和我各自骑着一辆摩托车，后面载着丁姆和约翰一起去。

“你先走。”道杰告诉我，他还不太习惯驾驶摩托车，“可是别骑得太快，可能的话，随时回头看一下，看看我是否还在这儿。”

我点点头，开始骑上山，全神贯注地说故事给坐在我摩托车后座的约翰听。很快地，我就把道杰的请求忘得一干二净。

隔了好一阵子，我才发现道杰不再跟着我。我停下来等着，却不见道杰的踪影。

等我掉过头，循原路回去时，竟发现道杰和丁姆伤痕累累的，直发抖。原来，他们俩刚才狠狠地从车上摔下来。

“多谢你等我们。”道杰等着我。

“我实在很抱歉。”我说，心里好不懊恼。

“你想你还能骑上山吗？”

“！我们会没事的。”丁姆说着，拍掉他身上的尘土，“不过，你可知道我怎么想？我想：我这一生中，从未像这次和你出来玩一样，与死神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

原本只需两小时的上山路程，却花了我们将近四小时。到达山顶时，雾好浓，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从大路到神木“短短的路程”，又花了我们两小时。由于山上气温低，我们都快冻僵了。

然而，就在我们站在高及腰际的湿草丛中时，此行最大的伤害却来临了。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整条手臂上，都是一块块的血斑。仔细一看，才发现吸血的水蛭，已在我们好几处皮肤上附着住了。

我们靠着神木坐下，一个个冻得半死，却还得忙着扯掉水蛭、护理我们的伤口，就在这时候，约翰转向我，说出这句无法避免的话：

“我觉得自己好像身在最落后的非洲。我知道我们根本不该离开赵修女那儿的。”

我几乎盼望她会突然出现，再一次像一位仁慈天使一样，带给我们她的酒和点心。可是，这次却没有。后来，我们总算回到大路上，找到我们的摩托车，穿过浓雾，缓缓爬下那条通往清泉的漫漫长路。

在一个月的拜访期间，与死神有过那么多次亲密的接触之后，可怜的修士们最后终于回去，与他们在台湾各个地方参加类似服务计划的同伴会合。后来，道杰跟我提起一次聚会，在那次聚会中，他们曾和其他人分享了他们的冒险经过。

“在所有参加不同计划的修士当中，听起来，丁姆和约翰像是说得最多，做得最少的。”道杰告诉我。

“我想他们绝对不愿意再来了。”我叹息道。

“不，他们还想回来。”道杰热切地说着。

“他们真的愿意？”

“是啊！但不是回这儿来。他们想回到那罗和赵修女那儿。他们说：在那儿会比跟你在一起安全些！”

鸭毛

在一次每周固定的新竹之行中，半夜一点，我在留宿的社会服务中心，被一通台北打来的电话吵醒。

“抱欺，把你吵醒了。”我大哥在电话里说，“不过，这的确是件急事。我们的导播想知道你是不是能和我一起上一个电视节目。”

“当然可以。我们要做什么——唱歌？”

“不，我想他们是要我们扮演两个美国大兵。”

“我们不必杀人吧？”

“不用啦！只不过是一场很短的戏而已。”

“他们什么时候要拍？”

“我们会在早上六点出发到淡水去。你可以现在就过来吗？”

就这样，我接下了一出电视连续剧——《旧情绵绵》里的一个戏剧角色。我哥哥大丁神父，是一个经验老到的电视演员，可是，对我而言，什么都是新鲜的，再加上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因此我还是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的。

满载着导播、演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巴士准时出发上路，不一会儿，我们就抵达了美丽的淡水河畔那块荒僻的地方。那时，还是一大清早呢！

我急急忙忙地及时赶到那儿后，我们却得干耗好几小时，等工作人员把道具架好。那是一场非常简单的戏。我先在一座帐篷旁边的火堆上煮东西。然后，我哥哥会对我大叫，要我去接听无线电话。在我接听电话时，我哥哥发现了一名敌军。这就是整场戏的经过情形。它只持续了几分钟，比我们穿上那破破烂烂的陆军工作服所花的时间还要短。

听起来满简单的。可是，导播却没告诉我对着电话说什么。

“我该说些什么？”我问大哥。

“随你便。”他回答道。

于是，轮到我上戏的时候，我就跑过去，对着电话说：“喂？”

“咔！”导播吼道。

我们把这场戏从头来过。再一次，我跑到电话前面，说：“喂？”

“咔！”这一次，所有工作人员都大笑起来。

“你是一名美国大兵，记得吗？”导播告诉我，“你不该懂中文的。你可以说‘哈啰’啊！”

于是，我就对着电话说英文，我想象我们是在战争中一次停火期间的士兵。

“是，长官！现在这儿一切都很平静。”我对着电话，信口胡诌，“天空中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会留心提防。请放心。情况良好，没有任何声响。”

对我的表现，导播显得挺满意的。到了下午，我们已拍完这场戏。

我急着看到《旧情绵绵》和我自己初上荧幕的播出。我们的戏是在第五集的一开头。我迫不及待地望着电视上的片头，忙着搜索淡水河边的外景场地。

接着，我就看到自己对着电话讲英文。可是，令我惊恐万分的是，炸弹爆炸及空袭警报声竟被加入了录音中。这么一来，当我不疾不徐地说着“情况十分良好”以及“没有任何声响”时，音效所发出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炸弹或枪子儿声。

幸好，大概没有几个观众听得懂我的英文——要不就是我的话大都被火药声淹没了。最起码，他们没把我的“喂”给录下来。

在《旧情绵绵》中演过电视后不久，大哥又问我能不能和他一起上一个电视节目。

“我们还要再演大兵吗？”我问。

“不，这一次我们唱歌。”

“在哪儿唱？”

“在台北的青年公园。他们要录一场以山地人为主的特别演唱会。要我们去唱几支山地歌。记住把你的表演服装带来啊！”

我把我最鲜艳的山地装带着，另外还加上一顶白色的羽毛头饰，那是从我以前所养的鸭子身上拔下来的毛做成的。

“你知道吗？”大哥注视着我的羽毛头饰，说，“如果鸭子也有主教的话，它们绝对会选你来当。”

大哥和我合唱了一首我们以前学会的山地什锦歌。演唱会的主持人本身也是一名家喻户晓的演艺人员。不过，她可弄不清我们两人之中，哪一个是大丁神父，哪一个是小丁神父。

“丁神父。”她对我说，以为我是我哥哥，“我们曾经看见你在电视上唱过好多歌——有台湾歌、‘国语歌’、山地歌——你的确是个语言天才。可以告诉我们：你总共会几种语言？”

“唔！”我想了一下，说，“全部加起来，我想我和我哥哥总共会十种语言。”

“哇！那简直不可思议！”主持人说道。

“是啊！”我继续说，“我哥哥会九种，我会一种，加起来就是十种。”

后来，有人请我大哥在一套非常流行的儿童录音带中，装唐老鸭的声音。录完这套带子之后，大哥拿了几卷给我。

听这些录音带时，我忍不住想：或许我戴着羽毛头饰，看起来像只鸭子，可是，我大哥的声音听起来，却更像鸭子。我们两人都没有被误认为鸭子的危险，倒很奇怪。

大哥曾经在不同的电视连续剧中，扮演过许多角色，其中包括在《珍妃》一剧中扮演一位意大利籍、耶稣会的大胡子画家——朗世宁，对日抗战期间一位信仰新教的医生，以及《巴黎机场》中的法国记者。

不过，我会永远牢牢记住的两个角色，就是我和他一起演出的一名迷糊的美国大兵，以及一只五颜六色、有主教相的山地鸭。

施与受

山里的人非常喜爱访客。实际上，山地人一项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开放——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的人情味还是十分浓厚。这就是我每次看到人们怀着分享与交朋友的想法来到山里，会如此开心的一个原因。教学永远是相长的，付出多少，便能回收多少。

来自文化大学夜间部的山地服务队，便是深获清泉人心的一个团体。这支队伍里的卅几个学生，放弃了他们大半个寒暑假，来到我们的小村子，把他们自己奉献给我们，与我们打成一片。他们这么做，牺牲非同小可。

服务队的卅个队员，不是睡在硬邦邦的桌面上，就是睡在清泉活动中心的水泥地上。那个房间是用一大块布隔成男生区与女生区的。蚊帐挂得到处都是，使这个房间看起来活像一间小型的难民营。不但如此，这么一个房间，同时还得兼作厨房与餐厅。在这种状况下，我非常乐于将教堂提供给该队办活动用。

由于我们的青年团契活动，向来都是任其自然发展，因此我们几乎不曾有过任何计划，可是，相反地，这个服务队却把他们的活动项目筹备得巨细靡遗。这么一来，我们村子里不但能学土风舞，看服装表演，还可以欣赏各种不同的歌曲，以及幽默短剧。女人们甚至上了一门如何使用化妆品的短期课程。

白天，学生们在学校里辅导复习课。经由家庭访问和亲自去了解每个孩子，他们班上的出席纪录，都比我们的修士们所曾开过的英文课要好得多。

一个大学生，不厌其烦地花费一早上的时间，来教一个山地小孩使用毛笔，看在眼里，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看着一个小男孩，带着一个大学生到河里去教他怎么捉鱼，也是同样令人欣喜的。

孩子与大学生。山区与城市。山地人与平地人。年龄、环境与民族血缘的交融，便给予了一个难得的分享机会。这样的分享，不但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新发现。

好几个文化大学的学生，在其他人回去之后，又和我们在教堂里住了好长一阵子。正如所有在这个村子里待过一段时间的访客一样，他们都取了泰雅名字，并且继续在各个不同方面，为村民们服务。

气球这只猫，尤其喜欢教堂里能多几个伴儿。气球是一只“膝头猫”，也就是说它最喜欢睡在别人的膝盖上。可是，在选出最舒服的膝盖之前，它还喜欢把每个人的膝盖都挑拣一番。

因此，每次我们坐在饭桌前吃饭，当气球仔细、逐一地扑向每个膝盖时，都会有此起彼落的尖叫声，从每个学生口中发出。

另一个气球喜欢睡觉的地方是衣服里面——尤其是在那些大学生的毛衣里。只要我听见有个房间传来一阵可怕的尖叫声，那一定是其中一位女孩想穿上她的毛衣，而气球还在那件毛衣的一只袖子里熟睡着。

在一个团队里，每个成员各有所长，便可吸引不同的人。许多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不但比任何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强过许多，而且能普及到更多人身上。

这种人才的团结，是我在与文化大学的服务队一起工作之中，深深感受到的。我看到当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时，大家多做了多少事。我也了解到：尽管我们使用的方法或许不同，但是，我们对这些人的理想、目标，其实是相同的。

眼看着这些学生们离去，我好难过，虽然在一年当中，他们仍会不时地来看看我们。此后，每次有一群学生上山来，他们都会带来一大堆书籍，直到我们终于能够开始成立一座出借图书的图书馆为止。

我好爱与这些学生们一起工作，也衷心钦佩他们慷慨的付出。他们走了之后，我突然感到：光凭自己，我所能给与这些人的，实在非常有限。村民们也很怀念他们。现在，他们也被限制住了，怀着满腔的热忱，他们想要与人分享他们的殷勤好客，但是，可以分享的，却是如此之少。

施与受——究竟哪一样才真是最重要的呢？

吃飞鼠肉

看着脸团团的幼明，攀上一棵枝叶茂密的树木，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手脚是那么敏捷。在离地一百英尺的高空中，他小心翼翼地爬上一根突出的树干，拉过一条细枝，让它弯到树干上，再用一根绳子把它绑紧。

幼明是在忙着设下陷阱，捕捉飞鼠。我虽然和他一起去从事这项冒险，但是，光是从地面上一块安全之地看着这一切，我也就满足了。

幼明同时也检查了前一天晚上他所设下的陷阱。如果那儿有一只被绳子套住、已经死了的飞鼠，他就会割断绳子，把它扔下来给我。那一团红白夹杂、美极了的兽毛，会优雅地降落在我的脚边——不多久便成了一道泰雅人最喜爱的佳肴。

泰雅人是天生的猎手。对他们而言，不但捉飞鼠是件大事，就连吃飞鼠，也极为狂热，百吃不厌。不过，令我困窘的是，飞鼠是除了狗以外，我唯一不能吃的另一种食物。或许这与它的烹调方法有关。

飞鼠很少是用煮的。它通常先用盐腌过，在煮熟的米里放上好几天。然后，用手直接从湿答答的米饭中取出来吃。

“别客气啊！”面对着一整桌飞鼠爱好者时，一定会有人这么告诉我。然后他们会递给我一大块厚厚的生飞鼠肉，肉上还滴着湿淋淋的米饭呢！在嘴里咀嚼了几分钟，实在没法吞下它后，我会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吐出那块肉，偷偷地喂给那些一直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的狗当中的一只吃。

“多吃一点！不要客气！”我的主人一定会这么说，同时递给我另一大块肉。

在那些时候，我对于自己无法与他们一起享用一种泰雅人最喜爱的食物，感到相当懊恼。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庆幸还好自己一向是不能吃飞鼠肉的。

这一切都从一次在五峰举行的一年一度运动会开始。和平常一样，这些活动是半运动、半社交性质的。鸡酒源源不绝地供应着，而人们所卖的另一种最受欢迎的食物就是山肉，所谓山肉，通常是指飞鼠肉。

运动会过后几天，我们村子里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他们的喉咙都肿了起来，不能吃，也不能喝。不但如此，他们的视力也变得模糊，皮肤开始发痒。有的患者甚至比其他人更严重。这些人，不但全都参加了运动会，而且全都吃了生的飞鼠肉。

“这种情形，每十年就发生一次。”厨师尤帕士告诉我，“很久很久以前，有些山地人欺骗了一个到山上来的平地人。为了报复，那个人就诅了一个咒在飞鼠身上。十年前，不少人就是因为得了这种同样的病而死掉。”

看来，这次得病的这些人，也必死无疑了。由于不能吃，那些得了这种病的人，必须仰赖村子里的护士每天带来的点滴，才能活下去。不管用什么药，似乎都不管用。由于大部分的患者是男人，他们的家庭也因此全都陷入了财务困境中。

对很少有保险，通常都没有什么存款的山地人而言，疾病的确能毁掉一个家庭。在这种时候，村子里的信用合作社可帮了大忙，就像清泉这样一个密集的小村子里的亲戚朋友一样，充分发挥了互助合作的精神。但是，病人这么多，问题还是很大。

幸好，博爱会给了我们一些钱，支助那些病人的家属，才帮我们解决了难题。一个由修女们组成的慈善团体，以及来自各方的有心人士，也都给予我们支持。

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挨家挨户地祈祷，设法安慰那些病人。眼看着这些原本强健魁梧的山地人，由于缺乏食物，已逐渐被折磨成骨瘦如柴的饥馑相，实在很可怕。

有个男人在医院动了一次气管切开的手术之后，却死了。由于喉咙肿胀，他一直无法呼吸。他的死，使大家更担心这次疾病可能产生的后果。

不过，渐渐地，这些病人身上的症状，开始消退。他们已经能吃一点东西，也开始重新恢复体力。约莫一个月之后，这些男人差不多都快完全复元了。这要命的疾病，就像它来的时候一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结果，只有一个人死亡。

对于这种飞鼠病，有什么科学诊断吗？大部分的医生都认为：那是一种只限于对啮齿类动物（其中包括飞鼠）的特殊反应，有时候会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如每隔十年或十几年，周期性地发生在飞鼠身上。

在我们村子遭受这种疾病之苦的那一个月内，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吃过半点飞鼠肉。可是，等每个人都没事了之后……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上山去？”脸团团的幼明对我扯开嗓门叫着，一双眼闪闪发亮。

“你该不是又要去抓飞鼠吧？”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一点也不错！”幼明回答道，“再也没有比飞鼠更好吃的东西了。你应该试试看！”

我看着幼明再度兴致勃勃地攀上那棵树，拉下一根小树枝，把它用绳子系牢，设下他的陷阱。

我想：这大概就像开车吧！只因为你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并不表示你永远不会再开车！

阿秋的世界

世上有许多故事是真实的，也有许多是虚构的。但很少有故事——像我们的梦一样——介于两者之间，似真似幻。它们会是真的吗，抑或只是我们想象力创造性奔放的结果？下面这个故事正是这一种。

阿秋坐在甘蔗园边，在黎明的曙光中他是一幅黑色的剪影。由于身材矮小，头发蓬乱，再加上太瘦，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八岁要小。一撮打结的黑发垂落在深棕色的脸上，中国太阳闪烁的光辉在他大而深的眼里跳动。

阿秋动也不动地坐着，他的光脚向前伸直，细小的胳臂安静地交叠着。在这夏日的早晨，有一份平和的静止，那种安详、沉静，不但紧紧掌握住他，也将他卷入沉思中。他喜欢在太阳升起之前悄悄溜出屋子，将自己藏在甘蔗园的另一边。那是他特有的世界，在那儿，他能望着天空，倾听鸟儿的歌唱。

当血红的太阳将金黄的波光洒满大地，阿秋会笑着跳起来，开心地张开他的双臂。

“我希望我能飞——像鸟儿一样飞越树梢。”

阿秋凝视着在清晨微风中摇摆的老橄榄树。他发现那些鸟——黄色、棕色及红色的鸟——自天空流泻而下。它们成群结队、成千上百地来，啪哒啪哒鼓动不停的翅膀震破了清晨的寂静。

在天亮以前，鸟儿会先到流经村子的河里喝水。现在，当它们来到高高的树梢，准备享用早晨的大餐时，阿秋觉得它们就像是嬉笑玩闹的鸟群所形成的漩涡堆。

它们以各种美妙的花式穿越空中，啁啁啾啾地叫、唱个不停，在蓝天里上上下下地翱翔，在微风中打转，飕然飞过如丝的云彩，低飞、弧形而下，盘旋，直到它们栖息在树上为止。

阿秋愉快地看着这一幕。他总以为这些鸟儿是特别为他表演的。因此他会向树上的鸟儿张开双臂，表示他的感谢。

当阿秋慢慢走回家时，太阳已狠狠地晒着滚烫的地面。篱笆里一只老牛用那双空洞、惺忪的睡眼对他眨眨眼。阿秋的手轻碰着门。他绝不能弄出半点声音，因为爸爸病得很重。

不一会儿，阿秋就进了屋子。他棕色的小手慢慢从门上滑下。东张西望的大眼睛窥进这间满是灰尘的屋子。阿秋的祖母正跪在屋角的一张草席旁。她是个瘦小、皮肤很黑的女人，满脸皱纹而孤独，黑色的小眼睛夹在苍老皮肤的褶纹中。他父亲躺在那张草席上，一只骨瘦如柴的手试着抚平蹙起的眉头，口里含糊而又神志不清地低语着。

好几年前，阿秋的妈妈离开了这个家，到大城市去，再也没回来过。阿秋常想：或许因为他是个坏孩子，所以他妈妈才不要他。好在他还有爸爸。

阿秋很爱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曾经带他走过甘蔗园，指给他看树上的小鸟。他知道它们的名字。并且会假装和那些长满羽毛的动物讲话，回答它们吱吱喳喳的问题。

有时那些鸟儿会在他父亲经过时，从树上飞下，落在他肩上。他爸爸会抓住一只鲜黄色的云雀，告诉阿秋它那双长腿有多优美，轻软的羽毛有多纤柔。阿秋会仔细盯住爸爸的手，看着那只鸟坚定的眼睛和严肃小巧的喙，再拍拍它头上柔软的黄毛。然后，阿秋黑亮的大眼睛会溜上爸爸的脸庞，露出腼腆的微笑。

那些都是阿秋喜欢回忆的……和爸爸一起走在金黄色天空下的日子。

现在他父亲病了。好几个星期以来，他躺在屋角，发着高烧，冒着冷汗，无法动弹。可是，阿秋知道他会复元。然后他们就可以再一起穿过甘蔗园，对着鲜黄色的鸟儿说话。

祖母听见阿秋进门。她咻地站起身，像蛇一样发出嘶嘶声。

“阿秋！你去哪里了？”

阿秋望着她严厉的黑眼睛。

“阿秋，你爸爸病得很严重。他快死了。他必须赶紧喝点水，否则他会死掉。快去河边，用这个桶装水。现在快去，阿秋，快点——不然他会死掉！”

祖母把一个大灰桶塞进阿秋手中，他把它紧紧抱在黝黑赤裸的胸前。有好一会儿，他愣住了，呆立在祖母面前。接着，他的眼睛投向草席上他父亲痛苦扭曲的形体。他飞快转过身，冲出门外，跑过那头眨眼的母牛、篱笆和甘蔗园。在那条通往村子的沙石小径上，他拼命地快跑着。

那条河流经村子的中央。阿秋跑到大路上时，女人们已准备到河边去洗衣服了。小贩们沿着街边摆设好水果、蔬菜。早起的长舌妇们漫不经心地晃过吊桥，阳光掠过她们鲜艳的阳伞。

阿秋不要命似的冲过桥，跑向河边，那些阳伞、水果摊、闹哄哄的人声和水流声，在他脑海里不停地旋转。他的世界是灰色的——就像他紧抱在胸前的水桶一样，灰而冰冷。

阿秋终于来到河里，他用力一抛，水桶里装满了全是泡沫的水。将那桶沉重的宝藏拉进怀里，转过身，他开始狂乱地爬上岸边。一上桥，他的肩膀不小心撞到其中一位妇人的伞尖。

阳伞掉了下来，打到她的同伴，使那女人早上要洗的东西飞落到下面的河里。

阿秋慢吞吞地躲开那些愤怒女人的叱责，眼睛惊恐地瞪着四处飞散的衣物。

“哎唷！你这笨小孩——看你做的好事。过来！过来！”

阿秋不顾一切地急转过身。准备逃跑。惊慌之中，他一头撞上一个提了一篮梨子的小贩。霎时间，阿秋惊惶的叫声和那小贩的谩骂混作一团。

“我的梨子！都被你弄坏了。你要赔我。小偷！流氓！”

阿秋的世界变成一大堆想抓住他的手和尖酸刻薄的话语。急急忙忙地，他跌跌撞撞地跑过桥，飞快地冲过大街。两个尖声叫骂的妇人和一个怒气冲冲的小贩，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拦住他！小偷！小偷！”

阿秋的眼睛害怕地圆睁着。他经过几个人面前，他们立刻抓住他，但他又从他们手中溜掉了。他飞快登上狭窄的阶梯，追逐者灼热的呼吸紧紧跟着他。

一个老农夫正对着阿秋，从石阶上下来。他的肩膀上扛了一根弯弯的扁担。扁担两头分别挂了两个鸽子笼。小阿秋很容易就从那些吱吱叫的鸟下面溜过去。可是，那群愤怒的大人碰到这个障碍物时，却一个接一个地被撞倒了。

这下阿秋可自由了，但他却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他跑着爬上那条陡峭的小路，穿过甘蔗园，水桶紧紧贴在胸前。

“爸……爸爸……爸爸……”他在心底不停唤着。想着垂死的父亲，痛苦地躺在草席上的模样，阿秋的脚步飞快地擦过多砂的小径。可是，快到家时，他的光脚滑了一下，灰色的水桶从他手中飞掉。看着它掉在几公尺外，阿秋叫了起来：

“不！”

赶紧从地上爬起来，阿秋救回半桶水。他飞快地跑进屋里去。

房间里静悄悄的。爸爸躺在草席上。一阵衣服走动的声音传来，祖母从另一个屋角现出。

“阿秋！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阿秋，你是个坏孩子，坏透了！快来不及了，你听见了吗？再过一下，你爸爸就要死了。”

她从阿秋那儿抓过水桶，装了一小杯水。跪在他父亲旁边，她将那只长满老人斑的棕色手臂放在他肩膀下面，开始把他的头从草席上抬起。阿秋站在窗户旁边，憋住气。他的手指用力顶住身后的窗台。他的世界开始旋转。

“笨孩子！小偷、流氓……看你做的好事……太晚了……来不及了……死了……死了……”

阿秋的手指开始戳进窗台。当老祖母用力把他的头抬高一点，阿秋看见爸爸的眼睛。他看着她拿住那只杯子，快死的男人的嘴唇向杯子靠近了一些，脸孔扭曲着。阿秋的手从窗台上放下，紧紧压住自己的嘴巴。当那杯水碰到那男人的嘴唇，祖母的手臂随着刚刚死去的人体重量坠下。

“你爸爸死了！”祖母低语着。

仿佛青天霹雳般，一阵鼓噪声响起。阿秋倏地回转过身，面向窗外。只见好几千只鸟儿随着震耳欲聋的振翅声，自地上飞起。它们向上飞着，排成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朝着空中如丝的云彩飞去。阿秋望着它们，直到它们消失在空中为止。

阿秋发现自己在奔跑。他的眼睛紧闭着，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只觉空气疯狂地敲打着他的眉毛。然后，他停下来。他已来到甘蔗园边。坐下来后，他把两脚向前伸展，一双小手交叠着，眼睛望着天空。

它们先是一小串、一小串地来，继而成百只地来，然后成千只地出现。其中有黄色、棕色，也有红色。看起来好像所有的鸟儿都来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有大的，有小的，有鸟妈妈，也有鸟宝宝。除了黑翼的高脚沙锥鸟、戴胜鸟、长尾的寡妇鸟、食米鸟、琴鸟、模仿鸟、白头的铃铛鸟、会唱歌的画眉和云雀，以及哀鸣不已的鹬，还有篱雀、燕子和白头翁。

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的天空，成列、成群地飞越蓝色的天空。一会儿俯冲，一会儿高飞，群集得如此之紧密，以至于天空都被它们的翅膀遮黑了。它们鼓动翅膀，发出像浪花拍打岩石的怒吼，同时唱出震天价响的序曲。在一片杂色羽毛形成的波光中，它们自天空飞下，一直飞到孤苦伶仃的阿秋身上为止。

仰望着逐渐飞近的鸟儿，阿秋笑了起来，沾满泪痕的脸颊也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欢欣而泛红。那些鸟儿来到他的胳臂下，挤在他脚下。阿秋忍不住开怀大笑。他的世界成了黄、棕、红三色，并且被耀眼夺目的歌与爱所填满。

他觉得地面开始远离他。他飞上了天空，一直向上飞越过高大的绿树。在色彩和音乐织成的羽毛毯内，只见甘蔗园，那只不停眨眼的母牛，他的家以及多灰沙的路，直到他看见那些树木、河流、村落变得愈来愈遥远，愈来愈小为止。大地变成绿色棕色交织而成的图案，在中国太阳之手的渗透下，染上一片金黄。

阿秋仰望着云朵，直到他迷失在白绒绒的云海中。很快地，他就成了天空里的一个小斑点，继而消失无踪。

我的姑丈

“如果我们的姑丈是一个神父，他很可能会成为教宗。”姑丈来台湾看我们的时候，大哥总是这么形容他。他是跟我们的姑母、他的一个女儿，以及他的外孙一起来的。大哥开车载着他们四人，上山到清泉来与我们共度一个周末。

我的姑丈一句中文也不会说，不过他还是费了好大劲儿，想用中文说出“谢谢”这两个字。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遇到一个人，他都会问人家的名字，有力地握握人家的手，再猛拍人家的肩膀，说：“你是一个好人！”

他这样做，总是让对方以一种高兴，但却羞红了脸的反应表示接受。到我们的姑丈离开清泉的时候，半数以上的村民都学会用英文说：“你是一个好人！”

村民们为我的亲戚准备了一个他们最有名的晚会。女人们除了跳山地舞，并且在我姑丈以及他的家人头上戴上头饰，他们都加入了大圆圈舞群中，随村民们翩翩起舞。

晚会结束之后，长老教会的唱诗班来了，为姑丈他们唱起赞美诗。他们是听说我姑丈和他的家人是基督徒，想与他们一起共享他们的宗教乐曲，所以特地赶来。当唱诗班用中文唱出熟悉的宗教旋律，姑丈用英文跟着唱起来。

“你是一个好人。”在唱诗班表演完后，他对每一位团员说。

第二天早晨，我的亲戚们到教堂来参加我和大哥共同主持的弥撒。当然，福音是由姑丈来讲述，在福音中，他告诉每个人：“你们都是好人！”弥撒结束后，他把从他的家乡堪萨斯州带来的小麦小样品，以及其他的小纪念品，分发给大家。

接着，清泉村长邀请我们全体到他家去吃中饭。这是我的亲戚们第一次和一个台湾的家庭共餐。村长摆了两桌酒席，每一张桌子上都堆满了食物。

我们坐一桌，村长家的朋友们坐在另一桌。他们都在玩“喝酒的游戏”，扯开嗓门，吼来吼去的，玩得不亦乐乎。

桌子底下，四五只狗为了扔给它们的剩菜残渣，在那儿穷凶极恶地打斗着。它们激烈的骚动几乎把桌子都给掀倒了。

随着空酒瓶的增多，隔壁那一桌的喧哗也愈演愈烈。狗儿们的精力，则随着人们供应的骨头愈来愈多，而愈来愈旺盛。不一会儿，我就变得手足无措。

“你不认为我们现在该走了吗？”我对大哥耳语着。

“你看姑丈。”大哥回答我。只见我们的姑丈正开朗地笑着，目不暇给地，一会儿看看那些男人玩喝酒游戏，一会儿又看看狗儿们抢骨头。

“这实在太棒了。”姑丈说，“我想这是我到台湾来以后最有趣的时光。”

“我也这么认为。”姑母插嘴道，举起她的酒杯干杯。

“你知道，那个村长。”姑丈转向我，说，“他是个好人！”

清泉的人也认为我姑丈是一个“好人”。他离开后好久，人们还向我问起他呢！

姑丈证实了：这世上有各种层次的沟通方式，它们往往比言语还要有效，还要深入。他也了解：交朋友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把对方看成好人，并且真正觉得他是好的。或许，当你这么做的时候，那个人真的变好了。

我忍不住想：姑丈，你也是一个好人。你真该当教宗的。

蛇的故事

每个人似乎都有他最爱的蛇的故事。以下就是我最爱的两个。

已经是深夜了，我正骑着摩托车回清泉的家去。当时，我实在太累了，满脑子尽想着我那张舒适的床，以及好好地睡一夜。不过，在离开村子约莫还有廿分钟路程的途中，我的摩托车车链却断掉了，原先那些念头也消失无踪。

我暗忖，这车链真断得不是时候，只好开始推着我那辆沉重的摩托车爬上山径。我一直开着车前灯，好让自己能看清眼前那条狭窄的山路。

不一会儿，我就遇到一条长长的青蛇，不偏不倚地躺在路中央。当然，青蛇是最毒的。由于没有具备赵修女杀蛇的本事，我并不想惊动这条蛇。可是，我实在没法儿绕过它。

借着还亮着的车前灯，我在路边捡起小石子，对准那条蛇扔过去。不幸得很，那些石头连蛇的边儿也没沾上，它反而朝着石头落地的噪音怒冲冲地耸立起来，然后再恢复它原先在路上的姿势。

非常小心地，我蹑手蹑脚地绕过那条蛇，到前面路上去找一块更大的石头。找到之后，对准那条蛇扔过去。这一扔，差点儿甩断我的膀子，那条蛇却一溜烟儿钻进我摩托车下的黑影里去了。

现在我可是进退两难了。没有手电筒，我不能到摩托车那边去，怕那条蛇还在那儿，而我又看不见它。

不得已，我只好把摩托车留在路上，开始走回村子去，一边走，一边怨叹自己的倒霉，怀疑那个晚上我是否还能上床睡觉。

一走进村子，我就发现有个夜猫子正要回家，他手上刚好有支手电筒。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我对那个男人大叫着。

“帮你什么忙？”他回叫我。

我知道听起来一定很蠢，可是我必须向他解释。

“有一条蛇爬到我的摩托车旁边，它一直骚扰我。我需要借用你的手电筒。”

“一条蛇？”那男人问道，“你为什么不随它去呢？到时候它自己会走开的。”

“我害怕。你能帮我吗？”

这番言语一定打动了那个男人的自大心理。他大摇大摆地跨步下山，开始和我一起走向那被我丢在路上的摩托车。

“喏！你看，蛇已经不在那边了。”那男人说着，打开他的手电筒照亮我摩托车附近的地面。我开始朝它走去。

“等一下！”那个男人大叫一声。当他把手电筒对准摩托车照时，只见那条蛇就在那儿，缠绕在把手上——在等我回来呢！

那男人的准头比我好多了。他的手杖一挥，就把那条蛇从我摩托车上击落，打死在地上。然后他又帮我推摩托车回家。

有过那次经验之后，我决定去买一块“黑石”回来，这种石头原本产于非洲，是由台东的一些神父在销售。据说，在被蛇或虫咬到的状况下，黑石可以把伤口里的毒吸出来。

我好不容易从台东弄了一块黑石回来。在这之后几天，我就被一只毒蜈蚣咬到，它是在我房间非常隐秘的地方，旁若无人地攻击我的。当时，我刚关掉灯准备睡觉，就感觉到手臂上被猛掐一下。等我拉开覆盖的衣物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蜈蚣正急急忙忙地溜开。

我花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想抓住那只蜈蚣，把它打死。可是，到那时候，我的手臂开始疼痛，而且也已肿了起来。

试着保持平静，我拿出我新买的黑石，开始研读使用说明。

“首先，在被咬处割开一个小伤口。”说明上这么说，“然后把石头放在伤口上。它会使它自己牢牢贴住血，并且保持安全，直到所有的毒都吸光了为止。”

我找出一把刮胡刀，咬紧牙关，我试着弄出一个切口。但是，那把刀太钝了。我又花了五分钟去找一把锐利的刮胡刀。这时候，我手臂上的伤口已经肿得有一个小气球那么大了。

当我割开我的皮肤时，我告诉自己：保持冷静。我把那块黑石放在小伤口上，开始等待。

我暗忖：如果它不发生作用怎么办？如果它只对某些人有用，对我没用，那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果真如此，到明天，我整个人看起来会活像个气球。

然而，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那令人难以相信的小黑石头，竟然把我手臂里的毒吸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剩。然后，它就自动脱落。我则安详地入睡，事后也没有任何痛楚。

“我真庆幸自己及时弄到了那块黑石头。”第二天，我告诉尤帕士。

“是啊！”他回应我，“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没有这块石头，你或许永远不会被咬到。”

我倒没想到这点。

“还有别的忠告吗？”我问尤帕士。

“有啊！”他回答道，“下一次别把蛇杀掉。你可以把它们拿到竹东去卖。还有，趁蜈蚣活的时候放进米酒里去，可以做成很好的药呢！”

“这种药有什么用？”我问。

“治蛇咬伤啊！”他回答我。

山修士

这个留着一嘴扎胡子、身材矮小的白发男子，有天出现在教堂旁边，问我是否能让他留下来。他穿了一件深黑色的衬衫，一条宽腰带，垮垮的黑长裤塞进他那双过大的靴子里。他拿了一根走路用的手杖，粉脸圆头颅上，顶着一顶斗笠。

如果他穿的是浑身红，而不是一身黑，我想我会以为自己看见的是圣诞老公公。

这就是山修士，一位原籍匈牙利的耶稣会修士，他在台湾工作了好多年，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

“你当然可以留下来！”我对这位和蔼的老人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永远地住下来。”

“平地太热了。”老人说，“我一定会死在那儿。这儿很清凉，可以使我的身体爽快些。我属于山里这块地方——就像我的名字一样。”

山修士笑得好甜。十三年前，他曾经来到清泉，住了好几年。在那段期间，他曾协助村里的人栽种苹果树。

山修士喜爱园艺以及各种农作。一到这儿，他就开始计划在教堂附近弄一个菜园。他要我从新竹带回几样蔬菜种子，辛勤地将它们种在他预先规划好的区域内。不到一个月，我们每天的餐桌上就有了新鲜的蔬菜可吃。

“现在有个问题。”有一天，山修士对我说，“我们没有水。每次我去为我们的蔬菜浇水，那儿都没水。你必须想想办法，否则我们的蔬菜会死光。”

山修士提出的问题，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它由来已久。我们村子里加压抽出来的水，常会在一天不同的时段里莫名其妙地停掉。这种情形尤其令我们的客人困窘，他们经常发现：洗澡的时候一擦上肥皂，往往会突然没水清洗。我试过各种方法，想找出问题的症结，可是都没找到。

不过，山修士却坚持我能够——而且也必须——找出一个替他的蔬菜浇水的方法。那是一个没水的星期六早晨，在有了一屋子没洗澡的客人，以及一园子没水浇的蔬菜之后，我下定决心去找出究竟谁应该为我们的供水情况负责，并且和他谈一谈。

我先到村子里的派出所去。他们告诉我应该去问村长。其中一位警员的太太，正在屋外她的菜园里工作，坚持要我带一把蔬菜才能走。

村长不在家，不过，他的太太告诉我可以去找一个人谈谈看。

“等一下。”她说着走进厨房，一会儿，带着一大袋青菜回来，“我要你拿着这些。”

然后，我到村长太太建议我去的那个人家。那个男人不在家，我向他太太说明当时的情况。

“他有没有办法可以想呢？”我问道，“我们几乎没有半滴水。你知道，这个村子叫做‘清泉’。可是我们的客人却一直不能洗澡。山修士的蔬菜都快死光了，而且……”

“等一等。”这位太太说着，便走进另一间屋子。等她回来时，手上也拿着一大把青菜。

“喏，这些拿去。”那位太太说。

几乎走遍了全村之后，我回到教堂。

“你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了吗？”山修士问我。

“没有，可是我带回来足够我们吃上一个月的青菜。”我说，“这里的人的确有各式各样解决问题的怪方法。”

村子里的小孩都叫山修士“乒乓乒”，因为他总是对他们唱一首歌，“乒乓乒”便是它的歌名。气球这只猫也很爱他。它知道：每当山修士烤饼干时，它总能从他那儿多要一块来吃。除了我们客人的毛衣之外，山修士的膝盖，也是气球最爱休息的地方。

可是，尤帕士却无法忍受山修士的烹调技术。

“他的点心不是太油腻，”尤帕土抱怨道，“就是硬得跟石头一样。”

这倒是真的。山修士酷爱烘焙，可是他的糕饼点心，却无法和赵修女的列为同一级。我真担心：如果他不小心掉一块他做的点心在气球的脑袋瓜上，会把那只可怜的猫敲得昏迷不醒。

不过，山修士似乎并不介意这点，他的牙齿一定是我所认识的八十岁级老人中最好的。渐渐地，我也习惯了这种石头饼干，显然，这在匈牙利必定是一道美点，并且发现：只要把它们放在嘴里经过长时间的咀嚼，味道还挺不错的呢！

山修士和我们一起住了好几个月，一直不曾离开村子，下山到平地去。一天早晨，他忽然宣布要到竹东去买一些农作用的工具。

那天，他走了以后，过了一阵子，有人通知我清泉派出所有我的电话。我赶紧跑去，想透过那支轧轧作响的电话，与对方通话。

“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客人，名叫……？”五峰的警员在电话里问我。

“什么名字？我听不见！”我对着电话大吼大叫的。

“那个名字是……静……”

“可不可以请你说大声一点？”

“……静……静……”

完蛋了，根本听不清楚。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半个客人。”我吼着，“一定是弄错了。”

我挂断电话，开始走出派出所。突然间，我掉过头，冲回电话机旁。

“我刚刚想起来，山修士的名字里有一个‘静’字，你可不可以再帮我接通他们？”

原来，可怜的山修士忘了更换一张新的入山证。在回到山区的路上被禁止入山。由于他从抵达清泉的那天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警员都不清楚他究竟是谁，于是便打电话问我。万一警员告诉山修士：我不认识一个叫他那个名字的人，不知道他会有何感受？

山修士通常都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可是，每当他谈到圣母玛利亚——他最喜爱的话题——他的脸就会融入一种天真烂漫的欢愉中。

“我看见过她。”他说，“而且她还跟我说过话。”

我相信山修士的话。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再见到她的。

山修士在清泉待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然后，就在他刚过完八十一岁生日时，他宣布他要离开山上，开始住在台中的年老神父与修士之家——那是在平地。

看着他离去，我们都好难过。我们会想念他的菜园，是的，甚至于他的饼干。孩子们会怀念他那支“乒乓乒”的歌。气球也会想念他的膝盖。我们都会想念他有关圣母玛利亚的故事，也都希望他能永远留在他挚爱的山里。可是，他的时间到了，他自己知道。

别了，山修士。群山会永远记得你的。

耶诞马槽

近六年来，我一直想把我们这所荒芜的教堂好好整修一番。我重新粉刷过墙壁和天花板，安装水管，修理木器，把大部分的灰墙绘上壁画。我甚至装了淋浴设备，尽管实际上，我们还是很少有自来水可以打开它们来使用。然而，要做的工作还是那么多。

村民们经常自告奋勇地来帮忙油漆墙壁。

“你喜欢这些颜色吗？”我问其中一位志愿者，他正兴致勃勃地在墙上飕飕地挥动一把油漆刷子。

“很鲜明。”他回答，“那是因为你还年轻，等你老了，或许你会再把墙壁漆成灰色的。”

当我在祭坛附近的壁画上画出不同的人形时，有个男孩一直在旁边观看。这幅壁画是要表现穿着原始服装的泰雅族男人和女人，有的忙着打猎，有的要把他们的收成献给祭坛。

“那些都是已经死掉的人吗？”那男孩问我，手指着那些人形，“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

“你把他们当成你的祖先去看，那就好了。”我回答道。

我本来希望能在耶诞节以前，把教堂的最后整修工作完成。可是，要想把工人拐进山里，实在很难，因此，到了耶诞夜那天，所有的工作都还只完成了一半，教堂里一团糟。

“我们来了！”油漆匠、水电工、木工和贴瓷砖的工人异口同声地宣布，“我们答应过你要在耶诞节以前完工！”

那是耶诞夜的早晨——每年的这个时刻，应该很平静安详的。

可是，那个耶诞夜，整座教堂听起来就活像是兵临城下，被重重包围住了。锯屑满天飞舞，电钻机像霹雳似的喧闹不休。油漆桶占据了所有的通道，瓷砖则有如落叶般，扔得满地都是。那儿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空间摆任何东西。

可怜气球这只猫，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找不到。

在这同时，尤帕士和负责教义问答的大木，正忙着搭建耶诞马槽，我们则忙着布置教堂。马槽里的人物如玛利亚、约瑟、牧羊人以及各种动物，全都是西班牙制的，十分精巧。每一只动物都面向睡在马槽里刚出生的耶稣。

到了耶诞夜那天的黄昏，工人们居然实现了他们的奇迹。我们的教堂终于整修好，上了轨道，完工了，不但如此，还很美丽呢！

当天晚上，一大群青年人和孩子，组成了一支队伍，准备到村子里所有的天主教家庭去报佳音。我加入了他们。

弹着我的吉他，我们依照习俗，来到每一家门口，唱起《平安夜》。人们邀请我们进屋，给我们点心，让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马槽。几乎每一家都做了一个。有的很精致，用大松树围住一座约有一个小鸡笼那么大的马槽。有的很小，一点点大圆形画的玛利亚和约瑟，全都挤在小小的鞋盒里。不过，它们都很可爱，我们在每一个马槽前驻足祈祷。

再也没有比沿着蜿蜒的山村小径和吊桥去报佳音的秉烛吟唱更美的事了。乐音在山谷间回响，一种特有的耶诞节的宁静，将所有村民的心，填得满满的。

报佳音完，回到教堂之后，我们在午夜举行耶诞弥撒，然后，和往常一样，把我们在报佳音途中所得到的点心分一分。到了清晨两点，所有人都回家了，我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我们这座刚装修好的教堂里。

我在耶诞马槽前跪下，闭上眼睛，开始回想过去这些年来曾经进入我生活的每一个人。

我想到忧郁的亚威，以及我和他一起在山里散步的情景。快活的谷三和他圆脸的哥哥幼明。尽忠职守的尤帕士，每天把我喂得饱饱的——不只是喂我食物，而且还喂我忠告。米鲁的人和他的歌、舞。一脸悲伤的尤柑和他太太，现在他们已葬在一块儿。

另外还有在我们的舞台剧里饰演山地英雄的帅小子大柏。已经离开人世、我最亲密的朋友库诺西。掉了两颗门牙、来自法国的莱沙。教义问答师大木。我们青年团契里所有的男孩、女孩。年老的，个个平易近人，与世无争；年轻的，则以无比的活力、爱心和希望，迎向未来。

当时，他们都曾与我同在。在我心中，他们也将永远留住，是美丽，也是贫穷的。

我还记得曾经进入我生活中的许多访客，即使是那些为时很短的。我想到我大哥，以及他曾经给予我的所有支助。当然，还有我的宠物们。

感谢上帝让我拥有那些可爱的小狗、小鸡和小鸭，还有……气球。气球？气球到哪儿去了？我这才发现我已经一整天没看到它了。

我心想：到处都有工人们在骚动，它大概找不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不知道它会上哪儿去了。

我抬起头，再度凝望着这美丽的耶诞马槽。只见玛利亚、约瑟和三位牧羊者都俯视着在秣桶里的小婴儿耶稣。窝在马槽稻草堆里的有牛、羊、小狗的泥雕以及……气球！

原来它在这儿。气球已趴进马槽的稻草堆中，正和紧靠在装着小婴儿耶稣的秣桶旁边的所有泥像，安详地休息着呢！

在那个美丽的教堂的静寂中，我看着我的小猫，在耶诞马槽里沉沉睡去。是的，上主，我要代它感谢你。为这一切，感谢你！

版权信息

书名：刹那时光

作者：【美】丁松青

译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9-01

ISBN：978-7-5302-1468-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刹那时光
刹那时光

前言
回家
往事如烟
圣召
墨西哥工人
大地
你怕不怕鬼
永远的草莓田
艾拉村
紫衣女人
超速罚单
夏天过去了
艺术课
潮声
哥哥归来了
边界
窗帘
墨西哥之旅
界外
印第安少女
对不起
饥饿
手中的泥土
艺术家的眼睛
公园里的印第安塑像
方济神父
中国的月亮
工作手记之一
工作手记之二

致丁松青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

遇见三毛
三毛来清泉

三毛的家

不归河

刹那时光

刹那时光

三毛

去年冬天，一九八四年二月的一个微雨天，我由竹东五峰乡的清泉小山村离开，丁神父交给了我第三本新书。

坐在车里，匆匆地看了一遍，就折好放入背包里去了。

那时候，那段话尚是独立的，已经有了篇名，叫做《刹那时光》。

里面所写的那些旅程的含意，我很明白，就如自己写出来的那么熟悉。

后来，在清泉有了一幢属于自己的小红砖房子，而我，因此没有回去看过它一眼。倒是青年学生，在山上有了一个恬睡的地方。

寄了一张照片去清泉，请丁神父代挂在“我家”的墙上，就是一切了。

不愿意去回家，只因去之前已经经历过了那份别离。

是个怕痛的人。爱悦是一种悲伤，分离是痛。时钟答答、答答的声音，比起任何神秘小说里的妖魔鬼怪都更令人恐惧。这必然的流逝，是作为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真相，是接受得彻彻底底的，再没有挣扎和迷茫。

可是我不回清泉。

让清泉做它自己。让我，做另外一条一去不返的河吧。

去年三月去美国圣地亚哥看望丁妈妈，在那只有一个妇人居住的美房子里，看到了丁神父——我们喊他巴瑞，童年时弹奏的一架老钢琴。丁妈妈在宽大的厨房里为我做饭，我坐在钢琴边，用一只手轻轻按出几个音符。

那些音符，组成了一首单音的歌，飘出黄昏斜阳的窗口。就因为这几个大气里出现的歌调，说明了厨房那位妇人那么那么安静的后半生。

我忍不住跑进厨房，由后面环抱丁妈妈，亲亲她的头发，将下巴搁在她的肩上。

知道丁妈妈欢喜我的去，同样是女性，可以交换很多彼此的心事。那个晚上，我趴在地毯上，趴在她的膝盖旁边，说了一夜的话。说着说着，有时是她，有时是我，眼里偶尔闪出一丝泪光。

“我从来没有特别鼓励他们去做神父，只要孩子们快乐，我也快乐……”

听见这位美丽的妇人平平静静说出如此豁达的话语来，我默然无语。

翻开照相簿，一撮大丁神父——哥哥丁松筠，婴儿时候的鬈发被仔细放在一个玻璃纸包里，存放在照片旁边。

当时，谁知道这两兄弟往后的一生，都献给了天主和人类？

看着照片中的童年，我心里升起的感触并不是这两个孩童选了哪一条人生之路，而是那种时光一去再不倒流的如逝之感。

那两天在圣地亚哥的时光，也是一场旅程。其实，在未去之前，已经感到它的流逝了。

接着来的是法兰西斯哥，知道他早晨十一点要来，门铃一响，我便奔出去，尖叫一声，投入彼此的手臂中，紧紧拥抱在一起，好似老友重逢。天晓得，以前只有彼此看照片，那天，我们是第一次真正见面。

那正如在机场乍一看见等待中的丁妈妈，喊了一声：“母亲！”她喊了我的名字，那娇小而坚强的灰发妇人扑进我的手臂，然后，我们喜出了泪。

除了喊她母亲之外，我不能、不可能喊她的名字，或者马丁森太太。那样就不是我，也不是她了。

也是在那一个星期天，丁妈妈和我，跟着小丁神父挚爱的朋友法兰西斯哥去了那座用西班牙语望弥撒的教堂。

住在美国，第一次和那么多说着西班牙话的“自己人”在一起，法兰西斯哥的赞美诗，飞到我心深处；那如歌如画的回忆和旧梦。

也想到远在清泉的巴瑞，而今，是我，坐在他的朋友群里——泰莉在我后面一排，露丝在我左边，琳达那个胖女人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小房间里看管主日学的小孩。弥撒中，听见琳达正对顽皮的小孩子们无可奈何地大吼：“你们再疯！再疯我就要上来呵你们的痒了——”这一切，就像置身在一场梦境。

弥撒的最后，一个一个人说着亲人的名字和苦痛，请求天主垂听。到了最后，几乎没有人发言了，泰莉突然在我背后说：“我们想到亲爱的朋友丁神父，他在遥远的台湾，我们请求上天特别爱他，给他平安、喜乐和健康。”

那一霎间，我快速地看了一眼身旁的丁妈妈，而她，也正好在注视着我。我悄悄将手臂伸过去环住她，我们长久地跪着，安安静静分享着一份不同的爱。

其实，都是害羞的人，丁妈妈是，巴瑞也是，我，最怕的就是见陌生人。可是，当我在台湾，碰到十万火急的难题时，必定第一个想到巴瑞的哥哥——丁松筠神父。很少见到这位忙碌的神父，也不去烦他——如果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这一生，分隔三年，向他喊过两次救命；其实都不算我本身的事情。在电话里一次，另一次是在立即要开的大巴士的窗口，我快速扼要地讲出事情，然后轻叫一声：“杰瑞救命！”他丢过来一两句意见，心，就不在处理上迷茫了。

许多年过去了，大概十四年，从兰屿旅行中认来的那个修士，到清泉的小丁神父，到他的母亲、哥哥、弟弟全家，还有他的墨西哥朋友们，都已成了某种属于家庭的亲密。

其实还是不见面的。很少很少。

接着是我的母亲病了，小丁神父跑到医院去看她。

当时，《刹那时光》这本书的英文稿被我抱到荣民总医院的病房中去，预备一面陪伴妈妈一面翻译。那时，探病的亲友热诚，我不能在病房中工作，心神也很不安定。母亲病了是内心很大的不忍和悲伤，而无法代替她去上手术台这件事，又使我悲不自禁。

神父来，我们讲了许多事情，讲到后来，母亲吩咐我们两人一同去医院的中西餐厅吃饭。当他提起那本新书时，我说那一阵母亲生病，精神负担很重，没法专心去看，只看到他正在书中采草莓。

后来，夜间由医院回家，仔细整理了书中要用的照片和文稿。一夜一夜专心地看下去，一共看了十次以上。

看到熟悉的人——丁妈妈、大丁神父、小弟格兰、法兰西斯哥、泰莉和那个写诗的露丝一个又一个由书的后半部出现。看到墨西哥、看到艺术学院、看到巴瑞如何去拜望他的精神导师方济老神父，看到他们如同父子一般的对话、葡萄园里的沉思、分手、方济神父的告别尘世……

最最重要的是，在这本书里，看见一个“人”诚诚实实地自剖和分析，当然，看到下决心走上宗教这条路的由来……

第三次念完全稿时，我回想到另外两本丁神父的书，《兰屿之歌》和《清泉故事》，再比较这一本《刹那时光》，心里对自己叹了一口气——作者的纱幔，终于对自己拉开。

写了封信给清泉的作者，只说了两个字，说这一本新书——成了。

“成了”这句话，使我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最后说的字。

就因为这本书的好，不能对待它如同兰屿和清泉。

这里面，涉及太多内心的自省和观点，借着一趟实相的旅程，暗中写出了一场心路历程。它涉及宗教、艺术、爱的定义，还有作为一个人的孤独、孤独、孤独……

不是为了中文，为了原著，当成比自己的作品还要留意地去分析它。是旁观者，很细心的心理分析，而且冷静。这一点，往往是原作者所不能也不该如此将自己抽理出来的。

为着书中近七八个章节，在台北和清泉的长途电话中讨论了很久。

问巴瑞，为什么在一碰到重要事件中的“转换点”时，他的笔下便开始转为隐藏和软弱。我确定他有什么不肯写出来的东西——而自传体的文稿，最可贵的是什么，他应当很明白。

电话那边的神父沉默了一会儿，才说：“Echo，我看我是瞒不过你的。”接着又说：“你很仔细，的确，提出来的部分，在一开始不是那么写的，我——改掉了。”

又问他：“为什么改呢？”他说：“我怕母亲看到那一段会伤心。”

“可是，好兄弟，母亲看的是英文稿，我要它变成中文本时的完整……”

好了，神父由山里出来，转了不知第几道车，到了台北已是下午。进了我的家，沙发也不给他坐，请他面对一个饭桌的原稿、照片、我们通信讨论的信件影印……立即开始工作起来。

知道这位神父的性情，迫他再做自己的功课可能把气氛弄成像教室——而他专门要逃课的。

这一回没有。他和我，在面对这本书时，彼此付上了惊人的耐力和用心，简直像在审人，审出了一条一条被划掉，被加进去，被打问号，被打个大叉的一本铮然作响又满含真挚、温柔和爱的好书。还有孤独、孤独、孤独……

完全是神父自己内心的东西，我的工作，是很严地审他。

只改了他两个英文字，神父把原稿一把抢过去，大叫起来：“你还动我的英文！？别啦！是打错的……”

以前的工作不算，面对面讨论了六小时以后，稿本两人不看都能背了，神父还在讲，我哀吟一声：“好啦！出去再谈吧，这些纸早在脑子里存了档——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那天吃饭时，跟神父说：“看了这第三本你的书之后，我根本不喜欢《清泉故事》了——”神父很委屈，说：“哪里！我还是同样爱那本的。”书的修改和内容再继续下去，那天讲了十小时，又做笔记。

突然觉得，除了大丁神父之外，巴瑞在台湾又有了一个哥哥，那当然是我。

这个叫人费心、费神一年又一年去了解的手足，是个才华和内涵全都具备的好家伙，只是我们要给他鼓励、了解、爱，还有偶尔的逼。而那种逼的方式，是温和而技巧的。不能太严，任他自由，才能给他自己——做了全然的发挥。

感谢巴瑞小丁神父，因为他，在工作上又给了我一个机会做了全然的投入和狂热。奇怪的是不在中文文字上，而在他的原稿里。

由于这本可贵的书，我再一次得到了一生又一次最好的教诲和省视。这份启发，来自书中巴瑞自己，更来自他的精神导师方济老神父和那份秋后的葡萄园里的沉思。还有，那只蝴蝶——法兰西斯哥。

几年前刚看到巴瑞寄来的法兰西斯哥的照片时，曾经吓得心跳。

“你说他乍看像不像荷西？”直到前天，我才问巴瑞。

“我也讲他像，他也看荷西照片，说根本不像。”

后来，我们见了面，才知法兰西斯哥真明白自己，我也真明白荷西。他们的确根本是两回事，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可是都很温暖，那份温暖，又散发得那么不同。

想，《刹那时光》这本书带给我深刻投入的感受，自然来自作者对于自我态度的真诚，某些具体及精神层面和我个人本质上的相互契合、写作的口气与取材又与我自己相似……可是，在这种种的了解背后，感动着我，或说我们——脆弱而敏感的大部分人类，支持着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旅程，而且尽可能“纯净”而欢悦着活下去的力量，还是来自上天赋予的生命之爱。

最主要的，是这份爱的值得付出。不然，又怎么活下去呢？

一本好书的背后，除了文字的表达之外，最可贵的仍然在于隐藏在文字和故事后面的那份精神。

丁神父的可贵，贵在他虽然是一个神父，却诚实地写出了神父也是人的一个真理，他不掩饰作为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好牧羊人，内心也有的欢喜、悲伤、空虚和疼痛。

他的文体、用字、取材，是如此地平凡、简单又活泼，他的行为和语言却是合一的。这一点是重要的，很重要。

《刹那时光》——当时原名还叫“墨西哥之旅”，这本中文书，原先因为母亲开刀，我只想替他看英文而不肯替丁神父译成中文，因为全心全意地为着母亲而无法分心。麦倩宜小姐在我那么艰难的时刻里，毅然对我伸出援手，将中文本的初稿快速地替我整理出来，也不知令她熬了多少个无眠的夜晚。倩宜的这份支持，是我衷心感激的。

《刹那时光》这本中文书中发生的具体故事部分，很少去替倩宜换字，只有在涉及感情和沉思部分的用词，特别是心灵部分的告白，因为丁神父和我有着一份不移的默契，能够更加了解，就是我目前长夜中的工作了。

可怕的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原稿部分的加减和删改，这本书仍得再磨出数十个长夜的时间来工作。

人生，有些事情，可以率性而为。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散漫处理，这就是我——一个工作狂的看法。

而工作快乐吗？

这要看哪一种工作。

比方说，这一本《刹那时光》的工作，是十分快乐又辛苦的。如果不那么辛苦，我倒要担心了。

前言

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一生里，常会出现某些闪烁有若纯金一般的时刻。任何事情看上去是那么地优美，整个的世界散发着光芒。如果，如果我们能够将时间就驻留在那一霎间——将它凝冻起来，这个世界必然有如天堂。

当生命中出现了这种不期而遇的特殊时刻时，我大半一开始就有了预感。虽然处身在那么巨大的欢悦里，我总意识到，这一切，即使是快乐，其实已在发生的开始走向必然的结束。

经过这些进入生命中的人、时间、地方的串连，我的日子，如同魔幻般地进入了一场特殊的旅程。

这一场又一场人生之旅，有时驻留好几个月或者更长的几年；又有时，也可能在短如叹息的刹那，一闪而逝。无论那时光是长是短，这一切总要过去的，去到回忆的深处。如果那曾经是一场美丽的旅程，回想起来时，总有一丝怅然和不舍。那种滋味，永远交织着相聚时的欢悦和分离时的疼痛。这些美和疼，是内心最深沉的一部分。也因为有了它们，方才成就了我的生命。

【我的家】

六岁时的我。

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爸爸、哥哥、我和爱犬。

初做修士时，与弟弟的合照。

【1967 年夏天在墨西哥】

她们面露忧愁，不知在想些什么。

充满渴望的目光。

一对幸福的母子，笑容满面。

热情的墨西哥少年。

艾拉村的乔安娜和她的姊姊。

【在兰屿】

【在清泉】

【回到圣地亚哥】

初识泰莉、西斯哥，我们结伴来到海滩边的餐馆。

泰莉、西斯哥和我并肩坐在广场的喷泉旁。

在窗前等待的西斯哥。

西斯哥和同村的人。

在蒂华纳和一位小弟聊天。

在小旅馆结识的新朋友西薇雅。

真纯的眼睛。

“穷人之家”的孩子。

【我的画】

画风受到了墨西哥的影响。

我笔下的墨西哥人。

我心目中的耶稣。

回家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当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时候，我望着窗外越来越小的一切，轻轻地把额头抵住玻璃，在心里向下面的大地说了一声再见。

那一年，我三十六岁，在台湾的山区已经度过了很长久的一段岁月。当然，那是在清泉。

也是同一年，当我终于将整个教堂的墙上画满了壁画的时候，我的会长来山区看我。当他看见那些彩色缤纷的图画时，略略惊讶地问着那是不是我的作品。我有些害羞，因为整个教堂的墙上全是我的画。这算不算一个好神父呢？

会长十分欣赏地看了又看，说我的确有些天分，清泉的教堂也因此充满了山地风味。

就为着会长来过了，我那始终潜伏在心灵里对艺术的至爱又一次被激荡起来。如果——如果去受一次训练，也许这美丽的世界能够透过我的画笔再度彰显一次。我多么期望能有一个机会去学美术。

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我请求了会长。没有想到他居然答应了。这使人又悲又喜。

于是，我暂时离开了这教导我成长的山区，飞向美国，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去进艺术学院。

旅程中，我的心情一点一点加深了忧伤。要离开台湾好一阵子，离开这个居住了十二年——占去我生命中三分之一时光的地方，使我的心几乎碎掉。

才没有飞行几个小时，我开始思念清泉的家，想起那儿每一个朋友对我的意义、那自由自在又透着优雅的山地生活方式、中国话、民间风俗，还有那两座吊桥和清泉流水的声音……而现在，我正从这十二年长的生命中走出来，再次回归那也曾属于我生命的部分——美国。

在那儿，圣地亚哥——我的出生地，会是什么样子？我又将会遇着怎么样的一年呢？

其实，这些年来，生活使我成长，生命中的答案终于多过了疑问。这生活的良师，是经过人群教导给我的。当然，那需要时间才能蜕变。

当飞机飞到圣地亚哥上空时，我的心又禁不住为它振动，望见下方艳阳普照的海滩，那儿曾是我儿时游泳的地方，这一切令我百感交织，港口内泊满五光十色的帆船和渔船；接着我又看见海岸边的海草灰工厂，我弟弟就在那里担任实验技师。

飞机在圣地亚哥动物园上空兜圈子。记得我哥哥念高中时曾在那里打过工；远方遥遥可见墨西哥的边境城蒂华纳，以及那里起伏的山峦。飞机在跑道上降落之前曾掠过机场大楼，我父亲生前一直在那里服务，直到去世。映入我眼帘的每一件事物都在在勾起我的回忆，我真觉得自己回到家了。

母亲已在机场等候我，弟弟、弟媳和侄女也都来了。一见到他们，内心残存的忧伤终于一扫而空。回来和亲爱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多么地好啊！

我的小侄女第一个跑上来搂住我，她才两岁，穿着一件鲜艳的小圆点裙子，一头棕色的鬈发衬着圆圆的小脸蛋，真是可爱极了。我这还是头一次和她见面，立刻就被她那天真灿烂的笑容所迷倒，相信我和她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母亲还是和以前一样美丽，这二十年来，她始终在那所我们孩子都念过书的小学担任秘书，一直到现在。我和家人问候过了以后，环顾四周，才说：“一下子看见这么多外国人的感觉真是有点奇怪。”

母亲忍不住笑了起来：“如果你认为我们是外国人的话，那你实在是离家太久啦！”

我这才发觉说错了话，跟着笑起来，然后转头对弟弟说：“我差点忘记自己了，不是一个外国人。”

“看到你真高兴。”弟弟微笑着说。他虽然已三十岁了，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

“对不起，我没有常常写信给你。”他又说。

“可是每当最重要的时刻，你总是都写信给我了呀。”我连忙说，“比方说，你第一次买车、订婚、结婚，还有……”我转头望着弟媳，又说：“你们就要生宝宝的时候，都有写信通知我。”

“我们正打算再写信给你呢。”

“你是说……”

“答对了，你又要当伯伯了！”弟弟开心地笑着说。

“这回你一定看得到宝宝。”我可爱的弟媳有些不好意思地接了一句。

回到家后，我们在后院休息，我赶快去找家里的老狗查理。查理如今几乎听不见了，再加上盖在眼睛上的长毛，也简直什么都看不到，但它好像还记得我。

我们从母亲种的鳄梨树上摘了些果子，又摘了些她亲手栽的黑莓，边吃边讲，这一说就说了好几星期，可是好像还有很多可讲的话讲也讲不完。回到家真好。

“生活得愉快吗？”母亲这么问我。当时我们在厨房里，她忙着煮晚餐，我看着她忙。厨房是我们最喜欢聊天的地方。

“你指的是我的神职生活吗？”

“是呀！”母亲将煮好的鸡从锅里捞出来，一边回答。

“我一直将神职当成自己的理想，深信这是天主的意旨，我从来就没怀疑过。”

“你知道吗？”母亲含笑着对我说，“我总尽量不去影响你和你哥哥、弟弟的兴趣——”

我说：“记得我念高中时对你说我要去当神父时，你说：‘如果这能使你快乐，那我也就快乐了。’”

“我一直希望你们活得快乐。”她轻轻地说。

此时正是黄昏，夕照由窗外照进来，将厨房染成金黄色。

“我的生活里还是有许多起伏，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仍然在寻找什么，你呢？”我问。

“我已经不再寻找了，”母亲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又说，“而今我只追寻心灵的平静，我一生中或许没多少大起大落，可是却觉得平静安详。”

“你好像很能接受事实，而且始终那么冷静又安详。”我说。

“我并不是一直这样的，”母亲在我身边坐下，“你爸爸去世之后，我简直难过到极点，怎么也想不通天主怎会将他带走，丢下我和三个幼小的孩子。那时，我真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我每天晚上祷告时只祈求上天赐给我智慧和耐性。现在我终于知道天主已经允诺了我的祈求。”

很久以来，我们不再谈父亲。当母亲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从前。

“你爸爸的死给了我相当大的打击，也是我初次尝到死别的痛苦滋味。我很不情愿接受那个事实，可是又不得不接受，我还得把你们兄弟三个抚养长大。你们刚刚长大之后，杰瑞就离家去从事神职，当时我很舍不得他走，等我下了好大的决心让他走了，我又强烈地思念他。后来你又走上哥哥的路子，当了神父。杰瑞去了台湾，你也跟了去，这两次分别对我而言又都是痛苦难当。”

说这些话时，母亲手中的刀叉正在分割整只煮好的鸡。她将刀子轻轻地切下去，又切下去，拿起被分割的一块放在我盘中。我看着那把刀发呆。

“可是我却希望你们快乐，我不希望约束你们，牵绊你们；最后，你弟弟结婚，也搬了出去，那时我同样难过，一时很难接受。我历经这些分离，现在终于学会了接受事实，顺其自然，保持内心的安宁。”

我注视着浴在夕照中的母亲，那景象真是一幅宁静祥和的画。她如今虽然得到了平静，可是那却是历经痛苦折磨才得到。那顿饭，我一直看见的是那把安安静静的切肉刀。

饭后不久，我弟弟来看我，我和他走到后院去。

这时候，老狗查理不断绕着我不肯离开。

“就是，我现在愈来愈想她，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弟弟说。

查理过得似乎很快乐，可是人类的生活却更复杂，我想了想，又问我弟弟：“你觉得快乐是什么？”

“我吗？呃，快乐是……让我的太太、孩子还有妈妈快乐，如果她们快乐，我也就快乐。”

“你这种看法一定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我微笑地说，“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们刻意去追求快乐，反而永远也追求不到，只有在让别人快乐时，自己才会跟着得到快乐。但有时我又会想：快乐就藏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寻找。”

弟弟蹲下来，拍拍查理，说道：“它是一只快乐的狗。”

“尤其是当它和它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想。

往事如烟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儿时的感觉及回忆一幕一幕涌了上来。这些感觉有的很温暖，有若一床厚厚的毯子，使我暖和又舒适；也另有一些冰冷空虚的、一些寂寞和分别的回忆片段。我虽极力不去回想，但仍禁不住想起父亲。

当我小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等待父亲下班回家。每当哥哥和我一见到父亲的身影就会狂叫着奔下石阶，一人抱住他一只膝盖，把他拖进屋子。那时候母亲也迎上来，父亲总也微笑着亲亲我们三人的脸颊。

当然，我们立刻翻他的口袋，看看那一天有什么小礼物藏着给我们。

星期天父亲不上班，他带着全家人去附近的公园，公园里有着绿草如茵的小坡和一座铜塑的印第安人像。杰瑞和我老是喜欢从小坡上翻滚下来，然后往那巨大的铜像身上爬。我们追蝴蝶、捉虫，采花给母亲。浓密的尤加利大树吹来凉风——那时，父亲躺在草地上，半闭着眼睛，他的手偶尔伸过去替母亲盖住被风吹起的裙边。

晚饭以后，父亲的相簿常被拿出来翻看。二次世界大战时父亲被征召去了亚洲，在那本相簿里，我们看见了在战火摧残下苦难的中国。哥哥和我被这些属于中国的照片深深迷惑。

有一天，当我发觉饭桌上又是米饭时，我向母亲抱怨，不肯吃那种一颗一颗落满前胸和地上的小东西，吃这种东西真是太困难了。父亲静静地看着我，然后很安静地说：“当我在中国的时候，一小撮米不知有多少人渴望能吃到呢！”从那次以后，我开始吃米饭，再也不敢偏食了。

