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美] 安东尼·马拉; 施清真
Date: 2018-01-31 16:00:00+00:00
Keywords: 外国文学; 小说; 安东尼·马拉; 文学; 长篇小说; 苏联; 美国; 经典; 2018; 车臣战争
Description: 一部堪比米兰·昆德拉《笑忘书》的伟大作品。 ──《纽约时报》 大时代、小人物的命运悲歌 横扫欧美各大书评人榜单的畅销书作家安东尼·马拉作品 用厚重而文艺的笔触控诉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盛赞 《纽约时报》年度好书、《华盛顿邮报》年度好书、科克斯书评年度最佳小说、美国国家书评人年度最佳、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文学奖、美国国家杂志年度小说奖 这是一部回忆之书，由多个故事串联而成。全书在列宁格勒的地底隧道揭开序幕，在太阳系的边境谱下终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不成材的肖像画家受到苏联当局指派，删除官方照片和艺术作品之中的异议份子，而头一个对象就是他的弟弟。于是，他做出了“将自己弟弟的脸孔画入每一幅经他审查的图片中”的决定，其后的数十年，因为这一决定引出了无数串联的故事。 一幅名为“午后空旷的牧野”的油画和一位肖像画家，一位传奇芭蕾女伶和她的曾孙女，一位失明的文物修护师，一位金盆洗手的帮派份子，一位在因地雷爆炸痛失妻儿的鳏夫，还有一位在战争中葬身在画中同一片牧野上的士兵…… 有多少人的生命，会因为一幅画而改变？在破碎而悲怆的生命最后一刻，要怎么说，我们曾经拥有过一切。

我们一无所有

安东尼·马拉　著
施清真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书　　名　我们一无所有

作　　者　（美）安东尼·马拉

译　　者　施清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资源首发　微信公众号读书简史

字　　数　24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372-7

目录

人物表

A面

花豹

圣彼得堡，一九三七年

孙女们

基洛夫格勒，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

格罗兹尼观光局

格罗兹尼，二〇〇三年

高加索之囚

车臣高地，二〇〇〇年

中场休息

我们一无所有

圣彼得堡，二〇一〇年；基洛夫格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B面

白森林之狼

基洛夫格勒，一九九九年

人民的殿堂

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特展

圣彼得堡，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

终曲

外太空，年代不明

献给Janet、Lindsay与Rachel

那是一幅次选之作。

——普尤特·札哈洛夫评论自己一八四三年的画作《午后的空旷牧野》

人物表

罗　曼：画家，审查员，因不受命令涂改一名芭蕾舞者的画而入狱

沃斯卡：罗曼的弟弟，遭捕的异议分子

葛莉娜：外婆是被关进劳改营的芭蕾名伶。西伯利亚小姐，后来嫁给一名寡头大亨

科里亚：葛莉娜的恋人，替帮派贩毒，一次人生意外后，前往车臣战场服役

鲁斯兰：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副馆长，守护车臣古画。家乡妻女因误触地雷而亡

娜迪亚：文物修复师，因战火失去了右眼视力，受鲁斯兰邀请，修复古画

艾列克赛：文学院学生，热爱电音，哥哥科里亚赴车臣战场前，他曾录制一卷录音带给哥哥

薇　拉：曾因告发母亲而声名大噪。朋友介绍下，在老家基洛夫斯克替贩毒集团工作

莉迪亚：薇拉的女儿，透过网络远嫁美国，随后被遣返，却不幸撞见帮派贩毒

塞尔盖：逃避兵役，加入帮派的青年

弗拉基米尔：塞尔盖的父亲，遗憾从未见过当年遭逮捕并抹去生平的父亲

A面

花豹

圣彼得堡，一九三七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我向来以画家自居，其次才是个审查员。

两年前，当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一处共居住宅区，我必须提醒自己谨记这一点。我爬上我那寡妇弟媳和她四岁儿子居住的三楼公寓，她开门，眉头一皱，稍感讶异。她没想到我会来访。我们从未见过面。

“我是罗曼·奥西波维奇·马尔金。”我说。“你先生沃斯卡的哥哥。”

她点点头，一只手摸摸身上那件灰裙的破旧褶边，站在一旁让我进门。就算我提到沃斯卡、令她感到震慑，她依然不动声色，隐藏得相当好。她穿了一件镶了红棕色纽扣的金黄色衬衫，发梳在她潮湿的黑发留下一道道沟痕，看起来好像有人用炭笔画上。

一个男孩懒懒地窝在凹陷的椅垫上。我猜他八成是我的侄子。为了他着想，我还真希望他长得像他妈妈。

“我不知道我弟弟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先说，“但是我在‘宣传动员局’上班。你了解这份工作吗？”

“不了解。”男孩说。这个可怜的孩子遗传了他爸爸的额头，凸耸的前额好像一顶帽子，遮盖了未来的相貌。

我跟他妈妈说：“你先生真的没提过我？”

“他的确提过他在家乡有个呆头呆脑的哥哥。”她说，语调变得稍微愉快。“他没提到你头发愈来愈少。”

“其实不像看起来那么糟。”我说。

“你不妨直说你为什么上门。”

“我每天看到那些破坏分子的照片，过去十年之间，每天数目有限，最近几个月，数目却逐渐增加。我以前每个月只收到一份薄薄的档案，现在每天早上都收到一大沓，再过不久恐怕会收到一整盒，甚至好几盒。”

“你想必不是来此描述你办公室状况的吧？”

“我来这最后一次帮我弟弟效劳。”

“效什么劳？”她问。

我胸口一紧，双手插进口袋。我觉得自己的手好大，几乎插不进口袋。我直说，但是话一出口，感觉真的非常糟糕。“我要确定他的霉运不会变成我们家族的特征。”

她依照我的要求，把她手边每一张沃斯卡的照片全都收在一起。总共九张：一张结婚照；一张在乡间度假；一张是他们搬到市区那天、两人头一次身为圣彼得堡的市民；一张是沃斯卡小时候……她在长沙发椅上坐下，然后依次把照片拿给男孩看，最后带着照片走进卧房。

她把照片排列在桌上，她的卧房空荡荡的，几乎只看到地板，床铺依然大到足以容纳三人，毯子整整齐齐的拉好，盖住几个软趴趴的枕头。如今她肯定只跟她儿子一起睡。

我把一个一卢布的铜板推过桌面，镰刀和铁锤的那一面朝上。

“我要铜板做什么？”

我朝着照片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办。”

她摇摇头，猛然挥动手臂，一团微小的尘埃顿时飘向空中，画出一道圆弧，铜板也被她甩到地上。

她可能依然爱着我弟弟吗？想来难以置信。他已因宗教激进主义受到公正的司法裁决，也已接受应得的惩处，只有一个散布“天堂之门等着为我们敞开”、借由这套呓语毒化他人思想的疯子，才会接受这种惩处。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说不定只靠我们筹建。人们不该欣羡这名女子盲目地深爱一个不值得她深爱的男人。绝对不可。

她的手掌压住照片，手肘大张，守护一张张照片，好像一个饿得要命的人直觉地紧紧守护仅存的少许食粮。我这么说或许真切，毕竟肠胃不是人体唯一有所渴求的器官。

“你走吧。”她说，声音之中带着嘶哑。她低头瞪视双手的手背。“不要打扰我们。”

我大可转身走出去，关上大门，将这事置之身后。但是某种思绪让我的脚后跟紧紧固着在地板上。即使家庭观念已经像是马匹和马车一样急急消失于历史之中，没有妻小的我，依然想要有个跟我留着相同血液的人，活着见证那个我们众志成城、创建出的天堂。我希望那个坐在长沙发椅上的小家伙长大成人，成为缔造美好社会的活跃分子，快快乐乐地老去，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回顾一生。我希望他了解他爸爸的死造就了周遭这个公正的社会，这样一来，他就会感念多年之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他那位仅有一面之缘的伯伯为他上了一课。

这么想真是愚蠢。我清楚得很。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铜板塞进她的手指之间。

“我不是过来伤害你的。”我告诉她。“而是为了保护你、让你不要受到伤害。你先生跟人民做对。如果警察上门搜索，发现这些照片，你觉得结果会是如何？我必须描述细节吗？”

不管先前何种情绪赤裸裸地横陈桌上，她已将之藏纳心中。我放手之时，她依然紧握铜板。那枚铜板可以用来购买一个鲜肉饼、一本素描簿、一条糖果、一块肥皂；你若将它塞入另一人的掌心，它可以为枯燥的一天带来些许欢乐，但是铜板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你是个画家。这是你的工作。”

我看看我的手表。“我再过一小时才上班。”

当我听到铜板慢慢刮擦相纸，我把头转开。男孩依然静静坐在客厅里，低头凝视深印在手掌上的细细纹线。

他长得真像他爸爸，这着实诡异。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鼻子；一头乱七八糟的黑发，每一根都朝着四面八方乱翘；嘴唇噘起，像颗纽扣一样微小。沃斯卡在他这个年纪时，我大概八岁。夏天的时候，我们白天游荡于森林和田野之中，晚上待在各自的房里，轻轻敲打我们之间的墙壁，扣打密码。我叫他静坐在春夏秋冬的不同光影中，让我素描他的形貌，用炭笔将他的神情保存在画纸上。若非沃斯卡，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我以他的脸孔练习画画。

“你会讲话吗？”我问。

他点点头。

“嗯，你还真是含蓄。跟我说你叫作什么。”

“弗拉基米尔。”

我拍拍他的肩膀，他略为畏缩，被突如其来的亲昵之举吓了一跳。他跟列宁一样都叫作“弗拉基米尔”，不失为一个吉兆。

“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愿意试一试吗？”

他点点头。

“直直盯着我。”我下达指令，然后在他耳朵旁边挥挥手指。“我举起几只指头？”

他举起四只手指。

“很好。你的眼力相当锐利。将来说不定可以当个神枪手或是警卫。我要跟你说一个沙皇和油画的故事，你听过吗？”

卧室里铜板刮擦的声响也许是微风轻拂着树梢；长沙发椅旁的我们也许远离此地，置身田野的一栋小屋旁，艳阳垂挂在我们头顶，日光灼灼。

“不，我想你没听过。”我说。“故事一开始，一个年轻人推翻了一位邪恶的沙皇，登基成为新任沙皇，他答应他的子民，如果听命于他，每个人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个新王国会是什么模样？’他的子民问。沙皇想了想，然后委任他的宫廷画匠们绘制一幅油画，呈现出新王国的风貌。

“油画起先只是几步宽，然后是几十步，然后是几百步。不久之后，油画已经宽达数十英里。哎呀，这幅油画真是巨大，对不对？为了成功绘制，画材当然不可或缺。沙皇子民们原本用来裁制衣衫的亚麻布被征收作为画布，建造房屋的木材被征收作为画框。

“当子民们感到寒冷，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穿上的美丽大衣和貂皮。当子民们露宿户外，沙皇叫他们看看油画，凝视他们很快就可以迁入的华屋。

“子民们听命于沙皇。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移开视线、看看周遭的状况，或是睁开眼睛、瞧瞧真实的世界，沙皇就会让他们如同烟雾般消失无踪。不久之后，沙皇每一个子民都冻僵在原地，动也不动，就像他们在油画中的映像。”

男孩皱眉，一脸无聊地瞪视。他肯定已经习惯聆听精彩的故事。审查员比较注意那些帮大人撰写的文学，而不太在乎童书，因此，我们最优秀的作家自然全都涌向童书创作。

“我现在举起几只指头？”我问。

他举起三只指头。

我把我的手移到他的视线边缘。“现在几只？”

他举起一只指头。

“现在呢？”

他打算转头，但我喝止。“你直视前方。油画里的人们不可以转头看看谁在他们身后，你也不可以。”

“我看不到几只指头。”他说。“你的手移到太后面了。”

“没错。”我说。“那里就是你爸爸所在之处。他被画入背景之中，隐身在你脑袋瓜后面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他在那里。但你永远不能回头一看。”

铜板的刮擦声早已停歇。当我抬头一望，男孩的妈妈已经站在卧室门口。我跟着她走进卧室，照片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桌上，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人的脸孔被狠狠刮除，下手之重，木桌的纹路甚至明显印蚀在空洞之处。我看在眼里，心头一阵刺痛，不禁闭上双眼。

“你最好每年帮你儿子照张相片。”我建议。“如果你被捕，谁知道他会被送到哪一所国营孤儿院。你手边若是有张近照，找到他的概率比较高。”

我已走到门口，但她抓住我的手腕，强迫我转身。

“你还不能走。”她说。“你对我先生的亏欠不止于此。”

“我只能做到这么多。”

她的手贴上我的颈背。男孩静静坐在客厅另一头，睁着漆黑、呆滞的眼睛观望。当他看着我，他看到了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事中，你始终是个英雄，即使在别人的版本中，你成了一个恶徒。他妈妈的胸紧贴着我的臂膀。

“你是他的哥哥。”她仍不放弃。“拜托你出点力。帮我们搬到其他地方。”

“我修正图像，如此而已。”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你跟我说啊。小孩一旦被送进孤儿院，我们将永远找不到人。”

她的眼睛布满血丝，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中指轻触我的耳垂。她的鼻息飘向我的眼前，炙热而凝重，感觉相当陌生。我想不起来最近何时有人对着我呼气，也不记得最近何时有人这么需要我。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忠贞。”我轻声说。“这就够了。根据我的经验，这就行得通了。”

她望向男孩，然后牵起我的手。她带着我走过他身旁，朝向卧室前进，走向那张依然大到容纳得下两人的床铺。我只想夺门而出，再也不必见到他们母子。她情愿牺牲自己，把她亡夫的哥哥带进卧室，她先生始终不明白，但她了解我们之所以驻足于世间，并非出自上帝的恩慈或是地心引力，而是因为“批准”，基于她的了解，小男孩说不定如我所愿，果真快快乐乐地老去，成为一个胖嘟嘟、笑嘻嘻的老人家，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宽慰，但我依然想要转身离去。

我甩甩手，摆脱她的掌握。她转身，一脸不确定。我靠向她，这样一来，小男孩就无法偷听。

“你借由背叛证明你的忠贞。”话语从我口中送到她的耳中，我俩的距离顶多是一只短小的指头。“你告发某一个近亲好友。我知道这招行得通。”

○　○　○

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一个月前，局里征用了我的小办公室。我那个脑袋空空的上司，至少还有一丝刻薄的幽默感：他指派我在地底下继续执行我们非做不可的“地下任务”，而且是数百米的地底下。

我挥别天空，遁入地下。我身处一个个阴暗的电灯泡之间，想象自己在光影之中愈缩愈小，变成了卡拉瓦乔画中的人物。不管我多早来到办公室，工人们始终已经开始铺设铁轨，强化隧道的水泥墙，而且从来不曾抬起戒慎的双眼，迎上我的目光。我步入漫天木屑，在另一头的门口脱身露脸，门后即是未来的站长办公室。

我的助理麦克辛比我更早到。工作桌上已经备有喷笔、压缩空气罐、颜料、密封的指令、成叠尚未修正的照片。

我们那个档案柜端立在角落，里面摆着斯大林十年到二十年前的照片。如果办得到，我们必须把这位政治元老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现在人民面前。这项差事进行得愈久，我们愈得把时间往回拉，以便寻求没有用过的照片。某些刊物的读者们说不定会担心他看起来愈来愈年轻；到了七十岁生日之时，他将貌似一个脸颊瘦长的青少年。

“你迟到了。”麦克辛说。说到脸颊瘦长的青少年，眼前就冒出一个。宣传动员局指派他担任我助理的那一天，他跟我行礼致敬，从此之后再也不来这一套。他经常致函称颂领导，并暗自希望警察拦截、阅读、记录这些他表达忠贞的信函。他从不掩饰他想要坐上我位子的意图。

“我年纪大了，麦克辛。”我说。

小混蛋麦克辛点头表示同意。

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已经用喷笔修改了三张脸孔，脸孔出现在一张一九三〇年外贸委员会的老照片上，照片修改了好多次，看起来甚至比较像是一幅画，而不像照片。或许我应该说“我”修改了三张脸孔；麦克辛只是站在一旁抽烟，不时露出刻薄虚假的笑容。拿着喷笔、专注于照片上的脸孔时，我偶尔抬头一瞥，赫然发现麦克辛专注于我的脸孔。这个浑小子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掉铅笔的炭印。

我们各自进餐。麦克辛待在水银灯大放光明的办公室，我在隧道里闲晃。我已经在这些隧道里漫步了好多个钟头，却依然看不到尽头。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车将载着我们的人民穿越这个地下世界，民众将满怀谢意，我们以他们的名义在此进行的种种工作也将得到肯定。

下午我们专注于一幅伊萨克·布罗德斯基的油画（译注：Isaak Brodsky，1883—1939，苏联画家，社会主义写实画风的鼻祖），画中的列宁抵达市区的芬兰火车站，但当年我们的城市称为“圣彼得堡”。

“麦克辛，你注意到这幅画的透视效果吗？”我问。“没影线全都集中在画中人物张开的嘴巴，借此把注意力的焦点拉到他的演说，你看得出来吗？这种技法远溯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你不妨想想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杰出的画作非常罕见。

麦克辛眉头一皱，指指躲在列宁身后的托洛茨基，这人非得删除不可，因为他当时绝对不在场。

“得了吧。”他语带轻蔑地说，跟往常一样蔑视形式主义。“光是修正这幅油画就得花好多时间，你不必再跟我解释整套西洋艺术史。反正绘画艺术原本就应该随着达·芬奇画下句点，趁着登峰造极之时收场。”

说来遗憾，我恐怕是最后一批革命之前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的画家。这些跟麦克辛一样俗气的后辈新人，自小在学校里沾着稀薄的灰泥，还没学会画画就懂得审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那些他们正在摧毁的艺术，也不懂得鉴赏他们手下的艺术品。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有机会修正我自己的一幅画，那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完成于一九二七年，描绘十月革命。在一场无产主义阶级的起义行动中，我误将两个人画入抗争的人群之中，这两人当时并不在场。我还注意到其他错误，比方说一株稍微歪斜、技法不佳的白杨树，或是单调呆板、空空荡荡的夜空，虽未接获指示，我依然自行动手修正。一个下午就做得完的工作，我花了两星期完成。一个人难得有机会重新来过。

麦克辛把另一张照片放到桌上。

照片中一位芭蕾舞伶浮悬于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舞台上，她的左手高举，迎向一盏隐匿聚光灯发出的光影，漆黑的秀发上戴着一顶羽毛头饰，一个若隐若现的男子伸出双手，粗壮的手指紧紧圈住她的纤腰，可能是托举她、抛掷她、抱起她，或是接住她。摄影师自后台取景，前五排的观众清晰可见。

“这人是谁？”

麦克辛耸耸肩。她是谁完全不重要。上面把她的照片交给我们，这就足以证明她已不再是个芭蕾舞伶。

但在这张照片中，她依然身穿芭蕾舞短裙和舞袜，剧院座无虚席，在她的更衣室中，玫瑰花插放在清水里，香槟冰镇在冰块中。她依然拥有她的事业、一栋家宅、一张文凭、一纸出生证明。

我知道我应该为我的喷笔上色，凑近她圆润的脸颊，但她看起来好像我的弟媳——荒谬至极。我晓得，我若毁损她的面貌，似乎对她本人、这张相纸、喷笔中的油墨、任何一只将会拿起照片的手、任何一双将会看见照片的眼睛，加诸残酷不仁的伤害。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兴起这种念头。我静候心中的激荡慢慢平息。麦克辛已经注意到我的神情，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头昏。”我跟他说，“头重脚轻。”

“你应该好好吃你的午餐，而不是在隧道里晃来晃去。”他说，然后建议我们将芭蕾舞伶留待明天修正。

等到我爬上木阶、回到路面之时，太阳已经像是一枚铜板，缓缓垂落在地平线。时值十月底，冬天的脚步已近。再过不久，暗夜将会包覆大地，整个圣彼得堡将变成一个我走过的隧道。

一座座色彩柔和的宫殿林立于涅瓦河岸，宫殿出自意大利建筑师拉斯提里，或是后代仿效者之手，我已经忘了哪一栋是真品、哪一栋是赝品。拉斯提里一七七一年在此地与世长辞，你可以看到后代增建的车道、车库、天线、装了铁条的窗口和锻铁大门。这些增添的建筑物是否破坏了拉斯提里设计的初衷？或者说，身为受聘于皇室的艺匠，他是否意识到一个人的艺术创作就像政治观点、道德感和信念，全都受制于社会的影响？

一张海报宣扬：女人，别受骗上当，参与体育活动！另一张海报上有个眼睛蒙上布条、步步走下悬岩的男人：目不识丁之人，就像是相信自己所见的瞎眼男子。

一走进公寓，我的眼镜随之模糊。我摸寻壁炉的余温。八十多年前，一位波兰籍侨民在这条街上发明了电暖炉；直至今日，我却依然等着获取我的那一座。五年前受到提拔时，一群人数足以组成一支足球队的喽啰横扫我的公寓，没收每一张包含了我的脸孔的照片。这是预防措施，他们解释。

除了一幅领袖肖像之外，我的墙上一片空白。肖像加上晕光效果，致使脸孔似乎飘荡在柔和的光影中，好像一幅陈旧画像里的圣徒。如果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那么天主也只可能是个凡人。

我把肖像翻过来，肖像背面，我已画上一只宛似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笔下的丛林狸猫，金黄的斑点一闪一闪，躲在青绿的树叶之间窥视。我轻叹一声，心中慢慢升起一股归属感。这下我才感到自在。

在我这个时代，我的职业等于是一个拙劣画家的次选酬赏。我在“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学校里，我帮水果盘和花瓶素描，尽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静物画得跟照片一样真切。接下来进阶到肖像画，我终于在这项最完美的绘画艺术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志业。肖像画家必须以一笔一画称颂人类的错综与繁复。在其他数百万人眼中，肖像模特儿的眼睛、鼻子、嘴巴，看来可能眼熟，但模特儿的五官，就像画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与喜乐，在他眼中依然独特。艺术起始于这种称颂的心情，或许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绘受害者的脸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绘罪犯的容貌，那么刽子手就没有机会手绘任何一张脸孔。

“艺术让我们不会因真实而亡故。”我把这句尼采说的话贴在工作桌上。但我从学生时代就已知晓，我们可能轻易因艺术而亡故，就像我们也可能死于其他形式。当然有一小群货真价实的梦想家将尼采所言奉为谕旨，而非对于现实的讽刺。但是这会儿，他们要么一命呜呼，要么锒铛入狱，他们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画作更不可能装点皇殿的高墙。革命之后，教堂遭到洗劫，无价的艺术品被卖到国外，换取工业机械；我起先不情不愿地参与，一边梦想着绘制人物肖像，一边动手破坏圣像，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一手画出、一手抹去人们的脸孔。

上级单位很快就找上我，交付我一份差事：去图书馆审查图片。那些成不了大事的人，就去教书。那些不会教书的人，就去审查其他人的成就。相比之下，我的下场可能更糟；我听说希特勒也是一个不成材的画家。

审查工作当然大多由出版单位执行。东删一笔，西删一笔，缩减一些篇幅，即可删除许多不良的内容。这种做法显然有所局限，所以就有了我这种工作的必要。有段期间，我接连四个月，天天拿着喷笔修图，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日子过得毫无指望。

刚到局里服务时，上级没有把敏感的工作托付给我。刚上班的头一年，我参照“图书馆禁止一览表”，依据不断添增的最新版本，彻底检阅图书馆的书架。没错，这应该是图书馆员的工作，你不能信任读了那么多书的人。

我在书籍、旧报纸、宣传册子里找到违反规定的部分，他们出现在画作或是散落的照片之中，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中。大多图像撕去即可，但是有些经过审查的图像必须加以保留，以示警惕。因此，以墨汁涂去成为解决之道。墨水瓶微微倾斜，滴管轻捏几下，一团亮晶晶的黑色墨水就掩盖了那张脸孔。

我只有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工作多么具有威力。我经常造访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用心研究馆中收藏的前革命时期画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穿了厚呢短大衣的年轻人翻阅一叠装订成册的杂志。他匆匆掠过前半册，翻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号，盯着一群军校生的肖像。军校生一脸严肃，排成三列，总共九十三人，其中六十二人的脸孔已被我在两年之内一个个涂去。

我依然不知道他搜寻六十二人之中的哪一位，说不定他是那三十一位脸孔未被涂上墨水的军校生之一。他肩膀一垮，一只手紧紧抓住桌缘，稳住身子，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某种哀戚的眼神，倒抽一口气，握拳抑制自己的哭声。

仅凭几滴墨水，我已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激荡，相形之下，我最温馨感人的肖像画绝对万万不及。画家必须率先成为榔头，艺术品才可能成为敲破我们心中那道石墙的凿刀。

“我们别再浪费时间。”麦克辛说。“今天就得修正芭蕾舞伶。”

“你太操之过急，麦克辛。个人野心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嘟囔一声。他这个笨蛋说不定提供了最佳范例，证明人类的老祖宗确实是猿猴。

我们拿到照片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原本希望这张芭蕾舞伶的照片会被忽略，消失在不断涌入的图像之中。接待室已经变成堆满纸箱的迷阵，而且箱子每天愈堆愈高。最好置之不理，让照片自然而然销声匿迹。

麦克辛把照片搁在桌上，准备开始工作。我的弟媳不是芭蕾舞伶。这位舞者不是她。我对舞者毫无亏欠。她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甚至不在那里。我已多次用喷笔销毁许多人的面孔，我透过他们的每一个姿态、每一副神情认识他，他们变得跟亲人一样熟悉，而我从不懊悔销毁了他，但一想到销毁这个陌生女子，某种情绪却在我心中溃泄，盈满空洞而悲伤的心房。

喂，老兄，回过神来。

“我可以借用你的打火机吗？”麦克辛边说、边举起一根香烟。我把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烟，眼睛依然紧盯着我。

他帮喷笔上底色，我注满一个灰阶色系的颜料搅拌罐。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观察学习，偶尔发出惊叹，在他的注视下，我用喷笔修改舞台，让舞台盖过芭蕾舞伶的双腿，我还修改观众的脸孔，让一张张脸孔盖过她的修长的躯体。我已判定她坠入她舞伴的怀抱之中，她从观众席移开视线，望向架设在舞台后头的相机，透过敞开的镜头，凝视着我这个最后一位观众涂去她的双眼。

你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技巧和极度敏锐的视觉，才有办法让人物消失于背景之中。我拿起放大镜和尖细的画笔，从她舞伴张开的手指之间，涂去她的纤腰。我用喷笔修改她的手臂，直到只见她的左手臂印蚀于聚光灯中，好像一只飘浮在风中、与一名寂寞男子共舞的手套。我把那只手臂留在原处，继续修图。

舞者的右腿遮掩了前排一位青少年的脸孔，在那个朦胧不清之处，我偷偷画上我弟弟沃斯卡的肖像，肖像只有一张邮票大小，画中的他也是个青少年。这种创意时刻，带给我无上的快感。过去两年来，我已把他嵌入数百张照片和画作之中。年轻的沃斯卡。年老的沃斯卡。人群之中聆听演讲的沃斯卡。在田野和工厂里努力工作的沃斯卡。他挂在法庭、部会、学校、监狱、甚至警察总部的墙上，你若仔细凝视，你会看到沃斯卡怒视叶夫盖尼·塔科夫，也就是那个害他失踪的警察头目。

我担心我会被逮到吗？拜托喔，我的上级只关注我涂去哪些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加进哪些人。

舞者的左手依然悬置在空中。我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刻意的决定，而是出于心中的感觉。我放下喷笔，就像一个人吃撑了觉得恶心，说不定就放下叉子。我打算把舞者的手留在原处，那只手本来就该在那里——一只挥舞求救、挥舞道别的手，一只不为任何人喝彩、不为任何人叫好的手，一只当我脑海之中响起求救的声音、说不定曾经稳稳扶住我头颅的手。

我悄悄把修正过的照片塞进其他六张照片之中。我用一块油布清理喷笔时，麦克辛翻阅这沓照片。他嘟囔一声。他注意到了吗？

“麦克辛同志，没问题吧？”我问，遏制不住颤动的声调。

他亲切地笑笑。鼻孔缓缓喷出一簇簇烟雾。

“我只是在欣赏你的工作成果。”他说。“人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这一行的美感，对不对？”

我们花了整个下午逐一修正最近收到的这箱图片。当麦克辛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接待室，我偷偷抽出芭蕾舞者的照片。此举毫不理智，简直出自疯子的直觉，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她那只悬置在空中的手呢？我会不会因为我的粗心受到处罚？

我还来不及修正照片，或是把它放回去，麦克辛就走回办公室。我把照片藏放在膝上。“同志，你还好吗？”他问。“你看起来好像在发烧。”

我用衬衫衣袖抹了一下额头，“说不定是因为我在地底待得太久。”

麦克辛点点头，提议今天早点下班。我感激地点点头。我不晓得还能怎么办，所以我把照片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我走入隧道，往前走了十几步，他忽然叫住我。“我想你忘了某样东西。”

麦克辛刚才怀疑我在发烧，忽然之间，我感觉确实全身滚烫。我没有理由把照片带出办公室。此举势必引发猜疑，让人难逃一死。我紧握门框。

“没错，好像是的。”我勉强开口。

麦克辛打量我。他知情！他知情！

“你愈来愈健忘啰。”他说，然后举起我的银质打火机。

*　*

革命将至之前的几年，我弟弟和我都还小，身为那个时代的孩童，我们经常假装自己是保皇党和革命分子，还不到晚餐时间就已互换六七次身份。夜晚时分，我们轻叩分隔两人卧房的墙壁，交换十二月党人发明的囚犯代码。字母被置入一个五排横栏和六排纵栏的矩阵中，叩打横向栏位和纵向栏位的坐标，即可找出对应的字母。我们在墙上以声音书写，其间的隔阂，就如同阻隔于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字母。

等到我们的岁数大到足以误认自己是个大人，我已经转而效忠革命，沃斯卡在东正教教堂中寻得慰藉，我们崇拜各自信奉的先贤烈士。有天傍晚，我的战友们挥拳重殴沃斯卡，几乎让他也成了殉道的烈士。当他走进我们奶奶的厨房，他的左眼肿得张不开，鼻子歪得可怕。我紧紧抓住他的双手。只有他的指关节没被打得瘀青。

“当他们追打你，你非得逃开不可！”我跟他说。

“不，我必须待下！”他说，眼光灼灼，怒视着我。

“那么你最起码尽量还手，跟他们打一架。这样太丢脸了。”

他往前一倾，以他鼻青脸肿的脸庞为证，回了我一句：“你觉得这样会让我丢脸？”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其后多年，我坚信我对他的生活一无所悉，绝对不可能背叛他。

一九三一年八月，有人知会我，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将在两星期之内因宗教激进主义被捕。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已经结婚，太太怀了身孕。他们把他的地址交给我。这是个测探。绝对错不了。革命之后，各个行政区之间严重失联，如果我规劝沃斯卡、如果他逃往圣彼得堡，他说不定可以逃过一死。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袭他的公寓、发现他不见踪影，他们肯定转而找上我——我相信绝对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为如果我开始怀疑，因为如果我认为他们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事先通报、好让我警告沃斯卡，因为如果我开始这么想……结果都是黯淡而凄凉。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审、执刑之后，一批人带着一个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请坐，同志。”他们之中领头的人说，他指指我的长沙发，我刚刚才坐在那里吃甜点。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间在自己家里成了客人。

他们在我左右两侧坐下，长沙发感觉像是警车的后座，其中一人打开信封，把一张照片推过桌缘被热气烫出一圈焦黑的咖啡桌。我若是倒抽一口气，肯定是出于讶异、惊愕，或是某种忽然在心中翻腾的悔恨。光是那一年当中，我已经修正了上千张照片，但他们全是陌生人，跟我毫无关联。

递过来的照片拍摄于一九〇六年的一个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门，休息一天。他是个缝纫用品商，声誉良好，最起码在业界评价颇佳。他缝制的一顶珍珠头饰，曾让一位名气不太响亮的公爵夫人在冬宫的宴会厅大出风头，因而奠定了商誉。我妈妈负责记账补货，聘雇女裁缝师，基本而言，她觉得除了缝制顾客头上那顶帽子之外，其他事情全都由她处理。她小时候依赖马铃薯维生，当了妈妈之后，她确保自己的孩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肉可吃。

一九〇六年的那个星期三，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车从巴甫洛夫斯克前往圣彼得堡，到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妈妈的点子——大部分的好点子都是她想出来的，这个点子也不例外。相机拍摄出来的人物，单单一个影像就可以传达她终生信奉的乐观进取，画笔绘制的肖像达不到同样效果。她戴着孔雀羽毛的头饰，照片之中，头饰散发出浅灰的色泽。我站在她前面，脸上一抹浅浅的微笑，就连那个勒在脖子上的领结也扼杀不了有人等着帮我拍照的喜悦与兴奋。我弟弟系着相同款式的领结，脸上同样浅浅一笑，顶着一头草草梳理的乱发，一张大脸只看到高耸的鼻子，别别扭扭地站在我旁边。他透过相机的镜头凝视，望穿时间，迎上我的双眼，我却只能动也不动，坐在处死他的这群人之间。

离开摄影师的工作室之后，爸妈带我们到圣彼得堡动物园。那十年之间，动物园的处境相当凄惨，园内大多区域遭到弃置，许多兽栏空空荡荡。但我还是个孩童，不了解空荡的兽栏代表着什么。依然豢养在园中的动物才是惊人的新发现。我从没见过比乳牛更庞大、比饿狗更凶狠的动物。谁想象得出一只跟长颈鹿一样奇怪、一样忧伤的动物？但那天下午见到的种种动物当中，我记得最清楚是花豹。花豹四肢修长懒散，鼻孔喷出两道细细长长、热气腾腾的白烟，豹爪刮过水泥地，喀喀答答，好像打着暗号。豹眼圆睁，只见瞳孔，每一步都抬头挺胸，大摇大摆。沃斯卡和我根本无法想象世间居然会有这种野兽，我们先是连连惊叹，然后对着它丢面包屑。

“我确定你认得这人。”他指指照片中的沃斯卡说。“我相信你知道哪个人必须被修正。”

到了这个阶段，我已舍弃墨汁，改用喷枪。光是涂掉他的脸孔已不足够；那团掩盖面目的乌黑薄膜等于是承认这个人可能存在，而这种主张本身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当之举。历史是个我们始终动手修正的错误。

我被带到工作桌旁。

“我非得现在就修正吗？”我问。

“创建美好社会的劳动永不停歇，一刻都不得偷闲。”他对着桌上的甜点皱眉。“我们也没时间吃蜜枣。”

我抚平照片，为喷枪注入颜料，有如帮手枪装上子弹。然后我秉持奥图曼帝国微图画家的耐性，一笔一画地修正我弟弟。我从他的黑皮鞋着手，慢慢将皮鞋褪入他站立的地板之中。接下来是他的袜子和马裤。我们的爸爸站在他旁边，我拿着喷笔，稳稳地、慢慢地勾画出一个近似爸爸身上那件长裤的图形，遮盖住我的弟弟，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涂掉沃斯卡，而是将他藏进爸爸的衣物之中，他可以藏身其中，肌肤紧贴着我们的爸爸，全身暖烘烘，平安无事。我想起小时候我帮他素描，他生气、眼泪汪汪、筋疲力尽、懊恼、宽心、喜悦的时候，我用糖果作为酬赏，叫他当我的模特儿。作画之时，我感觉他心灵的精粹借由我的画笔忠实地呈现在画纸上，我觉得我跟他从来不曾如此亲密。

当我弟弟的脸孔消失在我爸爸的衬衫中，我看着那个站在他旁边的男孩，心中不禁暗想，当男孩透过镜头望穿未来、看到自己变成了这种人，他会做出什么评断？在那一刻，我便百分之百确知，我已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当局，我的信念不可动摇，我的忠诚不容置疑，因为如果此举是个错误、我们这么做全是徒劳，那么整片波罗的海的海水都不足以洗涤我们的罪恶。

完工之后，我把修正过的照片交给资深特务。他从头到尾都紧盯着我。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他边说、边朝着灯光举起照片。

“他们怎么说？”

“从一片空白之中发掘一张脸孔不算厉害，把一张脸孔掷回一片空白之中才是本事，这么说来，你还真是某种天才。”

○　○　○

修正芭蕾舞者已经过了三星期。我数次试图修正她的手，或是悄悄把照片塞回档案夹，但是麦克辛始终注视着我，警惕的双眼片刻不离，我无法从我们的办公室里拿取喷笔，更糟糕的是，档案已经送回秘密警察的总部。

没有人提起少了一张照片，况且谬误的图像有如洪水般涌入，那张照片可能已被忽视淡忘。但是情况确实不太对劲。人们低头紧盯地面，不敢说话，也不敢张望。有天晚上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我掏出我的笔记簿，素描一个躬身坐在他汤碗前面的老先生，不到两分钟，每一个跟老先生同桌的客人全都静悄悄地离座。这个星期，我两度被楼下的突击检查吵醒；他们选在夜间行动，就像杀人犯通常利用晚上动手。一个个装了谬误图像的纸箱愈叠愈高，几乎快要倾塌，压垮埋头工作的我们。我问麦克辛他听到什么传言。

“据说是破获了一个波兰人的敌后间谍网。”

“我们工作的警觉性真高，令人敬佩。”我说。真是万幸，我不是波兰人，也不认识任何波兰朋友。

“波兰只出口阴谋分子和烟熏香肠。”他使个眼色说。“阴谋分子交给别人处理，但你和我嘛，我们应该料理烟熏香肠。”

“我对任何一种外国香肠都没兴趣。如果我再听你提起波兰肉品，我会跟上级举报你。”

麦克辛的笑容渐渐消退，眼神一沉，好像我伤了他的感情，令我有点讶异。

我们继续工作。过去几星期当中，麦克辛渐渐对喷笔画技产生兴趣，甚至请我解释线条透视。他问我如何把一个特定对象融入背景之中，请我说明相关经验和理论。他居然相当上手，我感到骄傲之余，也有点惊愕。没想到连他这种粗鄙的心灵都会受到启发。

从我们的办公室中，我们可以听到鹤嘴锄答答敲打、重型机械的齿轮嘎嘎前行。工程从不停止。工人们十二小时轮班，日夜不休地挖掘岩床、推运碎石、架高隧道石墙、铺设瓷砖和轨道梁柱。依照这种进度，整个地铁系统会比我们的工作更早完竣。当麦克辛和我休息一下吃午餐，我慢慢晃过漆黑的隧道。每天我都告诉自己走远一点，但在黑暗之中，除了步伐之外，我没有其他丈量距离的工具，远近变得愈来愈不具意义。我怀疑自己能否能看到终点。

当我回到办公室，麦克辛笑容满面。“我终于约到了新金属协会那个蓝眼秘书小妞今晚跟我出去。”他说。“我已经追了她好几个月。”

“我们今天会工作到很晚。”我跟他说。

“但是你说我今晚可以早点下班。”

“事情有了新发展。”

“但是……”

“劳动不会因为眼睛是哪一种颜色的秘书小姐而停歇。”我说。可怜的麦克辛。跟他找茬、看他难过是少数我纵容自己的乐事之一。

晚上十点，我回到地面，周遭一片漆黑，现在已是十二月，如果持续目前这种工作时间，我八成到四月才见得到阳光。

帮我打扫的女工在炉上留了一份晚餐，但我只倒了一杯梅子白兰地，走到客厅，把一张唱片放到唱盘上，瘫坐在长沙发椅椅垫之间的凹陷之处。我从咖啡桌中空的桌脚里取出芭蕾舞者的照片。一只被聚光灯照亮的手，手高高举起，下方是她的舞伴，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我抚平卷成一团的照片，拿下眼镜，把眼镜放在旁边的小桌上。家具变得朦朦胧胧，就像水杯中逐渐融化的冰块。我窝在椅垫之间，慢慢啜饮白兰地，听着一个个音符吱吱嘎嘎从留声机流泻而出。我觉得安适，似乎摆脱了视觉的重担。黑管悠悠响起，我想象舞者站在舞台上，形貌完好。我伸出一只手，但看不到手腕的尽头，眼中只见一片虚无飘荡在空中，可能是她，也可能是我。

*　*

两年前的那个早晨，离开我弟媳和我侄子之后，我回到办公室上班。

我桌上摆着一副普尤特·札哈洛夫的风景画，在这位十九世纪画家的作品目录之中，这幅风景画说不定最无趣。画中一片空旷的牧野沐浴在午后的日光下，牧野缓缓攀升，升到画布上端三分之一之处。一道白色的石墙斜斜地越过田野。一栋小屋，一口水井，一座延伸到半山腰的香料作物花园，矗立在朦胧的阴影之中。画中看不到半个人影，呈现静止状态，甚至连只迷路的山羊都没有。

这幅油画已在我桌上搁置了一个多月，上级交代把一个格罗兹尼的领导人画入前景之中，我却迟迟没有动手。老实说，我可以提高任何一幅现实派画作的水平，这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目前的艺术水平实在太差。但是一幅十九世纪的大师之作，那就完全另当别论。

当我把玩具士兵大小的领导人添加到画中，我帮他画上沃斯卡的脸孔，或说如果沃斯卡上了年纪、变成一个胖嘟嘟的权贵，可能会是什么模样。我这一行顶多只能做到把图像化为回忆、把光线化为暗影，但我抹拭的一笔一画却在我心中重新滋长。我忽然有所顿悟：没错，我是一个修正画家、一个宣传官员、一位苏联公民、一名男子，但撇开这些不谈，那些被我销毁的影像，我代表着他们的来世。

那天早上，沃斯卡仅存的脸孔被一卢布的铜板刮成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我决定将他画入一切。

起先我确定我会被逮到。在公共场所，我走过一幅幅经过修正的风景画，一颗心怦怦跳，确信人人看得出沃斯克脸孔有如针点般插入背景之中。没有人看出。那就像是我讲给我侄子听的童话故事；他平安无事地藏身在背景之中，那些可能出手伤害他的人全都看不到他。我尽其所能，不停将他画入每一幅图像之中，我画出每个年龄的他，甚至——或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我永远无法补偿我的亏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画中，我也没办法弥补他被人从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断复制我的弟弟、天天再度与他相见、看着他现在的模样和未来的面貌，我画了又画，感觉自己说不定终于成了一位肖像画家，其余的工作也就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原创性始终不足，画不出可以挂在咖啡厅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绘制的迷你沃斯卡却悬挂在各处。

我把札哈洛夫的油画挂在我的办公室，过了几天才拿下来，运回格罗兹尼。我始终不晓得油画的下场。

*　*

门板噼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镜，但是眼镜不在床边的小桌上。哪有什么床边小桌？我刚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还没坐起，有人已经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个狗吃屎。有人用膝盖顶着我的肋骨，我被紧紧制住，气喘吁吁，双手猛烈挥动。我想说我不是试图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气，但是那个膝盖愈压愈紧，似乎打算进驻我的椎骨间。

“我的眼镜。”我喃喃说道。有人架着我站起来。

我得到的答复是眼镜被踏碎的嘎吱声。

“我看不见。”但就算那人听见我说话，他也不在乎。

“这是什么？”另一个人边问、边把一个灰蒙蒙的图像举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着，结果照片搁在咖啡桌上，一进门就看得到。一秒钟之后，他把一个画框推到我手中，画框中是一幅领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丛林狸猫。

“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惊叹。

“没错。”另一个人说。“而且他会像这幅肖像一样被钉在墙上。”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条似乎是深红色的带子——我猜肯定是封条——封住一扇关着的门——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门。他们带着我下楼，一部汽车在外等候，他们把我推进后座，史帕拉尔卡监狱的拷问室早在数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们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监狱。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漫无目的地前进，开过半个城市，最后终于抵达红色砖瓦的监狱。监狱位居涅瓦河的另一侧，从我的公寓远眺，隐隐可见。他们拉着我走过几道门，丢下我离开。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团湿湿的软垫上，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叫我像是弹钢琴一样在纸上按键。接下来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有人递给我一个小牌子，叫我拿好，镁光灯一闪，照相机的快门“啪”地闭上。

“我犯了什么罪？”我问了又问，但无人回应。他们是低阶的职员，在他们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若是个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尸体，尸体形同数据。我的姓名、我的声音已经消失在数据中，所以何必浪费时间回答、让人以为我的问题很要紧？

帮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脚，好像我是一张折叠床。他检查我的脚趾之间、包皮之下、耳朵之内。他翻开我的眼睑，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没有中空的牙齿，他用他的笔戳戳我的鼻孔，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受尽虐待的人般粗鲁大意。他叹气，喃喃自语，好像这套装模作样的把戏只会损害他的尊严。

当他搜身完毕，我获准穿上衣服。当我穿好衣服，他松开我的鞋带，把鞋带拉出来，然后解开我的皮带，飕的一声抽出皮带。“你在做什么？”我问。他拿起小刀直直划开我的衬衫，已示回应。纽扣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捡起其中一颗，然后刀子一挥，切断我内裤的腰带。“你在干吗？”我又问了一次，口气较为急迫。

“自杀是犯罪之人最后的颠覆行动。”男人边说边离开。我的鞋子从脚上掉落，我的长裤从腰间滑下，我的衬衫垮垮地松开。

“谁有办法用内衣裤自杀？”我在他的身后大喊，但是门已经关上。

我一只手拉拢衬衫，另一只手抓住内裤和长裤。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蒙之中，往前跨了几小步，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把凳子和一张桌子。沃斯卡也被带进一间类似的拷问室吗？或是一间完全相同的拷问室？难不成就是这一间？不，不可能：这里应该关了另外六个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监狱爆满的传言属实，甚至可能关了十二人，即使传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别，一点都不特别。

两个人的脚步声踏入房里，一双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着我坐到凳子上。

“他哪里有毛病？他瞎了吗？你哪里不对劲？”桌子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从何说起呢？

接下来的九小时，拷问者再三询问同一些问题。“你和那个蒙羞的舞者什么时候取得联系？”“那只残缺的手代表什么意义？”“你跟其他几个波兰间谍保持联络？”我们好像骑着丑怪的旋转木马绕来绕去——他做出同样指控，我做出同样否认——两人皆误将绕圈视为进展。

“我不认识舞者。”我解释。“至于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后的小错误。我一时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带回家，借此掩饰我的错误。”

我精疲力竭，口干舌燥。拷问者保证给我一张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点、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证什么都给我，我只需坦承事实，说出真话。

“但我已经说出真话！”

拷问者叹了一口气，显然难掩失望之情。静默之中，我想象他对着他的文件皱眉，我不必照镜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样满脸挫折。“我们明天继续。”他说。

我索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狱卒大笑，拉着我站起来。我若试图坐下，他就踢我一脚。我若靠向墙壁，他就踢我一脚。“现在几点？”我问，他就踢我一脚。我曾经想象监狱里一间间冷冰冰的实验室，不锈钢仪器飕飕作响，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经，激发种种痛苦。口干舌燥，剥夺睡眠，不时被无所事事的狱卒踢一脚。这类处置似乎非常过时，但相当有效。我的双脚在缺了鞋带的鞋子里肿了起来。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长裤和内裤掉到地上。狱卒当然又踢我一脚。我接受拷问，强睁着眼睛站立，不时被狱卒猛踹一脚，继续接受拷问，如此一再循环，不断持续。克列斯提监狱的拷问者没有证据，所以他们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为自己定罪。但是他们不需要证据。他们想要编造什么都行。

拷问了三次之后，拷问者开始恳求我忏悔。

此举简直荒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为止，拷问者操着平板的声调，询问着一个个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会儿他却变成一个满心苦恼、可怜兮兮的家伙。他需要我的忏悔，借此证明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沦为罪犯，同时确认司法体制绝对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当部长走进来，我说不定已经连着几天没阖眼。他叫当差的狱卒退下，等到狱卒随手把门锁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伤地说。“你帮你自己惹了什么麻烦？”

“今天星期几？”我问。我只能靠着脸上的胡楂判别过了几天。

“星期五。”

哪一个礼拜？哪一个月？我试图想象那副一星期六天、一个月五星期的日历。五年前，为了劝阻人民尊奉宗教仪式，党部废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买一条巧克力棒，庆祝一星期的工作划上句点。我紧抓着他的话，好像握住一条绳索。“星期五。”我重复一次，一再默念，让自己陷入过去那段属于我的日子。

“马尔金，你是一个老实人。”部长说。“我们相识已久，你始终忠诚于人民。”

我猛然抬头。我的睡眠受到剥夺，不断遭受拷打，而且重复回答三个相同的问题，思绪已经涣散，但这时我提起精神，心中升起一股希望：说不定我仍然可能得救，说不定我尚未沦落到失去恩宠的地步。“没错，部长，我向来忠诚。”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你，你却做出了背叛。”

“他们宣称我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他们错了。我向来忠诚。”

桌子嘎吱作响，我感觉他靠在桌旁。“你愿意为了革命奉献生命？”

“我愿意。”

“为了我们的领袖？”

“我愿意。”

“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前景？”

“我愿意。”

“那么你为何拒绝认罪？”

“因为我没有做出任何不法之事。”

我坚称自己忠诚无辜，显然让他相当失望。他咳了两声，点燃一支香烟，把香烟尾端塞进我的嘴唇之间。我猛吸一口，感觉有点晕眩。

“众人之中，我觉得你应该最了解那些都没什么意义。”

“哪些都没什么意义？”烟草火光灼灼，散发阵阵暖意，跟孕育烟草生长的克里米亚阳光一样温暖。

“你做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他说，字字句句由他倦怠深邃的胸口回荡而出。他已经多少次走进克列斯提监狱的牢房、面对除了我之外的众人、解释种种显而易见之事？“你觉得你在陈述自己的故事，但你只是一张白纸。”

“但我的确没有做错事。”

“你所相信的事实，只在你自己的脑海中发挥微小的功效。马尔金，你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不管先前有没有牵连，这会儿你脱不了关系。”

被告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判决便已宣判。罪咎和无辜不是影响判决的因素，反倒是判决影响了一切，包括何谓罪咎。

“我该怎么做？”我问。

那团苍白、蓬松的人影再度靠向我。“你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分子，对不对？”

“我已将我的生命奉献给……。”

“不。”他说。“你还没有。”

我能够拒绝吗？我非得承认背叛祖国、才能证明我的忠诚？若是不从命，我就成了他们指控的叛国分子。若是从命，结果也是一样。但是我的忠诚超越一切，甚至取代了我和沃斯卡的兄弟之情；少了这份忠诚，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少了这份忠诚，我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你愿意承认你的背叛、借此证明你的忠诚吗？”部长问。

“但我不会说波兰文。”我说。

他从桌边站起来，捏捏我的肩膀。“我确定你想得起来。”

“麦克辛搞的鬼，对不对？”我问。

“你说什么？”

“我的助理。他告发我，是吗？”

“我无从得知。”他说，朝向门口走去。

“拜托，再耽搁你一分钟，有件事我搞不清楚。我还没被带到普通牢房。我是个小人物，却独享一间牢房，而且不断受到拷问。我不应该有这种特别待遇。”

“你想问什么？”部长说。

“我的问题是：为何大费周章？”

部长轻轻叹气，听来稍微放松。“你说的当然没错。你应该被关到普通牢房，你应该不到两分钟就受审、裁决、判刑，但是我们非常欣赏你的工作，尤其是你帮领袖修饰画像的工作，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几十岁。可惜他并不爱慕虚荣，不然他说不定会帮你说情。但他非常关注你的案子。你应该感到荣幸。你借由你的工作揭露最高领导人的真实面貌。现在他将揭露你的真面目。”

部长什么都没说就离去，整间牢房陷入一片模糊的背景。

*　*

我得到一个枕头、一条毯子，每天早上还有一盘过期的面包。我考虑索取一副新眼镜，但我已经习惯这种半明半瞎的状态。我对面和身侧的墙壁融为一体，好像朦胧的地幔。没有距离感，没有线性透视；我以前工作的种种定律，在这里都不适用，少了它们，我竟然出奇地轻松自在。每天晚上我做着同一个梦。我手执画笔和墨汁罐，走过一条黑暗的火车隧道。

每天早上，一个卷舌说话的女子走进我的牢房，教我说波兰话。她耐心亲切，天生是个好老师。她教导我不会书写的字母、不会阅读的文句，她的声音像一条串联日日夜夜的绳线，我紧紧抓着，靠着它度过每一天。她可能二十岁，也可能四十岁，但在我的想象中，她年纪大一点，比较具有母性爱，是个老师，也像个护士。

她理清语言的迷阵，将之化为一条条可供遁逃的通道。在我的想象中，我把ę、eł、żets等波兰字母放置在一张元素周期表中，而不是一条没有缺缝的直线。Dd、Śś等大小写字母是一个个化学元素，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字母如何、为何组成单字和词组，取决于新的定理和自然法则，这样一来，我感觉自己并非学习一种语言，而是学习一个全新的宇宙。

长久以来，字句对我已经不具意义。如果有人编纂一部苏维埃俄罗斯的俄语字典，每一个单字的首要定义很有可能是“服从”。但是przyznanie się代表“招供忏悔”，jurto代表“明天”。我复诵波兰单字，而反复念诵具有疗愈之效。有时她问我一个问题，我结结巴巴，慌张地搜寻几个新学会的单字，试图做出答复，但是我脑中一片空白，神情彻底空洞，恰似我的前途。

“我们唬得过他们。”有天我对她说。

“没错，我们会让你像个波兰王子一样昭告大众。”她回了一句。

“我要学一个我绝对用不上的单字。”我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个不会被列入我供词的单字。一个你不必教我、我也永远用不上的单字。”

“styczeń。”她过了一秒钟之后说。“意思是一月。”

“但现在才十二月初。”

“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场合使用这个单字。”她安抚我。

我想起沃斯卡和我拍完照片之后，爸妈带着我们造访圣彼得动物园。我们依然穿着马裤和小皮鞋，看起来好像小人国的显要人物。我想起我们走近关着老虎的兽笼；铁栏杆之后，一只黑色斑点的花豹慢吞吞、静悄悄地踱步。这么一只凶猛的野兽居然如此颓萎，既是神奇，也是羞愧。那是我们第一次亲眼见证监禁。

“花豹。”我说。“我要学波兰文的‘花豹’。”

她犹豫了一下。我很容易忘记她的损失可能比我惨重。

“别闹了。”她说。“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

当我跟她在一起，或说只有当跟她在一起，我但愿我的眼镜还在身边。一天晚上，隔壁的牢房开启，一位狱卒大喊大叫——但也可能是囚犯——牢门猛然关上。他高声祷告，而这个习惯很快就受到狱卒们喝止。我们小时候，我弟弟也隔着墙壁在他的卧室里祷告。我可以听到他默默祈祷，直至深夜。

我轻敲墙壁。你受到眷爱。我不经思索就敲打出这几个字。以前我和我弟弟睡前始终先用密码敲打出这几个字，然后从墙边走开，各自爬上小床，坠入各自的梦乡。

祷告声暂止。他听得到我的声音。我伸手贴着墙壁。他没有回答。

你受到眷爱。我又轻敲一次。

毫无回应。他八成不知道这套密码。如果他无辜，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敲出一个个字母：一，一；一，二；一，三。暗自希望他会慢慢理解。

他没有回应。我重复敲打了几次，以“你受到眷爱”作结，然后停手。每天晚上，我跟隔墙的囚犯敲打字母。他始终没有回应。我草拟我的供词。

问：你跟那个蒙羞的舞者有何过往？

答：一九三三年，我受到她的招募，成为一个地下间谍。我们每个月在秘密藏身处碰面，藏身处不止一个，我们按月选择其一，轮番更替。其他知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在场，人人佯装狂热的革命分子，掩饰叛国的天性。

问：你为那个蒙羞的舞者提供哪些情报？

答：宣传期刊、特务组的备忘录、涉嫌贪污的高官名单、敏感度极高的政治与军事场所，任何一项她那群绝望悲观、遵奉法西斯主义和异端思想的叛国党羽说不定用得上的讯息。

问：蒙羞舞者的那只手代表什么？

答：那只留置在肖像画里的手，号召各个地下基层组织开始进行敌后叛乱活动。

问：你为什么背叛我们的未来？

答：因为未来是一个谎言，被我们用来为目前各种残忍的行径辩护。

我用最近学会的语言陈述苏联当局的欺侮。我承认我犯了罪，因为我谴责当时的审查制度、僵化的意识、徒具形式的法律、残缺不全的司法体制，而且我必须在供词的最后公开招认，若想确保未来，我所谴责的一切全都不可或缺。我成了他们需要我变成的异议人士和破坏分子。种种论点极具说服力，我甚至担心自己开始相信。

有天我们用波兰文复习我的供词时，我请问老师贵姓大名。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

“你当然不行。”我说，难掩失望之情。“我只是好奇。”

她一语不发。

我们似乎快要说出某些话语，即将超过某个界线。“我叫作──”

“你别说。”她厉声说道。“你别这么做。”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你之前从事哪一行？”我问。

“我教小孩波兰文。”她谨慎地说。

“结束我这项任务之后，你会回去教小孩波兰文吗？”

“喔，不会。”她说，“这里是唯一我可以合法教授波兰文的地方。”

半盲状态中，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我弟媳、芭蕾舞者、任何一位我曾背弃之人。我轻声耳语。“对不起。”我说，这是真心话，即使我说不出自己为了什么道歉。

“波兰文。”她指示，“用波兰文说。”

*　*

有天晚上，我像其他夜晚一样在墙上敲打字母。墙壁传来回应。

你是天主吗？敲打声踌躇缓慢。隔壁牢房的男人肯定终于学会了密码字母。

不是。为什么？我敲打回答。

你试探我相不相信你，但是借由试探我，你证明了你浩瀚的恩慈。

我不是天主。我坚称。这种坚持相当荒谬，但是非得经过力争抗辩，信徒们才会屈服于理智。

你是。他轻敲。

我是罗曼·马尔金。我在宣传部工作。我十二月三日被捕。

除了天主，还有谁会在这里找上我？他问。

这里没有天主，我轻敲。任何地方都没有天主。

你就是天主。我晓得。

你怎么晓得？我问。

男子沉默了好久，然后继续轻敲：

好久以来，我听到墙上的叩打声。起先我以为是老鼠，然后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八成是魔鬼耍花招。后来我意识到你在教我用密码打出字母，然后我听懂了你敲打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始终不曾停歇的话语：你受到眷爱。你怎么可能不是天主？还有谁会在这里找到我？

我不知道他花了多久敲打出这番话。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把同样是个囚犯的我误认为任何人物。铺了沥青的地板吸干我双腿的暖意。

你是教徒吗？我问。

我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轻敲。

这么说来，算你运气好，最起码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我这个锒铛入狱的“犯罪分子”轻轻叩打。

这里是圣彼得堡的最高处，他轻敲。景观最佳。

这些牢房没有窗户，我指出。牢房在地窖。

但是从这里我可以看见天国。

○　○　○

我受审的那一天，我跟我的波兰文老师、部长、检察官，最后再次复习我的供词，从香烟浓浓的烟雾判断，可能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这是一出值得搬上舞台的独白好戏。检察官原本希望我朗读一段简单的供词，先用俄文朗读，然后用波兰文再念一次，但我说服他若将两者融合为一，效果肯定更佳。我先用俄文朗读，以轻柔顺服的声调描述我叛国的根源，但当我详列为什么背叛党国和苏联的罪状，我的声调从屈从转为叛逆，而且舍弃俄文，改用波兰文高声叱喝，好像波兰民族主义是一头蛰伏在我心中的凶残野兽。当我诵读完毕，众人十秒钟默不作声，然后部长大声鼓掌，打破沉默。

“太棒了。”他说。“你听起好像真的发狂。”

检察官针对我的供词做了几处小小的修正，然后官员们逐一离开，最后只剩下我和波兰文老师。

“刚才的表现真是精彩。”她说。“你应该帮舞台剧撰写剧本。”

我依然因为部长的掌声而兴高采烈。“我真高兴得到他们的称许。”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比你更急着帮那把即将射杀自己的手枪上膛。”她说。“你老实跟我说，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好让我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有罪吗？”

一时之间，我大感震慑。一阵喝彩声中，她忽然表示异议，反对的声调划穿我的心中，好像灯光划穿相机镜头。我绝对料想不到会在一间审讯牢房里听到这个问题。

“你跟我合写了我的供词。”我跟她说。我愿意不计一切代价，一睹她怎么看着我。她是否面带不屑或是气愤，还是一脸关切、挂念我如何度过临死之前的几天。

“不管你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他们都会枪毙你。”她说。

你看到的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要大叫。你已经看到我是多么急切、多么容易贬低自己。如今我们走到终点，你为什么指望我在这个时候变得更像个男子汉？

“你应该离开。”我建议。“回去波兰。回去其他地方。”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再也找不到等着受教的学生，他们就会拿老师开刀。”

她大笑。“他们绝对不缺学生。”

她收拾她的文件。我想问她会不会参加我的审判，但我怕我若知道她在场、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事情。离开之前，她一只手搁在我的脖子上。她的肌肤散发出暖意。她轻轻揉一揉我的颈背。许多星期以来，这是头一次有人碰触我、却无意施加痛苦。我试图想起我弟媳的长相，但她的容貌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我在克列斯提监狱教过几个学生。”她说。“你说不定最讨我喜欢。”

“我爱你。”我回答。我知道这话荒谬、滥情、感伤，但她的手暖暖地搭着我的颈背，她的声音传达出慰藉，让我感觉自己依然活着。如果真有来生，不管来生之中我将面对哪些喜悦或是惩处，种种悲欢所激发的感受，肯定不及今生今世、充斥于时时日日的酸甜苦辣。“我们一起建立了某种共识。”

她又捏捏我的肩膀。“Kocur。”

“什么？”

“Kocur。”她重复一次。“动物园里的花豹。”

门一关上，我眼前才浮现那只皮毛黄褐、一身黑色斑点、郁郁不乐、关在圣彼得动物园兽笼里的花豹。Kocur。我轻声重复——kocur，kocur——每个音节都震撼我的心弦。我握起拳头，急急叩打桌面，用密码敲出这个字。用一个刚学会的单字形容一桩久远的往事，感觉真是奇妙。动物园里一只精神萎靡的花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单纯？但是我跟我弟弟共享的影像已经变得如此神秘、如此恒久、如此不真实，到后来我只能将之形容为宏伟全能的上苍赠予世界的恩慈，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兄弟已经天人两隔。

*　*

过了一会，我走到墙边，背靠着墙坐下。

明天就是审判，我轻敲。跟我说该怎么做。

我只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他叩打回复。

那就跟我说你如何维持信念。

我知道最终我依然拥有信念。

即使你失去一切？

这就是重点，神学院学生轻敲。你未必失去一切。

我始终是个忠诚的革命分子，我坚称，我敲得又急又猛，他居然有办法把声声叩击化为字句，真是令人称奇。我为他们奉献我的工作、我的忠诚、我弟弟的性命。他们主导我的告白。他们叫我承认叛国，借此证明我爱国。

你之所以质疑信念，说不定因为它毫不犹豫地背弃它的追随者。

现在可不是狡辩的时候，我轻敲。

他没有回答。我继续敲叩：供词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他们授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忏悔告白？

神学院学生以沉默代替答复。

*　*

那天晚上，我跟其他夜晚一样回到隧道中。我拿着画笔和墨汁罐，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越隧道，但是这次的梦境不同。隧道尽头灯光闪烁，光影愈来愈宽广、愈来愈明亮。一列火车逐渐逼近。火车斜斜驶向我，车前灯的灯光有如洪水般漫过隧道。我转身，头一次看到自己最近几个月的夜里不停画些什么。长达数千米的隧道中，我画上每一个被我涂抹销毁的先生、妻子、女儿、儿子、姐妹、兄弟。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中，他们有如一幅幅原始、粗拙的史前石洞壁画。我试着摸摸离我最近的一张脸孔，但我还来不及碰触那个小男孩的脸孔，火车就撞上我，我醒了过来。

晨间时分，他们让我吃下鸡蛋和烟熏香肠，自从入狱之后，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十二位囚犯因为参与间谍活动而受审，我是第八位。头七个卖国贼以平板的声调招供罪行。相形之下，我的告白将是慷慨激昂，声势洪亮，带着真正异议分子的迫切与绝望，肯定精彩。但当我被传唤到检察官面前，我什么都没说。

检察官以为我没听到他问话，于是再问一次：“你跟那个蒙羞的舞者有何过往？”

我依然什么都没说。

检察官意识到我故作沉默，于是重重跺脚——审判结束之后，他可能重复这个举动，只不过跺踏的是我的脸庞——大声喊出问题。

我什么都没说。

请想象一下这种景况：法官转向检察官，检察官转向部长，部长转向法警，然后人人全都转向我。如果我弟媳看得到我现在的模样，她会怎么想？我的波兰文老师呢？她们会不会带着忧虑、惊惶、讶异的神情看着我？她们的神情之中，会不会带着有朝一日可能转变为骄傲的称许？检察官的声音颤抖；没错，肯定出于震怒，但也可能是恐惧，因为我若拒绝招供，他也会受到牵连。他逼我说出我跟舞者有何关系、我们的叛乱组织发展到什么程度、她那只残缺、飘浮在舞台上的手代表什么意义。

她的肖像是个证物，高居在画架上。画中的沃斯卡肯定凝视着法庭，没有人看得出他在哪里，甚至连我都看不出来。

我什么都没说。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在官方纪录发现我的沉默。让他们坠入沉默的留白之中。让他们看清我的疏漏想要传达的真谛：我的沉默是个错误，那只悬浮在半空中的手也是错误，然而，这些所谓的错误，却揭示出隐匿在谎言之中的真相。让他们知道就在那一天、就在这一处，一个犯了罪的男人开始诚实地过活。

我没有盲目到认为我今天的作为会留下任何纪录。当法警拉着我脚镣的铁链、带我走出法庭，我已经听到速记员啪啪打出我拒绝诵读的供词，纳入法庭的官方记录。

*　*

一位狱卒拿起警棍一次又一次殴打我，他很快就累得打不动，往后一靠，倚在牢房的墙壁。我想要告诉他：我了解我为什么必须挨揍。我想要告诉他：警棍只能把我的肋骨打断一次，但是它最终会令你心神崩溃。

审问奏效，如今我是罪犯。我的嘴里溢满鲜血。我已经好久没有喝水，甚至迟迟不愿吐出血水。狱卒摇摇头，一脸不屑。平心而论，我们同是平民百姓，但是我却狠狠地戳破这个不实的幻想。我想要跟他说我了解这一点、他的痛殴只是加深我的决心、他怎么殴打我都没关系。但我没有力气开口。

他又殴打我两下，力道不大，因为他先前用力打人，消耗了精力。

“任务尚未完了。”我说，我尽量安抚他，勉强撑起尚未挨揍的一侧。我唯唯诺诺，全力配合，我只能借此表示抗争，他看了却更生气。他又打了我两下，出手重多了。

*　*

牢门开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四周充满麦克辛凝重的呼吸声。他已经把我从那张全家福照片中涂去了吗？我是否已被收拢到我妈妈的裙褶之间？如今我和沃斯卡已从照片上消失，共享鬼魅之境。

“你应该对我好一点。”麦克辛说。

“你最好仔细挑选助理。”我劝告他。

“我敬重你，我试图跟你学习，你却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笨蛋。你应该对我好一点。”

“这么说来，就是你啰，对不对？”

麦克辛只是不停地重重喘气。

“你始终相当差劲。”我告诉他。“你欠缺天赋，也没有我们这一行必须具备的眼光。你觉得你可以取代我？得了吧。你可以学习我的笔法和技艺，但是你的作品永远比不上我。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他口袋里的铜板微微颤动。我大声嘶喊，字字有如砂纸般刮过喉咙。“因为你必须具备魔鬼想要的人性，不然连魔鬼都不愿跟你打交道。”

“我知道。”他轻声说。

“如果你知道，那么为什么？你为什么告发我？”

“你说什么？”他结结巴巴，像个脑筋迟钝的笨蛋。“我没有告发你。我帮你做担保，尽量帮你说好话。”

“那么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我看不到麦克辛。我说不定对着墙上的空白大喊。“我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你告诉我！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究竟做了什么、让我活该受到这种惩罚？”

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随手把门关上。

*　*

你在那里吗？等到牢房只有我一个人，我轻轻叩打。

我在这里，神学院学生轻叩回复。

我身上每一寸都疼痛不堪，全身的筋骨中，似乎只有指关节没被打断。我把指关节凑到墙边，轻轻叩打。我想要告白。

我在听，神学院学生回答。

一时之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坠入梦乡，漆黑的隧道包围着我，我举起画笔，贴向墙壁。只不过画笔是我歪曲的指头，为了远方的某人，在牢房的墙上叩打密码信息。

如果你出狱，你一定得把我的告白交给我弟弟的儿子，我轻敲。

他叫什么名字？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马尔金。

你想要做出什么告白？他问。

他爸爸的脸孔，我轻敲。你一定要跟他说他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爸爸的模样。

在哪里？

在我经手审查的照片和画作里。在一切的背景里。在他们所有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的眼睛找不到他。

*　*

当狱卒们走进牢房，我静静站起来，没有抗争。他们把鞋带还给我，我系上鞋带时，他们站在一旁合抽一根烟。

“我可以把衬衫纽扣缝回去吗？”我问。

“他还搞笑呢。”其中一个狱卒评论。“他就是那个花豹家伙？”

第二个狱卒说是。

“你从哪里听到花豹这件事？”我问。

“当然是从那里听来的。”第一个狱卒回答。“你的波兰文老师。”

“他们解决了动物园里每一只花豹。”第二个狱卒说。“以示警告。”

“我们这样对待动物，真是不像话。”第一个狱卒说。

我双膝跪地。我站不起来。他们得把我从这里抬出去。我听到墙壁传来声响。那个神学院学生肯定疯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明知两个狱卒在我的牢房里、依然冒险跟我联络？先是指关节在墙上轻声叩打，然后是拳头用力打上墙壁，然后是双脚重重踏步。我听了忽然有力气站起来。狱卒们带我走出牢房，然而声音愈来愈大，他们装作没听见，但是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猛烈颤动，监狱里每一条铁栏杆、每一根骨头都随着我用密码传送给他的第一句话发出回响——那句以前沃斯卡和我爬上小床、坠入梦乡之前用密码告诉彼此的一句话。

他们带着我走入一片漆黑，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之处，我深深吸了一口近日来第一口清冽的空气。我想起沃斯卡冲向花豹的兽笼。我追着他跑，但他的动作始终比我快。即使是现在，我心目中的花豹依然是个神秘难解、无以为名的谜团，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他们将让我坐进一部车子，把我带到一个土坑边。那个土坑跟芭蕾舞者和沃斯卡坠入的土坑没什么两样，脑袋挨一颗子弹之后，我也将坠入坑中。想想蒙羞的芭蕾舞者。那些告发她的人，那些通风报信的人，那些批准行动的人，那些半夜到她家敲门的人，那些逮捕她的人，那些帮她照相的人，那些帮她按手印的人，那些拉出她鞋带的人，那些拷问她的人，那些殴打她的人，那些主导她供词的人，那些审判她、谴责她、处罚她的人，那些带着她坐进车里、走入地窖、走到土坑边的人，那些帮她挖掘坟墓、在她头上开一枪、安葬她的人。还有其他像我这样、难以计数的人士，动手销毁她的出生证明、文凭、剪报、照片、成绩单、通行证、配给票等证明她曾经存在的文件。为了抹除一个人，几乎全体动员，但是只需一个人的过错——如果这会儿我们就是以此称呼回忆——她就保存了下来。

如果这么想没错，说不定多年之后，有朝一日，人们会发现沃斯卡。说不定隔壁牢房的神学院学生，就是那个保存我们两人的过错。

“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说。“拜托拜托，让我再问一个问题。”

狱卒叹了一口气。“什么问题？”

“我隔壁牢房的那个男人，他叫作什么？”

“什么男人？”狱卒问，一脸困惑。

“我隔壁牢房的那个男人。那个神学院的学生。”

他拍拍我的肩膀，感觉好像真的同情我。“你隔壁没有牢房。”

“有，我隔壁有一间牢房。有个男人被关在里面。我听到他的声音。求求你跟我说他叫作什么。”

狱卒摇摇头。“整个地窖只有一间单独禁闭室，里面只关了你一个人。”

车子引擎空转，停在车道尽头。车门开启，狱卒把我推了进去。我们驱车前进。前方冒出灯光，灯光照穿黑影，闪闪发亮。一时之间，我以为那是一列渐渐逼近的火车。我在座位里转头，期盼最后瞥见我绘制的脸孔。车子愈开愈近，灯光随之延展，我们好像驶入其中。灯光爬上挡风玻璃，漫过车顶，缓缓消失在我们身后。那不是一列渐渐逼近的火车，而是一盏街灯。其余的路途一片漆黑。

孙女们

基洛夫格勒，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　  ○　　○　　○　　○　  ○　  ▲

最好从我们的外婆们开始说起。想当年，葛莉娜的外婆是劳改营的知名人士，我们的外婆们则是台下的观众。她们原本是面包师、打字员、护士、工人，后来有人半夜敲门，抓走她们。她们以为这肯定是官僚单位一时失察，抓错了对象。如果无法判定哪些人清白无辜，司法体制怎么可能称得上绝对可靠？有些人被押上朝西驶过西伯利亚大草原的火车，前胸贴后背，挤在车厢里，车厢墙上布满以前一批批囚犯的姓名，模糊的粉笔污渍有如一个个鬼魅，萦绕于车厢之中。即使如此，她们依然误信司法体制百分之百可靠，甚至连被推上驳船、顺着叶尼塞河朝北漂流之时，她们依然坚守这个错误的信念。但当她们下船登岸、踏上光滑闪亮的苔原，她们的错觉终于被夏日灿烂夺目、无止无尽的阳光烧灼一空。在遥远的小城，她们的姓名遭到净化，从此自家族历史之中除名。在照片中，她们的脸孔被涂上漆黑的墨汁。我们从未见过她们，但是我们是活生生的例证，证明她们确实曾经存在。她们在北极圈北方一百千米之处缔造了我们的家园。

啊，我们又讲到自己。我们先从葛莉娜的外婆说起吧。她原本是基洛夫的芭蕾明星，连续五年担任首席舞伶，后来因为卷入一个波兰的地下运动组织遭到逮捕。在市区任何一处灰扑扑的拥挤街道中，纤细瘦高的她，看来始终一枝独秀。虽然她跟我们的外婆们踏越同样的铁轨和小河，但她天生注定不会埋没在矿区。劳改营的营长目光如豆，人格违常，却也是个芭蕾舞的行家。两年前，他在圣彼得堡看过葛莉娜的外婆表演《雷蒙达》，而且是戏院之中率先起立喝彩的观众之一。当他在名单上偷偷瞥见她的名字，他露出微笑——以他的工作性质而言，此举可是相当罕见。他举起小酒杯，跟他的副营长干了一杯：“敬无远弗届的苏联艺术，它的力量如此宏大，甚至远及北极圈。”

在劳改营的第一年，葛莉娜的外婆备受礼遇，像是上宾，不像犯人。她的私人雅房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让她收放衣物的五斗柜、一个烧柴的炉子，陈设简朴，但是相当干净。营长一星期数度邀请她到他的办公室茶叙，他们隔着堆满登记表、配给表、函件通知、上级指令的桌子坐下，讨论瓦加诺娃教学法、首席芭蕾舞伶的大腿骨应该多长、柴可夫斯基指挥之时是否真的害怕自己会摇断了头、致使伸出左手撑住脑袋瓜。葛莉娜的外婆说营长是“胡扯联邦的忠诚国民”，因为他坚称《天鹅湖》包含一段芭蕾舞大师莫里斯·裴堤帕最出名的双人舞。除了他六岁的外甥之外，没有人胆敢如此直率地跟营长说话，但他没有削减她的配粮，也没有用九克的子弹打穿她的脑袋。他再奉上一杯茶，建议两人说不定下星期会达成共识，她听了回了一句：“意志薄弱之人才会以达成共识为目标。”我们对她的仰慕忍不住稍微攀升。营长亦然。

隔年，为了自娱，也为了提振营区的士气，营长商请葛莉娜的外婆创办、训练、领导一个小型的芭蕾舞团。舞团排练了三个月，而后正式首演。有些团员小时候学过芭蕾舞，其他团员则略知农民舞。经过几个下午的漫长讨论，营长和葛莉娜的外婆决定演出简约版的《天鹅湖》。团员们被冠上似是而非的法国名字彩排演练，一直跳到双脚布满水泡。葛莉娜的外婆威胁恫吓，指示这些人民的公敌一再重复同样的动作，重新锻炼她们的肌肉记忆，硬生生教出一群优雅的舞者。大家愈来愈不晓得她是俘获者、受俘者，或者两者皆是。但当拉伤的肌肉和肿胀的脚趾疼痛稍止，当幕布拉起、营区的探照灯点亮福利社的另一侧，大家都看得出来某个非比寻常的演出即将登场。

我们的外婆们坐在充当观众席的福利社板凳上，可想而知地，整个演出荒腔走板。最近的一个交响乐团远在一千八百千米之外，因此，乐曲透过锈迹斑斑、原本用来储藏洋葱的留声机喇叭流泻而出。这出芭蕾舞剧需要几十位舞者，舞团却只有十位团员，其中四位用煤炭画上胡须，扮演齐格菲王子、魔法师罗斯巴特、各个不同的男仆、家庭教师和名门士绅。湖上只有寥寥几只天鹅；后来有些人开玩笑说有人抢先一步前来狩猎，杀光了禽鸟。团员们舞姿凌乱，频频出错，没有人跟得上节拍，乐曲早已终止，众人的手脚依然胡乱摆动。但是葛莉娜的外婆随后登场，悄悄踏入一圈灯光之中，独自矗立在舞台上。她的头发梳洗整齐，戴上羽毛头饰，双肩有如夏日的北极熊一样雪白，脚上系穿一双真正的丝绸芭蕾舞鞋。我们的外婆们静了下来。有些人回想起过去那段到音乐厅看表演、欢度生日节庆、手执高脚杯、啜饮香槟酒的日子，有些人利用时间暂且打盹。但是我们猜想她们绝大部分深感震慑。她们天天在矿区工作十四个钟头，吸进大量镍尘，连打喷嚏都带着点点银光，谁料想得到她们居然有机会观赏基洛夫首席芭蕾舞伶的私人演出。

尽管出了种种差错，营长依然非常高兴。其后八年，他每年夏至和冬至都赞助芭蕾公演。但他之所以平步青云，一再升官，原因可不在于为人慷慨，免费致赠任何物品。对一个决心在囚犯们翘辫子之前压榨出最后一丝生产绩效的人而言，营长发现芭蕾舞公演竟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胁迫手段。观众席的座位——连同加给的配粮——保留给那些超越生产绩效的人们，而绩效的标准却是逐年升高。葛莉娜的外婆害她的观众们减低了几年阳寿。

到了第九年，一切画下句点。葛莉娜的外婆再过不到三个月即将获释，而劳改营的营长坠入了情网。像他这种人可能真的爱上另一个人吗？虽然不情不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没错，确实有此可能，他说不定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果真坠入情网。我们都曾跟这种男人打过交道，他们当然不是谋害众人的官僚政客，而是酗酒的男友、拳脚相向的先生、以及那些误以为种种讨厌的毛手毛脚之举皆是奉承的陌生人。方圆数千千米之内，葛莉娜的外婆是唯一一个见到了营长不至于感到百分之百憎恶的女人。说不定他将之误认为迷恋？不管原因为何，他在她获释八十五天之前把她叫进办公室。她随手关上办公室的门，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听说了警卫们传播的谣言。据说营长坦然示爱，葛莉娜的外婆却婉拒营长的情意。即使过了几十年，葛莉娜的外婆婉言相拒的那一刻依然令人震惊。我们对她的仰慕原本已经渐渐干涸，但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们心中再度盈满对她的仰慕，一想到我们曾经指控她与敌人共谋，我们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营长不习惯受到拒绝。警卫们偷听到隐约挣扎、一声尖叫、衣衫撕扯破裂。营区其他人熟睡之际，营长成了葛莉娜的外公。

说不定他们从头到尾始终同床共枕。我们哪知道？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随着运动的结束，监狱纷纷拆撤。营区的行政官员从内政部转任到钢铁冶金部，办公室甚至换都没换。开采镍矿的矿工还是同一批人。我们的外婆们嫁给矿工、冶炼厂技工、甚至前营区警卫。为了收入与现实考量，她们待了下来：北极圈镍矿的薪资是全国之冠，更何况获释的囚犯们很难拿到回乡的居留证。葛莉娜的外婆便是其中之一。她抚养女儿长大，教导学童们。一九六八年五月临终之时，她躺在病床上，紧紧抓住值班护士的手臂，低声说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还来不及跟护士说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她就撒手西归。

但她的一生是我们外婆那一代的故事。葛莉娜的境遇才是我们这一代的故事。

○　○　○

葛莉娜在一九七六年出生。产科医生不太喜欢孩童，因此，当他看到她却没有皱眉，大家莫不将之视为一个吉兆，认定她是个美人胚子。随着葛莉娜一天天长大，我们全都认可产科医生当年的真知灼见。葛莉娜不像她爸爸，也不像她妈妈，而是像她的外婆。

她爸爸是个矿工，她妈妈是一家纺织厂的女裁缝，没错，葛莉娜小时候，我们的妈妈们确实赞许她的父母。他们行事合宜，设法保持低姿态，各方面都不引人注目。他们从早工作到晚，谨遵“道德法典”的第二条守则：劳动应当认真负责，增进社会福祉——不事生产之人，不应享有食粮。他们在家中高声交谈，音量大到我们的妈妈们隔着墙壁也听得到他们没有私藏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但是说来奇怪，我们小时候，他们不准葛莉娜跟我们玩耍。他们婉拒我们的邀请，不让葛莉娜跟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国际青年团结日”举办庆典活动时，他们一家也提早离去。这些举动令我们的妈妈们起疑。“他们那家人啊，讲得好听一点是骄矜自负，讲得难听一点是破坏反动。”我们的妈妈们一边悄悄耳语，一边舀了一匙果酱加到热茶里。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虽然清算整肃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人们还是有意无意的说着类似的话。我们的城市不大，流言与耳语很容易成为裁决与定论。谁忘得了薇拉·安卓亚弗娜？她无意之间告发自己的母亲，结果却受到明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各大报刊的赞扬？如果不是肺癌先一步夺走了她的性命，葛莉娜的妈妈说不定也遭逢类似的命运。

直到小学三年级，我们才了解葛莉娜的爸妈为什么不让她跟我们交朋友。背诵了九九乘法表之后，我们出去吃午餐——我们精于默记与念诵，九九乘法表难不倒我们。葛莉娜被一条松开的鞋带绊了一跤，忽然往旁边倾斜，手里的书本飞到空中，跌跌撞撞，整个人摔到书堆里。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一条鞋带造成如此骚动。

“你有点辜负了你外婆的盛名。”我们的老师说。并非每个人都有一段引以为荣的家族传奇，我们带点忌妒，恨恨地大笑。

“这话是什么意思？”葛莉娜问。她不知道。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七嘴八舌，争相告诉她芭蕾舞团、邪恶的劳改营长、她外婆传奇的一生。她摇摇头，一脸困惑，不可置信，最后终于露出骄傲的神情。

当天晚上，她要求学习芭蕾舞。

“芭蕾舞？”她爸爸问，他的嗓音喑哑，喉咙因为镍矿粉尘而刺痛。他将在五十二岁辞世，已比一般矿工多活了三年。“你还是个学生，你会忙着学习、领导团队。”

但是葛莉娜非常坚持。“我要跟我外婆一样跳芭蕾舞。”

她爸爸叹了一口气，双手拂过一缕缕电暖炉散发出的滚烫热气。这些年来，他始终质疑他和他太太为什么刻意隐瞒这位家族名人，答案却相当单纯：他们是劳改营的下一代，而且有个长得非常像她外婆的女儿。葛莉娜的爸爸深知她最好收敛每一个令她锋芒毕露的特色，直到那些七嘴八舌的婆婆妈妈认定她是她们的一分子，这样一来，她的前途才有希望。

但是自从他太太过世之后，他愈来愈纵容，而且变得相当宿命。“好吧，葛莉娜，当然可以。”他说。隔天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

新的领导人在葛莉娜开始学习芭蕾舞的那一年上任，社会经济改革、民主化随后而至。我们的妈妈们放胆一试，悄悄话讲得大声一点，我们走过青春期，从女生变成女孩，逐渐找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刚开始只是窃窃私语，这种谨慎的态度不失为明智之举。改革就像流行歌曲，最先风行于莫斯科，过了好久才传播到我们这里。冬天到了，太阳躲到为时三个月的黑夜之中，我们群聚在停车场和废弃的空地，窝在“白森林”锈迹斑斑的钢铁树枝下，躲在荒废的公寓和咖啡馆里取暖，轮流传阅索尔仁尼琴、诗人布罗茨基等人的地下刊物，我们随着“皇后合唱团”的黑胶唱片起舞，唱片是某人二表哥的小提琴老师从欧洲带回来的，我们穿上黑市买来的李维牛仔裤，牛仔裤看起来不错，穿起来却始终不太合身。我们交换陈旧的ryobra——也就是所谓的肋骨唱片、白骨音乐、骨头单曲——一首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摇滚乐禁歌，从黑胶唱片压印到X光片上，然后放在留声机上播放，音效闷沉。断裂的肋骨，脱臼的肩膀，恶性肿瘤，挤压的脊椎骨，一张又一张X光片被裁剪成粗略的圆形，歌曲被蚀刻在片子上，中间被香烟的微火烧出一个小洞，这些X光片象征人类的种种病痛，隐匿在一道道凹沟之间的却是布莱恩·威尔森纯净、喜悦的歌声，想来真是心旷神怡。我们的爸妈说这些音乐是西方的污染物，难不成一首在世界另一端灌制的歌曲导致X光片上那一团恶性肿瘤？难不成癌症的元凶不是那些从窗外的烟囱飘进屋内、人人免费吸取的尘污？

夏季之时，土地的创伤弥漫云间。黄褐的烟雾笼罩市区，好像一层慢慢在空中风干的亮光漆。人称“十二使徒”的十二座镍矿冶炼厂环绕一片工业废水的湖泊，飘散出二氧化硫的废气。雨水打在我们的皮肤上，感觉烧灼。尘污凝结成一层浓密的云幕，遮掩了星光。月光好像是我们外婆们提及的陈年旧事。我们白天不必上学，晚上不会天黑；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接吻；我们尽情享受属于我们的夏日。我们一早照照镜子，赫然发现一颗颗雀斑，我们看看绝对不想长毛的地方，赫然发现一根根体毛；我们是如此笨拙、如此不自在。我们把肺癌的X光片当作“海滩男孩”的唱片封套，我们思索肉体如何背叛心灵，不禁怀疑成长本身是否一种病状。我们坠入情网，我们失恋分手，次次惊心动魄。我们经常是一个日后让自己想了就懊悔的那种人。

天气晴朗之时，我们跋涉穿过白森林。曾经，有一位有权势的太太日益思念小姐时代的桦树，于是以钢铁为树干、塑胶为叶片，兴建了这座白森林。但是到了我们拖着脚步、走过树下之时，森林和夫人已遭岁月摧残，我们头顶上的塑胶叶片松弛无力，布满黑斑，就像夫人的脸孔。我们继续前进。脚下的黄泥有如芥末酱，我们噗噗趴趴，沉重踏过。我们走到森林的另一端，望向一片冒着硫黄味、延伸到远方的工业废料。我们大喊大叫。我们高声宣示。此时此地，我们不必压着嗓门说话。七月的短短几星期之间，艳红的野花铺天盖地，覆满氧化的工业废料，大地洋溢着某种一触即发、浩劫将至的美感。

但是地底唯一的色彩是银白的金属光泽。我们的爸爸们十二小时轮班，深入产量称霸全球的镍矿矿坑，轰炸矿石。矿坑直下我们踩踏的地面，深达一千米半，坑底的空气是如此凝重炽热，即使是一月，矿工们依然脱得只剩下内衣裤。过了几个钟头、回到家中之时，他们跌跌撞撞走向洗澡间，卸下外套、毛衣、衬衫、长裤、以及风干黏附在他们胸膛、脊背、大腿上的镍矿尘灰，在踏入洗澡间的短短几秒钟之前，我们的爸爸们是坚不可摧、闪闪发光的金属人。

矿区开采金、铜、钯、铂等其他金属，但是镍矿是我们的命脉。“十二使徒”冶炼厂以两千度的高温焚烧矿石，萃取纯镍，空中飘落的雪花染上不同的色彩，端视前一天焚炉锻炼哪种金属：纯铁是红色，纯钴是蓝色，纯镍是有如鸡蛋的鹅黄色。我们以皮肤裸露之处的疹子判定景气，疹子扩散的范围愈大，近来的景气愈佳。就连那些从来没有点过一支香烟的人，也咳得像个老烟枪。但是采矿集团妥善照顾大家：我们到温泉区度假，国际劳动节之时，市区各处都有庆典活动，而且放眼六个时区，我们的薪资收入高居各个都会区之冠。当我们的爸爸们身体不适，采矿集团提供病床。当他们撒手西归，采矿集团提供棺木。

自始至终，我们再怎样降低期望，葛莉娜总有办法让我们失望。芭蕾舞老师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课堂名单上，原本相当兴奋，后来却日渐气馁。尽管继承了她外婆的美貌，葛莉娜的舞技却如同受到惊吓的鸵鸟般笨拙。她连做个基本的伸展操都跌得四脚朝天。公演之时，她被降格到舞团之中最不重要的角色，真是谢天谢地。但是我们实在不该如此苛刻：如果她是其他任何人的孙女，我们绝对不会批评她跳起舞来像是饱受内耳炎困扰的病患。更何况我们无须承受任何压力——没有人对我们抱持期许，没有人预料我们在任何一方面表现出众——因此，我们无法了解那种你在某个领域似乎注定成功、结果却一败涂地的感受。所以啰，别再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想要宽容亲善。

既然最近心中冒出这股善意，我们不妨谈谈葛莉娜具有哪些专长，比方说，她非常擅长让自己变成众人注意的焦点。我们中学一年级时，她穿了一件橄榄绿的迷你裙参加舞会，她用几条她妈妈最丑陋的头巾，缝制了这件迷你裙，我们从来不曾见见识这种场面：原本端庄的布料，这会儿紧紧裹住她的臀部，造就出一桩令人议论的丑闻。裙子只盖住大腿的一半，比一条毛巾大不了多少，她大腿其他各处起了鸡皮疙瘩。男孩们目不转睛地瞪视，人人张口结舌，暗自感谢老天爷，然后把头转开，好像光是注意到葛莉娜的存在就是不法的淫秽之举。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北极圈从来没有迷你裙这种先例。我们聚在一起悄悄耳语，一致同意葛莉娜变成了应召女郎，但回家之后，我们也动手缝制我们自己的迷你裙。

迷你裙引起了科里亚的注意。如果办得到，我们会彻底把他从我们的故事之中删除，就像审查员们拿着喷笔，从一张张葛莉娜的外婆曾经露面的照片中，涂去她的影像。科里亚这小子啊，身高不到两米，骨子里囤积的傲慢，却高达一百米，这种年轻小伙子让你觉得：你若没办法打动他，你就不够格。他始终歪着身子，好像快要滑到地上，头上戴着一顶歪七扭八的帽子，整个人像个斜体字母。若是在其他国家长大好好培养，他说不定会成为投资银行家，但在这里，是他日后却成了杀人犯，而且是那种谋杀自己人的下等杀人犯。

葛莉娜不可能预见这些事情。我们全都料想不到。两人第一次约会时，他邀请葛莉娜沿着水银湖漫步。没错，那个水银湖、那个囤积了冶炼厂毒性废水的人工湖泊。第一次约会耶。我们可不是开玩笑。但这事想了就令人伤心。算了，干脆忘了科里亚，即使我们怎样都忘不了。

尽管她那件头巾缝制的迷你裙在学校掀起丑闻，葛莉娜照常在采矿集团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表演芭蕾舞。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搭乘螺旋桨小飞机而来，恭贺我们。我们最无能的官僚们获颁勋章和奖状。官员们告诉大家，我们居住在地球的顶端，所以世界其他区域的人民可以仰头瞻仰我们。我们的爸爸们看到官员们的录像致谢，莫不大感欣喜。诸位不但开采苏联所需的燃料，他称颂，更是苏联的动力。庆祝活动最后一夜的压轴好戏是市中心的户外芭蕾舞公演。舞者们远自波修瓦大剧院和基洛夫搭机前来公演。葛莉娜居然获选为伴舞舞团的一员，跌破众人的眼镜。“十二使徒”两星期之前就熄火，七月的阳光射穿天空残余的云朵，有如一盏聚光灯，将葛莉娜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道墙在另一个大陆崩落，我们的共和国联邦很快随之瓦解。“新俄罗斯人”暨未来的寡头大亨欧列格·沃洛诺夫来了。七十年来头一遭，我们的城市对外开放。我们其中几人收拾行囊，启程离去。一个在“鄂木斯克—诺沃西比尔斯克”铁路支线担任收票员，后来嫁了一个工程师，生了三个男孩。一个拿到奖学金，在伏尔加格勒攻读物理。一个前往美国，嫁了一个在网络上认识的钢琴调音师。但我们大多留了下来。世界局势随时可能变化。现在可不是远离家园的时候。

我们这个岁数的男孩大多没有能力花钱打通关卡，靠着贿赂进大学读书，科里亚也不例外，结果国家的紧张情势刚刚开始升高，他就被征召入伍，不得不服役。离开之前，他在杂货店蔬果区的走道上跟葛莉娜求婚，由此可见这人对“浪漫”的看法，我们无须多言。对了，葛莉娜怀孕了。军方允许两种人士延期入伍：一是父兼母职、独力扶养一个小孩的父亲，一是家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孩的父亲。因此，葛莉娜和科里亚有几个选择：他们可以马上结婚，然后离婚，好让科里亚“独力扶养”他们的小孩，或者，他们可以踏入礼堂，祈求老天爷让他们生下双胞胎。我们力劝葛莉娜两者都不可行。她才十八岁。她还有大半辈子可做出鲁莽轻率、无法挽回的错误。理智一点。去一趟诊所，她就可以处置腹中的孩儿和不成材的男友。但是尽管我们提出一个个合情合理的规劝，她依然深爱科里亚。那些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电视剧，剧中爱情的力量战胜一切，时运不济的恋人始终克服一切障碍，唉，这些显然都是不切实际的神话，就像是电视播报的新闻；但是当你自己是主角，所谓的“显然”便失去了意义。结果我们全都嫁了一个“跟这种人结婚真可怜”的男人。科里亚入伍之后，葛莉娜似乎日渐枯竭，好像缩了水，看起来就是少了什么。难道我们误判他们对这段感情的投入？葛莉娜始终像嵌镶玻璃花窗一样鲜明娇美，但是我们料想不到科里亚竟是让她盈满光彩的阳光。

我们陪她走到诊所，事后陪她走回家。我们以她为傲。我们觉得她很可怜。我们陪伴在她的身边，为她加油打气。

*　*

葛莉娜在采矿集团担任接线生，星期二晚上修计算机课。当我们在木制的巴士站看到第一张首届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的海报，她也在场。海报吁请年轻貌美、才艺双全的女孩，参加这个全国电视转播的活动。我们望向葛莉娜。她望向她的纤腰。

两星期之后举行试镜，地点是我们以前中学的礼堂。我们上了浓妆，光着大腿，一个接着一个登上舞台。选角总监绕着我们打转，拍拍我们的大腿，捏捏我们的臀部，好像挑拣红菜头的老太太，检测我们的肌肉是否结实。我们大多在第一轮就遭到淘汰。葛莉娜可不。当选角总监看到身穿头巾迷你裙的她，不禁放心地叹了一口气。他在她身边绕了又绕，碰也不碰她一下，只是盯着她裙子的下摆。“你有什么才艺？”他问。“我会跳芭蕾舞。”葛莉娜回答。他点点头。“把你的舞鞋带到诺沃西比尔斯克。”

不久之后，葛莉娜的芳踪无所不在。她的名字连续五十七天出现在报纸上。她不但代表我们地区参加在诺沃西比尔斯克举行的选美，同时也是获选为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拍摄宣传广告的三位参赛者之一。我们看到她的频率高于我们看到自己的爸妈和男友，甚至超过我们看到镜中的自己；她的脸孔简直是我们的国旗。

葛莉娜说不定依然深爱科里亚，但她对他的爱意不足以阻止她每星期五晚上坐上那部镍银色的奔驰轿车。“她攀上枝头啰。”我们的妈妈们说，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两人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我们亦表同意。欧列格·沃洛诺夫才三十五岁，年纪不算大，却已是全国第十四名富豪。当采矿集团遭到拍卖，他利用向外国投资客、贪官污吏、黑帮老大筹募的资金，买下大部分股权。拍卖会只持续了四秒半。他付了两亿五千零一十万美金，刚好比公开招标多出十万美金。一个每年营收数十亿美金的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只花两亿五千万美金就买得到？集团的经营权折换成股票，分配给集团的员工。但是股票只有在莫斯科才可以按照总值出售或是交易，而且必须本人办理。我们的爸爸们别无选择，只好在地铁站的小亭贱卖股票。小亭由沃洛诺夫的手下们管理，他们用总值的零头就买回了股票，而我们爸爸们出售股票的金额，刚好足以支付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医疗费用。不久之后，我们听到谣言，据说沃洛诺夫的银白奔驰轿车在葛莉娜的公寓门外等候，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的海报也开始张贴在收购股票的小亭窗口。

既然我们在葛莉娜生命之中扮演配角，聚光灯不免也扫到我们身上。一家新开张的美容院免费帮我们修指甲，因为店主觉得葛莉娜的老同学们若是大驾光临，说不定会让人觉得店里生意兴隆，格调高雅。昔日的男友们打电话来道歉。我们的妈妈们开始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把握机会享受每一刻。我们这么说不会显得小家子气吧。

选美竞赛的那晚，大家全都放下工作。我们挤在电视机旁，等着收看葛莉娜和西伯利亚其他市镇的年轻小姐登上舞台，那些市镇出名的不是美女，而是关闭的军事基地和停产的铀矿。时值九月中旬，外缘的窗格已经覆满一层薄霜。甜滋滋的香槟酒搁在冰箱里冰镇，伏特加在我们的酒杯里散发出暖意，我们一边啜饮，一边看电视，当乐队奏起《爱国者之歌》，我们示意彼此别出声，跟着乐队轻哼，但是没有合唱。我们的国家才三岁大，国歌的歌词尚待编写。主持人大摇大摆地走过舞台，欢迎大家收看第一届西伯利亚小姐选美，他两颊红润，神态乐观，一看就知道从未在西伯利亚久待。他介绍每一位参赛者，但我们眼中只有葛莉娜。

节目插播广告，广告之后，参赛者穿上高跟鞋和泳装；我们之中少数几人认为这个活动淫秽不堪，只不过美其名为“选美”，他们指出，只有在色情片之中，泳装和高跟鞋才会搭在一起，但我们听听就算，不以为意。当其他参赛者登场，我们嘘声四起，期望借由意志力让她们跌跤、摔断鞋跟、无缘无故自发起火。我们诅咒她们精神崩溃、情绪失控、断手断脚、惨遭斩首、承受圣经旧约的种种刑罚。我们忽然凶性大发，残酷不仁，但是感觉却没什么不对，甚至相当适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兴起凶念。当参赛者穿着泳装走过舞台、却没有摔断鞋跟或是跌跤，我们判定她们肯定是色情女优，否则哪有机会经常练习？只有穿在葛莉娜身上，泳装才展现出如同晚礼服般优雅的风情。

在机智问答项目中，我们讥笑其他参赛者事先排演的流畅对答。当葛莉娜走向麦克风，我们全都安静下来。主持人介绍她，然后低头参阅手中一组绿色的资料卡，一瞪瞪了好久，此举引发悬疑气氛，却也让他看起来像个不识字的文盲。“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对你具有什么意义？”他终于发问。

葛莉娜温婉地笑笑，转向离她最近的麦克风。“在全国观众面前代表我的家乡，对我而言意义相当重大。我很高兴这项选美活动让大家注意到西伯利亚丰富的文化传统。几百年来，西伯利亚经常被当作囚禁罪犯和流亡分子的牢房，但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也不是囚犯。我们是祖国的人民，不久之后，全世界都将意识到我们西伯利亚人不但开采俄罗斯联邦所需的燃料，更是俄罗斯联邦的动力。”

主持人眉头一皱，脸上闪过那种既是惊喜、也是赞许的奇特表情。“如果你当选为西伯利亚小姐，你有何打算？”他问。

“我当然会出名。”葛莉娜边说、边对着镜头俏皮地眨眼。在观众鼓掌叫好、乐团高声奏乐之前那两秒钟空档，葛莉娜不需要后冠，因为她已经用那个俏皮的举动为自己加冕。

在才艺表演项目中，一个面黄肌瘦、高高瘦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孩用俄式三弦琴拉奏《拉赫玛尼诺夫》。一个戴着假指甲、假睫毛、假乳房、夹扣式假发的巴尔瑙尔女孩蒙上眼罩，速解魔术方块。这些博学的金发尤物是何方神圣？评审们跟我们一样惊讶。当大会宣布葛莉娜即将表演《天鹅湖》的白天鹅单人舞，我们全都安静了下来。

六十年前、她外婆首度在劳改营登台表演时，就是选择这支单人舞，如今她选了同一个舞码，究竟想要证明什么？我们的葛莉娜是新俄罗斯的文化偶像，为什么决定表演一支苏联时代风行各地的单人舞？镁光灯有如炮弹般引爆。白色的薄纱裹住她的纤腰，她高举双手，划出一个圆弧，头微微一歪，踮起脚尖，迎上聚光灯，开始表演。

大提琴颤音高亢。葛莉娜踮立，一件蓬松的白纱舞裙圈住她的纤腰。她抬起左腿，舞鞋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小提琴的琴声一响，她的脚尖也刚好落地，喔，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外婆们依然健在，亲眼见证这个场面。其后两分钟三十秒，她翩然起舞，整个城市陷入沉寂。礼堂远在一千七百千米之外，我们却从未感觉跟我们的朋友如此亲近。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参赛者只看到一名女子在舞台上轻轻挥动手臂，但我们看过她头一次穿上芭蕾舞衣、舞蹈老师在一旁气馁地叹气。我们看过当我们跟她说起她外婆的故事、她那副张口结舌的模样。我们看过她三年级数学课堂上被鞋带绊倒、腾空摔到地上。但当表演进行到最后十五秒钟、葛莉娜跌了一跤，我们可不能怪罪鞋带。我们只能将之归咎于一连串令人生畏的凌空越步、滑溜的舞台地板、过度雄心勃勃，或是天赋不足。她踮起右脚，腾空跃起，却重重落地，压到左脚。乐团一阵喧闹，麦克风因而接收不到她内踝骨折的声音。我们只听到主持人大声惊呼、葛莉娜尖叫一声撞上地板、挥之不去的中提琴乐声——一位中提琴家不屈不挠地拉到乐谱最后一小节，即使其他团员早已安静下来。葛莉娜强撑着身子坐直，脸颊涨得通红，芭蕾舞裙披散在周围的地上，盈满聚光灯每一寸灯光。她抽抽搭搭地看着镜头，那种挫败的神情是如此熟悉、如此私密，我们几乎也想哽咽。

当其他参赛者展现才艺、继续表演歌曲、特技和派对把戏，葛莉娜接受治疗。我们垂头丧气，难过到无法为了葛莉娜讥笑她的对手们。加冕典礼之时，她坐着轮椅被推到台上，脚踝敷着冰块。我们没办法看着她败北。我们太过投入，无法轻言放弃。那个晚上提供了某些我们谈论多年的话题。选美尚未结束，我们已经开始批评她准备不周、骄矜自大、执意不愿跟我们请益，她若事先请教我们，我们大可提出告诫，警告她注定会失败。主持人从评审小组手中接下一个信封，在台上开封。他眉头一皱。这会儿他可不是故作悬疑，默不作声；他反复念出那个名字，显然真的不敢置信。虽然我们事后得知洛沃诺夫是选美竞赛的主要赞助者之一，而且获胜者的名字早在比赛三天之前就已写在信纸上、封入信封内，但当我们回想主持人对着摄影机不自然地笑笑说“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西伯利亚小姐正是葛莉娜·伊娃诺娃”，心中的愉悦却未稍减。名次一揭晓，我们鼓掌叫好，放声尖叫。我们重重踩踏地板，我们在走廊上手舞足蹈。我们早知她办得到。我们始终毫不怀疑。葛莉娜濡湿的眼中闪烁着镁光灯的光芒，她没办法登上舞台，所以工作人员把她抬到台上，主持人为她戴上一顶金黄的后冠。不到一个月，叶片的金漆逐渐剥落，露出底下的镍合金。

*　*

声名接踵而至。葛莉娜拍电影、上电视、获得各种演出机会，连着好几年，我们只在荧光幕和印刷粗劣的小报上看到她。科里亚退伍，从车臣回到一个他只够格当小混混的城市，我们很快就忘了曾有一时、葛莉娜并非只是寡头大亨的女人。她迁入沃洛诺夫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豪华旅馆的顶楼套房，即使疑心重重、极度猜忌，媒体对这位寡头大亨始终非常恭敬。一两个世代之前，像他这样的男人可能把兴风作浪的记者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现在他们只是开枪把兴风作浪的记者们杀了。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庆祝。我们的爸爸们因为肺病过世，我们的兄弟们和先生们接下矿坑的工作。他们从矿坑回家，全身银闪闪，就像爸爸们以前一样，但是他们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们忧于生计，担心得面黄肌瘦。他们刚刚入行，工作机会就开始锐减；采矿集团提供的员工福利销声匿迹；没有疗养度假村，没有医院病床；出售股票得到的卢布早已用罄，我们不再合法拥有这些我们父执辈冒死挖掘的矿脉。我们的妈妈们曾说：青少年渴望自由，成年人渴望稳定。当我们意识到她们说的果真没错，心中不禁一阵刺痛，感觉糟透了。我们的国家曾经强盛。全世界曾经惧怕我们。国家曾是我们的父君。如今我们有些什么？传染病和嗜瘾症。年轻气盛之时，我们认为自己跟国家的势力争斗，但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势力，才有办法在地球的最北端生存。

但是生活之中不乏欣喜。我们有了下一代。他们大哭大叫地来到世间，浑身苍白，沾满胎盘的黏液。他们生下来就扑哧咳嗽，口水飞溅。我们把他们抱入怀中，教他们笑一笑。我们为他们的周岁生日、他们跨出的第一步鼓掌喝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改变了我们和妈妈们的关系。怜悯取代我们眼中原本的轻蔑，心中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我们像关爱自己一样关爱她们，因为尽管无心如此，我们却已变成了她们。

当葛莉娜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在戏院上映，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外婆们前往观赏。葛莉娜整个人跟两层楼一样高，看起来更加娇美。她饰演一个受制于漫天大谎与阴谋事件的女英雄，她被美国中情局挟持，而后利用她过人的智力与体力成功脱逃。她的演技冷静之中带着狡诈，即使最危险的时刻，她也说得出极具爆炸力的俏皮话。影评人抨击“瞒天大谎”剧情荒诞，难以置信，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昔日的同学、我们的好友，领衔演出一部剧情片，而我们在此悉心观看。

*　*

我们好几年没听到葛莉娜的消息。生了女儿之后，她从众人的监看中淡出，大家的焦点转向新任的西伯利亚小姐和年轻一辈的小明星。她主演的电影从戏院移到电视播出，而后从各种频道销声匿迹。我们不再谈论她。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活操心。

车臣战争结束不久之后，矿区开始裁员。自动化机械开采镍矿的效率胜过我们的先生们。退休金随着国外股市震荡消失一空。连那些保住工作的人都为了生计挣扎。由于卢布崩盘，薪资和退休金拖了几个月才发放，进口商品取代常见的苏俄品牌，但是没有人买得起。我们考虑搬到气候比较温和的地区，但筹措不出搬家的费用。更何况我们的孩子们是第四代移民，已视北极圈为他们的家园。这代表着某种意义，即使我们不太清楚意义何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们身边种种晦气的事件中，莉迪亚的遭遇特别引人注目。莉迪亚曾是我们的姊妹淘，后来搬到洛杉矶，嫁给她在网络上认识的钢琴调音师。后来两人的婚姻画下句点——我们全都采信这个说法——莉迪亚返回基洛夫斯基，搬进她妈妈家。她妈妈是薇拉·安卓亚弗娜，你当然记得薇拉，对不对？那个当年跟苏联秘密警察告发她自己母亲的女孩？苏联时代，她衣食无虞，但是她的好运随着苏联的解体陨落。到了莉迪亚返家之时，薇拉已经跟那群战后雇用科里亚的贩毒帮派扯上关系。莉迪亚发现她的童年故居变成犯罪天堂，不禁又惊又怒。她当然跟我们这群闺蜜发泄她的愤怒和不满，她叮嘱我们保密，但她怎能指望我们不跟别人分享这种闲话？不到一星期，消息就传到帮派老大耳中，他随即下令格杀。但是罪恶感就像镍矿，不但来源有限，而且可以经由多种方式拆解分析，按下扳机的科里亚和那群小混混承担最多责难，其次是下达格杀令的帮派老大，然后是跟帮派分子打交道的薇拉。跟帮派挂钩的警察局长难辞其咎，莉迪亚自己也必须负责，谁叫她信任我们、以为我们会帮她守住这种精彩的闲话？最后才轮到我们，我们分摊一小部分罪恶感，这一小部分还由我们六个人均分，因此，我们全都不会感到愧疚。我们曾是七人小组，莉迪亚曾是我们其中之一，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散播谣言、最终导致莉迪亚遭到谋杀，并非唯我们是问。

*　*

二〇〇〇年，新总统上任，我们兴高采烈。

学校指定我们的孩子们阅读新版历史教科书，我们帮他们做功课，他们读到彼得大帝的事迹，十万农奴为了兴建他在涅瓦河畔的华城丧生性命，但是全世界都同意圣彼得堡是人类奇观之一。他们读到沙皇、皇室的权力、劳动阶级、十月革命。他们读到过去的领导人，我们跟着阅读，新版教科书对他的评价与我们那个时代不大相同，令我们大为讶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外婆们的历史地位。说不定她们的牺牲是必要的，说不定为了国家的兴旺，她们的苦难是合情合理。最终而言，她们为了我们牺牲自己。当我们的孩子们大声朗读苏联的瓦解是二十世纪严重的地缘政治灾祸之一，我们点头称是，告诉他们：“这话绝对属实。”

第二次车臣战争开打——说不定没有所谓“第二次”，而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战争重燃战火，我们让制定教科书的历史学家做出判定吧——葛莉娜的故事急转直下，即使直到日后、当她再度成为我们其中之一，我们才晓得这回事。当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复苏首度露出曙光，葛莉娜陪同寡头大亨到格罗兹尼出差，沃洛诺夫因采矿致富，但在俄国的富豪排行榜上，他只是第十四名，他急于跨足石油业，车臣的油田在为期十年的战争之中皆未开采，提供了绝佳的起点。沃洛诺夫跟各个部长开会之际，葛莉娜追查科里亚的消息。历经莉迪亚那桩可怕的事件之后，他以佣兵的身份再度入伍。她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他。当年他服完两年兵役之后，公关人员、经理、经纪人架起层层难以穿越的屏障，防止像他之类的男人接近她。她猜想他是否曾经试图联络她，是否因为她的沉默，所以被逼得走上谋杀莉迪亚的绝路？

军方官员非常乐意把医疗和兵役纪录交给寡头大亨的夫人，因为军方无能至极的行政中枢有个附属单位，专为寡头大亨、政客和骗徒服务——这些人有钱有势到连一个大兵的姓名都不知道，即使大兵们为了他们上战场——该单位办事效率极高，不到一下午的时间，一个职位不高、自称是“瞒天大谎”影迷的小官就把科里亚的档案交给葛莉娜，档案中依照重要性递减的分类表辨识科里亚，最上方是他的军阶，最下方是他的血型。

“好消息是，他的连队驻扎在距离这里五千米之处。”小官说，“坏消息是，他被列为阵亡。”

葛莉娜神情肃穆地点点头。

“别这么愁眉苦脸！”小官说。“我们经常把健康的士兵列为阵亡，毕竟人一死，我们就不必支付薪资。阵亡是为了方便做账，而不代表这个人是否活着。事实上，我们有个病患，他以前跟科里亚同一连，我们老早把他跟科里亚一起列为阵亡。”

病患叫作达尼罗。小官低头研究手中的档案，然后继续跟她说，几个月前，军方在附近山区寻获达尼罗，他已经失踪了好几个月，如果不是已被列为阵亡，他说不定会因逃兵受到军法审判。等到他被送抵医院，他的脚已经生了坏疽，必须截肢，而这正是驻院外科医生们的专长。达尼罗原本就神志不清，这下子更是混混沌沌，但根据军警们问出的信息，他曾被叛军关在一个水井的井底。

小官从档案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已经折叠了好多次，照片上的人物看起来甚至如同复印在方格纸上。他把照片递给葛莉娜，她看到一个穿着豹纹比基尼的女人站在两个穿着豹纹短裤的男孩中间，背景是“十二使徒”缓缓飘出的黄褐烟雾。照片是葛莉娜结识科里亚几年之前拍的，她认出他是照片中那个比较高的男孩。

“这事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像您这样一位艺术家说不定会觉得很有趣。”小官继续说，完全没有察觉葛莉娜的神情愈来愈哀伤。“这两个士兵遭到囚禁的牧野相当有名，最起码当地人都知道，因为以前有一幅悬挂在‘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的风景画，画的就是那片牧野。”

葛莉娜的目光仍然停驻在照片上。她依然看着科里亚，好像回到了过去，而你当然也只能凝视过去，才看得出照片中的人物与景致；我们就是抱着这种心情，盯视照片中一个个少女时代的男友——那些因战争、地雷、枪炮、嗑药过量、酒精中毒、矿坑意外、疯狂驾驶、肺炎、艾滋病而丧命的年轻男孩。葛莉娜的心中肯定充满我们所熟悉的哀伤——从得知少女时代的男友死于横祸、英年早逝、白白浪费性命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中就涌现这股悲痛，我们每个人都走过同样的伤心路，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代的标志。他们的死令我们苍老，好像他们无福消受的年岁加进我们自己年岁之中，好像我们背负着自己生命中的失望之余，还得承担他们始终不曾面对的挫折，因此，即使当我们独自一人、在我们安静的浴室里刷牙、眼睁睁地躺在我们空荡的床上，即使当我们哄了小孩们上床睡觉，即使当我们的朋友们独自一人、在她们安静的浴室里刷牙、眼睁睁地躺在她们空荡的床上，即使当房门紧闭、没有人听得见我们、没有人看得见我们，我们依然不是独自一人，我们依然从“我们”的角度思考发声。

*　*

葛莉娜问说科里亚是否已经阵亡。小官瞄了一眼其余的档案。

“严格而言，他不是阵亡，而是死于囚禁之时。但结果都是一死。”小官不疾不徐地传达消息，就像平日说话的语气。“我们尚未寻获尸体，但在这种状况中，就算其中一个士兵成功逃脱，另外一个……嗯，另外一个通常办不到。达尼罗说另一个士兵丧生在那片埋了地雷的牧野。”

“我想要看看他在哪里丧生。”葛莉娜说。

小官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解释，他显然非常不情愿拒绝一位寡头大亨的夫人，更何况她是领衔主演“瞒天大谎”的大明星，但是山区依然战火频传，即使该区域已经美其名为“反恐行动区”。

“你提到的那幅油画呢？那幅显现科里亚丧生之处的油画？”葛莉娜稍后问道。“我要看看那幅画。”

三天之后，葛莉娜会晤“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的前任副馆长。博物馆已在几年前遭到摧毁，副馆长开创事业的第二春，现在是个观光导游。

*　*

我们听说葛莉娜从车臣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个人。她食欲不振，郁郁寡欢。即使下午带着女儿出去公园散步，她依然一脸苍白、神情厌倦地回到他们的顶楼华宅。不管她在车臣看到了什么，她整个人都变了——我们不太清楚她看到了什么，我们讲述的一切只是谣言和传闻，但你若把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加到葛莉娜之类的人物身上，故事就成了传奇。

简而言之，她笨到变成了一个异议人士。请别评断她：她只想跟统治阶级保持一段距离，好让自己享有同样的特权，却不必为统治阶级的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这些当然只是耳语，葛莉娜不是一个明目张胆的示威者。但凡是看过葛莉娜电影的人都知道，当其他观众默不作声，光是一句耳语就足以造成骚动。

没有人留意她在晚宴派对、画展揭幕等场合做出的不当评论。但当葛莉娜以来宾的身份参加收音机的叩应节目，我们听到她一开头噼里啪啦的发言，马上就知道她没有想清楚她的行动会引发什么后果。究竟什么事情促使她这么做？她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如此对待这个赋予她种种特权的政府？她无权这么做！她什么都不缺！我们日后得知，该广播电台附属于一个传媒控股公司，该公司附属于一个财团，而该财团的大股东正是那个如今已是俄国排名第十三名的富豪沃洛诺夫。当她嘲讽热爱体育的总理是袒胸露背的野蛮人，她晓得这些内幕吗？八成不知道。然而，沃洛诺夫毕竟是新近上榜的全国第十三名首富，几乎是所有财团的大股东，他必须与当局修好，政治结盟始终超越浪漫联姻。

其后几星期，她主演的电影逐一从录像店的架子上销声匿迹，当局也不声不响地取消她西伯利亚小姐的头衔。她并未遭逢跟她外婆同样的遭遇，被人拿着喷笔从照片中涂去，但是西伯利亚小姐的宣传品中，她的影像全被移除。我们不怪寡头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依然占据各大报的头版。（译注：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曾是俄罗斯首富，二〇〇三年入狱，身陷囹圄十年，二〇一三年年底获释）葛莉娜失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公寓、司机随行的黑色豪华轿车、珍珠、皮草，每一样不在她名下，或是她手边没有收据的东西，全部都被接收。寡头大亨原本就不喜欢小孩，对他自己的小孩更是毫不关心，因此，他做出一个让葛莉娜惊喜的让步，准许她在基洛夫斯基抚养他们的女儿。

*　*

如今我们随时都看得到葛莉娜——我们可不是在电影院高耸的荧光幕上相见，而是在市场、大街、公交车的候车亭碰面。她的脸孔跟我们的脸孔一样大，我们都承认她还是比我们漂亮，但是我们早就过了忌妒别人长相的岁数。大体而言，我们过得相当愉快。石油和天然瓦斯的价格不断攀升，卢布的币值因而趋于稳定。随着中国的经济日益成长，采矿集团的获利也愈来愈高。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触媒转化器都是基洛夫斯基的钯矿制成，多谢那些希望自己国家有片清朗天空的欧美环保分子，我们的矿区产量日增，我们的市镇也在愈来愈浓密的工业乌云之下蓬勃发展。

你看看对街。葛莉娜的女儿跟我们的女儿们一起攀爬公园的游乐设施，又笑又闹地滑下溜滑梯。那个小女孩真漂亮，我们都不否认。葛莉娜通常跟我们一起坐在长椅上，跟着我们一起回忆美好的往事，抒发心中的郁闷，分享生活的喜悦。我们大多闲聊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让我们多么气愤；他们让我们多么伤心；我们多怕让他们失望，甚至担心得从梦中惊醒。大家都讨厌一个自吹自擂的人，况且，称赞我们的孩子们等于诅咒他们厄运当头，但即使只是偷偷地对彼此坦陈，我们都承认我们确实感到骄傲，真心以他们为荣。我们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一切，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赠礼莫过于将自己的平庸烙印在他们身上。他们说不定忌妒我们，他们说不定认为我们缺乏野心、眼光狭隘，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了解，他们之所以保住性命，原因在于他们的平庸。再过几年，他们将成家立业，养育他们自己的小孩。我们不禁猜想，我们的孙子们会跟我们说些什么故事、他们的故事跟我们的故事究竟一样不一样。