父亲虽然过世许多年了，我总是禁不住想起童年。也只有在童年的阶段里，才能拥有关于他的回忆。

记得我看着父亲在夏夜里喝啤酒，我问他：“给我尝一点点好不好？只一点点？”父亲说：“你喝一大口好啦！”我果真喝了呛死人的一大口。从那次以后直到二十岁，我没有再碰过啤酒。

那些年，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呕吐。我经常在弥撒时因为生病而被带出去。可是最窘的时候还是发生在教室里。因为过分害羞的缘故，每当想吐时，总是羞得不敢举手告诉老师。我悄悄跟邻座的同学说，他马上把消息传出去。结果全班小朋友的手又挥又举，向老师大叫：“老师！老师！巴瑞要吐了呀！”

我坐在教室的后排，苍绿色的脸，忍着老师答应我出去，这才冲向洗手间。

童年时代，我是一个敏感、害羞、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小孩。有一次，父亲、母亲去了墨西哥度假，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感觉真是太可怕了。虽然他们买回了墨西哥的土产给我们小孩子，可是，在迎接他们归来的那一个晚上，我几乎要流泪般地扑到父亲的膝盖上去。我情愿不要那些礼物，只希望我们这亲密的家庭永远团聚在一起。

每天晚上我们跟着父亲母亲，听他们讲故事。母亲照例念一本书。父亲用编的，他创造出许多稀奇古怪小动物的名字和它们的历险记。我们每天晚上都一定要听。

我想，在那时候，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一个真实的童话。它看上去的确好得就像真的一样。日子过得那么美，我们的家是如此地甜蜜又安详。

直到有一天，当我发觉父亲再不跟我们讲故事，也不常跟我们嬉笑时，我才明白，父亲生病了。

父亲停止去工作，因为他的手臂痛得不得了。我记得他常常走到离家不远的悬崖边去散步，那总是在黄昏时分太阳快要消失的时候。他凝视着大海，还有那一长排他工作过的房子。他总是悄悄地站着，成为非常安静的一幅剪影，衬着红色的天空。

有时，我在他身边，他会对我微微一笑，将我拉近他的身边，用手环着小小的我，然后慢慢抚乱我的头发。

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我注意到母亲在织一样小尺寸又奇怪的东西。我问母亲那是什么，她说是件外套。我说它看上去那么小，是为谁织的呢？母亲带着一个问询般的眼神看了父亲一眼，试着想说什么，可是又没说。

“是为小婴儿预备的。”父亲温柔地说。

那时，我只有八岁，可是我知道有什么事不同了。母亲也不同了。她身体里有一个婴儿。

父亲和母亲在那段日子里，彼此注视的眼光也不同以往。在那一段日子里，所有的事看上去是如此特殊地亲密又平和。可是，我知道这个小家庭里出了问题。

他晚上总是陪我玩球，我和他各站在晒衣绳的两边，将球扔来扔去地接着玩。后来父亲的肩膀愈来愈恶化，就再也不能陪我玩球了。他说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治好他的肩膀，那地方就是纽约的一所纪念医院。我们住在美国西岸，而纽约却远在遥远的东岸，父亲仍然孤单单地去了纽约就医。

父亲到纽约后寄了一张印着帝国大厦的风景明信片给我，上面写着：“希望你做个乖孩子，我不在时要好好照顾妈妈。”他到纽约两星期之后，我们再也没收到他的音讯。

于是母亲也去了纽约，去找他，可是父亲却不在那所纪念医院里。纽约是个大都市，母亲一家挨着一家地找遍了全纽约的医院，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家医院将父亲的姓名拼错了。母亲找到父亲后，这才知道他已得了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了。那一天，他打算去纪念医院，没想到竟然昏倒在大街上，最后还是几个好心人将他送进另一所医院的。

由于父亲病情严重，医生束手无策，所以母亲决定尽快将父亲带回家来，又因父亲病得太重，没法长途坐车，于是母亲便订机票，让他搭机返家。

当航空公司知道父亲生的是重病，一定不肯让他乘坐，母亲一再表示他得的癌症绝对没有传染性，也不会危及任何人，可是航空公司就是坚持不愿负这种责任。

母亲身材娇小，平日十分害羞，说话细声细气的，可是这回却发挥了惊人的决断力，向航空公司扬言，如果他们不让我父亲搭乘班机，那她就坐在办公室里不走。

结果航空公司的人拗不过她，当天就让父亲搭机返回圣地亚哥。

父亲一回来后就被送进医院，我迫不及待地去看他，谁知病房门上却挂着一张告示：“儿童止步。”我和哥哥还是偷偷溜了进去。

父亲病得很重，可是仍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早点来，就正好赶上看他呕吐了。那时我还好奇地真想看他呕吐呢。记得我小时动不动就吐，可是却想象不出父亲呕吐的模样。他见我们来非常高兴，后来我又到那家医院看了他三次。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心里忽然升起一股非常愉快的感觉，我一路狂跑回家。快跑到家时，一位邻居太太叫住了我，说要陪我回家，接着便伸手扶着我的肩，陪我走回家，可是我却还是想用跑的。

当我们才走到家门口，一辆黑色的车子正好在我身边停下来，我以前从来没看过那种车子。这时，那位邻居太太便松开了我。

接着，母亲便和几个男人从车里出来，她一下车就朝我笔直地走过来，直视着我说：“你爸爸死了。”

父亲过世后的那几个月，我一直很难接受今后再也见不着他的事实。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一直忘不了他由晒衣绳那头扔球给我接的样子，每当我想起那个情景，总忍不住痛哭。

一天晚上，我哥哥杰瑞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有一位神父陪伴着他，所以他会直接上天堂，但我们还是应该为他祈祷，以防万一。

那场死亡以后，我每天吃完午餐并不像别的小孩一样跑到操场上去玩，而是走进教堂里祈祷，我觉得父亲一直在旁边倾听。过了一会儿，更觉得天主也听见了我的祷告。

虽知道我和父亲将来会在天堂重聚，可是这种希望仍无法减轻我内心的痛苦以及与日俱增的空虚。

当我父亲死的时候，母亲正怀着身孕。我们的亲戚全都住在美国遥远的另一边，母亲只有孤单地照顾着我们孩子。她虽然靠着又替别人看顾小孩赚一点小钱，生活对她来说仍是艰苦的。

还记得我老是跟哥哥杰瑞打架，母亲一再要求我们做乖孩子，可是我们根本不理她。有一天，母亲崩溃了般地痛哭出来，我们才突然从她的眼泪里了解了她是多么地无助。我们知道变乖了，而且帮忙家事。哥哥和我再也不要母亲那么哭下去。

母亲没有再婚。她会这么告诉我们：“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你父亲一样的人了。”就她一个人，将我们三个兄弟抚养长大。

我们的小婴儿弟弟格兰越长越像父亲，他的兴趣和智慧也是一样，像极了他那出生就没见过的爸爸。我觉得，上天好似将格兰当成一样礼物来送给我们，来代替那个被祂接去的父亲。

圣召

在我九岁那年，我的阿姨从很远的东部到圣地亚哥来探望我们。那时，我正开始喜欢画画。记得家中所有的墙、字纸篓、任何能够找到的角落和器具都被我涂满了各色各样的人脸。

“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呢？”阿姨问着，“做个艺术家吗？”

“也许去做神父。”我说。

“那你最好把墙上乱涂的东西洗掉。”她说，“如果你将来真想做个好神父。”

我的哥哥听到了这些对话就坏坏地笑着说：“如果你真想做个神父，不如现在就来帮忙扫扫地，还去剪剪院子里的草——因为一个神父是不能像你一样懒散的。”

然后我阿姨说了一些很奇异的话：“我认为最好的神父就是耶稣会的。”又说：“耶稣会里最好的神父就是那些远去海外传教的。”接着她很神秘地说：“有些传教的被派遣到遥远的岛屿上去，如果他们被指定了，一定是服从的。有些人走了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我根本不明白阿姨说那些话的意思，也不懂什么岛屿啦、什么一去不返的话。可是那种去海外传教的欲望却被根植在心里。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会”老是存在我的意念中。

当我的哥哥在高中的时候，他看了一部有关天主教为一些贫穷国家所工作的纪录片，散场时，他将钱捐了出来。对于那部电影，他深受感动，并且特别跟我谈过。

自从那次哥哥的捐献以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报表，告诉我们赠款的去处，那些费用尤其是用在生病的孩子身上。

有一天，哥哥杰瑞问我是不是还有做神父的念头，我说是的。杰瑞的眼神凝望着远方，他说：“这个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在困苦中受着煎熬。只有极少数的亚洲人信仰耶稣基督……我真想去那儿……那儿，亚洲的某个地方……”

杰瑞看了一些天主教耶稣会的书籍，后来，在极短的时间里我们又碰到了一位耶稣会的神父。高中毕业之后，哥哥离开了家庭进入耶稣会修道。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来能够被派遣去海外传教。

我开始不断地收到一些小本的杂志，那里面有着许多孩子的照片，刊出接受支持之前和之后的情形。孩子的眼睛透过纸张使我难以忘怀。

在那个时代，我们学校有一种传统的风俗，每一个毕业生都会订购一枚校戒。戒指是镀金的，设计出我们的校徽。这种戒指要二十块美金才能买。

可是天主教杂志里面却说，只要二十块钱，有些贫苦地区的家庭就可以靠这点钱过一整个月。

盯着那图片上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将那小心省下来很久很久的二十块钱寄给了杂志社请他们代转。这种奉献带给我极欢畅的心情，直到……

那一天每个同学都要发戒指了，仪式相当隆重。戒指是在学校体育馆中弥撒完毕便开始分发的。那一次，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学校，甚至主教也来了。他坐在正中间，祭台的前面。

我们的校长发表了好长又感人的讲演。特别提出校戒的意义，又劝告同学将这戒指永远戴在手上。然后学生的名字被一个又一个地叫上去。他们一行行跪在主教的面前，将戒指请主教祝福。

所有的学生都上去了，除了我。我坐在空荡的一大排椅子中间，涨红了脸，几乎要哭出来。那种奉献给贫苦孩子的快乐心情现在变成一种真真实实被人排除在外的孤单。

不过那种窘迫只是一时的。在我心深处，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天主要我这样做。

当然，是祂叫我如此。过了一阵，我发觉天主对我的要求还有更多，祂要我将一切都交出去……

记得我十七岁那年的某个夜里，我参加完了学校办的舞会，就跟几个朋友到一家小酒吧聊天说笑，边吃冰淇淋，边和女招待打情骂俏，同时还盘算着要如何消磨后半夜。后来，我们一窝蜂地涌到一个朋友家去开宴会。

我们疯闹了好几个小时，觉得还不过瘾，于是一群人坐上车，在漆黑寂静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兜风。

当我们开到一处公墓附近时，一个同伴忽然心血来潮地笑嚷：“我们来玩捉迷藏！”大伙停下车，奔进公墓，玩起捉迷藏来。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靠着一棵柳树休息，一边观看在远处玩耍的同伴。接着，我无意间低下头，猛地望见我脚下被月光照亮的墓碑，于是看了看碑上刻的姓名及日期，又看见了墓前的十字架。这一瞬间，我的心猛地一痛，自知这种行为是多么地不对。

我一路默默地走回家，用钥匙开了门，走进静悄悄的客厅，然后走到电视机前，瞪着荧光幕好半天，接着才抹去额上的汗，打开电视。

电视正在播映一部老片子，虽然提不起任何兴趣，可是就死盯着荧光幕直到片子结束。接着是第二天的节目预报，再过来是唱国歌，国歌唱完后，所有的节目都已结束，画面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跳动的光点和吱吱喳喳的杂音。我仍然瞪着电视，心里想刚才那部老片子会不会再出现，当然它不会再出现。我的世界也在那一刻结束了。

我走进楼上的房间，往床上一躺，开始想了又想，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希望当时我已经死去。

第二天早晨，我决定从事神职的一生。

后来，我也想过，这种决定是不是只为了从现实里逃避开去。是我，逃开了或说接近了什么东西吗？

智慧的圣·奥古斯汀写过下面的句子：

我们的心是永远在漂泊的，除非我们归向天主。

那就是我的答案；天主在呼叫我。我只简单地回答——好。

在我十八岁那年，我离开了家进入耶稣会修院。我记得母亲和十岁的小弟弟看上去那么微小又孤单，那时，我正在上飞机。

我知道对于母亲和小弟弟来说，承受分离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也悲伤，可是他们更悲伤。哥哥走了，我又走了，留下他们。我们这一个亲密的小家庭正在告别，而再看见他们得在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不允许常常回家的。

杰瑞在修院里等我。这真是一种幸福，我们两兄弟选择了同一条生命之路。每个月只有一次，哥哥和我放下那些功课，一同到山坡上去散步。那时，杰瑞和我分享着彼此的理想、希望，还有，可能有一天被派遣到海外僻远地区去做传教的想望。

在那段日子里，我过得十分幸福，我感到跟天主是这样地接近，跟修院里的同学也处得那么好。我的心是满满的，再没有空虚的感觉在我醒来时啃噬我。

修道院里大概有一百个左右的修生。我总拿别人跟自己来做比较，他们是如此地聪明又有智慧。我呢？我差不多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我觉得自己欠缺一种本质，加上修生们在语文上必须成为一个天才的特质我完全没有。那些海外神父的事迹，在我念起来，好像是一种具备了力量、实际，又可以克服困难的巨人。而那种生活，对于一个艺术家型的人如我，可能不合适。

有一天，来了一个又老又病的神父，听说以前在中国传教，他就住在修院附近的一所疗养院里。我远远地注视他，他佝着背，很慢很慢地走向花园。

“他是谁？”我问一个同学，说时那满头白发的人正经过我。

“那是方济神父，”我的同学又说，“他在中国差不多二十年或者更长。他快听不见了，人们叫他圣人，写过书……”

中国……传教……就算透过距离，就算他撑着拐杖，我知道方济神父非常特别。我想跟他谈话。我可以看出，他不强壮，更不像我以前在书上看到的。可是，他真去海外传教。而且，他曾经在中国。

我去见他，跟他谈话。就在初见他时，当他的眼光碰到我，我知道自己改变了。

我开始告诉方济神父我的欠缺安全感、我的软弱、我能力的不足……当然，也说出了愿意将对天主的爱去为穷苦的人做些什么。

“这是事实。”他说，“你也许羡慕他人有的能力。可是天主也给了你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祂使你微小，那是因为你将去跟卑微的人在一起。”

方济神父看见了一些我自己没有法子看清楚的东西。他在我心里种植花朵，在那以前，我只看见杂草。

终于，我明白了，与其在心里拔草，不如更加小心地灌溉我的花朵。

我想，方济神父在中国的时候，我父亲正好也在那儿。很多年前父亲过世了。对我而言，一个新的父亲——方济神父来了。他们很相似。可是方济神父已经非常弱而且又病着。他并不期望活得再久了……

清晨，当方济神父主持弥撒的时候，我会去一个小小的教堂。他几乎是痛得趴在祭台上，很难直立起来。我觉得，当我看见他，自己就好似是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时的一个见证人。

过了一年，方济神父的健康情形好转些，他搬到修院的楼上来住，就在我房间的楼上，这么一来，每天都能去看望他。

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圣母像，是油画。它费了我近乎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就是用每天仅有的那十五分钟休息的时间画出来的。

那是给我母亲的礼物，可是我喜欢先给方济神父去看看。

“你画的吗？”他问。他握着我的画好似一件珍品。

“是呀！”我害羞地回答。我仍然不确定自己在美术上的天分。

“你是一个艺术家！”方济神父赞叹着。他看着那张画很久很久，然后轻轻地说：“中国人爱艺术，他们爱温柔的人。”他对我眨眨眼睛，微笑着说：“你可以将你的艺术，交给他们……”

方济神父又告诉了我许多有关中国的事，他越说，我越想去……

可是仍然有好几年要念书。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很快地，我失去了天天面对教科书的兴趣，也看不出意义，如果，如果只是念书而不去接触人群——我生命中那些普普通通的人，这又有什么用。

那时，我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哲学学生，在我的生命里问题多过答案。那些书本和教室所能给我的是那么少，少到填不满那内心孤独的深渊所要求的答案。我知道，我知道只有生活它自己，可以做我的导师。

我想知道什么是一个好邻居真正的意义。如果我的学生生活如此被隔离在一般人的生活之外，我又如何能去做一个好邻居？我的心，与其等待着富足，不如将它交给缺乏的穷人去。

“我该做什么？”记得我去问老方济神父，那是我精神的导师也是好朋友，他就住在我念书的那幢楼房上面。我信任他也爱他。

“走向人群去，”方济神父说，“然后天主会告诉你要做什么。”

“哪些人？”我问。

方济神父靠过来，将我的双手握在他强壮的老手中，轻轻地说：“那些需要你的人。”

他的眼神那么光辉地闪着，我感觉到这个导师可以看进我的灵魂——就像他已经预知了我一切的未来。

“夏天有一个机会，让我跟墨西哥移民工人一起做工……”我对方济神父说。

“好。”他微笑着，“是那些贫苦的人在呼唤你。你去，跟他们做朋友。那儿会有一个你正在寻找的答案。去吧——要彼此帮助！”

我记得那天午后的阳光如何透进方济神父的窗口，泼在他银白的头发上像一个辐射出来的光轮。

那一天，我离开了他的房间，归向世上的人群。

墨西哥工人

那个跟墨西哥工人在一起的夏天，又回到我的记忆里来。

这批工人大多来自墨西哥，生活十分贫困，却经常被一些贪婪的农人剥削压榨。我觉得若想为这批工人服务，就该尽可能和他们共同生活，打成一片，于是我决定住进俄勒冈州的一个移民工人村，和他们一起摘水果。

和那批工人一同工作，并没受到什么困扰；虽然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没车可开，到俄勒冈州时身无分文，一切都似乎十分艰难，但我却有意接受这种磨练。我想：如果我想以生活为导师，那么就不必做什么额外的准备，相信生活本身能够供给人一切所需要的。

我到俄勒冈州不久后便认识了一位好心的神父，他送了我一本西班牙语书、一台录音机，还借了部旧福特汽车给我，另外更塞五块美金在我的口袋里，这下子我就应有尽有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有生以来最自由自在的日子。

我开着那部旧福特到工人村时，只见那儿的人都已安定下来，一切井然有序。孩子们在泥地上玩耍，大人们则忙着洗澡，在那四十几个小蓝屋子里，不时飘着西班牙语的交谈声。

那是个约莫十六岁的大男孩，独自坐在门前，双手托着下巴，张着一双漆黑的大眼睛，不停地打量着我。

于是我上前跟他打招呼：“夜安，我可以在这里做工吗？”

“当然可以啦！”大男孩立刻回答，“我叫葛雷，我们一直在等你呢。”

“真的吗？”我半信半疑地问；看葛雷坐在门前的样子，还真有些像在等我哩！于是我又说：“我不是来了吗？”

“很好，”葛雷答，“我刚刚还在祈祷，今年能派人来加强我们的信心，你一定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来，我带你去见农场主人。”

我跟着他边走边想，反复思索着葛雷那番奇怪的话。接着我告诉他我是天主教修士，他说他是基督徒。

“我也希望将来能当牧师。”他说。

这工人村的主人住在距村子大约一百码的一幢大房子里，他戴着牛仔帽，穿着长靴，圆鼓鼓的肚子上系了条宽皮带，口里咬着一块烟草，在那儿不停地咀嚼。我问他是否能让我住进村子，工作一阵子。

“如果你找得到空屋子，那就尽管住进去！”主人一口就答应下来，“再过两星期，这里的草莓就要摘完了，工作也将就此结束。质量最好的早就采光啦。”

“是不是要付房租呢？”

“如果你做工，那就不必付，这里本来就是给工人住的。”

他吐出一截烟草，又说：“有不少人来过这里，要我们农人多付些工钱给这批工人，哼！其实这些工人才快活哩，根本就用不着加他们的钱。反正这里环境很好，大家都不想改变现况。”

我回到村里的时候，夜已经很深，大家也都睡了。我找到一间空屋，走了进去，没想到隔壁的狗开始狂吠不已，这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贼，可是附近的屋里却没什么动静。

屋里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坏了，不能睡。墙上开了扇窗户，寒冷的夜风不时由板缝钻进来，吹得人直发抖。

我不禁想：“哦——环境很好！”

我划了根火柴，想点燃小小的瓦斯炉，谁知瓦斯管却不见了，根本就没瓦斯可点，我只好找电灯开关，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着。

这里的环境可真是好啊！我不觉苦笑。

此刻我忍不住鼓励自己：也许我来这里是基于一项特殊的理由。葛雷刚才说我是来加强他们的信心的；也许这项经历也能加强我的信心。

摸黑上了床，床上没被子，只好穿着衣服睡觉，将身子缩成一团，同时感谢上天引导我走上这段旅程；又在想：不知“生活”这老师明天会教我什么？想着想着，我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大地

我好像才睡了一会儿，立刻就被隆隆的汽车引擎声、婴儿哭闹声，以及邻居嘈杂的谈话声吵起来。我醒来之后一看表——才清晨四点，然而却是该上工的时刻了。

我只好下了床，吃了些随身带来的面包，蹒跚地踱出门，正好望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朝我跑来。

“嗨，我叫里加度，我昨天晚上看见你了，葛雷是我堂哥，他说你要当神父。”

“你好，里加度，我叫巴瑞。”

“你要等多久才能当神父？”

“大概再过八年吧，我五年前就开始念了。”

“要这么久啊？”

“是啊。里加度，你是从哪儿来的？”

“德州。你为什么要到这里做工呢？当神父难道没有薪水吗？”

“我来并不只为了赚钱，而是觉得来这里过暑假很不错。念书是很累人的事，何况十三年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才来这里学学别的东西。”

“我可以教你采草莓，”里加度立刻咧大嘴笑起来，“来，你可以坐我们的车到草莓田去。”

于是我就跟着里加度爬上他父亲的车，和一列长长的车队一齐出发。这情形简直像在大游行，大大小小的车子，有新有旧，五颜六色地排成一列，十分热闹。车队沿着窄窄的泥巴路驶向草莓田，就这么展开了一天的工作。

不久之后，我们就抵达了草莓田，只见一畦畦长条状的草莓田从眼前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尽头。田畦上红艳艳的，全是一颗颗成熟的草莓。这时候晨曦微露，我们下车，走向草莓田，各自选择一块区域，开始摘采。我身旁的几百个工人都忙着翻拨叶片，采撷那艳红的果实，我尽速行动，想跟上他们，可是却总落在后面，反而搞得腰酸背痛。

达维，里加度的大哥帮我在同一行工作。达维工作得十分卖力，很少讲话，摘完草莓后便将一箱箱的草莓搬上车去。他一口气便搬了满满的五箱草莓，重得他龇牙咧嘴的；他个子虽小，却喜欢搬运重得不合理的东西，脸上甚而现出近似愤怒的表情来。

我因为没有经验，所以远远地落在人群的后面。达维教我说：“摘大的，这样比较快。”

不久后，工头走了过来。这家伙高高瘦瘦的，嘴唇厚嘟嘟的，也是个墨西哥人，他专门协助农场主人监督工人。

工头过来检视我的草莓箱，然后将那些带着绿蒂的草莓一颗颗地拿起来，凑到我鼻子前，一张厚嘴唇嘟得更高，不耐烦地将草莓上的绿蒂一一弹掉，还故意让它们飞到我脸前。

“我知道了。”我涨红了脸颊，工头这才走开。

“工头是个贼。”达维忿忿不平地嘀咕着，一径低着头采草莓，“他把我们应得的钱全偷走了。农场主人定了规矩，如果我们一直做到草莓季尾，我们就可得到一笔奖金，可是如果有人提早离去，工头就把我们全部人的奖金没收，一个人独吞。他是个卑鄙的小偷！”

我注视着工头，达维很快便将我的部分摘完了，我们才歇手，天也开始下雨了。雨愈下愈大，工人们便跑上了车。

我头一天的工作就此结束，结果只赚了一块八毛美金，外加几百个绿色的草莓蒂，带回去当纪念品。

我一回到小屋，立刻往床上一倒，准备大睡一场，谁知却听见一阵敲门声，我只好又爬起来去开门，来人原来是里加度和达维。

“嗨，”里加度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的屋子可真烂，墙上还破了一个大洞，雨水会飘进来的。你怎么不到我们家去住？那里暖和得多。”

里加度的父亲十分和气，瘦削的棕脸上蓄了两撇整齐的短髭，映着炉火闪闪生光。他很以他的孩子为荣，当我提起达维一口气抬起五大箱草莓，令我叹为观止时，他不禁满脸得色，连说他的孩子都很能干。

里加度的母亲坐在一旁，不停地微笑点头，却从不开口说话，诺阿则和两个妹妹在屋角玩耍。

我心想：这个家庭真美满啊。他们是这么地相亲相爱，即使贫穷，也显得如此富有。

里加度的家人招待我吃了一顿玉米饼和炒豆子，我这才回到自己的小屋，想再睡一会。

没想到又有人来敲门。

“这是你的屋子吗？”这回来的是个小女孩，一见我就问。还有八个小朋友跟她一起来，这时全躲在门外朝屋里张望。

“对，这就是我的屋子，你喜不喜欢？”

“呃……”她们说着全咯咯笑起来。

“我来替你打扫。”小女孩又说。

“不，我来！”另一个抢着说。

“我来！”

只一会儿，这群小家伙就将我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于是我就拿出画簿，替她们画卡通。

画着画着，又有一群孩子涌了进来，才没多久，我的小屋子里挤满了二十个左右的小孩，等着我画画给他们。开头那个小女孩先走了，不久以后竟给我送来几张热腾腾的玉米饼，还跟我说：“巴瑞，这是送给你的，因为你太穷了。”

里加度邀我去他的家吃东西。我望着他妈妈煎玉米饼、煮豆子，发觉她沉默寡言，连目光都变得遥不可及。我们吃完后，她立刻走到一旁，对着窗外黑暗的夜色发呆。

里加度偷偷告诉我：“我妈妈又要生小宝宝了，她刚刚才知道的。”

我望望里加度的妈妈，她似乎若有所觉，立刻垂下了眼。她顶多三十岁，琥珀色的皮肤被炙烈的阳光晒出了斑点。她的脸庞很宽，牙齿洁白整齐，漂亮无瑕——很多墨西哥人都有一口漂亮的皓齿。她是个结实的女人，不过却不胖，举手投足都相当优雅。

里加度的妈妈每天清晨三点半便得起床替一家人准备早餐，一般而言，她每天得做六餐，除此之外，她在田里工作的速度往往要比她的丈夫及孩子还快。

我真不知她有什么感觉。她快乐吗？她害怕吗？她是否为要添另一个孩子而发愁？

我想恐怕只有沉寂的大地之夜才能回答我的问题。

外面开始下起雨来，雨一直下个不停，因此我们没法再到田里工作。

望着那温柔的母亲静坐在窗前沉思的美丽画面，不禁暗忖：对我而言，这个答案已经够了。

你怕不怕鬼

那天，我和一个由墨西哥来，名叫璜的小男孩一道采草莓。他今年已十五岁，可是看上去竟不满十岁。他跟我说个不停，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在墨西哥的生活点滴及故事。

“我在墨西哥念书时有个最要好的同学，可是他去年死了吔。”璜告诉我。

“有一天，他去上学时天正好下雨，而且很冷，他又忘了带大衣，他的老师——那个女的，最差劲了——你知道那女的怎样吗？她有一辆车，可是却不肯顺道送他回去，就因为他忘了带大衣；说要给他一个教训。所以他就淋着冷雨走回家，回去后就生了一场大病，第二天没来上学。他妈妈最先以为他只是感冒着凉，一直等到他发高烧，他们才送他去医院，可是那时他却已经死了。

“我和他最好了，可是他现在却死了。我到过他的墓地看他，还为他哭了好多天。大家都喜欢他，可是他却死了。”

他说这故事时，从头到尾都一径低头采草莓，一边不停地吸鼻子，呼吸也十分急促，眼见就要哭了出来。

“你将来会在天堂和他见面，不是吗？”我安慰他。

“对，我将来会和他见面的。”

我们继续边聊边工作。

紧接着，我们猛然听见一声恐怖的尖叫，我吓得抬起头，几百名工人也跟我一样被这突来的惨叫声骇得目瞪口呆。

尖叫声持续了一会儿，接着便是一阵大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有人被蛇咬了。可是那哭声却太过怪异，不像只是被蛇咬了一口。

我望见前面大概两百呎左右的地方围了一群人，被包围在中央的是一个女人；田里的人全像石膏像一样，呆呆地愣在原地不敢动弹，紧跟着，一股恐怖的惧意袭遍我的身体。

“她该不是……”我转头问璜。

璜却打岔：“是鬼附身。”

我一听这话不禁全身发冷。她仍不停尖叫，叫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不久后，一个人手持一只小袋子，朝她疾奔过去。

我慢慢站起身，和其他人一同缓缓走向那一小群人。这时，那女人已止住尖叫，由一个老妇人用水揉她的胸口。

“他们拿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给她看，她就好了。”璜边走边悄悄告诉我，“他们还在她身上抹圣水。”

我望着那女人，发觉她还不满二十岁。这时候，她将头偎在那老妇人腿上，在旁的人都忙着替她扇风。

正值这当儿，一个男人朝我们招手，示意大家回去工作，还说那女的没事了，于是我便和璜回去工作。

“这种事常发生吗？”我问。

“对，那女的经常受这种……攻击，可是过一会儿又好了。”璜答。

“她结婚了吗？有没有亲人？”

“她和妈妈一起住。我不知道她这种情形持续多久了。”

“她可能患了羊癫疯。”

“羊——？”

“这是一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常会发作，就和她一样。”

我们不停地采草莓，我也不停地思索着那女孩的怪异尖叫声。如果她真的得了羊癫疯，那为什么每回一看到圣母像，被抹了圣水之后就立刻好转呢？

我陷入沉思里去。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以后，发觉自己采的那行草莓田并不是我的部分，而是璜的部分，璜早都看了出来，可是却一直不告诉我，直到我大梦初醒，发现自己白忙了一场，他这才捧腹大笑。

“很有意思啊，”我悻悻地说，“这下可好，我比别人慢两倍啦！”

“我会帮你赶上去的！”璜向我担保，“喂，你相信世上有鬼吗？”

“我不知道，大概有吧，但我却很少想这种事。”

“我却常常想。你见过鬼吗？”

“没有。”

“我祖父见过。一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喝酒，然后一个人开车回家。那时天色很黑，他忽然看见路边站着一个女人，正朝他招手，于是他就停下来让她上车。

“我祖父说那个女人长得很漂亮，她坐上车后就伸手抱住我祖父，他立刻感到后背被紧紧掐住，于是连忙煞车，结果那女人竟一溜烟就跑了。

“她下车时我祖父瞥见了她的脚，你知道吗？那竟然是公鸡的脚；接着，那女人还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又高又尖，就跟公鸡的啼声一模一样。我祖父吓得半死，赶紧开车逃走。嘿，你说那女的是不是魔鬼？”

“你祖父或许喝醉了。”我这么答。

“才不是。那晚以后，我祖父吓得三天三夜不敢睡觉，也没开口说过话。”

“也许他醉得太厉害，过了三天酒才醒。”

我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不免怀疑：难道璜的祖父真的遇见了鬼？难道刚才那个尖叫的女孩真是被鬼附身了？

永远的草莓田

“我妈妈要我把这个给你。”那个小男孩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食物，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小男孩个子很小，乌溜溜的头发覆在一双哀伤的大眼睛上，令我联想起一只猫。小男孩名叫马努埃。

“请替我谢谢你妈妈。”我接过那碗冒着热气的食物，一边嘱咐马努埃。碗上还盖着一块布，我端着它走到床边，将布掀起。

那食物的味道真难闻，我一下子就倒了胃口。这个碗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我把昨天吃剩的豆子加进去，再热一热，或许还能……

可是等我坐下来吃时，我的牙齿才刚刚碰到那块黑漆漆、橡皮似的肉时，立刻感到一阵恶心。这碗东西是说什么也入不了口的。

我很想将它倒掉，可是麻烦就麻烦在今天正好轮到马努埃的妈妈打扫房间，而工人村里唯一的垃圾桶就搁在她家门前，如果我将这碗东西倒进去，她一定会发现——至少会闻到，到时我岂不是没脸见她了？

最后我总算想出一个法子，将那碗吃的倒进一只空牛奶盒，再将它藏在床底下。

稍后马努埃来拿空碗时还问：“好吃吗？”

“太好吃了！”我昧着良心答，“呃……那到底是什么啊？”

“羊胃。”马努埃大声答，“我们昨天宰了一只老山羊，那是它的胃，我也觉得很好吃，你跟我回去，我叫妈妈再给你一碗。”

马努埃的父亲又老又病，他的妈妈那么穷，可是他们那么慷慨地还把羊胃跟我分享。

在马努埃的家里，我试着再吃那种黑黑的东西，突然，它不再那么难以下咽，也许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

一辆崭新的汽车慢慢驶到马努埃家门前，继而停下，但坐在车上的两个女士却没下车。

“去看看她们有什么事好吗？”马努埃的妈妈狐疑地瞅瞅那车子，然后央求我。

我走到车旁，对那两位衣着考究、容貌引人的女士说：“我能帮什么忙吗？”

“我们只是……看看。”那位金发的女人答。

“喔。”

“请问，”金发女士又开腔了，“你们……呃，我是指这些工人，嗯，他们睡的地方是不是很差？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还好吗？”

“这里每间小屋都有两张床，床虽然不是顶好，不过……”

“这些农人雇主对你们很坏吗？”

“呃，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他们并不——”

“你们每个月能赚多少钱？”另一位女人边问边掏出一本记事本。

“呃，这得看情况——”

“你结婚了吗？你的太太也一起工作吗？你有几个小孩？”

我还来不及回答，那两个女人便指着好几个朝我们走来的工人，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看，那边又来了几个——”

“你的小孩有没上学？你们有没有实施节育？你太太堕过几次胎？”

我掉头就走，她们的声音却由我身后紧追上来。我走进小屋，心里气闷得很，我的朋友璜在前几天才问我见过鬼没有，我现在就在见鬼！两个。

自从我来到这个工人村之后，得到了许多收获，这儿的工人给我友谊、食物及关爱；我和他们分享一切，自觉十分充实满足。

然而现在我却初次感到空虚，这完全是那两个女人造成的……她们只知收取，不知给予；而她们所收取的却正是我的尊严。

草莓的收成季眼见就要结束了，但草莓田却一望无际，不断地绵亘下去。我费尽工夫，至少要赶上孩子们工作的速度，同时还盼望休息时刻快些到来，好让我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和人聊聊天。

上回帮我打扫屋子的小女孩路沛，此时正和她爸爸坐在田里吃玉米饼。我走过去，只见路沛的妈妈独自坐在一边吃。

路沛的爸爸面有倦容，神色哀愁，年轻的脸庞被阳光晒得黧黑，还现出饱经风霜的皱纹。

我对他说：“你的女儿很乖，小路沛上回还帮我打扫屋子呢。”

路沛的爸爸听了只是一笑，眼里噙着泪，默默地望着天空。

“养儿育女可真不容易，想给他们像样的教育更难上加难。”他感喟地说。

“你这份工作做很久了吗？”我问。

“我已经做了十五年啰。我们每年都跟着收成跑。

“孩子们因此已经失学好几年了。冬天一到，我还得离开家人，外出打工。我有个弟弟住在加州，他写信告诉我，今年采番茄的工钱很高，我们马上又得赶到那里去。”

“去加州？”

“对，我们只有这条路好走。虽然不想走，可是这里的工钱实在太少。”

“你有没试做别一行？”

“我到工厂做过几个月，可是却不好，我还生了病。我是属于田野的，一辈子都在田里干活，做不惯别的工作。我不在乎工作辛苦，但我却要获得应有的代价。”

这时，他太太走过来喝水，我觉得她看来比丈夫还老，一头棕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看来十分狼狈。

“我很喜欢你的孩子。”我试着找话跟她讲。她只低声咕哝几句，耸耸肩，随即回到她方才坐的地方，自顾自地默默不语。

“她说你根本就不懂。”她丈夫说。

路沛有着一头棕色的鬈发，亮晶晶的蓝眼睛，我们说话时，她突然朝父亲伸出手说：“你看见这些小圈圈没有？”

“会痛吗，路沛？”他关心地问。

“会痒！有的女孩脸上也会长呢，这是什么东西呀？”

路沛的爸爸望着我问：“你知道吗？”

“也许是金钱癣，你应该替她擦点药。”我说。

“什么药？”

“我替你写个药方，你可以到药店去买。”

我找出一张印着圣母像的卡片，在背面写下药名，然后交给路沛，路沛又拿给她妈妈。

路沛的妈妈吃完了饼，然后低着头打盹，路沛走过去后，她便抬起头，接过卡片，翻过来抚摸一阵，然后回头朝我笑笑。她的笑容很淡，而且一闪即逝，但我却知道她了解我的心意。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工人村后，路沛的爸爸就开始收拾行李，将它们装运上车，准备连夜赶往加州。

路沛伤心地走到我身边，怀中还抱了一只小黑猫。

“有人把它装在袋子里，丢到我家门口，它会死的。”

“你要带它一道走吗？”我问。

“我想，可是没办法，加州太远了……喏，给你，小猫是你的了。”路沛说着就把小黑猫塞给我，又道，“我们来看看它是男生还是女生……”她将小猫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阵，而后说：“啊！是女生！”

“我该替它取什么名字呢？”

“小黑。”

“不完全是黑的，因为它的肚子上有几道灰纹，头上也有一些灰毛。好了，路沛，我们等下再替它取名字，现在我想去跟你爸爸说再见。”

这时候，营地里的人都齐聚在路沛家门前，路沛的爸爸站在人群中央，达维站在他身旁，工头也来了。

男人们先是低声交谈，继而提高了嗓门；女人都静静地站在门前，仿佛听而不闻。

路沛的爸爸正不停地抱怨工钱少，又没奖金，达维则指责工头吞了他们的钱，工头被工人们团团围住，被人指着鼻子骂小偷。达维正想动手揍工头，却被他父亲拉住了。

“别这样，这样不值得。”

工头骂了几句脏话后就掉头走了。

路沛和我在一旁静静地观望倾听，小黑猫居然在我怀里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你听见那家伙说的话没有？”达维转头问我，一张脸气得通红，“他说那种话，我会叫他后悔的！”

“算了！”达维的爸爸轻拍儿子的肩膀，好言好语地劝他，“反正草莓季就要结束了，明年的情况或许会好些。”

“情况永远不会好转的。”达维抛下这句话便径自走进屋。

路沛的爸爸和每一个人握手告别，然后走向他的车，他的太太已坐在车上，一径垂着头，不理会大家。后座挤满了孩子，包括路沛及她六个兄弟姊妹。

“好好照顾小猫唷！”车子驶进夜色，路沛还不忘大声叮咛我。

我望着怀中的小黑猫，见它睡得正香甜，不禁轻轻对它说：“我要叫你路沛，好纪念这个晚上，以及这片草莓田——直到永远。”

艾拉村

微风徐徐吹过大地，吹过浅蓝色的小屋，吹在逐渐成熟的豆叶上。风吹过处，沙土飞扬，沾上了孩子们的小手和小脚，甚至连他们的鼻子及嘴上都沾了一层灰。

风吹过空荡荡的田野，激起一股不安的情绪——草莓季已过去，又到了大家该离去的时候了。

豆子的收成季要到下个月才开始，在此之前，这儿根本没工可做；有的家庭便留下来，做些锄地拔草的工作，其余的便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找较固定的工作。在这段期间，女人们忙着做草莓酱，小男孩跑到附近的小溪里捉鱼，男人们和大男孩则到城里去选新车。

风，拂上了我的脸，于是我也知道是该动身的时候了。

距这里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个名叫“艾拉村”的大型移民工人村，我决定去那儿继续打工。葛雷、里加度及达维打算留下来等候豆子的收成季，我答应几星期内回来看望他们。

小猫路沛不喜欢旅行，我一路开车，它一路叫个不停，还不时以哀求的眼光望着我。途中，它一会儿咬我的手，一会儿跑到方向盘里，常常被卡在里面动弹不得。我被它搅得没法子开车，只好将它塞进夹克，将拉链拉起来，它被关了一会儿，居然不再乱叫，圆圆的眼睛还现出一丝愧疚的神色。

“天哪，你该不会……”我若有所悟地朝它大叫，“你千万不能！”然而我的夹克已被它弄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路沛真是一只非比寻常的猫。每到夜里，它总坚持睡在我头上，不论我把它摔开多少次，它照样爬回老位子睡大觉。更绝的是，它打鼾的声音奇大无比，到了早晨，它总舔着我的眼睑，把我弄醒。虽然我始终没能将它训练得不随地方便，可是路沛终归是个良伴。

远远望去，艾拉村的外观十分美观，村子建在碧草如茵的平原上，范围足足有六十英亩那么大，营地内有一座公园，公园里居然还有一座旧体育馆。迎街矗立的房子漆着五彩缤纷的油漆，鲜黄、浅绿、浅红，使得整座营地朝气蓬勃，充满了节庆的热闹气氛。然而深入之后，我才发觉里面的屋子不但小，而且全没上漆，远不及朝街的屋子漂亮。

我采了几星期的草莓，此时真觉得自己像个打工老手。我把路沛留在车上，自己走进路边的杂货店，询问打工的事。

店里那个墨西哥青年告诉我：“这里没什么活好干，一天顶多做个两三小时；现在豆子还没成熟，要嘛只能去采浆果，搞得全身脏兮兮，我劝你还是别做这种工。再过几天，或许会有些锄地的事情。”

那年轻人又指指此地经理的办公室给我看，而后说：“这里的人都不喜欢那个经理，那家伙简直不把大家当人看，从来不懂得尊重别人。”

我做了个深呼吸，然后才走进经理办公室打听情况。

“这里的房租每星期十块钱，而且要先缴，另外再加十块钱保证金，以免你损坏屋里的设备。”那位经理凶巴巴地说着，一边还半站起来，气呼呼地瞪着我，继续警告：“你最好别弄坏任何东西！你绝想象不出有些墨西哥人竟将房子糟蹋成什么德行！那班人一点价值感也没有，真是莫名其妙！现在好房子都被人住满了，你要住就去住木屋。”

经理说完便对着一具扩音器吼：“五十五号的门打开！”他的声音透过扩音器，立刻响遍了整片村落。

我将车子开到五十五号木屋前，那屋子有点像我上回的临时小窝，不过却更旧、更偏僻，看上去怪怕人的。路沛先踱进去检查，看来是想找只死老鼠出来啃啃。

我走到对面的小屋，发现那屋子和我的一样大，可是却住着一家十五口人。这家的女主人还很年轻，精力充沛的。她说她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了一个七岁的男孩，名叫里多。

“来看我的床。”小里多笑着招呼我，一边拉出一张铺着毛毯的小木箱，那不仅是他玩耍的地方，晚上他还睡在里面——那真是他的床。

“你可以用我们的冰箱。”里多的妈妈这么跟我说。

“谢谢你。”

“你自己烧菜吗？”

“是的。”

“你还是跟我们一道吃吧！”她微笑地邀请我，“我有十三个孩子，多一个也没什么两样！”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等工作，一边拜访了另几家邻居。他们都是些极好的人，其中不仅是墨西哥人，更有些贫穷的白人家庭，这儿的人都管他们叫“安格鲁”，也占了村里不少的部分。

一天，我在村里妇女洗衣服的房间里替路沛洗澡，路沛一直喵喵乱叫，拼命想由水里逃出来。这时，我听见一个大块头的安格鲁妇人对她的同伴说：“这家伙是天主教的神父。”

我回头看那妇人，只见她缺了几颗牙齿，头发乱蓬蓬的，活像一堆干草。那妇人和她的同伴见我抬头，立刻说她们虽然不是天主教徒，可是却很尊敬天主教会。

头发像干草的妇人对我说：“我祖父去世后，我们还把他安葬在天主教的公墓哩。”

另一个妇人接着也说：“我老二死了以后，我们也把他和天主教徒合葬在一起。”说着便放下手中的衣物，手叉着腰站起来又道：“你知道吗？光是他的棺材就花了我们五百块美金，外带九百的安葬费！”

“这笔钱可真不小！”我诧异地说。

“可不是嘛，”她应着，皱纹密布的脸庞上不禁现出一抹安详的微笑，“但是他却值得我们这么做。”

我抱着路沛，它已经被我洗了个干净，黑色的毛映着阳光闪闪发光。我走回五十五号木屋，进了门，环顾室内，里面除了空空如也的墙壁及地板，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我和我的猫，但我却忍不住泛起微笑，觉得十分富有。

“他值得我们这么做……”我回想那位妇人骄傲安详的语气，不禁想：我们都值得，而且非常非常值得……

紫衣女人

里多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替豆园翻土的工作。那工作一天得做十小时，非常辛苦，可是工钱也很高。我和一群年轻人一同工作，他们多半是里多的亲戚，这些人都好热闹，爱开玩笑，大伙常常边唱歌边干活儿。

我就是在豆园工作时学会了那首优美的西班牙歌曲《色彩》。我们每开始翻一畦豆苗的土时，就开始唱这首节奏轻快明朗的歌：

色彩啊——铺满在春日的田野，

色彩啊——飞掠在过往的鸟雀，

色彩啊——发光在天空的长虹，

充满深爱的彩色缤纷欢喜了我的心。

有一回，一个名叫黛芬娜的女孩问我：“你为什么不像别的神父那样古怪？”她今年十七岁，生得貌美如花，我们在同一块豆园工作。

“我不觉得所有的神父都是古怪的，不过，说不定我老了以后也会变得怪里怪气。”

“不会，你和其他人不同；你和我们一同工作、唱歌、欢笑。你知道吗？你如果当社会工作人员，一定会做得很好。你为什么想当神父呢？”

“我觉得这是天主的意旨，这很难解释……”黛芬娜的姊姊猛地打断她的话，向她喝道，“他既然想当神父，那就让他去当！”

天气虽然炎热，豆园里泥泞不堪，但我们仍兴致勃勃地相互说故事，互道心中的梦想。日子就在工作、唱歌及谈笑中迅速消逝。

黛芬娜的姊姊玛丽亚向我谈起她的窘境，她的丈夫抛弃了她，让她独力抚养五个孩子。

玛丽亚以幽怨的口吻说：“他酗酒，喝酒喝得很凶……我嫁给他时才十五岁，当时我们很穷，我却一直梦想能有个盛大的婚礼，穿着漂亮的白纱礼服……那时我明知自己年纪太小，但我却爱他。后来，他丢掉了我……”

我望着可怜的玛丽亚，只见她的容颜憔悴，比实际年龄要老了许多。

“你打算再嫁吗？”我问。

“孩子们需要父亲，上星期我的男朋友米盖向我求婚，我很犹豫，不知他把我这拖着五个孩子的离婚女人带回家时他母亲会怎么想。”

“你还有人要，你该乐死了才对。”她的弟弟范杜洛在旁听见我们的对话，忍不住笑嘻嘻地捉弄她，她听了立刻扭回身，一锄头挥过去，差一点就砸中范杜洛的脑袋。

“嘿，我只是开玩笑嘛！”范杜洛躲进豆苗里，向着姊姊讨饶，“好啦，我们换个话题。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组织一个青年俱乐部，以促进交谊，我们可以办舞会、运动会什么的。”

“这要怎么组织呢？”我问。

“我们可以画些海报，邀请营村里的年轻人来，大伙凑点钱买吃的，然后利用旧体育馆开舞会。经理从来不许我们进去，生怕我们弄坏东西，他总是担心我们会把东西弄坏；不过有你在场监督，他一定会答应的……”

“不行，绝对不行！”当天晚上我就去找经理，他听我道明来意之后，立刻高声反对，“如果你们在体育馆开舞会，一定会有人喝醉，最后免不了大打出手，这么一来就会把东西弄坏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一次看看？我会在场看管他们的。”我再次央求。

“好吧，那就试试看吧。”想不到经理竟答应了，“不过你们绝对不可以弄坏东西，听清楚没有，小伙子？”

舞会举行时，几乎全艾拉村的年轻人都到齐了。女孩们穿上五颜六色的干净衣裳，和她们平日在田里操作时的模样判若两人。男孩们也都换上传统的棕色宽筒裤，以及干净的衬衫。

范杜洛借了一台电唱机，放了张西班牙乐曲唱片，大伙儿便成双成对，翩翩起舞。他们跳的是各种不同的墨西哥舞蹈，大伙全忘却了田间的劳累，忘情地欢舞。整幢体育馆充满了音乐与欢笑，仿佛连屋顶也开始震动。

来参加舞会的除了墨西哥人外，还有一些是来自贫穷的安格鲁家庭的青年男女，他们的衣衫破旧，上面还缀着补丁，他们很少跳舞，只站在一边看别人跳。

一个满脸雀斑的小男孩跟我说：“我们听说今晚要开舞会，所以就过来看看。”

“这里真漂亮，真好玩。”小男孩的姊姊含笑地说。姊弟俩都是瘦巴巴的，有着同样浅金色的头发，两人长得都很好，但语气中却透着疲累。

“我爸爸没钱，所以出去找工作了，他没找到工作是不会回来的。”小男孩又说。

“爸爸说一等他找到工作，一定要先给我们买新鞋，一个人一双。”女孩得意地说。

这当儿，一个穿着钉满亮片的紫色长礼服的安格鲁女人走进了体育馆。她浓妆艳抹的，脸上带着如梦似幻的表情，在体育馆内来回走个不停。

我见过这个女人。她经常开着一辆粉红间白的旧车在村子里兜来兜去，见了人就招手。她常会把车开到屋前，然后倒车，掀起满天的尘埃，再掉转方向，加速驶向路的尽头，接着再倒转回来，再玩一次这种把戏。

“真是美，真是美……”那穿紫衣的女人喃喃自语地从我身边走过。

不久以后，她和坐在一角沙发上的里多和另几个小孩玩了起来。

舞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范杜洛、黛芬娜以及他们的朋友全玩得十分尽兴，并且还计划着下一次活动——拳击赛。舞会结束后，大伙全陆续回家，我于是心满意足地关上体育馆大门，一边庆幸今晚一切顺利。

第二天早晨，经理居然气急败坏地朝我大呼小叫：“我早就跟你说过！看你们昨晚干了什么好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羽毛！今天一早，我发现体育馆地板上撒满了塞枕头的羽毛。你们昨晚到底在搞什么鬼？”

经他这么一提，我才依稀记起昨晚舞会进行的当儿，是有几个小孩在一边扔枕头玩儿；那几个小孩正是在沙发那儿和紫衣女人玩的，我想枕头一定被他们扔破了，这才撒了满地的羽毛。

于是我向经理赔了几百个不是，又亲自将羽毛清理干净，这才问经理是否能让我们再举行一次拳赛。

“不行！说什么都不行了！”经理和上回一样大吼起来，“如果让那些墨西哥人赛拳，到时岂不是人人打成一团，把东西全打烂了？搞不好还会有人受伤呢，这怎么得了喔！”

“这一次你干嘛不亲自过去监督呢？”我提议。

经理考虑了片刻，终于说道：“呃，其实我满喜欢看拳赛的。”

举行拳赛那晚，不仅村里的年轻人到齐了，就连老的小的也来凑热闹，来个全营大出动，把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经理当然也来了，拳赛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观众们鼓掌叫好，热闹非凡。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可是当我一见到那紫衣女人走进体育馆时，立刻觉出麻烦来了。这回她穿着黄毛衣，紫色的短裤，蓬松的金发高盘在头顶，还扎了根紫色的丝带。

“真是美，真是美……”她又念念有词地打我身边走过。

在我还来不及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她竟已戴上拳套，向一个女孩挑战了。

“她怀孕了——不能打拳！”人群里忽然响起一声大叫，紧接着，经理便急忙推开两边的人，赶过来一探究竟。两个女人展开激烈的搏斗，围观的人也跟着鼓掌叫好，大吼大叫。

紧跟着，经理那张又红又胖的脸便由人缝中钻了进来，正在这时候，紫衣女人也奋力一挥拳头，却没击中她的对手，反而不偏不倚地打在经理的鼻子上。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经理办公室的时候，简直害怕得全身发抖。我真的很希望青年俱乐部的活动能继续办下去，可是经过昨晚那么一闹，我看机会实在是渺茫又渺茫。

我走进门，只见经理正坐在桌前轻揉他那肿得活像面包的鼻子，连头也懒得抬一下，半晌才说：“我不喜欢你办的舞会和拳赛，不过我太太却喜欢。”

这时，坐在他身边的紫衣女人开始咯咯发笑。

那天早上，我一下田干活就向范杜洛报告这个好消息：“经理说只要我们喜欢，青年俱乐部的活动就可一直办下去。”

“好呀！你是怎么说服他的？”他欢呼起来。

“我根本就没说服他，而是他的太太；我还不晓得他们结婚了呢。”

“他们并没有结婚。”

“那……”

范杜洛望着我，微笑着说：“你要学的还多着哩。”接着他便抡起锄头，开始翻土除草。

超速罚单

当我从田里回来的时候，那个头发像干草一样的“安格鲁”女人向我招手。

“喂！”她朝我招手，“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好啊。”

“我儿子比利在牢里待了好一段日子了，这全因为那个烂女孩告他强暴，我才不相信比利会做出这种事来。不过我还是寄了本圣经给他，可是那些看牢的人居然不肯把圣经给他，你说可恶不可恶？”

“他们为什么不肯给他？”我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我儿子能够常读圣经，常常祈祷。教士先生，如果你能去看看比利，再跟那些看牢的谈谈……”

我到了那座监狱，走进一个隔着厚玻璃的小房间，坐下来等候比利。他出来后，我和他隔着玻璃谈了好一会儿。妙的是他长得像透了艾拉村的经理，两人活像一对孪生兄弟。

我前去找监狱的管理员，他正在看杂志，我走过去说：“对不起。”但他却头也不抬一下，我只好又说：“对不起，我想请问一下，比利的母亲寄了本圣经给他，可是他却没收到，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没收到就是没收到，就是这么回事。”管理员蛮不讲理地回一句。

“你知道那本圣经到哪儿去了吗？”

管理员好半天才回答：“就在我这儿。”他满脸不耐烦，头也不抬，继续看杂志。

“圣经是比利的妈妈寄给他的，你为什么不交给他？”

“，我不知道这么做妥不妥当。”

“为什么不妥当？”

“原因很多。”

“圣经不是对人有益处吗？”

“可是对于那班家伙，你绝对不能给他们好东西，他们一定会把圣经撕个稀烂。”管理员抬头瞄了我一眼。

“可是比利说他想要那本圣经。”

“他只是想用圣经纸来卷烟抽。”

“那是他的事，反正圣经是他的。”

“小子，你给我听好，”管理员放下杂志，站了起来，看模样是光火了，“你最好乖乖地回去！我打算把圣经留在身边，谁也不给。”

我气得要命，可是又无计可施，像他这种人永远也不信任别人，更不会给人改过向善的机会，我只好黯然地离开，不久后便出席了比利案子的初审。

那个“烂女孩”接受了法官的诘问，她是个农家女，回答那些个问题时自然十分尴尬勉强。

我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遭进法庭，于是好奇地四下张望，不时打量法官严肃的脸庞，又看看坐在一旁听审的陪审团。这一切就和我在电影中所见的一模一样。我望着坐在前排，紧张兮兮的比利，不禁想：不知被那板着脸的法官审问是什么样的滋味。那法官紧绷着脸，仿佛一辈子都没笑过。

审判后，我开车回艾拉村，一路上仍然不停想着比利及他的圣经。我不知比利还要坐多久的监狱，可是我愈想那个管理员的嘴脸，心里就愈有气，车子也开得愈快。

不知怎的，一辆警车竟在我后方出现，将我的车拦下来，车上的警察还开了张二十五块美金的罚单给我——惩罚我开车超速。二十五块！我的老天，那是我摘四天豆子的工钱哪！我连忙向那警察求情，说我不清楚俄勒冈州的速限，但他却说：“有话跟法官讲。”

第二天早晨，我在田里跟范杜洛说：“那个法官一脸凶相，我怎么敢去找他？”

“那还不简单？穿上你的神父衣服，戴上白领圈，这不就结了？”范杜洛存心寻我开心，“说不定法官会大发慈悲，不罚你钱，改判你坐几天牢就好啦。”

“那我宁可缴二十五元的罚金。”我沉着脸说。

我摘完了豆子，洗了个澡，换上神父衣服，戴上白领圈，然后前去法院。

这回我扮演的是被告的角色，而不再是电影观众，于是乎我一听见庭丁叫着我的名字时，双腿就不听使唤地开始打颤。我走到法官面前，准备聆听他宣布我的罪状。

“你有什么话可说？”法官问我，他那张严肃的脸庞还透着一丝好奇。

“我承认不对，但却想解释一下。”我答。

“解释什么？”

“我不清楚俄勒冈州的速限。”

“唔，”法官沉吟半晌，继而道，“罚单上记载你住在艾拉村？”

“是的，庭上。”

“你在那里做什么？”

“摘豆子。”

“摘什么？”

“豆子。”

“唔，你摘……豆子摘多久了？”

“从豆子收成季一开始，一直摘到现在；在此之前，我还采过草莓。”

“草莓？”法官的脸微微转红，似乎在强忍着咳嗽。

“是的，这是我维生的方式，我用赚来的工钱买食物，付房租……”

“唔，我先暂时取消你的罚金，不过稍后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是的，庭上。”

我目送法官庄严地退庭，双腿仍抖个不住。过了片刻，我便走到法官的办公室前紧张地敲敲门。

“进来！”法官高声吩咐。

我推开门，赫然望见法官笑容可掬地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拈了支雪茄。

“这真是有趣极了！”法官笑着说。

“什么……？”我被他弄得一头雾水。

“你在艾拉村摘豆子！我从没听说过……像你这样的修士跑去和那些人混在一起。谈谈你工作情形吧。”

于是我就把和移民工人一起夏季打工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法官听。

“好极了！”法官赞了一声，一边摇着安乐椅。此刻的他简直和方才法庭上板紧脸的凶神判若两人。

“你可以到我主持的扶轮社发表演说吗？”法官居然邀我去演说。

“这个……”我被这突来的邀请吓傻了。

“或者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问：“坐牢的人可以有圣经吗？”

“圣经？当然可以啦，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我就想送本圣经给一位犯人，那是他母亲给他的。”

“跟我来。”法官说着便带我走下楼，走到那个管理员的办公室，管理员依然把脚搁在桌面上看杂志，但他一见法官进来，立刻反射动作似的收回双脚，再随手将杂志往旁边一塞。

法官对管理员说：“这位准神父想送本圣经给一位犯人，请你把圣经交给那位犯人。”

“谢谢你，法官大人。”我无限感激地和法官握握手，之后他便离去了。

管理员只得由桌子底下拿出圣经，交给我；我走进会客室去等比利，管理员又将双腿往桌上一搁，看起杂志来。自始至终，他没出过一点声音。

当晚，我带着一大块猪肉冲进里多的家。那猪肉是用我原本要缴超速罚金的钱买的。

“我的官司打赢啦，快来庆祝哟！”我大叫一声，一家十五口闻声立刻齐涌上来，瞪着那块猪肉直淌口水——结果我们一顿就把那一大块猪肉吃了个光。

“你知道吗？法官其实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凶，”我告诉范杜洛，“等你了解他们后，自然会发现他们挺有人情味哩。”

“就跟神父一样。”范杜洛说着还朝我挤挤眼。

夏天过去了

一天，我正跪在豆园里工作，她突然伸手轻抚我的头发，我诧异地抬起头，见她正站在我身边，轻唤我的名字，同时张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凝视着我。她的声音低沉，略微沙哑，简直不像她那种年纪的声音。她的额前覆着刘海，衬着一张杏子形的小脸，我真觉得她是全艾拉村最漂亮的女孩。她名叫乔安娜，今年才三岁。

里多向我提供情报：“她没有爸爸，妈妈跟人跑了，她有时和我们一起住，有时和亲戚一起住。”

此时乔安娜站在我身边，吃力地摘了一把豆子，然后递给我。她好心想帮助我，但却愈帮愈忙，反而使我的速度慢下来，我只好教她如何把豆子装进袋里，我们两人同心协力，工作的速度却刚好不致落在人后而已。

有一天，我们知道有一个神父要来村里为我们做弥撒。当天，里多便和兄弟姊妹将体育馆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黛芬娜和她的妹妹还用许多颜色鲜艳的布来装饰墙壁，有位老妇人还带了幅大型圣母像，挂在圣坛前。

一切准备就绪，体育馆也布置得美轮美奂。唯一的问题是：弥撒的时间已到，可是却不见半个人影。我焦急地站在大门口等候，却望见一个肩上搭着毛巾的魁梧男子，看模样他是准备去洗澡，见我站在体育馆门口，于是好奇地探头过来张望一下，接着便走开了。

神父来了之后，朝我亲切地笑笑，然后问：“可以开始了吧？”

现在是夏天，又值下午四点，正是一天之中最闷热的时刻，神父的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滑。他先用舌头舔舔嘴唇，继而深吸一口气，再抬起双臂，开口道：“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一群孩子围着圣坛，交头接耳地叽咕着，再一齐走向神父，有个小孩居然爬上临时权充圣坛的桌子，我赶紧将他拉下来，抬头瞄了神父一眼，只见他正专心思索着即将要念的祷文。

五分钟后，约莫有一百个人同时涌进体育馆；不久之后，又涌来一百左右的教友，男女老幼，几乎全到齐了，大伙都换了干净整齐的衣裳，十分虔诚。人群中有位拄着拐杖的驼背老妇人，打从一开始就跪在地上，一直到弥撒结束。我这才知道：墨西哥的天主教友望弥撒时或许常迟到，但他们的信仰却非常坚定虔诚。

“这是我的身体……”神父低声念着祷文，孩子们竟出奇地安静，全体育馆内的人都跪下来，馆内鸦雀无声，我目睹这简单的弥撒仪式，真觉得比任何大教堂举行的仪式还来得庄严隆重。弥撒仪式吸引了每一个前来与天主亲近的信徒，他们来此倾诉爱的语言。

夏季就要过去了，豆子的收成季也快结束了。风又开始吹起，催着我们离去。许多家庭都将前往加州去摘葡萄，而我却将告别这社会学校，回去研究哲学，到时一切又将有所改变。

我决定在离去之前带着小猫路沛去拜访老朋友，我回到上次的草莓村和葛雷、里加度、马努埃以及他们的家人重聚，他们忙着向我报告我离去后所发生的事情，还说他们也打算南下去采葡萄。

“请你在我们没走之前到我们家一趟，我们要为你祈祷。”葛雷跟我说。

我到了他家，只见小屋里挤满了一大家子的人，还包括里加度、达维的家人，大伙围成圆圈，开始祷告，我低下头，这才发现全屋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穿着鞋。

我们感谢天主在今夏赐给我们的一切，并保佑我们身体健康，最后我们还祈求上天让我们做一辈子的朋友。

“谢谢你来这里加强我们的信心，”葛雷对我说，“我还是想当牧师，一个移民工人的牧师。”

“我也要当移民神父。”里加度也不甘示弱。

“我才该谢谢你们呢！”我对所有的人说，“夏季刚开始时，我只想尝尝做工人的滋味，向你们学习。可是现在我却深深感到：‘拥有’并不重要，‘施予’才是最重要的。这全是你们教导我的，我从你们那儿学到了一件很珍贵的事，那就是：哪怕我们拥有的东西再少，但也应乐于和人分享。”

我离去后，营地里有个人去世了，那人便是马努埃的老父亲。

马努埃似乎比以前更哀伤、更退缩了。他见到我及小猫路沛时只淡淡一笑，抚着路沛的毛说：“它长大了。”

“它是你的了。”我说着就把路沛交给马努埃。

马努埃蓦地喜悦起来，一张脸涨得红红的。我迅速转身，走向车子，一边朝大家挥手告别。我发动汽车，而后回顾，发现马努埃正拉着路沛的前爪，跟我挥手再见呢。

我向前驶了一小段距离，泪水开始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转回到艾拉村后还不及下车，乔安娜便跑过来，闭上眼，仰起头，等着我抱她，我便抱着她走进里多的家。

“你要走了，是吗？”里多的妈妈一边问，一边打开一罐装着粉红色肉块的罐子。

“对，”我应道，又问，“这是什么？”

“腌猪脚。你没吃过？”

“没有，我现在还在学吃玉米饼哩。这个夏天，我真学了不少新玩意儿。”

“是啊！你知道吗？我们虽不了解你们这些从事神职的人，但你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向我们学习呢。来，吃块猪脚。”

“谢谢……我今晚就要搭巴士走了。”

“孩子们画了些画给你，记着一定要带走。”里多的妈妈说这话时并没看我。我很想向她道谢，谢谢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替我烧菜、时时关心爱护我。我很想将内心的感激表达出来，无奈却不知从何说起。

末了我终于挤出一句话：“和你们在一起很快乐。”

那个妈妈猛地转过头，一张脸微微泛着红，而后问：“拥抱一个准神父没有关系吧？”接着她就拥住了我。

孩子们拿着画走了进来，范杜洛、黛芬娜、玛丽亚、他们的父亲、那个拄拐杖的老妇，以及邻居……全来齐了。大伙又哭又笑地互道珍重，之后，我望望乔安娜，见她正闭着眼微笑。

“她甚至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呢。”里多的妈妈说。

巴士抵达时已是夜里十一点，我将搭乘巴士返回北方，远离此地的果园及菜园，以及我深爱的人们，重回那个书本的世界。

我将车子、西班牙语书及录音机还给那位好心的神父，他还送我到巴士站。我背着行李以及里多的妈妈替我准备的午餐爬上车，巴士开始发动，我坐了下来，望着在黑暗中闪烁的红灯。

艺术课

那些跟墨西哥人在一起工作的夏季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回忆，是一场又一场梦境。也唯有记忆能够那么深沉地跟随着我，直到永远。

现在已是一九八二年。

又一次，我离开了所爱的人——台湾的清泉朋友，来到一个我已经不熟悉又应该熟悉的城市圣地亚哥，为了重新做一个学生。

这一回，是来上艺术课，我真不知如何开始。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校区内有许多座米色的水泥大楼，校园内汇聚各个种族、肤色不同的学生。我初到那儿去办注册手续时，真觉得活像置身嘉年华会。

校内还有许多爵士乐团、游荡音乐家，以及热门摇滚乐队，吸引了众人的注目；另外还有许多学生在分广告，不外是为一些新开的小吃店、廉价购衣店、租屋……做宣传。校园上空还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拍摄校园里的热闹情景，作为电视晚间新闻的资料。

我站在长龙中，等着注册，一边好奇地打量起周围那些各色各样的学生。他们都穿着五颜六色的短裤或褪了色的牛仔裤，外面加一件T恤，有的甚至打着赤膊，人人脚下一双凉鞋。大多数的学生都比我年轻，他们一致好奇地瞄着我那条台湾精工做的长裤、雪白的衬衫和上好的皮鞋。我被他们看得好不自在，还以为我哪里不对劲呢。

“对不起，”排在我后面的女人开口了，“请问你是不是牙医？”她的年纪和我相仿，身穿粉红条子的短裤，头戴绿色的大草帽。

“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呃，因为你的……衬衫太白了。”

“我不知来这里该穿什么。我离开美国太久了，所以不太清楚国内的风气。”

“学校里大家的穿着都很随便，”那女人热心地指点我，“要紧的是记着别穿得太正式。”

“太正式？”

“对，也就是说别穿得太好。如果你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学生穿得虽然随便，可是却都是刻意安排的。现在的人说来也怪，常花上大把的金钱和时间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双破凉鞋就整整花了我四十块钱呢，现在最流行这种款式，是台湾制造的呢。”

我谢过那热心的女人，继续观察往来的学生。我这辈子从没在同一时间见过这么多种类不同的人，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穿得都很随便。

我第二次去学校时便入境随俗，换上了T恤牛仔裤。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约有六万名学生，这差不多是我在台湾时所住山村内人口的五十倍。开学那天，我真觉得全校六万名学生好像全一齐冒出来，同时到处寻找车位。骑脚踏车来上学的人也不在少数，还有不少的人居然是溜滑板来的。

我们有位老师名叫乔伊，大约三十岁，一天到晚穿着蓝色牛仔裤，上面罩一件沾着油漆的粉红色衬衫。脚穿球鞋，浅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发丝散落在眼睛上，活像只北京狗。此外她还戴着厚厚的眼镜，经常快步在学生座位间穿梭，谁都别想逃过她的批评。

乔伊双手叉腰，以恐吓的口吻对我们说：“我敢担保不出两天，你们之中一半以上一定会恨透这门课，巴不得快点离开；我有言在先，凡是上课迟到的人都给我滚蛋，早退的人也一样滚蛋，发牢骚的更要滚蛋。”