格罗兹尼观光局

格罗兹尼，二〇〇三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石油商人们从国外而来，参加油田钻探权的签署典礼。“对他们而言，这趟出差像是度假。”昨天晚上在“格罗兹尼永恒大旅社”，他们的翻译员告诉我，那是本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饭店，也是车臣共和国唯一的旅馆。我神情肃穆地点点头，他无须解释。我的那个时代，年轻人保持艰苦奋斗、坚定执着之心进入公家单位，结果却在两年之后意兴阑珊、疲惫不堪地离职，发誓永远不再为公家单位或是任何人服务。但是嘛，如果他们觉得到这里出差像是度假，那么其他地方肯定非常阴森可怕。

“我们再过十分钟就抵达格罗兹尼。”我用英文跟大家宣布。翻译员坐在乘客座，他跟稻草秆一样细瘦，头发又黑又亮，看起来几乎像是把鞋油当作发雕。我觉得自己跟翻译员们惺惺相惜——我对于各阶将领的副官和随扈人员也抱持同样心态——当他慢慢地、小心地讲国语，我听出他的口气之中带着无奈，他显然知道自己比长官们聪明，而我太熟悉这种口气。

车子七弯八拐，行驶于曾是屋顶的路面，瓦砾之中冒出一只布满青绿铜锈的手臂，食指朝天一比。列宁的雕像曾经竖立在学校外面的广场上，雕像的手臂高举，鼓励学童们参与光荣的革命，但现在瓦砾堆到雕像下颚。我们继续驱车前进，驶经黄澄的子弹带、青绿的防弹背心、艳红的印花头巾、金黄的肩章，俄罗斯大军有如五颜六色的调色盘，彩绘在暴起暴落的瓦砾间。一看到悬挂在奔驰轿车引擎盖下方的“02”内政部车牌，士兵、警察马上挥手准许我们通行，行车变得比较顺畅。五颜六色的军队，总有一组人马挟持水泥车，卖给边境以北的俄罗斯建设公司，结果路面坑坑洞洞，始终缺乏水泥填补，修路的工人们只好从坍塌的行政大楼拆下办公室的木门，废物利用，铺架在洼洞上。门上留有姓名与头衔，标示出哪些人曾在门后工作。曼索尔·柯哈利朵夫，肿瘤科主任，第六号市立医院；亚卡哈·萨加伊波维，产能局副局长，石油天然气工业部。说不定我的名字也出现在某个破落巷弄的木门上，支撑着某个陌生人走过坑洞，陌生人瞥见小牌子上写着鲁斯兰·度库洛夫，副主任，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八成心想这人是否依然健在。

“最近格罗兹尼郊外发现一个庞大的万人冢，是吧？”翻译员问。

“没错，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坟场将成为重要的景点，吸引许多热爱考古的观光客。”

翻译员皱起眉头。“坟场不是犯罪现场吗？”

“别傻了，坟场具有百万年历史。”

“但是尸体不都是遭到枪决吗？”他追问。

我耸耸肩，不予理会。我哪有资格为史前人类的野蛮行径发声？

翻译员朝着一堆小山似的瓦砾点点头，瓦砾用推土机推平，紧邻市区边界。“那是什么？”

“郊区。”我说。

我们驶经一部部反铲挖土机、砂石车、手持式凿岩机，穿越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金属杂音。听了好几个月刺耳的炮弹声，重建工程的噪音像是迎宾曲。起重机是我见过最高耸的人工建筑物。我把车子开到中央广场，广场曾是市府行政中心，现在是一片布满重型推土机轨迹的泥地。娜迪亚以前住在街尾。油商们爬出车外，对着彼此皱眉，然后一脸不悦地看看翻译员，最后对着我皱起眉头。

我朝着东北方转身，指指两团蓬松云朵之间的狭长蓝天。“那边曾经是卡夫卡兹旅馆，ABBA合唱团在那里住了两晚。有个夏天我在旅馆工作，帮他们扛过吉他。诸位请看旅馆旁边，想象一下那边有排公寓。一九九一年之前，只有官员们住在那里，一九九一年之后，住户们全成了罪犯。没有人搬进去，也没有人搬出来。”

油商们全都板着脸。翻译员靠向我，轻声对我说：“你肯定知道这三位男士是要员吧。”

“没关系，我是豪华轿车的司机。”

翻译员一脸困惑地瞪着我。

“电影‘阿呆与阿瓜’的罗伊？”（译注：Dumb and Dumber，金·凯瑞和杰夫·丹尼尔斯主演的经典搞笑片。）

毫无反应。

“金·凯瑞，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喜剧演员，具体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与无知。”我解释。

翻译员根本懒得翻译。我继续借由叙述，描绘出广场的景致，但是油商们看不到我眼中的景象。他们只看到被炮弹和推土机摧毁一空的广场。

“拜托，同志们，运用一下想象力。”我敦促，但是他们回到奔驰车里，我说话的对象只剩下翻译员，然后他也上车，我只得自言自语。

*　*

三个月前，内政部长跟我提起他的点子。这个提议可笑至极，但我带着茫然谦卑的神情聆听，我当了二十三年公务员，早已将这种表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联合国已将格罗兹尼列为全世界最残破的城市。”部长一边解说、一边享用鲜嫩的鳟鱼。

我不确定如何做出适合的回应，所以我不痛不痒地说了声恭喜。

“没错，嗯，受到认可还不赖，是吧？但是你应该料想得到我们的形象出了问题。”

他坐在一张椅背高耸的办公椅上，身影笼罩着桌面，我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听他讲话，凳子古旧，椅脚细长，功用在于让人在部长面前竭力保持直立的坐姿。十五年前、当部长和我头一次碰面，有人刚帮他和他的儿子们画了一幅肖像画，他征询我对这幅画的意见，我则针对我家乡附近的一栋乡间别墅，请教他有何看法。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在最近一次战争爆发之前移民美国攻读药理学，现在任职于密歇根州马斯基根一家非常重要的药房。我不知道另一个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部长既未大肆吹嘘，因此，我猜他的下场八成不妙。肖像画依然挂在办公室另一侧的墙上，画中的部长和儿子们穿戴高筒皮靴、宽松长裤、毛料长衫、羊皮皮帽，父子三人威武地跨坐在一头褐熊的骸骨上。

“外资，”部长继续说。“其他人大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认为如果想要达到经济自主，我们必须吸引跟克里姆林宫没有关联的外来资金，问题是格罗兹尼被列为全球最庞大的废墟，这种世界纪录对我们毫无帮助。俄罗斯石油公司想要染指我们的石油矿藏，但外国人会提供比较优渥的条件。你听过欧列格·沃洛诺夫？他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俄国排名第十四名的富豪，也是一位鹰派分子之一。收购这里的石油矿藏是他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之一。”

部长放下刀叉，开始整理盘中尖细的鱼骨，重新排出刚才被他吃下肚的那只鳟鱼。“如果想要诱使外国人前来投资，我们必须把车臣包装为高加索的迪拜，这就是我为什么请你帮忙。你的头衔是什么来着？‘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馆长？”

“报告部长，我是副馆长。”

“没错，副馆长。你把那些油画送往莫斯科参展，百分之百的公关妙计，高明极了。连英国的报纸都报道‘特列季亚科夫特展’。”

我微微点头，表示接受他的赞美，我的职业生涯已是千疮百孔，而那个特展可说是最低潮。一九九九年，俄罗斯的飞弹炸毁博物馆，接着起了一场大火，我偕同属下冒险抢救馆中的艺术品。不久之后，我奉命把那些艺术品交给俄国人。当我看到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展出那些绝处逢生的油画、我的名字被列为共同策展人，我闭上双眼，猜想着每一件我曾深情注视的艺术品有何境遇。

部长把盘子举到垃圾桶上方，手一歪，鱼骨纷纷从鳟鱼的骨架滑进垃圾桶。“蓬勃发展的观光业最能够昭显一个地区的安和与稳定。”部长说。“我想你是执掌这项计划的最佳候选人。”

“部长先生，恕我冒犯。”我说。“我以十九世纪的田园风景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是个做学问的人，这项计划有点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鲁斯兰，我老实跟你说，这个职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人必须会说英文。第二，这人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必须具有足够的了解，这样一来，他才可以向众人展示这里绝对不光是一个复苏中的战区，我们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而且并未受到战乱玷污。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人必须是一个跟交战双方毫无牵扯、从未侵犯双方人权的公职人员，而你我都知道这种官员少之又少。你符合以上各个条件吗？”

“部长先生，我的确符合。”我说。“但是我依然毫无资格带头倡导观光业。”

部长眉头一皱。他瞄一瞄桌面，试图找条餐巾，然后往前一倾，在我的领带上擦擦他油腻的手指。“根据你的卷宗，你曾在旅馆工作。”

“那时我十六岁，我是一个帮客人打杂、拿行李的小弟。”

“嗯。”部长露出灿烂的笑容。“你显然具有餐旅业的经验。”

“倒不如说我有帮人扛行李的经验。”

“这么说来，你接受任命啰？”

我什么都没说，他将我的无言视为默许，一个位高权重、脑筋却不怎么灵光的男人，通常做出这种认定。“鲁斯兰，恭喜你荣任格罗兹尼观光局的局长。”我的前途就此决定——我已见怪不怪，我的前途通常由别人决定，轮不到我说话。

由于市区只剩下几栋建筑物尚未倒塌，办公室空间奇货可居，因此，我在家里办公。开工头一天，我整个早上在硬纸板上写下“观光局”三个大字。多年以来，我埋首办公桌，假装忙着处理公事，因而练出一手好字。我把招牌贴在大门上，但是不到五分钟，招牌就不翼而飞。我再做一个，然后又做一个，但是以楼梯间为家的街童们不停偷走我的招牌。丢了五个招牌之后，我走进厨房，猛灌那瓶部长先前致赠的伏特加，直到含泪醉倒在地上。我新官上任的头一天，就此画下句点。

接下来的几星期，我设计了一份小册子。首要之务是诱骗观光客主动造访格罗兹尼。为了寻求灵感，我仔细研究其他丑陋大都会的观光指南。从这些小册子中，我习知我必须大量使用形容词，把潜在的观光客视为知识程度不高的老饕，将绑架、贩奴和恐怖攻击归咎于外国挑唆者的抹黑。

有此领悟之后，我心中大喜，拿起笔记簿塞进衬衫口袋，跑到街上。一看到我的公寓曾经矗立的空荡街道，我马上写下辽阔而一览无遗的蓝天！一看到几只野狗追逐一名男子，我马上满心欢喜地写下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市区广场挤满了摊贩，争相叫卖掠夺而来的工业器材、人道救援物资、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军需品，我大笔一挥：格罗兹尼广场提供无与伦比的购物良机。还没走到第一个检查站，我已经草草写下安全一流！题材唾手可得，我几乎不必动笔；如何找到佐证的影像才是真正的挑战。毕竟格罗兹尼已因围剿而满目疮痍。路面布满瓦砾，人们不得不改道行驶，穿越空空荡荡的仓库——我曾经堵在一家工厂里，寸步难行——市区多处已被夷为平地。一张市区现况的照片，肯定会像炮弹似的摧毁我啰哩啰唆、胡言乱语、专为异性恋情侣们编织的浪漫天堂。但我在毁损的档案文献里找不到格罗兹尼战前的照片，结果我干脆舍弃照片，改而采用“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一九八四年发行的年历。我选用一月、四月和八月的图片，在这三张十九世纪的风景画中，燕子在果实累累的葡萄园中嬉闹，一只牧羊犬在夕阳下看顾羊群；这三张图片描绘出一片尚未受到战争的净土，我在旁边的解说中描述为风景如画，倒也不至于完全失当。

○　○　○

把三位油商送到内政部之后，我返回家中。我一走进楼梯间，街童们马上一溜烟地跑开，但是留下他们赖以维生的一支金属烤肉串和一把凿子，烤肉串用来炙烤鸽子，凿子用来敲下松散的砖块，然后他们以一块一卢布的价钱卖给施工的包商。

我敲敲隔壁公寓的大门，高声报上姓名。娜迪亚戴着头巾和太阳眼镜现身，她把没有疤痕的半边脸朝向我，请我入内。“头一次带团还好吗？”

“好极了。”我说。“车子还没开到最残破的废墟，他们就打起瞌睡。”

娜迪亚微微一笑，迈着缓慢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瓦斯炉。她不需要她的白色手杖也可以走到流理台。我四下环顾，看看房里有没有障碍物，但是一切井然有序，地上空无一物，只有我帮她黏在地板上的小铜板，铜板标示出路径，方便她在刚失明的几个月、光着脚循迹走到浴室、厨房和大门。其中一条路径的尽头有张桌子，成叠黑白照片整齐地堆放在桌上，这些遭到修改的影像，曾经是她博士论文的题材。她烧开水之时，我翻看其中几张，娜迪亚在每张照片之中圈点出同一个脸孔。确切而言，应该说是同一个人的脸孔。这人被审查员画入每一张照片的背景之中，从童年一直画到暮年，这位无名审查员以此作为他的注册商标。

茶壶在厨房嘘嘘作响。我们端着马克杯啜饮热茶，马克杯不同款式，一拿起杯子，沾满灰尘的桌面就出现一圈空白。她坐下，这样一来，我才看不到她的左脸。

“观光手册下星期就可以发行。”我说。“如果风景画印出来的效果不错，我得寄一份给我们的石油商人们。我对奥塞特的印刷厂没什么信心。”

“你用了三幅札哈洛夫展览室的风景画？”

“没错，三幅札哈洛夫的作品。”

她点头，墙上身影随之晃动。札哈洛夫展览室是博物馆面积最大的画廊，也是她的最爱。一九八七年、我跟她初次相遇，地点就是那间展览室。她刚受聘为馆中的文物修复师，那天是她头一天上班。

“你得帮我留一份。”她说。“留待我眼睛看得见之时阅读。”

她的话语在空中飘荡，我过了好久才回答。“这个信封里有五千卢布，你拿去当作旅途花费。我会把信封留在你床边的小桌上。”

“拜托，鲁斯兰，别这么做。”

“圣彼得堡是个专门骗取观光客金钱的都市。我晓得。我从事观光业。”

“你不必照顾我。我跟你说了很多次。”她边说、边捏捏我的手指，力道决然，但是传达出感激。“我一直攒下残障辅助金，我已经存够了钱买车票，而且我会借住在一个大学同学的表亲家。”

“这笔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为了购买录像带。”我说，但是口气太过急切。近几年来，笑闹片和浪漫喜剧片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帮我找一些外国片。”

她直直盯着我——或者说望向我的声音——暂且忘记她的脸蛋变成什么模样。当飞弹击中博物馆、三个楼层的艺术品瞬间化为她几乎无法逃脱的火海，她在我的身旁。三级烧伤在她的左脸留下冰川般的缝隙，伤疤延伸到后脑勺，覆住左半边的头盖骨。她说不定可以用手指探测一下，但她看不见她的脸孔变成什么模样，就此而言，大火虽然夺走一切，她的失明却是火神的赠礼。她失去了左眼。她即使把左眼朝向正午的太阳，空荡的眼窝依然有如午夜般漆黑。但她的右脸还有一线希望。伤疤仅仅盖住部分平滑的肌肤。高热之中，她右眼的眼睑融成一团，封住了眼球，使之逃过最可怕的灼伤。她的右眼偶尔可以做出极为轻微的转动，或是察觉灯光一闪一闪。一位眼科医生告诉她，若是开刀治疗，她右眼的视力说不定可以恢复。但是任何一位脑筋好到可以做这种精密手术的眼科专家，早已逃离格罗兹尼。娜迪亚尚未约定时间，但她下星期在圣彼得堡将试图造访六位眼科外科医生。如果医生愿意开刀，而且手术成功，她说她打算搬到瑞典。我真担心她在一个人民需要自己组装家具的国家怎么过活。

“如果真的动手术，而且相当成功。”我说。“你不必非得离开。”

“我得休息了。”

当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挖了一勺早上吃剩的荞麦粥，抹在一片圆面包上。荞麦粥已经发硬，麦片颗粒塞在我的臼齿齿缝，口感粗糙，带点叶酸的味道，让人觉得吃下一口口纤维丰富的营养食品，大肠小肠变得有如竖立的滑道一样畅行无阻。我在水槽里洗手，任凭水龙头的水一直畅流，即使我的双手已经清洗干净。水管和自来水已于六个月前修复。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张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贴纸上有条鱼，鱼身印着“WWJCD”？，贴纸来自美国一个教会，我们央求提供救生物资，他们却寄来一木箱圣经和这些贴纸。

我从衣柜里拿出十二张烧焦的油画，一排六张，排成两排搁在地上。这些油画毁损得太严重，不能送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参展。虽然每一幅都是一八七九年之前的作品，但是看起来全都像是嗑药嗑得昏了头的画家绘制的超现实幻象。大多油画的画布已被大火烧穿，其中几幅简直像是裱装的灰烬，令人想起阿尔贝托·布里以烧焦塑料作画的印象派，而非皇家艺术学院的古典派。（译注：Alberto Burri，1915—1995，意大利现代艺术家。）其他油画中，高温熔化了油墨，形同照片的真实肖像因而变成了迷蒙的幻景。

衣橱里的最后一幅油画是被我抢救下来的札哈洛夫。我把油画搁在咖啡桌上，就着一盏缺了灯罩的台灯，在灯光下细细检视笔法。色彩浓淡渐进，流畅自然，笔触娴熟高超，几乎看不出下笔之迹；典型的札哈洛夫。即使我花了三年光阴以札哈洛夫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对这位画家的迷恋未曾稍减。札哈洛夫全名普尤特·札哈洛夫，一八一六年出生于高加索战争期间——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日后皆以名为《高加索之囚》的中篇小说与诗篇，纪念这场战争——不到四岁，他已因战争成为孤儿。但是他天生的才华远远超乎他的出身，因此，他得以进入圣彼得堡的皇家艺术学院就读，尽管因为族群背景而无法获得奖学金、工作机会和赞助者，他最后依然成为宫廷画家和艺术学院的成员。他学会了游戏规则，他跟我们的内政部长都知道如何遵循统治者的旨意而出人头地，这种人既值得仰慕，也令人同情。

一片牧野，一株黄杏树，一道斜斜穿过绿草的石墙，青翠的牧野朝向山坡延展，一座用木板封住的水井，一间小屋。一九三七年，那位日后成为娜迪亚博士论文主题的审查员，在小屋的旁边画上格罗兹尼的一位官员。其后五十余年，这人占据了油画的左下角，好像一尊摆错了位置的写实主义雕像。苏联的教条虽已渗入每一个角落，当下的一切因而僵化，但是眼前这幅油画提醒世人，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一张未完成的画布一样可被修订、可被更改。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围墙崩塌、苏联各个卫星国逐渐分裂，当政客和情治单位忙着处理更迫切的问题、无暇顾及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我商请娜迪亚修复这幅札哈洛夫的油画。她训练有素，颇富直觉，是个天生的文物修复师，其后几个礼拜，她从画中除去官员。我们没有走上街头；我们没有推翻政府，或是驱逐领导人；我们在十厘米的画布上起义。

这幅油画是札哈洛夫最普通的作品之一。札哈洛夫曾为皇室绘制肖像，也曾作画描绘著名的“伊玛目夏米尔之降”，但我手中这幅油画名为“午后的空旷牧野”，画中所谓的“戏剧性”可想而知。

我在南方的高地长大，距离画中的牧野仅仅几千米。没念过书、对艺术毫无概念的村民们骄傲地宣称，这片牧野绝对值得札哈洛夫提笔作画。严格而言，牧野是国有农场的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里种植作物，牛羊也不准到这里吃草，因为没有人乐见羊群在札哈洛夫的牧野大小便。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班到“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参观，我终于看到那幅大名鼎鼎的油画。

油画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无论如何都不及村民们描述的鲜活，但重要的是，那幅油画促使我进入大学攻读艺术。我在学校里结识丽安娜，我们结了婚，直到二十多岁还跟我爸妈一起住在狭小的屋子里，只有在荒凉的公共场所才享有畅所欲言的隐私，比方说学校校舍的屋顶、诊所的候诊室、札哈洛夫的牧野。我拿到博士学位、在博物馆谋得一职之后，我们搬到格罗兹尼的一栋公寓，终于慢慢学会在床上谈天。

苏联解体。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后苏联时代，在内政部长的援助下，我趁着私有化的热潮，买下札哈洛夫画中的乡间小屋。当第一次战争爆发，我留守格罗兹尼，尽力保护博物馆的馆藏，使之免于承受外来士兵和本地叛军轮番侵扰。我的妻儿住在乡间小屋，远离战事。

收集资料、编写观光手册时，我习知历经两次战争之后，这里变成有史以来地雷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联合国估计，交战双方埋了大约五十万枚地雷，等于每两个人就分配到一枚。第一次战争期间，我尽量从残破的首都挑拣民生必需品带回小屋，我还花了不少钱帮太太和儿子带了茶叶、画纸等奢侈品，当时我不晓得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但我已有先见之明，慎重警告他们绝对不可以踏上牧野。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他们始终谨遵我的警告。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怎么发生，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进牧野。他们是否受到追捕？他们是否试图逃避戴了面罩的男子们？相较于追捕者的凌虐，布满地雷的田野是否有如避难所？他们是否害怕？他们是否高声求助？他们是否高声向我求援？这些我全都不知情。从他们推开后门、走下阶梯、冲过休耕花园的那一刻，这些疑问就永远没有解答。我宁可相信那一天是如此清朗、天空是如此耀目，他们不禁走上山坡，欣赏辽阔的蓝天。我宁可相信我太太建议到山坡上野餐。我宁可相信他们临终之前的一刻充满神奇与欢笑，完全不是可信度较高、偶尔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实情。不管承受惊恐或是欣喜，不管面对屈辱或是欢愉，他们始终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儿，直到最后一刻都是如此——我必须提醒自己这一点，因为他们临终之前疑点重重，在我的眼中，他们几乎成了陌生人。事发之时，我人在格罗兹尼，置身博物馆之中，始终没有听到爆炸声。

*　*

娜迪亚待在圣彼得堡的那两个礼拜，我的夜晚沉闷不堪。早上和下午，我忙着应付高官达贵、潜在的投资者、当局核可的新闻人员、无所不在的油商，一刻都不得空闲，但当我回到公寓，我意识到自己终究是孤单一人。我两度走进娜迪亚的公寓，帮她清理卧房的衣柜、橱架后头的角落、抽水马桶的后方等连干净到有洁癖的她都忽略的小地方。我借口关心她，强自干涉她的私生活，这种过分依赖的心态，想了令人不自在。我当然关心她。有些晚上，我梦见她被我应当移开的一张椅子、一只鞋子，或是一把扫帚绊倒，吓得从梦中惊醒。但在一些罕见的时刻——比方说这会儿我蹲在地上、拼命刷洗她浴室地砖的霉渍——杂七杂八的琐事中清楚地浮现出一个念头：我知道我刻意让自己成为她不敢冒险舍弃的支柱，但我不确定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我爱她，或者只因我感到寂寞；我也不确定在这个上下颠倒、屋顶成了路面的世界，意图是否已经不具任何道德意义。

一个星期三，时间已晚，我却感到忐忑不安，于是我拿出札哈洛夫的油画，细细检视画中的牧野。这幅油画受损的程度最轻，虽然沾了灰烬和煤污，但是受损算是轻微。最严重的损毁是油画中央的山坡上有个焦黑的破洞，尽管博物馆着火之时烧出这个破洞，但我将之视为地雷爆炸留下的坑洞、一切全都消逝其中的小孔。几年前，娜迪亚只花几天就可以修复。

我突然有个念头。我走回娜迪亚的公寓，取出她的修复工具箱。工具箱在她的桌上，搁在成叠黑白照片之间，这些照片皆经同一位宣传员的审查，也就是他把格罗兹尼的官员画入札哈洛夫的油画之中。从画中除去这位官员之后，娜迪亚对这位审查员大感兴趣，特别是当她发现他把同一个人的影像画入数百张经过审查的照片之中，从少年一直画到暮年。如果你把这些照片一字排开，你说不定可以从照片的背景中，看到这个陌生人的一生在眼前开展。我的目光停驻在其中一张，根据照片背面的铅笔标示，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圣彼得堡，照片中的他只是个小男孩，一张胖嘟嘟的圆脸，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头乱发，在群众之中几乎不起眼。我感觉他抬头盯着我，愈逼愈近，张力无穷，一时之间，我无法动弹：他的凝视刺穿了我，将我固着在此刻我俩共享的空间。他怎么死的？过去五年以来，这个问题好像敲打自动收报机、滴滴答答地回荡在我心中，但除了我自己的孩儿之外，我从未问起另一个小男孩怎么死的。

回到自己的公寓之后，我把工具搁在札哈洛夫的油画旁。乳状净化剂、中和剂、亮光剂、油墨去除剂，一锡罐绘画油灰，八米的画布衬里。一包所剩无几的棉花棒。一打可抛式乳胶手套。我大学修过一年的文物维修与保存，但我真正的老师是娜迪亚。我的家人过世之后的几个月，我罔顾副馆长的职责，几乎每天下午都待在她的办公室看她工作。

接下来的一星期，我每天傍晚戴上乳胶手套，拿着沾了中和剂的棉花棒擦去油画表面的灰土。乳状净化剂闻起来像是发酵的西瓜，我拿起棉花棒，沾上净化剂，绕着小圆圈反复擦拭，直到棉花棒变成灰色，画中原有的色泽忠实显露。我把油灰当作修补胶，用一块方正的画布修补烧焦的破洞。然后我提笔作画，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补好的破洞在油画的中右方，靠近攀升的山坡，大约跟一张撕成两半的纸牌一样大。在日光的照耀下，青草必须散发出有如翡翠般的色彩，色彩的浓淡渐进绝对不可闪失。我花了好几个钟头调制深浅不同的青绿，一笔一笔仔细为补好的破洞上色。上色之时，我意识到即使札哈洛夫只是描绘一处远方的草地，他的技法依然难以仿效。我往后一靠，凝视油画，搜寻两个熟悉的身影，多年以来，我始终一再搜寻，但是这次不一样。如果娜迪亚在场，而且看得到我在补好的破洞上画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她绝对不会原谅我。

我果决地、迅速地一笔笔画出他们的轮廓。男孩高举手臂，奋力爬坡，身子拉得长长的，双手张得大大的，女人紧随其后，跟着他走上山坡。他们背对着我。日光耙梳青草，成熟的黄杏压得树枝弯了下来。没有人追赶他们。他们无须奔逃。

*　*

娜迪亚回来了，我们杯中的白茶已经变凉，她依然还没提到圣彼得堡的眼科外科医生。

“跟你说个好消息。”她边说边伸手摸过地板，搜寻她的皮箱。她递给我两个录像带。“这两部是你想要的电影，是吧？”

我看看两个VHS的外壳。很不幸地，两部都是苏俄喜剧片。

“没错，这两部都是我想看的电影。”

“我还担心街上的小贩骗了我呢。”

“娜迪亚，眼科外科医生怎么说？”

她一语不发，沉默的时间足以把一个李子的皮剥得干干净净。

她眉头一沉，缓缓说道：“重建手术不是没有可能。”

我双手拍拍桌面，鼓起全副精神说声恭喜，脊骨却欲振乏力，直不起腰。如果娜迪亚再也不需要我，如果她搬到瑞典、在一个我永远看不到的客厅组装书架，那我该怎么办？这是个好消息，当然是的，娜迪亚却毫无喜悦之色。“怎么了？很多人等着动这种手术吗？”

“我不会动手术。”

“什么？为什么不会？”

“太贵了。”她依然面向桌子对面的空椅，以为我还坐在那里。“手术得花十一万五千元。”

十一万五千卢布。这是一笔大数目，但并非不可能。说不定必须花好多年积存，但是依然可行，就像是前往白俄罗斯度假。我已经开始构思如何从内政部捞钱。她补了一句：“十一万五千美金。”

我一颗心腾空飞跃，直坠肝胆深处。以三十一卢布兑换一美元的汇率，这个金额简直是天文数字。娜迪亚伸手拿皮包，掏出一个信封。

“我欠你的旅费。帮我数一数。”她说。一时之间，她那种信赖任何人的直觉，真是让人生气。盲人不是应该生性多疑吗？我难道不曾警告她、劝她小心、叫她不可以信赖任何人？但她偏偏变得更轻信、更愿意相信人们并非生来就是骗子和奸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收藏的录像带里多了一部《幸运先生》。（译注：Gentlemen of Fortune，一九七一年出品的经典喜剧片。）

“小钱，别挂在心上。”我说。

“我要还你钱。”

“如果你想当个烈士，你就走进森林里加入他们。”

“帮我数一数。”她坚持，语调正经、冷静、肃穆。“我攒下的残障补助金剩下一点钱，我不需要同情施舍。”

当然没有所谓的残障补助金。政府当然没有按月寄钱给她，也没有补助她这栋我隔壁的公寓。每月初一我送上门、装在内政部信封里的现金，全都出自我的口袋，每个月的房租也由我支付。

“赶快数一数吧。”她说。我们都知道这真是荒唐。但我在她身边坐下。我们的友情、爱情，或是天知道哪种感情，难不成果真出于情投意合，而不是各取所需？我很清楚这是痴心妄想，漫天大谎，而我扮演我的角色，维系这个错觉。我点数一张张每月初一我将装进内政部信封、递回她手中的钞票，点数之后，我们握手，好像已经达成交易、我们再也不亏欠彼此、没有尚待清还的债务、没有仍未完成的义务。

我躺在床上，手指轻抚她残余的秀发，指尖紧贴她的脸颊，慢慢滑动，试图解读一道道划过她的脸庞、有如点字般的伤疤，好像我们之中、瞎了眼的是我。我一只手顺着她的身体的曲线移动，轻轻滑过她隆起的左乳、微翘的臀骨，一直摸到她那圆润光滑、毫无疤痕、只在黑暗中示人的大腿。她翻身，滚向另一侧。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床上，你几乎忘了坠落的飞弹、崩塌的博物馆、远得不能再远的青天、有如冰块般在草间滚动的空心砖。寻获她之时，你手里握着那幅札哈洛夫的油画，她的脸孔被大火烧成两半，牙齿格格打颤。你几乎忘了你是怎么把她的脸颊捧在掌心、试图吹气帮她降温，你也几乎忘了你抱着她之时、她是怎么睁着支离破碎的双眼、搜寻你的踪迹。

你几乎忘了你已经警告她多少次提防恶人，好像他们是非我族类的怪兽，躲在她的门外，随时准备掠夺容易受到伤害的盲人。当她翻身离开你、拉过毯子盖住她的臀部，你几乎忘了自问：“我今天变成了什么怪兽？”

*　*

隔天早上，我回到自己的公寓，看到一幅幅留置在地上的油画。阳光照在焦黑之处，呈现出奇特的美感，好像大火并未毁坏这一件件艺术品，反而让它们表达出残酷的现况。我拿起离我最近的一幅画，一位贵族委托画家绘制了这幅全家福，送给儿子当作结婚礼物。油画最上方的三分之一已被焚毁，贵族、贵族夫人、他的长子、新婚夫妻的头颅也被火舌吞噬，但是他们的躯体依然完好，依然身穿煤灰点点的马裤和衬裙，一只腊肠狗蹲在他们脚边，小狗胖嘟嘟，四只短腿几乎碰不到地，这幅油画意欲昭显家道永远兴旺，结果却只有这只腊肠狗完好无缺。

我把油画挂在墙上一根歪曲的铁钉上，退后几步，仔细瞧瞧，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竟然是我头一次挂上一幅现代画作，想来讶异。我把家具拖到厨房，把其余的油画一幅幅挂满整个客厅，最后剩下那幅经过修复的札哈洛夫。我考虑是否把它摆回衣柜里，让它置身黑暗之中，只供我个人独享，但我心中那股策展人的本能占了上风。我把札哈洛夫挂在墙上那个专属的角落。街童们早已偷走我最后一个招牌，我拿起另一块硬纸板草草书写，钉在门上：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

接下来必须解决警卫的问题。我把一张揉成一团的百元卢布大钞丢下楼梯，街童们就像桑札河中的鳟鱼，肚子饿到不可能不咬带饵的鱼钩。角落冒出一只小手，我伸手一抓，拉出一只瘦巴巴的手臂，钓到一个小孩。他疯狂扭动，大咬我的手腕，我拉着他用力摇晃，直到他终于屈服。我说我打算雇他担任博物馆的警卫。

他停止扭动，说不定惊吓过度，那张百元大钞躺在他的掌心，我合起他的手掌，他的指甲状似生锈，他的衬衫跟七拼八凑的煤灰一样单薄。

“强盗偷走了我门上的招牌。”我告诉他。“我每星期付你和你朋友们三百卢布，请你们帮忙看守。”

其后几星期，我带着每一个观光团到馆中参观。一团红十字会的代表。一团外国油商。一位重量级拳王。一位英国记者。只剩下这些了，一幅幅烧焦的油画发出嘶喊。你不能焚烧灰烬！你不能拆毁瓦砾！身为除了街童之外馆中唯一的员工，我拔擢自己，帮自己冠上一个早该冠上的头衔。我不再是副院长。从今天开始，我是“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的馆长。

*　*

一天早上，新装的电话铃声大作，我接起电话，内政部长说声哈啰，听来郁闷。“我们百分之百完蛋了。”

“部长先生，真高兴您打电话来。”我回答。我还穿着睡衣，即使只是讲电话，我依然感觉衣衫不整，不太得体。

“外国人出局了。他们用钻探权跟俄罗斯石油公司交换几十架苏俄轰炸机。”

我点点头。难怪他们还没派来他们最机灵、最稳重的代表。“这么说来，俄罗斯石油公司打算钻探？”

“没错。情况可能更糟。”他吃力地说。“我干脆被降级成副部长算了。”

“我已经当了好多年副手，其实没有您以为的那么糟。”

“世界一拉屎，一坨坨大便全都落到副手的额头上。”

我可无法否认。“这对观光局有何影响？”

“你还得再带一组人参观，然后你就得另谋新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欧列格·沃洛诺夫即将前来参观。”

我花了一秒钟才想起这人是谁。“全俄国排名十四的有钱人？”

“现在排名十三。”

“恕我冒犯，部长先生，我曾带领人权分子、平面媒体记者等没有权势、没有地位的人参观，哪有资格陪同一位有头有脸的大亨参观？更何况，他干吗要求参观？”

“这正是我的疑问！显然是他太太的点子。那个叫作葛莉娜什么娃的女明星，听说你东拼西凑、搞出一间博物馆。你最近忙些什么？”

“部长先生，这事说来话长。”

“你知道我没兴趣听故事。”

“是的，部长先生。”

“好吧，请你务必为他展示我们车臣著名的待客之道。别忘了请他喝一杯没有煮沸的自来水。我们让这位俄国排名第十三的富豪感染肠胃寄生虫吧！”

“请放心，部长先生，我是豪华轿车的司机。”

“我会摆脱困境，鲁斯兰。别为了我的前途操心。说不定我会到美国看看。我想趁着岁数还轻、身体还硬朗、还有办法亲身体验的时候，到密歇根州的马斯基根瞧瞧。”

*　*

过了三星期，欧列格·沃洛诺夫果然来访。他和他的明星太太葛莉娜·伊娃诺娃坐在奔驰轿车后座，他的助理坐在前座，她一头银白的金发，效率奇高，即使没人说话，她也低头记笔记。尽管试了又试，我却始终没办法真心怨恨沃洛诺夫。截至目前，他不太爱说话，心不在焉，不怎么好奇；简而言之，他是个绝佳的观光客。葛莉娜就不一样了，她读过哈桑·戈西罗夫的作品，而且跟我复述一些我不熟悉的历史小常识。亡故官员们的办公室大门在我们的车下嘎嘎作响，她提出一些经过慎思的问题，她没把我当作是个仆役，甚至没把我看成导游，而视我为学者。我随口提到地雷、街童、性侵、凌虐、人人承受的苦难，但是沃洛诺夫和他太太同情地摇摇头。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没有露出假惺惺的模样，也没有做出我希望他们露出的恶人嘴脸。

参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是我的公寓。我略为犹豫，不敢让一个像他这种大人物进入我这种小规模的博物馆，但是他的太太坚持参观。我们走上楼梯时，沃洛诺夫看看手表，那支手表是塑胶制品，不值一文，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不会把他看成一个值得憎恶的坏人。

“这是‘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仅存的馆藏。”我边开门边说。沃洛诺夫和他的助理在客厅绕来绕去，我瞄了一眼厨房水槽，但我可不想让任何人承受饮用生水的后果，即使对方是个俄国寡头大亨。

沃洛诺夫和葛莉娜走过一个个烧焦的画框，来到一幅风景画之前。“就是这幅？”他问她。她点点头。

“札哈洛夫，是吧？”他问，他边摸衣领、边转向我。“如果我没记错，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曾经展出他的作品。”

这下我才意识到我把恶魔请进了家门。“博物馆遭到轰炸时，大部分原作付诸一炬。我们把抢救下来的作品送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但是不包括这幅？”

“没错。”

“你把如此珍贵的画作挂在一间公寓的墙上，而且只请了一些街上的小毛头看守，你不觉得这样相当大意吗？”

“那是一幅次选之作。”

“信不信由你，但我太太一直在找这幅画。它对她具有特殊意义。我知道、我知道，我娶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水吗？”

“你可以送给我这幅画。”

我勉强挤出笑声。他也笑笑。我们都笑笑。哈哈！哈哈！大家都在说笑。“这幅画是非卖品。”我说。

他不笑了。“如果我想买呢？”

“我们这里是博物馆。您不能说买就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总监也不会因为您买得起，所以就把挂在他墙上的艺术品卖给您。”

“你只是副馆长，这里也不是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他端详油画上的点点尘埃、水槽里的成叠碗盘，语气传达出百分之百的怜悯。这下我终于憎恶他。

“请你想想，我在莫斯科的顶楼豪宅有个画廊，温度和湿度都是自动控制，还有一流的保全设施，除了葛莉娜、我自己和几位宾客之外，绝对没有别人看得到这幅画。你肯定知道我非常讲理，是吧？”他朝着窗外点点头，他那三个巨人般的持枪保镖，隐身于他们停在街上的越野休旅车旁；他摆明了是在威胁我。“这幅画值多少钱？”

“这幅画值……”我开口，但我怎么收尾？我怎能把车臣最后一幅札哈洛夫、我家园的最后一幅影像标上价码？我脑中浮现一个数字，心中却猛然一惊。我若因为同一笔交易失去札哈洛夫和娜迪亚，岂不是最糟糕的后果？“拿去吧。”我说。“你们已经拿去其他一切，不差这一幅画。”

沃洛诺夫勃然大怒。“我不是窃贼。跟我说它值多少钱。”

我四下环顾，眼光停驻在那张印在鱼身之上的贴纸，WWJCD？他会怎么做？（译注：WWJCD是“What Would JC Do？”的缩写，“JC”原先代表英国BBC汽车节目的知名主持人“Jeremy Clarkson”，后来引申为姓名缩写为“JC”的公众人物，例如Julia Child、Jackie Chan，或是Jim Carrey。鲁斯兰是金·凯瑞的影迷，也只知道金·凯瑞，因此，对他而言，“What Would JD Do？”的意思是：“金·凯瑞会怎么做？）金·凯瑞会勇敢面对。不管多么棘手，金·凯瑞终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闭上眼睛。我不想说出这个数字。“十一万五千美金。”

“十一万五千？”

我点点头。

“那大约是三百七十、八十万卢布？我们凑成整数，就说是四百万卢布。”沃洛诺夫拍拍双手，夸张地说。他太太依然紧盯着油画。他转向他那位紧随其后、从头到尾不停记笔记的助理。助理打开一个庞大无比的皮包，掏出八叠用橡皮筋捆扎起来的五千元卢布大钞，一沓沓堆在地上。“我从来不相信银行。”沃洛诺夫说。“这个建议免费，请你收下。幸会了。”他拍拍我的背，交代助理把油画带下楼，走向门口。

然后他就离开了。葛莉娜依然瞪着札哈洛夫。即使现在油画已经不属于我，我看着它能够吸引如此强烈的注意力，依然感到骄傲。

她朝着我太太和我儿子有如火柴小人的侧影点点头，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你不会了解，但一个我曾经爱过的人在这个牧野丧生。”

她拍拍我的肩膀，走向门口。

然后她也离开了，客厅里只剩下我和那个飘着甜腻香水味、闻起来带着婴儿乳香的助理。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黑暗延伸为永远的夜晚、我们的一生有如一场仓皇走过的梦境，但我无法想象，因为即使适逢夜晚，我也知道晨曦将至，因为即使我紧闭双眼，我也知道我终究会睁开双眼。当娜迪亚睁开双眼，她会看到什么？当她看到我，她会看到怎样一个人？

“你必须帮我们撰写一篇策展缘由。”助理说。“几句我们可以刻在牌子上的说明。”

她把手中的拍纸簿递给我，我在我的油画前站了好久，然后开始动笔。“请注意牧野的阴影与空中的云朵相互对映。”我写道。或是“杏树的叶片与牧野另一侧的青草朝着同一个方向飘动”。对这位大师级画家而言，一笔一画莫不达到栩栩如生的境界。请注意白色石墙勾画出特别的视觉效果，不但赋予深度，同时衬托出远方的地平线。油画的左半部、沿着山坡而上，你会看到地上一道道经过翻动的渠沟。你可以假设它们是新挖的墓穴，或是方才埋设的地雷，但你若仔细观看，你会看出它们是一排排刚刚种下的香料作物。迷迭香已经冒出鲜嫩的细芽。在这幅油画中，札拉洛夫描绘春日的宁静与安详。阳光散发出令人怡然的光芒，还有几个钟头，夕阳才会西沉。山坡坡顶、靠近地平线之处，你说不定会注意到一名女子和一个男孩慢慢攀爬。别理会两人的身影，因为他们只是一位新手修复师失败的尝试。他们不过是他笔下的阴影。他们不存在于画中。

高加索之囚

车臣高地，二〇〇〇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他们噼里啪啦爬上山脊，滚到一片青绿的平地上，在此同时，军用卡车的引擎重重喘了两口气，一命呜呼。身材健壮得像袋面粉、脑筋秀逗得像串廉价鞭炮的佣兵达尼罗，扯着嗓门诅咒卡车和圣母玛利亚，而后仍不干休，再加把劲，先朝引擎汽缸开三枪，再朝空中开三枪。卡车还没有在敌军控制的地区抛锚之前，他们早就霉运当头，但是再怎么倒霉，达尼罗始终有办法让情况变得更不妙：这会儿引擎着了火，烟雾透过引擎盖的子弹孔缓缓飘扬。尽管如此，科里亚爬下卡车，多少感到松了一口气，尤其是他的腹胃。路面在五十千米之前就已不再平整，他们颠簸而行，通往山顶的小径忽高忽低，动荡的程度不下于一场暴风雨。此地位居海拔三千米，科里亚感到一阵晕眩，弯下身子。

“你真是你们同类之耻！”达尼罗一边大喊、一边把他的水壶倒插在冒烟的引擎汽缸上。“你看看这种锡罐和羊粪制造的引擎。”

科里亚弯腰，想吐却吐不出来，他的头朝下，透过张开的双腿，观看这个上下颠倒的世界，而最近这一阵子，只有如此看待世界，他才琢磨得出一番道理。达尼罗是个修车厂技工的儿子，连队大部分的车辆都曾被他糟蹋，因此，当科里亚听到他对着伤势惨重的引擎甜言蜜语，并不感到讶异。科里亚使尽吃奶之力挺直身子，四下观望。青绿的坡地有如楼梯般沿着山脊上升。崎岖的白石小径直坠而下，没入死气沉沉、泥泞不堪的林间。他们置身车臣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鬼地方，执行一项毫无意义的任务，科里亚的职业生涯之中一再执行种种徒劳无益的任务，有如重复播放的影视画面，而目前这项任务说不定最为愚蠢。他们那位面目狰狞、痴呆愚笨的上校需要运尸袋。这个命令本身并非不合理，但是科里亚晓得上校想把运尸袋当作露天三温暖的保温材料，而天主、凡人、甚至德国人的发明，保温效果都比不上联邦军团灰黑厚重的塑胶运尸袋。

科里亚回到车上。达尼罗坐回驾驶座。他小心翼翼地发动引擎，踩下油门。启动马达噗噗作响。达尼罗朝着科里亚慢慢摇头。“引擎发不动。”

“因为你朝它开枪。”科里亚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科里亚叹口气。他对理性与逻辑早已失去信心，但有时理性的灵光一闪，让他暂且相信事事仍有意义。这就像是相信世间真有圣诞老人，想了令人心安，但他终究感觉自己像个愚蠢的混蛋，他怎能相信自己施加或是承受的痛苦具有某些意义、而非仅是无谓的折磨？“完全没什么意思。”

“有次我打炮的时候挨了一枪，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那得看你哪个地方挨了一枪。”

达尼罗怒目而视，意思显然是我可不是乱说。“我像个男子汉一样贯彻到底，更何况，科里亚，我手边有你妈妈身穿豹纹比基尼的照片，更容易贯彻到底。”

科里亚用手肘撞一下他的腰。

“别担心。”达尼罗说。“我把照片对折，所以我看不到你弟弟。而且照片没有沾上半滴血。”

“我担心的可不是血。”

“重点是，我完成了任务，不像这部该死的引擎。”他握拳猛捶方向盘，科里亚耐心等他发完脾气，然后建议他们重新评估有没有替代方案。他们爬出卡车，在地上摊开地图。科里亚先前把白纸贴在指挥官的计算机荧幕上，将荧幕上年代久远的地图描在纸上，然后把一张张白纸粘起来，暗自希望粘贴的顺序正确。

“哪边是北方？”达尼罗问。

科里亚掏出一个无论朝着什么方向、指针一律朝北的罗盘。“你觉得哪边是北方？”

“我们应该参考地图。”

他们参考地图。但是他们忘了在地图里加上图例表，于是他们检视地图，眯着眼晴看看地平线，把地图转个九十度，朝着地平线皱眉头，如此重复六次，却依然看不出地图标示的任何地区，周遭看起来也跟地图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地图上看不出北方，我们在这里也找不出北方。我们铁定完蛋。”科里亚说。

“地图才完蛋。我们没事。”达尼罗瞄了一眼山脊。“那个痴肥的老混蛋肯定在这一带，车程应该不到一天，对不对？我们已经开了多久？五小时？几乎等于一天，对不对？”

科里亚来自基洛夫斯基，该地位居北极圈最寂寥的一侧，冬天的白昼仅是地平线上为时十五分钟的日光。“没错。”他说。

他们显然必须步行上路。他们有一部收音机，但收音机已经坏了好几年，他们带在身边，纯粹只是求个好运，但它连当作幸运符都不合格。他们整理运尸袋，能带多少上路，就带多少上路，这样一来，如果巡逻兵逮到他们，他们才可以证明自己不是逃兵。他们各自背上一个装满运尸袋的军用帆布包，口袋里塞满带得走的粮食和额外的弹药，启程上路。

他们只走了十五米，达尼罗就卸下他的军用帆布包。“等等。”他边说边跑回卡车旁边，朝着引擎汽缸开枪，用尽弹匣里的子弹。八枚子弹断断续续地爆炸，声声回荡在山谷，气势更加惊人，好像为达尼罗致命的一击发出如雷的掌声。达尼罗走回来，看起来高兴多了。

“刚才那样有必要吗？”科里亚问。达尼罗浪费弹药，他应该觉得生气，但更严重的是，达尼罗无异昭告天下，对着方圆十千米之内每一个叛军高声揭示两人所在。尽管如此，科里亚依然召唤不出应有的怒气。不管演化过程赋予他多少求生的本能，战争已将这种本能消磨殆尽，如今他对死亡抱着一种饶富趣味、不予理会的心态，尤其是他自己的生死。

“你千万别担心。”达尼罗说。“我们这位病态上校有两个特点，大家都看在眼里。第一，他非常喜欢他的露天三温暖。第二，他是个狼心狗肺的懦夫，叫他上战场打仗，还不如叫我用左手打炮。如果他躲在附近，那就表示这一带跟我奶奶的大腿上一样安全。”

科里亚对任何一位抚养达尼罗长大的人都不太有信心。但他背起他的军用帆布包和冲锋枪，跟着达尼罗走入山谷。

*　*

他们挤进帆布袋，拉上拉链，窝在运尸袋里度过一夜。隔天早上，科里亚掬饮溪水，溪水清凉纯净，比任何一个水龙头流出的自来水都清澈。仔细一看，他发现这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个灌溉渠道，渠道历史久远，至今依然灌溉着百年以来皆未耕种的梯田。他们决定朝着山下前进，科里亚把破烂的罗盘指向山谷，正式将之认定为正确的方向。谷底树木繁茂，一片青绿，他们爬上另一个山脊，林木愈来愈稀疏，周围只见及腰的野草。山势陡峭，岩石的裂缝状似一道道垂直的纵线，胡乱划分青绿的坡地。科里亚的脚跟酸痛不堪，感觉不太像是一时的肢体伤痛，而比较像是永恒的既成事实，比方说他眼睛的颜色。

下一个山脊那边是一片青绿的牧野，牧野逐渐延展，没入林间。达尼罗拿起双筒望远镜，审视划穿牧野的林地。他们快步前进，不知怎么地，行动相当滑稽；他们弯下身子，状似蹲伏，东歪西倒，脚步凌乱，好像辽阔的牧野蜷缩成一个狭窄的隧道。每逢风吹草动，或是小鸟的黑影掠过大地，科里亚的心中就涌起一阵恐慌。他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试图压制潮水般的惊恐。过去一年来，他变得非常不信任辽阔的空间，如今他连走过一块跟一扇木门同样大小的空地，心中都不禁暗想自己是否踏进狙击手的射程。

当他们走到林木线，达尼罗忽然举起一只手臂，神情戒慎，双唇紧闭。

科里亚吓得发呆。

达尼罗放了一个屁。

“浑小子。”科里亚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紧握达尼罗的肩膀。“我还没被叛军抓到，你就会害我心脏病发作。”

“糟了。”达尼罗说。他那张线条分明的脸孔——他经常眉毛一斜、嘴角一扁、脸颊一沉，活脱脱像个信手画出的妖魔鬼怪——突然全都垮了下来。

“别闹了。”科里亚说。

“你没机会心脏病发作。”达尼罗朝着森林点点头，科里亚瞥见林中十二个叛军围在营火的余烬旁，右手握着步枪，左手端着一碗荞麦粥，达尼罗那声响屁显然引起他们的戒心。十二支枪管同时瞄准科里亚，枪口朝上，紧盯着他。越过牧野之后，他心中的恐惧原本已经慢慢松手，这会儿再度席卷而至，紧紧掐住他的胸口。

当他们丢下军用帆布袋、举手投降，叛军卸除他们的武器、弹药、皮靴。帮科里亚搜身的军人遗漏了藏放在他衬衫口袋里的卡带，叛军们一脸浓密的胡须，身材瘦高，脚上的橡胶和皮革便鞋点点泥印。一人系着草绿的头巾，头巾上写满龙飞凤舞的阿拉伯文。一人拍拍科里亚的小腿，搜寻藏匿的随身武器，这人一口好牙，科里亚从没看过如此整齐、如此洁白的牙齿。最瘦小的小伙子一对杏仁般的双眼，还没有长出跟叛军一样的大胡子，但是科里亚知道小伙子打心眼里已是一个叛军，就像他早在碰都没碰手枪之前，就已担心自己有能力杀人。

“佣兵。”叛军们耳语。从两人的刺青和黑色无袖衬衫判定，达尼罗和科里亚显然是佣兵，而不是奉召入伍的军人。奉召入伍的军人都是训练无素、惊恐万分的少年，若是落到叛军手中，叛军对这些新兵通常比较宽容，被捕的佣兵就不一样了，因为佣兵们全都表现得像是枪法不怎么样兰博。

一个瘦高、沉默、穿了连锁超市运动衫的男人踢踢科里亚的双腿，拿根铁丝把他的手腕绑在身后。他躺在地上，达尼罗躺在他旁边，年纪较轻的叛军们在后面详查他们的私人物品。高个子始终守在他们身边。我们今天必死无疑，科里亚有此领悟。但他心中没有惊恐，也不感讶异，反而松了一口气，好像潜入水中、在漆黑的水面下待了好久之后，这会儿终于浮出水面、头一次吸气。

高个子把两个运尸袋摊放在科里亚和达尼罗面前。“钻进去。”他下令。

达尼罗开口陈情，但是步枪的枪托很快就朝向他的太阳穴一击，打断了他的哀求。科里亚看着两个年纪较轻的叛军把达尼罗压入黑色的运尸袋，好像胡乱折起一件劣质的西装、塞进装衣服的塑胶套。另一个运尸袋横置在路上，袋口大张，他叹口气，双脚先踏入袋中。有人拉上拉链。

他们在地上不知道躺了多久，在此同时，叛军们却在聊天。科里亚被困在运尸袋里，热气无法散出，整个该死的塑料袋闻起来像是他的臭皮靴。拉链有个两厘米的缺口，他把嘴巴凑过去，好像吃奶一样用力吸吮。他一直等候筛撒土石、铁铲敲击岩石的声响，当几双强健的手拉起运尸袋的四角，他的喉头一紧，心中暗想：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但他没有直直坠下，反而被抬了起来。他感觉身子下面不是泥土，反而是卡车的压纹塑胶车板。

引擎啪啪启动。绝对是德国制造。卡车猛然晃动，往前行驶。

时间一秒秒延展，周遭闷热漆黑，科里亚发现自己猜想着达尼罗的老婆在做什么。她在哪里、她身穿什么、哪些思绪飘过她的梦境。他们小队只有四个人结了婚，他们的老婆也成了大家共有。这四个身居西伯利亚小镇的太太们绝对不知道自己竟然多了好几个夫君，她们也无法想象这些她们绝对没机会碰面的士兵竟然思念她们、爱恋她们。有些人写了始终没有寄出的长篇情书。有些人重立遗嘱，把他们为数不多的财产，比方说一把猎刀、一条弹药袋，留赠给仅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女人。达尼罗的老婆在伊尔库茨克出生长大，爷爷据说曾帮一位领导人修过一次八字胡。她小时候想拉小提琴，但是小提琴老师一看到她跟雪茄一样粗短的手指，马上建议她改吹伸缩喇叭。当伊尔库茨克面临食粮短缺的危机，伸缩喇叭说不定救了她一条命：一些大人物们希望身强力壮的号手们随时待命，万一某位莫斯科的官员来访，党团才可以奏乐欢迎，因此，她得到额外的配给，小提琴老师反而挨饿。她有一双濡湿草地般的绿眼和一组天光般的迪斯科灯组。从小到大，她爸爸始终告诫她，只有捕鼠器才会送上免费的起司，但当他决定将银行里的毕生积蓄投资一项保证获利五百倍的生意，她已经离家，无法对他复诵这句金科玉律。若有必要，她依然愿意吹奏伸缩喇叭，但她比较喜欢爵士大乐团。当她吹奏《圣者的行进》，单单她那支伸缩喇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十二种乐器的乐团。从达尼罗原汁原味的叙述中，科里亚已经构建出与她共享的一生。他坚信一名素未谋面、素不相识的女人愿意毫无条件地对他付出，心中若是有此感知，天主的恩典也就莫过于此。

他翻身，隔着两厘米的缺口说话。“你在那里？”

达尼罗也翻身。他们并排躺着，困在塑料袋里的身躯几乎相碰，隔着拉链小小的缺口你一口、我一口地吸气。卡车在他们身下颠簸。

“我想是吧。”达尼罗回答。他们都知道最好不要臆测接下来会怎样。

“哼一哼那首《圣者的行进》给我听。”科里亚轻声说。但不管达尼罗哼唱什么，卡车急速前进的狂风盖住了旋律。

他们没有再说话，但当科里亚想到达尼罗也在受罪，有如棺材般闷热阴暗的运尸袋感觉不那么压迫人。分秒时辰在运尸袋里失去了意义，当卡车停下，科里亚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有人用力一举，科里亚被抬着走了三十步。“一、二、三……”有人用车臣话数数，然后科里亚感觉失去重量，从高处往下坠落。两秒钟之后，他撞上地面，撞击力大到他无法呼吸，左肩脱臼。片刻之后，他张口喘气，左肩阵阵剧痛；他躺在地上这个运尸袋里，等着第一批土石撒落在他身上。由天而降的尖叫声、砰然作响的撞击声，揭示达尼罗也已到来。科里亚继续用牙齿拉开拉链，最后终于拉出一个足够让他把头探出去的开口。

“我们在哪里？”达尼罗问。他们在一个土坑里，土坑说不定曾经是一口宽广的水井，石头井壁高约六七米，直通一圈窄小的天空。他猜想井底直径大约两米半，对水井而言算是宽广，但是不足以当作监狱。他扭动身子，钻出运尸袋，帮达尼罗拉开拉链。他们背靠着背坐下，解开彼此手腕上的绳索。

*　*

他们扳着指头计算日子，一星期七天减缩为一星期五天，先用科里亚的左手数数，数完了再换用他的右手，接着轮到达尼罗的左手，数完了再换用他的右手。每天早晨，土坑的坑口出现一双被太阳晒得褐黄的手，缓缓降下一壶壶清水，到了中午，水壶已成尿盆。圆面包从天而降，噗的一声落到泥泞的地上，说来就来，毫无章法，令人摸不着头脑。两星期之后，科里亚和达尼罗几乎跟把他们丢入水井的叛军们一样满脸胡须。三个星期之后，一个火柴盒大小的肥皂落到地上。肥皂取自一家沙特阿拉伯的旅馆。科里亚把肥皂浸到水壶里，那个愚蠢的玩意儿却搓不出半点泡沫。达尼罗从他手中夺下肥皂。达尼罗剥下衬衫，把左肩上那个打炮打到一半挨了一枪的弹孔秀给科里亚看，伤口已经结成一个铜板大小的粉红色伤疤。达尼罗的身上和腿上散布着其他六个伤疤，每个伤疤周围都被他自己刺上虹膜、眼睑和睫毛。当达尼罗弯下腰、试图把那块干硬的肥皂抹在脚上，几双眼睛从他的背上瞪着科里亚。

寒冷的夜里，科里亚爬进他的运尸袋，把拉链拉到下颚。虽然两个运尸袋从外表看来一模一样，但是科里亚愈来愈依恋他自己那一个。他试图加上一些个人色彩，比方说拆开密合的接缝，或是用污泥把他的名字写在帆布手把上，这些微不足道的辛劳，全都只为了让他这件私人物品有些改变，变化够多，他就可以说服自己他还活着、这里也不是某个象征性的监狱，因为跟达尼罗在土坑坑底待了几天之后，他已经晓得度日如年的滋味。有时科里亚想起他的小队长费欧梵，这人始终身穿制服，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士兵们经常背着他开玩笑说，如果不是靠着那件草绿色的制服支撑，他会像是一团松散的稻草似的垮下来。科里亚逐渐觉得运尸袋之于他，肯定如同制服之于费欧梵。

当他再也想不起其他往事，他就回想家乡。那个被小碎石围起的工业废水湖，当年一个夏日，他和他妈妈、他弟弟在湖边做日光浴，假装他们在黑海度假。镍矿冶炼厂的烟囱不断冒出惊叹号般的浓烟，空气严重污染，说不定连随风飘散的雪花都可以萃取纯镍。硫黄和二溴化钯的烟云布满天际，薄暮时分，空中粉嫩艳红，有如赤裸裸的生鱼。如今灼灼的星光有如圆顶，覆盖着敞开的土坑。他想到他十八岁的时候头一次看到星星。

他手边依然留着他第一次服役之前、他弟弟送他的自制卡带。《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想在这里找到卡带播放机，就像是想在月球上找到插头，两者皆是徒劳无功，但他把这个礼物谨慎地藏放在身边，猜想着他弟弟在卡带里收录了哪些歌曲。说不定只有这个问题，有朝一日，他终究说得出答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会提醒自己：你已经活得够久，甚至有机会按下播放键。