我听着乔伊那种士官长般的叫嚣口吻，真觉得自己进的不是艺术学院，而是军队，我真恨不得马上逃走。

我初学艺术课程，原本就战战兢兢的了，乔伊那种凶巴巴的口吻更吓得我六神无主，提心吊胆的，害得我不是撞翻画架，就是一脚踩在颜料上。乔伊从不赞美学生，如果哪个家伙自以为画得不错，她偏偏要浇他冷水，我真不知她怎会取“乔伊”这名字（原文Joy，欢乐之意）。

我们的课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中间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正好可以吃午餐。我通常上午构图，下午上色，午餐时间，我想独坐在校园草地上，边吃边看着来往的人，心里很想认识几个朋友，可是却不知从何交起……

我有三个艺术老师，乔伊注意到我喜欢画人物，可是对我的作品却都不满意。

乔伊问我：“你画人时为什么不把背景加进去呢？光画些飘在半空中的人，看上去活像鬼！还有，你除了画人之外，也该画点别的呀！”

“可是我喜欢画人。”我坚持着。

“所以你才该画点别的，你不能只画喜欢的，否则要怎么学习呢？”

乔伊又对我说：“要画人就画全身站姿，你通常只画半身，这样不好。”

“可是我不喜欢把人画成站姿，那样不自然。”我辩解着。

“可是这是事实啊，你应该画真实的事物。”

由于我离开美国太久，所以自觉待在这儿始终比在台湾时更像个格格不入的外国人。班上和我比较接近的同学多半来自亚洲或非洲，其余的同学对我而言只是一大群友善可爱的人，他们尽管和气，可是却不很积极想和人交朋友。我只好继续做我的旁观者，以超然的立场注视着在眼前开展的生活。

乔伊常会透过那副深度近视眼镜打量我的画，而后批评：“你把模特儿画得太漂亮了，你画的人全像电影明星。”

“可是这就是我的感受啊。”

“你太理想化了，画真实一点！”

只有那个名叫以撒的黑人模特儿欣赏我的画。

一天下课后，我和以撒在教室外喝可乐，他低声跟我说：“你知道吗？老兄，每当你在画我时，我都觉得你我之间有一种交流，你全身散发出一股别人没有的精神，感染了我。我想其他人大概有点怕我，因为我块头这么大，而且又是黑人。”

“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我问。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我去敲白人学生家的门，你说结果会怎样？老兄我告诉你吧，到时那一带的人包准会打电话报警。现在的人一个个胆小如鼠，而且孤僻，想和他们交朋友，简直难如登天。”

以撒说着便闷闷不乐地往饮料贩卖机上重重一靠，差点没把贩卖机撞歪。

我沉吟地说：“我也有同感，尤其是在班上。老师一天到晚只会批评我们，却很少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正确。”

“因为他们惟恐会破坏你们的创造力。”以撒笑着说，一边伸着长长的手臂伸懒腰。他那黝黑高大的身躯竟透着一股温柔的尊严。

于是我告诉他：“你也散发着一股精神，使我想将你画成强壮又威严的模样——就像一个非洲王子。”

“非洲王子！”以撒闻言大笑，“这倒挺不错的！”

“在我眼中，你真是那个样子，”我连忙表白，“如果我在人们身上发掘出美，难道不该将它画出来吗？”

“当然应该啦，”以撒高仰着下巴，又说，“尤其是在你画非洲王子的时候。”

我忍不住大笑，随后说：“有许多画压根就谈不上美，我总试着去欣赏它们，可是却怎么也欣赏不出它们的优点。这世界上充满这么多美好的事物，又何苦去画那些丑陋的东西？”

“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老兄。”以撒说完便又走进教室去摆姿势，扮演非洲王子了。

我还在外面想，想：“我为什么不爱画背景？我为什么只爱画人，而且是和土地沾不上边的人？”

于是我又开始提出疑问了！看来我大概是刚离开一个国家，却没真正进入另一个新国度，所以仍在两者之间漂浮悬荡。

潮声

在我开始上艺术课不多久以后，我过去的老同学乔神父打电话来，要我去他的教堂。乔马上就要离开这儿到另一个城去，他邀请我去参加告别弥撒。

那座小教堂坐落在圣地亚哥的墨西哥人区里面，很难找着它。当我终于到达教堂的时候，看见我的老同学站在门外等着。

“乔！”我跳下车子，喊了起来，“喂，好多年不见！对不起来这么晚，我真担心弥撒已经开始了。”

“这一带没有人会迟到的。”乔神父吃吃地笑着，“我们总是把时间订早一小时告诉要来的人，事实上下一个钟头才是计划里的时间。”他看一看表说：“你还有半小时呢！”

“这个嘛！好像我在清泉的教堂。”我笑着说。说着我感到一阵寂寞，实在很想念山上的那些人。

“也许你会发觉，墨西哥人可能很像你的山胞。”乔神父很快地说，好似他看穿了我的思想一般。

在弥撒进行中，一个矮小、黑发、留着大胡子的青年带领着人唱歌。他穿着一件闪光的雪白衬衫，白长裤和尖头皮鞋。他棕色的脸在幽暗的教堂里发光。看上去二十五岁左右——非常墨西哥味。

在这个人唱的歌里面有一首叫Amigo，是西班牙文“朋友”的意思。我也不了解歌中其他的字义，可是知道唱的是友情。不知怎的，我认为那个人正在为我唱这首歌。

弥撒结束以后，我跟人在讲话。我注意到，那个小个子正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温暖地拥抱着每一个，用着真情。他使我联想到蝴蝶——从一朵花飞到另外一朵花，可是从来不停很久。他有一种辐射能，差不多可以讲是一种炽热，使他在人群里如此抢眼——使人不觉得他的个子小。我不晓得他会不会从我这边经过。

“这是西斯哥，”乔神父突然说，带着那个人向我走来，“我们了不得的音乐指导。”

“你说西班牙文吗？”西斯哥跟我握手的时候问着。

“只会一点点……我知道amigo，是什么意思……”

“他说中文。”乔笑着说，“从台湾来的——我们在几百年前是同学！”

西斯哥瞪着我，微微笑着。他使我感到似曾相识，使我觉得早就认识他了。

“你的教堂呢？”他说。

“我在念书，”我说，“目前没有教堂。”

“那你跟我一样是个学生。在哪个学校？”

“州立大学，在念艺术。”

“我也在那里上课，音乐系。也许下课以后我们能够碰碰面。”

我们安排了第二天学校见。

我后来发现，西斯哥来自一个贫苦，有着十六个孩子的家庭。他的家在蒂华纳，墨西哥跟美国交界的小城，可是他在美国这一边念书已有好几年了。

当我在图书馆外的绿草坪上等他时，我开始翻阅一本西班牙文书，念起墨西哥人的语文来。

西斯哥穿过一群学生匆匆忙忙地走过来，抱了一个占住他身子一半的大录音机。他的脚步踩过草地，东张西望地在人群里找。我招招手，他微笑着，走上来，放下录音机，然后给了我一个热烈拥抱。这是墨西哥的招呼方式。

这真是奇怪，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在上千的同学里来个拥抱。在同样的图书馆外，我曾经想过：这是一所多么冷淡而不友善的大学。就在他出现的那一刹间，好似整所大学的学生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才下音乐课呢！”西斯哥气喘喘地说。

“看见泰莉没有？”

“谁是泰莉？”

“你没在教堂里看过她呀！那个嘛！金头发的，手断的女孩——她出了一场车祸。”西斯哥一面讲一面紧张兮兮地用眼睛四下张望，“我猜她还没来。我叫她来这里会面的。好吧，既然在等，我们还可以去打电话给露丝。”

“谁是露丝？”

“你知道嘛，教堂里穿白衣服、绑辫子的那个女孩。我跟她讲要打电话的。”

我们向电话亭走去。西斯哥拿起话筒又放下了，说：“也许我该先打给琳达。”他拨了号码。

“琳达是谁？”

“你晓得，那个女孩……喂，喂？哦——”西斯哥的棕脸变成白白的，按住话筒跟我说，“是露丝。她居然在琳达家，我完了——”

我站在那儿，欣赏着这个浪漫的墨西哥青年如何甜言蜜语，轻轻在电话里安抚道歉。

他真是迷人，我想。我实在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他的女朋友。

“你猜怎么样？”挂掉电话，西斯哥说，“今天晚上大家都要去马丘。你来不来？”

“什么马丘？”

“不是人，是海边一个吃墨西哥东西的地方——那儿的菜好，还可以跳舞。今晚所有的朋友都会在。”

才说着，上来一个金发女孩，一只手臂吊着绷带，另一只手叉着腰，脸上一阵愠怒掠过。

“西斯哥，我等你好久啦！”

“呀！泰莉，你好漂亮啊！泰莉，我去打了个重要的电话。对不起，你原谅我吗？”说着又抱、又亲。

“你真甜蜜。”泰莉喃喃地说着，眼看被这魅力所迷倒。

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马丘——一个又大又吵离开海滩不远的餐馆。在那儿，我碰到露丝，一个害羞的女孩，穿着绣着小花的墨西哥白衣。碰到琳达，一个大女人带着宽厚的微笑，她弹吉他。他们跟一群墨西哥的大学生坐在一起。其中罗莎和她的男朋友路易斯都是州立大学的。

西斯哥和琳达开始合唱一首有关渔夫和船的西班牙歌。

“他们看起来真是一对，不是吗？”露丝拂了一下她垂在肩上的辫子，“琳达那么大，西斯哥那么小。”

“可是他们的歌声配合得那么完美。”

“对呀！就像渔夫和船。”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离座去跳舞了，只有我坐在位子上看。那个大块头琳达把我拖起来。

“来呀！”她笑着，“你来学学墨西哥舞！”

我们跟着高瘦的路易斯，配着墨西哥的音乐，跳起好像台湾山地人的舞蹈来。这样跳着，倒像回到了台湾。

在那样的夜晚、那样的音乐里，我好似回到了二十年前高中时代的舞会。或说十年前吧，十年前跟雅美族人在兰屿的海边跳舞。或说去年，去年在清泉跟朋友跳舞。

过去的岁月在那个夜里一起归来。当我们手拉着手成了一个大圈圈时，被接纳和结合的那种感觉使我感到大家是一体的。原先的孤立和寂寞都在音乐的节奏里暂时消失。

“我们到海滩去！”西斯哥说，那时我们正离开马丘，其他的人都散了。

“现在？！现在已经半夜了！”

“有月亮——看，还有星星。来，我要带你去看我的一块特别的地方。”

我们走了一小段距离，踩过柔软的沙子直到水边。起伏的海浪有节奏地冲刷着海岸。

“它们发光，”西斯哥轻声说，“月光把海浪照得那么白。”

我们爬上一堆深入海水的大石块。西斯哥安静地站着，面对着海潮，他的脸也沾上了月色照耀的微光。

“刚才跳舞的时候，其实我在伤心。”西斯哥微笑着说，“女孩们都很漂亮，是吧？”

“是啊！她们好像都喜欢你。”我停了一下，望着他面对深蓝色天空的侧影，“他那里面有没有你的女朋友？或者说，她们全部都是？”

“总算问对了。”西斯哥笑了起来，“事实上，我全部都喜欢，可是没有一个是我的女友。我——是有一个女朋友，可是她们都不知道她是谁。”

“为什么？”我安静地问。

“如果她们知道的话，我就不能这么……自由了。在墨西哥的传统里，女朋友是很特别的，女朋友就等于未婚妻了。”

“所以你就一直瞒着别人？”

“对，所以也才那么难过。我一直守着秘密，甚至不敢带她去任何聚会，否则我们的压力就大了。”他凝视着远天宁静海面上的月亮，又说，“我现在不想结婚，也不想就这么放弃……”

“放弃……”这个字在我心里回荡。

“放弃实在太痛苦了，我不想穿越那种痛。”

我们默默地望着海浪，好久好久。我聆听它们轻轻拍打着岩石。那声音像音乐一般富有节奏——那声音，那令我更了解的声音，胜过了那天晚上舞蹈时的音乐。

“你觉得潮声在对你说什么？”我冲动地问西斯哥。

他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儿是属于他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知道，他在很细心地聆听海涛。

“它们对我说：接受疼痛，如果你想得到平静，就得接受疼痛。”

我们不说一句话的开车回家，各自想着潮声带来的信讯——也同时怀疑，怀疑这究竟能不能办得到。

没过几天，我又去了那座墨西哥小教堂，去看我的老同学乔神父。他在教堂外面，正把行李装到汽车里去，正预备要搬去别的城市。

“离开这座教堂，对我来说很难。”他有些伤感地看着四周，“这就好像，好像昨天我才来到这儿。”他坐进车里，对我说：“常常回来吧，虽然我已不在这里了。”

“谢谢你！乔。”我说，“我刚刚交了一个朋友，在美国的这一年，我会开始喜欢的。”

“我也希望这是快乐的一年——对你。”他说着，然后我们终于握手告别了。他又忍不住下车，走上来拥抱我。

“会想念你，乔。”我轻轻地说，“我们总是离得那么那么远……”

“是啊！”他试着挤出一个微笑来，“再见——直到另一个几百年以后再见喔——朋友——再见了——”

哥哥归来了

我和哥哥杰瑞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没和家人在圣地亚哥的老家团聚了。所以当杰瑞由台湾返美，与我们共度几天假期时，对我们而言那真是一次难得的团圆机会。

杰瑞先到欧洲参加一项大众传播会议，而后才转道纽约，返回老家。几天后，他又要飞往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十个城市从事访问。

我对我那精力充沛的哥哥说：“你的气色真好，搭飞机总也搭不累吗？”

“不会！”他答，“搭飞机时才是我仅有的休息时间，累人的是开会。”

我们一起到海滩去游泳，躺下来做日光浴，一同交换自身的经验及看法。

“还记得小时候爸爸怎么带我们来海边吗？”杰瑞注视着海潮，又说，“他爱海。”

“记得。”我说。那时的光景又回到记忆里来。“爸有一次把我放到深水里去，保证一定安全，后来海浪整个吞噬了我，爸把我捉住时，我看见他在笑。他说我用脚划水的样子真有趣。也许那的确有趣，可是我才四岁啊！”

“无论如何，我们两个学会游泳了。”杰瑞微笑着。

我又回想到从前。“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在海边散步，我记得他用手指着海的远方，说，如果你看得够远，你可以一直看到中国。我看了又看，最后我只有告诉爸爸我看不到什么，爸很神秘地微笑着——你会的，他说，有一天你会看见中国。”我跟哥哥说。

“这好像他预先就知道了。”杰瑞说。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看阳光舞蹈般地在洗刷着我们的海浪中闪烁。

“你的艺术课，上得怎么样了？听说老师不喜欢你老是画人。”杰瑞问。

“没错，我真希望能让那些老师明白，对我而言，一张脸，一只眼睛，微翘的唇角或者一抹笑容，甚且是一条皱纹……都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你作画的动机。”

“是的，我想将自己认为美好的事物再创造，而我认为美好的便是活生生的人。”

“嗯，德不孤，必有邻，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好些伟大的画家看法都和你相同。”

“也许我晚生了几世纪吧。”我感叹道。

“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想去看看你上课的情形，听起来满有意思的。”

第二天，杰瑞果真跑到学校来找我，那时我们正好结束了为时三小时之久的艺评课，评论的对象正是班上同学的第一幅画，主题仍是静物写生。

我的画简直惨不忍睹，用不着乔伊批评，我就有自知之明。我把橘子画得像棒球，苹果画得像气球。

“请问你画中央浅黄色的东西是什么？”乔伊的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的画，一边轻蔑地问。

“是萝卜。”

“萝卜？我还以为是哪个人的鼻子沾了油漆哩。”

“呃，”我自卫地说，“我不喜欢萝卜，甚至从来没吃过；它们难看又难吃。”

“得了，我们不能只画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要画不喜欢的东西，这样才会有学习与进步，你说对不对？”

我暗暗叫苦，乔伊却转身望着正在一旁欣赏我挨训的哥哥，而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弟弟恨透了没有生命的东西。”

“我知道，”杰瑞含笑答，“他最喜欢画人，所以他画的萝卜才像人的鼻子。”

那天我是和杰瑞一起笑着下课的。我很开心，因为杰瑞是那么幽默地接受了我大老远由台湾赶回美国，为的是学画画，结果画出来的水果却像鼻子、棒球和气球。

那晚，我们一起去市立监狱，西斯哥打算为犯人们演唱，特地邀我们一道去。

监狱里关的多半是非法的墨西哥移民，他们全是在蒂华纳偷越边界时被逮着的。这些人知道不会在牢中待太久，所以大伙都很快活，再加上圣地亚哥市立监狱内设备齐全，住起来还挺舒服的，这儿有篮球场，大厅里还铺着地毯，此外还设有电视，这些墨西哥人一辈子还没有过如此豪华的享受，简直把这里当做希尔顿大饭店的套房了。

但是狱中另有一批犯人的罪行较重，所以一个个便愁眉苦脸的；原来这批人专门压榨穷人，然后带他们偷渡国界，自然罪加一等。

自从杰瑞和我成为神父以后，我们始终不曾在家乡共同主持过弥撒，却万万想不到这头一遭竟会在监狱里举行。

弥撒结束后，我们合唱了一首混合了中国歌、山地歌、美国歌以及西班牙歌的什锦歌，西斯哥也为犯人们独唱了几首曲子。

我们离开监狱后我问哥哥：“你觉得西斯哥这人怎样？”

“他很有魅力，我看得出你为什么喜欢他。我觉得他非常像你另外一个极亲密的朋友。”

“谁？”我一时之间还真想不出杰瑞指的是谁。

杰瑞凝视着我，然后以充满兄长关爱的眼神朝我一笑道：“耶稣。”

我想了想，觉得杰瑞的话还真有几分道理。西斯哥一头鬈曲的长发及胡子，深棕的肤色及敏锐的关怀力都像极了画像中的耶稣；说不定他的魅力正出于此。

第二天早晨，杰瑞和我在家附近的教堂主持弥撒，母亲及弟弟一家人全都到了，他们为我和哥哥感到骄傲。仪式结束后，我告诉众人杰瑞想说几句话，杰瑞便用中国话说道：“我不太习惯用英语在许多人面前说话。”众人听了都愣在那儿，在场只有一位坐在前排的中国女士听懂了他的话，立刻鼓掌，其他的人这才跟着拍手叫好。

我们正在教堂外和教友道别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便走过来大叫：“天哪，真是你们俩哪！”接着便猛和我们握手，再凑到我们耳畔说：“听说你们兄弟俩都是神父，我本来还不相信，因为我从没见过你们俩一起出现过，我还以为是在骗人呢，哈！哈！”

杰瑞和我也跟着大笑，但我内心却有些悲哀，因为我们兄弟俩确实很少以神父的身份一齐出现。那天下午，哥哥就离开了美国。

机场送别回来，我的母亲很平静，几乎带着欢喜的声音说：“无论如何，总算全家团聚了一次，虽然只有几天……”我无法注视弟弟格兰悲恸的脸，对他而言，哥哥杰瑞就等于是父亲。杰瑞的走，带给我们悲哀，虽然谁都不说。

那天我在学校碰到西斯哥，他一见我就说：“朋友，你怎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想念我哥哥。”

“哎，等你回台湾后自然会再看见他的嘛。”

台湾，是的，我将返回台湾……想到此，我思念哥哥的哀伤竟猛地转变为另外一种哀伤，因为我终将离开这里，又得面对另一次分别。

“我好像总是在和人分离……”我说。“你不想回台湾吗？”

“我不是不想回去，只是——”

“你不想离开。”

“是的。”

“那你何不留下来，要不就去墨西哥？”

“墨西哥？我一直想去墨西哥，可是那儿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梦想，并不真实——”

“我们一起去，”西斯哥哄着我，“一等学期结束，我们就一道回去，到时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

这时，西斯哥随身携带的录音机内正好播出那首西班牙歌曲：《朋友》，这首歌正是我第一次去他的教堂，他为我而唱的曲子。

我们默默地聆听这曲子，这回我能听懂的歌词更多了，意思是说朋友相伴共度人生的旅程。

西斯哥转过身，伸手搭上我的肩说：“你知道吗？我每回听这首歌时都会想到你。”

边界

我在圣地亚哥的家距世界上最忙碌之一的边境城蒂华纳只有半小时的车程。每逢周末假日，总有大批观光客涌向这热闹拥挤的墨西哥小城，将五号公路塞得水泄不通，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的关卡更是车满为患，挤得吓人。

记得小时候，我常和家人到蒂华纳去购物、看赛马，然后吃一顿丰盛的墨西哥大餐。那时我对蒂华纳的认识也仅限于此。记得那儿的商业区外便是一片起伏的山丘，许多小屋分布在山上及干河床上，那些小屋都是铁皮或木板搭成的，看上去十分简陋。蒂华纳住着许多穷人，他们多半是内地来的，本来一心想越过国界，前往美国打天下，最后却被困在国界这一端，始终难越雷池一步。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随着西斯哥去拜访他在蒂华纳的老家。我已经多年没去那儿。当车子经过城内的商业中心时，我注意到观光区好像比以前繁华了些，可是其他地方的房舍还是一样地破旧简陋。

西斯哥的家距公路不远，外观很朴实，看得出是中等家庭的房子。我会见了他的兄弟姊妹及母亲——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居然连生了十六个美丽的孩子，自己却依然相当年轻，体态丰腴，而且和西斯哥一样温和亲切。他的父亲则很沉默，总是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他的弟弟妹妹们围着我，推我坐下，然后开始表演墨西哥歌舞。

他家里挤了一屋子的人，除了家人外，还有不少孩子们的同学朋友；这儿人多，吃的更多，西斯哥的姊妹们不停地端东西请我吃，差点没把我喂死。

我想利用这次来蒂华纳的机会搜集一些墨西哥歌本，西斯哥的弟弟巴罗便自告奋勇要带我到商业区去买。那时已是下午五点，我晚上七点还得赶到圣地亚哥一所小教堂去主持弥撒，但由于那地方距边界很近，算算时间应来得及，于是便欣然前去买歌本。

结果我却大错特错。

当我看见巴罗的车时，忍不住大叫一声“哇！”我的意思原本是称赞他的车，但他却误会了，以为我嫌他车子脏，所以他就找了些破布来，整整花了十五分钟的时间将车子擦干净，然后才载我去买歌本。

我们找遍了商业区的店，可是始终找不到我要买的歌本。最后总算在一家小型的乐器店找到了一本旧的。我说这歌本正合我意，再加上时间已不早，于是催巴罗快些回去。

可是巴罗却很热心，非要帮我找到不可，于是又载着我找了好几家店；我一路紧张地直看表，都快六点了，我真不知该立刻赶去教堂，或者先打电话去询问情况，但不论如何，我绝不能再这么慢吞吞地浪费时间。

巴罗不懂英语，我费了好大的唇舌才让他明白我得立刻赶回去，以后有空再来继续找。我们回到他家后，西斯哥立刻开车载我赶向边界，我一看见路上排着长长的车队，不禁庆幸自己将车子留在美国国界那儿。这么一来我只消步行到关卡，然后就可开着自己的车赶去主持七点的弥撒了。

我向西斯哥道了谢，然后便转身跑到关卡前。这时已将近六点半了。

只见关卡前已排了四条长龙，那些观光客全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在那儿等候检查，而我却只有一本歌本，所以便急忙赶到最短的那一队，排上去。

幸好长龙向前移动的速度很快，检阅人员只是在查毒品及非法物品。

快轮到我接受检查时，排在我前面的男人打开他的购物袋，检阅人员由袋里取出两瓶名叫“狄奎拉”的墨西哥烈酒。

“这种酒一人只能带一瓶。”检阅人员对那个男的说。

那个男的已经喝得醉醺醺，一听这话便不由分说地拿起其中一瓶酒，当着检阅人员的面往检查台上一砸，瓶子登时被砸个稀烂，溅了一桌一地的碎玻璃片及酒。

“喏，现在只有一瓶了。”那男的口齿不清地说完，转身便要离去。

“站住！”检阅人员大喝一声，然后一把揪住那人的衣领，在另一个检阅人员的协助下，将那人拖上楼。

我担忧地注视这幕情景，只希望他们将那人丢进牢后快点回来继续工作。

可是那两个检阅人员一去之后就没再回来，只听见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我无助地看着表，这时已六点四十五分了。

我绝望地想：我一定没法准七点赶到教堂，要众多的教友等候迟到的神父，这该是多么糟糕的事啊，到时我一定会窘死的。

我眼见情况不妙，于是火速冲到隔壁那一队，强挤到一个抱满大包小袋的胖女人前面，然后难为情地笑着向她解释我是跟排在她前面的男人一道的(这时我只能祈祷那人不是她丈夫）。这个小谎果然奏了效，让我顺利到了排头。

“你从蒂华纳带了什么东西？”检阅人员问我。

“只有一本书，”我紧张地笑着答，一边把那歌本拿出来，“只是一本小书而已。”

“没带酒吗？没带鞭炮吗？”对方狐疑地追问。

“没有，没有，统统没有。”我不耐烦地看着表，一迭声地否认着。

“那你紧张个什么劲儿，老兄？下一个！”

谢天谢地，我终于出了关，于是立刻拔腿冲向停车场。

可是我该去哪个停车场呢？边界附近有十几处停车场，我却忘了把车停在哪一处了。我只记得当时过了一条桥，如果我能找到那条桥，就可找到我停车的地方了。紧接着，我竟瞥见了我的车——我可爱的车！太棒了！现在我只需问清到教堂的路怎么走就可以啦！

我找到一个电话亭，谁知身上却没有零钱，幸好话亭旁有家超级市场，我便冲过去换零钱。

我掏出仅有的一张二十块钞票，收账员露出可爱的笑容问：“你要怎样的零钱？全部一分钱吗？来，一、二、三……”她分明是存心捉弄我。

“不，不！我只要一个硬币打电话。”我急得大叫。

“哦，那其他的都给我当小费啰？”这收账小姐还真有幽默感，完全无视于我那紧张得直发抖的双手及满头的大汗。

“求求你！我要赶时间！”

好不容易才换到零钱，打通了电话，仔细聆听对方的叙述，记牢了要由五号公路前往教堂的方向。

之后我冲上车，发动引擎，飞也似的驶出停车场。

可是我却找不到转往五号公路的岔路，到处乱绕了一阵之后，我终于开到了八○五公路，心想由这条公路去也是一样。

结果到了七点正时我仍在路上乱兜圈子，迷路使我急得满头大汗，只能不住祈祷奇迹出现。

我相信自己离教堂已不远，于是在一处加油站前停下来问路。

“请问哈定十六街怎么走？”我向加油站里一位女士问路。

“对不起，我不知道。”她答。

“那你知道圣安东尼教堂在什么地方吗？”我依旧不死心。

“喔，知道，就在哈定十六街上。”

我瞪着那女士，不知她是当真的，还是在跟我开玩笑。

“呃，那要怎么去呢？”我再接再厉。

她终于把方向告诉了我，我便跳上车全速赶向目的地，一边思索着各种理由，好被交通警察逮到时有所说词。

最后，终于望见了那座教堂，只见教堂里灯火通明，外面还停满了车。现在已是七点十五分，我迟到了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到极点。

我停好车，三两下脱下身上汗湿的衬衫，然后下车，走向教堂后门。

进了教堂，我找到了神父换装的小房间，结果看见当地的本堂神父正带领众人念福音，不禁大松一口气，等福音念完之后，才轮到我上场，说不定我还来得及。

房间墙上挂着一件白袍，我一把抓下它，往身上一披，再拉上拉链，没想到拉链居然卡住了，我拼命扯着拉链，在这当儿，我事先精心预备的讲道稿不声不响地掉到地上了，我竟无所觉，紧接着，我便听见神父对众人说：“请坐。”

我听见众人就座的声音，一边狠狠扯着拉链，可是拉链却不听使唤。

本堂神父又开口了：“我们本来请了丁神父来向各位布道，可是临时却不知出了什么事，他到现在还没——”

“我来了！”我急忙大叫，同时抓紧身上的白袍，冲出更衣室，自觉活像刚由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

本堂神父转过头，一望见我，立刻傻了眼。

“噢，丁神父，你来了。”

我尽可能不去注视教友们惊愕的脸庞，显然他们一定都在想：圣坛上的神经病是打哪儿跑来的？他来干什么？

“我找不到教堂。”我故意大声对本堂神父说，好让大家也都听见，但我却绝口不提蒂华纳之旅及那只被醉鬼砸碎的酒瓶。

“来。”本堂神父和气地说。我原以为他会凶巴巴地瞪我一眼，然后叫我滚蛋什么的，但他临去时只朝我亲切地笑笑，什么也没说。

我一手去掏衣袋里的讲道稿，另一手去拉拉链，拉链倒是乖乖听话了，这才发觉讲道稿却又不翼而飞！

我望着前方一张张满怀期待的脸，只好硬着头皮开口了。我谈起在台湾的生活，没想到愈说愈流畅，我并不太确定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却很高兴能及时赶上讲道，所以我的言词之间便充满感激之情。

弥撒之后，许多教友都上前告诉我他们很欢迎我来，并谢谢我为他们讲道。我向他们解释我离家太久，对圣地亚哥一带的路况不熟，以致迷路迟到，十分抱歉。他们却说我太谦虚了。谦虚？我在蒂华纳时不但撒谎，而且还插队，这种人能说是谦虚吗？不过他们当然不知道真相啦。

本堂神父过来对我说：“这是你的吗？”我低头一看，见他手里正拿着我的讲道稿。

“这是我在地板上捡到的。”

我赶紧再度低头道歉，我敢说他一定不想再见到我。

可是大出我意料的是，这个亲切和气的神父居然望着我说：“你是否能再来这里主持弥撒？每隔一星期来一次好吗？我需要你的帮忙，再说你现在已经认得路了。”

于是在此之后，我便每隔一星期前来这座位于哈定十六街的教堂讲道。这项工作渐渐成为我生活中颇重要的一部分，但我却从来不曾把那趟蒂华纳之旅及醉鬼砸酒瓶的事告诉那群可爱的教友。

窗帘

西斯哥在圣地亚哥租的房间小到连一个人都快住不下的地步，但他却收容了一个由萨尔瓦多来的，名叫胡利欧的难民。他们俩都不太在乎房间的外观，房内到处丢满了书籍、唱片及衣服。天花板漏水，墙上布满黑印，窗上糊着旧报纸，简直是一塌糊涂。

一天，我问母亲：“妈，家里有没有多出的窗帘？西斯哥那儿的窗户上贴着报纸，难看死了。”

母亲听了便拿了几幅漂亮的新窗帘给我。“喏，拿去吧，这些都还没用过呢。”

第二天，我就把新窗帘拿给西斯哥。

他瞪着窗帘好半天，继而才柔声问我：“老兄，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个？”

“因为你的房间需要它们。来，我替你挂上。”

“谢谢你，老兄。”他说。但他却没帮我挂窗帘，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窗户上压根就没有窗帘杆。

“我去替你买一根。”我兴致勃勃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买了窗帘杆回来时，却见他皱着眉坐在地板上。

“怎么了？你不喜欢这些窗帘？”我纳闷地问。

“不是，它们很漂亮，谢谢你，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它们呀。”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很穷？”他气呼呼地问，“所以你想帮助我，是不是？”

我立刻恍然大悟，原来我只顾着帮助他，无意中竟伤了他的自尊心。

“我不需要你帮助，”他心烦地说，“我并没有求你帮忙，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自以为很有钱——”

“不，不！”我连忙分辩，“我这么做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想和你分享一切……也许我不该这么做的。”

这时候胡利欧刚好进来，看见了那些窗帘，立刻说：“噢，我们终于有个像样的东西啦，真好！”

但西斯哥却一声不响，之后我就离去了，临走前，他说第二天会打电话给我。

我回去后便开始思索自己想帮助西斯哥的动机，就某方面而言，他的确代表了一群我所关心的人——穷人，以及受压迫的弱者。可是我这么做是否只单方面地表达了我助人的欲望，却忽略了他的感受？

第二天上课时，我开始为西斯哥画像，画中的他和一个女孩并立在一间教室的窗前，似乎在保护那群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不让他们遭受伤害。

我作画时，那个名叫以撒的黑人模特儿便在一旁观看。

“画得很好，”他说，“你画的是一群受压迫的人，对不对？”

“对！”我说，“我想把帮助他们的意愿表现出来。”

“我在你这幅画里看见了天主！”以撒缓缓地说，“他说：不要只是怜悯穷人，还要爱他们。”

“还要爱他们……”我重复他的话。

以撒转过头注视我，他那双大眼睛闪闪发光，炯炯有神。“也许你才是穷人，而受你帮助的才是富人，他们能够给予你的太多了，你正好画出了他们生命中的美。”

我再度端详那幅尚未完成的画，然后又看看以撒，心想：他的感觉实在很敏锐。

“记着，”他继续说：“我也是个艺术家，我也是个受压迫的穷人，所以我很清楚其中的甘苦。”

听完这席话后，我第一次开始忘我地作画，不但上课时画，下了课以后仍利用晚上的时间专注地画下去。现在乔伊常常走到我身边看我画，但我却不理会她。

我画到第三天时，她终于忍不住问：“你打算整个学期都画这幅画吗？”

“我只是觉得慢工出细活，”我自豪地说，“我不觉得速度快有什么好。”

乔伊听了就没再表示什么，然而当我完成那幅画，全班举行艺评时，她评了每位同学的画，却单单不评我的。

下课后，我正待离去，她却对我说：“你好像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我就不帮助你。不过我想提醒你：这门课是希望大家能有所学，而不只为了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

当时我还听不太懂她的意思，于是以为她在赞美我。

自从我送窗帘给西斯哥后，他就一直没再打电话给我。他既然不打给我，我也不想打给他。我想：他或许不愿再和我交朋友了，说不定我们也不会一起去墨西哥了。这些天来，我的心情十分恶劣，自觉受了伤害，于是将所感受的痛苦灌注入那幅画中。

末了西斯哥终于打电话给我，约我见面。我将那幅画藏在车上，打算送给他。见了面后，我发现他也很痛苦，原来他的女朋友移情别恋，他担心自己若再不采取行动，就会失去她了。

“老兄，最近我一直坐在家里，等着你来找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

“我也一直在等你，我担心你不要我这个朋友了。”

“我伤了你的心了，是吧？”

我不说话，继而点点头。

“实在对不起！”他大声说，“我说什么也不愿伤你的心，可是我有时却很不稳，往往对我深爱的人很无礼，我——”

“好了，老兄。”我打断他的话。这时，他已捧着脸哭了起来。

稍后，我平静地说：“我带了样耶诞礼物给你。”接着我便将车上的画拿进来。

“这是你为我画的？”他惊异地问，一边擦干眼泪，瞪着那幅画，“这太过分了……”

“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帮助你。”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为了……为了我就想这么做。”

他默默地端详那幅画许久，之后才说：“这幅画中站在我身边的女孩——很像我的女朋友。”

我们又沉默了很久，接着他才望着我微笑道：“谢谢你，我的朋友，谢谢你帮助我。”

我正待开口回答，他却猛地起身去拿他的吉他，信手弹起一首西班牙曲子，继而漫不经心地问：“对了，你的西班牙语练得怎么样了？下星期学期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还要一道去游墨西哥哩。”

墨西哥之旅

西斯哥果然遵守了他的诺言，在新年的前一天我们一同飞向墨西哥。在那儿，古老的大城瓜达拉哈拉，泰莉和露丝正在等着我们。她们为着拜访亲戚，从美国早几天就来了。

其实，我实在是不太喜欢一群人共同旅行，可是跟着西斯哥在一起，呼朋引伴使得他心满意足，在他的身边总要围上一大批人才叫快乐。

那是我第一次深入墨西哥而不只是在美墨边界的小镇蒂华纳。抵达的那天正是除夕，我们一群人全坐在露天咖啡座上。夜色中透着凉意，邻近一个大喷泉在我们说话时洒着细语般的水声。小小的乐队奏着墨西哥的音乐。整个的蓝夜充满了色彩、歌声和迷人舒畅的异国风情。

“喜欢我们的国家吗？”露丝问我。那时西斯哥和泰莉早已加入了一群陌生人在广场上跳起舞来。

“就像想象中的墨西哥——丰富、美丽……”我说。广场的那一边望去，古老的教堂沐浴在金色的灯火下。“我真不懂，某些地方可能焕发出如此的美，某些地方就怎么也出不了这种情调……”

“那是因为这里的人……”露丝说，“他们更有诗意，而生活中并不只是赚钱。”

“西斯哥说你写诗？”我问露丝。

她羞红了脸，轻轻地说：“诗是一种看事的方法……”

“艺术也是——”我说，“像画画吧，我总试着透过我的画笔使那份灵魂深处的特质显露出来。”

露丝瞟了我一眼，又望着远方拥舞着的西斯哥和泰莉，淡淡地说：“我看过你替西斯哥画的画像……那里面，不只是他，也画进了你自己的欲望。”她突然快速地问着，“你想像他一样，对不对？”

我想像西斯哥？我愿变成西斯哥？谁说的？

“谁说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低声回答。一时里，内心不知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产生了控制不住的微痛。

异国的夜如同一出彩色缤纷的剧，歌声里夹着男女的笑声和呢喃。我的朋友西斯哥穿着白丝衬衫紧抱着泰莉慢慢地在旋转，那一对身影转了又转，有如一个漩涡，将人转进无底深沉的华丽之梦……在这一刻里，孤寂却一丝一丝渗进我心。为什么？

“也许——”我说。

“也许，是我想做另一个泰莉……”露丝缓慢苦涩地说，“看，她活得那么投入。光、彩、色，还有自由……”

也许，是这份陌生的“生之浪漫”，激起了我内心的波澜。也许，我的确愿意做另一个西斯哥，享受他那开放的自由，这是我个性中所没法达到的一个境界。也许这才是他那么吸引人的地方……

看着那一对滑向我的身影，两张沉醉的青春之脸，听见他们在向我笑喊：“来跳舞呀！巴瑞，来嘛！坐着干什么？”我觉得那笑声好似来自世界的尽头。

“你想跳舞吗？”我问着坐在对面的露丝。

“不，一点也不想。”露丝十分索然的，顺手拿起一个玉米饼慢慢吃起来。她的眼光追随着又转舞开去的西斯哥。我们一起盯着那一对舞者，直到泰莉的哥哥米盖出现时才醒觉过来。

米盖的身后跟着一队“玛丽阿契”[1]，他们边走边奏着夜曲。“嗨！美国人，上来一起唱歌吧！”那群俊美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呼唤着我。他们全穿着白丝衬衫，黑色的紧身裤，头上戴着墨西哥宽边帽。

我向他们笑笑，并没有加入那个行列。那群人走向广场边一个住宅的楼下，对着二楼幽暗的阳台热烈地奏起情歌来。

“她不会出来的，我知道她想出来，但她妈妈不许。”那群人中间留着小胡子的一个喊道。

米盖和露丝看见这种景象，都笑了起来。经过他们的解释，我才知道那一队歌手，原来在窗下向着一个并没有出现的女郎唱着“西班牙小夜曲”。

我发觉自己置身在一种从未曾经历过的生命情调里，在这迷幻的夜晚，我的心灵饱涨着快乐和快乐极深之处所引出来的悲伤。如果生命中有什么叫做浪漫，今夜就是它的魅力。毕竟，我也有着半个艺术家的灵魂啊！

“喂！想来点酒吗？”一个黑皮肤的年轻人望着我，笑笑的，一面晃着一只大壶。

我想拒绝他的好意，可是却伸手接了过来，对着酒壶喝了一大口。

“是什么？”我问。

“噢！只是一种淡酒。”

这时，西斯哥和泰莉走回来了。我望着这到了墨西哥就不肯分开一秒钟的一对，很愉快地对他们笑笑，接着又喝了一口。

西斯哥把酒壶一把抢去，尝了一点，这才瞪大着眼睛对我说：“小心，这里面可能掺了东西。”

虽然西斯哥叫我谨慎，我还是和那群人分喝了好多口。

“好啦！我们回去啦！姐夫在等。”泰莉叫喊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预备住在泰莉的姐夫家。泰莉的姐夫是个斗牛士，家里也开了个牧场，专门在那里养牛。

一路回去时我们放大嗓门唱歌。我们五个——西斯哥、米盖、泰莉、露丝和我都在唱歌，就这么唱着进了泰莉的姐夫家。今天是除夕，今天大家都是快乐的。我突然又觉得幸福，那么地幸福使人不想再分析任何心情。

一到姐夫的家里，我们向等候着的人讲起广场的情歌队还有那壶酒。泰莉的姐夫听了，马上拿出一瓶外表看上去极为昂贵的酒瓶，往我手里一送。

“这才是真的‘狄奎拉’，”他说，“你看见瓶底的虫没有？你刚才喝的不是‘狄奎拉’，算不得什么——”

我望着那条静静躺在瓶底的虫，不由得恶心欲呕。

西斯哥把那瓶酒一开，倒了好几杯，还说：“来，来，我们来敬这条虫！”

他们开始逗来逗去，说不知道会是谁那么倒楣，瓶底那条虫最后轮到他吃下去。我因为尝了一口那种酒，发觉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于是又喝了一杯。

接着，什么人又替我斟满了一杯。斟酒的人步子不稳，洒了我一脸的酒，整个房间就像浸在酒里面似的。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喝，可是那是一个奇异的夜晚，我的心在未知名的情绪里飘荡。我又喝了一杯——

在我慢慢往地上倒下去的时候，觉得自己越缩越小。最后竟然跌进酒瓶里去，和那条虫躺在一块儿。我躺在虫的旁边，漆黑一片，然后什么也看不见了。

依稀感到身旁的人正七手八脚地想扶我起来，我没法动弹，却仍然听见西斯哥的叫喊声：“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要死了吗？噢！别死别死！让我来照顾你——”这声音来自那么遥远，而西斯哥在这几天里好似没有跟我讲过什么话。这一回，真是他在呼唤我吗！？

过了不知多久，我终于能够撑开眼睛，却看见西斯哥趴在地上，面朝下的。

我挣扎着爬起来，合力想将西斯哥抬上床。

“我看你们两个宝贝都被那条虫制住了。”泰莉低头抱住西斯哥，拿了一个枕头塞在他颈子下，“我劝你们还是别沾这种鬼东西了。”说时她的金发垂下来，贴在西斯哥的脸上。

我跌跌撞撞地走向自己的床，还听见泰莉在对露丝说：“这种东西烈得很，巴瑞怎么也发疯似的拼命喝——”

第二天黄昏，我们又在同样的广场上消磨。这时候正是新年，一群青年人手拉手成为一个圈圈站在一根电线杆下。彩色的披肩因为他们一群人不约而同怪异地弹起来，又弹起来，成了暮色中忽上忽下翻飞的风筝。

“他们在做什么？”我问西斯哥。

他说：“游戏——哈哈——游戏而已——”说着他也凑上去，拆开了一个手环，加入那圈人兜起圈子来。

“在玩触电游戏。”露丝在一旁说，“我们小时候常玩这种游戏。电线杆附近有一道漏电，如果一个人踩到了水，就会把漏电传到别的人身上，于是大家一起触电，你看……”我看到西斯哥拉着的男孩子突然尖叫一声，然后拉着手的一群人同时跳弹起来。玩游戏的人哈哈大笑，旁观的好多人也在笑。

“好玩呀！来不来？”西斯哥叫喊着。我只是不肯参加。

看着这群好似在任何事上都能开心的一群人，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在这场旅行里，也许因为总是四五个人在一起行动，这使我感到反而跟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进一步的交往。大伙涌来涌去，使我的内心没法贴切安然。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一种旅行，有什么东西不在这场旅行里，一种微妙的东西在一开始就不存在了。

泰莉从广场的另一群人里朝我们飞奔过来，睁着大眼睛兴奋地叫：“等一下有人请我们去参加婚礼呀！典型的墨西哥婚礼，在城的另一边。有舞会，有食物和音乐，还看得到跳舞的人在新娘礼服上别真的钞票……他们送钱的，把新娘别成一个钞票人……”

泰莉的哥哥米盖马上说他不去。“那你们是一定去的啰？”泰莉问着露丝和我。“我明天一早飞回美国吔！”露丝说。

“不管，一定要去，我去跟西斯哥说。”

泰莉和露丝、西斯哥都是长住美国的墨西哥人，一旦回到自己的国家来，也是新鲜得不得了。我看得出这两天来露丝一直闷闷不乐，也可以说，她可能正在受着单恋西斯哥的苦痛，在这件微妙的事上，她及不过泰莉奔放性地引人。露丝的热力，是隐藏的。

“喂！好朋友，来呀！我们去婚礼呀！”那边的一对向露丝和我叫喊，先就拉着手在广场的人群里狂奔去了。

夜深了，婚礼不知在这不眠城市的哪一个地方刚刚开始。黑暗的边缘，西斯哥拦住了一辆马车在等着我们。

“呀！好古典噢！”泰莉叫喊着爬进车里。

我没有说什么，爬上马车夫身旁的条凳跟赶车的老人坐在一起。身后的车厢里坐着他们三个。

离开了广场，马车缓缓踏过青石板的街道。淡淡的花香从街边深宅大院的墙内飘出来。一时，四周都安静了，只有马蹄的声音在夜色里回响。

“冷吗？”我听见西斯哥在低语。转过身去，正好看见泰莉被西斯哥伸出的手臂拥住。露丝僵硬地坐直了身体动也不动地望着远方。

我转身将露丝拉到我身边来坐。我们沉默地走向一个不知名的婚礼，身后的黑暗中传来呢喃轻笑随着达达的马蹄充满了神秘的墨西哥之夜。

[1]玛丽阿契，典型的墨西哥民歌乐队。

界外

在一个午夜里，我们离开了瓜达拉哈拉城，预备到另一个沿海的墨西哥城韦拉克鲁斯去。当我看见要载着我们跑长途的巴士旧成好似一堆废铁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

“别担心，”西斯哥见我那个模样，立刻安慰我，“这种车不开则已，一开起来可快得很，过不了多久就会到达韦拉克鲁斯啦！”

结果巴士果然开得如飞，简直和坐飞机差不多，把人吓得汗毛倒立——这辈子还没坐过这种快车哩。

车窗外一片漆黑，我坐在米盖身旁，西斯哥和泰莉坐在我们后面的座位上。车子偶尔会开到路上的坑洞里，车身就猛地颠簸一阵，震得我们几个人的头和低低的车顶撞个正着。我只好缩起身子，打算睡个觉。

刚睡没多久，却觉得肚子奇痛无比，把我给痛醒了。我不知是缩着身体睡，把肚子给窝着了，还是先前喝的芒果汁在作怪，要不就是车子开得实在太快——总之我的肚子疼得半死，直觉就想到快点冲到洗手间去！

我爬出座位，看见西斯哥及泰莉都睡了，我只好痛苦地朝车尾走去。

谢天谢地，幸好车上真有个洗手间！我赶过去，竟发现洗手间的门上了锁，这简直糟透了！我猜想有人在里面，于是用力敲着门，然后蹲下来等候，心想里面的人若再不出来，那我恐怕就要当众丢人了。

然而我却不知道，墨西哥巴士上的洗手间一向都是上着锁的，钥匙则由司机保管，谁要用洗手间再去向司机要，这种习惯简直太不便利乘客了！

后来多亏米盖前来搭救我。他八成发现我蹲在车尾，这才赶去向司机要钥匙，结果我及时进了洗手间，若再慢一秒钟，一切就太迟了。

除了这次意外，韦拉克鲁斯之行的路上都一帆风顺，平安无事，我们在墨西哥市换搭了一辆较现代化的巴士，终于在下午抵达韦拉克鲁斯。

泰莉说她有点不舒服。她虽然是墨西哥人，却因为在美国住久了，反而吃不惯墨西哥食物，因而也闹起肚子来。我们让她留在旅馆休息，于是西斯哥、米盖和我三个则到外面吃了顿鲜鱼晚餐，然后沿着海边散步。

那晚的韦拉克鲁斯海滨十分清静，沙滩上散布着茅草搭的小屋，在月光下显得分外美丽。我们搭了长程的巴士，此刻能在海边悠闲地散步，真觉得舒畅极了，于是三人便一言不发地享受这难得的安适。

但是我却觉得大伙在车上一直很少聊天，实在该趁此机会好好说说话。于是我转头对西斯哥说：“你知道最教我着迷的是什么吗？是人。我最喜欢认识人，然后再慢慢了解他们的感觉……”

西斯哥缄默了片刻，继而才柔声说：“我却不觉得。我爱我的朋友，可是却不喜欢去研究他们的感觉。”接着他又添上一句：“所以我也不喜欢别人研究我的感觉，友情是勉强不得的。”

“对，是勉强不得，可是能和朋友交换内心的思想和感觉，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我问。

“朋友之间是应有所分享与交换，可是那也应该顺其自然，”他答，“这和记者采访新闻不同，绝不是一问一答式的。”

“你是否觉得我就是这样？”我有点不高兴地问。

“不……不是的，”他连忙否认，“有时我只是不想把内心的感觉告诉别人。”

第二天，泰莉好了些，于是我们四个便一道去附近一座漂亮的湖泊玩儿。到了湖畔，租了条小船，在湛蓝的湖水上泛舟。泰莉和西斯哥简直形影不离，而米盖这位负责的哥哥则担任他们的监护人；这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说不定他们还嫌我碍事呢。

诚实地说，这种旅行方式，对我而言，并不快乐。这其中，少了一些我内心渴求的东西。一个城又一个城地去看，实在也是有些空洞，但我不愿去深究这种感觉。

当天下午，我们返回旅馆时，我望见了一只浑身雪白，很可爱的狗，它一见我便扑过来，跳上跳下地直绕着我打转，还伸出舌头不停舔着我。接着，一个墨西哥小女孩便跑过来，对那只狗喝道：“过来，不要去烦那个人！”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烦，那只大白狗对我这么亲热友善，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只一会儿，我就和它在旅馆外的草地上滚成一团，开心得大笑。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

“西薇亚。”小女孩答，“我的狗叫皮皮！”

我于是一边和皮皮玩耍，一边和西薇亚聊起来，谈笑之间，紧接着，我才意识到：自从出发以来，我这还是头一次和同伴以外的人说话呢。这下我终于交上了一个新朋友，和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及她的狗玩得如此投缘。

我沿着海滩慢跑，皮皮也跟着我跑，我回旅馆后，又和西薇亚聊了一阵。我们是用西班牙语交谈的。我很惊讶她竟听得懂我的话，可见我大有进步。不久后，我就和西薇亚及皮皮告了别，走进旅馆。

回到房间，只见他们三个都睡了，由于时候还早，我又不累，所以又走出旅馆，到附近逛逛。我深深地觉得，我必须要出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么空洞，我好似又回到了高中时代，跟一群同学在发疯的那种心情。

旅馆后面有一座白色的教堂，我走进去，发现里面正开始举行弥撒仪式，参加的人并不多，不知怎的，这情景竟让我联想起我在台湾主持的小教堂来。台湾……已经好久没想到台湾了。

弥撒时，我不停思念着台湾的朋友，心情便愈发沉重，内心深处似有一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回来吧，我们也在想你，回来吧！”

仪式结束了，但我仍舍不得离开教堂。我不知在那儿坐了多久，不停地思念台湾的一切……这场旅行看上去很好，其实，它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心灵上，没有带来任何意义。

回到旅馆时已是深夜，房门没锁，可是他们三人却不见了，于是我到海滩上去找他们，却没找着，我继续逛着，然后到附近的小餐厅去找他们，可是仍然见不着他们的踪影。

我开始感到孤独，也许，他们真的不希望跟我在一起，不，不对，他们刚才或许一直在等我，等了半天等不着时才出去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有种被遗弃的感觉，西斯哥和泰莉在一起很开心，而米盖是他们的监护人，我夹在中间又算什么？

于是我返回旅馆，打算睡一觉，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心中涨满了被排斥的孤寂，我虽想快些睡着，可是睡意却始终不来，所以我控制不住地任凭悲伤及落寞啃啮。

深夜时，听见西斯哥及泰莉又唱又笑地走进房门，我很想起床和他们聊天，可是不知怎的又畏缩不前。西斯哥走到我身边逗我开心，问我为什么这么早上床，我内心痛苦万分，却自知和他们多说无益，于是扯着谎：“我要出去一下，我口好渴。”

“嘿，老兄，”西斯哥似乎看出了什么，立刻一本正经地说，“对不起，我可不是故意吵醒你的。”

“我根本就没睡着，”我强挤出一丝笑容，“不必道歉，我很好，我只是想找点东西喝。”

我说完便走出旅馆，慢慢走向那座小教堂，谁知教堂大门却上了锁，里面也黑漆漆的一片，而海边的小商店也都打了烊，关了门。我没地方好去，只好到处乱逛，最后终于走到一家距旅馆几个街口的路边咖啡店，里面还亮着灯在做生意，店里也有几个客人。

“晚安！”我走向柜台，一位头发乱蓬蓬的男人立刻笑容可掬地问候我，这人想必就是老板，他自我介绍道：“我叫乔治，请问您需要什么？”

“我睡不着，觉得很渴，所以……”

“我这儿正有你需要的东西，”乔治说着就伸手拿起一只杯子，又问，“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愣了半晌才答：“我是个画家，我喜欢画人。”

“你喜欢画人？”乔治笑了起来，替我斟了杯清清的酒，又问，“你会画我吗？”

“可以试试看。”我答着，忽然感到十分温暖，觉得自己被人所接受。

乔治于是找了纸和笔给我，我便开始画他那张顶着乱发的胖脸，这当儿，其他的客人及侍者都围了过来。

“喝啊，”乔治将酒杯递给我，“我请客，能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手中的铅笔似乎带着魔力，我将乔治画得栩栩如生。乔治看了画大乐，又请我替他的妹妹玛丽亚也画一张像。我觉得灵感泉涌，欣然答应。大伙都聚拢过来，以敬佩的目光盯着我那运笔如飞的手，不久后，乔治又端了杯酒给我，冲我笑着说：“这是给你的，别担心，我请客，这是我的荣幸。”

我替玛丽亚画好了像，又替乔治的堂弟画像，然后又替一个叫杰米的顾客画像，接下来还替侍者马利奥、胡利欧，以及玛丽亚的小妹妹爱蜜莉画像。我每画完一幅人像，乔治便端一杯酒给我喝。

我沉迷在一种不愿面对现实的心情里，但愿就如此画下去，画下去，直到永远。那等于是少年时代由坟场里玩回家，对着并不爱看的电视机一直看下去一样地空虚。

我自认画得十分好，而且喝了这么多酒，原本内心的孤寂也一扫而空，我不禁觉得全韦拉克鲁斯的人都热忱地接纳了我！

正在陶醉的当儿，忽然觉出有人轻拍我的肩，于是转过头，却望见泰莉的哥哥米盖正盯着我问：“没事吧？”

“那当然！”我大声答，“今晚很有灵感，我好得很，你可以回去睡了。”

米盖跑来这里做什么？莫非他也觉得孤寂，被人遗弃？现在我已有了自己的朋友，觉得先前的一切只是场噩梦，现在才是真实的，我好快乐……我真的快乐。我难道不快乐吗？

醉醺醺地，只觉得所有的痛苦及不快都离我而去；不知何时，米盖已经离开。

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替另一个人画像，这时，乔治悄悄对我说：“你的朋友在外面。”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不都在这儿吗？我在这家咖啡店里满足得很，哪里还需要什么别的朋友？

“等我画好这幅画再说。”说着又在纸上添了几笔，然后才走出去。一眼便望见西斯哥、泰莉及米盖正站在门口对我微笑，好像在说：“你以为你逃得了我们吗？”于是我便迎上前去。

由于我喝了好几杯那种墨西哥烈酒，觉得脚下软绵绵的，连人行道都开始飘浮不已，最后终于两眼一黑，人事不知地栽了下去。我的小世界已告结束，噩梦又再开始，我再度迷失，再度孤寂，然后不停地坠落，坠落……

我又听见周遭的声响，可是仍动弹不得，只觉得被人紧紧抱住，然后被强灌了几口味道像肥皂水一样的液体，那东西难喝极了，害得我大吐特吐，我虽然神志不清，却仍觉得难堪到极点。

之后我便觉得被人抬了起来，我觉得痛，可是又无力反抗。我到底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不放我下来？我觉出他们将我抬上几级台阶，然后要我抬起腿，紧接着，我便感觉被人扔上床，随即我便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西斯哥对我说：“你昨晚醉得人事不知，我们合力架着你的手脚，好不容易才把你抬上床。”

我俯趴在床上，头痛欲裂，压根就开不了口。

“有个警察见我们抬着你，还过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忙呢。算你走运，要不然你很可能被抓进警察局。”

没错，我是可能被抓进牢里关上一阵。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费劲地挤出这句话。

西斯哥正色地问：“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不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才一个人跑出去？”

我悲哀地转头注视他答：“我不知道。昨晚我不停替人画像，他们也不停给我喝……那是狄奎拉吧？”

“是的，我看见你的画了，你画得很好。昨晚你醉成那样，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画的。”

我虚弱地笑笑。

“我知道我们惹你难过，”他垂着头说，“对不起，你很寂寞，寂寞是头可怕的野兽，专门啃啮人的心灵。”

“我也觉得很抱歉，”我说，“昨晚替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

“我的朋友，那不叫麻烦，而是有趣的经验。”他含笑纠正我的话。

但就我而言，那还不只是项有趣的经验，当时我不只感觉难过，而且还学到了样深刻而有意义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全然无助的恐惧感，因而受酒精的引诱，由此我更体会到心理因素影响行为的重要性。

我住在台湾山区时经常看见一些喝米酒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当时我对他们都很不明白，自认他们做了天大的错事，令人生厌，因此从不曾真正去同情他们，也没想到要去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当时的冷淡无情感到汗颜……

如今这种事居然发生在我头上，我觉得这真是有生以来最丢人的经验，简直就不敢跟人提起那夜的情形；但不论如何，我却很高兴自己能有这种经历，因为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看到别人喝醉就漠不关心地掉头离去，因为那个喝醉的人很可能和我有着相同的心事啊。

印第安少女

我们搭乘夜间巴士离开韦拉克鲁斯，前往墨西哥市；到达目的地之后，只见整座城市又被浓烟及恶劣的空气所笼罩。泰莉很不舒服，我的醉好像也还没完全醒透，后来我们在墨西哥市郊遇到一个好心的墨西哥神父，他特地让我们住进他的小旅馆。

于是我们三个便把泰莉留在旅馆，请那位好心的神父代为照顾，然后再搭乘巴士前往市郊著名的金字塔参观。

金字塔一共有两座，气势磅礴，巍峨高大，令人肃然起敬。一座是献给太阳，另一座是献给月亮的，这两座金字塔是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来到美洲之前几世纪建的，用来作为神庙。

我们站在塔顶上俯瞰下方辽阔的原野，夕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上，将天际染成一片嫣红，远方金绿色的仙人掌被衬托得更加鲜明夺目。下方的泥土覆盖着的就是古印第安城的废墟，而那些印第安人的骨骸也静静长眠地下，只有无限的神秘与魔力留下来供给后人追悼。

我试着想象几百年前这座印第安城的景象，而印第安杰出的古代文明仿佛又再复苏，替代了今日空气污染、人口众多、处处贫穷的墨西哥市。

据说几百年前的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军人，也没有城墙，更没有用俘虏做敬神的牺牲等风俗，那是一个完全和平的时代。至于原本住在此地的印第安人什么时候离开此地，为什么要离开，就没人知道了。然而那些古印第安人所留下的神秘气氛至今犹存，深埋在这片棕色的泥土下，在夕阳下闪烁。

西斯哥站在塔尖，短小的身材映着金红的夕阳，竟散发出无比慑人的力量。

“这座金字塔让我以身为墨西哥人及印第安人为荣，”他庄严地说，“我自觉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历史融为一体。”

那晚我们返回旅馆时，发觉泰莉的病情竟恶化了，她不但吃不下东西，连动也不能动了。我们赶紧拿出纪念品给她看，逗她开心，可是她却很不舒服，于是米盖便决定立刻去订机票，明天一早就送她回美国。

“可是我还没把墨西哥看清楚！”她立刻抗议，眼泪汪汪的，一头金发散在枕上，看上去可怜极了，“我来墨西哥城后就只看过这个房间和一辆出租车而已。”

“下次有机会还是可以再来啊，”米盖哄着她，“金字塔已经伫立了几世纪了，下回你来时它们还是会在那儿，等着你去参观的。”

“我不在乎金字塔，可是我好想去看‘瓜达卢佩’大教堂啊！”她叫着，“喔，米盖，求求你！只要去看一眼大教堂，然后就回美国，我一定要去看！”米盖勉强同意了，我们便准备明天一早就前往大教堂朝圣。

瓜达卢佩的故事在墨西哥可说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也是墨西哥人最珍爱的信仰。故事是这样的：四百五十多年前，西班牙人刚来到墨西哥，一天，一个名叫璜的印第安人路过距现今大教堂不远的山间，忽然看见一个美丽的少女，她浑身散发着金光，就站在距他不远的前方，璜于是问那少女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她叫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向璜提出一个请求，说她想在她现身的地点建一座教堂，请璜向墨西哥市的大主教提出建大教堂的要求。

大主教当然不相信那个穷印第安人的话，于是将他打发走了。璜后来又向大主教请愿，可是却徒劳无功，于是他再次回到上回遇见那女人的地方，果然又见到圣母显灵，接着他便悲哀地向她叙述请愿未果的经过。

圣母听了就对璜说：“你去找大主教时一定要带件礼物给他。”她说着就指指一丛开在山边的花，继而对璜说：“你下次去时不妨摘些这种花，送给大主教。”

于是璜便听从圣母的建议，摘了那些美丽的花朵，扎成一束，然后再去见大主教。大主教见他又来，十分不高兴。

“圣母请我代送一件礼物给你。”璜说着便由“蹦裘”[1]里拿出那束花，大主教当场吓呆了，然而令大主教惊愕的却不是那束花，而是璜所穿的蹦裘。

原来璜的蹦裘前襟竟现出了一幅美丽的圣母像，光华万丈，令人目眩。不必说什么了，后来大主教立刻派人动工兴建教堂。

印第安人璜的蹦裘被挂在教堂圣坛上方，而衣料上的圣母像依然清晰美丽如昔。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那圣母像是怎么显现在那件衣服上的，结果发现那并不是画上去的，看上去倒很像是张彩色照片，只不过四百五十年前照相机还没发明呢。更令人惊异的是，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那块布，居然发现圣母的眼眸中竟映着那个印第安人的影像。

星期天早上，我们离开旅馆时遇见一桩怪事。我们遇上一个同样住在那家旅馆的美国青年，他问我们要去哪里。

“去瓜达卢佩大教堂。”我们答。

“瓜达卢佩？”那名青年轻蔑地一笑，而后说，“你们到了那里，一定会失去原本的信仰！那只是迷信，外加令人生厌的商业主义。”

我听他这么说，立刻气得满脸通红，冷冷地对那人说：“我想我们自己会判断。”接着我们便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搭乘地下铁到了大教堂附近，然后扶着泰莉走出车站。她白着一张脸，神情却十分坚毅；我们一出车站，立刻看见满街兜售纪念品的小贩。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好不好？”我问泰莉。

“求求你别在我面前提吃的。”她立刻叫饶，“我只要一闻到食物的味道就想吐。”

大教堂四周是一片极大的购物区，里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小贩们比比皆是，满天里飘着五彩气球。一侧还有一群头戴鲜艳羽毛冠的印第安人在那儿跳古代的印第安舞蹈，扩音器里传来刺耳的乐声，到处都闹哄哄的，活像在举办嘉年华会。

教堂内已挤满了朝圣者，但我们四个却奇迹似的挤到了圣坛前面。那幅圣母像便挂在距我们不到三十呎的前方，那幅圣母像和我以前所见的复制品一模一样。像中的圣母垂眼凝立，合着双手祷告，她身穿一袭浅蓝色的衣裳，看上去简单而美丽。

教堂里人虽然多，却很安静，圣坛附近点满了蜡烛，插满了美丽的鲜花，我们四个便开始祷告。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幅圣母像，简直没法移开视线；当我祷告时，那幅像竟仿佛活了过来，圣母不再是静止的一幅像，她——真真正正地显现在我们眼前。

我的心灵充满了圣母的温柔，那时教堂中数百名朝圣者开始唱起一首赞美诗，接着，一群神父走上圣坛——弥撒开始了。

我如何能够表达那一刻的感觉于笔墨？如果说那时我像尝到了天堂的滋味，似乎有点夸大，然而那却是我出自真心的感受。泪水滑下了我的脸，我全身僵硬，我靠着西斯哥，他若有所觉地转头望我，这才发现他也一样泪痕满面；泰莉早已哭倒在他肩上，米盖则双手掩面，想必也是感极而泣。

“我们在哭——”西斯哥轻柔地说。

我强烈感觉到圣母的存在，她的爱是如此深厚，因此我全心全意渴望能永远和她在一起。

我不知我们在那儿站了多久——可能只有一分钟，也可能长达一百年，我们四人紧紧相拥，分享着不能控制的喜乐。

接着，米盖才轻轻对我们说：“别忘了！我们还得送泰莉去机场！”

这时，我们便如做梦般穿过人群，走向教堂大门，走到外面明亮的阳光下。我揉揉眼睛，自觉仿佛大梦初醒，紧接着，我便听见泰莉叫了一声。

“噢！天！有事发生了，在我身上……”她叫。

我们吓得半死，连忙掉头望她，只见她一张脸红润润的，容光焕发，方才的病容竟消失无踪。

“我……好了！我知道，真的感觉得出来，我的病已经好了！”

泰莉为了证实她的话，还特地摊开双臂，上下跳动了一阵，然后轮流紧拥我们。

我们见此情景，忍不住又欣喜落泪。我注视着气色绝佳的泰莉，只见她拎起箱子，就在教堂大门前跳起舞来，路人都露出微笑，和我们一同笑出声。

“想不想吃东西？”我捉狭地问泰莉。

“快饿扁了，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啦！我们快找个地方吃一顿，什么地方都好。”

泰莉霍然而愈的例子正是个千真万确的奇迹；当天下午，她虽然还是和米盖搭机返回美国，但她走时身体却非常健康，事后她还告诉我她回美国后再也没患过病；奇怪的是那天我们在教堂时谁也没有特地祈祷天主治愈泰莉的病，那完全是一份特别赐予我们的恩典。

这到底是真是梦？在那短暂的瞬间，隔开天堂与人世的薄纱似乎被揭开了，我们因而得以一窥天堂的风貌，才知那里和人间有多大地不同。虽然那只是惊鸿一瞥，却可能是一种预见，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极可能在未来实现，无论如何，那情景已使我们终生难以忘怀。我们都知道：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将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

[1]蹦裘，一种中南美洲人常穿的斗篷式的外衣。

对不起

一天，我和西斯哥在墨西哥市最大的公园内散步，两人逛了一整天的博物馆，看了一整天的画，都觉得累了。

“离开那些又穷又饿的惊愕之后，前来欣赏这些美丽的艺术品时，内心实在很不习惯这种明显的变化。”西斯哥说。接着，他有气没力地又说：“这就好像我们抛弃现今的痛苦于不顾，专门去追求过去的美好。这儿虽是我的祖国，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只是个走马看花的观光客。”

我们来到公园内最后一座博物馆前，他说他不想进去，要留在外面等我。于是我就一个人进去，匆匆浏览了一番，为的是不让他等候太久，可是等我出去之后，他却不见了。

我在附近找了好几遍，却都没看见他，于是只好在一座雕像旁坐下来等他，想不通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不久后，一个看上去具有深度近视眼的男人便走过，以研究的眼光打量着我，我被他瞪得浑身不舒服，于是欠了欠身子，他立刻向我道歉，赶紧扭头走到另一座雕像前端详起来。原来这位老兄错把我当成公园的雕像啦！

稍后，我走到另一个地方，马上就望见西斯哥正安坐在一座雕像后面写日记。

“嘿，我找你好半天啦！”我朝他大叫。

他慢吞吞地瞄了一眼手表，而后说：“你去了才一小时嘛。”

“对不起。”我自觉太过鲁莽，于是连忙道歉。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他莫名其妙地皱着眉问。

我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这或许是在台湾学来的口头禅，我们常说这类有礼貌的话。”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小餐馆前，各自叫了午餐后，他便问我喝不喝咖啡。

“你呢？”我反问。

“我在问你，”他似乎有些急了，“我喝不喝又有什么要紧？你为什么要这么客气？简直快把我逼疯了！”

他的话令我为之一愣，害得我差点又要说“对不起”了。这时，我不禁想起台湾的人吃饭叫菜的情景，那儿的人都是同吃一桌子的菜的。

“台湾——”

“这里又不是台湾，”他立刻抢白，“所以我觉得你这说法根本不成理由。你好像很怕我不高兴，所以一直不愿说任何话，或者做任何会破坏我们感情的事。”他关切地盯着我，而后又问：“我是否很难相处？”

“不是的，”我突然感到一股悲哀及迷惑，“你绝不难相处，也许只是我太喜欢追求完美了……”

“那就别这么辛苦，你用不着这么做，真的用不着，你只要轻轻松松地表现自己就够了。”

他这番话原本出于一番好意，可是却使得我不敢太接近他。于是我们便默默地走向车站，准备搭巴士前往古库拉。这时，我又有种被排斥的感觉，内心深处仿佛有个声音在对我说：“看，都是你害的——你总是将你心爱的一切破坏掉。”

我坐在巴士最后面的座位，故意离西斯哥远远的，此刻与其说我生气，倒不如说我伤心。我过度敏感的神经又开始作祟，自以为他不再喜欢我了。我内心的声音开始斥责我：“你就要失去这个朋友了，你马上就要失去他了，这一切全要怪你自己。”

目前我和西斯哥的关系十分紧张，而他也一定感觉到了。车子抵达古库拉，我们下了车后，两人简直无话可说。我只好跟着他沿着街走向他叔叔家，到了他叔叔家后，他和他的亲戚谈天，我则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我的内心十分痛苦，于是连人带心地缩到角落里去。

当天晚上，我们拜访了一家又一家他的亲戚朋友，我的情绪也更加紧张。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小的事情，比方东西的颜色、形状及阴影之类的。我变得忧郁，甚且失意起来。我不再想取悦西斯哥或任何人；我的心远离一切，超然物外，竟感到出奇地自由。

古库拉是个十分贫穷的小城，城里的窄泥巴路两旁挤满了破旧的屋舍，孩子们倒很活泼友善不怕生人。

那晚我们拜访了一家人，他们非常穷，整间屋子就靠一只小灯泡照明，桌上放着玉米饼，除此之外再也看不见别的。母亲忙着哺喂婴儿，不过他们倒养了一匹马。我们去时马儿正站在屋角吃草。我望着这幅情景，忍不住想：他们物质上虽贫困，但精神上却极富有。

我们在西斯哥叔叔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因为看见其他人还在熟睡，于是我便独自去城里蹓跶。我先去看当地的教堂，这城虽又小又穷，可是教堂却和别个地方一样高大庄严。相形之下便和城内的矮小房舍极不成比例。

我又不期然地想起我在台湾住的山地小村，那里也和古库拉一样，民舍矮小简陋，教堂却又高又大；那儿的人也一样热情和善，充满了人情及乡土味。我思及这两个地方的相同，一颗心便飞回了台湾，想起了我在那山村里的朋友。他们需要我，而我也需要他们。

我也需要他们。莫非我目前生活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点？我内心涨满了爱，可是却找不到可以分享的人。西斯哥有他的朋友，那些朋友都深爱着他，所以他并不怎么需要我，说不定有时还嫌我累赘呢。

我需要被人需要。如今我不再被人需要，因此我分外怀念起那种被需要的滋味，而古库拉这儿的人却令我联想起在台湾的朋友；一旦你了解穷人之后，又怎忍心离弃他们？

但我终究离弃了他们。我在墨西哥这几星期来的生活虽然多彩多姿，可是却仍然是不足的。墨西哥给了我这么多，但直到现在我都不曾有所回报。

于是，我在那座曙光笼罩中的教堂里暗许心愿：在我离开墨西哥之前，一定要为这里的人做些事情。之后，我内心的声音便消失了，我也不再感到悲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欢悦。我很高兴自己到底是顾念着缺乏的人，为他们着想的。我愿意把内心的爱分给他们，现在我只要开始去做。

走出教堂，天色已然大亮，人们开始到市场赶集。小贩们都背起货物，农人们也挑着蔬菜前去市场兜售，那情形就和台湾乡下的菜市场一样，我在市场的人群中穿梭，自觉回到了老家似的怡然自得。我快走到西斯哥的叔叔家时，几个男孩便骑着马朝我奔来，含笑跟我道早安；这些年轻人就和台湾山村那儿的年轻人一样，只不过前者骑马，后者骑摩托车罢了。因此，我不由得对那群头戴宽边帽，策马而去的年轻人生出一份亲切。

“我们还以为你失踪了咧。”西斯哥的叔叔一见我进门便笑着说。他们已为我们准备好可口的早餐，而我也和往常一样，总觉得苦人家的食物要比最高级的餐馆所做的大菜还要好吃。

后来我和西斯哥搭巴士前往古库拉附近另一个小城塔马苏拉，那儿是西斯哥出生的地方。他刚出世没多久，他的家人便搬到别处去了，所以这还是他头一次重返出生地呢。

“你很痛苦，是吧？”西斯哥在巴士上时问我。

我还是不太想和他说话，只答：“我想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已经好了。”

我们到了塔马苏拉，还是先去当地的教堂，跪地祈祷。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我知道西斯哥正为了他惹我伤心而难过，而这座位于他出生地的教堂是个治疗创痛的好地方，于是我们便祈求上帝赐予我们力量应付这苦闷的人生。

“抱歉我伤了你的心。”我真不知他这话是对我，还是对天主在说，“我并不是故意伤害你的，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瞥了他一眼，只见他正低着头祈祷，于是我便转回头，面对圣坛。

“也请原谅我所有的过失。”我说。

西斯哥听我这么说，立刻握住我的手，低声说：“我们还是朋友吗？”

“是的。”

“对不起。”他又说。

“别这么客气。”我回他一句。

几天后，我们便由瓜达拉哈拉搭机飞返蒂华纳，两袖清风，又倦又累地回到西斯哥的家。原来我们的班机误点，我们为了等候，所以将仅余的钱全拿来买玉米饼填肚子了。

三星期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这段期间有欢笑也有悲伤，有音乐也有艺术，见够了美好，也体验了痛苦，可是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无尽的回忆。当天晚上，西斯哥便和他的女朋友出去了，而我则留下来和他的弟妹玩耍，将我们此番的经历说给他们听。

我们的旅行虽已结束，可是却仍未完成。我还要找个穷苦的地方，为那里的人尽些心力，好回报我在墨西哥所得到的一切。唯有这样，我才能稍稍心安地离开这个了不起的地方。

饥饿

西斯哥准备返回圣地亚哥之前对我说：“朋友，跟你一起旅行真开心。”我则告诉他我还打算在蒂华纳待上一阵子，想帮助“穷人之家”的那些修女。

“你真的要去吗？”他有些不解地问。

“是要去。我不喜欢‘穷人之家’那个名字，可是人们就是那么叫它的。”

“那就把这个带着——一定用得上的。”他说着就塞给我一张一千元比索的钞票，接着又道：“我知道你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了，你总得回圣地亚哥，不能连旅费都没有吧。”

我站在他家门前，和他的兄弟姊妹目送他离去。我和他几乎片刻不离地在一起过了三个星期的日子，此刻见他离去，心中实在有些悲伤及不舍；虽然我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但却感到无比地孤单，内心再度升起一股缺乏安全的感觉。

每逢和挚爱的人分别时，全身的细胞就会如同呼喊一般——要求和人亲近，可是却永远得不到满足。在这时候，我总是利用祷告来转移注意力，或者借着艺术创作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现在我又有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帮助蒂华纳的穷人，我虽可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我也同时需要他们来满足我。他们是否能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呢？

“穷人之家”坐落在一座山区内一条泥泞的路旁。那儿有好几幢建筑，包括免费医疗的诊所、一处大型的厨房及餐厅、食物及衣服的贮藏室、工人宿舍，还有修女们的居所。

穷人之家的负责人是墨西哥籍的莫娜修女，她见我志愿来此地工作，不禁开心地向我问候，并带我四处参观。

她告诉我：“我们每天都为三四百个人免费供应三餐。”这时我们正在厨房参观，只见里面几个志愿前来服务的女人正忙得不可开交，有的煎玉米饼，有的煮豆子，没有一个闲着。

莫娜修女又说：“由于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也没东西可吃，我们通常都让孩子先排队，再过来是妇女，最后才是男人。”

厨房外的空地上正有许多孩子在玩耍，成人们则环坐在地上。

“他们都在等着帮忙，因为没有人愿意只受恩惠，不求回报，所以常常来帮我们打打杂什么的。”莫娜修女告诉我。

穷人之家有三个年轻的修士，莫娜修女说他们已在这儿待了好几个月，要我加入他们的阵容，替几百个人盛食物。

用餐时，我负责将豆子盛入碟中，一个名叫约翰，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修士则负责分玉米饼。

“我喜欢这里，真的很喜欢！”约翰一边以纯熟的手法分饼，一边开心地对我说，“这些人虽然穷，可是却很美，我很乐意为他们服务，我真想在这儿待一——”他说到这里忽然打了个喷嚏，而后苦着脸说：“这是我的老毛病，唉，这里就是灰尘太多！”

约翰已在穷人之家工作五个月了，由于蒂华纳城内的路面几乎全是未经铺设的泥土路，所以尘土满天，弄得他简直难以呼吸。他出身纽约富裕家庭，从小就浸淫在百老汇的戏剧中，根本就不曾体会过穷人的生活，可是现在他却奉献出一切，以协助这些极需援手的人。尽管身体不好，他却热爱他的工作，并觉得这工作的本质美好。

“等我带你去看监狱，看看你有什么感觉——”有回约翰对我说。

“监狱？”自我有记忆以来，就曾听过许多有关蒂华纳监狱的事，据说那种地方是绝对去不得的。于是我满腹狐疑地问：“我们去监狱干什么？”

“嗯，去发食物啊，你知不知道？监狱是不负责养犯人的。如果没有我们，那些犯人全会饿死；如果他们需要衣服的话，我们也发衣服给他们，要不，也可以为他们主持弥撒。”

“主持弥撒？”我想在蒂华纳的监狱主持弥撒可不像上回和我哥哥及西斯哥在圣地亚哥的监狱主持弥撒那般轻松愉快。

“那当然，”约翰答得倒干脆，“说不定你还能有个唱诗班哩！”

我们边聊边发食物给那些人，他们十分有礼貌地接过碟子，有些人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他们脸上虽然布满风霜及倦容，可是却透着一股尊严的神色，因为他们并不是不肯工作，而是找不到事做。

下午，我们便将多份午餐、一大箱咖啡、几箱衣服搬上一辆小货车，然后前往蒂华纳监狱。约翰沿着泥土路开快车，路边的屋舍全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所以自外表看起来全是一色灰蒙蒙，脏兮兮的。

“约翰，你开得太快了吧？”莫娜修女提醒他。

“我们愈早能脱离这条泥土路愈好。”约翰说着又打了个喷嚏，“何况如果咱们碰上警察，那只消告诉他我们正要去监狱就得了！”

我们听了禁不住捧腹大笑，对于在颠簸的路面上坐飞快车也甘之如饴了。可是等我们到达监狱之后，这才发现车后的豆子已经撒了一半出来，约翰不禁怯生生地瞅着莫娜修女，帮着大家将豆子拾回午餐盒内。

监狱的守卫一见我们，问也不问就放我们通行。穿过几道安全门，一路上守卫都跟着我们，后来终于来到犯人区，守卫便站在一旁，天南地北地谈笑起来。莫娜修女很斯文地递了两份午餐盒给那两个守卫，然后先让他们挑选我们带来的衣服。

“要想他们放我们进来，只有用这个法子了，我想他们也很饿。”莫娜修女小声地告诉我。

尽管我早就对蒂华纳的监狱有所风闻，可是眼前见到的景象仍然让我大感意外。牢房一共分三层，可是那却像兽笼，简直不是人住的；每一间小小的牢房里都挤满了十几二十个人，牢房四个角落各安着一张生锈的铁床，床上还破了好些个洞。每间牢房的中央都放着一个马桶，整座监狱内于是充满了尿骚味及粪便的恶臭。

牢里的犯人一看见我们，立刻大叫起来，并且由铁栏后伸出手来，有些被关在第三层的犯人——通常都是患有精神病或极具危险性的——更会放声尖叫。

“你看！就是这种样子……”约翰说。

我站在那儿，整个人几乎麻痹了，接着，我开始觉得恶心。那些被囚在黑暗牢笼里的犯人，双眼都闪着狂野的光芒，伸着长长的手，朝我们又喊又叫，这一切再加上那恐怖的恶臭，逼得我恨不得拔腿就逃。我鼓起全身力气，转身朝约翰无力地笑笑，然后问他我该做些什么。

莫娜修女忙着分咖啡，我则拿了几份餐盒，有些畏缩地开始分给犯人。他们都客气地接过来，有的还要两份甚或三份；有的犯人并不来要餐盒，只呆坐在角落里，瞪着墙壁。

“嘿，老兄！”牢里一个男孩抬手叫我，“你有香烟吗？”

“没有。”我答，我看出他似乎想找人聊天，于是问他为什么入狱。

“我前几天和人打架，他们就把我给抓进来。”那男孩答，“我爸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守卫不让我打电话回家，还把我的钱、手表和所有东西都拿走了。请你打电话通知我爸妈好吗？”

我立刻记下那男孩的电话号码，紧接着，又有好些人要我代他们打电话。等我发完了食物及衣服后，早已忘了牢中的恶臭，开始和犯人交谈，抄下他们给我的电话号码和口信，准备出去后转达音讯。

有一间牢房里只关着三个犯人，我注意到他们每人都有一张毯子，另外还有收音机和其他奢侈品。里面活像一间大学宿舍。好几个守卫还围坐在这间牢房边，和牢里的人聊天。

“就连监狱里也有不平等待遇。”莫娜修女感慨地说，“那些犯人家里有钱，有关系。”

接着，约翰便下来，带我上第三层牢房。我们挨着一间间的牢房分餐盒，这里每间牢房里都只关着一个犯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而且多半精神失常，但约翰却像面对好朋友般地和他们聊天说笑，他们无知的脸上浮出浅笑。

蓦地，我看见了一幕最不寻常的景象。有间牢房里关的竟是一个中年的美国妇人，她披着长长的金发，身穿白袍，坐在床中央，见我走来，立刻现出一脸的不耐烦。

“我想你大概不会要求他们替我换一间牢房。”她以低沉粗哑的声音对我说。

“你为什么——”我大惊之余，简直说不出话来。这个美国妇人怎么会和一群精神病罪犯关在蒂华纳的监狱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噢，昨晚我偷了根香蕉，他们就把我关了进来。”那妇人叹口气，然后满不在乎地端详着她的长长指甲。

她的头发烫得很好看，却赤着一双脚，穿着睡衣，看来怪可怜的。“能不能再请你替我打电话到拉乔拉找我儿子？他不知道我被关在这里。”

拉乔拉是圣地亚哥城郊的高级住宅区，这女人住在那里，又怎么会沦落到此地来？

“他有办法……把你弄出去吗？”我问，原本就不好的心情更因这妇人的际遇而恶化。

“噢，他八成不会关心，大不了说上一句：‘她也不是头一次这样。’他总是这么说。”她说到这里便眯上眼，压低嗓门又道，“你来这地方干嘛？想把关在墨西哥监狱里的美国人全救出去吗？”她说完便粗声大笑，接着却咳起来，一屁股坐回床上。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儿子的。”

“请帮忙。”

我走回第二层牢房，只见约翰和莫娜修女正在第一层牢房的小台上布置桌子，准备举行弥撒。

我于是在那儿主持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墨西哥监狱里举行的弥撒。诚如约翰所说，这儿的确勉强称得上有个唱诗班——有个被关在第三层的疯女人不时地发出尖叫，倒真有点像在唱诗。监狱里的人似乎很习惯她这种突发性的尖叫，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弥撒及讲道。

今天中午时我才发了几百份午餐给那批穷人，现在又来到监狱里为这群无助的犯人服务，主持弥撒。我祈求主怜悯这些可怜的人，赐给他们食物及安慰，让他们能在不幸中稍得慰藉。

弥撒后，我又和几个犯人谈了一阵，他们都有特别的需要或要求，请我帮忙，我特别同情其中一个男人。他是个移民工人，是在想偷越国界到美国讨生活时被逮着的。守卫说如果他拿得出六百比索，那就放他出去，否则就得在牢里待上三星期；这男人身无分文。而太太孩子却不知他的下落，正在焦急地等候他。

这男人像极了我多年前在俄勒冈州工地打工时的朋友，又同样有着诚实朴拙的脸孔，亲切单纯的笑容……我忽然想起西斯哥临走前塞给我的一千元比索，那张钞票现在仍在我的口袋里。我想：如果我有小票子就好了，要是我要求守卫替我换零钱，他们一定会起疑的……

接着，我便伸手进口袋去摸那张千元大钞，偷偷将它卷得小小的，捏在手里，趁着和那男人握手告别时，将钞票塞进他手心，双眼和他的目光相遇。

这当儿，牢里的犯人全都盯着我们瞧，情况相当危险，只要他们一猜到我给那男人钱，他们立刻就会将钱抢走。

然而当那男人抬起头，凝视我的眼睛时，我便马上得知了我所要的答案，他一定能得到自由。能确定这一点，我于愿已足。

当我离开监狱时，又成了两袖清风的穷光蛋，可是我内心却相当快乐，因为我到底帮助了一个极需援手的人。

接下来几天的情况都和第一天相同，除了发食物给穷人，就是到监狱去送衣服食物，为犯人主持弥撒，此外还有家庭访问；我很想再待久一点，可是眼见第二学期就要开学了，我只好返回美国去继续学业，何况我差点忘了将来的计划呢！

“你总是这么心平气和的！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一天，当约翰开车送我回圣地亚哥时这么问我。

心平气和？没错，当我留在那儿为人群服务时，我的心灵的确很平静；可是现在我却正在离去，返回学校。

学校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不想再念下去了。艺术？有这么多的人陷于饥贫交迫的困境，我还念什么艺术？不，我的心一点也不平静，我忘不了墨西哥这儿的情况，只要我一天不忘记，我就一天得不到心灵的安宁。

手中的泥土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又开学了，这学期我修了油画及雕塑这两门课。有位老师要我们做第一件作品——用红土塑一个和实际尺寸一般大的人类头骨。

红土捏在手中的感觉很好，那土很好摸，我摸着它们，就觉得好像能够赋予它们生命一般。可是当我开始塑那团红土时，一颗心却不断飞回墨西哥，飞到我的朋友那儿。我瞪着眼前的头骨，它那两个黑洞似的眼窝也回瞪着我，还咧着一嘴的牙齿朝我冷森森地笑着，仿佛邀请我前赴一趟死亡之旅。

我塑好了头骨，将它捧到窑前，准备烧窑，一个不小心，竟失手将依然湿润的作品摔到地上，结果我的作品被摔成两半，下颚骨也摔歪了，活像个极度痛苦的人。

我伤心地拾起那个摔坏的雕塑品，老师及同学们都静静地在旁注视。我将那个不成形的头骨往桌上一放，然后掉头走出教室，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望着下方的公路，一颗心飞到离大学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

“嗨，老兄，墨西哥那儿怎么样啊？”黑人模特儿以撒由转角那儿过来问我。他穿着一件白汗衫，蓝色运动短裤，脚上穿着滑轮溜冰鞋。

“墨西哥那里很好。你穿溜冰鞋做什么？”我好奇地问。

“这是乔伊出的主意，”他喘了口气答，“她要学生画得快一点，所以叫我穿上溜冰鞋，把我在教室里到处乱推，这么一来学生就得加紧速度画，否则我就刷的一声溜过去啦！问题是我已经撞倒了两次画架，足踝差点没扭断！”

“乔伊……”我含笑注视下方的公路，“你可知道，这学期我没修她的课，可是还挺想念她的。她是个很严格的老师，但我却从她那儿学到了很多；我这学期的油画老师开口就只谈分数及规矩。”

“你好像很寂寞。”以撒说着便在我身边坐下，脱掉溜冰鞋。

“的确，我把好不容易才塑好的头骨摔坏了，当时我觉得就仿佛自己的头骨被摔碎了似的，好难过，我始终挥不去这种寂寞的感觉。”

“老兄，你一定要能忍受寂寞，这虽然难受，可是总比摔成碎片要好。你一定要能够自制自处，打起精神吧，朋友，要勇敢地接受痛苦，千万别被痛苦屈服。”

我们坐了好一会儿，注视着下方车水马龙的公路，我心想：不知这些车子要往哪里去？

“我好想念墨西哥及我的朋友……我一回来，就觉得好像由一个美梦中醒过来，梦中的一切都已消失了。”

以撒转头对我微笑，露出一口闪亮的白牙，而后说：“或许你该一个人静一下，如果你能忍受孤寂，结果就能更加坚强。你不妨试着忘掉自己，开始画墨西哥的风土人情，用艺术来表达你的情感，让油彩及泥土带领你展开另一个崭新的旅程——内心的旅程。”

我愕然地瞪着以撒，望着他那敏锐的双眼，听着他那柔和的声音，我的心事似乎全被他看穿了。

“我会试试看，其实现在已经比昨天好过些了，也许明天还会更好。”我说。

“自由些，”以撒说着便把溜冰鞋往背上一搭，朝教室走去，一边抛下另一句话，“这比任何事都重要。”

下课后，我在校园附近一家墨西哥小馆子和西斯哥碰面；自从返回美国后，这还是我们头一次见面，他也看出了我的落寞。

“你愿意和我谈谈吗？”他问。

“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我回答。

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说：“你并不是累赘，你带给我自由。”

“自由？”

他垂眼盯着碟子里的玉米饼，平静地说：“人们只有在企图占有别人时才会成为对方的累赘，因为他们总想剥夺对方的自由。如此一来，对方就随时会提高警觉，准备摆脱，可是若是真正的朋友，那就不会这样，也不会成为对方的负担。”他说着还抬眼瞅了我一下。

我们默默地吃了一会儿，接着我才向他吐诉内心的感触：“回到学校后觉得好寂寞，更糟的是我以此为耻。”

“别丢脸啦！”他立刻嘲笑我，“觉得寂寞又有什么可耻的？你是人，不是机器，自然会有感觉啊。”

我和他齐声大笑起来，我说：“你知道吗？跟你在一起后就不那么寂寞了。”

他听了又一本正经地说：“你一定要想开些，一旦你想开后，天主就会开始填补那些空虚，然而这一切都得由你开头才行。”

我推开碟子，而后说：“我这辈子大概再也不会遇见像你一样的人了，我实在很难想得开。”

“就算一时痛苦，那也值得；我们一旦想得开，也就会愈加自由。”他轻轻告诉我。

我凝视着他那于思满面的脸，深知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想开一些吧，”他又道，“你不妨想象我们重逢的那一刻会是多么美好。”

我们又默默坐了一会儿，接着我才把雕塑摔坏的事告诉他，还说：“我要回教室去，把那个头骨雕塑修好。”

“希望你也能把自己调整好。”他露出温暖亲切的笑。

“这恐怕比较难，但我会试一试的。”我说着便站起来，随即添上一句，“你给了我很多帮助。”

“你也一样，而且远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多。”他答。

我回到教室，开始修理我的雕塑，我捏着那软软的红土，就觉得好像在捏墨西哥的土壤。我忆起了金字塔、简陋的屋舍，以及火红的夕阳。红土十分柔软，任凭人们揉捏，揉捏成他们想要塑造的形状。红土，我应该像红土一样具有可塑性。

接下来的几星期，我一直在画墨西哥的风景，并用红土塑出一座座的人像；渐渐地，我内心的寂寞便随着工作消失，我就好像那个已经被我修复，并在窑中烧得既坚又硬的头骨雕塑一样，变得坚强而自信。

艺术家的眼睛

我们艺术系的气氛就和许多大学的艺术系一样，压力很重，大家都费尽心思地达到教授们的要求，获取高分，取悦教授。但我却觉得这些并不重要，我只想学习如何表达内在的艺术情感；可是压力沉重的课程却令我怀疑自己所做的是否值得，甚且怀疑我疏忽失落了什么。

一天，一个设计系的学生来我们教室看我作画及雕塑。她叫罗莎，是个迷人的墨西哥女孩，有着一头琥珀色的长发，明亮的双眸，唇边漾着一抹顽皮的笑意。自从我上回在“马丘”那儿跳舞之后就认识了罗莎及她的男友路易斯。

罗莎欣赏着我那些墨西哥风景画，我则用劲地将图钉按进新画布上，可是画布却不停地滑下来，不肯乖乖地待在画架上，我只好笨手笨脚地紧按着画布，气急败坏地猛按图钉。

罗莎见我那副狼狈相，忍不住笑起来，还说：“我觉得你画画的天分要比固定画布的天分来得高。”

“这倒是真的，”我说着便将画布往墙角一扔，又道，“我钉一张画布的时间往往要比画一幅画还久，我真觉得自己在浪费生命。”

“钉画布也是一门技巧，如果你不按老师的规矩做，那就得不到高分。”她说。

“我才不在乎分数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上成人学校？”她向我提议，“有些成人学校也教艺术课程，这种学校名叫‘社区大学’，一切免费，也不用打分数，绝没有半点压力。那里的学生年纪都比较大，老师也和此地的大为不同。”

“说不定我会去看看。”我说着便站起来，走到我的雕塑作品前。

罗莎伸手轻按着我那个雕塑头骨说：“这令我联想起我目前的生活。”她边说边抚着头骨凹陷的面颊部分。“虽然失去了那一切我曾经认为重要的东西，可是却依然不失其美。”

“你和路易斯不是很要好吗？”我问。

“我和他已经分手了，”她噙着泪，笑了一笑，然后看看我，耸个肩说，“他想当神父。”她笑了一阵，往下说：“我们本来很顺利，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当时我真想大哭一场；我很想生气，很想悲伤，甚至嫉妒，可是我却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甚且没法接受我已失去他的事实，也不觉得我的梦已碎成片了。”

“为什么呢？”我的目光不住跟着来回踱步、轮流抚摸那些雕塑品的她。

“有件事……有个人……使我不那么难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我是在为他高兴；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像天主那般给予他那么多的快乐。”

她猛地转过身，一张脸被窗外射进来的光线照得发亮，接着，她朝我叫道：“我并没有失去什么，甚至没失去梦想！因为我的梦想一直是要尽可能让他快乐。我毫不迟疑地让路易斯离去，同时觉得自己从没做过这么令他快乐的事。”

几天后，我在那所经常去主持弥撒的小教堂外遇见了路易斯；他个子高高的，长得极为英俊，是法律系的学生，也是墨西哥人。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抹笑容，见了人就有说不完的笑话，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众人注目的焦点。

“我想罗莎已经把我要当神父的事告诉你了。”我们边下教堂的台阶，他边对我说。

“是的，她似乎很替你高兴。”

“我知道她很难过，可是你知道我一直想当神父。”

“我从来不知道。我只记得在‘马丘’的那晚你带大家围个大圆圈跳舞，大家跳得很开心，又唱又笑的，在场的女孩都喜欢你，你也好像很喜欢她们。”

“的确，那或许有点不容易。可是……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他将瘦高的身子往车上一靠，咧嘴笑笑说，“我从不觉得自己真能够当神父，直到我认识你后，想法才有所改变。”

“我？”

“是的，你！我以前一直认为神父都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而我天生就有幽默感，又不愿放弃这一点，所以才会有所怀疑；可是当我看见你那么爱笑，唱起歌来又是那么地快乐，简直就和我一样疯狂，于是就想：如果你能做神父，那我一定也能！”

我深深注视他闪亮平静的眼神，不禁默默在心中感谢天主。

那年，路易斯终于放弃了前途无量的法律系学业，也放弃了罗莎，进入修道院，将自己奉献给天主，为人类造福。此后他依然笑口常开，也同样能使别人开心愉快。

同时，我也接纳了罗莎的建议，找了家设有人像绘画课程的成人学校，前去就读。那所“社区大学”也为许多异国的学生开了英语课程，学生有老有少，什么样的人都有。开学第一天，我就跑到艺术室去注册。

“嗨，你好，你想当我的学生吗？”我才进门，一位红头发的中年妇人就笑眯眯地问我。

“呃，是的，”我难为情地答，“我是来注册的。”

“好极了，我叫璐丝，是你的老师。我的天，你真可以当我们的模特儿，瞧你这么年轻英俊的！嗯……你的颧骨长得真好。”她说着还捉狭地捏捏我的脸。

我倏地红起脸，心想：这里的老师果然和大学里的不同。

我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有的退了休，特地来此实现他们多年的心愿；班上只有一个人比我年轻，她名叫贝兰，是个可爱的西班牙女孩，也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璐丝总是煞费苦心地将我和贝兰安排在一起作画，而且常在我耳边低声说：“贝兰真是漂亮！我真高兴能有你们这两个学生，你们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

璐丝当然不知道我是个神父，可是我却告诉了贝兰，两人一道欣赏璐丝煞费苦心替我们撮合的模样。

在这同时，我还是继续去大学上课，只在有空时到成人学校去享受一下轻松的气氛。

璐丝常会弯着腰看那些老学生作画，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来想个法子把那只眼睛画得生动一些，老天，你用的颜色好美呀！各位同学，请看这位同学的作品，很美吧！”

璐丝始终都对学生保持鼓励的态度，永远都那么地乐观，不论学生画得多么糟，她却总能想出一些话来赞美对方，结果班上的同学都有了惊人的进步。

我常看着那些年老的学生——有的竟已七十岁甚或八十几高龄——弯着腰在画架前专心一致地作画，然后下课喝咖啡时又在一起天南地北地闲聊，他们的亲切和善良使我十分温暖，觉得他们不只是我的同学，更是我的朋友。

就拿我来说吧，我最好的作品都是在璐丝教室中良好的气氛下完成的；我在那儿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东西——爱。

一天，璐丝对班上的同学说：“我每画一个人，最后总情不自禁地爱上他(她)，唯有爱才能激发我创作的灵感。”

学期结束前，我们班要在当地一家银行办一次小型的画展。每个学生都要选出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展出；我选了一幅一个十几岁小流氓的画像，我真不知璐丝是怎么把他哄来当我们的模特儿的。

画展结束后，璐丝望着我那幅画像说：“这双眼睛……这双眼睛不知怎的令我联想起耶稣。”

接着，她猛地转头问我：学期快结束了，你有什么打算？还说她对我依然一无所知。

“我打算回台湾。”我答。

“台湾！你到那里去做什么？”她惊叫起来。

“去继续我的传教工作啊。”

“！”这回她叫得更大声，“我看得出，我可以由你的画中看出来。你画的人眼睛总和别人画的不同……你的眼睛也与众不同。”她说到这儿便停下来，继而又好奇地问：“我不是天主教徒，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当神父？”

我先是微微一笑，继而放声大笑起来。璐丝见状便伸手搂住我说：“你真是个神父，，我早就知道，早就感觉出来了！”

接着她猛地收回手，愕然地红起脸说：“，我的天，我还常鼓励你和可爱的小贝兰在一起呢，真是对不起。”

“不要紧的，我们很开心呢。现在我总算知道该怎么画人了，这多亏你的指导！谢谢你！”

接着，璐丝便对我说了一席我这辈子听过最富鼓励性的话：“亲爱的，不论你画的是什么人，我总能在你的画中看见耶稣的面容。”

我一想到她这句话，就觉得这一年来的心血没有白费。

公园里的印第安塑像

我为期一年的艺术课程终于告一段落，成果是堆满了一房间的塑胶和泥土塑像、成沓的炭笔素描，堆得到处都是的油画。我特地买了六只大纸箱，准备将所有东西包装起来，运回台湾。

我瞪着那些纸箱，整个人都麻痹了。每回我想将行李装箱时，总不期然地想起离别的痛苦，于是就把纸箱推到一边，暂时放弃这项工作。

一天，罗莎对我说：“路易斯昨天去修道院了，我很替他高兴。”

“我也替他高兴。”

“你不久后也要走了，是吗？”她问。

“是的……但我还没有确定日期。”

“你心里很难过，是吧？”

“是的。”

“你应该让感情流露出来，好好发泄一下，否则你会很沮丧的。这就好像一个保守含蓄的人，永远不愿表现出自己的需要，也不愿依赖他人，总是假装一切安然无事，其实他的内心却因此渐渐枯死。”

“你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

“是的，”她坦率地答，“我可以从你的脸上看得一清二楚。你为什么不找西斯哥谈？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他是我的朋友，但……我怕自己太过依赖他。有时我很寂寞，忍不住就想去找他，可是后来却又想：不，这样做太自私了，我不能利用他来排遣寂寞。再说他也许很忙、很累，或者……”

“要和朋友同甘苦共患难，就得彼此坦诚，无话不谈，这么一来友情才会滋长成熟；何况朋友本来就该互相分忧的嘛。”

我和罗莎告别不久后，西斯哥就打电话来了。

“朋友，最近我都没怎么陪你，我太忙了。”他说。

“没关系，你用不着……”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见面聊聊。”

“你用不着……”

“可是我想，朋友，我想见你。”

“那我们就在公园里那座印第安人雕像前碰面吧，我会带点三明治去，咱们边吃边聊。”

那座公园距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公园里有座纪念碑，是纪念一批几世纪前在这一带照顾当地印第安人的教士的。记得小时候，爸爸常带我们来这里野餐，我和哥哥往往会在碧绿的草地上打滚玩耍；我最喜欢跑到那座巨型的印第安人铜像下的阴影里去休息，一边欣赏那铜像威风凛凛的英姿。

西斯哥和我坐在铜像下，我递了个三明治给他。

“我现在若有所失，在这儿找不到事做。”我把心事告诉他。

“你或许想回台湾吧，”他咬了一口三明治说，“所以不想在这儿生根。”

“对，可是一想到要离开这里，心里还是很难过。”

“难过是一种很可贵的感情，也许你该让自己尽情难过，也该让别人也难过一番。”他顿了半晌，然后以低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呃，如果我九月底动身，那就可以赶回台湾过孔子诞辰纪念日。”

“九月……”他沉吟片刻，“那只剩下几星期了。”

我听他这么说，立刻别开脸，不约而同地和他一起放下三明治，此刻我再也吃不下了。

“你订好机票了吗？”他扭开头问。

“还没……”

“唔，你不觉得该快点去订吗？否则就赶不上孔子诞辰了。”

我喃喃地问：“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好朋友？友情有时候也会伤人的。”

“不，”他转回头，望着我说，“友情倒是会让我们抱头大哭一场。”

我站起来，绕过铜像；这铜像从任何角度看去都极雄伟威严，同时又十分安详和谐。这印第安人铜像似乎很清楚自己的方向，而我却刚好相反。

接着我又转头注视西斯哥，说道：“说不定我不会回去，也许……”

“千万别因为我而留下来，”他坚定地盯着我说，“这绝不是个好理由。”

“我知道。”我凄然地答。

“你还有更要紧的事可做，除了天主之外，你千万别留恋什么，如果你要走，那就心安理得地走，要不就干脆留下。”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半天，各自捏着那个吃到一半的三明治。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照在印第安人铜像上，替它拉了条长长的影子。四下没有半丝风，空气似乎静止了，就连树叶都动也不动。

“我真希望能下定决心，”我倚在铜像粗壮的腿上，又说，“有时我觉得一直往下沉，往下沉，然后又攀上一根由天上垂下来的细绳，慢慢往上爬，往上爬，不时失手滑下来，再度坠落下去，但我仍不死心，站起来重新尝试，就这么一次一次地重复下去。”

我将额头紧抵着冰冷的铜像，强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对不起，我不愿成为你的负担。”我低声说。

他走过来，伸手搭上我的肩，平静地说：“别再说这种话，如果你再这么说，那就破坏了这美妙的时刻了。”

我抬头仰望铜像充满自豪的面庞，以及后方高大的树木，继而轻轻说：“我对这里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小时候常和我父亲来这里玩，说不定这些树还认得我呢。还有这印第安人……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期，那时我们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后来，我父亲过世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他了。”

他站在那儿盯着我，那眼光竟令人有些畏惧。

我趴在铜像脚下的地上，而后说着：“现在历史又重演了！可是我该如何抉择？我怎能离开那些我深爱的人，永远不和他们相见？”

“你真的这么重视我们吗？”

“是的，是的——”我说，“可是我却是个传教士，我希望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我想行善，服务人群，同时又舍不得放弃这一年来的生活，不愿就此结束一切；我还不想回去，如果我现在离去，我怕我会……我会……”

“你会得到自由，你懂了没有！？”西斯哥叫起来，一边猛抓着我的肩膀，厉声诘问我，“你难道看不清你目前的处境？你被困住了，朋友，你被困住了。”

方济神父

犹豫不决的滋味真教人痛苦不堪。我既想留下，又想离去，更想做正确的抉择。西斯哥说得没错，我是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那人就是方济神父。方济神父以前曾到中国大陆传过教，现在则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兼顾问，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完美无缺的圣人。

我和方济神父已有二十年的情感，在我念修士的时候，他一直启发我、鼓励我。如今他健康欠佳，又因为关节炎而驼着背，听力几乎完全丧失，但他依然保持着对我们热烈的爱——他总称年轻的教士为“我的孩子”。就我所知，他是和天主最接近的人，我完完全全地信任他。

于是我便前往旧金山附近的洛斯加托斯去找他，他隐居在那儿山区的一处耶稣会所。在去找他的途中，一直回忆着过去我和他相处的时刻，他常向我叙述中日战争期间在中国传教的经过，往往听得我欲罢不能。

那时我常坐在他的脚边聆听他追述战争期间的片断，有回他搭火车由南京前往上海，半途中火车却被日本飞机轰炸了，他由车窗里跳出来，跌进铁轨旁的稻田里，躲过了机关枪的扫射……以后，他带领过难民，又在上海教了几年书，还到罗马做中国历史研究，最后才来到洛斯加托斯山区，我们就是在那儿结识，并成为好朋友的。

我去看他后，才发觉他仍在做历史研究；我此番来打搅他主要是想求教于他，请他以过人的睿智及关爱为我指点迷津。

在我和他交往的二十年来，我有什么心事都会写信向他倾诉，他的书柜及抽屉里装满了我的信，墙上更满是我的照片。他很了解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及秘密，同时也将他所有的经历、痛苦与欢笑与我分享，我们真可说是深深的知交。

我打开方济老神父的房门，发觉他正躺在椅上睡觉，一头白发上覆着顶黑扁帽，头略略前倾，双手安详地搁在腿上。光线由他身后的窗户射进来，柔柔地照在他身上。窗外是一片葡萄园，翠绿的葡萄叶片正迎着艳阳，在微风中款摆摇曳。

我走到他身边，轻触他的肩膀，他立刻张开眼，一见我便伸出大得出奇的双手拥住我，然后以充满热情与关爱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你总算来了！在这儿待一会儿，直待到你听见天主跟你说话为止。”

我开口向他说话，他立刻由桌上拿起纸笔，送到我面前说：“我现在已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你若想说什么，就请写在纸上，放心，我的眼睛还很管用，每个字都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我便提笔将这一年来学习艺术的成败得失，墨西哥之旅，以及西斯哥和其他朋友的事全写出来，最后还写出目前犹豫不定，不知是否要回台湾的矛盾心情。

“你很想念台湾那座小山村，是吧？”他看完了我所写的，继而问。

“是的，可是我却害怕离开这里——”

“恶魔引诱我们害怕，”方济神父平静地说，“也夸大了人们对爱的需求，因而使人们自我束缚，无法解脱。”

我听他这么说，不禁吓了一大跳，这个仁慈神圣的老神父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我处身困境，同时还深知其中原因。

“可是天主却能给予你平安、欢乐、信心及自由。”他鼓励我，然后握我的手。我低头注视他那双皱纹密布的手，那双手虽然衰老，可是却依然强而有力，像极了他窗外那片连绵不断、孳生不息的葡萄园。

“我深深感觉出天主正引领你返回台湾那座小山村，速度虽然缓慢，可是目标却很明显。”他告诉我。

我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觉得压在心口上的大石头霍然落了地，刹那之间感到轻松无比，于是又提笔写道：“是，我就回去，可是，那会很难……”

“这当然很难！”他严厉地打断我的话，“如果容易的话，我反而要担心呢。正因为它困难，我才确定这是天主对你的旨意，要你去完成。”

他的话再度令我惊愕，我愣愣地凝视他的脸，发现那上面竟写着痛苦——毕竟他是个年老体衰的人，他的一生全献给了天主，也献给了世人。

接着，他又给了我一番令我永生难忘的忠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才挽救了世人，如果我们都盲目追随这种做法，对世界又会有什么改善？所以我们只有拥抱十字架，才能有效率地为天主执行工作。”

接下来的几天，我常常到那片葡萄园去散步，反复思索方济神父的话，同时倾听我内心及四周上天的声音。

现在正值初秋时节，加州北部的山区天气开始转凉，葡萄已经采收完毕，原本翠绿的叶片也转为深黄和浅红；山区内有些工人已开始晒葡萄干，并将藤蔓上的叶片去除，只剩下光秃秃的扭曲枝条，等待来年重新发芽滋长。

我听见内心深处的声音在对我说：“尽管痛苦存在，但你只要伸出双手，就能撷取到快乐和幸福，所以你背负十字架时仍要快乐歌唱。”

于是我便边散步边唱歌，不知不觉地走到一座山顶，只见那儿开满了一片紫色的野花，美丽极了；我忍不住俯身摘起一朵——那紫色的小花瓣中央还圈着一圈金黄的花蕊呢。

我内心的声音继续说：“你轻轻捧着友情，友情才会滋长，也唯有在放得开时，你才能拥有它……”

那朵小花静躺在我的手心里，它是那么纤小柔弱，如果风一来，我会立刻任它自由飞去，绝不加以挽留。如果我不放手，那它就不会自由，如果不自由，那就不叫友情……

下山时，我发现葡萄园外有一条蜿蜒的小径，于是循着小径往下走，走了一会儿，来到一条山间小溪边。我蹲下来，掬起一捧清凉的溪水，泼在脸上，然后继续走下去。

紧接着，我忽然看见前方站着一只棕色起白斑的鹿，那只鹿真美，它见了我吓一大跳，而我也同样大吃一惊，于是彼此都愣在原地，好半天动弹不得。

之后，它轻轻一跃，迅速转身，以优美的姿态奔驰而去，消失在林中。

这时，我内心的声音又响起来：“正如鹿儿渴慕清泉，我的心也渴慕着祢，我主。”

正如鹿儿渴慕清泉，我的心也渴望着清泉……

我在山间漫步了好几天，终于再次去找方济神父。

“我已经决定好了，”我在纸上写着，“我在山间散步时听见了天主的声音，现在我又要歌唱了。”

我由方济神父房间的窗户望见外面的工人已将葡萄叶片清理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是一丛丛纠结的光秃枝蔓，犹如一双向上伸展，拥抱天空的手。

“那就去吧。”方济神父以多皱却有力的手拥着我，低声地说，“等你下次来时，我就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很想说点什么，可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想向他表达内心的感激，感谢他二十年来对我的关爱，以及对我一生的影响，只可惜我太过激动，反而什么都没法表达。

“要记着不停唱下去，尤其是在痛苦的时候，你的歌声将会克服痛苦，带给你平静和安宁。去吧，孩子，天主与你同在！”

我临走时还最后一次回顾这位美丽神圣、八十四高龄的老神父，接着才依依不舍地关上门，黯然离去。

我离去后不久，方济神父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那双如葡萄藤般坚强有力的手终于找到了最终极的目标。我离开洛斯加托斯的三个月后——那时我已返回台湾——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方济神父已于睡眠中安然长逝。

神父虽然去世了，但山坡上的葡萄藤却会再开花结果，丰盈的果实也将结满枝头，等待人们采摘，酿成永恒的美酒。

中国的月亮

夜已深，我却坐在厨房里瞪着电话发呆。此刻应是台湾的清晨。我慢慢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哈啰，陌生人，”我哥哥杰瑞的声音由电话那端清晰地传入我耳，“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我……还没确定。你想……现在回去好不好？”我的语气仍有些犹豫。

“当然好啦！”杰瑞立刻回答，“这儿许多人都等着你回来，好多朋友都打电话来问我，昨天就还有……”

杰瑞接着念了一大串朋友的名字，我听完他的话，一颗心怦然而动，急着想回去看看那些久违的朋友，并重新展开我的工作。

“那我就决定这个月底动身了。”这么快就下定了决心，连我自己都大感惊讶。现在已是十月。

“我已经错过孔子诞辰纪念日啦。”

“孔老夫子大概不会放在心上的，”杰瑞笑着说，“我觉得现在正是你回来的好时机。”

“台湾的天气如何？”

“阳光普照！”

“那我们不久后见吧，再见，杰瑞，我爱你。”

“我也爱你，再见。”

第二天早晨，我带母亲到公园附近一家小咖啡店吃早餐；我们在车上谈起回台湾的事。

“我了解你的感受。”母亲说。

“真的吗？”

侍者将早餐端上来，我们便开始享用。这家咖啡店真的很小，可是却挤满了人，我们的椅子几乎和邻桌人的椅子贴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声音放得很低。

“我这一生经历了许多次分离……”母亲欲言又止。

我望着她的脸，明白她的意思，也知道自己的痛苦和她的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

“快些回台湾也好，”她继续说，“尽管我深爱着你，希望你一直留下来，可是我却看得出你生活的重心在台湾，应该快些回去。”

“时间过得真快，”我不胜唏嘘地说，“我觉得我应该做个更好的儿子，可是有时候我心情不好，总是一个人闷着，所以我大概没带给你多少快乐，我实在很遗憾。”

“没什么好遗憾的，”母亲微笑着说，“我喜欢你在家里的每一分每一秒，这一年来我一直很快乐，现在你要走了，我也不会难过，因为我希望你快乐，只要你快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那天，我又去看望了弟弟和他的家人。弟弟是个很有才华的技术师，他正在替我修车，只可惜我的车已回生乏术，任谁也修不好了。他的老二已出世，是个头发鬈鬈的漂亮小子，现在已快一岁，每回一见我都咧开小嘴，开心地笑着。我看着他出世，看着他成长，对他的感情格外深。此刻他三岁的姊姊正坐在地板上和我玩，要我说故事给她听。我走后，一定会非常想念这两个可爱的宝贝。

“你相信征兆吗？”弟弟突然问我。

“征兆？你是指某种能告诉我做得正确与否的指示？”

“对，”他答，“每当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来临时，我总能收到某种指示我正确与否的征兆，如此一来，我的心就会很安然。”

“但愿我这趟回台湾前也能收到这类的征兆。”我由衷地说。

“征兆通常都不很清楚，”弟弟又说，“呃，你的车坏了，可能再也修不好了。这或许就是一种征兆，意味着你在此地将没车好开，哪里都去不成。”

“我还在找别的征兆呢，”我笑起来，“你说得对，这的确算一种征兆。”

回家后，收到一个台湾好朋友寄给我的信。

信上写着：“别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正等着你回来呢。”

这又是一个征兆，虽然很小，却仍算得上是征兆。

于是我走进乱七八糟的房间，开始整理画作，然后望着那六只空纸箱，继而将行李装了进去。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来。是西斯哥打来的。

“我们再去游一趟墨西哥如何？”他问。

“墨西哥？”

“这回不去太远的地方，只不过是蒂华纳附近的沙漠，我们也可以邀泰莉一道去。我想带你们去那里看一样东西。”

“我没多少时间了……”我看看已装了一半的纸箱，又说，“我下星期就要回台湾了。”

西斯哥沉默了半天才说：“这么说你已经决定了？”

“是的。”

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正奇怪他是否已经走了，他却低声道：“你害我哭了。”

“对不起。”

“别再说这三个字！”他吼了起来，“我早跟你说过别这么客气！”接着他又笑出声。“没关系，咱们明天就动身，我会打电话给泰莉，咱们在你临走前来个最后一游，朋友，你说好不好？”

“好啊，到时见。”

蒂华纳附近的沙漠又干又热，沙漠被烈日烤得发焦，疏疏落落地长着不同的仙人掌。公路边的山丘上比较湿润，所以除了仙人掌外还开着艳黄色的野花及橄榄绿的灌木丛。

那条公路一路可通往墨西哥市，可是我们这次只打算来个短程旅行，因为时间紧迫，不久之后大家都得互道珍重了。

我们到了一处名叫安西尼达的墨西哥小镇，在那儿认识了几个在当地孤儿院工作的朋友；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买了些纪念品，吃了点墨西哥菜；玩了一整天，眼见天色渐渐晚了，于是决定回去。那一整天，我的心情都很平静。

“你好像心不在焉的。”西斯哥说。

“玩得很开心。”

“不，我看得出你在想别的事情。”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没错，我是心不在焉。

“我大概已经没心情观察别人，观赏各地的景物了，现在我的旅程已经由外在转向内在，此刻我只想发掘最大的秘密——也就是我自己。”

“对，”他一边开车，一边瞪着前方，“真正的旅程目标并不是墨西哥、美国或台湾，而是自由，内心的自由。”

泰莉先是看看西斯哥，然后看看我，她金色的长发在微风中飘扬，很美。

“自由就是开放心胸，”她说，“也就是能体贴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我也想做一趟心灵之旅。”

“海！”西斯哥一声大喝，打断了我们的思绪，“快看海！”

车子刚绕过一道弯路，太平洋便如一条大灰毯般呈现在我们面前。天空灰蒙蒙的，海水也又暗又灰，然而海平线上却有一抹柔和的光芒，而且有愈来愈亮的趋势。

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那抹光芒，只见那光逐渐加强变化，最后形成了一道光带，将灰暗的海水染成红色。

热情的红，激烈的红，此刻，燃烧的落日正打算挣脱白日的束缚，悄悄地滑入明天的怀抱。

“我想带你们看的就摆在眼前。”西斯哥加足油门，将车驶得飞快，朝一座俯瞰海洋的巨岩疾驰。

“如果来得及，我们还可在巨岩上观赏落日。”他说。

天色转得更灰暗了，可是海平线上那道红光却愈加强烈耀眼。

“这是永无止尽的，”泰莉的脸庞及发丝浴在夕阳的余晖里，“永无止尽的红！”

巨岩正矗立在我们前方，西斯哥来了个急转弯，再猛地煞住车，我们便跳下车，开始爬上巨岩。

三个人举步维艰地穿过一片灌木丛，小心翼翼地防着那些长满尖刺的仙人掌及锐利的岩石，好不容易才爬到岩顶，然后由我和西斯哥合力将落在后面的泰莉拉上来。

一攀上岩顶，立刻为眼前绚丽神奇的景象所屏息。只见火红的夕阳正将海水抹成一片炫目的艳红；我们看得出神，噤不作声，耳边只听得下方海潮冲击岩石的声响。

“还没消失呢，”泰莉指着海平线，“永无止尽的红……”

然而那红并非真的永无止尽，此刻它就正慢慢消褪。不知不觉中，那长长的红色光带转成了浅橘色，继而褪成淡黄，最后终于和灰蒙蒙的海水化为一体，再也看不见了。

“喔，不！”我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不要消失！为什么不永远留住呢？”

夜色迅速笼罩大地，落日的余温被海风吹散，寒意便渐渐升了上来。现在一切都变得黑漆漆的，四周显得空洞而凄凉。

泰莉和西斯哥弯下腰，环住我，泰莉说：“你就要走了，我们都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是神父……”

我垂下头，意识出黑暗正逐步逼来，包围住我。

“身为神父并不能使我的心变硬，”我哽咽地说，“我每回一想到要和我所爱的人分离，一颗心就要碎掉了。”

我们在黑暗中伫立了许久，我自觉大地已为我而死去，所以一切才会变得如此黑暗，要不是身边还有两位好朋友，我恐怕也会跟着死亡。

接着，奇特的事出现了。

“看！”西斯哥蓦地叫起来，“快看后面！”

我慢慢抬起头，转过身。

只见后方的山峰上方，漆黑的天空里正镶着一颗珍珠般的满月，月亮圆满无缺，发出淡黄的光晕，柔柔的光泽照亮了黑暗的山峰，也照亮了我们。

我张着泪痕犹在的双眼，愕然地凝视那轮满月，霎时间若有所悟……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征兆，”我平静地说，“那就是中国，这月亮就是中国。”

我们三人默默面对着月亮，一如刚才无言凝视夕阳。

“那落日是墨西哥，”泰莉幽幽地添上一句，“虽然一度绚烂美丽，可是却已消逝。”

西斯哥独自走到一边，继而招手示意我们过去，又说：“我要你们看的正是这个。”

只见仙人掌及野花丛中立着一堆岩石，我们弯着腰，低下头一看，发觉岩石堆中竟插着蜡烛及鲜花，其中还立着一座圣母玛利亚的小雕像。西斯哥点燃了蜡烛，我们低头默默祈祷。

这雕像正是数月前在墨西哥市的教堂中，在我们面前显现的圣母，现在她又再度出现，在此地以温柔及安详充实我们的心。

“永无止尽的光，”泰莉和我们一同站起来，凝视着烛光，继而轻声地说，“今夜请赐福给我们。”

这一刻，我再度欢悦起来，这就是祷告的力量。现在我不再眷恋过去，一心只想着将来，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将来。

我们手拉着手走下山，圆圆的满月在我们前方，消失的夕阳在我们身后，我们在宁静满足的心情下走进赐福的夜色。

工作手记之一

三毛

那天，在预备又跟他——丁松青神父再去分析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没有考虑过健康和体力的问题。

对着花费了那么多小时，日日夜夜不眠不休工作出来的稿件发了好一会的呆。

自从《刹那时光》的第一页英文稿在去年初春交到我的手中开始，眼看它一次一次加厚，跑进我的书房。去年，第二度向学校请了长假赴美居住时，这本原稿仍然被放在行李中带去了。而第二次去，因为要动手术，所以并不打算让住在圣地亚哥的丁妈妈知道。

对着清泉的流水，跟小丁神父讲了很多话，他看我对于赴美之事那么不开心，就问了我好几遍：“你到底要什么？”而我实在说不出在这世上我还要什么，这就更加难过了。

在美国交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美国朋友，而真正欢悦我心的，却是社区的那些墨西哥园丁。每当他们来剪草的时候，我总会拿饮料出去，一同坐在树下，用西班牙话交换着生活中的悲喜。墨西哥人跟我是那么地亲近，就好像同胞一样。不，这绝对不是语言，这是心和心的问题。

回想起在美国那长长的几个月，生活中好似永远在看电视，将它当成一种麻醉品，来麻木那实在是不快乐的心灵。也是当时太难过了，那本属于神父的原稿一个字也看不下去。难过使人消极到除了电视连续剧的情节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而邻居们，见面也总是热烈地讨论连续剧。

决定回台的时候，挫折感很深，什么都丢了，包括神父的原稿。在我回台之后，那再一次影印的稿件才又寄了一份给我。我跟神父说对不起，他也没有催我。

回台之后也没有译书，很投入地又看孔子和《战国策》。有一天，想到英文，想换一下语文给脑筋休息，这才拿起神父的新书来看，这一看就没能停下来。

那不是为了翻译，是用心在读一本书。

完全整理好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在内容上已经跟神父谈过很多次，他也改写了许多必须删改的细节。等到定稿之后，我又不放心起来，觉得仍然不够尽心。

如果一本书，涉及到宗教，就得再尽心跟神父去讲，而他，也认为这份“再讨论”是有必要的，不是挑剔。

如果放心草率地去做，也会是一本书，可是我们没有。

不是没有考虑自身健康的问题，会很伤身体，可是任何事情总得付上代价，虽然那不是我写的书。

于是中文稿、英文稿全都拆散了。很耐心地再做第四次增减。神父在清泉工作，我在台北，等到两边的问题在电话中讨论清楚，才见一次面，一句闲话不讲地专心对稿。从原稿二十六个章节的标题分析开始，讲到分段、语气、观念，甚至于一个用词和一个标点符号。

这么细细碎碎地做工，并不是为了技巧上的完美，而是期望经由这本书，达到一个透明、自由和爱的境界。

神父写的故事，一向是他个人真实的生活纪录，他也深信——唯有真实的人生，是最能触及人心的。这一点，我能够了解，而且同意。

本来，这本书里写出的东西还有很多。这就好比在织布，每拆一次布，编出来的花色就更单纯，最后成了一幅近乎素面的东西。由于这种割舍，那份明净才更清楚了。

看到第十八章《界外》已经又完成一次，在那一段中，神父喝醉了。我没有跟神父再去表示意见。对着一个完全属于天主的灵魂也有的内心深渊的孤独，使我心里一直联想到圣经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段，那时，耶稣也曾经在断气前那一霎间，叫喊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里面，有一种全然的了解使我泪上心际。

这本书，深深令人受感动的，是一个神父笔下的真诚。

这不是一本枯燥的书，相反地，它里面有血有肉又有活活泼泼的生命起伏。

跟神父一同工作，感激他给了我一份翻译之外的参与。这份认同和信任，是最大的鼓励，使我拿这本书，当成自己的手足一般尽心对待。

《刹那时光》，曾经是我的，因为里面的确有我的付出。

很奇妙的是，一些基督徒，曾经怀疑过我本身信仰的转移——那不是没有原因，那是因为我深爱中国神秘的民俗而造成的误会。但是天主教的神父们，在这一方面，始终十分明白我的心灵和不移的信，在这一点上，天主教跟我是很能沟通的。

这本看上去平凡又简单的书，是丁松青神父写作历程上又一次的进步，在他个人的水准来说，真是很好。我也一向认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的成绩跟任何另外一位作家去比较。终其一生，我们应当比较的是自我的突破和提升。

当然，全书要弄“完整”尚待再次的努力，在这一次的专心工作中，我学到了安静的艺术。我想，这份耐力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来自天上。

大致是不会再改太多了，于是休息了一天。就在休息时，已有一年多未曾见面的陆达诚神父的电话号码突然由我脑中清晰地跳出来，那时我当然联想到我深爱的邓念慈和沈起元神父。

拨了电话，结果那么忙碌的陆神父给了我时间，因为丁神父《界外》那一章的话题，使我们不知不觉进入了一场灵魂深处的谈话。那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又在同时讲了出来。陆神父使我，再度印证了这份不移的信。在写这篇文稿的现在，我的心那么亲密地与上天结合在一起，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是透明的爱，包围着我，这不会是一时的情绪，这会永远如此下去，正如从来没有离弃过我的天主。

《刹那时光》是为我而写的。做完这本书，我的灵魂又经一次洗涤。丁神父也许不明白，在他写这本书的一开始，天主其实已经在用他，用他，使一个笔名叫三毛的人，再一次顿悟到她在世上的工作还有那么多要做。热爱生命和人群是我永生的信仰，这份坚定的信，来自哪儿，我已很清楚了。

工作手记之二

丁松青

我从来没有想到三毛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心思，只为了我的这本新书。

是什么，使她付出了如此专注的精神和耐力，将书中“每一个句子、每一段章节”都做到了接近背诵一样的熟悉？她说，在我写的三本书里面，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本——《刹那时光》。

这本书，好像是为她而写的。

我可以看到，三毛不只用心在工作，也同时在工作中学习安静成长的艺术。

因为这一次共同的整理稿件，我们对这本书再三地删改或加添所产生的默契，已经达到一个原著者和译者最高的境界。

在一方面来说，我感到抱歉，因为累——坏——了三毛。在另一方面，我又非常高兴；直到经过这本书的合作，我才明白，一个心灵居然可能和另外一个世上的灵魂，在沟通和了解上，那么自然又不费力地契合到这样深切的地步——这是我过去跟任何一个人，不曾有过的经验。

然后，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也不是她，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冥冥中推动我们。

我们非常辛苦地为这本书工作，很辛苦，因为初稿细节完全整理完毕以后，我又两度将全书整个改写了章节。于是，一切又要重新来过。

常常，三毛要求我先将书中所写的念出来给她听，她用心去听，用“心”而不是只想文字。这才去看英文原稿。

而我，我要求三毛用中文念，念到《往事如烟》和《方济神父》那两章，她的声音哽住了，停了好一会。我知道，可能，对于死亡、分离、割舍和成长、关于我孀居的母亲那漫长的岁月，勾起了她内心深处的疼痛和了解。她是明白的，因为这一个三毛——我的朋友，也经历过同样的苦痛，还有那如同我当年一般空虚而又无助的少年时代。

我知道她为什么把这本书当成挚爱的一部分。她，就是书中的回音。

要求三毛的中文文体尽可能浅白简单，这一点，她做到了。她的风格和人格，其实也是这样的。

这本书的诞生，是天主透过三毛不断给我鼓励，才使我有力量一改再改，甚而欢悦地做下去。她给了我创造的信心和欢悦。

是一场体力和心力的长期考验，那份韧性，是三毛用很大的耐心在对待着书本。我实在不能说什么，只有向她说请她慢慢做，不要熬夜。可是她说，她绝对不是为了我，是一种力量在占据她，不能停止。

这本书，割舍掉了一切复杂的东西，我们要求在心灵上明净、简单、平凡，因为这就是我们期望的一个世界，我们很缓慢地经由这一个理想，将它活出在现实的生命里。

这本书，看上去很淡，这就是我们要的一种简单。

译着这一本书，改过小地方无数次，十一万字的文稿改写三四次，而今又再开始改写其中的一些章节，它越来越干净了。割舍，真是重要，不只在书里，也在一切的生活里。

跟三毛一同工作，虽然她那么严格又锲而不舍，可是我们的心，安安静静也有耐性。这好比是一场旅行，翻山越岭，找寻的只是一片微风吹过的大地和田野。

但愿其他的人，在这本书里面，也能从这一场人生之旅中，分享三毛和我达到的那个明净又清朗的世界，看见人性中优美的光辉。

致丁松青

三毛 文

卢嘉琦 译

*三毛致丁松青书信的原文为英文，除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书信为三毛翻译外，其他均为卢嘉琦译。

一九八二年，三毛第一次来到清泉。

在吊桥上讨论《兰屿之歌》。

在清泉的山水中。

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毛在清泉过年晚会上。

晚会后第二天，来到清泉河边。

在河边谈论《刹那时光》。

就在那儿，隔着河正对教堂的地方，三毛找到了她的梦中之家。

她将小红砖屋开放给青年朋友，“三毛的家”便成了“大家的家”。

在“三毛的家”下面。

在桃山小学前。

三月，三毛去往美国，看望了我母亲。

三毛与我的朋友西斯哥。

一九八五年夏天，三毛和南美朋友再次来到清泉。

在推土机上休息，等待往清泉的路抢通。

一九八九年，在台北三毛的家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亲爱的Barry：

新年快乐平安！

你做了一件美丽的工作，真美丽！！！

谢谢你将新书全部写完，这真是一件美丽的耶诞礼物。让我们一起来工作、出版，送给天下有心的中国人。你也喜欢这样，是不是？

现在轮到我的步子了，替你的清泉，走回中国的生命来。

在你寄来的页数中，找不到“The Athletic Meet”《运动会》这一小章。柱国说他那儿也找不着，我想请你补寄这一段给我，想来你是有底稿的，很对不起，麻烦你。

Barry，当你的全书的目录来的时候，《阿秋的世界》和《给库诺西的十字架》已经译成，我已将这两篇交给了杂志，在《十只小鸡》的后面刊出。这一点十分抱歉，下一个月的翻译便将照你目录上的故事顺下去，出版时也会尊重你的目次，请你放心。

你英文稿中的“Uncle”被你细心加上了中文解释，写成了“姑姑”。你父亲姐姐的丈夫在英文上的写法完全对，可是在中文注解上应当是“姑父”。姑姑一定要是女人才是，我替你改了。

知道你目前正和法兰西斯哥在墨西哥度假，想来是信先去圣地亚哥等你回家。知道你学校绘事极忙，又在赶写文章，还得管管他人心灵上的苦难，你这位牧羊人实在辛苦极了，可是看看你的好文章啊，这些都是你的成绩。

事实上我也是极忙，忙得不吃不睡，部分的时间，给了你的清泉。

写到这儿，柱国和璧人来了，璧人说我忘了在你所寄来的文章照片里做翻译，于是我停笔了一会儿，去给照片的英文做解说。清泉，在你的相机下，又活出了一次。特别喜欢你在几张人像特写上所注的话，那一张张美丽的脸，触到了灵魂深处的光华，你看出来了，拍出来了，但愿我也译出来了。加上璧人的设计，我们一起再给他们一次人性的光辉吧！

常常想，上天是特别爱你的，他给了你这么敏锐的心灵，在艺术、文学、音乐、爱……和许多其他的地方。

为你译书的工作者，如果具备了足够的英文和中文程度，而没有与你相同的感应，也不能触到那一份生命中隐藏的神秘之美，即使能够译得忠实而完美，在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份品尝与欣悦必然不会相同。

我真喜欢将你的书变成中文，不但是在文字上，也要将你潜在英文中的精神再活出来一次。看你的文体，总使我想到《大地之歌》的作者James Herriot，你不是也喜欢他？你哥哥也是喜欢这位作家的，他告诉过我。事实上，你说的是清泉故事，不知你自己，便是一道清泉。我真喜欢为你工作。

我的日子仍是像上次告诉你的，周日山上，周末在台北，很爱我的学生们。有的时候，深夜里，山上起了雾，我念累了书，批完了作业，便带着耳机和小录音机，穿上厚厚的大衣去散长长的步，这便是我工作之外的舒展。工作太忙使我常常胃痛，杂事多。其他没有别的新事情了。

Barry，生命真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这么美丽的恩赐。

上封信中我无意中说起心中寂寞，不是因为哀愁，而是觉得，好像在这世界上，没有另一个人，懂得刻在我灵魂里的那份欣赏、赞叹、平和、温柔与喜悦。在这样有魅力的一场生命之旅中，我好似总是一个人在狂喜，没有人能够去说。谢谢你在祈祷中记得为我，其实，这份刻骨的孤寂，仍是美好的。

人生很长人生又真短啊！真是生死两难。

你，我，还有世上少数识与不识的相同人，事实上都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在大自然和自己的生命中，已经握到了天堂的钥匙。

二月的《皇冠》要刊出你的文章了，我们才得近两万字的中文，不能再写信，快快回去工作。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不必再见你，因为你并没有远去。

请问候你的母亲和法兰西斯哥。

Echo上

对不起，写完信又在书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做了一场大搜查，失落的那一章已经又找出来了，很抱歉，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Barry：

上次与你碰完面，我就处于非常特别的状态，虽然才一个半月，但就像你在信里说的：“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非常地“低落”，我不接电话，就连待在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无法安抚我。Barry，你一定懂这种感觉，我无法见任何人，无法和朋友谈天说笑。好几次我想起你对我说：“三毛，问问自己要什么。”我扪心自问，也问了我最亲爱的天父，但是我到现在仍然没有答案。

是这样的，我的男朋友回来台北了，所以我必须面对我下意识想要逃避的谈话了。

Barry，我问自己，而我的回答时而答允，时而拒绝。即使如此，这个美丽的人却仍在我身边待着，他是如此渴望我成为他的妻子。

我忽然消失一定让你担心了，我想你，也常想着你会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甚至在圣诞节时，我还特别想起了法兰西斯哥。种种思念和爱之所以没化为一通打去光启社的电话，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向你解释我的感觉。Barry，你知道我与你非常非常亲近，但是讲到我男朋友，我就没话可以跟你分享了。为什么呢？Barry，为什么？请告诉我吧！我对自己，对天父，对我男朋友，对你都是诚实的。Barry，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成为某人的妻子，我已经不再是撒哈拉那个女孩了。

说说你在清泉的新生活吧！你对这个地方而言一定有某种原因，某种秘密，某种使命感，我们要等等，看天父和生活要告诉我们什么。Barry，试着平静下来，看看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吧！那里的人一定需要你。也许你原本以为那个地方已经在你人生中结束了，但其实现阶段还有更多课题需要学习。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也需要平静下来（我已经够“低”落了，应该说我需要平静“起来”才是），我也得去聆听，去等待人生的喜乐。但是，如果一个人很低落，我们又要怎么看清什么才是真正要学习的呢？（而非一味地随心所欲。）在西班牙我们常说“在夜晚哭泣便看不到美丽繁星”，我已经好久没有看星星，而你抬头看了月亮，对吧？

Barry，我这星期会打电话给你，也许等我男朋友回加州后，我会到清泉去，你会欢迎我吗？

当我的好朋友吧，Barry，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朋友。

至于那部电影，我只和鲍神父、你哥哥和导演一起看过一次，那时候还没有定案（还没配上音乐）。我会请Jerry带录像带给我。电影里我最喜欢桂神父，就是那位从苏格兰来到台湾的神父，不过我没再见过他。

亲爱的朋友，鼓励我成为一个快乐的女人，成为天父的好女儿，成为一名好老师吧！

Barry，我见到你时，请别问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台湾的生活是如此地美好。当我的神父，当我的朋友。

爱你的三毛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Barry：

想起清泉我就心痛。你知道那不是折磨，但却痛彻心扉。每当生命给我们太美的事物，我便总感到心痛和寂寞，当然也感到喜悦，只是不常。与达尼埃和歌妮旅行的这些日子很美好，但我发现，我的寂寞感却比起独处时更甚。每晚，清泉的人们来到我的梦中，那些人的面孔让我心痛。那天晚上你和那两个要到新竹工作的年轻男孩说话时，你的脸就像是位圣人，真的让我好感动。Barry，到底有谁在乎台湾的那些原住民？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想，你做的还不够，而你又能为他们再多做什么呢？你已经尽了力，远超出你的能力所及，但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一想到这些那些，我就感到十分悲伤，这样的悲伤也许只有天父才能在某天给我答案吧！只是那不是现在。

也许我想太多了，也许我的心太软。Barry，我总是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却得不到答案。我想拥有家庭、丈夫、自由、艺术、书、平和，也想将我所有的一切给人们，这一生有太多爱，太多活着的方式了。我离开清泉后，心就碎了一块，我知道自己能为他们做的好少，但我真的爱过，至今也仍爱着他们。不只他们，这世上那么多寂寞的人也都需要爱，但我在短暂的这一生里却做不了全部的事情。那晚在清泉，当我读着你的《清泉故事》，那些故事是生动的。我一见到清泉，对你的书就有更深的感觉，之前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对你很抱歉。