一天早上，那双粗糙的手出现在土坑坑口，这回握着一条绳索，绳索打了一个个绳结，方便攀爬。受训之时，科里亚三十秒钟就可爬上两倍长的绳索，现在他花了两分钟才爬到绳索顶端。科里亚看着那双既是拘捕他、却也喂养他的手，赫然发现那是一双老人的手。老先生矮胖，浓密的八字胡张牙舞爪，一只手握着一把科里亚长官们最喜欢的马卡洛夫手枪，另一只手拿着两副脚镣。

“你们长官致赠的礼物之一。”老先生边说边看着漆黑的手枪，眼神之中带着骄傲。他把脚镣丢到两人之间。科里亚闭上眼睛，专心享受阳光浸润全身的暖意。太阳每天只有半小时直接照到土坑坑底，科里亚觉得自己似乎从北极圈的冬眠苏醒，一脚踏入六月耀眼的日光。

老先生带着他们走过一栋白色的石屋和一座坍塌的工具棚，来到一片坡地。他们没有靴鞋，坡地无疑是最佳的逃脱路径。“地雷。”老先生说，一语捻熄科里亚黯淡的希望火苗。坡地的半山腰被地雷炸出一个大洞。“你们尽管试试看。”

他把他们带到一片杂草旁，两支铁铲斜斜插在不远之处。“开始干活吧。”他下令。

时候到了，科里亚心想。我们在帮自己挖坟。他们应该拔腿飞奔吗？他们应该制服老先生吗？他们可以趁他朝着他们两人开枪之前、拿起铁铲痛打他的脸。他试图捕捉达尼罗的目光，但是达尼罗似乎没什么求生意志，仔细想想，其实科里亚也一样。他们戴着脚镣，不方便挥动铁铲，但他勉强挖了三铲，成果还算像样，然后老先生叫他停手。

“俄国人喔。”老先生喃喃自语，好像俄语、俄国文化、俄国人全都不足取。他从科里亚手中拿走铁铲，抬腿一拽，把铲头踢进土里，然后单膝跪地，从松动的泥土里用力拔出杂草。他拔出一团团绿色的杂草，然后筛滤泥土，搜寻白色的细根。大功告成之后，他从长衫中掏出几颗种子撒在地洞里。科里亚意识到地洞只用来掩埋种子，不禁大声叹气，声音大到老先生抬头一望，露出微笑。

那天晚上，科里亚几个星期以来头一次勃起。“你老婆还没有寄照片给你？”科里亚边问、边伸出两手食指比一比胯下。有些早上，科里亚以口袋里的铜板比照达尼罗老婆的乳头，他把一枚，或是两枚一卢布的铜板搁在双唇之间，闭上眼睛，舌头顶着上排牙齿，一边舔拭铜板，一边打手枪，耳中传来达尼罗老婆的呻吟，她叫他舔得急促一点、吸得用力一点，而他始终乐于从命，因为唯有如此，他才会想起自己心爱的女人，况且，铜板渗出强烈的黄铜味，他细细品尝，想起自己是谁、有人爱着自己，当天甚至不吃不喝，只为了留下这个滋味。科里亚从未见过达尼罗的老婆，但是达尼罗宣称她非常漂亮，甚至可以主演色情片，就科里亚所知，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高赞誉。

“还没，但我还有那张你妈妈身穿豹纹比基尼的照片。”

科里亚看着跨间隆起的金字塔。他每一根骨头都缺乏钙质，似乎唯有那话儿不必发愁。但他已经好久没见过女人，随便什么都能让他勃起。达尼罗把那张发皱的照片递给科里亚，照片依然折起，所以照片上看不到科里亚和他弟弟。科里亚摇摇头。如果有人曾经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以一个土坑为家、看着他妈妈的照片打手枪，他说不定会好好读书。说真的，他愿意重新思索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只为了确保有张干净的床铺和几部像样的色情影片，

“没什么好害臊的。”达尼罗察觉到科里亚的犹豫，开口说道。

一时之间，科里亚感觉自己错乱到可以动手。但是放眼两百千米，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称得上文明，而且那一刻很快就过去。他折起照片，悄悄摆进口袋。“跟我说个你老婆的故事。”他说。

“我才不要在你打手枪的时候跟你说起我老婆。我们必须保持某种界线。”

“不，跟我说些正经的事情。再跟我说一次你们怎么认识的。”

达尼罗叹口气，跟科里亚说起那个故事——科里亚已经听过好多次，几乎像是一首听得烂熟的歌曲。高中的最后一年，达尼罗已经休学，有一天，他遇见那个有朝一日将成为他太太的女孩。她跟一群朋友在一起，他跟另一群朋友在一块，他们很快地互看一眼，眼光之中带着引诱，却紧张得不敢造次。她走开之后，达罗尼得知她从西伯利亚某个更荒凉、更寒冷的角落搬到伊尔库茨克。他回学校上课，只为了跟她说说话。他一直约她出去，她一直说“改天吧”，于是他一直回学校上课、一直邀约。达尼罗原本只想跟女孩子约会，结果竟然拿到了一张高中文凭。毕业典礼之前，她终于说“好”。听着听着，科里亚恍若置身礼堂雾蒙蒙的舞台下，跟着她走上舞台，观礼的群众鼓掌，他微微一笑，鞠躬致意，沉沉入睡。

*　*

时间一星期一星期过去，科里亚和达尼罗小心翼翼地游走于阶下囚和座上宾的界线之间，好像行走钢索。他们依然戴着头一次跨出土坑时被铐上的脚镣，但是他们瘦了不少，脚镣变得比较宽松，而且相当脆弱，铁锤用力一敲就会断成两截。老先生渐渐放宽对他们的管制。早上他们依照老先生的吩咐整理花园、除草、种菜、施肥。他们帮香料作物花园播种，花园延伸到坡地，坡地埋了地雷，他们幻想着逃跑，但是逗留在心中的幻想已陷入半山腰上那个大洞。有时科里亚把手放在一团翻过的泥土上，蚯蚓和圆滚滚的小虫从地底下冒出来，他看着这群小混蛋在他摊开的手掌中漫步，回想起曾有一时，他的人生依然另有选择，一时之间，他暂且忘却自己变成什么人。老先生中午帮他带来一桶水和油腻的大饼。有时他们闲聊几分钟，一致赞同各自的军队积习已深，庸碌无能。

下午他和达尼罗修建坍塌的工具棚，或是白石围墙。晚上是他们自己的时间，逃跑是个模模糊糊、无可名状的美梦，他们心不在焉地商讨，就像是讨论宗教或是天主。没错，他们当然可以轻易制服老先生，但是然后呢？然后他们只是两个没有靴鞋、在山里迷了路的蠢蛋。老先生若是活着，他们最起码是战俘。达尼罗在工具棚的瓦砾中找到一截钓鱼线，把钓鱼线绑在绳索尾端，每天晚上、当老先生把发黄的绳索往上拉，钓鱼线像是他们碰到真正的紧急状况才会使用的开伞索，摇摇晃晃地垂挂在坑口。

有天他们正帮老先生采收治疗喉咙痛的小红莓，这时，他们看到一部军用卡车摇摇晃晃开过森林，驶向乡间小屋。卡车慢慢驶近之时，他们认出达尼罗先前朝着引擎盖开枪的弹孔，尽管戴了脚镣，他们依然在能力范围之内奋力冲向卡车。当老先生举起双手从小屋里露面、神情不像投降，而更像是欢迎，科里亚不断高涨的期盼顿时爆破。当一名士兵从卡车上跳下来、热情拥抱老先生，科里亚百分之百泄了气。

“沃瓦？”当他们的距离近到认得出士兵，达尼罗大喊。士兵往前跨两步，头一歪，眉头一皱，老先生站在他后面，手里把玩祷告的念珠，一脸漠不关心。

“是我，达尼罗。”

沃瓦是鄂木斯克人，你只会记得他下巴内缩，貌似软弱，其他一片模糊。他原本奉召入伍，六个月之前才突然变成佣兵，正因如此，他成了连队最没地位的小不点儿，也是达尼罗霸凌的对象。沃瓦微微一笑。“这个留了满脸胡子的家伙是谁？达尼罗，是你吗？”

“怎么回事？你前来解救我们，是吧？”达尼罗问。

“不，这次不是。”沃瓦的神情极为喜悦，甚至不得不转身面向卡车车板，试图掩饰脸上的笑意。他从车板扛起一桶子弹。“我们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卡车，但没看到达尼罗或是科里亚。拜托帮个忙，好吗？”

科里亚和达尼罗各扛着两桶零散的弹药，走到他们过去几星期重新修建的工具棚。这些是俄军的弹药，弹药在俄国产制，终究也将回到俄国——先是嵌入俄国士兵的尸身，然后装进黑色的运尸袋运回俄国。

老先生神情愉悦，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们把步枪和红色的汽油罐扛到工具棚，然后递给沃瓦一个装满绿色钞票的信封。沃瓦很快地点算。“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转告费欧梵小队长吗？”

达尼罗神情困惑地瞪着他。“你他妈的，你叫他赶快救我们出去！”他暂且闭嘴，一时之间找不出适当的话语，让他们跳脱目前这种迂回吊诡、好像脚镣般紧紧铐住他们的局势。“小队长连清除自己的大便都得先呈报莫斯科。你最好也联络我太太。”

达尼罗在一张全新的美钞写下他老婆的联络细节之时，沃瓦问老先生需要多少赎金。老先生倚着他的拐杖，摸摸他的八字胡，一脸慎思。他望向科里亚。“这一个在花园工作挺好的，他很勤奋，而且细心。今年大蒜会盛产。我要一千美元的赎金。至于那个没有用的白痴。”他转向达尼罗说，“你给我一桶烧菜的油，就可以把他带走。”

达尼罗还没想清楚就举起食指，以示抗议两笔赎金的重大落差。“沃瓦，你可以借我们这笔钱吗？好让我们这就赎回自己？”

这个下巴内缩、貌似软弱的鄂木斯克人顿时眉开眼笑。他显然依然记得有天晚上大家喝得醉醺醺、达尼罗叫他穿上一件从尸体上脱下来的洋装。“贩奴是犯法的。”他说。“我是你的同僚，可不能让你知法犯法。”

*　*

“我们没问沃瓦，不晓得上校究竟有没有弄到他的露天三温暖？”那天晚上躺在坑底时科里亚说。

“我敢打赌我们没有抵达营区的当天、他们马上再派两个白痴运送一卡车的运尸袋，这会儿上校八成正在蒸发他屁股的肥油。”

“你为什么签了合约当佣兵？”过了几分钟，科里亚问。达尼罗冲着这个问题皱皱眉头。他的反应倒也情有可原。你不会问起战前那一段日子，除非你已经知道答案，而且答案当中最好包括喝酒闹事和不负责任的一夜情。

“头一次为了不要坐牢。”达尼罗直截了当地回答。“要么在牢里待十年，要么在这里待两年。头一次那两年之后，我老婆和我结了婚，搬进一间非常小的公寓。我想要熬夜喝酒，她想要早起练习伸缩喇叭，但在一间单人小套房里，你就是没办法两者兼顾，所以我又签了约。我跟她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有钱搬到一个两房的公寓，但说真的，我只想图个清静。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觉得上了战场可以如愿。套句我老爸喜欢提醒我的话，我向来不是游行队伍中那面最明亮的三角旗。”达尼罗闭上眼睛，悄悄露出思念的神情，抚平了脸上的皱纹。“我告诉我自己，只要她坚持在中午之前吹奏她的喇叭，这些穿戴黄铜纽扣的混账把什么合约推到我面前，我就在上面签字。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是吗？”

“老兄，绝对错不了。”达尼罗解释。“有些夫妻必须相隔一千千米，婚姻才会美满。但我觉得我不再是那种老公。在土坑里过活改变了你对事情的看法，你知道吧？我的意思是，你想想，以前最让我不爽的居然是被音乐吵醒？”达尼罗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哭了。“但是如果我回得了家，一切都会没事。我们可以住在一个放扫帚的柜子里，伊尔库茨克交响乐团的全体团员可以挤到里面练习，我全都不在乎。好了，我说够了。你呢？你为什么签约当了佣兵？”

“因为我碰到一个军方人士。”科里亚说。“他跟我说他认识一个家伙，这家伙踩到地雷，两只脚都被炸断，但是没关系，他喜欢坐着，他有栋不错的小屋，而且他可以返乡。但他很快就发现女人不喜欢跟瘸子上床，而他唯一的天赋是跟女人胡搞。很悲哀吧？”

“跟希腊悲剧一样悲哀。既然提到希腊，你一直紧紧守着你妈妈的照片。你确定你没有希腊血统？”

“绝对没有。”科里亚说。他从口袋里掏出照片，递回达尼罗手中。“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军方人士叫我别担心。军方夺走什么，就会补偿什么。他们付钱让这个瘸腿的家伙去找性治疗师。”

“什么是性治疗师？”

“我也有此一问。他说性治疗师是一个让你操干的医生。”

“就像在色情电影里？比方说，我们得帮她量体温，而你的老二是唯一的体温计？”

“不，就像那种会讲拉丁文的医生。”

达尼罗一脸难以置信，眼睛亮得好像超新星爆炸。“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说真正的医生？你是说他可以操干一个女齐瓦哥医生？”

“嗯，没错。他可以操干一个女齐瓦哥医生。”

“你相信他？”

“我能怎么说？我这个人生性浪漫。谁不想相信世间某处有个瘸子、拿着军方的卢布操干一个女齐瓦哥医生？谁不想相信世界可能如此公平、如此右派？所以啰，我当了佣兵，结果谁都有机会搞我，只有我没机会搞一个当初签约想要操干的女医生。”科里亚不确定自己是否果真跟军方人士说过话，说不定他的思绪是如此狂乱，甚至扭曲了过去。他点燃一根沃瓦先前给他们的香烟。“我跟你说啊，其实我很庆幸我们被抓到。我的意思是，我们成天在花园里种花耶。”

“你疯了吗？科里亚，我们是奴隶。”

“得了吧。”

“不然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戴了脚镣。我们下田工作。我们是不是在花园里种花都无所谓，我们住在地底下的土坑里。”

没错，但是科里亚不在乎。过去几个月是他毕生最平静的时刻。他脑中那个纷扰的大都会静了下来，变成一条宁静的乡间小路。他做他的工作，他吃他的大饼，临睡之前，他知道自己今天没有为世间添增任何苦难。最起码他以前始终想象自己不配过着现在这种安宁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不必开枪杀人。”他只说了一句。

达尼罗拍打从坑口垂挂而下的钓鱼绳，然后朝着科里亚的头吐了一颗葵花子。“像你这种人？你天生是个杀手。军方没有叫你开枪杀人。他们叫你开枪杀该杀的人。”

科里亚试图回想自己杀了多少人。说不定十三个，但谁晓得呢？他早就忘了确切数字。但他怎么可能如此缺乏道德良知？午夜梦回，他思及至此，辗转难眠，即使他已经不记得那一张张丧失在他枪下的脸孔。头一个牺牲者是家乡的莉迪亚，但他试图不要想起她。他已将为数不多的薪资和战场上掠夺的财物寄回家乡，为了他弟弟的前途贿赂大学行政人员。如今他弟弟刚进大学攻读语文学。他再也不需要知道自己究竟杀了多少人。

“我弟弟不久前读到一篇关于我们的故事。”他说。“两个混蛋。他们被抓了起来，丢进土坑里。”

“你们家有人识字啊？”

“令人震惊吧，我知道。”

“故事的结局呢？”

科里亚记得其中一个逃脱，另外一个留下。但这不是他今晚想要讲的故事。“他们都找上性治疗师。”

达尼罗大笑，“这种故事合我胃口。”

“我想作者是托尔斯泰。”

“没错。普希金写过，莱蒙托夫也写过，这些人都写过两个车臣土坑里的混蛋。”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学校读过。”达尼罗说。“其实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当时我为了追我太太，又回去学校上课。她当时还不是我太太，但我知道她会嫁给我。”

“跟我说些我没听过的事情，比方说她最喜欢哪本书？”

“不。”达尼罗轻声说。“今天晚上，她是我的。”

*　*

夏日闷热，空气凝滞，感觉甚至可以拿着汤匙挖舀。基洛夫格勒的夏日，太阳虽不西沉，依然需要披件毛衣；车臣的七月，青草软绵绵，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青绿，叫不出俄文名字的鸟类四处跳跃，空气温暖潮湿，你若深深吸口气，说不定会被水气灭顶。他愈来愈喜欢车臣慵懒的夏日，他花好几个钟头播下种子，悉心照顾从土中冒出来的青绿嫩芽。他一点都不晓得这些是什么作物。从小到大，他吃的东西都是货柜车和破冰船运送到北极圈的罐装食品，他仍然说不出面包里有哪些原料。他耙土，泥土松软，散发出暖意，令他惊奇。他在家乡埋过一具尸体，他得朝着冻僵的泥地射光一整个弹匣，地面才松动到可以动手挖掘。当那支蓝炳泥铲的铲头松落，他把铲头用力扔向林木之间。从那时起，他只靠着他的双手种植花草，傍晚收工时，他的手沾满泥土，乌黑到连他都认不出来。

夏天是打仗的季节，每隔几星期就有叛军上门，搬运沃瓦留置在工具棚里的弹药和物资，重新修建的工具棚成了叛军的补给库。一看到远方出现叛军，老先生马上把科里亚和达尼罗赶向土坑，他粗短的双腿奇迹般地痊愈，再也没有任何让他非得借助手杖的旧疾。他快手快脚，把泥巴抹在他们脸上，揉乱他们的头发，催促他们沿着发黄的绳索爬到坑底，指示他们把双手搁在背后，偶尔发出呻吟。

“为什么？”科里亚从坑底大叫。

“你们喔。”老先生叹息，好像目前的状况中、最值得同情的莫过于他们两个人。他从坑口往下凝视，脸孔是一团镶了阳光的暗影。“如果叛军以为我痛打你们，他们就不会觉得必须亲自动粗。”

一小时之后，两名叛军望向坑底。他们缠着头巾，戴着粗框太阳眼镜，看起来比较像是后披头士时代的摇滚歌手，而不像圣战士叛军。科里亚和达尼罗适时呻吟扭动，叛军们满意地点点头。

隔天早上，老先生叫科里亚进来小屋打扫。来访的叛军留下各种废物：沾了茶垢的马克杯，面包屑，干硬的米粒，沾满枪炮润滑油的方巾，自制手榴弹的保险丝，废物散置各处，看来叛军们并不是十分尊重老先生。墙上和地上布满织锦毡毯，毡毯层层相叠，科里亚起先甚至看不出哪里是墙底、哪里是地板。有些毡毯绣着形似马刀的藤蔓花纹，有些毡毯的图样如同心理变态狂的白日梦，但是每一张都展现出跟毡毯一样古老的旧式手工艺。科里亚摸摸脚边的一条毡毯，他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摸过如此细致的物品。

客厅另一头整墙书柜，真皮书脊龟痕累累，看起来好像是在毡毯织成的那个世代装订成册。“有没有哪一本好看？”科里亚问。

“以前屋主留下来的。”老先生说，“以前”两字夹带着深沉的悲伤。他深深叹口气，吃力地从长沙发上站起来，从下排书柜拉出一本砖头般的厚书，书页烫上金边，好像圣经的书页。

老先生把书摊开放在膝上，指指一张油画的照片，照片相当大，横跨两页光滑的铜版纸。画中的风景平淡无奇，甚至可说非常无趣，你若开车经过，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科里亚始终怀疑画家想要骗他，这种画作只是加深他的猜忌。“认得吗？”老先生问。

看来的确眼熟。他再看一秒钟，熟悉感更加强烈。他果真认得。缓缓攀升、占了三分之二画面的田野，水井，工具棚，那个达尼罗正在整修的白色石墙。这不就是小屋外的风景吗？“我们的土坑在哪里？”

“在这里。”老先生一脸愉悦地指指上了色的水井。“你看到了吗？画中没有水桶，也没有绞盘，绘制这幅画的时候，说不定水井早已干涸，已经被改为牢房。”他对着眼镜吹吹气，用白色长衫的一角擦拭镜片。少了眼镜，他整张脸看起来松垮垮，好像以前个子比较大，现在整张脸的皮肤都缩水。科里亚最近什么时候见过一位耆老？基洛夫格勒男性的平均寿命将近五十岁，耆老们虽然算不上神话中的人物，但也不太常见。

“这么说来，我们在园子里工作，目的在于让这片土地回复到当初的模样？”

老先生点点头，显然相当称许。“你倒不是百分之百的蠢蛋。”他说。科里亚将之视为老先生看得起他。“战争爆发之前，这片土地看起来相当平静，不是吗？我们会让它回复到当初的模样。这张油画就是蓝图。”

油画之中，花园延伸到左侧山坡的半山腰，如今山坡埋了地雷，而且被炸出一个大洞。“这个花园，嗯，我们该不会把它延伸到坡顶吧？”

“不会，山坡埋了地雷就不行。”老先生陷入沉默，拿起一颗杏仁浸到烟灰缸的蜂蜜里。

“以前谁住在这里？”科里亚放胆一问。

“我女儿和孙子。”

“我真是抱歉。”科里亚不自在地凝视烟灰缸里的蜂蜜，借此避开老先生的目光，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这是他头一次因为杀戮而致歉，而他跟这两个人之死毫不相干。

*　*

一星期之后，当科里亚在花园里照料作物，远处传来军用卡车噗噗的引擎声，表示沃瓦回来了。车轴的悬架被冲锋枪、火箭推进器、弹药压得下垂，军械弹药的数量是如此庞大，甚至必须锯开卡车车顶才容纳得下。卡车爬上歪斜的坡道、开抵小屋门前之时，引擎盖上的弹孔喷出一道道蒸气。

“小队长怎么说？”达尼罗问。

沃瓦故作隆重，摆出宣读皇家公告的架势，摊开一张纸条，在他尖削的鼻子上戴上眼镜，深深吸口气，清清嗓子，再深深吸口气，大声朗读。“亲爱的科里亚·卡卢金和达尼罗·贝洛拉兹夫，我恨你们。但愿恶魔把你们都抓走。小队长费欧梵·多玛雪夫敬上。”

达尼罗嘟囔一声，但是什么都没说。沃瓦折起纸条，收好阅读的眼镜，把纸条和眼镜放回他的衬衫口袋。

“你们两人这一开溜，上校的露天三温暖迟了三星期才盖好。”沃瓦解释。“小队长被上校骂得狗血淋头，这会儿把狗血全都倒在你们头上。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层层相连的指挥链。”

“我太太呢？”达尼罗问。“她有没有筹到赎金？”

“达尼罗，哎呀，我给你带来了坏消息。”沃瓦一脸奸笑地说。你绝对想象不到传达坏消息会让人这么开心。“我得提醒她你是谁。”

“她很健忘。”达尼罗恶狠狠地说。

“老兄，她不知道你是谁。”

达尼罗纵身一跃，科里亚直觉地伸手拉住他，就像爸妈拦住小孩、以免被来车撞上。“沃瓦，”科里亚说。“我知道你跟达尼罗有些尚待解决的旧恨，但现在不是时候，地点也不对。他太太究竟说了什么？”

“信不信由你，我打电话给她，她以为我在开玩笑，她花了好几分钟才想起来她高中最后一年、有个叫作达尼罗·贝洛拉兹夫的怪胎一直约她出去。”

“她在说──。”达尼罗开始哽咽。“她在说谎。”

“她说她跟一个水电师傅已经结婚五年，而且有个四岁大的儿子。”

达尼罗两只大手捧住脸颊，通红的双眼散发出来自内心深处的哀伤，那种心痛是如此深沉、如此刚烈，科里亚看在眼里，仿佛见证了一场石破天惊的变故。科里亚脑中闹哄哄，感觉晕眩。他们的连队里不乏骗子、无赖、满口胡言的小混混，数目不下于城市里的恶徒，但是大家从未怀疑尼达罗有个老婆。多亏幻想着与她成婚，三名士兵熬过了战争。她带给连队弟兄们一丝希望，而且是真实、毫不含混的企盼。就此而言，她代表着科里亚以为车臣早已失落的慷慨与宽宏。科里亚想起老先生拿给他看的那幅油画，某个患了梅毒的十九世纪画家胸无大志，不知进取，只想复制人们应当钦慕的风景，但画中那座细心绘制的水井里，却住着一个半文盲、濒临疯狂的奇迹创造者，如今这位奇迹创造者不住颤抖，好像一个麻醉药渐渐失效的病人。他想到这里，不禁有点作呕。

“带着我们回去吧。”达尼罗苦苦哀求，声音微弱，近似呜咽。科里亚想要伸出双手，搂住他的朋友，轻轻地左右摇晃，好像他弟弟噩梦初醒、逃出一片无止无尽的黑暗森林，他也搂着弟弟轻声哄骗。他不知道达尼罗仍然感受得了震惊、失望与悲痛，对此，他感到忌妒，却也怜惜。老先生从小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装饼干的蓝色玻璃纸袋，袋里塞满了钱，鼓了起来。“拜托，现在就动手。”达尼罗说。“朝他双眼之间开一枪，我们就可以上路。”

“我不能这么做。”沃瓦说。“这些人是我们的生意伙伴。”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是我们的交易对手。但我有个好消息。你们两人已被正式宣告阵亡。”

“这怎么是好消息？”科里亚问。

“因为你们之前被列为逃兵。”

科里亚带着沃瓦往前几米，走离满脸泪痕的达尼罗。“别告诉队上关于达尼罗老婆的事情。”科里亚瞪着沃瓦说，他不停瞪视，直到确定那个下巴内缩、貌似软弱的人将会听从。

“好。我很抱歉。”沃瓦说，他皱着眉头，先看看达尼罗，再看看科里亚，不确定为谁感到抱歉。“你承受了损失，我真是抱歉。”

科里亚和达尼罗当了整整三分钟的“鳏夫”，然后两人低下头，凝视着泥地。

*　*

那天傍晚，叛军前来搬运最新一批弹药补给。小屋里传来他们的声响，入夜之后依然听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达尼罗大声宣布他打算逃走。“我得回去。我老婆需要我。”他说

半月低低垂挂在点点繁星的夜空。科里亚坐起时，疼痛沿着他的脊椎流窜而下，从颈肩延伸到尾椎。“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我们需要地图、食物、补给品。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靴子。”科里亚提醒他。

达尼罗瞪着科里亚，眼神麻木死寂。“我今晚就走。”他动手抓起一团团泥巴，装进他的运尸袋里，没有多做解释。当他把狭长的运尸袋装满泥土，他站起来，检视一下成果。“还可以。你应该照着做，科里亚。明天早上，他们会以为我们只是在睡觉。”

科里亚把拉链拉到下巴。他把头靠着白色石墙，在泥地上画些没有意义的图形。对他而言，这面石墙、这个土坑已经成为藏身之所。他想过逃跑的下场，比方说再度从军、一命呜呼，或是重返家园，而他所能想到的最佳状况莫过于再度被捕、回到这里、再度服刑、安静地照料一小块田地。此时此刻，他心中也只有这么一点企盼。他从没料到自己会活得这么久，他也以为自己绝对不值得活得这么久。他累了。他还差三星期才满二十三岁。

“你得自己一个人执行这项任务。”科里亚说。达尼罗仔细端详了科里亚好一阵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科里亚妈妈身穿豹纹比基尼的照片，递了过去，科里亚抚平照片，他和他弟弟随即出现在照片上，两人光着上身，穿着泳裤，站在妈妈的两侧，伸出手臂揽住妈妈苍白的细腰。他不记得谁拍了这张照片，也不记得何时、何地、为什么拍照。他几乎不记得他们那个小家庭、那个以拍立得相纸为国土的三人共和国。如果现在马上解开裤子的纽扣，他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别让那张照片太操劳。”达尼罗说。他故作戏剧化，夸张地拉扯钓鱼绳，那条打了一个个绳结的绳索随之垂挂在坑口。当达尼罗爬到坑口，科里亚把照片紧紧折成一小团，丢给达尼罗。“把照片寄给我弟弟。跟他说你是那个成功逃脱的混蛋。”

他留下那卷自制卡带——《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摆进衬衫口袋，扣上纽扣。还有时间，他告诉自己，还有时间听听卡带要说什么。

*　*

达尼罗接住折起的照片，头稍微一歪，对着科里亚敬个礼，用衬衫裹住脚镣，以防脚镣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举步维艰地迈入漆黑的暗夜。他的逃脱路径有限。他可以试着爬过山坡，看看坡顶另一边是哪里，但是山坡埋了地雷。他可以试试叛军开车前来的碎石小路，但是他们若发现他逃脱，肯定马上搜索这条小路。因此，他判定树林是他的最佳选择。当他几乎快要走到树林，地上有个东西狠狠刺进他的右脚。一阵剧痛从他的脚后跟直窜大腿，贯穿胸膛，他不知不觉地倒抽一口气，重重喘息。他缩成一团，滚进草丛中，暗自心想，肯定是地雷。但是没有爆炸声，也没有火光，只有缠绕着他右脚的无声剧痛。他用力咬着手腕，借此稳住呼吸，然后低头检查右脚。伤口喷出鲜血，顺着深深插进肉里的铁铲铲刃滴流。他双手握住铲刃，用力一扯，硬生生地拔出铲刃，伤口的裂缝顿时盈满剧痛，疼痛的感觉有如熊熊大火，他不禁闭上双眼，眼前甚至闪过一道白光。趁着肾上腺素依然飙升，他赶紧爬向林木线。

他昏倒在劈啪作响、有如帘幕般的绿叶下。他的脚已经变成某种可怕的器械，而且那个器械唯一的功能是让他受罪。一口气从他胸膛正中央涌起，化为一声尖锐而陌生的哀号从他的唇间溢出。他朝着树木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我放弃。”他大声说，再也不管叛军是否听到他说话，再也不担心任何事情。他什么时候开始告诉大家、他中学时代迷上他老婆？这套经过慎思的谎言肯定有个起头，但他的思绪已经太混乱，时间也已过了太久，这会儿说不出确切的一刻。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自己的婚礼。他穿了一套三万卢布的西装。她不停亲吻他。他们在莫斯科度蜜月，在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古姆百货公司前面摆姿势照相。他爸爸从十年前失踪的鬼地方现身，跟达尼罗握握手说：“我以前看错你了。”

晚上他发着高烧，陷入汗水淋漓的梦境。梦境之中，他太太站在刷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槽旁，穿了那件他在一个特别的春日买给她的涡漩花纹围裙——在那个特别的春日，新年已经过了四个半月，但还有四个半月才是她的生日，也就是说，一年之中，就数那一天最不可能收到礼物，正因如此，所以达尼罗最想在那一天给她一个惊喜。梦境之中，她穿了那件拆封之时、让她高兴得满脸通红的涡旋花纹围裙——她拆开粉红棉纸，取出围裙，脸颊冒出迷人的红晕，让她高兴的倒不是那件涡漩花纹围裙，人们收到一件包在粉红棉纸里的围裙，肯定只会觉得失望，让她脸上冒出红晕的反而是达尼罗，因为他先计算新年过了多少天，然后计算她的生日还有多少天，估计出一年之中她哪一天最不可能收到礼物，给她一个惊喜，换作新年或是她的生日，一件涡漩花纹的围裙说不定是个令人失望的礼物，但在那特定的一天，再加上那张特有的粉红棉纸，一件涡漩花纹的围裙却让她感到承受无比钟爱。梦境之中，她穿了那件涡漩花纹的围裙，站在刷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槽旁，她背对着他，所以他看不到她的脸庞。她站在水槽旁，穿着围裙，拿着小刀挖掉马铃薯上的黑点。她把瘀青的小黑点挖掉，直到马铃薯变得好小，甚至可以放进一支汤匙。“即使是颗烂掉的马铃薯，还是有一点养分。”她边说边把小小的瘤块丢进滚水里。梦境之中，她站在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水槽边，背对着他，他因而看不到她的脸，她自始至终穿了一件涡漩花纹的围裙。

一声枪响，他从梦中惊醒，从他太太身边踏入白灿灿的晨光。他的脉搏有如飞奔的丛林狸猫般急速跃动。他昨晚一走进树林就昏迷，倒卧在林木线旁边。当他搞清楚枪声不是冲着他，他检查一下他的脚。伤口已经凝结成一条从脚趾到脚背的乌黑狭缝。枪声再度噼啪响起。他拖着身子勉强往前移动，直到他看到三个叛军站在埋了地雷的山坡坡底。一个瘦弱的高个子把冲锋枪瞄向天空，又开了一枪。老先生站在他旁边，一手抚平不听话的八字胡，另一手拿着一本笨重庞大的画册。距离坡底三十米的半山腰上，科里亚孤零零地跪在地上。

一时之间，达尼罗以为叛军们朝着科里亚开枪，但是高个子把冲锋枪瞄向早晨的太阳。他开枪是为了逼迫科里亚，而不是为了杀他。科里亚双膝跪地，空手挖土，他似乎听从老先生的指示，而老先生把那本笨重的画册当作地图。达尼罗意识到他们逼迫他挖寻地雷。但是，不，这也不对，因为科里亚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东西——莳萝的种子吗？——撒在刚刚挖出的小洞里，重新填上泥土。

当达尼罗意识到科里亚被迫把香料作物花园扩充到埋了地雷的山坡上，他的心情有如水泥般沉重。他是不是因为达尼罗逃跑而受到处罚？达尼罗不想知道。他在脚上裹上一层层对折的树叶。趁着下一波枪响，他用铲头猛敲脚镣。试到第三次，发锈的链条啪地断裂。好几个月来，他头一次拔腿飞奔，一股畅意的快感沿着肌腱渗流而出。树林底层的灌木丛好像在他受伤的脚下铺上软垫，方便他行走。他在疼痛可容许的范围之内，一跛一跛地尽快前进。空中飘荡着奶油香煎马铃薯的甜香。他太太在桌上摆好餐具，准备吃午餐。埋了地雷的山坡传来枪响，声声回荡，传入树林，但没关系，那只是一个餐盘从桌上掉了下来。花彩瓷盘的小碎片散布各处。他太太把围裙塞进裤腰，单膝跪下，张开双臂，收拾起所有碎片。

中场休息

我们一无所有

圣彼得堡，二〇一〇年；基洛夫格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

1.

葛莉娜打电话说她帮我买了一张前往莫斯科的头等舱车票，然后说我哥哥过世了。我不敢相信自己如此鸿运当头。自从六年前邮政首度普行以来，我从来没收到任何一封平信，更别说一张头等舱车票。至于科里亚嘛，嗯，他已经过世好多年了。

她住在一栋景观令人屏息的顶楼公寓，公寓各处铺了厚厚的白色绒毛地毯，说不定是北极熊的皮毛。一件件碰了就破、难以清理的物品，彰显出富贵之气，每张椅子都是流线型的艺术品，一坐上去，好像在做瑜伽。空气中飘散着茉莉和李子的清香。高级音响流泻出男高音轻扬的歌声，一脸睡意的铜雕佛像在书柜上打坐静思。葛莉娜走回客厅之时，我正纳闷那些装模作样的西藏假文青是否崇拜十字架，她身上那件和服微微敞开，胸和膝盖半露。

“我的天啊，你的发型造型师是何方神圣？”她问。

老实说，我的头发始终没有所谓的造型。以前独眼欧奈金拿起推子在我头上胡乱一推，但是层次感可不是他的强项。更何况我相当确定他用同一把推子修剪他的阴毛。

“我没有发型造型师。”

“不管谁帮你剪头发，请你继续光顾。你看起来相当前卫。”

如果一个停摆的时钟一天之中总有两次显示正确的时刻，那么一个剪坏了的发型十年之中总有两次看起来还算像样。

自从我哥哥头一次上战场、葛莉娜成了社会名流、他们两人再也不曾相逢，十几年的岁月匆匆而过，我也已十几年没见过她。当你到处都看得见某人的倩影，你很容易忘了她真实的模样。在大型广告牌上，她的脸蛋被修饰得有如人体器官一样光滑闪亮，她胸围、腰围、臀围的比例，只有经过修图软件训练的科学怪人博士才会觉得自然，但是这会儿葛莉娜站在正午的一方日光之中，美妆美甲，披着一件上千万只丝蚕捐躯制成的和服，看起来比在大型广告牌、八卦杂志，或是电影荧幕上的葛莉娜真实多了。

“唉，艾列克赛，我今天早上糟透了。”她说。日子过得舒坦的人总是跟你说他们过得多辛苦。

“你一直关注印尼的大地震？”我问。

“什么地震？不，一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贱女人争取到电影角色，在最新一部《007》电影里饰演风情万种的女间谍。她八成跟老公狮李奥上床，才拿到那个角色。”

“我确定如果好莱坞有人看过《瞒天大谎》，那个角色绝对非你莫属。”我主动说出鼓励的话。她头低低，目光停驻在地面。有些人啊，你就是没办法逗他们开心。

“我知道我应该算算自己有多少值得庆幸之事，但那是会计师的职责。”

“身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名人，感觉肯定超怪异。”

“的确很奇怪，艾利克赛。我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住在顶楼豪宅，有个司机、厨师和管家。但是现在我拥有这些东西，一切却没有意义。我这么说，是不是很恶劣？”

“或许有一点。”

“我只怕生命就是有点恶劣。宇宙冷酷无情，太阳濒临死亡，一群可悲的生物在一块绕着太阳运转的岩石上无谓地奔波，而他们依然不让我在《007》电影里轧一角。整个世界已经火势熊熊，我们却为了几根火柴争执不休，不是吗？”

“没错。”我说。其实我正试图判定我若伸手拿取第五颗巧克力是否失礼，尤其是她连一颗都没吃？不，绝对不会。

“好吧，你近来如何？你该不会还在读大学吧？”

“没错，我还在读大学。”我神情愉悦地说。凭借无畏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我已成功地将需时五年的语文学学位拖延到第十个年头。这简直是个“五饼二鱼”的奇迹。宇宙或许冷酷无情，幽暗无光，但在大学里，你大可晚上服用俱乐部药物，白天昏睡终日。“我正以犹太裔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奥得萨故事集》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我已经想好标题《巴别尔的呓语》，但是目前只进行到这里。”

“好看吗？”

“我还没读。”我说，“我不想让文本影响了我的诠释。”

第六颗糖果融化成黏稠的巧克力糊，浸透了舌间的口水。我们好一阵子一语不发。

“你听说了莉迪亚的事情？”我终于问了一句。

化妆箱里每一支腮红刷都无法让葛莉娜的脸颊露出色彩。“我听说了。”她说。她的双眼紧盯着我左肩后方一小片光秃秃的墙面。“阿丽娜跟我说了她和她妈妈的事，当然还有你哥哥的事情。奥尔嘉、萝拉、达雅、兹拉塔也跟我说了。塔玛拉肯定跟我说了几十次”——这个聒噪的六人帮借着葛莉娜的八卦消息大嚼舌根；莉迪亚曾是第七个成员——“我甚至不晓得她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每隔几个月就换号码，主要就是为了躲避她们，不知怎么地，她们还是有办法打听得到。美国人应该雇用她们追查阿凯达组织的下落。只要跟塔玛拉讲十分钟电话，就足以让任何人扬弃最神圣的信念”——她点燃一支馨香，闻起来像是沐浴在阳光中的薰衣草田——“但是不管怎么样，老实说，莉迪亚向来称不上最精明，不是吗？我不是说她应该聪明一点、别跟她们交心，但是，拜托喔，就算你对着一支麦克风交心，它都比较可能帮你保密。我试过把她的遭遇拍成电影，但是把一篇像样的剧本拍成电影，比把一只老鼠骗进小猫的嘴巴里困难多了。”

“那是个悲剧。”我说。“对莉迪亚而言，对薇拉、对科里亚、对──”

“你不说我也知道。说真的，我们的电影界真是国家之耻。如果真有来世，那一个个比撒旦、犹大和布鲁特斯等匪类更下层的地狱，肯定保留给开发部的高级主管，我的意思是──”

“我为什么来这里？”她双眼一眯，我在她锐利的目光中微微一颤，她不习惯被人插嘴。

“问得好，小萝卜头，直接把我们带到问题的中心——但是最有时间的人，为什么总是最不愿浪费时间，我可永远想不透。”她把椅子拉向我旁边的桌子。她连拉椅子的动作都性感迷人。我相当确定她希望我变成她的情人。我会跟她说我受宠若惊，但我不能这样对待我哥哥科里亚，即使科里亚已经过世。她会情绪失控，不断啜泣，难以安抚，她会说如果不能拥有我，她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振作一点，我会对她说。我会亲吻她的芳唇——而且是舌吻——她当然会神魂颠倒。然后我会头也不回，毅然走出大门。

“好吧，你听好。”她边说边把手伸过桌面，直到我们手指之间的距离有如蝶翼般纤薄。“几年前我跟欧列格去了一趟车臣，他到那里处理一些事情，探勘油矿、胡搞他的助理等等，那个狐狸精喔，他出外胡搞之时，我探访了几个军方医院和基地，我原本以为主演一部爱国战争片就够了，但我的宣传公关坚持我必须亲自跟几个可怜的家伙谈谈。我的宣传公关啊，他只差一双长筒靴就活脱脱是个《星际大战》的风暴军。不管如何，我跟一个军官问起你哥哥。”

“我已经跟每一个我在电话簿上找得到电话地址的军官问起科里亚，大家都一问三不知。”

“你还真是幼稚。”她的眼睛蒙上一层泪光。“当你是个权贵分子，你可以提问，即使是军队的官员也会回答。”

她的手伸过桌面，把我的手指紧紧握在她温暖的掌心。她的脉搏靠着我的手腕跳动，好像从心中打出一封等着我译码的神秘电报。我的神经末梢倒抽了一口气。

“我听说他被捕，死在那片田园里”——她朝着墙上一幅油画点点头，金色的画框繁复精美，画中是一个笔触简单的牧野——“那片田园是当地的地标，因为某一位十九世纪的画家以它为背景，画了这幅油画。如果当地最壮观的景象是一片田园，那个地方还真是乏味。但是这幅油画曾经悬挂在一家博物馆里，可见它一定相当重要，所以我买下它。”

我走向油画，在毛茸茸的白地毯上留下一道脚印。油画没什么好看的，你对一幅油画也只能发出这种评语。一个空旷的牧野缓缓延伸，融入一座山坡。一栋小屋。一个香料作物花园。一道齐腰的白色石墙斜斜蜿蜒。但是画布上有一小块填补上去的帆布，帆布跟一张对折的纸牌差不多大小，上面画了两个跑上山坡的细长身影，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高出一个半头。一小簇绿草阻隔两人黑漆漆的双手，我看不出来他们正想牵起、还是放开对方的手。

“科里亚在这里过世？这座山坡”我问。

“军队副官就是这么说。”

我回头看看油画，盯着那两个手脚大张、奔上山坡的细瘦身影。“他们是谁？”

“我不太确定。油画的前一任画主去年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个札哈洛夫的回顾展，请我归还油画，让油画参展。我那时应该问他那两人是谁。嗯，展出的地点是特波洛夫画廊，是不是在圣彼得堡？其实就在你住的那一带。我跟他们说，他妈的什么跟什么，我跟你说啊，我骂的是他们那些人。他们真是放肆。先把油画卖给你，接着要求你把油画捐回去。那些学院派人士，简直是系着领巾的蛇蝎。”

油画旁边挂着一个牌子。最后一行写道：别理会他们，因为他们只是一位新手修复师失败的尝试。他们不过是他笔下的阴影。他们不存在于画中。

当我走回桌边，我的手心已经湿漉漉。“你记得科里亚第一次去打仗之前、我们帮他录制的卡带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但我经常想到那卷录音带。

她对我露出灿烂的笑容，这也是那天早上、她头一次展现真挚的情感。“你这个讨人厌的家伙，我都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始终想要把基洛夫格勒的每一件事情抛在脑后。那时我真是一团糟，不是吗？”

她希望我说不，所以我说：“是的。”

“最好没有翻拷的版本。如果那卷卡带在网络上流传，我想大家肯定永远忘不了。它说不定跟性爱录像带同样具有杀伤力。”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聆听名人说话更能戳破她的光环。我把第八颗巧克力扑通一声丢到我的小碟子上。“他跟我说他打算尽量拖延，不会马上听录音带。他说他打算等到非必要的时候才听，比方说水壶里只剩下最后一滴水。你觉得他到底有没有放来听听看？”

我希望她说有，所以她说：“没有。”

“嗯，你说不定没错。”第九颗、第十颗巧克力落在小碟子上，一朵朵糖粉的白云微微飘扬。我发誓我只是不想浪费糕点。

“噢，还有一件事。”她边说边走过客厅，走向一张古董桌，桌子由无数小抽屉构成，抽屉小到只放得下回形针和邮票。她拿着一张对折的拍立得照片走回来，科里亚头一次去打仗时，我给了他这张照片。我不敢在她面前摊开照片。“格罗兹尼的军队副官给我的。”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告诉我这些事情？”

她凝视自己在茶杯里的朦胧倒影，然后拿起汤匙，快快搅散。“我不是请你来这里谈谈你哥哥。你晓得吧……我先生要跟我离婚。有些人认为我在最近的访问中当众评论时政，讲得有点过分坦白。你先是批评某位导演的选角，结果却说相形之下，某位领导人比佛地魔更可怕。谁知道怎么发生这种状况？”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油画，你这个白痴。这幅札哈洛夫的油画。欧列格雇了衣冠楚楚的吸血鬼跟我打离婚官司。幸好我的脚趾头连在我的脚上，不然他们连脚趾头都想讨回去。”

我依然不明白。

她一脸阴沉地瞪着我。“我要把画送给你。与其让那些律师拿去，还不如让你收下。”

这下我明白了。

我把油画裹上足以风干保存一只獒犬的泡泡棉，她跟着我走到玄关。我大可把她迷得神魂颠倒，我们大可翩然跨出大门，抛下她那个在隔壁房间沉睡的小女孩。八卦媒体会说我冷酷无情，但我不才不会把另一个男人的小孩当作我自己的亲生子女抚养。我们会在蔚蓝海岸买一栋豪宅，我会学着做每一件暴发户该做的事，比方说购买袖扣、贬抑穷人们的工作观。我会在马赛令她心碎。她会永远走不出悲伤。八卦杂志会说我是个无耻的下三烂，但我不会遵循社会的陈规。我生命的每一面向都会改观。我只需亲她一下。

我跟她握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艾列克赛。”她边说边关门。我知道她是说真的。她的演技向来不佳。

2.

基洛夫格勒的上空始终笼罩着黄色的烟雾，宛若巨大的降落伞，十二座烟囱喷出滚滚浓烟，有如一条条伞绳，拉住这副褐黄的降落伞。当地人将这些烟囱称为“十二使徒”，放眼方圆五百千米，没有任何建筑物比“十二使徒”更高耸。十二座烟囱环绕水银湖而立，这座人工湖囤积大量工业废污水，银白的湖面布满各种化学药剂，湖水终年拍打碎石环绕的湖岸，连二月的隆冬都不会结冰。月亮隐遁于层层烟雾之后，有如朦胧的鬼魅。基洛夫格勒年年暗自较劲，希冀保住头衔，蝉联全世界最污染的城市。当镍矿燃烧，矿坑排出的硫黄尘灰浓密到在地面留下污渍，层层尘灰密密交叠，拦下随风飘过的白雪，你甚至可以开采困在风中的雪花。环绕着基洛夫格勒的是一座白森林。官员夫人为了证明基洛夫格勒并非“天寒地冻的蛮荒之地”，下令兴建这座森林。在那些流传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个机械系的照片中，白森林看起来非常漂亮，目的在于诱骗系上最具潜力的学生到镍矿集团工作。但是亲眼一看，你会意识到这座森林非比寻常。树木整个冬天都不会掉叶子。它们不会长高，也不会枯死。没有动物窝在树干里冬眠。基洛夫格勒下令在整座森林栽种假树，借此凌驾现实。时光荏苒，大风几乎吹光钢铁树干的塑胶叶片，如今白森林望似一片生锈的天线，光秃秃的树枝下等于是基洛夫格勒的垃圾囤积场。在这片白森林中，莉迪亚的故事画下句点，而我的故事拉起序幕。

在那个我们目睹两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的下午，我肯定十岁大，科里亚则是十三岁。但我稍后再详细说明此事。那天早上，我们在我们共享的房间里醒来，听到爸爸大喊大叫，跟茶壶的嘶嘶声对决。科里亚爬下床，头发乱翘，好像某人草草出手、排版错误的铅字版。他跟往常一样打了我一下，他说这是为我好，让我变得坚强一点，但当你的头被猛敲一记，你实在很难喃喃说声：哥哥、谢谢你。我们穿上毛袜，滑过地板，跑进厨房。

我爸爸早就把毛衣借给科里亚穿。科里亚愈来愈高大，毛衣的领口和双肩慢慢被撑大，结果当爸爸再穿上毛衣，整个人似乎被毛衣吞没，消失在毛衣里。但是那天早上，我爸爸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似乎高了一点、壮了一点。他双眼通红，散发出灵感乍现的光芒。他在烧焦的火炉前踱步。

“孩子们，我想到了！”他兴奋地说。“这个展览将使‘莫斯科太空博物馆’步入历史，尘封于史迹之中。”

我爸爸是个外太空迷，但在这个严重污染的城市里，他必须开到一百千米之外才看得到星光。几年之前，他要么勇气大作，要么头壳坏掉，忽然辞掉司炉技术员的稳当差事，追寻他的梦想，创设一个外太空博物馆。他满怀热情，却也极度无能，他执掌“基洛夫格勒航天博物馆”，一人身兼创办人、馆长、导览员、档案管理员、新闻秘书、查票员和工友。博物馆坐落于市区一座融炼厂旁边的废弃仓库，不仅是我爸爸的王国，承载着他壮志未酬的野心，更是我的游乐园和教室。博物馆上方的阁楼公寓，即是我们的家。

如果你还没机会参观，我们就姑且说它是世上最独特的科学博物馆，点到为止，无须多说。如果你参观过了，且让我跟你说声抱歉。你可以说我爸爸建造了一个假兮兮的太空站、虚构了每一个展览、一厢情愿地只想跟“莫斯科太空博物馆”较劲。你也可以说相较于我们城市里种种更不人道的行径，我爸爸的过失根本微不足道，甚至称得上是一番好意。

“他在说什么？”科里亚问我妈妈，妈妈是家中的双语翻译，专门解说爸爸的胡言乱语。她站在水槽边，水龙头上方贴了一张黑海的明信片。当变色的自来水缓缓流下、软化了她的指尖，她凝视着碎浪在长长的沙滩上化为一朵朵浪花。说不定她曾沿着刷上白漆的步道闲逛，手腕上缠绕着一条细长的皮绳，俨然是个牵着小狗散步的仕女。说不定她幻想着夏日的恋情、陌生的双手、心中的颤动，说不定她幻想着海水哗啦哗啦拍打她的脚趾，阳光照在肩上，感觉竟是如此温煦。陈旧的明信片嵌封着一个阳光普照的世界，我妈妈投身其中，化身为数千个想象中的自我，没有一个能够回答科里亚的问题。

“终点！”我爸爸大声宣布。他用力拍击餐桌，以示惊叹，餐具顿时散落各处。

“什么的终点？”

“事事物物的终点。一个所有终点的特展，从一天的终点到生命、文明、星球、宇宙的终点。这个特展会让我们的博物馆名列每一本旅游指南。”

我们的博物馆于去年启用，启用仪式时，爸爸朝着大门丢掷了一瓶甜腻的香槟，以示庆祝，香槟滴落在地，凝结成一摊寒冰，结果第三位参观者在上面滑了一跤，摔得屁股开花。爸爸单膝跪地，紧捏我们的肩膀，左手拥一个，右手拥一个，父子三人挤作一团，他的热情有如电流般渗入我们的肌肤。“你们去一趟白森林，看看能不能找到用得上的东西。”

白森林的地面堆满累积了数十年的废物。这些年来，科里亚和我已经寻获各种冰箱门、一打渗漏有毒废弃物的木桶、一个装满机密文件的档案柜、警局证物袋里的小刀和子弹壳、一只关在宠物笼里的猫咪、一个运作完全正常的电热器，我们还见过一个喝得醉醺醺、坐在车里啜泣的司机，不知怎么地，他竟然把车子开进森林，车身叉在一截钢铁树干上。陈列在“神秘现象展览厅”的物品大多来自林中的废弃物。

我们走过莉迪亚家，然后穿过一片广阔的草地，走到森林的边缘。莉迪亚跟科里亚年纪相仿，当时大约十二三岁，她家是进入白森林之前最后一户住家。光秃秃的钢铁树干依然覆满晚春的雪花，宽大的塑胶叶片从尖锐的树枝上凋落。树叶和树枝就像天空、雪花和我们的肺部，全都呈现黄褐。它们颤巍巍地悬挂在我们头顶上，好像核灾难民软趴趴的皮囊。

“我们在找什么？”我问。除了几支我们拿来戳刺对方的针筒，我们还没找到任何值得保留的东西。“好无聊。我们到底要上哪里？”

“等我们找到了，我们就知道在找什么。”科里亚大声地、慢慢地回答，好像我是个又聋又笨的呆瓜。他沉稳、理智的语调中带着一丝不耐与恼怒。你说不定以为我是个浑身是劲、雄赳赳、气昂昂、充满男子气概的王八蛋，你这么想也没错，但我小时候其实是个小屁孩。我在家里的绰号是“小萝卜头”；即使被戏称是棵青菜，我也只是根茎类，无法跻身高级果菜之流。从原子大战到别人的肚脐眼，几乎每样东西都让我心惊胆跳，我尤其害怕科里亚不高兴，他生气的时候，讲起话来看都不看我，而是把眼光停驻在我头顶上，让原本个子就不高的我感觉更矮小，好像除非我踩着高跷，否则无法跟他交谈。我们继续前进。十分钟之后，我们听到有人说话。

“你不怕，是吧？”问话的人声音嘶哑，显然背负着上万支香烟的亡魂。

“鲨鱼才让人害怕。”另一个人回答，声音听起来年纪较轻。透过树间的缝隙，我们看到两个男人站在前方数十米之处。我们蹲下来，希望看得清楚一点。第一个男人肯定三十出头，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长裤，看起来像个快要被送往集中营的学院人士，下巴一道深沟，让他的下颚看起来像是小型狗犬的左右睪丸。另一个人顶多十五、六岁，甚至称不上成年，他身穿运动服，梳个飞机头，上唇留了薄薄一道的胡须，胡须如羽毛般轻软，跟一支缺了一半鬃毛的刷子一样没看头，牙龈拱起，盖住了牙齿。

“鲨鱼？”年纪较长的男人问。

年纪较轻的男人闻言耸耸肩。“那些混账在海里游来游去，吞吃小孩，咬啮乌龟，跟大章鱼干架，搞些乱七八糟的鸟事。最气人的是，它们甚至没办法不游来游去、不吞吃小孩、不跟大章鱼干架。它们可不像普通的鱼类一样有个像是热气球的鱼膘。”

“幸好你生来是个陆地的哺乳动物。”年纪较长的男人意味深长地说。

“我这辈子也只有这么点运气。”年纪较轻的男人表示赞同。他踢一踢脚边的一堆衣物。

衣物之中传出一声呻吟，然后开始动来动去。有个男人在里头。他的嘴上贴了一条黑胶带，双手反绑在身后，整个人包在扣上扣子的外套里。当他左右晃动，两只空荡荡的外套衣袖拍打地面，好像胡乱起舞。我想跑，但是科里亚按住我的肩膀。

“如果我们移动，或是发出声音，他们就会把我们压在他旁边。”科里亚轻声说。他紧盯着我，那天当中，他头一次迎上我的目光，认可我的存在，我原本心慌意乱，惊恐之情好像被关在皮箱里的小猫一样在心中乱窜，他这个小小的举动，安抚了我的慌乱。

那两个男人继续争辩鲨鱼多么危险。年纪较轻的男人问说大白鲨是不是一部纪录片。

科里亚紧紧抱住我；兄弟之间若是感情不好，这个安抚的举动说不定显得虚假，但是科里亚让我感觉他有义务将我纳为己有，他好像对我说：因为你属于我，所以你将得救。他每天做伏地挺身，勤拉单杠，原本细瘦的手臂已经变得粗壮，他双臂一搂，把我拉近，紧紧抱住我。“嘘，小萝卜头。”他轻声说。他没有发抖，没有颤动，动也不动，毫不惊慌。他超凡的沉稳与自制力深深渗入他的体内，强化为第二层心理屏障。他的一举一动显现出难以穿透的心理屏障，甚至连子弹都打不透。

几十米之外，地上的那件外套继续挥舞衣袖，好像痛苦地打着信号。那两个男人把头转开，神情相当不自在。

“我在电影里看过辽阔的大海。”年纪较长的男人说。他从腰间掏出一支手枪，递给年纪较轻的男人。他咔啦一声，装进一颗子弹，听了令人心惊。他的举动听起来太娴熟、太平稳、太有效率，跟眼前这桩残忍的差事不太搭调。

“他在看我。”我轻声说。

“谁在看你？”

“地上那个家伙。”

科里亚匆匆一瞥。那个临刑的男人睁大眼睛。他怒气腾腾。说不定我们的出现比他即将受到枪杀更难以承受。说不定我们代表着他再也无法承受的耻辱。说不定他临死之前，仅仅此刻有机会扳回一城。他闷声大叫，细长的胶带随之鼓起。

“他想要警告他们。”科里亚喃喃说道，一脸不可置信。“他想要警告那两个即将动手杀他的男人。”

但是两个行刑者都没有注意到他们阶下囚的怒气已经转移目标、朝着几十米之外的空地发火。年纪较轻的男人闭紧双唇，但当他扣下扳机，却只听到空洞的咔嗒声。

“您非得让事情变得棘手，是吧？”年纪较长的男人抬头问问苍天。他们两人盯着枪，扣一下扳机，在腐蚀的树干上敲敲枪支。他们拆解手枪，重新组装，我想象自己被困在那件扣上纽扣的外套里，在枪杆的另一端胡乱扭动，一边用力喘气，勉强把空气吸进被鼻涕塞住的鼻腔，一边苦苦哀求，拜托那两个笨到不知道怎么开枪的小丑手下留情。我从来没想过临死之前这种肃穆、最终的时刻，居然可能如此愚蠢。我好像透过一个钥匙孔，头一次窥见生命的荒谬：我们信任的体系终将腐化我们，我们钟爱的人们终将辜负我们，而死亡是一台坠落中的钢琴。

“说不定我们应该问问他。”年纪较轻的男人提出建议，朝着地上点点头。“通常是他开枪杀人。”

年纪较长的男人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倾身撕下临刑囚犯嘴唇上的胶带。胶带连根扯下他褐黄的胡须，啪啪轻响，好像拨弹一把袖珍的竖琴。他的双眼始终盯着我。

“拜托。”我憋着嗓音说。我整排脊椎凝缩成一截硬邦邦的骨头。他的眼睛有如铁钻，直探我的双眼。我确定他会对他们提出警讯。但他只是点点头，静静地抬头看着逮捕他的两人。我想他这辈子肯定无恶不作，而这是他罪孽深重的一生中、最后的善行。不管他在世上造成多少无谓的痛苦，我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原谅他每一个罪行。

临刑的男人轻声细气、带点无奈地解释如何帮枪支上膛。“好，你把枪转过来，这样一来，枪口才不会指向你的脸。”他指示年纪较轻的小伙子。“你得看看枪管里有没有东西堵住，然后扣几下扳机，确定枪膛没有卡住。”

年纪较轻的男人把枪口朝向自己，窥视枪管内部，长长的枪管好像一具仅有一端装了镜片的望远镜，但他还来不及扣扳机，年纪较长的男人就抓住他的手臂。

“等等，等等，等等。”年纪较长的男人说，“他想让你开枪打死自己。”

年纪较轻的男人深觉受到背叛，肩膀一沉。“是吗？”

临刑的男人微微一笑，闭上眼睛。枪管沉沉地回瞪，眨都不眨。

咔、咔、咔、咔。“他妈的，这个鬼东西还是──”