我亲爱的朋友，等我从加州回来，我会带台录像机到清泉去。将这种物质生活带给那里的年轻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这是我现在能承诺的，请转告他们，我爱他们。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大丁神父的工作，我觉得他在做的事情也好难，也许难上许多，因为他每天要面对的人们都是有困难的人。他也极有耐性地在做这些工作，如果他不够强壮，是会在三个月内疯狂的。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在台北不知怎的也像Jerry一样，对我来说那实在太难熬了。所以大丁也是位圣人，因为他在台北仍保持微笑。

请告诉李伯伯我非常喜欢他做的菜，我会寄风湿酒给他，人家说那对风湿很好。还有，我还记得他想要一顶黑色的帽子。

竹山的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明天我们就会到台南去，二月十九日我们会到台北，二月二十一日达尼埃和歌妮会去新加坡，之后再过一天，我就会在加州了，四月四日左右才会回来。

如果有时间（我在加州有快要一百个朋友），我很想找个周末拜访你的母亲，我去找她前会先打电话。

Barry，谢谢你的一切。清泉是如此美丽，清泉是真实的。

请为我祷告，请天父带走我内心的迷茫与悲伤。

你知道吗？你是个穿着蹦裘的圣人。

再会！

你知道我怎么穿蹦裘吗？

三毛上
在南投竹山

歌妮、达尼埃

问候大家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

Barry：

我的朋友，那晚在晚会上见到你，你正穿着你的斗篷，坐在那里看着我们。我发现你的生命中少了点什么，Barry，对不起，我发现了。

那晚，我的思绪回到十二年前那个美好的夏日，那是一九七二年。许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改变了，我们都知道人生就是如此，我们就是身于这样的生命洪流。

上次在兰屿的一见之后，这会儿我竟和清泉的人们在跳着舞，我的回忆闪过一张张你的照片，你正坐在清泉天主堂的屋顶上弹着你的吉他，你在兰屿抱着一条狗，你微笑着靠着一棵树，你与孩子们在清泉教堂大门前，你在种树……那些照片在我眼中一遍又一遍闪烁着，在那同一时间，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的我，正在舞着。Barry，我认识的那个年轻神父到哪儿去了？我看到什么东西消失了，这让我感到悲伤，十分悲伤。Barry，这一次你让我感觉你的身心仍低潮着，悲伤的感觉在你心内的一角躲藏着，就像那位失去小王子的飞行员一样。我看着你，你便给我一股悲伤的感觉，就像每次我读《小王子》的结局那样。我亲爱的朋友啊！我能不能问问，你生命的活力去哪儿了？这次我看见一位神父的耐心、平和、爱与美丽，但是，我却看不见生命的力量。Barry，Barry，如果不写下我对你的真实感觉，我就不能再当你的朋友。

你读过的圣经故事中，有一次雅各布（在雅博渡口，你叫他什么来着？）和一位天使摔角，天使让雅各布的膝盖（大腿窝）拐了。Barry，请你和上帝摔角吧！试着再次年轻，再也别说“看到他们，看着那些年轻人，仅仅是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自己老了……”这不是你，这不是那个写出如此动人的书，那个对自己人生怀抱梦想，那个如此热爱生命的你。拜托你，再次做梦吧！这好重要，做个永远不会褪色的梦吧！

也许我的感觉是错的，毕竟我不如你的翻译了解你。（还是我仍然了解某部分的你？些微的你？）我有时想，“要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并非一件简单之事”。Barry，只有动物或孩子才能简简单单，他们是美丽的。你是诗人，是艺术家，是神父，是可爱之人，是天父的孩子，但是为什么这次你会说：“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感到不适了（那时你谈到你身体不舒服），但是现在我只能把它摆一边……我不再在乎了……？”身体是圣灵的殿，如果你病了，又如何能拥有力量？

我不是天父。我想，在同一个地方待七年对你来说太久了。虽然清泉很美，但是以你的个性，你是需要挑战的，而清泉对一颗诗人之心而言实在太过舒适。

Barry，写这样的信我很抱歉，这是你个人的人生，我无权做任何评断。但是我有权告诉你我的感觉。这是你从美国回来，我第二次见到你之后的感觉。

关于那座小红砖屋，小王子昨晚告诉我，等他回来探望飞行员的时候，他很乐意自己住在那里，到时他可能会带着他的玫瑰，他一生唯一拥有的那朵玫瑰。在那里，那座红砖屋的门有时可以打开来，因为狐狸也许会“准时”在下午四点去拜访他。请将这座屋子留给小王子，而非给作家、学生、神父或修女，也别留给鼓或吉他……毕竟那些人有你的教堂可去。小王子几乎是哭着对我说的，他说他没办法再回到撒哈拉了，但是他需要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的星星就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里，他可以没有乡愁，好好休息。请将那里命名为“安静之家”，那里有平和，有只有大自然才能赋予的宁静，而且绝不会有寂寞。Barry，小王子是我们的朋友，留给他吧！等待他吧！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从一颗叫做加州的星星再次回来呢？

啊……梦啊……

如果要在安静或平安之家间选择，就请取名为安静吧！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旗语”……啊……我不会再对这座屋子多做着墨了。只是，如果这座屋子的屋顶很高，我会很想在里面建一间阁楼。如果有很多狐狸来拜访小王子，它们可以睡在榻榻米上，小王子便自己睡在楼上。对某些人，像对丁神父，对三毛，或对小王子来说，独处永远是最重要的时刻。请再等等我，Barry，等我回到清泉，让我看看那座屋子。我想请你将屋子的一个角落留给我，也许我可以在那里摆些书。请将他人与我隔开吧！看在我比你早发现那座屋子的份上，就让我的角落只属于我吧！你看，我们要为一个角落打起架来了。拜托，拜托给我一个角落，只要一个角落就好……我想要一个角落，划一个角落给我吧！请划一个角落给我……

今天我从恒春回来了，能够独自一人待在我双亲的屋子里我很欢喜，达尼埃和歌妮则待在我的公寓里。我跟他们说，三年内我不想再见到他们了，我爱他们，但三年见一次对我来说就够了。我虽热爱人，但我也热爱独处。三个礼拜来总是和他们黏在一起，这种感觉实在太重了。

我好累，到了加州我要一直睡，至少睡上一个礼拜。Barry，谢谢你，你在清泉唤醒了我的灵魂。在离开前我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像是要申报我的“所得税”，我真恨填那些文件，但我得那么做。

要保重身体。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何不来台北做个检查？当然台北可能会让你更不舒服就是了。

我要去睡了。

三毛上

请告诉我，为什么爱人之间（他们声称他们爱彼此）爱了又爱，爱了又爱……但是却要各算各的钱，而且每天都很仔细地算，即使是一块钱也要还给对方？为什么爱人之间嘴上总是挂着我的钱和你的钱？

当我看到这种事，我便看不起他们。为什么人们要这么在乎钱？如果不能同时顾到钱，爱就什么也不是。Barry，这次和达尼埃、歌妮的台湾之旅我负担所有支出，他们说他们爱我，但是每当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事，却又离我远远的。Barry，我并不难过，一点也不。我只是觉得金钱是如此奇妙，因为没有了“财神爷”，他们就生不出爱。难道爱就像物质事物一样，“做”得出来吗？“做”这个字可以用在很多东西上，然而你“做”得出爱吗？爱是从我们心底自然来的。

不说了，对不起，我下次不再写这么长的信了，其实我也快累死了。

告诉清泉的人，我爱他们。希望李伯伯身体好一点了，我很爱他。我最爱的是他。

又是爱你的三毛上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我会在四月初回去，别再写信给我。

特别帮我问候Vasui，我在清泉会见到他吗？还是他很快要去当兵了？

亲爱的Barry：

我一直试着打电话给你，今天是第十次了。李伯伯说你下星期才会从嘉义回来。Barry，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我捎了张明信片给你，之后的每一天我便一点一点地在洛杉矶死去。你是知道这个社会的，你知道这块土地，在这里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很舒服，但是灵魂却是逐渐凋零的。在这里，我努力想要快乐，但是我的灵魂却仿佛缺了角，我的美丽在这块土地上无法证明，生活是如此平庸，这种平庸跟我所追求的“平凡”是完全不同的。

这比生病还糟，美国简直是要了我的命。加州这里的人很好，阳光总是绚烂，街道是干净的，只是不知怎的我不属于这里。

每当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只看见一个有着极度悲伤双眼的女人。我知道是哪里不对——因为我无法融入这个社会，即使它很美好，我仍不属于它。

我在美国感到最温暖、最欢喜的时光，便是与你的母亲、你的鳄梨树、果树和老钢琴相处的那两天周末。Barry，我好爱你的母亲。我知道我和她说了太多话，一定让她非常疲累，但是我知道母亲其实也是欢喜的。和她聊天就像是回家，给我一种家的感觉，我爱她有某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和我好相像。Barry，你母亲能懂得我的心，她用一种爱和理解温暖了我。她是个身心都好美的女人，我多想和她一起窝在沙发里，花上好几个小时对着那扇美丽的窗。我买了个中国锅给她，但我想她不太会为自己下厨。

我亲爱的朋友，你之前为何从未告诉我，你在圣地亚哥有这样一个美丽、温暖又舒适的家呢？我好想你，很想很想，尤其是待在你曾经住过的房间里时。跟母亲的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她就好像是个我认识多年的熟人似的，我和她谈话感到无比地轻松，一点也不会不舒服。有好多事情想跟你说，Barry，谢谢你将你的母亲让给我，她就像我在美国的母亲一样，我好爱她。

关于法兰西斯哥，我到的隔天便和他碰面（我是在星期六抵达圣地亚哥的），他星期日来接我去望弥撒，你的母亲也一起来了。Barry，法兰西斯哥是个温暖的人，非常温暖。因为你，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爱他。但是他在教堂似乎好忙碌，他在那里有好多好友，我几乎没法找时间和他交谈。弥撒过后我们三人回家与母亲共进午餐，我们才终于能聊了一会儿，只是他实在很忙，那天下午我就找不到他了，他去办点急事后才会回母亲家，之后我就得去机场了。Barry，我很想见见Glen和他家人，我十分喜欢Glen和他的妻子。有好多事情要告诉你，但不是用写信的，等我回到清泉，你能不能给我几个小时与你聊聊呢？

今天我又打了电话给母亲，向她问你的电话号码，号码对了，最后接起电话的是李伯伯。能和他说话让我很欢喜，他问我什么时候才回台湾，我告诉他就快了，我还会买维他命给他。

Barry，虽然我还没看过清泉那座红色梦屋里面的样子，但我却是时时刻刻想着它的。你那栋新房子，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了，如果可以进去参观我会非常高兴的。你觉得……啊……我为什么开始谈起我还没见过的事物呢？这次我回去，我想至少我可以带些毯子、盘子，再带个中国锅去你的新家给你，再带些书……我一想到这些那些，就觉得好欢喜。啊……我真是爱做梦。

至于我的朋友Mike，他是一个美好的人，他本想和我一起到圣地亚哥来，但我终究还是认为自己要独自前往。Barry，我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我能再回清泉吗？昨天收到你的信的，Barry，我在这里好寂寞，是一种孤单的感觉。能回台湾我会非常高兴的。

你做的石膏塑雕在我这里。等我回台湾，我会带着它，你能想象我在飞机上要整路捧着它吗？

亲爱的朋友，我在教堂还碰到好多你的朋友，我到清泉见了你之后再告诉你。Barry，祝你快乐，你知道好多人都深爱着你。

亲爱的弟弟，我想念你。

三毛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亲爱的Barry：

我写了篇关于我如何遇见清泉梦屋的文章[1]，下一个星期就会刊在最大报《联合报》上。请你哥哥寄一份给你吧！到时也许我已经离开了。

台北一天到晚下雨，我猜清泉也一样，就像老天爷在流眼泪。Barry，要离开好难，我已经一个多月不能好好睡觉了。今天我到皇冠去见平先生时收到了你的信，我在我车上读你给我写的信，还有我亲爱的女孩男孩的来信。Barry，是的，是痛苦的，但是你给我的痛苦却又如此甘甜。我知道你会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摧毁家人之间的爱。就算是现在，我仍挂念你。读完你的信之后，我和平先生与张柱国先生共进晚餐。他们说我的双眼闪闪发亮着，耀眼又独特，他们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我。他们不知道那是因为你的信让我的心满溢着爱与平和，让我的灵魂充实着丰厚的喜悦。是的，Barry，爱是股十分强大的“意念”，能同时让人改变、欢喜、伤悲、发光。

我亲爱的弟弟，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要怀抱梦想。如果没有梦想，他们只是为活而活罢了，但我不是，我热爱这种爱、梦想、体谅、平和，我一生都会在心中保有着梦想，它能鼓励我，安抚我。虽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会时常与你相见，但分离又算什么？什么都不是。

你那晚离开后，我在空荡荡的台北街头开着车到处走，直到天都亮了，我才回家，坐下，开始写作，在五个小时里我写下了七千个字。我却并没有写下我的感觉，我只知道我得到那座梦屋了。文末，我写下了你的电话，要青年朋友们去住我的房子，而你会帮助他们。那篇文章是关于一座屋子，一个梦。我没有提及任何关于你的事，只有谢谢耶稣会长让Barry帮助那些也许会到清泉三毛的家住宿的青年朋友。

能和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是如此美好。没有办法拥有我的屋子当然令我难过，但我的灵魂之爱不会是自私的。我给予人们我的屋子、我的心、我的梦、我的记忆、我的生命，日复一日，只增不减，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欢喜和富足。我想，没几个人能懂得我有多快乐，但你一定懂。

在我们给了清泉的那笔钱之后，“隔天”，另一个奇迹发生了。我去年的所得税预扣得太多了，所以“国税局”退给我五万七千台币。那之后，我给了另一个需要钱的人一万块，而今天平先生竟然付了我一万块。Barry，我一直在跟上天玩这个游戏，这游戏太好玩了！Barry，上天也是很顽皮的，祂就像个孩子一样，祂还是我的挚友，我的天父。和祂玩这个游戏给我好多乐趣，我相信祂也乐在其中。

天主给我的另一个礼物就是清泉，Barry，你可能不知道我开始爱起那里的青年朋友了，我深爱他们，清泉现在像是我的家乡，我的人民。Barry，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一个我一直在找寻的家。

昨晚我读了一篇文章是在讲爱的，有句话说：“爱我少一点，但爱我久一点。”我对清泉的爱，野心不是大的，但会是长久的，等到我们都逝去的那天，我还是能听见那首歌唱着：“好久以前有个女孩爱过我们的清泉，我们相信她在远方仍爱着清泉……”

至于那张照片，我也喜欢那张照片，但是我四处翻箱倒柜想找出底片在哪里，却遍寻不着。我会去我母亲的屋子找找，也许会在那里。Barry，你知道的，我将记忆丢在许多地方，想不起来那些底片究竟被我藏到哪里去了。也许某一天它会自己跑出来，但那又会是何时呢？

今天我将自己的头发弄成这样，虽然看起来就像个疯婆子，但很特别又充满艺术气息。我这个人不知怎的就喜欢里里外外改变一下，看上去就像头狮子。希望当我要离开前往美国时，能有勇气接受那样的分离，像狮子一样昂首阔步。

Barry，你知道你已经改变我的灵魂，带领它到另一个层次，你带着我认识生命中的许多美好，虽然你没说什么，但透过你的灵魂，我能感受到你传来的讯息。我好爱你，而这样的爱是如此地正面！

到美国刚开始生活时我可能不会写信给你，不论你怎么说。但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再欺骗自己了，我知道我会用最真挚的心处理这件事。过两天我就要走了，亲爱的弟弟，我晚点再给你写信。

爱你的三毛

[1]指《重建家园——将真诚的爱在清泉流传下来》，原载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联合报》副刊，收录于散文集《你是我不及的梦》。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

洛杉矶

亲爱的Barry：

我知道我没写信给你你肯定担心死了，我没办法写信，没办法说出我对自己真正的感受。

在美国的这两个月，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受到深深的伤害，我好痛苦，有时候我甚至完全不在乎自己究竟是死是活。

手术还算顺利，我的医生人很好也很和气，但是美国的生活让我神经崩溃！Barry，我和以前不同了，我不在乎了，放弃了。

也许几个月后我会再想想所有的事情，也许我会回台湾。但是我现在觉得，台湾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西班牙也是。但我绝对不住在美国，我对这个国家的爱太少了。我无处可去，无处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我只是在自我放逐而已——

Barry，我没打电话给你母亲。我在这里没做什么，面对这种痛苦的生活好难，就算我想面对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可以面对的。写这样的信给你我很抱歉，希望能在秋天见到你。

Barry，我没地方去，也不觉得台湾是对的归宿。在台湾，有什么在等我呢？

帮我向我在清泉所爱之人问好。等我觉得好点再写信给你，你要保重。如果你写信给你母亲，请告诉她我爱她，我只是现在不想见任何人。写这种信真对不起。向Jerry问好。

爱你的三毛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Barry：

我为了你的书正在努力，今天读完第四十七页了。你的“笔触”风格我可以很轻松地抓到。

总之皇冠的译者翻得还可以，只是她抓不到你内心的感觉，而这就是我的工作了。

还有我现在可是每天为我父母下厨，我很乐意这么做，这让她（母亲）快乐，我至少要花五个小时以上和母亲相处，我想我父亲和她都喜欢和我待在一起。所以我每天晚上快十点才回到自己家，之后才开始拆读者们的信，回电话，安排一些会面，打扫房子，之后我会去你的“营地”（劳工营）采些草莓……

这本书的照片一定会很棒！这些照片几乎可以另外出一本书了，如果你的读者眼睛够雪亮，这些照片根本不需要文字，它们就是“生活”（我指的是照片）。Barry相信我，我们合作的第三本书一定极好，只要给我点时间就好。对了，我等了又等，却还是没收到我三本新书半毛稿费，所以此刻台东天主教医院的钱是没办法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但是我还没实现我的承诺。我朋友Y-su他家还好吗？他父亲过世了，中午打电话给我吧！打7××-4×××可以找到我。

你什么时候去马尼拉？我忘记日期了。向李伯伯问个好，他病了。

爱你的
三毛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留着这封信，我得复印一份，但我还没时间。

亲爱的Barry：

我最亲爱的弟弟，今晚我独自从沙滩回来后终于读完你的英文书了，就是我正在翻的那本。Barry，你开始写到你父亲逝世，那种尖锐却又深沉的体会，触动我的灵魂。Barry，你书里的“第二部分”让我哭了出来，那不是痛苦，而是一种遗憾，一种安静的时刻。在你的字里我看见自己，是你，也是我，是许多许多人。关于最后一部分的“方济神父”，他也给了我他所能给的最好、最好的感受。我亲爱的弟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与你如此亲近了，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在许多许多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如此地相像，不仅相像，我们还可以，或者说我还可以，感受你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对于生命，对于爱，对于心，对于困难的、辛苦的、温暖的、悲伤的，对于快乐。在这一切一切之下，没什么人和我俩相像的了，我们能捕捉“美丽”真正的意义。我无法入睡，在读完这样美丽的一本书之后，我感到非常寂寞。你一定懂的，某些快乐和悲伤是可以和别人分享的，但最深处的快乐或悲伤却几乎只能独自感受。Barry，也许我和Jerry与你母亲真的投入了这本书里，我们如此相像，成为了某种超越魔法的力量。

亲爱的Barry，写完这本书，你就可以死了，了无遗憾了，我会很高兴你就这样死去的。而读完这本书的我，也可以死了，因为所有生命的意义，都在你的书里完整了。你完成的是一本巨作！你诚实地面对生命，正如天父要求人类的那样。

Barry，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对你的爱不是男女之爱，那太狭隘了，天父也知道不是那样的。只是这样的爱太深而没人能了解，因为人们爱的程度不比如此。多傻啊！他们只在乎性别的不同，他们从不真正在乎灵魂，灵魂有时根本是无性的，而是一种爱，就像我自己的一部分。没错，就像你在最后几页写的，关于自由，只有放手让友谊离开，才能真正保有这份友情。那么我要走了……

我得说，我从未试图强留住什么，但是我会永远留着你的话语。不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对你的爱从此不会流逝。

Barry，这是你的巨作，要小心地留笔。在这本书之后，很难再写出更好的了。第一部分比较像《兰屿之歌》和《清泉故事》，但是第二部分提到的旅程便是你内心的旅程。Barry，我对任何人都会感到寂寞，但不会是对你。我敢在凌晨三点打电话给你，吵醒你，就要告诉你，Barry，你的书让我在你写的那些故事里看到自己，让我记起成长的美丽与哀愁。

我生命也有着闪耀如纯金的时刻，深深地藏在我心深处，而今晚你再次地唤醒了它们。

那些时刻就像今晚我读完你的书一样，是值得的。那是你我最深层的那部分，即使那些时刻只会成为回忆，它们仍在我心里，它们成为我的生命。

这是封既欢喜又寂寞的信。

晚安，Barry。

爱你的 三毛

PS.你知道吗？今天下午我自己一个人在沙滩上走了五个小时！好美啊！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Barry：

看完《走出非洲》后，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你，我打了电话，但你不在家，和你母亲聊了聊，却忘记告诉她要叮嘱你看《走出非洲》。

后来我又再看了一次电影，便开始阅读《走出非洲》作者伊萨克·迪内森写的《草坪上的影子》。我也看了《紫色》，大家都说好看，但我却不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走出非洲》。我也看了《邦蒂富尔之行》和《蜘蛛女之吻》，你看看，我沉溺在电影里了。

多巧啊，我现在正在读毛姆的原文书，我这一生反复地读毛姆，但是这次我阅读的是他的英文原文。他的短文《雨》《红毛》《信》都很好找，但我找不到他一篇名为《池塘》短文的英文原文，我最爱的是这篇。

我也正在读罗兰·英格斯·怀德写的七本童书，像是《大森林里的小木屋》《梅溪边》《银湖岸边》《农庄男孩》《好长的冬天》等，我从那些书中找到好多乐趣。昨晚我还读了马克·吐温的短篇故事，还有英文课给我们的短篇故事，我在这里读了好多书。

这一季我还参加了另一堂叫做“泡画廊”的课，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参观四间西雅图的画廊，还要交绘画心得给我们的美术老师。但是我最享受的还是我的英文课，我们班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我发现他们比美国学生更加友善。我们的老师说西班牙文，热爱电影和书籍，我非常喜欢她。

Barry，在这里过了这么些美国生活之后，我有好多经历想与你分享，尤其是《走出非洲》，我有好多想法想和你说。我第一次觉得你放弃飞行实在太好了，搭船、搭飞机、搭巴士都会让我头晕目眩，那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玩，只会让我头晕想吐。

说起在这里的“家庭”生活，如果我现在住的地方算得上是个“家”的话，那么没错，我非常不开心。天啊，如果不是学校还能让我提起点兴致，我就……Barry，我会在五月二十二日离开回台湾，到时我的课就结束了，我会在台北待一个月，接着六月我会在西班牙待上整个夏天。在那之前也许我还可以去看看清泉的篮球场，你做得太棒了！我想你会在墙上涂满你之前和我说过的画。

很谢谢你邀请我到圣地亚哥拜访你（母亲），只是这快十五天以来我得了非常严重的感冒，现在咳起来还像把机关枪一样，医生说我得了支气管炎，我的身体因此受了很多折磨，现在非常虚弱。我想我没办法去圣地亚哥了，但是如果明年你母亲可以到台湾旅行，我会将我的公寓借给她。我希望明年你可以回美国陪她，而不是让她跑到台湾找你。听说你母亲病得很重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多爱、多尊敬她，还有现在我好以她为荣，她是名十分特别的女性，先不论她是你的母亲，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发现她美好的许多面。Barry，能有你这样一位“作家”朋友我总是感到骄傲，你已经做了许多极好的事情，现在再加上你母亲的花园，还有清泉篮球场的那面墙，接下来你可有的忙了。我想，你这三个月能和你母亲待在一起，是天父给你的礼物，我看得出你在她身边有多快乐。Barry，我知道这次你和你母亲在一起很高兴，她是个仁慈、勇敢、体贴的人。我两年前只和她相处了三天，她就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请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我很快就回台湾，我不会再待在这里了。

总之华盛顿是有着美景与善良人们的一州，我第一次打从心里喜欢美国，有一天我会回来再进修我的英文。Barry，你知道我非常热爱语言，英文又是这么美丽的语言。

还记得Taguon的兄弟吗？他名叫黄军，现在在兰屿当兵，他写信到我台北的家，我父亲将他的信寄给我。他信里写了很多你的近况：“丁神父的母亲病得很重；丁神父回去了；丁神父的母亲好多了；丁神父盖了座篮球场……”Barry，黄军非常爱你。我等不及要看你的新篮球场了，夏夜里坐在场上，听着河水潺潺，会有多棒啊！

Barry，请代我问候你母亲，我这次不会去拜访她，但我确信我还会回美国读书。到时候你母亲的身体就好多了，我也才能在夜里与她多聊一会儿，我很喜欢与她相处。

我之所以没有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虽然我已经付了足够的月费，但是房东还是不喜欢我打长途电话。Barry，这次要离开你母亲时要坚强一点，我知道这很难，但是你们彼此都能撑过去的，不是吗？你们都是很勇敢的人。我到台北会打电话给你，我爱你的母亲，再告诉她一次！我们很快再见！

爱你的三毛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

亲爱的Barry：

回到加纳利群岛有如走进一场消逝中的梦。刚到的那几天，我回想起我生命中真正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很痛苦，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在这里还是有很多朋友，我虽然和他们碰面，但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一切都已结束，随着死去的人，甚至连同还活着的人都一起结束了。我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将房子卖了，也许是太便宜才让我没办法轻易地了结一切。我再不属于这个岛屿了。

你知道将这间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朋友们我有多欢喜吗？这好像某种死亡仪式，告诉我自己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什么地方让我牵挂。我这里的两千本书全送人了，无牵无挂的。我虽然觉得痛，但是这样的痛却又与我心里深处的喜悦抵抗着，我问自己：“这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什么？你的确深爱着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们，但是没有他们你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在写这封信给你的当下，我想起你说过你不想回圣地亚哥的那间教堂，不想回去找法兰西斯哥。

Barry，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都是孤单的。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些人，好几次地中断旅程，但是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们都是孤单，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都是孑然一身的。

我大概九月十五左右回去，我本来一开始计划要到Suity Island去拜访我的几个朋友，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想要回台湾开始新的生活。忽然间我觉得有些朋友能给我的好少，而我能给他们的也同样不多。一九八六年对我而言是煎熬的一年，快将我的心给掏空了。Barry，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觉得我再不想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这个暑假，我又死了一次。

我坐在我最喜欢的椅子上，对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寂静的夜里看星星，我想起了你，在那好远好远的清泉，你正在做什么？又在想什么呢？

对了！我还在想《走出非洲》那部电影，我这里的房子有点像电影里的那栋房子呢！

代我向你母亲和Jerry问好。

爱你的三毛

遇见三毛

谭智华 译

三毛来清泉

一九八四年初，三毛和我在台北一家餐厅碰面，边吃披萨边聊起我们的生活。几天后，她写了几句话给我：

我必须静静地等待，聆听生活的欢悦为我唱什么歌。

在西班牙，我们常说：“如果你在夜里哭泣，就没法看见美丽的星星了。”我好久没看星星了。

一九八四年的农历新年之后，三毛终于到清泉来了。清泉的年轻朋友一听说三毛要来都兴奋得很，于是布置了教堂来开晚会欢迎她。她带了两名德国朋友上山，那晚我们都陶醉在部落的歌舞里。

待了三天之后，三毛和她的朋友准备离去，但他们的车却发不动，那对德国夫妇似乎很懊恼，于是清泉的那伙年轻人便合力把车推到高坡上。事后，三毛拥抱他们每一个人，她的脸红烫烫的，泪水沿着两颊滚落下来。我们知道她并不想离去，过去几天的山中生活对她发生重大影响。她似乎陷入了一场恋爱之中——和清泉恋爱。

接着三毛写了一封最长、可能也最美的来信，是她一离开清泉就写的。这是信的前半部：

想起清泉我就心痛。你知道那不是折磨，但却痛彻心扉。每当生命给我们太美的事物，我便总感到心痛和寂寞，当然也感到喜悦，只是不常。……每晚，清泉的人们来到我的梦中，那些人的面孔让我心痛。……一想到这些那些，我就感到十分悲伤，这样的悲伤也许只有天父才能在某天给我答案吧！只是那不是现在。

也许我想太多了，也许我的心太软。Barry，我总是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却得不到答案。我想拥有家庭、丈夫、自由、艺术、书、平和，也想将我所有的一切给人们，这一生有太多爱，太多活着的方式了。我离开清泉后，心就碎了一块，我知道自己能为他们做的好少，但我真的爱过，至今也仍爱着他们。不只他们，这世上那么多寂寞的人也都需要爱，但我在短暂的这一生里却做不了全部的事情。那晚在清泉，当我读着你的《清泉故事》，那些故事是生动的。我一见到清泉，对你的书就有更深的感觉……

……请转告他们，我爱他们。

……

请告诉李伯伯我非常喜欢他做的菜，我会寄风湿酒给他，人家说那对风湿很好。还有，我还记得他想要一顶黑色的帽子。

……

……清泉是如此美丽，清泉是真实的。请为我祷告，请天父带走我内心的迷茫与悲伤。

……

你知道我怎么穿蹦裘吗？

三毛的家

晚会之后的第二天，是个冷冷的冬日，三毛和我走到清泉河边，然后我们过了吊桥到村子另一边去。几个年轻朋友和我们一道。

就在那儿，隔着河正对教堂的地方，三毛找到了她的梦中之家。一栋又老又破的红砖房子，好几年没人住了。但景观真是没话说——就盖在俯视整个河谷的悬崖上。

三毛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好像对屋顶的破洞，倾颓的墙壁和满地的垃圾视若无睹。她觉得这里太美了，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打算如何整修这房子，来变成她的梦中之家。当然，这是个幻想，也许是好玩的游戏——不过我也乐于参与。

三毛最喜爱的一本书就是《小王子》。书中她最喜欢的部分是狐狸每天在同一个时间来看小王子，直到他们成为朋友，所以她在信中提到的梦中之家，也是给小王子等待朋友——那只狐狸——的地方。

三毛谈到她多么想修复这栋房子，并想拿出一点钱来让我们动工。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一群年轻人就照着她的蓝图来施工。同时，我也收到了这些信：

关于那座小红砖屋，小王子昨晚告诉我，等他回来探望飞行员的时候，他很乐意自己住在那里，到时他可能会带着他的玫瑰，他一生唯一拥有的那朵玫瑰。在那里，那座红砖屋的门有时可以打开来，因为狐狸也许会“准时”在下午四点去拜访他。请将这座屋子留给小王子，而非给作家、学生、神父或修女，也别留给鼓或吉他……毕竟那些人有你的教堂可去。小王子几乎是哭着对我说的，他说他没办法再回到撒哈拉了，但是他需要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的星星就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里，他可以没有乡愁，好好休息。请将那里命名为“安静之家”，那里有平和，有只有大自然才能赋予的宁静，而且绝不会有寂寞。Barry，小王子是我们的朋友，留给他吧！等待他吧！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从一颗叫做加州的星星再次回来呢？

啊……梦啊……

如果要在安静或平安之家间选择，就请取名为安静吧！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旗语”……啊……我不会再对这座屋子多做着墨了。只是，如果这座屋子的屋顶很高，我会很想在里面建一间阁楼。如果有很多狐狸来拜访小王子，它们可以睡在榻榻米上，小王子便自己睡在楼上。对某些人，像对丁神父，对三毛，或对小王子来说，独处永远是最重要的时刻。请再等等我，Barry，等我回到清泉，让我看看那座屋子。我想请你将屋子的一个角落留给我，也许我可以在那里摆些书。请将他人与我隔开吧！看在我比你早发现那座屋子的份上，就让我的角落只属于我吧！你看，我们要为一个角落打起架来了。拜托，拜托给我一个角落，只要一个角落就好……我想要一个角落，划一个角落给我吧！请划一个角落给我……

……

告诉清泉的人，我爱他们。希望李伯伯身体好一点了，我很爱他。我最爱的是他。

这封信里，三毛并附上了她画的清泉地图：

三毛到加州看我的家人和朋友时，寄了这封信来：

Barry，虽然我还没看过清泉那座红色梦屋里面的样子，但我却是时时刻刻想着它的。你那栋新房子，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了，如果可以进去参观我会非常高兴的。你觉得……啊……我为什么开始谈起我还没见过的事物呢？这次我回去，我想至少我可以带些毯子、盘子，再带个中国锅去你的新家给你，再带些书……我一想到这些那些，就觉得好欢喜。啊……我真是爱做梦。

三毛在五月时回台湾，但没留多久，她还要再去美国——这次是为了动癌症手术。

走前，我们在台北碰了次面，又谈到房子的事。那时她做了个决定，房子是大家的，不是她一个人的。为此，她写了那篇有名的文章登在报上，欢迎大家到她的小屋去玩——从此使我们的电话响个不停。后来，我接到了这封信：

我写了篇关于我如何遇见清泉梦屋的文章，下一个星期就会刊在最大报《联合报》上。请你哥哥寄一份给你吧！到时也许我已经离开了。

……

我亲爱的弟弟，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要怀抱梦想。如果没有梦想，他们只是为活而活罢了，但我不是，我热爱这种爱、梦想、体谅、平和，我一生都会在心中保有着梦想，它能鼓励我，安抚我。虽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会时常与你相见，但分离又算什么？什么都不是。

你那晚离开后，我在空荡荡的台北街头开着车到处走，直到天都亮了，我才回家，坐下，开始写作，在五个小时里我写下了七千个字。我却并没有写下我的感觉，我只知道我得到那座梦屋了。文末，我写下了你的电话，要青年朋友们去住我的房子，而你会帮助他们。那篇文章是关于一座屋子，一个梦……

能和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是如此美好。没有办法拥有我的屋子当然令我难过，但我的灵魂之爱不会是自私的。我给予人们我的屋子、我的心、我的梦、我的记忆、我的生命，日复一日，只增不减，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欢喜和富足。我想，没几个人能懂得我有多快乐，但你一定懂。

……Barry，上天也是很顽皮的，祂就像个孩子一样，祂还是我的挚友，我的天父。和祂玩这个游戏给我好多乐趣，我相信祂也乐在其中。

天主给我的另一个礼物就是清泉，Barry，你可能不知道我开始爱起那里的青年朋友了，我深爱他们，清泉现在像是我的家乡，我的人民。Barry，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一个我一直在找寻的家。

昨晚我读了一篇文章是在讲爱的，有句话说：“爱我少一点，但爱我久一点。”我对清泉的爱，野心不是大的，但会是长久的，等到我们都逝去的那天，我还是能听见那首歌唱着：“好久以前有个女孩爱过我们的清泉，我们相信她在远方仍爱着清泉……”

……

今天我将自己的头发弄成这样……

三毛的癌症在美国切除了，并在那儿待了段长时间疗养。这段日子她过得艰难，不想见任何人。她在那儿的来信很悲哀——以致我不忍把它们刊出。

大约过了一年，三毛的心境变好了些，我接到她一封从华盛顿州寄来的信：

当我想到你，和清泉，便想到《小王子》里一段话：“这是给我的，世界上最可爱，也最哀伤的一处风景。我把它画了一次又一次来加深自己的记忆。”清泉是一个“真实的”梦。我知道这点，但我不能碰这块地方，就因为我的家和我的亲人在那儿。当然，也因为我的心在那儿。

你一定很清楚为什么我没有再回清泉。为什么我不再写。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因为这种深沉的爱，已经伤害我许多次。一种痛与甜蜜的忧伤。

我像个疯子般卖力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对一颗走到这种地步的心灵，生活又能给予什么安慰？工作是美好的。

我在信中附上一张近照。我想我有权利把它悬在“小红屋”的墙上吗？如果你肯帮我，一部分的我就会在那儿。你帮吗？

这就是“三毛的家”的起始。我们只租了那小屋三年，后来便还给原主。但在那几年里，上千个台湾各地来的年轻人都待过三毛的梦中之家，享受此地年轻人的热情为伴，松弛在温柔起伏的山峦间。

不归河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毛回到台北。之前我给了她《刹那时光》的手稿，她摆在一边很久了，我怕她是不喜欢这本书。后来却接到这封信：

……今晚我独自从沙滩回来后终于读完你的英文书了，就是我正在翻的那本。Barry，你开始写到你父亲逝世，那种尖锐却又深沉的体会，触动我的灵魂。Barry，你书里的“第二部分”让我哭了出来，那不是痛苦，而是一种遗憾，一种安静的时刻。在你的字里我看见自己，是你，也是我，是许多许多人。……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与你如此亲近了，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在许多许多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如此地相像，不仅相像，我们还可以，或者说我还可以，感受你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对于生命，对于爱，对于心，对于困难的、辛苦的、温暖的、悲伤的，对于快乐。在这一切一切之下，没什么人和我俩相像的了，我们能捕捉“美丽”真正的意义。我无法入睡，在读完这样美丽的一本书之后，我感到非常寂寞。你一定懂的，某些快乐和悲伤是可以和别人分享的，但最深处的快乐或悲伤却几乎只能独自感受……我们如此相像，成为了某种超越魔法的力量。

亲爱的Barry，写完这本书，你就可以死了，了无遗憾了，我会很高兴你就这样死去的。而读完这本书的我，也可以死了，因为所有生命的意义，都在你的书里完整了。你完成的是一本巨作！你诚实地面对生命，正如天父要求人类的那样。

Barry，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对你的爱不是男女之爱……只是这样的爱太深而没人能了解，因为人们爱的程度不比如此。多傻啊！他们只在乎性别的不同，他们从不真正在乎灵魂，灵魂有时根本是无性的，而是一种爱，就像我自己的一部分。没错，就像你在最后几页写的，关于自由，只有放手让友谊离开，才能真正保有这份友情……

我得说，我从未试图强留住什么，但是我会永远留着你的话语。不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对你的爱从此不会流逝。

Barry，这是你的巨作，要小心地留笔。在这本书之后，很难再写出更好的了。第一部分比较像《兰屿之歌》和《清泉故事》，但是第二部分提到的旅程便是你内心的旅程。……Barry，你的书让我在你写的那些故事里看到自己，让我记起成长的美丽与哀愁。

我生命也有着闪耀如纯金的时刻，深深地藏在我心深处，而今晚你再次地唤醒了它们。

那些时刻就像今晚我读完你的书一样，是值得的。那是你我最深层的那部分，即使那些时刻只会成为回忆，它们仍在我心里，它们成为我的生命。

三毛在那年夏天做了最后一次清泉之行。她和一位我的南美朋友同来，在山上待了几天。她不久后又要到西班牙去。

当她离开时——身旁照例围着一群年轻朋友——三毛指着下面的河谷，对我说：“这是一条无返之河。我想我不会再来了……”

没多久，我接到这封西班牙来的信[1]：

回到加纳利群岛有如走进一场消逝中的梦。刚到的那几天，我回想起我生命中真正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很痛苦，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在这里还是有很多朋友，我虽然和他们碰面，但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一切都已结束，随着死去的人，甚至连同还活着的人都一起结束了。我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将房子卖了，也许是太便宜才让我没办法轻易地了结一切。我再不属于这个岛屿了。

你知道将这间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朋友们我有多欢喜吗？这好像某种死亡仪式，告诉我自己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什么地方让我牵挂。我这里的两千本书全送人了，无牵无挂的。我虽然觉得痛，但是这样的痛却又与我心里深处的喜悦抵抗着，我问自己：“这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什么？你的确深爱着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们，但是没有他们你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Barry，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都是孤单的。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些人，好几次地中断旅程，但是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们都是孤单，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都是孑然一身的。

我大概九月十五左右回去，我本来一开始计划要到Suity Island去拜访我的几个朋友，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想要回台湾开始新的生活。忽然间我觉得有些朋友能给我的好少，而我能给他们的也同样不多。一九八六年对我而言是煎熬的一年，快将我的心给掏空了。Barry，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觉得我再不想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这个暑假，我又死了一次。

我坐在我最喜欢的椅子上，对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寂静的夜里看星星，我想起了你，在那好远好远的清泉，你正在做什么？又在想什么呢？

三毛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一九八六年四月。那时她在华盛顿州念书。我在圣地亚哥，照顾心脏手术后的母亲。

说起在这里的“家庭”生活，如果我现在住的地方算得上是个“家”的话，那么没错，我非常不开心。天啊，如果不是学校还能让我提起点兴致，我就……Barry，我会在五月二十二日离开回台湾……

……听说你母亲病得很重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多爱、多尊敬她，还有现在我好以她为荣，她是名十分特别的女性，先不论她是你的母亲，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发现她美好的许多面。……我想，你这三个月能和你母亲待在一起，是天父给你的礼物，我看得出你在她身边有多快乐。Barry，我知道这次你和你母亲在一起很高兴，她是个仁慈、勇敢、体贴的人。我两年前只和她相处了三天，她就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请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我很快就回台湾，我不会再待在这里了。

总之华盛顿是有着美景与善良人们的一州，我第一次打从心里喜欢美国……

……Barry，黄军非常爱你。我等不及要看你的新篮球场了，夏夜里坐在场上，听着河水潺潺，会有多棒啊！

但三毛再也没有听过我们河水的潺潺鸣声。她再也没回到她挚爱的清泉。

回台湾后，有时我们在台北碰面，或者在电话里聊。我记得有次在台北吃完披萨，我忘了背袋，店里的女侍跑了两条街追上来还我。当我们走到三毛的车旁，出路却被一辆小轿车堵住了。令人难以置信地，我们两人都能推得动那辆车，就把它推到不挡路的地方。没人看见我们，我们坐在地上大笑了好久，我总觉得三毛该多笑点。

接下来几年，直到她的死，我们很少碰面。我在清泉忙马赛克壁画，她忙她的工作。我们永远都这么忙……

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是一九八九年我母亲来台湾时。三毛带她、我哥哥，和一些朋友去吃晚饭，接着又去喝茶，然后去她台北的家小坐了一会儿。她那晚看起来好极了——穿着一袭整齐高贵的黑色衣装，戴着帽子，看来美丽而快乐。我告诉她她出色极了，她笑笑说：“是啊，但你知道，这不是我。”

我从来没想到那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一九八九年有六个月我在世界各地旅行。一九九○年又有六个月在美国做手术后疗养。三毛也踏上了她的旅程——继续她不归河的航程。

她对任何人都如此敏感：人、大自然和事。很少人有像她如此强烈的感情，像一支火苗旺盛的蜡烛，她很快就把自己烧完了。但却来不及把光亮和温暖分散给太多人。

在她最喜欢的书的结尾，小王子发现一个可以回到他自己世界的方法。他很想家，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一条沙漠的蛇应允了他的愿望。只需要痛一下子，然后就是一片空旷的风景——“世界上最可爱，但最哀伤的风景”——小王子就走了。

三毛就是那个小王子——或小公主。也许她太美好而不适于住在这个世界。她现在已经回家了，而我想念她。不过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

[1]此信写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是三毛致作者的最后一封信。下文“三毛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应为作者的记忆疏漏。

版权信息

书名：我的宝贝

作者：三毛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302-1474-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缘起
1 十字架
2 别针
3 双鱼
4 老别针
5 项链
6 锁
7 还是锁住了
8 秋水伊人
9 五更灯
10 林妹妹的裙子
11 煲
12 十三只龙虾和伊底斯
13 守财奴
14 仅存的三个石像
15 大地之母
16 牛羊成群
17 织布
18 不打双头蛇
19 闪烁的并不是金子
20 二十九颗彩石
21 红心是我的
22 本来是一双的
23 手上的光环
24 心爱的
25 刻进去的生命
26 痴心石
27 结婚礼物
28 笼子里的小丑
29 小丁神父的女人
30 蜜月麻将牌
31 广东来的老茶壶
32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
33 幸福的盘子
34 腓尼基人的宝瓶
35 沧桑
36 药瓶
37 日历日历挂在墙壁
38 我敬爱你
39 PEPA情人
40 梦幻骑士
41 来生再见
42 第一个彩陶
43 第一张床罩
44 第一串玫瑰念珠
45 第一条项链
46 第一次做小学生
47 第一个奴隶
48 第一匹白马
49 第一套百科全书
50 娃娃国娃娃兵
51 时间的去处
52 橄榄树
53 西雅图的冬天
54 亚当和夏娃
55 我要心形的
56 印地安人的娃娃
57 再看你一眼
58 遗爱
59 受难的基督
60 小偷、小偷
61 洗脸盆
62 美浓狗碗
63 擦鞋童
64 小船ECHO号
65 邻居的彩布
66 酒袋
67 妈妈的心
68 不向手工说再见
69 天衣无缝
70 停
71 你的那双眼睛
72 乡愁
73 血象牙
74 不约大醉侠
75 华陶窑
76 知音
77 银器一大把
78 鼓椅
79 阿潘的盘子
80 让我讲个故事
81 糯米浆碗
82 初见茅庐
83 再赴茅庐
84 三顾茅庐
85 印度手绣
86 飞镖
后记

—✦缘起✦—

我有许多平凡的收藏，它们在价格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在数量上也抵不过任何一间普通的古董店，可是我深深地爱着它们。也许，这份爱源出于对于美的欣赏，又也许，它们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更可能，因为这一些与那一些我所谓的收藏，丰富了家居生活的悦目和舒适。可是以上的种种理由并不能完全造成我心中对这些东西的看重。之所以如此爱悦着这一批宝贝，实在是因为，当我与它们结缘的时候，每一样东西来历的背后，多多少少躲藏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故事。

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我凝望着一样又一样放在角落或者架子上的装饰，心中所想的却是每一个与物品接触过的人。因为有了人的缘故，这些东西才被生命所接纳，它们，就成了我生命中的印记。当然，生命真正的印记并不可能只在一件物品上，可是那些刻进我思想、行为、气质和谈吐中的过去，并不能完善地表达出来，而且，那也是没有必要向这个世界完全公开的。

在前年开始，为着一些古老的首饰，我恳请吴洪铭将它们拍摄下来。原先，并不存着什么特殊的用意，在我当时的想法里，那些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终有缘尽而别的时候，我并不会因此而悲伤，因为可以保留照片。又想，照片也终有失散的一天，我也不会更加难过，毕竟——人，我们空空地来，空空地去，尘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过转眼成空。我们所能带走的、留下的，除了爱之外，还有什么呢？而，爱的极可贵和崇高，也在这种比较之下，显出了它无与伦比的永恒。

那批拍成的首饰照片，每一个都拥有它自己的来历，故事的背后，当然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人。我忍不住将一个一个首饰写成故事，将它们发表在《俏》杂志上，一共连续了七期。后来，因为没有住在台湾，就停写了。

这一回，一九八六年了，为着处理那幢仍在加纳利群岛上的房子，我舍弃了许多存有纪念价值的大件收藏，将它们送给了朋友和邻居。当那三尺高的古老水漏、半人高的非洲鼓、百年前的铁箱、石磨、整套的瓷器杯盘，还有许多许多书画、石头、罗盘、牛犁，以及苦心收集来的老钟、老椅子和老家具跑到另外一个又一个家庭里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对方收到这些礼物时的欣喜，也看清楚了那些东西的缘分在那一刻，对我，已经结束。不，我没有悲伤，我很明白这一切的秩序——它们的来和去，都不只是偶然。

可是，在我手边还是拥有一批又一批可贵的东西，吴洪铭说拍吧，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在那个工作到清晨的时光里，每当洪铭拍摄一件东西，我就很自然地在一旁讲出那样东西的故事。在场的朋友们对我说，既然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因缘，为什么不再写出来呢。起先并不想写，因为怕累，可是想到这些东西终究不可能永远是我的——即使陪葬也不可能与我的躯体同化，就算同化了，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人是必死的，东西可以传下去，那么，接着这份缘的人，如果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由我才开始写的，不是收藏得更有趣些了吗？如果接缘的人再写下去，那不是更好玩。终有一天，后世的人惊见古迹斑斓，他们会不会再藏下去呢？

就出于这种欢欢喜喜的心情，我拿起了笔，配着照片，开始写下一个一个故事。

原先，是想给这些宝爱的东西分类刊出的，后来想到自己的思绪：在我日常生活的不断思考里，我并不是有系统地、规则地、条律化地在思想，那不可能是我，也不必如此，因为不是就不是。

我喜欢在任何方面都做一个心神活泼的人。对于天女散花这种神话，最中意的也就是——天女将花散得漫天飞舞，她不会将花刻意去撒成一个“寿”字。这不是天女不能，是不为也。

于是，我将我的宝贝们，也以平平常常的心态去处理它们，既然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立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那么，我也不刻意去编排它们，让手边抽到哪一张照片，就去写哪一个故事。毕竟这是一本故事书，不是一本收藏书，硬性的编排，就失去了那份天马行空的趣味。没有趣味的工作，心里不会想去写，又何必勉强自己动笔呢。

很可惜，以前刊载在《俏》杂志上的一批首饰精品，都不能在《皇冠》上重刊了。那些已发表的部分，只有期待出书结集的时候，和有缘的人在书中见面了。

1

十字架

十字架·别针

它躺在一个大花搪瓷的脸盆里，上面盖了一大堆彩色的尼龙珠串和发夹，整个的小摊子，除了十字架之外，全是现代的制品，翻到这古旧的花纹和造型，我停住了。然后将它拿出来，在清晨的阳光下琢磨了一会儿，只因它那么的美，动了一丝温柔，轻轻问那个卖东西的印地安女人：

“是你个人的东西吗？”她漠然地点点头，然后用手抓一小块米饭往口里送。十字架的顶端，可以挂的地方，原先扎着一段粗麻绳，好似一向是有人将它挂在墙上的样子。

“你挂在家里的？”我又问，女人又点点头。她说了一个价钱，没法说公不公道，这完全要看买主自定的价值何在。我没有还价，将要的价钱交了出去。

“那我就拿走啦！”我对那个女人说，心底升起了一丝歉疚，毕竟它是一个有着宗教意义的东西，我用钱将它买了下来，总觉对不住原先的主人。

“我会好好地给你保存的。”我说，摊主人没有搭理我，收好了钱，她将被我掏散的那一大堆珠子又用手铺平，起劲地喊起下一个顾客来。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的厄瓜多尔高原的小城Rio Bamba的清晨市集上。

2

别针

图片中那个特大号的老鹰形状别针看起来和十字架上的彩色石头与铁质是一个模样的。事实上它呈现在我眼前时已是在秘鲁高原接近“失落的迷城”玛丘毕丘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了。那个地方一边下着大雨一边出大太阳，开始我是为着去一个泥土做的教堂看印地安人望弥撒的，做完弥撒，外面雨大，躲到泥泞小街的一间店铺去买可乐喝，就在那个挤着牙膏、肥皂、鞋带、毛巾和许多火柴盒的玻璃柜里，排列着这几个别针，这一个的尺寸大如一只烟灰盘，特别引人。老板娘也是一位印地安人，她见我问，就拿了出来，随口说了一个价，我一手握着别针，顺口就给她就地还钱，这一场游戏大约进行了四十五分钟，双方都累了，结果如何买下的也不记得，只想到讨价还价时一共吃了三支很大的玉米棒。是这一只大别针动的心，结果另外三只就也买下了，有趣的是，其中三只都是以鹰作为标记而塑成的。可是鹰的形状每只都不同，只有图中右下第二个，是一只手，握着一束花，就因为它不是鹰，在讲价时老板娘非常得理地不肯因为尺寸小而减价。事实上，它们也不可能是银的，但是卖的人一定说是银的，她没有注意到“时间”在这些民俗制品上的可贵，坚持是银的。于是，我也就买了，算做秘鲁之行的纪念。

3

双鱼

双鱼·老别针

深夜的街道斜斜地往上通，她的摊子有一支蜡烛在风里晃。天冷，地势海拔四千公尺，总是冷的，尤其在夜里。我停下来买一条煎鱼，鱼是煎好的，放在报纸下面，印地安女人很自然地要将鱼放回到油锅内再热给我。看到地上纸盒子里还睡着一个娃娃，不忍她为了我一点小生意再麻烦，再说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当时是要戒严的，我催着她要付钱，说冷鱼也很好吃，快卖了给我收收摊子回去吧！那个女人仍然要给我煎，一面下锅一面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她起身紧了一紧披风，急着收摊子背娃娃，就在那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上、胸口，晃动着两只银色的鱼，是晃动的，好似在游着一般闪闪发光。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摸。“你卖不卖这对鱼？”问着自己先脸红了。那女人愣了一下，怕我反悔似的急急地说：“卖的，卖！”唉，我是个讨厌的人，利用了别人小小的贫穷。我们双方都说不出这双银鱼该付多少钱才好，对着微笑，都很不好意思，最后我说了价，问她够不够，她急忙点头怕我要反悔，急着将银鱼从自己身上拿下来。鱼下来了，夜风一吹，吹掉了她没有别针的披风。

“我还有老东西。”她说，要我第二天去街上找她，我去了，第二天晚上，她给了我照片下面的两副红石头的耳环，也是我出的价，她猛点头。拿下了她的家当，有好一阵心里不平安，将耳环用手帕包了又解，解了又包。好几年来，这个女人的身影和她的摊子，还有那个婴儿，一直在我的心里掺杂着一份内疚不能退去。我想，再过几年如果回去拉巴斯，我要将这几样东西送回给那个女人，毕竟，这是她心爱的。

4

老别针

双鱼左下方的一个大别针来源得自一场争执，老妈妈在市场坐着晒太阳织毛袜子，我经过，拍了一张她的照片。老妈妈反应快，去叫着骂人，被骂了，我一直道歉，不敢走，那是在秘鲁的古城“古斯各”火车站前的市场里，她叫我买一双毛袜子做赔偿——照片费。我看那些袜子尺寸都太大了，不肯买，双方都有气，又是笑着骂着气着的，一看她的身上，那个披肩正中用这一只“狗和花环”的老别针扎着，便不吵了，搬了个板凳坐下来与她打商量，坐到太阳都偏西了，我的手上多了一双大毛袜子加这只极美的狗别针。老妈妈是最厉害的一个商人，她很凶，而且会说话，包括别针中间掉了一颗彩石都有理由——不然别人不当它是全新的？掉了一颗才知道是古董。老妈妈会用字，她知道文化人找的是古董，这也是她叫的——叫我文化人。我猜，她是个富人，不至只有这一个老别针的，再说，她要的价格是很高的，可以买一只小羊再编袜子了。

5

项链

项链

那家店卖台布，中国大陆制造的台布，我进去看，看见了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乱七八糟的一堆破铜烂铁。不经意地翻了两下，手里拎出两串项链来。店员小姐在忙，头也不回地说，是三百块一串，合台币是一百元左右，那种美丽的银光，还有神秘的蓝，一共两百台币。旁边另外一个妇人看见了，也走过来，追问我是不是要了，我怕她买去，急说是要了，眼看被包起来了，才放心地问“哪里来的？”店里说：“南美吧！”那个吧字，并不确定，是顺口说的。买好了它们，我去了下一条街的古董店，给我的老朋友店主看。店主是个识货的，当他听说了我的价格之后，加了三倍，要我转手，我想了一下，加了二十倍肯卖，双方没有成交。只见那个古董店的朋友匆匆交代了店员小姐两句，就往我说的台布店急急走去。其实，那儿只有这两条是尚好的东西，其他剩的都是不好看的了。得到这两条项链是在十个月前的加纳利群岛的一条大街上。

6

锁

锁

这种中国的饰物带着“拴命”的意思，孩子生下来给个小锁戴上，那么谁也取不去心肝宝贝的命了。不想它的象征意义戴着还算好玩，稍一多想，就觉得四周全是张牙舞爪小鬼妖魔等着伺机索命。这种时候，万一晚上睡觉时拿下锁来，心里必定发毛。

是去台北光华商场看人家开标卖玉的，这非常有趣，尤其是细看那些专心买物、低声交谈的一桌人，还有冬夜里灯下的玉。

看了好一会儿，没敢下标，传递中的玉又使我联想到“宝玉”“黛玉”“妙玉”“玉色大蝴蝶”……欲欲欲欲……

结果心血来潮在一家店里买下了三个银锁，一个给了心爱的学生印可，两个跟着自己。左边那只锁上方两边转进中间去的地方，勾得尖锐了些，兵器的感觉重；右边那个比较小，可是淳厚。

都没有戴过，无论是锁或是已有的三块玉。将它们放在盆子里，偶尔把玩。其实，是更爱玉的，它们是另一种东西了，那真是不同的。

7

还是锁住了

还是锁住了

☞之一

这张图上的手环在右边，环上写着“居家平安”，也可以念成“安平家居”“平家居安”和“家居安平”。特别喜欢有文字刻着的饰物，更喜欢这只手镯。是作家徐讦先生的女儿尹白送给我的。常常想念这一对父女，尹白现在旧金山，许多年不见了，只是她给的话，总在环上。

又是两个中国锁，紧邻手环旁边那只是作家农妇孙淡宁女士在香港机场挂在我颈上的，锁用红线扎着。几年后线断了。后来西班牙二哥夏米叶去加纳利岛上看我，我叫他用这个锁再穿一串项链出来，那时我的先生已逝，我们坐在黄昏的海滩上穿珠子，轻轻地说着往事和再也听不厌的有关他们兄弟之间的童年琐事。穿穿拆拆弄出了这条锁链，二哥给我戴上，第二天他就坐船走了。这条链子也是不常戴的，可是锁进很多东西，包括穿珠子时落日照耀在大海上的余晖还有我们说过的话。

☞之二

在香港的一间古饰店里，看到三串银锁。我看中的那串在现在图片里靠近那串三角形细银链的旁边。

它是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的，想看，店员小姐开了柜子放在我手中，价格也就看清楚了。对我来说，花太多的钱去买一样心爱的东西只为着给自己欣赏，是舍不得的——除非它不贵。可惜它是贵的。但是我口袋里也不是没有钱。

我把玩了一会儿，谢了店内小姐，转去看另一个橱窗，当时便买下了两片彩陶包银片的坠子，就是照片中后来用细银链穿成三角形的那两块小东西。银链是意大利的。

回过来再说这条锁项链，中间刻着“长命百岁”的这串。

买好了小东西，心中仍然牵挂它，想在离去之前再看一眼才走，可是它偏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当时店内另有两位西方太太，我猜这一转身，锁是被她们买去了。

问店员小姐，她说：“卖掉啰！”

当天陪我上街的是两位香港的好朋友，倪匡与金庸的太太。

听到锁卖了，我的脸上大概露出了一丝怅然，虽然并没有打算买的。那时金庸的太太笑出来了，也跟着说：“卖掉啰！”倪匡太太也在笑，我也不懂。

逛街后我回旅馆，下车时MAY交给我一个小口袋，回房打开来一看，呀，我看的锁就躺在里面，那一霎的滋味真是复杂。很感激她们对我的友爱，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我真是高兴由这种方式下得来的意外惊喜。

以后常常戴它，如果有人问，就说是金庸太太MAY用这种法子买给我的，它的里面又加上了其他的含意，十分珍爱它，也常常想念这两位好朋友。

8

秋水伊人

秋水伊人

一位中国的伯母，发现我爱老东西，就说她确有一些小玩意儿，大陆带来的，要得翻一下才知道在哪里收着。

没过几天，我得了三个竹刻泛黄的图章盒，上面有山有水有诗词，盒子里，霉出小黑点的软棉纸就包着这四样细银丝卷出来的别针。

图上两片叶子倒也罢了，没有太多感应。左上角是一只停在花枝上的雀，身体是一条细丝绕出来的，左下角是只蝉吧。这两样宝贝，常爱细细慢慢地品味它们，尤其在夜间的聚光灯下。看到夜深花睡时，这几个别针就飞入张爱玲笔下那一个世界中某些女人的衣服上去了——是白流苏的吗？

太精细的东西我是比较不爱的，可是极爱产生它们这种饰物的那个迷人的时代和背景。这两个别针，当是跟墨绿的丝绒旗袍产生关联的，看着它们，不知为何还会听见纱窗外有歌声，慢慢淡淡地流进来——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

9

五更灯

五更灯

当那一大纸盒的旧锅圆盘加上一个几近焦黑的大茶壶在桃园中正机场海关打开时，检验的那位先生与我都笑个不停。那次的行李里衣服只有三件，有的全是这些脏手的东西。

去了两夜三天的香港，有事去的，时间不够逛街，一面吃着叉烧包一面挤空当过海。什么百货公司都没去，就在那条高高低低石阶的古董街上跑。淘古董的游客也多，太多美丽的老东西——当然有些也是贵的。我爱便宜的老东西，它们不会因价格而不美，这完全见仁见智。

回台已是夜间了，父亲找出擦铜油来，恰好那日吴璧人妹妹也来家里，于是我们对着一堆焦黑的东西，用力擦啊！一面擦一面笑，说着：“当心！当心！别擦太亮了。”

擦出一盏灯来，母亲一看，说：“呀！是个五更灯嘛！”

我以为她说“五斤灯”，顺口说：“哪有那么重，有五斤吗？”

这个灯下面的小门打开来，里面一个极小的铜油灯可以点着，油灯上面有一个浅凹的盘子放在中间，上面才是罩子。母亲说，当年外婆在宁波熬名贵的药材，就是用这种铜器，放在凹形的盆内小小一碗，要慢火熬到五更天，才能喝下去，因此得了个好听的名字。

我后来搬出母亲家，一个人在台北住一间小公寓，夜谈的好友来了，就点油灯，一谈给它谈到五更天，的确不负此灯。

这个灯，是七块港纸买下的，宝贝得很厉害，“无价”之宝。

10

林妹妹的裙子

林妹妹的裙子

这两条裙子，是我收藏中国东西的开始。

有一年，回到台湾来，父亲老说我的衣服不够，每天都催人上街去买新衣服。

对于穿着，并不是不喜欢，相反地，就因为太喜欢了，反而十分固执地挑选那种自然风味的打扮。这么一来，橱窗里流行的服饰全都不合心意——它们那么正式，应该属于上班族的。那种，兵器很重的防御味道，穿上了，叫人一看，十步之外，就会止步而且肃然起敬的。

我喜欢穿着的布料偏向棉织或麻织品，裙子不能短，下幅宽一些，一步一跨的，走起来都能生风。那种长裙，无论冬天配马靴或夏天穿凉鞋，都能适合。至于旗袍、窄裙，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去买——它使我的步子迈不开，细细碎碎地走路，怪拘束的。

就因为买衣服不容易，逛来逛去，干脆不再看衣店，直接跑到光华市场去看旧书。

就在旧书市场的二楼，一家门面小小的古董店里，先看见了照片中那条桃红色的古裙。

我请店家把裙子取下来——当时它挂在墙上被一片大玻璃框嵌着——拿在手中细细看了一下那个手工，心里不知怎的浮出一份神秘的爱悦。时光倒流到那个古老的社会，再流进《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去。看见林妹妹黛玉穿着这条裙子，正在临风涕泣，紫鹃拿了一个披风要给她披上，见她哭得那个样子，心里直怪宝玉偏又怄她。

想着想着，我把这条裙子往身上一紧，那份古雅衬着一双凉鞋，竟然很配——这是林妹妹成全我，并不小器。她要我买下来，于是，我把它穿回家去了。

这种裙子，事实上是一条外裙，长到小腿下面。过去的小姐们，在这裙子下面又穿一条更长的可以盖住脚的，这种式样，我们在平剧里还可以看见。《红楼梦》的人物画片里也是如此的。

当我把这条桃红色的古裙当成衣服穿的时候，那个夏天过得特别新鲜。穿在欧洲的大街上时，总有女人把我拦下来，要细看这裙子的手工。每当有人要看我的裙子，我就得意，如果有人问我哪里可以买到，我就说：“这是中国一位姓林的小姐送的，不好买哦！”

说不好买，结果又给碰到了另一条。

这一回，林妹妹已经死了，宝玉出家去，薛宝钗这位做人周全的好妇人，把她一条裙子陪给了袭人，叫她千万不必为宝玉守什么，出嫁去吧。当袭人终于嫁给了蒋玉涵之后，有一回晒衣服，发现这条旧裙子，发了一回呆，又给默默地收放到衣箱里去。

许多年过去了，这条裙子被流到民间去，又等了很多年，落到我的家里来。

每年夏天，我总是穿着这两条裙子，大街小巷地去走，同时幻想着以上的故事。今年夏天，又要再穿它们了，想想自己的性格，有几分是黛玉又有几分是宝钗呢？想来想去，史湘云怎么不见了，她的裙子，该是什么颜色呢？

湘云爱做小子打扮，那么下一回，古董店里的男式衣服，给它买一件，梦中穿了去哄老太太贾母，装做宝玉吧。

11

煲

煲

这是一句西方的谚语，说得真好——闪烁的并不一定是金子。它是铜的。

看这个用手敲出来的铜锅造型有多美，盖子那么饱满浑圆，摸上去还有细微的凹凸。找到它的时候，它被丢在香港古董街的墙角边，乱丢的，锅底锅盖一团黑，里面不知炖了几十年的好菜，等到铝锅上市了，主人家才弃了它，将它当破烂给卖了。

也是擦出来的光辉，细细擦，将岁月擦回去，只一瓶擦铜油，时光倒流在我手上，告诉了我许多只有灶神娘娘才知道的秘密。

用它来煮了一次霉干菜扣肉，毕竟舍不得，就给搁在架子上了。真铜与镀铜的光泽是绝对不相同的，这只锅——沉潜。

12

十三只龙虾和伊底斯

十三只龙虾和伊底斯

许多许多年以前，有一个人，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的居民，他的名字叫做伊底斯。

当年的伊底斯常常到我们家来，向我的先生借用潜水器材，他借去了潜水的东西之后，总要消失十多天才回镇上来。后来我们听人说起才知道伊底斯去了西属沙漠的海岸，用空气瓶下海捉龙虾，然后卖给在沿岸打鱼的西班牙渔船，每去一次，可以赚一个月的生活费回来。

我的先生一向坚决反对背着空气瓶下海打鱼或捉任何生物，总是说，肺潜是合法的，一口气潜下去一趟，打不着也算了，如果在水中带着空气瓶，好整以暇地在水里打猎，如果人人这么做，海洋的生物便受不到保护，再说，龙虾是一种生长缓慢而又稀少的高贵珍宝，像伊底斯那种捉法，每次好几麻袋，的确是太过了，包括尺寸很小的龙虾也是不放过的。

后来伊底斯再来家借器材，就借不到了。我跟他说，我们打鱼是用肺潜的，龙虾绝对不去捉，这在当时的西属撒哈拉，就跟野羚羊不许射猎一样，是为着保护稀少动物所定的法律。

伊底斯趁着我先生不在家，又来借器材，说他有家小要养，这次只打大群的红鱼，保证不去捉龙虾了。

我又借给了他，说好是最后一次，借了之后心虚得厉害，瞒着先生，怕他知晓了要怪责。

没过几日，伊底斯来还东西，同时交给我一个口袋，打开来一看，竟是一堆龙虾——送我的。“那么小！”我抬起头来问他，他很无奈地说：“大的早打光了，就算小也请你收下吧。”就是因为那么幼小的也给打上来，才引得我发怒的，而伊底斯却误会了我们，以为当初没有送龙虾所以借口不再借器材，又误会我是想得些大号的龙虾。他用手指了指，又说就算小尺寸也一共有十三只。

那天我不肯拿他的礼物，一定不肯要，伊底斯走的时候彼此都受了窘，以后他就不来家里了。

等到沙漠政情有了变化，我立即要离开沙漠的那几日，伊底斯突然来了，交给我扎紧的一个小纸包，一定要我收下当纪念品，说里面是他最珍爱的东西。我问是什么，他说是两块石头。我双手接下了小包，他急着要走，我们握握手就散了。记得我当时问他以后的路，他说：“去打游击。”

等到真正发觉伊底斯送我的是两块什么样的所谓石头时，他已上吉普车远走了，兵荒马乱的当时，无法再找到他。

我认识，这两块磨光的黑石，是石器时代人类最初制造的工具，当时的人用棍子和藤条夹住这尖硬的石块，就是他们的刀斧或者矛的尖端。

总听说，在沙漠某些神秘的洞穴里仍然可以挖出这样的东西来，只是听说而已，人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起码在我的撒哈拉威朋友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石块，是因为在一本述说石器时代的书本上看过同样的图片。

一直带着这两块东西，深夜里把玩的当时，总会看见石器时代的人群，活活的人群，在我眼前的大平原上呼啸而过，追逐着洪荒怪兽，他们手中举着的矛，在烈日荒原下闪闪发光。

这两块石片里，浸过兽血和人汗，摸上去，却是冰凉的。

13

守财奴

守财奴

这照片中的零零碎碎，只是收藏的小部分而已。大件的，例如非洲鼓、大木架石水漏、粗陶、大件石像、十八世纪的衣箱、腓尼基人沉船中捞起的巨型水瓶、游牧民族的手织大地毯……都存在加纳利群岛一间锁着的空房子里。