我缩进科里亚的臂弯。枪声轰然一响，传遍林中，随后一片沉寂。你可以用不同方式追思一个人，方式千千万万，比世间的人口更加繁多。不管科里亚后来做出什么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是那只搭在我颈背上的手、那个让我倚着脸颊的肩膀、那个在我耳边保证平安无事的声音。

两位行刑者转身，踏过外套的衣袖。地上那颗头颅望似一盅涓涓渗漏的罗宋汤。血水飞溅到年轻小伙子的天蓝运动裤。年纪较长的男人鼓励地拍拍他的后进门生。他的颈项像是鸡脖子一样软趴趴，嘴角下垂，眼下一道半月形的黑影，整张脸似乎微微下垂，好像头盖骨松弛无力，几乎撑不起他那张脸。

当科里亚意识到那两个男人快要走过我们身边，他马上松开手臂，把我推出他的怀里。“装死。”他轻声说。泥土的寒气渗入我的骨髓。我们瘫倒在地，手指死命地抓住杂草，身子紧紧贴在地上，直到脚步声渐渐消逝。年纪较长的男人叫作帕维尔，日后将成为基洛夫格勒黑帮的要角。八年之后，我哥哥将在他手下任职。

科里亚扶我站起来。“你走错方向了。”当他重重踏步走向尸体、我大声说。

男人一命呜呼之时张开双腿，两只裤管松垮，手腕捆绑在身后，躯体扭转歪斜，结果左肩嵌入冰雪之中，右肩往上突起。

“你在做什么？”

“我只是等到他们走开。”科里亚朝着远离尸体的椭圆形脚印点点头。他单膝跪下，翻动尸体，让尸体看起来自在一点。科里亚拉直死者的双腿，解开他的手腕，让他的手臂终于重回外套衣袖之中。就一个头颅被无能枪手轰得开花的人而言，他看起来倒是出奇地安详。

空地另一头传来急急的脚步声。一对颜色有如雨刷清洁液的眼睛，迎上我的目光。

“科里亚。”我大喊。他已经找到一条肮脏的床单，这会儿正动手覆盖尸体。“科里亚。”我再叫一声。

他转身，野狼也在此时跑进空地。它双耳竖起，一道疤痕划过耳间凹下之处，白毛沿着鼻口由淡转浓，愈来愈灰黑，一路延伸到鼻尖，化为一个黑色的小圆点。

“保持冷静。”科里亚从尸体旁边走开。“别跑。”

“你一直跟我这么说。”我厉声说道。“你一直叫我保持冷静，而我们一直在刀口边缘。”

或许因为枪响，或许因为鲜血的气味，野狼受到吸引，直冲尸体。它咧开大嘴，发黄的门牙深深陷入死者的颈项，把科里亚先前的整治搞得一塌糊涂。我们站在几米之外，吓得动弹不得。野狼一口咬住外套，头猛然一转，撕裂外套的毛料。就野狼而言，它的个头不算大，比较像是一只披上狼皮的拉布拉多犬。

当我们试探性地退后几步，野狼突然头一甩，转向我们，形若软体动物的鼻子规律地喷气。我伸出一只手以示安抚，就像招呼一只小狗。它张开血盆大口，猩红的獠牙在阳光下闪烁，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把自己当作餐点献给野狼！它咧开强韧的双唇，伸出沾了鲜血的舌头，舔拭我的手指。我怕得不敢把手伸回来。一时之间，我们站在原地，野狼在我手上的每一寸抹上一层死者的尸肉。舔舐之后，它抬起后腿，噼里啪啦在我的鞋子上撒一泡尿，黄色的尿液渗入我的鞋袜。然后摇摇尾巴，高声吠叫。

科里亚握起拳头，塞进嘴里，遏止笑声，然后抓住我的肩膀，带着我走回家。

*　*

我们坐在我们床铺中间的椅子上，椅子缺了椅脚，架在装书的纸箱上（我们的爸爸拆卸固定椅脚的螺丝，用来钉挂一个时钟）。毡毯垂挂而下，遮盖铺了壁纸的墙壁。有时毡毯半夜从铁钉上滑落，好像另一张硬邦邦的毯子似的盖住沉睡中的我们。一张化学元素表挂在两张床铺中间的墙上。我已经脱下袜子，也已洗了脚。我感觉五脏六腑全都搅成一团。

科里亚手肘顶着膝盖，身子往前一倾，抿紧嘴巴，一副深思的模样。每次他专心思考，看起来就好像便秘。

“其他人都活着，只有你死了，不晓得是什么感觉？”我问。

“感觉就像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你还活着。”科里亚回答。他的脊背一僵，猛然站起。“没错，就这么办！我们可以用世界上最后一个活口为主题，策划一个展览。你晓得爸爸跟我们说过他如何阻挠美国对基洛夫格勒发动核武攻击吧？”

他在我身边单膝跪下。

“不晓得。拜托你跟我说。”我求他。

科里亚往后一靠，肩膀陷入蓬松的床垫。“爸爸没有跟你说过他万不得已的备用方案？如果世界今天即将毁灭，那该怎么办？他没有告诉你答案？”

“他告诉你了？”

“他当然告诉我了。他最疼我。你听好，美国人攻占月球之后，赫鲁晓夫过来找爸爸，他说：‘老兄，我们完蛋了，美国佬在月球上打棒球、兴建购物中心。我们怎么办？’爸爸跟赫鲁晓夫说了他的计划。”

“告诉我吧。”我求他。

“爸爸计划兴建一个能够让一个俄国人在里面生活二十年的太空舱。如果大兴核战，地球上每一个生灵都被扼杀，那么世界上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将是俄国公民。他将高高在上，翱翔于外太空。赫鲁晓夫的心胸跟俄国小说家所描绘的一样豁达，他非常喜欢这个点子，但是他还来不及授权爸爸建造太空舱，新任领导人就开始执政了，所以非得由我们建造不可。”

我们冲到售票处告诉爸爸。

“你们兄弟得到我的真传。”他说，“天生是个科学家，将来大有作为。”

那个星期天、当博物馆闭馆清扫，爸爸把一个生锈的大货车车头空壳拖到仓库中央。“太空舱！”他大声宣布。我从各种角度检视，那玩意看来不像货车车头，更别提太空舱，反倒像是一个被斩下的鲸鱼头，庞大的鱼头在海底搁置了数年，先是鳗鱼的食粮，后来成了鳗鱼家族的住处。“需要花点工夫修理。”爸爸坦承，但他的脸颊依然因为兴奋和皮疹而红通通。

我们用锡箔纸把车头变成太空舱。科里亚把锡箔纸的一端贴在车顶，把整卷锡箔纸套在扫帚上，绕着车头行走，银白的卷轴在他身后开展，他绕着车头走了几百圈，用了十六卷锡箔纸，最后货车车头终于变成一个满是标语的太空舱。我们拿着黑鞋油，小心翼翼在座舱前方写上USSR，一把酒红色的牙医椅变成驾驶座，我们以一个鱼缸充当舱窗、一张生锈的桌型电扇充当空气过滤器、一部坏掉的收音机充当通信设备、一个盒式磁带录音座播放最后信息。

夏天太阳不下山，二十四小时皆似午后。接连三个月，河流解融到足使船只通行，储物柜再度装满一罐罐最近腌制的食品和一团团类似糕饼的甜食。天气温暖到穿戴一件厚外套、一条围巾、一副连指手套和一顶毛帽就可以走到户外，司机们甚至只需把浸满焦油的火炬搁在车底下两分钟，泥泞的油箱就会解冻。啊，美好的夏日！

当博物馆无人参访，我们在馆里玩耍，而馆里也始终空空荡荡。阳光透过沾满煤灰、沿着二楼布设的窗户流泻而下。

“航天员科里亚。”我压低嗓门，喃喃说道。“我们最害怕的时刻终于来临。里根在美国电视上宣布，与其投降，他将摧毁整个地球。但他搞不清楚，朝着另一部摄影机发言。我们质疑他心智是否健全。”

科里亚立刻全神贯注，一边咂咂舌头，一边踢踏胶鞋。“艾列克赛同志，我已准备迈入浩大的太空，将列宁的睿智传达给每一个外星人。”他抬头挺胸，迈向太空舱，一脸严肃地朝着一副隐形的国旗敬礼，然后弯着身子进入舱内。我用几条从背包上剪下的肩带将他缚牢在牙医椅上，帮他戴上一顶摩托车安全帽。

“航天员同志，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边说、边扳起安全帽的护镜。我通常递给他一卷卡带、一本笔记簿，或是一份档案，其中详载如何深入外太空、进行更具挑战性的冒险。“只有碰到紧急状况才可以打开。”

我从十开始倒数，科里亚轻轻哼唱国歌，有时他抓住我的手贴在他的胸前，他的心脏在我的手掌下扑通扑通地跳动，让我感觉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演练最后的告别。

“人类最后一个念头由你来想。”我轻声说。

“我想的会是你。”他说。

“最后一句话由你来说。”

“我说的会是你的名字。”

当倒数骤降到零，火箭发射器噗噗启动。炽热的蓝光吸尽空中的氧气，火海骤现，吞噬了方圆两平方千米的土地，停机坪塌陷，中央冒出一个有如火山的深坑。烈焰把我的神经烧成灰烬，我甚至来不及感觉到痛苦。不到千分之一秒，我已变成袅袅的回声，随着尖叫声缓缓飘过烟雾。环顾四周，美军的弹头从细长的弹道落下，天空一片火海，没错，世界末日已至。推进器启动，推着太空舱穿过愈来愈壮观的蕈状云。科里亚随着洪水般的白光远离世间，透过舱窗，看着饱受摧残的地平线化为地球、化为虚无。

3.

回圣彼得堡的夜车上，我跟一对父女共享一个包厢，爸爸带女儿前往圣彼得堡矫正牙齿。

“她难倒莫斯科一半的牙医。”那位爸爸解释，言词之中难掩喜悦。为人父母的自豪散发出有如聚光灯的光芒，光芒虽然闪烁不定、微弱不清，但当灯光鼓足瓦数打在你的身上，却像是近距的太阳一样温暖。“我的小天才喔。”

一根根树干掠过车厢车窗。我多么希望有人像他溺宠他女儿那口坏牙一样疼爱我。

“来，秀给他看看。”他敦促。

她打了一个大呵欠，张得大大的嘴巴好像一个白云石的巨穴，只有老天爷出手相助，或是跟撒旦打个交道，她才有办法得救。“只有一点不齐。”我说，然后也咿咿呀呀张开嘴巴。“我的牙齿也有点不齐。”

“我的牙齿列入牙医教科书。”她宣称。

这下我可哑口无言。她顶多十二岁，成就却已远胜于我。这个汲汲追求高标的小混蛋。我从口袋里掏出葛莉娜给我的拍立得照片。

照片多年之前就已失去光泽，表面一条条折叠的白线，但照片上正是我们两兄弟：科里亚和我身穿豹纹的比基尼泳裤，站在我们妈妈的两侧。我们全都没有穿过泳装。背景之中，“十二使徒”喷出白沫般的烟云，湖水轻拍我们的脚趾，银白的水花飞溅到我们的小腿上，激起灼灼的光点。我把照片拿给女孩和她爸爸瞧一瞧。

“我哥哥和我妈妈。还有我，我那时跟你现在一样大。”我说。我觉得我非得跟他们分享照片，我觉得我非得让他们知道，虽然我的牙齿没有那么难看，但我依然够格被他们视为一家人。女孩浅浅一笑，嘴角甚至没有上扬。然后她爸爸叫她上床休息。我小心翼翼地折起照片，收进皮夹里。

到了早上，我们会一起下车，他们会非常喜欢跟我闲聊，甚至邀我跟他们一起前往牙科诊所。他们会从我的牙齿开始，疗愈我所有的创伤。女孩会把我当成一个大她好多岁的大哥哥。她爸爸会把我当成一个小他好多岁的小老弟。他们会邀我住进他们在莫斯科占地宽阔的豪宅。我会考虑一下。他们的邀约对我无拘无束、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会形成束缚，但他们会苦苦哀求，而且提议给我一大笔钱。我会婉谢金钱。我可不会被收买。但我会接受他们的邀约，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分子，这当然是为了他们好。我做人向来厚道。我会教导女孩每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我会教导她爸爸如何忘掉前一段婚姻、觅得第二春。我只会待几个月，因为我不愿被绑住。其后多年，他们会以虔敬的语气谈起我。

隔天早上，火车服务生猛拉我的耳朵，把我从慵懒的梦境中吵醒。这倒不意外，因为若想任职铁路局，你只需具备容易动怒的病史。那对父女早已下车，八成忘了留下他们的姓名电话。没关系，他们说不定会终生抱憾。

4.

一九九〇年七月，当苏联政权刚好在这个基洛夫格勒五十三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天瓦解，老先生老太太们前往水银湖游泳。晨间时分，他们群聚在铺了碎石的湖岸，一头灰发绑束在皮帽之下，脱得只剩下内衣裤。一抬起手臂，他们的松垮的三头肌就从瘦巴巴的手臂垂下，颤颤晃动。一个老先生一边盯着湖水，一边轻拍他的鲔鱼肚。说不定过去五十年来，他始终猜想能否把鲔鱼肚当作救生圈，这会儿终将得到答案。二十四位八十岁的耆老们半裸着身子，真是难得一见的奇景。我们像个洋娃娃一样来到人间，离开之时，人人却像个石像鬼。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游泳？”我问其中一个老太太。她站在一个铁锈斑斑、警告大家不要下水游泳的牌子旁，她跟我差不多高——这并不表示我长得矮，但就二足动物的标准而言，我实在不算高。她深褐的双眼紧盯着我模糊的倒影。她那个时代的人历经地狱般的苦难，好让我们这一辈在介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长大。

她瞄了一眼生锈的牌子。牌子上一个头颅有如葡萄柚的男人，呈四十五度角，落入一只鲨鱼的血盆大口之中。说不定遭到逮捕、下放到基洛夫格勒之前，她在湖边长大，她爸爸曾在湖中教她游泳，他一只手撑住她微微拱起的脊背，让她知道她不会沉下去、他始终扶持着她，直到有一天，她仰躺在平静的湖面，脊背有如抛物线般拱起，手臂好像被钉上十字似的浮在水面，水草漂浮在她的褐发之间，她飞快地瞥了她爸爸一眼，他高举双手，好像她的目光是把上了膛的枪，在那短短的一秒钟，她在水中挣扎，她好怕少了他的扶持、她说不定会沉到湖底，但她稳住手臂，大口吸气，她在游泳，她全靠自己，她浮游在湖中。说不定她想告诉我，她已经活到这个岁数，比柏林围墙还长寿，一点脏水哪会害死她。但她反而目光灼灼地瞪着牌子。“我用一点点奶油煎过更吓人的鱼。”

她加入其他祖母级的老太太们。大伙只穿着褪色的内衣裤，一跛一跛地走向碎石湖岸。放眼望去，一座座冶炼厂的烟囱绵绵不绝地喷出浓烟。一个老太太手执木头拐杖，直接下水，她的脖子上一道深长的伤疤，有如套索。其他人有样学样，大伙全都涉水入湖。她们承受了半世纪的干旱，这会儿忽然记得怎么游泳。

一对夫妻档仰泳越过湖面，两人双腿打水，动作一致，一朵朵银闪闪水花朝着他们的肩头飞溅。一条绳索系在两人腰间，把两人绑在一起，以防其中一人溺水。

一个缺了一只腿的男人用力挥动手臂，慢慢地划水前进。健全的大腿与幻肢都轻飘飘地浮游在湖水之下。

一个留了八字胡的男人首度下水，试探性地划了几下，冰凉的湖水涌过他的身子，这个大家称为“海象”、八字胡跟腰围一样宽的男人大感震慑，不禁当场低声啜泣，他想到自己多次放弃希望，屡屡祈求老天爷让他死在矿坑和劳改营中，这会儿他满怀感恩，敞开心门，含着泪水谢谢老天爷忽视他的祈求，让他活得够久，有机会学会游泳。

先前跟我讲话的那位老太太闭上双眼，仰浮于湖中央，好像过去这些年始终诸事顺遂。

*　*

八月更加炎热。中央规划的气候形态公开抗命。老太太泳客们的皮肤没有变得铁青，也没有长出第三只耳朵，众人莫不啧啧称奇；若是非得说些什么，混杂了各种化学废料的湖水，反而让她们重拾消散已久的活力。六十出头的银发族老太太们很快就加入耆老泳客们的行列，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四十出头的壮年人也陆续加入，年龄层不断下降，最后连小爸爸小妈妈们的小宝宝也把虾仁般的脚趾探入水中。没有人相信官方赞助的文宣：湖中的化学污染物致癌。我们星期天到湖里游个泳，以示公然抗命。

诚如我先前所言，我妈妈生平别无所愿，只求在黑海渡过一个下午。那年八月，我爸爸带着几件豹纹泳装回到家中。

“我们怎么用得上这东西？”科里亚看着两件式泳装问道。

“这是泳装。你猜猜我们可以怎么用。”

“那是比基尼泳装。”

我爸爸从科里亚手里抓过泳装的上半截，丢进垃圾桶里。“这下成了泳裤。”

我爸爸许下承诺，今年夏天先去水银湖，明年夏天前往黑海。但是事与愿违，还不到隔年夏天，我妈妈胸部的疼痛已经逼得她前往诊所，然后是医院、火葬场，最后是家中的客厅。她的骨灰至今依然安置在客厅的书架上，尽管我爸爸答应有朝一日把骨灰撒在索契的海水中，但那个小罐子可能永远搁放在一个装了纽扣的铁罐和两本电话簿之间。

但是先不说这些。那年八月，我们全家去了水银湖，我妈妈穿上她的豹纹比基尼泳装，我哥哥和我穿上我们的豹纹比基尼泳裤，我们在湖里打水，吞下一口口带着铜臭味的湖水，我看着泳客们埋首水中用力划水，微睁的双眼不禁感到灼热。一天已接近尾声，人人被太阳晒得陶陶然，喝酒喝得陶陶然，或者只是陶陶然，夏天总有一些时刻，人人甩开束缚，尽情欢乐，分不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爸爸追着我妈妈跑过碎石湖岸，他身手矫健，一跃而起，伸手抓住身穿豹纹比基尼的她，他大声宣称自己是个鳞翅目昆虫专家、打算把她当作标本钉挂在墙上，我哥哥和我追着他们跑，好像两只保护母豹的小豹子。我们张牙咧嘴，高声咆哮；我们张牙舞爪，愤然吠叫；我们是两只野性的小兽，我们什么都不在乎。我爸爸一直追着跑，我妈妈一直忙着逃，笑声回荡在“十二使徒”喷出的烟云之中，我从没看过她那么高兴、那么受宠、那么无忧无虑，我也从未想过她是一个性感的女人、一个令人渴求的猎物，在我的眼中，她始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地站在厨房水槽边，偶尔拿起汤瓢在我的头上敲一记。即使我爸爸不懂得比喻或是花豹生态，也不在乎一个个被他跨过、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泳客，即使他是我爸爸、她是我妈妈、我们全都快要大难临头，但一想到那个时刻、那个下午，我的心中充满思慕，不禁暗想：我们竟然如此幸运，得以在一生之中挣得一个晴朗的夏日，潜游于化学污染的废水湖中。

同一天下午，我爸爸借了一台拍立得相机，叫我们在水银湖畔一字站开。我从没看过比泽尼特E系列更先进的相机，更别提拍立得。在带着硫黄味的灯光中，科里亚的胸膛跟青蛙蛋一样苍白。我们站在我妈妈的两侧，挤眉弄眼地微笑，等着我爸爸调整拍摄的角度。她光裸的大腿上冒出一颗颗有如细针的鸡皮疙瘩；她的大腿从来没有做过日光浴。我们早已越过平日熟悉的范畴。

相机咔嚓一声，那一刻瞬间消失在镁光灯中。多年以来，我把照片留在身旁。科里亚上战场时，我把照片送给他。

就在那一天，我妈妈咳出鲜血。在十二座烟囱的环伺下，我爸爸抓住我妈妈，把她按在泥泞的地上，在她的唇上印上甜腻的一吻，转眼之间，我妈妈轻轻一咳，一片鲜红的黏痰在碎石地上散开。她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因为自己打断了神奇而不真实的一刻感到羞愧。接下来的几星期，我们假装没什么大不了。我妈妈坚持她只是夏天感冒，我们相信她，或说假装相信她，因为化疗、放射性治疗、开腔手术是保留给特权人士的奢侈品，我们只供得起给她一瓶味道有如漂白水的咳嗽糖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白昼愈来愈短暂。到了冬天，当她整个人缩小到平常的三分之二，现实有如一支攻城的撞槌，击破了我爸爸的心防。医生证实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在基洛夫格勒，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肺癌。”

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我妈妈依然坚持清洗碗盘。“当然不行，别胡闹了。”我爸爸抗议。但她依然坚持，她细弱的话语飘过空中，悄然落下，好像一个碰了就破、我们争相接住的东西。热水时有时无，肥皂是一团触感烧灼的化学药剂；洗碗比大多家务事更令人沮丧。但不管是否出于自虐，对我妈妈而言，站在水槽旁、盯着眼前的黑海明信片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而她不愿任凭疾病夺走那一刻。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爸爸、我哥哥和我共享一个盘子、一个玻璃杯、一支刀子、一把叉子和一个餐碗。我们轮流进餐，每个人独自坐在厨房餐桌旁，使用同一组餐具吃饭。

那年冬天，在为时十五分钟的天光中，科里亚和我爬到仓库屋顶上，俯冲跳入雪中。随风飘散的雪花覆满堆博物馆外的街道，积雪达五米。从五楼的屋顶上望去，积雪有如结了冰的浪涛。我从来不曾俯冲跳入雪中，我好怕我会直穿积雪，一头撞上柏油路，血肉横飞，结果隔年春天，人们还得拿着锅铲，从地上刮去我跟薄饼一样扁平的遗骸。

“伊凡去年摔断了两条腿，打破了一个挡风玻璃。”科里亚说。空心砖砌成的垛口环绕屋顶。我们凑到边缘，凝视前方。“最重要的是注意来车。”

“这么说来，我们干吗纵身跳到大马路上？”我问。路边的雪高到足以隐藏飞机。

“你看过车子停在博物馆前面吗？”

我没有，但是纵身跳到大马路上，依然是个愚蠢之举。

“如果能让你安心，我们不妨下去查看一下。”

“我会比较──”我开口，但还来不及说完，科里亚已将双手稳稳搁在我的腰上，把我从墙垛的边缘推下去。我双手乱挥，直直坠落，好像一只被吸进地心深处的尘蹒。四周黄澄澄、白灿灿，有如梦境般回旋，我知道我死定了，心脏一阵紧缩，大风呼呼劲扬，感觉棒透了。白雪接住我，好像一只柔软的手套。若是跃入水中，说不定比较痛。我张开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先前四周都是风声，现在寂静无声。我胡乱拨开白雪，手臂疯狂地舞动。密实的雪花之间出现一个缝隙，阳光斜斜射入。我奋力挤向阳光。

科里亚的脸孔模模糊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在一阵阵爆笑声中，我听得出他松了一口气。

“有车子吗？”他从屋顶上大喊。

“你自己下来看！”

他屈膝，纵身跃向空中，他的双腿笔直，手臂大张，有如屈体跳水似的向前拱腰，然后刻意地、慢慢地做个后空翻，落入雪堆中。我想起科里亚坐在太空舱里，挣脱强大的地心引力，愈飞愈高，永不停歇，我想起他弓身、跳下、带着一身飞沫般的雪花走回来。他爬出雪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我们拔腿冲回屋顶。

我们在博物馆上方的小公寓跟隔壁的炼镍场共享通风设备，家里每样东西都带着硫黄的臭味，连鲔鱼罐头也不例外。我爸爸最怕过堂风，即便如此，他依然顶开三层防护玻璃的窗户，让北极夜的寒风呼呼吹进家中。“让屋里透透气。”他不断重复，以示辩护、训诫、抗议。我们成天披着厚大衣，围着长围巾，戴着罩住耳朵的皮帽，在此同时，我妈妈躺在十二条毛毯下，被压得难以动弹。有一天，我走进家中，看到我爸爸跟她一起躺在床上。他抱住她，她的头懒懒地靠在他肩上，他搂着她前后摇晃，轻拍她的背，帮她打个嗝，我在旁观看，不禁想起他们曾经如此嬉闹、如此贪欲、如此毫无忌惮地紧贴着彼此的身躯。寒风横扫屋内，他让她靠着一个个堆栈成金字塔的枕头休息。厨房地板蒙上一厘米厚的白雪。她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其中一个枕头掉下来，滑过她的脸，她从昏睡中惊醒。

“外头什么都没有。”他试图安抚她。

“我知道外头什么都没有。”她回了一句，好像这话安抚不了她，反而让她不高兴。他继续在她耳边说悄悄话，音量低得我听不见，她已病入膏肓，谁知道她了解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之中哪个人了解？她一下子跟我们同在，一下子远离我们而去，默默地加入那个阴沉漆黑、我们有朝一日都将成为一员的队伍，但我爸爸没有注意到，他继续跟她说悄悄话，不停亲吻她的肌肤，好像这样就可以召唤癌症、把它像是毒蛇一样逗引出来，因为如果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癌症，他希望死的是他。

葬礼在一个星期二举行。葬礼结束之后，邻居亲友们带着一盘盘、一锅锅、一碟碟食物过来。我妈妈生前非常害怕被活埋，她不喜欢墓园、地窖、地下室，因此，她的遗体在基洛夫格勒新建的火葬场焚化之后，装了骨灰的酸黄瓜罐就安放在书架上。我们把她那张黑海明信片贴在书架后方，从今之后，她可以永享黑海的美景。一个醉醺醺的远房表亲误把一餐碗的干燥花当作马铃薯片，他大嚼薰衣草碎片，直到碗底出现他自己模糊的倒影。失业的冶炼厂技工们从堆满鲑鱼三明治、熏鱼、甜菜、马铃薯色拉的桌边闲晃过来致哀，他们的语调谨慎，我的哀伤显然令他们不自在，他们匆匆表达悼念，然后一脸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尽了义务之后，他们走回餐点旁，日后若是想起，他们说不定会觉得除了那个尴尬的一刻之外，葬礼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派对。跟他们握手就像抓住蠕动的鲱鱼，虽然我已忘了那天大部分的光景，但我始终忘不了他们如同八爪鱼般的手指，手指沾了香煎的腊肠而油腻腻，就像他们曾经操作的机械一样滑溜溜。

隔天早上，我爸爸站在厨房里堆积如山的脏碗盘前。自从我妈妈坚持洗碗之后，我们家水槽里的碗盘从来没有超过一件。这会儿各式餐盘漫过水槽，沿着流理台延伸，有如窄高的小山在火炉上升起，顺着一个个打开的抽屉向下蔓延到堆满餐碗、餐盘和玻璃杯的厨房地板。我们家里长出一个陶瓷器皿的肿瘤。我爸爸伸手拿起一个白色的陶瓷餐盘，好奇地检视。橘黄的油脂从盘侧滴下。他试图把盘子塞到水龙头下，但是水槽实在太满。他敷衍地用海绵擦一擦，颓然垂下手臂，低头看看水槽，爆出一声短促、激昂的嘶喊。他向来如此沉静、如此从容。我不知道他居然怀藏着如此激烈高昂的音量。科里亚从卧房冲出来问道：“怎么回事？”

我们的爸爸转身。我们穿着睡衣站在原地。他把盘子举高。油脂有如变形虫般滴到地上。“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东西。”

我们父子三人各站一处，架构出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我们大可就此打住，让心中的无助、挫败与悲伤在我们之间的三角地带持续增长。但是科里亚从我爸爸手中拿下盘子，打开厨房的窗户。“让屋里透透气。”他说，然后从容不迫地把盘子扔到窗外。我爸爸转头看看科里亚，好像打算出手打他，但当盘子在外面的巷子里摔成碎片，他整张脸顿时放松。“你知道吗？我想那个盘子是波里斯太太的。”他想了一会说。“你妈妈始终讨厌她。”

“这也是她的。”科里亚边说、边把一个大餐盘抛出窗外。

“还有这个。”我叽叽喳喳地加入，把一个玻璃杯丢到外面。

“这个呢？”科里亚说，我们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把一个汤锅往外丢。一个装满餐具的玻璃壶轰然破裂，刀叉汤匙有如榴弹般四散纷飞。我爸爸举起十二个相叠的餐盘，镇定地从窗沿推下去。我们抛掷糖罐、盐罐、咖啡碟、茶杯、大餐盘、小餐盘、汤碗、粥碗。我们把邻居、朋友、致哀者带过来的每一个盘子全都丢到窗外，然后我们洗劫橱柜，扔掉煎锅、刀组、切面包的木板、烹调用的托盘。我们像是驱魔。我们丢光厨房所有盘子、餐具、马克杯，直到没有留下任何一样需要清洗的东西。妈妈葬礼的隔天早上，我们父子三人站在厨房里，笑得停不下来。我们继续丢掷，直到厨房里一干二净，只剩下每人一个盘子。当最后一个多余的餐盘在外面的巷子里摔得粉碎，我爸爸终于关上窗户。

5.

接连几星期，我始终把油画紧紧包在泡泡棉里，塞在我的长沙发椅下。嗯，所谓的长沙发椅，其实只是一大块椅垫非常单薄的铝板，目的在于持久耐用，而不是让你坐得舒舒服服，就像你在难民营找到的物品。我翘辫子的时候自然就会闭上眼睛睡觉，我跟我朋友雅科夫说。说真的，我别无选择。有时我在椅垫之间发现保险套的包装纸。这些全都是我的。我不骗你。公寓的屋主是个寡妇，平日吹牛行骗，我若是睡得着，她说不定会趁着我睡大觉的时候把我当作奴隶卖掉。她两个成年的儿子也住在这里。这两个家伙因为坐过牢、参加过帮派、被刺了几刀也没死，所以自认是硬汉子。但我可以指点他们一、两招。举例而言，相较于批评别人的决定，坚守你自己的决定更需要勇气。这个建议不错吧。这话出自匈奴王阿提利，而他洗劫了半个欧洲！无知如同一副眼罩，蒙蔽了你的视线，但是某些人却把无知误认为一副矫正镜片，以为它会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两个家伙烟瘾奇大，好像急着自杀，但只愿意抽烟抽到肺气肿，借此自戕。他们的老妈只准他们在浴室抽烟，于是他们在浴室里摆了一部黑白电视、一套坏掉的手持音响、一打烟灰缸、一张锯成一半的沙发，整间浴室的调调似乎介于落伍的迪斯科舞厅和过气色情影星的片场。刚搬进公寓的第一天早上，我问他们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好让我上洗手间，他们的目光顿时变成一道道致死的激光束。浴室像是外国，而我不清楚里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举手示降，低头看着地板，逐步退出浴室。我大半时间待在圣彼得堡，在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里寻找一间无人使用的洗手间。

四处晃荡、偶然发现的洗手间之中，我觉得特波洛夫画廊附近一家咖啡馆的盥洗室最漂亮，咖啡馆离画廊大约三条街，葛莉娜跟我说，一、两年前该画廊曾经举办札哈洛夫的特展。雅科夫陪我走一程。他非常擅长听人说话。猫咪多半如此。暹罗猫是个例外，那些小混蛋真是聒噪。我当然也有真正的哥儿们。但是从各方面而言，跟猫咪相处容易多了。他要的只是一小碟鱼汤，还有偶尔搔搔他的头。我要的是一种幻觉，在我的幻想中，一只被培养以食物换取感情的宠物，有办法理解我动荡不安的心灵。

等我走到特波洛夫画廊，雅科夫已经跑去探勘一个大型垃圾箱。画廊的门把望似一个银澄澄的括号。大理石玄关仿效沙皇的夏宫，但是成效不佳。每一幅画作悬挂之处都不超过视线的高度，但是天花板却非常高耸，仿佛升向低气流层。连馆中的空气闻起来都像是进口自生活质量优良的国家。

售票处后方站着一个跟湿透了的贵宾犬一样瘦巴巴的男人，他穿了一件方形花格布的衬衫，浅色的金发梳成一条马尾辫，除非是预留给接受化疗的病患，否则这条马尾辫应当立即被截断，埋入一个无名的坟墓，从此永不提及。文青型男和俗媚的混蛋仅是一线之隔。这人看来即将落入俗媚的深渊。

几枚卢布在售票处前方的地上闪闪发光，它们仅是铜板、还是某种装置艺术？现代艺术害得外行人搞不清虚实。

我走向柜台。室内的温度调得跟冷冻库一样。一对夫妻档观光客翻阅一本跟空心砖一样厚的“孤独星球”旅游指南。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最能赢得陌生人的欢心，于是我大摇大摆走过去，语带戏谑地说：“长发公主、长发公主，请放下你的金发！”

“你说什么？”售票员问。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我边说、边懒洋洋地靠向柜台。“不久之前，你们这里有个画家的特展。我想请问一下策展人的电话。她住在德国。”

“你他妈的滚开。”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我还不能走，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谢谢。”

若是毕生饱受温情的滋润，我说不定承受得了他干涩沉闷的目光，也不至于畏缩退却。我还来不及讲出一番更具说服力的道理，一个一脸严峻、有如半兽人的警卫已经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们两人的细胞肯定像是同极相斥的磁铁，因为他朝着我前进一步，我就不自主地朝着门口退后一步。那个画廊简直像是监狱的健身房，哪是什么高雅文化。

大门猛然在我身后关上。你若遭到拒绝，即使是自找的，感觉依然像是对方不管三七二十一断然回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跟雅科夫如是说。他原本高踞在一辆黄色的雪铁龙汽车车顶，这会儿一跃而下，蹦蹦跳跳跑向我，砂纸般的小鼻子在我鞋子上蹭来蹭去。穷光蛋只能借由生活中的小确幸抚慰心灵。雅科夫的鼻子在我鞋上磨蹭，心满意足地呜呜叫，暖烘烘的鼻息飘过我的裤管，这些算是小确幸吗？你也只能尽量争取生活中的欢愉。

我应该去上课，但我这学期还没上过一堂课，可不想让教授因为我的出席而感到困惑。如果我把设法延毕的精力用来读书，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拿了诺贝尔奖。我已经变成那种你在书上读过的囚犯，囚犯被关了好久，一有机会获释，甚至试着再闯入。神智清楚的人哪会想要毕业？

雅科夫跟着我过马路，走过八条街，时值正午，所经之处静悄悄，无聊极了。

一个眼神空洞的男人仔细研究塑胶玻璃框里电车时刻表，但是他想去的地方，显然没有地图指引得了。

很久不曾露出笑脸的老太太们排队站在邮局门外，好像一个个书记大臣。她们盛夏之时也一身厚重的大衣，绝不轻信官方发布的任何消息，甚至连日历也不例外。

正前方有个跟尖头高跟鞋一样纤瘦的超级名模紧盯着我，她说不定伙同其他衣着时髦的老千行骗，就像电影《瞒天过海》那群潇洒的骗徒。她会上下打量我，看出我正扮演乔治·库隆尼的角色，当乔治·库隆尼忙着公益活动而分神，全体人员都会为我这个矮脚的替补角色打气。我们会把一个迪拜的酋长大公洗劫一空。我会把我那一份捐给饥饿的孤儿，因为我行窃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刺激。她会甩掉乔治·库隆尼，我们会从此快快乐乐地住在一个荒凉美丽的马来西亚海滩上，每天啜饮迈泰鸡尾酒当作早餐，永远也不厌倦。电影结束，播放片尾字幕。

“你的拉链没拉。”她边说边走过我身边。

耐性——我提醒自己——乃为维系生命的确切之策。

回家之后，我从泡泡棉里挖出那幅油画。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头一次拆封。画布本身跟一张笔记纸差不多大。这就是科里亚丧生之处。我几个礼拜前就已知晓，但是亲眼一看，我依然打个冷颤。我把油画搁在架上两个酸黄瓜罐之间，罐里藏放着我爸妈的骨灰。相当阴郁，是吗？但是家庭团聚通常就是如此。我二十八岁，当个孤儿嫌太老，但是当个卡卢金家族唯一幸存的成员又嫌太小。老天爷啊，大家说不定期望我传宗接代。这么多人对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做出这么多要求，简直是前所未闻。

我妈妈的骨灰罐后面挂着那张黑海明信片。多年以来，我始终跟她说我会把她的骨灰撒在黑海。

这个局面令我抓狂，我决定打电话给葛莉娜。

“哪一位？”她说。

“艾列克赛。”

“谁？”

“艾列克赛·卡卢金。科里亚的弟弟。”

“谁给你这个电话号码？”

“你自己给我的。”

她颓然叹气。“我真是跟自己过不去。你想要什么？”

我不想工作，我不想枯等，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都想要。“我只想谈一谈。”我说。“我正看着那幅札哈洛夫的油画。我已经把它架高，搁在我爸妈的骨灰罐之间。”

“你应该跟我先生谈谈。嗯，这会儿我应该说‘前夫’。他始终指望再聘一个心理变态的神经病为他效命。”

“离婚办好了？”

“没错。”

“真令人遗憾。”

“喔，那只是法律程序。在我们心中，我们多年之前就已住在不同时区。我打算搬回基洛夫格勒。”

“你是说在你心中？”

“不，你这个白痴。我是说坐飞机搬回去。”

“为什么？”

“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她的声音中泄漏出一丝无奈。“让我们扯白了说，这些年来，已经没有人认真考虑请我拍电影，现在我又失去大众的宠爱，如果《瞒天大谎》还有人盗拷，就算我运气好。更何况我觉得娜塔西雅最好在其他地方长大，基洛夫格勒还不坏，是吧？”

基洛夫格勒是个深受毒害、遭逢浩劫的地狱冥界。“基洛夫格勒很适合养育小孩。”

“这话当真？”

“我不会欺骗任何人”——除了眼前这位之外——“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住进我们的博物馆。自从科里亚离家之后，那里就没人住。”

她轻蔑地哼气，声音大到我怕她呛到。“你真贴心，但是，不，谢谢你。欧列格的律师们尚未剥夺我的尊严，即使我确定那是他们下一个目标。”

“我去了一趟特波洛夫画廊。”我语带试探地说。“你跟格罗兹尼的某些人买到那幅油画，是吧？我试着打听出他们的电话号码。”

“你干吗这么做？”

“我想跟他们聊一聊那个科里亚送命的地方。”

“一张照片岂不是价值千言万语？你若从多少人抢着翻拍琳赛·萝涵胯下照片来判断，一张照片的价值可能更胜千言万语。更何况，我之所以把那幅油画送给你，目的在于让你看看他在哪里……嗯，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只是……”我忽然有所顿悟，好像受到当头棒喝。“我想我说不定过去一趟。”

“别傻了。”

太迟了，她说什么都没用。

“我说不定过去一趟……”我继续说，“……看看那个科里亚过世的山坡。那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所在之处。我要去那里。我真的会动身。我要站在他最后站立的地方，我要看看他最后看到的景象。”

“你干吗这么做？”她又问了一次。

我望向两个酸黄瓜罐。我绝对不可能取回科里亚的遗体。我跟她说我要去那片他过世的牧野，在一个酸黄瓜罐里装满那里的泥土。

“好吧，说不定你应该这么做。”她说。

“真的？”我想不起我何时果真采取行动、实现我的白日梦。

“你想要什么？”

“这是哪门子问题？”

“我是说真的，艾列克赛。基洛夫格勒男性的平均年龄大约四、五十岁，对不对？你已经浪费了其中一半。剩下的一半，你有何打算？”

“我想让大家引用我说的话。”

“什么？”

我的脸颊灼热到足可软化听筒。“我专攻语文学，但我甚至不喜欢阅读，最起码对书籍没兴趣，我的意思是，如果只用一句精辟的话语就可以概述全书重点，你何必花时间阅读整本书？我喜欢格言、幸运签饼的签语、包装成一份一份的智慧隽语。但是你必须是个名人，或是攀登圣母峰之类的高山，人们才会认真看待你，把你的话当一回事。”

“你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隽语家？”

“嗯，没错。”

“天啊，艾列克赛，你从小就很贴心、很可爱，但你已经不是小孩。去一趟车臣吧。去某些地方走一走。找些事情做一做。”

把“我打算如何”转变为“我做了什么”，乃是成长的准则。

6.

科里亚晃进学校体育馆、参加新生训练的那一天，他和葛莉娜的人生就起了交集。新生训练由圆圆胖胖、颈项媲美海狮脖子的校长亲自主持，体育馆亦是学校的锅炉房，生铁水管好像迷宫似的架设在运动护垫的上方，校方善加利用，以垂直的单杠和不怎么平衡的平衡杆训练选手，创造出一套前卫风格的体操课程。学校的男女体操队之所以从来没有获选参加奥林匹克锦标赛，倒不是因为选手们缺乏天赋，而是因为他们的表演方式有如随心所欲的爵士乐手，但裁判们却是谨遵技法的古典乐家。校长喜欢训话，而且每讲几句就伸出食指重重一敲。如果人们依其性情获派职位，他肯定会被派去执掌一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火山孤岛。十四岁的少男少女们坐在曾经排放在劳改营福利社的硬板凳上，时而往前靠，时而往后仰，百般无聊地消磨时间，到后来大伙貌似他们被这些硬板凳害得脊背瘀青的爷爷奶奶，最起码姿势看起来差不多。

训话完毕之后，校长踢着正步离开，所谓的“掌声如雷”仅是他自己的想象。低年级的体操选手开始利用热水管练习空翻。几十个一年级的新生站起来活动筋骨，四处走动，但科里亚依然坐着。他通常不会紧张或是害臊，但他被上一所学校开除，刚进这所学校，在班上不认识任何人。时间一秒秒过去，科里亚知道他必须耍狠或是耍帅，非得做些巩固社交地位的事情不可，因为每一所学校都必须有一群格格不入、阴阳怪气的孩子，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除非自杀或是拿到大学入学许可，否则你无法脱离那个碰也碰不得的阶级。科里亚探询冷硬的内心，搜寻那股在我面前轻易流露出的勇气和领袖魅力。快要来不及了。他的同学们已经开始笑笑闹闹地聚结成几个小团体，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利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笑话排拒外人。就在此时，他看到几张板凳之外有个身材瘦高、睫毛浓密的女孩，女孩也是一个人坐着。

他的目光沿着她的大腿往上游移。当他迎上她的目光，她已经看着他。

“我叫科里亚。”他勉强挤出这句话。

“葛莉娜。”她回答。她的嘴唇一扁，嘴角微微翘起，好像带着湿气，没有好好晾干。啊，一个微笑。他的心房由里缓缓开启。

*　*

她跟科里亚并肩坐在灯光黯淡的历史教室里。我们的学校兴建于斯大林大整肃时期，原本是座监狱，日光透过历史教室的方格铁窗流泻而入，在陈旧的地板上投下斜长的光影。葛莉娜无法坐定。一朵隐形的火花在她椅子下燃烧，火苗弱得无法点燃柴火，但却强到她若保持同样坐姿、她的肌肤会被灼伤。她拿起铅笔在指间转动，但她手眼协调跟她的脚眼协调一样差劲，铅笔不可避免地滚到桌上够不到的一侧。科里亚帮她拾回铅笔。

“谢谢。”她轻声说。

“不客气。”

两人天天你丢我捡，滋生出一股奇特的亲密感。两人好像在玩游戏，铅笔从葛莉娜修长的手指腾空飞起，科里亚看在眼里，喉头不住颤动。老师站在教室前方讲述历代欧洲君王的征战，师生之间的距离如同中古世纪的战场一样遥远。科里亚摊开手掌，盖住她的指纹，不管她打算用铅笔搞出什么名堂，他愿意当她的共犯。他握着笔尖举起铅笔，她握着圆圆的橡皮擦接下铅笔，两人的指尖相隔一截黄色的笔身。随着铅笔愈削愈短，科里亚的指尖跟她的指尖也愈来愈近，直到那个美妙的一天，两人的指尖终于相碰。科里亚问葛莉娜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十一月，大风劲扬，零散的报纸被吹得黏附在弯曲的旗杆上，沙砾打上挡风板，留下点点印记，冶炼厂技工们的眼角膜也承受大风烧灼，而他们执掌的熔炉，是我们在北极圈唯一的生计。葛莉娜穿了一层层厚重的衣物，看起来比平常胖了两倍。他们闲晃到“十二使徒”的中央，沿着铺了碎石的湖岸散步。银闪闪的湖水轻轻拍打，天寒地冻，碎石坚硬得像是冻僵的尸体。科里亚紧盯着碎石，避免注视身旁这个年轻女孩的脸庞，她离他好近，他几乎可以感觉她在他身上留下独特的热气，有如春阳的幻影。

她跟他说她多么厌恶芭蕾舞、舞跳得多糟，科里亚拉起她戴着连指手套的小手，握在自己手中。他把右手搭在她纤细的背上，挤压一层层厚重的衣物，直到她朝他倒下，跌入他的怀中。他伸出手指，搭着她的腰椎，若有似无地支撑着她。

“BUM BA-DA-DA DUM BUM，DUM DUM DUM。”他好像吹喇叭似的哼唱。她花了一些时间才从他轻松愉快、不成调的哼唱中听出《胡桃夹子》的进行曲。等到她听出来，她已经不自主地轻轻摇摆，在寒冰上踏出一个个坑洞。

“你在做什么？”她问。舞蹈应当经过编排、演练、炼萃，直到一个个最细琐的不尽完美之处随着一丝丝翩然起舞的喜悦消失殆尽，呈现在一群默不作声、性喜评断的观众面前。舞蹈不该随性自发。舞蹈始终不是一件乐事。“这是进行曲。”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不可以听着进行曲跳华尔兹。”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华尔兹。”科里亚暂停清唱，一阵风似的拉着葛莉娜转圈，两人在冰上划出一个个小圆圈。他的手搭上她的腰，让她微微后仰，直到她的长发扫过湖畔的碎石。她想要啜泣，但却开怀大笑。当他再度哼唱进行曲，她也跟着哼唱。那种理所当然、彼此相属的感觉超乎言语，也超乎想象，她只觉得自己轻飘飘，全身的筋骨和血肉有如空气般轻盈，而他稳稳地握住她失重的手指，以防她飘逝远去。

“十二使徒”喷出黄澄澄、圆柱般的浓烟，漫天烟雾盖住家家户户的灯光。

科里亚展现疯疯癫癫的本性，扯着嗓门，朝着黄澄澄的烟雾、迷蒙的湖面、任何歌曲都无法从他毛细管中移除的致癌物，劲道十足地哼唱《胡桃夹子》进行曲。在这个环绕着致命冶炼厂的剧场中、在这个寒冰与钢铁的舞台上，他教这位芭蕾舞名伶的孙女怎么跳舞。

○　○　○

约莫同时，我也找到不同的对象，坠入了爱河。这得先从我爸爸派我们到市区另一头的仓库、帮他处理一些小事说起。没错，所谓的“小事”说不定非法，但绝对没有牵扯到黑帮。更何况在基洛夫格勒，非法勾当和商场往来的界线，有如孤儿的胳臂一样细微。

我冰冷的鼻息有如独角兽的兽角，一下子冒出长长的一道，一下子消失在风中。

我们千辛万苦，跋涉越过微亮的市区，街上的积雪堆得好高，望似一楼的楼层竟是三楼。市区这一带没有路标，也没有标示地址——科里亚宣称这是个花招，目的在于混淆进犯的洋基大军——我们走了好久，感觉像是过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终于听到音乐声：鼓声如雷，旋律缥缈，低音喇叭震天响，甚至足使停止的心脏恢复跳动。一部部BMW闲置在路边，高挑白皙的美女懒洋洋地伸长脖子，人们抽着昂贵香烟；蜥蜴皮制成的鞋子，金链子，男人衬衫上布满一方方警示灯的光影；圆圆的瞳孔，帅气十足的鼻子——刚动过隆鼻手术，但尚未因为吸食古柯造成鼻梁软骨塌陷——美少女佩戴的钻石巨大到足以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战；大门上方那个雅致的霓虹招牌嗡嗡作响，闪烁着四个大字：“派对舞厅”。

队伍几乎延伸到街尾，但是科里亚伸手圈住我的脖子，两人一起挤到前头。舞厅保镖有张伤疤累累的大饼脸，好像是个人人爱用的铁砧。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们沾满泥巴的鞋子，显然不怎么高兴。但是科里亚那张嘴啊，连聋子都会被他说动，不到几分钟，保镖已经护送我们走进舞厅。我怎么形容那个天堂般的景象呢？简而言之，女人。舞池里到处都是尖头高跟鞋、紧贴着小腿的皮靴、单薄得可以折放到信封里的迷你裙。假睫毛、人工美甲、硅胶胸乳，三相加乘，营造出某种荒诞的氛围，甚至连她们令人想入非非的三围，感觉都只是标准身材。厚如铜板的浓妆。频闪灯中的人影。人人跳得双眼圆凸，有如深海怪鱼。我们那位大饼脸兄弟维吉尔带着我们钻过不断涌入的人群，但我希望被人海淹没，在璀璨的音乐声中，是生是死又有什么差别。

DJ播音室后面有个阴暗的小房间，科里亚走进去跟一个男人说话，男人跟梯子一样瘦高，朱红色的西装外套松垮垮地披在肩头，好像依然挂在衣架上，一头以奶油充当发雕的金发直直竖立。从他拿着香烟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晚餐途中干掉一个人、胃口依然好到叫份甜点的狠角色。

他递给我们一个褐色的公文包，挥挥手中的香烟，示意我们滚蛋。我们大摇大摆地跟着舞厅保镖走出房间。

“帮我介绍一个马子吧？”我问他。

“哪一个？”

老实说，哪一个都无所谓。那股从腰腹下方直窜心头的欲望，让我只想追求一个暖烘烘的躯体，目标倒是没有特定。不管她是谁，只要承认我的存在，她就是我一生的挚爱。当时我十二岁。

“她。”我含糊地朝着人群一指。

他笑得弯下腰，甚至不得不捉住我的肩膀，以免跌到地上。我不过是个获准入宫的农奴，偷瞄一眼冬宫的宴会厅之后，我就被推回村中，重回黑夜的怀抱。但舞厅保镖面恶心善，深具同理心。拉着我们手肘、推着我们走向出口之前，他从DJ的播音室抓了一卷自制混音带，塞进我松垮的外套口袋。

隔天早上，我在刺鼻的白醋味中醒来——我爸爸很早以前就热衷于腌黄瓜——半睡半醒之中，我不禁心想，昨天晚上是否只是一场春秋大梦。但那卷自制混音带搁在摇摇晃晃的床头小桌上，沐浴在鹅黄的天光之中。

科里亚依然呼呼大睡。我一头钻到他床底下，翻寻他那堆精心典藏的性文物：迎合各种性癖好的美少女杂志，充满性暗示的平装本小说，来路不明的色情录像带，沾了精液的废弃卫生纸，写给葛莉娜、但尚未寄出的情书，种种不堪入目的物品之上搁着一个容量仅仅一口的小酒瓶，里面装了一小撮我妈妈的骨灰，科里亚从酸黄瓜罐里偷来少许骨灰，以防妈妈的遗骸全都长眠黑海。我不断翻寻，把东西全都推到后面，最后终于找到他的卡带放音机。

他用力踢了我一下，以示惩罚我一大早吵醒他，接下来几分钟，他继续踹我，靴鞋有如雨点，直直朝着我落下。我坐在床上，拉张毛毯盖住头，面向墙壁，好像躲在帐篷下，我陶醉在录音带的乐声中，浑然不觉科里亚重重踹我的背。

其后的青涩岁月之中，“派对舞厅”和其他夜店为我营造出一个藏金库，供我储存轻率不羁的梦想。我头戴耳机，音量扭转到十，茧居于一个什么都无法穿透的小世界：科里亚的霸凌无法侵入，我爸爸日益深沉的忧郁无法侵入，甚至连我脑海中的妈妈——那些一看到肥皂泡就涌上心头、勾起一阵刺痛的回忆——也无法侵入。我好像可以暂且在乐声中死去，在短短的一首歌曲之中，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低音喇叭轰隆轰隆流窜于血管之中，缓缓陷入忘却一切的境界。

我胡乱拼凑，把两个陈旧的广口喇叭接到唱片转盘上，鼓声一响，青绿色的黏胶碎屑就被震得纷纷掉落。自制混音带和黑胶唱片如雪片般从莫斯科、圣彼得堡、明斯克邮寄而至，我一个人关在房里，仔细研究录音带歌单，好像迷上了电音舞曲的塔姬雅娜·拉琳娜。（译注：Tatyana Larina，苏俄文豪普希金诗剧《尤金·奥涅金》的女主角）。我没什么社会地位，却始终不缺青春痘，因此，我不指望自己逃得过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混进“派对舞厅”之类的夜店，我只能试试三流的迪斯科舞厅、地下轰趴、夏天的露天派对，这些地方一个比一个可怕，你不可能不被别人的酒气熏得头昏脑涨，你也不可能不感觉全身软趴趴，你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八小时之后，你却丢了鞋带，短暂失忆，膝盖、手肘和肚子多了一些没有人解释得清楚的瘀青。我在比较像样的夜店外等候，跟DJ和出来透透气的跑趴小伙子讨烟抽。我只跟他们讨烟，但他们给我的却不只是香烟：多余的零钱（有时他们以为我是流浪汉），几滴大伙快要喝干的伏特加，毒品贩子和小流氓的手机号码，几句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跟他们沾得上边的谈话。

约莫那时，我开始自己混制录音带。

7.

我跟葛莉娜说声再见，挂了电话，趁着那股有如芒刺在背的冲动尚未消退之前，赶紧把札哈洛夫的油画又用泡泡棉包好。我把油画连同六卷自制混音带、我的随身听、盥洗用具，一起塞进帆布袋。仔细检查之后，我又塞进一双袜子、带来好运的蓝内裤和一件二手泳裤。

我口袋里的卢布连买三条巧克力棒都不够，于是我蹑手蹑脚走进玄关，看看可以偷些什么东西。洗手间的门关着，里头乐声隆隆，震得铰链嘎嘎作响。锁孔里飘出一道细细的烟雾，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走过门口，朝着两兄弟的卧房前进——两兄弟要不在洗手间厮混，要不就在他们的卧房打发时间——床边小桌上有个破旧的皮夹，皮夹里的钱多到我几乎放不进胸前的口袋。我知道偷窃是不对的，但不准你的房客使用洗手间也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负负得正，两件错事恰可相互抵消。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运算。

回到房间之后，我审视为数有限的私人物品。角落瓶瓶罐罐，盈满薄暮的日光，书桌文件横陈，道尽我早已凋零的研究生涯。几张早已成为过去式的劲舞派对传单揉成一团，扔在墙角。整个景象大可令我心情沮丧。我留下的只是一团别人必须动手清理的混乱，哪称得上功绩？你瞧瞧我，身高与拿破仑相当，却连家里的洗手间都征服不了。我悄悄把两个酸黄瓜罐放进帆布袋，拍立得照片搁进口袋，溜出大门。

我选择前往机场，而非火车站。火车各处停靠，太多让人回头的停驻点。我招了一部无照的私人出租车，生平头一次毫无异议地同意车资。当我走向柜台、买张前往格罗兹尼的早班机票，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比平常快了两倍，血液浓度仅是平常的一半。我坐在一对再也不说话的夫妻中间，在机场航厦过了一夜。

隔天早上，我在舷梯旁边等候登机，强烈的日光灯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刚捐了一公升鲜血。男士们不管地勤人员愈来愈受挫的指示，执意站在同一侧，直到所有女性坐上飞机，他们才依照年龄逐一登机。真是一群疯子。谁会想要跟一群如此坚持自主、甚至违抗机场登机程序的神经病兴战？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一个小孩和一个男人之间，小孩误将我的衣袖当作手帕，男人因为我听从系上安全带的指示而指控我跟敌人一鼻孔出气。我的帆布袋稳稳地安置在头顶上方。

引擎呼噜呼噜运转，有如粗嘎的耳语。

机窗蒙上雾气，机场化为一抹灰黑。

停机坪、市区、地球，依序缓缓消失。

起飞啰。

8.

科里亚和葛莉娜利用放学后和周末约会，他们借口出外办事、社团活动、球队练习、青年团队聚会，从大家眼前消失。朋友们认为他们跟家人们关系密切，家人们认为他们跟朋友们关系密切，但是他们只跟彼此相亲相爱。他们隐藏两人的爱意，好像那是一个经不起盘查的秘密，若是暴露在友人们有如紫外线的目光中，肯定烟消云散。他们溜进巷弄，躲在楼梯间偷偷亲吻，他们慢慢交往，态度既是端庄，又是谨慎，只有双排扣长大衣风行一时的年代，人们才像这样谈恋爱。每次秘密约会都是探险。相见之时，心灵的云翳移转飘动，呈现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的一面。当葛莉娜发现她可以让科里亚笑得剧烈打嗝，而且只有捧着玻璃杯、慢慢喝口水才压得下来，她感觉自己坠入肉眼难以辨识、唯有两人显微镜般的心绪才察觉得出的亲密氛围。他捧着玻璃杯蹲下，她轻轻拍打他的脊背，他咕噜咕噜，好像小鸟似的喳喳叫。当他发现她准备就寝的模样好像准备上场打橄榄球——长发编成辫子，敷上花草面膜，戴上磨损累累的牙套，耳朵塞上耳塞——他毫不留情地戏弄她，她难为情地拉着被单盖住她的脸，他继续戏弄，她笑得好厉害，眼泪甚至沾湿被单，然后他又开始打嗝。

一个夏夜，当北极圈沐浴在暮光之中、四下一片迷蒙闪烁的雪白，他们请求船家搭载一程，搭上一艘即将启程的河上渡轮，朝向南方前进。“十二使徒”方圆六十千米之内是工业污染区，寸草不生，但一越过六十千米的界线，光秃秃的大地就变成一片枯黄的草原，微风吹起，干草倾向一侧，他们下船，踏上一个长长的木造船坞，木板腐蚀，留下一个个小孔，他们透过小孔窥望，看见两人的脸孔在粼粼的水波中分解、散开、聚合。他们走过河岸，爬上一个遍布灌木残枝的山丘。地平线的另一端，地势渐趋平缓，延展为一片田野，冻土冰雪消融，冒出一朵朵野花。

“我爱葛莉娜！”科里亚大喊。四下不见楼房、砖墙或是隆起的山丘，因此，他的话语回荡在田野之中，飘过盛开的蓝色花朵，消失在远远的一方。

她不经思索地回头看看，生怕有人听到科里亚的告白。任何人听到了都不行。她在一个不容许历史存在的城市里长大，在这个城市里，你守住确有其事的秘密，以免它被一笔抹杀。但是没有人站在他们后面。

中学的最后一年，葛莉娜列出一串将来可能从事的行业：学校老师、收银员、秘书。选美皇后不在此列。她可不会将“美丽”这个形容词冠到自己头上。没错，她高挑纤细，这点她愿意承认，但她有一双穿得下小丑鞋的大脚，而且眉毛又粗又斜，好像满脸失望的卡通人物。有些时日，她觉得自己的脸孔是另一个人的搞笑面貌。她跟全市唯一一家暗房的老板租了一部按小时计费的Zenit相机，用这部布满铁锈的古董相机帮自己拍照。相机的计时器给她十秒钟的时间，让她跑到房间另一侧、在长沙发上摆出悠闲的姿态。她倒不是基于虚荣心才想要摆出各种姿势，而是因为她毫不虚荣，完全不晓得自己哪个角度最漂亮。她慵懒仰躺，快门啪地一闪。她趾高气扬地站着，作势噘嘴，快门啪地一闪。她欺瞒了相机，但当她端详洗出来的照片，她却欺瞒不了自己。相片证实她已经认定的事实：她令人欣羡之处都在颈部之下、脚踝之上。

科里亚试图说服她事实并非如此。每个星期六早上，他爬上六层被煤灰玷污的楼梯，来到她的公寓。她爸爸只有这几个小时出去工作，一星期之中，他们只有这几个小时单独待在一栋有张床铺的公寓里。她没有锁上大门，方便他入内，他轻轻把门推开，客厅的书架上摆满了模型战舰，他走过织花褪色、磨得起毛的地毯，葛莉娜站在厨房水槽边，头发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发髻，手指在冷冽的空气中散发出十道热气。日光斜斜照进屋内，她沐浴在苍白的日光中，全身的肌肤犹如一张漂白的画布，稍后她将以眉笔和口红，在上面勾勒出她的容颜。他站到她身后，感觉全身随着她轻颤的声音紧缩。她整个手腕泡在肥皂泡里，他双手顺着她的臂膀往下滑，穿过闪闪发光的泡沫，在灰白的洗碗水中握住她的双手。他们轻轻摇摆，分分秒秒悄然而逝。

然后他们走进她的卧室。墙上挂着陈旧的毡毯，隔绝寒气。地板双层覆盖，一层是地毯，另一层是他们散落四处的衣物。科里亚亲吻她的宽眉、她的脖子、她鼻子的每一方寸。那些她最想忘却的部位，博得他最钦慕的目光。他们赤裸裸地躺在被单下，双手窝靠在苍白的胸腹，撷取躯体之间的暖意。他们紧贴着彼此，心中充满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求，因为不管我们如何深入彼此的体内，我们依然无法交换最微小的粒子；因为我们或许怦然心动、心跳停了一拍，我们的形体依然不会改变；因为不管多么你侬我侬、难分难舍，我们依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非轻飘飘的气云。科里亚怎样都不满足，只有让自己消失在她的怀中才感到足够。

他们很少用保险套。当一张画了红色斜线的白色明信片寄达科里亚手中，葛莉娜已经怀了两个月身孕。据我所知，那是科里亚生平头一次收到信。信中命令他三天之内前往新兵招募处接受体检。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成天交谈，始终不曾停歇，却也始终没有结论。他们发誓绝不出轨。他们自怨自艾。他们再三承诺为彼此付出一切，却是等于什么都无法担保。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又说，一直讲到科里亚被遣往战场的那一天。一天下午，科里亚在杂货店蔬果区的走道上跟葛莉娜求婚。他单膝跪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橡皮筋，绕在她的无名指上。她点头说好，倒不是因为她想要结婚，而是因为他跪在地上，恳求她嫁给他。

他们只需在市民登记处待上半小时，一切就可搞定。那个时候，结婚和离婚花不了多少时间，也不太费劲。但是他们一直拖到最后一刻。被派到战场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早上，他待在她的公寓。被单在他们的脚边揪成一团。他们臆想着共组家庭、共享未来等前景，其后数月中，种种臆想在科里亚的脑海中更具雏形，成了栩栩如生的现实。

“只要两年，我就回来了。”科里亚瞪着油漆斑驳的天花板说。“两年不算什么。如果你生了双胞胎，我还可自动缓役。”

“你这话好像出自一个老奶奶之口。”

“什么意思？”他翻身，拉着被单盖住他们的头，好让他们躺在半明半暗之中，两人鼻尖的雀斑几乎相碰。如果他们可以躲在粉红色的棉质被单之下、自外于世间、永远像这样躺着，那该有多好。如果他们可以按下暂停键、让自己永远茧居于这一刻，那该有多好。他们的鼻息此起彼落，随着呼吸声更形凝重。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两年确实不算什么。但是你今年十八岁，两年跟永恒一样长久。如果我们结婚、生下小孩、小孩一出生马上离婚，你说不定可以获准缓役。”

“你可能怀了双胞胎，这样一来，我们甚至不必离婚。”

“不管怎样都会有个小孩。”

“你想说什么？”

她叹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意思，即使你没听我说话。”

“地球围着太阳绕两圈，我就回来了。”他说，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不安与柔情。“到了那时，小家伙将已一岁半。我们会自己租栋公寓，你、我、小宝宝。我会在冶炼厂找份工作，你可以教芭蕾舞。”

她的手指缠绕他的手指。明知这是春秋大梦，但他的语气是如此温柔、如此哀悯，她不得不信以为真。“当然，我们会的。”她说。

那时我依然忙着自制混音带。我最喜欢的品牌是Assofoto MK-60s，因为它们的颜色像是粉红的葡萄柚和橘黄的雪酪，非常抢眼；更何况它们让你觉得自己是“007”情报员，因为卡带的质量极差，听一次就四分五裂。让我给你一个免费的建议：当你购买磁带放送机，或是前置放大器，你会想要买个赝品，所以你可别忘了带把小刀。你必须卸下机器的背板，刮掉超导体上面的黑色油漆和蜡纸印刷的斯拉夫字母。如果你看到底下有一排类似亚洲文字的字母，你就行大运了。日本货、韩国货、中国货都不错。如果底下没有外国字母，那就表示机器果真是俄国货，如此一来，你可能还没听完美国乐团Cybotron的电音单曲Clear，心爱的家人就因电线起火而葬身火库。

但我最珍藏的宝贝是一卷Maxell XlII-S九十分钟卡带。卡带依然包在原装塑胶薄膜之中，我花了好久才存够了钱购买——最起码攒了五星期——我好像米开朗琪罗珍藏一块卡拉拉矿石似的善加保存。长久以来，我没有动用，甚至不敢开封，生怕浪费了塑胶壳里那卷潜力无穷的磁带。

一天下午，我登门造访葛莉娜。她爸爸应门，手指沾了模型战舰亮晃晃的喷漆。过了一会儿，葛莉娜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她身穿过大的毛衣，头发四处乱翘，依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了名。“我想帮科里亚录制一卷卡带，让他带在身边。我需要你的协助。”我边说、边把我那卷Maxell卡带拿给她看。我们开始灌录。

科里亚离家的那天早上，我把录音带交给他。我们站在军需部对面的街上，他和葛莉娜前一个晚上已经说了再见。他双手握住录音带，读一读标签。《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我的眼中蒙上一层泪汪汪的薄雾。

“我没有卡带放音机。”他说。

“没关系。”我说。

“没关系。”他重复一次。

“你要回来喔。”我几乎说不出口。

他把我拉向他。我的手指贴在他的尾椎，拼命抱住他，他的脊骨几乎在我的手心留下烙印。

“世界快要完蛋了。”他说。

“你别死。”我说。

“帝国主义者快要投掷核弹头了。”

“最后一句话由你来说。”

“我说的会是你的名字。”他拿起录音带在我额头轻敲一下。“当我的时候到了、当我置身遥远的外太空，我会放来听听。”

9.

我到了。格罗兹尼的航厦白灿灿，新得发亮。机场的礼品店卖刀。机上那些没有包住头发的女士们，这会儿戴上糖果般灿烂的丝质头巾。行李领取处是个小房间，旅客们逐一入内，门口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行李人员，我据此研判，实在不确定一进去是否出得来。外面的气温大约一千万摄氏度，我的内裤皱成汗水淋漓的丁字裤。马路正对面，正午的艳阳照过清真寺黄澄澄的圆顶。

马路沿着机场延伸，路面空荡荡。拉着行李的男士们全都戴着缀饰的圆顶帽，身上的衣服松垮垮，状似披着睡袍，他们其中任何一人都可以在画质不佳的录像带中扮演绑架人质的恶徒，说不定机场礼品店的刀子专门卖给初抵国境的观光客。我坐立不安，心烦气躁，直到有个瘦瘦高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推开安全门走出来，他手长脚长，身穿一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摩德风的紧身西装，这人要不就是走在流行的尖端，要不就是时尚的老古董。一般而言，西装革履的人比披着睡袍的人更可能占人便宜，但是我人在车臣，不得不重新衡量那些原本深信的假定。

“你要到市区？”我问。

他的头微微一斜，对我露出“你瞧瞧、这会儿是怎么回事”的表情，他的头发油亮，整个往后梳，好像一顶闪闪发光的头盔。“或许吧。你不是本地人，对不对？”

我还不晓得自己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老兄，我只是想要搭个便车。我以为这里会有地铁，最起码可以搭巴士或是出租车。我可以跟你一起搭车吗？”

“你是联邦安全局的探员吗？”他问，然后审视我的发型，即刻得到答案。“显然不是。联邦安全局绝对不会雇用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剃在头上的人。”

“我正在留头发，长了就会盖住。好吧，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走？”

他耸耸肩，意思是不在乎。我跟着他走向他的拉达汽车。（译注：Lada，俄罗斯的汽车品牌，创设于一九六六年，至今依然推出不同车种。）我上车，系上安全带。“这里是车臣。”他说，语气之中带着困惑、怜悯，说不定甚至有一丝讶异。“你不需要安全带。”

“你也从圣彼得堡来？”我问。我知道我应该不至于被绑架。但我也知道你最好跟俘获你的人建立某种融洽的关系。

“只是转机。我住在伦敦。”

“伦敦？”

“没错。我在LSE攻读硕士。”

“LSE？伦敦机场？”

他微微一笑。“伦敦政经学院。”忽然之间，我变成了大老粗，而他……嗯，他是那种我想要成为的人。

“对了，我叫艾列克赛。”

“阿金。”

“嗯，伦敦，你有没有见过女王？”我问。

“只在我皮夹里的钞票上见过。”

马路颠颠簸簸，好像铺路的工人铺了多少米就拿多少钱，而这位老兄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其他司机把车道分隔线视为用意良好、但误导民众的参考同志，二话不说就予以忽视。行车速度如此顺畅，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有办法保住性命，因为我们几乎一路撞上迎面而来的车辆。

一个男人沿着马路行走，他闭着眼睛，鹰钩鼻朝向空中的太阳，咧嘴而笑，那口凹凹凸凸的粉红牙龈，好像他手中那片咬了一半的西瓜。车辆疾驶，冷风从车窗的裂缝涌入，吹打着我的脸颊，感觉真好。

我们开过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广告牌上的普京一脸严肃，旁边站着一个年纪较轻、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家伙。两人的身后是一面洋溢着爱国情操的白、蓝、红国旗。

“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他。”我指指说。

“谁是赢家，广告广告牌就归谁。”

“看来确实是如此。我甚至看不出他们推销什么东西。钢铁般的决心吗？”

“你连出去吃个冰淇淋都会看到二十四张这种海报。”他讲话的口气好像他真的数过。“有个人在一旁冷冰冰地瞪着你，连冰淇淋吃到嘴里都是苦的。真是可笑。你可以想象你到了巴格达、居然在每一个街角都看到乔治·布什的脸孔印在马克杯上吗？”

旁边那个家伙状似来自平行宇宙的雷恩·葛斯林，非但不是个知名影星，反而好像没词早餐一样、靠他姥姥帮他打点一身行头。“他是谁？”

“我猜你大概不是记者？”他问。我看不出他是否真的想要知道。问号可以把任何一个单纯的句子变成指控。

“严格来说，我是个大学生。”

“那是车臣新总统，人气极高，上次选举，他拿到百分之一百零二的选票。”

“百分之一百零二？我的数学始终不太好。”

“这么说来，你说不定有机会当上选举督察员。”我们忽然转向，闪过一部车灯逼人、迎面而来的大卡车。“你没看过他的Instagram？”

“我就记得我看过他！他就是那个上传好多张他跟小老虎、鸭宝宝、小猫咪一起拍照的家伙！”

他双眼黄浊，眉头紧皱。我从来没看过哪个人对动物宝宝做出如此的反应。说不定拍一拍鸭宝宝是仅存的禁忌。

“你应该也不是本地人，对不对？”我问。

一部曳引车拖着一斗斗叶鞘青绿的玉米穗轴，摇摇晃晃地沿着路肩行驶。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已经放低音量，这会儿好像在电影院里讲悄悄话。“我在格罗兹尼的郊外出生。但是一九九四年、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我以难民的身份被送到荷兰。那些大人物肯定喝了好多杯加了糖的茶才促成此事。我爸妈只供得起送我们其中一个出国，而我是老幺。我在荷兰住了好久，即使是现在，我的荷兰话比车臣话流利多了。”

“嗯，你毕业之后打算留在伦敦，或是回去荷兰？”

微风轻扬，吹散一朵圆滚滚的白云。

“我当然要搬回来这里。”

过了十五分钟，他朝着一片空旷的田野点点头。应该是草地的田野堆满水泥碎片。“我以前住在那里。”

“哪里？”

“问得好。”他说。

又过了几分钟，他继续说：“我只想说，别相信那些在网络上张贴照片、炫耀自己跟小狗小猫一起玩乐的家伙，他们很可能是毫无良知的变态狂。你知道谁喜欢小动物吗？”

“你要我指名道姓？”

“希特勒。”他厉声说道。“他甚至吃素。你看看他捅出多么严重的乱子。”

一座高耸的烟囱噗噗啪啪飘出橘白的烟雾。

一只黑鸟回旋飞越蔚蓝的天空。

我悄悄提醒自己，日后挑选自己脸书的大头照，可得更加小心。

*　*

格罗兹尼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城市，墙壁簇新到小混混来不及喷漆涂鸦，砖块之间的水泥砂浆依然白净。街道肯定每小时清扫。步道沿着林荫大道延展，新植的幼树绿叶成荫。一家名为“黑帮”的日本寿司店推销菜色包括越南河粉、泰式咖喱和幸运签饼的商业午餐。一九九五年，科里亚头一次被派遣到车臣，二〇〇〇年，他以佣兵的身份重返此地，他一上战场，我就阅读手边每一份关于战事的报章杂志，照片中的格罗兹尼看起来像是一九四四年的德勒斯登，此时此刻，车窗外的格罗兹尼却状似迪拜。五座玻璃摩天楼群聚于市中心。

“我没想到格罗兹尼看起来这么……嗯……像个大城市。”我说。

“你以为会是怎样？”阿金问。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指指一栋方方正正、仿佛是某个政府机构的灰色楼房。“一楼是个博物馆。”他说。

先前开车进城途中，我已经跟阿金提到我哥哥和那幅油画，但稍微更动了一些细节（在我的版本中，科里亚任职于人道救援机构）。说不定这样有点冒险，但我没想这么多，而且我似乎不可能碰到一个比他更值得信任的人。他只是点点头，一脸无动于衷，神情略显呆滞，好像被逼着聆听别人不厌其烦地描述梦境。我猜我们的人生都是一场梦——对自己而言感觉逼真，对其他任何人都毫无意义。他说他会帮我，最起码直到下午四点为止。

我们把车停好，走进博物馆。馆中挂满油画，却没有半个参观者。导览员埋首于手中那支又大又重的诺基亚手机，整张脸沐浴在手机散发的亮光中。我们一走进博物馆，她细长的褐色双眼马上迎上我们的目光。我想起那些枯坐在“基洛夫格勒航天博物馆”售票柜台的午后，冬日的午后冷清而漫长，忽见有人入馆参观，可能值得大肆庆祝，也可能令人心生警戒。

“有何贵干？”她的声调稍微上扬，倾向于警戒。她顶多十八、十九岁，一条亮丽的粉红头巾遮盖她的头发，服膺律法的同时，显现出一丝叛逆。

“我要归还一样东西。”我边说、边从帆布袋里扯出油画。她重重吸口气，目光从我身上移到油画，然后再看看我，好像我和油画是两块互不相称、她不知道如何拼凑的拼图。

“你见过这幅画？”我问。

她的诺基亚手机嗡嗡作响，仿佛来自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宇宙。她点点头。

我指指画中的小屋。“你知道这块地在哪里吗？”

“这块地的地主，他现在住在那里。”

她用Yandex Maps帮阿金标注路线之时，我在博物馆绕了一圈。我发现蚀刻在解说牌上的日期最久远的也不过是二〇〇三年，大部分的人物肖像画都是总统的家人，数幅画作之中，总统先生抱着小猫。

*　*

拉达汽车的后轮激起阵阵尘埃，但是车子动也不动。我查看一下手机。收讯信号为零。俄罗斯电信公司讯号不及之处，天主也爱莫能助。离格罗兹尼愈远，路况愈差，路面支离破碎，崎岖不堪，这会儿我们困在南部山区某处，所谓的“道路”其实是“快要山崩的小径”，深广辽阔的绿色河谷沿着山脊延伸而下。阿金猛踩油门，引擎呜呜隆隆，但是引擎的推力比不上地心的引力。

“我想我们到了。”阿金说。他的上唇汗珠点点，好像多了一道透明的胡须。他依然没有松开那条灰蓝色的细纹领带。

“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开了这么远。”我是说真的，有鉴于车子目前的状况，每次阿金猛踩油门，我都非常讶异车子没有如同麦克尔·贝的电影片尾一样轰然爆炸。（译注：Michael Bay，美国动作片大导演，代表作包括《珍珠港》《变形金刚》等，擅长拍摄爆破场面。）

“这个地方”——他瞄了一眼沿着山脊蜿蜒攀升的白色岩石——“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地图都没有标明。但我估计我们只差四五千米就到了。你现在动身，说不定几小时就走得到。”

“谢谢。”我说，“谢谢你载着我跑来跑去，尤其是你刚刚才返乡。”

“不客气。其实我也很开心。从来没有人在那个机场跟我碰面。”

“别这么说。我相信你很忙，跟家人见面叙旧等等。”

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声调平缓单调。“我们先前不是开过一片我说我在那里长大的田野吗？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地方。”

他把他的雷朋太阳眼镜推上高耸的鼻梁。我应该请问他的电话号码或是电邮地址，甚至只要请问他贵姓，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脸书或是VK上搜寻他。（译注：VK，原名VKontakte，欧洲规模最庞大的社群网络，总部设于圣彼得堡，在俄语通行的国家特别受欢迎。）我应该跟他说我的家人们也已过世。但我害怕。虽然科里亚已经遭到杀害，但他不是受害者，我也称不上是个牺牲品。我们暂且沉默，在那静默的五秒钟，我感觉他盯着我，以前当我们两兄弟不想再跟对方打屁，科里亚就用同样的神情看着我。我大可描述离乡背井、居住在陌生人之间，感觉是多么寂寞。我大可给他看看装了我爸妈骨灰的罐子，他肯定了解我的感受。说不定我们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说不定他是那个我到车臣来相遇的人。我没有机会知道。我只是再度谢谢他，跨出车外，看着他倒车开上破碎、漫长的道路。

10.

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间，头一次派驻车臣时，科里亚驻守在边境，哨站非常偏远，甚至连承平时期都没有电话和邮件通讯。科里亚从军期间，葛莉娜或是我写给他的信，没有半封寄达他的手中。他留置在基洛夫格勒的世界停滞在他的脑海中，在音信全无的情况下，他想象我们怎么过日子，虚构出生活的点滴和微小的喜悦，赋予我们一段对他而言无福消受的和睦岁月。他不可能得悉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或是欧列格·沃洛诺夫，他也不可能知道她已经做出困难却明智的决定，解决了腹中的小宝宝。

作战搏斗与补给军需的空档，或是头一沾枕、还没睡着的时候，他歇口气，想象葛莉娜把一个空五斗柜改造成婴儿床。他想象怀了身孕的她想吃哪些奇怪的食物。他构思出一个平行的宇宙，其间半是回忆、半是那个他精心设想、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等着他携手打造的未来。科里亚幻想的孩儿是个男童，葛莉亚怀胎九月，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生下他，小家伙名叫阿卡迪，体重约三千两百五十克，相当健壮。他跟连队的弟兄们宣布这个好消息，即使心知肚明，但是大家依然跟他握握手，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声恭喜。一年之后，他在一个过期的比司吉上倒插一支火柴，庆祝小家伙满周岁。

葛莉娜和我一再向新兵招募处提出书面申请，但是办事人员跟他屁股下那张铝铁板凳一样冷冰冰，二话不说就把我们的请愿书丢进字纸篓。没有人知道科里亚什么时候会回来，科里亚自己也不晓得，因此，当他终于返乡，没有人在码头等他。

正午的艳阳下，泥泞的河港没有一点阴影。被心事、思绪、行李压得沉甸甸的乘客们纷纷下船，科里亚亦是其中之一。他四下环顾，找寻一张熟悉的脸孔，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瞒天大谎》的广告牌高挂在空中，广告牌上竟是葛莉娜的脸孔。她怎么出现在广告牌上？肯定还有一个葛莉娜，而且跟他的葛莉娜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广告牌上的葛莉娜不可能是他的葛莉娜，因为他的葛莉娜跟他们的小儿子待在家中。他深信他的妻小在家里等着他，满脑子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根本容纳不下真实的状况。他把帆布袋甩到肩上，紧盯着泥渍点点的石子路，拒绝认可那张他等了两年、期待再度相见的脸孔。

但是葛莉娜无所不在。她出现在广告牌、公交车车站、八卦杂志的封面，促销面霜、矿泉水等商品。那张他在高加索高原的白云间苦苦搜寻的面孔，如今经过影像处理，出现在贩卖书报的小亭。那个贴在他自己唇上才有意义的小嘴，如今噘着嘴唇，出现在整个城市之中。不论何时何地都看到你已失去的那人，心惊的程度不下于不论何时何地都看不到她，科里亚踏着沉重脚步走过乡里，周遭感觉陌生，跟他先前驻防的那个车臣哨站一样不真实。

电影院大多已经破产，但是购买《瞒天大谎》电影票的人群排到街角。他停下来问一个男人领衔主演的女星是谁，男人穿了一件该有摺线的地方没有摺线、其他各处全都皱巴巴的长裤，眉头一皱，一脸困惑地说：“当然是葛莉娜·伊娃诺娃。”

“你知不知道她在跟谁约会？”

“欧列格·沃洛诺夫。他们订婚了。”

科里亚点点头，好像他两年之后返家、发现自己的未婚妻跟另一个男人订婚，丝毫不足为奇，况且对方不是普通人，而是俄国排名第十四位的富豪、科里亚的顶头上司，他可以选择世上任何一位女子，当然也就选了科里亚唯一的挚爱。科里亚好想融入那摊慢慢渗入他靴子的混浊污水。

“她有小孩吗？”他悄悄问道，即使到了现在，他已经知道答案。

男人摇摇头，并非回答科里亚的问题，而是表示不解。怎么有人不晓得葛莉娜的种种私事？他从长裤后面的口袋掏出一条沾满油污的手巾，好像吹号似的擤擤鼻涕。“还没有，但是他们两人的小宝宝肯定不得了。我不敢相信你没有听过我们的葛莉娜。大家都认得她。”

当他走进我们的博物馆，我好想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四处张扬，但一看到科里亚的神情，我马上知道我们不会大肆庆祝。他只是他过去的剪影。我以前始终非常怕他——他的力气、他的非难，都令我畏惧三分——如今我看着他倚在门口，瘦长的身躯忽然显得佝偻，我心中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觉，生怕自己伤了他。他坐在厨房餐桌旁，厉声质问我关于葛莉娜的近况，我尽可能徐徐地告知一切，但你怎能徐徐地砸碎一个人的一生？

“一切都是无心。”我说着不痛不痒的安慰之词。“她试着写信给你。我们都试了。爸爸买邮票买到几乎破产，只希望你可以收到一封信。我们甚至不晓得你是不是还活着。”

他把玩外套上一颗浅色衣扣，说不定他只靠着这颗小小的扣子支撑自己。

“爸爸在哪里？”他问。我能做的只是朝着书架上点点头，他的骨灰罐已经在架上搁了六个月。

隔天，科里亚造访帕维尔·皮特鲁克，这人在地方上毒品交易的声望，等于是镍矿界的欧列格·沃洛诺夫。经过军队的历练，科里亚已经够格走上职业佣兵一途，而帕维尔乐于僱用他。我原本不知情，直到我高中毕业、科里亚跟我说我将前往圣彼得堡上大学，我才晓得这回事。他花钱贿赂一位申办入学的行政人员，这表示我甚至还没申请就拿到了入学许可。等到我获悉莉迪亚的事情，科里亚已经以佣兵的身份入伍，再度隐身于车臣。当时我在圣彼得堡读书，大一都还没读完，他甚至没有打电话跟我说再见。

“你要争气。”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送我到圣彼得堡读书，跟我说了这句话。我抱着我的帆布袋，半空的袋子软趴趴地顶着我的下颚，河水淤积，港边的水面一片滑腻，学校再过十天就开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极圈，他轻轻碰一下我的额头，亲亲我的右耳。“你要争气。”他又说了一次。

11.

我的双脚软趴趴。心脏每跳一下，太阳穴就砰砰作响，好像有人在我耳边隆隆敲鼓。我好像攀爬圣母峰，但没有夏尔巴人背我上山。山脊顺势而下，不料再度攀升，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好像大自然坚持跟你说一个不好笑的笑话，而且一说再说。在这种荒唐的高度，空气清冷而干燥。多石的小径划过短小的青草，有如一道伤疤。如果有部滑雪缆车可坐，我会心甘情愿放弃我永生不朽的灵魂。但我坚持不懈，继续前进。山势起伏稍缓，下坡路愈来愈长，不久之后，我走到一个山谷，四周一片青绿，几只毛茸茸的绵羊在草地上踱步。我跟它们挥挥手，它们没有回应。

我高举札哈洛夫的油画，对照地平线的另一端，把油画当作我的地图。我好几次以为自己快到了，但是，不，还不尽然。我干吗花这么多时间？我会迷路，叛军土匪会将我斩首，把我的器官捐给沙特阿拉伯的慈善机构。

我说不定应该掉头。

我真的应该掉头。

但是前方出现一株黄杏树、一个井口钉上木板的水井、一道白石砌起的矮墙、一个香料作物花园、一栋小屋。我看看前方的地平线，再看看油画中的地平线，来来回回看了好几次。画中的景物和真实的景物不应该如此相称，尤其是已经过了两个世纪，但是两者完全相符。

山坡之上，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沐浴在渐渐西沉的橙黄光影。那株黄杏树、那道石墙、那座香草作物花园，那两个在山坡上的人影，跟画中一模一样。

我跟他们挥挥手。

我再挥一次。

我挥了第三次。

他们也挥手回应。

B面

白森林之狼

基洛夫格勒，一九九九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没有人能够解释狼群为什么在俄罗斯联邦立国之初重返。生物学家们秉持显赫的头衔与塑胶档案夹而来，欠下一屁股旅馆账单离去，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极为分歧，你看了这些莫衷一是的报告，甚至会惊叹他们居然同意狼有四条腿、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有些学者将之归咎于人口兴衰的周期失常，有些学者怪罪全球暖化和偏远西南方过度砍伐。大部分学者觉得大小事情都是他们母亲的错。薇拉有一套她自己的理论，但是没有人想到请教她。

狼群在白森林里嚎叫，而白森林和薇拉家只隔着一片荒凉的草地。她站在炉前用一个长柄锅烧水，锅子十六年前被她摔凹了一个洞——当时她挂了电话，电话却依然响个不停，她一气之下把锅子朝着电话扔过去。她那位血统直溯至成吉思汗的婆婆，曾经送她一个烧水的茶壶，薇拉把茶壶连同一组钝刀和她女儿剩下的衣物一起卖了，不过嘛，长柄锅烧起水来跟茶壶一样管用，那组刀子原本就钝到连一块冰冷的奶油都切不动，至于她女儿的衣服，嗯，莉迪亚已经迁居地球另一端，况且最近时局不佳，她多少需要补贴。她过滤玫瑰花茶，倒进茶杯里。

“我不晓得你喝这么清淡的茶。”雅琳娜发表意见，她坐在客厅里，脸上一抹虚伪的笑容，鼓鼓的双颊之间盈满虚情假意。她的眉毛是眉笔画的，粗黑尖细，望似两道镰刀。她每隔两个月就坐商务舱前来莫斯科——而且总是把一叠航空公司的餐巾纸当作“纪念品”送给薇拉——重新染个发，重新敷个脸，商请一位西藏疗愈大师帮她过滤全身的毒素。这位大师八成不怎么厉害，薇拉经常暗想，因为如果他帮雅琳娜把体内的毒素全都过滤干净，那么也就没有雅琳娜这个人了。

“我傍晚喜欢喝一些气味淡雅的茶。”薇拉说。现在才下午两点，花茶已经淡得不能淡，如果再淡雅一点，她们倒不如喝白开水。“不然我会睡不着。”

雅琳娜微微打个寒颤，悄悄把手插进大衣衣袖里，随即意识到这个举动丝毫不具戏剧效果。但她哪里都不想去。她年轻的时候多少次饿着肚子、冷得发抖、身无分文地上门求助于薇拉？薇拉多少次逼迫她面对跟现在同样的屈辱？相较于薇拉对待她的好友们，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几乎可说是善待异教徒。所以啰，雅琳娜绝对有权享受每一刻。她以前太常面临薇拉目前的困境，不然的话，她说不定会比较同情薇拉的遭遇。

暖炉从她先生生前喜欢的角落散发出光芒，照亮薇拉的脸庞。暖炉虽然故障，但毕竟不像她先生一样一无是处——最起码她可以把潮湿的袜子挂在炉上——尽管如此，暖炉开了两星期，至今散发的热气还不如一只暖烘烘的流浪猫。

“你知道最近景气很差。”薇拉开口，她双手的指尖靠拢，搭成一座尖塔，试图捕捉一些残余的尊严，善加保护。“如果物价照这种速度继续上涨，再过不久，每样东西的价格看起来都会像是长长的邮政编码。以前一个月的面包钱，现在只够买半条。我的退休金依然不变，即使如此，他们甚至经常懒得给付。”

“经济震荡对社会最孱弱的人们伤害最大。”雅琳娜说。“不光只是你，还有那些生病、酗酒的人。”

她曾收藏高尔基的作品，藏书所在之处，如今只见一层薄灰，落在空荡的书架上。那套皮面精装书的卖价还不及茶壶的一半。“拜托，雅琳娜，你的儿子可以帮帮我吗？”

“帕维尔？”她只有一个儿子。“我可不想拿这种事情麻烦他。你知道他很忙。”

她们都知道她终究会出手相助。她们到头来始终互相帮忙。雅琳娜态度软化。“我这个星期天晚上跟帕维尔吃饭，如果我们聊到此事，我会问他有没有事情让你做。”

“谢谢。”薇拉说，她尽量好声好气地道谢，但是屋里太冷，她感恩的心情凝结成冷冷的咒骂。雅琳娜离开之后，她清洗碟盘。她六十三年前在这栋屋里出生，也打算在这栋屋里过世；这是她少数还有时间完成的人生目标之一。你从这扇门来到人间，也从这扇门离开凡世，其间虽是无意义的折腾，但最起码生于此地，死于此地，也算是有条有理。

她躺在床上，祈求天主施恩，让她达成心愿。年幼之时，有天晚上，她跟爸妈挤在这张床上取暖，她听到他们低头祈祷，两人压低嗓门，言辞恳切，充满难掩的渴求。他们以为她已经睡了。过了半个世纪，种种万无一失、曾经支撑她信念的教条，也都成了往事，如今她发现自己的国家政治衰微，心灵贫瘠，甚至容许国民们向一个比政府更权威的人物祈愿。但你来日不多，能够拿什么跟你的天主交易？六十年来，她开口闭口都是官腔，语汇之中尽是口号。一个人想要什么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而她缺乏练习，表达不出如此复杂的心念。

薇拉闭上眼睛，想象着狼群的声音伴随她走入梦乡。早在这里设立劳改营、矿场、城市之前，狼群已经在此出没。早年的科学探勘队曾经屡次碰见狼群，根据报告，野狼成群晃荡，而且从未见过学院派人士这种肥美、胆怯的猎物。一九二八年，三十二位首度发现镍矿矿藏的地质学家之中，十位遭到狼群杀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当工程师们急着在镍矿附近兴建劳改营，红军猎杀狼群，几乎赶尽杀绝。大学的生态学系已经确认狼是动物王国的破坏者，因此，军方竭尽全力扑杀。但是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军队的各个营队被派到西南部迎战日渐逼近的装甲大军，狼群因而重返。政府以面包支付工资，而且锱铢必较，一克、一颗粒都不多给。薇拉看过她爸妈和邻居们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又开始猎杀狼群，基洛夫格勒恢复沉静。

这会儿薇拉窝在厚重的被毯里，想起当年狼群哀号，饥荒随后而至。

*　*

德军入侵的那一年是薇拉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那一年，从明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个学校、报纸和电台，莫不对她大肆赞扬。根据官方的版本，薇拉目睹她妈妈闯入军需处的福利社，带着一百公斤面粉和一个塞了十二只活鸡的布袋潜逃。《真理报》赞扬薇拉即刻向一位人民委员告发她妈妈的叛国行为。“我妈妈是国家的敌人，也是人民的仇敌。”她说，该委员听了之后回答：“国家和人民虽为一体两面，但你是两方的英雄。”

其实她妈妈窝藏的只是一小袋粉状鸡蛋、一手掌面粉、一方块奶油，通敌的对象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瘦得像支撞球杆的薇拉。尽管发誓保密，薇拉依然跟雅琳娜吹嘘她妈妈帮她烘烤的生日蛋糕。小小的蛋糕虽然没有加糖，但是年幼的薇拉没有吃过比这个更香甜的东西。雅琳娜悄悄告诉另一个女孩，这事很快就传遍全班，然后是全校，然后是全市，每找到一个新的寄主，有如病菌般的谣言就变得更致命。基洛夫格勒只有一个邮筒，却有数百个告发的信箱。若想寄信，你得走到中央邮局，花大半个早上排队等候；若想告发，你甚至不必离开工厂、学校，或是街坊。

等到这事传到委员耳中，一个饥肠辘辘的女人带着始终不存在的一百公斤面粉和一打活鸡潜逃，似乎百分之百可信。委员当然晓得这种事情纯粹是胡说八道，但他就是凭借着这种世间大方放送的胡言晋升到委员之职。

“你们真的相信我用一百斤面粉就只烤出一个蛋糕？”薇拉的妈妈在审判之时为自己辩护。

“肆意挥霍，浪费无度。”委员回答，“便是法西斯分子的特征。”五年之后，当委员被卸除官职、下放到矿区，他才得悉一副营养不良的身躯负荷不了任何重达一百公斤的物品，甚至连自己所需的养分都承担不了。那几个月里，劳改营储存的面粉确实短少了一些，若是曾在政治开放期间调阅市府的历史档案，薇拉会得知那些面粉全都落在委员夫人的手中。档案亦显示基洛夫格勒一九四一年的夏天看不到半只鸡，死活都一样。

薇拉的妈妈从她的牢房寄信回家——牢房到头来变成一间历史课的教室，其后数个世代，课堂上沉闷枯燥的气氛，扼杀了学童们的好奇与童心。信件透过市委办公室寄发，三百米的距离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才寄达，每封信都被折成三角形，留置在冰冷的室外，好像从投邮口里掉了出来。审查员用麦克笔划掉她妈妈波纹般的字迹。她试图从没有被涂黑的字句中拼凑出她妈妈想说什么，此举这么做既是吃力，也是个教训，让她意识到自己多么不了解妈妈。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年纪轻到每天早上照镜子查看脸上有没有青春痘的士兵，押着她妈妈走入草地，用枪杆子帮她妈妈判了刑。

薇拉的爸爸本来是监狱的警卫，太太被捕之后被降级为工友，他不是一个冷酷，或是报复心重的男人——日后狱中的囚犯们将称颂他是个秉持善心、解救数十条人命的狱警——但他觉得自己身为人父，也是个悲伤的鳏夫，必须让薇拉看看她无心之言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他带着薇拉走进那片日后成为白森林的草地，父女两人一语不发，晃荡了两小时。当他几乎放弃、打算掉头回家之际，他太太忽然出现在眼前。他的双手缓缓下垂。烟蒂漫布在雪地上一个个野狼的脚印之间。狼群先一步找到了她。薇拉弯腰屈膝，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躲在一边看着她爸爸埋葬遗体。埋好之后，他逐一拾起烟蒂。这些烟蒂比一块块他远从五十米之外捡回来、埋进无名墓穴的内脏更令他难忘、更苦苦纠缠。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碰香烟。

一星期之后，投邮口铿锵一响，薇拉看见一封信。在那段短短、辉煌的一秒钟，薇拉真的相信她妈妈仍在狱中、死刑尚未执行、那个四周布满脚印的尸体是别人的妈妈。寄信日期是十天之前。她妈妈在信中写道：我已经被判──好多年无法──写信给──最后一个──收到──。十年──而且──你将──老了，一个女人──小孩们和──

这些年来，形形色色的记者们登门造访，她仿效别人的话语，一再重述责任、牺牲、爱国情操等等。她接受少年先锋队、共青团、电工工会、铁工工会的表扬，这些团体她全都看不起，却也全都来者不拒。“这个世界会给你猪大便。”她妈妈曾告诉她。“如果想要快快乐乐过日子，你就得学着把它当作香肠收下，这就是诀窍。”由于她护卫人民的英勇之举，薇拉的粮食配额被提升到与委员同级，她爸爸也复职，调回原本的职位。多年以来，她始终不必担心饿肚子。

*　*

雅琳娜的儿子帮薇拉找到差事。每周一次，帕维尔的手下们提着两个帆布袋到薇拉家，薇拉出门，在外面待一整天。她只要出去一整天，什么问题都别问，这就行了。她原本以为会看到几个珠光宝气的小混混，但是帕维尔的手下们又瘦又高，看起来像是穿着他们爸爸衬衫的毛头小伙子，衬衫松垮垮、皱巴巴，让人感觉他们好像漂浮在波纹般的皱褶之中。他们话不多，几个人加起来大概只用了二十四个不带脏话的字眼。薇拉利用这段时间办些杂事：到市区的药房拿风湿痛的药，到邮局寄信给她在美国的女儿，到地铁站的书报摊买几条气泡多到可以用来当作包装材料的巧克力棒。随着冬天的脚步愈来愈近，她觉得自己愈来愈想越过那片从她家延伸到白森林的草地，走入林中。

塑胶叶片一束束从金属枝头垂下，让她觉得似乎快要春暖花开，即使气候依然寒冷。她沿着林木线走了一千米。当她走到膝盖发痛，她把一条大围巾铺在地上，坐下来草拟一封信给莉迪亚。她大声念出句子，只为了看着字字句句缓缓消失在自己冰冷的鼻息之中。如果每个句子都完美无瑕，那么她就可以生活在她女儿想象中的国度，而在那个国度里，她丰衣足食，目前这个新国家根本无可比拟。如果不介意欺瞒自己，你会想出很多法子让自己活得心满意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编了许多故事，把流传于市区的谣言营造为固若磐石的事实。她写道，因急遽上升的物价，她的退休金每个月都加成，她手边剩下的钱甚至买得起一部韩国制电视机。她写道，政府核发赔偿金，弥补那些曾在国家应允的暴行中受害的民众，她还说政府终于答应补偿她失去的一切，即使这些损失是她自己无意中造成。她那个已经美国化、脑海中充满种种奇想的女儿会以为正义终将伸张。日光也已无尽延展，将地平线染成一片酒红。

当她回到家中，厨房的餐桌上摆着一个装了钱的信封，桌面凹凸不平的缝隙之间全是白色的粉末。帕维尔的手下们肯定是蛋糕师傅，善加利用她家宽阔的厨房。过了几天，她在水槽底下发现婴儿奶粉和奎宁。她当然晓得他们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搞些什么名堂，但她最好别想这些事情。有天傍晚，她回家之后看到一个男人依然站在桌边。

“抱歉。”她说，心中却因为她必须跟一个不请自来的男人道歉而感到恼怒。“我太早回来了吗？”

“不，我快要走了。”男人回答。其实他比较像是男孩，这人二十出头，跟她女儿差不多大，一袭单薄的灰色工作衫，头发剪得参差不齐，看起来好像刚从一个严酷的政府单位获释。四周气氛凝重，飘散着一股香烟熄灭后的气味。他懒懒地坐下。

“留下来喝杯茶。”薇拉提议。话一出口，她甚感惊讶，他听到她的邀请，似乎也是同样讶异。她这一大把年纪，居然跟一些声名狼藉的角色扯上关系！但她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熟悉的孤寂，他的神情之中深深掩藏着一丝疲惫，恰似她的心境。

“我该走了。”他站起来，伸个懒腰。

“留下来吧。喝杯茶。我买了蛋糕。”

男人瞄了一眼大门，好像期盼气压忽然起了变化，说不定把他吸入屋外的暗夜。他想了想，然后坐了下来。他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个清冽的秋夜、这位眼睛大得出奇、口袋里冒出铅笔的女人为什么一再对他表示友好。薇拉永远不会知道十一个钟头之前、这个男人又看了一次《瞒天大谎》。他已经看了一百五十八次，早已熟记片中的对话和运镜角度，他可以在脑海中一幕接着一幕播放片子，与其说他是个观众，倒不如说他是另一个片尾字幕播毕之后、让电影持续播放的荧光幕。他想念他的弟弟，他从没料到自己居然如此想念一个没跟自己上过床的人。他贿赂一个大学行政人员，帮他弟弟取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入学许可，以免他弟弟被征召入伍，卷入动乱。但那天早晨，他吃力地走过泥泞的雪地，想着他弟弟、爸妈、前未婚妻，他们全都踏上不同的路径，一一从他的生命中消失，这些都不是他的错，但他再怎样都觉得自己建构出一个只出不进的城市，整个城市全是出口匝道，条条道路离他远去。

薇拉爬上那个她爸爸曾经踩踏的高脚凳——三十七年前，她爸爸在颈间套上绳索，踏上这张凳子，然后悬空踏下，自缢身亡——在橱柜里东翻西找，这个举动多半只是做做样子，因为蛋糕明明就搁在橱架上，而且除了蛋糕之外，整个橱柜空无一物。但她想让这个男人觉得她的储存的食品非常丰裕，蛋糕摆在其间，她甚至看不到。蛋糕又扁又薄，上面堆了一层层粉红条纹的巧克力糖霜。

她用一支汤匙切下两块。他小心翼翼地接下一块粉红色的高塔。

“很好吃，是不是？再来一块吧？”她依然喜欢甜食——她想象她果真有颗甜牙齿，而且是右边那颗唯一没有蛀牙的犬齿——早在她的粮食配给被提升到与委员同级之前，她已培养出对甜食的嗜好。

她在他盘上重重搁下另一大块蛋糕，他说声谢谢。她想问他的姓名。请人喝茶吃蛋糕，却不知道他贵姓大名，似乎有失礼数。但是话又说回来，她把她的家租给毒品贩子，似乎也不成体统，但她很久以前就学会谨遵微小的社交礼节，借此忘却自己的道德疏失。

“你有小孩吗？”

“没有。”

“宠物？”

“我有个弟弟。”

“他在做什么？”

“他啊，嗯，他才刚刚起步。”男人边说、边低头一瞥。“还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你有宠物吗？”

“我有个女儿。她住在美国，嫁给一个叫作吉尔柏的男人。他住在加州格伦代尔，是个优秀的──”通常说到这里，她就开始愈扯愈远，天马行空，但这会儿她跟一个小混混聊天，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说谎“──钢琴调音师。”

男人羡慕地吹声口哨——在旁人欣羡的目光中，她才觉得女儿没让自己丢脸。每当大家问起莉迪亚，薇拉就把吉尔柏不怎么大的公寓加上几个房间、不怎么多的薪水加上几个零。她用半真半假、略为夸张的说辞，详述女儿在美国的生活，也用虚虚实实、超乎她控制的谎言，在一封封谨慎措辞的书信中描述她的生活，每个月到邮局寄给女儿。但她不怕这个坐在她面前、舔去汤匙背面粉红色糖霜的男人评断她。

“她是邮购新娘。”薇拉说。

“邮购目录？”

“没错。还有几个网站。她必须穿着比基尼摆pose。真是丢脸。”

“她有没有吃起司汉堡、看棒球？”

“我不知道。”薇拉坦承。那些寂寞孤单的美国男人，读了莉迪亚在婚姻网站张贴的个人简介之后，说不定比她更了解女儿的内心世界。“她不太跟我说实话。去年她寄了六封信给我，大多跟我聊天气。你晓得格伦代尔有几种云朵吗？三种。她一一跟我描述。”

“美国非常遥远，况且我唯一认识的邮差说不定得靠着地图才找得到自己的两只脚。很多信肯定寄丢了。”

“我跟自己也是这么说。”

“跟我说说她的先生。他是怎样的人？”

薇拉摇摇头。“怎样的人会从网络的目录上找个老婆，而且依然以为自己是个男子汉？”

“他是个开路先锋。再过几年，人人都会在网络上出洋相。”

“你肯定跟她差不多大。你认识她吗？”

“只听过她的名字。”男人坦承。“我跟她的一个朋友约过会，葛莉娜·伊娃诺娃。”

薇拉跟大家一样看着葛莉娜跻身明星之列。整个基洛夫格勒，说不定只有她对葛莉娜的好运表示遗憾。“你有太太吗？”

“只有一个弟弟。”

那天傍晚、离开薇拉家之后，男人点了一支烟。他已经忍了好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他打落一个家伙的金牙，这家伙运气不佳，却好赌成性，除了口中的金牙，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还债，但是他却发现自己羞怯到不敢请薇拉给他一个烟灰缸。阴影之中，随风飘荡的白雪渐渐黯淡。他走了八条街，只有手中的烟屁股勉强像是一盏管用的街灯。白森林远远矗立在薇拉家的后方。他最后一次穿越白森林，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当年他年纪还小，但是当他遮住他弟弟的眼睛、以免他弟弟看到他们偶然撞见的行刑，他感觉自己像个爸爸——那是他头一次感觉像个父亲，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不是只有那一次感觉自己身为人父。他名叫科里亚，不久之前才从车臣返乡。不到一年，他将重返车臣，也将在车臣一个埋了地雷的山坡播种茴香，度过一生最后的时刻。

*　*

每个星期，科里亚跟他的同伙们一样默默不语、板着脸孔、偷偷溜进薇拉家中。但八个小时之后、当她回到家中，她发现她新买的茶壶呜呜地冒出蒸气，厨房餐桌上搁着两个茶杯，科里亚一边悄悄哼歌，一边站在流理台前切下一块块厚厚的蛋糕。他跟她聊起他弟弟、他们一起玩的游戏、两兄弟从屋顶纵身跃入马路上的积雪、他们爸爸管理的航天博物馆，薇拉也坦承自己这些年来曾经数次登门参观。他像个分析师似的描述海洛因交易，以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模棱两可的逻辑，为这个残酷的行业蒙上一层糖衣。阿富汗遍植罂粟花，花朵精炼为鸦片，经由陆路运至塔吉克斯坦，贿赂打通一个个关卡，海洛因就此悄悄北上，从坎大哈蔓延至北极圈。他还描述雅琳娜的儿子在私人鸟舍畜养厄瓜多鸟、支付警察保护费。当薇拉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么一个聪明伶俐、交游广阔的年轻人为什么走上这一行，科里亚闻言笑笑，跟她说他也可以问她同样问题。不管坐拥豪宅的政客们怎么说，科里亚的逻辑一点都不草率：学校只教他怎么作弊；军队的训练让他学会使枪、服从、恫吓；他回到一个矿区市镇，矿坑的工作已经自动化，唯有欣欣向荣的毒品业用得上他的专长。就一个与他境遇相仿的人而言，贩毒是提升经济地位的唯一途径。她问说跟葛莉娜分手之后、他有没有跟其他人交往，他说没有、甭提了，然后把头转开。

她跟他聊起她先生，十年前他心脏病过世，病发之前才刚刷完牙。他脸颊圆鼓鼓，鼻梁略为歪斜，因为他曾被一群从养蜂场逃脱的蜜蜂追着跑，结果迎面撞上水泥墙，治愈之后鼻子就歪了一边。他当时以为蜜蜂是魔鬼。他这辈子只有那一次看到长了翅膀的昆虫飞过基洛夫格勒。她坦承她想跟莉迪亚一起去美国，但是吉尔柏那个家伙说不行。她坦承她写了那些误导的书信，希望诱骗她回家。上了年纪真是不公平，你看着自己的身材像是阳光下的雪人似的走样，你没有亲人可责怪、可帮你、可怨恨——哪有公理可言？当她想起她妈妈，她发现自己偶尔兴起一股罪恶感，几乎觉得自己不义，但她可没跟科里亚坦承这一点。

“我小时候听过你的事情。”他有天下午说。

“每个人都有一些童年往事。”她说。“你一天就跟我提了十几件。”那年很晚才下起第一场大雪，草地的远端，冰霜包覆了白森林锈迹斑斑的树枝。科里亚坐在厨房餐桌旁，轻轻把烟灰弹进一个塑胶烟灰缸。

“我的童年往事可没有登上《真理报》头版。”

“我不想讨论这些事情。”她说。科里亚走进客厅，坐到他上星期带过来的日本制电视机前，拿起遥控器转换频道。他最近跟薇拉相处的时间愈来愈长，他不停帮茶壶加水，一聊聊到傍晚，不必工作的时候还过来吃晚饭。他的交游并不广阔，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只是喝酒、吹牛、开玩笑似的打闹，这就是他所谓的友谊，就此而言，薇拉称不上是个朋友。她太热心、太关切，致使他无法把她当成母亲般看待。她只是薇拉，她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含糊但慈爱的角色，他想要得到她的认可与关怀，正如她想要给予。

薇拉站在炉边，在一个早上煎过蛋、锅底依然油腻的浅锅里炸鸡排，这时，邮件送达。国际邮票上面一个个盖销邮戳，漆黑的印章层层相叠，望似迷阵。信封四角磨损，但是封口依然完好。十二年前，一封远自美国寄来的信，若非经过审查处一个个无名人士的翻阅点注，绝对不可能寄达她手中。

“怎么了？”科里亚察觉到她的不安，问了一句。信件搁在桌上，以普通邮件寄送，显然并非紧急，但是屋里其他东西似乎绕着它慢慢旋转，好像它是重力的中心。薇拉的恐惧、悲伤、懊恼，全都单薄得可以摺起来放进那个信封里。她拿起家里的钥匙，用力撕开封口，把信纸拿到眼前。格伦代尔的钢琴调音师为了一个明斯克的女人跟莉迪亚离婚，莉迪亚申请有条件居留，但被驳回，她一个月之内就会回来。

那天晚上上床之前，薇拉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鞋盒，盒里装着科里亚每星期留下的钱、称颂她告发母亲的剪报、两封她女儿从美国寄来的信、一封封她妈妈从牢房寄来的信。她翻阅一张张发黄易碎的剪报，因为即使称颂她的背叛，剪报依然让她想起自己曾经年轻、曾经受宠，她的一生并非全然受到忽视、孤孤单单地老去。五十年的光阴已将她的自责削弱为种种容易处理、容易忽略的托词——她只是个小孩，她受到操控，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认为她犯了错——她翻阅剪报，思索她的一生，甩不掉心中的失望。她这辈子在八岁生日之前就已达到巅峰，怎知其余的岁月竟然如此平庸。

鞋盒敞开，搁在她旁边的地上，她复诵她妈妈的祷词，她已不再祈求财富、宽恕、膝关节换新等扭转一生的神迹，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日常生活的奇事，诸如一夜好眠、糕饼店打折、雅琳娜的脸颊上冒出红通通的青春痘。祷告完毕之后，她伸出手指，轻轻抚过她女儿最近这封信的封口，把它跟其他东西放进鞋盒里。每一样大到让你爱上的东西终究令你失望，而后背叛你、忘了你。但是那些小到可以放进鞋盒的东西保持原样，始终如一。

*　*

莉迪亚从洛杉矶搭机，途经纽约、伦敦、圣彼得堡，飞抵诺沃西比尔斯克，由此搭乘火车、渡轮、巴士北上，前后花了五天，终于抵达基洛夫格勒。她带着离家之时那只皮箱和那个仿皮的皮包返乡，她失去了两件毛衣、一张加了框的爸妈合照，她对网络关系完全失去信心，跟朋友们也失去联系，但她对得来速的菜单可是了若指掌，再加上几个行李吊牌和轻微的酗酒问题，算是弥补了她所失去的一切。她妈妈到车站接她，个子比莉迪亚记忆中矮了一点、胖了一点。雪花飘落到她们身上。

薇拉在车站书报摊的蓝色灯光中拥抱莉迪亚，书报摊贩售席维斯·史泰龙的VHS录像带、乌克兰香烟、乐透彩券，一个打火机被绳子系在摊子的栏杆上，随着微风晃动。即使隔着厚厚的大衣，她也感觉得到她女儿瘦了不少。

“你挤扁我了。”莉迪亚呻吟。

“我知道。”

市区悄悄掠过煤烟斑斑的公交车车窗。你可以任意批评南加州，但那里可真是色彩缤纷。绿油油的草坪，军装般青蓝的仙人掌，形形色色、闪闪发亮的招牌，有些是杂货店，有些是支票兑现服务的不法商家。从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空中鸟瞰，一排排交错的平房有如蜡笔彩绘的化学周期表。在纽约，她挥别青绿。在伦敦，她挥别鲜红。等到抵达基洛夫格勒，调色盘已被刮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灰白和褐黄。云朵、街道、雪花、甚至从她妈妈大衣领口冒出来的那一截缺乏维生素、毫无血色的颈项，都只有有这两种色彩。

莉迪亚在她的卧房更衣。一顶毛织的帽子，一条特价商场的围巾，一副羊毛连指手套。一件连帽的冬天外套，帽子扣在外套上，半数纽扣已经松开。一件亮粉红的运动衫，上面印着一株怒放的榆树。在薇拉眼中，女儿的内衣背后太过紧绷，前方太过透明。薇拉在这副躯体仅仅几分钟大的时候就抱过她，也曾帮她洗澡、吃饭、穿衣。心情绝佳之时，薇拉一看到女儿就满心自豪，深深庆幸自己生了一个这么值得怜爱的小人儿。如今这副躯体已经成熟到远非她所能护卫。尽管薇拉很少使用这么一个滥情的字眼，但是除了惊叹，她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种光是站在她女儿身边就涌起的亲密感。甭提莉迪亚种种错误的选择。甭提薇拉仅能猜想的孽障。莉迪亚还活着，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她这个做母亲的觉得不虚此生。

“我的衣服呢？”

“我想八成在你的皮箱里。”薇拉说。

“不，我是说我留在家里的衣服。”

薇拉曾经担心她们母女可能谈起此事，也曾经担心她们母女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谈起此事。衣柜敞开，里面只有几个弯曲的衣架。“我没想到你会回来。”

莉迪亚从地上拾起印着榆树的运动衫和紧身牛仔裤，带着一种她知道比任何话语更让她妈妈伤心的消沉，重新把衣服穿上。这身衣服她已经穿了五天，走过一万七千多千米，再穿一会儿也无所谓。

“梳梳头发吧。”薇拉说。“我们晚餐之后有个客人。”

*　*

科里亚敲了四下大门，前两下听起来怯生生，好像一个提行李的小弟上门通报，而不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黑帮分子，因此，他另外再重重捶打两下。他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束人造玫瑰花，闪亮的花朵紧紧包在绿色的锡箔纸里。

寒暄之后，科里亚为莉迪亚献上塑胶花。当年在学校里有六、七个女孩极度迷恋葛莉娜，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科里亚认出莉迪亚是其中之一。葛莉娜始终不太喜欢她们，科里亚想了想，跟她们这一类的女孩上床，似乎表现出自己的张狂，虽然到头来没什么意义，但是依然相当有吸引力，不妨一试。她穿了运动衫、蓝色牛仔裤，脂粉未施。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约会。

“这是什么？”她问，好像从来没看过玫瑰。

“塑胶做的玫瑰花。”科里亚骄傲地说。“比真的玫瑰花安全多了。而且永远不会凋谢。”

尽管如此，薇拉依然把玫瑰插在注了水的花瓶里，放在客厅咖啡桌上。她请他们随便坐，然后设法让科里亚务必坐在莉迪亚旁边。她对今晚抱着相当高的期望。没错，科里亚确实从事某种不名誉的勾当，但这表示他很上进，不是吗？更何况莉迪亚若跟一个跟她妈妈处得来的年轻人交往，对她只是有利无弊。

“回来基洛夫格勒感觉如何？”大家举杯互祝身体健康之后，科里亚问。

“跟我想象的完全一样。”莉迪亚说。她望向薇拉。“你其中一封信提到政府分发赔偿金。”

薇拉点点头。她们两人之中，最起码有一人收到了信。她试图回想自己写了什么。不管是什么，她写的不全然是个谎言，而是游走于事实边缘。谁记得究竟是什么？她耸耸肩。“莫斯科和基洛夫格勒相距数千千米。”薇拉说。“沿途每千米都有人想要分一杯羹，所以啰，等赔偿金送到基洛夫格勒，早就一毛不剩。”

科里亚柔软的脖子上贴着一片餐巾纸。他似乎拿着断头台的铡刀刮脸。“提到信件，你妈妈说你不常写信给她。我跟她说从国外寄来的信常常搞丢。”

“没错，我每两个礼拜写一封信给她。”

“我想也是。”薇拉说。让这两个年轻人相信他们骗得了她吧。在此同时，她会诱使他们坠入爱河。

但是夜愈深，莉迪亚喝得愈醉。科里亚每喝一口烈酒，她就灌下两口，当薇拉试着从她手中拿下酒瓶，她变得怒气腾腾。

科里亚起身告辞，莉迪亚踉踉跄跄地走到门边，想要亲他一下、说声晚安。她往前一倾，把酒泼到他身上。科里亚双手搭在她的肩上，决然地把她推开。薇拉端详科里亚，他脸上那种神情，薇拉一看就知道他绝对不可能成为她的女婿、他们绝对不可能变成一家人，她心中一阵刺痛。

当晚稍后，薇拉在哗啦哗啦的水声中醒来。她走进浴室，看见她女儿跪在马桶旁边，一只手搭在后脑勺，松松地抓住头发。

“你这个笨孩子。”薇拉边说、边单膝跪到她身边。

莉迪亚搭着马桶盖干呕，头颅上下晃动。

“你这个笨孩子，你干了什么好事？”

“我不知道。”莉迪亚喃喃说道，她松手，任凭头发散开。薇拉好想大喊大叫，但她把浴巾卷成一个枕头，帮女儿平躺在地上。做母亲的只能安慰，做母亲的只能善后。当每一个知情达理的人都说不，做母亲的只能付出。生命或许在薇拉身上加诸许多标签——俄国人、支领年金的老太太、寡妇、女儿——但当她在浴室的镜中看到自己疲惫的倒影，她的眼中只见莉迪亚的母亲。

*　*

十二月的脚步逐渐逼近，白天愈来愈短暂。每个星期三，不管是否宿醉，那些家伙一到家里，莉迪亚就跟着她妈妈离开家里。科里亚草草跟她点点头。那家伙真是乡巴佬，他肯定畏惧她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敢跟她说话。那些塑胶花真是可笑，他这辈子说不定从来没闻过一朵真正的玫瑰花，而她以前居住的那个城市，玫瑰花盛开到连体育馆都用它命名。

薇拉在森林边缘碰到她女儿的那一天，莉迪亚一直想着吉尔柏的调音工具盒。褐色的皮盒里装着一支形若鹅颈的校音扳头、镍质连杆杆头、止音橡皮、她轻轻一弹就叮当作响的音叉、一本吉尔柏多年之前就不再参照的操作手册，手册中写满了平均乐律、基频、谐和频率之类的名词。初抵洛杉矶时，她不确定她应该亲吻她的未婚夫，或是跟他握握手。他的皮肤看起来、摸起来都像是一颗煮得太熟的马铃薯，他穿了一件夏威夷的花衬衫，借此冲淡那股散发自他身上的无趣与乏味。当她陪他到那些跟工厂一样的宽阔的郊区住家调音，她把手册从头到尾读一遍。她在她那本袖珍俄英字典里查不到那些专有名词，吉尔柏尽全力用简单的英文为她解释。他会是个不错的小学老师，比当个老公称职多了。吉尔柏的一个朋友帮莉迪亚找到一份差事，让她在格伦代尔的“日落安养院”当个看护，支领最低工资。她不明白为什么院里这么多耆老把安养院视为安置老人的储藏室，他们觉得子女们把父母囚禁在安养院，借此补偿尚未解决的幼年创伤。相较于俄国对老人的照护，美国的安养院简直是亲情与温情的典范。当她头一次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看到无障碍坡道，她误以为那是某种可笑的公共雕塑。当她习知什么是无障碍坡道，她的心中涌起强烈的爱国情操，深深以这个她仅仅居住了几小时的国家为荣。在种种伟大而可怕的发明中，还有什么比无障碍坡道更仁慈、更典雅、更厚道？多年之后，当她这个守寡的老太太坐上轮椅、被人推着走上日落安养院的无障碍坡道、住进院里安养天年，她相信那将是她一生最快乐的岁月。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在哪里过世，即使她才二十岁。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外面下起一场罕见的秋雨，吉尔柏走进家门，把他的调音工具盒搁在地上，跟她说他在网络上认识一名白俄罗斯女子。