其实，这几年已经不很看重这些东西了，或说，仍是看重的，只是占有它们的欲望越来越淡了。

没有人能真正地拥有什么，让美丽的东西属于它自己吧，事实上它本来就是如此。

《红楼梦》的《好了歌》说得多么真切：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一般人不喜欢听真切的话，所以最不爱听《好了歌》。把玩这些美物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守财奴，好了好了地在灯下不肯闭眼。

14

仅存的三个石像

仅存的三个石像

为了这张图片，前两天去了一趟洛杉矶中国城，站在书店翻看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在那本书《白手成家》一篇中明明记录了石像如何到我手中的来龙去脉，因为略说不足，就提起了这本书，不再在此叙述了。

当初得到时一共是五个，其中一个送给了一位通讯社的记者，另一个给了我的堂嫂沈曼，她在维也纳。

这种石像，光凭视觉是不够的，得远视，得近观，然后拿在手里，用触觉，用手指，慢慢品味线条优美的起伏，以及只有皮肤才能感觉出来的细微石块凹凸。

这三个石像，不能言传，只有自己用心体会。

深色鸟的眼睛比较死板了些，却板得不够拙，可是就线条来讲，在我，是摸不厌它们的。

还是说：是一个别人视为疯子的老人，在沙漠里的坟场中刻的，被我分了五个回来。

15

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

人说，大地是一个丰沃的女人，没有人真正见过她，踏着泥土的农人深信地上的收获是她所赐予的礼物；也是每一个农家又敬又爱的神祇。

当然，那是在早远时代的玻利维亚了。

又说，将大地之母的石像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不给邻人看见，悄悄地埋在自家的田地里，那么这一年，无论田宅、家畜和人，都将得到兴旺和平安。

每当大地之母生辰的那一日，也得悄悄地将母亲自土里面请出来，用香油浇灌，以祈祷感谢的字句赞美她，然后仍旧深埋土中，等待第二年生辰的时候才再膜拜了。

我喜欢这个故事。

那些玻利维亚的小摊子沿着斜街一路迤逦下去，有的是商品，做游客生意的，有的不能叫游客土产，大半是女人翻出来的旧“家当”；少数几样，没精打采地等着游人看中了哪一样旧货可以得些小钱。

整个城里走遍了，就那一个胖女人有一块灰石头放在脚边，油渍加上泥土，一看便知是挖出来的大地之母。

“怎么把妈妈拿出来卖了呢？”我笑问她。

“啊，没办法！”她摊开手掌，做出一个十分豁达的表情，安安然的——想必没有田产了。

我也没有田产，可是要她——一切的母亲。

很重的一块石头，大地之母的脸在正中，颚下刻着她的丈夫，另一面又有人脸，说是儿子与女儿，盘在右上角一条蛇，顶在大地之母上的是一只羊头。

交缠的花纹里透着无限神秘与丰沃。

回台后一直没有土地，放在书架的下面，算是大地的住所，忘了问生辰在哪月哪日，好用香油膏一膏她。

16

牛羊成群

牛羊成群·织布

我猜，在很古早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将最心爱或认为极美的东西，都在闲暇时用石头刻了出来。

第一图那块四方的石头，细看之下，房舍在中间，左右两边是一排排的羊，最中间一口井，羊群的背后，还刻着牧羊犬，照片中是看不出来了。

方石块右方两组石刻，也是羊群，它们刻得更早些，石块的颜色不同。

第二图也是单只和双组的牛羊，在艺术上来说，单的几个线条之完美，以我个人鉴赏的标准来说，是极品。看痴了觉得它们在呼吸。

并不是摊子上买的，是坐长途车，经过小村小镇去采集得来的东西。

问过印地安人，这些石刻早先是做什么用的，人说，是向大神祈祷时放在神前作为活家畜的象征，那么以后这些牛羊便会生养众多了。

17

织布

照片背景用的是一块手织的布，南美印地安人的老布，染料来自天然的矿粉和植物。织得紧密，花纹细繁，机器再也弄不出来的。人说，要织半年八个月，才得这么一块好东西。

得了这块布以后，也不敢拿它来做背心，只在深夜里捧出来摸摸看看，幻想长辫子黑眼珠的印地安女子织了它本是做嫁妆的，好叫人知道，娶过来的新娘不但美丽还有一身好手艺，是一个值得的姑娘。

18

不打双头蛇

不打双头蛇

那家店不算大，隐藏在闹街的一个角落里。是看了那面镂花的铁门而停住了脚步的，店内阴凉而幽暗，一些大件的老家具、塑雕和油画静静地发着深远安静的光芒。一张女人的画像尺寸不大，眼神跟着看她的人动，无论去到哪一个角落，她总是微笑着盯着人。那张画买不起，却来来回回去了三次——看她。就这么跟店主做了朋友，好几个黄昏，听他讲犹太人的流浪还有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家人，讲到他劫后余生的太太又如何在几年前被癌细胞吞噬——那些店主本身的故事。

最后一次去店里，店主拿出了几串项链来，要我挑，我不好再问价格，犹豫地不好决定，这时候，对于下方有着一个圆环的那串其实一看就喜欢了。是一条双头蛇，头对着头绕着，这使我想起小时候课本上念的孙叔敖打双头蛇的故事。

“送给你好吗？”店主说。我笑着摇摇头。

“那么卖给你，算五百块两条。”五百块等于台币一百三十多块。我收下了，付了钱，跟店主对视着笑了笑，向他说了感谢。

很少用这两条项链，可是当我把玩它们的时候，总好似又置身在那间黄昏幽暗的店堂，那幅画上的女人微笑着盯住我，那个店主在说：“我们从阿根廷又来到这加纳利群岛，开了这家店，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而我太太，在这时候病倒下来，她的床前就挂着这幅女人的画，你知道，画中的人，看着我太太一日一日瘦下去，直到咽气……”

当我摸弄着双头蛇的时候，耳边又响起那个秃头店主的声音：“好好保存这条蛇，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19

闪烁的并不是金子

闪烁的并不是金子

图中那一堆金子都是假的，除了手上的戒指之外。

几年前，我有一个邻居，在加纳利群岛，她的丈夫据说是德国的一个建筑商，生意失败之后远走南美，再没有消息。太太和两个儿子搬来了岛上，从慕尼黑来的。这家人仍然开着朋驰牌轿车，他们的小孩，用汽水打仗——在铺着华丽的波斯地毯上。说是房租学费都付不出了，可是那家的太太总在美容院修指甲做头发，一家三口也老是在外面吃饭。

有一天那家的太太急匆匆地跑到我的家来，硬要把一张波斯地毯卖给我，我跟她说没有能力买那么贵的东西，她流着泪走了。

不久，南美那边汇来一笔钱，这位太太拿它去买了许多鞋子、衣服还有两副金耳环，跑来给我看。那一阵她活得很自弃，也浪费。

过没多久的一个深夜里，她的汽车在海边失火了，许多邻人去救火，仍然烧成了一副骨架，烧的当时，邻居太太拿了照相机在拍，同时大声地哭。过不久，又看见她在餐馆喝酒，脸上笑笑的，身旁坐了一个浪荡子。传说，她在德国领了汽车保险赔偿。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车子失火的那个晚上，一向停车房的汽车会开到海边去，而且火是由后座烧起来的。

当这位太太再来我家的时候，她手中拿着这几副闪着金光的东西，好看，极美的首饰，但那是镀金的。一看就知道是印度的东西。那时候，她说她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我很不情愿地买下了她的三个手镯和一条项链，所费不多。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她再来看我时，脚上多了一双黑底嵌金丝的高跟鞋，问我新鞋好不好看，然后又说她的孩子要饿死了。

后来，我不再理她了，过不久，她去了南美找她的先生。深夜里走的，房租欠了一年没有付。

又过了一个耶诞节，接到一封信，信中照片中的女人居然是那个芳邻，她站在一个木屋前，双手举在头上，很风骚地笑着。

总算对我是有感情的，万水千山寄了封信来。我保存了这几样属于这个德国女子的东西，一直到现在。

图中的戒指，是我自己的一个纪念品，与其他几件无关了。

20

二十九颗彩石

二十九颗彩石

一共是二十九颗彩色的石头，凑成了这条项链跟两副手镯。它们是锡做的，拿在手里相当轻，那一次一口气买了大约十多样，分送国内的朋友。它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得来却也并不容易。

在一堆杂乱货品的印度店里搜来的，地点在香港的街上。

21

红心是我的

红心是我的·本来是一双的·手上的光环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这种石头是用什么东西染出来的。如同海棠叶大小的平底小盘里躺着的都是心。

那个不说话的男人蹲在地上，只卖这些。

世上售卖心形的首饰店很多，纯金、纯银、镀金和铜的。可是这个人的一盘心特别鼓，专注地去看，它们好似一蹦一蹦带着节奏跳动，只怕再看下去，连怦怦的声音都要听出来了。

我蹲在地上慢慢翻，卖的人也不理会，过一会儿干脆又将头靠在墙角上懒懒地睡了。

那盘待售的石心，颜色七彩缤纷，凑在一起等于一个调色盘。很想要全部，几十个，拿来放在手中把玩——玩心，这多么有趣也多么可怕。

后来那个人醒了，猜他正吸了大麻，在别个世界遨游。我说减半价就拿十个，他说：“心哪里可以减价的，要十个心放在哪里？”我说可以送人，他说：“你将这么重要的东西拿去送人，自己活不活？”我说可以留一个给自己，他说：“自己居然还留一个？！那么送掉的心就算是假的，不叫真心了。”

“你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呀！”我轻轻笑了起来。

“这个，你买去，刻得饱满、染得最红的一颗，不要还价，是你的了。”

那颗心不在盘子里，是从身体中掏出来的。外面套的袍子是非洲的，里面穿的是件一般男子衬衫，他从左边衬衫口袋里掏出来的一颗。

“嗳！”我笑了。

配了一条铁灰链子，很少挂它，出门的时候，总放在前胸左边口袋里。

22

本来是一双的

那是银制的脚环，戴在双脚踝上，走起路来如果不当心轻轻碰了脚跟，就会有叮一下的声音响出来。

当然，光脚戴着它们比较突出，原先也不是给穿鞋子的人用的。最好也不要走在柏油路上，更不把戴着它的脚踝斜放在现代人的沙发或地毯上（波斯地毯就可以）。

这个故事——脚环的故事，写过了，在《哭泣的骆驼》里。

这几年怀着它们一同经过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和沧桑，怎么掉了一只的也不明白，总而言之，它现在不是一对了。

23

手上的光环

手上的光环·心爱的

它们一共是三只手环，第一年的结婚日，得了一只，是下图上单独平躺的那只。尺寸小，合我的手腕，不是店里的东西，是在撒哈拉沙漠一个又一个帐篷里去问着，有人肯让出来才买下来的。

很爱它，特别爱它，沉甸甸地拿在手中觉得安全。后来，我跟我的先生说，以后每年都找一个给我好不好。可是这很难买到，因为这些古老的东西已经没有人做了。第二年的结婚纪念我又得了一个，第三年再一个，不过它们尺寸大了些，是很辛苦找来的。于是我总是将大的两只先套进手腕中去，最外面才扣那只小的，这样三只一串都不会滑落。

在撒哈拉沙漠一共三年，就走了。

24

心爱的

它叫“布各德特”（“特”的尾音发得几乎听不见，只是轻微地顿一顿而已）——在阿拉伯哈撒尼亚语中的名称。

不是每一个沙漠女人都有的，一旦有了，也是传家的宝贝，大概一生都挂在胸前只等死了才被家族拿去给了女儿或媳妇。

那时候，我的思想和现在不大相同，极喜欢拥有许多东西，有形的，无形的，都贪得不肯明白的。

一九七三年我知道要结婚了，很想要一个“布各德特”挂在颈上，如同那些沙漠里成熟的女人一样。很想要，天天在小镇的铺子里探问，可是没有人拿这种东西当土产去卖。

邻居的沙漠女人有两三个人就有，她们让我试着挂，怎么样普通的女人，一挂上“布各德特”，气氛立即不同了，是一种魔术，奇幻的美里面，藏着灵魂。

结婚的当天，正午尚在刮着狂风沙，我听见有声音轻轻地叩着木门，打开门时，天地玄黄的热沙雾里，站着一个蒙了全身黑布头的女人。那样的狂风沙里不可能张口说话。我不认识那个陌生女子，拉着她进小屋来，砰一下关上了门，可是那个灰扑扑的女人不肯拿掉蒙脸的布，这种习惯，在女人对女人的沙漠中早已没有了。

也不说话，张开手掌，里面躺着一团泥巴似的东西。她伸出四个手指，我明白她要卖给我四百西币，细看之下——那是一个“布各德特”。

虽然是很脏很脏的“布各德特”，可是它是如假包换的“布各德特”。

“你确定不要了？”我拉住她的手轻轻地问。

她很坚定地摇摇头，眼神里没有故事。

“谁告诉你我在找它？”

她又摇摇头，不答话。

我拿了四百块钱给她，她握着钱，开门走了，走时风刮进来细细的一室黄尘。我又快乐又觉歉然，好似抢了人家的东西的那种滋味。

不及细想这一切，快步跑去水桶里，用牙刷细细地清洗这块宝物，急着洗，它有油垢有泥沙，可见是戴了多年的。我小心地洗，不要将它洗得太银白，又不能带脏，最后洗出了一块带着些微古斑灰银的牌子。

然后找出了干羊肠线，穿过去，挂在颈上，摸来摸去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结婚当天下午，我用了它，颈上唯一的饰物。

许多年来，我挂着它，挂断了两次线，我的先生又去买了些小珠子和铜片，再穿了一次，成为今天照片里的样子。

一直带着它天涯海角地走，它是所有首饰中最心爱的一个。将来死了，要传给哪一个人呢？

25

刻进去的生命

刻进去的生命

有一年，我从欧洲回到台湾去，要去三个月，结果两个月满了母亲就要赶我走，说留下丈夫一个人在远方太寂寞了。

我先生没有说他寂寞，当他再见我的时候。

小小的房子里，做了好多格书架，一只细细木条编的鸟笼，许多新栽的盆景，洗得发亮的地，还有新铺的屋顶，全是我回台后家里多出来的东西。然后，发现了墙上的铜盘。

如果细细去找，可以发现上面有字，有人的名字，有潜水训练班的名字，有船上的锚，有潜水用的蛙鞋，还有一条海豚。

这是去五金店买铜片，放在一边。再去木材店买木材，在木板上用刀细心刻出凹凸的鱼啦锚啦名字啦蛙鞋啦等等东西，成为一个模子。然后将铜片放在刻好的木块上，轻轻敲打，轻轻地敲上几千下，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浮塑便出来了，将铜片割成圆的，成了盘子。

我爱这两块牌子——一个不太说话的男人在盘子上诉尽了他的爱情，对海的还有对人的。

我猜，当我不在先生身边的时候，他是寂寞的。

26

痴心石

痴心石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时，看见街上有人因为要盖房子而挖树，很心疼那棵树的死亡，就站在路边呆呆地看。树倒下的那一霎间，同时在观望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欢呼，好似做了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一般。

树太大了，不好整棵地运走，于是工地的人拿出了锯子，把树分解。就在那个时候，我鼓足勇气，向人开口，很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把那个剩下的树根送给我。那个主人笑看了我一眼，说：“只要你拿得动，就拿去好了。”我说我拿不动，可是拖得动。

就在又拖又拉又掮又停的情形下，一个死爱面子又极羞涩的小女孩，当街穿过众人的注视，把那个树根弄到家里去。

父母看见当时发育不良的我，拖回来那么一个大树根，不但没有嘲笑和责备，反而帮忙清洗、晒干，然后将它搬到我的睡房中去。

以后的很多年，我捡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回家，父母并不嫌烦，反而特别看重那批不值钱但是对我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自我小时候，就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一个女儿，这一个有时被亲戚叫成“怪人”的孩子。

我的父母并不明白也不欣赏我的怪癖，可是他们包涵。我也并不想父母能够了解我对于美这种主观事物的看法，只要他们不干涉，我就心安。

许多年过去了，父女分别了二十年的一九八六年，我和父母之间，仍然很少一同欣赏同样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天地，我，埋首在中国书籍里。我以为，父母仍是不了解我的——那也算了，只要彼此有爱，就不必再去重评他们。

就在前一个星期，小弟跟我说第二天的日子是假期，问我是不是跟了父母和小弟全家去海边。听见说的是海边而不是公园，就高兴地答应了。结果那天晚上又去看书，看到天亮才睡去。全家人在次日早晨等着我起床一直等到十一点，母亲不得已叫醒我，又怕我不跟去会失望，又怕叫醒了我要丧失睡眠，总之，她很艰难。半醒了，只挥一下手，说：“不去。”就不理人翻身再睡，醒来发觉，父亲留了条子，叮咛我一个人也得吃饭。

父母不在家，我中午起床，奔回不远处自己的小房子去打扫落花残叶，弄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再回父母家中去。

妈妈迎了上来，责我怎么不吃中饭，我问爸爸在哪里，妈妈说：“嗳，在阳台水池里替你洗东西呢。”我拉开纱门跑出去喊爸爸，他应了一声，也不回头，用一个刷子在刷什么，刷得好用力的。过了一会儿，爸爸又在厨房里找毛巾，说要擦干什么的，他要我去客厅等着，先不给看。一会儿，爸爸出来了，妈妈出来了，两老手中捧着的就是照片里的那两块石头。

爸爸说：“你看，我给你的这一块，上面不但有纹路，石头顶上还有一抹淡红，你觉得怎么样？”妈妈说：“弯着腰好几个钟头，丢丢拣拣，才得了一个石球，你看它有多圆！”

我注视着这两块石头，眼前立即看见年迈的父母弯着腰、佝着背，在海边的大风里辛苦翻石头的画面。

“你不是以前喜欢画石头吗？我们知道你没有时间去捡，就代你去了，你看看可不可以画？”妈妈说着。我只是看着比我还要瘦的爸爸发呆又发呆。一时里，我想骂他们太痴心，可是开不了口，只怕一讲话声音马上哽住。

这两块最最朴素的石头没有任何颜色可以配得上它们，是父母在今生送给我最深最广的礼物，我相信，父母的爱——一生一世的爱，都藏在这两块不说话的石头里给了我。父母和女儿之间，终于在这一霎间，在性灵上，做了一次最完整的结合。

我将那两块石头放在客厅里，跟在妈妈身后进了厨房，然后，三个人一起用饭，饭后爸爸看的“电视新闻”开始了，妈妈在打电话。我回到父母家也是属于我的小房间里去，赫然发现，父亲将这两块石头，就移放在我的一部书籍上，那套书，正是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27

结婚礼物

结婚礼物

那时候，我们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床架，没有衣柜，没有瓦斯，没有家具，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甚而没有一件新娘的嫁衣和一朵鲜花。

而我们要结婚。

结婚被法院安排在下午六点钟。白天的日子，我当日要嫁的荷西，也没有请假，他照常上班。我特为来回走了好多次两公里的路，多买了几桶水，当心地放在浴缸里存着——因为要庆祝。

为着来来回回地在沙漠中提水，那日累得不堪，在婚礼之前，竟然倒在席子上睡着了。

接近黄昏的时候，荷西敲门敲得好似打鼓一样，我惊跳起来去开门，头上还都是发卷。

没有想到荷西手中捧着一个大纸盒，看见他那焕发又深情的眼睛，我就开始猜，猜盒子里有什么东西藏着，一面猜一面就上去抢，叫喊着：“是不是鲜花？”

这句话显然刺伤了荷西，也使体贴的他因而自责，是一件明明办不到的东西——在沙漠里，而我竟然那么俗气地盼望着在婚礼上手中可以有一把花。

打开盒子来一看的时候，我的尖叫又尖叫，如同一个孩子一般喜悦了荷西的心。

是一副完整的骆驼头骨，说多吓人有多吓人，可是真心诚意地爱上了它，并不是做假去取悦那个新郎的。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份礼物。荷西说，在沙漠里都快走死、烤死了，才得来这副完全的，我放下头骨，将手放在他肩上，给了他轻轻一吻。那一霎间，我们没有想到一切的缺乏，我们只想到再过一小时，就要成为结发夫妻，那种幸福的心情，使得两个人同时眼眶发热。

荷西在婚后的第六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因为我们永远不告别。

这副头骨，就是死，也不给人的，就请它陪着我，在奔向彼岸的时候，一同去赴一个久等了的约会吧。

28

笼子里的小丑

笼子里的小丑

很多朋友看见我专收瓷脸做成的娃娃，总是不喜欢。他们说：“阴气那么重，看上去好似有灵魂躲在里面一样，根本不可爱，看了就是怕的感觉。”

真的，布脸娃娃是比较可亲的，可是瓷脸人偶的那份灵气，在布娃娃身上是找不到的。虽然我也觉得瓷脸人偶的表情甚而接近戏剧，那份怕的感觉我也有过联想，可是偏偏去收集它们。一共有三十八个。

这一个瓷人精品，有一位女朋友忍痛割爱给我的，她是一位画家，我们专爱这种尖锐美的面具、人形，放在房中小孩子来了都不肯近门，我知道孩子们不喜欢那种第六感。

瓷人放在台湾的家中很久，没有一个角落配得上它，因为它太冷。我只好把它放在盒子里了。

好几年以后，去了一趟竹山，在那一家又一家艺品店中，看来看去都没有合意的东西。虽然竹子不俗，可是竹子做出来的手工艺总是透着一点匠气，是设计上的问题，和竹子本身无关的。

就在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里，看见了一个朱红的鸟笼，我立刻喜欢上了那份颜色和线条，也不还价，提了它就走。事实上，我不爱什么动物，除了马和流浪的野狗之外，其他的动物都不太喜欢，也只是个养植物的人。

回到台湾来的日子，总是挤着过，悠闲的生活在这儿没有可能。在这儿，忍受被打扰的滋味就好似上了枷锁的人一样，只活在每天的记事簿上，就怕忘了哪天给了人什么承诺。有一次拒绝了别人的要求，对方在电话里很无礼地嘲讽了我几句，啪一下挂了。

并没有因此不快，偏偏灵感突然而来，翻出盒子里的瓷人——那个小丑，拿出鸟笼，打开门，把这个“我”硬给塞进笼子里去。姿势是挣扎的，一半在笼内，一半在笼外。关进了小丑，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畅快——叫它替我去受罪。

“你怎么把人放在笼子里呢？快快拿出来，看了怕死了。”我的一个朋友进了我家就喊起来。

我不拿。

“风水不好，难怪你老是生病。”又说。

我还是不拿。

以后许多人问过我这小丑的事情，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你的一生，就不是生活在笼子里吗？偶尔半个身子爬了出来，还算幸运的呢。”

心里本来没有感触的人，听了这句话，都会一愣，接着而来的表情，就露出了辛酸。

这样偶尔的整人，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算恶意的玩笑。看了这张照片的——你，你在笼子里的什么地方呢？

29

小丁神父的女人

小丁神父的女人·广东来的老茶壶

我的好朋友丁松青神父和我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我什么都跟他讲。

在台湾，保存我秘密最多的人，大概就算他了。他是神父，我对他讲话，算做告解的一种，他必须为我保密的。其实说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一些红尘心事而已。偶尔见面一次，讲个够，就再见。这一再见，可以三五月不通消息，一年半载都不见了。

照片上的女人——裸女，是神父在《刹那时光》那本书中的生活背景下做出来的雕塑。那时，他——我喊他巴瑞，正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念艺术。课堂中他必须要学雕塑和油画。

等到巴瑞学成归来——他的第二故乡台湾时，我们见过一次面，他拿出许多作品的照片给我看，其中一座圣母马利亚的塑像被他做得纯净极了，我一直怪他不把实品带回台湾来，巴瑞说那太重了，没法子带的啦。在那一大堆照片中，并没有这座裸女。

那次我们在清泉见面不久，就轮到我去美国了，也是去加州。当然，特为去了一次圣地亚哥，去探望丁妈妈。

在那次探亲的最后一天，丁妈妈说，孩子有信来，说有一件雕塑被指定送给了我，可以带走。

我跟着丁妈妈走过一面一面挂满了画的墙，一直走到巴瑞的房间去，他的雕塑都放在一起。

“Echo，你还是快把这个裸体女人拿走吧，人家来看了，知道是巴瑞做的，我就窘得不得了，真是难堪。”丁妈妈说这话时把双手捧住脸，又在大窘。

我的小行李袋中装不下这座塑像，丁妈妈找出了好大一个长形的尼龙背包，我们用旧布把她当心地包扎好，就由我右肩背着去上飞机。

去机场时，是巴瑞的墨西哥朋友法兰西斯用车来载我的。当他看见我把那么沉重的一个大袋子抱上车时，他立即问丁妈妈：“Echo拿去的是什么？”丁妈妈平平淡淡地讲：“巴瑞送给她一件雕塑。”

在那一秒钟里，法兰西斯愣了一下，只这么电光石火地一愣，我立刻感觉到了他的意外和吃惊，除了这些之外，我晓得他心里很有些不自在。就那么一下，我们突然有了距离。

我心里想：这明明是巴瑞指定要送给我的，法兰西斯你干什么不痛快呢？

丁妈妈和我几乎也在同时，交换了一个眼神，妈妈真不含糊，她立即明白了法兰西斯和我之间那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我们三个笑笑的，装成没事一般。

没几个星期，我回到了台湾。塑像太重了，被留在朋友家。又过了没两个月，再度飞去美国，去了半年，重返台湾，塑像因为必须用手抱回来，当时我身体情况不好，抱不动她。

巴瑞好像有些失望，他只问了一次塑像的事，我答应他，第三次去美国时一定会跟回来的，我一直保证他。

有一天巴瑞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加州洛杉矶那边有位美国神父来台湾，可以替我去朋友家拿塑像，一路抱过来。

我说：“那他怎么过海关呢？一个神父抱了一个裸体女人进台湾他窘不窘？”

神父说没有关系。我说不必。反正又要再去美国了，如果第三次赴美，还抱不动这个女人，那也别回来算了。很喜欢这个裸女，尤其是因为她没有被法兰西斯抢去，我就更爱她。

回到台湾时，那第三次的归来——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巴瑞，告诉他：塑像终于来啦！一路都躺在我的膝盖上给抱着的，只差没给她系上安全带再加上买一张机票了。

一直担心海关不给裸女进来，想，如果他们要说话，我就一口咬定是神父做的。

巴瑞由清泉来了台北，知道他要来，把一盏灯开了，照着神父的女人，等着他。

“你看——”我向进门的巴瑞大叫，快乐地指向他的作品，那一刻，真是说不出有多欢喜。

“哦！”神父应了一声，鞋子也忘了脱，大步往他久别了的裸女走去。然后，两个人一同蹲下身来看她，后来干脆坐到地板上去了。

“我觉得，腰部微微扭曲的地方做得好，肩和脖子部分也不错，就是左胸，差了一点点，你怎么说？”我问巴瑞。

“做这个像的时候我都快窘死了，一直不敢细看那个模特儿，嗳——”

“那你就去看呀！不看怎么做？”我大奇。

“我就是不敢看她嘛！”神父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口气好无辜的。

“我老师说，你塑这个胸部的时候，要想，想，这是一个饱满的乳房，里面充满了乳汁——”神父又说。

“当然要这么想啰！不然你怎么想？”我问。

“我——”

“怎么——你讲嘛！”我盯住巴瑞。

“我太羞了。”

“你是害羞的，可是那是艺术课呀——老兄！”

“我把那个胸部，看成了装水的气球。”

我说，小丁神父和我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可是有些事情，因为不是话说得明白的，我们就有分有寸地不谈。神父被迫去做了一个裸女雕塑，他还是不想保留，将她交付了我。从那次以后，每当我在街上看见气球的时候，想的偏偏是一个乳房，每想到这里时，就算是一个人在街上走着，都会像疯子一样突然大笑起来。

注：这篇文章和照片，是经过神父同意才写出来的，谢谢。

30

蜜月麻将牌

蜜月麻将牌

六七年前，我已经是个孀居的妇人，住在加纳利群岛上一个人生活。当时，并没有回国定居的打算，而那幢荷西与我的小房子，在海边的，被迫要出售掉；我急着四处看房子，好给自己搬家。

起初并不打算在同一个社区找房子的，既然已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什么地方都可以安身。再说海边的土质总是不够肥沃，加上冬季风大，院子里要种些菜蔬或花果都得费上双倍的气力。我偏又酷爱种植，这个习性，是邻居和朋友都知道的。

在我们那个温暖的小镇上，许多房地产的买卖都是依靠口传的，只要咖啡馆、菜场、邮局、银行、杂货店这些地方见人就谈谈，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人卖，有人想买，并不看报上的小广告，讲来讲去，消息就传开了。

听见我想卖房、再想买房，热心的人真多，指指引引地看了好多家，都不满意。

有一天，一个不认识的人在街上拦住我，叫我快去找中央银行分行里的一个叫做马努埃的人，说他堂兄太太的哥哥，在岛上美国学校附近的小山上给人代管一幢好房子。屋主原先是一对瑞士老夫妇，他们活到九十好多岁时，先后逝世了，现在老夫妇的儿子正由瑞士来，来处理父母的遗产。价格不贵，又有果树和花草，是岛上典型的老式西班牙民房，还有一口出水的井，也有满架的葡萄……

那个人形容了好多好多房子的事情，我就请问他，是不是去看过了呢？他说：“我听来的呀——找房子的是你，所以转述给你听嘛！”

我听了立刻跑到银行去找马努埃。

那时正是西班牙房价的旺期，我付不出太贵的价格，心里也是怪着急的。听说是遗产，又是外国人的，就知道不会贵，“快售求现”可能是处理遗产的一种心理。

马努埃给我画了一张地图又给了地址，我当时也没打电话，开着车照着图就去找了。

果然一幢美屋，白墙红瓦，四周满是果树，那千万朵洋海棠在门口成了一片花海，我紧张得口渴，一看就知道不是自己买得起的房子，可是还是想进去看看。

房主——那个儿子，只会讲德文，我道明了来意，他很礼貌地请我进去，而我的车，因为停得太靠山路了，他就向我讨了钥匙再替我去把车泊好些。他一面走一面回头喊：“里面门开着，请您自便，先进去看吧！”

人和人之间，能够做到这种信任和友爱的地步，我怎么舍得放弃那个美丽之岛呢。

我一个人静悄悄地走过石砖铺地的庭院，就走进去了。山上天凉，客厅里一个如假包换的壁炉还生着柴火呢。

立即爱上了这幢曲曲折折的两层楼大房子，虽然火光把人的影子在白墙上映得好大，寂寞的感觉太深，阴气也浓了一些，可是如果价格合理，我情愿搬过来，过下长门深锁的残生。

屋主进来了，又带我去后园走了一走，后院一片斜坡，可以看见远远的天和海。

“你一个人要来住？”他问。我点点头。

“邻居好远的喔！”他又说。

我沉思了一下，又请求他让我一个人再进房子里去感受一下。去了，站在楼梯转角往上望，上面静静的，可是老觉得有人在看我似的，那份凝固的静止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压迫感躲在里面。

那天，我没有决定什么，引诱人的果然是价格，还有那口张着深深的大眼睛照人倒影的老井。

又去了两次，都请主人站在院子里，我一个人进去再三感受房子自己的故事。

“不行，这个屋子里有鬼！”和善的鬼，用着他们生前对这幢房子巨大的爱力，仍然占住了它。他们没有走，处处都感觉到他们的无所不在。

我，终于对主人抱歉再三的打扰，我说，这幢房子就一个女人来住，是太寂寞了。

那个主人一点也没有失望，他很赞成我的看法，也认为一个人住山区是太静了。

我们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就在道再见时，这个也已经七十多岁了的瑞士人突然叫我等一等。他跑到房中去，一会儿手上多了一个小盒子，重沉沉的，一看就是樟木，中国的。

“你是中国人，打不打麻将？”

当他用德文发音讲出“麻将”来时，我立刻明白了他要送我的东西必然是一副牌。

“不会打，一生也没有看过几次。”我诚实地说。

“无论如何，就送给你了。”

我将那重重的一盒牌打开，抽屉里面一副象牙面竹子背，手刻雕花的“精美神品”不知在蒙尘了多少岁月之后，又在阳光下再现。

“这太贵重了。”我讷讷地说。

“给你了，不要再客气。”

“那我——那我——”我紧紧地抱住盒子。

“这副牌，说来是有历史的，那一年，七十多年以前吧，我的父母新婚，他们选了中国去度蜜月，坐船去的。后来旅途中母亲怀上了我，前三四个月里害喜害得很厉害，父母到了上海，找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老朋友，就在中国住了好几个月才回瑞士。在当时，为着打发时间，学会了中国的麻将，那位犹太人的夫人是一位中国女子——”

“那个犹太人是不是叫哈同？”我大叫起来。

“哈同？哈同？我不知道吔！反正这副麻将牌是他们送给我父母的纪念品。你看，今天，它又回到一个中国人的手里去了。”

这副牌，在七十多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来。我不会打麻将，也不可能去学。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将它们一张一张拿出来用手把玩，想到它的前因后果，竟有些挂心，这副神品，有一天，会落到谁的手中去呢？

31

广东来的老茶壶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妇还有倪匡。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场好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地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息的，却为了我。

“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份，买这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

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地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32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

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

哈敏的小店挤在西雅图的“PIKE PLACE MARKET”里面并不起眼。相信每一个去过西雅图的旅客对于这一个必游之地是一定会去的。

市场就在码头的对街，上百家各色各样不同的摊位和商店挤在一起，逛上一天都不会厌。光凭着这个市场，西雅图的可游性就高出洛杉矶太多，比较起旧金山来，稍稍又少了些气氛。这只是在我的主观看法下，对于美国西岸的评价。

是一个冷雨凄风的下午，当天，我没有课，功课也都做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又去了那个市场。

逛了好多年的摊子，一些小零小碎、不好不坏的首饰看了根本不会去乱买，除非是精品，不然重量不重质的收藏只有给自己找麻烦。

哈敏的小店是楼梯间挤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些人错过了它有可能，而我的一种直觉是不会使我漏掉的。店已经够小了，六个“榻榻米”那么大还做了一个有如我们中国北方人的“炕”一样的东西。他呢，不是站着的，永远盘坐在那个地方，上面挂了一批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丝巾。

我注意到哈敏的第一次，并不是为了那些衣服，当我走进他的店中去时，他不用英文，他说他自己的话“沙拉马力古”来招呼客人。

这句话，如此的熟悉，在撒哈拉沙漠时，是每天见人都用的阿拉伯文问候语。我初次听见在美国有人说出这样的句子来，心里产生了一丝说不出的柔情，笑望着他，也答了一句“沙拉马力古”。在双方的惊异之下，我们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常常去他的店里坐着，有时，也帮忙女客人给试衣服。

哈敏的生意清淡，他专卖阿富汗和印度来的衣服和饰物，可是我却看不上眼呢。我的去，纯粹为着享受那份安静的友谊。

他的话不多，问着，就答，不问，两个人就坐着。

“哈敏，你的妻子呢？”“在阿富汗呀！”“有没有小孩？”“都嫁啦！”“那你一个人在西雅图做什么呢？”“开店呀！”“那你太太呢？”“她不肯来。”“那你也不回去吗？”“那边打仗呢。”

哈敏不回国办货色，他向一个美国人去批，批自己国家的东西。

“哈敏你不积极吔！”“够了！”“首饰不好看。”“那是你挑剔呀！”“这样不能赚钱。”“可以吃饱就好了啦！”

永远是这种扯淡似的对话，我觉得哈敏活得有禅味。

后来，我要走了，我去看他，跟他说再见。做朋友的半年里，没有买过他任何一样东西。

“嗳，要走了。”哈敏叹了一口气，根本没有惋惜的意思，好似人的来去对他都是一种自然。

“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大声些又讲了一遍。

这个哈敏，才在最后的一刻，站了起来——他一向是坐在炕上的。他慢吞吞地打开被许多衣服塞满的一个大铁箱，用手到角落里去掏，掏出了照片上那条项链来。

“你——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早不给我看？”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想，无论什么价格，都买下了。因为它太美了。

“你以前又不走，何必看呢？”

“多少钱？”

“我太太的啦！”

“我问你多少钱嘛？”

“啧，是我太太的啦！”

“那你要多少嘛？”

“你说多少？是我太太的。”

“一百美金。”

“好啦！不要忘了它是我太太的。”

我们付钱、交货，这才来了可能不属于阿富汗式的告别拥抱。就这样，哈敏太太的项链跟我结上了缘。

33

幸福的盘子

幸福的盘子

我的婆婆马利亚，是个喜欢收集盘子的人，她的西班牙盘子并不是吃饭时用的，而是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婆婆的餐厅挂了四十几个陶土盘，美丽极了。

在我婚后，也喜欢上了盘子。那几年经济情形一直不算好，可是在荷西和我的克勤克俭之下，第四年的婚后，就买下了一小幢有花园的平房。对于我们来说，那已算是奇迹了。我们不贷款，一次付掉的。

有了房子，还是家徒四壁，墙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所有的存款都付了房子，我们不做分期付款的事情。

买完新家之后，回了一次荷西出生的小城，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内的“哈恩”，我们买下了照片左方彩绘的陶盘，那是婚后第四年。墙上挂了孤单单的一个彩盘。

又过了一年，再买下了照片中右手的那一个青花陶盘。我们的家，有了一双盘子。

再过了一年，第六年了，我单身飞去马德里远接父母，在街上看见一个有字的盘子，上面写着：“这儿，是幸福的领地。”

词句有些俗气，可是想到自己的家的确是片幸福的领地，为什么不买下它呢？就因此有了第三个挂盘。当三个盘子一同挂着的时候，我幻想：我们的家一年一个盘，到了墙上挂满了四五十个的时候，荷西和我当然已经老了，那时候，还是牵着手去散步，只不过走得缓慢些罢了。

我的盘子没能等到第四个，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成了一个半残的故事。

34

腓尼基人的宝瓶

腓尼基人的宝瓶

当我结婚的那一年，我在撒哈拉沙漠里只有几件衣服加上一个枕头套扎好的袋子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的丈夫用木板做了一个书架和桌子、椅子，就算是一个家了。

有一回，荷西出差回到西班牙本土去，他说要回父母家中去搬一些属于他的书籍来，又问我还要什么东西，可以顺便带回来。

一想就想到了在他床角被丢放着的那个陶土宝瓶，请他带到沙漠来。

听见我什么都不要，就指定了那个半残的瓶子，荷西面有难色，沉吟了好一会儿不能答应我。

荷西家中兄弟姐妹一共八人，他排行第七。也就是说，在他上面除了父母之外，其他六个手足都可以管他——虽然他并不受管，可是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受限制的感觉。

“那个瓶子是大家的。”他讷讷地说。

“都丢在墙角，像垃圾一样，根本没人去理会它。”我说。

“可是万一我去一拿，他们就会理啦！”

“那你把钢琴搬来沙漠好了，妈妈讲过，家里人都不碰钢琴了，只有Echo去时才会弹一弹，她说钢琴是给我们的。”

“你要叫我把钢琴运到沙漠来？”荷西大吃一惊。

“不是啦！要的是瓶子，你又不肯，那我就要钢琴好了。”

“瓶子比钢琴宝贵太多了，你也知道——”

“是你大学时代海底捞出来的呀！不是为了可能算国宝，还是夜间才偷偷运上岸给藏着的吗？”

“就是这样嘛！他们不会给我们的。”

“可是放在家里也没有人珍惜它，不如给了我吧！我们也算是你的家人呀。”我苦苦地哀求着。

“怎么去拿呢？”

“你根本不要讲，拿衣服把它包好，就上飞机。等到他们发现东西不在了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

“好，我去偷。”

“不要讲得那么可怜嘛！是你在加底斯海底打捞上来的东西，当然是属于你的。”

没过一个星期，这个瓶子就悄悄来了非洲。

我们开心得不得了，将它放在书架的顶端，两个人靠着，细细地欣赏它。

这是一件由“腓尼基人”沉船里打捞出来的半残瓶子，以前，可能是用来装稻米、麦子，或者是什么豆类用的。

为了确定这个瓶子的年代，荷西曾经将它送到马德里的“考古博物馆”中去鉴定，鉴定的当时，担心它会因为属于国宝而没收，结果那里的人说，馆内还有三五个完整的，这只残瓶才被拿了回来。鉴定之后说——确实是腓尼基人当时的物品。

我们一直带着这个瓶子，由马德里到沙漠，由沙漠到加纳利群岛，这回才由加纳利群岛带回了台湾。

有趣的是，加纳利群岛那个空屋，小偷进去了五次，都没想到这个宝瓶。他们只偷电器用品，真是没品位的小偷。

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查了一下有关“腓尼基人”的资料，据台湾“中华书局”《辞海》这本字典中所记载，照抄在下面：

“腓尼基”（PHOENICIA）：古时叙利亚西境自黎巴嫩山西麓至地中海一带地方之称。初属埃及，公元前十四世纪顷独立，人民属“闪族”。长于航海贸易，其殖民遍于地中海岸。其所通行之拼音文字，为今日欧洲各国文字之源。公元前九世纪以后，迭属于亚述、巴比伦、波斯及马其顿；至公元前六十四年，罗马灭之，以其地为叙利亚省之一部。

我很宝爱这只得来不易的瓶子，曾有邻居苦缠着叫我们卖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想到《辞海》中写的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九世纪”“公元前六十四年”，就知道曾经有多么古老的岁月在它身上流过。何况它是我的丈夫亲手打捞出来的。

看了这张图片的读者，请不必用“百合钥”来盗我家的门，它不在家中，在一个秘密的大保险箱里。倒是前一阵那次的大地震，很将我惊吓了一次，怕这个古老的残瓶被压到砖块下面不复寻得。

我想，以后还是把它交还给西班牙“考古博物馆”中去吧。

35

沧桑

沧桑

这个盒子是我在西柏林做一个穷学生时屋内唯一的装饰。那一次，宿舍贴了海报，说有一趟去波兰华沙的短日旅行，只要缴付五十块马克就可以参加。那时父亲给我的生活费相当于两百马克，当然包括房租、伙食、车钱和学费。

五十马克虽然不多，可是它占去了我月支的四分之一。我咬咬牙，决心那个月只吃黑面包，每个星期天吃一个白水煮蛋，那么这笔旅费就出来了。

去了华沙，冰天雪地的，没有法子下车尽情地去玩，就去了一家手工艺品店。同行的同学买了一些皮衣和纪念品，我的口袋里实在羞涩，看了好一会儿，才选了一个木头盒子，不贵的，背后写着“产于波兰”。

这盒子一直跟着我到结婚，也没什么用，就将它放着。有一天，荷西跟我去淘破烂，发现了一个外表已经腐烂了的音乐匣，里面的小机器没有坏，一转小把柄就有音乐流出来。我们带回了那个音乐盒，又放了三五年。

有一年父母要从台湾去看荷西和我，我们尽可能将那个朴素的家美化起来迎接父母。回时，我将这一个买自波兰的盒子拿出来，又将车房中丢着的破音乐匣也拿出来，要求荷西把音乐匣内的小机器移装到波兰盒子中去。

荷西是个双手很灵巧的人，他将两个盒子组合成了一个，为着盒底多了一个上发条的把柄，波兰盒子不能平摆在桌上，于是锯了三块小木头，将盒底垫高。

才粘了两块小木头，荷西就突然去了，我是说，他死了。

那第三块小木头，是我在去年才给它粘上去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盒子，也经历了好多年的沧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去听盒里的音乐。它总是在唱，唱：“往事如烟。”

36

药瓶

药瓶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地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着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清了医院十二天的账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于父母的。

医院说我一切健康，妇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彻查并没有找到根源。等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在出血，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一位好心的亲戚问我吃不吃中药，我心里挂念着孤单单又在失业的丈夫，哭着要赶回去，也没心慢慢吃什么中药了。

父母还是将我送去了朱士宗医师的诊所，我也不管什么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伯讲：我没有时间吃药，我要赶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说：“中药现在可以做成丸药了，你带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台湾的。”

我拿了药丸后的第三天，就订了机票，那时候丈夫的来信已经一大沓了，才一个多月。

快信告诉他，要回去了，会有好大一包中药丸带着一同去，请丈夫安心。

等我回到那个荒凉的海边小屋去时，丈夫预备好了的就是照片中的那只大瓶子，说是洗了煮了好多遍，等着装小丸子呢。

那个青花瓶子，是以前西班牙老药房中放草药用的，一般市面上已经难求了。我问丈夫哪里来的，他说是我的西班牙药房听说有“中国药丸”会来，慷慨送给我们的，言下对中国药十分尊重与敬仰。

说也奇怪，那流了快一整年的血，就在每天三次必服的六十颗丸药的服治下，完全治愈了。谢谢朱伯伯。

37

日历日历挂在墙壁

日历日历挂在墙壁

它被挂在一间教堂的墙壁上。

也不懂为什么，一间老教堂没有望弥撒，却被许多摊位占满了，全在做生意。卖的是南美秘鲁古斯各高原上的特产。

古斯各是一个极美的老城，它的著名于世，跟那城附近的一个废墟——“失落的迷城——玛丘毕丘”有着很大的关系。世界各地的游客挤满了这接近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原。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一月，应该算是南半球的夏天，可是入夜时，还是冻得发抖。

就是每天晚上淋着雨、踏着泥，跟着摄影的米夏去看一眼这块挂毡。它总是挂着，没有人买去它。

“如果你那么爱，那么爱它，就买下嘛！”米夏说。

我一直举棋不定。

长长的旅途，一共要走十七个国家，整整半年。不只如此，是各国的每一个村镇都得挤长途公车去跑的。在那种情形下，无论加添任何一样小东西，都会成为旅途中的负担，中南美洲那么大，东买西买的怎么成呢？

“你买，我来替你背。”米夏友爱地说。那一天，我买下了一支笛子，后来送给司马中原叔叔了。笛子又短又细，是好带的。

就在那场雨季里，我们乘坐的小飞机不能飞来载人，我日日夜夜地去看那块挂毡，把它看成了另一种爱情。

米夏看我很可怜，一再地说他一定答应替我背行李，可是他自己那套照相器材就要了他的命，我怎么忍心再加重他的负担呢？

卖挂毡的印地安人应该是属于南美印加族的。他解释说：这块挂毡要用手工编织半年左右，其中的图案，据说是一种印加人古老的日历。

实在太爱那份色彩和图案，终于，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买下了它。

经过了万水千山的旅途，这幅日历挂毡跟着我一同回到了台湾。我是这样地宝爱着它，爱到不忍私藏，将它，慎慎重重地送给了我心深处极为爱惜的一位朋友。这份礼物普通，这份友情，但愿它更长、更深、更远。毕竟——物，是次要的，人情，才是世上最最扎实的生之快悦。

38

我敬爱你

我敬爱你

我的女友但妮斯是一位希腊和瑞士的混血儿，她有着如同影星英格丽·褒曼一般高贵的脸形，而她却老是在闹穷。但妮斯的丈夫在非洲一处海上钻油井工作，收入很高，她单身一人住在加纳利群岛上，养了一群贵族狗，每天牵着到海边去散步。虽然但妮斯的先生不能常常回家，可是但妮斯每天晚上总是开着她的跑车，开到岛上南部夜总会林立的游客胜地去过她的夜生活。

我之跟但妮斯交上了朋友并不全然出于一片真心，而是那一阵丈夫远赴尼日利亚去工作，偶尔但妮斯在黄昏过来聊聊天，我也无可无不可地接受了。至于她的邀我上夜总会去钓男人那一套，是不可能参与的。

但妮斯的丈夫是个看上去绅士又君子的英国工程师，当他回家来时，会喊我去他们家吃吃晚饭，喝微量的白兰地，谈谈彼此的见闻和经历。我发觉但妮斯的丈夫非常有涵养，对于太太老抱怨钱不够用的事情，总是包容又包容。爱她，倒不一定。苟安，也许是他的心理。

总之，在但妮斯开口向我借钱的时候，她的衣服、鞋子、首饰和那一群高贵的狗，都不是朴素的我所能相比的。

我没有借给她，虽然她说连汽油钱都快没有了。我叫她去卖首饰和狗。

那时候，突然发觉，但妮斯养了一个夜总会里捡来的情人，他们两个都酗酒。只要但妮斯的先生一回家，那个男人就消失了，等到先生这一去两个月不回来，那个男人就来。

慢慢地，我就不跟她来往了。

有一个黄昏，但妮斯突然又来找我，看上去喝了很多酒。她进了客厅坐下来就哭，哭得声嘶力竭，说那个男子骗走了她的一切，包括汽车都开走了，更别说那一件一件皮大衣了。总之她先生就要回来了，她无以解释，连菜钱都没有，她要去跳海了。

我只问了一句：“你可改了吧？”

她拼命点头，又说了一大堆先生不在，心灵极度空虚的那种话，看上去倒是真的。

“我丈夫也在非洲，我不空虚。”我说。

“你强啊，我是弱者，没有男人的日子，怎么活下去？”她又哭起来。

我拿出支票簿，也不问她数目，开了一张可能范围内的支票给她，她千恩万谢地走了。

不多久，我听说他们夫妇要回英国去离婚，我跑去找她，但妮斯没有提到欠我的钱，只指着一排排高跟鞋说：“你挑吧！”神情很不友善。

我怎么会要她的鞋子呢。神经病！

就在这个时候，但妮斯的丈夫走出来了，神色平静，显然不知道我借钱给但妮斯的事。他手里卷着两块羊皮卷，说：“这是我搜集的两块羊皮，北非‘毛里塔尼亚人’古早时用天然色彩手绘出来的极美的艺术品，留下给你了好吗？”

展开来细细一看，我惊吓得说不出话来。这个东西，我在巴黎罗浮宫里看过类似的。

“你真的要给我？”我说。

“是你的了，你也许不知道，在但妮斯这些女朋友里，我最敬的就是你。”他说。

“敬我什么？”我很吃惊。

“敬爱你的一切，虽然我们没有讲过几次话。请告诉你的丈夫，他娶到的是一个好女人。”

我不知再说什么，与这两位即将离婚的夫妇握手告别。上车时，那两块古老的羊皮图卷再被那位先生递进窗口来，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只说：“谢谢！”就开车走了。

今生，我没有再见过他们。

39

PEPA情人

PEPA情人

那一年，因为耶诞节，丈夫和我飞回马德里去探望公婆和手足。

过节的日子，总比平日吃得多，家中每一个女子都在喊：“要胖了，又要胖了，怎么办，再吃下去难看死了——”说归说，吃还是不肯停的。我，当然也不例外。

丈夫听见我常常叫，就说：“你不要管嘛！爱吃就去吃，吃成个大胖子没有人来爱你，就由我一个人安心地来爱不是更好！”

我听见这种话就讨厌，他，幸灾乐祸的。

有一年，丈夫去受更深的“深海潜水训练”，去了十八天，回来说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足足把那个女孩赞了两整天，最后说了一句：“不知道哪个好福气的男人把她娶去，嗳——”

我含笑听着听着，心里有了主意，我诚心诚意地跟丈夫讲：“如果你那么赞赏她，又一同出去了好几次，为什么放弃她呢？我可以回台湾去住一阵，如果你们好起来了，我就不回来，如果没好多久就散了，只要你一封电报，我就飞回你身边来，你说好不好？”

那一次他真正生气了，说我要放弃他。我也气了，气他不明白只要他爱的人，我也可以去爱的道理。

耶诞节了，丈夫居然叫我吃胖吃胖，好独占一个大胖子，我觉得他的心态很自私。

就在丈夫鼓励我做胖子的那几天，我偷偷买下了一个好胖的陶绘妇人，送给他做礼物。

当他打开盒子看见了名叫PEPA的女人时，我打了一下他的头，向他喊：“满意了吧？一个胖太太加一个胖情人。”

后来，包括邻居的小孩到家里来玩的时候，都知道那是荷西的“情人”，是要特别尊敬的，不可以碰破她那胖胖的身躯。因为小孩子知道，这位情人，是我也爱着的。

40

梦幻骑士

梦幻骑士

“梦幻骑士”是我的英雄——唐·吉诃德。

我得到这个木刻，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

有一次不当心，将吉诃德手中那支矛弄断了，这更像一个刚刚打完仗的他。

去年在竹东深山里的清泉。小丁神父将彼德奥图和苏菲亚·罗兰主演的这张名片放给我看时，我一直没有受到如同书本中的那种感动，直到那首歌《未可及的梦》慢慢唱出来的时刻，这才热泪奔流起来。

既然吉诃德象征了一种浪漫的骑士精神，身为半个西班牙魂的我，是应该拥有一个他的。

41

来生再见

来生再见

亲爱的江师母，你的灵魂现在是不是正在我的身边，告诉我：“夜深了，三毛不要再熬夜，师母是癌症过去的，你前两年也得过这个病，不要再累了，快去睡觉，身体要紧。而你脖子上肿出来的硬块，怎么还不去看医生？师母忧急你的健康，你为什么却在深夜里动笔在写我，快快去睡吧——”

我看着这张玉坠子和桃源石的印章照片，心里涌出来的却是你漫无边际对我的爱以及我对你的怀念。一年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师母，你以为我忘记了你吗？

初识师母是在东海大学一场演讲的事后，校方招待晚饭，快结束的时候，你由丈夫——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江举谦先生引着进入了餐厅，你走上来拉住我的手，说是我的读者。

那一刻，我被你其淡如菊的气质和美丽震住了，呆呆地盯住你凝望，不知说什么才是。

也许是前世的缘分未了，自从我们相识之后，发觉两人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从剪裁衣服、煮菜、爱穿长裙子、爱美术、喜欢熬夜、酷爱读书，到逛夜市、吃日本菜、养花、种菜，甚而偶发的童心大发跑去看人开标卖玉，都是相同的。

我虽然口中叫你师母，其实心里相处得如同姊妹，我们一个在国外或台北，一个在台中的东海校园，可是只要想念，就会跑来跑去地尽可能一同像孩子般地玩耍。你的衣服分给我穿，你的玉石和印章，慷慨地送给我。只要我去台中，我们必然夜谈到天亮，不管老师在卧室里一遍又一遍叫喊着：“去睡啦！不要再讲话啦——”我们还是不理他。等他睡着了，两个人一人一杯乌梅酒喝喝谈谈，不到天亮不肯去睡。

只要我去了台中，我们必去你的故乡竹山找三姨，我跟着你的孩子叫三姨，那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姨，被我叫成了亲戚。

师母，你喜欢看我打扮，也喜欢看见我快乐，无论什么心事，除了对小丁神父，我就只对你一个人说。如果不能见面，我们来来往往的书信就跑坏了邮差先生，在国外，只要我不写信，你就每天在邮差抵达的时刻不停地张望。

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外形，你的美，蕴含着近乎日本女子的贤淑与温柔，我的身上，看见的只是牛仔裙上的风尘。可是我们的灵魂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却是呼应不息的。

去年的春天，老师一个电话将我急出了眼泪，老师说你头痛痛昏了过去，被救护车送到台大医院来。我匆匆地赶了去，你的神志还算清楚，只对我说：“师母前五年开过癌症以后没有肯听医生的话每三个月做一次追踪检查。你千万不能大意，什么事都可以放下，医生一定要去看的，我知道你没有去，你是听话不听话？”

那日我看你神情和脸色还是不差，心里骗着自己：你的头痛只是一时的，不会有大事。可是老师在病房外抱着我痛哭的当时，我猜你的癌细胞已经到了脑子。

那时候我工作忙碌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可是我每天跑一次台大医院去握住你的手。你拉着我胡言乱语起来，不肯起床吃东西。我试着喂你，哄你，你将身子背过去不看我，说病人不好看。那天清晨，你突然昏迷了，我赶去时，手术房里开脑的手术刚刚结束。而前一天，你那么爱美的人，不怕开刀，只说没有了头发叫我替你去找一顶假发。我含着泪与你笑谈假发的样子，然后跑出病房外面擦去眼泪。

那么多深爱你的人在外面守护着开过刀的你，加护病房没有人可以进去，我偷穿了一件蓝色的制服——工作人员脱下来的，混到加护病室一个床一个床地去找你。你清醒了，喊了一声“三毛”，我将手指张开，问你能不能数，你说是“五”，我又不知为何流下了眼泪。

那时候，我手边三本书一起要出版，加上母亲也在荣总同时开刀，而我又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时候正在整理剪裁丁神父的那本《刹那时光》，同时，滚石唱片公司的一张唱片歌词也已经开始修改。在这么重的工作里，我压积着对母亲和对师母你的病况，几乎日日夜夜含着泪在工作的空当里分秒必争，在荣总和台大医院两个地方来回奔跑。

那时候，母亲康复出院了，师母你，却发觉肺部也有癌细胞和肿瘤。我一日一日地进出医院，总是笑着进去看你、抱你，出来时在电梯里痛哭。

我问护士小姐开肺的人事后麻醉过了痛不痛苦，护士诚实地告诉我：那是一个大男人也要痛得狂叫的。我又因为不能代你去痛而涌出了眼泪。

十天之后，你开脑再开肺，那个医院，好似再也走不出来。回想到因为我个人的忙碌，在你前几年健康情形尚好的时候，无法分出过多的时间给你而自责甚深。因为我知道你是那么渴望地与我相处，而我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开肺以后的一天，师母你突然跟我讲起蒋勋，那时他正去东海做了美术系主任，你说：“蒋勋是一个懂得美的人。”我欣喜你放开了数月与病的挣扎，说出了这样如同我们过去的谈话形式来，我以为你可能就此慢慢康复，而当时的我，却因工作和心理，里外相熬，已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有一阵，快二十天吧，我病倒了下来，不能睡、无法吃、止不住地痛哭、记忆力已丧失到无法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病引出了父亲、母亲的焦虑，而我，除了喊累之外，就是不能控制地大哭和想自杀。

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师母你的孩子惠民打电话来，说师母你已昏迷，不能救了。

我撑着身子坐计程车去看你，你的手上还在打点滴，可是眼睛闭着，我轻轻地将脸贴在你的脸上，我的泪流在你的颊上，我喊你：“师母、师母。”你不回答我。护士小姐进来请我离开，我舍不得走，我抱着你，你没有动静，我跟你说：“师母，你怪过我这几天的不来看你吧？你一定在伤心我的不来，现在我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护士小姐强迫我走开，我再度亲亲你那依旧美丽的脸孔，哽着声音，向你说：“那么我们暂别了，师母，我的好朋友，这一条路，谁陪你去呢？”

出了病房，我坐在台大医院边门的石阶上埋头痛哭，想到你跟我那份不可解的友情，我实在是舍不下你那么孤孤单单地上路。

那个黄昏，我上车，计程车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发觉我的脑中又是一片空白，我不能记得父母家住在哪条街、哪条巷子。我在车中坐着流泪，讲不出要去的地名。我下车，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发觉自己的身体好似被一个灵魂附住了似的痛苦难当，我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我靠住一个电线杆呕吐，那时候，我记起了自己独住的家在什么地方，我喊了车子带我回去。在那份无以名之的痛苦之夜里，我的视力越来越朦胧，我一直全身发抖和抽筋。我等到天刚亮，挣扎着打电话去光启社给丁松筠神父，说我病了，不要告诉我大病初愈的妈妈，不要大医院，请神父快给我找一个医生，因为我支持不下去了。

当我在那天终于因为精神极度衰弱而住进了医院的当时，正是师母你临终的时刻。我突然明白了死的滋味，因着我们在心灵上太相近太相亲，你濒死的挣扎，如同电波一般地弹入我的身体。我也几乎在那时死去。

你的火化，我没能去。你在台中的告别式，我不能有体力去参加。躺在病房里，我不肯讲话，只在催眠药的作用下不安地翻去又醒来。我的去年，真真实实与你一同走过死阴的幽谷，而我康复了，你，师母，你却永远地走了。

照片中的一块玉石，一抹血红的印章，是师母你留在世界上给我的纪念，睹物思人，还是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梦。你的走，到现在也不能被我所接受。我常常会等待，等待你在我的梦中出现，可是你不来。师母，现在的你是不是在我身边？如果你正在摸摸我的头发，我怎么没有感觉？我们的缘，来生再续下去，你必然愿意的，正如我心渴望的一般，我们来生再相见了，能吗？能吗？请你回答我啊——

这篇文章，送给知我、爱我、疼我、惜我的江师母——杨淑惠女士。

42

第一个彩陶

第一个彩陶

在我第一次离家时，行李都不懂得怎么准备，更不敢带任何一样属于自己的心爱物。就只记得，手上那只表，还是进初中时父亲买给我的一只旧表，至于衣服，全是母亲给打点的。那时候，为了怕出国衣物不够，母亲替我足足添满了一大箱四季衣裳才含泪与我挥别。

四年半之后，我第一次回乡。当时，开门的小弟已经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大学生了，我完全不能把他那高大的形象和那个光头初三学生联想在一起。家，是有一点陌生了。

父亲以为我的归来，必定带了许多新衣服，他为我预备了好多衣架和一个全空的衣柜等着我。

当我将三四件衣服挂好的时候，母亲发现那都是四年前带去的旧衣，空空的行李包中根本没有一件新的东西，连旧的，都给丢了一大半才回来。

那天夜里，在家中晚饭的时候，看见满桌的菜，一时里百感交织，放下筷子，喊了一句：“原来你们吃得那么好——”然后埋首便哭。

爸爸、妈妈一下子就懂得了我的心情，急着说：“不哭、不哭！在外面生活一定太节省太苦了。可怜可怜！才那几件旧衣服带回来，你在外节省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呢？我们也不知道外国生活那么高呀——”

那一次，我在台湾住了不到一年，又走了。

第二次的离家，箱子很轻，带去的钱，比第一次出国多了一点点。因为我自己赚的不多，又不肯拖累父母，但是略略请父母在经济上帮了我一下。也不打算用钱的，只为了一份安全感，将钱存入了银行。

那第二次再去西班牙，我没有去住宿舍。看报纸，跟三个西班牙女孩合租了一幢极小的公寓，两个人一间。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一间小学里教英文，收入只有四千台币左右，因为英文课一周才只有四小时。

就用这相当于四千块台币的金钱，付房租、买伙食、补皮鞋，偶尔还可以买一件减价的衣服。

那时候，我以前的男朋友荷西又出现了。

当他来过我的公寓，发觉除了一张全家人的照片被我贴在床边之外，什么装饰品都没有时，他看上去有些难过，也不说什么。

那时候他兵役刚刚服完，也是一贫如洗。

有一日荷西跟着姐姐回到故乡去，离开了马德里三天，他叫我也跟去，我因经济环境实在拮据，不肯动一下，怕一动了，又得花钱。

就在荷西旅行回来的那个晚上，他急匆匆地赶来看我，递给我一个小包裹，打开来一看，就是照片中的那个陶土瓶子——可以用它来放发夹和橡皮筋。

好骄傲地把它放在床边的小柜子上，成了我在国外生活中第一个装饰品。

一直很爱它，纪念性太高，舍不得将它给人，就一直跟着我了。

43

第一张床罩

第一个床罩

结婚的时候，床垫子是放在水泥地上的，为了床架太贵，就只有睡在地上。

那时候，我只有一床床单，好在沙漠的太阳又热又永恒，洗的床单，晒在天台上一下子就干了，可以晚上再用。

沙漠风沙大，那个床，没有罩子，晚上睡前总得把床单用手刷了又刷，才没有睡在沙地上的感觉。

结婚三个月以后，存了一些钱，我开始去逛回教人的小店——看他们的挂毡，手织的。

挑了好久好久，都不满意那太多鲜红色的配色，直到有一天，在一位沙漠朋友的家里，突然看见了照片上这一幅毡子。我跟朋友一面喝茶、一面算计着他的宝贝。他说那是祖母时代的陪嫁，只有客人来了才拿出来的。

那顿茶，得喝三道，第三道喝完，就是客人告辞的时候了。

我故意不去碰杯子，人家只有让我慢慢地喝，那第三道茶，就倒不出来了。

最后我说，要买那个毡子。主人听了大吃一惊。

我很坏，用金钱去引诱这家人。讲出了普通店铺内五倍的价格，就称谢而去。

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跟先生商量的，他根本随我，就算讲了，也不过答个“好”字罢了。我的先生对金钱不很看重，反正领了薪水，往我面前用力一丢，大喊一声：“哈！”就算了。

出了一个好价格，我就不再去那位朋友家死缠了。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不教对方看出来我实在渴想要这件东西。

没过了半个月，那个朋友的太太，蒙着面纱，在我家门口走来又走去，走来又走去，我站在窗口对她微笑，一句也不说她家那条毡子的话。

为了抵挡不住那个价格的引诱，在月底不到，而朋友家的钱都花光了的情形下，这条毡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被那家的女人摸着黑，给送来了。我笑嘻嘻地收下了等于是全新的毡子，数了几张大钞给她。

“从明天开始，只可以吃骆驼肉。”我对先生说。他讲：“你不去军中福利社买牛肉、蔬菜了？”我笑着将他拉去卧室，床上铺着的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床罩。我说：“你就吃毡子好啰。这个东西，在精神上是很好吃的喔！”

44

第一串玫瑰念珠

第一串玫瑰念珠

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虽然人民拥有信仰的自由，可是世代家传，几乎百姓都是天主教。我本身虽然出自基督教的家庭，可是跟天主教一向很亲近，也是看佛经的人，并不反对天下任何以“爱”为中心的任何宗教。

在西班牙的家庭里，每一个已婚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床上的墙壁挂上一大串玫瑰经的念珠。

当我也结了婚以后，很喜欢也有一串那么大的念珠，把它挂在墙上，一如每一个普通的家庭。

可是我们住在以回教为主的沙漠里，这串念珠不好找。

等到我们夫妇回到马德里公婆家去时，我每天帮婆婆铺她和公公的床，总是看见那么一大串珠子挂在墙上。

公公是一位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晚餐过后就会聚集在家的人，由他，手中拿着一串小型的玫瑰念珠，叫大家跟着诵唱。

我的丈夫总是在公公开始念经之前逃走。我因为饭后必须洗碗以及清洗厨房的地，等我差不多弄好了家事时，婆婆就会来叫我，说家中的小孩都跑掉了，叫我去陪公公念经。

结婚以前，我所居住过的天主教修院宿舍也是要念经的，那是自由参加，不会勉强人。不但如此，在宿舍中每饭必要有一个同学出来带领祈祷谢饭。那时候，念经，我一次也不参加，可是祈祷是轮流的，就不好逃。

每一次轮到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祈祷时，我总是画一个十字架，口中大声喊着：“圣父、圣子、圣灵——阿门。”就算结束。

而我公公的祈祷是很长很长的，他先为祖宗们祈祷，然后每一个家人，然后国家元首、部长、斗牛士——只有他喜欢的那几个，一直要祈祷到街上的警察们，才算完毕。

完毕之后，他开始数着念珠，这才开始他的夜课——念经。

公公念经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眼睛都快打竹篱笆了，靠在婆婆肩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跟着，所谓“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因此学了好多次，都不会。

只要回到公婆家去，每一次出门我都请示婆婆，除非她同意，不然我就不好意思出去。

婆婆常常讲：“为什么又要出去呢？”

她不明白，先生和我在沙漠中住久了，一旦回到繁华的大都市来，玩心总是比较重些，况且我们还想趁着在度假，买些日用品回沙漠去。

就是有一天下午，又想跑到街上去玩，我不好讲，推着先生去跟婆婆讲。先生不肯去，他说要出去就干脆“通知”一声，都那么大了，请示是不必的，因为“凡请必拒”。

好了，只好由我去通知。

站在婆婆面前，说要出去玩，而且不回家吃晚饭，要晚上十一点才回去。

“那么多钟头在街上不冻死了？早点回来好了，还是回来吃晚饭吧！”婆婆说。

我看见公公在一旁看报，灵机一动，赶快讲：“爸爸，我们上街去找一串好大的橄榄木念珠，要找好久、好久的，你放我们去好不好嘛？”

公公听说要去买的是这件东西，好高兴地含笑催我走。

那一个下午，先生和我跑去逛街、买衣服、买皮鞋、看电影、吃小馆子，然后才去买下了一串念珠——好容易买到的东西，这才开开心心地坐地下车回去。

以后，那串念珠一直被我挂来挂去的，现在它正挂在台湾的家中。每见到它，往日欢乐的情怀就在记忆中浮现。我也祈祷，感谢天主给了我这么丰富的人生之旅和一段完整的爱情。

45

第一条项链

第一条项链

在我出国的时候，母亲给过我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面挂了一个小小的“福”字，算做保护和祝福女儿的纪念品。

我个人喜欢比较粗犷的饰物，对于那条细链子，只是因为情感的因素将它当心地包扎起来，平日是不挂的。所以它成了母爱的代名词，不算我自己所要的项链。

照片中这一串经常被我所挂的首饰，是结婚当天，被一个沙漠妇人送到家里来卖给我的。这个故事曾经刊在《俏》杂志上，在此不再重复。想再说一遍的是：首饰送来时只有中间那一块银子，其他的部分，是先生用脚踏车的零件为我装饰的。至于那两颗琉璃珠子是沙漠小店中去配来的。