莉迪亚继续沿着锈迹斑斑的森林边缘蹒跚而行。钢铁树枝深处传来狼群的嚎叫，或者只是风声？但她好久之前就不在乎。前方出现一个人影，望似镂刻在朦胧的日光中。原来是她妈妈。

“十二月天气冷。”薇拉说。她女儿一出现，她的观察力就荡然无存，除了陈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她跟莉迪亚无话可说。

莉迪亚出乎意料地对她微微一笑。“你愈老愈聪明。”

“我愈老愈糊涂。”

“我在安养院专门照顾那些痴呆和疯癫的老人家。”

“我距离那个地步还有多远？”

“我们老早就跨越那个界线了。”

“等我上了年纪，你会照顾我吗？”她问莉迪亚，口气比她原本打算的严肃。

“妈，你已经上了年纪。”

薇拉低头一瞥，望向台灯嵌印在她厨房玻璃窗的细碎光影。“我们快要可以回家了。”

“你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对不对？”

薇拉移开目光。她口袋里摆着一张对折的白纸，纸上夹着一支原子笔。她最近继续在跟莉迪亚写信，好像她女儿依然住在美国。她在信中描述科里亚多么英俊潇洒、彬彬有礼、他和莉迪亚多么相配、他们生下的孙儿们会多么漂亮。她生命中的每一个面向终将受到补偿；她活到六十三岁，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幸福。

“我们有东西可吃、有钱可花，这样还不够吗？钱从哪里来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我们根本没有做错事。”

“妈，你好像来自另一个宇宙。坏人在我们厨房餐桌上包装毒品，你却表现得好像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别出声。”薇拉喝令。她可不想听一个邮购新娘说教，告诉她什么叫作尊重自我。“你得小声一点。”

薇拉转身走向屋子。莉迪亚跟随在后，两人沉默地走了半千米。在她们家中，男人们把捆扎成一束束的小瓶子装进一个帆布袋。薇拉移开视线。

“我们正要离开。”科里亚大声说。他没看莉迪亚。他下工之后已不再逗留。厨房餐桌旁只有两张椅子。

男人们离开。莉迪亚坐到长沙发上，修长的双腿一摊，继续喝酒，过了不久，她也出门。她女儿为什么如此不快乐？莉迪亚在承平年代度过童年、蜕变为少女，她从小到大在庇佑下成长，从来没有饿过肚子。薇拉已经尽了全力，她没办法供给更多。在一个比较宽容的世界中，只要她尽了全力，应当就已足够。

莉迪亚几个钟头之后回家，她喝得大醉，甚至没办法把钥匙插进锁孔。她参加了一个她童年友伴举办的派对，当年的女孩们都已成年，也都有了自己的女儿，大家闲聊葛莉娜和寡头大亨的闲话，聊着聊着，莉迪亚说溜嘴，无意中提到葛莉娜的前男友在她家里做事。在场的五位女人安静了下来。她们轻声哄骗，发誓绝对不告诉别人。她们从来不曾如此关心莉迪亚的福祉。但是到了那时，莉迪亚已经醉得不在乎。她描述科里亚、他的同伙、她妈妈的默许。她的朋友们轻声保证绝不泄密，但这种承诺骗不了任何人。她们花了一辈子讲述葛莉娜的故事，而这桩事情为葛莉娜的初恋画下悲伤的终曲，她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过这么精彩的发展。

薇拉发现她站在门口，试图用大门的钥匙打开邮箱，嘴里喃喃说着乡巴佬、毒贩、钢琴调音师等。“别出声。这些事情你一件都不能提。”薇拉发出警告，但莉迪亚充耳不闻。

*　*

下个礼拜，男人们没有上门。薇拉等了一小时才去找雅琳娜。下午两点，太阳却已西沉。

雅琳娜开门，点点头。她已经等着薇拉过来。厨房里煮茶的铜壶仍然温热。

薇拉弓起身子，坐在皮沙发的边缘，雅琳娜从来不会忘了夸耀皮沙发由意大利进口。她轻轻敲打大腿，一下子握拳，一下子摊开手掌，全身的精力流窜到手脚。纯银的烟灰缸旁边搁着一包已经拆封的加拿大洋烟。

“加糖吗？”雅琳娜边说、边悄悄把茶杯推到薇拉面前。

“他们今天没来。”

雅琳娜在两人的茶杯里加了三匙糖。她慢慢来。这茶很浓。她有一个任何母亲都会引以为傲的儿子。

“他们不会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薇拉问。

“你女儿。她说了。”

薇拉问也没问，径自从那包香烟里抽出一支细长的淡烟。这就是为什么狼群重返？因为她自己女儿的告发？因为她？荒谬至极，她心知肚明。但在一个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的世界，迷信是唯一可靠的支柱。她吸口烟——她已经二十三年没抽烟——按捺住喉头微微的搔痒，久久才吐烟。

“我会怎么样？”她觉得坐牢八成是最理想的下场。她预期自己的命运比坐牢凄惨多了。“我会遭到逮捕吗？”

你生错了年代，雅琳娜心想。警察跟这事毫无关联。雅琳娜看着她老朋友双手发抖，颤颤地把烟灰弹到地毯上。不，“朋友”二字不够贴切。她们对彼此的依附植根于某种比友谊更持久、更微妙的情感。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赞扬薇拉的勇气，称许她为了人民所做的牺牲；即使在大饥荒期间、雅琳娜饿得皮包骨、为两个亲兄弟送终，薇拉的食粮始终不虞匮乏。如今，雅琳娜脚上这双皮鞋，即使打了折扣，也超过薇拉的身价。这个世界到头来总是公平的。人人都得为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做出补偿。

“我会怎么样？”薇拉问。

“你？”雅琳娜摇摇头。“你绝对没事。”

*　*

薇拉回到家，发现大门没锁。长沙发旁边的地上搁着一个酒瓶，瓶口开着，瓶里所剩无几。一个个脚印越过白雪皑皑的草地，从后门一直延伸到白森林。她循着足迹走向林中，走得膝盖发痛。她没有停下来数一数究竟有几个人的脚印。她认得其中最小的一个。

新月的月光消散于轻飘飘的云朵之后。雪水浸湿她靴子的衬里。她已经几十年没有跑步，但这会儿她迈开步伐奔跑，把自己的脚印混入那一排已经深入林中的足迹。黑暗之中，她已无迹可寻。她摸到饱经风吹雨打的轮胎、满地的废纸，到处都是黄色的塑胶叶片，但是没有脚印。她跑来跑去，翻寻垃圾，寻找一个迹象、一个声音、一个线索、一个答案、一个理由。她绝对不会知道五十二分钟之前、距此一百一十六米之处，她女儿也抬头望向同一片夜空。即使满心惶恐、困惑不解，白森林的树木依然让莉迪亚想起她刚刚抵达美国一星期、吉尔柏带她造访的红木森林，当时她会说的英文依然不超过十二个字、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多么幸运。

两个男人走在她前面，另外两个走在她旁边。她没穿鞋，两只脚感觉像是固定脚踝上的木砖。光裸的铜线将她的双手绑在身后，在手腕留下一圈圈痛苦的印记。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手腕，心无旁念，只想着铜线在手腕留下回圆的伤痕，她的肌肤好像是个结了冰、溜冰者轻轻滑过、刻画出八字形花样的湖泊。她旁边那个男人的皮夹克吱吱作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罐机油，泼一点在腋下，皮夹克才安静下来。前方的地面有个椭圆形的坑洞。莉迪亚全身每个粒子都窜动。她有话要说。她必须清清楚楚地说出那个坑洞多么骇人、她再怎么样都不敢进入。她只愿他们能够感觉到她的感觉，她只愿她能够照着适当的顺序说出适当的话，若是如此，他们就会理解。但当他们推着她跪下，她只发得出一声呜咽。月亮是个遥远而无动于衷的证人。无声的云朵相互碰撞。科里亚哀伤的脸孔出现在她的身旁。他不想做这种事。谁都不想做这种事。这就是她的一生。这就是她所拥有。好多事情她必须弥补。好多事情依然等着她去做。她现在还不能死，尤其是当她的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事物竟是如此稀少。她试着跟科里亚解释，但科里亚对她皱起眉头，好像她说着他曾经随便学学、但再也不记得的语言。她讨价还价。她会离开基洛夫格勒，永远不回来，她会戒酒，她会上大学，她会找工作，她会生儿育女，她会跟他生儿育女，她会做个有用的人、快快乐乐地终老，她会全盘扭转自己的一生，只要他们让她活下来，她绝对会活得比现在更朝气蓬勃、更精明干练、更珍惜当下。科里亚把手伸到她身后，轻轻握住她的双手。“闭上你的眼睛。”他说。“当你睁开眼睛，你就回家了。”他放开她的手，但是声音依然守住她。“我在这里，哪里都不去。你快到家了。”这样也好，她告诉自己。我会因而改变。我会更加出色。我会成为那个我始终想要成为的人。一切都会不一样。这就是我始终的追寻。

刹那之间，她再也无法思考，再也无法反省，只能任由她的鼻息随着子弹飘出她的躯体。

*　*

那天晚上，科里亚回到他在航天博物馆楼上的公寓，他爸爸去年过世之后，博物馆就已关闭。早上没吃完的麦片粥依然摆在桌上，他把麦片粥放到水槽里，伸手用指尖压按壁纸上的一个小方块，他妈妈的明信片曾经悬挂在此，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褪色的印子。

说他感到愧疚，等于是强迫他接受一切早已不存在的道德规章。最起码他跟自己这么说。与其活在它的阴影之下，倒不如拒绝承认客观的道德规章。你最好告诉自己，你不属于那个是非分明的世界。在卧室的镜子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十七岁之时肯定鄙夷的男人，但是十七岁的他依然自负，尚未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太多方式让他低头驯服。

他开录像机。《瞒天大谎》继续播放。葛莉娜纵身跳上她的摩托车，沿着宽广的大道急速飞驰，低头闪躲书报亭和馅饼摊，以她圆滚滚的臀部驾驭机车。她朦胧的耳语听起来像是葛莉娜所说的悄悄话，但绝对不是出自她的真心。书架上摆着那张他们一家三口身穿豹纹泳装的拍立得照片，照片上方是那卷他弟弟和葛莉娜帮他灌制的录音带。录音带里究竟收录了哪些歌曲？他忽然兴起一个念头：不管带子里收录了什么歌曲，世间种种谜团当中，只有这个问题，他有希望得到解答。他的一生已经随着他的孩儿逝去，其后的一切，皆是他与他孩儿共享的来生——那个他把一支火柴倒着插入比司吉、庆祝周岁生日的孩儿。

他把录音带连同拍立得照片塞进衬衫口袋，在电视机一闪一闪的蓝光之中彻夜未眠，直到隔天早上、军方的征兵处开始上班。

○　○　○

没有葬礼，没有遗体可供清洗献祭。薇拉依然上教堂。她不信主，因为没有迹象显示天主确实存在。如今也没有迹象显示莉迪亚曾在世上走一遭。薇拉站在教堂的前头，一眼望去便是圣母与圣婴的塑像。金光闪闪的圣婴无助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虽然她把他抱在胸前，她却没有看着她的孩儿，而是望向远方。

回家途中，薇拉走过一个手执笔记板的年轻女子身旁，她见过这名女子在街角晃荡、出其不意地冲到不知情的路人面前征求签名。女子依然心性单纯，甚至相信笔记板上任何一个宏大的主张。

“您愿意签名吗？”年轻女子边问、边把笔记夹塞到薇拉手中。“我们打算向市长陈情，请他把白森林划为一个自然保护区。”

薇拉不敢相信真有此事。“你不是本地人，对不对？你到底有没有去过白森林？”

女子的脸一红。

“树木是钢铁制造。叶片的材质是塑胶。市府四十年前设置了这座森林，目的在于让人们忘却一项事实：我们住在一个人类不该居住之处。”

年轻女子泰然自若，不为所动。“不管当初立意如何，森林里已经浮现出一个丰富而活跃的生态系统。没错，林中当然有些野生猫狗，但是也有北极野兔、狐狸，甚至狼群。这么一个林林总总的生态系统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依然应该受到国家保护。”

“保护……”薇拉慢慢重复，心中想起科里亚坐在她的厨房餐桌旁、一大块蛋糕搁在小碟子上、跟她解释他的老板为什么不怕警察。笔记夹咔嗒一声掉在人行道上。长长的人行道结了一层有如疮疤的冰霜，一路延伸到十字路口，连接另一个人行道，往前延伸，继续连接第三个、第四个人行道，划出了她生活的界线。她已经多少次沿着一条条人行道沉默地往前走？她已经多少次审查自己的思绪、判断、信念和欲望、将之寄存在她心中某一个它们无法背叛她的角落？

“保护……”她喃喃说道，音量低到年轻女子倾身聆听。她已经接受少年先锋队、共青团、铁工工会的表扬，她已被《真理报》赞誉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是唯有在此年事已高的时刻，她才发现心中那个酝酿了整整六十三年的控诉之声。她将告发科里亚、雅琳娜、雅琳娜的儿子、那些控管基洛夫格勒手段比监狱警卫更残暴的流氓和黑帮。那个跟她握手、跟她道贺、即使几天之前才判处她妈妈死刑的政委；那个怕她怕到不敢扣她分数、即使她半张考卷留白、依然给她满分的小学老师；那个宣称帮女人口交是反革命之举、在家中始终与她保持距离、连在浴室里心脏病发作都把门关上的先生。没有一个人清白无辜，没有一个人毫无关联，大家全都是共犯。此时此刻，只要她能够拉高嗓门，她将以最强硬、最致命的形容词控诉自己这些年的沉默。但她的声音近似耳语。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保护。”她说了又说，在此同时，女孩弯下腰，捡起笔记夹。

年轻女子最近目睹她自己的外婆坠入失智的深渊，因此，薇拉的反应并不令她讶异。年轻女子的外婆诅咒云朵、工厂、一个个她已经忘了他们长相的亲人，眼前这个老太太诅咒一个自然保护区。年轻女子心想，大伙必须同情老人家、对老人家有耐心，于是她握住薇拉的手，轻声安抚。她们果真来自不同世代。“喘口气就行了。没事、没事，老奶奶，一切都没事。”

薇拉紧紧抓住她手中那双滑润的手。若非倚在年轻女子的肩头，她说不定会摔跤。直到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永远当不成外婆。

*　*

一星期之后，有人敲门。薇拉走到门口。从大门的窥视孔望去，科里亚好像一尊鸟嘴石像兽。她双手托住下巴。

“我知道你在家。”他说。“我看得到你在玻璃上的影子。”

她贴着油漆斑驳的大门，希望凭借意志力让自己化为一个个原子，逐一滑穿木头，消散无踪。

“我已经以佣兵的身份重新入伍。”他说。“我将回到车臣。你不必担心再见到我。”

投邮口开启，然后啪地关上，一个牛皮纸信封随即掉落在地。薇拉的五脏六腑一阵紧缩。她知道信封里装了什么。非是不可。以前也发生过同样事情。信封里肯定是莉迪亚的遗言，没错，一定是她亲口说出、由科里亚在结了冰的树枝下为她抄录的最后几句话。她满怀企盼，一颗心噗噗狂跳。如果科里亚捎来最后的信息，她可以二话不说，马上原谅他杀害她唯一的女儿；她只愿科里亚捎来一封她可以收藏在鞋盒里的信函，让她连同她妈妈的最后一封信一起收放；她只愿莉迪亚在信里对她说：临终之时，她晓得有人爱着她，这当然是个谎言，但薇拉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让这个谎言成真。薇拉笨手笨脚地翻弄信封。它太大、太厚、太重，不可能是一封信。信封里是十叠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千元卢布纸钞：一笔赔偿金。

薇拉把门打开，打算把钞票甩到科里亚脸上，因为这一次，她的沉默将不会被金钱收买。但他已经转身走向街尾。她把信封抓得更紧，生怕失手掉到地上。冬天还有好几个月才会远去。瓦斯费即将到期。橱柜几乎空空如也。时候已晚，年事已高，她已经没有时间成为另一个人。

她走到她的卧房，从床底下拉出鞋盒。牛皮纸信封太大，装不进去，除非取出其他信件。她抽出信件和剪报，搁在床上，动手把成捆钞票叠放在鞋盒里。大功告成之时，她跪在床边，祈求天主护佑她女儿、她妈妈，最后才为自己祈福。

人民的殿堂

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还有别的吗？”我收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天、我爸厉声质问。他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沾了一圈芥末酱的指甲捏着一张纸片，纸片上是半克的海洛因。我顺着墙壁颓然坐到卧室地上，肩胛骨噼噼啪啪刮过墙面，斑驳的油漆回旋落下，我抬头，张大眼睛，好像卡通影片里的小猫咪，一脸无辜地瞪视。

“还有别的吗？”

二十万支香烟和整街馅饼摊的气味隐隐萦绕在他的鼻息之间，挥之不去，有如苦苦纠缠的鬼魅。

“还有别的吗？”

他靠着门框，稳住气喘吁吁的身躯。我小时候他已经是个糟老头，现在他够格被称为老古董。我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体力稍微恢复之后，我爸重重踏步，走进我的卧室，拉出五斗柜的抽屉，埋头搜寻洗衣篮，四处乱扔CD光盘片，一脚踩扁录像带纸盒。不一会儿，床垫像个酒鬼似的斜靠在墙上，被单一件件垂挂在床柱上，他使尽全力，偌大的身躯不停撕扯、丢掷、踩踏，直到他意识到不管他在找什么，那个东西显然比藏在收据里、踩在脚底下的半克海洛因更捉摸不定。房里每一件搁着、挂着、立着的东西全被扔在地上之后，他颓然坐到摇椅上，抽完最后一口我留在烟灰缸里焖烧的香烟。

“还有别的吗？”

他入狱前的一年，也就是我八岁的时候，他教我受到拷问之时必须保持沉默。他把我妈的一个耳环故意放进我的外套口袋，不准我上学，关上窗户，扭开烤箱，拿开台灯的灯罩，在厨房里拷问我。冰冷蓬松的白云飘过天空，但在厨房里，我大汗淋漓，像是一串油渍渍、黄澄澄的串烧。到头来我说不定会招认自己刺杀了基洛夫某个重要人物，我张开嘴巴，正要招认所有一切，但还来不及喃喃说出半句话，我就感觉我爸爸的手背狠狠甩了我一下。

“还有别的吗？”他的声音屈服于我的沉默之下。他知道我绝对不会招认。他知道他把我教得很好。

“别的什么？”当他一问再问、声音软化到近似耳语，我终于开口。

我爸只是看着我，好像我获选加入国家撞球队、拿着他的卵葩练习冲球。“你招了？你不但是毒虫，还是个报马仔。别的这个。”他摊开纸片，摺缝之间一片雪白。

“这只是白糖。喝茶用的。”

“白糖，是喔。你用皮下注射针把它加进你的茶里吗？”

当你再也无法辩解，你干脆耍赖。

“你有没有受到感染？”他问。他的怒气已消，只剩下些许为人父的关切，听来可悲。

“当然没有。”我只跟其他三个哥儿们共享针头。

我爸站直身子，转身走到门边。“塞尔盖。”他头转也不转地说。“你必须出去工作，直到你入伍为止。”

“不然呢？”

“不然我会拿枪毙了你。”

“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你的假释规定。”

“我会宣称那是自我防卫。‘庭上，请听我说，我只是试图解救我的儿子，以免那个住进我儿子房间、穿起我儿子衣服的疯子毒虫出手伤害他。’不管是天堂、地狱，或是国家法院，绝对没有一位法官会判我有罪。”

隔天早晨天光明亮，足证世界并未在一夜之间毁灭，真是令人失望。我跟着我爸走到大楼的顶楼，左边最后一栋公寓装了一扇金属门，门上有道深黑的裂缝，走廊上的灯光由此渗入。

“你看到这个了吗？”他边问、边指指那扇门，眉毛竖起，一副愤慨的模样。我爸没读什么书，但是意见非常多，借此弥补学识的不足。我悄悄做好心理准备，等着熬过他那有如寒冬一样漫长的说教。“他们用回收的锡罐头造门，小偷只需开罐器就可以闯空门。狗屁倒灶，一窍不通，这些……”

老天有眼，有人推开锡门。门里坐着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他将近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好像银闪闪的滚珠一样油亮，闻起来像是便宜的乌克兰烟草和烧焦的植物起酥油。他坐在轮椅上，两条长长的猪皮皮革和帆布垂挂在橡胶车轮之间——他可能拥有整栋大楼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这位是我儿子，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但你可以叫他‘混蛋’。”我爸大声说，然后指指那个缺了腿的男人。“这位是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我跟他握手，却只迎上他冷冷的注视。

我爸跟基里尔在厨房说话时，我探头探脑地四处观望。我以为公寓里肯定一团混乱，毫无秩序，但客厅的地上干干净净，只有椅脚和桌脚贴着地面。一个碗碟架搁在澡缸旁边。排水口周围沾了一点当天早上吃剩的燕麦粥。一个个盛水的玻璃广口瓶沿着护壁板矗立，瓶底蒙上一层红色的水渍。基里尔知道某些我们不晓得的事情吗？我的喉咙干涩，嘴巴带着厨余回收般的酸臭，但是从陌生人浴室里的水瓶喝水？绝对不妥。

党团认可的书册排列在架上：红军野战手册，审查核实的十九世纪小说，宣扬重工业的样板颂辞——你在冬宫宫外，或是堤岸沿岸都可以看到这种专门卖给西方人的市侩商品。我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长篇小说，书中描述一位贫苦青年如何成为革命斗士，是苏联时代一部重要的革命小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在校最后一年就必须阅读这类小说，我无须细读也会知道书里说些什么，不管联合毕业考出了哪些文学考题，我都会轻易过关。但我在一九八三年出生，校方指定阅读《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又臭又长，好像一条不晓得通往哪里的运河，结果我考试只得了两分。没有大学要我。军队不在乎，照常征召。

一把黑色的手枪搁在咖啡桌上。我拿起来，用大拇指轻抚黑得发亮的枪身。手枪比在电影里看起来沉重。一枪在手，我觉得自己头顶拉高了几尺，胯下也增长了几寸。这里某处可有一个十八岁的伊斯兰教小伙子头一次握着手枪、同样感到无比强大？

“把枪放下。”

基里尔坐着轮椅穿过门口，我爸跟在他后面。

“你知道契诃夫怎么形容上了膛的枪吗？”我说。基里尔板着脸。说不定他的联合毕业考也不及格。我抹去枪身上的指纹——这也是小时候我爸教我的——把枪放到桌上。

“这会儿你有工作了。”我爸说。他高兴得容光焕发。

“谁雇了我？”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

“没错，你将为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工作。”

我的前途似乎比殡仪师的衣柜更阴暗。“你肯定在开玩笑。”我说。我爸从来不开玩笑。

“你明天早上开始上班。”我爸说，神情相当自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他幸灾乐祸地笑笑，我是公鸡还是母鸡，显然不言而喻。

“塞尔盖。”我爸说。“你给我记住，我可不怕违背我假释的规定。”

○　○　○

若想延期入伍，你得上大学、当上爸爸、吃上牢饭，而放眼不久的将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可能符合最后一项。监狱是我们学习技艺的场所，等于是唯一一所核准我们入学的学校，我们也只能在这里获致拓展未来的专长。念了九年书之后，我们应当进入技术学院就读，但我们班教出一大群表现不佳的学生，这是本班得以自豪的特色，结果附近一所不怎么样的专科学校居然比剑桥大学还难进。没关系，如果你想走上犯罪这一行，没有一所学校比监狱更专业。

高中毕业之前的最后一学期，我们的未来几乎大势已定。我们逃学喝波罗的海七号啤酒，在陶立特花园朝着过往的女孩吹口哨。雪地上冒出一圈圈结了冰的淤泥。两个孤僻的糟老头在一张冰冷的桌边下子弹西洋棋。我们围成一个小圆圈，哆嗦地挤在一起。

“我爷爷从伏尔加格勒一路打到希特勒的碉堡，你们知道他返乡之后受到什么待遇吗？他们让这个爱国的老家伙一屁股坐进古拉格集中营。”沃拉里大声说。他从头皮上挑拣出几个白色的颗粒。可能是绒毛碎屑，也可能是头皮屑，谁晓得呢？“跟这种可怜虫扯上关系，真让我丢脸。”

“去年两百个新兵还没赶得上去战场就被活活打死。如果他们宣称两百，真正的数字绝对跟国际电话的号码一样惊人。绝对是受到老兵折磨，这可不是开玩笑。”

“整整两年，你只能操你的军用水壶，这才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坐牢根本不算什么。”

“托尼带着啤酒上哪里去了？”我们的名字——亚历山大·哈尔拉莫夫、沃拉里·拉比达夫、伊凡·弗拉迪米、塞尔盖·马克林——中肯道出我们是何等角色，而不是我们想要变成的人物，所以我们把自己重新命名为托尼·蒙大拿（译注：Tony Montana，电影《疤面煞星》的主角，由阿尔·帕西诺主演）、乔·派西、柯里昂教父、嘻哈饶舌歌手图派克。我们崇尚英年早逝的美国名流。我们的爸妈听披头士学英文，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嘻哈传奇歌手Biggie Smalls。

不同的午后，不同的公园，同样的对话。

“叛乱一终止，你马上出狱，这就是诀窍。”

“你怎样才办得到？”

“这很简单。”我吹牛。绝对不要忘记“confidence”（信心）的前三个字母是“con”（诈欺）。“你预估战争会持续多久、你必须在牢里待多久，然后找出一个符合刑期的罪行。”

罪与罚。我们对历史毫无所悉——我们四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人晓得耶稣在哪年出生——但我们却甘冒鉴古知今的风险，拿自己的未来打赌。我们押注：战争会在一年、两年、五年之内结束。我们翻阅旧报纸，上网搜寻法院公告，找出符合每一个估算的罪行。殴打少数民族关一年。持械抢劫关两到五年。走私贩毒关五到七年。

我们想要混帮派，但是我们能拿哪个人做榜样？我们的英雄在何方？我们的老爸们开无照出租车、洗盘子、帮汽车加油，他们非常怯懦，体内的血液连挨了铡刀都不敢往外流。他们缅怀昔日，倒不是因为以前过得比较舒坦，而是因为当年大伙过得一样悲惨。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我们要的不止于此。

征兵季节始于初春。涅瓦河河水高涨，漫过下游各个村落的水闸。一群年迈的鳄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边晒太阳。酒鬼们不但白天醉醺醺，晚上也喝得酩酊大醉。北极圈的冬天褪去层层的外衣，露出浅粉橘、紫罗兰、蜜桃李的色彩。我们同一天收到军需处寄来的明信片，带着明信片走到公园。这是我爸以前从牢里寄信给我之后、头一次有人跟我写信。

我拿我这张印了红旗的明信片跟朋友们的明信片做个比较，除了姓名之外，大家的明信片一模一样。依照法律规定，军需处可以命令我们毕业隔天就到基地接受检查，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准许我们八月报到。如果我们全都死在基地，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收到一张除了姓名之外、格式全都相同的明信片？说不定为了褒扬我们为国捐躯，军方会寄给我们的家人一封制式的书信？

“我打算抢劫一家电器行。”亚历山大高声宣告，猛吸五口，解决一支香烟。他的肺跟蓝鲸鱼的肺一样可观。“关个三年，应该够了。”

“三年太长，托尼。”伊凡说。“我猜顶多六个月。我打算抢劫观光客。”

我们全都哄然大笑。

“尽管笑吧。”沃拉里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条子会在乎谁抢了电器行或是观光客。条子才会抢劫观光客。但是偷开条子的警车？最起码关四年。”

他们转头看我。“我还没决定被关个几年。”我说，口气稍嫌迟缓。“但别担心，算我一份，我绝对跑不了。”

我们拍掌击拳，大摇大摆朝着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前进，领取一张千元卢布支票——所谓“千元卢布支票”，其实是指海洛因，因为海洛因通常藏放在对折的收据里。涅瓦河水花四溅，河面处处油污，远远望去，有如一道道弧形的彩虹。观光客吃力地爬下浮舟，人人惊讶赞叹，在相机前面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好像沿岸的至尊豪宅是一群珍奇鸟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难不成那些有如粉扑的粉红屋顶会长了翅膀飞走？我们转弯走向Arsenalnaya街，继续朝着komsomol街前进。远远望去，克列斯提监狱砖墙环绕，尖塔耸立，穹顶雪白，观光客若将之误认为一座宫殿，倒也不以为过。历史课堂上，我们习知在一九三七年的样板公审中，一些微不足道、用来混淆大众视听的小人物被抓到这座监狱接受拷问。文学课堂上，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描述这座监狱的诗作（译注：Anna Andreevna Akhmatova，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988-1966，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俄罗斯女诗人之一）。她的儿子被关了十七个月。她随同其他数百名女子在这些高大的砖墙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决与行刑。“你可以描述这一切吗？”一位嘴唇青蓝的女子轻声问道。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是的，我可以。”

如今，砖墙之外，她们的孙女们静静等候，其中几位的外套太大，几乎盖住整副身躯；狱中待审的囚犯们是她们的先生、男友、孩儿、父亲。我们发出嘘声，我们高声叫嚣，我们问她们要不要跑趴。换作七十年前，她们的哀伤说不定值得一位伟大的诗人提笔撰文。但是现在谁还读诗？

“我不怕。”我大声说，沃拉里、伊凡、亚历山大全都同意他们不怕。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车臣还是克列斯提监狱。我从我朋友们手中收取一张张沾了汗水而软趴趴的钞票，走上一栋破烂国宅的三楼，领取那张千元卢布支票。

*　*

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报纸和部落格的分类广告完全不一样，那些广告征求具有商学院学历、会说多种语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欧洲脱衣舞俱乐部跳舞的单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却既不光鲜，也不浮华，而且无助于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让“贾卡达”或是“颓废”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们放我一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员可比看守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更难缠。头一天上工，我清晨四点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楼帮基里尔穿衣。他的衬衫、长裤、床单全都裁剪自政府核发的蓝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么穿衣？”我问。

他坐在床沿，脸上的笑容有如一万瓦特般灿烂。他竟然喜欢看我受罪！快乐是一场零和赛局，我的比数愈低，他的比数愈高。目前看来，他的得分扶摇直上，随时可能冲破天花板。

“我可以自己来。”他说。他咧嘴一笑，露出跟食用油一样颜色的黄板牙。“只是比较花时间。”

“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你真多嘴。”他说，“尤其是对一个处男而言。”

该死！谁告诉他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跟谁说了？我再也混不下去了。说不定我可以卖肾买个身份、摇身变为一个亚马尔半岛饲养麋鹿的牧人？“亚马尔半岛”（Yamal Peninsula）在俄文里的意思是“世界的尽头”，说不定应该算得上遥远。我已经在脑海里盖起冰屋、娶了一头麝牛当老婆，基里尔忽然打断我的思绪。

“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的脸涨得比我喝的罗宋汤还红。”他闭上眼睛，神情静穆，好像一个所求不多、容易满足的智者。“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那是我十三岁生日。”

十八岁的我不但处男，而且是个老处男。

“我爸带我去找他最喜欢的妓女，让她帮我‘转大人’。”基里尔继续说，“我操她的时候，他站在床边，距离倒没有近到让我觉得怪怪的，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他只想确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大概五秒钟就射了，他拍手叫好，我从来没让我老爸这么骄傲。

“但是你啊。”他的眼睛直直迎上我的目光。“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不屑帮一个截肢的人穿裤子，而你这个浑小子甚至还是个处男。你丢不丢脸？”

我帮他把长裤拉到他瘦巴巴的臀部，长裤截短，只及大腿中段，下摆折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件排球短裤。他指指地上一卷黏答答的胶带。“你得帮我把残肢裹起来。”

“我他妈的才不呢。”

“你得学着怎么做。”他咄咄相逼。

“你缺了脚，又不是缺了手。你自己来。”

“童子鸡，快点。”他下令。

我拿起胶带、在他的残肢上绕了几圈之后，基里尔在头发上抹上植物起酥油，用梳子梳了十几下，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把头发中分。“他们可以舀一大匙这个鬼东西放进罐子里，贴上法文标签，把价钱抬高十倍。”他解释，“但他们骗不了我。”

最后一个步骤是喷上大量古龙水，古龙水呛鼻，闻起来像是防止尸体腐化的香油。我把基里尔抬上他的轮椅，推着他走到走廊。

“我自己下楼。”我们走到楼梯口时、他对我说。他把一块厚纸板塞到身下，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扶手，好像乘坐平底雪橇似的滑下楼梯。七层楼，没问题，他大气都不吭一声就自己下楼，但是他的长裤却像是一座只有我可以抱着他攀越的高峰。恬不知耻的混蛋。

“等等。”他说。大楼的大门铿锵关上，中古世纪的攻城器具都打不破那个鬼东西。“我想要喘口气，休息一下。”

“你坐轮椅耶。除了喘口气休息，你还能干吗？”

他摇摇头，点一支烟，跟我说话，那种表情好像我才是不讲理的一方。“你这个小鬼，干吗如此慌张？急着想要献出你的童贞？”

我有样学样，也点了一支烟。无眠的夜晚有如一个死胡同，始终通向混沌的清晨。云朵只是懒洋洋地停滞在空中，完全不顾世事。懒惰的混蛋。一座烟囱矗立在涅瓦河对岸，烟囱高耸突兀，比任何一座皇宫的圆塔都显眼。如果世世代代以其伟大的纪念碑流传后世，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纪念碑将是移动电话优惠方案的广告牌。马路对面，一群野狗追着一个游民跑过弃置的空地。根据我们的教科书，多达千名的农奴为了兴建圣彼得堡丧命。我们的老师认为不止于此，说不定将近十万。但为了跟你上床，他什么都肯说。带头的野狗咬了一下游民的屁股，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只有如水牛般巨大的罗威纳犬冲向他的脊背，他往前冲了三步，终于跌倒在地。我不确定圣彼得堡是否连他这种人都配不上。

“我以为你打算上路了。”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基里尔边回答、边举起他的香烟。“我们必须慢慢享用。”

我推着基里尔沿着夏帕勒尔纳亚街往前走，斯莫尔尼修道院的白色圆顶逐渐消失在我们身后。我们在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左转。一个赌场闪闪发亮，好像街灯映照下的棒棒糖。到处都是寿司餐厅和爱尔兰小酒馆。街旁停了一排豪华礼车，车窗上了色，跟司机们的太阳眼镜一样墨黑。生锈的煤灰桶冒出火光，火苗透过格栅抽搐颤动，看起来好像反倒是它们冷得发抖，感觉有点怪异。我们静待车流暂缓，等着过马路。

“你把我抬过入口。”我们接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入口时，基里尔对我说。我塞进两枚代币，两只手臂撑着他的腋窝，把他抬过入口。对一个缺了半截身子的人而言，他还满重的。

我拆卸轮椅时，报贩们挥舞着报纸的头版。索契的大型度假中心将于明年开幕。悉尼准备主办夏季奥运会。克列斯提监狱将改建为旅馆购物商场。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深达一百三十七米。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把尺，而且长度足以丈量我裤裆里的家伙。”我说。

“童子鸡，随便你怎么讲，我们姑且信之。”他回答。“一百三十七米，这表示它是全世界最深的电梯。我们附近就有一项世界纪录，但是搭乘电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晓得这一回事。”

“他们为什么把隧道挖得这么深？”

“因为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人丢核弹轰炸我们，隧道就可以用来当作避难所。你太年轻，不记得这些事情，但是我成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依然害怕美国人会对我们投掷核子弹。”

“被核子弹炸到的人会只丢了两条腿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皱着眉头看看他的残肢。“我又没被核子弹炸过。”

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以方格排列，深浅不一，宛若棋盘。基里尔啪的一声戴上皮手套，手掌紧贴着大理石地板，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前进。他似乎把周遭视为一组组双杠。我推着空荡的轮椅跟在后头。

“我看起来怎么样？”他问。他头上戴着尖顶帽，下半身套着半截长裤，全身上下都是军服，看起来太隆重，让我很难把他当一回事。

“很矮。”我说。

列车进站，所经之处热风劲扬，飕飕涌入车站。基里尔下达指令。这套把戏了无新意。你在地铁站每走三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在车臣战场上受伤的跛脚荣民。他们高唱民俗歌谣，坐在木头栈板上，朗读普希金，盘起软趴趴的双脚，高举硬纸板宣扬他们的苦楚。有些荣民只是喝得醉醺醺，喃喃述说残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列车车门大张，吐出一群拥挤的乘客。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好像大猩猩似的穿梭于过往行人的腿间，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年轻男子让位给女士们和老人家，表现出平日罕见的礼数。车门关上，车轮嗡嗡滑过轨道，基里尔上戏。他不唱国歌、没有从轮椅背包里掏出一个摆着廉价纪念品的托盘、没有高声诉说自己悲惨的遭遇，他只是紧握双拳，抬头挺胸，紧盯着每一个人，缓缓爬过退让到两侧的乘客之间。我仅仅推着轮椅跟在后面，看着卢布哗啦哗啦落入柳条篮。

“玛莎，给他几卢布。”一个瘦巴巴、皱巴巴、系着头巾的老太太悄悄跟她朋友说。“可怜一下那个苦兮兮的家伙。”

“你是个英雄。”一位戴着龟壳镜框眼镜的老先生慎重地说。“宁愿失去你的双腿，也不愿失去你的荣誉。”

列车行进之时，基里尔一句话都没说。他没有开口乞讨，也没有点头道谢，晨间通勤的民众却不断从口袋和皮包里掏钱捐献。他紧握双拳，一前一后撑地，尖顶帽微微一斜，拖着残缺的大腿前进。他不是滑稽的漫画人物，不是马戏班的畸形怪胎，而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爬过一个在他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的战场。我自己都几乎打开钱包。

列车开抵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的两分半钟之内，他赚到两百四十卢布。我不敢相信篮子里放着多少铜板和皱巴巴的纸钞。我爸工作三小时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你不能让他们以为你在赚钱。”他把零钱放进口袋，悄悄跟我说。我们在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登上另一部列车。

我们搭乘这一线和另外两线地铁，直到下午两、三点。不到早上十点，已有一千两百卢布入袋。不到中午十二点，已有两千三百卢布入袋。谁晓得我的同胞们居然如此爱国、如此慷慨？午餐之时，我们从Baltiyskaya地铁站回到街上，跟一个上了年纪、头发染成紫色的小贩买了沙威玛三明治和裸麦啤酒，我看着一个个穿了迷你裙的小妞走过午后斜长的光影。“我这个助理还是处男，浑身上下不对劲，无可救药。”基里尔朝着一个小妞大喊，小妞留着黑褐的刘海，埋头阅读《哈利·波特》，长相非常甜美。“你可怜可怜他吧？”

我真想马上重重打他一拳。我已经从头到尾读了三次《哈利·波特》，但我会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嗯，我说不定会跟她说。但她已经拿起小说，迈步离去。

“未来十年之内预计兴建四十一座新的地铁车站。”基里尔一边享用微焦的羊肉、一边大声宣布。我真希望自己刚才追过去跟那位褐发女孩攀谈，但是我若真的追上去，搞不好只会变成她口中那个“行径近似跟踪狂、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最起码目前我只是“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一个人活得有没有尊严，其实只是程度问题。

“四十一座新车站，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基里尔问。

“这表示只会盖三座车站。”

“这表示每天更多人搭地铁。乘客愈多，钱也愈多。”

“你已经赚太多钱了。讨钱的人不应该比给钱的人赚得多。”

“我跟你保证，我们比他们勤快多了。”基里尔对着一群拔腿飞奔、赶着过马路的学童微笑。你或许以为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会成天哭兮兮。但基里尔怡然自得，好像始终凝视着一片葵花田。“我正在存钱到乡下买栋房子，而且是栋无障碍空间的别墅，将来我可以在水槽边洗碗。”

我实在很难把他当一回事。只有骗子、寡头大亨、政客——通常这三者是同一个人——才买得起乡间别墅。那些人双脚健全，从来没去过车臣，下一代也绝对不会去车臣。然而，眼前这位基里尔先生居然认为自己是其中之一。不管他哪些部位残缺不全，这家伙依然带种。

“你真是个老千。”我说。

“这是一门艺术。”

“榨取别人的钱？”

他斜眼瞪我。“没有人白白给我东西。我是个生意人。”

“你卖些什么？”

“每一个在地铁里打开钱包的人，当他们看到缺了腿的荣民，他们感到羞愧，说不定有点怜悯。但当他们看到我爬过车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默默抗争、绝不乞讨的斗士，不禁感到骄傲。他们应该感到耻辱，心中却兴起一股自豪，他们付钱给我，因为我让他们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爸穿着睡裤，手脚大张，坐在长沙发上。他直接拿起鱼罐头，边吃边让小猫舔干他手指上的油渍。

“过来。”他下令，就着电视的灯光检查我的瞳孔。猫咪的尾巴缠绕我爸的胳臂，愉快地呜呜叫。那只猫咪简直是披了毛皮的恶魔。

“跟我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爸问。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长达一百三十七米。”

“还有呢？”

“我晓得基里尔比你赚得多。”

“他让你留下多少？”

“一毛都没有。”我坦承。“但他请我吃了一个沙威玛三明治。”

“这么说来，我们两个都比你赚得多。”我无话可说，他看起来得意扬扬，转头继续看电视。片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配音，连那个丰满的蛇蝎美女都粗声粗气地说话，听起来好像是个愚笨鲁钝、烟不离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一个下颚方正的男演员爬进冰箱，躲过了炸弹攻击。我希望这种科技已经传到车臣。

“克列斯提监狱即将改建成旅馆。”我说。

“又要改建？什么时候？”

“报上说等郊外的新监狱盖好就动工。”

“我还没被抓去关之前，他们就这么说。当时我就希望那里是间旅馆。但当然不是。”

我转头，但没办法躲避他——墙上挂了五十张我爸的照片，照片加上黑色的细框，从客厅的墙上延伸过来。从五岁到六十九岁，除了他坐牢的几年之外，他每一年都拍一张照片留念。他妈妈以前每年都带他到照相馆拍照，以防警察把她抓走、他被送到国营的孤儿院。他爸爸是人民的公敌，所以她必须考虑这些事情，做出预防措施。直至今日，每年生日时，他依然穿上他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到照相馆拍张照片，把新拍的照片带回家，挂在墙上。老实说，这种行径有点疯狂。即使世间某处有个女孩愿意跟我回家，我也不会把她带到这里。

我走过客厅，瞪着我爸一九八三年的照片。这张照片跟其他每一张都一样，看起来像是放大的护照相片。一九八三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看来相当阴沉。

“你知道的，我始终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我爸主动开口。“那年我五十岁，我以为我赢定了，再也不必担心。然后我碰到你妈妈，然后她怀了身孕，这下我不能抛下她了，对不对？”

“爸，有些事情最好当作是无头公案。”

“胡说。你若不晓得你打哪里来，你就不晓得你会在哪里说拜拜。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起头。”

我闭上眼睛，尽其所能迎合他。“好，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你啊，我的宝贝儿子，因为保险套破了，所以才有你。”

弒父真的不应该受到惩处。我朝着走廊转身，忽然注意到沾了茶渍的扶手椅上方新挂上一张照片。“什么时候是你的生日？”我问。

“几个星期之前。”他说。“别摆出那种表情。这些照片啊，每一张都是为了你拍的。”

“你晓得这话听起来多疯狂，对不对？墙上挂了五十几张你自己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我或是妈妈，全都只是你自己。”

他搔搔猫咪耳朵之间的隆起之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亿次。

“我爸爸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本来有几张，但我妈妈不得不销毁。我小时候，她经常把照片拿给我看，但现在照片没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我不晓得他是谁，塞尔盖，我不知道我的起头。”他从猫咪身上移开视线，抬头看看照片，然后看看我。“这些都是为你拍的，所以你会知道你的起头、你不会忘了我是谁。”

*　*

癌症夺走她的性命之前，我妈在一家小商店当收银员，店里橱架上货品贫乏，零零星星，你看了说不定会以为这里贩卖橱架，而不是一家超商。她出门十五分钟之后，我爸开始干活。他有一支跟皮靴一样大的移动电话，他好像战壕里的士兵似的接听电话，口操行话，清晰明快地处理订单，接着戴上橡皮手套和手术口罩，把厨房桌上的白粉装进小袋里。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个医生。

“这东西对你非常不好。”放学之后、我获准看着他工作时，他跟我说。他用我妈的量勺均分白粉，放进对折的小纸袋。“你绝对不可以食用。”

“你在制作什么？”

“我在挣钱。”他回答。

夏季之时，他白天经常派我出去送货。倒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只是把几个信封送交到大学生和应召女郎的手中，分量极为轻微，只有严格解释才算犯法。我出门之前，他跟我说了一连串注意事项。

“你必须先点钱，然后才把货品交给他们。”

“你绝对不可以直视警察的双眼。”

“你必须遵守每一条法律，除了你违反的那一条之外。”

“你绝对不可以停下来跟任何人说话。”

“你必须假装自己是个男子汉，然后你就果真是个男子汉。”

我买了地铁车票，而不是跳过入口。我在每个十字路口静候变换灯号。我的身高不及门上的猫眼，不得不一直敲门，直到有人应门。应召女郎有时请我进去喝杯茶，吃条巧克力棒。过了几年，当我意识到自己曾经进入圣彼得堡几位最美艳、最淫荡的女人的香窝、结果却只受到甜食的诱惑，我不禁觉得自己是个沙皇级的无能蠢蛋。现在我只觉得她们好可怜，必须借用毒品才有办法承受发生在那些公寓里的一切。

桌上的海洛因，窗沿的白雪；一头孤狼的刺青延伸到他的前臂；手术口罩盖住他的半张脸；戴了手套的双手娴熟地执行任务：那就是我印象中的老爸。他是个资本主义者，他是个因应新苏联而生的男人，他是个我以为我会永远崇拜的爸爸。

我妈当然知道，但假装不知情。当她发现我帮我爸跑腿，这事才画下句点。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八月的一个下午，我慢慢晃进家门，手指沾了融化的冰淇淋，依然黏答答，她那天正好早点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就被她逮到。

“送货挣钱。”我骄傲地说。她伸出右手打了我一巴掌，伸出左手搂住我。

“到处都有人犯法。”她说。“电视里，大街上，克里姆林宫，现在轮到我家里。我才不愿意跟两个歹徒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她打电话报警。那天下午，我爸就在我们公寓大楼外面被捕。

*　*

既然推着基里尔四处走动，我就不得不躲着朋友们。我没有回他们的电话，而且避开公园、学校操场、我们经常躲在里头昏睡的大楼地下室。我们只碰过一次面，那时是六月底，我跟基里尔在Gostiny Dvor地铁站的月台上，基里尔唠唠叨叨讲述铁路枕木的历史，说了又说，讲个不停。沃拉里呆滞的目光忽然停驻在我身上。他搔搔胯下。他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经迁居到鼠蹊间的密林。

“图派克，你最近到哪里去了？”他问。伊凡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一件超大号、塞得进一个四口之家的运动衫站在他后面。

我朝着基里尔点点头。“哪里都没去，只是工作。”

沃拉里不怀好意地笑笑。“新朋友？”

“我爸逼的。”我试图把音量降低到基里尔听不到。

“你听说托尼做了什么好事吗？他上星期抢了一家电脑专卖店。”伊凡说。“他把他的境内护照留在柜台上，但是依然没办法让自己被抓起来。他得走进警察局，坚称自己犯了罪。真的很丢人。”

“他进了克列斯提监狱？”

沃拉里点点头。“最起码关到开庭。听起来还不错。不会缺水，免费供电，我敢打赌他正在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周末就加入他。”

“你们打算以什么罪名入狱？”

“我们打算偷一部警车。”伊凡抓着牛仔裤说，他的裤子正朝着膝盖下滑。基里尔把头转开，假装没有听我们讲话。“你要掺一脚吗？”

“我答应我爸这个周末帮他搬一些家具。”我说。“但我会跟你们在那里碰面。”

“你保证？”伊凡问。

“没错，绝对保证。”

“这事攸关你的小命。”沃拉里走开之前说。“你被关进牢里，说不定就可以保住脖子上这颗头颅。”

基里尔保持沉默，直到沃拉里和伊凡消失在铺了白色瓷砖、通往Nevsky Prospekt地铁站的行人地下道。一个吉卜赛小贩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我们身边，盘上摆着一件件通常成包贩售的物品，比方说可抛式刮胡刀、保险套、巧克力棒。

“你会跟他们去偷警车？”基里尔问，语气之中没有轻蔑之意，听起来甚至不像是反对。

“我不知道。”我坦承。

“在我那个年代，若是想要逃避兵役，最普遍的方式是上大学，其次是宣称心理有问题，借此延缓入伍。你必须贿赂一个精神科医生，请他说你是个有凭有据的疯子。问题是缓征令都被谎称心理有毛病的新富阶级拿光了，真正的精神病患反而不得不当兵。我们的连队有两个人精神分裂、几个人情绪躁郁，还有一个家伙说天使经常来找他。战争真是荒诞，不是吗？”

“一张缓征令多少钱？”

“你绝对付不起。”他说。列车驶近，随之扬起的微风急急扫过我的头发，但基里尔被植物起酥油抹得银闪闪的头发，却是纹丝不动。

*　*

一星期一星期接踵而逝。自从那天晚上我爸在五百卢布的收据里找到剩余的毒品之后，我就没有再碰海洛因。我一直等着出现戒断的症状——如果我在铺了软垫的病房里乱跑乱跳，他们就不能把我送往车臣——但我猜你如果五个月之内只吸了四次毒，你不会出现戒断的症状。每天早上，我四点半起床，帮基里尔穿衣。我们抽支Java Gold当作早餐，坐上列车激励民众，一直工作到中午。有天我们跟一个乔治亚人买午餐，这个老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好像身子里有个黑洞，整个人慢慢朝着腹部缩进去。基里尔又开始不停讲述地铁系统。

“全世界最繁忙的地铁之中，我们的地铁系统排名第十三。”他边吃香肠边说。那天是圣彼得与圣保罗纪念日，市区各处热气腾腾，好像毛孔之中冒出闷热的湿气。“但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之中，圣彼得堡仅仅排名第四十五。你觉得这代表什么？”

“我们穷得买不起汽车？”

“你白痴喔。这表示我们的地铁系统令人自豪。纽约、伦敦，你认为他们的地铁站有水晶吊灯、大理石地板、黄铜雕像吗？”

“当然有。”

“没有。”他坚称。“他们的地铁站都是涂鸦、摇摇欲坠的墙壁、把乘客推向铁轨的无赖。他们没有美丽的物品。”

“那是个电视节目，对不对？”我说，我们终于有个共同嗜好。

“我说的不是电视节目！我说的是地铁。一座不是为了沙皇或是王子兴建，而是属于你我的殿堂。”

“好吧，同志，我们这就朝着你的殿堂前进。”我建议，推着他走向Pushkinskaya地铁站的入口。

“你不该在四月二十日工作。”我把他抬过地铁入口时、他对我说。“那些理个平头的小混混在希特勒的诞辰最嚣张。”

那时还是夏天。我不知道他干吗跟我提出这番劝告。

“如果你……”我们走到月台时、我朝着他的残肢点点头说，“你有什么计划？”

“你是说如果我双脚健全？”

“没错。”

“我打算开公司，提供窒息式性爱的服务。”他毫不犹豫地说。

“你说什么？”

“窒息式性爱。难不成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是一个新的电视节目吗？”

他下巴大张，一脸不可置信。“那是一种嗜好。你应该试试。非常有趣。”

“那是什么？”

“那是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干得爽歪歪。”

“听起来不怎么有趣。”我说。“其实似乎蛮可怕的。”

“不但是处男，还是道貌岸然的清教徒。你长大以后会变成一个修女。”

他断了腿的缺憾，全被他的伶牙俐齿补了回来。“那么你要提供什么服务？”我问。“这听起来像是两人之间的私事。”

“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让自己几乎窒息，当然会有风险。这种经验可能改变你的一生，也可能让你断送性命。犹如高空跳伞。我的公司将提供类似降落伞的服务。比方说你想要尝试一下窒息式性爱，你事先打电话给我，我手边已经有一副你家的备用钥匙，如果你某个时间之内没有打电话回来报备，就说一个钟头吧，我会过去查看一下状况。到了那时，你说不定已经一命呜呼，若是如此，我会赶快帮你拉上长裤，好让你的亲友们以为你死于一般的自杀，说不定心里比较好过。”

“如果他们没死、而你有他们家的钥匙，你就可以把他们洗劫一空。”

“你这个没经验的小毛头还有点希望。”

我们在月台边缘等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口，但我就是说了。我问基里尔为什么从来不提他怎么失去双腿、他乞讨之时为什么沉默不语、面带挑衅。

他皱起眉头，我们的对话骤然转向，变得如此严肃，让他不太高兴。列车从对面的铁轨进站，几乎飕飕带走他的话语。“你可以靠着别人的罪恶感过活。”他说。“但是你若想要一栋乡间别墅，你也必须让他们感到自豪。”

疾风涌入隧道，夹带着列车尖锐的刹车声。“但你怎么失去你的双腿？”我高声发问，听出自己声音中的恐惧，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怀疑的事实：我果然是个胆小鬼。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摇摇头，对着自己笑笑。疾风散去，环绕着我们。“我之所以告诉你，纯粹是因为你即将南下，进入战区。我的残废跟地雷无关。几年前一个晚上，我喝得烂醉，昏死在圣彼得堡的地铁轨道上。”

那天傍晚，一套破烂的军服平放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宛如一片蓝灰的雨云。我摊开长裤，举到腰间比一比，裤脚垂过我的脚踝，噗噗啪啪打上地面。

“你爷爷身材高大。”我爸站在门口说。那只恶魔般的猫咪在他双脚之间窥视。“把裤管截短，你看起来就像个大人。”

听到他这么说，我觉得好难过。

“我不想去。”我告诉猫咪。小恶魔的头一歪，尾巴一拍，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我爸伸出一只手指头勾住我的下巴，抬高我的脸，让我看着他。“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绝对不会有人想要套上军服。”他那支抽了一半的香烟熏得我泪汪汪。他把剩下的半截香烟丢进茶杯里，用大拇指抹去我脸颊的泪水。

“喔，塞尔盖，有时我但愿你看得到我眼中的你。”他的脸有如炽热的大太阳。我不得不移开视线。我试着把目光停驻在一个不会激发情感之处，但是满墙都是他加了框的照片。我躲不开他。他无所不在，看顾着我。

“你看到什么？”两年以来，我头一次声音哽咽。我情愿用我的余生交换一件隐形斗篷，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幻影移形，出现在任何一个我爸视线所不及之处。

“我看到一个脑筋很好、说不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年轻人。我看到一个心地善良、个性纯真的年轻人，但他的世界却容不下、也不赞许这样的好人。我看到一个我希望他在哪些方面不像我、他就真的跟我不一样的儿子。”

“我不信。”

“你会活得快快乐乐。你会的。”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衷心希望我能够相信我爸。

“瞧瞧你。”他说，身子往前一倾，在我的额头印上一吻。“我的塞尔盖，我的小笨瓜。过去这几年，你花了多少精神想要变成一个混蛋。即使尽了全力，你反而成了一个男子汉。我知道你想要变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混蛋，今后数百年，人们一说到‘混蛋’就会想起你。但你不是一个混蛋。你是我的儿子。所以啰，当你想要自取其辱，请你记住，我的宝贝儿子，你是你爸爸全心的骄傲。”

*　*

隔天早上，我的脑袋和天空皆是一片昏沉。我推着基里尔走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浑然不顾他讲古。再过四天，我就必须报到。

连着好几个钟头，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大摇大摆地越过车厢，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卢布纷纷落入柳条篮，他每一站都讨得到钱。

“我们休息一下。”快到Ploshchad lenin地铁站之时，我跟他说。

“现在才十一点。”

“我想透透气。”

基里尔叹口气，但是应允。他在电扶梯上算一算早上讨了多少钱，成果令他满意。“你最好把钱收在胸前的口袋里。”他说。“小偷对于残障者颇有戒心，绝对不会接近你的残肢。”

“你一直说‘你’。”我轻声说。我悄悄意识到这一点。

“我在跟你说话，若不说‘你’，不然我还要说谁？”

“你一直对我下达指令，好像在训练我。‘你得这么做、你得那么做，才有办法成功行乞。’”

“我只是笼统说说，没有特定的对象。”他开口，但我已经不再聆听。整个夏天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是基里尔的助理，而是他的学徒。

我手一松，任凭收叠起来的轮椅噼噼啪啪滚下电扶梯，我不记得路人们的脸孔，或是他们跟我大吼什么，也不记得基里尔说了什么，或是究竟有没有开口。我记得我抓住基里尔熨烫笔挺的蓝色衣领，把他推向缓缓下滑的电扶梯侧板。若是愿意，他大可制住我。他那双手臂每天支撑他越过三千米长的车厢，晚上还有足够的精力举重。但他没有反抗、没有搏斗，我还没挥出第一拳，他就已经投降。当我勒住他的脖子、他的帽子掉到地上、电扶梯的侧板把他一丝不苟的头发压得乱七八糟，我发誓他嘴角一撇、微微一笑，那张眉毛纠结的脸庞毫无惧意。他睁大死鱼般的双眼，似乎打赌我胆怯到甚至做不出这种懦夫的行径。但我痛揍他一拳，表示我做得出来，然后我不停揍他，因为我怕得不敢住手。等到我揪住他油腻的头发、按着他的脸猛撞电扶梯的踏阶，我的指关节已经像是迸裂的莓果。基里尔终于瘫倒在地。我把手伸进他胸前的口袋，抓住纸钞和零散的铜板，转头往上跑，冲过其余的踏阶。隔着半条街，我看到电扶梯将基里尔送在街面，他软趴趴地躺卧，电扶梯的踏阶噗噗啪啪扫过他的残肢。通勤的路人们踏过他匆忙前进。

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肝胆似乎被大炮轰了一个大洞。我杀了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个残废的战争英雄。这下我永远不必前往车臣，因为我将在牢里度过余生。当我双膝跪地、高声干号，我听到他大喊大叫。

他依然斜斜躺在电扶梯出口，鼻孔朝天，脸上沾满鲜血。下行的踏阶不停消失在他的身侧，他手臂大张，紧握双拳。“我还活着！”他尖叫。“我还活着！我不想死！”

我躲到偏远郊区的毒品注射场所，花了两卢布租了一个针头，肆意狂欢。即使嗑药嗑得恍恍惚惚，我依然摆脱不了高声呼喊自己还活着的基里尔。

*　*

克列斯提监狱原本是王室储酒的库房，库藏的烈酒足使皇亲贵族和朝臣们沉醉酒乡之中，度过漫长的寒冬。农奴获得解放之后，政府承接地主们昔日的权责，把初尝自由滋味的人民打进大牢，克列斯提因而成了一座监狱。一世纪以来，苏联秘密警察在此痛殴叛国歹徒，迫使他们招供。苏联瓦解之后，烟毒犯在此等候审判。依据原本的设计，克列斯提监狱只能容纳一千名左右的囚犯，但当我爸从komsomol街的铁门走入狱中，囚犯的人数已经破万。

我只探过一次监。我从我妈那里偷了几百元卢布，贿赂一位狱警。日后当我跟朋友们讲述此事，我把整个经过描述得像是电影“教父”的场景，我爸好像是监狱的大头目，除了如何烹调番茄酱之外，什么都不必担心。但飘散在走道的大蒜味全都来自那位狱警。我跟随狱警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穿过长长的回廊，走进牢房区。手臂有如树枝般干瘦、双眼如洞穴般凹陷的男人们倚着铁栏杆，我爸跟其他十九个囚犯共享的牢房原本是一间单独禁闭室。那天稍早下过雨。