我将这条项链当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尤其在先生过世之后，几乎每天挂着它。

这个故事因而有了续篇。

在一个深夜里，大约十一点钟吧，胡茵梦跑来找我，说有一个通灵的异人——石朝霖教授，正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谈些超心理的话语，叫我一起去。因为石教授住在台中，来一次台北并不简单，要见到他很难的。

当茵茵和我赶去那位朋友家时，那个客厅已经挤满了大批的人群，我们只有挤在一角，就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当然，在那种场合，根本谈不上介绍了，因为人太多。

石教授所讲的不是怪力乱神的话语。他在讲“宇宙和磁场”。

等到石教授讲完了话之后，在座的朋友纷纷将自己身上佩戴的古玉或新玉传了上去，请石教授看看那件东西挂了对身心有什么作用，因为涉及到磁场问题。

有些人的佩件递上去，石教授极谦虚地摸了一摸，很平淡地讲：“很纯净，可以挂。”有些陪葬的古玉被石教授摸过，他也是轻描淡写地说：“不要再挂了。”并不是很夸张的语气。

当时，我坐在很远的地板上，我解下了身上这条项链，请人传上去给石教授。

当他拿到这块银牌子时，没有立即说话，又将反面也看了一下，说：“很古老的东西了。”我想，不过两百年吧，不算老。比起家中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宝瓶，它实在算不上老。

我等着石教授再说什么，他拿着那条项链的神色，突然有着一种极微妙的变化，好似有一丝悲悯由他心中掠过，而我，很直接地看进了他那善良的心去，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而已。

大家都在等石教授讲话，他说：“这条项链不好说。”我讲：“石教授，请你明讲，没有关系的。”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对我讲：“你是个天生通灵的人，就像个强力天线一样，身体情形太单薄，还是不要弄那些事情了。”

当时，石教授绝对不认识我的，在场数十个人，他就挑我出来讲。我拼命点头，说绝对不会刻意去通灵。那这才讲了项链。

石教授说：“这串项链里面，锁进了太多的眼泪，里面凝聚着一个爱情故事，对不对？”

我重重一点头，就将身子趴到膝盖上去。

散会的时候，石教授问茵茵：“你的朋友是谁？”茵茵说：“是三毛呀！那个写故事的人嘛！”

石教授表明他以前没有听过我。

那条被他说中了的项链，被我搁下了两三年，在倒吞眼泪的那几年里，就没有再去看它。

这一年，又开始戴了。我想，因为心情不再相同，这条项链的磁场必然会改变，因我正在开开心心地爱着它，带着往日快乐的回忆好好地活下去。

46

第一次做小学生

第一次做小学生

这是一本西班牙《学生手册》，由小学一年级注册开始就跟着小孩子一起长大，手册要填到高中毕业才算完结。大学，就不包括在内了。

先生过世的第一年，我回到公婆家去小住，那只是五六天而已。在那五六天里，我什么地方都不肯去，只要在家，就是翻出荷西小时候的照片来看，总也看不厌地把他由小看到大。

公公婆婆看我翻照片就紧张，怕我将它们偷走。我对婆婆说：“既然你们又不看，就请给了我吧，等我拿去翻拍了，再将原照还给你们好不好？”

公婆不肯，怕我说话不算数。那几天，照片被看管得很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到了晚上，公婆睡了，我就打开柜子，拿出来再看。

那份依恋之情，很苦，又不好说。

就在我整理行装要由马德里去加纳利群岛的那一个黄昏，先生的二哥夏米叶偷偷跑到我房间来，悄悄地从毛衣里面掏出一本册子往我箱子里面塞。

我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赶快“嘘”了我一声，说：“不要再问了，妈妈就在厨房，你收了就是，去加纳利岛才看，快呀——不然偷不成了。”

我也很紧张，赶快把箱子扣好，不动声色地去厨房帮忙。

回到加纳利群岛，邻居、朋友们热情地跑来见我，那时我正在经过“流泪谷”，见了人眼睛就是湿的。后来，干脆不开门，省得又听那些并不能安慰人的话。

热闹了快一个星期，朋友们才放了我。

就在深夜的孤灯下，我拿出了二哥偷给我的手册。一翻开来，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小男孩的登记照被贴在第一页，写着“荷西·马利安·葛罗——小学一年级”。

我慢慢地翻阅这本成绩簿，将一个小学生看到高三——我认识荷西的那一年。

再去看他小时候的成绩，每一次考试都写着——“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然后再去看补考。好，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

我的先生和我，在他生前很少讲到学业成绩这种话题，因为荷西非常能干，常识也够丰富，我不会发神经去问他考试考几分的。

看见他小时候那么多个不及格，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顽皮的好孩子，正为了那个补考，愁得在啃铅笔。

在我初二休学前那一两年，我也是个六七科都不及格的小孩子。

想到这两个不及格的小孩子后来的路，心中感到十分欢喜和欣慰——真是绝配。

47

第一个奴隶

第一个奴隶

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照片中明明是一个双面鼓，怎么把它混错了，写成了一个人呢。

鼓的由来是这样的：

有一回先生和我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开了车远离沙漠的小城——阿雍，跑到两三百里外的荒野里去露营。

沙漠的风景并不单调，一样有高山、沙丘、绿洲、深谷。在这些景色里，唯一相同的东西就是成千上兆的沙子。

我们每回出游，必然在行李中放些吃不死人的普通药品和面粉、白糖这些东西。这并不为了自己，而是事先为了途中可能经过的沙漠居民而备的——因为他们需要。

就在我们扎营起火的那个黄昏，一个撒哈拉威人不知由哪里冒出来的，站在火光的圈圈之外凝视着我们。与我们同去的西班牙女友很没见识，荒野里看到阿拉伯人就尖叫起来了。

为了表示我们并没有排斥这个陌生人的来临，我打了一下那个张大了眼睛还叫个不停的黛娥一下，丢了锅子快速地向来人迎了上去。那时候荷西也跟上来了，拉着我的手。

那个撒哈拉威人不会说太完整的西班牙话，我们讲单字，也讲懂了——他想要一些我们吃剩的东西。

知道了来意，我赶快拉他去汽车后车厢给他看，指着一袋面粉和一小袋白糖及药品，说都是给他的。可——是，因为步行太累了，第二日早晨我们拔营之后可以开车替他送去，请这个撒哈拉威人先回去吧，明早再来。

第二天早晨，才起来呢，那个昨日来过的人像只鹰似的蹲在一块大石头上。

先生和我拔了营就要跟去那个人的家——当然是一个帐篷。一般城外的人都那么住的。

女友黛娥死也不肯去，我们不敢在大漠里把两辆车分开——因为那太危险，就强迫黛娥和她的先生非去不可。他们也不敢跟我们分开，勉强跟去了。

那个撒哈拉威人说是住得并不远，车子开了好久好久才看到一个孤零零的帐篷立在沙地上。我心里很同情这位步行来的人，他必然在太阳上升以前就开始往我们走来了。

“那么远，你昨天怎么知道有人来了？”我问他。“我就是知道啦！”他说。我猜他是看烟尘的。沙漠人有他们过人的灵敏和直觉，毕竟这片土地是他们的。

到了那个千疮百补的大帐篷时，女人都羞得立即蒙上了脸，小孩子有三四个，我一近他们，他们就哗一下又叫又笑地逃开，我一静，他们又聚上来。实在是不懂，这一家人——就只一家人，住在这荒郊野地里做什么？

当时，西属撒哈拉的原住民族，是可以拿补助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工作，西班牙政府补助他们九千元西币，在当时相当于四千台币左右。用这份补助，买水、面粉是足够了，至于要吃什么肉，只好杀自己的羊或骆驼了。

我们去的那个帐篷没有骆驼，只有一小群瘦极了的羊，半死不活地呆站着。

去了帐篷，我们搬下了白糖和面粉、药。而那时候，一个穿着袍子的黑人正开始起火——用拾来的干树枝，起火烧茶待客。他们有一个汽油桶装的水，很当心地拿了一勺出来。

喝茶时，荷西和我的眼圈上立刻被叮满了金头大苍蝇。黛娥用草帽蒙住头。我们，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很快跑到女人堆里去了，那个回教徒，三个太太加一位老母亲，都住在一起。

“外面那个黑人是谁？”我问。

女人们听不懂我的话，推来推去地笑个不停。一般阿拉伯人肤色接近浅浅的棕色，并不是黑的。

那一天，我们喝完了茶，就告辞回家了，走之前，黛娥他们车内还有半盒子的鸡蛋、几颗洋葱，我们尽己所有地，都留下了才去。

这件事情，很普遍，事后也就忘了。

过了十几天以后，晚上有人敲门，我跑去开门，门外就站着那个帐篷中相遇过的人，夜色里，跟着一个穿袍子的黑人——那个烧茶水的。

我大喊了一声：“荷——西——来——”

那个人对我们夫妇说，要送给我们一个奴——隶，说着往身后那个高大的黑人一指。

我们拼命拒绝，说家太小，也没有钱再养一个人，更不肯养奴隶，请他不要为难我们，这太可怕了。

那个主人不肯，一定要送。又说：“叫他睡在天台上好了，一天一个面包就可以养活了。”

我拉过那个黑人袖子，把他拉到灯下来看了一看，问他：“你，要不要自由？如果我们先收了你，再放了你，就自由了。要不要？”

那个奴隶很聪明，他完全明白我的话，等到我说要放他自由，他吓坏了，一直拉住主人的袖子，口里说：“不、不、不……”

“你给他自由，叫他到哪里去？”主人说。

“那你还是把他带回去吧！我们这种礼物是绝不收的。”我喊着，往荷西背后躲。

“不收？”“真的不能收，太贵重了。”

“那我另外给你们一样东西。”主人说。

“只要不是人，都可以。”我说。

那个送奴隶的人弯下身去，在一个面粉口袋中掏，掏出来的就是照片中那只羊皮鼓。

这个东西，使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它不是个活人。

以后我们在家就叫这只鼓——“奴隶”。

搬家到加纳利群岛去时，我们打扮房子，我站着指点荷西：“对，把那个奴隶再移左边一点，斜斜地摆，对了，这样奴隶比较好看……”

在一旁听的邻居，一头雾水，头上冒出好多问号来，像漫画人物一般——好看。

48

第一匹白马

第一匹白马

白马不是一辆吉普车，只是一辆普通的小型汽车。吉普车是每一个沙漠居民的美梦，可是太贵了。

我们——先生和我，不喜欢分期付款，因此缩衣节食地省哪——省出来一辆最平民化的汽车钱。指定要白色的，订了一个月不到，汽车飘洋过海地来了。

沙漠的白天，气温高过五十度以上，车子没有库房，就只有给它晒着。等到下午由我开车去接先生下班时，得先把坐垫上放一小块席子，方向盘用冷水浸过的抹布包住，这才上路。

回想起来，也是够疯的了，就用这辆不合适沙漠情况的车子，三年中，跑了近十八万公里的路。有一回，从西属撒哈拉横着往右上方开，一直开到“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去。

又有一次，把车子往沙漠地图下方开，穿过“毛里塔尼亚”一直开到“达荷美”，而今称为贝林共和国的地方才停止。

这辆车子——我们叫它“马儿”的，性能好得教人对它感激涕零。它从来不在沙漠中赖皮。无论怎么样的路况，总也很合作地飞驰过去。

就算是四个轮子都陷在沙里了，我们铺上木板，加上毯子，用力一发动，白马就勇敢地跳出来。马儿吃的汽油少，而且从不生病。

到了后来，沙漠的强风，夹带着沙子，天天吹打着驾驶人要看路的那块玻璃。将玻璃打成毛沙的了。

“白马眼睛毛啦！”我对先生说。

那时候我们已经住在没有沙尘的岛上了。

也舍不得换那片玻璃，将它当成了一场美丽生活的回忆。我们就在岛上迷迷糊糊地开着它，直到有一天，邻居说要买一辆旧车给大儿子去开。他，看中了我们的。

我舍不得，虽然开出的价格十分引诱人。

“换啦！”荷西说。我看看他，不讲话。

“都那么多公里了，还不换，以后再也没有人出这种价格了。”

我终于答应了，看了一辆新车，又是白色的。那时候，正是失业的开始，我们居然很乐观地去换了一辆车。

当那个买主来牵他的马儿时，我将这匹带给我们夫妇巨大幸福的好马，里里外外都清洁了一遍。它走的时候，我跑到屋子里去，不想看它离开。

没过几天，撒哈拉的汽车牌照被新主人换成加纳利岛上的了。我急急地往邻居车库中跑，怕他将旧牌照丢掉。

“拿去吧！我没有丢。”邻居说。

我抱着车牌回来，将它擦了一遍，然后挂在车房里。

这两三年来，那种属于我们第一匹马儿的汽车也开始进口了。我特地跑去看了一看车型，走出来时，发觉自己站在台湾的土地上，那种“恍如一梦”的感触，很深、也很迷茫。

特别注意那种进口车的广告——写得不够引人。我心里默想，这个进口商怎么那么不明白，在中国，第一个用这种车子去跑沙漠的人就是我。厂商找了些不相干的人去打广告，有什么说服力呢？

而他们，是不会看见这篇文章的——因为生意人不看书的占大多数。所以，我就不把这种好性能、好本事、好耐力的汽车名字讲出来。

49

第一套百科全书

第一套百科全书

不知为何这一期刊登的宝贝，在许多照片中抽出来的，都是生命中所包含的“第一次”。算做是巧合吧，那也未免太巧了，因为真的是随手抽来就写的。

照片中的那套《百科全书》的确是我心爱的宝贝。回台湾来时，用磅秤试了一下，十二大册，总重二十九公斤。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那时因为西属撒哈拉被摩洛哥占去，境内的西班牙人——不算军队，大约两千人吧，都因此离开了。

我们——先生和我，也告别了沙漠，飞到沙漠对岸的加纳利群岛去找事。而我们一时里找不到事情，只好动用一笔遣散费在生活。

失业中的日子，在心情上是越来越焦虑的，我们发出了无数求职的信给世界各地的潜水工程机构，包括台湾。也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先生，信中说：荷西是中国女婿，想在台湾找一份潜水的工作，待遇不计。蒋先生回了信，真的，说——很抱歉，一时没有工作给他。

那一阵我们住在一幢租来的小房子里，在海边。也是那一阵，荷西与我常常因为求职的信没有下文，心情悲愁而暗淡。两个人常常失眠，黑暗中拉着手躺着，彼此不说话。

那一阵，我拼命写稿，稿费来了，荷西就会难过，不肯我用在付房租和伙食上。

也是那一次失业，造成了我们夫妇一天只吃一顿饭的习惯，至今改不过来。

就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全社区的人，不是在睡午觉就是到海滩上去晒太阳、吹风时，寂静如死的街道上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就因为太安静了，我们听得清楚。

有人拉着小花园门口我们扎在木头栅子上的铜铃，请求开门。

我穿着一条家居短裤，光着脚跑出去看看来人会是谁。那时候，初抵一个陌生的岛屿，我们的朋友不多。

门外一个西装笔挺的青年人，身上背着好大好大一个帆布旅行包，热得满脸都是汗，脸被太阳晒得通红的，就站着等我。

他很害羞地讲了一声“午安”，我也回了他一句“午安”。一看那个样子，应当是个推销员。

荷西慢吞吞地走出来，向来人说了一声：“天热，请进来喝杯啤酒吧，我们刚好还剩两罐。”

我们明知自己心软，推销员不好缠，可是为着他那副样子，还是忍不下心来将他打发掉。

进了门，在客厅坐下来时，那个旅行包被这位陌生人好小心地放在地上，看他的姿势，就晓得重得不得了。

我们喝着啤酒，荷西与我同喝一罐，他，一个人一罐，就没有了。

谈话中知道他才做了三天的推销员——卖百科全书，没有汽车，坐公车来到这个有着两百家左右居民的社区，来试他的运气。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海边叫‘小瑞典’吗？你在这些退休来的北欧人里卖西班牙文百科全书？”我啃着指甲问他。

那位推销员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只晓得有人住着，就来了。

“全岛的人都知道的呀！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奇怪地说。

那个人咳了一下，好像开始要讲很长的故事，最后才说：“唉！我是对面西属撒哈拉过来的，在那边住了快十五年，我父母是军人，派到那边去，现在撤退到这个岛上来，我们是完全陌生的，所以——所以——我只有出来卖书。”

一听见这位西班牙人也是沙漠过来的，我尖叫起来，叫着：“你住阿雍吗？哪个区？城里还是城外？你在那边见过我们吗？”

“我们也是沙漠过来的。”荷西好快乐的样子。许多天没看见他那种神情了。

讲起沙漠，三个人伤感又欣慰，好似碰见了老乡一样，拼命讲沙漠的事和人。我们发觉彼此有着许多共同的朋友。

最后讲起荷西的失业以及找工作的困难，又难过了一阵。那时候，那个已经成了朋友的推销员才将旅行包打开来，拿出一册百科全书。

“你推销，只要带一册，再加些介绍这套书的印刷品就够了，何苦全套书都掮在肩上走路呢？”我看着这个呆子，疼惜地笑着。

“三天内，卖了几套？”荷西问着。

“一套也没有卖掉。可是明天也许有希望。”

荷西将我一拉拉到卧室去，轻轻地说：“宝贝，我们分期付款买下一套好不好？虽然我们不喜欢分期付款，可是这是做好事，你可怜可怜外面那个沙漠老乡吧。”

我心中很紧张地在算钱，这桩事情，先生是不管的，我得快速地想一想——如果付了第一期之后，我们每个月得再支出多少，因为百科全书是很贵很贵的。

“Echo，宝贝，你不是最爱书本的吗？”先生近乎哀求了。我其实也答应了。

等到荷西叫出我最亲爱的名字——“我的撒哈拉之心”这几个字时，我抱住他，点了头。

当我们手拉手跑出去，告诉那个推销员——我们要分期付款买下他第一套百科全书时，那个人，紧紧握住荷西的手，紧紧地握着，好像要哭出来了似的。

然后，我们叫他当天不必再卖了，请他上了我们的车子，将他送回城里去。这个年轻人没有结婚，跟着父母住在一幢临时租来的公寓里，他说父亲已经从军中告老退休了。

当他下了我们的车子，挥手告别之后，我听见这个傻孩子，一路上楼梯一路在狂喊：“爸爸、爸爸！我卖掉了第——一——套——”

我笑着摸摸正在开车的先生的头发，对他说：“这一来，我们就喝白水，啤酒得等找到事的时候才可以喝了。”

50

娃娃国娃娃兵

娃娃国娃娃兵

在加纳利群岛最大的城市棕榈城内，有着一家不受人注目的小店，因为它的位置并不是行人散步的区域，连带着没有什么太好的生意。

我是一个找小店的专门人物，许多怪里怪气的餐馆、画廊、古董店或是不起眼的小商店，都是由我先去发现，才把本地朋友带了去参观的。当然，这也表示，我是个闲人，在那片美丽的海岛上。

这群娃娃，略略旅行或注意旅行杂志的朋友们，一定可以看出来，她们是苏俄的著名特产。

当我有一次开车经过上面所提到的那家小店时，车速相当快，闲闲地望了一下那杂七杂八陈列着太多纪念品的橱窗时，就那么一秒钟吧，看到了这一组木娃娃，而当时，我不能停车，因为不是停车区。

回家以后我去告诉先生，说又发现了一家怪店，卖的东西好杂，值得去探一探。先生说：“那现在就去嘛！”我立刻答应了。

那一阵先生失业，我们心慌，可是闲。

就在同一天的黄昏，我们跑去了。店主人是一位中年太太，衣着上透着极重的艺术品位。她必是一位好家境的女子，这个店铺，该是她打发时间而不是赚钱养家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生意。

我们去看苏俄娃娃，才发觉那是一组一组有趣的“人环”。娃娃尺寸是规定的，小娃娃可以装在中娃娃空空的肚子里，中娃娃又可以放在大娃娃的肚子里。

这么一组一组地套，有的人环，肚子里可以套六个不同尺寸的娃娃，有的五个，有的四个。

先生很爱人形，也酷爱音乐盒子。这一回看见那么有趣的木娃娃，他就发疯了。而先生看中的一组，共有二十三个娃娃，全部能够一个套一个，把这一大群娃娃装到一个快到膝盖那么高的大娃娃里去。

我也是喜欢那组最浩大的。

问了价钱，我们很难过，那一组，不是我们买得起的。我轻问先生：“那先买一组六个的好不好？”他说不好，他要最好的，不要次货。

“又不是次货，只是少了些人形。”我说。

“我要那个大的，二十三个的。”他很坚持。

“那就只好等啰！傻孩子。”我亲亲先生，他就跟我出店来了，也没有乱吵。其实，家里存的钱买一组“大人环”还是足足有余的，只因我用钱当心，那个“失业”在心情上压得太重，不敢在那种时间去花不必要的金钱。

等到我回到台湾来探亲和看医生时，免不得要买些小礼物回来送给亲朋好友，于是我想起了那一套一套人形。她们又轻又好带，只是担心海关以为我要在台北摆地摊卖娃娃，因为搬了三十几套回来——都只是小型的。

付钱的时候，我心中有那么一丝内疚——对先生的。这几十套小人的价格，合起来，可以买上好几套最大的了。

我没有买给先生，却买给了朋友们。

这批娃娃来到台北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每一个朋友都喜欢她们。有一次在一场酒会里，那只我很喜欢的“笨鸟”王大空走到我身边来，悄悄地问我：“你那组娃娃还有没有？”

当时，就有那么巧，皮包内正放着一组，我顺手塞给王大空，心里好奇怪——这只好看的笨鸟居然童心未泯到这种地步，实在可喜极了。

后来家中手足眼看娃娃都快送光了，就来拿，又被拿去了最后的那一群。当时也不焦急，以为回到了加纳利群岛还是买得到的。

以后，先生和我去了尼日利亚，搬来搬去的，可是先生心中并没有忘记他的“兵”。

我说那不是兵，是娃娃，他就叫她们“娃娃兵团”。

好多次，我们有了钱，想起那组娃娃，总又舍不得去买。那时，我们计划有一个活的小孩子，为着要男还是要女，争论得怪神经的。

反正我要一个长得酷似先生的男孩子，先生坚持要一个长得像我的女孩。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活小孩什么时候会来，就开始为了这个计划存钱了。

那组大约要合七千台币的“娃娃兵团”就在我们每次逛街时的橱窗里，面对面地观望欣赏。

等我失去了先生，也没有得到自己的孩子时，方才去了那家小店。放足了钱，想把她们全买下来，放到先生坟上去陪伴他。

那个女主人告诉我，苏俄娃娃早就卖完了，很难再去进货。她见我眼中浮出泪水，就说：“以后有了货，再通知你好吗？”

我笑着摇摇头，摇掉了几串水珠，跟她拥抱了一下，说：“来不及了，我要回台湾去，好远的地方，不会再回来了。”

回到台湾，我的姐弟知道这组娃娃对我的意义，他们主动还给了我两套——都是小的。

常常，在深夜里，我在灯下把这一群小娃娃排列组合，幻想：先生在另一个时空里也在跟我一同扮“家家酒”。

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读友，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去苏俄，请千万替我带一套二十三个的娃娃回来给我好不好？请不要管价格，在这种时候，还要节省做什么呢。

51

时间的去处

时间的去处

在美国，我常常看一个深夜的神秘电视节目，叫做《奇幻人间》。里面讲的全是些人间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许多张片子都涉及到灵异现象或超感应的事情上去。

一个人深夜里看那种片子很恐怖，看了不敢睡觉。尤其是那个固定的片头配乐，用着轻轻的打击乐器再加时钟嗒、嗒、嗒的声音做衬出来时，光是听着听着，就会毛发竖立起来。

我手中，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是以前一个德国朋友在西柏林时送给我的。一块像冰一样的透明体，里面被压缩进去的是一组拆碎了的手表零件。

无论在白天或是晚上，我将这样东西拿在手中，总有一种非常凝固的感觉如同磁铁似的吸住我。很不能自拔的一种神秘感。

我是喜欢它的，因为它很静很静。

许多年了，这块东西跟着我东奔西跑，总也弄不丢。这与其说是我带着它，倒不如说，是它紧紧地跟着我来得恰当。

有一年，在家里，我擦书架，一不小心把这块东西从架上的第一层拂了下去。当时先生就在旁边，他一个箭步想冲上来接，就在同一霎间，这块往地上落下去的东西，自己在空中扭了一个弯，啪一下跌到书架的第三层去，安安然然地平摆着，不动。

我是说，它不照“抛物线”的原理往下落，它明明在空中扭了一下，把自己扭到下两层书架上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先生和我，看见这个景象——呆了。

先生把它拿起来，轻轻再丢。一次、两次、三次，这东西总是由第一层掉到地上去，并没有再自动转弯，还因此摔坏了一点呢。

那么，那第一次，它怎么弄的？

从那次以后，我就有点怕这块东西，偏偏又想摸它，从来舍不得把它送人。

那些静静的手表零件，好像一个小宇宙，冻在里面也不肯说话。

写到这儿，我想写一个另外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我家中的。这个故事没有照片，主角是一棵盆景，我叫不出那盆景的名字，总之——

在我过去的家里，植物长得特别的好，邻居们也养盆景，可是因为海风吹得太烈，水质略咸，花草总也枯死的多。而我的盆景在家中欣欣向荣，不必太多照拂，它们自然而快乐地生长着。

每当有邻居来家中时，总有人会问，怎么养盆景。那时候我已经孀居了，一个人住，不会认真煮饭吃，时间就多了一些。我对邻居说，要盆景好，并不难，秘密在于跟它们讲话。“跟盆景去讲话？！”邻居们大吃一惊。

“我没人讲话呀！”我说。

说着说着，那一带的邻居都去跟他们的盆景讲话了。

我跟我的盆景讲西班牙文，怕它们听不懂中文。

就在一个接近黎明的暗夜里，我预备睡了，照例从露台吊着的盆景开始讲，一棵一棵讲了好多，都是夸奖它们的好话。

等我讲到书架上一棵盆景时，它的叶子全都垂着，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我一看就忘了要用鼓励的话对它，就骂：“你呀！死样怪气的，垂着头做什么吗？给我站挺一点，不要这副死相呀！”

那个盆景中的一片手掌般大的叶子，本来垂着的，听了我的好骂，居然如同机器手臂一样咔咔、咔咔往上升，它一直升，一直升，升到完全成了举手的姿势才停。

那一个夜晚，我被吓得逃出屋去，在车子里坐到天亮。等到早晨再去偷看那片吓了我的叶子：它，又是垂下来的了。

第二天，我把这盆东西立刻送人了。

在我的家里，还有很多真实的故事，是属于灵异现象的，限于“不科学”，只有忍住不说了。

52

橄榄树

橄榄树

这明明是一只孔雀，怎么叫它一棵树呢？

我想问问你，如果，如果有一天，你在以色列的一家餐馆里，听到那首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齐豫唱出来的——《橄榄树》，你，一个中国人，会是什么心情？

以色列，有一家餐馆，就在放《橄榄树》这首歌。

当时，我不在那儿，在南美吧！在那个亚马逊河区的热带雨林中。

是我的朋友，那个，在另一张南美挂毡的照片故事中提到的朋友——他在以色列。是他，听到了我的歌。那时候，我猜，他眼眶差一点要发热，因为离开乡土那么远。

回来时，我们都回返自己的乡土时，我给了他一张秘鲁的挂毡。他，给了我一只以色列买来的孔雀。然后，把这个歌的故事，告诉了我。

一九八九年，如果还活着，我要去以色列。在那儿，两家犹太民族的家庭，正在等着我呢。

53

西雅图的冬天

西雅图的冬天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

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这才放胆去上课了。

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

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

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着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着世界观的人，看画也相当狭窄。我猜，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这样的人是轮不到做教授的。

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

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

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出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道——完啦。

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

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

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地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地争论。

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出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可以争，只因为旗鼓相当。

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吧。

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着配个好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我们通信，打电话，约好一九八九年由我去以色列看看她和瑞恰，我们正在热切地盼望着再一次的相聚。

54

亚当和夏娃

亚当和夏娃

“如果他是亚当，那时候上帝并没有给他胡子刀，他的胡子不会那么短。”我说。

“这个时候亚当才造好了不久嘛！还没有去吃禁果呢。”荷西说：“你看，他们还不知道用树叶去做衣服，以此证明——”

“吃了禁果还不是要刮胡子。”我说。

那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小摊子面前，就对着照片中这一男一女讲来讲去的。

因为价钱不贵，而且好玩，我们就把这一对男女买回家去了。艺术性不高的小玩意儿罢了，谈不上什么美感。

这一对男女被放在书架上，我从来没有特别去重视他们。

有一天跟荷西吵架，没有理由地追着他瞎吵。吵好了，我去睡觉，就忘了这回事。我的生气是很短的，绝对不会超过五小时以上。如果超过了，自己先就觉得太闷，忍不住闷，就会去找荷西讲话，如果他不理，我就假哭，我一哭，他就急了，一急就会喊：“你有完没有？有完没有？”我也就顺水推舟啦，说：“完了，不吵了。对不起。”

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说声对不起，然后去厨房弄水果给荷西吃。厨房跟客厅中间有一个美丽的半圆形的拱门。道了歉，发觉荷西正往那一对裸体人形走过去，好像动了他们一下，才走开。

我跑过去看看人形，发觉他们变成面对面的了，贴着。我笑着笑着把他们并排放好。

以后我发觉了一个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争吵——或说我吵他，那对裸体人形的姿势就会改变。是荷西动的手脚。

吵架的时候，荷西把他们背靠着背；和好的时候，就贴着，面对面。平日我擦灰时，把他们摆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觉的当儿，他们又变成面对面的了。

这个游戏成了我们夫妻不讲话时的一种谜语。有一天，我发觉荷西把那个“我的代表”，头朝上向天仰着，我一气，把他也仰天给躺着，变成脚对脚。没过几天再去看时，两个人都趴在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个小人，因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具。

这一回卖掉了那幢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

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地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啰！”

55

我要心形的

我要心形的

每次耶诞节或者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寄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节日本意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又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中想着谁，管它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不耐那批人，就在家里缝衣服。先生走时，我检查了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得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慨的人，不叫他付账他会不舒服的。就因为怕他要去一整天，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时喊着：“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地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来哦！”

站在小院的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再度停车挥手，才走了。

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着墙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我笑说：“快五年了。”那个太太一直笑，又问：“去哪里？”我说：“去城里找朋友。”邻居大笑起来，说我怎么还站在门口送——生离死别似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哗一下红了脸。

没想到才去了两个多钟头吧，才下午一点多钟呢，先生回来了。我抬起缝衣服的眼睛，看见他站在客厅外面，伸一个头进来问：“天还没有黑，我，可不可以回家？”

“当然可以回家啰！神经病！”我骂了他一句，放下待缝的东西，走到厨房把火啪一点，立即做午饭给他吃。

做饭的时候，问先生：“怎么了，朋友不在吗？”先生也不做声，上来从后面抱住我，我打他一下手臂，说：“当心油烫了你，快放手！”

他说：“想你，不好玩，我就丢了朋友回来了。”

等我把饭菜都放在桌上，去浴室洗干净手才上桌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印度小盒子，那个先生，做错了事似的望着我。

我一把抓起盒子来，看他一眼，问：“你怎么晓得我就想要这么一个盒子？”先生得意地笑一笑。我放下盒子，亲了他一下，才说：“可是你还是弄错了，我想要的是个鸡心形的，傻瓜！”

先生也不响，笑笑地朝我举一举饭碗，开始大吃起来。等我去厨房拿出汤来的时候，要给先生的空碗添汤，他很大男人主义地把手向我一伸——天晓得，那个空碗里，被他变出来的，就是我要的鸡心小盒子。

这一回，轮到我，拿了汤勺满屋子追他，叫着：“骗子！骗子！你到底买了几个小盒子，快给我招出来——”

八年就这么过去了。说起当年事，依旧泪如倾。

56

印地安人的娃娃

印第安人的娃娃

那半年在中南美洲的旅行，好似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印地安人的“赶集”。

常常，为了听说某个地方的某一天会有大赶集，我会坐在长途公车里跟人、动物、货品、木头挤在一车。有时膝上还抱着一个满头长虱子的小女孩。

虽然这种长途车很不舒服，可是为着赶集的那种快乐和惊喜，仍然乐此不疲地一站一站坐下去。

最长的一次车，坐了三天两夜，沿途换司机，不换乘客。为着那次的累，几乎快累死去，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给人上厕所。

任何事情，在当时是苦的，如果只是肉体上的苦，过了也就忘了。回忆起来只会开心，有时还会大笑。

照片中的娃娃，看上去很怕人，好似是一种巫术的用具。其实它们不过是印地安人手织的老布，穿旧了，改给小孩子玩的东西。

南美的赶集，是一场又一场奇幻的梦。睡在小客栈中，不到清晨四点吧，就听见那一群群的人来啦！我从旅社的窗口去看那长长的队伍，那些用头顶着、用车拉着、用马赶着而来卖货的印地安人，那挤挤嚷嚷的嘈杂声里，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在依旧黑暗的街道上活生生地泼了出来一般叫人震动。也许，前世，我曾是个印地安女人吧，不然怎么看见这种景象，就想哭呢？

逛市集是逛一辈子也不会厌的，那里面，不只是货品，光是那些深具民族风味的人吧，看了就使人发呆。他们，太美了，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深刻的。

特别喜欢印地安人的小孩，那种妈妈做生意时被放在纸箱子里躺着的小婴儿。有一次在玻利维亚，看上了一个活的小女孩，才七八个月大，躺在纸盒里瞪着我，很专注地盯住我看。那双深黑的大眼睛里，好似藏着一个前生的故事。我每天走路去看那个街头的婴儿，一连看了十几天，等到要走的那天，我盯住婴儿看，把她看进了我的灵魂，这才掉头大步走去。

带回台湾来的是三个布娃娃，布娃娃做的是母子型，母亲抱着、背着她们心爱的孩子。

有趣的是，那个价格，如果母亲之外又多做了一个孩子，就会卖得比较贵。

照片中左边的母亲抱了一个男孩，右边的母亲抱着一个比较大的女儿，背后还绑了另一个更小的，做得太松了，背后那个小孩子的头，都吊垂着了。是秘鲁老城古斯各得来的。

一共带回来三个，其中之一，送给了史唯亮老师的孩子——史撷咏，也是一位作曲家。

今年，在金马奖的电视转播上看见史撷咏得奖。当时，为他快乐得不得了，同时想起，那只送他的印地安娃娃，还被他保存着吗？

57

再看你一眼

再看你一眼

一件衣服，也可以算是收藏吗？

不，应该不算收藏。它，是我的宝贝之一。

我的女友巴洛玛，在西班牙文中，她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

巴洛玛是我去撒哈拉沙漠时第一个认识的女朋友，也是后来加纳利群岛上的邻居。她的先生夏依米，是荷西与我结婚时的见证人。

大漠里的日子，回想起来是那么的遥远又辽阔，好似，那些赶羊女子嘹亮的呼叫声还在耳边，怎么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当时，留在沙漠的西班牙人，几乎全是狂爱那片大地的。在那种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瓦斯、没有食物的地方，总有一种东西，使我们在那如此缺乏的物质条件下，依旧在精神上生活得有如一个贵族。

巴洛玛说过，她死也不离开沙漠，死也不走，死也不走。

结果我们都走了，为着一场战争。

离开了非洲之后，没有再回去过，而命运，在我们远离了那块土地以后，也没有再厚待我们。三年的远离，死了荷西。多年的远离，瞎了巴洛玛。

已经出版的书里，有一篇《夏日烟愁》写的就是巴洛玛和她家人的故事。

在巴洛玛快瞎之前，她丈夫失业已经很久了。她，天天用钩针织衣服，打发那快要急疯了的心乱。有一天，她说要给我钩一件夏天的白衣服，我并不想一件新衣服，可是为着她的心情，我想，给她织织衣服也好，就答应了她。

巴洛玛是突然瞎的，视神经没有问题，出了大问题的是她因为家里存款眼看就要用光而到处找不到事做的焦忧。

在那之前，她拼命地替我赶工钩衣服，弄到深夜也不肯睡。有一天前襟钩好了，她叫我去比一比尺寸，我对她说：“不要太赶，我不急穿。”她微微一笑，轻轻地说：“哦，不，我要赶快赶快，来，转过身来，让我再看你一眼！”

我说：“你有得看我了，怎么讲这种奇怪的话呢？”

巴洛玛怪怪地笑着，也不理会我。

这件照片中的衣服，三四天就钩好了，我带着这件衣服回台湾来度假。等到再回加纳利岛上去时，邻居奔告我，说巴洛玛瞎了，同时双腿也麻痹了，被丈夫带回西班牙本土属于巴洛玛的故乡去。

那以后的故事，在《夏日烟愁》里都写过了，是一篇悲伤的散文，我喜欢文中的那个村落和人物，可是我不喜欢我心爱的女友瞎了。

后来，寄了几次钱去，他们音讯少。一年来一封信，写的总是失业和那不肯再看东西的一双眼睛。

我珍爱着这件衣服，胜于那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的宝瓶。在心的天平上，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情来得更重呢？

请看看清楚，这一针又一针密密紧紧的棉线，里面钩进了多少一个妇人对我的友爱和心事。

58

遗爱

遗爱

这张照片上一共摆了四样小东西。

那么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链、老别针、坠子，值得拍出照片来吗？

我的看法是，就凭这几样东西来说，不值得。就故事来说，是值得的。

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K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13。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13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鲁丝，是一个瑞士人。

鲁丝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鲁丝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每当鲁丝喝了酒，她的手风琴偏偏拉得特别的精彩。她拉琴，在场的朋友们就跳舞。没有什么人劝她别再喝了，反正已经没有救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猜想，鲁丝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该如此不要命地去喝酒，毕竟孩子和经济情况，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杀。

那个医院，也是出出进进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厉害，并不会阻止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鲁丝，当时她坐在缝衣机面前车一条床单的花边。去看她，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鲁丝的生日。拿了一只台湾玉的手环去当礼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听说戴上了对身体健康是有用的。”我说。

鲁丝把那只玉手环给套上了，伸出手臂来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绿色，戴了好看，至于我的病嘛——就在这几天了。”

我看着鲁丝浮肿的脸和脚，轻轻问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说什么，脱下腕上这条一直戴着的手链交给我，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金表来，说：“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留给你，我的长礼服你穿了太大，也没时间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东西，问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现在？”

鲁丝对我笑笑。我飞奔到厨房去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说：“把瓶子去拿来。”

我又飞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鲁丝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显得很好。她对我说：“对希伯尔，请你告诉他，许多话，当着尼哥拉斯在，长途电话里我不好说。你告诉他，这房子有三分之一应当是他的。”

希伯尔是鲁丝与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认识他。鲁丝是住加纳利群岛的。

“还有什么？”我把她的手链翻来覆去地玩，轻轻地问她。

“没什么了。”她举举空瓶子，我立即跑去厨房再拿一瓶给她。

“对尼哥拉斯和达尼埃呢？”我问。

“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们安静地坐着，海风吹来，把一扇窗啪一下给吹开了。也不起身去关窗，就坐着给风刮。鲁丝一副沉思的样子。

“Echo，你相信人死了还有灵魂吗？”她问。

我点点头，接着说：“鲁丝，我们来一个约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先死了，另外一个一定要回来告诉一下消息，免得错过了一个我们解也解不开的谜。”

“先去的当然是我。”鲁丝说。

“那也未必，说不定我这一出去，就给车撞死了。”我说。

鲁丝听我这么说，照着西班牙习惯敲了三次木桌子，笑骂了一句：“乱讲的，快闭嘴吧！”

“你——这么确定自己的死吗？”我问。

鲁丝也不回答，拿了瓶子往口里灌，我也不阻止她，好似听见她的心声，在说：“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

我陪伴着鲁丝静坐了好久，她那坐轮椅的丈夫，喝醉了，在客厅，拿个手杖举到天花板，用力去打吊灯，打得惊天动地。我们不去睬他。

“好了，我出去扫玻璃。”我说。

鲁丝将我一把拉住，说：“不去管他，你越扫，他越打，等他打够了再出去。”

我又坐下了，听着外面那支手杖砰一下、砰一下的乱打声，吓得差一点也想喝酒了。

“不要去听他，我们再来讲灵魂的事。”鲁丝很习惯地说。我好似又把她的话听成“我想死”。

“好，鲁丝，如果你先死，我们约好，你将会出现在我家客厅的那扇门边。如果我先死，我就跑来站在你的床边，好吗？”

“如果我吓了你呢？”

“你不会吓倒我的，倒是他——”我指指外面。

我们两个人开始歇斯底里地笑个不停。

“喂，鲁丝，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说。

“你怕我鬼魂现不出来？”

“对！我在想，如果蚊子的幼虫——产卵在水里的，一旦成了蚊子，就回不到水里去。我们一旦死了，能不能够穿越另一个空间回来呢？这和那个蚊子再不能入水的比方通不通？”

“等我死了再说吧！”鲁丝笑着笑着。

我跑到厨房去拿了一个干净杯子，倒了少少一点酒，举杯，跟鲁丝干了。出去安抚一下她的丈夫，把打碎的玻璃给扫干净，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六日，鲁丝的四十五岁生日整，她死了，死在沙发上。

当我得到消息时，已是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六点多。鲁丝的孩子，达尼埃，跑来敲窗。我们听说鲁丝死了，先生和达尼埃开车走掉了。他们去镇上找医生，要把医生先拖来，才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心脏不好又还在睡觉的丈夫尼哥拉斯。

我，当然睡不下去了，起身把床单哗地一抖，心中喊着：“鲁丝、鲁丝，你就这么走了，不守信用的家伙，怎么死了一夜了，没见分明呢？我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吗？”

这么在心里喊着不过几秒钟吧，听见客厅和花园之间的那副珠帘子，重重地啪一下打在关着的木门上。我飞跑出去看，那副珠帘又飞起来一次，再度啪一下打到门上，这才嗒、嗒、嗒、嗒、嗒地轻轻摆动，直到完全停止。

我呆看着这不可思议的情景，立即去检查所有的门窗，它们全是夜间关好的。

也就是说，门窗紧闭的房子，没有可能被风吹起那珠子串着的门帘，那么，那飞起来击打着木门的力量是哪里来的？

“鲁丝，这不算，你显出来呀！我要看你。”我对着那片客厅的门叫喊。

整个的房子，笼罩在阴气里，空气好似冻住了。我，盯住那个约好的方向看了又看。

再没有什么动静了。

那时，我发觉还穿着睡袍，匆匆忙忙换上牛仔裤，这才往尼哥拉斯住的上一条街跑去。

鲁丝的死，是她自己求来的，只在下葬的那一霎间，我落了几滴泪，并不太意外，也不很伤心。

后来，鲁丝的金表，我转交给了她的孩子达尼埃，这串手链一直跟着我。

我猜想，鲁丝灵魂的没有显出来给我看，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不然，我们那么要好，她不会不来的。

而那珠帘拍门的情景，算不算鲁丝给我的信号呢？

照片中另外三样东西，那个别针、两个坠子，都是朋友们给我的。

给的时候，都说是存了半生的心爱物品。一听说是他人心爱的，总是推却，不肯收，那三个人，好似被一种东西迷住了似的，死命要给我。

收下了。不到三五年，这三个朋友也都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了这世界。

好似，在他们离开以前，冥冥中，一种潜意识，想把生命中的爱，留下给我——于是给了我这些佩戴的饰物。

对于死亡，经过这些又一些人，倒使我一直在学习，学习人生如幻的真理。

59

受难的基督

受难的基督

这个如同手掌一般大的石膏彩像静静地躺在一家小杂货铺中。

那时，我在南美的玻利维亚。

长途旅行的人，就算是一样小东西吧，都得当心，不然东买西买的，行李就成了重担。

起初，走过这家杂货铺，为的是去买一小包化妆纸，店中回答我说没有这东西。我谢了店家，开始注视起这个十字架来。

一般时候，每当看见耶稣基督被挂十字架时的情况，心里总是饱胀着想恸哭的感觉。

又有一次，在哥伦比亚首都的山顶教堂里，看见如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塑出来的耶稣正被他身上背着的大十字架压倒在地上，一膝跪下了，头上戴着的荆棘刺破了他的皮肤，正在滴血，对着那副塑像，我曾经下跪，并且流下了眼泪。我知道，在我的心里，是很爱很爱耶稣的。

这一回的玻利维亚，这一个塑像中的耶稣，连身体都不完整，只是象征性地挂着双手和半个躯体。感人的是，在那副为着替世人赎罪而死的十字架下面，被放坐着一个十分自在又微胖的人，在耶稣的十字架正下方，又放着一匹小驴子。这两样东西，人和驴，好似因为十字架的救赎而得到了一份平静和安详。

很喜欢世人如此解说十字架的意义，而它并不是一种游客的纪念品，那是当地人做了，卖给当地人的。

那时候，我的行李中，能塞的东西，可能只有蚂蚁了，所以注视了这个十字架很久，没有买下来。

最后再去看这家小铺子的时候，那个店家对我说：“那你就买下了吧！不占空间的。”

我想了一会儿，先买了一个新的手提袋，这才买下了我的耶稣。将这塑像放在空空的手提袋中，心情特别的好。

这么一来，它就一路跟回了台北，至今还站在我的书架上呢。

69

小偷、小偷

小偷、小偷

又来了一幅挂毡。

所有的挂毡都是手工的，有些是买来的，有些自己做。另外三块极美的，送了人，照片里就看不到了。

我喜欢在家中墙上挂彩色的毡子。并不特别喜欢字画。总以为，字画的说明性太强烈，三两句话，道尽了主人的人生观，看来不够深入，因此在布置上尽可能不用文字。

这幅挂毡本身的品质比起以后要出来的一幅，实在是比不上的，只是它的故事非常有趣。

一次长途飞机，由东京转香港，经过印度孟买停留的那四十五分钟，乘客可以下机到过境室内去散散步。

我因为在飞机上喝橘子水，不小心泼湿了手，很想下飞机去机场内的化妆间把手好好地清洗一遍，免得一路飞去瑞士手上黏嗒嗒的。

那班飞机上的乘客，大半是日本旅行团的人，不但如此，可以说，全是女人。

当我走进孟买机场的化妆室时，看见同机的日本女人，全都排成横队，弯着腰，整齐一致地在那儿——刷牙。

看着这个景象，心中很想笑，笑着笑着，解下了手表，放在水池边，也开始洗起手来。

就因为那一排日本人不停地刷牙，使我分了心。洗好手，拿起水池边的手表，就走出去了。

没走几步，只听得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哇的一声叫喊，接着我的肩上被五个爪子用劲给扣住了。

我回过身去，那个女人涨红了脸，哗哗地倒出了一大串日文。我看那来人神色凶猛，只知道用一句日文去回她：“听不懂呢——听不懂。”

她以为我装傻，一把将我握在手上的表给抢了去，那时，我用英文说了：“咦！那是我的表吔！”

她也用英文了，叫我：“小偷！”

那时候，她旅行团中的人开始围了上来。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事，就想抢回那女人手中的表来看一看。因为当时话也不大通，顺手一把，闪电似的又把那手表抢了回来，等到大家都要打起来了的时候，证明了一件事——那只表不是我的，是我错拿了别人的表。

难怪叫人小偷。赶快把那只表双手奉还，还拼命学日本人向那位小姐鞠躬。

至于我脱下的那只表呢？明明好好地放在长裤口袋里。

就因为那批人一直刷牙、一直刷牙，教人看呆了，才下意识地抓错了别人的表。

归还了日本小姐那只属于她的表，一直用英文解释，她不知是懂是不懂。我掏出自己的表来给她看，想说清楚。这时候，一个围观的日本老女人吸一口气，惊叹地说：“啊——还拿了另外一只呢。”这句话我听得懂，涨红了脸，无以解释，赶快跑掉了。

等到这一批乘客和我，都在等候着再度上机，向瑞士飞去时，她们一致怒目瞪着我，那种眼光，使人坐立不安。

在没有法子逃避这群人的注视时，我只有转身去了机场的礼品店。心中同时在想，那批当我小偷的女人，一定想：“现在她又去偷礼品店啦！”

就在这种窘迫的心理下，胡乱选了一幅印度手工的小挂毡，算做杀时间。

那时，乘客已经登机了。

店主好意要给我一个袋子装挂毡，为了赶时间，我说不必了，拿起毡子抱在胸前就往飞机的通道跑。

等我在机内穿过那一群群日本女人的座位时，她们紧盯住那条没有包装的毡子看，那一霎间，好似又听到有人悄悄地在说：“小偷、小偷，这一回偷了一条挂毡。”

61

洗脸盆

洗脸盆

每次去香港，最最吸引我的地方，绝对不可能是百货公司。只要有时间，不是在书店，就是在那条有着好多石阶的古董街上逛。

古董这种东西，是买不起的，偏偏就有这么一家旧货店，挤在古董街上——冒充。

那家旧货店，专卖广东收集来的破铜烂铁。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好啦！

那天是跟着我的好朋友，摄影家水禾田一同去逛街的。

水禾田和我，先由书店走起。有些台湾买不到的书籍，塞满了随身的背包。不好意思叫水禾田替我拿书，一路走一路的重，那个脊椎骨痛得人流冷汗，可是不肯说出来，免得败兴。

走了好多路，到了那家已经算是常客了的旧货店，一眼就看中了这只铜脸盆。

那家店主认识我，讲价这一关，以前就通过了。开出来的价格那么合理，可是我的背在痛，实在拿不动了。

那天没有买什么，就回旅社去了。

等到回了台湾，想起那只当时没买的脸盆，心中很气自己当时没有坚持只提那么一下。又怪自己对水禾田那么客气做什么呢。

好了，又去打长途电话，千方百计找到阿水——我对他的称呼。在电话中千叮万嘱，请他去一趟那家店，把这个洗脸盆带来台湾。

脸盆，过了几个月，由阿水给带来了。我匆匆忙忙跑去接盆，抱着它回家，心中说不出有多么快乐。

这一份缘，是化来的，并不是随缘。

有时想想，做和尚的，也化缘呢，可见缘在某些时候还是可结的。

想到金庸武侠中《笑傲江湖》一书里的那段“金盘洗手”，总觉得这个盆，另有它隐藏的故事。

62

美浓狗碗

美浓狗碗

照片中的老碗只是代表性地摆了几只。其实，拥有百个以上呢。

在这几只碗中，手拉坯的其实只有一个，可是手绘上去的花样，可绝对不是机器印的。

每当我抱着这种碗回家去，母亲总是会说：“这种碗，面摊子上多得是，好脏，又弄回来了。”

我不理会母亲，心里想：“面摊子上哪有这么好看的东西，根本不一样——如果细心去看。”

前几年，当我在台湾还开车的时候，但凡有一点空闲，就会往台北县内的小镇开去。去了直奔碗店，脸上堆下笑来，祈求那些碗店的主人，可不可以把以前的老碗拿出来给人看看。

这么收来收去，野心大了，想奔到南部去，南部的老店比较多，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好东西。

有一次与两个朋友去环岛，但凡村坊铺店，就停车去找碗，弄得同去的朋友怨天怨地，说脚都没地方放了。整个车子地下都是碗和盘。

那些不是精选的，要等到回了台北，才去细品它们。在当时，只要有，就全买。

照片中左边那只反扣着的碗来历很奇特。

环岛旅行，那夜住美浓。

夜间睡不着，因为才十一点多钟。顺着美浓镇内那条大水沟走，穿过一排排点着神明红灯的老住家，看着一弯新月在天空中高高地挂着，心里不知多么地爱恋着这片美丽的乡土。

走着走着，就在大水沟边，一只黑狗对着一只老碗在吃它的晚饭。

看到那只狗吃的碗，怎么样也不肯举步，等在黑暗中，等它吃完了就好拿走。

那只笨狗，以为有人想抢它的食物，恶狠狠地上来凶我，露出了尖尖的白牙。

想了一下，守在那儿不是办法，一来有恶狗，二来主人出来了抓到小偷，不太好看。这么再一想，横穿过水沟，跑到镇上街边，一家售卖日用品的商店已经下了半道门，大概就算打烊了。

我走进去，指着一只全新的大海碗，付了钱，再慢慢晃回去，那时，和我一同旅行的朋友们早回旅社去了，只我一个人。

再回去时，狗不见了，人没有出来，那只被舔得光清的老碗，还在。

我蹲下去，快速地把新碗放在原地，那只旧碗被换了过来。也不敢加快步子，心里吓得要死，步子还像在散步似的。

走了一段路，才敢回了一次头。确定安全了，这才在路灯下，蹲在水沟边，用手掬水，洗起碗来。

回到旅社，又在灯下细细看了。好家伙，淡青色，还是冰纹的。这一喜非同小可，用力去打三夹板，叫靠隔的朋友过来一同欣喜。

那次环岛旅行，跟回来的碗盘多得可以开碗店。有些小型的，拿来当了烟灰缸。

有一日，齐豫到我家里去，看上了她手中的烟灰缸——我的碗。

分了三只小的给她，那时潘越云看了，叫起来：“三毛，我也要你的碗——”

于是我把那些小碗都分了。一面分一面叫：“来！来！还有谁要抢我的饭碗，接了去，这碗饭本人就要不吃了。”

63

擦鞋童

擦鞋童

那个孩子不过七八岁吧。提着一个小木箱，拖住我的腿不给人走路。

我笑看着他，问：“球鞋怎么能擦呢？你自己想一想？”我穿的，就是一双球鞋，而这个小孩子偏偏要替人擦皮鞋。

那时我正在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小孩子不肯走，用眼泪攻势，不讲话，含着一眶泪死命缠住不放。

“我不理你哦。”我说，轻轻推开他就走。

他又追上来，像打橄榄球一般，往前一扑，又抱住了我的腿。

“再追就踢你了，没有礼貌的小孩子。”又讲了一句，可是语气根本不重，警告是重的。

“求求你。”孩子说。

我看了一下四周围上来的一群群擦鞋童，不敢掏钱只给这一个。这种被饥饿的人群包围的感觉很令人难过，常常，弄得自己吃顿普通的饭菜，都丢不掉那几百只在窗外观望的眼睛。

玻利维亚其实还算很好的，比较之下。

“孩子，我穿的是球鞋，你怎么擦嘛？”

说时，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不走了。那时，一个卖冰棒的小贩走过来，我买了好多只，分给四周的擦鞋儿童们吃。至于钱，就是不能给。

“那我擦你的鞋圈好了，求求你。”

“不讲理的孩子，你要多少钱呢？”

“一块美金。”他说。

我不再理他了，自己吃起冰棒来。

等着等着，眼看没有希望了，这个孩子望了我一眼，丢下一句话：“那你别走开哦，我马上回来。”

说完飞跑而去了。

再回来的时候，孩子跑得气喘喘的，斜背的擦鞋箱里，被他拿出来一只可以开合的小盒子。就是照片中那一个。

我“啊”了一声，接过手来，轻轻把那幢如同小教堂一般的盒子打开来。原先以为，里面必然是一座圣像或十字架，没有想到，躲藏在盒子里的居然是三个人正在观看一位斗牛士斗牛。

这样东西非常有趣。里面还有一个太阳呢。

“孩子，你要拿这个来卖给我吗？”我问。

那个孩子点了一下头，把擦鞋箱在身边一放，就蹲在我膝盖边。“那你情愿擦鞋圈呢，还是情愿卖这个盒子给我呢？”我问。

“你怎么想？”小孩居然反问一句。

“我想——盒子比较好，你说呢？”

他立即笑了，笑时露出白白的门牙来。

“嗯，我还在想，这个盒子是你的吗？”

“我妈妈的，我爸爸的。”孩子自自在在地说。“好，那你带我去看你的妈妈。”我说。

“好。”孩子坦荡荡地说。

我们一起走了，我的手臂环在孩子的肩上。

走到几乎出了城，开始爬坡。在那海拔接近四千公尺的世界最高的首都，每走一步，都会喘的，因为不习惯。

爬了好高好高的斜坡，走到一个有着天井的大杂院，里面一个印地安妇人背着一个婴儿蹲在水龙头边洗衣服。

见到她的儿子带了一个外地人来，这妇人立即站了起来，呆望着我，一双手不安地摸了摸粗粗的麻花辫子。

我走上去，向她打招呼，问说：“是你的儿子吗？他要替我擦球鞋呢。”

那妇人很羞涩，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

“这个盒子，是你要卖出来的吗？”我又问。

妇人点点头，又点头。

我笑问她：“那你想要多少钱呢？”

她也说不出，憨憨厚厚地站在我身边，头低低的。

看着这一位印地安妇人，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似曾相识的温柔。掏出了口袋中的票子，塞在她手中，她呆在那儿，说不出什么话。

“那我谢谢你，小盒子就算买下了。”

再深看了那妇人一眼，我拉起她孩子的手，对他说：“走，我们赶着黄昏以前再进城去，这一回，你可不能弄错了，那些穿球鞋的游客，不必上去抱住脚了。”

64

小船ECHO号

小船ECHO号·邻居的彩布

这只小船放在橱窗里，我每天去邮局，就会经过它。

那时，住在大西洋中一个美丽的海岛上，叫做丹纳丽芙。那是先生第一次做“海边景观工程”，心情上非常愉快。我们的工程，是做出一大片人造海滩来，给游客多一个去处。

在那时候，我一直是扎辫子的。全十字港的店铺大半认得我，因为那一带可以说中国人是极少的。

有一天，又经过这家卖小木娃娃的商店，在里面逛着逛着，那位店员小姐突然说：“喂，你看，这个娃娃也绑辫子吔，跟你好像。”

我一把将娃娃拿起来，看见船底贴着一小片金色纸，上面写着：“MADE IN TAIWAN”。发觉是自己故乡来的东西，这才笑着说：“真的很像。”

那天晚上吃饭，我就去跟先生讲这个划船的娃娃，又讲了什么台湾、什么外销、什么东、什么西的，胡闹讲了好一些闲话，就去床上看书去了。

那一阵我正热心学做蛋糕，每天下午烤一个出来，自己怕胖不吃，是做来给先生下班吃的。

每天做出不同的蛋糕，变来变去，先生很幸福的样子，每次都吃得光光的。

就在我讲了那个娃娃船没几天以后，照例在下午去开烤箱，那个烤箱里，稳稳地坐着这条船。我抓起来一看，那个娃娃的脚底给画上了圆点点，小船边是先生工工整整的字迹，写着：一九七八——ECHO号。

我笑着笑着，用手使劲揉面粉，再跑到教我做蛋糕的比利时老太太家去，借了一个鱼形图案的模子来。

那一天，先生下班回来时，我也不说什么，低头去穿鞋子，说要一个人去散步啦！

那个饭桌上，留着一条好大的鱼形蛋糕，旁边的ECHO号静静地泊着。

等我从图书馆借了书再走回家时，先生睁大了眼睛对我说：“了不得，这艘小船，钓上来好大一条甜鱼，里面还存着新鲜奶油呢。”

65

邻居的彩布

这条印度绣花的彩布，原是我一个德国邻居的。那位太太说，是印度店里看到好看，才买了下来。可是回到了家里，东摆摆，西放放，怎么都不合适。

说时，这条彩布被她丢在洗衣篮子里面，很委屈地团着。

我将它拉出来，顺手折成一个三角形，往肩上一披，笑问她：“如何？”

她还没有回答呢，我又把这块布一抖，在腰上一围，叫着：“变成裙子啦！”

那个金发的太太笑着说：“没有办法，你是东方的，这种东西和色彩，只能跟着黑发的人走，在我家里它就是不称。”

我对她说：“这不是拿来做衣服的，不信你试试看，挂在墙上、披在椅背上、斜放在桌子上，都是好看的。”

“那也是该在你家。”她说。

于是我拿走了这块彩布，回到家中。顺手一丢，它就是活过来了。图案上的四只鸟雀好似在我的家里唱起歌来。

我跑回去对那位德国太太说：“你讲得真不错，它在我家很贴切，那就让给我了吧。”

我们当场交易金钱，于是又多了一样并不是偶然得来的彩布。

这块彩布非常有生命力，但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它一出现，气氛就不同了。

而今，这块彩布正搭在我现住小楼的一个单人沙发上。

如果说，今生最爱的东西有哪些，我想，大概是书籍和彩布了。

这样的彩布，大大小小，包括挂毡，一共快有二十条呢。

66

酒袋

酒袋

照片上的皮酒袋在西班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一般来说，另一种软皮浅咖啡色，上面印着跳舞女人或斗牛画面的，在土产店随处可见。并不爱那种有花的，嫌它太游客味道。

这种酒袋的用途，往往是在旅行或野餐时没有杯子的情况下带去的。当然打猎的季节，或是一场街头庆典，人和人之间传着喝，也是它的功用。

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很西班牙透了的，只看那人如何由酒袋中喝酒，就得二三。

这种酒袋的喝法是如此的：打开盖子，用双手将酒袋举向自己的面前，把手臂完全伸直，用手轻轻一挤，袋中的酒，便如水枪一般射入口中，喝够了时，将双手轻轻向外一举，酒便止了。

初学的人，手臂不敢伸直，酒对不准口腔，往往把整张脸加上衣服前襟，都弄湿了，还喝不到一口。在用酒袋的技术上，我是前者。

之所以半生好酒，和西班牙脱不了关系。

学生时代，住在马德里大学城的书院，每日中午坐车回宿舍用午餐时，桌上的葡萄酒是不限制的。在那个国家里，只喝白水的人可以说没有。一般人亦不喝烈酒，但是健康的红酒、白酒是神父和修女，甚至小孩子也喝的东西。

就是这种自然而然的环境，使我学会了喝酒，而且乐此不疲，也不会醉的。

有一次在宿舍电视上观看七月七日西班牙的大节庆——北部古老的城市巴布隆纳举行的圣·费明。那一日，雄壮的公牛，被赶到街上去撞人，人群呀，在那批发疯的牛面前狂跑。如果被牛角顶死了，或被踩伤了，都是活该。

也是在那场电视里，第一次看见，满街唱歌的、跳舞的，在挤挤嚷嚷的人群里，传递着这种酒袋。认识，不认识，一点也没关系，大家喝酒并不碰到嘴唇，方便、有趣又卫生。

深爱西班牙民族的那份疯狂和亲热，人与人的关系，只看那一只只你也喝、我也喝的酒袋，就是最好的说明。

电视上看到的酒袋，全是又古又老，黑漆漆的，而土产店中找不到这种东西。

有一年，还是做学生的时代，月底姐姐给寄来了十块美金。收到那笔意外的财产——对，叫它财产，赶快跑去百货公司看裙子。当年，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十块美金可以做许多事情，例如说：买一条裙子、换一个皮包、去做一趟短程的旅行，或者用它来拔掉一颗长斜了的智齿。

结果没有去拔牙，忍着。也没有买新衣服，省着。当然，拿了这十块钱，坐火车，奔向古城赛歌维亚，做了一日之游。

就在赛歌维亚的老广场上，挂着这好多只黑色的酒袋。惊见它那么容易地出现在眼前，真有些不能相信。那时候年纪轻，对什么都比较执著，再看绕着酒袋的竟是一股粗麻绳时，爱悦之心又加了许多，立意要把它买下来。

买个酒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付完了钱，店主把人叫进店里面去，开始教我怎么保养它，说，先得用白兰地酒给倒进去，不停地晃很久很久，再把酒倒出来——那时里面塞缝的胶也可以跟着洗干净了。以后的日子，无论喝是不喝，总得注满了葡萄酒，那酒袋才不会干。

买下了酒袋，吃了一点东西，没了回程的车钱。这倒也很容易，那天傍晚，坐在一辆大卡车司机的位子旁回到马德里——搭便车的。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这个皮酒袋总是被照顾得很当心。即使人去旅行时，放在西班牙家中的它，总也注满了酒挂在墙上。

倒是这一次回到台湾来之后，一直让跟回来的它干干地躺在箱子里。总想，有时间时，上街买一瓶好葡萄酒去浸软它，而时间一直不够用，这个应当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竟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日一日干扁下去。就如我的人一般，在这儿，酒也不大喝了，因为那种苦苦涩涩的葡萄酒并不好找。在这儿，一般人喝的葡萄酒，不是太甜就是酸的。

由一个酒袋，几乎想扯出另一篇《酒经》来。

每看台湾电视上，大富人家喝洋酒时，将杯子用错，心里总有一丝好奇和惊讶——我们的崇洋心理不减，可是又不够透呀。

67

妈妈的心

妈妈的心

去年春天，我在美国西雅图附近上学，听说住在台湾的父母去泰国旅行，这一急，赶快拨了长途电话。

泰国其实全家人都去过，因为它的异国风情太美，总有人一有机会就去走一趟。我的父母也不是第一次去，可是他们那一回要去的是清迈。

照片中的项圈在台北就有得买，只是价格贵了很多。看了几次都没舍得买，倒是齐豫，唱《回声》的她，在台湾南部一同旅行时，很慷慨地借了好几次给我挂。那是前年，赴美之前的事情了。

听说妈妈要去清迈，那儿正好是这种项圈出产的地方，当然急着请求她一定要为我买回来，而且要多买几副好放着送人。

长途电话中，做女儿的细细解释项圈的式样，做母亲的努力想象，讲了好久好久，妈妈说她大概懂了。

启程之前，母亲为着这个托付，又打了长途电话来，这一回由她形容，我修正，一个电话又讲了好久好久。

等到父母由泰国回来了时，我又打电话去问买了没有，妈妈说买了三副，很好看又便宜，比台北价格便宜了十八倍以上，言下十分得意，接着她又形容了一遍，果然是我要的那种。

没过几天，不放心，又打电话去告诉妈妈：这三副项圈最好藏起来，不要给家中其他的女人看到抢走了。妈妈一听很紧张，立即保证一定密藏起来，等我六月回来时再看。

过了一阵，母亲节到了，我寄了一张卡片送给伟大的母亲，又等待在当天，打电话去祝福、感谢我的好妈妈。正想着呢，台湾那边的电话却来了，我叫喊：“母亲节快乐！”那边的声音好似做错了事情一样，说：“妹妹，项圈被姆妈藏得太好了，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人老了，容易忘记，反正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了——”

我一急，也不知体谅人，就在电话里说：“你是个最伟大的妈妈，记性差些也不要紧，可是如果你找得出那些项圈来，一定更有成就感，快快去想呀——”

那几天，为了这三副项圈，彼此又打了好几回电话，直到有一天清晨，母亲喜出望外的电话惊醒了我，说：找到了。

“好，那你再去小心藏起来，不要给别人抢去，下个月就回来了。”我跟母亲说。

等我回到台湾来时，放下行李，立刻向母亲喊：“来看，拿出来给看看，我的项圈——”

听见我讨东西，母亲轻叫一声，很紧张地往她卧室走，口中自言自语：“完了！完了！又忘了这一回藏在什么地方。”

父亲看着这一场家庭喜剧，笑着说：“本来是很便宜就买来的东西，给你们两个长途电话打来打去，价格当然跟着乱涨，现在算算，这个电话费，在台北可以买上十个了。”

说时，妈妈抱着一个椅垫套出来，笑得像小孩子一样，掏出来三副碰得叮叮响的东西。

我立即把其中的一副寄了去美国，给了我的以色列朋友阿雅拉，另外两副恰好存下来拍照片。

上两个月吧，新象艺术中心又叫人去开会，再三商讨歌舞剧《棋王》的剧本。我穿了一件大毛衣，挂上这条项圈，把另一个放在大信封里。

当我见到担任《棋王》歌舞编排的茀劳伦斯·华伦时，我把信封递上去吓她，果然给了这位美丽的女子好一个惊喜。当她上来亲吻我道谢时，我将外套一拉，露出自己戴着的一条，笑喊着：“我们两个一样的。”

茀劳伦斯指着我的大毛衣笑说：“你看你自己，好不好玩？”

一看自己，毛衣上织着——“堪萨斯城·美国”几个大字。那条清迈的项圈安安稳稳地贴在圆领衣服上，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个我吧。

只留了一条下面铸成心形的项圈给自己，那是妈妈给的心，只能是属于孩子的。

68

不向手工说再见

不向手工说再见

我们先看这张照片下面的那条粗麻淡色宽带子——它的来处，是西班牙南部的哈恩省。

这种带子，完全手工织做的，用来绑在驴子的身上，由驴背绕到驴肚子，中间穿过一个鞍子，给人骑时安稳些，不会滑来滑去。

当我那一年，由撒哈拉沙漠飞去丈夫的舅舅家度假时，吵着舅舅带我去看这种做马鞍、驴鞍的工匠店。舅舅笑着说，这种店铺实在等于没有了，在一般人都开汽车的今天，谁会去养一匹马或驴子来驮东西呢。

禁不起我的纠缠，那个好舅舅带着我到一个又一个酒吧去喝酒，一面喝一面打听什么地方还有这种匠人。半大不小的城里，打听消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酒吧。在那儿，什么事情都有人晓得，比报纸的广告有效得多。

弯来弯去绕到黄昏，才在一条涂得雪白的长墙角下，找到了一家半开的店铺。说它是个店铺吧，不如说是一家工作室。一个弯着腰的黑衣老人，坐在门口，手中拿着好结实的麻线，不用机器，一针一针在钉这种带子，好似早年的中国人纳布鞋底一般。

我远远地站住了脚，把那白墙、小店和老人，看了个够，却不举照相机。舅舅和我站着看，这个匠人低低地喊了一声：“午安！”

看那墙上挂满了的手工品，想到那位伟大的散文诗作家——璜拉蒙·希美纳斯的那本叫人一读首篇就会哭的书——《灰毛驴与我》，我轻轻地摸过一副皮革的小鞍子，眼前一匹温柔的小毛驴就浮现出来了。

“这副鞍子可不可以卖给我？大概多少钱？”缓缓地问，尽可能地柔和，对待这位老人。说时，一直看他那双粗糙极了的手。

“啊——不卖的，这是今生最后一副了。老了，做不动了。”老人沙哑地说，并不抬头。

“没有人跟您学手艺吧？”我说。

“这个时代？难啰！年轻人学这个做什么？”

“那您收不收我做徒弟？好心的，您收不收？”我蹲在这老人面前轻喊起来，双手扑在他的膝盖上。

老人听不懂似的盯住我，眼神里有一丝强烈的东西一闪，又不见了。接着他将视线投射到我的手上去。

“我的手很细，可是能够训练的，我会吃苦，肯吃苦，也会有耐性，您收不收呀？”还是趴在这位老人面前不肯起来。

舅舅在一旁看戏，他一直笑一直笑，我回过身去，向胖胖的他——呀了一声。

“好啦！起来吧！我们买一条这种带子，就走啰！”舅舅说。

老人，拿下了照片中这条带子，没有叫我付钱，一定不肯收钱，说要送给我。

“我——”我说不出什么话来。

“在这种时代，还有你这么爱手工的人，就算做个朋友吧！钱！算什么鬼东西，呸！”老人说着说着，把一口烟草给呸了出来。

那个晚上，我的丈夫也来到了舅舅家，来接我同去马德里。把这条带子给他看，又讲起那副漂亮得令人心痛的马鞍，这一回轮到丈夫喊了：“明天再去问他收不收徒弟，我们两个一起去学，免得这种手艺失传了。”

同一张照片上摆着的一条皮带，是我在撒哈拉沙漠中闲时无聊做的手工。原先买来的本是一条宽皮带，边上有着花纹。后来闲着不忙，心里不舒服，就托人去西班牙本土买了好大一包打皮鞋洞的铜扣，把这条皮带打出了好多小洞洞。那个皮带铜扣，是先做木头的模，再盖上铜片，把花纹打出来的。这个，是丈夫的手工。

做好了皮带之后，没怎么用它，也没有丢掉。许多年也就过去了。

有一日，我的邻居送来一个好大的牛铃，是他以前在瑞士时存下的东西。十分宝爱这件礼物，东摆摆，西放放，家中总也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角落给它。

就在一个深夜里，翻箱子，翻出了那条当年手做的老皮带，这时灵机一动，跑到车房中去找工具，把皮带环的一边卷过牛铃，成了一副带子。这副带子顺手一挂挂在书架上，就成了一个好画面。

这一回，照片上的东西都跟着我飘洋过海地回到了台湾，它们好似整个世界的融合，在我小小的屋子里，诉说着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那份平和之爱。

69

天衣无缝

天衣无缝

朋友常常笑我，说我的家等于卡夫卡书中的“城堡”，轻易不请人去。可说永远也不给人进去，总结一句话：“管得好紧。”

每听这种话，总是笑着说：“嗳，没有碗给你们吃饭呀！”

等到有一次由民生东路的房子移到现在定居的家来时，搬家工人对我说：“小姐，你的碗怎么那么多呀？才一个人。”方才发觉，自己的碗盘实在太多了，如果客人肯用这种粗碗吃饭，请上十几二十个人根本没有问题。

奇怪的是，一直把这些东西看成宝贝，反而忽略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这就失之太痴，也不合自然。

后来家居生活中，开始用这种老碗装菜装饭，每用到它们，心里会对自己说：“真奢侈。”那种碗，最好不放白米，加些番薯签进去煮来盛，可能更富田园风味。

就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想到小摊子上的肉羹面线，深夜里捧了这个大碗，穿一双木屐，把整条安静的巷子踏出咔咔、咔咔的回音，跑到好远的夜市去买面。当我把这种大花碗递给老板娘时，她笑着说：“呀唷！小姐，我这保丽龙做的碗没有细菌啦，你这种古早碗，看起来就怕死人呢。”

我捧着那碗冒着热气的面线，又一路咔咔、咔咔地走回来。那条巷子，因为加添了这唯一的拖板声，反而更加衬出它的寂静。

照片中的左上方那个蓝花大碗，是在淡水的锅碗店里找到的。那家店陈设的气派很大，由里而外，放满了各色各样的食具——都是现代的。幸好那位老板娘大发慈心，也具文化水准，沟通起来又快又干脆。她，蹲在柜子底下拼命地替我翻，翻出了十几个同样的老碗来。说是同样的并不精确，当年，那些花彩可是手绘的，看似相同，其实细看上去，又没有一只是一样的。也因为这十几个老碗，使我和这家人做了朋友，每去淡水，必然去打个招呼，问候一声才走。

有趣的是，有一年回国，跑到台南新营去看朋友，朋友问我想看什么景色，我说——要看最老的锅碗店，风景不必了。

右下方那一个平平的盘子，就在新营的老店里被朋友和我翻箱倒柜似的大搜索之下，出现了。不是一个，是一沓。

回到台北，把这两组粗陶放在一起，突然发觉它们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套。

有那么偶尔的一次，一个女友来我家中做采访，我把这种碗里放满了冰块出来，请她在红茶中加冰。这个女友，看见那个碗，大大地羡慕了我一场，临走时，她说：“如果我结婚，什么礼物都不必送，就给我这一套碗和盘。”

当时爱友心切，很希望她快快找到归宿，就说：“那你去进行呀！你结婚，就送了。”

自此以后，每次跟这位朋友打电话，总是探问她有没有好消息。朋友说：“咦！我不急，你急什么？”

我哪里是急什么别人的婚礼呢。所担心的是，那个女友一旦找到了饭票时，这套碗可得立即送去给她装饭呀！

70

停

停

有一年夏天回国，全家人一共十六口，挤在大弟的小巴士车里去淡水吃海鲜。

团体行动本来就是拖拖拉拉的，加上我们这十几个人年纪不同，步子跨得不一样，兴趣也不相投，因此走着走着，就散掉了。

说散掉了并不完全正确，反正水果行附近可以捡到妈妈、草藤店内能够拉出姐姐、西装橱窗外站着爸爸、街角稍高的地方可以看见大弟满脸的无可奈何——在数人。

我是属于站在中药铺或者算命摊前面呆看的那种。不然就在庙口打香肠。

这种天伦之乐，其实并不在于团聚，而是到了某个地方，散开去各就各位才叫好玩。

就在好不容易凑齐了大家，要一起冲进那人山人海的海鲜店内去时，大弟开始发卫生筷，我接了筷子，一回头，看见路灯下一辆三个轮子的垃圾车慢慢踏过。那片破烂里，藏着什么好东西？心里灵感一动，就想追上去看个究竟。

那时家人都开始向店里挤进去了。

我跑去追破烂车，大喊一声：“停！”

这个好响的“停”字，一语双用，是对那个踏车子的妇人喊，也对全家人喊的。

“阿巴桑，请把车子停下来，来，我帮你推到路边去。”我向已经下车了的妇人喊。她，茫茫然的，不知挡住了她做什么。

车子才靠边停呢，我已经把那些废纸盒、破木箱、烂鞋子、旧水桶全都给拉到地上去。伸手一拿，一个陶土瓮，落在我的手里。

“还有很多——”我对跟上来的弟妹说。

弟妹把小侄女往电线杆边一放，也上来帮忙淘。大弟气极了，追过来喊：“这么脏的东西，别想用我的车子装回去。”

我们这些女人哪里管他，一个瓮又一个瓮地淘，数了一下，一共十一个，大大小小的。

这时候，街上的年轻人也围上来了，我一急，就喊：“都是我们的，不许动！”

就有一个青色的小瓮，被一个陌生女子一把抢去了。我把它抢回来，说：“这个那么脏，你要它来做什么？”她说：“插花呀！”我说：“可是那是我先看到的。”

这时候，真恨我的家人只在一边观望，只有个小弟妹，伶牙利爪的，护着我。

大弟神经兮兮地说：“骨灰坛子吔——好怕、好怕。”我白了他一眼。

就这么一来，连水果店的老板也跑出来看热闹。我问这个拾破烂的妇人：“这些瓮一起买，多少钱？”

那妇人一时里也开不出价来。我怕旁边的人又来竞争，按住妇人的肩膀，推她，迫她：“快想啦！不会还价，一定给你。”

她笑得好羞涩，说：“一百块不知多不多？也有人向我买过，十块钱一个。”

大弟掏出一百二十块塞给这好心的妇人，我觉得占了她便宜，心里很歉疚，连忙跑到水果店里买了好大一袋橘子补上去。

妇人和我，彼此千恩万谢的，我替她再把那些破烂给堆上车，帮她推一把，她才走了。

“好！你现在是不是拿了这些烂坛子去挤海鲜店？”大弟板着脸。我不敢顶他，赔着笑脸，把这些瓮给寄到水果行去，保证吃了饭出来，一定再去买水果。

那个晚上，全家人走向停车位子去时，每个大人手里都举着一个好脏的瓮和一袋水果。

那十一个瓮，被家中女人们瓜分了。我们家，一向女人比男人胆子大得太多。男人硬说那可能是装骨灰的，女人坚持不过是泡菜。

这一回，写文章时，楼上楼下数了一回，我的收藏不多，不过二十三个普普通通的泡菜坛子，可是看来看去，怎么那样的古朴又大方呢？

图片中的这个中号瓮，是淡水那个“停”字之下，得来的。拿它出来做代表。

细看它左方的侧面，一块无意中的窑变，使得这个坛子凹进去了一小块，这份残缺，不但无损，反而使它更美。

如果要说有关瓮的欣赏，只这家中二十三只不同的瓮，可能三天三夜也看不够、说不完呢。

71

你的那双眼睛

你的那双眼睛

一九八二年冬天，经过北极，转飞温哥华，经过温哥华，抵达了大约生存着一千两百万人口的墨西哥城。

初抵墨西哥的大都会，又可以讲西班牙语，心情上欢喜得发狂，因为不需再用英语了。

对于某些女人来说，墨西哥风味的衣饰可能完全不能适合于她们。可是在台湾，就齐豫和我来说，这种民族风味的东西，好似是为我们定做的一样。

抵达墨西哥，不过是一场长程旅行的首站，以后全部中南美洲都得慢慢去走。而我，身为一个女人，完全忘掉了这场长途旅行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就是买东西。

当我走在墨西哥城内所谓的“玫瑰区”时，被那些披风、衬衫、裙子、毡子弄得发狂，一心只想尽可能地买个够，至于能不能带着走，谁又去想它呢。

于是，我在挂着布料的小摊子之间穿梭，好似梦游一般东摸摸、西探探，迷惑在全然的幸福里。这种滋味，在一般百货公司陈列的衣物中，是找不到的。

好在买的衣物不是棉的就是麻的，它们可以折成很小，也耐得住皱。买了一大包东西，不死心，再跑到帘子后面去试一件衬衫。当我穿好衣服，拉开布幔，跑去照镜子的时候，一双深奥含悲的大眼睛，从镜子里注视着我。

我转身，看见了那个专卖铜器的摊位，在那摊位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年。我盯住他看，眼神交错了一下，彼此笑了笑，可是即使是微笑着，那个少年的黑眼睛里，还是藏着深悲。

他的摊子，完全没有一个人驻脚。

看了一下那堆铜器，打量了一下它们的体积，计算了一下行李的空间，这，就狠心不去看他了。不行，再怎么美吧，也不能买。太占地方了，除非把刚刚买下的衣服全都丢掉。

少年的那双眼神，在那半年艰苦的中南美之旅中，没有释放过我。只因没有买下那个摊子上的铜器，使我背负了那么重的歉疚感一站一站地走下去。

半年之后，旅行已到尾声，重新回到墨西哥城去转机回台。我发觉，如果咬一咬牙，手提行李还可以再加一两样东西。

就这么欢天喜地地往“玫瑰区”奔去。半年了，那个摊子还在，那双少年的眼睛，一样含悲。

我挑了两只紫铜的壶，没有讲价，快快地把钱交给这个少年。那时，我的心，终于得到了一点点自由。我走了，走时，忍不住回过头去，再看他一次。这一回，他的那双眼睛，仍然躲着一种悲伤，于是我想，他的哀愁，和买卖一点关系也没有。

就因为这一回头，反而更难过了。

72

乡愁

乡愁

二十年前出国的时候，一个女友交在我手中三只扎成一团的牛铃。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什么人看重乡土的东西。还记得，当年的台北也没有成衣卖。要衣服穿，就得去洋裁店。拿着剪好的料子，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国杂志，看中了的款式，就请裁缝给做，而纽扣，也得自己去城里配。那是一个相当崇洋的时代，也因为，那时台湾有的东西不多。

当我接过照片左方的那一串牛铃时，问女友哪里弄来的，她说是乡下拿来的东西，要我带着它走。摇摇那串铃，它们响得并不清脆，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一碰它们，就咯咯地响上那么一会儿。

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型，将这三个铃铛，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地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地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

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尼日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账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而歇斯底里地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

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这两只铃铛，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尼日利亚工人换来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唯一心爱的宝贝，为了使妻子快乐，换取了那副铃。那是一把好刀，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

有一年，我回台湾来教书，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之后，把那两只尼日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用红线穿在一起。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我的家，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却有了声音，而那声音里，唱的是：“我爱着你。”

至于左边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而今的土产、礼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而我的乡愁，经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却觉得，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那份沧桑，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的泥土就可以弥补，倒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73

血象牙

血象牙

好啦！千等万等，这副血色象牙手镯总算出现了。它在我的饰物中占着极珍爱的一环，有一阵为了怕小偷来偷它，睡觉时都给戴在手上不肯脱下来。

照片，在一般来说，往往比实物来得美丽。这一回照片说了谎，那份光泽、触感、细腻的纹路，甚而银镶的那个接头，在真实的物件里，胜于照片传达的美太多太多。

我有一个朋友，是加纳利群岛上最大的古董商，他不是西班牙人，倒是个印度人。

这个人，与其称他商人，不如叫他是个艺术品的狂人。在他的店中，陈列着的一些古董并不起眼，或说，他根本不把极品拿出来给人看。这位胖胖的中年朋友，只听见欧洲哪儿要举行拍卖会，他就飞去。回来时，如果问收获，他总是笑笑，说没收到什么。

可贵的是，这个朋友，对于我那么那么贫穷的收藏，也不存轻慢之心。只要得了一个破烂货，拿去他店里分享，他总是戴起眼镜来，用手摸摸，拿到鼻尖的距离去看看，然后告诉我——又得了一样不错的东西。

我之喜欢他，也是这份分享秘密的喜悦。

终有一回，朋友关了店，将我带到他的家里去。家，在古老、古老区域的一幢三层楼房里，那幢房子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一个房间的屋顶全是玻璃的，阳光透过玻璃，照着一座座文艺复兴时代的石像、巨大如同拱门的象牙、满盘的紫水晶、满架中古世纪的泥金书籍，满地的中国大瓷花瓶、水晶吊灯、全套古老的银器、几百串不同宝石的玫瑰念珠、几百幅手织的巨大挂毡、可以用手摇出一百多条曲子的大型音乐箱、大理石的拼花桌、两百多座古老的钟、满墙的意大利浮雕……

这些东西，被这位终生不结婚的怪人藏在这一幢宽阔的楼房里。忘了说，他还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画家拉法尔的油画。

当我踮起脚尖在这座迷宫里当当心心地走过时，几乎要把双手也合在胸前，才不会碰触到那堆得满坑满谷的精品。

也只有那一回，起过坏心眼，想拼命去引诱这个人，嫁给他，等他死了，这些东西可以全是我的。后来想想，这个人精明厉害，做朋友最是和气，万一给他知道我的企图，可能先被毒死。

总而言之，我们维持着一种良好的古董关系，每次进城去，只要这位印度朋友又多了什么宝贝，两个人一定一起欣赏、谈论大半天。

去年夏天，我回到岛上去卖房子，卖好了房子，自然想念着这位朋友，去店里看他时，彼此已有三年没见面了。

我们亲切地拥抱了好一会儿，也不等话家常，这位朋友拿出身上的钥匙去开柜台后面一个锁住的保险箱，同时笑着说：“有一样东西，等着你来，已经很久了。”

当他，把这副血色的象牙手镯交在我的手里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而面上不动声色。摸触着它时，一种润滑又深厚的感觉传过手指，麻到心里去。

“银绊扣是新的，象牙是副老的，对不对？”我问。

那个店主笑着说：“好眼力。你买下吧。”

我注视着那副对我手腕来说仍是太大了的手镯，将它套上去又滑出来，放在手中把玩，舍不得离去。

“值多少？”其实问得很笨。这种东西，是无价的，说它一文不值，它就一文不值。如果要我转卖，又根本没有可能。

“象牙的血色怎么上去的？”我问。

“陪葬的嘛！印度死人不是完全烧掉的，早年也有土葬，那是尸体里的血，长年积下来，被象牙吸进去了。”

“骗鬼！”我笑了起来。

“你们中国的玉手环不是也要带上那一抹红，才值钱，总说是陪葬的。”

哪里管它陪不陪葬呢，只要心里喜欢，就好。

那天，我们没有讨价还价，写了一张支票给这位朋友，他看了往抽屉里一丢，双方握了一次重重的手——成交了。

最近在台湾给一个女友看这副精品，朋友说，那是象牙的根部，所以变成血色了。

这倒使我想起另一桩事情来，当我拔牙的时候，牙根上，就不是血色的。这又能证明了象牙的什么呢？

74

不约大醉侠

不约大醉侠

如果说，朋友的来去，全靠缘分，那么今生最没有一丝强求意味的朋友，就算蔡志忠了。

当蔡志忠还在做大醉侠的时代，我们曾经因为一场机缘，在电话里讲过一次话。那次是他打电话找人，我代接了，对方叫我也一同去吃晚饭，说，是他本人蔡志忠请客。

是好几年前的往事了。那天没有时间去，对于这位漫画作家，就此缘悭一面。

虽然彼此拥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可是并没有刻意想过去认识。总认为：该来的朋友，时间到了自然而来，该去的朋友，勉强得如果吃力，不如算了。

抱着这种无为而治的心情去对待人际关系，发觉，那是再好不过。不执著于任何人事，反倒放心。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每在国内时，翻到蔡志忠的漫画，就去看看，想——某年某月某一天，曾经跟这位作者通过话——心里很快乐。

去年吧，蔡志忠的漫画书——《自然的箫声——庄子说》悄悄地跑到我的书架上来。在封面里，蔡志忠画了一张漫画，又写了：“请三毛，多多多多多多……指教。”

发现他用这种漫画形式表达我心挚爱的哲人，先是一喜。再看见这么谦虚又极有趣的“多多多多多多……指教”，心里感动。

打了电话去谢蔡志忠，那是第二次跟他讲话，最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绝对不刻意约定时间地点见面，一定不约，只看缘分。”

就此真的没有约过。

约的就是——不约。

没过了几天，我回家，母亲奔出来迎接，像孩子一般喊着：“快来看，蔡志忠请人送来一个好古怪的坛子，还附带送来了一大把长长的树枝，妈妈是看不懂，不过你一定喜欢的。”

我往餐厅跑去，桌上放的，正是一只深喜的老瓮，不是普通的那种。我绕着它看了个够，惊叹一声：“哦——窖变——”

妈妈说：“这只坛子扭来扭去的，一定不是平凡的东西，你说呢？”

我对妈妈一笑，说：“从此以后，当心小偷！”说完冲去打电话给蔡志忠，说不出有多感谢。他那边，淡淡的，只说：“喜欢就好。”

当我们全家人都欣赏过了这只带给我巨大快乐的瓮时，还是没有见过送瓮的主人。

当插在瓮里的那一丛银杏已经开始发芽了的时候，都没有再打电话去骚扰过这位忙碌的画家。那时候，他的《列子说》也开始在《皇冠》连载了。

我当当心心地守住双方的约定——随缘。

一天，有事跑到“皇冠艺文中心”去。由四楼下来时，想到画廊就在三楼，顺路下去看看在做什么展出。当我跨进画廊时，那个能干的黄慈美经理背着入口坐着，她正跟一个头发长长的青年很专心地说话。

当我看了一眼那个青年时，发觉，眼前的人正是不约而遇的蔡志忠，而他，也突然看见我的出现，两个人哗一下同时跳了起来，我尖叫一声他的名字，用手向他一指，好似正要出招，而人还跳在半空中。

就在同时，立即听见另一声惨叫，那个背着我而坐的黄慈美，意外受吓，人先往后倒去，紧接着再扑向桌前，捂住胸口，眼看就要吓昏过去。

我无法向黄慈美解释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她并不知道蔡志忠和我，讲好了是只碰，不约的。这一回，老天叫我们不约而遇，我那个尖叫，出于自然，而且非常漫画。

蔡志忠和我的见面，加上黄慈美的居中大惊，使我笑痛了全身。漫画大师的出场，笔墨无以形容，只有漫画能够画出那份效果。

前几天，为着蔡志忠的画和我的儿童诗配合展出，去了一次他的工作室。在那品位和格调都跟我个人家居布置十分接近的房子里，悄悄地观察了一下——发觉蔡志忠将他最好的一只瓮，送给了我。

这一来，对于他的慷慨，反而使我因之又感激又愧疚。

这位朋友，当是我的好榜样。

虽然这么说，这只美瓮，还是当成性命一样宝爱着，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学蔡志忠，将它送给任何人。

蔡志忠，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75

华陶窑

华陶窑

当我小睡醒来的时候，发觉这辆小货车正行走在河床的乱石堆里。我坐起来看窗外，只见干干的河床前，绕着一条泥巴路。

同去的朋友见我在后座撑起来，就说：“对不起，路这么颠，把你颠醒了。”

我问说：“我们在哪里？”他说在苗栗。

那一路，是由嘉义上来的，当天回台北。

我问这位朋友：“你的车子如果发不动了怎么办？”那时天色近晚，微雨，微寒。而我们的车，正在涉过一片水塘又一片水塘。

“那个窑场，真的值得去看吗？”说时我已累了。朋友很有把握地说：“去了就晓得。”

我们终于爬出了低地河床，进入一片如诗如画的乡间里去，那雨水，把一切给蒙上了轻纱。我完全醒了，贪心鬼似的把这景色给看到心里去，并不必举照相机。

这儿是苗栗的乡间，只不过距离台北那么一点点路，就连大地和空气，都是不同。

沿途中，朋友下车，去搬一只向农家买下的风鼓——用来打稻米的老农具。车子怎么样也挤不下。我们淋着雨，一试再试，都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的累，又发散了出来，对于那个要去的窑，也失去了盼望。

等到车子往山坡上开去，远远的乡间被我们丢在背后，一条平滑的柏油路转着山腰把我们往上升，那时，一片片朴素的灰瓦房这才落入眼前。大门处，写着一个好大的牌子。

入山的时候，一边的路肩，交给了花坛和红砖，一路上去，只见那人工的朴质，一种可喜的野趣，又带着一丝人文背景，自成一个山庄。窑，就到了。

窑，造在山坡上，厂房宽敞极了，四周全是架子。两面大木窗，将乡间景色，居高临下地给占了下来，那些人，生活在画里——做陶。

高高的厂房里，那份清静，好似不在人间。一个老师傅坐着，正用泥巴做好大的花瓶，一个女孩子，在另一边站着，她做小件的，在一个大台面上。

见到我们的去，年轻女孩把泥巴一推，含笑迎上来。她，画里的女子，长长头发，朴素的一条恤衫，一条长裤，脂粉不施，眉目间，清纯得有如一片春天里寂静的风景。

那个雨中的黄昏，就是闲静两字可得。

我们看了一下四周，好似苗栗一带的民俗品都被这一家人收了来。大大的花坛，成排的石臼，看似漫不经心地散放在空地上，细心人轻轻观察，也可知道主人的那份典雅之心。

大窗下，可以坐人，那个叫做美华的女子，安详地提来一壶水，开始泡老人茶。

是什么样的人，躲在这儿做神仙呢？

美华说，这个地方是她姐姐和姐夫的，说着说着，我们又去看了山区里的三合院。一个陈列室，全是木箱、木板地、木桌，这些东西的上面，放着一组一组的陶。

当美华关上陈列室时，看见了红红的两副对联：“也堪斩马谈方略，还是做陶看野花。”

我呆望着雨中的屋子和这两句话，心里升出一丝感伤：那种，对自己的无力感；那种，放不下一切的红尘之恋；那种，觉得自己不清爽的俗气，全部涌上心头。

美华打开左厢的门给我看，里面是一间空房，她说：“你可以来，住在这里写作。”

我想反问美华：人，一旦住到这种仙境里来时，难道还把写作也带上来吗？

那时，微雨打着池塘，池塘里，是莲花。

没敢停留太久，只想快快离去，生怕多留下去，那份常常存在的退隐之心又起。而我的父母，唯一舍不下的人，拿他们怎么办？

这种地方，如果躲在千里之外，也算了，如果确实知道，就在苗栗，有这么几个人，住在一个他们自造的仙境里——而我却不能，这份怅，才叫一种真怅。

窑，静得可以听见风过林梢，静得一片茶叶都不浮起，静得人和泥巴结合成一体，静得不想说任何话。

美华戴上手套，拿了一个槌子，说要开窑给我们看，那是个烧木柴的窑，不是电窑。我说不必了，生怕火候不够，早开了不好。美华一面打去封口处的砖，一面说：“烧了七天七夜了，正是打开的时候。”

看见她站得高高的，熟练地一槌一槌把红砖打散。看着、看着，我第一次对自己说：“我羡慕她，我羡慕她，但愿这一刻，就变成她。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她更美了。”

一生承担自己的命运，绝不随便羡慕任何人，也不想做任何人，只有这一次，梦，落在一个做陶的女子身上去。那份对于泥土的爱啊，将人衬得那么干干净净。

天色暗了，我的归程向北。

美华问我要什么，没有挑那些烧过的陶，走到架上，捧下一个待烧的白坛子——就要这份纯白了。

“那你当心捧住哦！这不过还是泥巴，没烧过，一碰就破了。”美华说。

我将这一个线条雅美极了的泥巴坛子用双手轻轻捧住，放在膝盖上。

回程时，出了小车祸。

后面的车撞上来的时候，我整个身子往后仰去，而手的姿势不变——抱着我的泥巴。

照片上这一个看上去好似素烧的坛子，是在那片桃源仙境里得来的。

那座窑，叫做“华陶窑”。

什么时候，才能够丢开一切的一切，去做一个做陶看野花的人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大概才算快乐和自由的开始吧。

我不知道。

76

知音

知音

在这小小的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口挤着过日子。看起来吓人——那么多。可是在这一千八百万人中，只找到两个人，能够跟我长谈《红楼梦》这本书——又那么少。那种谈法，是没日没夜痴谈下去的。

其中的一个知音，住在台中。这一个，一年可能见面两三次。另一个是位方才二十多岁的好小子——空军，驻防在花莲。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只靠电话和通信。

其实对于“知音”两字，定义上给它下得太严格了。谈得来，而不谈《红楼梦》的，就不算。

总认为，社会上民间团体那么多，集合在一起的人，总有一个宗旨，而为什么我们这些爱红楼的人，却彼此碰也碰不到，也没有什么会呢？我的理想是：把“皇冠艺文中心”给租借下来，每星期五，只要有空，就去晃一下。而那批红楼迷，也知道每星期五晚上，只要有空，在“艺文中心”就可以碰到其他的红楼迷，大家见面，开讲、争论、分析、研究，甚而打架，那会有多么好玩。

这只是个想法而已，不会实现的。

话说住在台中的那个朋友，他的人缘好极了，看书也多，做人非常平实，处事自有一套，而且是个中文系毕业的人。

以上几点，并不构成知音的条件——如果没有发现他是个红迷的话。

我们这场友谊，开始在一个饭局上，直到数年之后，发觉，只要单独面对他，那十数小时的谈话可以就钉住《红楼梦》讲下去，这才恍然大悟，来者是个这方好汉，不能错过。

本来，对于《红楼梦》这一场缠了我终生的梦，在心灵上是相当寂寞的，因为无人可谈。后来，得了个知音，我的红楼，讲着讲着，理出了很多新发现，越讲越扎实，越说越明白，好似等待了多年的曹霑之灵，化做己身，长江大河也似的涌现出来。

我那可怜的朋友——知音，有时候饭都不给他吃，茶水也是凉的，他也不抱怨，总算很仁慈，给我昏天黑地地讲个够，还笑着点头。

对于《红楼梦》有关的书籍，我的不够，知音的收藏就多了很多。我个人的看法还是钉住原本《红楼梦》，不敢翻阅太多其他人写的心得，怕自己受影响。不过有时候忍不住，还是拿来看。

许多次，我去外地旅行，看见有关红楼的书籍，总会买回来，交给知音收藏。

有一次，得了一副扑克牌，那个图画，居然是“金陵十二金钗”。这一喜，非同小可，细细观看画片上面小姐们的衣服、头饰、姿态、面容、背景，还有取的是书中哪一场景……

等到朋友从台中到台北来时，我拿出那副纸牌，一定要送给他。同时，还找到两套《红楼梦》的漫画本，那是在新加坡。

为了那些漫画本，我将具象的《红楼梦》“室内设计”看了个饱。那副纸牌，只有一副，朋友不肯收，要我存着。我想：他的收藏比我整齐，应该成全他。

两个人推来让去，结果朋友把牌一摊，分做两沓，说：一人一半。

这我不答应，要就完整的，不然不要。

最后，这副纸牌——金陵十二金钗，去了台中。我的心中，大喜。

后来，朋友去了金门一趟。金门没有关于《红楼梦》的东西，不比香港、日本、新加坡。

在我的红楼知己由金门返回台湾来时，他送了我照片中这两副“粿模”，算是民俗艺品的部分吧。将这两副模子，放在客厅方几上，它们跟我的家，那么相称，不愧是知音的礼物。

请看这两个模子，一面雕着龟甲纹样，象征吉祥。反面没能拍出来，雕着桃形，也象征吉瑞。中间写个“寿”字，取龟长寿之意。

所有龟粿俗称“红粿”，这种将糯米磨成粿浆，染成红色的民间食物，可以用于各种喜事，如结婚、谢神、上寿。在台湾民俗中，也用红粿供拜。如果媳妇生了男孩，到祖先坟上扫墓时，也以红粿祭拜，那就叫做“印墓粿”了。

照片中另一条长长的“粿模”，刻的是动物和花草，据说这是早年做喜饼的模子，是女家分赠给亲友的一种“订婚通知”。

这两方礼物，来自一场《红楼梦》的结缘。我倒是又在想，这种食品——糯米做的，黛玉妹妹绝对不能吃，吃了万一哭泣，是要胃痛的。倒是史湘云大妹子，吃它一个无妨。

77

银器一大把

银器一大把

他们就把这么好看的银器，堆在地上卖。我说的是——玻利维亚的印地安人。

说到旅行，其实最不喜欢看的就是风景——那种连一个小房子都不存在的风景。总觉得那就等于在看月份牌。说起月份牌，早年那种印着美女的，反而比纯风景更耐看。

总而言之，我旅行，最喜欢在里面混来混去的地方，就是乱七八糟的赶集。

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海拔四千公尺，比起台湾的玉山顶来，还高过好多。而人群，总也不怕那个“高山症”，满街挤来挤去，一半全是游客。对于肯来这种地方的游客——包括我自己，都是欣赏的。这叫做选地方，测品位。

好，这些银器大把大把地堆在地上卖。我抵不过这份引诱，人就蹲下去了。

也因为这批东西慢慢没人做了，取代的正是台湾出口的塑胶品。翻来翻去，不容易找到照片中餐具柄上同样花纹的，也就是说，成不了一套。

当时，背包已经满得溢出来了，而自己也知道，今生不可能用一副银的刀叉去吃饭，可是看到这些耐人寻味的好手工，还是舍不得就此掉头而去。光看那一支支叉子，它们的尖齿切面那么粗犷，就喜欢。

在拉巴斯好多天，每天东张西望，手里捉着的，不是一把小匙，就是一把刀；然后，每个小摊子前又蹲下了我，翻呀！要翻出那把柄一样的花纹来。

那次的中南美之旅，到了玻利维亚，算是投降，把那颗飘泊的心，交给了这些小摊子。

照片中的那一堆银器，不知反复走了多少回旧街，方才成了一大把。回想到，在那寒冷又舒适的高原上，老是捉了一把刀叉走路，唯恐买来的配不成一套，那份痴心，真是莫名其妙。

也因为这份看不透，觉得人生很好玩。

万一看得透透的，这也不要，那也不喜，生活中不能产生花样，做人的无悲无喜境界虽然很高，却并不在我的俗人生涯里。起码，在当时——一九八二年。

这套银器结果跟回了台湾，一次也没有用过，顺手把它们一插插进了一只阔口瓶子里去。

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我把它们倒出来，用擦银粉略略擦一下，不给它太黑，也不能太亮。玩着这安静的游戏，即使在无人的深夜里，眼前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片拉巴斯的旧城区，那些红红绿绿的印地安人，在我的客厅里，摆满了摊子，喧哗的市声也传入耳来。

回忆的效果，贵在于它的那份魔幻和华丽。起码，中南美洲的梦，是这么来来去去的。

不，我不敢再回到那儿去，只为了保存这份回忆中的自我创造。

78

鼓椅

鼓椅

今年的四月一日，朋友说，租了辆小货车要由台北南下到嘉义乡间去收购民俗古董。我听了心里怦怦乱跳。

看看记事簿，上面排得密密麻麻的活动，那些活动，等于一道一道绳子，将人五花大绑，动弹不得。有趣的是，这种没事忙的瞎抓，偏偏叫做“活动”。用来把人绑住的事情，哪来的好日子“活”，又哪来的方圆给人“动”呢？

也许是被逼得太紧了，反抗之心便生。打了几个电话，把那些待做的事改到下半年，不管电话那边怎么抢天呼地，我反正得到了自由。这一来，三整天没有事做——哈哈。赶快跑到朋友处去，说想跟着下嘉义。我的朋友一听，很惊讶我的放假，同时热烈表示欢迎。我急着赶回去理些衣物，同时喊道：“收购老东西时我让着你，一定不会抢。”

去了嘉义，看准了的好东西，乡下人家都不肯卖。就算风吹雨打地给丢在外面，我们一停车，说要买，乡下阿婆就紧张了，口里说：“不卖，不卖。”有一个老阿公更有意思，他把一些坛子、石臼当成宝贝，全部收在床底下，怕人去偷。每当我们请他开价，他就狮子大开口，乱喊一通，那个价格，使人笑弯了腰。这种旅行，最有意思的并不在于搜得什么东西，只要跟这些老阿妈、老阿公谈谈话，就可以高兴好久好久。

不过短短三天的旅行，到了第三天要回台北了，还是什么也没买到。倒是庙宇，看了十家。

出于好奇心，嘉义的朋友们说，不如就到嘉义市区的民俗店里去看看，也许能够找到一些好东西。我，欣然同意。

我们一大群人，塞了满满三辆汽车，外加小孩子，那个声势就很浩大。其实，去的全是嘉义的朋友，台北去的只有三个。

当我们——这十几个大人小孩，一冲冲进那家民俗古董店时，守店的一个老板娘根本管不住我们。这十数人，在她也算住家也算店面的小平房里四处乱穿，手里东抓西放，弄得老板娘团团转。我看她好紧张。

她完全管不住我们，又不好吹哨子叫人给立正，这个平静的小店，疯了。

我先是往厨房外天井的地方钻，那儿堆放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瓮。等我发现这一个角落时，嘉义的那群朋友也哄进来了。

朋友看中几只瓮，说要拿回去插花。既然要插花，就得试试看这些瓮漏不漏水。老板娘一直说：“不漏、不漏。”我们哪里肯相信，拿起她的一支水勺，就近把她接得满满一缸的清水给拿来灌坛子。那边在灌水我就往前走了。

才进前面，就听见老板娘在喊：“这是我们家吃饭的桌子，你们不要搬呀！”什么人管她，把那张饭桌给搬到大门口阳光下去看个究竟去了。

这么乱七八糟的，只听得一片漫天叫价，就地还钱，那个老板娘惨叫：“不行，不行！”

趁着这片乱，我的手，静悄悄地提住了照片中这只“鼓椅”。也不敢叫，怕同去的台北朋友看中了要抢。

鼓椅那片红砖烧制的色彩太美，中间一抹更红自自然然掠过，形式拙中带朴，是个宝贝。

那时候，大家都去看木雕了。

收集民俗不是我专一的兴趣，家中不够大，只有收些极爱的，并不敢贪心。虽然那么说，其实已经收了一些东西了。

就在大家闹得差不多，而东西也买下了好一批时，那个老板娘又叫了一声，很惨的那种。原来，跟去的小孩子太乖了，他们把每一只坛子都给注满了水，要看看这接近一百个瓮里，哪几只不漏。老板娘好费心接的一个大水缸，全空了。

嘉义之行，最有趣的就是听见那个老板娘的好几次叫声。我想，她那天接了一笔好生意，最后把吃饭桌也给卖掉了。

这种土凳，是用黏土烧成，不敷釉，表面呈暗红色。为何叫它鼓椅呢？原因在于，它是仿照大陆鼓椅的造式，其状如圆鼓，中空，两边肚沿有两个孔，是便于搬动时用的。

这种低矮的土凳，一般放在厨房的灶前，炊事时，可以坐下，把薪柴往灶里送。

又看参考书——《台湾早期民艺》——刘文三作。里面也提起，这种鼓椅俗称“墩”，音与韧近，寓意为忍韧，也就是说，凡是遇上挫折或不如意时，以忍为先。民俗上，新媳妇拜灶神时，也一并把“墩”列为对象，以求和谐白首。

上面的含意，都是《台湾早期民艺》这本书里告诉我的。民俗店里那个老板娘不太知道这鼓椅的用途，我倒想，下次去时，送她一本这种好书呢。

79

阿潘的盘子

阿潘的盘子

请看这只大盘子多么华丽，请再去看看那一纹一圈手工的细腻。这张照片，拍得清清楚楚，值得一看再看。欣赏价值是高的。

是一位好朋友，听说我有了新家，亲自搬来“割爱”于我的。它，来自埃及。

盘子到了我这朴素的小房子时，旧主人生恐它太华丽，配不出味道来。其实这盘子一点也不霸气。为了尊重这只被手提回台湾而不敢托运的大盘子，我移开了一些东西，将它独立放在两面木窗前，旁边放上一只大土瓮，瓮里不放鲜花，给插了一大把白树枝，风味，就衬出来了。

每一次来家里的客人，都喜欢这只盘子。其实，我的客人不多，可以说很少。就只有两三回，唱歌唱得那么动听的潘越云和齐豫来过。当潘越云看见这个盘子时，她发呆了似的看了又看，说：“三毛，你不要这东西时，可不可以卖给我？”当时，她说得很认真。

我笑着对她说：“阿潘，你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像不像埃及女王？我看你前世是个埃及人吔！”

写到这里，又想到潘越云的容颜，越想越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埃及美人，我说的，是她的前生。

这个盘子友谊的纪念性太高，不然，如果把它卖给阿潘，可能得个好价钱。也说不定，阿潘的前世家中，就有那么一个令她看了就发呆的盘子。即使如此，也是无论如何不卖的。

80

让我讲个故事

让我讲个故事

让我把这支“象牙银柄”裁信刀的故事讲给你听吧。

一百多年以前，在西班牙东部偏中间的地方，住着一位名叫Jeronimo Lafuente的民俗学家。这个民俗学家，其实也是一位开业的律师，只因他不勤于法律，反而醉心艺术，因此他的业务并不是很好，可是对于民俗，他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

过了很多年，这位原先家境就极好的富人，平平常常地老了，死了。死在他居住的城市里。那个城，至今还在西班牙，叫做Teruel。

这位，我们叫他民俗学家的Lafuente先生，死后留下了整幢满满的图书、名画、古董家具和艺术民俗品，同时，也留下了两个女儿。

那两个女儿，虽然婚嫁了，却因为父亲的房子很大，都住在家中，没有搬出去。其中的一个女儿，又生下了另一个女儿，也就是Lafuente先生的外孙女。

那时候，西班牙内战开始了，Teruel这个城市，先被共和军所占领，接着佛朗哥的部队开始飞到城内来丢炸弹。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间的事。

就为了城内会丢炸弹，城里住着的人开始往乡下逃难。走的时候，只能提一个小箱子，什么贵重的东西都不敢带——万一带了，那么被杀被抢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当战事过去了时，Lafuente先生的两个女儿和外孙女回到了她们生长的城市，而她们发觉，那所大房子，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了。

那个女儿，站在全毁的地基上，不知怎么是好，也在同时，那个做外孙女的，弯下身去，在一片碎瓦的下面，捡起了照片中这一支裁信刀。

就这一把裁信刀——Lafuente先生用了一辈子的一把小刀，成了家庭中唯一的纪念。

时光缓缓地流去，故事中那个外孙女也结了婚。她得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有一天，一九六八年，这个外孙女的儿子也长大了，他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那一年，这个西班牙人离开了他的国土，要到捷克去，因为那儿的戏剧发展得极好。而这个人，学的是戏剧。

临走时，这个男子想到他的祖先，他，顺手把这支裁信刀给放在口袋里，带去了外国。

这一走，二十年没有再回归过故土。

那把裁信刀，就这么跟了他二十年。

去年冬天，这把象牙小刀，被这位失乡的人，轻轻放进我的手里，同时，也告诉了我上面的故事。

这一阵天气转热，在家中时，我将长发一卷，用这支裁信刀往头发里一插，它，成了一支中国人用的“簪”。

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当有一天，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仅仅我的灵魂——走过生满仙人掌、锦葵和金银花的幽径，穿过荆棘的花丛升向天上去时，我将不再需要这支簪。

那时候，接下来得到这件东西的人，不要忘记了，再把故事写下去哦。

81

糯米浆碗

糯米浆碗

找遍了《台湾早期民艺》这本书里的每一张图片，这种据说用来磨糯米浆的大碗，里面并没有介绍。

这只大碗的里面，划着细细的纹路，碗口滚了一圈深色，怎么看它也看不厌。

台湾的民俗品，在陶器方面，总比现在烧出来的要拙朴得多。就算拿艺术水准来说，比起欧洲来，也不失色。奇怪的倒是现在，为什么出不了那么拙的作品来呢？

这只大碗，也是在嘉义的那家民俗古董店里得来的。当大家都去忙他们的瓮时，我悄悄买下了这一只。朋友们对我太好，都不上来抢，甚而让来让去的，叫人好不羞愧。

民俗店的老板娘，最欺负我，因为我不知杀价，而且脸上流露出很想要的样子。

她一直强调，这只碗，可以用在“花道”上，是个插花的好容器。她讲的，总是功能、功能又功能，到底是个实际的家伙。可是我不会拿它去插花的，这么美的内容，没有任何鲜花可以抢去它的风采，也不应该把它如此沦落。只看它，那么平常地往桌上一放，整个室内的气氛就改成朴朴素素的了。

那一天，在嘉义的店里，得了一只上几张图片中介绍的“鼓椅”，得了一只这幅照片中的大碗，买了一只小小的坛子，就收心了。

临走时，那个被我们吵得昏头转向的老板娘很可爱地说，说要跟我合照一张照片，代价是——送一只小瓮，我欣然答应，就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望着照相机。那时候，我们站在大门口，门口堆了一地的坛子——我们买的。

就在照相时，一队清洁街道的伯伯叔叔们围上来看，一面看一面说：“这些泡菜坛子要它来做什么？还花钱买呢。我前两天，一口气把这种破烂丢掉十几个。”

听见他们这么说，我笑着笑着，对着相机，笑出了心底的喜乐来。

82

初见茅庐

居住在台湾，我的活动范围大致只是台北市的东区。这个东区，又被缩小到一条路——南京东路。由这条路，再做一个分割，割到它的四段。由这四段，来个横切——一百三十三巷，就是我的家了。

常常问自己，跑遍世界的一个浪子，可能安然在一条巷子里过活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但可以，而且活得充满了生命力。

如果有人问我：一旦你住在国外，只一条街，可能满足一切精神和物质的需求吗？我想，那不可能，即使在纽约。

台北市的蓬勃，是世界上任何大都会都比不上的。我们且来看看我家的这条巷子——请你从巷口的火锅城开始走进来，你可以买水果、看人做咸酥鸡、看人爆米花、看人做小蛋糕。你可以经过咖啡馆，读一读“今日快餐”又换了什么花样。你可以溜过西药房，告诉老板你喉咙痛。同时，等着拿喉片的时候，跑到隔壁文具店去翻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如果你好吃，烧烤店内挂着叫你掉口水的东西。万一你想起香烟快抽光了，那街角的杂货铺有求必应。就算家中玻璃没有打破，玻璃店前那些挂着寄卖的名画复制品也可以走上去看一看，然后你买下的可能是一只小小的圆镜子。九十块一只的手表在台湾那么容易买到，如果你的表不灵了，把它丢掉好了，走进钟表眼镜店再看一只，买下的又可能是一只大挂钟——如果你跟老板去聊天。

下班的主妇一向很从容，巷子右边一排排菜肉摊好似水彩画，不到晚上九点以后不打烊。你倦了，先买一颗槟榔在嘴里咬咬，再请那中药铺给些“烧酒鸡”的药材，然后你横走五步，有人可以替你现杀土鸡——这十分可怕，还问你要不要血水。如果你不怕，塑胶袋内提回去的可以是一袋血。

也许你提了血又恶心，那么下一站摆的是鲜花——买一大把百合吧。又可能，明天早晨孩子的牛奶、面包家里没有了，那么顺便再走几步。买好牛奶回来，大声向修冷气机的青年喊一声：“我的冷气洗好了没有？天快热了，你得赶快呀！”这时候，你突然发觉你的小孩一个人坐在路边摊上吃刨冰，你凶他一声的同时，这只手正向美发店内招，叫着：“吃过晚饭要洗头哦！”当你已经快走到家了，想起你的侄女生了个小娃娃，这一想，你没有回去，绕去了金子店，讨价还价买下一只小小的金锁片。这时候，照相馆的老板也在向你打招呼，喊着：“全家福的放大照已经洗出来了。很好看。”

好不容易就要上楼了，修车厂的小徒弟对你笑一笑，你突然跟他讲起要买一辆二手车。当你跟去看看“恰好”有辆二手车的同时，你比小徒弟走慢了半拍，你不知不觉站定了脚步，开始对着“水族馆”里的日光灯鱼发呆，搞不清楚这鱼为什么叫做灯。

然后，你经过宠物店、水电修理、油漆铺、打字行、茶叶庄、佛具用品、五金行、洗衣坊、牛肉面、肉羹摊……回家。

当你站在家门前时，发觉钥匙给放在公司抽屉里了，而被你凶过的小孩身上根本没放钥匙。那当然不是世界末日，你甚至不必自己跑腿，吩咐小孩下楼去喊锁匠。不到五分钟，你进门啦！回家真好。

是的，以上这些这些所见、所闻、所生活的大千世界，全在台北市这短短一条小街上。就算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每天都是不同——包括那一只一只被杀的母鸡。

于是，七个月居住在台湾的时间，我都花在这条巷子里，而且忙不过来。巷子的左右两边，一共排了四五行，这在我们中国，叫做“衖”。现在都不这么写了，现在写成“弄”。

不必存心做什么，只要在这些“分巷”——弄，里面去走走，光是看看别人家的大门和各色各样的阳台，就可以度过极惊喜的好时光。我又因此更加忙不过来。

也是那么一天，经过六弄的“公寓教堂”，经过一家电器行，想右弯过去，去一家上海小食店买咸月饼吃的时候，突然发现，什么时候，在这巷子底的转角，开了一间茶艺馆。

对于茶，从来不很在意，总是大杯子喝冰茶又放糖的那种人。

那家茶馆所吸引我的，不是茶，而是他们丢在店外面的民俗品。石磨、石臼、老坛子、陶器、古桌，那么漫不经心地给放在外面街上——大大方方，不怕人偷的那种大器。

看着看着，玩心浮了出来，想把那只石磨给买下来，眼睛朝左一瞄，又见木架上另一只老石磨，那么全都买下吧。一只小的给自己，一只大的送朋友。

那天回去时并没有把石磨给掮回去，倒是提回了一口袋小月饼。茶艺馆内的人很放心别人打量他们的东西，并不出来审问。没有人来审问，我就也不去审人——没问价格。

在家中晚餐的时候，跟父母讲起我的新发现，说：社区内又多了一个去处。当然讲起那只石磨啦。母亲说：你用它来做什么，那么重的？我说：我就把它给摆着，不做什么。

吃过晚饭，不大放心，又去看了一次。还好，都在。

这一回，店里跑出来一个下巴尖尖的瘦子，脸上笑笑的，眼光锐、口也甜，见了我，立刻叫——陈姐姐。是个精明人，反应好快。

他是年轻，轻得人都是没长满的样子，很一副来日方长的架势。一双手，修长修长的。

我们买卖东西，双方都爽快，没几句话一讲，就成交了。约好第二天用小货车去搬。说着说着，老毛病又发了，什么民俗啦、什么老东西啦、什么刺绣啦、什么木雕啦……全都站在店门口谈了个够。一面讲一面踢踢石磨，那旁观者看来，必定认为我们在讲“大家乐”，不然两个人的表情怎么那么乐呢。

就这样，我走了，走了几步，回过头来，方才看见一串红灯笼在晚风里摇晃，上面写着“茅庐”。

那是我初次见到茅庐的主人——陈信学。第二天，去搬石磨的时候，信学的太太跑了出来，大家叫她——小琪。这一对痴心民俗艺品的疯子，跑到我们这个社区来开茶艺馆，兼卖古董。那个茶馆里呀，连曾祖母的老木床都给放进去了。喝茶的人可以上床去喝，只是小琪不许客人拉上帘子，也不许人躺，只许人盘腿坐着。

以上的故事还没有照片出来。只因我还算初去。

83

再赴茅庐

茅庐中来的麒麟·泥金木雕

小琪对我的喝茶方法十分惊讶，当她把第一只小杯子冲上茶时，我举起来便要喝。小琪用手把我的杯子拦下来，把茶水往陶器里一倒，说：“这第一次不是给你喝的，这叫闻香杯。”

我中规中矩地坐在她身旁，很听话地闻了一次茶香。小琪才说：“现在用另一个杯子，可以品了。我今天给你喝的茶，叫做——恨天高。”

也不敢说什么话，她是茶博士，真正学过茶道的，举手投足之间，一股茶味，闲闲的。我一直在想茶的名字，问小琪：谁给取的？小琪笑说是她自己。那家茶艺馆内许多古怪又好听的茶名，贴在大茶罐上，喜气洋洋的一片升平世界。

再赴茅庐的意思，就是一再地去，而不只是再去一次。明知茅庐这种地方是个陷阱，去多了人会变，可是动不动又跑过去了。一来它近，二来它静，三来它总是叫人心惊。

那些古玩、民俗品，散放在茅庐里，自成一幅幅风景。宁静闲散的灯光下，对着这些经过岁月而来的老东西，那份心，总有一丝惊讶——这些东西以前放在谁家呢？这两个年轻人开的茶馆，又哪里弄来这么多宝贝呢？

“宝贝吗？”小琪笑着叹口气，又说：“压着的全是东西，想靠卖茶给赚回来，还有得等呢。”说着说着，一只手闲闲地又给泡了一壶茶。

那种几万块一个的茶壶，就给用来喝平常心的平常茶。小琪心软，茶价定得低，对于茶叶的品质偏偏要求高，她的心，在这种情形下，才叫平常。

有时，黄昏里走过去，看见小琪一个人在听音乐，不然在看书，总是问一声：“生意好吗？”小琪从不愁眉苦脸，她像极了茶叶，祥和又平淡地笑着。一声“还可以”，就是一切了。

信学比起他的太太来，就显得锐气重，茶道好似也不管，他只管店里的民艺。对于一些老东西，爱得紧，也有品位。这种喜好，就如同他那双修长的手——生来的。

我们一见面，就不品茶了。我是说信学和我，两个人吱吱喳喳地光谈梦想。

“我说，这家店还可以给更多的人知道。你们光等着人来，是不行的。”我讲。信学讲：“对呀！”我讲：“那就得想办法呀！”信学讲：“这么小一家店，总没有人来给做报道吧！”我说：“我们自己报道呀！”信学说：“那支笔好重的。”我说：“什么笔都是重的，你学着写写看呀！”信学听我讲得快速，每一个句子后面都跟了呀——呀——呀的，显然很愉快。他追问了一句：“你有什么主意？”我这才喊起来：“好啦！回去替你们写一封信，介绍茅庐给我们的邻居，请他们来这里坐坐，也算提供一个高雅的场地。”

信学和小琪还没会过意来，我已经推开门跑掉了。笔重、笔重，写稿子笔当然重死人。可是，给我的芳邻们一封信，下笔愉快，轻轻松松。再说，我总是跟邻居点头又微笑，从来没有理由写信给他们。这么一想，很快乐——去吓邻居。

跑着、跑着，信学追上来喊：“陈姐姐，不急写的。今晚云门舞集订了一桌茶。”我倒退着跑，喊回去：“好——马上就去写。云门的人有眼光，而且都是好人。再——见——”

跑回家才二十分钟，这样一封信就写好了——

亲爱的芳邻：

很高兴能够与您住在同一个地区，成为和睦亲密的邻居。这份关系，在中国人来说，就叫缘分。也许您早就知道，在我们的社区里，“云门舞集”这个杰出的舞团也设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的光荣。可是也许您还不知道，就在我们彼此住家的附近，一对年轻的夫妇，基于对茶道、民俗艺品以及中国文化的热爱，为我们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茶艺坊。在这家取名为“茅庐”的地方，您不但可以享受亲切的招待，也同时能在消费不多的情形下，拥有一个安静又典雅的环境。

当您在家中休息时，可能因为孩子太可爱而没有法子放松疲倦的身心，也可能因为朋友来访，家中只有一间客厅，而您的家人坚持要在同一个房间观看《庭院深深》的连续剧，使得您不能和朋友谈天。基于种种台北市民缺少安静空间的理由，请您不要忘了，在您散步就可抵达的距离，这间能够提升您精神及视觉享受的茶坊，正在静静地等待您的光临。

我本身是这家茶坊的常客，它带给我的，是内心的平和，身心的全然休息，更何况，茶坊的茶，以及陈列的民俗艺品，深值细品。

能够介绍给您这家高尚又朴实的小茶坊，心中十分欢喜。希望把这份快乐与您分享，使我们彼此之间，居住得更加和气与安详。

谢谢您看完这封长信。

您的邻居

三毛敬上

噜里噜苏写好了信，自己举起来看了一下，文句中最常出现的字，就是——我们、我们又我们。这绝对不是一封广告单，这是我们同胞之间的亲爱精诚。这么一感动，自己就越来越觉得——住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多好。那么一大群人挤着住，有多好——都不打架的。一次能够跟那么多人写信，又有多好。我得赶紧去影印。

当天晚上，影印了三十份拿去给小琪看，小琪念着念着笑起来了，说写得很亲切。我抓过来再看，才发觉忘了附上茅庐的地址和电话，很脱线的一封信。

信学看了，又在信下面画上一张地图，说：“印它个三千张！”

我以为，三十张纸，信箱里去丢一下就好了，没想到信学雄心比我大了整整一百倍，他一上来就是几千的，并不怕累。

就这么有空就往茅庐跑，跑成了一种没有负担的想念。几天不去，一进门，如果没有客人在，小琪就会大叫一声：“呀——陈——姐——”

信都发出去了。邻居在街上碰见我，拦下人，说：“收到你的信啦！”我准回一句：“那就请去捧场嘛！大家好邻居。”

信学和小琪这对夫妇有个不良习惯，初去的客人，当然收茶资，等到去了两三次，谈着话，变成了朋友，就开始不好意思收钱。于是茅庐里常常高朋满座，大家玩接龙游戏似的，一个朋友接一个朋友，反正都是朋友，付钱的人就不存在了，而茶叶一直少下去。店就这么撑着。

“你这个样子不行。”我对小琪说。她一直点头，说：“行的！行的！”

起初几次我坚持要付茶资，被信学和小琪挡掉了，后来不好意思再去，心中又想念。有时偷偷站在店外看老坛子，小琪发觉了就冲出来捉人。

其实光是站在茅庐外面看看已经很够了。茶坊窗外，丢着的民艺品一大堆，任何一样东西如果搬回我家去，都是衬的，而我并不敢存有这份野心。

收集民俗品这件事情，就如打麻将，必然上瘾。对待这种无底洞，只能用平常心去打发，不然一旦沉迷下去，那份乐而忘返，会使人发狂的。

虽然这么说，当我抱住一只照片上的古老木饭桶时，心里还是高兴得不得了。信学告诉我，这种饭桶只装捞饭的，所以底部没有细缝，如果是蒸饭桶，就有空洞好给蒸气穿过。我没有想到功用的问题，只是喜滋滋地把它往家里搬。

说实在的，茅庐里古老的家具不是个人经济能力所可以浪掷的地方，可是一些零碎的小件物品并不是买不起，再说信学开出来给我的全是底价，他不赚我的。

得了饭桶——我情愿用闽南语叫它“锅仔饭桶”之后，眼光缠住了一幅麒麟刺绣，久久舍不得离开它。同时，又看中了墙上两三块老窗上拆下来的泥金木雕。看了好久好久，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你已经有一大堆老坛子了，还要增加做什么？”妈妈不明白地问。我数着稿费，向母亲说：“一个人，不吃、不穿、不睡、不结婚、不唱歌、没有汽车、没有时间、更不出国去玩，而且连口哨都不会吹。请问你，这种人一旦买下几样民俗艺品，快乐几天，算不算过分？”

母亲听了分析，擦擦眼睛，说：“如果这件事能给你快乐，就去买下吧。”

当我捧着这些宝贝坐在小琪身边又在喝茶时，小琪问我：“你好像从来都是快乐的，也不计较任何事。你得教教我。”

“我吗？”我笑着抚摸着一片木雕，轻轻地说，“其实这很简单，情，可以动，例如对待日常生活或说这种艺术品。那个心嘛，永远给它安安静静地放在一个角落，轻易不去搬动它。就这样——寂寞的心，人会平静多了。”

说着说着，外面开始下起微雨来，我抱起买下的一堆东西，往家的方向跑去。

那个晚上，家中墙上又多了几件好东西，它们就是照片上的麒麟和两幅泥金木雕。茅庐得来的东西，连上面那个锅仔饭桶以及没有照片的石磨，一共五样。

84

三顾茅庐

锅仔饭桶

土罐子

又一只麒麟

就这样，在我繁忙的生活中，偶尔空闲个一两个小时左右时，我就走路到茅庐去坐坐。

那一封写好的信，慢慢地发出去了。

有一天我经过茅庐，小琪笑得咯咯地弯了腰，说：“前天晚上来了一大群老先生，来喝茶，说是看了你的信，一来就找你，没找到，好失望的。”

“是不是可爱的一群老先生？”我笑着扬扬眉。小琪猛点头，又说：“好在我们那天演奏古筝，他们找不到你，听听音乐也很高兴。”

“就这一桌呀？”我问。小琪说：“两桌。又一次来了一对夫妇，也是看你信来的。”

“才两桌？我们发了三千封信吔？！”我说。

小琪笑着笑着，突然说：“我快撑不下去了。”我盯住她看，一只手替她拂了一下头发，对她轻轻地说：“撑下去呀，生意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再试试看，一年后还没有更好，再做打算吧！”

小琪和信学都没有超过三十岁，今天这份成绩已经算很好了。那批茶具、古董，就是一笔财产，而生意不够好，是我们做朋友的一半拖累了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又从茅庐搬回来一只绿色彩陶的小麒麟，加上一只照片中也有的大土坛——早年腌菜用的。土坛上宽下窄，四个耳朵放在肩上作为装饰，那线条优美又丰满。

我当当心心地管理好自己，不敢在收集这些民艺品上放进野心，只把这份兴趣当成生活中的平常部分。也就是说，不贪心。

对于收来的一些民俗品，想来想去，看不厌的就是瓮。每一个瓮，看来不是腌菜的就是发豆芽的，或说做别的用处的。可是它们色彩不同、尺寸有异、形状更不一样，加上它们曾经是一种民间用品，在精神上，透着满满的生活情调，也饱露着最最淳朴的泥土风味，一种“人”的亲切，就在里面。这“人”，就是早年的普通人，他们穿衣、吃饭、腌咸菜，如同我们一般。

于是，在这无底洞也似的古董、民俗品里，我下决心只收一种东西——瓮。

茅庐的可亲可爱，在于它慢慢成了社区内一个随时可去的地方。繁忙的生活中，只要有一小时空闲，不必事先约会，不必打扮，一双球鞋就能够走过去坐坐。也因为如此，认识了在复兴中学教书的国文老师——陈达镇。

陈老师收藏的古董多、古书多，人也那么闲云野鹤似的。看到他，总想起亮轩。这两人，相似之处很多，包括说话的口气。

陈老师的古董放在他家里，他，当然又是个邻居。我们这条一百三十三巷，看来平常，其实卧虎藏龙的，忙不过来。

从茅庐，我进入了陈老师的家。

呆看着叫人说不上话来的大批古董和书籍，我有些按捺不住地动心，这很吓人，怕自己发狂。陈老师淡淡地来一句：“浅尝即止，随缘就好——玩嘛！”

我蓦然一下收了心，笑说：“其实，我们以物会友也是非常好玩的。例如说，每星期五，不特别约定必须参加的，每星期五晚上，有空的人，就去茅庐坐一下，每人茶资一百，然后一次拿一样收藏品去，大家欣赏，也可以交换——”

陈老师笑说：“这叫做——献宝。”

想到这种闲散的约会，如果有上三五人，就能度过一段好时光。不必去挤那乱七八糟的交通，只要怀里拿个宝贝，慢慢走过去就得了。那份悠然，神仙也不过如此。

“叫它献宝会。”我说。笑着笑着，想到陈老师可能拿了一只明朝瓷碗去，而我拖个大水缸去献宝的样子，自己先就乐不可支。

茶坊茅庐，被我们做了新的游戏场。

住在这小小的社区里，可以那么生动又活泼地活着，真是哪里也不想去了。人生，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玩它个够本。

也是在茅庐里喝茶的时候，把玩了好几块鸡血石的印章，要价低得以为他们弄错了。这，只是把玩，我很坚定的是：只要土坛子。

写着上面的话，我感觉着一份说不出的安然和幸福。那种，居住在一群好邻居里的喜悦和安全都是这一群群淳厚的同胞交付给我的礼物，我不愿离开这儿。

三顾茅庐的故事并没有讲完。三，表示多的意思，我的确去得不少。

照片中一共六样东西：锅仔饭桶、刺绣麒麟、两幅泥金木雕、一只彩陶麒麟、一个大腹土罐子。

这并不表示我只向茅庐买下了这六样，也不表示茅庐只有这一类的东西，他们的家具、古玩、茶壶，以及无数样的宝贝，都在等着人去参观，是一个好去处。

走笔到此，又想到陈达镇老师对茅庐讲的一句话，使我心里快乐。对着那一批批古玩、民艺品，陈老师笑笑地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虽说非常明白这句话，可是我还是想放下这支笔，穿上鞋子，晃到茅庐去看一看，看那一对小石狮子，是被人买走了呢，还是仍旧蹲在那儿——等我。

85

印度手绣

印度手绣

前年吧，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报》举办了一次文学征文奖。同时，在颁发“金狮奖”的时候，邀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文作家去开会。我算敬陪末座，代表了台湾，同去的还有痖弦，我们的诗人。

对于开会，我的兴趣极少，可是去这么一趟，能够见到许多闻名已久的大作家，这就不同了。我喜欢看名人。

初抵新加坡时，举办单位做事太细心，不但安排食宿，同时还很周到地交给每个与会的人一个信封，里面放了两百块新币，在当时，相当于一百美金，算做零用钱。

这个所谓文学集会，在那几天内认真地开得如火如荼。这的确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大会。只怪我玩心太重，加上新加坡朋友也多。开会开得不敢缺席，可是我急切地想抽空跑出去街上玩。

就在一个不干我事的早晨，散文组部分没有会可开，我放弃了睡眠，催着好友李向，要他带我去印度店里去买东西。

那一百块美金，因为忙碌，怎么也花不掉。

就在急急匆匆赶时间去土产店的那两小时里，我在一家印度店中发现了这一大块色彩惊人艳丽的手工挂毡。

盯住它细看了十分钟，觉得不行——它太丰富了，细细地观看那一针一线，一年也看不够。

我还是盯住它发呆。李向在一旁说：“就买下了吧！”我没答腔。

美丽的东西不一定要拥有它。世上最美的东西还是人和建筑，我们能够一幢一幢房子去买吗？

“这不是房子。”李向说。

这不是房子，而且我不止只有那一百美金。可是我还是相当节制的。

店主人对我说：“你就买去了吧！店里一共只有两幅，这种挂毡手工太大，不会生产很多的。”

我试着杀价，店主说，便宜五块美金。这不算便宜，可是我不会再杀，就买下了。

放在抽屉里好几年，一直不知道给它用在什么地方才叫合适；于是也不急——等它自己要出现时，大自然自有道理。

过了三年整，我在台湾有了自己的房子，客厅壁上不挂字画，我想起这幅藏了好久的挂毡，顺手翻出来，用钉子把它钉上，就成了家中气氛最好的一角。

这幅东西来得自自然然，完全随缘而来，看着它，没有一点吃力的感觉。心里很快乐。

86

飞镖

飞镖

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寡妇，辛辛苦苦守节，将几个孩子抚养长大。她，当然也因此老了。

在她晚年的时候，说起往事来，这个寡妇向孩子们展示了一百枚铜钱。说，这些铜板，每天深夜里被她散撒在房间的床下和地上，而她，趴着，一枚一枚地再把它们从每一个角落里捡回来。就这样，一个一个长夜啊，消磨在这份忍耐的磨炼里，直到老去。

以上这个故事，偶尔有朋友来家中时，我都讲给他们听。然后，指着那个飞镖盘，以及那一支一支完全被射中在正中心的飞镖，不再说什么，请他们自己去联想。

就因为我先讲那一百枚铜钱，再讲这个飞镖，一般人的脸上，总流露出一丝不忍，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份怜悯——对我的那一个一个长夜。

他们不敢再问什么，我也不说。

万一有人问——从来没有过。万一有人问：“这就是你度过长夜的方式吗？”我会老老实实地说：“完全不是，只不过顺手给挂上去的罢了。”

那一百枚铜钱和那个寡妇，我一点也不同情她——守得那么勉强，不如去改嫁。

那又做什么扯出这个故事又把它和飞镖联在一起去叫别人乱想呢？

我只是有些恶作剧，想看看朋友们那种不敢不同情的脸色——他们心里不见得存着什么同情，也不必要。必要的是，一般人以为必须的一种礼貌反应。这个很有趣，真真假假的。

飞镖试人真好玩，而且百试不爽。

—✦后记✦—

《我的宝贝》在《俏》杂志以及《皇冠》杂志上连续刊登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本书的诞生，无非抱持着一贯的心态，那就是：把生活中的片段记录下来。

其实，我的宝贝不止书上那么一点点，自从少年时代开始拣破烂以来，手边的东西总是相当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个人环境的变迁，每隔五年左右，总有一些原因，使我的收藏大量流失。起初，对于宝贝的消失，尚有一些伤感，而今，物换星移，人海沧桑早已成为习惯，对于失去的种种，都视为一种当然，不会再难过了。

《我的宝贝》在连载期间得到极大的回响。分析这个专栏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可能在于它的图片和故事的同步刊登。我很喜欢读友们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床边故事”，看一个图片，听一个故事，然后愉快地安眠。事实上，很多做母亲的，已经把这种方式在连载时用在孩子入睡的时刻。我发觉，孩子们也很喜欢听故事再看图片。

也喜欢读友们把这本书当成礼物去送给好朋友，因为送的不止是故事，同时也送了一大堆破铜烂铁般的所谓宝贝。

这些经由四面八方而来的宝贝，并不是不再流动的，有些，在拍完了照片之后，就送了人，也有些，不断地被我在种种机缘中得来，却没有来得及收进这本书里去，很可惜的是，来的都是精品。这只有等待过几年再集合它们，另出一本书了。

借着一件一件物品，写出了背后的故事，也是另一种保存的方式，这么一来，东西不再只是它的物质基础，它们，加入了人的悲喜以及生活的轨迹，是一种文物了。

总有一天，我的这些宝贝都将转手或流散，就如它们的来那么自然。如果后世的人，无意间得到了一两样，又同时发现，这些“古斑斓”曾经被一本书提到过，那份得来的心情可能不同。

又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身边的宝贝拍照记录下来，订成一本书，数百年之后，旧书摊上可能出现几十本《物谱》，会是多么有趣。

我写这本书的快乐，就在于这份好比一个小学生写一篇篇历史作文一般的趣味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