我爸周遭飘散着汗水、阿摩尼亚、漂白水的气味。他看起来像是来自在一个没有蔬果、没有日照的星球。“你有烟吗？”他问我。我当时九岁。

他四年之后出狱。我妈在他第一次假释听证会之前过世，国营的孤儿院比克列斯提监狱更人满为患，但是听证会的法官出奇地守法，而且仁慈得令人讶异，整个司法部里，说不定只有他的心尚未挨了一刀、被换成一块漆黑的木炭。我爸只服了三分之一的刑期，但法官准予我爸出狱。出狱之后，我爸奉公守法。他开无照出租车，碰到每一个黄灯都停车。我真的想要相信他看在我的分上，决定诚实过日子，但他纯粹是为了他自己。他非常惧怕克列斯提监狱，甚至甘愿承受生活的乏味与挫折。

他出狱几个月之后，我被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痛揍一顿。我带着黑眼圈回家，额头也多了一道深长的伤口。我爸仔细打量我。

“谁对你做出这种事？”他问。

“他们是──”我开口，但我还没说完，他已经大手一挥，指头用力掐入我额头的伤口。

“我的儿子是个报马仔？”他问。

我张嘴尖叫，但他的手掌紧紧蒙住我的嘴，他那双空洞、受到辜负的眼睛盯着我。

“我在墙上挂了一张张我自己的照片，我知道你觉得我是某种自恋狂。”他说。我已经往后一倒，靠着餐桌。我额头的伤口并不深，但他的指头重重按压，似乎钉住我的头盖骨。

“我不记得我爸爸的长相，因为我伯伯逼我妈妈拿着铜板把他从照片里刮掉。”

我双腿胡乱踢打，双手拍过桌面，想要拿把小刀捅他一刀，或是抓把叉子刺他一下。他紧紧按住我的嘴，一只指头依然掐入我皮开肉绽的伤口。

“过了几年，我问我妈妈我爸爸出了什么事，她说那个到我们家的男人脱不了关系。我记得那个男人，他是我伯伯，他还跟我说了一个沙皇和宫廷画家的故事。说不定他告发我爸爸，我妈妈不太确定，但她知道若非心怀罪恶感，否则他不会上门警告我们。隔天在学校里，我跑去找我的老师，跟他告发一桩莫须有的事件，我说我伯伯搞破坏、我看到他跟外国人打交道。我想要报复。某个人必须付出代价。我不认识那个被我告发的男人。我只碰过他一次面，在一个大清早跟他说了几分钟的话。”

他的神情变得柔和，近似哀伤。

“只要你不会变得跟我一样，我不在乎你恨我。你了解吗？”

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想要教你做一个比我正直的人。”

他放开我，用他的衬衫衣袖拭去我脸上的血迹。他没有擦拭他的脸颊。他打开窗户，挑了三根冰柱，用菜刀砍下来，悄悄塞进一个塑胶购物袋里，贴在我的脸上。当他清洗我伤口，我不禁哆嗦。“勇敢一点。”他捧着我鼻青脸肿的脸庞、厉声命令。他递给我一个高酒杯的伏特加，然后继续用毛巾清洗伤口。“一个心存畏惧的男人只会沦落到在地上爬。他活该承受世间所有痛苦。”

“我不会。”我保证。即使我满脸鼻涕和泪水，我爸依然神情大喜，带着骄傲的眼光看着我。

*　*

我失去了两个夜晚、我的童贞、基里尔的每一分钱。我的脑袋隆隆作响，好像有个勤奋的铁匠在里面不停敲打。我的肚子滚滚翻腾，好像有个龙卷风在里面肆虐。某处有个小妞引吭高歌。我分不清我听到的是她高亢的颤音、还是我血管嗡嗡作响。角落有个没有灯罩的台灯，台灯接上一条延长线，插在对面一栋楼房的插座里，远远望去，延长线好像一条洗衣绳，摇摇晃晃地横越在半空中。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不晓得从哪里冒了出来，两只脚的形状与颜色都像是一条黑面包，普通人穿的鞋子绝对容纳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粉，撒在烘焙纸上，用刀片加上另一种白粉。角落有个男孩在墙上画了一个个巨乳。男人跟他要了一支麦克笔，在我的臂膀上涂鸦。他一直跟我说一条条动脉与静脉的拉丁学名，就一个吸毒自毁的男人而言，他这种治学态度倒是匪夷所思。隔天早上，我在一个女人身边醒来，她一头有如蛛网的灰发，褐色的双眼凹陷深邃，几乎无神。“你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头一个早上。”她说。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三百卢布。”她说。这下我了解了。“你需要牙刷吗？”她问。我跟她说我不需要，她说：“小伙子，但你需要。你得保持牙齿清洁。你若有口好牙，前途就不可限量。”我买下那把牙刷，又打了一剂海洛因，刺穿某人先前在我青蓝血管间画上的小红船。我搞不清自己有几根指头。哪个神经病的神明会放心将这么多根指头交付给我？斑驳的白漆从天花板上掉落。我等着整片天花板塌下来。几乎杀了基里尔会让我吃几年牢饭？吃牢饭会比去服役更糟吗？

回到家中之时，我以为我会看到警车，但除了往常那部铁锈斑斑、零件被拆得精光、锁在街灯上的自行车车筐，没有其他东西等着我。楼梯犹如往常布满灰尘，我爬上顶楼，倒不是想要道歉，我只是不知道还有何处可去。我无法面对我爸。

基里尔的门没锁。他坐在轮椅上，冰敷他的脸颊，手枪搁在他旁边的桌上。他的脸比他的双腿看起来更残缺。他没有抓起电话，或是大声呼救，他只是伸手拿枪，搁在裹着胶带的大腿之间。

他带着我专为他那种人保留的神情看着我。

“你得下楼。”他沉着地说。

“我会去坐牢吗？你告诉警察了吗？”

这个问题冒犯了他，他只是简单回了一句：“我曾是个上士。”

他轻轻摇头，下颚在阴影之中忽隐忽现。他嘴里没被打断的牙齿，看起来好像保龄球道残余的球瓶。他根本不怕我。我因而憎恨他。

“下楼吧，塞尔盖，你不会去坐牢。”

但我往前一步，举起我的双手，一步变成两步，两步变成三步。咔嚓一声，松开保险杆，再咔嚓一声，扳上击锤。他把手枪握在残肢之间。当他意识到我要求他做什么，我的膝盖距离枪身仅仅两米。他神情了然，面带哀伤，慢慢点头，我只能制止自己不要因为松了一口气而啜泣。我想要说声谢谢，但是枪声掩没我感激的话语。我双脚一软。子弹飕飕穿过我的膝盖。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才爬向他，他把我抬到他的怀里，轻声说道：“你还活着。你还活着。你还活着。”

特展

圣彼得堡，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

弗拉基米尔

“您好，请问您是俄亥俄州克拉弗特路一八八九号的琼安娜·麦克格林契太太吗？好的，请问您的生日是不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我是国税局的约翰·史密斯。嗯，麦克格林契太太，很抱歉必须通知您，除非您提供一些资料，否则我们将查核您的税单。首先，您必须跟我说您的社安卡卡号和银行账号。还有您娘家的姓氏。没错，这是为了核对您的身份。我们国税局非常重视身份窃盗的问题。”

你瞧瞧！这个小家伙真是成材。他坐在网吧幽暗的一角，观看他的孩子工作。好个奇才啊，弗拉基米尔的孩儿！在先天与后天的角力中，弗拉基米尔绝对支持前者。优生学家梦想的种种素质流窜于塞尔盖的血液之中。

弗拉基米尔，别太自大。花时间陪小孩，并不表示你善尽为父之责。你应该到图书馆查阅一下其他神童的父亲大人，比方说莫扎特、普希金等，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个性养成期不也是缺席吗？父亲的缺席岂不是迫使小孩快快长大、加速他们在感情与原创力的进展、让他们早日成为一位成熟的艺术家？

“哇！您真聪明。”塞尔盖继续说，他坐在隔着两张椅子之处，对着一副破烂的头戴式耳机说话，网吧的噪音被隔绝在外。“我跟您担保，苏俄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国税局之间没有交换计划。”

他的声调太生动，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个吃公家饭的官僚。他付出太多心思，只有那种个性像是出勤卡一样单薄空白的公务员才值得信赖。但是弗拉基米尔哪有资格质疑这位技艺娴熟的高手？

“慢慢来，麦克格林契太太。”塞尔盖说。“皮夹可能非常难找。”

由于身陷囹圄，弗拉基米尔错过了毕业典礼和棋艺竞赛。他从来没见过他的儿子为他表现。但这股自豪是否始终蕴藏他的心中、好像毒性强烈的水银似的凝聚在他的体内？

日后塞尔盖若是成了巨富，绝对不可以让他忘记最近这几年，非得让他记住他出院的头一天。他的腿上了石膏，裹上绷带，这个可怜的孩子啊，他看着高度及膝的浴缸，好像那是圣母峰。“我不想洗澡。我不脏。”他说。

“没关系、没关系。”弗拉基米尔说，但怎么可能没关系？事情才严重呢。他从来没有帮儿子洗过澡。从何开始呢？帮塞尔盖脱下袜子？衬衫？先在浴缸里放一些水？他是不是跟着塞尔盖一起踏进澡缸？他该不该移开视线？

“我不想洗澡。我不脏。”

凑过去稍微一闻，连陷入昏迷的病人都会被熏醒。

弗拉基米尔用塑料袋和橡皮筋包住那只裹了绷带的腿，搬张凳子摆在澡缸里，换上泳衣，把儿子抬进澡缸，扶着儿子坐上凳子。他试试水龙头流出的水温，啐的一声吐出带着铁锈味的自来水，嗯，水太烫。他在儿子的头发和肩膀抹上肥皂，嗯，水太冷。腋窝，臀骨，肚脐眼，儿子身躯的各个部位看来陌生，他上次看到这些部位赤裸裸地暴露在衣物之外，儿子的年纪小到写不出自己的姓名。这会儿儿子长大了，身躯却依然躺得进他这个做爸爸的臂弯，而且刚刚好。

“你还好吗？”弗拉基米尔问。

塞尔盖咕噜咕噜地低声啜泣，以示答复，凝重的鼻息好像烘手机的热风吹拂着弗拉基米尔的肌肤。要是你可以跟他对换位置，但你做不到。要是你想得出法子减轻他的痛苦，但你束手无策。要是你办得到，但你办不到。为什么在父母们的眼中，孩子们注定永远娇俏俊美，即使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却已如此丑陋？

“这不公平。”他儿子说。

“的确不公平。”弗拉基米尔应和。

他动手在塞尔盖的指头和腋下抹上肥皂。除了你的胸膛，你的孩儿还能朝着什么嘶吼？除了你的肩膀，你的孩儿还能借着什么支撑？除了你的双手，你的孩儿还能拿着什么清洗？莲蓬头喷溅出一道道热腾腾、灰蒙蒙的水花。一条毛巾垂挂在关着的浴室门上。弗拉基米尔想要弥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六个月之后，他帮塞尔盖报名语言班，授课的老师是个一口坏牙的澳大利亚人。阿尔·帕西诺的电影佳句和饶舌歌手图派克的嘻哈歌词竟是不错的英文教材，塞尔盖跳过了初级班，两年之内，他的英文会话已经好到可以选修商用英语一和商用英语二，而这两门课都用唐纳·特朗普的自传作为教材。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中，一颗种子几乎不需要阳光也可以萌芽生长。

“太好了，麦克格林契太太，最后四码是不是九九一一？我会在系统里做个更正，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查税。没错，我确实来自俄国，现在住在佛罗里达州，大多时间坐在海滩上享用橘子汁。”

全世界最会胡扯的大骗子，仅凭一条电话线就可以无止无尽地招摇撞骗，而且成果丰硕。

塞尔盖祝福麦克格林契太太有个美好的一天，挂掉电话。“嗯，你觉得如何？”

弗拉基米尔觉得如何？他儿子是个砍杀巨人的英雄，没错，他就是这么想。“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些什么，但你的语气好棒。”

塞尔盖不好意思地笑笑。

弗拉基米尔真想把他儿子拥入怀中，大声说道：你看吧？我以前跟你说你会过得快快乐乐，这会儿你知道了吧？

但他反而问道：“那些愚蠢的美国人为什么相信你？”

“我刚入行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我。”塞尔盖坦承。“我在网络电话簿随便找个名字打电话，我跟他们说：‘您好，恭喜您独得大奖，请把您的银行账号我。’”

“没有人相信你？”

塞尔盖摇摇头。“我花了好久才了解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打心眼里畏惧他们那个冷酷、善变的政府。他们不太相信他们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宁愿相信他们会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

“因此，我判定我与其告知他们独得大奖，还不如佯装国税局官员。”塞尔盖继续说。“但这样还不够，依然疑点重重。然后我想到你以前跟我说过的一段话。”

弗拉基米尔往前一倾。

“你跟我说你和奶奶曾被列入某份名单，因为爷爷是人民的公敌。我想网络某处肯定也有一份名单，不管多么不可置信，或是有辱他们的智商，他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深信不疑。”

“真有这份名单？”

塞尔盖对着眼镜镜片吹了一口白雾。“汤姆·汉克斯的脸书粉丝专页。”

弗拉基米尔根本不晓得他儿子在说些什么。

“你记不记得妈妈有个绣花枕头？她生气的时候就拿起枕头蒙住脸，朝着枕头大喊，这样一来，大家就听不到她的怒吼。脸书具有同样功能。还有《阿甘正传》，你一定看过《阿甘正传》。”

“那是一部传记片？”

“不、不，那是一部经典名片。根据这部电影，过去五十年来美国社会的大小成就，其实只是一个智障男子误打误撞的结果。”

“那是一部苏俄的宣传片？”

“不、不，那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美国人在小孩的历史课堂播放这部电影。”塞尔盖喝干那瓶满是泡沫的波罗的海七号啤酒。“所以我从汤姆·汉克斯的粉丝专页抄下脸友们姓名和生日，对照登载个人信息的白页电话簿。你说不定觉得奇怪，明知生日是窃取身份所需的三项信息之一，大家为什么主动把生日公布在网络上？我跟你说啊，因为这样一来，陌生人就可以跟他们说声生日快乐！难以置信，是吧？当我打电话给麦克格林契太太，我手边已经有了她的姓名、地址和生日，我跟她说我是国税局人员，请她提供必要的信息证实她的身份。你得让美国人觉得他必须说服你相信他是谁，而不是由你说服他相信你是谁，这就是诀窍所在。相较于一般美国人，你说不定只花十分之一的功夫就可以让汤姆·汉克斯的粉丝们上当。”

“因为他们有问题？”

“我可不会说得那么严重。”塞尔盖告诫。“我只会说欣赏他演技的人们不了解人类的本性。”

这岂不是每个为人父母的企盼？赋予你的孩儿足够的信心与鼓励，让他得以把握良机、达成你力有未逮的心愿？他的孩儿，好一个创业家。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陌生的爱国情操，由衷感念领导阶级的愿景。在新俄罗斯，你不会受限于过去。人民公敌的孙儿、罪犯的孩儿、他的孩儿，竟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

塞尔盖解释，即使他拿到麦克格林契太太的银行账号，他一毛钱都不碰。他当然不会。弗拉基米尔的儿子忠厚老实，顾及别人的感受，他的小学老师始终这么说。塞尔盖反而会帮她申请几十张信用卡，把信用卡连上虚设的PayPal账户，将数千元美金转入他在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户头。

“即使她的信用评级不佳，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拿到三、四千美金。我们可没有从麦克格林契太太手中拿走一毛钱，那是信用卡公司的钱。”

我们，这两个字听起来多么顺耳。你被纳入另一个人的私人范畴，不单是我，而是我们。继续进行吧，我的孩儿，但请你带着我同行。

“我甚至不认为我犯法。非法吸金和其他种种庞氏骗局？那些人都没有坐牢。西方那些拖垮全球经济的银行家？他们也没有入狱。这都只是自由经济的运作。”

“只有恐怖分子会因为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而入狱。”弗拉基米尔说。多多关爱、多多鼓励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吧。“别为了你的成功道歉。外行人不可能了解繁复的财务。”

“我想要有所表现。”

“塞尔盖啊，我的小财阀，你表现得非常好。”

塞尔盖一跛一跛走向洗手间，他心情好到挺胸而行，几乎看不出他是个瘸子。

弗拉基米尔移到塞尔盖的座位，计算机直直盯着他，令他紧张。对他来说，计算机不过是一部附有打字键盘的电视机，中间连着一条摇摇晃晃的电话线。他试试头戴式耳机。没有声响。

一个形似半颗鸡蛋的塑胶圆球端立在一个正方形的蓝色软垫上。听筒吗？他把它凑到耳边。“谷戈，你在那里吗？我想找人。”

荧幕毫无动静。“哈啰？果戈理？”

女服务生轻轻拍一下他的肩膀。她咧嘴一笑，笑得合不拢嘴，眼睫毛比钢笔书写的线条还要浓黑。“那是鼠标，可不是让你朝着用它说话。”

他打量那个形似塑胶鸡蛋的东西。“我知道什么是老鼠。”他说。“这东西可不是老鼠。”

“它叫作鼠标。”她解释。“你可以把它放在鼠标垫上移来移去。”

一个小小的白色箭头滑过有如蓝天的荧幕。

“你看到了吗？”他大声嚷嚷，手心拍打桌面。“这部机器毫无抗拒就投降。它说不定击败了棋王卡斯帕罗夫，但它知道最好不要招惹我。”

女服务生大笑，纤纤玉手轻拍他的肩膀，啊，今天真是美好。她帮他开启IE浏览器，然后走回收银台。“谷歌，不是果戈理。你输入你想要搜寻什么，按下Enter键。”

他研究一下键盘。他搞不懂键盘的配置。连字母都没有按照顺序排列。人人非得具有个人风格，人人以为自己是一片片独一无二的小雪花，其实他们只是一滴滴毫不足奇的小水珠。

最好从最简单的问题着手，让这个叫作谷歌的家伙暖暖身。

地球是圆的吗？他按键输入。

荧幕上迅雷不及掩耳地充满地球的影像、哥伦布的生平、圆周、曲率，令人目眩。弗拉基米尔原本以为谷歌只会简单回答是，或不是，但是，哇，这真是了不起。

他输入日本：筷子、东京的摩天大楼、维基百科的文章、旅游指南、蕈状云。

他输入膝盖，荧幕上冒出上千个膝盖的影像，还有每一块骨头、每一条肌肉、每一条肌腱的详尽分析，甚至包括从风湿关节炎到枪伤的诊断和治疗。

宇宙间的信息怎么可能浓缩在这个小小的金属盒里？他甚至没办法把一整只鸡塞进他的小烤箱，而这东西容纳了整个世界，感觉有点亵渎上天，即使对一个无神论者而言。没有人应该知道这么多事情。这肯定违法。他回头观望，一心以为身穿黑色西装的保安大队将会夺门而入、没收计算机、给他戴上手铐押走。但是周遭只见焦躁不安、动来动去的小伙子对着彼此噼噼啪啪发射红斑四溅的光点。

如果这部机器无所不知，那它晓不晓得他爸爸？

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他没有按下Enter键。目前还没有，因为他从来没写过他爸爸的姓名，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爸爸的姓名被写出。游标不耐烦地一闪一闪。此举又有何益？你必须往前看。不要回头。别管周边有些什么。你的身后只是废墟。

他删除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输入罗曼·奥西波维奇·马尔金。

他想要按下Enter键，但他已经从椅子上起身，慢慢后退。他是……恶魔，他哭了吗？

弗拉基米尔啊，你愈来愈没出息，变得了一块软趴趴、臭兮兮的起司。

好、好、没事。我出去透透气就行了。

“怎么了？”他伸手开门时、女服务生问，

“我喉头有个硬块。”他坦承。

“噢、天啊。”她说，她年纪轻到可以当他的儿媳妇，但她看着他的眼神，却像是他的妈妈。“是不是恶性？”

“跟塞尔盖说我不太舒服，跟他说我回家了。”

塞尔盖从洗手间出来时，他爸爸已经离开了。他在他的计算机前坐下。搜寻列里出现罗曼·奥西波维奇·马尔金，游标一闪一闪。嗯，他爸爸的伯伯。塞尔盖一时好奇，按下Enter键。

娜迪亚

二〇〇四年七月的一个早晨，莫斯科的一位外科医生解开娜迪亚头上的绷带。

“一切都会有点模糊。”医生说。娜迪亚睁开右眼眼睑，为时三年的黑暗逐渐褪逝。

外科医生的办公室有如一幅格哈德·里希特的画作，朦朦胧胧，略为失焦。（译注：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德国知名的抽象派画家，画风有种近似失焦的美感）当她伸长手臂，她数不清自己有几根指头，但她看得到指头在那里。鲁斯兰也在场。她悄悄握住他的手。

三位护士一听到鲁斯兰大叫，赶紧跑进医生办公室。护士们站在门边，举足不前，因为她们听过太多伤残病患、垂死之人、死者亲属的哭喊，对她们而言，任何一种痛苦的呼唤都不陌生。但充满敬畏、欣喜若狂的呐喊，听起来却不太习惯。

她恢复视力的第二天，他给她一套色彩样本，其中包含一千八百种叫得出名字的色彩。珊瑚红。乳白紫水晶。向晚的金黄。西伯利亚的赤褐。她反复研读，直到可以从冰淇淋冷冻柜、公园、晨空之中辨识出种种颜彩。编纂样本的撰稿人赋予每种颜色如诗般的名称，连诗人普希金都没办法挑剔。

他们在她出院八个月之后结婚。少女时代，她曾想象爱情像是一道蹿升的火光，划穿漆黑的夜空，她和鲁斯兰之间却是一种温暖的感觉，比较像是友情，而不太像是爱情。她倒是不介意。微温的火苗在手，胜过空中熊熊的火光。他用凡士林帮她按摩伤疤，她耐着性子听他一再讲述美国笑闹片。他们一起营造平凡而良善的生活。有些时日过得倒也相当不错。

她在沃尔昌斯克的六号医院产下一女，名叫玛卡。外科主任的女儿坚持跟她讨个纪念品，这个绿眼的小女孩是产科病房的福星，个性非常固执，好像守在桥头的小女妖。鲁斯兰只好给她一本他依然放在口袋里的观光手册。

导游生涯一画上句点，鲁斯兰的部长生涯随即揭开序幕。那位买下札哈洛夫画作的寡头大亨相当欣赏鲁斯兰，任命他暂代副部长。他以前的长官已经搬到美国一个叫作马斯基根的小镇，而且据娜迪亚所知，依然住在他儿子药局的地下室。身为副部长，鲁斯兰日常的工作大多是收受贿款。他的部属称他是“天生好手”。世间总得有人收受贿款来解决问题，这会儿似乎轮到了鲁斯兰，娜迪亚凭什么争辩。

服务大众的头一项工作是改善你个人的生活，为了表示明白这一点，鲁斯兰上任之后马上颁布命令，从札哈洛夫的那片牧野开始，清除埋设在他家乡的地雷。娜迪亚从来不曾造访那片牧野，只在画里看过。她听说鲁斯兰的前岳父——一个矮矮胖胖、跟叛军有些牵扯的老先生——曾把那里作为叛军的藏身处。有些人说他甚至把俄国士兵关在那里。鲁斯兰跟她说那片牧野早已荒芜，这会儿就算成了废墟，他们也不该感到讶异。

让娜迪亚讶异的是，当地雷全数清除、他们头一次返回牧野，鲁斯兰把她拥入他的怀中。她感觉他整个人搭在她肩上。牧野绿草斑驳，有如一幅塞尚的油画。她望向十几米的前方，草地一片朦胧，融入初春的天光。再过一年，她才看得清遥远的坡顶。

“怎么了？”她问。

“全都在那里。”他说，语气之中带着一丝惊叹。娜迪亚了解那种感觉——那种赫然发现过往与现今产生交会的悚然，那种恍然领会并非每一个回忆都是幻象的震撼。

她试图哄着他往前走，但他往前一靠，钻进她的臂弯。

“小屋和石墙重新翻修，后面的香料作物花园也重新播种。”他用简明的句子为她陈述眼前的景象，即使她右眼的视力彻底复原之后，他依然没办法完全改掉这个习惯。“全都在这里。”

“这么说来，哪些地方不对劲？”

“从何说起呢？”

“好吧，哪些地方对劲？”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她轻抚他的颈背，感觉他柔软的毛发滑过她的指腹。一只灰鸟飞过天际，灰白的阴影扫过地面。阳光照上她的脸颊，闪闪烁烁。他们很少在白天亲吻。

下午他们拿着铁铲走向牧野。鲁斯兰坚持走在前头，两人保持十二步的距离，以防万一。扫雷大队已从山坡上清除二十三枚的地雷，坑洞重新填上泥土，跟人孔盖差不多大小。坑坑洞洞之间冒出两个地雷爆炸留下的深坑，一个在香料作物花园的尽头，另一个远在山坡上。

“我不知道他们丧生在哪一个深坑。”他说。“我不知道这里有两个深坑。”他眉头一皱，双手微微颤抖，看起来似乎被他不知道的事情吓得发呆。时间愈久，他不知道的事情愈多，实在令人心惊。

他爬进两个深坑，筛滤泥土，寻找尸骨。他伸手攀过坑口，把他找到的东西搁在草地上，回头继续搜寻，好像一个扑身搜寻铜板的小孩。几片粉红的丝绸。一颗斑纹的褐色纽扣。几条烧焦的凉鞋鞋底。一卷砸得粉碎的录音带。她拼凑破裂的塑胶壳面，勉强辨识出销毁了一半的信息：“献 里 亚，以 紧急！第一辑”。

鲁斯兰把长裤卷到膝盖，手脚被泥土沾得乌黑，娜迪亚看在眼里，不难想象他小时候肯定是个始终被妈妈拿着扫帚追打的小男孩。他找不到其他可以埋葬的东西，于是他把这些物品分成两堆，分别搁放在深坑坑底。下午其余的时间，他把赭红的泥土铲入两个深坑，直到傍晚才歇手。他没有尸体可掩埋，只有坑穴可填满。

其后的岁月，他们春天和夏天到小屋度周末，其余时间住在格罗兹尼。鲁斯兰从十几个迫切性更高的基础工程挪用几笔经费，重新修建乡土博物馆。娜迪亚回到馆中工作，担任修复部的主任。她完成她那篇以审查员罗曼·马尔金为题的博士论文，同时设立了一个网站，登录他修改伪造的图像。

一个夏日，一位访客来到小屋。这位年轻男子一头短发，身上那件牛仔裤宽松到套得下六条腿。鲁斯兰带着玛卡在山坡上玩耍，娜迪亚看着那位陌生人向他们走来，一张地图摊放在他的双手之间，地图并未随着微风吹拂而折起，因为它被裱放在一个金叶镶边的画框里。

她系紧头巾，静候鲁斯兰，然后一起走向他。

“你看起来迷路了。”鲁斯兰说。

年轻男子回头一瞥沿着远处山坡缓缓攀升的青绿石阶，牧野一片空旷，青嫩草尖随着微风轻轻摇摆。“这里真是宁静。”年轻男子边说，边把那张加了框的地图从他们眼前拿开。“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是否有人被地雷炸死？”

鲁斯兰跨向年轻男子，一把抓住他的颈背。娜迪亚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你把话说清楚。”他说。

年轻男子举起地图，地图中的山坡和眼前的山坡，轮廓完全吻合，他们这才看出那幅地图是什么。

客厅里，年轻男子一边喝茶，一边说明来意。他已获知他哥哥丧生在画中描绘的山坡上，他希望亲自过去看看。鲁斯兰问他怎么拿到这幅油画，他摇摇头，微微一笑，好像想说生命或许近乎完美，唯独讲不出道理。“你们有没有看过《瞒天大谎》？”他问。

鲁斯兰的手指轻轻滑过镀金的画框，深深吸一口画布呛鼻的霉味。娜迪亚静静观察他。两个以墨笔细细描绘的小人跑向坡顶，鲁斯兰伸出指尖盖住两人，好像想要探测他们是否流露出暖意。

两位男士爬上山坡之时，娜迪亚跟玛卡一起待在屋里。

“有人告诉我，这里战时曾经关了两个俄国士兵。”鲁斯兰说。“他们重新修建这个地方，老实说，修建得满好的。”他折断一片薄薄的薄荷叶，递了过去，年轻男子咬住叶片，含在嘴里尝一尝。他们爬向两个墓碑。“当初回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两个地雷爆炸的深坑。其中一个说不定是你哥哥的葬身之处。”

年轻男子单膝跪地，拉开他帆布袋的拉链。内衣裤和卷成一团的袜子之间搁着三个酸黄瓜罐，其中两个装着骨灰，第三个空空如也，他挖了一手掌的泥土，倒进那个空着的酸黄瓜罐里。“我们小时候假装世界末日将至，他经常爬进太空舱里，轰轰烈烈地飞向太空。”

鲁斯兰眯着眼睛，望向地平线那一端，日光灼灼，有如银闪闪的流水。这里曾经发生爆炸。他的世界曾经宣告结束。他人还在这里。

“我想我该走了。”年轻男子说。

鲁斯兰尚有一事未了。“除非留下札哈洛夫。”

“你说什么？”

“那幅油画。油画必须留下来。”

“但油画是我的。”

“这里才是油画的家。”

年轻男子柔润的脸庞好像一块融化的白蜡一样愈来愈僵硬。“我这就走人。”

鲁斯兰往前一跨，距离近到闻得出年轻男子嘴里的薄荷叶片逐渐枯萎。“在我看来，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把画卖给我，我会开车送你去机场。或者，我从你手里拿走油画，你自己想办法回去。你人生地不熟，而且离家十万八千里。你放聪明一点，好好选择。”

“回忆是唯一真实的资产。”年轻男子说。“语出纳博科夫。”

“言之成理。好，你决定如何？”

年轻男子带着皮箱上路，皮箱里装着三个酸黄瓜罐和一万美金，飞往黑海的一个度假小镇。连着三天，他沿着海滩漫步，双脚没入黄褐的细沙，苍白的脸颊被晒得永远红通通。那片海滩比他所知的任何一块土地都靠近太阳。到了第三天，他把他的帆布袋甩到肩上，走向海滩。他举着一张破旧的明信片，循着海岸前进，直到站上明信片描绘的那一处。没有人会强迫他卖掉那张明信片。那些涂了厚厚一层防晒油、衣衫单薄的泳客们，说不定猜不透这位身穿豹纹泳裤、瘦巴巴的年轻小伙子为什么带着三个酸黄瓜罐下海，但他们很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浪涛涌起，把他打入有如隧道般阴暗的青蓝海水之中。一圈圈海水在他的颈间缓缓散开。浪涛再起，轻轻漫过他的躯体。他一只手臂仰泳，另一只手臂把三个酸黄瓜罐搂在胸前。银白的鱼群在他身侧飞快地游动。他果真来到黑海，他简直不敢相信。当他游得够远、防波堤早被抛在身后，由此远眺地平线，整片大海似乎只属于他。他旋开盖子，放手让一个个罐子沉入深邃的蓝海之中。

塞尔盖

他帮他爸爸买了一支智能型手机，当作生日礼物。

“我已经有一具电话。”他爸爸说。“它被电话线连在墙上，所以不会被偷，也不会不见。你倒是说说，谁的电话比较聪明？”

“我帮你买手机，因为它具备相机功能。你看看。”塞尔盖说。他按下电源键，手机卡启动。“它有两个镜头，一个朝外，一个朝内，面向着你。”

“我们这个时代还真复杂。”

“它可以用来自拍，这样一来……”

他爸爸轻蔑地哼了一声。“讲话文雅一点。”

塞尔盖走向房间另一头的墙边，墙上挂满他爸爸的肖像照。每次想要讨论一个难以启口的话题，他就挑选其中一张容貌比较和蔼的照片、对着照片中的爸爸说话。“嗯，留下这么多空间挂照片，你未免太过乐观，不是吗？”他边说、边朝着最近拍摄的肖像点头，照片另一侧的墙面一片空白。

“那是留给你的。等你当上爸爸，你可以把你的照片挂在墙上，让你儿子觉得你是个容易受骗的自恋狂。”

“嗯，这么说来，我们还是指望你长命百岁吧。”塞尔盖说。他朝着自己的拳头轻咳。“两年前，我找到一个艺术史学者的网站，她住在格罗兹尼，她的博士论文以你伯伯为主题，也就是那个审查员。”

他爸爸什么都没说。

“她正在策划一个以他为主题的特展，好像会在圣彼得堡展出。”

“据我所知，挖开坟墓、四处展示骸骨，依然算是违法。”他爸爸说。

“我觉得挂在墙上的旧照片不算违法。”

“就因为某件事情不算违法，并不表示你应该这么做。”

“你的墙上挂满旧照片，哪有资格置评？”

他爸爸噘起嘴唇，发出类似放屁的声音，以示回应。塞尔盖啪的一声、重重坐到沾了茶渍的扶手椅上。他当然知道他爸爸键入搜寻罗曼·奥西波维奇·马尔金，留在荧幕上让塞尔盖瞧见。他们父子都不敢直接要求，生怕流露出脆弱的一面，反而变得异常敏感，小心面对彼此的暗示。塞尔盖经常做出提议，而他爸爸经常予以拒绝。他爸爸愈是抗拒，塞尔盖愈是感觉自己触及他爸爸内心深处那个毫不遮掩的角落，说不定甚至打动他爸爸的心灵。

“爸，跟我一起去。”

“门儿都没有。”

弗拉基米尔

特展开幕的那个傍晚，七月的暑气有如一团黏稠的糨糊，尼夫斯基大道的车潮之间溼气凝滞。弗拉基米尔的手表显示七点半。太阳在空中闪闪发光，照在他脸上暖洋洋，感觉像是午后。太早、还是太迟——弗拉基米尔再也说不准。

“我们进去吧。”塞尔盖说。他们已经在街上绕了一小时。“典礼快结束了。”

街角一个瘦高的冰淇淋小贩跪到地上，把头伸进冰库里。

“你觉得冰库跟烤箱发挥同样功效吗？”弗拉基米尔问。

“我觉得他只是想要保持清凉。”

弗拉基米尔瞄一瞄街道，看看有没有另一样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器物。应该不难找。最不可思议的伤亡都发生在主要城市的市区。光是站在圣彼得堡的街角，你的性命就陷入险境。

拜托让我还没有走过冰淇淋摊位就一命呜呼。

他走过冰淇淋摊位。

拜托让我还没有走过那个卖太阳眼镜的盲人就一命呜呼。

他走过太阳眼镜摊位。

画廊阴森森地在前方等候。擦得发亮的门把一闪一闪。如果他现在就一命呜呼——心脏病发作，或是遭到雷劈——临终的那一刻，他会觉得自己逃过一劫，不必面对画廊里等着他的种种状况。

拜托让我还没有开门就一命呜呼。

他开门。

几位出席的访客漫步观展。弗拉基米尔不会记得任何一位。他只会记得他帮他儿子开门、踏入凉爽的画廊、抬头一看、赫然望见他伯伯的大头照。这张脸部的特写放大到两米高，直直地盯着他。罗曼·马尔金：1902-1937。

“你还好吗？”他儿子问。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靠在塞尔盖身上。“对不起，你的腿。”

“我的腿还好。怎么回事？”

“一九三七，那一年我跟我老师说我伯伯是个间谍，没错，一九三七年年。”

“错不在你。”

“我以为他说不定被关个几星期，直到上级发现他是无辜。他怎么可能因为某件他没做的事情被枪决？”

“那段时期进行整肃。他只是运气不好，如此而已。爸，你只是个孩子。”

一名身穿长裙、妆化得太浓的女子走过来，她的左脸布满一道道愈合的伤疤。

“我只是个报马仔。”弗拉基米尔说，然后又转头看着那张大头照。“报马仔。”

女子罩衫上的名牌写着：娜迪亚·杜柯洛瓦，策展人。

“谢谢前来参观。”策展人说。

伯伯，他心想。

“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她说。

伯伯，他心想。

“画廊快要闭馆了。”她说。

伯伯，他心想。

“他还好吗？”

我不想死。

“先生？”

还不想。

“爸，你需要看医生吗？”

还不想，儿子啊。

塞尔盖伸手抱着弗拉基米尔的腰，帮他站稳。“我扶住你了。”他说。弗拉基米尔让塞尔盖带着他走向一把木椅，椅子旁边摆了一盘起司，起司切成一个个蒙着水气的小方块，大家碰都没碰。女子拿着一本展册帮他扇风。

“你还好吗？”她问。

塞尔盖用力捏捏他的手，请他安心。“问她那些你非问不可的问题。”他说。“你非问不可。”

我那个混蛋儿子怎么了？这个他摇身一变的聪明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位审查员、这个罗曼·马尔金──”弗拉基米尔朝着放大的大头照点点头，照片是审查员遭到逮捕的那一晚、在克列斯提监狱拍的。“──请跟我说些关于他的事情，拜托。”

策展人盯着她的手表，嘴角紧抿，苍白的脸孔露出不确定的神情，但从那叠无人阅读的展册、那盘碰都没碰的起司判断，特展开幕的出席状况显然不佳。说不定这两位访客真的感兴趣。

“据说他是苏联最具才华、最有效率的审查员。”她说。“他的技艺无人能比，如果他专注于绘画，而非审查，这个展览肯定不是他头一次个人特展。”

“他为什么遭到逮捕？”弗拉基米尔问。

女子伸出食指，指尖轻轻相碰。“原因不明。一九三七年，他被控跟一个据称涉入波兰间谍网的芭蕾舞者扯上关系，因为这个莫须有的指控被定罪。法庭纪录登载了一份照本宣科的招供，但是审判庭的证人们说他拒绝作证，或是招供。”

“但是，为什么？谁告发他？”

她耸耸肩。“一九三七年间，他为国家服务，没有所谓的为什么。你在一家理发店工作得够久，迟早会轮到你被剃头。”

他大可立刻掉头走向大门。塞尔盖肯定能够了解。他们的侧影漫过馆内空荡的地面。策展人瞄了一眼她的手表，回头看看他，稍做犹豫，然后问了一句：“你们想要参观吗？”

她带着他们沿着画廊的一侧前进，边走边解释治安单位多么惧怕影像的力量、修图与审查的沿革、如何墨染涂黑、如何使用喷枪操控影像、早期如何利用这种现代科技修图、如何改进。他倚着塞尔盖。他们走过一整墙脸孔被涂黑的男人和女人。

另一侧的展室里，一幅亨利·卢梭绘制的丛林狸猫悬挂在玻璃架上。他绕着油画走了一圈。油画旁边挂着一幅十九世纪的田园画，画中一片柔和的青绿与嫩黄。

策展人在说话，塞尔盖在点头，但弗拉基米尔什么都没听见。一只丛林狸猫踏过茂生的野蕨，蕨叶朝着两侧散开。有如餐盘般圆硕的树叶在头顶上噗啪作响。血红的太阳闪闪发光。

“我的研究就是从这里起头。”策展人边说、边带着他们走回中央的展室。“在马尔金的审判中，检方用了这张照片。但它也包含了马尔金的诸多谜团之一。你们仔细瞧瞧，有没有看出任何不寻常之处？”

在头先看到的一张照片中，一只手悬浮在舞台之上。未经修图的原片并排悬挂，研究人员在一个贴错标签的档案柜里找到一截苏联时期残存下来的底片，冲洗出这张原始照片。弗拉基米尔仔细端详舞者：聚光灯打在一绺绺黑发上，光影斑斑；细长的眉毛微微扬起，双眼略显灰白；一顶黑羽毛的头饰；耳朵的模样没什么特别。

伊莉纳·波诺娃，1932-1937，“基洛夫芭蕾舞团”（现称“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解说卡写道。她被控参与一个波兰间谍集团，涉嫌叛国、动乱、破坏，职业生涯至此画上句点。你若看看马尔金修改过的照片，你会发现他让波诺娃的一只手悬浮在舞台之上。这是无意的疏失？对观看者发出警告？表达异议的举动？实难判定。请看看两张照片的背景。倘若仔细观看，你说不定会发觉经过删修的版本之中多出一个人……

他转头看看那张经过删修的照片。

“罗曼·马尔金做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策展人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每次从照片或是绘画中涂掉一个人的脸孔，他就嵌入另一人的脸孔，几乎毫无例外。”

你爸爸就在那里，他伯伯曾跟他说，隐身背景之中，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他的地方——哪里？伯伯，他在哪里？在灰暗的西装之间？在将军的肩章之下？不、不、不、不、不，天啊，终于看到了！他置身观众之间，一双灰眼，一头乱发，神情安详，依然健在。你以为你已经永远忘了他的脸孔，你以为他已被删除，再也不存在，你以为你已经失去他。但你瞧瞧，他坐在第三排，遥望某处。他看的不是舞者，而是你。此时此刻，人生的暮年，你找到了你的父亲，认出了你的父亲，周遭顿时向你聚拢，你游荡多年的世间，感觉有如草刃般狭隘。

“你若沿着这面墙往前走，你会注意到这人出现在每一个经过删修的影像中。”策展人继续说。“作品的解说会告诉你确切位置。他有时是个男孩，有时是个男人，有时上了年纪。马尔金通常把他嵌入被审查者经过删修之后留下的空白。”

“他是谁？”弗拉基米尔几乎说不出口。

“多年以来，我始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她说。

他倚着塞尔盖的臂膀，好像游行似的沿着墙壁前进。照片和绘画按照年份排列——不是创作或是删修的年份，而是马尔金嵌入那人的岁数。

他爸爸如同一个小伙子，爬上一部牵引机。

他爸爸如同一个叛逆的少年，身穿宽松的褐色夹克，高举长柄叉戟，飞奔冲过十月的街道。

他爸爸身穿暗色西装，头戴蓝色鸭舌帽，一只手揽着一名女子，细看之下，女子竟是弗拉基米尔的妈妈。

他爸爸牵着五岁大的弗拉基米尔。

他爸爸如同一位科学家。

一位政客。

一位厨师。

一位农夫。

一位建筑工人。

一位工厂工头。

一位夜间警卫。

一位小提琴手。

一位祖父。

他看着他爸爸随着背景中的每一个影像逐渐老去。他的头发愈来愈灰白，愈来愈稀疏，最后几乎像是蛛丝般的工笔画。他的皱纹先是轻轻勾画，而后沉沉蚀刻，最后深深印入日渐松弛的五官之中。在最后一幅画作中，他爸爸拿着手杖站着，自外于一群兴高采烈的工厂工人之外，带着饶富兴味的微笑凝视远方。那个他爸爸说不定变成的男子，看起来就是弗拉基米尔的模样。

我值得吗？他默默地请问画中之人。我活了这么久——我究竟做了什么、值得活到现在？

他靠入塞尔盖的怀里，那天第二次，弗拉基米尔感觉自己在他儿子的怀里恢复了清白——这孩子不知何故地原谅了他，这会儿不知何故地支撑着他。

“我知道这不容易。”塞尔盖说。“你做得好极了，我以你为荣。”

谢谢你。

策展人跟着他们走到最后一幅画作之前。“很了不起，不是吗？如果罗曼·马尔金心存任何善意。”她说，“这个男人便是善意的化身，不管他究竟是谁。”

他有如世纪般漫长的一生渐渐聚焦，缓缓消逝。他闭上双眼。他一直闭着。他睁开双眼。“你猜不出他可能是谁？”

“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她问。

我爸爸，他心想。

“他的兄弟？”她问。

我爸爸，他心想。

“他的儿子？”她问。

他的心脏几乎承受不了这一刻。

“我爸爸。”他回答。

娜迪亚

小屋出现在眼前，屋后即是山坡。她婉拒司机的好意，自己把行李提到屋里。

“哈啰？”她大叫，但是无人应答。她没有整理行李，悄悄把皮箱放进玄关的柜子里。她走进厨房，帮自己倒了一杯水，对着一叠肮脏的碗盘皱眉头。她望向窗外，看到女儿从山坡飞奔而下，两只手臂好像风车似的胡乱挥动，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下来。山坡坡底，鲁斯兰搁下敞开的公文包，抬头一望。他站起来，伸伸懒腰，跟着小女孩一起爬上山坡。向晚的太阳在他们的身后散放出万道金光，勾勒出两人漆黑的侧影，厨房窗户的松木格架有如画框，父女二人不知不觉地成了画中人物，而这件艺术精品，只有她得以观赏。

她欣赏了一会儿，然后从后门走了出去，让自己也成为画中的一人。

终曲

外太空，年代不明

科里亚

轰然爆炸：金黄炽热、有如喷泉的热空气，突如其来、逐渐增强的失重感。乡间小屋、石砌矮墙、我曾居住的水井、细心照拂的花园，全都随着我脱离地球表面而远去。小小的莳萝种子从我的掌中四散纷飞，有如繁星般密布天空。

我醒来。

由坚固的舱窗往外看，太阳有如一只闪闪眨动的黄眼睛。但它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太阳，而是一颗缓缓坠入银河的星星，银河有如一条银闪闪的薄绸，慢慢将之掩没，但一时之间，它依然比其他星星更圆润、更明亮。

航经冥王星、继续行进五亿万千米之后，汽化器停止运转，舱房变得有如沙漠。我从未感觉如此干燥：空气仿佛缓缓烧灼，微微刺鼻，干燥到令我的关节嘎嘎作响，我捏一下自己，松开手指，许久之后，拧压之处依然明显。

我拂开灰尘，摸摸额头，手指贴着肌肤。疼痛有如虹彩般炫目。我想象瘀青散发出灼灼的紫光与红光，我只愿有面镜子，让我再一次看到那些色彩。我转身朝着舱窗移动，铁板簌簌沙沙，逐渐起皱。我的制服里还有一层层锡箔纸，帮我维持体温。

我肯定已经航行了好多年才来到太阳系的尽头，但我感觉我才刚刚抵达、刚刚醒来。

我又开始咳嗽，比先前更加剧烈。气管某一处始终受到压迫，戴上透气的保暖帽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眼镜、泡泡棉、胶带制成牢靠的护目镜，庇护我的双眼。一片邮票大小的皮肤从我手腕上脱落，缓缓飘向空中。我正化为灰尘。再过不久，我会被自己闷死。

我再擦擦玻璃窗，凝视浩瀚的太空，但是每一点星光都微小到用顶针即可掐灭。钛合金与热能衬里的舱壳之外，气温低于绝对零度。入舱口的两侧装设了太阳能面板。一个紧急燃料室储备了足够的能源，足使宇宙飞船抵达柯伊伯带之前再过滤一、两次空气，排除废气。（译注：Kuiper Belt，柯伊伯带是位于海王星轨道之外的小行星带。）

想想那道最后的地平线：甲皖晶体、氨气、岩石沿着椭圆的轨道飘浮，越过此处就不再是太阳系的范畴。即使备有探测系统，这艘宇宙飞船也无法穿越。就算可以，接下来呢？想想紧急燃料室、经过过滤的空气。若不是用来过滤空气，我应该如何运用最后一些能源？我可以再吸几口干净的空气、再多撑一会儿，或者我可以启动太空舱的计算机，播放那卷录音带。

○　○　○

宇宙起源于那张爸爸挂在卧室墙上的化学周期表。卤素族有如阳光般黄澄，过渡金属族一片靛青，化学元素比房间其他各处更多采多姿。周期表在我俩的床铺之间画上一道涣散的彩虹。

爸爸以浑厚的嗓音描述质子的合成重量、无法标示的电子轨迹。他的声调微微颤抖，好像喉咙里有颗嘎嘎滚动的珠子。你跟我一起坐在地上一张缺了椅脚的椅子上，听他解释宇宙大爆炸。他说大爆炸之后，仅有氢原子和氦原子两个自然生成的元素。氢原子与氦原子凝聚为气体云团，而后云团转变为星体，在极度的高温下，质子在星体中不断熔合，每一个重量超过氦原子的元素都熔入有如核能反应炉的星体，然后随着超新星轰然飞越宇宙。

“比熔炉里面更热吗？”你问。

“热几百万倍。”爸爸说。他把香烟指向编号二十八的元素，久久没有移开，致使号码受到香烟烧灼，消失在一圈烟灰之中。“熔炉里的镍，最初就是来自超新星。”

爸爸一一列出，不胜枚举：工厂油漆里的铅，蒺藜刺网里的铁，商人嘴里的金牙，伪造钱币里的铝，空气中的硫，警局监禁室底下渗漏出来的氡，这些全都来自超新星。

我们也在那年夏天到水银湖游泳，湖里的水银来自超新星，种种不寻常的化学物质、那张拍立得照片里的镁，也都来自超新星，照片凝结了你、我、妈妈的影像，你和我身穿豹纹的比基尼泳裤，手臂箍住妈妈苍白的臀部。拍立得相机还没有吐出相片，爸爸已经丢下相机，大吼大叫地纵身抓住妈妈，在那个晴朗的夏日，妈妈在一朵朵酒红色的巨云下笑得歇斯底里，大声尖叫。啊，活生生地在地球上，感觉是多么不真实。

*　*

我飘向无止无尽的黑夜、星光照耀的境地。太空舱航经土星星环，不久之后，噩梦停止。我的眼前再也没有出现幻觉。或许我已经成了幻觉。我望向观测窗外，凝视着那片把我纳入梦境之中的漆黑。

艾列克赛。失忆之境抛出这个名字。我轻声叫唤。我把你带回来了。

我多久之前就已缓缓死去？清楚表达思绪，感觉只需一瞬间，其实却已飞航一百二十千米。我腕上的手表早已停止运转。即使我想要、即使我尝试，我可以靠着一个了无生迹、缓缓绕着恒星公转的星球估量时间吗？我还能够凭借什么判定虚实？

拿着蓝色随身小刀。在观测窗上方勾勒左手的轮廓。循线刻绘我的指头、长满老茧的指关节和指尖，我的手即是一张复写纸。太空舱的地上、天花板、墙上布满另外数千只循线刻绘的左手。我想起照片里那一双双画在山洞石壁上的手。我伸出手掌，抚过布满刻痕的舱板。一道道刻痕象征着一段不受限于回忆的过去，只有它们让我意识到我不是永远只剩下今日。

当灰尘稠密得令我窒息，能见度将会递降至零。那片太空舱缓缓飘越的漆黑终将渗入、终将称胜。舱内的地板下有间紧急燃料室和几条红色的电线，电线接上仪表板上一个形若鹌鹑蛋的红色按钮。盘绕于裸铜线圈之间的能源足以再度过滤舱内的空气，或是供给录音座所需的电力、让它播放一小段音乐。

当我居住在地球上，我经常从我的床上看着沉睡中的你。你靠在金字塔般高的软垫上，戴着耳机听音乐。你听着听着睡着了，整个人软趴趴地滑到床垫上，软垫高高叠架在你的头上。有一次我在你的哭喊声中醒来，一个软垫掉下来蒙住你的脸，我开灯，移开软垫，你的脸颊潮红，空洞的双眼中流露出一丝战争遗留的恐惧。

“那里什么都没有，艾列克赛。”我说。

“真的？”你问。

想想那些信念坚强、把他们的手掌印在山洞石壁上的先人。想想空中的繁星，穹天之中，繁星有如一个个孔隙，点点星光刺穿天幕，外太空的光芒由此渗入，闪闪发亮。那些孔隙是入口、还是出口？这座太空舱将航向哪一片漆黑？

*　*

我们的爸爸将任务交托到我们手中。从表面上看来，任务的要旨是把一个人送上轨道、让他将核战灾祸的第一手资料传回地球。但我们更具企图心。我们知道核战的意义为何。我们热爱祖国。若想称胜，其实很简单：人类最后一位幸存者会是苏俄公民。

爸爸办公室的烟味好重，当他坐下来指示我们如何建造太空舱，那张长沙发几乎喷出烟雾。我们已经具备所需的一切：一个生锈的大货车车头当作船舱，一把陈旧的牙医椅当作驾驶座，一个肮脏的鱼缸当作舱窗，一个只听得到杂音的手持收音机，一个破旧的电池，电力所剩无几，要么用来发动那座权充空气滤净器的桌上型金属风扇，要么用来启动盒式录音座。美国人的科技或许比较先进，但我们的想象力比较丰富。我们把一卷卷锡箔纸套在扫帚的把手上，绕着货车车头跑了又跑。我们用鞋油在太空舱的正面题上USSR。我们挑战科技的极限，突破学术期刊从未刊载的重大发展，运用巧思制造出符合我们需求的零件。驾驶座只容纳下一个人，而我是长子。

有些时日，地球上的微小乐事带来光明，足使教堂中的黄金圣像相形失色。从屋顶上纵身跃入洁白的新雪。妈妈葬礼的隔天早上，把碗盘一个个从窗户往外丢。我着实幸运。

当太空舱航经土星，一环环冰粒与碎石散发出璀璨的光芒，有如上万座崩坍的摩天高楼。庞大的气态行星不停运转，雾蒙蒙的地表缓缓回旋，好像小碟里慢慢搅动的白脱鲜奶。我想到农神萨图努斯、那位吞食自己子嗣的众神之父，（译注：土星之名来自希腊罗马神话的诸神之一“Saturn”，萨图努斯是宙斯之父，农业之神）我哀悼消逝的未来，只有为人父母与悔过之人才得以感同身受。

观测窗外一片虚无，浩瀚无际，超越善恶。但我仍有疑念。我生来即有疑念，我善加珍惜，将之视为最后的启示，好像我打了电话、听到回复、却听不出我说出的是自己的话语、还是复述我所追寻的答案。

我扭开收音机。

脱离地球轨道三星期之后，来自地球的信号就已停顿。杂音当道，我唯一的同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大爆炸遗留的电磁波。一百三十七亿年来，这个一成不变的杂音回荡在各个频道之间。创造之举历久不衰，即使生成之物早已凋零。这一点我无法质疑。

灰尘有如砂纸般刮擦我的喉咙。别咳嗽。别惊动空气。压下痒痒的感觉，调高收音机的音量，直到乐声盈满舱房。说不定那是天主的声音。

*　*

最后一天，你把我叫醒。你神情焦虑，上气不接下气，一副地球真的即将毁灭的模样。“是时候了。”你一直说。“是时候了。”你叫我坐在牙医的椅子上，帮我系上肩带，悄悄把机车安全帽套在我头上。某处传来妈妈的声音，呼喊我们两人的名字，叫我们上楼吃早饭。空中依稀飘来煎薄饼的甜香。我怎么跟这一切说再见？

你跪到驾驶座旁，拉一拉控制杆，转一转控制钮。

“艾列克赛，我要去哪里？”

“你将前往浩瀚无边的陌生之地！”

“我要去哪里？”

“你将越过时间与空间的最后疆界！你将是最后一个幸存的人类！”

“我要去哪里？”

我们一起从十开始倒数。

点火启动三秒钟之后，我的头猛然往后一仰，太空舱在一柱柱白烟滚滚的火光中升起。火箭猛然冲向同温层；我转头望向观测窗，火箭的尾焰在空中画下一道道条纹，用罄的导弹发射井散布地面。神明凭借着什么想象力、创造出如此不尽完美的生命？

想想我们的地球。美国和苏联拥有的核武足以一再摧毁所有生物。天空布满尘埃，周遭伸手不见五指，就算没被烧死，也难逃窒息的命运——同样境遇似乎随着我来到太阳系的尽头，逃也逃不了。辐射线会让每一种生物产生突变。我离家上战场时，葛莉娜已经怀了身孕。

仪表板上安装了一个盒式录音座，以便播放重要演说，借此激励航天员的士气和外太空普罗大众的革命热忱。宇宙飞船发射的那天早上，你悄悄把一卷卡带塞到我制服的口袋里。《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

“这是进一步的指示、终极的信息；最后的道别。”你解释。

飞往月球的半路上，我决定等到最后一刻再听这卷卡带。起先我生怕卡带里收录了我永远无法回报、令人难以承受的深情。然后我生怕卡带里灌录了忏悔、对质、怀藏已久的秘密，若是聆听，我说不定会像个报复心深重的神祇，睁着血红的双眼瞪视人类。如今我已经到了可以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刻，其他种种皆是多余。

不管收录了什么，这卷卡带将为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播放最后一首歌曲，也将为我解释我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我应该播放卡带、还是再吸一口过滤的空气，我暗自衡量，卡带跟着我静候决定。

*　*

尘埃随着我碎裂的身躯渐趋浓重。我皮肤的表层已经干裂，化为粉末飘入空中，所谓的“我”只是一副赤裸、粉嫩的躯壳。就是如此吗？我们就是这么走到终点？盲目茫然？满心绝望？

我把戴着护目镜的双眼贴向观测窗。擦拭玻璃，观望窗外，一再擦拭，一再观望，反复了数千次。有次忽然瞥见冥王星，卡戎卫星紧随在侧，远方繁星点点，掩没天际。

单凭肉眼怎能看到这种景象？地表乳白，岭谷相间，起起伏伏。当你计算上升速率，可曾想象这副光景？不，你绝对想象不到。诸多未必尽然的事端，因缘际会产生交会，你只能说这是奇迹，不然还能如何形容？在离家如此遥远的太阳系边际，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星球。

它瞬间即逝。我歪着脖子，尽量贴着玻璃窗，但是它已经远远落在后方。太空舱飘过众神的掌握。冥王星与卡戎卫星护送我继续前进。我转身飘离窗口，胸口噗噗通通，感觉我的灵魂终于脱离重力，缓缓上升。尘埃再度蒙上观测窗。我看不到我伸手扭开的安全装置。我看不到紧急燃料室形若鹌鹑蛋的开关。一阵好像风扇转动的呜呜嗡嗡划穿黑暗。

从塑胶外壳中取出卡带。《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插入卡带，转动按钮，按下开关，呼呼隆隆的扬声器中传出她的声音。

BUM BA-DA-DA DUM BUM，DUM DUM DUM。

没错，是她。她扯着小野猫般的嗓门，胡乱哼唱《胡桃钳夹子》第一幕的进行曲，好像失心疯的聋子或是神经病。她的声调是如此激昂、如此高亢，令人怀疑那副纤细的身躯怎能发出这种声响。然后你也插一脚，起先只是打节奏，接着加入你自创的无音调伴奏。你胡乱敲打，节拍抓得还不错，但是五音不全，连一个音都唱不准；碗盘哗啦哗啦，好像敲锣打鼓；原来你在葛莉娜的厨房里。我看到了，我晓得了。“你不可以听着进行曲跳华尔兹。”你曾在雾气蒙蒙的水银湖畔说，但我教你怎么跳舞。

卡带一播放到底，我就倒带回到开头，喃喃跟着你一起哼唱。我一再倒带，直到能源耗尽的警告灯在尘埃中投射出一道圆弧暗红的光影。我按下播放键，在你渐渐迟缓、语音失真的声音中，我知道是时候了、到此为止，我们已一无所有，我的末日将至。

你已经等待我航经火星、木星和土星的每一个星环。我穿越整个太阳系，只为了聆听你和葛莉娜糟蹋柴可夫斯基，我知道这样真是愚蠢、真是荒诞。如果世间真有一种完美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这卷卡带。如果天父真的有个声音，那就是你和我话语。

我曾亲吻的锁骨包含着钙。晕红的两颊包含着铁。我们在一个个原子印上我们亲昵的标记，殊不知它们源自一场惊天动地、至今依然在宇宙中留下虚无的大爆炸。闪闪烁烁的光子承载着回忆，穿过漫长、漆黑的虚无，传递来自远古的光芒。我们也将随之同行，因为啊，我们也是一个个微小而神秘的粒子。

哪一个梦境之中，宇宙空旷的边际保存了这个活力盎然的回音？哪一句祷词之中，最后一位幸存者不至于孤零零地死去？哪个人想象得到你会和我一同置身在离开地球如此遥远之处、共享地球无尽的恩慈？

从头到尾再播一次。

从头开始。

让我如愿。

拜托。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人物表

A面

花豹

圣彼得堡，一九三七年

孙女们

基洛夫格勒，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

格罗兹尼观光局

格罗兹尼，二〇〇三年

高加索之囚

车臣高地，二〇〇〇年

中场休息

我们一无所有

圣彼得堡，二〇一〇年；基洛夫格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B面

白森林之狼

基洛夫格勒，一九九九年

人民的殿堂

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特展

圣彼得堡，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

终曲

外太空，年代不明